研究室工作经验总结范文
时间：2023-02-26 15:07:12
研究室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1篇
大家好！感谢提供这个演讲的机会，向大家介绍自己，接受检验，让大家加深对我的了解，增进对我的信任和支持。
我叫xxx，女，35周岁，中共党员，法律专业大学文化程度，现任胶南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我于1989年以胶南市公务员招考政法类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胶南市检察院工作，历任书记员、助检员、检察员、团支部书记、机关工会副主席、研究室副主任等职，是青岛市优秀共青团干部，胶南市青年岗位能手、胶南市青联委员。
本人性情适中。日常工作和生活中，能够用《国家公务员标准》、《检察官职业道德规范》和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立场坚定，思想进步，坚持原则，廉洁自律，宽厚稳重，热爱学习，工作严谨，作风正派，爱好广泛，特长突出。本人主持过本院大型文艺活动，硬笔书法曾获胶南市总工会“最佳作品奖”，知识竞赛和演讲比赛多次获胶南市和青岛市检察系统一、二、三等奖，发表的诗歌三次登上《山东检察》卷首语；喜欢乒乓球、网球等体育运动，良好的体育锻炼保证有健康的身体干好工作；业余时间喜欢读书看报，音乐摄影绘画粗通，保证本人文学、艺术和理论修养较好，思想情趣较高；热心社会公益活动，在完成第一个春蕾女童的六年资助计划后，在今年4月又以每年600元的学费开始两名春蕾女童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资助（青岛市妇联）。
本人工作经历和经验丰富，锐意进取信念强，综合素质较好，角色转换能力突出，在不同的岗位上都能取得较好的业绩，基本符合组织上提出的锐意改革、政绩突出、业务过硬、勇于争先的标准。 &n
bsp; （二）在学习上知勤知勉，不断提高政治和业务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和作为检察干部的原则立场，增强了驾驭本职的能力。入院18年来，我严于律己，自我加压，从入院至今，先后十余次代表胶南市检察院外出参加各类比赛，并最终不辱使命、抱奖而归。主持共青团工作跻身青岛市五四红旗支部。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每一个奖项的背后都有组织和干警不知道的艰辛付出。默默承受的艰难和屡战就要屡胜的无止境，常常让自己也觉得很疲倦很想逃避，如果不是有锐意进取的信念和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在支撑，我不可能在疲倦的累倒后还能再坚强的爬起来，并在五年内身体三次遭受重创的情况下最终在更高的高度站起来。
（三）廉政上，加强自我管束，自觉维护检察官公正清廉的形象。回顾16年来的正股级工作，我只想用一首自己发表的诗的结尾来形容我今天的心境，那就是《一个女检察官的心声》：我用青春书写着奋斗的历史，我用汗水浇灌着检察事业的田园，生活是首无怨无悔的歌，我从中撷取一首，激励自己继续向前走。回顾18年来从事的检察事业，在党组领导关心教育下，在大家的信任支持和热诚帮助下，我实现了从学生到检察干部，从一般干部到中层正副职的转变。透过大家给予的支持和鼓励，更增强了我进一步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我认为，成绩意味着过去，既不能说明现在，更不代表将来，我将以这次竞争上岗为新起点，发挥潜能，加倍努力，不负众望。
根据组织上指定我参加的竞职岗位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谈点工作设想：
我认为研究室的现状是“三强三难”。 “三强”是：栾主任作为部门负责人的工作能力强、研究室全体人员综合实力强、检察长的重视程度强。“三难”是：信息渠道不畅通难、写作水平提高难、检委会参谋作用不强难。与此同时，制约研究室跻身青岛12区市院综合考评的重要因素是“宣传调研成果的转发量”。这不仅是研究室的问题，也是全院和全院各部门的共性问题。
1、从研究室的职责、地位和作用，调配研究室。人员组成。我认为，从机构改革方案赋予研究室的职能看，研究室应该成为培养检察机关中层正副职乃至后备领导干部的人才储备库，是综合性业务部门，是对检察干部从检委会议案水平到综合写作能力、各部门综合协调能力、事件组织能力和领导意图领会能力的综合锻炼。建议今后凡分配入院的法学硕士以上人员应有研究室的工作历练，研究室人员全部旁听检委会，争取在三年内打造代表我院最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工作机构。
2、研究室的工作思路要实现两个转变。要实现从自己采编信息到总结提炼科室上报信息的转变，要实现从追求数量到追求质量的转变，对好的信息精雕细琢，整合优势资源通稿，提高转发层次。这就需要各部门负责人创新思路、发掘亮点，主动报送，这样研究室才能为大家宣传得好。
3、加强对外沟通联络力度。想尽一切办法、通过一切途径，加强与上级院、新闻媒体的合作和交流，在合作和交流中不断提高自己，壮大自己，最终以优良的业绩走向全省乃至全国。
4、建立组织保障机制。协调全院一盘棋的思想，齐心协力促争先。这就需要有“四个一”，即“一个意识、一套班子、一套机制、一个考评办法”。“一个意识”是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要摈弃单纯就业务谈业务的意识，按照现有的争先创优办法，宣传调研成果就是制约大家争先创优的“瓶颈”，谁的宣传调研搞的好，谁的工作经验总结提炼的有高度，谁就最有争先创优的资本，这已是历次考核带给我们的不争的事实。所以，作为部门负责人必须在重视抓业务工作和队伍管理的同时，重视自身的宣传调研工作。争创部级的荣誉就必须要有代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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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室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陈云；东北解放初期；工业接收；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11-0036-05
抗战胜利后，东北地区是中国现代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工业经济生产总值在国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鉴于此，在东北解放之际，东北局迅速组织力量，展开工业接收工作，以保存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基础。在这一过程中，陈云不仅是接收工作方针政策的制定者，也是领导接收工作的实践者，而且还是接收工作经验的总结者，为东北工业的顺利接收做出杰出贡献。
一、参与制定工业接收的方针政策
在东北全境解放前夕，中共中央东北局迅速着手组织东北工业的接收工作。陈云是东北解放初期制定工业接收方针政策的直接参与者，为从政策、纪律、工作方法层面统一接收部门及入城部队的思想和行动，积极建言献策。
1948年10月26日晚，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紧急扩大会议，由高岗主持，陈云、林枫、王首道等人参与会议。与会代表首先就辽沈战役的形势进行深入分析并做出正确判断，指出东北全境即将获得解放。随之，与会代表提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那就是如何应对东北解放后沈阳等工业城市及其所辖工矿企业的接收工作。会议指出：“估计沈阳及其周围之抚顺、鞍山、本溪等重要工业城市，即将为我解放，很好的接收和保护这些城市，对今后恢复与发展东北的工业建设及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经济条件，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接收沈阳及其周围的工业城市，将是目前一件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和艰巨的组织工作。”[1]
东北经济以工业见长，东北工业的生产能力在全国可谓首屈一指。据统计，1943年东北煤炭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9.5%，发电能力占78.2%，生铁产量占87.7%，钢材产量占93%，水泥产量占66%[2]。换言之，东北这些重要工业城市以及城市中的现代工业能否顺利且完整的为人民政权所接收，关乎东北解放后生产建设的恢复，关乎对全国解放战争的经济支援，关乎全国解放后国家工业化基础的奠定，其影响力不亚于军事上的胜利。因此，必须重视接收工作，要做好充分准备。
有鉴于东北工业的重要地位，对东北新解放城市的接收，核心问题是对城市工业的接收。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明确的接收方针，制定合理的接收政策，成为此次会议的当务之急。
自1948年6月开始正式主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以来，陈云长期主管东北财经工作，在工作的实践与积累过程中，对工业接收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在会议中不仅强调要做好工业接收的思想准备，而且围绕接收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提出两点建议：
第一，设立一个最高接收机构，制定一个最高接收纲领，这是决定接收工作成败与否的基础。一个最高接收机构，即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城市解放之初的一段时期内，负责新解放城市的一切保护、接收、恢复、管理工作，统一指挥入城工作的各级机关及所有人员，军管会受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构领导。一个最高接收纲领，实际就是方针政策的问题，即接收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方法和步骤，入城后所有与接收相关的工作，必须在纲领及其细则规定的范围内展开。有了这样一个机构，有了这样一个纲领，就可以树立领导权威，统一管理，使接收工作循序渐进的展开。
第二，在广大干部与战士当中，进行一次广泛而又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导广大官兵在进入城市后，注意保护工厂和机器，不得随意拆卸和搬运设备器材，强调接收纪律，这是决定接收工作成败与否的重要保障。入城部队纪律的好坏，不仅关乎民心向背，而且关乎城市工业能否得到较好保护、能否在短期内复工，是必须着重解决的重大问题。
经过紧张激烈的讨论，与会代表一致同意采纳陈云提出的建议，会议确定“按照陈云提出的方针进行接管，即先稳下来，一切旧机构、财产、人员、档案原封不动，待弄清情况后，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指挥下，按系统对口接收。”[3]532
会议通过的接收工作所应坚持的方针政策，核心内容就是沈阳接管以后陈云总结的十六字接收方针，即“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4]，这一方法早在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人民军队接管哈尔滨时就采用过，是在接收干部和接收经验缺乏的情况下，最为集中、有效的方法，有利于接收工作的顺利展开，有利于稳定职工情绪、稳定正常生产秩序。
各按系统，即各接收部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不得互相干扰；自上而下，即在接收人员的监督下，由原负责人办理工厂企业的移交，如上一级负责人不在，由次一级负责人办理；原封不动，即接收后的工厂企业由军事代表全权管理，原有职员和工人暂时不予更换，照常上班，正常生产，对工厂全部档案图纸、资材存量、设备运转情况做好登记，不得遗漏和隐瞒，不得随意销毁和破坏；先接后分，即各接收部门和军代表只有接收权，无支配权，待接收工作全部结束后，由军管会统一分配资材。
1948年6月26日晚，会议在吸纳陈云的建议以及与会代表讨论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关于接收大城市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作为接收工作的最高纲领。《指示》的主要内容分为四部分：一、强调接收工作的重要意义；二、对接收工作可能遇到的困难进行估计，做好接收工作准备；三、对具体的接收工作进行统筹安排，明确入城部队和各接收部门的职责，明确对待旧职员的基本政策；四、强调在接收工作完成后，迅速做好长期规划，全盘部署城市工作。《指示》中着重强调纪律性，强调方法和程序，采取“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式的对口接收，严厉禁止擅自“抓一把”的行为，严格约束各级接收部门和入城部队的行动，统一接收，“先接后分”。该《指示》于6月27日转发至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并于6月30日下发至各攻城部队。
二、直接领导工业接收的具体工作
经过对辽沈战役形势和东北经济现状的深入分析，1948年10月26日晚东北局最终决定，接收工作以沈阳为中心，带动鞍山、抚顺、本溪等地城市接管和工业接收工作的相继展开。同时，东北局决定委派陈云作为东北局全权代表，负责接管沈阳的工作。之所以以陈云作为接收工作的总负责人，是由于陈云是中共七大选举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东北局常务委员、副书记，在东北党政军拥有很高的权威。同时，陈云长期负责东北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熟悉东北经济，了解城市工作。对此，时任陈云秘书的李锐回忆，在紧急扩大会议上，陈云被同志们誉为“最有威望和熟悉城市的领导人”[5]，从而被推选为接收工作的总负责人。这是党对陈云的极大信任，也是对陈云工作能力的肯定。
6月27日下午，东北局决定迅速组建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陈云为主任，、陶铸为副主任。由于经济干部缺乏，东北局不再另行委任鞍山、抚顺、本溪等地的军管会成员，由辽宁省委和安东省委组织安排。待各地军管会组织完毕后，在陈云的统一协调下，各接收部门倾力协作，对沈阳、鞍山、抚顺、本溪等新解放的重要工业城市及城市工业进行接收。同时，东北局决定将东北工业部划归沈阳军管会，组成军管会经济处，在东北工业部部长王首道、副部长邵式平的分管下，直接承担工业接收的重任。
由于时间紧迫，陈云于6月28日下令所有接收人员迅速集结，并于6月29日率领军管会赶赴沈阳，期间，陈云先后主持五次军管会会议，对接收工作的若干细节问题进行反复强调。
关于接收的方针政策问题。陈云强调，由于东北党组织长期坚持以农村为重心，缺乏大城市工作经验，接收工作将会面临诸多困难，全体接收人员必须端正思想，认真对待接收工作，深入贯彻东北局制定的方针政策，注意工作方法。同时，在入城后及时向民众公布东北行政委员会《关于保护城市各阶层利益而约法八章的布告》以及军管会《有关接收工作的六项规定》，注意向民众宣传党的政策，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及财产安全，稳定社会秩序，以便尽量降低接收工作可能遇到的阻力。陈云指出：“接收原则是自上而下，按照系统，统一接收，一切财产、物资、人员、文件均原封不动，先接收，后分配，军管会要准备好布告，约法八章。接管人员要兢兢业业，把接管工作当作是‘进京赶考’。”[3]533
关于接收的纪律问题。陈云强调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接收工作的重要性，“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把沈阳的接管工作做好，使城市不受破坏，迅速恢复生产，可以有力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并可为接管关内即将解放的各大城市提供经验。接好管好沈阳，对建设东北，支援全国，都具有重要意义。”[3]533-534而要将这种重大意义由理论转变为现实，全体接收人员就必须增强使命意识，严格遵守接收纪律，严加约束自身行为，积极工作。同时要保护工厂机器设备，严禁私自侵占厂房、拆卸机器设备、搬运器械资材。以此来保证接收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促进复工的及早实现。
关于接收的组织机构问题。陈云强调，要认真贯彻东北局关于“各按系统”接收的指示，以军管会为最高指挥机关，各接收部门职责明确，各负其责。入城后，所有与工业相关的接收事宜，由军管会经济处全权负责，经济处只对军管会负责，其他接收部门和卫戍部队一律不得干涉经济处的工作。这其中，王首道率领部分接收人员随军管会先期进入沈阳，对沈阳工业进行接收。邵式平率领其余接收人员负责协助鞍山、抚顺、本溪等地军管会对当地工业的接收，同时负责对东北工业状况进行调查，形成书面报告。
11月2日清晨，东北野战军攻克沈阳。此时，陈云命令军管会及各接收部门，抓住有利时机，在解放后的第一时间进入沈阳，接管市政，接收工厂企业。在陈云的指挥下，军管会经济处迅速派出军代表，赶赴各大工厂企业进行接收，包括工厂企业的管理权、全体职工、档案图纸、机器设备、物资财产。在接收过程中，除注意遵守接收的政策和纪律外，陈云还特别强调注意工厂的保护和职工的动员工作。
一方面，注意做好工厂的保护工作。沈阳和周边城市解放之初，面临的一大困难就是敌对势力对工厂的破坏，以及不法分子对工厂设备器材的偷盗问题。保护好工厂和机器设备，是保障工业接收工作的重要环节。据负责接收沈阳化工厂的杨浚回忆，11月2日清晨，他奉命率领4名战士接管沈阳化工厂，“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护好工厂财产不被偷窃、抢劫和破坏。我决定和全部留厂人员会面，讲明党的政策。对工厂原持枪的警卫队一律不动，让他们继续守卫工厂。”[6]这样，既保护工厂免遭敌对势力和不法分子的破坏，也加快了工业接收的进程。
另一方面，注意做好工人和进步职员的动员工作，以备尽快复工。在将工厂企业的全体职员和工人原封不动的接管后，必须尽快动员职工为复工做准备。据负责接收沈阳机器厂的聂春荣回忆，在接收机器厂之后，暂时由他担任厂长，同时“从工人中选拔一名懂生产、有能力的技术工人担任或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再从技术人员中选拔一名有才干、有能力，能和工人合作共事的担任分管技术的副厂长或工程师。”[7]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依靠工人阶级，争取进步阶层，在职工中选拔思想进步、技术过硬、德高望重的人担任副厂长，动员职工及早实现复工。
在陈云的直接领导和协调下，各接收部门遵照东北局的相关指示，统筹安排，细致部署，保证接收工作迅速而又顺利的完成。经过紧张有序的工作，军管会于11月3日已基本接管了沈阳各大工厂企业，陈云于4日向东北局及东北野战军总司令部发出《关于接管沈阳情况的报告》，其中第一条便明确指出，沈阳各大工厂企业“均完整接收”[8]。与此同时，鞍山、抚顺、本溪等地工厂企业也在第一时间得以完整接收。经过近一个月艰苦卓绝的努力，至11月底，东北工业的接收工作基本宣告结束，这就为东北工业的恢复与发展，保存了较好的基础。
三、主持总结工业接收的经验启示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并善于从经验的总结中提炼现实启示，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法宝。东北局对于东北解放初期城市接管、工业接收方针政策的制定，是建立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城市工作经验总结基础之上的。而随后总结形成的“沈阳经验”，不仅仅是中共成功接管沈阳一座城市的经验，也不仅仅是完整接收沈阳一地工业的经验，而是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期间城市工作经验总结之大成，对全国其他城市的解放与接管，对于中共城市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和现实启示。
自沈阳解放至1949年1月军管会工作正式结束的这段时间，陈云起草了多份文件，主持召开多次军管会各系统负责人会议，对城市接管、工业接收的经验进行认真总结。
第一，民心向背是东北工业得以完整接收的前提。在对沈阳及周边城市进行接管时，军管会有计划有步骤的展开接收工作，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贯彻群众路线，保护人民群众安全，正确对待旧职员问题，稳定社会秩序，将工厂职员和工人全部接管下来，并预支工薪，发放粮食、煤炭等生活用品。在这种情况下，原遗留下的工程师、技术人员纷纷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愿意留在东北协助恢复工业生产。许多工厂的职员也在军代表的安排与指导下，有条不紊的保存物资器材、档案文件等，等待接收。工人也都纷纷返回工厂，等待复工。对此，陈云在呈送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所有报告中，反复强调了“人心向我”[3]536，这是接收工作中军管会感触最深的一点，也是东北工业得以完整接收的前提。
第二，制定明确而又正确的接收政策，是东北工业得以完整接收的基础。可以说，工业接收之成败，除了民心向背外，还在于接收准备的充分与否，接收准备工作最基本的就是方针政策的问题。在接收工作开始之前，东北局及时制定并下发关于接收政策的指示，明确了接收工作应坚持的方法和步骤，这就使接收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有的放矢，并得以在实践中贯彻落实。对此，陈云在11月28日致电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简报中指出，接管沈阳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政策明确，接收方法正确。接收工作之所以快而不乱，正是因为采取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办法。
第三，组建一个精干有力的接收机构，是东北工业得以完整接收的关键。在接收过程中，军管会及经济处工作得力。军管会作为最高指挥机关，全面贯彻东北局的指示，对工业的接收坚持“各按系统”原则，秉公办理一切接收工作。经济处作为直接负责工业接收的部门，职责明确，各接收代表各负其责，认真管理接收工作。对此，陈云在1948年11月28日向中共中央提交的《接收沈阳的经验》中，提出建立专门负责大城市接收的工作机构。12月15日中央复电，指出该建议“甚对”[9]，并予以采纳。1949年1月7日，陈云召集沈阳军管会各系统负责人开会，在最后一次总结接管沈阳经验时再次强调，沈阳之所以接管顺利，其中一点原因是“军管会的同志忠于职守，工作雷厉风行。”[3]547
第四，做好接收前的教育和动员工作，始终强调组织纪律，是东北工业得以完整接收的重要保障。一方面，通过对接收部门和入城部队进行自上而下的思想教育与接收动员，使干部战士对于接收工作的重要意义有了深刻认识，更加积极的接收、保护好工矿企业。另一方面，通过严格组织纪律，使接收工作政令统一，快而不乱，防止重蹈接收时因不同部门互相争夺厂矿资材而生内耗之覆辙，同时也在人民群众中塑造了共产党的良好形象。对此，陈云指出：“我军在此次进城后，对工厂、企业做到了不搬机件器材而且严格保护，部队中城市政策教育收到大效。……市民对我军纪律是很赞许的。”[10]
工业接收的顺利完成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为东北工业的恢复与振兴创造了良好条件，东北党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就是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因而，陈云在总结经验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极具现实启示性的问题，就是接收后如何管理城市、如何管理工业的问题。
陈云着重指出，不仅要重视城市和工业的接收，而且更要重视接收后的管理。早在1948年3月，陈云在东北局例会上就曾指出：“城市工作主要是抓生产”[3]509。城市秩序稳定了，各种社会问题如工人的就业等，才能迅速得到解决；生产抓好了，广大工人就会广泛的动员起来，生产也就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恢复，物资短缺的问题也会得到很好的克服。由于东北尤其是南满地区的工业比较发达，因此，在城市接收之后，必须因地制宜迅速复工，这是保护工厂、稳定人心的重要举措，也是解决接收后工业、工厂、工人问题的关键所在。
东北地区是中国现代工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沈阳、鞍山、抚顺、本溪等工业城市的接管和城市工业的接收工作完成之后，必须因地制宜，迅速开展工业的整顿与恢复工作，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1949年1月，陈云在《关于沈阳接管经验之补充报告》中明确指出：“接收之工厂，愈快复工愈好，最好是立即复工。这是保护工厂，安定人心，解决工人生活的基本环节（否则工人不安，必生偷窃）。生产出来的东西，总会有用处。首先复工，其次再解决订生产计划等问题。”[11]中共中央采纳了该项建议，并将其转发至各大局。该项建议对于之后各地的接收工作，产生了直接影响。
作为东北局副书记，陈云于1946年4月直接领导了哈尔滨的接管，初步积累了城市接管与工业接收的经验。而作为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认真学习了中央工委于1948年2月下发的《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以及东北局于1948年6月下发的《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在此基础上，陈云对接收工作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从而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为东北解放初期大型工业城市和城市工业的接收，为“沈阳经验”的总结和完善，做出巨大历史性贡献，体现了以陈云为代表的卓越领导集体所迸发出的无穷智慧。
参考文献：
[1]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一辑[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107.
[2]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时期东北经济统计[M].沈阳：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统计处，1949，（1）.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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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0辑[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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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武衡.东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机械工业卷[M].北京：中国学术出版社，1989：287-288.
[8]关于沈阳城市接收的一组史料[J].兰台世界，2011，6（下旬）.
[9]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十七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573.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文集（1）[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661.
研究室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陈云；沈阳接收经验；原因
1948年8月，当辽沈战役的炮火还在轰隆响起、沈阳上空的硝烟还未停止之时，中共中央即高瞻远瞩，开始部署接收沈阳――这座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的工作。历史的重任落在了陈云的肩上，10月27日，东北局决定成立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军管会），陈云同志为主任，等人为成员，全权处理接管沈阳的工作。11月28日陈云将接管沈阳的经验写成总结，呈交中央，这就是沈阳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后来广为传颂的十六字方针：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沈阳经验的形成，不仅与陈云的个人工作经历和见识密切相关，还由于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善于借鉴党内外城市接管经验。
一、陈云多年从事经济工作，深刻了解城市机器等生产资料在城市恢复及生产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保存城市机器，是其制定接收政策的关键。
1943年春，陈云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委员，主管整个陕甘宁地区的经济。当时，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还没有解除，作为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指挥中心，对外要继续抵抗并反击日军的扫荡，对内还要应对的阴谋和军事摩擦，数百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不是个小事情。在解决敌后军民的吃饭、穿衣问题的过程中，陈云意识到经济发展、经济管理对于支援敌后建设的重要作用。因此，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比如整顿边区盐业及金融业等。除此之外，他还写了大量的文章，强调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以纠正历来的重视政治工作轻视经济工作的错误意识，借此唤起全党对经济工作的重视。他指出，“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认为这些工作没有严重政治意义的错误观点”[1]。而要发展边区经济，陈云在管理经济的工作中又深刻了解到机器等生产资料的使用及改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中共七大上，谈及未来工作由农村向城市的转变时，提醒“同志们一到城市里面，千万不要把机器搞坏了，那时候机器是我们恢复经济的本钱。如果没有机器，我们驾驭城市就很困难”[2]。他率先注意到机器在将来恢复城市生产、发展城市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沈阳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有大量的工矿企业和军事工业。沈阳能否接收好，企业、机器等能否完整保存，不仅关系到沈阳一城的经济恢复，而且对整个解放战争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945年8月，陈云受命奔赴东北，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加上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经历，对沈阳这个工业城市的重要性，他比别人认识得更深刻。他知道沈阳“接收得好不好，关系重大”，需要非常认真地对待，犹如进京赶考。怎样接管沈阳呢？“方法有好多种，也可能是你拿你的，我拿我的；也可能是只有机器，不要文件；也可能是自下而上的，不是自上而下的” [3]。“如果不按系统，不分上下，乱接一通，必然损失很大，影响很坏”[4]。要保证机器及文件完整，最好的办法就是“统一接收，原封不动，全部保管”，“不能乱来，不要零零碎碎地、自下而上地见什么拿什么”，否则就“搞乱”了[5]。最后，“我军在此次进城后，对工厂、企业做到了不搬机件器材而且严格保护” [6]。保存了城市机器，也就保存了沈阳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希望，为后来的解放战争预存了更强有力的保障。
二、抗战后期，苏联及陆续收复东北的城市，他们的接收经验为陈云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1944年初，国共抗日战场分别开始反攻，中国人民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日本侵略势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东北战场上，苏联依据《雅尔塔会议协定》对日宣战，出兵我国东北与盘踞在东北的日军关东军交战。随着战争的深入，苏军陆续收复一些沦陷的城市和地区。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依据中苏协议，派出接管官员，从苏军手中接管东北的大中城市。与此同时，陈云进入东北工作，他必然对苏联和官员在城市接管方面的方法有一定的了解。苏联和采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接收方法呢？“即在军管会下，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只派军事代表，命令旧人员留职呈报情况，等待接收处理”，“注意工厂、企业、机关接收之后，已开始系统地接收附支机关”，接收的主要内容是“资产、人员、档案。”[7]1948年，以陈云为主任的军管会在接收沈阳的过程中，执行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针。各按系统，即军管会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进行接收；自上而下，入城后即布告通知原有机关主管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原封不动，即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先接后分，指各部门只有接收权，无占有权、支配权，资产档案一律不准搬走。[8]两相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后者的接收方针里有前者的影子。对此，陈云也是坦诚不讳的，他向中共中央汇报沈阳接收情况时，明确提到对沈阳的接收方法借鉴了此前苏联和方面的经验，“军管会接收方法就学三年前苏军与熊式辉的接收方法”。 [9]
当然，陈云的沈阳接收方法绝不是对苏联及熊式辉等人接收方法的照搬照抄，而是在借鉴其经验基础上的发展和完善，尤其体现在“原封不动，先接后分”上，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城市资源的完整。
三、中共中央对接收城市所定下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为确定沈阳接收方法定下了基调。
1946年6月，在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一年之后，国共内战全面爆发。随着战争的推进，中共领导的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一大批中小城市陆续解放。为了顺利接管城市，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出“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要坚决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正确方针”。 [10]这些政策在各个城市的接管工作中得以贯彻执行，我们以接管石家庄为例。
石家庄解放是中共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石家庄解放后，党即向人民宣布，“石家庄不会再被占去，我们应作长期打算，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对于具体接管方法，刘少奇更是明确指出：“石家庄的机器不一定多，但很重要，对于目前战争和人民生活有极大关系。”后来，中央将石家庄城市工作的经验“当作党内文件印发至地方地委一级，军队团委一级” [11]，要求各级党委在以后的城市管理工作中照此执行。石家庄经验的主要内容有：（一）攻城前和攻城中训令部队及民兵干部注意保护机器、物资及一切建筑物，不准破坏和自由搬取；进城后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市民哄抢，禁止任何机关部队乘机搜集、搬走与购买物资，同时设立统一的物资委员会，有计划地搜集、购买与分配物资。（二）向进城干部和部队宣布我们在石家庄的工作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不准私人拿取一点东西，不准大吃大喝，缴获物资一律归公，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三）严格审查原有的地下工作人员，管理城市主要依靠外面派去的干部，但这些干部有对城市不熟悉、搬用农村工作经验的缺点。（四）及时制止急于组织工会、贫民会及各种无政府主义行为，宣布除政府及公安局得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同时政府委派人员组织人民法院，接受人民申冤，惩治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限期登记党员和一切伪公务人员。（五）召集各界座谈会，宣布政策，成立临时参议会，筹备选举正式市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复工，保证工人实际工资不继续降低并分发实物。[12]
石家庄经验各级党委大概在1948年2月，陈云于当年10月才受命接管沈阳，作为东北局副书记，他肯定是非常了解中共中央关于城市接管的这一方针政策的，这些政策必然是他制定沈阳接管政策的基本依据。
四、石家庄和哈尔滨两个城市的成功接管，为沈阳接管积累了非常有价值的实践经验。
石家庄解放前，在收复井陉、阳泉等重要工业区出现了部分民兵民夫与后方机关乱抓物资、乱搬机器的现象。晋察冀中央局迅速发出《必须尽力保护石家庄不受破坏的指示》，严令保护石门市（即石家庄市）各种建设资财、严格禁止各种破坏活动。并立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稳定社会秩序。后来，中央工委将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总结上报给中央，总结之主要内容在前文已经讲述，此处不再赘述。石家庄城市工作经验总结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中共中央在“关于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尔后各局各军在攻占城市及在占领以后不久时期内，管理城市的工作方针及方法应以攻占石家庄及初期管理石家庄的方针及方法为基本的方针及方法。”[13]
中共对哈尔滨的接管与石家庄不同。1945年底派人从苏联红军那里接收松江省和哈尔滨市，1946年4月苏军撤走时，那些的“接收大员”和近300人的武装也卷起铺盖随苏军绕道苏联返回统治区，而我们的主要党政机关和部队于4月28日浩浩荡荡地进驻了哈尔滨市，从此哈尔滨获得了解放。[14]作为东北局副书记，陈云参与了对哈尔滨市接管的政策制定，如制定了军队《入城纪律细则》：一、尊重私人营业，爱护居民利益。1、私人工厂一切机械、物品，不得随意动用和破坏。2、商店、洋行不买东西不得随便进。3、不私入民宅，不强占民房，不乱拿家具不还。4、人民身上戴的物品，不得没收和强换。不得拿人之自来水笔、表以及其他饰物和钱财。二、爱护公共产业，注意公共卫生。1、学校、工厂，官舍、会社、教堂、医院、公园不得稍有破坏。2、对邮政局、铁路局、电报局、运输公司要尊重并加以保护。[15]
对比石家庄的城市工作总结和哈尔滨的《入城纪律细则》，可以看出陈云接管沈阳的经验是对前者的继承和发展。他继承了前者稳定社会秩序、宣传党的政策、解决职工工资问题等经验，又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金融问题、安顿战俘和难民等城市接管中非常棘手的问题的解决方案。
从10月27日接受接管任务，至11月4日，沈阳最重要的大厂都已完整地接收了，部分工厂开始运转。中间只有五次会议。如果没有深刻的经济认识和考量，没有对中央政策的及时掌握，没有对党内外城市接管工作的关注和借鉴，无法想象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如此出色地接管沈阳这座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正是因为借鉴了历史的经验，陈云的沈阳接收经验比此前的都更完善，为后来天津、北平等大城市的红色接管提供了重要借鉴。
注释：
[1] 《党员要积极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陈云文选》第一卷 226页
[2]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5月9日
[3]《在准备接收沈阳的干部大会上的讲话》，《陈云文集》652-653页
[4]《接收沈阳的经验》，《陈云文选》第375页
[5]《在准备接收沈阳的干部大会上的讲话》，《陈云文集》652-653页
[6]《关于沈阳接收情况的报告》，《陈云文集》661页
[7]《关于沈阳接收情况的报告》，《陈云文集》660页
[8]《沈阳接收的经验》，《陈云文选》374页
[9]《关于沈阳接收情况的报告》，《陈云文集》 660页
[10]《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624页和1285页
[11]《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85页
[12]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1948年2月19日就收复石家庄后城市工作的经验所做的总结。
[13]《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85页
[14]钟子云《哈尔滨解放前后几件往事的回忆》，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宾县县委党史研究室编《中 共中央北满分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70页
研究室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4篇
1、为强能而为。我们常说，组织部的干部都是高素质的干部。什么叫素质？素质就是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力。现在是“能力本位”时代，那种认为只要俯首听命、按部就班、照章办事就是素质高的观念已经过时。讲政治、讲奉献、有思想、有能力、有水平才是素质高的集中表现。组织部的干部不能躺在虚名上沾沾自喜，而要经常想一想：进组织部干什么？在组织部干了什么？离开组织部还能干什么？要经常审视自己，找出不足，强能提质，真正达到比别的干部更模范，比别的党员更先进，比别的人才更优秀。调查研究是提高能力的必由之路。第一，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锤炼思想的过程。一个人的思想水平，孕育于调查研究之中，形成于调查研究之中，成熟于调查研究之中。因为调查研究会把分散的东西集中化，把零碎的东西系统化，把肤浅的东西深刻化。哲人说，“人，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只不过是一根苇草，但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而思想能形成伟大。”“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没有思想的人，就是一个没有内核的躯壳。”思想从何而来？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下冒出来，只会从实践中来，只会从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中来。第二，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学习是调查研究的基础，调查研究是学习的升华。人是要经常学习的。“刀不磨要生锈，人不学要落后”，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省委常委、组织部长黄建国同志讲学习的重要性时，有一段非常精彩而深刻的论述，值得我们每个干部牢记。他说，号召力、感召力、吸引力离不开“说”与“做”。不重视学习的人，“说”，说不透，因为理论功底浅，能力不够，所以工作力不从心，疲于应付，讲话难免枯燥乏味，只会说空泛话，“普通”话；“做”，做不好，办事情往往依赖于职位和权力，而在修身自律上，值得称道的东西不多，别人自然不信服，不佩服。改变这种状况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学习，夯实马列主义的功底，在知识上“脱贫、脱俗、脱愚”。现在我们大讲特讲创学习型社会，建学习型机关，做学习型干部，这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要落实到行动中。调查研究就是最好的学习。因为，只有通过调查研究，你才了解到实际情况；只有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你才会为用而学。有人会讲，某某一不会写，二不能说，不照样当领导？但我要说，能说会写不一定当得上领导干部，因为影响干部提拔的因素除了德、才之外，还有机遇问题。而要当一个称职的领导，就必须能说会写。我们有的干部原来在部里工作时不重视调查研究，出部任职后，就深知其难。再者，要当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更是要能说会写。因为，真正意义上的能说会写是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之上的。有这样的基础，你才会出主意、才会用干部、才会驾驭全局。这里的主意就是思想，就是要善于调查研究才能获得的东西。一个不会说也不会写的人，即使因为某种原因走上了领导岗位，也绝对走不上重要领导岗位，绝对不会被群众所公认。这是被实践证明了的一条定律。
2、为成“家”而为。我们所从事的每一项工作都是有学问的。你想提高工作水平，就必须成为行家，有所建树。要达到这一点，就离不开调查研究、刻苦钻研。否则，你就不会成为行家里手，更不会有所建树。那些术业无攻的人，在干部岗位上，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种人，如果阴差阳错地走上了领导岗位，也就只会做那种“不做事没事，做了事会出事”的“太平官”，只会做那种“要发文件，等待实践，要去实践，等待文件，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察，没有缺点”的平庸官，只会做那种“在领导看来，缺点不明显，在群众眼里，印象也不坏”的“淡水官”。这种人，最终要被群众抛弃，被时代淘汰。
3、为尽责而为。我们每个干部都承担着一份或几份工作，都有岗位责任制。总结工作经验，推介单位形象，解决工作中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个干部都要树立“个个都是主人，人人都是参谋”的理念。你承担某一份工作就有责任及时在这方面总结经验，加强宣传，查找问题，提出对策，大胆创新。否则，就只能称之为低水平工作。有人会说，我份内的工作比较单调，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挖掘，没有什么问题可以研究。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大家知道，干档工作是很单调的，但龚涛同志在干档岗位上硬是挖出了一条又一条的好经验，有的还被《组织人事报》、《当代党建》予以推介。这说明，事在人为，贵在尽责。
二、工作思路要改革。客观决定主观，思路决定出路。调研、信息工作要实现“三个转变”。
1、由围绕调研信息抓调研信息向围绕工作抓调研信息转变。没有任务观念是不行的，单纯的任务观念是有害的。调研、信息工作，考核是手段，得分是表象，效果是根本。要彻底抛弃单纯的任务观念和为调研信息而调研信息的观念，牢固树立抓调研信息就是抓工作的观念，努力围绕工作抓调研信息。一是对已经做了的工作及时总结。总结是提高的源泉。一个不善于总结的人，是一个不会提高的人。经验来自创造，教训来自反思，观点来自总结。大家要养成一种“回头看”的习惯，及时总结我们做了的工作，把经验总结出来并推介出去。二是对正在做的工作跟步挖掘。一项工作的开展，总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有不少创造，大家要敏锐观察，注意发现，深入挖掘，找到亮点。三是对将要做的工作超前调研。凡事都要有预见性。古人云，预则立，不预则废。预见的准确度来源于调研的深度。大家要强化预见意识。一项大的工作部署了，你就要超前思考，深入调查，提出建议。
2、由全面开花一把抓向找准问题抓重点转变。工作要有成效，必须突出重点。调研、信息工作要抓好三个方面的重点。一是围绕上级精神抓重点。省委组织部、市委组织部每年都有工作报告、工作要点。报告、要点都印发给大家了。大家要认真学习，吃透上情，深入思考，重点调研。比如，“六个组工”、“五个机制”、“九种能力”的调研就是省委组织部今年调研工作的重点，所以我们要重点抓。二是围绕本部的工作部署抓重点。年初召开了全县组织工作会议，明确了工作重点，大家要着眼于创造性地推进工作深入调研。不要会上听一遍，会后撂一边。三是围绕基层的创造抓重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经验是基层创造出来的，不是你想出来的。大家要把眼睛向下，深入实际，注意发现和总结基层的首创精神和鲜活典型。
3、由关起门来写稿子向开起门来搞活动转变。实践证明，闭门造车，各自为战，出不了好的调研成果，也不能快出调研成果。调研、信息要上水平，就要把大家组织起来，把优势集中起来，多层次、多形式的开展调研活动，形成浓厚的调研氛围。研究室在这方面要进一步发挥牵头抓总的作用，开展好三个方面的调研活动。一是组织部机关干部开展专题调研活动。今年下半年，要象研讨“六个组工”一样在部机关干部中开展“五个机制”、“九种能力”的研讨活动。二是组织基层干部开展难点调研活动。要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基层组工干部和组织部聘请的研究员、信息员围绕干部工作、基层党建中的难点问题进行调研，集思广益，解决问题，并依托《组工参考》这个载体，为领导决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年初，我们专门下发了开展专题调研的通知，给基层组工干部布置了具体任务，这个做法是对头的。下半年，还要根据情况有针对性地开一些调研碰头会、改稿会，真正把基层调研落到实处。三是组织全县调研精英开展热点调研活动。对于需要突击解决的热点问题，要把全县有思想、有水平的调研人才组织起来，集中智慧，重点研讨。
三、运作方式要改革。内容决定形式，方法决定效果。调研、信息工作要不断创新运作方式。这里提出四种运作方式，供大家边实践边探索。
1、兵团式。对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要成立不拘一格的课题组，集体攻关。
2、联合式。研究室和各业务组室之间、各业务组室之间、干部之间、组织部与外单位之间要加强联合，对有价值的问题共同进行研究，争取快出成果，出好成果。
3、命题式。对于比较宏观的问题，要按照“统一策划、分题写作、形成体系”的思路，给干部列出题目，开展命题作文。
研究室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5篇
专题研究和部署了宣传信息工作和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工作，会议重申和修订了有关文件规定，表彰了优秀论文、优秀信息和优秀宣传作品，进行了市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换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理事会，整个日程安排紧凑，会议开得富有成效，必将对我市政协工作产生积极的影响。关于全市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会上金琼珥同志已经作了总结和安排，请大家按照金琼珥同志的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借此机会，我就如何抓好政协宣传、信息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讲几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进一步提高对做好新时期人民政协宣传、信息工作和政协理论研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是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政协宣传信息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是政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党中央适时提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这一执政理念的创新为我们政协工作打开了全新的领域，也指明了政协信息宣传和理论工作的发展方向。我们要在政协工作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宣传工作、信息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中，围绕全党和全国的大局，紧扣我市“工业兴市”战略和构建和谐*的中心，紧密结合本地政协工作的实际，适应新形势，把握主旋律，反映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指导新实践。
加强政协信息宣传和理论研究工作，是贯彻中共中央［2005］5号文件，推进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客观要求。政协《章程》的重新修订，中央5号文件的颁布下发，以及全国政协开展对《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实施情况的大检查，这一切都表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在向纵深推进，标志着人民政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政协工作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乘势而上，扩大政协的影响，活跃政协的工作。
加强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是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的必然途径。一是从宣传工作上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已经写入了宪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协宣传工作要为这一进程服务，大力宣传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宣传人民政协的工作和活动，为人民政协事业和我国民主政治发展鼓与呼，不断提高政协的社会影响。二是从信息工作上看，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信息，信息同材料、能源并列为现代经济的三大资源，整个世界正走向信息化。做好政协信息工作必须从反映社情民意的高度去认识。政协信息工作的实质是反映社情民意，重视反映社情民意就必须重视政协信息工作。我们要把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提高到政协履行职能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的高度，使之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做好政协信息工作还要从科学民主决策的高度去认识。反映社情民意是各级领导正确决策的需要，政协信息是倾听群众呼声，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满足群众需要，加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是领导正确决策、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一种有效手段。做好政协信息工作必须发挥政协信息的优势。政协的信息有其自身的特点，政协委员联系广泛，信息来源渠道畅通，有独特的视角、超脱的地位、真实的内容以及上通中央下达各界的便捷通道，它产生的作用是其它部门信息所不可替代的。政协信息工作产生的影响在政协工作中的份量也越来越重。三是从政协理论研究上看，人民政协理论是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政协理论研究非常重视，、、邓小平、同志等对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理论和工作有很多光辉的著作，指导人民政协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任务越来越重，要求越来越高，需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由实践上升到理论，然后通过理论指导实践。目前，我们的理论研究工作滞后于实践，一些新问题、新事物需要有理性的态度去对待和研究。
因此，在总结政协工作的成果、提炼政协工作的经验、提高政协工作的质量、扩大政协工作的影响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任务也很艰巨。可以说，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直接体现了政协工作水平的高低。加强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是政协工作上新台阶的必然途径。
二、不断探索新时期加强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的方式方法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结合，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本身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政协工作是在前进中开拓，在开拓中前进，所以，政协宣传信息工作和理论研究如何反映政协工作的内容，理论研究如何指导政协工作的实践，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志，都是在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方面有所建树或有志于这项工作的同志，希望大家以今天被表彰的优秀论文、好新闻、好信息的作者为榜样，大力发扬政协工作者甘于清贫、无私奉献的精神，不断创新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的方式方法。
一是要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做好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主要任务。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始终弘扬主旋律，始终抓住发展第一要务，始终突出团结民主的主题，努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发展贡献力量。主要任务是：在宣传工作中，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宣传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在信息工作中，积极反映社情民意，面向社会、面向基层、面向各界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要求，维护群众利益，为民主科学决策提供详实可靠的依据；在理论研究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认真探求政协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政协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二是要重视对经验的理论总结。从过去我们调查和这次会议交流的材料来看，很多政协工作的重大信息、重要新闻以及优秀理论成果都来自于基层，来自于对基层工作经验的调研和总结，来自于基层委员的探索、研究和发现。没有一大批基层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的默默探索，孜孜不倦地进行理性思考、经验总结，那么我们政协工作要上新台阶则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要不断地总结经验，善于对经验的理论总结，经常去思考实践中的新问题，研究实践中的新作法，将一些现象的东西进行分析，找出带普遍性的本质规律，从而更好地去指导工作实践。
三是要努力体现政协自身的特色。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要善于抓特色，出精品。首先，政协是人才库、智囊团。这就要求我们的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有高起点、高品位，使政协的人才智力优势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示。二是政协是协商机构。我们的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要充分体现党派性、合作性，多注重于多党合作、民族宗教、党外知识分子、港澳台侨、个私经济等方面的内容。三是政协是由各界人士组成的，联系着方方面面的人士。我们的宣传信息工作要体现群众性、包容性，多反映政协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方面的工作，多反映委员心声和社会新兴阶层以及民营经济人士的声音。四是政协是我国政治体制格局中的重要政治组织。围绕大局，服务中心，是政协工作的根本原则，我们的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要着眼于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工业兴市”战略的实施和构建和谐*，为政协更好地履行职能，开展协商监督、参政议政提供宣传氛围和理论支持。
三、切实加强对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的领导
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政策性强、理论性强，各级政协必须加强对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的领导。
一是要从思想上加强领导。市政协对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非常重视，根据换届后的人员变动情况调整了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以加强经常性的工作指导。特别是理论研究工作，我们还邀请了党政棵诺牧斓迹嗄甏邮铝斓脊ぷ骱驼ぷ鞯睦贤荆约罢敝腥刃恼庀罟ぷ鳌⒐匦恼庀罟ぷ鞯拇聿渭拥嚼砺垩芯炕嶂欣矗佣Vち宋颐抢砺垩芯抗ぷ髂芄还岢埂八佟狈秸耄岢帧八狈较颍刈耪返牡缆非敖＝窈螅斓夹∽橐惺档馗浩鹪鹄矗9省⒅傅肌⒍酱僬畔ⅰ⒗砺垩芯抗ぷ鞯目梗铀枷肷媳Vふ畔⒑屠砺垩芯抗ぷ餮刈耪返恼畏较蚯敖?
二是要从制度上保证有关工作的稳步开展。要按有关加强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的文件精神，定期检查工作落实的情况。市政协已经建立了*政协局域网，这项工作要进一步加强，真正形成纵横联动的信息网络。宣传工作也可以和信息微机结合起来，实现资源共享。市政协办公室、研究室要定期信息、简报、论文参考提纲、案例选登和有关来稿录用情况，促进信息、宣传和理论研究工作的平衡发展。要将奖励好信息、好新闻和优秀论文形成制度，建立政协工作的激励机制。要建立与新闻宣传部门的联系制度，各级政协要主动加强与新闻单位的协作，加强联系与交往，争取他们工作上的支持。
三是要从组织上搞好队伍建设。从事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的同志，责任重大。做好这项工作，要求有较高的素质，既要眼勤，善于发现问题；又要腿勤，勤于调查研究；更要脑勤，经常思考问题，勇于理论创新。要不断培养壮大一支政治合格、作风过硬、品质优秀、业务精良的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队伍。要关心这支队伍的成长，使这项工作不断发展完善。
四是要加强阵地建设。宣传信息工作也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也好，都必须有一定的载体，使大家有一个工作平台。过去，市委宣传部对市政协的宣传工作十分重视，市广播电视局、*日报、市电视台、市广播电台等宣传舆论机构和媒体，对市政协的宣传工作也很支持，希望一如继往地加强协调与配合，使政协的宣传在全市的宣传阵地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从政协自身来讲，各级政协都办有政协工作简报、社情民意等刊物，市政协还在经费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办有《*政协》杂志，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坚守的阵地。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志，都要倍加珍惜政协信息员、宣传员、理论研究会会员的荣誉和责任，倍加爱护我们已有的工作阵地，多为这些刊物写稿，认真编辑，提高刊物的质量。据市政协办公室和研究室的同志讲，县市区政协寄来的稿子不多，委员写的也不多，希望市政协办公室和研究室的同志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多从自身找原因，同时也希望各县市区分管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的副主席、办公室主任经常过问一下稿件的寄况，争取把我们的工作阵地建设成为政协工作的窗口，建设成为对外交流、扩大影响的品牌。
同志们：中央五号文件今年下发，省委10月中下旬也要召开省委政协工作会议，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正面临一个大好的时机。让我们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政协宣传信息和理论研究工作上勤加耕耘，努力创造新的更大的成绩！
研究室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6篇
为了全面了解把握全国各地人大制度研究会[1]的基本情况，进一步整合研究资源、完善人大制度，同时也为推动上海人大工作研究会的制度建设与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借鉴，课题组开展了本项调查研究。
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1）各地人大理论研究会概况（数量、会员、组织结构、章程、分布、名称、经费、管理方式等）；（2）活动开展的方式、内容与影响；（3）经验总结，存在的问题与不足；（4）发展与完善的建议。
一、各地人大制度研究会概况
课题组采用了网络检索、电话调查、邮寄书面问卷等方式，面向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以及部分地级市的人大常委会，对各地人大制度研究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的扫描，获得了第一手的资料。各地人大制度研究会概况调查的项目包括研究会名称、地址、会员、网站、会刊、组织结构、章程、经费、历史、管理方式、活动内容、对外交流、研究成果、经验总结等方面，基本情况可见“表1：各地人大制度研究会概况”。
通过调研，我们对全国范围内省级人大常委会层面设立的人大制度研究会基本情况可以总结梳理如下：
1.数量。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人大常委会成立人大制度研究会的共有21个，约占68%。省级人大常委会层面设有研究会的，往往在县、市、区层面也成立了类似组织。
此外，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虽未成立研究会，但是在其下属县、市、区人大设有类似组织，并且积极开展活动、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如浙江省范围内有“杭州市人大工作研究会”“嘉兴市人大理论与工作研究会”“宁波市人大工作理论研究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市人大工作理论研究会”；天津市的“河北区人大工作研究会”；河南省的“郑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会”；贵州省的“贵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工作研究会”；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市人大工作研究会”等。限于条件限制，课题组未对省级以下层次的人大制度研究会作进一步的调研，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全国地方各级人大设立研究会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人大制度研究和宣传的一个重要平台。
2.成立时间与背景。超过80%的人大制度研究会成立时间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究其背景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一是“”结束之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迎来了恢复发展的机遇。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正宪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和作为七个重要法律之一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设立常务委员会，这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大发展，是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重要体现[10]。地方人大工作在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策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创新，产生了经验总结、理论研究的实际需要。
二是20世纪 90 年代初期，著名宪法学家吴家麟教授曾呼吁应当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提议设立“人大学”[11]，引起不少实际工作者和学者的共鸣、响应[12]，形成了研究人大制度和人大理论的一股热潮。
三是全国人大的引导和推动。1992年7月3日至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和宣传工作座谈会，彭冲副委员长、曹志副秘书长分别发表重要讲话，研究探讨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问题。全国各地的150多位人大常委会机关负责人、理论和新闻宣传单位有关人员出席座谈会。
1994年9月12日至15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宣传和新闻单位，法学界、政治学界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的有关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170多人参加会议[13]。这两个会议的召开对人大制度的研究和宣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纷纷成立了人大制
在21个研究会除2个情况不详外，均有章程。会员（理事）人数从几十人到数百人不等。成员或理事基本由两方面的人员组成，一种是以个人身份入会的，其中有从人大常委会离退休的同志、在职的人大工作人员，还有在各大院校及宣传部门从事政治法律教育、科研和宣传工作的专家、学者以及有关的党政部门的同志；另一种是以团体会员单位的代表身份入会的，其中主要是各市、区、县人大理论研究会的代表。研究会的这种成员结构，体现了经验型和知识型的结合，离退休老同志和在职人员的结合，纵向与横向力量的结合，有利于集中优势资源，围绕重点课题，深入开展研究。研究会的领导包括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秘书长。14个研究会的会长由退休的人大常委会领导（主任或副主任）担任，5个由在职人大常委会领导担任（副主任、秘书长或法制委主任委员）。大部分研究会没有独立的办公场所和办公人员，秘书处工作通常由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工作人员兼任。5个研究会每年有固定经费，1个研究会通过团体会员缴纳方式获得经费，1个研究会成立专门基金会筹集和管理活动经费，3个研究会无专项经费，根据工作需要申批，其余情况不详。研究会主管单位大部分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少部分为研究室（4个）。
二、活动与影响
1.活动内容。各地人大制度研究会结合本地人大工作实际，进行理论研究，开展各种活动，推动人大工作和民主法治建设、服务本地改革发展。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1）组织学习，通过讲座、考察、调研等方式，增加知识、扩大视野；（2）经验交流，各地人大建设和人大工作中的新经验、新做法进行总结交流，使之上升为理论认识，为指导实践服务；（3）理论研究，就地方人大工作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研究，、出版论著；（4）宣传培训，主办刊物，编印资料，宣传关于地方人大工作的动态和法律知识，协助有关方面培训人员；（5）决策参考，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有关方面提出建议和咨询意见；（6）培养人才，组织、协调、指导人大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其他有关人员，开展研究，召开理论研讨会，进行优秀研究成果评奖活动等；（7）交流合作，通过与其他人大制度研究机构、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和大专院校的合作，交流人大研究工作动态和研究成果。当然，上述活动内容是总体上的综合概括，具体到每个研究会，则各有侧重。
2.社会影响。据统计，有8个研究会出版会刊，4个研究会有网站。上海、北京、广东三个研究会既有网站，又有会刊[16]，这有助于信息沟通、规范运作、扩大影响。然而，限于人力物力所限，大部分研究会既无网站又无会刊，社会活动的新闻报导也很少，处于“默默无名”的状态，缺乏足够的社会影响力。这种情况也反映在此次调研的结果中，即便采用多种方式检索调查，仍然有不少栏目空缺，无法获得相应信息。
3.研究成果。各地人大制度研究会汇集了长期从事人大工作的领导、专家和学者，他们对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有深刻的经验体会、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深厚的个人感情，是人大制度研究的宝贵财富。多年来，人大系统内的研究者对人大制度研究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论著。表3反映了各地人大制度研究会出版的部分著作。
虽然表3的统计不够全面和完整，部分著作的作者也超出了地方人大制度研究会的范围，但是也可以起到管中窥豹的效果。一方面，各地人大制度研究会出版的著作主题非常广泛，涉及人大代表选举、地方立法、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人大历史发展、比较研究、工具书等各个方面，反映了地方人大工作的创新和活跃程度。另一方面，也应当注意到，出版的著作以20世纪90年代居多，进入21世纪之后反而趋少，这说明研究会的活力在减弱。
4.与“体制外”研究机构的比较。目前，国内对人大制度的研究力量主要由两大主体组成。其一是各级人大常委会人大实际工作者为主体的研究队伍，常被称为“体制内”研究力量；其二是以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为主体的研究群体，被称为“体制外”研究力量[17]。表4反映的是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体制外”研究机构的情况。 从表4可以看到，依托高校成立的人大制度研究机构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具有研究力量强、专业知识多元、社会影响大、交流广泛、活动频繁等特点，在物质条件支持、课题申报和研究、与境外学术机构交流、资料收集整理、研究成果发表出版、后备力量补充等方面存在其优势。而这些优势正是作为“体制内”的人大制度研究会所欠缺的。
三、经验与不足
虽然在课题组回收的7份书面调查问卷中，对于“研究会活动开展情况自评”一栏中的选项，3份自评“好”、3份自评“较好”、1份自评“较差”。从比例上看，情况似乎令人乐观。但是，还有13个研究会未能回收调查问卷，综合各方面情况，大约2/3的人大制度研究会运作情况不佳，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有个别研究会（甘肃）已经注销。相比而言，有3个研究会管理制度规范、运作情况良好，其经验值得借鉴。
1.青海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
青海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成立于1994年9月，虽然青海省地处西部，经济社会发展与东部沿海地区存在差距，但是该研究会活动有声有色，充满活力。
青海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条：
一是领导高度重视。研究会会长、副会长中有多名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以及重要科研部门的在职领导[18]，在组织协调、开展活动方面有许多优势。机关有关处室的领导同志负责研究会办公室工作，对研究会各项工作开展有许多便捷。这是研究会各项日常工作得以顺利有效开展，并取得实效的重要基础。
二是注重办好会刊。研究会除了在召开理论研讨会时出版论文集外，为便于工作交流，在机关创办内刊《学习与研究》，目前已刊发80余期，及时刊载理论研究会成员、机关同志和各州市县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大工作的理论研究文章，成为全省人大工作交流与探讨的重要平台。
三是突出成果转化。研究会组织了许多理论水平高、实践经验丰富的同志，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不仅研究人大履行立法、监督、决定、任免职权和代表工作、自身建设等问题，而且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许多研究成果得到省委主要领导和中央有关部委领导的肯定和批示，进入党政决策、立法决策，发挥了重要的咨政作用。
2.北京市人大理论研究会
该研究会成立于2004年5月，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运作比较规范，效果良好，其主要经验有：
一是汇聚人才，制度规范。研究会设会长1名，名誉会长1名，顾问5名，副会长4名；理事119人，其中常务理事42人，包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代表、专家学者，市委、“一府两院”、市和区县人大常委会有关部门负责人等。研究会章程规定，理事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常务理事会是理事会闭会期间的执行机构，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向理事会负责；监事会是监督机构。研究会设立学术委员会，负责研究课题的立项、结项、验收，研究课题的组织以及研究成果的评定。
二是定位准确，保障有力。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将研究会工作作为加强基础工作总体布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常委会思想理论建设和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平台，努力为研究会开展工作提供有力保障，创造良好环境。具体措施包括：将研究会课题研究作为常委会调研工作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研究会课题调研的职能定位；将人大常委会的一些重要活动交给研究会承担，充分发挥研究会的优势和作用，比如研究会承担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首都民主法制建设研讨会”的筹备组织工作；对常委会机构设置和职能进行调整，增设了研究室理论处，同时作为人大理论研究会秘书处，增加了人员编制，为研究会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组织保障；保障研究会工作所需经费，保证研究会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是活动丰富，成果丰硕。研究会定期召开理事大会和常务理事会会议；紧密结合市人大常委会年度工作重点，先后召开了扩大公民有序参与人大工作、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立法、制定监督法实施性法规等5个研讨会；在广大理事的积极参与下，开展了58项课题研究，研究范围涉及立法工作、监督工作、代表工作、自身建设等多个方面，取得了一批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促进理事之间的交流，创办了《人大理论与实践》会刊，目前已编辑出版12期，总字数近100万字；还编辑出版了《北京市人大理论研究会2005年度调研报告汇编》《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立法研讨论文集》《北京市人大工作会议文件汇编》等7本书，总文字量200余万字，较好地发挥了研究会的职能作用。
3.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会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会最大的特点是下设基金会，负责筹集、管理和监督活动经费。该基金会于1993年8月6日成立。基金会推举会长若干人。基金会工作机构为基金管理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组成。基金来源主要是接受省内外热心支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的企业、机关、团体和个人的自愿赞助。对赞助者采用适当方式予以表彰。基金的使用根据筹款项目及需要进行规划和安排，并尽可能尊重赞助者意愿。基金主要用于：为本研究会开展的研讨活动提供经费，资助本研究会会员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调查研究；资助出版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的论著，奖励本研究会成员的优秀研究成果；资助宣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有关活动；资助研究会部分办公费用等。研究会理事会负责检查、监督基金的收支情况。基金管理委员会应将基金筹集、使用情况，每年向理事会作一次报告，并向基金会名誉会长和赞助者通报。赞助者有权提出质询和批评建议。
在看到部分研究会成绩的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总体而言，各地人大制度研究会存在经费有限、活力不足、队伍分散、影响不大等局限。
四、发展与完善的建议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是从制度运作的实效来看，它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发挥，与宪法和法律所设定目标之间具有较大的落差。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加强，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人大制度的研究。
党的十报告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要深刻认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不断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和发展都必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
地方人大工作是人大制度创新的重要源泉。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地方人大在人大制度建设、地方立法、人大监督、重大事项决定等方面都进行了探索创新，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民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有必要及时对地方人大工作进行经验总结、理论研究。
正是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应当珍惜地方人大制度研究会这一重要平台，充分发挥“体制内”研究力量作用，为人大工作提供参考，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第一，人大领导应高度重视研究会工作。实践证明，研究会的活动情况和作用发挥程度与领导是否关注密切相关。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在北京市人大理论研究会第一次理事大会时讲了“三个真心”，颇具代表性：一是真心想加强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的理论研究；二是真心想发挥长期从事人大工作、既有丰富经验又有较好理论基础的老同志，以及首都民主法制建设领域专家的作用；三是真心想用好研究会，发挥好研究会为常委会决策和工作服务的作用[20]。青海省的研究会成效突出，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直接领导、高度重视密不可分。
第二，为研究会工作提供物质保障，创造良好环境。“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物质保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调研中发现，状况不佳的研究会普遍缺乏独立的办公地点、专职工作人员和必要的专项经费。
第三，结合人大工作实际，创新活动内容。研究会应面向本地党委中心工作，面向人大工作实际，面向民生，面向基层，切实发挥好研究会咨询、参谋作用。根据常委会重点工作，积极组织会员围绕加强立法、改进监督、提高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会议质量与效力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组织理论研讨，加强学术交流。
第四，注重成果转化，充分发挥作用。有作为才有地位，研究会应当利用自身优势，以理论研究的实际成果推动人大工作。具体包括：（1）为党政决策、人大工作提供咨询、参谋作用，研究会有很多实践经验丰富、理论功底深厚的资深专家，在这方面大有作为。（2）对外培训。研究会可以开展人大知识、人大理论、人大工作培训活动，满足人大代表培训、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培训、公务员培训、党校干部培训等需求。
第五，完善机制，充分激发研究会活力。建立健全与学术研究单位和其他人大工作理论研究机构的联系交流机制，加强与专家学者和人大工作者的沟通联系，定期组织开展学术交流和人大工作理论研讨活动，互通信息，促进工作；建立完善科学有效的课题研究机制，努力增强人大工作理论研究的前瞻性、科学性和针对性；改进完善人大工作理论研究成果奖励和宣传机制，宣传理论研究成果，推进研究会工作，推动成果转化。
第六，丰富研究方法，提升研究能力。国内学界和实际工作者对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研究主要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种模式：一是制度描述途径，即描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阐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合理性和特殊性；二是制度改进途径，从制度原理和问题解决的角度来寻求现有制度的完善；三是工作总结途径，以人大的工作为中心而展开，通过工作经验交流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四是实证研究途径，通过访谈和统计来考察地方人大的实际运作状况[21]。各地人大制度研究会往往比较习惯于第三种模式的研究，但是可能会缺乏对整个制度的实际生长过程和运行状况的反思，从而难以对整个制度形成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第七，拓宽研究领域，加强综合研究。在我国，人大制度建设和人大工作涉及的领域和范围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与此相适应，人大理论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综合体，涵盖多层次、多侧面的内容，如立法制度、监督制度、代表制
度、选举制度、任免制度、自身建设等；而且还和众多的社会科学，如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法律、民族、宗教等学科交叉相连。应当把目光扩展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综合研究，才能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作出及时的回应或理论突破，为人大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第八，加强交流合作，形成研究合力。一方面是实现不同性质研究机构的优势互补，如2003年7月，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武汉共同成立“湖北地方立法研究中心”，这是我国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与高校成立的第一家地方立法研究机构；2004年4月20日，北京市人大和北京联合大学成立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所”，被誉为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人大制度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学术研究机构。
另一方面是加强各地人大制度研究会之间的沟通交流。如福建1994年11月组织召开华东、东北十省市人大研究工作座谈会，广泛交流人大研究工作的经验。出席会议除各省代表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和联络局负责人也应邀参加。
“南方部分城市人大制度理论研讨会”的经验也值得参考。该研讨会于1999年7月在广东韶关市举行第一次会议并正式成立。按照会议章程，每年举行一次研讨活动，由各成员单位轮流承办，迄今已经召开12届会议。该研讨会成员单位有来自10个省的12个地级市人大常委会，分别是：安徽省安庆市、云南省曲靖市、浙江省丽水市、福建省南平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湖南省株洲市、湖北省黄冈市、湖北省黄石市、广东省梅州市、湖北省鄂州市、江西省景德镇市、广东省韶关市人大常委会。
注释：
[1]各地研究会的名称不一，具体见后文调查的结果梳理。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本文采用“人大制度研究会”作为这一类研究会的统称。
[2]http：///rdjsyjh/.
[3]原名为“山西省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1998年改名。
[4]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网站设立专栏：http：//.
[5]重庆市直辖后，研究会于1999年重新组建。
[6]具体月份不详。
[7]已于2007年1月注销。
[8]在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网站设立专栏：http：//.
[9] http：//.
[10]程湘清：《一项彪炳史册的政治体制改革之举——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历程、意义和功效》（上），载《人大研究》2009年第11期。
研究室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7篇
一、深化认识、充实力量，把信息调研工作摆在突出位置。
一是坚持党组带动。对涉及法院全局或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院党组坚持亲自出题目、定对策，协调有关业务庭室提供素材。同时，党组成员带头深入基层，掌握真实情况，接触第一手资料，亲自撰写调研文章，形成了全院上下重视、人人动手的良好氛围。
二是加大物质投入。克服基层法院办公经费紧张的困难，先后投入10多万元进行信息调研工作的硬件设施更新，配备先进的数码相机、数码录像机、笔记本电脑等设备，为高效优质的开展调研信息工作提供可靠的物质保障。
三是着力推进信息化进程。创办具有特色的互联网站，提高网站信息调研文章的质量和品位，使其成为审判公开、沟通民意的重要窗口。
二、明确任务、突出重点，提升信息调研工作服务效能。
一是围绕审判工作开展信息调研。针对基层法院案件数量大、案多人少矛盾突出、案件复杂多样等特点，始终坚持以解决审判工作中的难题为切入点，找准审判工作的结合点，选准调研工作突破口，突出工作重点。创办《审判指导专刊》，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对审判中带有普遍和共性的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以此指导业务庭室的审判工作，促进了审判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二是围绕法院改革发展开展信息调研。为贯彻落实三五改革纲要精神，稳步推进改革工作，该院坚持各项改革措施均以调研为依托，以调研明思路、定步骤。围绕建立科学审判管理机制、加强司法职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为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依据。为方便迅速的解决矛盾纠纷，落实司法便民，区法院在前期全面调研的基础上，撰写了《关于创设速裁中心综合论证报告》，从国外民事快速审理程序、小额诉讼的司法实践，到我国民事简易程序的法理支持以及速裁中心的价值论证等方面均作出了较为全面的阐述。自2007年速裁中心成立以来，共结案2742件，案件的平均结案时间不到5天，既提高了办案效率，又降低了诉讼成本，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
三是围绕工作大局开展信息调研。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根据本辖区内党委的工作部署，积极组织有关部门开展民生社情问题的调研、宣传活动，力争通过审判工作，发现问题、反映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2011年金融危机蔓延，市部分企业的经营出现了一些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危害了辖区经济的稳定发展，为此区法院成立调研小组，就“服务企业发展，应对金融危机”这一专题多次深入基层企业进行司法调研，通过邀请专家座谈和上门服务等方式，及时提出司法建议，有效规范了企业管理，堵塞了企业经营漏洞，提高了企业抗风险能力。
三、创新制度、健全机制，形成信息调研工作大格局。
（一）健全完善目标考核机制。将调研工作列入岗位责任制，把调研工作任务量化分解到各部门、落实到人，制订了《关于加强调研信息宣传工作意见》，规定各部门每月至少报送3份信息，每年至少完成一篇调研课题，形成了部门有指标，法官有任务的岗位目标管理模式。同时，把信息调研工作与法官提拔、晋升、以及各种评优选先挂钩；出台了信息调研成果奖励制度，对被采用的信息调研成果，依据采用报刊的不同级别分别给予物资和精神奖励，激发了全院干警参与信息调研工作的热情。2012年以来，全院共发表各类稿件124件，其中部级26篇，省级47篇。
（二）建立健全成果转化机制。制订了《进一步促进调研信息成果转化利用的意见》，对成果转化的方式、途径和要求作了具体规定。实践应用中，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信息调研成果转化为审判指导性意见。将多年的调解工作经验总结为《区法院调解经验报告》，通过召开调解工作专题研讨会，向全院推广，案件调解率稳步上升。2012年，全院共调解结案4590件，调撤率比2011年同期增长7.4%。二是将信息调研成果转化为司法建议。在审理一起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时，针对问题，提出“交警部门出具赔偿凭证需完善”的建议，引起公安交警部门的高度重视，及时采纳了建议，并对其相应的执法文书进行了完善。三是将调研成果转化为法制宣传素材。依托互联网站设立了《法学研究》、《案例评析》、《司法为民》等专栏，将信息调研成果通过网络平台、新闻媒体等渠道向社会公开，实现资源共享，以扩大调研成果的社会影响力。
研究室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8篇
关键词：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效率、工作机制、工作模式
基金项目：河北农业大学社科基金项目合同，课题名称：以效率提升为目的的学生管理服务机制研究， 课题编号：SK201317-2 .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课题名称：工作室为平台的辅导员队伍建设模式研究， 课题编号：SD132025 .
一、研究意义
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作为高校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是高校育人的基础性工作。随着高校管理体制改革逐步深化，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实效的提升、工作水平的提高、质量的保证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培养、发展和成才，同时也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实施与全面落实。随着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过渡，高校招生规模不断扩大，高校学生数量剧增，学生价值取向多元、层次素质不一等变化的出现，使高校学生工作重心逐步下移，院系逐渐成为高校学生工作的主体。然而，现有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机制很大程度上还受过去工作经验的影响，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前学生群体在思想状态、价值观取向、主观意识等方面产生的新变化，导致了一些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也直接导致了诸多思想教育工作问题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因此，不断提升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实效，研究和探索新形势下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机制的建设，是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研究现状
目前，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有观念上的问题，也有机制上的问题，既有高校自身的问题，也有社会和学生本身的问题。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就目前学生教育管理工作问题的研究资料来看，国内大部分学者对于新环境下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机制的研究较为全面，但很多研究和论文往往从某一方面或某一点进行探讨和论述，虽然具体，但是往往在研究过程中忽略了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整体性，对一些提升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实效的潜在积极因素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全面的分析，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系统、全面的研究与实践。
三、对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机制的探索与研究
（一）转变思想教育工作模式，从以“管”为主的说教模式转变为以“导”为主的师生互动模式，思想教育工作重点放在对学生的思想引导和矛盾问题的疏导上。要重视对学生前期引导教育工作的开展，充分利用听课、班会、年级会、个别谈话、座谈会、走访等形式，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了解学生的所思所想，注意加强教师、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特别是倡导教师、辅导员与学生开展日常的“角色平等”交流活动。注重教师、辅导员的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提升，强化其对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学习态度、价值观、职业规划等方面的引导，把教育潜移默化于师生日常的交流沟通之中。
（二）明确思想教育工作主体，从传统的以“学工、政工干部”为主体转变为“教职员工”全员为主体的参与，使思想教育工作贯穿于学生的教育、培养、服务、就业指导等工作的全过程。高校要倡导全体教职员工树立教书育人的意识，同时积极构建全员育人的工作机制，比如建立教学单位与学工单位的联动互动机制等，把学生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坚持育人工作思想为先的原则，努力实现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全视角和全覆盖。
（三）建立健全从上到下的建制完整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体系，对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实施科学的目标管理和目标考核，根据思想教育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实际需求，认真研究考核指标体系的构建，本着切实促进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的原则，科学设计考核指标和考核制度。进一步明确思想教育的工作方向和工作意图，积极调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者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确保思想教育工作收到实效。建立完善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和学生表现考评机制，使之规范化和常态化。并注意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对工作体系的成果进行及时评估，以便改进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总结和推广工作成果，建立健全学生管理工作和学生表现考评工作机制，努力提高思想教育工作的整体水平。
（四）实施学生骨干培训工程，侧重对学生干部综合能力的培养。抓好骨干的选拔，制定科学的干部骨干选拔选任计划，注重选聘的公开、公平、公正，切实保证选拔干部的综合素质过硬；通过专题报告教育、理论学习、研讨交流、素质拓展、工作实务培训、实践教育等方式强化对学生干部的教育培训；注重通过业绩考核、同学互评、实践工作检验等方式加强对学生骨干的工作考核；逐渐建立学生骨干信息库，择优向有关人才需求部门推荐，努力为学生骨干创造就业、深造机会；通过开展“优秀学生干部标兵”、“学生服务工作标兵”、“一名干部一面旗”等活动，进一步调动学生干部模范带头作用的发挥。
（五）思想教育工作要及时占领网络阵地。思想教育工作队伍要及时学习和掌握各类网络工具的操作和应用技能，教育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资源。加强现代化媒介工具和软件系统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中的引入，充分利用好网站和QQ网络空间、微信、飞信等网络资源[5]，发挥好这些资源对学生健康成长的积极促进作用。积极开发学生基本信息库、评优评奖、实践登记、网络调研、舆情关注、校园文化活动的前期调研、组织宣传、学术活动、就业创业教育、就业择业指导等工作功能的学生思想教育与管理工作综合信息平台。
（六）加强对校园文化活动的规划与统筹管理。根据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主线和实际需求，科学制定校园文化活动总体方案，将校园文化活动与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搭建和不断拓展活动平台，探索校园文化长效工作机制。结合学生的特点和所学、所需，组织一些受到广大青年学生欢迎的活动，使校园文化活动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同时，要注意理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活动主线，对校园文化活动的组织、谋划要注意倾听校园文化最大主体――学生的诉求，努力实现校园文化与学生需求的有机结合。此外，还要注意加强对校园文化建设的指导与规范，确保校园文化活动的正确方向。
（七）逐步建立从学校到院系层级清晰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体系及相关危机干预制度、机制，建立校园突发事件的相关预案和应急处理工作机构。平时注重抓好对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干部、学生骨干的有关心理危机问题和突发事件处理方面的教育和培训，对已经出现的危机问题和突发事件要作为案例及时组织一线工作人员进行研讨、总结和提炼，分类做好案例事件的定性判断、问题分析、干预方案选择、应急措施、经验总结，形成模板式“教案”，充分做好平时的“战备”。 以便帮助一线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对心理危机问题和校园突发事件及时开展必要的防范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苗头在萌芽阶段进行必要的干预，尽量避免心理危机问题和校园突发事件的发生。一旦问题发生时，一线人员也能及时、客观、准确的进行定位与处理，避免事态恶化。
（八）理顺工作机制，规范工作程序、流程，捋顺部门工作关系。对现有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机制进行完善和发展，树立高校思想教育工作的系统观、立体观和整体观，对外探索与社会、家庭的联系、联动机制，对内探索与学校教学、服务、管理等工作部门的联系、联动机制，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资源为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服务。同时，进一步明确思想教育工作的职责职能，严格规范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工作程序和流程，捋顺部门工作关系，加强与校内部门间的合作交流与信息互通，不断提高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效率。
（九）加强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团队建设，由学校学工部门牵头搭建全校性的工作平台，建立全校性的思想教育工作研究部门。建立学校与院系、院系之间的工作信息交流机制，建立定期的全校思想教育工作交流活动，充分发挥工作简报、辅导员沙龙、全校学生骨干交流活动、工作快讯、网络会议等工作形式的作用。实现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信息、经验、方法等在全校范围内的共享。同时，努力搭建辅导员素质提升学习平台，分别成立学校的辅导员工作研究室和院系辅导员工作研究小组，建立辅导员人才梯队，建立此类思想教育工作研究部门的分工机制、例会制度等工作制度。进一步健全院系学生教育管理工作例会制度，根据工作需要实行全校性的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会商制度，强化思想教育工作的交流与沟通，不断提高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整体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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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张晓莉，唐小云，王宇，等.探索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新思路，切实提高扩招生教学质量[J].医学信息，2009，22（11）：2307-2309.
[3] 李亚茹.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现状及对策[J].新西部，2012（8）：143，182.
[4] 于美霞.高校学生教育管理工作所遇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101（12）：98-99.
研究室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9篇
据考证,我国最早发表的介绍广播的文章始于1920年,最早介绍电视的文章见于1927年。从那时起,国人开始积累对广播电视的理性认识,至今已走过90年发展历程。广播电视学术研究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从幼稚走向成熟,如今已形成蔚为壮观的理论体系。在90年历史进程中,大致经历了萌芽、起步、形成和发展四个阶段。本文将对90年来我国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的四个阶段做简要的梳理和总结(本课题研究对象仅限于大陆,不涉及港澳台)。
萌芽阶段指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那时国人已对广播电视形成一定认识,有了初步的感性研究成果。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广播电视理论研究进入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由1949年10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经济社会历经曲折磨难,受此影响,理论研究虽有进展但难有较大作为。形成阶段指改革开放以后到20世纪末,进入21世纪则为发展阶段,其间理论研究历经了总结历史、构建体系、趋于成熟三个时期,取得有目共睹的成就。这些阶段、时期的划分,大体上以国家开元纪事、重大转折、重要事件及其影响为依据。
一、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的萌芽阶段(1920年～1949年)
据史料记载,清王朝之后,北洋政府于1912年即决定创办“交通传习所”,开设《无线电话》等课程,培养电信广播技术人才。十年间培养学生400多名,其中包括中国广播之父――1914年毕业于第一届无线电速成班的高材生刘瀚先生。1918年,北洋政府还向英商订购了200套无线电话机,这些设备可以改装成广播发射机。1922年,随着奉系军阀的溃败,部分无线电人才和设备流入东北地区,为国人创办广播打下伏笔。[1]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当时国人对科学新知的敏感度极高。早在1920年,中国近代大型综合性期刊――上海《东方杂志》就在《科学杂俎》栏目陆续刊登《轻便无线电话机》(1月)、《自动车上之无线电话》(3月)、《空中传来之演说》(5月)、《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8月)、《无线德律风之又一式》(11月)等文章,向国人介绍正在孕育中的广播技术,这是迄今发现国内最早介绍广播知识的一批文章。
《轻便无线电话机》文中写道:“最近发明一种轻便之小无线电话机,各处均可装置,且人人皆能使用,无稍困难……其通话之距离约自十里至二十里之远。”[2]当时,现代广播尚未诞生,无线电话机的问世,为广播诞生创造了条件。《自动车上之无线电话》进一步说明,车上装置无线电话“利益尤巨”。[3]《空中传来之演说》则绘声绘色描述了国外进入实用阶段的广播:“当战胜公债闭幕之日,纽约自由路上悬听筒数十支,由各著名人物各作五分钟之演说。凡在华盛顿及其他大域之诸名人均有所陈说,各自其本地之无线电话站发出,传至于纽约街道中,一时仰首而听者不下万人,皆能了解其辞句。演说中间,更和以音乐亦由无线电自空中传下,声音嘹亮,令人疑为仙界焉。”[4]《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介绍说:“有此种发明,故将来可有许多之新用途。”晚上传音乐,“为人民音乐跳舞之时间”;晨间报新闻,可于早餐时“且食且听”。[5]《无线德律风之又一式》补充道:“旅客长途寂寞携之而行,则风尘仆仆中可静听数里外歌声也。”[6]其中,后两篇文章已经涉及对广播功能的认知。而这一年11月,世界上第一家申领营业执照的电台――KDKA电台才在美国正式开播,国人亲耳聆听广播节目则是在1923年的事情。
曹仲渊、朱其清是国内早期研究广播的先锋人物。在曹仲渊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迫切希望我国广播业迅速发展的良好愿望,看到他对北洋政府不善管理的痛惜之情。他分析了当时上海广播的经营状况,认为美国人奥斯邦1923年在上海办的“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乃“在吾国公然以无线电播送音乐之嚆矢”,看到北洋政府虽屡颁禁令,但“通令仅在华人方面发生效力;对于外侨绝对不生影响”的现实,痛惜政府“实力既不足,法律又无用,行见此项事业之利权,尽数操纵于欧美人民之手”。[7]曾去美国考察并于1922年回国的朱其清,详细介绍了国外办广播的经验和方法,阐释我国发展广播的必要性。由于受欧美思想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他突破了封建学者僵化的观念,用发展的眼光,从广播与社会的关系上探寻出路。他预言广播“将取新闻纸类、留声机等而代之,亦意中事也”;[8]他提出广播兴起的“四要素”,对广播技术、广播内容、收音机制造销售和政府管理等提出诸多看法。“四要素”虽说还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但在当时我国广播业尚处于发轫时期来看,不能不说具有远见。
曹仲渊、朱其清对我国早期广播的考察和研究,表明我国这个时期广播研究已初露端倪。由于当时广播在世界上刚刚兴起,在我国更是新鲜,因此这个时期人们对广播的认识还比较肤浅,相关名词语术也没形成规范性提法,常把无线电广播与无线电报和无线电话混用;许多人只是把它当作新奇的娱乐消遣工具或商业赢利手段来对待。但可以发现,广播在我国一经诞生,就与社会、经济发生了紧密联系。这一时期的研究,对于促进人们对广播认识的深化和广播在我国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9]
广播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开播仅3天,就在1923年 1月26日播出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发表的《和平统一宣言》。孙中山表示:“余之宣言,亦被宣传。余尤欣慰。余切望中国人人能读或听余之宣言。今得广为传布,被置有无线电话接受器之数百人所听闻,且远达天津及香港。诚可惊可喜之事。吾人以统一中国为职志者,极欢迎无线电之大进步。此物不但可于言语上使全中国与全世界密切联系,并能联络国内之各省、各镇,使益加团结也。”[10]此后,随着官办电台的兴起,在一些电台管理者给上级官员的《呈》《咨》文和报告中阐述了他们对广播的认识和思考。东北无线电哈尔滨电台台长刘瀚提出“广播无线电之功用,旨在播扬政治,发展商务,辅助教育,焕发社会”。东北无线电长途电话监督处监督李德言认为广播可以实现“千里一堂”, 能够将“首揆宣言”送抵斗室。[11]中央广播电台首任台长吴道一则详细阐述了“广播无线电之定义及其效用”,认为广播乃“远地声音”,可以“发于一地,达于全球”,“缩万里如咫尺”,利于“公共消息之传播”。[12]这与当今“地球村”的概念何其相似。广播事业创始人陈果夫在回忆文章中说:“中央为阐扬党义,宣传政令,及促进文化,传递消息起见”,于1928年秋创办电台,并认为广播在“理论之阐扬,时事之报告,使国际间明了我国之真情,俾正谊得伸于世界,尤非任何宣传工具所可比拟。”[13]
迄今发现国人最早在专著中论述广播的是报学家戈公振。他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写道:“尚有无线电话(指广播),电浪较无线电(指电报)为弱。近《申报》已购置一具,于演奏音乐歌曲之外,亦常用以报告新闻。”[14]把广播列入新闻范畴加以考察。由于北洋政府将广播划归交通部管辖,在1927年出版的《交通史略》中也记载了当时广播电台的分布和节目播出情况。[15]
1952年l2月1日至11日,第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年来广播工作的成就、经验和存在问题,研究确定1953年广播工作方针与任务。会议围绕“广播工作的特点,广播工作的对象和广播工作的任务”三方面作了深入讨论,不仅指明了国内广播的具体任务、工作方向,也框架了理论研究的边界和底线。此后,以召开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的形式研究、确定广播发展方针的做法,逐渐被固化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凡遇有重大方针政策调整或出台,都通过召开全国会议的方式研究和贯彻,并由此形成了在广播电视发展史上有过重大影响的第四次、第十次、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
1954年7月6 日至9月5日,我国派出第一个大型广播代表团访问苏联,学习苏联的广播工作经验;10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内部印发《苏联广播工作经验》小册子,全面介绍苏联经验。在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上,梅益作了《学习苏联广播工作经验改进我们的广播工作》的报告。苏联经验对我国广播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一方面,通过这次学习,中国广播工作者开阔了眼界,学到了一些先进经验,使我国广播工作较快地走上规范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这次取经,从管理体制到节目制作,都照搬苏联模式,有“削足适履”之嫌。但是,对苏联广播工作经验的研究和各种专题研讨会的举办,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我国广播工作者的理论视野。这期间,还派出电视技术人员到苏联、捷克等国学习,为新中国创办电视做了人才和知识的储备。
1964年3月10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提出题为《为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宣传的质量而奋斗》的宣传业务整改草案。这个草案总结了新中国成立15年来广播电视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经验,阐述了广播电视宣传业务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个草案难免带有左的痕迹,但对当时的实际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的某些基本观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1970年1月16日至2月1日,全国电视事业会议在北京进行,会议确定了研制彩色电视的发展方向。1977年10月7日至1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在南京召开卫星广播规划座谈会。会议研究了我国卫星广播规划,提出我国广播电视应采用卫星覆盖的建议,明确了发展方向、整体布局和实施步骤,为我国大幅度提高广播电视人口覆盖率、改善视听效果创造了条件。
(二)开辟学术园地,组建高校,建立专职教学及理论研究队伍
20世纪50年代出现过一些广播(电视)学术刊物,但大部分在60年代中期相继停刊。出于业务需要,这些刊物基本上都是业务交流、实践性质的。其中有代表性的有中央电台编印的、以刊登广播稿为主的《每日广播》(1950年1月4日创刊)和《人民广播》(1950年4月创刊);中央电台编印的主要刊登新闻总署和广播事业局指示精神的《广播通报》(1950年2月1日创刊);中央电台编印供收音员阅读的《收音员通讯》(1951年3月创刊);中央电台主办,广播爱好者社编辑出版的群众性刊物《广播爱好者》(1955年7月创刊)等。中央广播事业局主办的《广播业务》是前唯一公开出版的全国性广播业务刊物。该刊1955年6月起试刊两期,10月正式出版,至1958年底共出15期,1959年1月改为月刊,到1966年5月停刊,共出版102期,发表各类文章1600多篇,许多内容具有开拓价值。中央广播事业局1959年2月创办不定期内部刊物《广播业务译丛》,介绍外国广播电视动态;1964年2月8日,北京电台创办《外国听众反映》,汇集各国听众来信,反映他们的诉求,供领导参考。那时,省级学术刊物较少,创刊较早的有《天津广播》(1951年3月20日创刊)以及湖南、云南、鞍山等地的刊物;上海电台主办的《每周广播》(1955年元旦创刊)是国内第一家公开发行的广播节目报。
1949年11月3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建立地方编播研究部,这是广播电视系统第一个业务研究机构。为系统研究各类节目,提高各地电台编播业务水平,1950年7月11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发出调查各地电台《听众服务》节目的通知。1957年6月25日,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研究室,开始比较系统地收集、整理广播文件、史料和译介外国广播电视材料。1959年9月7日,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成立,标志着广播电视研究迈上新台阶。该院新闻系依照综合大学新闻系的一般构架,设置了新闻理论、广播史、广播业务、播音、文艺和摄影等教研室(组),并开设相关课程,在新闻学的框架内开始了广播电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央广播局原研究室也并入新闻系,编印《广播业务》和《广播电视参考资料》。当时,大学新闻系设研究室的在仅此一家。在左荧、康荫、温济泽、高而公等“老广播”的带领下,一批青年教师开始了广播电视的教学研究工作,比较系统地总结广播电视的经验。在五六年的时间里,先后编印完成《中国新闻广播文集》(上下册)、《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大事记》(草稿)、《陕北台范文选》、《广播稿选》(第一集)、《新闻工作与语言》、《马恩列斯论报刊・列宁论广播》、《同志论宣传工作》、《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社会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事业概况》等。[28]据不完全统计,从1952年到1965年,共召开全国性或地区性广播(电视)业务会议十多次,研讨如何提高对内对外宣传质量。
(三)广播业务研究全面开拓,取得可喜成绩
这一时期,由于强调广播“要学会自己走路”,广播围绕自身特点、业务和历史开展研究,取得一批成果。左荧在《谈广播的特点――业务学习笔记之一》(《广播业务》1955年试刊号1)一文中指出:“用声音通过无线电波向千百万群众说话、演讲,这就是广播最基本的特点。”进而概括了广播的三大优势和四个弱点。向集在《对新闻广播中几个关系问题的探索》(《广播业务》1961年第11、12期)一文中将新闻广播与文艺广播等进行比较,认为真实性是人民广播的重要原则之一。涉及广播基本理论研究的文章还有矛陋室的《试谈广播新闻的部分特点》(《广播业务》1957年第10期)、温济泽的《正确理解新闻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广播业务》1962年第11、12期)等。有十几篇文章探讨了录音报道问题,其中左荧的《谈录音报道》(《广播业务》1957年第9期)较为全面、准确,具有指导意义。
改进广播报道一直是研究的热门话题。李守芝的《漫谈广播新闻写作》(《广播业务》1957年第10期)认为:“一篇广播新闻的好坏,一方面在于思想水平的高低,另一方面则决定于语言表达的技巧。”冰华的《对在广播新闻里发表议论的看法》(《广播业务》1958年第8期)主张具体分析,区别对待。杨兆麟的《关于改进广播文风的几点意见》(《广播业务》1959年第9期)从四方面提出改进广播写作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丁图的《“转瞬即逝”能不能改变》(《广播业务》1963年第10、11期)针对广播的弱点,提出如何在稿件上加以克服的办法。
在播音研究方面,1951年3月1日左荧发表的《从“编播合一”谈到播音应当专业化》(《广播通报》第2卷第1期)是新中国最早研究播音的理论文章。文章对当时试行“编播合一”的背景、目的、得失进行了分析,指出“好的播音应是亲切而有诱惑力的。使人们一打开机子就不能不听我们的播音,听就不能不听完,听完则久久不能忘怀”。进而对播音提出了较高要求。1952年12月,中央电台主持召开了播音工作座谈会。提出“播音员不是传声筒”,是“有丰富政治情感和艺术修养的宣传鼓动家”等观点。 1954年随中国广播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学习归来的齐越,一方面传达苏联播音工作经验,一方面总结我国的播音经验,组织中央电台播音组的同志写出五篇文章,即《播音员和播音工作》(徐恒执笔)、《克服报告新闻的八股腔》(夏青执笔)、《播社论的体会》(李兵执笔)、《把现实中情景鲜明地再现在听众面前》(张洛执笔)、《播音员和实况广播》(齐越执笔),总结了几种主要新闻文体的播音要求以及播音管理和培训办法。1955年3月在京召开的全国播音业务学习会是新中国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播音会。会议明确了对播音性质、地位、作用的认识,左荧在题为《播音是一种语言艺术活动》(8月发于《广播业务》1955年试刊号2)的发言中阐述了播音的四个要素。会上一系列发言、报告、讲座,初步形成了播音研究的基本框架。[29]此外,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研究解放区广播史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在全国和各地方刊物上发表的研究广播的文章达2000篇左右。
(四)电视业务研究在借鉴中摸索,产生初步成果
1958年,中国创办电视,电视理论研究也同时起步。新中国较早发表谈论电视的文章是《电视剧是怎样的?》(《新民晚报》1958年10月11日第2版),该文是欧冠云在采访上海电视台导演周峰后写成的,介绍了周峰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参观学习的体会。而周峰撰写的《从事电视广播的点滴体会》(《广播业务》1959年第12期),被认为是新中国最早正式发表的研究电视的文章。这一时期的电视研究主要是借鉴新闻学和文艺学的理论框架、原则、观点来审视电视业务,内容涉及电视的作用、传播特点,以及采访、拍摄、编辑、编剧、转播、导播等若干操作问题。在本体理论研究方面,广州电视台的《电视广播宣传的几种方式方法》(《广播业务》1960年第11期)、李子先的《电视新闻片的性能》(《广播业务》1962年第8、9期)和杨长的《电视新闻和电视记者》(《广播业务》1965年第6期)等文章,借鉴新闻理论基本观点来阐述电视新闻工作的若干要求,对电视新闻的属性、传播特点、基本要求等方面做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在应用业务领域,北京电视台的《足球和篮球比赛的电视实况转播》(《广播业务》1960年第3期)、天津电视台的《充分利用图片报道进行宣传》(《广播业务》1960年第12期)、傅暾的《电视报道的构思――实习笔记之一》(《广播业务》1961年第4期)、裴玉章的《采访摄影浅议》、《再谈采访摄影》、《三谈采访摄影》(分别刊于《广播业务》1962年第4期,第5、6期,第8、9期)等文章几乎涉及了电视实务的各个环节;在节目研究方面,赵群在《北京电视台的广播节目》(《广播业务》1961年第1期)一文中介绍了近十种电视节目形式,裴玉章在《电视经济新闻的出路》(《广播业务》1962年第10期)一文中提出改进经济报道的九种方法,洪民生在《杂谈电视台的社教节目――向上海、广州电视台学习札记》(《广播业务》1965年第7、8期)总结了办社教节目的几种方法;在电视剧和剧场转播艺术方面,基本上是借用戏剧、电影和文艺理论来议论、分析电视艺术问题。孟浩的《电视转播剧场演出实况的几个问题》(《广播业务》1960年第9期)、黄一鹤的《大型电视音乐节目电视转播的几个问题》(《广播业务》1962年第2、3期)提出镜头切换要与作品内在逻辑相结合等观点;周峰的《漫谈“电视剧”》(《解放日报》l961年7月30日第4版)、王子木的《从小谈起――电视导演札记》(《广播业务》1963年第1期)探讨了电视剧与电影的差别;赵玉嵘的《电视剧浅议》(《广播业务》1964年第8期)提出电视剧是“独立的艺术形式”。由于电视诞生时间不长,电视史研究尚未进行。
值得一提的是,《广播业务》还对国外电视发展做过介绍。比如,1956年第5期刊登了杨・格鲁什卡的《捷克斯洛伐克广播和电视工作的新方法》、l960年第7期刊登了奥・维索茨卡娅的《电视播音员》、l963年第6期刊登了洪扬的《古巴的广播电视事业》等。
从1959年到1965年,《广播业务》及其他报刊发表的研究电视的文章有80余篇,其研究层面基本停留在感性描述上,研究内容集中在电视属性和业务操作方面,大多是电视工作者的工作经验、体会等,缺乏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决策性研究基本上通过文件等形式来。电视学术理论研究的起步阶段就是这样从点滴、从基础做起的。
(五)几次有价值的学术争鸣
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围绕广播是“阶级的工具”还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些学者曾展开争论。持“工具”论者,以周新武、康荫为代表。周新武在《人民广播――无产阶级的工具》一文中认为:“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广播事业就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就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工具。”康荫在《谈新闻作用问题》一文中指出:“广播、报纸既不能和国家机关相互混淆,又不能相互割裂。广播、报纸和国家、军队、法庭一样,都是阶级对阶级实行的工具。”持“斗争工具”论者,以黄予为代表。他在《广播不是阶级的工具――复康荫同志》一文中指出:“既然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者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那么,阶级就不是阶级斗争的全部,阶级斗争和阶级就不是‘一个意思’”。马保志、李仲峰撰文《怎样认识广播的性质》支持黄予的观点,认为“报纸广播起源于阶级斗争的需要,但不是起源于阶级的需要。报纸广播虽然是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但这不等于说上层建筑的各个构成部分,如报纸、广播、学校等都是阶级的工具。”还有学者提出第三种观点:广播是一种“宣传工具”。这一时期,就“广播新闻是否应该简明”、“广播新闻中能不能夹评论”、“电视播出要不要分镜头本”等具体业务问题也曾有过争鸣。[30]
十年内乱时期,广播电视沦为极左路线的宣传工具,学术空气窒息,理论刊物停刊,业务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到上世纪70年代,仅保留《广播与电视技术》(1974年创刊)、《电视技术》(1977年创刊)等为数不多的技术信息类刊物。
在这一阶段,广播电视理论研究基本上遵循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统帅业务的思想方法;研究思路上,主要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和战争年代形成的党报理论来观照、审视广播和电视,自身的学科意识没有觉醒。“工具论”、“喉舌论”占据不可动摇的地位,这种观念由于过度强调政治属性,而忽视了作为大众媒体文化、娱乐功能的研究。在这种观点的统摄下,许多问题属于不容讨论的学术“”。正是由于受到种种局限,使这一时期鲜有学术争鸣,即使有,也仅仅是在“斗争喉舌”还是“喉舌”的有限范围或者一些无足轻重的细微问题进行讨论。虽然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专业研究人员开始参与到广播电视理论研究中来,但基本都是进行应景式的政策注解和服务于教学要求的概念性阐述。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相对简单,缺乏国际视野观照,研究成果基本停留在业务探讨、经验总结层面。仅出版《广播收音手册》(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版)、《工人广播》手册》(上海劳动出版社1950年版)、《怎样写新闻稿和广播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63年版)、《农村有线广播》(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等几本实用型小册子。许多领域尚处在空白状态,少有被学界认可的成果,更是没有产生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理论成果,广播电视学术理论研究尚处于幼稚阶段。(未完待续)
注释:
[1] 陈尔泰:《中国广播发轫史稿》,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2]《轻便无线电话机》,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1920年1月25日版。
[3]《自动车上之无线电话》,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5号,1920年3月10日版。
[4]《空中传来之演说》,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9号,1920年5月10日版。此前有研究者将此文的配图说明文字“由空中无线电传达演说之情形”误作文章题目,在相关文论中一传再传,经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核查原件,该文题目应为《空中传来之演说》,笔者注。
[5]《用无线电传达音乐及新闻》,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15号,1920年8月10日版。
[6]《无线德律风之又一式》,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22号,1920年11月25日版。
[7] 曹仲渊:《三年来上海无线电话之情形》,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号,1924年8月15日版。
[8] 朱其清:《无线电之新事业》,载《东方杂志》第22卷第6号,1925年3月22日版。
[9] 哈艳秋:《简论旧中国对广播的研究》,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10]《无线电话传布孙先生统一宣言》,载《国民日报》1923年1月28日;转引自赵玉明主编:《中国广播电视通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11] 刘瀚给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张的《呈》,1928年3月14日;东三省保安司令部给黑龙江省长公署的《咨》,1928年10月6日;转引自《中国广播发轫史稿》,第192页,第190页。
[12] 吴道一:《我国之广播事业》,载《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年刊》,1929年12月编印。
[13] 陈果夫:《中央广播电台创办经过》,载《中华民国新闻年鉴》1961年版,第46页。
[14]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15] 袁德宣:《交通史略》,北京交通出版社1927年版。
[16]《上海播音台点的历史》,载《申报》1938年12月23日。
[17] 哈艳秋:《简论旧中国对广播的研究》,载《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
[18] 谢鼎新:《民国时期(1920～1949)国人对广播的认知》,载《媒介研究》2007年6月号。
[19]《电视之进步》,载上海《科学》杂志1927年第6期。
[20] 孔祥鹅:《参观电传话影机纪实》,载上海《科学》杂志1928年第3期。
[21] 王崇植、恽震:《无线电与中国》,文瑞印书馆1931年9月版。
[22] 赵真觉:《电视学》,载上海亚美无线电公司编印《无线电问答汇刊》,1932年10月10日。
[23] 孙建三:《在中国Television为什么叫“电视”》,载《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3期。
[24] 谢鼎新:《民国时期国人对电视的认知》,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年第2期。
[25] 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1～10页。
[26]《解放区广播历史资料选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27] 杨波、王燕春主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史》,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89页。
[28] 赵玉明、王福顺主编:《中外广播电视百科全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32页。
[29] 张颂:《中国播音学发展简史》,载《媒介研究》2007年6月号。
[30] 王文利:《中国广播电视新闻研究简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192页。
研究室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理工科院校；金融专学业；教学团队；人才引进与培养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08-0011-03
高等院校教学团队建设是教育部、财政部于2007年联合推行的“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高校开展教学工作的有效组织形式。作为高校教师之间缄默知识传送、转化的纽带，教学团队的建设能够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综合素质，整合、优化教育教学资源，因而已成为高校教学改革、发展的主题之一。相较财经类院校、综合性大学等其他类型高校，理工科院校所设的金融学专业一般起步相对较晚、投入有限，体现金融专业特色的某些专业课程的教学力度、教学深度或多或少会受到一定影响[1]，但也同时具备数理基础雄厚、突出实践能力发展、注重复合型金融人才培养等优势特征。相应的，理工科院校金融学专业教学团队的建设也处于探索阶段，需结合其院校优势、教师特质等多方面因素，制定相关的教学团队组建方式、团队规模和结构以及引才与考核机制等。
一、教学团队建设的理论研究
1.教学团队的内涵与特征。上世纪80年代，团队研究开始被应用于教育体系，美国学者Joyce B.和Showers S.率先提出了“同伴互助”（Peer Coaching）的概念，他们通过实验结果的比较，认为教师应协同互助，形成同伴关系共同对教学进行研讨，并实行系统的教学训练与反馈，相互学习并改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2]。我国学者对于“教学团队”这一概念尚未形成统一定义。马廷奇从高校发展的任务需求角度出发，认为教学团队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推进教学改革为主要任务，由为共同的教学改革目标而相互承担责任的教师组成[3]。孙丽娜、贺立军将教学团队定义为，由某一专业或某一课程的教师组成的、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标而相互协作、共同承担责任的教师群体[4]。张意忠则指出，教学团队是由少数技能互补、愿意为实现共同的教学目标而分工明确、相互承担责任的教师组成的队伍[5]。上述研究虽对教学团队的界定有所不同，但都突出了教学团队的两大基本特征：一、目标同一性，教学团队需具备明确、一致的团队建设目标；二、责任互担性，教学团队成员应相互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承担团队建设的责任。
2.教学团队的组建模式。作为一类非正式教学组织，教学团队的组建模式有很多种，如基于教学研究室组建，基于课题组建，基于一级、二级学科组建，基于课程组组建等。根据学科方向、教学内容要求和培养模式等，成立数个由多门课程组成的课程组，组建相应的教学团队，这一组建模式不仅符合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与任务要求，同时有利于教学团队的形成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2007～2009年来批准的205个国家教学团队中，课程（群）型教学团队数平均占90%，并逐年升高，2009年提升到100%。这种比例构成及变化说明，基于课程组的教学团队组建模式，是各高校教学团队通过逐步探索而形成的共识[6]。
3.专业教学团队研究。专业教学团队研究即以某一具体专业的教学团队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分析等方式，对其实践过程进行提炼与归纳，进而对相关专业教学团队的建设进行经验总结。专业教学团队的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如，李静敏通过对目前经济与管理跨专业综合实验教学团队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提出了人才引进机制、绩效考核和科研激励机制改革等相关意见[7]，葛欣、许望和卢德馨总结了南京大学大理科基础平台课程教学团队建设的新探索和新成果[8]，但目前尚无针对理工科院校金融学专业教学团队建设进行的专门研究。
二、理工科院校金融学专业教学团队建设的实践探索
大连理工大学长期坚持高水平教学团队的培养建设方针，依托理工科院校的学科优势，以课程组为核心，组建了一支专业知识基础雄厚、国际化视野开阔、实践指导能力强的金融学专业教学团队。本文将以该教学团队为例，对其建设过程及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以期丰富相关研究内容，并为同类金融学专业教学团队的构建和运行提供一定借鉴。
1.金融学专业教学团队的组建。教学团队围绕金融学专业的课程组进行建设，以数理与金融基础培养、国际化人才培养和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模块，组建了一支由数理与金融交叉、国际化双语和实践能力培养等三支子教学团队构成的、综合能力较强的金融学专业教学团队。①数理与金融交叉教学团队。根据院校特点，利用数理工程学科优势，以传授金融学基础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对金融问题的定量分析能力为目标，建立涵盖数理基础知识（包括工科数学分析、计量金融学等课程）和金融专业知识（包括公司金融、证券投资等课程）两大课程组全部师资力量的教学团队。②国际化双语教学团队。以国内教师双语授课、海外学者英文授课为主要教学模式，组建一支专业水平高、英语能力强的国际化双语教学团队，该团队涵盖国际化（英语能力）课程组（包括专业英语、国际金融等全英或双语课程）的师资力量。③实践能力培养教学团队。以培养学生从事金融活动的技能和解决金融实际问题的能力为目标，组建涵盖金融专业实践（包括企业调研、综合实习等课程）和实践拓展（包括金融学案例分析、金融创新讲座等课程）两大课程组全部师资力量的教学团队。
2.专业教学团队的人才引进与培养。①多元化人才引进渠道。金融学专业采用“三大引才模式”，构筑教学团队多元化人才引进渠道：通过“高层次金融人才引进专项资金”完善教学团队，依靠“海天学者”基金计划及国际会议等吸引海外学者，利用校企合作机会聘请企业金融管理人才。首先，专业教师队伍引进。设立“高层次金融人才引进专项资金”，用作教学团队在海内外长期宣传人才招聘计划的费用，以及聘用教师的安置费用；其次，吸引海外知名学者。外聘“海天学者”、客座教授。依托院校“海天学者”基金项目，每年聘任1～2名优秀海外学者，作为特聘教授或高级访问学者，来校承担全英语授课、金融知识讲座等短期工作。依托国际会议，吸引海外人才讲座。每年定期举办“金融风险与公司金融国际研讨会”，利用会议的国际影响力，吸引更多海外知名学者、教育专家前来与教学团队进行交流互动，并为学生举办英语讲座；此外，吸纳金融管理人才。强化与大连银行、广发证券大连分公司、泰富（大连）投资公司等金融型企业的双向合作，从每个企业选聘2～4名学历水平较高、工作经验丰富的中层或基层管理人员，作为教学团队的毕业生实习指导教师，选聘1～2名高层管理者作为金融实践讲座客座教师，将具有丰富金融管理经验的相关人才充实到教学队伍中来。②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针对不同个体需求，打造教学团队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制定“青年教师海外进修计划”和“教师合作导师制度”，加速青年教师成长，组织双语教学培训和教学实验实训，提高教师双语授课水平和实践指导能力。首先，青年教师培训。“青年教师海外进修计划”依托国家基金委、国家留学基金委，在教学团队内部，每年至少选派2名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到国外合作交流院校进行半年以上的学习或进修，使青年教师通过海外交流平台获取专业基础知识、前沿金融知识和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师合作导师制度”为教学团队内新入校的青年教师配备1～2名教授级导师，从基础教学、课程实践及专业研究等方面对其进行全方位引导，以迅速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质量和专业素养。其次，培育双语教学团队。与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外语学院等部门配合，为教学团队成员举办教师双语授课能力培训学习班，聘请2位外籍教师、2位国内教师承担约60个小时的课时量，对教师的双语教学能力进行系统化培训，并协助教师进行双语教学课程的设计或改革。最后，以训促教指导实践。利用每年寒暑假，邀请大连金蝶软件公司、世华国际金融信息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等模拟仿真实验室和软件的提供方，为教学团队成员进行全面实训，使教师深入了解实验室、软件的操作程序及更新情况，从而更有效地指导学生开展模拟教学实验。
作为一项相对复杂的系统工程，理工科院校金融学专业教学团队的建设需与高校学科优势、办学特色和人才培养方向紧密贴合，通过借助相关理论研究，探寻其建设规律及方法，并在实践过程中反复探索、修正，寻找有效的团队组建方式和教师引进及培养模式，进而不断充实专业教学队伍，推动教学内容及方法改革，确保高校专业教学工作的顺利完成。
参考文献：
[1]张英，徐彬，崔兵.工科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思考[J].文教资料，2007，（3）：10-15.
[2]Joyce B.& Showers S.The Coaching of Teaching[J].Educational Leadership，1982，40，（1）：4-10.
[3]马廷奇.高校教学团队建设的目标定位与策略探析[J].中国高等教育，2007，（11）：40-42.
[4]孙丽娜，贺立军.高校教学团队建设的目标定位与策略探析[J].河北学刊，2007，（5）：162-165.
[5]张意忠.建设高校教学团队，提高教师教学水平[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9，13，（2）：40-43.
[6]陈晓林.基于课程组的教学团队建设模式探索[J].中国大学教学，2011，（7）：72-74.
[7]李静敏.对经济与管理跨专业综合实验教学团队建设问题的思考[J].大众科技，2011，（3）：100-101.
[8]葛欣，许望，卢德馨.大理科基础平台课程教学团队的建设与探索[J].中国大学教学，2009，（6）：16-19.
基金项目：本文获辽宁省教育厅教学改革项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