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论文范文

行政伦理论文范文第1篇

本文作者：王亚强作者单位：甘肃省委党校

网络行政伦理问题的研究意义

应用伦理学存在的理由是人们对一种新技术和新产品应用产生了伦理困惑。伦理学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此，网络伦理规约的研究，力图开辟一种特定行政环境下的行政伦理研究视角，和许多伦理研究一样，即使该伦理体系仍不完备，也比用旧伦理来限制新现象更能体现伦理学存在的价值。卢梭说:“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升起，德行也就消失了，并且这一现象是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都可以观察到的。”而汤因比说:“技术每提高一步，力量就增大一分。这种力量可以用于善恶两个方面。”［4］(P45)如上所述，既不能因为电子政务对人类行政活动的推动作用，就忽视其可能对社会发展产生潜在的风险;也不能因为政务网络尚存在自身的不足而否定其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光明前景。正是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两面性，我们需要探索和利用和控制电子政务的特性，无论在政务信息资源传播过程方面还在政务信息资源内容公开方面都要有所作为，对网络行政的规约和制衡机制需要科学精神与伦理精神的互补和融合。本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把技术和伦理、科技和人文交叉领域予以研究，以显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首先，丰富了行政伦理和行政哲学理论。行政伦理的研究在国内大多停留于概念性辨析，而实证性案例则较少［5］。关于行政环境和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行政伦理特点，则因为电子政务的初步发展而刚刚起步。本课题将对未来作为常态的电子政务环境下的行政伦理和行政哲学研究做出基础性探索。值得指出的是，网络导致出现的问题尽管是新伦理问题，但并非是与传统伦理的断裂，而是传统伦理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的发展［6］。本课题梳理各种关于电子政务推进阶段，并首次提出了网络示政、网络问政、网络行政这三个网络行政活动阶段，力图对网络行政伦理研究有所开创性贡献。第二，拓展并深化了信息网络与伦理关系的理论研究。网络行政伦理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行政伦理视角，不仅开创了行政伦理研究的实践视角，而且提升和细化了方兴未艾的网络伦理研究。如网络伦理多集中于对网络行为和网络信息使用的失范等方面，而基于网络行政行为的行政伦理规范则尚未见到普遍重视。第三，延伸了技术伦理学研究。技术伦理的研究目前多体现在高科技，生物科技，环境科技等领域，本课题则开辟了一个信息网络和行政伦理交叉的研究视角，并力图有所贡献。第四，本课题深化了技术社会学理论研究。从行政伦理规约的角度来探索伦理因素对电子政务技术产品应用的影响，旨在对人类行政活动走向高技术时代的活动规律进行社会学思考。本课题的现实意义在于:在当前我国社会处于双重转型期［7］，由于制度不健全以及行政体制等因素，电子政务环境下不可避免地存在行政主体行为的失范。要研究网络行政伦理规约，需要切实把握好公共性和服务性原则，健全电子政府等新条件下的行政伦理制度体系，积极开展行政伦理教育，努力完善行政人员的行政伦理素养。通过本课题研究，力图推进行政伦理的制度建设。电子政务实践正在证明，网络技术和电子政务的高速发展使网络行政活动结果的不确定性增大，导致社会管理及其赖以存在的行政环境不确定风险增加。而且网络技术和电子政务的高速发展使人们的认知自由度和物质自由度迅速提高，进而对低自由度状态时的伦理道德观形成冲击，也期待我们对既有伦理体系进行创新和探索。

网络行政伦理问题的研究难点

难点之一，本课题试图给出电子政府形态下的行政伦理———网络行政伦理规约的内涵和一般规律，但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善治等理念的兴起使公共管理主体成为一个庞大驳杂的群体。因各种信息化建设的各种阶段性特征的存在，导致目前使用的各种电子政务技术系统和技术产品之间的差异性较大。本课题在研究中，选取了一些当前已经所采用典型电子政务作为案例研究，从中力图归纳和总结出一般的规律性。在电子政务新产品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的当代，电子政务概念也在不断发生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如果不能对整个电子政务体系做出整体把握，对电子政务的行政价值没有前瞻性的洞悉力，则研究成果难以体现出行政伦理理论所急需的实践价值。难点之二，基于电子政府的行政伦理即网络行政伦理规约的本质在于过程规约，这是本课题的主张。这一主张关键是要能够敏锐地寻找和把握准网络行政过程规约中涉及到的各种网络行政环节和这些环节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然后按照行政程序过程的逻辑，探讨各个环节中的行政伦理规约作用。最容易可能的一种误区是只给出了一系列的概念，描绘了一个的逻辑框架，却未能对网络行政过程做进一步的动态考察。从一项电子政务项目的开发试点推广使用升级的生命周期中，对行政伦理可能的前置规约，过程规约等环节的探索，无疑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难点之三，行政伦理关系到行政和伦理。而本课题旨在研究电子政府形态下的行政伦理，该命题的研究事实上还会涉及到传统行政模式的变革。另外，由于电子政务的重点虽然在政务而非电子，但电子政务的运行涉及许多技术性较强的产品，不可避免地又会关涉到技术伦理、社会学、行政学、管理学、政治学、电子网络技术等多学科前沿问题。这些问题目前在国内外仍然属于学科新领域，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制约着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过程。难点之四，基于电子政务条件的行政活动在中国的发展阶段，本课题大致划分为网络示政、网络问政、网络行政三个阶段。我国区域发展水平有很大差异，各地信息化水平均未完全到达网络行政的成熟阶段。换言之，网络行政目前只是少部分发达城市的部分部门的行政常态，本课题所需要的大量案例，有的属网络示政和网络问政的现实案例，作为前置性规约，网络行政的规约有待于以后网络行政成为常态后从更多涌现出的实际案例深入研究。结语一个新概念的确立，总是要依赖若干个相应的概念来加以概括，这一认识过程的终结，就必然会产生最后的概念来加以概括。网络行政伦理及其规约活动的研究，一方面离不开行政环境的变革和基于网络化行政冲突的伦理诉求，另一方面则是研究者问题意识的一种表达方式。以上通过对网络行政伦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和网络行政伦理规约研究的初步设想，其实是对电子政府形态下的行政伦理这一颇具前景的新问题做了概念的确立和问题边界的划分。行政伦理学科身份在目前尚存在研究路径模糊的现实困境，本研究试图从方法论和价值层面予以尝试，我们结合自己的能力、优势和条件，尽量使研究的切入视角方面有新意，或在材料选择方面有新意，也可以在搜集和使用原始数据方面有新意。力求不但从概念的确立上有所突破，也通过案例实证研究了网络行政伦理规约的过程本质、基本原则、制度安排等问题，以供其他行政伦理研究者继续深入研究做参考。

行政伦理论文范文第2篇

一、中西方传统核心观念的分析

中国和西方由于历史传统、地域、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而对人的本性的假定存在差异。西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而中国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另外，在服务对象上也存在差异。很多中国行政官员由于受传统等级观念的影响存在着为政府服务的意识。而西方由于传统契约论思想深入人心，为公众服务观念为雇员所接受。

（一）中西方人性假设分析

“三字经”在中国可谓童叟皆知。其中的“人之初，性本善。”可谓对人性为善的认定。在中国古代第一个提出了系统的人性善理论的是战国时的孟子。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品质是人生而就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注：陈器之《孟子通译》，湖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4页。）性善论是孟子整个学说的理论基础。儒家也有少数性恶论者，如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荀子就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注：邓汉卿《荀子译评》，岳麓书社1993年，第499页。）不过他的性恶论是等级制的性恶论，所以仍然是不彻底的。从总体来看，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儒家思想是以人性本善为主流的。时至今日，我们对人性的估计也受传统影响，存在道德人这种片面人性认识，对人的自觉性期望很高。

西方文化传统中对人性的认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明显不同，西方文化对人性的认识基本上是性恶论的。西方基督教文化一直把人看作是有“原罪”的人，人甚至是由于“罪恶”才出生的，人有与生俱来的罪恶本能，所以对人性具有恶的一面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警觉。这种性恶论我们称之为“经济人”，其叫法源于古典政治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都是从利己主义本性出发来论证“经济人”的。他认为“毫无疑问，每个人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注：［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1-102页。）“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饮料，不是来自屠夫、酿酒师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注：［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14页。）古希腊政治学者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人治。”（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67页。）西方的普遍的“经济人”意识使人们对“人”始终保持一种合理的不信任。

（二）中西方行政官员的服务对象的分析

在中国，从终极根源上看，政府及其公共权力产生于人民的直接或间接授权，这是我国所确定的一项根本的原则。这个原则要求行政人员的服务主体只能是人民。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特别像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由于政府是公共行政权的直接掌握和行使者，是各类重要社会资源实际的拥有者，又拥有庞大的官僚体制；（注：金太军《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析论》，《公共行政》，2001.1，第12页。）而作为工作于政府组织内的行政人员，其工资福利的直接来源是政府；其行政活动中心似乎是围绕着政府展开。而且中国深受2000多年封建思想的影响，传统的封建政府职能主要是统治职能，要求全国上下都一致服从政府的统治，要求全社会的资源都服从政府的统一支配，政府的意志主导一切。所有大小行政官员都是为政府组织的统治服务，为皇帝服务。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现今人们的观念。以上诸种因素容易造成一种错位，由“为公民服务”倒错为“为政府服务，为上级服务”。这种“政府本位要求公民去适应和服从政府和公务人员的管理，而不是要求自己去适应和方便广大公众。它还导致了一种行政实践评价标准的倒错，凡是适应政府行政组织系统的就是善的，反之就是恶的。”（注：周奋进《转型期的行政伦理》，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年，第60页。）所以在我国宪法上明确规定了公民本位的原则，但受传统思想影响，政府本位思想仍有残留。

在西方国家中，契约观念历史久远，并且深入人心。契约论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认为消除原始状态的办法是要订立一种社会契约：“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公共体中接纳每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3-24页。）所以在西方观念中，人民与政府是一种授权与被授权的契约关系，它规定着政府与公民间在权力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就公民而言，一是通过选举或遵从使政府获得合法性行使权力的基础；二是通过纳税给予政府经济支持。同时公民也自然期望能从政府那里获得相应的回报，包括以服务对象的身份获得政府提供的良好服务。就政府而言，它在获得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支持的同时，必须按契约要求提供令公民满意的服务。这里不存在单方面的“恩赐”，而是体现着一种资源的交换关系和互利行为。所以在实际操作中政府中的行政人员就容易产生一种为公众而服务的观念，容易体现“公民本位”这一思想原则。

二、传统观念差异而导致的中西行政伦理建设特点的分析

中西方由于传统上存在道德人和经济人假设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对行政个体伦理建设期望值过高，且只注重内在约束；西方对个体伦理建设的期望值比较平稳，既注重内在约束，又注重外在约束。中西方在传统服务对象的差异上，使得中国长期以来只注重行政人员的伦理建设而忽视官员道德与组织伦理建设的联系，以及导致的行政职业道德太笼统、一般化；而西方既注重行政人中的伦理建设，也注重到了组织伦理建设，以及注重行政职业道德的具体化，可操作化。

（一）中西人性假设差异而导致的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

中西个体伦理建设要求的差异的分析。在中国，由于传统对人性的认识是道德人假设，所以对于行政人员的个体伦理建设的期望值一直是很高的。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就指出党的干部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体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注：《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1094-1095页。）同志也认为“只有我们时刻记住党和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勤务员与主人），我们才能自觉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我们的一切工作的重心始终放在人民群众身上。”（注：《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69页。）由上观之，我们长期以来对于行政人员的道德期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具有纯粹的无私奉献精神。这种由道德人假设所承认的人的善性的一面的积极作用是使人们相信人是可以教育的，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自律的精神。建国至今，确实涌现了一大批清官、好官。但另一方面由于忽视人性的缺陷也会走向极端，那就是道德要求很高，以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至善境界”来要求所有的行政人员。而大部分人由于实际达不到这样的境界反而使道德说教流于形式。在西方由于“经济人”观念的影响，人们对于行政人员的道德期望是保持冷静和审慎态度的。尽管要求行政人员的道德因其职位特殊而略高于一般的公民，但基本上还是要求行政人员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有德公民。美国学者认为，在18世纪晚期以后的美国，把公民个人利益完全置于国家利益的从属地位的观点已不再普遍。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观点则是公民个人利益应受到尊敬。“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被认为是现代公民的品德。“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作为公民的品德明晰而确定，契合人类的弱点和缺陷。它虽不具有传奇式的崇高，却得体、有效、可行，适合民主社会。这个道德原则可能会阻止一些公民达至高超境界，但却阻止了更多的低于此水准的公民的品德的堕落。（注：DeTocqueville,DemocracyinAmerica,v2(NewYork:AlfredA·Knopf)PP121-123RecitefromTarryL·Cooper:Anethicofcitizenshipforpublicadministration(PrenticeHall,Inc1991)P153。）这种道德原则要求个体可以有自我利益，不过要有能力在给定的情境下使个体利益契合于群体利益，而总体利益应反映群体利益。（注：ClarkE·Cochran,"YvesR·Simonandthecommongood:Anoteontheconcept"Ethics,88(1978)PP229-239。）库珀对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品质进一步提升，他认为“因为公共行政人员不仅仅是一般公民，同时也是特殊的受信托公民。所以除了正确理解的自我利益以外，在公共行政实践中还要求行政人员具备其他三种品德。即公共精神、谨慎、实质理性。这些品德其他公民也有，但它们对于行政管理角色中的行政人员功能的发挥的支持是尤其重要的。”（注：TerryL·Cooper,Anethicofcitizenshipforpublicadministration(PrenticeHall,Inc1991)P163。）由上可见，西方对于行政个体伦理建设要求并不是要达到某种至高境界，允许契合于群体利益的个体利益的存在。这可能就是受经济人假设所导向的结论。

中西行政人员约束途径侧重点的分析。在中国，由于“人性本善”观念的影响，人们认为只要不断地进行道德教育，不断地进行伦理规劝，使人性始终保持在“至善”境界就万事大吉了。中国的宋明理学，不论是程朱（程颐、程颢、朱熹），还是陆王（陆象山、王阳明），对于中国道德修养的理论贡献都是很大的。他们集中研究了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把道德规范转化为内心的自觉行动。所有这些传统的德育理论被继承并发展用以加强对行政人员的内部约束。通过文件传阅、会议学习、榜样示范等多种方式来使行政人员达到廉洁自律。并从道德接受主体的接受这一角度出发对道德教育进行创造性研究，培养一种行政人中的道德需要。“道德需要作为一种心理机制，表现出一个人能够把对社会、他人的献身、贡献和给予当作是一种崇高的义务和责任，并能够在履行这种义务和责任时感到愉快、高兴。”（注：《罗国杰文集》下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基于这种片面的“性善论”的人性理解，难以产生重视制度建设的传统。所以中国一直没有道德立法这样的制度性约束。没有强制性制度约束就无法控制行政人员的自利行为不滑向损人利己或损公肥私。在西方，人们对人性的悲观估计促使人们去想方设法地完善各项制度，用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人们从善。制度就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的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注：［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这种制度约束就是一种比较正式的外部约束，主要包括道德立法、职业规范、组织变革等等。如果说内部约束规则是一种主观合理性，外部约束则更是一种客观合理性。制度一旦产生就引导个人逐步地通过他律实现自律，自律在许多时候是他律的习惯成自然。制度性伦理规范是集体理性，不管在层次上还是内容上都能够最普遍地对各级行政官员起到约束作用。制度可以对各个层次的行政官员分别规范，使规范既有确定性，又有针对性。所以亨廷顿认为：“在一个国家要肃清腐败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降低衡量公职人员行为准则；另一方面则要使这些官员的行为大体向此种准则看齐。这样做，行为和准则都有所失，但却能获得准则和行为在总体上的更大和谐。”（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第58页。）

（二）行政人员服务对象的观念差异而导致的行政伦理建设的特点

中国的行政人员伦理建设与西方的行政人员、组织伦理共同建设的特点分析。在中国，传统的政府本位意识使人们的注意力过度集中于行政人员的伦理建设，而忽视了组织本身也存在伦理问题。由于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导致公众的影响力较小，行政人员对于公众的回应性程度较弱。一旦发生道德失范，人们就认为仅仅只是行政人员产生了道德问题，于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来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修养，纠正失范。力图通过使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内化为行政个体道德的自我意识，以达到更好地按照这些原则和规范来调整行政个体的行政活动。人们与此同时却没有想到政府本位思想所导致的政府组织对于行政人员的影响，它也会使有德的行政人员作出不道德的行为，成为组织的替罪羊。在西方，由于契约论思想而形成的公民本位意识，使得人们敢于对于引起道德失范的原因作广泛的探索，其中包括敢于怀疑官僚组织本身的伦理问题。库伯举了一个案例，说有一警察局长没收违规商人的物品而不交公，据为己有。一试用期警察发现后要局长作出解释。局长反而警告他不要多管闲事。以此说明组织的制度性权威经常被用来压制道德行为。他还对组织的有分散个人责任的倾向进行了论述。（注：［美］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4页。）人们于是着手两方面的伦理建设。一方面是行政人员的伦理建设。包括个人品德和行政职业道德建设。其中个人品德建设又分成思想态度和思想品德（乐观、勇气、仁慈的公正）建设两部分。（注：［美］斯蒂芬·K·贝利《道德标准与公共服务》，转引自R·J斯蒂尔曼，《公共行政学》李方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21-434页。）另一方面组织伦理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后，组织层面的行政伦理日益受人关注，威尔本、但哈特、鲍曼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注：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3页。）张国庆教授把这些人的行政组织层面伦理的内容概括为“程序公正、组织信任、民主责任和制度激励”四个方面。（注：张国庆《行政管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34页。）美国的但哈特认为政府的伦理建设就是进行组织改革。他认为可能的组织改革的类型从广义上可分为：培养一种组织良心；改变组织的任务分工和分权状况；保护违反组织政策和程序的有道德的人；提高作为组织活动一部分的道德讨论的水平四种。（注：［美］凯瑟琳·但哈特：《公共伦理学—解决公共组织中的道德困境》，1988年，转引自王沪宁编《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外腐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72-474页。）

作为群体伦理的行政职业道德建设特点的分析。在中国，这种传统的政府本位思想使得政府被降为同其他行业一样的组织实体，行政人员同其他职业人员混同起来，从而导致行政职业道德和其他职业道德的混同。所谓职业道德就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作中或劳动中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注：罗国杰《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84-385页。）这种涵盖一切职业的职业道德体现为忠于职守、尽职尽责、敬业乐群、克己奉公的精神。所以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人民服务”5个字就几乎能把所有行业的职业道德都概括了。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中国明确意识到行政管理作为一种职业必须有明确的职业道德规范。（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人民日报，1986年9月28日。）此后行政职业道德渐渐从其他职业道德中分离并不断深化，但仍较为笼统，内含一般职业道德的普遍性成分较多，特殊性成分较少，经常发和职业道德错位。在西方，受契约论思想的深远影响，使得政府及其行政主体被认为是受全体人民之托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这种思想使人们极容易认识到行政道德的层次高于其他一般职业道德。这极大地促进了行政职业道德与其他一般职业道德的分离。如美国国际城市协会1987年5月就通过了12条职业道德规范。比如：向民选官员提供政策方面的建议，坚持并执行民选官员制定的政策；牢记民选代表是负责制定城市政策的，协会会员的任务是执行政策，回避参与当地立法机关的选举活动，回避一切可能影响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党派政治活动等。美国公共行政协会也在1985年通过了12条规范。（注：马国泉《美国公务员制和道德规范》，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8-101页。）在西方，特别是美国，行政职位分类比较严格。每种行政职业、职位的特殊责任和权力都规定得比较清楚，并且都有相应的职业道德规范与之相对应，很具有针对性。另外，针对行政职业、职位的特殊性进行行政职业道德评价就具有可操作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作为群体伦理的行政职业道德建设。

三、对转型期中国行政伦理建设的思考

（一）反思传统观念

中国传统的性善论观念有它的积极一面，即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自律精神。但过于强调它则会忽略人的缺陷的一面，从而导致轻视制度建设的片面做法，有时会导致起码地道德要求也难以保障，最终不利于道德建设。中国现阶段残留的政府本位思想脱胎于2000多年的封建等级社会，它既阻碍了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也使行政伦理建设出现困境。所以我们当前的做法是：对人性的理解既要承认道德人的一面，也承认经济人的一面；坚决摒弃政府本位思想，树立完全的公民本位观念。

（二）加强制度约束

行政人格的形成大体要经历三个阶段，其间有两次升华。第一阶段是行政伦理的他律时期，即外在的制度约束时期；第二阶段是行政伦理的自律时期，是行政义务向行政良心的升华时期；第三阶段是行政伦理价值目标形成时期，是自律和他律完全统一的升华时期。（注：王伟等《中国韩国行政伦理与廉政建设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85-86页。）与西方相比，中国的道德教育可谓投入很多，但制度短缺，至今仍没有一套完整的立法来约束官员的行为。外部约束确实有降低道德要求之嫌，但它具有可操作性，使得准则和行为之间具有更大的和谐性。所以现阶段的中国既要保持道德教育的力度，又要尽快出台道德法案，形成内部和外边约束的合力，促使官员行政人格的尽快形成。

（三）重视组织改革

以往我们都太过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行政人员个人的道德规范上，而没有关注组织的性质。没有意识到使人难以以道德方式行动的组织结构形式和权力形式。然而组织内的政策和程序确实可能会产生助长组织成员非道德行为的无意的，然而确实的结果。我们今后要探索可能性的途径用以强调组织层面的道德并追问什么是鼓励道德行为的组织制度纬度，什么是挫败道德行为的组织制度纬度。在此基础上实施组织变革，如改变组织的分工与分权状况；建立行政人员揭发腐败内幕的保护机制；建立激励组织员工道德讨论机制以及建立公正的组织办事程序等等。

（四）完善职业道德

行政伦理论文范文第3篇

一、政府绩效管理与智慧城市管理

政府如何才能更快地提供服务、同时节省纳税人的钱？许多国家都迫切需要智慧治理。也许在众多手段当中，通过向企业家公开政府数据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够促进智慧政府的建设。毫无疑问，国际、国家、州和地方的电子政务已经变得更加智能。然而，我们需要更准确地知道，电子政务能带来什么益处以及如何获得这些益处。一些国家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此进行了研究。例如，印度计算机化火车票订票系统研究（艾什沃V．阿纳德），尼日利亚无纸化行政的前景（A．I．尤瓦捷赫），哈萨克斯坦电子政务政策的实施和演化，印度警务行政中的信息通信技术（拉姆•雷迪M．文卡特），信息技术在印度部落生活中的渗透（拉奥K．阿尔琼）。智慧政府建设引起了数位学者的关注。大卫•奥利弗•卡斯丹研究了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紧急事件财务管理的战略途径；萨科瑞•纳亚麦评估了泰国教育分散化作为促进智慧管理的工具的效果；贾斯汀娜•纳姆库伯和金塞利•纳曼加拉研究了赞比亚地方治理为提升效果和效率而采取的新行政过程和行政结构；远藤哲也研究了日本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灾后复原过程中的农村创新型领导；莱布赛探讨了澳门公共部门的绩效管理。此外，其他论文也对南非公共基准管理以及欺诈和腐败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二、善治与行政体制改革

什么是善治？这个问题的答案广泛，颇有争议。善治是确保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取得繁荣发展？维护社会公正？还是主张伦理型政治领导？印度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尤其感兴趣，并进行了相关研究，包括：《印度的善治》（甘塔•多莱葛•拉奥），《基层治理授权》（K．希瑟拉玛•拉奥），《高效和善治促进繁荣发展》（N．N．奈克），《印度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困境》（D．斯里拉姆，阿姆瑞塔•杰哈），《公平选举的善治的基础》（拉内哈左维）。此外，俄罗斯学者从公共危机管理的角度出发，借鉴俄罗斯在建立促进金融和经济稳定的机制方面的经验，对善治进行研究。中国学者叶林等人的论文《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进程：挑战、政策和善治》基于调查数据，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了搬迁至城市的农民工选择是否定居在某个区域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许多制度因素都会影响农民工的选择，决定他们及他们的家人是否愿意成为长期的城市居民。这些因素包括生活福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就业保险以及工作保障。

三、网络化和合作伙伴关系

公共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私营企业、和政府部门进行国内甚至跨国合作。这方面的论文主要研究这些机构是怎么样的、他们的合作伙伴和，探讨协作组织／管理的新特点。其中，有几篇论文以印度公私合作关系的迅速扩张为背景，讨论了医疗服务供给（南迪塔•考沙尔，拉维德尔•考尔，瓦桑塔•古里，D．斯里拉姆），高等教育（妮哈），以及现代化公共汽车站建设（L．斯蒂霍）。此外，美国72个政府机构的合作伙伴关系为其提供了多样支持活动，涉及信息技术、人力资源和会计（加里•施瓦尔茨）。还有学者从倡导联盟框架视角出发，研究韩国医疗改革中的非政府组织（洪秀珍、孟相浩）。另外，南非学者提出了一种整体性管理方法，来综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一系列活动（弗雷德里克M．尤以斯）。

四、“大数据”与公共管理创新

公共管理是不断变化的研究领域和专业，尽管未来的事情不可预测，有少部分学者对即将面临的或是未来几十年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的课题包括全球环境下的应变策略，改变技术以更好地服务人类，跨边境治理，创造新型行政过程和结构，培养新技能和新能力，提升行政领导力，采纳新的财政和问责工具，探讨新的伦理挑战。涉及以上一个或几个话题的论文包括：《全球公共管理：推动力和约束力》（Y．帕哈萨拉蒂），《公共管理在线项目典范—佐治亚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硕士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华莱士•斯旺），《政策魔力：领导在政策执行中的作用》（里安特•努格罗霍），《危机和应急管理中的合作：单个任务多个部门模式》（辛格纳特•拉波汉达拉克），《援助美国无家可归者策略研究》（乔安妮•格拉姆），《公共管理／行政相关性作为南非公共发展模范的一个条件》（哈利•赫伯特•巴拉德），《财务可持续的地方政府未来面临的挑战：南非案例分析》（恩瑞•库盖姆普），《中国公共管理大问题初探》（马修S．明格斯），《非洲理智主义促进未来行政领导和专业人才行政发展和领导力提升的模型研究》（卡里•莫夫奥），《印度警务改革潜能挖掘：猎狗突击队研究》（N．柴坦亚•普拉迪普），《成熟度模型在新兴民主／冲突国家能力开发中的潜在用途》（利达•波斯维尔，塔努施里•巴格瓦），《医疗卫生政务微博服务内容优化研究———以中国21个省会城市为例》（汤志伟、易可、张会平）。汤志伟等人通过实证分析了中国21个省会城市医疗卫生政务微博的26994条微博数据，研究医疗卫生政务微博服务提供现状以及供需存在的问题。

五、社会管理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在许多方面取得新进展，包括：核心价值的鉴定和评估，专业行政建设和择优雇用，公职人员招聘和保留的人口统计学影响，重视和促进种族多样性，人才招募，能力评估，引介和评价绩效管理，培训需求和策略，同种工作和不同工作的薪资福利对比研究。涉及这些研究课题的论文有：《公共服务动机理论和公共组织离职意向：具有变革导向的公民行为的作用》（杰西W．坎贝尔，托宾尹），《南非基于性别敏感的服务提供》（B．C．姆邦奇兹），《公共管理行为培养和研究》（雷蒙R．布鲁斯）。本届会议特设2014年暨第二届国际行政伦理高峰论坛。来自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20余位行政伦理专家围绕主题“善治与反腐倡廉”讨论了当前行政伦理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借鉴与比较各国廉政反腐的经验，共商廉政反腐的对策与建议。大会组委会收到国内外学者提交的会议论文共679篇，录用333篇，会议论文集由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学术委员会评选出8篇最佳论文及10篇最佳提名论文，并举行了优秀论文颁奖仪式。从2005年至今，公共管理国际会议已连续举办十届，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中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之一。前九届会议论文集已成功获得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ISIWebofKnowledge（CPCI－SSH）的收录。2014公共管理国际会议论文集已送检。

行政伦理论文范文第4篇

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阵地美国，从1984年始就有学者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①，继之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他们以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杂志为分析基点，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献中研究方法的质量问题[1]62。国内张成福于1996年发文[2]拉开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继中译本《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出版后，国内学界纷纷借鉴其中的评估框架来检视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方法问题，从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转向量化评估。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内容决定形式，研究主题是评估研究质量的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对学科知识的累积和内容体系的建构有着更根本的贡献。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献中，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来比较全面检视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论文仅有两篇③：曾峻[3]通过检视在国内9本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国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编著存在的问题，但由于该文发表较早，所选书目偏旧，样本偏少，所得结论局限于公共管理学（不包括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教材；另一文[4]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进行经验检验，但是评估指标单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虽然210本教科书突破前述研究样本量的局限，但是国内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无所限制的扩大样本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质量。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典型样本为主，并把范围扩大到公共管理学类（包括行政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中外经典教材。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四、公共管理教材的编著途径

以上研究归纳的公共管理研究主题，是为教材的编写提供菜单式的选择，而怎么编排？用怎样的逻辑主线把这些研究主题贯穿起来仍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问题。曾峻[11]、郑崇明[12]等学者做出了有益的探索，笔者不揣浅陋，提供以下十种公共管理教材的构建途径。第一种是编著教材的组织途径。基于公共行政理论大体等同于公共组织理论，因此可以从公共组织的动态环境和历史回顾开始，论及公共组织的特点、政治和政策的影响。第二部分是一般组织管理的要素，如组织的目标、结构、行为动机、决策过程、文化、团队协作等。第三部分是公共组织的改革与发展。第二种是编著教材的过程途径。首先以发展的眼光审视公共行政理论和方法的演变过程，囊括从伍德罗•威尔逊等经典作家的传统理论到当今的改革政府运动。第二部分探究公共管理的主要功能过程，诸如决策、沟通、领导、组织文化、绩效评价。最后勾勒出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向和备受关注的问题。第三种是编著教材的法律伦理途径。从公共行政的法律基础和伦理责任说起，以政府的权力来源及责任的实现为逻辑起点，进而论述政府的组织机构及运行方式、政府的治理工具，以政府内外部环境的管理为结点。第四种是编著教材的系统途径。围绕公共管理系统的构成及运行而展开，细分为主体论、客体论、环境论和运行论四大板块。又可按照环境、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等系统要素来编排，以公共问题的输入为起点，行政管理体系的功能运转为中点，公共政策的输出为终点。第五种是编著教材的认知逻辑途径。按照人们认识新事物的一般逻辑思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往哪里去）展开，第一编为导论，解决是什么的问题，包括公共管理学概念范畴、范式演变、研究方法等；第二编解决为什么要进行公共管理的问题，从公共物品、公共利益、公共性等角度来论述；第三编为主体论，即由谁来管理，政府部门与第三部门；第四编为内容范围论，即管理什么，政府职能与公共事务；第五编为行为方式论，即怎样管理，包括依法行政、公共伦理与文化、政府工具；第六编为改革发展论，包括政府改革与治理、比较公共行政。第六种是编著教材的公共物品途径。以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为逻辑起点，分析公共物品的供求矛盾，以公共部门的管理改革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绩效为重点，最后对其供给绩效进行评估，并预测将来的发展趋势，以是否实现公共利益为终点。第七种是编著教材的批判主义途径。从公共组织的重新界定开始，批判性地梳理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成果，厘清思想传承和政治传承的发展脉络，指出组织的理性模型、组织的人本主义、新公共行政、政策分析和新公共管理的内在局限性，最后在重新界定公共行政的基础上，提出公共管理新的理念和实践。这种途径超脱对一般政府职能活动的关注，从一种更为广泛的管理变革的视角来审视公共行政。第八种是编著教材的结构功能途径。首先介绍公共行政的结构与环境，包括官僚制、府际关系、行政环境、范式和目标等，其次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功能，包括组织、沟通、人事、预算、决策与执行等，最后是公共行政与内外部的关系，包括公共行政与公众、伦理、民主主义，官僚机构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等主题。第九种是编著教材的制度主义途径。对公共官僚制、文官制度进行制度分析，运用交易成本分析各种管制机构如行政机构和国有企业的行为选择，推及立法监督、预算过程、司法行政和决策过程等政府职能活动的政治交易成本分析。第十种是编著教材的主体、资源、政策、价值四分法。“主体”为公共组织理论、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间关系、第三部门管理等；“资源”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财政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等；“政策”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评估；“价值”为公共管理伦理与文化。此外，亦可从法学的视角，以宪法和行政法的知识贯穿整个行政行为和政府职能活动，体现中国特色的依法行政和党委领导。如此种种，有待学界开发。五、行政学的知识图谱与教材的本土化基于中西经典教材的比较分析，展示了我国公共管理教材的诸多不足，也厘清我们效仿改进的路径，尤其西方教材每章从案例分析开始导入问题，以解决问题为线索的、站在读者的角度编排内容的做法很值得学习，切莫把读者视为饥不择食的饿殍。因此,要从行政实践中挖掘实际事例，编写适宜于教学研讨的案例资料———翔实描述其背景与情节，并逐年更新，让学生和读者从特定事件中学习，无疑可凸显教材的生命力。但要警惕其教材中浓郁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体现为以美国为中心的民主法律视野下的狭义的政府管理，对发展中国家缺乏关怀⑨。长期以来我们惯于将西方行政学等同于美国行政学，对欧陆行政法传统的非美国行政学关注不够，导致对行政学整体图景的认识是残缺的，笔者期待新版教材能走出认识的误区，还行政学知识谱系的一个完整概貌。检视我国教材所反映的公共管理研究现状，或许正像拉波特1971年所说的“当代的公共行政正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分析模型是过时而不适合的，而规范理论又乏味空洞”。

行政伦理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共管理；CNKI；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C93-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73-02

我国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我国学者究竟是如何研究中国公共管理问题？我国研究者对中国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哪些问题最感兴趣？在研究中国公共管理问题时主要采用哪些理论视角、运用哪些研究方法、研究区域有何分布特点？我国研究公共管理的学者有何特点？项目资金支持状况如何？本文试图剖析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并以此为基础思考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发展的具体路径。

一、研究内容

本文借助CNKI期刊数据库，基于2000-2012年间刊登在《中国行政管理》期刊上关于公共管理的文献，对其进行分类、比较，探究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现状。

（一）研究方法

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包括两类，分别是理论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在《中国行政管理》期刊中，在发表在该期刊的关于“公共管理”的148篇论文中，理论研究论文为146篇，占样本总数的98.6%，定量实证只有2篇，仅占样本总数的1.4%，因而得出结论：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在方法上严重失衡，学者偏向于利用定性的理论研究方法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很少利用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

（二）研究主题

本文参照了张建民、江华等对于公共管理研究主题的分类方法[1]，我们将公共管理的研究主题分为八类，分别为：政府与社会关系、理念概念与文化、行政组织管理与创新、公共政策与政策分析、公共财政与人力资源、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其他。对国内研究论文主题的统计表明，论述“行政组织管理与创新”的论文57篇，占38.51%，居各种主题榜首，反映了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的特性，被用于研究实际的政府组织改革与创新；“理念概念与文化”主题的论文35篇，占23.65%，排第二位，反映了公共管理相关概念理论得到了学者的关注；“政府与社会关系”主题的论文11篇，排第三，反映了学者在公共管理研究中注重公民与社会的利益，但只占文章总数的7.43%；其次是“公共管理学科教育”主题论文8篇，占论文总数的5.41%，其他主题论文较少。这反映了我国目前学者公共管理研究内容偏重于公共管理的理念研究及其在政府组织管理与创新中的应用，这是符合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的特性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权利不断扩张、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及其政府“三公消费”公开等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这种学者关注公共管理偏重于组织管理与创新的现状应该引起学者的重视，公共管理研究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其本身，更应该广泛涉及多个主题，以更好地发挥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的作用。

（三）研究对象的区域分布

设置这个变量主要为考察我国学术界对公共管理的研究情况，回答学者重全国性研究还是地方研究，跨国研究情况如何？从统计结果看，对区域的研究存在比较严重的失衡现象，全国性研究多于地方性研究，分布为91.89%、8.11%；从国内外研究看，研究大部分在国内，国外研究非常少，只有为数不多的3篇，跨国（境）研究的比例非常少，这反映了学者局限于国内研究，研究缺乏国际视野，当然这也可能与期刊的定位和读者群有关。

（四）研究视角

美国政策学家内格尔认为，“广义的政策研究可被定义为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进行的研究。所有的科学知识领域，尤其是社会科学都与这一研究有关。”在他看来，政策研究应当遵循“以政治学为基础的多学科性定量化的价值导向”，除了占重要地位的政治学以外，他还列举了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哲学以及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各种学科对政策研究的影响[2]。据此，本文将公共管理的研究视角分为：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其他视角六种研究视角。对148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从管理视角出发的研究所占比重最大，占47.97%，从政治学视角出发研究公共管理所占比重为27.03%，研究中通常更多地从管理角度分析行政组织管理与行政改革，这与国际文献中的相关统计吻合，如Lan的研究显示：国际公共管理学期刊上以管理为视角的论文多达50%以上，政治视角的论文不到20%[3]。另外，研究中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角度研究公共管理较少，反映了我国公共管理研究重政府管理与改革、强调公共管理研究的政治功能，轻社会问题、伦理价值以及较少运用经济计量的实证分析方法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

（五）资金支持

从148篇研究样本发现，有项目支持的论文29篇，仅占19.59%，无项目支持的论文119篇，比重多达80.41%，这反映了我国公共管理研究中，较少得到国家地方部门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公共管理研究质量有待提高。

（六）学者类型

148篇论文中，作者单位主要是高校（含党校），计121人次，占总数的78.57%。其他作者单位为：学会/团体14人次、其他/无注明9人次、研究所5人次、政府部门/政府信息中心5人次，没有作者来自企业。这反映从事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绝大多数任职于高校（含党校），其次是学会或团体，企业人员基本不会研究公共管理问题。

二、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思考

我们在借鉴张建民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应该以国际化为基础、以科学化为支撑、以社会化为桥梁。三者可以有机结合，形成良性互动，为国际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发展和知识积累做贡献。国内学者如何发展和提升国际化、科学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研究能力？我们在此提出一些设想，希望能抛砖引玉。

（一）国际化

研究的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研究设计上。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案例研究，深入了解和分析国际文献（国内外）中相关研究主题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是提高研究设计质量的前提。通常情况下，只有将研究建立在国际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对知识积累和发展做贡献。因此，大量阅读外文文献，提升国际文献检索和分析能力及研究设计能力是国际化研究的重要保障。研究的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国内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交流及合作研究上，除了在国际性学术期刊上外，更为现实和有效的途径可能是参加国内外举办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面对面地与国际公共管理领域接轨。

（二）科学化

研究的科学化首先要求学者加强对方法论的认识。目前，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局限于定性理论研究，很少定量的实证研究，因此，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不仅要学习掌握定性研究的方法，更要掌握定量实证研究方法，基于实地调查、数经济计量、统计分析软件等这些科学方法的运用，用科学的方法检验理论，进行公共管理研究，因此，这就要求高校对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开设研究方法论的教育，对其教授人文主义的定性研究方法之外，还要向他们开展定量实证研究方法的教育，比如如何开展个案访谈、调查研究、如何运用统计分析工具，变量测量的信度与效度及分析技术的恰当性等问题尤为重要。

（三）社会化

基于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偏政府管理、偏政治导向，我们提出了公共管理研究社会化的要求。虽然，公共管理研究要求学者真正地关注中国公共管理体制转型和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学者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应该与此密切相关，但是，面对着现代“小政府，大社会”理论的深入民心，如何使公共管理研究体系其作为一门应用性理论的实用性，如何体现政府社会化理论，公共管理研究追求社会化的发展思路成了时代的必然要求。这首先就要求学者在制定研究规划时，应充分思考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及与实践的相关性，其次研究的社会化还意味着注重实证研究，只有通过系统地收集和分析本土的经验数据和资料才能检验国际上现有理论在中国是否适用，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创新。学者对社会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时应特别注重科学方法的运用。研究结论是否有效取决于研究方法是否科学。若没有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做指引，实证研究将陷于盲目的经验主义之中。总之，研究的社会化必须与国际化和科学化有机结合。中国目前在公共管理方面的改革与发展为学者们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通过不懈的努力，国内学者定将促进公共管理学界的知识积累和发展，并指引和推进中国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结语

本文以2000-2012以来，《中国行政管理》刊登的关于公共管理的论文为样本，采用基于期刊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现状，本文作为一篇关于公共管理现状的研究综述，对于总结公共管理研究现状具有一定意义，但是，本着科学思维的精神我们检讨本研究实证分析结论存在的不确定性，我们以CNKI《中国行政管理》期刊为样本推断整个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参考意义，但是样本量较小难以达到准确测量的效果，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研究缺陷，因此，希望有志于此方面研究的学者能够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为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建民，江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论题、理论视角与方法[J].公共管理学报，2009，（2）：1-11.

[2][美]斯图亚特・S.内格尔.政策研究：整合与评估[M].刘守恒，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264-268.

[3]LAN Z，ANDERS K K. A Paradigmatic View of Contemporary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J]. Administration & Soci-

ety，2000，32（2）：138-165.

行政伦理论文范文第6篇

一、行政文化的界定

[JP2]行政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不过是近二十多来年的事,有关概念的界定却是见仁见智,复杂而有争议。总括学界关于行政文化的概念界定,主要可分为广义、中义、狭义三类。[JP]

其一,行政文化的广义概念界定是基于文化观的视角。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界定包括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基于这样的认知模式,有研究者提出,行政文化受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内涵应该包括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三个层次。行政文化是指由国家行政组织的物质设施、制度规范和行政人员所应共同具有的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心理状态、行为标准和生活方式等,整合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

其二,中义的行政文化概念排除了客观的文化因素,只从主观因素的层面划分行政文化的研究边界,认为行政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次,指的是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影响甚至决定行政行为的一系列行政思想、行政理念、行政意识、行政习惯、行政规则等。

其三,狭义的行政文化概念仅仅涵指行政意识形态,立论者认为,行政文化属于行政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范畴,包括着行政意识、行政心理、行政理想、行政观念、行政思想等各方面。[1]

[JP2]以上的界定各有其出发点,不无道理。不过,本文的立意是对二十多年来中国学界行政文化研究状况进行概括和分析,因而采用了广义的行政文化概念。这样,边界的划分相对宽泛,有助于做比较全面的考察,以使读者对于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研究的优长与弱项有更为准确的了解。[JP]

本文基于上述对于行政文化界定的梳理,从中提炼出一些能反映行政文化研究内容的概念作为主题词。主题词是规范化的检索语言,它对文献中出现的同义词、近义词、多义词以及同一概念的不同书写形式等进行严格的控制和规范,使每个主题词都含义明确,以便准确检索,防止误检、漏检。[2]本文主题词有:行政思想、行政伦理、行政道德、行政观念、行政心理、行政制度、行政规则、行政组织、行政理念、行政文化等作为检索词。关于这些主题词的选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把行政组织(行政机构)作为本项研究的一个主题词,是考虑到不同的制度规定可能会导致形成不同的行政机构,而行政机构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行政文化的性质或内容。

二、行政文化研究的论域

在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经过二十多年的探讨,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这里通过对CNKI中相关文章的梳理,以分析其基本状况。

[JP2]行政伦理、行政道德的研究比较突出,学理认识日渐深化。在从行政文化广义概念中提出的主题词,关于行政伦理(1502篇)、行政道德(849篇)主题词的文章比较丰富,有进行理论建构和发展的,也有结合现实探讨行政伦理和行政道德意义的。张康之[3]、刘祖云[4]、李萍[5]等从理论上进行探索,他们对行政伦理、行政道德的价值、规范、层次构建等给与思考和论证,探讨适合中国行政管理的行政伦理和行政道德体系,为行政伦理、行政道德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另外一些研究者是对行政伦理、行政道德与现实政治、行政生活领域的探讨,凸显它们在现实中的价值。王伟[6]、卢智增[7]、包兴荣[8]等等,他们对行政伦理失范、行政伦理建设进行探究,理出行政伦理规范的价值与政府公共行政过程的关系、行政道德与行政体制改革关系,尤其是行政伦理、行政道德对公共行政的行政执行、行政决策、行政监督的有效价值。这些研究扩展了行政文化的内容。

行政思想指导或引导着行政行为,在行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从1990—2012年中,颜佳华对行政思想的关注,把行政思想与行政哲学结合起来探讨公共行政的价值、方法和思维[9],为公共行政提供知识基础。丁煌主要集中于西方公共行政领域不同时期各个流派、学者的行政思想阐述[10],为人们提供了学习西方公共行政的资源。其他研究者的发文是2篇以下,分别是对中国古代的诸子和某些朝代明君贤臣、改革者的行政思想以及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的思想,进行介绍或评析行政思想内容、特征的历史意义。虽然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的价值挖掘者较多,但是研究具有重复性而且深度有限。有一些研究者是对西方古、近代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和现代行政学家威尔逊、沃尔多、古德诺等的行政思想评介。以上这些研究者、领域以及时间都很分散、没有连续性,使行政思想的研究基本是处于人物思想的描述或评介状态。行政思想的系统研究很是缺乏,不利于行政文化内容的拓展。[JP]

行政制度、行政规则的研究独立性突出。对行政制度、行政规则的研究主要是体现其在行政过程中的约束用,具体体现为对中国古代不同时期行政制度分析、外国行政制度的基本内容、特点和启示和中国现代行政制度的改革、建构、评介等。张立荣是相对集中进行行政制度研究的学者,他研究当代中国的、西方的当代行政制度以及行政制度的基本内容。[11]魏光奇对清朝的行政制度进行考略[12],张晓松对少数民族行政制度特点和变迁的关注。[13]行政规则的研究视角基本是从法学、经济学去探讨其来源、发展现代规制的变化。对行政制度的研究在CNKI中虽在近千篇,但是研究视角和作者比较分散,研究不连续,没有形成和行政文化有密切联系的系统性体系,对公共行政领域的指导力度有限,导致行政领域的行政行为随意性较多,使公共利益的实现有限。因此,当下亟需关注和加深行政制度文化的研究。

行政观念的研究体现了现实性特征。行政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执行、依法 行政、行革、政府建设、提高公务员水准和强化公务员责任等过程中,以及在执政党和政府的不同时期政策或者中国加入WTO背景下,研究者分析行政观念在这些过程或背景中的重要性和影响。何艳玲认为行政观念是政府变革的灵魂[14],朱仁显指出行政观念革新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5],谭功荣等认为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必须有新观念[16],昂永生认为行政观念是实现行政职能的基础等。[17]以上这些人和其他研究者都没有集中和持续探究,对于行政观念的研究也就呈现它在行政管理过程的意义阐述上,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应用性的特征。

行政理念会决定着行政行为和方法,在改革和全球化时代,学者们看到服务行政应该有“服务、法治、责任、高效”的行政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公共行政过程的构建和影响。何颖[18]、汤浩[19]等研究对行政理念的研究相对集中。何颖在对行政哲学研究中把行政理念作为一个内容,进行理论的研究,她在这领域独树一帜。汤浩研究古代诸子的行政理念,展示了古代行政理念的现代价值。更多的研究者根据中国加入WTO后、共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后,依据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他们对与服务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型政府、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大部制改革等方面进行“服务、法治、责任、高效”行政理念的评价或论证。他们体现了对政治与行政关系的热情关注,具有现实应用性,但也凸显了研究的被动性。

行政心理的研究发展缓慢。许多研究者认为行政心理是行政文化一部分,从行政文化的基本内容、特性、建设和创新探讨。蔡志强1990年就提出行政文化是一个包含行意识、行政观念、行政心理、行政思想、行政道德、行政原则、行政传统、行政习惯、行政理想等复合的整体。[20]彭国甫指出心理文化是行政文化的基础。[21]后来,莫吉武[22]等很多研究者都把行政心理作为行政文化建设、创新的组成部分,以指导行政实践。黄建钢[23]、周万春[24]等其他研究者分别是从行政心理对行政过程的影响、公务员的建设等方面探究。到目前,关于行政心理研究从作者的发文数量看,在2篇以上不到10人,作者发文分散、研究不连续。虽然多数研究者认识到行政心理是行政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没有继续深入,更多的是从行政心理在现实中的应用探讨。行政心理的文章在CNKI中是最少(105篇),也是研究最弱的。

行政组织文化的研究初见端倪,但需要行政学人关注并拓展深化。行政组织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主体,其行为影响或决定政府形象和公共利益。目前对它的研究基本是行政组织的效率、改革、构建或重塑,或者是古今中外的行政组织的比较。但近几年来,包国宪[25]、刘新林[26]、范绍庆[27]、计敏[28]、刘兰华[29]等一些研究者开始探讨行政组织和行政文化关系,关注行政组织文化对行政过程的影响。虽然研究不集中、不连续、不系统,但已进入学术视线。由于行政组织的重要性,进行行政组织文化的系统和深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在上述研究中,张康之、颜佳华、刘祖云、何颖、王伟、李萍等研究者对行政文化关注的论域相对集中,研究具有连续性,不断丰富和发展行政文化理论体系,推动了行政文化的发展,他们发挥了领军学术的作用,也彰显了他们学术研究的积极主动精神。

[JP2]然而,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研究者虽然能从不同视角探索行政文化,但基本是在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指引下,紧跟国家政策、行政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大多是随着时政的变换而漂移,致使其研究领域不能集中,也缺乏研究的连续性。他们以此为基点而形成的行政文化研究热点,则是由与政治生活、行政发展的相关话题形成的不同范畴。[JP]

再者,在上述研究的有关内容上,行政心理被少数研究者视为行政文化的要素。实际状况是,行政伦理、行政道德、行政制度、行政思想和行政组织与行政文化之间的关联甚弱,是以很少被作为行政文化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

三、行政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启示

(一)研究的特点

行政文化的研究是与国家政治生活、行政改革和发展密切相关,研究热点并随之变化。

从研究热点中看到,行政文化的每一个主题词中都有与国家政治生活、行政改革和发展相关的话题,直接显示了行政文化研究与国家政治政策、行政改革和发展一致,这为国家现实需要提供了理论指导。如,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以人为本”被看做是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的出发点和归宿,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于是,古代行政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需要吸引了研究者们的兴趣取向。一些研究者对中国历史朝代的明君贤臣的行政思想进行研究,挖掘其现代价值,论证“德治”、“以人为本”是如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行政管理的发展。在总理提出构建和发展服务型政府伟大决策后,与“服务行政”相关的“法治行政”、“绩效行政”、“责任行政”等现代行政理念,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他们探究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公共行政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如何严格依照法定职权、按照法定程序和法律条文履行自己的职责,高效地行政以适应新时代挑战的客观要求。

上述内容表明行政文化的研究紧跟国家政策、行政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为国家行政实施与发展提供策略方针。

(二)研究的发现与启示

其一,行政文化研究侧重应用,缺少基本理论研究。

从行政文化研究内容和作者发文情况,可以看到,行政文化研究紧跟时代政治生活,侧重行政文化应用方面的策略方针,彰显经世实践的动机,徘徊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这种状况表明,国内行政学界对于行政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及其知识属性等问题没能展开足够深入的探讨,从而对行政文化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论域的把握存在着局限性。这种状况对于行政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及理论的深入显然具有一定的掣肘作用。据此,本文认为,固然行政文化研究需要观照到实际的政治运作与国家需求,但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论域,研究的进程整体缺乏内在驱力,表现为深层理论研究的匮乏与苍白。也就是说,研究者过多地关注那些执政者关心的具体问题,甚至希冀从有限的研究中为执政者奉上可以立即操作的运作图表,这些现象导致行政文化研究局限于表层和枝节,对于这一学术论域的基本理论层面,则少有问津者。由此观之,开展行政文化基础理论将是提升这一学术论域研究水平不能绕过的路径。

其二,行政文化研究缺少体系研究,呈现出相对孤立发展的态势。

本文提供的主题词,如行政伦理、行政道德、行政组织、行政理念、行政心理、行政思想、行政制度等,这些领域已然成为研究的热点。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主题词研究与行政文化的关系不密切,透视着行政文化的研究有些支离破碎。再者,就是这些领域研究基本局限在行政文化精神的层面,缺乏行政制度和物质层面文化的研究,呈现出某种相对孤立发展的态势。

从行政文化广义界定来看,二十多年来,属于行政文化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的研究相对微弱,似乎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学界也没有取得共识。这种状况有可能给下一阶段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带来某些障碍。一般而言,注重行政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的指导价值,以及在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实践价值当然极为重要。但是,行政文化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完善和系统化,是其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得以兑现的主要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广义的行政文化理论的丰富与完善,在制度文化、器物文化等方面有明显缺失,特别是缺少制度文化的层面、行政组织文化,行政文化的指导价值和实践价值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体现和展示的。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一国的行政体系,首先是一个行政文化体系,正是行政文化体系的不同,才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行政体系是具有自己特色的行政体系”[30]。行政制度文化、行政组织文化约束、规范和指导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和行政发展中的行政行为。因而,注重制度和物质层面的研究,完善行政文化知识体系,是理论发展和行政实践提升的关键。

其三,能持续进行行政文化研究者甚少,缺少研究的自觉性。

从作者发文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多数作者发文很少,只有个别研究者成果稍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可以做两层分析。一是非持续性研究者居多,表明作者一般是针对当时的政策热点,其研究的目的是为执政者奉上可以立即操作的运作策略 。这样的研究者一般会随着行政领域政策的变化而转移兴趣,缺乏学术研究的持续性,必然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学术价值。二是在当前行政学界,研究者们普遍存在研究领域不稳定,方向不能专一的问题。除了行政伦理、行政道德外,其他的方面研究不集中、不连续,未能形成体系。形成这种状况原因有很多,但三十年来的浮躁学风和学术界的急功近利,对于这种状况显然是有着直接的影响的。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这是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导致的学术研究短期行为。不论是哪种缘由,研究者们不是基于学术积累和问题意识的驱动,而是根据当下的需要及相关的实际利益来选择研究课题,为此而不得不频繁转换领域和角度,于是出现了诸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现象。这彰显出当下行政文化研究的被动、消极和趋利性,也是导致当前学术研究低水平重复,学理深度严重缺失的主要原因。

行政文化对于一个政治系统的行政过程、行政发展和行政改革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有关的研究对于深化当代中国行政改革,推动政治进步与政治发展具有直接的积极意义。持续性的深入研究是推动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揭示出的这个问题,也意味着为行政文化研究的下一步发展指出了方向。

结论

行政伦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行政伦理学；美国；政府道德；库伯；《行政伦理学手册》

中图分类号：B822；D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3）03-0035-05

一、美国行政伦理学之基

行政伦理学在美国有着深厚的政治和历史渊源。美国是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其主流文化是基督教文化，在美国诞生的历史中，逐步形成以基督教“原罪”学说来解释性恶论的传统。美国在建国之初就奠定了对总统的道德行为制约的共识。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高级助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有一个经典的表述：“美国总统会由于叛变、受贿或其他重大行为而被控告审讯和弹劾；然后按普通法律的程序受到和惩罚。英国国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针对国王的宪法法庭；如果不涉及全国性革命危机，国王不可能受到任何的惩罚。在涉及个人责任这个敏感而重要的问题上，美国总统的地位并不比纽约州州长的地位高，也不比马里兰州或德拉瓦州州长的地位低。”[1]（p.306）詹姆斯·麦迪逊总统在“凡人和天使”演讲更是明确地指出：“如果人是天使，那么，任何政府就都是多余的；如果由天使进行统治，则对政府的任何外部或内部约束也都是多余的。”然而“任何政府都是由人而不是由天使建立的，也不是由天使统治的。天使是公正无私和理性的；而人却是自私的政治动物，人的本性是堕落、自私、贪婪与自负，热衷于利用政府的权力扩大私人利益。”[2]（p.71）这些经典表述代表了像华盛顿、汉密尔顿和杰弗逊等美国开国领袖和政治精英们对美国行政道德的极度不信任以及对行政道德建设的极度重视。这种思想理念和历史传统奠定了美国行政伦理学早期的政治哲学的原始根基，对美国现今的行政道德改革立法产生很大影响。

总之，主张性恶的人性论形成了美国行政伦理学发展的伦理观念基础。

美国行政伦理学的发展与以下几位学者的贡献密不可分，他们对行政伦理的论述为美国行政伦理学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维恩·李斯（Wayne.A.Leys）于1943年在《公共行政评论》上发表《道德与行政裁决》一文。李斯认为，行政裁决存在的原因除了一些立法条文含混不清外还在于现代化工业社会的需要。但是在行政裁决时，需要智慧，还需要职业道德，因为这些行政决定对下属、对政府部门和私人企业乃至社会公众都会产生不同影响。李斯不但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公共行政的重要环节——行政裁决上，更加强调了公共行政的政治性和公共行政中价值观的不可忽视性。保罗·爱泼白（Paul.H.Appleby）于1947年在《公共行政评论》上发表的《通向更好的公共行政》一文重申了公共行政的政治性之外，还强调：支持民主的价值观是行政官员的义务，重视社会大众的需求是他们的职责，关注公共利益是他们的工作重心。爱泼白的思想进一步充实了行政伦理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基础。

1948年，列纳德·怀特（Leonard White）所著的《公共行政研究入门》（第3版）发行。怀特第一次从外部监督的视角讨论伦理规范这个问题，认为伦理规范是专业化的重要环节。要提高公共行政的形象和声誉，要使政府取信于民，伦理规范必不可少。他指出，伦理道德还缺乏“广泛研究”，探索这个课题是当务之急。

1949年，另一位学者弗里兹·马克斯（Fritz Marx）在其撰写的论文《行政伦理与法制》中尖锐指出，行政行为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自觉或不自觉的个人利益”和“个人判断力、观察力的承受与否”，很明显，行政行为有赖于两者的制约是不够也是不可靠的。我们更需要一个“连贯一致的行政伦理体系”。因此，“行政伦理的核心在于孕育政治体制的理念”。马克斯的观点表明，行政官员不能随心所欲，在从事公务活动的过程中为自己的个人价值左右，他们应该是社区利益的自觉代表[3]（pp.57）。

这些学者对行政伦理的论述及观点为美国行政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美国行政伦理学发展的学术基石。

二、美国行政伦理学发展

行政伦理学即使在美国来说也是比较年轻的学科，大致说来，行政伦理学在美国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荒芜时期（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奠基发展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和繁荣发展时期（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4]（pp.5356）。

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政府的理念是“效率至上”，注重的是行政效率，而忽略了政府道德问题。美国著名的行政学家、政治家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发表的《行政学之研究》，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元论”。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彭德尔顿法》中。威尔逊和彭德尔顿的工作标志着美国行政学的确立和现代官僚制的奠基。

经过三阶段的发展，美国行政伦理学现已发展壮大成为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学科，在学术讨论会、学术刊物、行政伦理管理组织以及行政伦理专业课程等方面都表现出繁荣景象。

行政伦理学术论文在各类报刊不断涌现，学术讨论会逐渐增多起来。美国公共行政协会，即ASPA（American Society of Public Administraion）①，它所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一直是广泛深入讨论行政伦理的主要场所，其主要作用在于：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了公共行政的专业精神；促进了在教育、理论和研究方面的发展；宣传并提倡了公共行政和公共服务意识。ASPA创办的学术刊物主要有《公共廉政》（Public Integrity），于1996年创刊，当时叫《公共廉政年鉴》（Public Integrity Annuals）。ASPA的宗旨是：（1）增进有志于投身公共行政这一领域的人们之间知识和经验交流；（2）鼓励收集、编辑及传播有关公共行政信息；（3）广泛地推动公共行政科学、公共行政进程和公共行政艺术。

美国行政伦理学的发展历史深深地根植于两个实践事实：一个是美国行政道德法治化的实践；另一个是美国行政道德改革及发展的实践。

行政道德立法如今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学和行政伦理学新课题。1978年，美国政府实施《政府道德法》，美国行政道德正式进入立法时期。历史地看，美国对行败问题的治理经历了道德防腐、法理控腐和监管反腐三个阶段，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健全的反腐败法律法规、伦理准则和监管体系，有效遏止了美国的腐败之风。现今的美国行政道德规制兼具了道德防腐、法理控腐和监管反腐三者的综合特性，是一项复杂而又卓有成效的系统工程。美国行政道德法治化的实践为美国行政伦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②。

三、库伯《行政伦理学手册》：美国行政伦理学的“百科全书”

行政伦理问题古已有之，早在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就在关注统治者的德性问题，比如，希腊的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就涉及了统治者的德性问题③，中国孔子也有关于“仁政”及“德政”的思想④。但作为一门系统的学科，公共行政伦理学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

最能够反映美国行政伦理学发展现状的著作或者说美国行政伦理学的集大成者应该是特里·L·库伯（Terry L. Cooper）⑤，主要有《行政伦理学手册》（第2版）（Handbook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2nd ed.））《责任行政：行政角色伦理方法》（The Responsible Administration：An Approach to Ethics for the Administrative Role）。本文在此仅对《行政伦理学手册》（第2版）作一述评。

《行政伦理学手册》可谓是美国行政伦理学的“百科全书”，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美国行政伦理学的发展历程及行政伦理学迄今为止在研究及理论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就。《行政伦理学手册》共有七个部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行政伦理，行政伦理学的哲学视角分析，行政伦理的语境，保持道德行为——外部控制，保持道德行为——内部控制，美国社会的行政伦理，其他文化中的行政伦理。又细分为29章。该书“意在对迄今为止在行政伦理研究及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一个全景式概览”[5]（p.iii）。

这本书从其他领域如社会学、心理学及哲学等领域来论述行政伦理的影响，从而对公共部门中的行政伦理提供了一种全面审视。在详细介绍了当代道德培训的发展语境之后，该书探讨了道德培训的成效、为鼓励可欲行为（Desired Conducts）而设置的法律及组织机构，以及与公共行政的政治和社会背景特别相关的其他问题。该书由25位行政伦理的领军学者撰写，它运用现代行政伦理哲学的分类方法为行政伦理创造了一个分类学方法。其目的是通过有意识地论述和系统地直面伦理问题而帮助行政官员成为更有效率的决策者。该书提供了一些技术来帮助管理者考虑决策所涉及的所有因素，并确保他们能够在专业价值、个人价值及组织的价值之间做出平衡。该书的焦点主要在公共领域，它并没有论述与私人领域相关的问题。

在“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行政伦理在美国的出现”一章中，特里·库伯追溯了行政伦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从19世纪后期的早期到现今的发展状况。本章的重点在于19世纪后期以来对行政伦理的文献资料。库伯检视了诸多著作对这一主题的论述。在“行政伦理的研究及知识”一章中，乔治·弗雷德里克逊讨论了公共管理研究的不同方法。具优势地位的是实证主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有关伦理问题的知识、对伦理的态度及道德的行为就是通过研究才得以发展。在实证主义研究体系中，共五种方法，即调查、实验、访谈、数据利用及案例研究。行政伦理研究中的后实证主义或者主观研究方法包括历史、自然探究和故事讲述。弗雷德里克逊通过从许多渠道吸纳案例的方法，基础性地描述了这些不同方法之间的区别及相同之处。在“公共行政中的道德教育”一章中，卡特仑和登哈特论述了道德教育的必要性、道德课程的内容及将道德纳入课程的策略。“在职培训中的道德”一章描述了公共领域服务中道德的缺失及道德培训等相关事项的必要性。他首先描述了道德教育的不同方法。这主要是基于约翰·罗尔的工作。在“遵守道德”（Compliance Ethics）和“诚信道德”（Integrity Ethics）之间有一个区别。遵守道德是指雇员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或正式规则，而诚信道德试图传授道德标准和道德价值。遵守道德具体指明“雇员不应该做的事项”，而诚信道德重点强调“雇员应该做的事项”。另外一个区别是基于“融合道德”（Fusion Ethics）和“整合道德”（Integration Ethics）的划分。本章接着描述了美国公共部门中当下的道德培训。在联邦一级层次上，政府道德办公室负责对在行政机构中的官员及雇员提供指导。在州一级层次上，州政务会/理事会已在其蓝皮书中编制准则，它是在每两年编辑一次的庞大数据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在地方一级层次上，全国城市联盟的市政参考咨询服务所及国际城市管理协会在界定道德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职业层次上，治安官规范及培训委员会负责向加利福尼亚州的所有法律执行官员提供培训。同样，在不同的州还有其他的机构。

第二部分“哲学视野中的公共行政管理”包括五个章节。在“哲学在行政伦理中的作用”中，查尔斯·J·福克斯（Charles J. Fox）明确区分了哲学研究与伦理研究。福克斯确定了两个向度，即基础主义的目的论（因果关系）和义务论（责任本位）。接着他论述了不同哲学及向度在当今面临的挑战。大卫·哈特（David Hart）在“行政管理与德性伦理”一节中将行政伦理描述为一种美德。美德伦理被分为六个类型：基本美德，道德优秀，道德行动，道德意向和道德自愿，道德执行和更新，过最好的生活。四个基本美德是：谨慎、公正、坚忍和节制。该章结尾论述了一个有美德的管理人员应该具备的素质。拉尔夫·钱德勒（Ralph Chandler）在“行政伦理的义务论维度”一章中讨论了由福克斯在“哲学在行政伦理中的作用”中所描述的两个方向之一，比如，义务道德论。他界定并解释了义务道德论的意义和影响，他还总结了18世纪哲学家康德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康德主义理论。另外，他还讨论了其他两个所谓的“单一规则义务论”理论：伦理、文化相对主义与泛爱论（Agapism）⑥。由杰拉尔德·M·波普斯（Gerald M.Pops）撰写的下一章“行政伦理的目的论方法”讨论了与如上所述的“义务论方法”相对的第二种方法。这是因为与义务论的方法相应的方法，这是不涉及责任的原则，但对一个人的善良行为的后果。这是一种与目的论相应而生的方法，因为它不像义务论方法那样，它与遵守原则的义务没有联系，而是与一个人的行为后果的善意（Goodness）有关。

第三部分“行政伦理的背景”论述了公共行政得以运作的组织设置和公共领域。凯瑟琳·G·登哈特（Kathryn.G.Denhardt）撰写的第一章“作为行政伦理语境的组织结构”讨论了组织结构和行政伦理之间的关系。该组织结构在塑造形成员工行为的价值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它不可能直接影响行为，但可能会有影响员工行为的潜在因素：它充当价值观的载体并将其加以制度化；它形塑并强化价值；它充当抵制外界影响的屏障；最后它充当一种对其内部组织施加影响的病理学机制。接下来的一章“政府道德与企业文化”，由雷·E·格鲁森尼克（Leigh E.Grosenick）撰写，探讨了政府组织道德的作用。它讨论了文化在塑造员工的道德/不道德行为中的作用。在第12章“行政伦理的公共性”中，柯蒂斯·梵提瑞斯（Curtis Ventriss）从行政道德和公共道德之间的区分开始，认为后者作为一种更为宽泛的和更为合适的视角，在这一视角内发展出了一种行政伦理。接着他提供了一些观察，这些观察显示，在公共行政研究中关于对“公共（Public）”一词含义的注意是令人吃惊的缺乏，然后对论述过这一论题的文献进行回顾。这些文献分为四类：古典的、新古典的、作为结果的和组织的。第四节——“维护道德行为：外部控制”——检视了为鼓励可欲行为（Desired Conduct）而设置的各种法律和组织机构。根据“道德法典”的作者杰瑞米·F·普朗特（Jeremy F.Plant）的观点，道德法典有助于界定可接受行为。一部成文法典可以被任何具有司法权的权力机构执行，比如，许多公司在它们的使命陈述中都有这部法典的某些成分。有些公司每一个墙壁上都刻写着这些法典的条文。作者继续回顾这一论题的文献，并由国际城市管理协会的道德守则的例子得出结论。接下来由哈丽特·麦卡洛（Harriet McCullough）撰写的一章“道德立法”追溯了自1960年以来与道德有关的法律的历史。“锁只为绅士而备”，因此我们需要立法。

在《行政伦理学手册》（第2版）中第二章“行政伦理学的哲学视角”中，作者对管理类高校将公共行政作为纯粹技术性业务的做法提出强烈挑战。为了审视伦理，福克斯（Fox）对不同的哲学基础做了精彩的概述。他以阐述依赖于严格的等级制度基础上的“经典模式”的公共行政的正统起源为开始，结束时则对一种“新形式”的、盛行于今日的官僚机构进行讨论，在这种官僚机构中，公共行政管理人员与公民以一种更直接地体现“新亚里士多德社群主义”的形式相联系。本节还特别论及了摩根对公共利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论述，以及在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之间的内在冲突，同时还论及了钱德勒⑦对道义论伦理与目的论伦理之间的基本区别，并由哈特以对美国式民主的独特发展的精彩评论以及对更为严肃地宣誓就职以维护宪法的必要性论述做结尾[5]（pp.756760）。

四、结论

美国行政伦理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理念及实践渊源。从来看，美国国父们多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秉承基督教教义，这种宗教道德文化对美国行政道德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建国理念来看，美国的国父们对人性持严重的怀疑态度，集中表现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这种思想观念对美国的政治理念的影响是：必须依法立国、依法治国并依法治政，从而有了美国行政道德法治化的实践；再从美国行政道德实践来看，一直无法彻底消除的政府腐败现象，特别是“水门事件”和“伊朗门事件”的发生，使本来对政府道德深信不疑的广大美国人民对政府的道德问题产生了深刻的不信任，美国领袖的“道德楷模”形象亦荡然无存，这种行政道德的现实直接促成了美国行政道德的改革及行政道德立法的实践。

美国行政伦理学的发展与行政道德法治化的实践和美国行政道德发展的实践密不可分。美国行政道德发展的实践为行政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行政道德法治化的实践则直接促进了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行政伦理学的发展和壮大，行政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又会反过来推动行政道德建设和行政道德的法治化。事实上，这三者的关系很难用一种固定的模式予以界定，因为它们是相互关联而又相互促进的。

美国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则集中反映在以库伯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的行政学术思想中，而他们的行政伦理学思想则集中于《行政伦理学手册》之中，这些思想是美国行政伦理学的最新成果，也是美国行政伦理思想的最佳注释。

注释：

①ASPA于1939年在芝加哥创建，1964年总部迁往政治中心首都华盛顿，奠定了它在公共行政领域的中心地位。ASPA现有会员9000多人，所主办刊物有：月报《公共行政时代》（PA Times）和双月刊《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是有关公共行政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信息的最权威的刊物。ASPA于1952年第一次召开题为“公共服务的道德”的行政伦理专题讨论会；1959年又召开了第二次行政伦理讨论会，题为“行政的伦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类似的讨论会越来越多。

②详请参阅左秋明：《道德何以成为法律——以美国行政道德立法为视角》，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

③见（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何勤华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2章。

④孔子的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⑤特里·L·库伯（Terry L.Cooper），美国著名的行政伦理学专家，现为南加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民与民主价值”专业教授。库珀教授曾在美国公共行政学会“职业标准与伦理学委员会”工作，1988-1989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并致力于“香港高级公务员对于1997年回归中国大陆的先期反映”问题的研究。库伯教授的研究范围还包括公民参与、美国传统中的公民权等。他的著作《行政伦理学手册》（第1版）（Handbook of Administrative Ethics （1nd ed.））（1994）奠定了其在该领域的著名专家地位，并被我国学者所熟知，《行政伦理学》一书更使其蜚声海内外。

⑥泛爱论（Agapism）宣布，爱（Love或者Agape）应该是唯一最终的价值，所有其他的价值都发源于它，或者唯一的道德诫命就是去爱。神学泛爱论认为，我们对上帝的爱是由彼此爱护来表现的。作为爱的伦理，泛爱论表明，我们应该在任何情况下都做最具爱心的事情，让爱而不是由规则来决定我们的义务。作为不能兼而有之的二选一选择（Alternatively），泛爱论设定了一套规则，并表明要遵守产生最大爱的这些规则。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因为他的这一观点——创造性的爱是宇宙中至关重要的东西——而使用了“agapism”这个词。

⑦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Jr.1918—2007），伟大的企业史学家、战略管理领域的奠基者之一。钱德勒于1918年生于美国特拉华州。“二战”期间，他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后，到海军服役五年。他于1952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随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和霍普金斯大学。自1971年被哈佛商学院聘为企业史教授后，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至近80岁退休。2007年5月9日去世，享年88岁。

参考文献：

[1]Alexander HamiltonThe Federalists，No.69[M].New York： Random House Press，2001.

[2]Garrett Ward Sheldon.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James Madison[M].Baltimore：The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3]（转）[美]马国泉. 行政伦理：美国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4]胡林英.美国行政伦理学的研究及发展状况[J].道德与文明，2001，（5）.

行政伦理论文范文第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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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荀子是先秦儒家行政伦理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传统行政伦理思想主要表现表现如下:行政伦理的指导原则——循“道”;行政伦理观——以“礼”治国;行政伦理规范——厉行节约,清正廉洁;忠职敬业;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平政爱民;尚贤使能,知人善任等,探析这些古典行政伦理思想对当今的行政伦理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论文关键词:苟子;行政伦理;以“礼”治国

现代行政伦理观是指国家公务员和各级党政机关等行政主体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关于行政伦理之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它是一般的社会道德在行政管理职业活动中的特殊表现,是行政人员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时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要求。其作为行政人员一种正规的职业道德和行政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虽正式出现于西方,但我国的传统文化渊源流长、博大精深。其古典行政伦理思想也不泛有其精华,苟子的行政伦理思想在历史上就曾独树一帜,值得探析。苟子(约前3l3一前238),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杰出的唯物论者、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儒家行政伦理学说,并对以往伦理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和发挥。曾游学与齐,“三为祭酒”.“最为老师”.是当时学术界的领袖,韩非、李斯都是其弟子;又议兵于赵。应聘于秦,春申君曾两度用苟子为楚国兰陵令。他处于诸侯兼并、战火连绵的时代,但全国统一趋势渐成。荀子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为结束分裂割据状况,建立集中统一的国家制度提出一些较为合理的行政伦理观点,并在总结前人为政经验和自己的从政实践基础上,阐发了较为丰富的行政伦理思想。

一、行政伦理的指导原则——循“道”

苟子行政伦理思想首先体现于对“道”的认识,即对行政管理规律性的认识。在某些场合苟子虽把“道”看成是贯穿古今、始终如一的东西,带有循环论的色彩,但总体上对“道”还是进行了客观、具体的阐释,并把它奉为国家管理的指导原则。他认为“道”体现于自然界是天道,体现在社会历史领域就是人道,君子之道。天道、人道都是有规律的,国家管理也不例外。可见他已经认识到社会历史演变是一个有意识、有步骤的活动过程,国家管理也有其内在的特殊规律,见“治乱非天也”,从而加深了对国家管理的科学性——循“道”的认识。因此荀子要求行政管理要遵循“道”,只能遵循它,运用它而不能违背它,这是国家兴乱的一个重要标志。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圆。荀子还阐释了对于治国循“道”规律的不同认识,认为不同的把握“道”会直接促成行政管理的不同效果,影响国家的兴衰存亡。他在王制篇中分析的五种不同情况就体现了这种思想。在行政管理中,能够做到推崇礼仪、加强教化、尚贤使能、养育百姓、搞好生产、积聚钱财,国家就能称王。能够作到静兵息民、充实储备、开辟田野、选拔人才、赏罚结合,国家就能称霸反之国家就会危在旦夕,必然灭亡。于是荀子极力倡导为政者遵循道义,实施礼治仁政。荀子的循“道”思想虽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其说的国家也未能走出诸侯国的范围,且对于国家的分类也不科学,但对行政管理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却不失为真知灼见,属于朴素唯物论认识,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也为以后统治者的施政治国提供了有效的行动指南和行政伦理依据。

二、行政伦理观——以“礼”治国

“礼”原本是奴隶社会宗法制度的各种等级伦理和礼节的仪式规范。荀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对“礼”又作了新的发挥,即把“礼”作为划分封建等级的标准,“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又是人道的标准,“天下从之则治,不从则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可见“礼”的重要性,故要“隆礼”。l7世纪英国着名哲学家霍布斯以“人对人像狼一样”为人性论基础构建了他的“利维坦”国家理论。相似的苟子从“人性恶”的角度构建他的行政伦理观,认为人性本恶.只有通过礼来教化才能使人趋善.国家治理也要通过“礼”来规范和教化。从而提出了“以礼治国”的行政伦理主张。他把“礼”看作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治乱的标准。把“礼”提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首先,荀子主张用礼来处理君臣关系。

“从道不从君,从君不从父,人之大行也。”道在荀子看来,臣从君不一定是忠,要看这种君命是否合乎礼义的要求。甚至认为必要时,可对不行仁义之君杀之而夺其位。他说:“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功参天地,泽被生民。”君臣道因此,苟子反对不顾国家安危,唯君命是从的愚忠,认为“从命而利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忠,逆命而不利君谓篡。”翻迫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荀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冒犯君主的行政伦理观点,这需要具备何等政治气魄和政治胆识,也折射出荀子身上具有独到的可贵行政人格。其次,荀子认为为政者必须知礼,因此,他提出用礼义作为划分社会等级的标准。并据此提出:“尚贤使能、知人善任”的行政人事任用原则。在荀子看来,不遵循礼义办事,即使是王公大夫子孙,也只能划到庶人的行列。相反,如遵循礼义行事,即使是庶人出身的子孙,也可划到卿相大夫的行列。足可见他主张打破世袭等级框架去“尚贤使能”。他说:“不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以做到“尚贤使能”、“等位不遗”固制.又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 不能不须而废”.主张对有贤德有才干的人,要破格提拔:发现无德无能之人,应当立刻罢免。这也是当今干部人事任用制度的应有之义。他还进一步指出,君主的弊端,不在于他不说用贤人,而在于他不去用贤人。他说:“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乎不诚用贤。”苟子的这些行政伦理伦理观点可说是对孔子的“亲亲有术,尊贤有等”观点的有力的批判,是对以往宗法等级制度的公然抨击.既有利于统治阶级取有能之“仕”,又符合下层人民的心愿,也顺应了当今的民主平等原则.对今天的干部人事任用制度更是大有裨益。再次,荀子还强调君臣都要按照礼义的准则来修身养性。因为为官居上者的一言一行都是民众的表率,正如荀子所说:“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仪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吲因此,荀子主张用礼和经来对各级官吏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以培养统治阶级者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对于道德修养,荀子从“化性去伪”出发.主张对为政者实施教化.即通过外在的教育达到内心的自律。这与孔子所提倡的通过内心自觉教化的方法不同。荀子说:“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学他还继承和发挥孔子“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修身精神,提倡为政者要有虚心学习.取长补短,严于律己的务实态度。这些观点对当今官德修养是大有特有借鉴之处的。

三、行政伦理规范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伦理规范是指社会对行政人员所提出的从思想修养到具体行政行为等全部行政管理职业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要求。这一观点的相关内容在荀子行政伦理思想中也有所表述,他在总结前人为政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的从政实践,从不同侧面为创建一个合乎理性和正义的社会而提出了一些行政伦理方面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对当今的一些行政伦理规范也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相关内容分析如下:

(一)厉行节约,清正廉洁

现代社会中政风不正,为政不廉,官员奢侈腐化等****、大肆挥霍等现象层出不穷,屡禁不止。这些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客观存在却又难以杜绝.但为了人民的利益都必须反腐倡廉。战国末期的荀子在这方面也是颇有见解的。他一再提倡节用、节流主张。他说:“务本节用则无极”,“节用裕民”,“节用以礼”,“节其流,开其源”等。再有“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之贪,是愚主之极也”嘲。“为人臣者,不恤己行之不行,苟得利而已矣,是冲渠入穴而求利也。是仁人之所羞而不为也”。这些见解亦不失为今天的行政伦理规范应有之义,对当今行政伦理建设大有裨益。应大力倡之行之。

(二)忠职敬业

“忠”历来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忠于祖国和人民,忠于职守仍然是今天所提倡的,苟子的忠君原则是“从道而不从君”,认为“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这就具有很高的时代价值,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政治胆识和气魄。荀子在为臣的忠职要求论述更为明确,在制中,对宰爵,司徒,治田,虞师,乡师,工师,治市等等各种官员该干什么,各负什么责,都有清楚的论述,并且指出:“政事乱,则冢宰之罪也,国家失俗,则辟公之罪也;天下不一,诸侯欲反,则天王非其人也。”制中苟子还一再强调“百理官人无怠慢之事。”回道他告诫君主早朝不能太晚,“朝太晚,非礼也。”网略要求为臣者敬业守职,“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事业听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职,足其衣,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仰上,莫得相与,孰私得?”这些精辟的见解,对当今行政伦理建设大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三)以身作则,严于律己

率先垂范、严于律己是儒家一贯的倡导。孔子曾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吾颜说孟子也说:“大大者,正己而正者也。”。上“其身正而天下之”翻孟子.离娄上苟子对此的论述也很精辟.他说:“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常言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即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我们这个标榜理想人格力量的中华民族。领导的言行举止更显得重要。作为领导者,如在行政过程中不能切身作出表率,而一味要求下级如何、怎样,这是不可能达到行政目的的,为当今行政伦理所大忌,应大力禁之。

(四)平政爱民

荀子认为当官要为人民着想,急人民之所急。做“民之父母”,主张管理为民谋利益。在他看来.天生民不是为了君,天立君却是为了民。他把统治者比做舟。把百姓比做水。认为水能载舟,水亦能覆舟。即“君也,舟也;庶人也,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故君主为政必须平政爱民,只有使人民乐意授权君主,他的权力才能巩固。即“人服而势从之,人不服而势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圜霸君对于百姓,如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那么人民则会像对待父母一样拥戴君主。同样在施政过程中,也必须安抚百姓,才能使国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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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者俱得而天下为,三者亡而天下丢之。”荀子的这一思想是对历史上治国成败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孔子的“宽则得众”思想的直接继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荀子能比较清醒的认识到民心向背的作用实在难得。它对当时缓和阶级矛盾.减轻人民剥削和压迫的程度有积极的宣传作用.但从本质功能来说,荀子把人民看成是消极被动的。是必须依附于君主的。即“君主民之深也。”道他所宣扬的惠民政策也不过是为麻痹人民.诱使人民“爰民之为安国也”这是其历史局限性的一面。

(五)尚贤使能,知人善任

在荀子看来.君主的主要职责是尚贤使能、知人善任,这是巩固政权所必需的。即“知且仁,是入主之宝也,而王霸之佑也”。要作到这一点.不仅在于人事任用上要倡导尚贤使能路线.而且在思想也应予以重视。尤其是要付诸行动。身体力行。即“入主不患,不亦难乎”。只有“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求之,则尧舜还至,王业还起。”霸从苟子的这些话中,可见人事行政要行之有效。关键在于君主带头贯彻,身体力行;同时苟子还认为选拔官员应不以出身地位为标准,必须打破奴隶社会亲亲尊贵和世卿世禄制,做到“内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隐远人。”嘲他还认为选拔官员不能泄愤个人恩怨。国家大事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要做到内不阿亲,外不避仇。荀子列举了周文王不阿亲疏,拜姜子牙为相、齐桓公不记前仇,起用管仲为相的经典事例论证之。另外荀子要求在确立了选拔官员的规范后,还须做到因事求才,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做到人与事之间得到最合理的匹配。此外,荀子还把知人善任与尚贤使能结合起来。他把德放到首位,按德行高低来划分官职层次:“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也”道;“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值。”道这些观点对当今公务员选拔坚持德才兼备原则,按门类、分职位考核录用,大有启迪作用。

综上所述。荀子的行政伦理思想虽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立场出发.但其认识到治国为政须循“道”,主张君为民立,臣对失德之君可不从之.甚至废之均合道义,要求为政者施礼治仁政,爱民.节用,忠职尽责,尚贤使能,知人善任,修己正身等。这些思想对当今反腐倡廉举措.加强和完善行政伦理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行政伦理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行政文化； 行政伦理；行政道德；行政心理；行政思想；行政制度；行政理念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5-0118-05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由于行政体制改革的实际需要，行政文化研究逐渐兴起，经过20世纪90年代到世纪末的初步发展，进入21世纪后，成为行政学界的研究热点，并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但对其研究成果探讨的不多。本文所采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学术文献数据总库（CNKI），检索时间范围是1990年至2012年12月。在CNKI数据库中，利用从行政文化概念中提炼出的反映行政文化内容的相关主题词（行政思想、行政伦理、行政道德、行政理念、行政心理、行政制度、行政规则、行政观念、行政组织）和“行政文化”作为检索词，共计得到8628篇论文，其中2313篇发表在北大核心期刊中，1652篇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中。通过对下载的数据进行清理，去掉书评、会议通知和综述、学人介绍、稿约、作者一稿多况等，最终获得有效数据7357篇论文。从这些文章中梳理出“行政文化”二十多年来的研究热点，发现研究的特点与研究的缺失，以期引起学界重视，为行政管理发展和改革提供更为合理有效的理论参照。

一、行政文化的界定

[JP2]行政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不过是近二十多来年的事，有关概念的界定却是见仁见智，复杂而有争议。总括学界关于行政文化的概念界定，主要可分为广义、中义、狭义三类。[JP]

其一，行政文化的广义概念界定是基于文化观的视角。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界定包括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基于这样的认知模式，有研究者提出，行政文化受客观和主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内涵应该包括行政物质文化、行政制度文化和行政精神文化三个层次。行政文化是指由国家行政组织的物质设施、制度规范和行政人员所应共同具有的思想、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心理状态、行为标准和生活方式等，整合而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

其二，中义的行政文化概念排除了客观的文化因素，只从主观因素的层面划分行政文化的研究边界，认为行政文化包括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次，指的是在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影响甚至决定行政行为的一系列行政思想、行政理念、行政意识、行政习惯、行政规则等。

其三，狭义的行政文化概念仅仅涵指行政意识形态，立论者认为，行政文化属于行政活动中的一种主观意识范畴，包括着行政意识、行政心理、行政理想、行政观念、行政思想等各方面。[1]

[JP2]以上的界定各有其出发点，不无道理。不过，本文的立意是对二十多年来中国学界行政文化研究状况进行概括和分析，因而采用了广义的行政文化概念。这样，边界的划分相对宽泛，有助于做比较全面的考察，以使读者对于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研究的优长与弱项有更为准确的了解。[JP]

本文基于上述对于行政文化界定的梳理，从中提炼出一些能反映行政文化研究内容的概念作为主题词。主题词是规范化的检索语言，它对文献中出现的同义词、近义词、多义词以及同一概念的不同书写形式等进行严格的控制和规范，使每个主题词都含义明确，以便准确检索，防止误检、漏检。[2]本文主题词有：行政思想、行政伦理、行政道德、行政观念、行政心理、行政制度、行政规则、行政组织、行政理念、行政文化等作为检索词。关于这些主题词的选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把行政组织（行政机构）作为本项研究的一个主题词，是考虑到不同的制度规定可能会导致形成不同的行政机构，而行政机构的变化势必会影响到行政文化的性质或内容。

二、行政文化研究的论域

在当代中国，行政文化经过二十多年的探讨，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这里通过对CNKI中相关文章的梳理，以分析其基本状况。

[JP2]行政伦理、行政道德的研究比较突出，学理认识日渐深化。在从行政文化广义概念中提出的主题词，关于行政伦理（1502篇）、行政道德（849篇）主题词的文章比较丰富，有进行理论建构和发展的，也有结合现实探讨行政伦理和行政道德意义的。张康之[3]、刘祖云[4]、李萍[5]等从理论上进行探索，他们对行政伦理、行政道德的价值、规范、层次构建等给与思考和论证，探讨适合中国行政管理的行政伦理和行政道德体系，为行政伦理、行政道德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另外一些研究者是对行政伦理、行政道德与现实政治、行政生活领域的探讨，凸显它们在现实中的价值。王伟[6]、卢智增[7]、包兴荣[8]等等，他们对行政伦理失范、行政伦理建设进行探究，理出行政伦理规范的价值与政府公共行政过程的关系、行政道德与行政体制改革关系，尤其是行政伦理、行政道德对公共行政的行政执行、行政决策、行政监督的有效价值。这些研究扩展了行政文化的内容。

行政思想指导或引导着行政行为，在行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从1990—2012年中，颜佳华对行政思想的关注，把行政思想与行政哲学结合起来探讨公共行政的价值、方法和思维[9]，为公共行政提供知识基础。丁煌主要集中于西方公共行政领域不同时期各个流派、学者的行政思想阐述[10]，为人们提供了学习西方公共行政的资源。其他研究者的发文是2篇以下，分别是对中国古代的诸子和某些朝代明君贤臣、改革者的行政思想以及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的思想，进行介绍或评析行政思想内容、特征的历史意义。虽然对邓小平行政思想的价值挖掘者较多，但是研究具有重复性而且深度有限。有一些研究者是对西方古、近代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和现代行政学家威尔逊、沃尔多、古德诺等的行政思想评介。以上这些研究者、领域以及时间都很分散、没有连续性，使行政思想的研究基本是处于人物思想的描述或评介状态。行政思想的系统研究很是缺乏，不利于行政文化内容的拓展。[JP]

行政制度、行政规则的研究独立性突出。对行政制度、行政规则的研究主要是体现其在行政过程中的约束用，具体体现为对中国古代不同时期行政制度分析、外国行政制度的基本内容、特点和启示和中国现代行政制度的改革、建构、评介等。张立荣是相对集中进行行政制度研究的学者，他研究当代中国的、西方的当代行政制度以及行政制度的基本内容。[11]魏光奇对清朝的行政制度进行考略[12]，张晓松对少数民族行政制度特点和变迁的关注。[13]行政规则的研究视角基本是从法学、经济学去探讨其来源、发展现代规制的变化。对行政制度的研究在CNKI中虽在近千篇，但是研究视角和作者比较分散，研究不连续，没有形成和行政文化有密切联系的系统性体系，对公共行政领域的指导力度有限，导致行政领域的行政行为随意性较多，使公共利益的实现有限。因此，当下亟需关注和加深行政制度文化的研究。

行政观念的研究体现了现实性特征。行政观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执行、依法行政、行革、政府建设、提高公务员水准和强化公务员责任等过程中，以及在执政党和政府的不同时期政策或者中国加入WTO背景下，研究者分析行政观念在这些过程或背景中的重要性和影响。何艳玲认为行政观念是政府变革的灵魂[14]，朱仁显指出行政观念革新是行政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5]，谭功荣等认为中国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必须有新观念[16]，昂永生认为行政观念是实现行政职能的基础等。[17]以上这些人和其他研究者都没有集中和持续探究，对于行政观念的研究也就呈现它在行政管理过程的意义阐述上，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应用性的特征。

行政理念会决定着行政行为和方法，在改革和全球化时代，学者们看到服务行政应该有“服务、法治、责任、高效”的行政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公共行政过程的构建和影响。何颖[18]、汤浩[19]等研究对行政理念的研究相对集中。何颖在对行政哲学研究中把行政理念作为一个内容，进行理论的研究，她在这领域独树一帜。汤浩研究古代诸子的行政理念，展示了古代行政理念的现代价值。更多的研究者根据中国加入WTO后、共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后，依据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他们对与服务型政府、科学发展观、小康社会、和谐社会、大部制改革等方面进行“服务、法治、责任、高效”行政理念的评价或论证。他们体现了对政治与行政关系的热情关注，具有现实应用性，但也凸显了研究的被动性。

行政心理的研究发展缓慢。许多研究者认为行政心理是行政文化一部分，从行政文化的基本内容、特性、建设和创新探讨。蔡志强1990年就提出行政文化是一个包含行意识、行政观念、行政心理、行政思想、行政道德、行政原则、行政传统、行政习惯、行政理想等复合的整体。[20]彭国甫指出心理文化是行政文化的基础。[21]后来，莫吉武[22]等很多研究者都把行政心理作为行政文化建设、创新的组成部分，以指导行政实践。黄建钢[23]、周万春[24]等其他研究者分别是从行政心理对行政过程的影响、公务员的建设等方面探究。到目前，关于行政心理研究从作者的发文数量看，在2篇以上不到10人，作者发文分散、研究不连续。虽然多数研究者认识到行政心理是行政文化的一部分，但是没有继续深入，更多的是从行政心理在现实中的应用探讨。行政心理的文章在CNKI中是最少（105篇），也是研究最弱的。

行政组织文化的研究初见端倪，但需要行政学人关注并拓展深化。行政组织作为行政管理的重要主体，其行为影响或决定政府形象和公共利益。目前对它的研究基本是行政组织的效率、改革、构建或重塑，或者是古今中外的行政组织的比较。但近几年来，包国宪[25]、刘新林[26]、范绍庆[27]、计敏[28]、刘兰华[29]等一些研究者开始探讨行政组织和行政文化关系，关注行政组织文化对行政过程的影响。虽然研究不集中、不连续、不系统，但已进入学术视线。由于行政组织的重要性，进行行政组织文化的系统和深化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在上述研究中，张康之、颜佳华、刘祖云、何颖、王伟、李萍等研究者对行政文化关注的论域相对集中，研究具有连续性，不断丰富和发展行政文化理论体系，推动了行政文化的发展，他们发挥了领军学术的作用，也彰显了他们学术研究的积极主动精神。

[JP2]然而，我们也看到，有不少研究者虽然能从不同视角探索行政文化，但基本是在执政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针指引下，紧跟国家政策、行政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大多是随着时政的变换而漂移，致使其研究领域不能集中，也缺乏研究的连续性。他们以此为基点而形成的行政文化研究热点，则是由与政治生活、行政发展的相关话题形成的不同范畴。[JP]

再者，在上述研究的有关内容上，行政心理被少数研究者视为行政文化的要素。实际状况是，行政伦理、行政道德、行政制度、行政思想和行政组织与行政文化之间的关联甚弱，是以很少被作为行政文化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

三、行政文化研究的特点与启示

（一）研究的特点

行政文化的研究是与国家政治生活、行政改革和发展密切相关，研究热点并随之变化。

从研究热点中看到，行政文化的每一个主题词中都有与国家政治生活、行政改革和发展相关的话题，直接显示了行政文化研究与国家政治政策、行政改革和发展一致，这为国家现实需要提供了理论指导。如，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以人为本”被看做是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的出发点和归宿，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于是，古代行政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需要吸引了研究者们的兴趣取向。一些研究者对中国历史朝代的明君贤臣的行政思想进行研究，挖掘其现代价值，论证“德治”、“以人为本”是如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行政管理的发展。在总理提出构建和发展服务型政府伟大决策后，与“服务行政”相关的“法治行政”、“绩效行政”、“责任行政”等现代行政理念，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他们探究在复杂的社会条件下，公共行政人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如何严格依照法定职权、按照法定程序和法律条文履行自己的职责，高效地行政以适应新时代挑战的客观要求。

上述内容表明行政文化的研究紧跟国家政策、行政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为国家行政实施与发展提供策略方针。

（二）研究的发现与启示

其一，行政文化研究侧重应用，缺少基本理论研究。

从行政文化研究内容和作者发文情况，可以看到，行政文化研究紧跟时代政治生活，侧重行政文化应用方面的策略方针，彰显经世实践的动机，徘徊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这种状况表明，国内行政学界对于行政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及其知识属性等问题没能展开足够深入的探讨，从而对行政文化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论域的把握存在着局限性。这种状况对于行政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及理论的深入显然具有一定的掣肘作用。据此，本文认为，固然行政文化研究需要观照到实际的政治运作与国家需求，但是，作为一个特定的学术论域，研究的进程整体缺乏内在驱力，表现为深层理论研究的匮乏与苍白。也就是说，研究者过多地关注那些执政者关心的具体问题，甚至希冀从有限的研究中为执政者奉上可以立即操作的运作图表，这些现象导致行政文化研究局限于表层和枝节，对于这一学术论域的基本理论层面，则少有问津者。由此观之，开展行政文化基础理论将是提升这一学术论域研究水平不能绕过的路径。

其二，行政文化研究缺少体系研究，呈现出相对孤立发展的态势。

本文提供的主题词，如行政伦理、行政道德、行政组织、行政理念、行政心理、行政思想、行政制度等，这些领域已然成为研究的热点。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些主题词研究与行政文化的关系不密切，透视着行政文化的研究有些支离破碎。再者，就是这些领域研究基本局限在行政文化精神的层面，缺乏行政制度和物质层面文化的研究，呈现出某种相对孤立发展的态势。

从行政文化广义界定来看，二十多年来，属于行政文化制度层面和物质层面的研究相对微弱，似乎还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学界也没有取得共识。这种状况有可能给下一阶段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扩展带来某些障碍。一般而言，注重行政文化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的指导价值，以及在行政体制改革中的实践价值当然极为重要。但是，行政文化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完善和系统化，是其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得以兑现的主要条件。换言之，如果没有广义的行政文化理论的丰富与完善，在制度文化、器物文化等方面有明显缺失，特别是缺少制度文化的层面、行政组织文化，行政文化的指导价值和实践价值是不可能得到完全的体现和展示的。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一国的行政体系，首先是一个行政文化体系，正是行政文化体系的不同，才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行政体系是具有自己特色的行政体系”[30]。行政制度文化、行政组织文化约束、规范和指导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和行政发展中的行政行为。因而，注重制度和物质层面的研究，完善行政文化知识体系，是理论发展和行政实践提升的关键。

其三，能持续进行行政文化研究者甚少，缺少研究的自觉性。

从作者发文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多数作者发文很少，只有个别研究者成果稍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们可以做两层分析。一是非持续性研究者居多，表明作者一般是针对当时的政策热点，其研究的目的是为执政者奉上可以立即操作的运作策略。这样的研究者一般会随着行政领域政策的变化而转移兴趣，缺乏学术研究的持续性，必然会影响研究的深度和学术价值。二是在当前行政学界，研究者们普遍存在研究领域不稳定，方向不能专一的问题。除了行政伦理、行政道德外，其他的方面研究不集中、不连续，未能形成体系。形成这种状况原因有很多，但三十年来的浮躁学风和学术界的急功近利，对于这种状况显然是有着直接的影响的。当然，也有人会认为这是当前的学术评价机制导致的学术研究短期行为。不论是哪种缘由，研究者们不是基于学术积累和问题意识的驱动，而是根据当下的需要及相关的实际利益来选择研究课题，为此而不得不频繁转换领域和角度，于是出现了诸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现象。这彰显出当下行政文化研究的被动、消极和趋利性，也是导致当前学术研究低水平重复，学理深度严重缺失的主要原因。

行政文化对于一个政治系统的行政过程、行政发展和行政改革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有关的研究对于深化当代中国行政改革，推动政治进步与政治发展具有直接的积极意义。持续性的深入研究是推动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本文揭示出的这个问题，也意味着为行政文化研究的下一步发展指出了方向。

结论

统观而言，近二十余年来，学术界对于行政文化的研究基本能体现时代特点和时代的要求，与当代中国行政管理状况及行政改革趋势大体相一致。在许多论阈的研究也日趋成熟，而且，行政文化的应用研究依然是国内研究者们重点并持续关注的研究领域。同时，行政文化的研究也存在着前述缺失。基于行政文化研究的现状，本文概括出以下三点关注：第一，注重行政文化基本理论的研究；第二，注重制度和物质层面的研究，完善行政文化知识体系；第三，研究者应该加强研究的自觉性和持续性，从而使行政文化的研究更有利与理论和行政实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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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伦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本文就国内部分学者关于改革开放相关理论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道德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部分学者相关观点论述

徐耀耀提出以“四个继续”的特殊形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一是继续贯彻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讲话精神；二是继续做好有关部门的参谋部和智囊团；三是继续牢记中央对人文工作者的期望和勉励；四是继续牢记革命导师对学者、人文工作者的勉励。祝黄河指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王员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总结了其基本经验；邱新有介绍了说服性传播与研究在中国的现状，反思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变换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扩大研究内容的一些设想；刘俊就如何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深化高教改革，探索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万振凡探讨了从城乡分隔发展向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转变之路；詹冬华就文学经典所面临的解构危机，提出了文学经典怎样重构经典身份的观点；邱显平分析了当前社会冲突现象的特点，探讨了如何创新社会主义和谐动力论的问题。

2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吴仁平、肖接增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文章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研究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崭新的视野。在实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战略时，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把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与平衡发展的关系。王玲玲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行了学术回顾，分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真理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江晓萍、王水兴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党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邓文平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指出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是思想解放结出的硕果，是对传统发展观物本主义的否定，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深刻而全面的阐明发展必须依靠人民、满足人民、成果共享、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揭示了发展是“为了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李建斌的《矛盾论：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文分三大板块，即先秦时代的和谐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的矛盾论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改革开放3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探讨，并进一步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和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论。刘仁营在《再论走出生产力拜物教》中论述了高扬科学发展观，跨越资本经济的“卡夫丁峡谷”命题。同时指出，我国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本条件。

3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郑晓江在《重构中国生死观教育的核心价值—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为背景》中指出，有必要重构中国以“死是生活的中止，生命可以永存”及“由死观生”为核心价值的生死观教育。汪荣有、黄志兴提交了《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途径》论文，文章认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认真研究新情况，积极探索新的有效途径，必须在应然与实然的辩证统一中确立价值导向，在多样与主导的相互激荡中增进价值认同，在继承与创新的反复碰撞中调适价值冲突，在自发与自觉的有效整合中实现价值追求。

曾建平、代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启示》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是新时期最深刻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吴瑾菁提交了《从“革命道德”到“和谐伦理”—和谐社会的伦理诉求》一文，文章指出，和谐伦理是在和谐哲学思维方法论的指导下关于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协调理论及其规则体系。它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人际伦理准则，是为协调非对抗性的社会伦理关系，寻求伦理关系双方的共处和协作的伦理。中国社会从革命转向建设，就需要从革命道德转向和谐伦理。

曹开华提交了《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和任务的变革与发展》，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高校培养目标日益明确的前提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目标也在不断形成、完善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目标的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曲折发展；“”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新发展。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总体目标，在此基础上既规定了基础性目标，又提出了先进性目标，使教育目标具有了层次性。

4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周利生在论文《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中认为，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政治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日益深入，主要表现在党员主体地位的有力保障、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日益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有序改革、党内监督机制的有效健全等方面。吴永明以我国2002-2004年受处理的13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财务舞弊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负相关。此结论的政策意义主要在于：在我国，完善法律制度、从严执法力度是加强投资者保护从而抑制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沈桥林所撰论文《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认为，邓小平同志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法制理论解决中国实践问题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法治打下了坚实基础。郭凌、刘素峰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党内民主建设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并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提出了五点启示，即：充分认识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是搞好党内民主建设的关键；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形成党内民主机制，是党内民主建设顺利进行的保证；坚持群众路线，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创新是推动党内民主建设的动力；保障党员民利，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切入点。

蒋九愚、易燕明提交了论文《论新时期解放思想对党的内在要求》，该文认为，改革勇气、开放意识、创新精神、民主作风与和谐理念是新时期解放思想党建的内在要求。改革就要自觉地把它作为开创党的新局面的行动指南，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开放最能集中体现这个时代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的趋势和特征，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创新是党的事业进步的不竭动力。党的各项工作，既要重视创新民主形式和制度，更要重视提升民主的质量和效能，增强民主制度的生机和活力。构建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社会和谐要由党内和谐作保证，以党内和谐为基本条件。

汪琳在文章《从身份到契约的成长—改革开放三十年与民法的发展及完善》中指出，契约化的成长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民法成长最显著的特征及规律，民法的发达彰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契约精神在我国的迅速发展。臧荣华、吴小平认为，民主法治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注重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健全民主法制须确立人民利益至上，崇尚法治精神。方旺春认为，行政公正是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而法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和谐社会。对于如何构建行政公正？他进一步强调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构建完善的行政公正平台；二是构建完善的行政监督体系；三是构建完善的行政救济体系。

5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冯小林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建设模式的探索和社会学研究的兴盛》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认为这一历程是不断探寻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从恢复到重建和发展兴盛的过程。在今天，随着中国社会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反思而进行转变和调整，中国社会学研究也应该本着“文化自觉”和“与时俱进”的态度，自觉进行自我调整和转向，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和建构具有中国主体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吴雪平在《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分析》一文中总结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的成就，即：基本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并适应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制度建设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改革面临的新问题仍不断呈现。如：制度变迁显现的隐性债务危机、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养老金水平偏低、养老保险基金增值难以保证以及政府管理不善和制度漏洞等问题都是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情境，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不但是政府的选择，而且也是个人必然和必要的选择。曾勇认为，邓小平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做出了许多拓展，最突出的有三方面：重视人的现代化素质建设、突出个人物质价值的合理性、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关注人的发展。

6结论

多维视角阐释主题的优势，多角度、多领域、全方位分析研讨为舒展主题空域提供了可能，加深了对问题的研究和把握。同时也引发了整合研讨的难度，多学科、多视角的研讨应该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或者说什么的公共话语平台上研讨需要明确。或许，随着跨学科的互动与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各学科各唱各的调”这一局面终将得到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