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法论文范文

行政程序法论文范文第1篇

在这场程序热浪潮中，行政法学界也不甘寂寞，不甘人后。为了行政程序法的早日出台，众多专家学者撰文为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典化鼓而呼，有的学者发出“依法行政即依行政程序法行”的呐喊，有的学者奏起了“行政程序法是中国行政法制现代化的基础”的号角，行政法学界上上下下对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和思考。

一、关于行政程序含义的讨论

有行政行为就有行政程序，但什么是行政程序目前尚未形成一个为各国行政法学界共同接受的概念。实际上也很难形成一个各国普遍适用的行政程序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各国法律传统、行政法基本观念的差异以及各国行政程序法调整范围的不同。

国内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行政程序法被行政诉讼法的光芒所遮蔽，学术界对于行政程序的研究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1986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颁布，开始引起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关注。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吸引了更多学者投入到行政程序理论研究的行列中，学者们在介绍和研究欧美行政程序理论的同时也纷纷开始构建中国的行政程序理论体系，其中对行政程序的含义之争成为行政程序研究中的第一个争论点。

迄今为止对行政程序的含义之争在我国主要形成了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的活动程序，即行政主体采取行政行为的步骤、方式、次序”。行政程序行为的主体必须是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和个人，行政相对人不能成为行政程序行为的主体，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程序至多只是引起行政程序开始、终止或终止的一个前提条件。类似观点再如“行政程序是行政主体作成，变更或消灭有效行政行为所必须遵守的，由互相衔接的先后阶段所组成的法律程序。”

另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是规范行政管理活动中的各种程序的总称，行政程序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行政活动中应遵循的程序。因此行政程序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主体，而且包括行政相对人，凡是行政法律规范确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活动的程序都是行政程序。

上述两种观点对行政程序是由行为的步骤方法、过程等要素构成无重大分歧，分歧主要在于行政程序适用范围上存在着大小之分。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的主体只能是行政主体。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所要规范的主要是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无论从行政程序理论的萌生原因，还是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内容，都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但是如果行政程序仅仅安排行政主体的行为，而没有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作出安排，则行政法律关系无法构成和变更，也不可能实现行政法的目的。因此行政程序不仅仅是为行政机关设定的活动程序，而且也包括为行政相对人设定的程序。行政程序是为实现行政法目的而设定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活动的程序。

我们认为产生上述争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少学者将行政程序与行政程序法中规范的程序混为一谈。上述第一种观点我们认为可称为狭义的行政程序，第二种观点可认为是广义的行政程序，既包括行政主体的行为程序，也包括行政相对人以及利益相关人的行为程序。从行政程序法规范来看，行政程序法既要规定行政主体的行为程序，也要规定行政相对人及利益相关人的行为程序，二者不可分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可以将行政主体的行为程序独立加以研究。我们倾向于对行政程序采取狭义的观点，这也与我国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为的观念相吻合，当然作出这种界定并不影响对行政相对人及利益相关人参与程序的研究与重视。我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行政程序概念和行政程序法所调整的程序概念区别开来，也就是说：行政程序概念最好定位于行政主体的活动程序，但行政程序法则不仅调整行政主体的活动程序，而且调整行政相对人和利益相关人的活动程序，这样矛盾可获解决。

二、关于行政程序的价值讨论

行政程序的价值分析是近年来行政程序理论研究中呈现出的一种新的研究态势。出于对价值不同层面的思考以及不同视角的观察，学者们主要形成了以下一些观点。

第一种观点，有的学者同意美国学者盖尔洪的说法，认为行政程序总体上具有效率性、公正性、正确性、可接受性四大价值。效率性指行政程序作为行政过程客观规律的法律化，能保障行政效率，可省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时间、金钱、人力和物力。公正性指行政程序是一种程序上或形式上的公正，形式公正规则的目的，还是为了内容公正的实现和存在。准确性指行政程序作为一种科学而严格的意思表示规则，至少能使行政主体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危险减少到最小限度，为行政主体作准确的意思表示提供一种最大的可能性。可接受性指增强行政行为的可接受性，除了行政行为在内容上应真正体现公共利益外，还需要在过程中增加透明度，让相对人理解行政主体所作的意思表示真正体现了公共利益。

第二种观点，有学者认为，从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社会历史背景和规定的内容分析行政程序基本法律价值在于：（1）扩大公民参与行政的途径。（2）保护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益。（3）提高行政效率。（4）监督行政主体公正，实施行政职权。该学者进一步认为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执法程序、行政司法程序的价值取向分别应为民主、秩序和公平。

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并无原则上分歧，总体上都认为行政程序的价值在于公正和效率，有利于行政行为内容的实现。第一种观点较简明扼要，第二种观点特别提到了保障相对人的程序权益，一定程序上揭示了程序的自身独特价值。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基本上还是偏重于从“结果有效性”这个标准来看待行政程序的价值，这种认识仍然停留在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层面上。当然这对于消除我国多年来认为行政程序只是行政实体的形式和手段这一狭隘观念具有重要进步意义。但这还不够，我们认为在我国除了要强调行政程序的工具性价值外，还要特别强调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即程序自身的品格和理性，二者应该并重，不能过分强调一方面否定另一方面，这对于在我国建立现代程序理念无疑将具有重大意义。笔者认为行政程序自身价值的研究将是我国行政程序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值得庆贺的是，我国已有一些学者开始了这方面探索，现将一些研究观点概述如下：

1.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既有外在价值即工具性价值，又有其内在价值，即独立于实体的内在价值。其工具性价值表现在至少在现象上程序的启动一般都以实现实体法内容为目的；程序的核心任务是查明据以适用实体法，实施行政行为的事实，无论一个行政决定是否直接适用实体法，都将决定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表现在行政程序弥补了片面的实体正义，独立构成了法的正义的另一面；实体法所规定的实体正义是模糊的，程序才研究具体的实体正义；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程序对正义的决定意义；公正程序对恢复和培育社会秩序有独特的作用。

2.有学者认为必须关心程序的独特的品格和理性，它是使法律程序成为可能与人性相一致从而为人所尊重的所接受的那些品质。这一界定包括程序必须最大限

度地理性化从而体现形式公正，程序必须体现人道两方面。从形式公正意义上说，程序必须具备程序法治，透明、中立、听取相对方意见、合理性等因素，从人的主体性与目的性这个根本命题可推演出法律程序应尊奉参与、平等、人道、保护个人隐私等价值。

3.有学者提出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命题，认为程序的正当性标准至少可以从四个角度考虑：程序性权利，权力的控制，效率的合理，实体权利目标。

程序的价值问题在学术界尤其是国外历经无数次争论，主要形成了程序工具主义、程序本位主义、经济效益主义程序论等理论。我们认为对程序的价值分析既不能完全以结果为标准也不能完全从程序本身出发，而应从结果和过程两方面，辩证地看待程序的价值。上述三种观点中第一种观点既看到了程序的外在价值，又看到了程序的内在价值，比较全面，但对于内在价值分析还不够深入，第二、第三观点侧重分析了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这种尝试非常可贵，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我国只能说是揭开了序幕，还需要众多的学者不畏艰难，进一步开拓。

三、关于行政程序法概念的讨论

前已论及，行政程序法与行政程序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能混同。有行政程序未必有行政程序法，但行政程序法概念往往受到一定行政程序观念的影响。一般认为，各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受到以下三种行政程序观念影响：

1.认为行政程序就是行政诉讼。基于这种意义，他们便认为行政程序法等同于行政诉讼法。

2.认为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的行政活动程序，而不是法院的司法程序，德、奥、意等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就反映了这种观念。

3.认为行政程序既包括行政诉讼程序，也包括行政活动程序，美国和法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受到这种观念的支配。

正如有的研究者所分析的，第一种观念在当今各国的行政程序立法与行政程序法学中已无市场，第二、三种观念各有自身理由，所以被不少国家和地区所采纳。目前国内学者讨论行政程序法概念时存在分歧也主要限于上述第二、三种观念层面上，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是有关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步骤、方式和过程，因此行政程序法是有关行政主体行使行政管理权的步骤、方式、过程之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说行政程序法是关于行政行为成立过程、手续与方式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实质上是规范行政权运行的方法和步骤，而行政程序法是规定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和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过程应遵守的方法、步骤和时限，并由此构成为一个连续过程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是凡规定国家行政组织及其活动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行政程序法包括行政组织，行政决策与执行，行政监督，行政诉讼等方面的程序规定。其中的行政诉讼程序为主要部分。

我们认为行政程序法是为实现公共行政职能为目的而设立的规范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行政活动中的程序法律规范的总和，即行政程序法不仅调整行政主体的行为程序，而且调整行政相对人及利益相关人的行政程序。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在使用“行政程序法”这一概念时有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指广义的行政程序法，也称实质意义上的行政程序法，即既包括有一部单独的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也包括存在于各种形式中的行政程序法律规范；另一种是狭义的行政程序法，仅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也称形式意义上的行政程序法。目前我国学者谈论的行政程序法主要是指后者，即中国特别欢迎和需要一部统一的适合本国国情的行政程序法典。

四、关于行政程序法地位的讨论

行政程序法的地位广义包括三方面内容，即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的关系，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即重要性）。对于第一方面，学者们认识无多大变化，近年来争论主要表现在第二、三两方面。

（一）由于程序工具主义观念的影响，我国法学界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一般认为：实体法是法的基本或主要组成部分，程序法是为实施实体法而存在的法律规范。

在程序热的研究浪潮中，不少学者对此传统观念开始了反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行政法学界有学者大胆地提出了“法即程序”这一必然引起争议的命题。该学者提出该命题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徒实体法不能自行，徒程序法可以自行；程序法可以取代实体法，实体法不能取代程序法；先有程序，后有实体，实体是程序的产物；一切实体法上的问题均可以从产生它的程序中找到原因；一切实体法上的问题只有从产生它的程序入手，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程序法是权利性的，实体法是义务性的；实体法是静止地，孤立地，形而上学地规范人们行为的，而程序法是动态地，联系地，辩证地规范人们行为的。

有学者从逻辑错误和程序法的功能及其限度的方面评析了“法即程序”命题的谬误。对上述理由提出了反驳，如徒程序法不足以自行，程序法不能取代实体法，程序并非都是权利性的，实体法也并非全是义务性的等等。对于实体法与程序法关系认为是辩证统一的，严格地说，绝对地、条分缕析地区分程序法与实体法，并非易事。二者常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般情况下，程序法的功能是辅的，即辅助实体法功能的实现；例外情况下，程序法的功能是填补性的，即在没有相应实体法适用于个案时，允许在不违反法律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遵循程序法的规定“造法”。前者是由程序法的“外在价值”决定的，后者则由程序法的“内在价值”决定的。

上述两种观点分歧主要在于对实体法与程序法产生先后以及它们各自功能认识不同。我们认为从发生学意义上说先有程序，后有实体法，在这种意义上说“法即程序”具有一定合理性；从功能角度来看，“法即程序”过于夸大程序法的作用，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功能角度来看，第二种观点更合理，既强调程序法的重要作用，又重视实体法的价值，坚持两条腿走路方针。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我们认为在我国目前既要看到程序法的重要性，程序法具有相对独立性，又不能过分迷信程序，视程序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实体法与程序法应二者并重，不可偏废。

（二）对于行政程序法的作用，我国先后有不少学者也参与了讨论。但在术语使用上，比较混乱，如有的人使用“功能”或“目标”“价值”“重要性”“意义”等不一而足。

对于行政程序法作用的认识思路大致可分为两类。绝大多数学者从行政法自身角度来阐述其作用的，一般包括三方面：第一，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第二，提高行政效率；第三，有利于减少腐败的产生。

近年来，遵循这一思路的观点多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如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具有以下功能：规范、制约、监督、促进行政权的合理行使；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规范行政相对人的参与程序，促进行政民主化；通过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沟通，协调平衡，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另有学者从更广阔的角度对行政程序法的地位进行了思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王锡锌从构建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角度对行政程序法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行政程序法是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基础性法律制度，同时又恰恰是目前最欠完善的一项法律制度，行政程序法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契合了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市场”关系的内在要求，从而有助于旧体制的消解和新体制的建立。

上述两种思路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行政程序法的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后者是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对行政程序法的作用，应把两方面结合起来看待，除了可以从市场经济角度思考行政程序法的意义外，我们认为行政程序法在促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保障人权方面也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五、关于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讨论

对于什么是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学术界表述不一，但一般认为，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是指各个国家行政程序法根据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形成的总体特征。行政程序法可以发挥多方面的作用，立法机关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进行选择，强化某一方面作用，这种选择将使一国的行政程序法形成一定的目标模式。

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在行政程序法理论研究中可以说占据枢纽地位。它统率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进而涵盖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制度，对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选择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一）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的分类：1.有人认为可以分为控制模式、效率模式、权利模式三类。2.有学者认为可分为效率模式和权利模式二类。权利模式也有称公正模式，或权利保障模式。3.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分为维护模式和保护模式，与此相应，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模式可以分为民主模式和效率模式。该观点认为应将目标模式与价值模式结合起来探讨，在澄清价值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与其相应的目标模式。

对于上述三种分类，我们认为第二种分类比较恰当，其基本含义在法学界基本达到共识对其使用几乎已约定俗成。第一种分类中控制模式正如该学者所言主要是中国封建时代的行政程序法属于这一类型，不具有普遍意义，可以忽略。第三种分类优点将目标模式与价值模式相结合，但其目标模式分为保护模式，维护模式容易引起歧义，其保护维护的是行政权，还是相对方权利不够清楚。

（二）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主要形成以下三种观点：姜明安、王锡锌等主张应兼顾效率与权利保障。他们认为效率和公正是行政程序法的两个基本价值目标，目标模式的选择取决于立法时对价值目标的权衡。应该看到在行政程序法中，效率与公正的冲突确实是存在的，但这种冲突并不意味着各自绝对的排它性，恰恰相反，二者存在内在的联系，公正并非必然排斥效率，反之亦然，公正作为一个价值判断，其含义在特写条件下不断变化。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精神应反映到行政程序法中。效率与公正价值目标是对立统一的，二者应平衡兼顾。黄学贤认为应在效率与公正两个基本价值目标之间寻求平衡，作为行政程序立法的出发点和目标模式的整体选择。在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中，当效率与公正发生矛盾时，应作出公正优于效率的明确安排的选择。章剑生认为行政程序立法目的应是效率为主，公平为补充。

上述三种观点均是以公正-效率为中轴来设计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第一种观点是“平衡论”在行政程序法中直接演示，从理论上说公平与效率二者兼顾比较完美，但在实际操作时难于把握，有可能会流于形式，二者的平衡点恐难把握。第二、三两种观点分歧较大，主要原因在于对我国行政法治存在问题以及解决方法认识不同。

我们认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应以公正为主，兼顾效率，在公正与效率发生冲突情况下一般应注意公正优先，效率为辅，在特定情况和特定环节也可以考虑效率优先。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我国行政法治中公正问题重于效率问题，这一模式符合社会发展进步趋势，我国的行政诉讼至少目前还无法胜任对行政不公的补救。

六、关于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讨论

正如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在我国行政法学界讨论初期人言人殊，众说纷纭一样，我国目前学术界对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论述仍然处于莫衰一是，观点纷呈阶段。

1994年前论述较多（具体内容从简），主要有：1.应松年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包括公平、公开、听取意见、顺序、效率原则。2.认为各国行政法学都确立起或多或少的程序规则用以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我国社会主义行政法学所确立的行政程序规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性、真实性和效率性，行政程序原则的主要内容体现为程序法定、相对人参与、公正、顺序和时限等。3.认为各国行政程序制度不同，据以确定这些制度的基本原则自然也不尽相同，考察各国与现代民主相联系的行政程序制度，它们也反映和体现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公开、公正行为有据和效率原则。4.认为不同时代的行政程序法具有不同的基本原则与制度，选择不同目标模式的行政程序法，其原则与制度也不相同。从现代各国看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有：依法行政原则、民主原则、基本人权原则、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5.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分为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一般原则指社会主义法都必须坚持的原则，它包括共产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原则、法治原则。所谓特殊原则指主要适用于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包括行政干预原则、保障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和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原则、顺序原则、效率原则。

1994年以来特别是1997年—1998年间，一些学者对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又进行了归纳，主要有以下观点：1.胡建淼认为中国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表达方式只能是法典式和条文表达式。基本内容应确定为程序法定原则、程序公平原则、程序公平原则。法定原则指用以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必须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法律化，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所遵循的程序，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公开原则指用以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外，应当一律向相对人和社会公开。公平原则指行政主体必须在程序公平的约束下，正当地行使行政权，尤其是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必须体现合理性和科学性。2.吴德星认为，一般情况下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包括行政民主、行政法治、行政公平、行政效率和行政公开等原则。民主原则指行政程序法必须贯穿民主精神，体现民主意志，符合民主要求。法治原则指行政程序法必须贯穿法治精神，实行依法行政。效率原则指为了保证行政活动的效率，行政程序的各个环节，应当有时间上的限制。公开原则指对重要的行政行为与公民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行政行为要通过一定程序让公民了解，强调行政公开原则是行政程序法的生命。3.章剑生在《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一书中继续坚持以前观点，认为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合法原则、合理原则、公开原则、参与原则、顺序原则、效率原则。4.杨海坤、黄学贤在《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角度研究》一书中提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作为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和价值取向与具体原则，是规则和制度的中介，应当将价值取向和目标模式作为自己的思想内核，将其中的精华表达出来。另一方面，基本原则还必须对具体原则，专门制度和规则具有统率作用，成为具体原则、制度和规则的设计标准，评价标准。据此，能够称得上基本原则的只有民主原则、公正原则和效率原则。具体而言，行政程序民主原则指行政程序的设计和进行应当确保公民的有效参与，应当处处体现公民的意见和呼声。这一基本原则体现在行政公开、行政参与两项具体原则中。程序公正原则指公民在行政程序中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程序上的公正表现在不偏不倚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等三项具体原则方面。效率原则指行政机关应当确保行政程序的进行，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

纵观上述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种种概括，我们认为这些概括总体上体现了由繁至简的趋势，有些基本原则如公正、效率等渐成人们的共识。上述归纳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对基本原则，我国行政程序目标模式，尤其是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基本制度的界限学者们认识不同所造成的。对比上述诸多归纳我们认为最后一种概括比较简洁，较好地处理了行政程序法价值取向、目标模式、基本原则、具体原则、具体制度这五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这种概括反映了我国行政程序基本原则的最新研究成果，值得提倡。当然，这方面的探讨是无止境的，因为行政程序法的内外环境在不断发展，人们的认识也要不断深化。

七、关于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和立法步骤的讨论

立法模式这一概念在我国行政程序法研究上非常流行，类似的提法还有法体模式，制定模式等，但对立法模式作出精确定义的尚不多见。对行政程序立法模式的争议主要集中在行政程序立法模式有几种分类以及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应采取哪一种。

（一）关于行政程序立法模式的分类主要有以下观点：1.认为可分为单一式和复合式。单一式指制定一部统一完整的法典，并将法典的制定权交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复合式是通过各个单行法律，从不同方面规定行政程序法内容，从而形成一个内容有机联系的法律整体。2.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有三种法体模式。一是统一法典模式，二是单行法律法规模式，三是无独立行政程序法而完全与实体法合体的模式。

上述两种观点分歧主要在于对融实体法和程序法于一体模式如何看待。第一种观点认为采取这种模式的国家太少，不具备典型意义，不作为一种分类。相比较而言我们觉得第二种分类更加全面些，即应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不能要求它纯而又纯，仅仅是对程序方面的规定，涉及的实体问题也应在行政程序法中作相应规定。

（二）关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应采取哪一种的争论。这一问题可以说是我国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研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立法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在立法上应当采取逐个解决的办法，即不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而是制定单行的涉及行政程序的法律。

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内容，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它是通则而不是法典，只规定共同原则，共同程序等，而且应司法色彩浓一些。行政强制、行政处罚、行政监察、行政复议等程序以单行法律、法规规定，是否包括行政指导程序意见不一，是否包括其他程序也各持己见。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尽早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其理由是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能更好地规范行政主体行政职权的行使，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从而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分散的独立的行政程序法律法规不能在整个行政领域确定统一的，体现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和效率原则的程序规范和制度。此外从我国目前法制的进展情况分析，也完全具备条件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更不用说有许多外国行政程序统一法典立法的现成经验可供参考借鉴。

上述第二种主张制定行政程序法通则的观点，从目前来看难度要小一点，但其效果明显不如制定行政程序法典，且操作性不强，若干年后可能会重蹈《民法通则》的旧路。第一、第三两种观点截然相反，造成两种观点分歧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对制定行政程序法法典的必要性以及制定难度的认识不同。我们认为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并不排除制定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其优越性明显胜于制定单行的程序法律法规。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在我国确实会面临程序法观念淡漠，我国行政程序理论研究水平还较低，行政行为范围广泛，“性质复杂且变化频繁等诸多困难。但通过努力这些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制定行政程序法典对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来说绝非空中楼阁。因此我们赞同上述第三种观点。

关于我国行政程序法立法模式，目前学者多认为应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但对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步骤则有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可称为激进式，认为如果尽早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对中国法治进程的推动将更为有利。

另一种观点可称为渐进式，认为应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对那些与百姓切身利益相关，立法条件相对比较成熟的方面，逐个制定单行的行政程序法律。第二步是在2010年前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至于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如何制定又有三种主张，有人主张与单行法律的制定齐头并进；也有人主张待各个单行的行政程序法律出台后，再研究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还有人主张待各个单行的行政程序法律出台后，把它们编纂成一个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不再另行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第二种比较适合我国目前国情。尽快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对我国来说目前难度较大，各方面条件还不够成熟，考察各国制定统一程序法往往都经历一段较长时间的起草准备阶段。因此采取渐进式的立法步骤比较稳妥。其中的三种主张，第二种消极等待，不利于及时总结立法经验得失；第三种比较缓慢，一个一个立法许多条文规定必然重复，笼统编纂在一起也必将内容庞杂法典质量难以保障。因此我们赞同第一种主张即制定统一程序法典和制定单行行政程序法律法规可以而且应该齐头并进，制定单行行政程序法律并不妨碍统一行政程序法的起草。

我国目前行政程序立法已经开始对一些重要行政行为的程序加以规范。如全国人大已经制定的《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的一般简易程序特别是听证程序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国家目前正在制定《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行政收费法》等单行行政程序法律。

行政程序法论文范文第2篇

程序中立作为程序正义对法律程序的一项基本要求几乎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程序不是中立的，例如程序制度对一方当事人有利而对另一方当事人不利，或决定制作者偏袒一方当事人，都会使人产生一种感受：即程序没有给予所有的人以平等的对待。程序中立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承认所有的程序参与者是具有同样价值和值得尊重的平等的道德主体，因此必须给予他们同等对待，否则就意味着存在偏私。

程序中立在制度上最主要的是要求有一个不偏不倚的决定制作者，这一点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已被普遍认同。联合国于199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明确承认在刑事诉讼和大多数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应当享受接受一个由“合格的、独立的、不偏不倚的”裁判主体进行裁判的权利。[1]美洲国家于1969年通过的《美洲人权公约》对此也作了规定，要求主持司法性程序的主体必须是独立公正的。

[2]于1950年制定的《欧洲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公约》也要求，操作法律程序的主体应当是独立的和公正的，[3]但是对于其是否必须“合格”则没有作出规定。

程序中立的上述要求也为许多国家的宪法所承认。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以及第14条所确立的“正当程序”包含了程序操作主体必须独立、公正这一要求，加拿大的《权利与自由》第11条要求所有刑事案件的被告都有权获得“由独立而公正的裁判者主持的审讯”，以保障所谓“基本的正义”。我国1982年宪法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必须独立公正地审理案件。可以说，程序中立的要求在我国宪法中已有了明确的规定。最近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对程序中立的要求又进一步作了具体的规定。

程序中立的要求自然也为各种程序法所规定或确认。几个世纪以来作为西方法律程序基本原则的“自然正义”，一直将公正、独立的裁判者作为其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即任何人不得作为其自己案件的法官。这一要求的实质就是为了保障程序主持者和裁判者的中立性。霍德森法官（LordHodson）在“里奇诉鲍尔温（RidgeV，Baldwin）一案中辩称：”自然公正有三点无可争辩的特征：第一，有权向不偏听偏信的裁判所陈述案情；第二，有权知道被控的事由（事实和理由）；

第三，有权对控告进行申辩。“[4]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特别对主持行政程序的行政法官（MS）的独立性和中立性作了规定。为了保障行政法官的独立和公正性，行政程序法禁止行政机关要求行政法官承担”与其责任和义务不相符的义务“；行政法官受文官功绩保护委员会（MeritSystemeProtectionBoant）而不是行政机关的制约。[5]

同样地，在我国民事、刑事及行政诉讼法以及有关的行政程序法律、法规中，也都毫无例外地确立了裁判者必须中立的原则。

在法律程序制度的建设上，理性的人们没有理由拒绝程序中立的原则。程序中立可以使当事人相信他们能够通过中立的程序而进行“公平的竞赛”，从而拥有对法律程序制度的信心和积极性。如果程序是非中立的，就好比要求人们去参加注定于要失败的游戏，而失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游戏规则的公平对待，其结果是人们要么拒绝参与这样的游戏，要么不择手段来改变对自己不利的规则，从而有可能加剧程序活动中的“非道德化”。从这一意义上看，程序中立实际上就是要求给予所有程序参加者平等的机会，即体现作为公平的正义。即便将人假设为“经济人”，一些人虽然有理由期望从非中立的、偏向他们的裁判者那里获得好处，他们同样有理由拒绝非中立的程序，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使自己充分地相信在所有情况下一个非中立的程序都将对自己有利。进一步来看，缺乏中立性的程序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种道德上的堕落感：为了获得对自己有利的裁决，当事人将不再诉诸于发现真相、理性说服等手段，而是力图获得裁判者对自己的好感并进而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裁判。事实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即便是从不公正的程序中获利的当事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该程序的结果怀有一种“堕落感”，更不用说其它人了。[6]

作为程序正义对法律程序的一项基本要求，程序中立虽然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的原则，但却并不是总能得到贯彻的。在法律程序的设计和程序作业中，有一系列的因素可能会影响程序的中立性。这些因素包括：与程序主持者相关的或可能相关的利益、偏私、来自程序作业过程之中和之外的控制等等。因此，程序中立原则必须具体化为一系列程序机制，以保障程序作业中裁判者的不偏不倚和程序活动的独立与公正。在这里，至少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是必须考虑的：确保裁判者免于利益和偏私的干扰、裁判者的独立性、程序中的职能分离以及避免单方面接触。

二、利益与偏私

利益。假如通过某个程序活动而产生的某个结果比可能产生的其它结果更有利于程序的主持者和裁判者（包括与其有利益关系的其它人），则意味着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与其所操作的程序之间存在着某种“利益关系”。当然，对这里的“利益”应该有所限制。简而言之，这种利益必须超过其它所有人都可以从某个结果中获得的“平均值”。

例如，一个负责环境保护的公务员作出的某项裁决也可以使其自己享有清洁空气的好处，但很显然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其对该裁决具有“利益”，因为所有的人都可以从该决定中获得好处。

裁判者对于程序活动的结果具有某种利益的情形，往往使人们很难相信他们能够公正地主持程序的进行和作出裁决，即使他们事实上确实作出了“大公无私”或“大义灭亲”的裁决，也无法完全消除人们对结果公正性的怀疑，因为人们往往更愿意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正义不仅仅应当确实存在，而且应当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它的存在。从逻辑上讲，如果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对于程序活动有某种“利益”，这种利益与程序活动的结果之间的关系将会有以下几种可能：1.利益的存在并没有影响结果，并且结果是公正的；2.利益的存在没有影响结果，而结果是不公正的；3.利益的存在影响了结果，但结果是公正的；4.利益的存在影响了结果，而且导致了结果的不公正性。

从关注于结果的角度看，似乎只有第四种清况是我们应当避免的，因为裁判者的个人利益导致了结果的不公正；至于前三种情况，尽管存在着某种个人利益，但这种个人利益要么对结果没有产生影响，要么对结果产生了好的影响。那么，程序中立原则是否要求完全消除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的个人利益，哪怕这种利益并没有对结果产生影响或产生了好的影响呢？

回答是肯定的。其理由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法律程序的实际操作者看，要确证个人利益是否对程序活动的结果产生了影响，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只要裁判者对程序活动有某种利害关系，就很难指望人们相信这种利益没有对结果产生影响，即便实际确实如此；第二，在很多情况下，要判断程序活动的结果是否“公正”

所依据的外在标准并非人们一致认可的。这不仅意味着判断结果的实体公正性有时会相当困难，而且也表明有时结果的公正与否取决于产生该结果的程序；第三，裁判者对程序活动具有某种个人利益的事实，不可避免地将影响人们对裁判者的信心。

偏私。与个人利益对程序中立的影响不同，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的偏私与具体的利益元关，而是由于其在程序活动中试图满足某种预设的观点或偏好，从而可能影响程序活动的公正性。美国行政法学者K.C.戴维斯曾经指出，程序活动中的偏私可能有三种情形：对法律和政策理解上的某种偏好、对特定情况下事实认定的偏好以及对特定当事人的偏爱。但是，对于上述三种情况，需要作进一步的分析：1.如果裁判者仅仅是对于法律和政策存在某种预设的理解上的偏好，并不构成“偏私”，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对某一规范作自己的理解，他们也有权利这样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伦奎斯特（Rehnpuist）

在一个判例中写道：“一位大法官来到法院而头脑中对他将要面对的宪法性裁决领域却毫无自己的理解，这只能表明他不具备作为大法官的资格，而不是表明他没有偏私。”[7]事实上，在行政活动领域，行政官员都被要求推进法律、法规和特定的行政政策的落实，他们对有关的规定和政策表现出某种偏好并不构成偏私。在很多清况下，这种偏好恰恰是他们获得任命的原因所在。2.裁判者对于某种事实的认定或判断上的偏好是否构成偏私，有时是难以确定的，因为这种清况往往与对法律和政策的理解有关。但是，假如一个裁判者在收到相关的证据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对事实的判断，则表明存在偏私；有时裁判者可能对特定案件发生之前就已经对特定事实形成了自己的结论。

在这些情况下，程序中立都可能受到影响，因而应当予以避免。例如，美国联邦第二巡回法院在，IMCOk诉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TradeCommission）一案中，认为联邦贸易委员会主持的听证程序有失公正，因为它的一位主席参加了听证和决定的制作，而在此之前该主席曾经在一次讲演中指责过Texaco公司有违法经营行为，因而不能排除他在事实认定上的偏私[8].3.如果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对参与程序的一方当事人存在偏私或偏见，显然是不公正的。但如何认定裁判者对某些当事人有偏见，实践中往往很难把握。[9]

以上我们讨论了利益和偏私对程序中立的影响。当程序活动的主持者和裁判者受到或看起来受到某种直接或间接利益的影响，或者对程序活动中的法律、事实和当事人存在偏见时，这样的裁判者对该具体的程序活动来说就是不合格的，他们应当回避，当事人也有权提出回避申请。但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依上述原则应当回避的主体正好是依法有权主持该程序活动的唯一主体。这时候，如果申请该主体回避，有关的争议就只有不了了之。在美国，针对这种情况，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些判例中发展了一种“必要性理论”，认为如果当事人以利益或偏私为理由而申请某个裁判主体（机关或个人）回避将导致该案件不了了之时，该主体不予回避是必要的。支持“必要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如果案件得不到裁诀，那就意味着其中一方当事人已经不战而胜，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不公正甚至比牵涉到利益和偏私的程序活动所可能产生的不公正要严重得多。

三、裁判者的独立

裁判者的独立是程序中立原则的一个显著标志，它涉及到两方面的因素：1.裁判者不受程序活动中的一方当事人和任何利益团体的控制；2.制作决定的职能与其它职能相分离。以下对这两方面作进一步的讨论。

控制。在司法程序中，裁判者不受来自当事人和其它任何个人、团体的控制，是为了保障司法独立的一个必要前提。但是在行政程序中，裁判者可能受到控制的情形要比司法程序中复杂得多。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制作行政决定的官员隶属于行政系统，从而很难避免来自行政机关首长或行政机关系统中较高层级的控制。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可能施加于裁判者的控制，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将专门主持听证的行政法官置于文官功绩保护委员会而不是行政系统的监控之下。但是事实上，在行政裁决程序中，只有远远不到一半的案件是由行政法官来主持的，绝大多数行政程序是由隶属于行政系统的官员主持的，后者不可能免于来自行政系统的控制。

强调裁判者的独立性，目的在于保障裁判者免于可能影响其公正判断、公正适用法律和政策的控制因素。应当承认，并非所有的控制都将影响过程或结果的公正性，来自行政系统的层级监督也可能促使决定减少错误、增强其公正性。因此，控制因素并不必然导致程序中立性的丧失，只要这种控制不是明确地指向某个特定当事人或特定团体的利益，控制是可接受的。但是，我们很难排除某些控制可能带有偏私或利益因素，而且，对裁判者的控制在很多情况下至少可能给人造成看起来不公正的印象。因此，控制既是必要的，又是带有风险的。

这样看来，裁判者的独立性问题主要是一个“程度”问题。裁判者完全独立的情况在行政程序活动中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如美国的行政法官，虽然不隶属于行政系统，但也间接地受到行政机关的控制。

例如，行政机关可以对行政法官的表现进行评价，甚至可以对他们是否称职提出意见，这些都可能对行政法官的活动产生控制。从实际情况看，受制于效率和行政目的的要求，行政程序活动中的控制总是存在的。尽管如此，笔者认为，为了保障程序活动必要的中立性和形式公正，控制不能以“具体干预”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暗示或胁迫裁判者作出或不作出某种决定，要求裁判者偏向一方当事人等等行为，就是“具体而直接的干预”。不论被要求作出决定是否符合实体正义，“被强迫作出某种决定”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违背程序正义的要求。行政机关对程序活动的控制，可以通过对有关的法规、规则或政策的调整或解释而存在，这种控制没有针对具体的当事人，也没有针对某个明示的结果。这种抽象的控制由于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使控制的“度”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职能的混合。裁判者的独立不仅仅限于要求其免于在制作决定时受到直接的干预，而且要求其能够“独立地”、不带成见地作出决定。

要做到这一点，程序结构上的职能混合应当避免，而应当体现职能分离原则。程序结构上的职能分离有两个层次：一是完全的职能分离，即把调查职能、审理职能和裁决职能完全分开，由相互独立的机构行使。二是内部的职能分离，指行政机关的调查、听证和裁决职能由不同的实际工作人员行使。

反对职能混合的重要目的在于避免裁判者在作出决定之前就形成了“成见”。假如制作裁决的主体与主持调查的主体是合一的，可能在决定正式作出之前他就有了自己的结论；在听证和决定的制作时可能就很难接受与自己观点相反的意见，因而也就难以客观、全面地作出裁决。换言之，由于受到调查阶段有关信息的影响，裁判者作出决定时的独立性会受到质疑。另一方面，调查与裁决的功能混合，还可能导致裁判者“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这种情形，因为从逻辑上讲，裁判者总是会极力维护自己在调查阶段形成的“确信”。上述清况都会影响程序活动的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同理，规则的设定权、实施权以及相应的裁决权的混合也可能产生类似的影响。

职能分离为许多国家的法律所承认。美国行政程序法（ApA）与文官系统法（MSA）都有将调查职能与裁决职能予以分离的规定。例如，行政程序法规定参与调查和追诉的官员不得参与决定的制作或为决定制作提供建议，文官系统法则规定，在某一案件中曾经作为调查者、追诉者或动议者的官员不得主持听证或协助主持听证。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在一个判例中曾经确立了一个例外，即上述原则不适用于行政机关或委员会的首长。我国在最近的有关行政活动的立法中，也确立了职能分离原则。例如，《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处罚的设定权与实施权分离、行政处罚实施中的调查权与决定权分离的原则。

有必要指出的是职能分高原则主要是以英美对抗制程序为基础而产生的一项原则，在纠问制程序中，裁判者往往也就是最主要的调查者。在这种程序中，他们并不会仅仅因为此而被认为是不公正的，实际上，缺乏足够的调查往往使裁判者客观、公正地作出决定变得更为困难。从逻辑上讲，人们并不能仅仅因为一个裁判者在作出决定之前进行了调查就认为该决定是不公正的。因此，只要调查不是指向某个预设的目标，不是为了证明或达到某个在调查之前就已经预期的结果，调查与裁决职能的结合就是可接受的。这意味着，即使在纠问制程序中，职能分离也仍然是存在的，即控诉和裁判的职能必须分离，这两种职能无论如何不能混合，因为从概念上看就可以发现，控诉本身就意味着某个明确的目标，当这种职能与裁判职能混合时，形式公正的丧失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诸如法规、规则或政策制定的立法性程序而言，调查与决定的职能分离原则也是不应当适用的。一个主要的理由是，在立法过程中，对于大量信息的调查和把握，恰恰是作出决定的前提。此外，在行政机关据以展开行政活动的最主要的非正式听证程序中，职能分离往往也是难以适用的，因为非正式程序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程序参与者各自的角色和功能划分并不很明确。在笔者看来，既然职能分离的核心就在于防止因为职能的混合而可能导致的态意或成见，那么，如果能表明职能的混合并没有导致上述情形，这种职能混合就是可接受的。行政机关对此种情形负有主要的证明责任。

四、单方面接触

在正式的审判式听证程序中，避免单方面接触是程序中立的必然要求。如果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在没有其它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与一方当事人接触，就很容易使人们怀疑他们与该当事人有特殊关系，并且从形式上看就有一种裁判者听信当事人一面之词的嫌疑。假如单方面的接触涉及到与将要作出的决定有关的信息，其它不在场的当事人实际上还被剥夺了为自己利益辩护的机会。因此一些法律明确禁止在正式的审判式听证程序中单方面的接触。例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假如在正式听证程序中出现了单方面接触，这种接触的内容必须被制作为听证记录的一部分，并可能因此受到相应的制裁；州标准行政程序法（MSA）对此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并规定主持听证的官员可能因此而丧失资格，单方面接触中所获取的有关信息无效等。并且，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在一系列判例中还将这一原则延伸到行政立法程序中。甚至在以审判式听证程序进行行政立法的过程中，国会对行政机关施加压力的行为也被法院以单方面接触的理由而加以否定。

从以上方面看，单方面接触对程序公正的影响可能有两种形式：第一，单方面接触可能影响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的独立性，从而影响其独立、公正地作出决定；第二，与参与程序活动的一方当事人的单方面接触可能表明程序主持者或裁判者存在偏私。

应当指出，以上的分析是以正式的审判式听证程序为模型而展开的。在行政活动中，大量的行为实际上是通过非正式程序进行的，这些非正式程序更接近于纠问制程序而不是对抗制程序模式。在这些程序中，有时可能根本就没有对抗着的双方当事人，裁判者从当事人之外的其它渠道来获得信息并不能被认为是单方面接触。但是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有关的信息必须被及时地告知当事人，使其有机会为自己进行辩解。

现代国家是“行政国”，从法治的本质要求看，在“行政国”的时代，对公共权力予以规范和制约的重心需要也应当落脚于行政权之上，即强调政府守法或“依法行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法治的核心是行政法治。中国目前正处在依法治国的宏大法治建设背景之下，监督行政执法、促进行政效率和公开性、透明度越来越成为迫在眉睫的要求。行政中立原则作为行政程序法，乃至整个程序法律的一条基本原则，不仅符合于完善行政法体系的“工具理性”

要求，更是行政公正与行政民主的内在价值体现。可以毫不讳言地说，随着法治原则在中国的进一步展开和具体适用，行政程序法当中的程序中立原则必将发挥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1]《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世界人权约法，总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75页。

[2]《美洲人权公约》第8条第1款，上引书，第1059页。

[3]《欧州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上引书，第1011页。

[4]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476页。

[5]See5U.S.C§§3105and7521.

[6]美国学者在他们合著的《程序正义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程二义问题作了系统研究。

[7]JustceRehnpuist，scommetsonLairdV，Tatum，409U，S.824，835，（1972）

[8]Texaco，Inc.V.FTS，F.2nd754（D.C.Cir1964）。

行政程序法论文范文第3篇

行政程序的发展及其法治化，是社会民主法治发展的必然的结果[1]。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方面乃因社会事务的增加，需要广大的行政权力，另一方面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政府职能的转变，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以保障人民的权利不被侵犯。这些正是促成行政程序法制定的原因，因为行政程序法是控制行政权行使的重要机制，两岸的行政程序法制应该说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的。

政治稳定与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是行政程序法发展的政治基础和动力。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必定以稳定的政治为前提，没有稳定的政治[2]，社会秩序必定会动荡，遑论要求政府给予合理行政程序的对待。除了政治的稳定外，民主政治的确立也是推动行政程序法立法的动因。

政治民主化是促成行政程序立法的客观环境。台湾地区自1989年7月开始解严，结束自1949年以来长达50年的，政治民主化有了重大转折，政治逐渐开放，人民权利意识开始增长，产生一波社会运动的浪潮，人民藉由集会及游行，向政府表达自身权益的需求、对公共政策的不满，展现对政治的参与，社会迅速转变；而大陆地区在1982年通过新宪法，这对行政程序法产生了基础作用。此后，大陆地区开始朝政治民主化迈进，对行政程序法的推动，有正面的诱因。故政治民主化，必然促使人民权利意识增长，而行政程序法正符合人民维护自身权益的需求。民主政治故为行政程序法典的直接动力论文。

推动行政程序法制定的动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社会转型压力大，不论是现在的大陆地区，还是1990年代的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于法律，都面临新旧秩序的交错轮替。面对这样转型的压力，对于提供公平、公开与公正的行政程序，对于参与行政程序，来自于人民对行政机关的要求的声浪，亦随之而起，此成为推动行政程序法的最大动力。在程序的设计上，必然面临行政公正及行政效能提升的协调。

因此检视台湾地区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时空，乃处于社会密集且快速的转型中，大陆地区也正是如此，行政程序法草案制定的当前，正是改革开放后，朝市场经济快步迈进，政府大力推动许多重要建设，经济快速成长。所以说行政程序法的产生和完善，经济发展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政府方面态度对于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由政府透过专门调查或研究委员会的设置，进行负有任务的研究，更是推动立法进度的保证。除此之外，法学界的研究，不断撰写论文，尤其是透过法学研讨会提出草案，或是对政府公布的草案或研究报告召开专门的研讨会，更是促成行政程序法立法的一大动力。而大陆地区目前学术界对于行政程序法的理论也有热烈的讨论，未来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过程，似亦有赖政府的推动[3]。

整体而言，行政程序立法，不能不考虑到社会转型的问题[4]。另外对政府权利扩张的控制以及对政府科学管理则是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最主要原因。民主政治使人民权利意识提高，而经济发展是推动行政程序法的动力。经济的自由化必然会推动政治的民主化，政治民主化的结果必然会促使人民要求参与行政程序的决策过程，进而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开、公正与公平，这是一个立法趋势。

相较于外国的立法过程，对实际行政运作作实证调查，一直是相当受到强调的重点[5]。台湾地区在制定行政程序法过程中，似有欠缺。大陆地区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应该考量实际运作的情形进行立法，方能反映时代需求，毕竟法律不是理论，而是实际的运作。

（二）立法体系的比较

1、立法模式选择

关于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的立法，有其困难之处，其原因主要是范围广泛、性质复杂、变迁频繁[6]：其一，范围广泛：行政程序法的范围，远较其它法律为广泛，尤其政府任务增加，行政权日渐扩大，如何制约行政权的力量，以保障人民权利不被行政权的侵害，把行政程序法统一编纂，其困难自不待言。其二，性质复杂：行政活动多样、复杂，但各类行政行为，差异颇大，故编排一部统一法典，实不容易。其三，变迁频繁：行政法规为国家行政的运作规范，但是国家政策要因时制宜，随着时代改变必须有所改变。

但这些困难并非无法克服，各种行政程序法律规范有其特殊性，因此把所有行政程序法律规范，归纳在一部行政程序法中有其困难之处，但是制定各种行政程序共同适用的一般法则，也并非不可能，行政程序法立法目的通过努力是可以达成的。

面对行政程序的立法，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设计及架构法律体系之问题，参照各国立法例，立法结构大概有三种选择，试分析如下：

（1）并列式

这种立法模式是按照行政行为的类别确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架构。整个行政程序法分为若干部份，每一部分分为一种行政行为类型，各个部分内部采用线性结构，但整个行政程序法不是线性结构，而是并列结构。

并列式的结构并不可取。这种结构的立法，如同一部各种行政行为的汇编，由于个别的行政行为类型有许多共通性，因而使许多相同程序在同一部法典中大量重复，整个法律篇幅过长、拖累。虽然这种立法也有其优点，如各类行政行为程序自为一体，方便法律的实施。但是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基本上都不采这种立法结构方式。

（2）总括式

这种立法模式是打破行政行为的类别界线，按照行政程序法的时间性确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结构。此种结构与诉讼法的结构十分相似，其特征是以程序的时间性为结构基础，行政行为类别从属于行政程序的时间流程。

总括式结构对各类行政行为共有的程序制度进行归纳重组，显然能克服并列式篇幅过长、重复的缺点，使行政程序结构简洁，条理清晰。但其却难以兼顾各类行政行为特有的程序制度。

（3）总分式

这种立法模式将整个行政程序法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采总括式，下半部采并列式。这种结构的特征是兼采上述两种方式，既作通则性规定，也做分则性的规定，能统一规范则统一规范，不能统一规范则依不同行为分开规定。

就行政程序法本身的特殊性而言，总分式的立法模式应是较好的选择。行政程序法典内容涵盖实体法与程序法；同时行政程序法调整范围广泛，各类行政法律关系差异很大，而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或一般原则，均需普遍适用各领域的行政行为。为使这些原则、规则在所有领域和所有行政行为中得到遵循，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中加以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为此，只有透过总分式结构方能达到效果。

2、台湾地区的立法体系

台湾地区行政程序的立法体系：第一章总则篇，规定法例、管辖、当事人、回避等等，适用于所有行政行为的规定，有大量实体法的规范；第二章以下则是针对个别行政行为，包括行政处分、行政契约等等，分别予以具体规范。整部行政程序法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为行政程序的通则性规定，后面为分则性的规定，有关程序性规范，能统一规范则统一规范，不能统一规范则采则分开规定的总括式模式。

3、大陆地区的立法体系

大陆地区目前学者草拟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姜明安教授执笔，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2年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以下简称“试拟稿”）；另一个版本是应松年教授负责的行政立法研究组2003年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专家建议稿”）；两个版本立法体系均采总分式结构，即总则中不分行为的种类和程序之阶段，对于各类行政行为的共同事项作出统一集中的规定，为关于行政行为的一般规定；分则中则是对于特定种类的行政行为作出特别的规定。可见，大陆地区在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过程中，关于设计未来行政程序的立法结构，不论是专家建议稿或是试拟稿版本，都是以总分式结构为准则。

虽然这种立法体系，架构与内在逻辑性联系不及其它法典清晰、严密，但基于行政程序法典所调整范围的复杂性，包括对于程序与实体内容相协调，这种体系的编排方式，应该说是合理和适当的。

专家建议稿在第一章是总则的规定，对于各类行政行为则分别规定；试拟稿共七章，第一章为总则，第七章为附则，其余五章除第五章（特别行政行为的程序）为分则内容外，其他章实际也为总则内容，分别包括行政程序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的一般制度、行政救济与法律责任。其中主体与行政行为主要为实体性规范，而行政程序的一般制度和特别行政行为的程序自然是程序性规范，行政救济与法律责任则是涵盖实体与程序相结合的规范。

行政程序法律体系架构，总分式是最好的立法选择，：行政程序法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采总括式，下半部采并列式，既作通则性规定，也做分则性的规定，能统一规范则统一规范，不能则依则分开规定。其理由如下：

其一，行政程序法典不同于民法典及刑法典，虽然涵盖实体法，但是主要不是实体法，所以不能如同民法典及刑法典一样架构体系[7]；行政程序法也不同于诉讼法，虽然主要是规定程序法，但仍有实体法的规范，故不能如同诉讼法体系一样的架构。

其二，总分式结构能够充分体现制定集中系统的行政程序法的必要性。行政活动多样、复杂，为了实现行政法治的统一，应力求使行政行为统一起来。由于在实体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统一十分困难，各国主要谋求在程序上实现行政行为统一。行政程序法担负这个重要的使命，要在程序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统一性，采用总分式结构，以通则性程序制度为主体，就可以达成在程序上实现行政行为统一的目标。

其三，总分式结构能够较好的处理行政程序法与各类行政行为的关系。行政程序法并不能取代各类行政行为法，因为各类行政行为法还需要规定各自的实体规范，以及特有的程序规范。倘若行政程序法不能与各类行政行为相衔接，则整个行政法体系是松散的。总分式结构透过适当分则性的规定可以与各类行政行为法相衔接，使行政法体系完整。

其四，从根本上，总分式结构是行政法体系对行政程序的必然要求。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体系中处于基本法律的地位，他与各类行政行为形成扇形结构关系。体系的结构关系必然影响法律内部的结构，处于基本法律地位的行政程序法因此必须被要求采取总分式结构。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台湾地区已制定的行政程序法，或大陆地区的试拟稿以及专家建议稿，在考量行政程序法的范围广泛、性质复杂的特殊性后，均选择以总分式结构方式作条文编排，是较为可取的立法方式。

（三）立法内容的取舍

1、若干待解决的问题

世界各国对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内容不尽相同。行政程序法应规定哪些内容，从来就没有一定必循之规，应视当时社会情况等因素来决定。综观各国对于行政程序法的内容取舍，有以下问题需我们在立法决策时考虑和找出解决方案[8]：

(1)行政程序法是否应包括特定种类行政行为的规定？对于是否该订定特别行政行为，亦或行政行为的类型有哪些，有学者基于行政行为须因时制宜，且具机动性和创造性，统一立法似有其难处，主张不予包括，具体理由如下：其一，各种行政有其不同性格，对于性质不一致的各种行政，统一规定在立法技术上有困难；其二，对于各种行政加以手续规制，将难达成行政效率的目的；其三，行政权应该具有弹性，方能适应各种不同变化，倘若对不同行政行为作统一立法，将使行政主体失去灵活性。

行政程序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海关，行政程序，立法

当代英国行政法学家韦德在其权威著作《行政法》一书中提出：行政法的精髓就在于对行政裁量权力的控制.就控制行政裁量权力而言，“对程序的漠视终将导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紊乱。”鉴于此，本文拟从建立现代海关制度，实现海关管理法制化的视角出发，对我国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以资同仁参考。

一、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背景分析：

（一）经济体制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

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党的十四大在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又把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从一般意义上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世界各国政府的职能或迟或早、或快或慢都将发生变化。而政治统治、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被视为现代政府行为的三大职能。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秩序的维护，公平竞争的实现，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都需要法律的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把依照计划经济模式构建起来的行政法体系，转化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行政法体系，就成为21世纪初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否坚持依法行政是中国政府能否顺利实现职能转变的关键所在，而依法行政的重点是行政执法，行政执法的难点是严格按照行政程序执法，行政程序是一种基本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服务手段。因此，加强海关行政程序立法也就成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要求。

（二）政治制度分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和方略的提出。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和方略的提出，实现行政法治将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最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来解决，因为依法行政是实现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和基础性工作。而依法行政的主要特征表现在：法在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直接参与的前提下由代议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但行政机关根据授权和固有的规章制定权越来越多地实际行使国家立法权；法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为人民直接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直接参与国家管理、直接参与对国家权力行使的监督提供运作程序和保障的规范机制，调整和平衡人民与政府、政府与社会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各种组织、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换言之，我国要在21世纪实现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和方略，就必须实现依法行政，即实现行政权力运作从有法可依到有良法可依的转变及行政权力运作从实体法完备向程序法完备的转变。因此，加强海关行政程序立法也是依法治国的呼唤！

（三）国际环境分析：WTO法律框架下的“统一”、“透明”、“国民待遇”等要求，与行政程序立法密切相关。

我国加入WTO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加入WTO后我国经济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的程度上融入全球经济生活，但是我们必须明确WTO涉及的远不仅是市场开放和贸易问题，它的主要约束对象是各成员国（地区）的政府。WTO协议和规则对行政程序的公开性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中国政府承诺的及时通知义务、及时公布法律、法规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行政决定义务等WTO具体国际义务都要履行。此外，中国政府还承诺建立贸易政策审查机制，有关法律的完善和对政策的审议对政府的行为则意味着更为全面更为严格的约束，行政权的运行不仅要严格依据实体法的授权，还要严格遵循程序法的规定，使行政权由一种专断的、任意的、压迫的力量转变为一种民主的、规范的、合作的力量。在相关的贸易领域，任何影响利害关系人权益的政府行为必须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将被法院撤销等等，无一例外都要履行。一句话，包括海关在内的中国政府的相关行政行为必将更加严格遵守法定程序。而目前我国现行的有关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海关行政权力运作方式还不完全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定，这样的现状必须尽快予以改变。

（四）时代特征分析：21世纪是行政法发展迅猛、理论成熟、体系健全、影响深远的时代！

21世纪是行政法时代，我国依法治国的目标能否实现，取决于是否有良法可依和是否有实现良法的完备的程序法。置身21世纪初年“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年代，回首人类历史法制发展的总体进程，我们不难发现：中世纪和中世纪以前，人类法制曾长期处在刑法时代，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中世纪以后，人类法制逐步进入民法时代，民商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人类法制开始进入行政法时代，行政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可以预见21世纪必将是行政法发展迅猛、理论成熟、体系健全、影响深远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大力加强海关行政程序法制建设，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重实体、轻程序的弊端可谓如箭在弦，势在必发。

（五）法学理念分析：程序控权法学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正如前文所述，行政法的精髓在于对行政裁量权力的控制；而就控制行政裁量权力而言，对行政程序的漠视终将导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紊乱。其实上述论点的提出是基于行政法史上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有国家就有行政，任何国家的任何行政行为的实施在客观上都有它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形式。所以从这一角度讲，只要有行政活动的存在，就有行政程序的存在，行政程序与国家、与行政一样古老。但从理论渊源上讲，国内外行政法学界通常都认为现代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最初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以及在该原则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和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被认为发端于英国1215年的《自由大》和1355年爱德华三世颁布的一项法令（有人称之为自由律）。最初自然公正原则只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后来其适用范围逐渐扩大到：剥夺某个人的利益时必须保障他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得到倾听的权利，从而成为英美法中人权保障的根本原则，适用于一切权力的行使。目前，该观念已被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行政法学者所认可和接受。

二、我国关于行政程序立法的理论研究成果和立法实践概况：

（一）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理论研究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两大法系的相互融合，程序法的理念被注入传统的行政法学体系之中，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共同构成了现代各国行政法追求的目标价值。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逐渐认识到所谓“重实体轻程序”法律传统积弊的危害性。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法律程序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过程中的重要价值。这种共识反映在学术领域，即表现为法学界对于行政程序的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笔者仅就与本文内容相关的行政程序立法理论研究成果简述如下：

1.关于行政程序立法背景的研究成果：

一般认为，行政程序立法的背景主要归结于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法治国”原则的贯彻以及“程序理性（ProceduralRationality）”观念的深化等因素。其中，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尤为重要，通行的论点认为行政机关在实体方面已经拥有了准立法权（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权）、准司法权（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复议权等）和传统意义上的行政权（即行政执法权）这样的充足权力。在这种前提下，为行政权力立法，其目的便自然归结为给既有的权力设定运作的规则。换言之，当不存在这种前提时，为行政权力立法，则宜于或者说必须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入手。

2.关于行政程序立法模式的研究成果：

关于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目前世界上主要有权利模式（公正优先、兼顾效率）、效率模式（效率优先、兼顾公正）和权利效率并重模式三种影响较大的学说。相应地，我国学者也提出了三种设想：一是主张兼顾效率与权利保障，设计一套公正、效率两者兼顾的平衡机制，以全面发挥行政程序法的作用；二是主张效率为优先，公平为补正，认为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为行政执法行为，必须以一定的效率为保障；三是主张公正（权利）优先兼顾效率，认为公正与效率发生矛盾时，一般应做出公正优先于效率的明确安排与选择.此外，基于不同的标准，国内法学界就行政程序立法的形式模式或称体例模式，还提出了如单一行政程序法典模式和复合行政程序法典模式，单纯行政程序模式和实体、程序合一模式，共同行政程序法模式和类别行政程序法模式，准用他法模式和自成体系模式等学说。

3.关于行政程序价值的研究成果：

关于行政程序的价值，相当数量的学者分别从正当行政程序和一般行政程序，一般行政程序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等方面着手研究。并普遍认为，行政程序价值的理想状态应是程序、实体并重，但在现实社会中这种理想状态其实并不存在。随着现代行政法程序控权观念的日益深入人心，不少学者基于对我国“重实体轻程序”法律传统积弊的反思，提出“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只要程序合法，实体就应当视为合法”的观点，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存在矫枉过正的嫌疑。笔者基于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参与国家决策的神圣权利，对部分学者坚持的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观点持赞成意见。因为只有行政过程的公正化、合理化及民主化，即通过确立正当的行政程序，使公民能动地、积极地直接参与行政过程，在行政程序阶段即将行政自身难以避免的诸种弊端消灭于萌芽状态，才能够达到提高行政效率的目的，并体现我国宪法的上述理念。而只有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行政程序，才能够被认为是正当行政程序。

（二）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实践概况：

回顾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史，可见一个由不系统向系统化发展、由低层级向高层级发展的曲折过程：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采取各个击破的立法方式和策略，为建立行政程序法体系进行了不懈努力，使得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呈现出系统化的倾向：首先是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将“违反法定程序的”情形作为法院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情况来规定，确立了法院对行政机关是否遵循法定程序的司法审查权。虽然在当时我国的有关立法中，除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对行政程序有所规定外，几乎找不到什么“法定程序”。但这种状况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出现了转机：1992年《税收征管法》的出台，确立了税收征管领域的程序机制，该法经1995年和2001年两次修改，使得税收征管领域的程序机制得以不断完善.接下来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堪称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作为一项基本法律，该法为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行为设定了程序机制，并第一次确立了行政听证制度，明确规定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给我国行政机关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观念转变与工作方式变革.1999年出台的《行政复议法》规定了更为完善的行政复议程序机制，同年颁布的《价格法》则继《行政处罚法》之后再次对行政程序的核心制度-听证程序作出规定，并在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00年出台的《立法法》以及2001年颁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将听证等程序制度引入立法机制。而与我们日常工作密切相关的2001年修订的《海关法》则在3个条文中出现了“法定程序”的字样.刚刚于2003年6月28日通过的《居民身份证法》明确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经出示执法证件……”，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执法表明身份”的程序性规定。而执法表明身份制度，即是行政执法人员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行政公开要求而生的程序机制。

三、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实证分析：

笔者认为，要研究海关行政程序立法，首先需要了解海关法律法规体系，即不同层级效力的海关法律规范组成的有机统一体。现行的海关法律法规体系，是以2000年7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修订并公布的《海关法》为“母法”，并以《海关法》为主体，以海关行政法规、海关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完整法律法规体系。因现行的海关法律法规体系中，海关法律、法规、规章的总量仅占所有海关管理规定的1/20弱，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不仅数量多，且层级效力低，适用范围窄。因此本文仅对层级效力较高且数量较少的海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特别是对《海关法》关于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利义务规定和程序权利义务规定予以剖析：

（一）海关行政立法程序剖析：

立法权是相对于行政权、司法权而言的国家权力，是指有权立法的机关制定、修改、补充、解释或者废止法律、法规的权力。就实体性权力而言，立法权通常是指法律的制定权、批准权、修改权和废止权；就程序性权力而言，立法权通常包括提出法律案的权力、审议法律案的权力、表决法律案的权力和公布法律案的权力。根据《立法法》规定，关于海关基本制度的立法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属立法权.但目前涉及海关基本制度的法律仅有一部《海关法》，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并公布，其他涉及海关工作的立法分别表现为行政法规和规章。因此，海关立法在一定意义上仅是指海关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修改、补充、解释或废止。海关立法程序则通常包括海关行政法规、规章的提案权、审议权、表决权和公布权。在我国的立法实践活动中包括海关行政法规、规章在内的行政法规、规章的立法程序分别受现行《立法法》以及2001年颁布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约束，特别是海关总署于2002年5月制定的《海关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对海关规章及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的制定程序作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因此，对于海关行政立法程序本文不再赘述。

（二）海关行政执法程序剖析：

在现行的海关法律法规体系中，存在着这样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实体法制相对完善，程序法制严重滞后。

除《海关法》外，目前海关的执法依据按照层级效力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国务院批准、的海关行政法规，具有层级效力较高、且能够兼顾海关实体权力的设定和权力行使的程序等优点，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海关稽查条例》等，但是数量较少。一类是由海关总署制定、的行政规章，具有海关专业知识相对全面和深入，时效性强等优点，但却存在层级效力较低，重管理轻制约、重权力行使轻权力监督以及重实体性权力规定轻程序性义务规定等不足。此外还有一类是现行有效的数量庞大、种类繁杂的海关规范性文件，多是由海关总署各司（局、室）通过“通知”、“规定”等形式下达全国海关执行，不仅层级效力低而且多数缺乏程序性规定，并且未对外公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作为海关对外执法的效力依据，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综上所述，因海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的不同，海关的行政执法程序亦存在差别，这也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所在。

传统意义上的海关行政执法程序可以按照海关的四大任务来划分为四大程序，即海关监管程序、海关征税程序、海关调查（打击走私）程序和海关统计程序。随着通关制度改革的深入，有人提出海关行政执法程序应分为前期管理程序（包括注册登记、备案、预申报、预归类等环节）、通关管理程序（包括申报、查验、征税、担保、放行、结关、统计等环节）和后续管理程序（主要是包括稽查和核查等环节），并以调查（稽查、侦查）程序为例外；还有人认为海关行政执法程序应分为一般程序或称普通程序（主要针对进出境运输工具、货物、物品和人员的正常进出口情况）、简易程序（如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的旅客通关、旅检现场红绿通道的选择，进出口运输工具、货物、物品的免税、免验通关等）、特别程序（如暂时进出口、保税、减免税等）和听证程序（主要适用于调查、稽查、侦查）等等。虽然存在上述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海关的实际执法程序在本质上不会因分类方法的不同而改变。从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来看，对海关执法行为的程序性规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重实体，轻程序，或者说是实体性规定与程序性规定比例严重失调。如《海关法》第二章“进出境运输工具”对进出境运输工具实施监管的基本法律规范的9个条文中，有5个条文规定了进出境运输工具或其负责人（或有关人员、部门，下同）应履行的海关义务；4个条出了对进出境运输工具或其负责人的限制性规定；1个条文在规定了海关对进出境运输工具的检查权力的同时也规定了运输工具或其负责人应履行的义务.几乎没有对海关监管进出境运输工具的程序作出明确规定。

2.偏重于行政职权的行使，不注重独立的制约行政权、保障公民权利的程序。错误地把依法行政理解为依法管理，忽视现代行政的服务功能。如修订后的《海关法》新增加的关税强制执行权力，即明显缺乏程序性规定。以新《海关法》第六十条的规定为例，关税纳税人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三个月仍未缴纳税款，经直属海关关长或者其授权的隶属海关关长批准，海关可以采取强制缴纳的行政强制措施。但《海关法》仅规定关税强制缴纳包括强制扣缴关税和变价抵缴关税，却没有详细规定强制缴纳（扣缴）关税的程序。一般认为，海关在采取强制缴纳措施之前应以书面形式告知纳税人，给其最后主动履行纳税义务的机会。经告诫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仍未履行纳税义务的，海关方可采取强制措施。在实际工作中，海关采取强制扣缴和变价抵缴关税的措施许多时候需要如银行、拍卖行等机构的协助执行。因此，海关应将强制执行决定事先制作强制执行决定书或协助执行书。在实际采取强制措施时，海关应向有关单位或当事人出示强制执行决定书并表明执法身份，方可采取强制措施等等。

3.重特别程序、轻一般程序，或者说是单独性程序立法多，共同性（普遍性）立法少。如《海关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稽查条例》等，分别规定了海关行政处罚和稽查的程序，却没有一部普遍适用的《海关行政程序法》。

4.具体作业程序多，立法方式零散，全局性、统一性的程序性规定匮乏。主要表现在由于缺乏全国海关统一适用的程序性法律规范，不少海关根据自身工作情况分别制定以程序性规范为主的条例、办法和实施细则等。显而易见，这些海关自行制定的程序性规定实质上均不具有法律效力。

5.重事后程序，轻事前程序和事中程序。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的程序制度基本上是事后的救济制度。

（三）海关行政救济程序剖析：

海关行政救济程序主要包括行政复议程序、行政诉讼程序和行政赔偿程序，由于国家先后于1989年颁布了《行政诉讼法》、于1994年颁布了《国家赔偿法》、于1999年颁布了《行政复议法》，上述三法均对行政救济程序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海关行政救济程序问题基本上“有法可依”，本文不再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

四、我国海关行政程序立法若干问题探析

（一）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和体例模式

1.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

所谓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简而言之，是指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目的或目标。从各国现行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来看，行政程序法的直接目的或说目标主要有两个：保护公民权利和提高行政效率。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目的当然也不例外。

近年来，世界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目的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保护公民权利和提高行政效率几乎已成为每个国家行政程序立法的双重目标。“行政不仅需要有效率，即政策所要达到的目标一定能够迅速地实现，同时，行政也必须使一般公民认为在行政活动中合理的考虑了所追求的公共利益和他所干预的私人利益之间的平衡。”我国学界关于行政程序法目标模式的说法较多，但不外保护公民权利、提高行政效率或者二者并重等几种模式。笔者认为，从我国根深蒂固的法律传统特征以及适应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国际潮流的发展需要出发，海关行政程序法应以程序公正为本位，确立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模式。其实这也与WTO的宗旨和规则相适应，WTO的宗旨和规则既不是偏重追求行政效率，也不是兼顾提高行政效率和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是要求各成员单位的政府为各自的贸易商服务、赋予贸易商更多的信息与权利，减少贸易与投资壁垒……一句话，注重程序公正与平等，注重保护和增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利。此外，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模式也是世界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发展趋势，而且我国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在行政处罚程序的设定上采用的保障公民权利和提高行政效率相结合的原则（与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原则的含义大致相同），不仅为学界所肯定，在实际工作中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2.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体例模式：

所谓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体例模式，简而言之，是指海关行政程序法律规范的载体所表现出来的总体特征。行政程序立法的体例模式通常以是否存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为标准，分为统一法典式和分散规定式两种，当然，这是指基本法律或法律层次的立法而言的。

从世界各国现行的行政程序立法实践来看，制定行政法典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多，因此，分散规定式是大多数国家行政程序立法所采用的体例模式。但近年来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以及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亚洲的韩国、我国澳门地区都制定了行政法典。在某种意义上说，统一法典式是行政程序法未来发展的方向。

考虑到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是规范行政权力的正当行使，它只对重要行政程序原则和制度作出一般性规定。因此，我国学界和立法界提出了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分两步走的规划：即先制定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执行法、行政收费法等单行法律，等时机成熟后，再在此基础上编纂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因此，笔者认为在现实条件下，建立单独的海关行政程序法，不仅是海关依法行政的客观要求和现实需要，也符合国家关于行政程序立法的整体规划。

（二）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内容

从各国现行的行政程序立法来看，确定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内容主要应从三个角度考虑：1.是否包括实体规范；2.是否包括内部行政程序；3.是否包括行政复议程序。

我国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内容应作如下的选择：1.程序与实体并存；2.外部程序与内部程序并存；3.不包括行政复议法。

根据我国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实际情况，笔者完全赞同上述学者关于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基本内容所作的选择。理由如下：

1.程序与实体并存。现实中既没有程序以外的实体，也没有无实体内容的程序。此外，海关执法行为的效力问题，即海关执法行为的无效、撤销、变更等实体性规范也需要在海关行政程序法中予以明确规定。

2.外部程序与内部程序并存。主要是因为当前海关普遍存在的内部程序向外部程序转化的现象-许多本应由海关内部办理的手续，被转化为由行政相对人办理，海关将程序义务转嫁到行政相对人头上。因此，有必要在行政程序法中对海关内部程序进行集中规定。

3.不包括行政复议法。理由很简单，我国已经制定通过单行的《行政复议法》，毋须在海关行政程序法中重复规定。

（三）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1.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原则：

所谓海关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穿海关权力运行过程始终为海关和相对人以及其他程序参与人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准则。这些原则贯穿海关执法权力运行过程的始终，对海关执法活动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国内学者关于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原则可谓众说纷纭。比较流行的观点如公正、公开、听证、顺序和效率原则；公开、公正、参与、复审、顺序和效率原则；合法性、合理性、公开、参与、顺序和效率原则等。

笔者认为海关行政程序立法应确立以下的基本原则：程序公正原则（包括公开原则和保护隐私权原则）、相对人参与原则、顺序原则、行政效率原则。

程序公正原则是指海关在进行行政执法活动时要在程序上平等地对待各方当事人（参与人），排除各种可能造成不平等或偏见的因素。程序公正原则被认为是现代行政程序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依法行政乃至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相对人参与原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海关有权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依法实施行政管理，二是行政相对人在程序上有了解并被告知有关自己权益的权利。

顺序原则又称为违反法定顺序无效原则，是指海关行政执法行为必须按照法定的顺序依次进行，不能随意增加、减少或者颠倒。

行政效率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行政程序的各个阶段表现为一定的法定步骤，这种法定步骤不能随意增加和减少；二是要求行政活动迅速及时、简便易行、程序规范。

2.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制度

海关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制度是指在海关行政执法程序的各个阶段上具有相对独立价值并对整个行政执法程序产生重大影响的规则体系。笔者认为海关行政程序法基本制度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1）表明身份制度：是指海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进行行政执法行为之前，要向相对一方当事人出示工作证件、执法证件或授权令，以证明自己享有进行某种行政行为的职权或者资格的程序制度。

（2）告知与说明理由制度：是指海关在进行行政执法行为的过程中，将有关情况告诉相对一方当事人的一项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法律上通常要规定告知的内容、时间和形式等。

（3）调查制度：是指海关查明事实并收集证据的程序制度，又称为证据制度，主要体现公正原则。

（4）听证制度：是指海关进行行政执法行为时听取有关当事人意见的程序制度。或称“陈述”和“申辩”制度。

（5）回避制度：是指海关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如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则不得参与该行政行为处理的程序制度。

（6）时效制度：是指海关执法行为的全过程或其某个阶段受到法定时间限制的程序制度。

（7）审裁分离制度：是指海关将行政行为中审理事实和作出裁决两个阶段分开，由不同的行政人员来完成的制度。

（8）不单方接触制度：是指海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处理某一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由利益冲突的当事人的行政事务或裁决他们的纠纷时，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听取其陈述，接受和采纳其证据。

（9）记录和决定制度：是指海关及其工作人员作出影响相对人权益的行为，其过程应当记录，其最终形成的意见表示应有书面决定，并送达行政相对人为相对人受领。

（四）海关行政程序立法的法律责任机制

由于我国目前在理论上对行政机关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欠缺深入探讨，现行立法中又缺乏行政机关程序义务的规定，导致行政实践中大量存在的是对相对人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追究，而不是对行政机关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追究，海关法律法规体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现行海关法律法规体系明确规定海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程序性规定应承担法律责任的条款数量非常少，大部分条文仅规定违反实体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如《海关法》第八章“法律责任”的18个条文中，有11个条文是对行政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规定，7个条文是对海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律责任的规定，但几乎没有关于海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定程序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即使有这样的规定，海关法律法规体系本身就缺乏有关程序性规定的现状，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海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定程序的情事-本身就没有法定程序，何谈违反法定程序？！

在司法实践中，《行政诉讼法》虽然将“违反法定程序”作为判决撤消或部分撤消具体行政行为的理由之一，但在如何理解这一规定上我国学界乃至实务界至今仍存在重大分歧，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撤销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需要视实体违法而定.而在海关法律法规体系中，由于行政程序规定本身就十分匮乏，几乎没有所谓的“法定程序”，因此海关执法实践活动中对行政相对人程序性权利保障的空位和欠缺便在所难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现状是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格格不入的。

因此，笔者认为要加强海关行政程序立法，建立健全海关行政程序法律责任机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环。目前国内学者关于行政机关违反行政程序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主要从两个方面予以探讨：对外主要是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效力的确认，如确认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无效、撤销（部分撤销）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以及对违法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进行补正或更正；对内则主要是追究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负有责任的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对于建立健全海关行政程序法律责任机制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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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程序法论文范文第5篇

引进的一项新制度，在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公平执法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我国《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该制度。本文借鉴国外相关

立法和实践，提出了健全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具体设想和建议。特别提出了行政听证必须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公开原则、职能分离原则、事先告知原则、案卷排他性原则。论文结合国内外立法分析了每项原则的具体要求，并对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提出了建议和设想。

关键词行政听证程序基本原则公开，职能分离事先告知

听证程序是指国家机关作出决定之前，给利害关系人提供发表意见提出证据的机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质证、辩驳的程序，其实质是听取

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广义上的听证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听证三种形式。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称为立法听证。司法听证事实

上就是法院审理案件的程序。本文研究的行政听证是专门适用于行政机关的程序制度。在这一程序制度中，行政机关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权益决定前，有义务告知相对人决定的理由和获得听证人的权利，行政相对人有权就事实和适用法律表达意见、提供证据，行政机关有义务听取和接纳，通过公开、民主的方式达到正确实施行政行为的目的。

行政听证程序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产物，也是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内容，近几十年来，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特别重视。凡是制定有行政程序法的国家都不同程序地采用了听证程序。在普通法国家，听证程序渊源于英国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是"英国皇家法院对下级法院和行政机关行使监督权时，要求它们公正行使权力的原则。"它是"支配行政机关活动的程序方面的规则"，也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则"，它包括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1）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一个人都有为他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2）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①前一个程序规则就是听证规则。在美国，听证不仅是普通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而且也是宪法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要求。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正当法律程序的意义就是公正行使权力，行政机关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②美国1946年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听证义务。在大陆法国家，依法治国理论，特别是依法行政理论的完善，为这些国家的行政听证制度提供了法理基础。德国行政听证程序虽然没有宪法的直接依据，但被认为是法治国家不成文法的重要原则。③1976年通过的德国《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程序。此外，奥地利1950年的《行政程序法》,西班牙1958年的《行政程序法》，韩国1987年的《行政程序法》,日本1993年的《行政程序法》,均规定了听证程序。

我国1996年公布的《行政处罚法》首次规定了听证程序，它是引进国外先进法律制度和经验的一次有益尝试，在我国民主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我们能够从中国宪法精神中找到听证程序的法律基础，如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但听证程序毕竟不同于一般的"走群众路线"、"倾听人民意见"的工作原则，它具有自身特殊规则和适用范围，能够发挥十分独特的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听证程序的本质特征，全面认识听证程序的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国内外听证程序的基本理论与立法实践，对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加以分析和研究，以期有助于健全我国行政听证程序。

听证程序之所以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听取意见"、"兼听则明"等工作方式，就在于它是由众多特别法律原则支持的一种程序。这些原则和制度既是听证程序的必然要求。也是决定听证区别于其他程序的根本准则。尽管各国对听证原则的认识和表述不尽相同，但具有共性的原则大致有以下几个：

一、公开原则

公开是听证程序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也是防止用专横的方法行使权力的有力保障。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除涉及国家机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公开举行"。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怎样才能保证当事人的意见被充分如实听取呢？最重要的是在听证开始阶段就应当向当事人公开有关材料，允许他在决定作出之前为自己辩解，避免被调查人"处于黑暗之中"。④具体而言，公开原则要求听证程序公开进行，举行听证会之前应发出公告，告知利害关系人听证程序举行的时间、地点、案由等情况；允许群众、记者旁听，允许记者采访报道；在听证过程中，当事人有权在公开举行听证的地点进行陈述和申辩，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证据，反驳对方主张和证据；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事实根据必须公开并经当事人质证，不能以不为一方当事人所知悉的证据作为决定作出的事实根据；根据听证记录作出的行政决定的内容也必须公开。听证程序公开化不仅可以保证行政决定更加公正、全面、客观，而且有利于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社会和舆论监督，提高公民的守法意识。正如英国弗兰克斯委员会在行政裁判所和公开调查的报告中所说的，为了做到裁判上的公平，一切裁判活动必须以三个原则为指导，即公开、公正和无偏私。在这三个原则中，公开原则列为第一位。⑤

当然，公开原则也不是听证程序的绝对要求。凡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的事项，可以不公开听证，这是很多国家的习惯做法，有些国家的法律甚至规定了听证不公开举行。例如，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听证一般应当不公开进行，但听证主持人认为公开听证也不会对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的，听证也可以公开进行。"⑥德国《行政程序法》也规定，"言词辩论采用不公开原则"，"在当事人不提出异议的前提下，听证主持人可以准许其他人员参加"。⑦当然，不公开听证毕竟是个别国家的做法，而且"少数不公开的听证是例外，那是为了保护有关的私人利益而存在"。例如，美国正式听证必须公开，对非正式听证程序，行政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不一定采取公开方式。通常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提出的不公开听证的请求，是在考虑了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平衡各方面利益后，作出是否允许的决定。⑧

二、取能分离原则

职能分离原则是指在听证过程中从事裁决和审判型听证的机构或者人员，不能从事与听证和裁决行为不相容的活动，以保证裁决公平。⑨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4项规定了这一原则，即"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

职能分离原则来源于古老的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主张"每个人不能作为自己

案件的法官"，它不仅适用于司法职务，也适用于行政职务。《英国行政法》一书对此作了较全面的介绍，"公民在其权利和合理的利益受到行政决定不利影响时，不仅有权为自己辩护，而且有权要求他的意见必须由一个没有偏见的行政官员决定。一个行政决定不能由和该决定有利益牵连的人作出，这是自然公正原则对行政程序的要求"。"任何人不能就同一

事件同时作为追诉人和裁判官，因为这种情况也是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⑩

当然，行政机关不同于司法机构，它不是专门的裁决机构，鉴于行政机关处理的问题涉及较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为了提高效率，避免增加财政开支，立法不可能要求行政机关内的追诉调查职能与听证裁决职能完全分开，由独立的机构行使。能够做到的只是内部职能分离，即在同一行政机关内部，执行调查追诉职能的人，不得主持听证和参加裁决。这也是很多国家听证程序的具体做法。各国立法之所以如此重视职能分离，是因为事先进行调查追诉的人如参与裁决，必然着重以他所调查的证据作为裁决的基础，而忽视当事人所提出证据

与反驳意见，甚至调查追诉人秘密调查没有经过当事人对质的证据，也可能作为裁决的基础，这对当事人来说是很不公平的。事先调查和追诉的人，对于案件的处理很难处于一种超然的客观心理状态，而这种心理状态是公正的听证和裁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如果调查和追诉人员与主持听证的人员和裁决人员合一，即使主持听证和裁决的人没有偏见存在，也难以使当事人相信自己得到了公平的裁决。(11)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的规定体现了职能分离原则，但此规定过于原则，因为"非本案调查人员"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可以是负责案件调查部门的其他人员，也可以是机关首长，还可以是本机关其他部门的人员。《行政处罚法》公布

后，很多行政机关

在制定相关实施办法时，大多将听证主持人定位于本行政机关的法制机构工作人员，尽管如此，仍难以避免这类人员与调查人员的接触及受到影响。特别是在法制机构人员本身作案件调查人员时，更能以避免这种情况。为了保证职能分离原则的真正落实，必须确立听证主持人相对独立和公正超然的法律地位。美国这方面的经验可资借鉴。1946年前主持听证的人员只能行使机关授予的职权，无特殊地位，不能取得当事人的信任，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了听证审查官制度，1972年后改为行政法官。行政法官具有独立性质，不受行政机关首长直接控制，除非有文官事务委员会所规定和确认的正当理由，行政法官不能被罢免。行政机关无权自己任命行政法官，只能从文官事务委员会所确认合格的人员名单中选择任命人员。他们在编制上是所在机关职员，在任免、工资等方面，不受所在机关控制。1981年修正的州示范行政程序法，规定行政法官集中使用制，即在州行政部门内设立行政听证局，行政法官根据听证局的指派，可以在不同机关服务。

与听证公开原则一样，职能分工原则也不是绝对的。特别在行政机关的高层，职能融合仍是被允许的。(12)而且在某些特殊领域，职能分工仍有若干例外。如在对申请原始许可证的决定程序，涉及价格的正当性与选用的程序，或涉及公用事业、公共运输的设施和经营活动的程序中，也不可能做到职能分离，应当允许相对融合。(13)

三、事先告知原则

行政机关举行听证，作出行政决定前，应当告知相对人听证所涉及的主要事项和听证时间、地点、以确保相对人有效行使抗辩权，从而保证行政决定的适当性与合法性。不能及时得到通知，没有充分的准备时间，就意味着当事人没有机会取证和准备辩论，不知道听证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无法做必要的听证准备，难以行使自卫抗辩的权利。所以，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

事先告知原则是听证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很多国家的法律原则和程序法包含这项听证原则。根据英国自然公正原则，行政机关必须听取对方意见的原则包含三个内容：（1）公民有在合理时间以前得到通知的权利；（2）公民有了解行政机关论点和根据的权利；（3）公民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其中前两项内容就是有关事先告知原则的体现。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不利处分时应在事先留出相当期限，书面通知该不利处分的相对人。书面通知应当包括：（1）作出的不利处分的内容以及有关法令条款的依据；（2）构成不利处分原因的事实；（3）听证的日期和场所；（4）管辖听证事务的组织名称和所在地。此外，美国、德国的行政程序法也规定了较为详细的告知原则。该原则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告知的对象。行政机关举行听证前，应当将听证事项及时间地点告知相对人。相对人的范围，即告知的对象则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界定。我国《行政处罚法》将其界定为"当事人"，即受处罚人，美国法律则界定为"利害关系之当事人"，即"因听证的结果，而权利义务直接受影响之当事人"。德国《行政程序法》则将其界定为"相对人或关系人"。由于听证的目的是听取利害相关人的意见，不仅限于受处罚人或当事人的意见，所以，听证告知的对象应当比当事人更广，包括相对人和其他利害相关人。

（二）告知的时间。听证前告知的目的是便于利害相关人出席听证会或准备陈述意见和辩论，所以在告知听证权利和听证时间内，应当给利害相关人预先留出一定的准备时间，即告知与听证之间的时间，不宜过短，否则会影响有关人员的准备，但也不宜太长，以避免耗费时间、精力。时间长短视当事人及关系人的住所远近及案情复杂性而定。(14)各国立法规定须"适时"（timely)

（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或在听证之前"一定期间"内发出通知（日本行政程序法第15条）。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为7日，至于其他行政行为的听证的告知时间目前尚无规定，须在行政程序法中加以明确。

（三）告知的内容。听证前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听证的大致内容及涉及的重要事项以及听证时间、地点、听证机关等。我国《行政处罚法》对此未作详细规定，各地和各部门在有关听证的实施办法中对此进一步细化，增加了"当事人的姓名、名称、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理由、依据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等。

(15)

（四）告知的方式。听证前的告知通常采用三种方式：一是书面直接送达，二邮寄告知，三是公告送达。我国《行政处罚法》未作规定，但各地及各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法的具体办法除规定上述三种送达方式外，还包括委托送达，口头告知（但要记入笔录）等。

四、案卷排他性原则

案卷排他性原则是指行政机关按照正式听证程序作出的决定只能以案卷为根据，不能在案卷以外，以当事人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为根据。目的是保障当事人有效行使陈述意见的权利和反驳不利于已证据的权利。法院也只能以案卷中的记录为根据，审查行政决定合法与否，行政机关也可以以此为由排除干扰，独立作出决定。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1款第7项规定："听证应当制作笔录，笔录应当交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者盖章"。但没有规定听证笔录在决定中作为唯一依据，甚至对该笔录在处罚决定的作用也只字示提。各地各部门的听证实施办法对此作了一定补充。如《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第26条规定："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依据"。《劳动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16条规定："劳动行政部门不得以未经听证认定的证据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目前争议的问题是：听证笔录在行政决定中的作用是什么？一种观点主张应全面借鉴吸收案卷排他性原则，特别是吸收其精髓，"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应是当事人所知悉并经其辩论的；如果行政机关采用听证笔录以外的事实和证据，应当提供当事人知悉和辩论这些材料的机会"。(16)

也就是说，听证笔录应当作为行政决定的主要依据。

另一种观点认为，听证笔录只能作为行政决定的依据之一，因为听证之后补充的证据不能认为是无效的，仍应作为依据，当事人也可以不提交有关证据，因而无法做到听有证据都必须在听证中出示并经过质证后确认。特别是在当事人放弃听证的情况下，要求所有证据在听证会上质证，在法理上不成立，实践中也做不到。从我国目前听证制度的适用现状看，一方面，听证笔录的作用仍未被充分重视，行政机关作为程序的发动者和终结裁判者，在使用听证笔录方面仍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未经听证的证据和事实仍然对行政决定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与听证程序本身中的案卷排他性原则要求还有一定差距；另一方面，听证笔录是行政程序的阶段性产物，行政决定的最终形成还有赖于行政首长的裁决，听证后采纳证据、认定事实仍不能避免，加之行政决定并不是最终决定，还要接受司法审查，所以为了达到听证程序本身所追求的目的，

我们同意将听证笔录作为行政决定主要依据的观点。

以上是听证程序的主要原则和制度，除此之外，还有回避原则、禁止单方面接触原则、案卷阅览原则、委托原则等。这些原则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前述的四项原则，只是由于它们多为行政程序的一般原则，且为人们更加熟悉等原因，在此不作详细论述。

①⑩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152页,第153-154页。

②（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罗斯著:《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的版,第102、108页。

③参见（台）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查委员会编印：《各国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第168页。

④MargaretAllars,lntroductiontoAustralianAdministrative

law,Butterworths1990,at265.

⑤⑨(1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433页，第437页，第438页。

⑥⑦章剑生：《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⑧杨惠基主编：《听证程序理论与实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页。

(12)参见（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03页。

(13)参见美国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4条。

(14)(16)刘勉义、蒋勇：《行政听证程序研究与适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7页。

(15)参见《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第12条。

行政程序法论文范文第6篇

行政程序的发展及其法治化，是社会民主法治发展的必然的结果[1]。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一方面乃因社会事务的增加，需要广大的行政权力，另一方面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张，政府职能的转变，民主政治的发展，需要对行政权力进行制约，以保障人民的权利不被侵犯。这些正是促成行政程序法制定的原因，因为行政程序法是控制行政权行使的重要机制，两岸的行政程序法制应该说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催生的。

政治稳定与民主政治制度的确立，是行政程序法发展的政治基础和动力。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必定以稳定的政治为前提，没有稳定的政治[2]，社会秩序必定会动荡，遑论要求政府给予合理行政程序的对待。除了政治的稳定外，民主政治的确立也是推动行政程序法立法的动因。

政治民主化是促成行政程序立法的客观环境。台湾地区自1989年7月开始解严，结束自1949年以来长达50年的，政治民主化有了重大转折，政治逐渐开放，人民权利意识开始增长，产生一波社会运动的浪潮，人民藉由集会及游行，向政府表达自身权益的需求、对公共政策的不满，展现对政治的参与，社会迅速转变；而大陆地区在1982年通过新宪法，这对行政程序法产生了基础作用。此后，大陆地区开始朝政治民主化迈进，对行政程序法的推动，有正面的诱因。故政治民主化，必然促使人民权利意识增长，而行政程序法正符合人民维护自身权益的需求。民主政治故为行政程序法典的直接动力。

推动行政程序法制定的动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便是社会转型压力大，不论是现在的大陆地区，还是1990年代的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于法律，都面临新旧秩序的交错轮替。面对这样转型的压力，对于提供公平、公开与公正的行政程序，对于参与行政程序，来自于人民对行政机关的要求的声浪，亦随之而起，此成为推动行政程序法的最大动力。在程序的设计上，必然面临行政公正及行政效能提升的协调。

因此检视台湾地区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时空，乃处于社会密集且快速的转型中，大陆地区也正是如此，行政程序法草案制定的当前，正是改革开放后，朝市场经济快步迈进，政府大力推动许多重要建设，经济快速成长。所以说行政程序法的产生和完善，经济发展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政府方面态度对于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由政府透过专门调查或研究委员会的设置，进行负有任务的研究，更是推动立法进度的保证。除此之外，法学界的研究，不断撰写论文，尤其是透过法学研讨会提出草案，或是对政府公布的草案或研究报告召开专门的研讨会，更是促成行政程序法立法的一大动力。而大陆地区目前学术界对于行政程序法的理论也有热烈的讨论，未来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过程，似亦有赖政府的推动[3]。

整体而言，行政程序立法，不能不考虑到社会转型的问题[4]。另外对政府权利扩张的控制以及对政府科学管理则是行政程序法典化的最主要原因。民主政治使人民权利意识提高，而经济发展是推动行政程序法的动力。经济的自由化必然会推动政治的民主化，政治民主化的结果必然会促使人民要求参与行政程序的决策过程，进而要求行政程序的公开、公正与公平，这是一个立法趋势。

相较于外国的立法过程，对实际行政运作作实证调查，一直是相当受到强调的重点[5]。台湾地区在制定行政程序法过程中，似有欠缺。大陆地区在制定行政程序法时，应该考量实际运作的情形进行立法，方能反映时代需求，毕竟法律不是理论，而是实际的运作。

（二）立法体系的比较

1、立法模式选择

关于行政程序法的法典化的立法，有其困难之处，其原因主要是范围广泛、性质复杂、变迁频繁[6]：其一，范围广泛：行政程序法的范围，远较其它法律为广泛，尤其政府任务增加，行政权日渐扩大，如何制约行政权的力量，以保障人民权利不被行政权的侵害，把行政程序法统一编纂，其困难自不待言。其二，性质复杂：行政活动多样、复杂，但各类行政行为，差异颇大，故编排一部统一法典，实不容易。其三，变迁频繁：行政法规为国家行政的运作规范，但是国家政策要因时制宜，随着时代改变必须有所改变。

但这些困难并非无法克服，各种行政程序法律规范有其特殊性，因此把所有行政程序法律规范，归纳在一部行政程序法中有其困难之处，但是制定各种行政程序共同适用的一般法则，也并非不可能，行政程序法立法目的通过努力是可以达成的。

面对行政程序的立法，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设计及架构法律体系之问题，参照各国立法例，立法结构大概有三种选择，试分析如下：

（1）并列式

这种立法模式是按照行政行为的类别确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架构。整个行政程序法分为若干部份，每一部分分为一种行政行为类型，各个部分内部采用线性结构，但整个行政程序法不是线性结构，而是并列结构。

并列式的结构并不可取。这种结构的立法，如同一部各种行政行为的汇编，由于个别的行政行为类型有许多共通性，因而使许多相同程序在同一部法典中大量重复，整个法律篇幅过长、拖累。虽然这种立法也有其优点，如各类行政行为程序自为一体，方便法律的实施。但是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基本上都不采这种立法结构方式。

（2）总括式

这种立法模式是打破行政行为的类别界线，按照行政程序法的时间性确定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结构。此种结构与诉讼法的结构十分相似，其特征是以程序的时间性为结构基础，行政行为类别从属于行政程序的时间流程。

总括式结构对各类行政行为共有的程序制度进行归纳重组，显然能克服并列式篇幅过长、重复的缺点，使行政程序结构简洁，条理清晰。但其却难以兼顾各类行政行为特有的程序制度。

（3）总分式

这种立法模式将整个行政程序法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采总括式，下半部采并列式。这种结构的特征是兼采上述两种方式，既作通则性规定，也做分则性的规定，能统一规范则统一规范，不能统一规范则依不同行为分开规定。

就行政程序法本身的特殊性而言，总分式的立法模式应是较好的选择。行政程序法典内容涵盖实体法与程序法；同时行政程序法调整范围广泛，各类行政法律关系差异很大，而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或一般原则，均需普遍适用各领域的行政行为。为使这些原则、规则在所有领域和所有行政行为中得到遵循，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中加以规定是非常必要的。为此，只有透过总分式结构方能达到效果。

2、台湾地区的立法体系

台湾地区行政程序的立法体系：第一章总则篇，规定法例、管辖、当事人、回避等等，适用于所有行政行为的规定，有大量实体法的规范；第二章以下则是针对个别行政行为，包括行政处分、行政契约等等，分别予以具体规范。整部行政程序法分成两个部分，前面为行政程序的通则性规定，后面为分则性的规定，有关程序性规范，能统一规范则统一规范，不能统一规范则采则分开规定的总括式模式。

3、大陆地区的立法体系

大陆地区目前学者草拟的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姜明安教授执笔，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课题组2002年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以下简称“试拟稿”）；另一个版本是应松年教授负责的行政立法研究组2003年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专家建议稿》（以下简称“专家建议稿”）；两个版本立法体系均采总分式结构，即总则中不分行为的种类和程序之阶段，对于各类行政行为的共同事项作出统一集中的规定，为关于行政行为的一般规定；分则中则是对于特定种类的行政行为作出特别的规定。可见，大陆地区在行政程序法典化的过程中，关于设计未来行政程序的立法结构，不论是专家建议稿或是试拟稿版本，都是以总分式结构为准则。

虽然这种立法体系，架构与内在逻辑性联系不及其它法典清晰、严密，但基于行政程序法典所调整范围的复杂性，包括对于程序与实体内容相协调，这种体系的编排方式，应该说是合理和适当的。

专家建议稿在第一章是总则的规定，对于各类行政行为则分别规定；试拟稿共七章，第一章为总则，第七章为附则，其余五章除第五章（特别行政行为的程序）为分则内容外，其他章实际也为总则内容，分别包括行政程序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的一般制度、行政救济与法律责任。其中主体与行政行为主要为实体性规范，而行政程序的一般制度和特别行政行为的程序自然是程序性规范，行政救济与法律责任则是涵盖实体与程序相结合的规范。

行政程序法律体系架构，总分式是最好的立法选择，：行政程序法分成两个部分，上半部采总括式，下半部采并列式，既作通则性规定，也做分则性的规定，能统一规范则统一规范，不能则依则分开规定。其理由如下：

其一，行政程序法典不同于民法典及刑法典，虽然涵盖实体法，但是主要不是实体法，所以不能如同民法典及刑法典一样架构体系[7]；行政程序法也不同于诉讼法，虽然主要是规定程序法，但仍有实体法的规范，故不能如同诉讼法体系一样的架构。

其二，总分式结构能够充分体现制定集中系统的行政程序法的必要性。行政活动多样、复杂，为了实现行政法治的统一，应力求使行政行为统一起来。由于在实体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统一十分困难，各国主要谋求在程序上实现行政行为统一。行政程序法担负这个重要的使命，要在程序上实现行政行为的统一性，采用总分式结构，以通则性程序制度为主体，就可以达成在程序上实现行政行为统一的目标。

其三，总分式结构能够较好的处理行政程序法与各类行政行为的关系。行政程序法并不能取代各类行政行为法，因为各类行政行为法还需要规定各自的实体规范，以及特有的程序规范。倘若行政程序法不能与各类行政行为相衔接，则整个行政法体系是松散的。总分式结构透过适当分则性的规定可以与各类行政行为法相衔接，使行政法体系完整。

其四，从根本上，总分式结构是行政法体系对行政程序的必然要求。行政程序法在行政法体系中处于基本法律的地位，他与各类行政行为形成扇形结构关系。体系的结构关系必然影响法律内部的结构，处于基本法律地位的行政程序法因此必须被要求采取总分式结构。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台湾地区已制定的行政程序法，或大陆地区的试拟稿以及专家建议稿，在考量行政程序法的范围广泛、性质复杂的特殊性后，均选择以总分式结构方式作条文编排，是较为可取的立法方式。

（三）立法内容的取舍

1、若干待解决的问题

世界各国对行政程序法规定的内容不尽相同。行政程序法应规定哪些内容，从来就没有一定必循之规，应视当时社会情况等因素来决定。综观各国对于行政程序法的内容取舍，有以下问题需我们在立法决策时考虑和找出解决方案[8]：

(1)行政程序法是否应包括特定种类行政行为的规定？对于是否该订定特别行政行为，亦或行政行为的类型有哪些，有学者基于行政行为须因时制宜，且具机动性和创造性，统一立法似有其难处，主张不予包括，具体理由如下：其一，各种行政有其不同性格，对于性质不一致的各种行政，统一规定在立法技术上有困难；其二，对于各种行政加以手续规制，将难达成行政效率的目的；其三，行政权应该具有弹性，方能适应各种不同变化，倘若对不同行政行为作统一立法，将使行政主体失去灵活性。

其实，立法技术上的困难，并不难克服。其中认为对于各种行政行为要求统一程序规制，恐无法达成行政效率的目的，其实并非如此。如果对各种行政行为作统一程序规范，行使公权力的公务人员即有一定程序可循，效率反可以提升；进一步，对于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统一立法，可以透过总分立法模式，已如上述。也因此订定特别行政行为，立法尚有解决之道；至于行政行为的类型有哪些，则可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2)行政程序法是否应包括实体规范[9]？行政法可分为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所谓行政程序法，应仅限于实现行政实体法上权利义务之程序法。但行政程序法是否仅规定程序规范，或是否可对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并列规定？目前两岸行政程序立法均就各种行政事项的共通适用部分纳入行政程序法，内容上包括程序与实体在内，采实体与程序规范并存。

(3)行政程序法是否应包括内部程序？外部行政程序法是只对与相对人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内容作出规定，不涉及行政机关内部关系；而外部型与内部型并存的行政程序，指行政程序法在规定与相对人直接相关的外部程序的同时，也规定与相对人没有直接关系的内部程序。采用纯外部型行政程序法模式的国家较少，主要有美国、日本、瑞士等；采用外部型与内部型并存的行政程序法模式的国家相对较多，有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等。两岸行政程序法是否须规范内部程序呢？因大陆法系国家行政程序法负担行政法法典化的重责，对于行政权力运行主体的规范，一般规定于行政程序法中，也因此多半采取以外部程序为主，同时对内部程序做出规定的内部与外部并存的行政程序法模式。

(4)行政程序法是否应包括行政复议程序？广义的行政程序法除包括一般的行政程序外，也包括行政执行及行政救济程序（行政复议是行政救济的一种），甚至还包括信息公开法、隐私权保障等部。而狭义的行政程序法，则仅只有一般的行政程序而无行政救济程序等内容。故行政程序法是否应包括行政复议程序，取决于立法者的选择与取舍。

2、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的内容

台湾地区无论各个草案版本，均兼顾行政实体法。有鉴于行政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有密切关联，实体法是目的，程序法是手段，两者辅车相依。且行政实体法理论复杂、学说不一，实务见解亦相当分歧，现阶段尚难完成行政实体法总则部分法典化。故在着手行政程序法法典化的同时，将行政实体法之部分原理纳入。故于《行政程序法》第二章中详细规定了行政处分之法理；第三章又详细规定了行政契约规则。[10]

另外，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系采内部与外部程序并存的模式，因此，在程序设计上有对内部程序的规范，内部程序规定于行政机关一章。至于立法篇幅应该采小篇幅立法或套装立法。最早由林纪东教授所主导的研考会版本，基于《行政诉讼法》及《诉愿法》的简陋，所采的就是广义的行政程序；然台湾地区大部分学者却认为台湾地区已经有《行政执行法》及《行政诉讼法》，无须再将其纳入《行政程序法》，这些已有法律配合行政程序法随之修正即可。而随着《行政程序法》的通过施行，上述法律已于过渡期间修正，而因应之相关法规，也公布通过。换言之，台湾地区《行政程序法》最早的立法是采大篇幅的套装立法，亦即包括相关的行政救济等等，而后却基于整体程序法制设计的考量，而改采小篇幅立法，相关的程序则随之配合修正或订定，如修正通过了《诉愿法》、《行政诉讼法》、《行政执行法》等，同时对于《行政程序法》的配套措施，而通过《信息公开法》等等，以为因应。

总之，台湾地区在行政程序法的内容包括对实体的规范，同时除了外部程序之外，也对内部程序有所规范。至于有关救济的部分，则另以单行法规定。随着《行政程序法》的通过，行政争讼法规，包括《诉愿法》、《行政诉讼法》等，都已经完成修法程序。

3、大陆地区行政程序法的内容

大陆地区行政程序法专家建议稿采小篇幅立法，亦即不于行政程序法中规定有关行政救济制度；但试拟稿则对救济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两者型式略有不同，依其原因，前者或基于大陆地区已制定《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包括行政赔偿），没有必要把这些程序再编入《行政程序法》内容中；后者或基于现行行政救济制度有着许多不合理的规范，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行政程序法权益，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适用范围过于狭窄，行政赔偿标准过低，行政程序法典应对行政救济作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以使立法者日后对行政救济法修正时有所依循；再者，原则性的规范，有利于行政救济制度的统一，可以避免单行法的相互矛盾。

大陆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规定行政行为有关的实体规则？反对的学者认为程序法规定实体法名实不符，不伦不类。然大部分学者均认为有必要，理由有三：（1）行政程序调整范围广泛，各类行政法律关系差异很大，故实体规范上很难制定或编窜统一法典，但是面对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或一般原则，均普遍适用各领域的行政行为。为使这些原则规则在所有领域和所有行政行为中得到遵循，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中加以规定是非常必要的。（2）行政法上实体基本原则与程序的基本原则，有着紧密的关联，倘若将两者分开规定，将实体性质的基本原则，分散规定于不同单行法规中，并不能达成行政行为规范效果。（3）世界各国行政程序法典中，规范实体内容已成为一个发展的趋势。正是基于以上理由，大陆地区行政程序法专家建议稿和试拟稿都采实体与程序的一体规范。

行政程序法，顾名思义，是对于程序的规定，是否要对于实体内容作规定，学者们有不同的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台湾地区学者叶俊荣教授曾将行政法典化根据法典化程度分成四种类型[11]：

A实体及程序

B仅有程序

C全部行政事项

D共通事项

模式A为最完全法典化，对所有行政权的行使，不论是程序事项，亦或是实体事项，全部通过法律内容结构的安排，统一规定于一部法律。这样的立法形式属于全盘统一的立法。

模式B去除实体法典化，仅规定程序，但在行政程序上，作最完全的法典化，使所有的行政事项，包括内部程序等，统一适用行政程序法。

模式C仅就各种行政事项的共通适用部分纳入行政程序法，但内容上包括程序与实体在内。这种立法形式是针对行政共通事项所作的总则性立法。

模式D仅对几种重要行政类型规定适用的程序，对于实体问题，留待其它法律作具体规范，这是最低程度的法典化，可以称为程序上的框架立法。

分析以上模式，A型与B型两种在设计上过于理想化，并不利于操作。较多国家采用的方式是C型与D型，例如德国行政程序法是采用C型总则立法的方式，而美国行政程序法则是接近D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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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任何法律发展都是本于社会发展下所需求的，例如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对于网际网络的规范，对于电子商务的规范等等，在各国都逐渐受到重视。已故的台湾地区法学家章孝慈，在一九九三年「海峡两岸法学研讨会开幕式上说到：法律制度是有生命的，是活的，他与社会的变动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法律制度因社会的变化而变动，法律制度也直接影响社会变动的方面，彼此密不可分，而且法律制度和社会的变化之间必须紧密配合。也因此行政程序法的产生和发展，是适应时代需求下的需要所产生的。

[2]比方说基础的确立。德国即是一个最佳适例。随着二次大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对于历史教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逐渐了解「人之尊严不可侵犯的概念后，开始重视行政机关与公民间的关系，慢慢的推动行政程序法的立法。

[3]观察美、德、日三国，政府的态度具有决性的关键，叶俊荣教授于「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过程与立法设计的考量文中：一九三九年，美国司法部在罗斯福总统的令下，设置了「行政程序法律总长委员会。德国于一九六O年由联邦与帮内政部代表合组「联邦与邦联合起草委员会。日本于一九六二年设置临时行政调查委员会。又于一九八一年设置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委员会。最后在政府推动的过程中，对行政实际作实证调查，一直是相当受到强调的重点。

[4].透过行政程序的规岛，足以使转型过程制中难以避免的利益重分配与价值体系重建，获得较多的信任，进而提升转型的正当性。

[5]美国行政程序法律总长委员会非局限在法案的研拟或提出学术意见，而是实际对五十几个机关或单位进行实地调查，随后作成二十七本报告，广泛的发送各地方表示意见，并召开公听会或接受书面建议；日本的临时行政调查会，亦曾进行行政实务的调查。

[6]林纪东，行政程序法在民主国家的功能，收录于各国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页9，行政会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1979年11月出版。

[7]例如民法典体系，依事项调整分总则、债权、物权、亲属、继承。

[8]林纪东，前揭注9，页11。

[9]实体法是规定权利义务本体的法律；程序法是规定运用权利义务手续的法律。

[10]参照行政程序法立法原则，收录于行政程序法单行本，五南出版

行政程序法论文范文第7篇

今天，如果我们仔细聆听任何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的对话与讨论，我们都会注意到，“法治”、“法治国家”等词语正愈来愈成为我们所置身的社会的关键词。当我们聆听这社会呼唤“法治国”的滚滚雷声之际，我们也渴望那久久期待的甘霖。就像雷声不能够解渴一样，流于形式的法制口号即便响入云霄、波及万韧，也不能滋润制度的生长。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是，法治不仅仅是“政府守法”的理念，不仅仅是“依法治X”的口号；法治必须具体化、制度化。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常识正不断成为我们社会中思考者的共识、行动者的指南。在很大意义上，正是对于法治的“具体化”和“制度化”的诉求，使得我们突然发现，那在传统中国法文化中一直被冷落、被漠视的法律程序，或许正是构建法治国大厦的栋梁。

于是，就好像能使经济走出衰退的所谓“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样，“程序正义”也以一副救世主的面目闯入中国法律界，成为每一个试图展示学术水平、争夺话语权力的法律人首选的话题。1国内法学界对法律程序的关注从何时开始尚需考证，但想来也不过是十年之间的事情。作为对过分注重结果公正的反动，程序正义强调达到结果之过程本身的正当性、合法性的独立价值。程序正义理念在法学诸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呼应。2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在看起来呼之欲出的“程序革命”表象的背后，法律程序、程序正义之理念实际上大多停留于“口号化”、“标签化”的层面。3在一个通过“运动化”（socialcampaign）而达到某种社会目标的传统语境中，口号和标签确实可以作为制造某种“错觉”的廉价的原料，但是对于一种制度的真正实现和运行而言，则不免有自欺欺人之虞。

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在进行的行政程序立法，应当被视为我国“行政法治具体化”和“政府再造”（ReconstructionofGovernment）的一个契机。建立合理的、可操作的程序制度，应当成为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目标。因此，我们讨论中国的行政程序立法问题，有必要首先明确什么是《行政程序法》的基本目标，有必要具体探讨这些目标得以落实的制度性保障，有必要以一种较为理性化的方式确定对于行政程序功能的期待，同时也有必要具体研究程序功能得以实现的制度化机制。

II.程序法治意识的觉醒与制度实践：对我国行政程序制度发展的简要考察4

自1978以来，伴随着经济改革的启动和深入，中国法制现代化也开始了它的历程。经济改革所导致的重要社会结果之一是推动了中国的社会转型以及权力的“非中央化”（decentralization）。社会转型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社会背景对于后者有着全面与深刻的影响。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要求我们对在法律制度中占有枢纽地位的法律程序制度的建设，给予充分的关注。5随着法制改革向纵深发展，法律程序建设，特别是在行政法治国家中占有核心地位的行政程序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已经得到社会的承认。在实践中，行政程序，特别是行政决定制作程序方面制度的改革，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行政决定制作程序中“公平、公正和公开”等程序正义的要求还没有得到全面落实，行政程序改革的任务仍然很艰巨。对行政程序改革以下几个方面的考察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行政决定制作程序的现状以及今后努力的方向等问题的理解。

程序合法性要求的确立

程序合法性是法治原则的一项基本要求。但是在行政过程中，对行政权行使的程序合法性要求一直没有受到重视。1989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诉讼法》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权行使的程序合法性要求。“程序法治”从此成为行政法治实践中的一个方面。在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法律改革中，行政诉讼法应该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一般认为，这部法律的主要贡献是在中国确立了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其实从行政程序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行政诉讼法》对行政法治建设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第一次提出了行政行为程序合法性的要求。该法第一次规定了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判决撤销”，6从而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行政权行使过程中的程序合法性原则。

毫无疑问，《行政诉讼法》以立法形式确立的程序法治原则，对于当代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和法制现代化而言，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从中国行政程序法律制度的现状而言，该法所确立的程序法治原则的意义实际上是有限的。在我们看来，中国行政程序法律制度中的两个事实在实际上可能制约该法所确立的程序法治原则的落实：第一，《行政诉讼法》对于程序法治的要求，仅仅限于“程序合法性”，换言之，它只要求行政权在行使过程中必须遵循“法定程序”。而我们的现实恰恰是：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法定程序”很少。在实践中，许多行政活动仍然没有法定程序可循。第二，在实践中，那些蕴含程序正义之基本要求的原则之法律效力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没有得到承认，程序法律原则并不能直接作为规范行政权活动的“法定程序”。因此，当法律对行政活动的程序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时，旨在保障程序公正和决定理性化的法律程序之基本原则，也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简言之，在这种情况下，程序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可能很难得到实现。

在我们看来，上述对程序合法性问题的检讨同时也为我们指出了程序改革努力的一个方向。对于行政程序而言，程序法治原则不仅仅要求行政权的行使必须遵循法定程序，同时也要求当行政机关享有程序自由裁量权时，行政机关对程序的适用和操作必须满足程序公正诸原则的基本要求，否则就是滥用自由裁量权，同样构成程序违法。针对上述问题，程序合法性要求的落实应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一步努力：第一，对于那些涉及到相对一方当事人重大利益或者对他们影响较大的行政决定制作过程，应当尽快以立法形式确立合理的、公正的程序制度。第二，在行政过程和司法审查的实践中，应当承认旨在保障和促进程序公正和决定理性化的法律程序之基本原则的效力。必须看到，不论法律对程序的规定如何详密，行政活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都将表明，法定程序都不可能对所有行政活动过程或行政过程的所有方面进行规范。因此，在行政决定制作过程中，行政机关程序活动方面的自由裁量空间是不可避免的。况且，行政活动的灵活性与行政效率等目标也要求行政机关在程序活动方面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程序活动中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意味着程序法治原则不仅应当对行政权行使的合法性提出要求，同时也应当对行政权行使的程序合理性提出要求。为了保证程序的公正合理，那些旨在保障程序公正、公平和合理的行政程序基本原则应当贯穿于行政程序活动过程之中。7换言之，正当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应当具有与程序规则同样的法律效力。

程序合理性意识的觉醒

在中国行政程序改革中，尽管法律没有明确提出对程序合理性的问题的关怀，但不能因此而认为程序改革仍然对程序合理性问题保持沉默。事实上，法律中的程序合理性意识已经觉醒。1990年颁布、1994年修订的《行政复议条例》，以及1999年制定的《行政复议法》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唤起沉睡的程序合理性意识并建立制度性保障的一个努力。《行政诉讼法》作为中国法制改革进程中一个里程碑，虽然规定了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和原则以及制度性框架，但该法的一个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根据这一法律，法院原则上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换言之，法院对行政过程中的合理性问题仍然鞭长莫及。与此不同的是，《行政复议条例》以及后来的《行政复议法》规定了复议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8从逻辑上讲，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既包括实体合理性，也包括程序合理性。复议机关对其认为违反程序合理性要求的行政决定有权予以撤销。由于程序合理性的核心问题实质上就是“程序公平”，因此《行政复议条例》对程序合理性问题的关注，意味着程序公平作为对行政决定制作程序的基本要求已经受到关注。可以预见，随着人们程序正义意识的进一步觉醒，程序合理性问题将成为行政活动过程中的一个焦点。

行政决定制作过程中程序合理性问题的凸显，进一步印证了关于程序正义和正当程序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对于构建正当的行政程序的意义。从本质上讲，程序合理性问题就是程序正当性问题。如果我们对程序正义的基本原理以及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没有深入全面的理解，实践中就很难判断或评价某种程序活动是否“合理”，是否“公正”。同样的，如果我们应当通过适用和解释程序正义和正当程序的基本原则来判断和评价程序活动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这些基本原则就必须被赋予法律效力。在普通法系国家中，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可以通过普通法形式而得到确认。在中国这样受成文法传统影响的国家，程序正义的基本原则被赋予法律效力的基本途径应当是制定有关行政程序活动的基本法。

程序公正的制度化尝试

与立法中程序公正意识的觉醒相呼应，中国法制改革中也出现了关怀程序公正的制度化尝试。就行政决定制作过程来看，构成正当行政程序的基本要素，诸如裁决者的中立性、相对一方当事人的参与、程序公开、决定理性化等，都已经开始由一种关于程序正义的观念而转化为行政活动的程序规则。这些可以被视为行政决定制作过程中程序公正之实现的制度化尝试。

例如，198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对于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申请，公安机关应当至少在申请日2天之前告知其是否批准的决定。如果公安机关决定不批准公民的申请，必须说明理由，并告知有关的救济途径。如果公安机关在规定的时限内未能作出决定，则视为其同意公民的申请。9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来看，上述程序规则已经开始认真地对待程序公平的一些基本要素，例如为决定说明理由，告知，以及程序法治等，至少从法律文本角度看是如此。

在行政决定制作过程中程序公正之实现的制度化尝试方面，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在笔者看来，该法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为程序公正的实现进行了努力。

1.对裁决者中立性的保障。《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过程中的裁决者的中立性第一次给予了明确的关注。该法规定，如果相对一方当事人认为处罚决定的制作者与处罚决定有利害关系或者有偏私，可以申请其回避。偏私既可以是决定制作者与案件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也可以是决定制作者与其所处理的案件的当事人有个人关系。在行政处罚的听证程序中，相对一方当事人有权对其认为存在偏私的听证主持者申请回避。10另一方面，该法还通过设置职能分离来防止和消除处罚决定制作者的偏见。例如，该法明确规定，在行政处罚过程中，主持调查的人员不得参与处罚决定的制作。11

2.听证制度的设置。《行政处罚法》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将听证作为一项程序制度引入行政决定的制作过程，这无疑是行政决定制作过程中实现程序公正的一个显著进步。听证制度的设置使相对一方当事人的一项重要的程序权利──听证权──得到落实。对于行政机关来说，当其对相对一方实施吊销许可证和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时，相对一方有权申请获得听证的机会。12根据该法的规定，在听证过程中，当事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与听证活动有关的信息；有权聘请律师；有权进行辩论；有权要求听证公开进行，等等。听证制度的引入以及旨在保障听证过程公正化的这些程序规则，为行政决定制作过程中程序公正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化途径。

《行政处罚法》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就很多程序特征看，与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关于正式裁决程序的“审判式听证”是相似的。13但是，从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看，《行政处罚法》中设置的听证程序仍然存在着诸多值得反思之处。第一，正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裁决者的中立性乃是程序公正的最低要求之一。诚然，《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听证程序中不是没有考虑这一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主持听证活动的官员与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直接的联系。例如，主持听证活动的官员要受到行政机关的控制。没有理由能够使人们充分地相信他们可以不受控制地、独立地主持听证活动和作出处罚决定。在美国，主持听证活动官员的中立性通过“行政法官”（AdministrativeLawJudge）制度而得到了有效保障。中国是否可以借鉴这一制度呢？第二，《行政处罚法》规定听证程序适用的事项是行政机关对相对一方实施吊销许可证和较大数额罚款，应该说符合“程序经济原则”的要求：相对一方受影响的利益重要性程度较大，其所应当受到的程序保障程度也应该较高。但是，如果从这一思路出发，行政机关对相对一方施加拘留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等活动过程中，更应当适用听证程序。因为人身自由与财产权对于公民来说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如果说不是更为重要的话。但《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听证程序并不适用于对公民人身自由权的保障。我们如何为法律的这一规定进行正当化辩解呢？第三，从“程序自治”原则的要求看，制作行政决定的依据应当是那些通过程序过程而产生和被确认的事实与证据。具体就听证程序而言，“程序自治”要求通过听证程序制作决定的依据只能是听证记录中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材料，而不能是听证活动之外的材料。否则，就会产生使听证活动成为形式或“过场”的危险。即使来自听证活动之外的材料没有影响决定的实体公正性，也可能导致人们对听证活动公正性和有效性的怀疑。《行政处罚法》尽管规定了听证程序，但却没有确立“行政决定必须依据听证活动记录中的材料而制作”这一“听证记录排他性”规则。对这一程序规则的忽视对听证程序的公正性和有效性有什么负面影响呢？

3.职能分离。虽然《行政处罚法》没有明确将行政处罚决定制作过程中的职能分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但体现了将决定制作过程中的调查、决定以及执行诸职能分离的精神。14简言之，职能分离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该法规定，主持调查活动的人员不得参与处罚决定的制作。这一规则的实质是将调查职能或追诉职能与制作决定的职能分离，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决定者由于职能混合而可能产生的偏见。第二，该法将制作行政罚款决定的职能与执行罚款决定的职能分离。从程序原理看，前者是一种“内部的职能分离”，后者属于“外部职能分离”。不论形式如何，职能分离的目的在于保障程序公平。假如程序将调查职能与决定职能混合于同一个主体，就是说就会出现决定者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情形；假如在行政处罚中，作出罚款决定的主体同时可以收缴罚款，就可以认为决定者与其所作的决定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从职能分离的作用机理来看，比较理想的程序公平逻辑上要求行政决定的制作过程贯彻“完全的职能分离”，即实现“外部的职能分离”。完全的职能分离主张将行政决定制作过程中的追诉职能、调查职能、决定职能以及执行职能完全分开，由不同的行政机关来行使。在美国，这种主张自本世纪20年代起就被反复提出，但是始终没有被接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完全的职能分离可能加剧行政机构膨胀，降低行政活动的效率，同时也会降低行政决定的质量。程序公平与行政效率的冲突使人们考虑“职能的内部分离”，即行政机构可以同时享有追诉、调查、决定和执行的职能，但是这些职能必须由不同的人员来行使。执行追诉和调查职能的人员不得参与决定的制作；行使决定职能的人员不得和调查人员、追诉人员单方面接触。15美国现行的联邦行政程序法采用了内部职能分离制度。但是批评者认为，行使不同职能的人员在同一个机关内工作而形成的“团队精神”，可能大大影响职能分离的实际效果。

从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来看，处罚决定制作过程中的职能分离，主要是内部职能分离。虽然我们可以对内部职能分离的局限性进行批评，但是在笔者看来，内部职能分离制度可能是行政决定制作过程中兼顾程序公平与行政效率的一个方面。对程序公平与行政效率的兼顾，在理论上并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在行政活动的实践中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很难设计出一种“理想制度”，需要根据具体问题作出判断和评价。

《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上述制度，标志着中国在追求法律程序公正性目标方面的巨大进步。与行政处罚决定制作程序的上述发展相呼应，目前规范另一类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许可的统一立法，即《行政许可法》，正在起草之中。从程序公正角度观察，《行政许可法》草案除确认了行政许可决定程序中决定者的独立性、听证、决定理性化等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之外，还第一次对“禁止单方面接触”的程序规则作了规定。16有理由相信，《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将进一步推进行政决定制作过程法制化和公正化的进程。

对行政决定进行审查的程序保障

相对于行政决定的制作过程来说，对行政决定进行审查虽然只是一种“事后”监督，但这种事后的、来自决定制作主体之外的审查不仅对行政决定的制作过程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就程序正义理念的表达和实现而言也具有直接的意义。就第一个方面讲，虽然相对于某个特定的行政决定来说，不论是行政系统内部的审查还是司法审查都是“事后的”，但是通过这种审查而对该行政决定作出的评价及其相应地理由或标准，却可以为将来的行政决定制作过程提供实体的和程序的标准与规则。由于审查主体通常具有更高的法律权威，审查决定更具有终决性，事后审查的上述作用实际上是不可忽视的。在英美法系国家中，这种作用的突出性由于“遵守先例”这一规则的存在而一目了然。即便在不将“遵守先例”作为一项法律原则的国家中，基于形式理性的要求，人们也没有理由否认对同样情况给予同样对待的必要性。因此，审查制度的存在不仅对已作出的、接受审查的决定是一种必要的监督，同时也是对将来的行政决定制作过程的一种指引。就上述第二个方面看，对行政决定的事后审查，至少为当事人追求他们所相信的正义提供了另一个途径。而且，从人们的心理层面上看，经过多个主体检验过的决定至少就形式上看更容易获得公正性，因而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虽然我国早在1954的宪法中就规定了公民有权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1982年宪法也对这一规定加以确认，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化和程序机制，对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影响相对一方权益的决定在法律上一直缺乏有效的监督。因此，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从这一意义上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该法第一次确立了法院对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的实体与程序制度，从而使对行政决定的司法审查由一项“宪法的承诺”变为一套现实的法律制度。1990年《行政复议条例》的颁布，则进一步使对行政决定的内部层级监督得到制度化。可以认为，上述对行政决定外部和内部监督制度的确立，确实体现了中国法制改革中关注程序正义的巨大努力。

但是从正当程序的构造及其作用机理看，我国通过上述立法而确立的对行政决定的审查制度依然存在较大的缺陷。这些缺陷至少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应当接受审查的行政决定的范围主要是通过“列举”的方式而确立的，因而随着行政活动多样性的发展，受案范围事实上可能将缩小。列举的方式也容易为行政机关规避审查提供可能性。因此从长远看，有必要以“概括”的方式规定对行政决定进行审查的范围。第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程序制度方面仍然存在着混乱。虽然《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对有关的程序作了统一规定，显示了一定的使程序统一的愿望，但同时又对复议和司法审查中的程序不统一情况采取了难以理喻的容忍态度。例如，行政诉讼法规定对行政决定提讼的期限为三个月，17但是有的法律、法规却规定期限为30天或15天；行政诉讼法没有将“复议前置”作为提讼的条件，但有的法律法规却作出这样的规定。这些混乱现象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就更为明显了。在复议和诉讼的关系上，有的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复议前置”；有的法律法规规定复议和诉讼可以选择，但选择了复议不得再提讼；有的法律规定复议是终决的，等等。我们并不反对程序的多样性，但是程序多样性并不等于在程序的设置上随心所欲，因为后者实质上是一种恣意。这里的问题就是：这些程序上的“差别待遇”能够得到正当化吗？程序的统一与程序特征多样性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上述问题在我国行政程序制度体系中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III.行政程序制度的基本问题：一个归纳

尽管我们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行政程序制度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是从宏观上看，这一领域的法律程序建设还远远不能满足依法行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还存在着许多缺陷。具体来说，这些缺陷主要表现为：（1）现有的程序制度在体系上存在着很大的零散性，缺乏必要的衔接和一致性，因而可能引发程序制度体系内部的原则或规则之间的冲突；（2）一些重要的行政决定制作过程仍然缺乏法定程序规范，行政权的行使在程序上享有过度的自由裁量权，难以保障程序公正；（3）相对一方在程序上享有的权利“量”太小，即使是已经享有的某些程序权利也因为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而难以得到保障，相对一方在程序中的积极性得不到充分发挥；（4）与程序立法中对“程序合法性”意识的增强相比，“程序合理性”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法律的足够关怀，缺乏实现程序公正的保障机制；（5）程序规则之间的抵触现象比较严重，显示出程序设计上的随意性；（6）一些蕴含程序公正主要价值的基本原则既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规定，在程序作业中也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7）程序的简化欠缺明确化、具体化的条件，为程序操作过程中的恣意留下了空间；（8）对于违反法律程序，侵犯程序权利行为的法律责任不够明确，甚至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9）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程序法治意识不强，程序工具主义意识仍然比较浓厚，实践中不按程序办事的情况比比皆是；（10）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程序权利意识依然十分淡薄；等。

在笔者看来，程序改革所面临的上述问题可以被归结为两类：第一类是主观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主观方面看，长期以来我国法律传统中对法律程序的误解、偏见和冷漠，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例如，行政机关认为法律程序只是其用以管理与控制社会的手段，只能施与“被管理者”，而不能管理管理者，否则就会“捆绑自己的手脚”；认为程序只是实现行政目的的手段，因而如果程序不能为行政机关的目的服务，就可以违反程序。18同理，社会成员法律程序和程序权利以及程序公正意识的淡薄也主要是一个法观念问题。第二类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问题。从客观方面看，主要是学理研究和程序设计等技术方面的原因。其中包括对法律程序的结构、程序合理性和程序公正性的条件、正当程序的制度装置等方面的认知和把握不够。由此也会导致相应的程序设计方面的问题。相应地，程序的改革也必须从上述方面入手。

IV.作为行政程序立法准备工作的理论研究

对于行政程序制度及其问题的的研究，我国学者已经开始给与充分关注，并且为制度改革与创新提供了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准备和积累。这些理论研究对于中国即将进行的行政程序立法无疑具有极为关键的指导意义。归纳起来，现有的理论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政程序之理念与观念启蒙。这一方面的研究涉及到行政程序的法文化基础、法治国家中行政程序的意义、程序法治概念及其意义、程序正义与正当程序的法理、程序性权利、程序法律关系与实体法律关系等问题。学术界对上述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为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提供了观念基础。

第二，行政程序基本原则与制度研究。基本原则和制度研究涉及到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架构。这些研究涵盖的主题包括行政程序基本原则的效力与意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基本原则的要求、基本原则与程序制度的关系、行政程序基本制度安排等问题。这些研究为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支持。

第三，行政程序比较研究。行政法学界为行政程序立法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突出了一种全球化视野，对西方主要国家的行政程序立法及其实践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研究。透过这一比较研究的视角，学界不仅翻译介绍了西方主要国家的行政程序法，而且考察了两大法系主要国家行政程序制度实践经验或教训，为我国行政立法提供了必要的参照和借鉴。

第四，行政程序立法研究。除了一般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学界也已经展开直接面对行政程序立法的研究。这些研究包括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选择、基本框架和架构、立法形式和立法技术，并且已经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草案或立法纲要。

V.作为行政程序立法一项基础工作的实证研究

毫无疑问，学界为行政程序立法而进行的各种研究，为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知识的资源。但是，反思中国法学界关于法律程序研究的过去与现状，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学者们对发轫于西方法治语境中的程序价值和观念与理论进行了反复的介绍、阐释和论证，但是当他们希望以此来改革中国当下的法律程序制度时，却鲜有对此种法律程序现状的深入了解和实证研究。进而言之，程序改革基本上是在一种并不确知改革对象为何物的情况下进行的。或许，我们已经想当然地认为，现有的制度存在问题。但是，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导致的后果是什么？诸如此类我们不可能在书斋中通过苦思冥想得到答案的问题，可能正是确定改革思路与方案的关键所在。

有鉴于此，面对行政程序立法的契机，首先意味着我们面临一项基础性的工作，那就是对现行的主要行政机关的程序进行观察、描述，并进而进行分析与评估。如果我们同意改革的基础是对被改革对象的了解，而立法并不是仅仅根据价值判断和逻辑去设定规则的话，这样一项研究的意义应该是不言自明的。19

自1989年以来，我国行政法制度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极大地促进了个体权利的保障、行政效率的提升以及行政法治。但是与此同时一些关系到行政法制度的基础性问题也日益突出，行政程序制度的随意性、零散性、低效率等问题就是一个典型方面。近几年来，不仅行政法学界对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必要性越来越达成共识，而且包括国家机关在内的社会各界对行政程序的改革和立法也都给与了很大的热情和支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行政立法研究组”于2000年开始了《行政程序法》的起草准备工作，全国人大法工委对该法的起草给与了高度重视。20

“行政立法研究组”在组织《行政程序法》起草准备工作之初，就充分意识到关于我国行政程序现状的实证研究对于立法的关键意义。在2000年7月于大连召开的“中美行政程序法国际研讨会”上，“行政立法研究组”提出：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准备阶段，有必要对我国行政程序制度的现状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而使立法能够有针对性地回应中国行政程序领域中的诸问题。该提议得到了与会的中外专家学者的支持。在随后制定的“行政程序立法项目计划书”中，行政程序立法实证研究被确定为立法准备阶段的一项重点工作。这项实证研究的基本目标是：从2001年初到2002年底，对主要的中央行政程序和有代表性的地方行政程序进行调查研究，并提交研究报告和相应的立法建议，供立法参考。21

2001年9月至2002年5月，行政立法研究组首先对中央行政机关的主要行政程序进行了调查。课题组选取公安部、外经贸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国家计委、卫生部等部委，由课题组成员采用网上资料搜集、访谈、参加实习等方式，对各部位的主要行政程序进行了解，收集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对相应的行政机关程序进行描述和评估。22目前，课题组成员正在上海、重庆、武汉、湖南、山东、辽宁等省市进行地方行政程序的调研工作。预计到今年底将提交关于行政程序调研的最终报告。

需要指出的是，就方法与技术而言，我们所进行的行政程序调查可能并不是一项“严格”意义上的实证研究或者技术意义上的“田野调查”（fieldwork）。考虑到我们所拥有的非常有限的资源（财政的、时间的、经济的和权力的），23我们的目的主要定位于对我国行政程序的现状作一种观察和理解，试图展示一幅行政程序运行态势的素描。因此，这个调查的目的并不在于（或许也不可能）试图提供关于程序作业的全方位“知识”。我们的目的在于引起改革者对其改革对象的审视和关注，在于呼吁立法者对行政程序立法本土语境的认真观察和解读。我们期待运用更多资源、涉及更大规模的实证研究能够在此基础上得以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希望这项调查只是一个开始。

由于我们的调查就目的而言更多是描述性的，我们希望通过调查去展示行政程序中现实存在的问题，并且希望立法者能够面对这些问题而作出制度性的回应。调查仍在继续，现在指出实际的行政程序领域存在哪些问题可能为时尚早。但即便是从目前所得的资料看，我们仍然可以就行政程序立法中的几个基础性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观察。

1.行政程序统一立法的必要性问题。有无必要进行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这是行政程序立法中首先要面对的问题。理论上的争论似乎一直都在进行：主张统一立法的一方强调行政程序统一化对于法律统一实施、行政过程的公平和效率的重要意义；主张个别立法的一方则强调不同行政过程程序的特殊性和针对性。从现实情况看，统一立法的必要性到底应如何认识？从我们对中央行政机关调查中所获得的资料看，以下三个方面情况可能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第一，目前在中央部委层面上，并不缺乏有关行政程序的规范，恰恰相反，部门行政程序规范数量和种类很多，程序作业也表现出多样性。但是问题在于这些程序规定存在很多重复甚至相互“牵制”或冲突的现象。例如，就外经贸领域的行政程序看，该领域目前已有的行政程序至少包括：配额管理程序、进出口许可管理程序、反倾销程序、反补贴程序。进一步，以反补贴和反倾销程序为例，仅立案程序就涉及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海关总署、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等各机构，而各机构又有各自的程序规定。这些规定展示了一幅行政过程中“相互牵制”的程序之网，影响了行政效率和管制合理性。第二，各部门的程序规定大多涉及非常具体的问题，而随着情况变化，相应规定也表现出很大的变动性。程序规范缺乏统帅性的原则和对行政活动连续性的关注。24第三，各部门之间程序规定的衔接与协调上缺乏一致性，法律实施在不同部门间的非统一性和随意性比较突出。以上几个方面的情况无疑为行政程序统一立法的必要性提供了现实的支持。但是，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如果统一立法是必要的，又如何解决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与各部门具有特殊性的程序需求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应当如何定位？又如何通过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而得到协调？

2.统一行政程序立法的可行性。行政程序的统一立法可行吗？迄今为止，理论和实务界都没有对此进行充分的研究，也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回答。25我们的调查也并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而只是试图呼吁更多关注现实的研究。从目前情况看，我们相信行政程序统一立法具有可行性。第一，经过十多年的行政法治建设，公权力及其行使过程“程序合法性”意识正在逐步增强，26这为程序作业中合法性的落实提供了“人”的基础，因为立法的可行性不仅包括法律制定的可行性，还应当包括法律实施的可行性。第二，多年来，行政程序的相关立法和执法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一些主要的行政部门也已经开始了很多立法尝试。例如，在海关、外经贸等部门都进行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立法尝试。第三，一些重要的行政程序制度已经建立，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反倾销调查中的听证程序、信息披露程序等等。这些程序制度的建立和运用为行政程序统一立法提供了基础和重要的实践经验。

3.行政程序统一立法的形式。行政程序立法应当采用何种形式？是一部统一、详尽的法典还是一个通则性的规定？对这个基本问题过去已有很多讨论。27从实际情况来看，行政程序的立法模式，应当综合考虑程序作业的需要：一方面，应当看到不同的行政部门在管制过程的实体和程序方面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统一详尽的程序法典可能会导致“削足适履”或“顾此失彼”的情形。另一方面，尽管不同行政过程在具体的程序作业上有所不同，但其本质上都是政府权力的行使，而这种权力行使应当满足一些共同的基本要求，例如透明度、一致性、以及程序效率与公平等。因此，如果程序立法不就这些共同的、基本的原则与价值进行规定，立法本身就失去了必要性。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我们认为立法形式可以采取“通则性法典”的形式，即采用“原则+一般规定+特别规定”的法体结构。原则适用于所有的行政过程，一般规定适用于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所有情形，而特别规定适用于特定的行政过程，是将原则和一般规定结合与特定行政过程的具体化。

4.行政程序立法的的制度创新。行政程序法的制度安排，应当体现出对现实问题的回应态度。法律制度说到底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制度的设计必须考虑现实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制度的设计不仅仅是基于理论的思考，也应当充分关注现实。从行政程序的现状看，即将制定的行政程序法需要充分考虑以下方面的制度安排：第一，关于行政程序一般原则的规定。目前，行政程序实践的多样性虽然反映了各种不同的程序要求，但是也暴露出行政程序的混乱和零散性。行政程序立法的一个重要目标应当是提供一个基本的“程序样本”，使多样化的行政程序在基本的程序原则指导下运行，促进一种多样性的统一。一般程序规定的目的还在于，通过“示范作用”，为非法定程序或自由裁量程序的合理性判定提供一个标准，为各部门制定特别程序提供一个基本的程序框架。28第二，需要进一步使听证程序规范化、合理化。目前，我国行政过程中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种类繁多，缺乏基本的统一性。29近几年来，听证正成为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关键词”，各种各样的听证会频频举行，但与此同时，公众对听证的程序公正性、实际有效性等问题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程序的“失范”正成为各种听证程序的一个“致命伤”。为此，《行政程序法》应当对听证程序的“最低要求”-即被听取意见的机会-作出原则性的规定，在此基础上对该种程序的基本要求作出规定。同时，对不同情况下听证程序的要求则留由其他单行立法加以规定。这样可以更好地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第三，需要对政府信息披露和公开作出原则性的规定。虽然目前行政过程中一般都认为公开、参与是基本的程序性要求，但由于目前政府信息的“封闭性”，公众对行政活动的参与受到很大的制约。个体面对政府时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其合法权益很难得到真正和有效地维护。可以说，没有对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法定要求，行政程序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将无法得到有效落实。因此，在行政程序立法中不仅需要对信息公开作原则性的规定，而且针对一些具体情形还必须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定（当然，更为详尽的信息公开要求有待于专门的立法）。第四，需要对行政主体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作出具体规定。目前有关行政程序的立法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行政主体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规定过于原则化甚至缺乏规定，这导致了行政程序作业中各种违法行为的泛滥以及对程序规则的漠视，乃至程序的虚无主义。没有法律责任规定的程序立法实际上是对立法本身的嘲弄。行政程序立法应当具体规定各种程序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及其追究机制。

VI.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基本框架和设想

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大力支持下，“行政立法研究组”在国家行政学院应松年教授主持下于2001年初开始起草行政程序法的框架稿。2002年初，起草小组完成了《行政程序法框架稿》。框架稿草案完成后，全国人大法工委于2002年4月和6月分别在天津、北京召开研讨会，对草案进行讨论并征求修改和补充意见。目前，“行政立法研究组”正在充分吸收两次会议所征求意见以及国外考察基础上，组织有关专家撰写《行政程序法》条文草案。

《行政程序法框架稿》的基本内容

1.既包含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也对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进行规定。体现一般与特殊相结合。

行政程序法是关于行政行为程序的规定，但并非每种行政行为程序的简单罗列，而是关于各种行政行为共同程序规则的规定，因为程序制度与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交叉的，一种程序制度可以被多种行政行为所运用，一种行政行为又需要运用许多种程序制度。如果行政程序法的章节结构按照行政行为的种类来安排，那就会在每一种行政行为中都详细规定它所运用的程序制度，这部行政程序法就如同各类行政行为程序法的“汇编”，不但篇幅冗长、内容重复，而且不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各国行政程序法都选择了规定各种行政行为共同的程序规则的方式。

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在规定各种程序制度后，不再规定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而德国、西班牙、葡萄牙、澳门地区、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在规定各种程序制度后，还选择规定了几种特定行政行为的程序。经综合考虑，我国行政程序法宜借鉴德国等国家的作法：在对行政程序作出一般规定的同时，规定特定种类行政行为的程序。经过认真考虑，草拟稿规定的特定种类行政行为包括：行政规范、行政规划和计划、行政合同、行政指导。之所以选择规定这四种特定种类行政行为是出于以下考虑：（1）在行政程序法制定之前，《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单行法律已经出台。（2）这几类行政行为不可能制定单行法予以规范，而这些问题又是实际中需要解决、规范的问题。

2、除程序性规定外，还包括实体规范，体现程序与实体相结合。

这种构想的理由是：行政行为基本原则、成立、效力等内容、违反行政程序的法律责任与后果等重大问题，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导致行政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对行政行为实体与程序合法性的判定存在很大问题。

3、除外部行政程序外，还包括内部行政程序，体现内部与外部相结合。

行政程序主要是规范外部行政行为的。内部行政程序虽不直接影响当事人，但不规范的内部行政程序事实上将影响当事人权利的实现，特别是我国目前存在的内部行政程序外部化问题、行政机关之间管辖权冲突（积极冲突和消极冲突）、行政机关之间的协助等问题一直没有规范化，已经严重影响当事人的权益，应予以规范。

4、仅规定事前、事中程序，不包括事后救济程序，体现行政行为事前事中与事后相分离。

这是因为，《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等法律已规定了事后救济程序，不必在行政程序法中再作规定。

行政程序法内容的设想，主要是按照以上“三个结合，一个分离”为基本出发点来考虑的。

《行政程序法框架稿》内容的架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草拟稿规定的内容较多，如何科学、合理、符合逻辑架构上述内容是制定行政程序法面临的第二个难题。借鉴国外的经验，草拟稿的架构思路基本如下：

1、一般规定在前、特别规定在后。第一章为总则性规定，第二章、第三章属于程序的一般规定，第五章为行政决定的实体规定，也为一般性规定。第四章、第六章至第八章为特定种类行政行为的规定。第四章“行政规范”之所以放在第五章之前是为了遵循制定规范在先、执行规范在后的顺序。

2、程序规定在前、实体规定在后。对一般性规定的架构，考虑到行政行为是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通过一定程序运行作出的决定，因此，草拟稿以行政权力为轴心，按照行政权力的主体――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行政权力的运行结果的构架顺序，先规定程序内容，后规定行政决定的成立、效力等实体内容。因此，第二章为“主体”，是关于行政权力主体的规定；第三章为“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是关于行政权力运行程序的规定；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关于行政权力的运行结果的规定。

3、内部行政程序规定在第二章第一节“行政机关”中。

《行政程序法框架稿》各章节的具体内容

《行政程序法》框架稿将所设想的具体内容分十章进行规定。各章节的具体内容是：

第一章，总则。总则包括两节：

第一节，立法目的、定义和适用范围。本节将规定制定行政程序法的立法目的、对一些概念的界定、适用范围等内容，还将明确行政程序法与单行法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基本原则。本节为关于行政权力运行的一般原则的规定，这些原则既有程序性原则、又有实体原则；既有公法原则、又有私法原则，初步考虑规定合法原则、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听取当事人意见原则、公正原则、作出决定原则、比例原则、诚信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效率原则等。

第二章，主体。本章分四节：

第一节，行政机关。本节规定行政机关成为行政主体的条件（依法成立、有法定职权等）、管辖制度、行政协助制度、回避制度等内容。内部行政程序为本节规定的重点。

第二节，其他行使行政权力的主体。本节规定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和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个人。

第三节，当事人。本节规定当事人的范围和形式、当事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制度等内容。

第四节，“参与人”，本节规定行政程序中的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

第三章，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本章分九节，基本按照程序的开始――进行――结束安排节的顺序：

第一节，程序的开始。本节规定行政程序开始的两种形式：依职权和依申请，后者为本节规范的重点，将规定当事人申请启动行政程序的条件和形式、登记和回执制度、行政机关对当事人申请的受理、期限制度、当事人因行政机关不作为受到损害的救济制度等内容。

第二节，调查。本节规定行政机关进行调查的权限和范围，当事人要求行政机关进行调查的权利，调查方式，调查中应遵守的各种规定，因调查引起的被调查人损害的赔偿等内容。

第三节，证据。行政机关为行政行为与法院作出判决一样是一个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因此，与诉讼制度一样，证据制度在行政程序法中也具有重要地位，所以将证据单列一节，以更好对之进行规范。本节将规定行政程序中证据的种类、举证责任分配、证据的审查判断等内容。

第四节，非正式听证。本节规定采用听证会之外的形式听取当事人意见的制度。本节规定听取意见是行政机关的一般程序义务，至于形式则可以多样化。

第五节，正式听证。本节详细规定正式听证程序制度，是关于正式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至于是否适用正式听证程序则由单行法规定。本草拟稿之所以将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单独分节规定是考虑到正式听证制度虽然适用范围小，但关系到当事人的重大权益，而且我国虽然已在一些单行法中规定了正式听证制度，但由于缺乏具体规定，已使此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被虚化，应在行政程序法中对此作出具体规定。

第六节，信息公开。本节规定信息公开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层面为对不特定公众的公开，第二层面为特定行政程序中对特定当事人的公开。第一层面的信息公开大多数国家都有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予以规定，因其内容繁杂不宜在行政程序法中作出具体规定。因此，本草拟稿借鉴西班牙、我国台湾地区等行政程序法的作法，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特定行政程序中信息对当事人的公开制度（包括阅览卷宗制度、说明理由制度等），对第一层面的政府信息公开用1条规定公众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同时规定在多长时间内另行制定单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将之具体化。

第七节，公文简化与自动化。本节规定行政活动与环境保护、知识经济相适应，即要求加强绿色行政的观念，加强行政活动的自动化。

第八节，简易程序。从行政的经济、效率考虑，行政机关在处理事实清楚、对当事人权利影响较轻等事项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行政机关在适用简易程序作决定时即可适用行政程序法的规定。

第九节，期间、送达与费用。本节规定行政活动中各类文书的送达和受领方式，期间的计算办法，行政活动的收费范围、标准和方法等内容。

第四章，行政规范。本章规定行政立法之外、行政机关制定其他规则的程序。包括行政规范与行政立法的界限、行政机关内部工作规范的制定、制定行政规范的年度计划、行政机关相互之间的协调、征求公众意见、公众意见的处理、通过与、行政规范的无效等内容。

第五章，行政决定。本草拟稿没有采用现行立法所采用的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划分，而是将行政机关执行法律规范、作出决定的行为称为“行政决定”。本章主要为关于行政决定的实体规定，分为两节：

第一节，行政决定的成立。包括行政决定的生效时间、附款制度、行政决定应记载的内容、行政决定的更正、行政决定的通知等内容。

第二节，行政决定的效力，包括行政决定的效力恒定性、是否具有溯及力、行政决定的无效、撤销、废止、补正、转换等内容。

第六章，行政规划和计划。本章规定行政规划和计划的涵义和范围，行政规划和计划拟定过程中行政机关之间的协调及征求公民意见，行政规划和计划生效的条件以及效力，行政规划和计划的实施和变更，对受行政规划和计划不利影响的当事人进行补救等内容。

第七章，行政指导。本章规定行政指导的含义和性质、适用范围、形式、法律后果、当事人的权利等内容。

第八章，行政合同。本章规定行政合同的概念、原则、须采取书面形式、行政机关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订立行政合同的程序、影响第三人的行政合同须取得第三人同意、法律责任等内容。

第九章，法律责任。行政程序法以行政机关的程序义务为主要规范内容，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作出的行政行为将引发行政行为的无效、撤销、变更、补正等法律后果，这些内容已由第四章第二节予以规定，本章是关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的规定。

第十章，附则。本章规定涉外行政行为、本法的解释权、生效日期等内容。

《行政程序法框架稿》所采用的立法形式

《行政程序法》框架稿的立法形式选择

就以上内容的形式安排来看，行政程序立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立法形式选择的问题。从国外情况看，立法形式的选择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案：（1）高度法典化立法形式。如德国，我国台湾地区都采用这种方案。其特点是将所有与行政程序相关的内容均纳入行政程序法典，其优点是可以尽可能使行政程序规范统一；（2）单行通则立法形式，使单行通则与其他相关法律构成一个整体，共同调整行政活动的程序，如日本，意大利等国家；（3）单行立法加法典编纂的立法形式，如美国。这种立法形式的特点是：先制定一般通则性的程序法典，然后逐步将有关的单行立法通过法典编纂形式纳入行政程序法，使行政程序法称为一个开放的立法过程。上述立法形式各有其优缺点。我们认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立法形式的选择，需要考虑立法成本、立法需求、行政程序法与其他单行法的配套协调、以及形式可能性等因素。基于对这些因素的综合考虑，《框架稿》所采用的立法形式，基本上属于单行通则立法形式，当然，完全可以考虑在条件进一步成熟时通过法典编纂或高度法典化方式使行政程序法制度进一步得到完善。

VII.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中几个重点与难点问题

从行政程序法研究和正在进行的立法实践看，我们认为，我国行政程序立法中仍然存在一系列重点和难点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比较研究、实证研究而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解决方案。目前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行政程序法原则的效力问题。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将是立法中要突出的重要问题。这些基本原则是否应当具有直接的规范和约束力？立法中应如何处理？

第二，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与特别行为程序的关系应如何处理？一般程序规定是不是行政程序要求的“底线”？抑或特别程序优先于一般程序？

第三，行政程序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应如何处理？是新法与旧法的关系还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例如，行政许可和处罚程序，是使用《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还是适用行政程序法？

第四，行政主体和相对人违反程序的法律责任应如何规定？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将导致何种法律后果？相对人违反程序与行政机关违反程序在法律责任上是否应有所区别？

第五，行政程序立法形式应当如何选择？

注释：

1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这种情况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学术界的讨论，在实务界也体现出一种蓄势待发之态。例如，1999年12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一位大学毕业生认为自己在博士论文答辩中没有得到程序上的公正对待，而把他的母校推上了被告席。原告的一位人在法庭中慷慨陈词，要求以制定法为案件审理依据的中国法院适用“正当程序原则”。类似的情况近年来屡有所闻。参见“中国法律信息网”（），《刘燕文诉北京大学词》（何海波）。

2例如，仿佛是在一夜之间，程序正义、正当程序、程序革命、程序的独立价值、看得见的正义，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突然成为法学理论和诸部门法学的关键词。在法律改革的实务方面，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程序的改革成为“亮点”。

3一个可以作为例证的情形是，有学者干脆提出“法即程序”的命题，并引发一定范围内的讨论。

4这里主要对行政决定制作程序（decision-makingprocedure）进行简要考察。关于行政立法程序（rulemakingprocedure），特别是规章制定程序，由于在立法和制度实践上还处在不断变动的摸索阶段，在这里我们不专门进行考察。

5关于社会转型对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影响，以及这一社会现实中法律程序对于法制建设的意义，笔者在其他论文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参见，罗豪才，王锡锌：《行政程序法与现代法治国家》，载于《行政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

6《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54条。

7关于对正当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的详细讨论，参见王锡锌《程序正义基本要求解释》，载于《行政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正当程序与“最低限度的公正”》，载于《法学评论》，2002年第2期。

8《行政复议条例》，第5条。

9《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32条。

10《行政处罚法》，第42条，第（4）款。

11《行政处罚法》，第38条，第42条第（4）款。

12《行政处罚法》，第37条。

13关于美国正式的行政裁决过程中“审判式听证程序”的特征，参见BernardSchwartz，AdjudicationandTheAdministrativeProcedureAct，32TulsaL.J.（1996），pp.203-219.

14关于《行政处罚法》立法精神的讨论，参见王锡锌，《试析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载《法商研究》，1996年第6期。

15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第442－443页。

16《行政许可法》（草案）。

17《行政诉讼法》，第39条。

18客观地说，从法律程序总是要服务于某种“目的”这一意义上讲，“程序工具主义”并不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上，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律程序总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工具主义功能。但是，如果认为法律程序只是为实体结果服务的，而当程序不能为该结果服务时就可以不再遵守程序的话，这就不再仅仅是“程序工具主义”了，其实质乃是“程序虚无主义”。

19在各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史上，相关的实证研究构成立法的基础。以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为例，在该法的制定过程中，不仅美国律师协会（ABA）组织了长期的实证研究，而且官方也进行了颇具规模的实证研究。1939年，罗斯福总统成立了“关于行政程序的司法部长委员会”（AttorneyGeneral‘s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Procedure），该委员会由杰出的学者、私人律师和法官组成，其目的就是对行政程序的现状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委员会在随后的2年里，通过访谈行政官员、律师和公众、参加行政机关会议、审阅有关文档等途径，对27个联邦政府部门的行政程序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于1941年提出了一份长达474页的报告。该报告被称为“美国行政法上的一个地标”，为1946年APA的制定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参见1941FinalReportofAttorneyGeneral’s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Procedure.

20例如，全国人大法工委于2002年6月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对《框架》进行研讨和征求意见的国际会议。

21“中国行政程序实证研究”课题，由国家行政学院应松年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十多名研究生和博士生参与了具体的调研工作。目前，我们已经对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行政机关的行政程序制度与实践进行了调查，课题实证调查报告处在最后整理阶段。全国人大法工委对此项研究提供了巨大的支持，亚洲基金会为该研究提供了资助。

22关于行政程序调查的中央行政机关部分，见《行政程序法立法调研报告》（中央行政机关部分）。该报告是一个初步的文本，最终报告将在调研结束后公开出版。

23苏力在其《送法下乡》一书中对社会调查中的权力资源作了非常深入的考察。确实，权力、金钱、私人关系、认同感、调查技术等等因素，都可能作为社会调查中的资源而对调查结果产生影响。对此，我们在调查中也深有感受。参见苏力，《送法下乡》，第12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

24参见《调研报告》（中央行政机关部分），2002年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年会资料。

25迄今为止，对行政程序立法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研究与论证，主要采用理论推导和“比较研究”。但是逻辑的常识告诉我们：美国制定了APA以及其他国家纷纷制定相应的程序法等事实，并不能证明中国也必须制定行政程序法，也不能证明制定行政程序法就必定可行。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应当主要是实证的而不是理论的。

26这是我们通过调查和访谈所得到的一个基本印象。

27有代表性的讨论请参见：应松年主编，《行政行为法》，人民出版社（1993年）；姜明安，《我国行政程序立法模式选择》，载于《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28目前已经起草的《行政程序法框架稿》对一般程序作了比较好的规定，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些要求。

行政程序法论文范文第8篇

一般认为，英美法系主要关注行政程序，而大陆法系则较为关注行政组织与行政行为，这是两大法系的主要区别。正当程序主要来源于英国自然公正的原则，其主要包含了两方面内容，其一，为了避免出现偏私，任何人都不能在与自己有关的案件中担任法官;其二，任何人都可以享有在自己可能受到权力不利影响时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自然公正原则最初只适用于司法或准司法程序，后扩大至行政权。1791年，美国将正当程序上升至宪法原则，正式写入《美国宪法》，后来美国法院为了确保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行为的公平合理性，又将其解释为实体性正当程序与程序性正当程序。行政法是与国家活动和政府行为联系最为直接和密切的部门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资本主义法系。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认为正当程序原则的来源于英美国家，但是正当程序观念在大陆法系中的诞生最早可追溯至罗马法时期，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为了保护公民的权益就已经存在了“向公民申诉制度”，这种向民众申诉的制度是对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通过对执法官权力的限制确保其不能随意判处市民死刑，这一制度的确立和产生表明了当时的罗马市民已经有权要求获得公开审判，并可以在审判中提出自己的意见。相关学者指出，民众申诉制度的确立已经构成了罗马法刑事诉讼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可以起到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然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来源于资产阶级革命，而并非溯源于罗马法。欧洲大陆上的国家普遍都认为法的唯一来源是国家，其传统行政法学主要是在法律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公共利益较之私人利益而言处于更重要地位。在这种法律行政体系之中，行政机关是权衡公共利益和维护公共权益的唯一主体，私人介入被认为会损害公共利益，影响行政效率，因而这种行政行为的方式主要是单方行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完全赋予随后的司法审查。此外，在典型的自由主义时期，行政与社会严重脱离，私人利益被排除在行政机关的考虑范围之内。处于发展中的全球行政法正塑造着全球治理的新模式，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及法律实施等领域的全球化是全球行政法出现的基础和前提，正当行政程序在全球行政法中担任着决策和规制程序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充分保障决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二、影响正当行政程序与行政法全球趋同的因素

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各国行政法中所包含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都发生了极大改变，而且不同国家之间的行政法相互模仿、相互借鉴、相互影响，最终使得行政法的发展呈现出全球趋同的趋势。比如，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中都存在一些类似的制度规定，一些国家都设立独立或者半独立的管制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或者区域自治;其中正当行政程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其作为行政行为的基本原则在国家宪法中被明确规定。首先，正当行政程序在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快速发展受代议制民主危机和参与式民主的影响。在代议制民主下，往往不能选举出真正能代表选民利益的代表，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对代议制民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通过代议制民主产生的选民代表一般由少数政治精英统治，并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支配，使得社会公民难以与国家机关进行有效沟通，不能满足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需要。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出现，政府与市民社会间的界限开始模糊，立法者想要以唯一的方式来界定公共利益优先的意愿显然已不可能达成，因而参议制民主形式开始出现。政府不再单独作出决策，而是与社会和公民共同协商，从而使得决策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在这一社会背景影响下，正当行政程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借鉴。其次，在大陆法系国家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正当程序与法治国理念的密切联系，进而加强了正当程序在国家宪法中的地位。法治国的基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和尊重，如果国家要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必须有实定法的规定，尤其应该有明确的宪法规定，而行政程序可以保证这种限制不被超越。在法治国中，决定程序必须经由程序原则而法治化，具体包括程序公开化、法定听证权的保障以及平等原则。随着近代人权保护理念的深入人心，各国也显得后加大的对人权的保护力度，比如在德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的国家宪法中都有对人权保护的明确规定。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与人权保护密切相关，不少国家纷纷将人权列入司法保护的范围，作为人权保障的正当程序也被当作基本原则列入国家宪法体系之中。

三、正当行政程序与全球行政法的逐步形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必然趋势。在这种趋势下，法律全球化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20世纪末，美国著名学者斯图尔德提出了全球行政法的概念，与传统行政法存在很大差别，而且由于其主体的多元性，使得全球行政法的确立没有统一的宪法基础，进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正当行政程序是体现全球行政法形成的重要方面。首先，正当行政程序是约束国家遵守全球性规则的工具，由于正当行政程序是同样适用于国家与私人的全球行政规制规则，保护私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约束行政权力两方面是行政法的实质所在。全球行政规制规则对私人的保护也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干预国内公权力制定规则，二是对制定全球行政规则的超国家规制机构进行约束，这两个方面都集中体现了正当行政权力的重要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虽然很多国家的内部行政规则在法律效力上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内部，但是，其实际影响范围已经超过了国家范围，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很多人会因为不同国家质检行政规制的不同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其次，正当行政程序是处于形成状态的全球行政法出现的主要原则。截止到目前为止，全球行政法的概念还仅仅只是处于描述性阶段。全球行政法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内容是正当行政程序的应用和发展，该程序的应用有利于全球规制机构合法性的有效加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际方面对全球行政法本身的理解和认识还存在诸多不完善和不成熟的地方，构建一个统一完整的法律体系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但也正是如此，才更加体现了正当行政程序的重要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行政法方面逐渐表现出来趋同的发展趋势，而且就目前已经初步形成的全球性行政法来看，正当行政程序在其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成为构成行政法全球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此，各国应该正确认识行政法的全球化，并实施有效措施来应对这种发展趋势。

行政程序法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中国行政程序法，宪法基础，关怀下的行政法学

一、引言

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进入立法程序了。行政法学界对行政程序法已经倾情十五年，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好几本专著，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需要行政法学者的积极参与。然而，阅读十五年来的主要法学刊物上的文章和相关的论著，却发现多数学者谈论的比较多地集中在行政程序法的涵义和功能、目标模式、立法模式、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等问题。对于各国或者某一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背景、立法过程，尤其是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论述不多，或不够充分。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广泛的重视。是中国人的一个梦想，对宪法岂可漠视？本文试图沿着“关怀下的行政法学”的研究进路，对制定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作出一点探讨，因为笔者以为这关系到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动力源泉和基本的立法价值取向问题。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本文所讲的“宪法基础”，不仅仅是宪法所提供的文本基础，还包括宪法所提供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考察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仅有宪法文本一个方面是不充分的，论证力度也是不足的。宪法文本是制宪者意志的结晶，宪法价值蕴含于宪法文本之中，但又不拘泥于宪法文本。宪法实践将宪法文本和宪法价值转化为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并推动宪法的发展，催生其他的法律。这三者虽保有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但也相互联系相互推动。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当法律受社会条件条件、思想、个人和团体的影响而产生的时候，它们自身也对文化产生影响。这一过程继续下去，又会产生新的法律。”[①]

二、宪法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基础[②]

在法学领域中，宪法学与行政法学联系最为紧密。两者都将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在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上也是一致的。曾任联邦德国联邦行政法院院长的弗立兹。韦纳教授认为“行政法乃具体化之宪法”。[③]日本行政法学者对此亦深有感触。“伴随着制定日本国宪法取代明治宪法，行政法的基本原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概言之，明治宪法之下中央集权、官僚的、警察国家的色彩浓厚，而日本国宪法之下，行政法中英美式的地方分权、民主的、法治国家的色彩必然变得浓厚起来。”[④]“行政法的使命就是：根据（新）宪法的基本原理对行政权力给予严密的监视，并对其加以正确的限制和导向，以此来保证国民的自由、权利和幸福。”[⑤]我国学者龚祥瑞先生认为，“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而行政法是宪法的实施。行政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是宪法的动态部分。”[⑥]行政法应将宪法的规定和精神落实下来，对其进行具体化。相应地，行政法学的研究不能脱离宪法原理，不能缺乏的关怀。

行政程序法与宪法之间关系也是相当密切。在行政程序法的地位上，我国台湾学者叶俊荣认为，“行政程序法……乃准宪法的法律。”“同样是法律，某些法律的规定内容与宪法理念与制度的实现有直接的关联，这些法律即是宪法理论上所谓‘准宪法’的法律（quasi-constitutionalstatue）。”“此种论点乃是考量行政程序法内涵对行政权行使的程序要求，往往是宪法上正当法律程序的延伸，或权力分立原则的落实，负有实现宪法精神的机能。”[⑦]行政程序法要将宪法对人权的承诺更加圆满地实现，从而有助于在人权保障中消除事先控制（权限界定）的乏力性和诉讼机制的滞后性。有学者认为，我国行政法的研究“不应该只限于法源部分对宪法的简略的阐述，而应该确立以宪法研究带动行政法学研究、以原则指导行政法原则的研究作风，确保行政法学研究始终围绕宪法原理展开。关于行政程序法的研究，和行政实体法研究一样，必须首先研究其基础。”[⑧]下面笔者将沿着历史和逻辑两条轨道对此进行探究和归纳。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宪法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了基础。这里我们选取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来考察。前者宪法当中有明确的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而后者宪法当中则没有。这里先来看看美国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APA）的制定过程。制定APA的动议始于1916年。从1929到1940年国会议员曾先后提出四个议案。但由于模仿大陆法系的行政诉讼制度，要设置统一的联邦行政法院系统，司法色彩过于浓厚，未考虑行政程序的特殊性，且与美国制度不相符合，而未获通过。1939年设置的行政程序委员会于1941年提出研究报告，将正反两方面意见提交国会。之后，麦卡兰沙幕纳法案提交国会，经广泛讨论，最终达成妥协，于1946年获得通过。[⑨]美国行政程序法的立法背景，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1）民主的发展已相当可观。美国已顺利发展了一百多年，以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体系已站得住脚，并获得民众的认同，国会制度也已相当成熟，民间社会的活力也已达到一定规模，民间团体的活力也相当充沛，法学教育已相当有基础，而律师族群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很大。（2）经历新政与二次大战的高度变革与转型。新政时期和二战期间所实施的行政措施，程序极为简易，虽可应付危机，但有失常规，缺乏对公民权益的保障。（2）行政权高涨，独立管制机构普遍设立。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独立管制机构急剧增加，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一身。权力混合，与宪法的分权原则和正当法律程序有某种程度的不合。（4）法律族群力量雄厚，强力运作立法。[⑩]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宪法文本中有“正当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的规定（修正案第5、14条）。这是从英国法当中继受而来的。1354年爱德华三世公布的大中首次使用“DueProcessofLaw”。爱德华。柯克大法官将其界定为要求“、控告善良守法的公民，接着审理定罪”的过程。“实际上，与传唤被告到庭的令状相联系，正当法律程序只是一个非常狭窄的权利。”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在通过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基本没什么用处。直到1856年最高法院才在一起案件中对其进行界定。Curtis代表法院发表一致意见，认为这一条款是对立法的依照限制，即国会不能随意立法来剥夺公民的自由和财产，而必须符合普通法。[11]这种实质性正当程序约于阻挠和反对。没有对宪法的广泛认同，没有宪法的成功实践，没有产生严格控制行政权的强大压力，行政程序法是难以成功制定的。

制定行政程序法是需要以宪法为基础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行政程序法对整个行政法制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为防止行政机关的抵触和行政相对人的不满，行政程序法需要寻求广受服膺的宪法的支持。宪法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一部法律如果能在宪法当中找到基础，得到宪法的支持，必然能获得广泛的认同，这样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就能获得可靠的保障。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功能之一就在于规范、制约、监督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使行政权真正置于程序规则的约束之下。行政权为何要受此种约束，行政主体又如何能够接受这种约束，需要作为体现最广泛民意的宪法为此提供依据和基础，需要成功的宪法实践给以压力。行政程序法的另一功能是提高行政效率。而要提高行政效率，其具体途径多种多样，包括实施所谓的职权调查主义，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为等。行政相对人要受到何种约束，什么程度的约束，宪法为此提供了标准。行政程序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相对人的哪些重要的基本的合法权益必须得到保障，保障到什么程度，作为人权保障书的宪法也对行政程序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达到宪法所提出的要求，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才有其合宪性正当性的基础。

另一个方面，宪法对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也有一个控制的作用。仅从法律体系的统一性角度来说，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而不能与之相违背。宪法需要将整个法制控制在它所形成的价值秩序之中。“宪法作为国家基本制度的根本法，提供行政权存在与活动的依据，使行政权的运作从属于宪法的基本原则。这一关系决定了行政法对宪法的从属性，以及行政法的局限性。”行政法具体化宪法，但“具体化本身不是无限制的，客观上存在一定的限度，超越其界限而得到具体化有可能影响宪法对行政法的制约功能，使行政法失去合理存在的基础。”[21]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涉及到的是对行政权的控制，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保障，是行政权力与行政相对人行政权利的平衡问题。其间的标准和界限应该划在哪里，宪法已经提出了一个基本的要求。宪法体现的是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的最高价值准则。在法治社会中，下位阶的法律不得与之相抵触。宪法所提出的要求必须予以满足并加以保障。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不能违背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违反宪法规定或者达不到宪法所提出的标准的行政程序法是欠缺正当性合宪性的，是得不到广泛认同的。这势必会使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大打折扣。即使是在行政程序法制定之后，仍然存在着宪法对行政程序法的控制问题。各种力量仍然可以对行政程序法或者其某些条款的合宪性提出质疑。在行政程序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立法疏漏，也应该按照宪法规定及其基本原理对行政程序法予以补充。在行政程序法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需要解释的问题，宪法也是具体解释所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前提，解释必须按照宪法的指引进行。宪法的控制和保障不会随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过程的结束而结束。

三、中国宪法为制定中国行政程序法提供基础

在目前，探讨制定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似乎必要性不大，似乎又是一个假大空的文章。其实笔者倒是以为，中国要制定行政程序法是必须要以宪法的规定和精神及其成功实践为基础的。不以宪法的成功实践为前提，制定行政程序法就不会成为一种需求，就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不以宪法的规定和精神为依据，行政程序法就不会获得广泛的认同。而且，一旦我国违宪审查制度运作起来之后，探讨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其意义自然可以凸现。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应该根据宪法，符合宪法，而不得与之相抵触，并且应该努力达到宪法价值提供的标准，这是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要求。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第14条为APA的制定提供了明确而有力的宪法依据，这着实让人称叹不已。反观中国宪法，人们不禁产生疑问，我们的宪法能否作为制定行政程序法的依据和基础呢？

有部分学者一方面认为宪法应该成为行政程序法的基础，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宪法文本难以成为行政程序法的基础。从一些著述中可以看出持该论点的大致有：杨海坤和黄学贤[22]、王学辉[23]、杨寅[24]，以及皮纯协主编的《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25]等。其主要理由有：（1）我国宪法中既没有出现“正当法律程序”或“自然正义”之类的提法，也没有反映“正当法律程序”和“自然正义”基本要求的宪法精神；（2）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非常抽象，所关注的只是一种目标或目的正义；（3）宪法第27条第1款规定的主要是关于行政机关的内部工作程序；（4）宪法规定不明确、不直接，不能发挥强有力的促进和指导作用。概言之，现代行政程序法得以产生的宪法性原则在我国还未真正建立起来。中国宪法中某些条款可以成为宪法性基础，但比较间接，且过于牵强。

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宪法不能成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渊源。”[26]也就是说，宪法中的规定并没有对行政机关的法定程序的要求。该观点认为从宪法中寻找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如第2条、第27条、第38条等）有一定意义，但由于这些规定：（1）过于抽象、不是对行政程序法的直接表述；（2）以人民整体作为规范对象，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是对国家机关工作方法的一种规定，而不是对公民个体权利的直接保护；（3）宪法在我国不能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依据，没有对行政机关发挥实际的约束作用。

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从宪法文本上来分析的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问题。虽然支持者不多，但它们的存在使人不得不对中国宪法能否充当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基础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仅从宪法文本一个角度是否妥当姑且不论，我们以为上述观点主要存在着两个大的方面问题。

第一，需要分析形式与实质之间的界限。诚然，中国宪法当中没有出现“正当法律程序”、“自然正义”之类的字眼，但是认为中国宪法没有提供相应的宪法原则和精神，“正当法律程序”非修宪而不可得的观点，笔者以为还是欠妥当的，形式主义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学界不应妄自菲薄，而需进行深入思考，探讨“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质内容。我们的宪法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我们的宪法学也受到了历史因素的诸多影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认识中国宪法中所体现出来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我们应该认同作为根本法、人权保障书的宪法崇高价值，应该逐渐形成对宪法的信仰。“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是否有效，取决于受其影响的人民的信仰和践行。”[27]“行政法应更主动地依据宪法原理构筑行政法自身体系，合理地理解与解释宪法原则与精神，以合宪性作为其存在的基础。”[28]中国宪法并不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质要求，我们缺少的是在我们的宪法当中去寻找的现实。

第二，需要分析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界限。确实，我国的宪法某些条文比较抽象，政治色彩也比较浓厚。原则、抽象、政治性，这是宪法本身的特征，不能简单地说就是中国宪法的缺陷。其实，这些正好为宪法解释、为使宪法与时俱进顺应时展创造了较大的空间。是宪法本身就不能充当行政程序法的基础，还是宪法在现实中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发挥它的应有作用，这是必须要分清的问题。

当然，多数学者还是认为我国宪法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了基础。如应松年、江必新和周卫平、傅华宗等、杨建顺、章剑生、姜明安等。至于宪法如何提供基础的，则又众说纷纭。大致有如下几种观点：（1）单一条文说。这又分为三种。其一，可称之为“倾听人民意见说”（第27条说），认为宪法第27条第2款为行政程序法上建立听证程序奠定了宪法基础；[29]其二，可称之为“公民参与说”（第2条说），认为宪法第2条第3款的规定是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宪法依据。因为行政程序法所规定的程序，最主要的是公民参与决策。[30]其三，可称之为“法治原则说”（第5条说），认为宪法第5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行政程序法是实现该目标的重要手段。[31]（2）两个条文说。该说认为，宪法第2条第3款是在行政程序法中设立参与原则的宪法依据，第27条第2款是建立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而听证又是整个行政程序的核心内容。[32]（3）五个条文说。认为宪法第2条第3款是对行政程序法中民主原则的确定，第5条是对行政程序法中依法行政原则的确定，第27条第1款是对效率原则的确定，第二章包含行政程序法中尊重公民权利的原则，同时宪法第27条第2款、第41条为行政程序法的两大基本制度（即事前的公听和听讯制度、事后的申诉和赔偿程序）提供了实质内容和基本准则。[33]

宪法基础，见仁见智。对此进行探讨，其意义就在于成功地制定行政程序法，更好地实现宪法的价值，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上述学者基本上都是从宪法文本上寻找制定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基础的。笔者以为，中国宪法是能够成为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基础的，而且制定行政程序法也不能没有宪法作为基础。但寻找行政程序法的宪法基础，既不能脱离中国宪法的条文，但又不能拘泥于宪法条文。中国宪法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的基础，不仅有宪法文本（包括原则和规范）上的基础，还有宪法价值上的基础，以及宪法实践所形成的社会基础。三者的结合才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基础。[34]

首先，中国宪法是尊重人权的。实现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承诺，是制定行政程序法所要达到的目标。多年的宪法实践，正在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我们知道，宪法结构的安排与宪法的指导思想、与本国的具体情况等因素密切相关。从篇章结构来看，1982年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作为第二章，将“国家机构”作为第三章，体现了人权的本源性。权力来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从新中国制宪史来看，1954、1975、1978年宪法均将“国家机构”置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前，1982年宪法将此顺序予以颠倒。这是对历史教训的记取，体现了尊重权利的宪法价值。[35]有人或许要反驳说，这种顺序的颠倒并不能说明国家对权利的尊重，美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还是作为宪法修正案附于宪法之后的。确实，从静态的宪法结构即章节的先后是看不出宪法是否尊重人权的，但是联系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为什么魏玛宪法是将“德国人民之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作为第二编，而1949年德国基本法却在第一章规定了“基本权利”？为什么我国1982年宪法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修改却又改变了基本权利与国家机构的编排顺序呢？从动态的角度来看，这前后的变化皆因历史的教训而起，对人权的尊重一目了然。另外，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的教训，我国宪法关于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的规定，不仅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内容，而且规定得更加切实和明确，还增加了新的内容。例如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条文，是新增加的；关于公民的人身自由，自由，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以及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等等，都比过去规定得更加具体。为了保证公民权利的实现和逐步扩大，宪法还规定了国家相应的基本政策和措施。[36]这些都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彭真同志在宪法修改草案说明当中指出，“宪法修改草案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是《总纲》关于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原则规定的延伸。我们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从法律上和事实上保证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自由和权利。”他还认为，“宪法修改草案中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许多条款，实际上同时包含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而且国家机构的规定所遵循的方向和所体现的要求首先就是要“使全体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我们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国家机构的设置，都应当是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保证全体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37]国家设立相应的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其目的就在于“为人民服务”（宪法第27条）。凡一切有利于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都是符合宪法的要求的。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它将有力地规范行政权的行使，从而让行政机关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最大程度地实现对人权的保障。

应该说，我国现行宪法文本可以折射出对人权的尊重。但由于立宪技术等原因，宪法文本中对人权的规定还不够完善，还未能最大程度地体现出对人权的尊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宪法的理解和对宪法价值的追求。法的目的决定着法的发展方向。宪法文本、宪法价值以及宪法实践必然相互推动，从而能达到协调统一发展的状态。

1988年修宪将私营经济写入宪法，1993年修宪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写入宪法，1999年修宪又将非公有制经济提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这些均有利于多元利益主体的出现，有利于权利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近几年来的涉宪诉讼又让人关注宪法，关注宪法的发展。受教育权、平等权、生育权、隐私权、生命权等一些基本权利得到了深刻的体验和积极的追求。我国宪法把个人当成熟公民来看待，自治精神贯穿于宪法之中。这些年来，民族区域自治、特别行政区自治、基层群众自治深入开展，人民的自治意识也日益高涨。选举制度几经改革，正朝着平等、普遍、直接、秘密的方向在前进，部分地方还在制度框架下成功地实验着在乡镇等选举程序中引入竞争的机制，还有人自己出资张贴海报开动宣传车进行宣传以争取当选。人民的民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五、二五、三五、四五普法的广泛宣传，三大诉讼制度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对法律的需求。权利意识、自治意识、参与意识、法治意识正在形成和深入发展。这些都有利于行政程序法的成功制定。

其次，中国宪法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了最高的价值准则和若干重要的基本原则。宪法在文本上、价值上为行政程序法提供了基础，并督促其程序和实体方面均符合正当性的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宪法是重视程序的，重视程序对人权保障的作用。宪法第37条第2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第40条规定，“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两个条文的规定主要是针对刑事程序而言的，所体现的是刑事正当法律程序，而且后一条文还明确使用了“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的字样。中国宪法中的上述两条规定，显示出它重视程序对人权的保障。笔者以为这种对程序的要求，也应该准用于行政程序。宪法重视程序对人权保障的作用，相应地就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的时候，要遵守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是否能达到宪法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程序法当中的行政程序和行政实体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性。宪法为此提供了明文规定和相应的价值作为标准。宪法在这里为行政程序法提供的基础的，既包括宪法规范，也包括宪法原则和宪法价值。符合这些要求，行政程序法才是正当的行政程序法。这一点就是下面重点要论述的内容了。

第一，尊重人格尊严，这是宪法价值为制定中国行政程序法提供的最高价值准则。

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这一条文为谁而写？这一条文是前几部宪法当中都没有的，“它是总结了‘’的严重教训而写出来的。”[38]“由于当时国家权力的作用方式十分特殊，看似是私人之间的人格权侵犯行为，其实已渗透了某种国家或公共权力的作用。”“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中有关人格尊严保障之规范结构和方式的形成，的确具有深远而又独特的时代背景。”[39]从这一历史来看，人格尊严条款是为限制国家权力而写的。从宪法规范来看也是如此。宪法第5条第4款、宪法序言第13段均明确要求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宪法，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行政机关自然也不可例外。

人格尊严条款要求行政机关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人格尊严，要在行政程序中确立相对人的主体地位，而不能再像从前一样把公民只视为行政的客体，只是行政的被管理者、命令的服从者。行政程序的设计必须要将相对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格主体来考虑，要让相对人能在程序中发挥主动性、积极性，有机会实现自我的价值。行政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和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人格载体的个人，在程序中必须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不能体现出保障人格尊严的行政程序法是不具有正当性合宪性的。

第二，我国宪法的原则和规范还为制定行政程序法提供了重要的基本原则。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程序法治原则。

这是宪法中法治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宪法修正案第1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原则在宪法当中已经确立下来。诚然，1982年全面修改后的宪法第5条确立了法制原则，这主要是一种实体上的要求，但从前面的论述也可以看出多少也包含了一定的程序性要求。1999年修宪是在我国法治已有长足进步的情况下进行的。《行政诉讼法》已于1989年通过并于次年实施，其中的第54条第（二）项对“法定程序”的要求也已实施多年。1996年颁布并实施的《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程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此，99修宪确立的法治原则就不能不说包含着程序法治的要求了。而程序法治的主要针对对象就是行政权的运行程序。程序法治的要求首先就是行政程序的设置要符合宪法和法律。在姜明安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以下简称姜明安试拟稿）第4条（依法行政原则）当中没有将宪法纳入其中，而只规定“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规定均不得与法律相抵触”。在皮纯协主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建议稿）》（以下简称皮纯协建议稿）第四章（抽象行政行为）当中，也没有规定“根据宪法和法律”。将宪法排除于外，笔者以为是欠妥当的。虽然说，即使不将“宪法”写入其中，也要根据宪法来制定，而不能与之相抵触。但是，明确载明还是有利于理解上的便捷，而且也可以与宪法条文中的规定相一致。程序法治还要求，程序的运行要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当然，宪法当中程序的规定不多，这里主要是要符合宪法的原则和精神。程序法治还要求对程序运行所产生的结果负法律责任。行政程序法在总结和设计时，应该仔细考究各种行政程序，对行政程序上的各种瑕疵应产生何种法律后果、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的、一一对应的规定。这样才能使行政程序的设置落到实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皮纯协建议稿还是姜明安试拟稿在法律责任方面的规定均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明晰化。这是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和科学研究的。

2.行政民主原则。

这是宪法中人民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民主在本质上应该是一个程序上的原则。具体到行政程序法上，它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方面。（1）公民参与原则。

“行政程序本来是从对国家权力的防御权的思想出发，作为服务于保护国民的权利、利益不受国家权力侵害的制度而发展起来的。”在现代行政之下，加上民主参与的理念，呈现出新的发展。[40]也就是增加了一种积极的色彩。我国宪法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这一款也是前几部宪法所没有的。学者认为增加这一条款意义重大，其一，说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更加扩大，人民还可以通过人大系统以外的形式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其二，扩大了直接民主；其三，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41]民主原则具体到行政法领域就是要求“参与型行政”。相对人有权参与行政过程，并有权对行政发表意见，而且有权要求行政主体对其所发表的意见予以重视。参与原则是行政民主化的一项必然要求。通过民众参与，“得以使行政机关在一方面透过国会立法与预算取得国会民主正当性之余，更直接由人民处取得民主正当性，形成二元民主正当性。”[42]另外，参与原则也是尊重人格尊严落实人的主体地位的体现。这么多年来的实践表明，人民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参与要求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参与原则是我国宪法对制定行政程序法的一个明确要求，在目前我国行政法制中行政相对人利益未被充分有效代表的情况下，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43]在皮纯协建议稿中参与原则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它将听取行政相对人意见作为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在姜明安试拟稿当中，很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点就是第一次将公民的“立规建议”规定在行政程序法中（第27条），这是公民创制权的体现。当然姜明安试拟稿在参与方面还稍有不足，它仅在原则、听证程序、立法规划等当中加以规定，而没有全面落实。

（2）程序公开原则。

程序公开可以说是是参与原则的一个必然要求。它对应的是公民的知情权问题。知情权，又称之为了解权（RighttoKnow）或知的权利（知ゐ権利），有的国家宪法作了明文规定，我国宪法没有明示此项权利。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基本权利的地位。中国宪法第2条规定人民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权，第3条规定人民有对人大的监督权，人大对政府的监督权，第34条规定了公民的选举权，第35条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第41条规定了公民有批评建议的权利等。据此，人民为了行使这些权利，必须建立在公民对政府活动情况了解的基础之上，从而，可以推定宪法包含有公民的知情权这一默示权利。知情权是行使上述权利的前提条件。[44]程序公开是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的必然要求。近年来，村务公开、农村税费公开、政府上网工程等政务公开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只有公开，增加行政的透明度，公民的知政、参政、监督政府、独立自主才可以有保障，公民对政府的信赖才可能形成。在行政程序法当中，主要由阅览卷宗制度和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对此加以落实。

当然，这里也有一个与尊重人格尊严的协调问题。尊重人格尊严要求保护行政相对人的隐私权，而知情权与隐私权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冲突。行政主体负有协调的职责。

3.行政公正原则。

这是宪法中所派生出来的一项原则。具体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程序公正原则。

程序公正，一般认为可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二）任何人或团体不能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45]中国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一切国家机关自然包括行政机关，而且重点要求的也是行政机关，因为它与公民的接触最多，关系最为密切。可以说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这主要是一种对行政机关工作程序上的要求。可以说该条款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出部分程序公正的要求。宪法第125条规定的被告有获得辩护的权利，其中的原理同样适用于行政程序当中。不倾听人民的意见的建议，尤其是在作出不利于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是不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的。在行政程序法中，一方面要建立起听证制度，另一方面在非正式程序中也要积极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而且这些规定不能仅作一原则性或宣示性的表述，而应将其具体化、法律责任化。违反这一规定将导致行政程序什么程度的瑕疵，是撤销还是无效，这些均应明晰化。而皮纯协建议稿、姜明安试拟稿的相关规定均没有达到这一地步，或许还要进一步的研究。

（2）平等对待原则。

平等对待是一个集实体与程序要求于一身的原则。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明确规定，“公民在法律目前一律平等。”并于宪法第4条第1款（民族平等）、第5条第5款（任何人不得越法）、第34条（选举平等）、第48条第1款（男女平等）作出了消极的规定，于第44条（退休人员生活保障权）、第45条（获得物质帮助权）、第49条第4款（老人、妇女、儿童不受虐待的权利）第50条（华侨、归侨、侨眷的正当、合法权益受保护的权利）等作出积极的规定。可以看出，一方面要求反对不合理差别，同种情况同种对待；另一方面要求承认合理差别，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平等，无论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一项基本原则，都可拘束立法、行政和司法。具体到行政程序法当中，这一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就某一事项享有一定的裁量余地时，针对某一相对人作出一行政行为即形成行政先例，此后遇到同样情况的案件就应该作出与前一行政先例相同的行政行为。行政主体应平等对待行政相对人，无正当理由，不得差别对待。制定行政程序法、执行行政程序法，均须遵守该要求而不得违背。在姜明安试拟稿第9条（平等原则）当中，对平等原则的表述也与宪法的表述有一定的不同，笔者以为应该探究一下相应的立宪背景，而且还应该对现实行政当中的不平等状况进行一番调查，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这一原则还要求，行政主体针对不同情况就应合理分类以作出恰当的行政行为。例如给付行政特别是供给行政中，应给那些需要帮助的相对人以特别的给付，使其能过上一个健康文明的生活。姜明安试拟稿中第一次将“行政给付”纳入行政程序法之中（第五章第二节），颇具特色。但需要指出的是，该规定并未完全体现出宪法的要求。首先，权利的保障仍不充分。该试拟稿当中虽然规定，“行政给付项目建立后，其范围、对象、等级、标准变更或废止相应项目，应提前六十天告知行政相对人，如此种变更或废止可能导致相对人生活发生重大困难，应相对人申请，行政机关应为之举行听证。相对人对之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第78条）对于某些事项应该允许先给付后听证；即使是先听证，也要对在听证后补足应给付项目作出规定。其次，宪法在这一制度中体现了一定的国家辅或补充性作用的色彩，而该试拟稿在这里并未为社会力量发挥应有作用留下空间。[46]这还达不到尊重人格尊严的最高价值准则的要求，不能完全符合保障公民自由权等基本权利的目标和提高行政效率的原则。这是它的不足。

（3）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也是一个兼具实体与程序特征的原则，它要求行政主体在作出变更、撤销、废止行政决定的时候，要保护行政相对人正当合理的信赖。这一原则同样也是导源于宪法的要求。信赖保护原则常常与依法行政原则相矛盾，如何寻求两者之间的协调，也许只能在宪法当中找到依据了。宪法第13条规定了公民的财产权，第二章规定了公民的自由权等基本权利。对公民的财产、自由等基本权利，行政主体有义务予以保护而不得侵犯。行政主体在变更授益性行政决定的时候，不考虑行政相对人的正当合理的预期，实际上就是侵犯了行政相对人处置自己财产、行为的自由。即使相对人获得行政授益时不符合法律条文的规定，如果相对人无重大过错行为，相对人的获益也很难说就是非法的。与公共利益相权衡，看看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信赖利益大于、或者与公共利益相当，就应该予以保护。这种保护较维护一次所谓的“公共利益”要大得多，是符合宪法精神的。当然，其中保护的界限须小心衡量。行政程序法在制定时，须体现出对人民的信赖性的保护。在皮纯协建议稿当中没有对信赖保护的规定，也就没有体现出符合宪法发展的新的要求。

4.讲究效率原则。

讲究效率，这是行政的本质属性之一。我国宪法第27条第1款也提出了明确要求，一切国家机关要不断提高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反对。如何提高行政效率，一方面要依靠行政机关内部高效运作，另一方面要改善行政工作的外部程序，如建立时效制度、简易程序、紧急程序、协商程序等。两者不可偏废。改进内部行政程序和外部行政程序，其目的只有一个，即高效实现行政的目标-公共利益。互相推诿，久拖不决，效率低下，一直是我国行政工作中的一大弊病。行政程序法必须贯彻效率原则。在姜明安试拟稿当中没有简易程序的规定，在章剑生设计的行政程序法体例结构当中也没有简易程序的规定，[47]而只顾及了正式程序，这是不符合效率原则的要求的。正式程序固然重要，但无论哪个国家都是相对较少使用的。非正式程序、简易程序才是行政的常态。另外，现今所有的建议稿包括应松年主持的“试拟框架”当中，均没有紧急情况下程序的规定。紧急情况虽然少，但是对人权造成的威胁却极大。在行政程序法当中，应该对紧急情况下的程序作一个原则性的规定，既要赋予行政机关以权限，又要切实保障人权。当然，效率原则与参与原则、程序公正、程序公开等容易发生冲突。至于如何协调，那是一个利益衡量的问题。无论如何衡量，作出何种取舍，对人格尊严的尊重，对人权核心价值的保护，行政程序法始终不得舍弃。这是我国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承诺。

上述诸多原则，合在一起，大致就可以构成行政程序法中行政程序及行政实体制度正当性的实质内容。只有符合宪法的这些要求，行政程序法才具有其正当性的基础。

四、结语

目前，在中国制定行政程序法要不要讨论它的宪法基础，可能还有人在怀疑着。但在探讨行政程序法的制定背景之后，就可以发现宪法的规定和价值及其实践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了。在违宪审查运作起来之后，讨论的必要性还可以大大凸现。当然，这里的“宪法”不一定就是宪法文本，它还可以是宪法的精神和价值。行政法学研究，不应该脱离宪法文本和宪法原理。如果能先在制度框架下按照宪法原理的指引进行研究，必然会对国家的法治建设发挥积极而直接的作用。尊重人的尊严和保障人的自由，应该是行政法的追求。脱离了的关怀，行政法的价值取向、社会效果等都可能达不到理想的目标。行政法学的研究需与宪法相结合，这样才能有利于宪法与行政法之间的协调互动式发展，有利于人的价值的实现，有利于中国的最终达成。这是两者共同的目标。关怀下的行政法学，或许是一个比较恰当的研究路径。

制定行政程序法是需要以宪法为基础的。没有宪法价值的支撑，没有宪法的成功实践，没有宪法所提供的社会基础，行政程序法不会成为一种需求，也不会制定出来。从宪法在法律体系当中的地位来说，任何立法都应该依据宪法，符合宪法的规定及其基本精神。宪法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了正当性的基础，同时又控制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使其不致于偏离宪法的要求。中国宪法是重视人权保障的，同时也是重视程序对人权保障的作用的。多年的宪法实践也正在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供社会基础。国家设置行政机关的目的就在于为人民服务，行使行政权，一定要符合这个要求。凡是有利于这个目标实现的，都应该是宪法所要求的。制定行政程序法，就是适应这个要求的一个表现。行政程序应该是正当的行政程序，这样才能实现通常学者们所论述的种种功能。宪法向中国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提出了要求和标准。符合这些要求的行政程序才是正当的行政程序。只有符合宪法所提出的诸多要求，行政程序法的制定才是合宪的。宪法所提出的要求，大致包括：尊重人格尊严，程序法治，行政民主（包括公民参与，程序公开），行政公正（包括程序公正、平等对待、信赖保护），讲究效率等。在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时候，基本原则、具体原则、基本制度乃至具体制度的设计自应积极贯彻。至于如何把握其中的界限，尚需对中国宪法和行政法法理作进一步的阐释，尚需对我国的行政实践和各国的行政程序立法作进一步的总结和借鉴。

这么多年来的行政改革，其形势仍然不容乐观。要实现依法行政，任重而道远。随着宪法实践的深入，人们的权利意识、民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对行政权运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宪法文本中的规定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必将被激活，进而迸发出勃勃的生机。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必将成为一种时代需要和必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宪法实践尚不够充分和深入，违宪审查制度尚未运作起来，人权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这些都给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包括目标模式的选择、原则和制度的架构等）带来一定的困难。要成功制定中国的行政程序法，尚需宪法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作者单位：）

参考文献：

[①]SherylJ.Grana，JaneC.Ollenburger，MarkNicholas，TheSocialContextofLaw，2ndedition，PearsonEducation，Inc.，NewJersey，p9.

[②]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宪法与行政法（包括行政程序法）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单向的。行政法、行政程序法将宪法的规定及其精神予以落实，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推动宪法的发展。而且行政法、行政程序法也有其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但是由于本文要论证的是宪法对行政程序法的作用，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得有所侧重。

[③]参见陈新民著：《公法学札记》，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

[④]〖日〗田中二郎著：《行政法》（新版），劲草书房1976年版，第15－16页。

[⑤]〖日〗和田英夫著，倪健民、潘世圣译：《现代行政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⑥]龚祥瑞著：《比较宪法与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第5页。

[⑦]《当代公法理论》（翁岳生教授六秩诞辰祝寿论文集）（该部分由叶俊荣撰写），月旦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第367页注⑥、第371页。

[⑧]杨建顺著：《行政程序立法的构想与反思》，载于《法学论坛》2002年第6期，第23页。

[⑨]参见姜明安主编：《外国行政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第230－231页；陈亚平著：《美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之研究》，载于《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4期，第38－39页。

[⑩]参见《当代公法理论》（翁岳生教授六秩诞辰祝寿论文集）（该部分由叶俊荣撰写），月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75页。

[11]参见EugeneW.Hickok，Jr.edited，TheBillofRight：OriginalMeaningandCurrentUnderstanding，UniversityPressofVirginia，1991，p.p.220-222.

[12]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上），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13]〖美〗杰罗姆。巴伦、托马斯。迪恩斯著，刘瑞祥、潘嘉玢、颜福祥、董承玺、林红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14]参见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813－818页；〖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00页。

[15]参见湛中乐著：《日本<行政程序法>立法背景探析》，载于《中外法学》1995年第4期，第68－69页。

[16]参见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51页。

[17]参见朱芒著：《论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法根据》，载于《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1期，第71－73页。另外，白石判决的相关讨论、以及运用宪法判决的教科书检定诉讼的讨论，还可以参见〖日〗室井力著：《现代行政法的原理》，劲草书房1973年版，第116－131页。

[18]参见〖日〗佐藤功著：《日本国宪法概说》（全订第四版），学阳书房1991年版，第237页。转引自朱芒著：《论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法根据》，载于《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1期，第68－69页。

[19]〖日〗佐藤幸治著：《宪法（新版）》，青林书院1990年版第402－403、414页。转引自朱芒著：《论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法根据》，载于《外国法译评》1997年第1期，第69页。

[20]参见〖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7页。

[21]韩大元著：《宪法与行政法》，载于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36页。

[22]杨海坤、黄学贤著：《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5页、第40页。需要说明的是，杨海坤新近撰文认为：“我国行政程序法的研讨与起草始终在核心理念-规范国家权力、保护公民自由下进行，同时又丰富着宪法内容，催生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中国的推行。”杨海坤著：《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构想》，载于《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第101页。

[23]王学辉著：《行政程序法精要》，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131－133页。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宪法是行政程序法的基础问题，该书的前后论述存在着矛盾的现象。

[24]杨寅著：《中国行政程序法治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25]皮纯协主编：《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107、514页。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宪法是行政程序法的基础问题，该书也存在着前后矛盾的现象。

[26]王万华著：《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当然，该作者在全文引用马思涛《行政程序法兴起的原因分析》（载于《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44－49页）一文时，也认为“的发展，为行政程序法的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见该书第62页。

[27]SherylJ.Grana，JaneC.Ollenburger，MarkNicholas，TheSocialContextofLaw，2ndedition，PearsonEducation，Inc.，NewJersey，p31.

[28]韩大元著：《宪法与行政法》，载于徐秀义、韩大元主编：《现代宪法学基本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页。

[29]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6页。

[30]杨建顺著：《市场经济与行政程序法》，载于《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第23页。

[31]北大公法研究中心行政执法与行政程序课题组（执笔人：姜明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程序法>（试拟稿）的说明》，2002年9月1日。

[32]章剑生著：《行政程序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33]江必新、周卫平编著：《行政程序法概论》，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5页。王学辉也认为宪法第2条第3款是行政程序法公开原则、当事人参与原则的宪法依据，第33条第2款（平等条款）是公正原则的宪法依据，第27条第1款是效率原则、第2款是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见王学辉著：《行政程序法精要》，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34]后文的论述还涉及一个中国究竟要制定一个怎样的行政程序法的问题。是仅包括程序规定的美国型，还是既包括程序又包括实体的德国型？是仅包括事前行政程序的大陆法系型，还是既包括事前行政程序，又包括事后的救济程序的美国型？笔者眼中的行政程序法大致是德国、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不同类型的行政程序法，宪法所提供的基础也会不尽相同。上述若干观点的不同，也部分反映了这种差别。

[35]在全面修改1978年宪法时，对宪法结构的调整曾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应放在国家机构一章之前，这样可以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的思想，这也是世界上宪法发展的趋势和对“”中侵犯公民权利的否定。另一种意见认为，将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一章之后，也可以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因为根据宪法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而且外国宪法中作这种排列的也有。经过讨论后，宪法修改委员会没有采纳后一种意见。参见：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有学者认为，不从历史教训的角度来讲，而从逻辑上来讲宪法结构的顺序调整也是恰当的。因为公民权利自由的内容同宪法《总纲》第2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紧密相连。公民行使各项民利乃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基础。参见许崇德著：《中国<宪法>：人民权利保障书》，载于《人权》2003年第1期，第32页。

[36]参见彭真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1982年12月6日第1版。

[37]彭真著：《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1982年12月6日第1版。

[38]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37－138页。

[39]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40]〖日〗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41]肖蔚云著：《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

[42]叶俊荣著：《面对行政程序法》，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405页。

[43]当然，也并不是“一参就灵”。“参与”是有其自身的一些缺陷的。美国学者理查德。B.斯图尔特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参见〖美〗理查德。B.斯图尔特著，沈岿译：《美国行政法的重构》，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四部分，特别是在第167－168页的一个小结。

[44]参见郭道晖著：《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427页。

[45]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2页。

[46]宪法第45条规定，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可以让社会在给付行政中发挥作用是宪法的明确规定。这里实际上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辅作用或者补充性作用的色彩。国家辅作用，有利于保障公民、社会的自由和自治，有利于提高给付行政的效率（因为地方、基层社会组织最了解需要给付的人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减少行政科层弊病）。

行政程序法论文范文第10篇

我国已经通过宪法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所面临的一项非常重要、非常艰巨的任务即是健全和完善行政程序法。怎样完成这一任务，我们首先面临的是立法模式选择：是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还是分别制定单行法？如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调整范围如何确定：是否包括抽象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包括内部行政行为程序，是否包括行政救济程序，是否包括行政法的有关实体原则和规则？此外，如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其性质如何确定，是欲使之成为一部“基本法”（其他有关行政程序的法律与本法不一致的，均以本法为准），还是欲使之成为一部“普通法”（本法之前或之后制定的有关行政程序的单行法律可作为“特别法”而在效力上优于本法），是欲使之成为一部“纲要式”或“通则式”的法律（需依靠其他具体法律实施），还是欲使之成为一部具有“可直接操作性”的“规则式”法律？

对于上述问题，我们已经争论了好几年，现在是必须作出抉择的时候了。否则，我们将耽误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下面笔者就这些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统一立法还是分别立法。笔者一直主张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笔者认为，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至少在下述方面优于分别制定单行法：其一，有利于行政程序法制的统一，以避免分别立法可能导致的法律间的相互不一致、相互矛盾、相互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对行政相对人的不公正：相同情况不同对待，或不同情况相同对待；其二，有利于行政程序法制的系统化，以避免分别制定单行法必然导致的法制在一定时期内的残缺、漏洞（在某些领域、某些事项上有法可依，在其他相关领域、相关事项上却无法可循），以及由这种法制残缺、法制漏洞引起的执法主体的滥用权力和腐败；其三，有利于立法成本的节约，以避免单独分别立法（在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是重复立法，因为大量行政行为的程序是相同，或者说是应该相同的，如告知、听取相对人陈述、申辩、回避、授权、委托等）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大量浪费；其四，有利于国人，特别是公职人员程序法意识的提高。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不仅可为政府，为所有行政主体实施公法行为提供统一的、规范化的、标准的“操作规则”，以防止滥权和腐败，同时也将为全体国人提供一部系统的行政法治教材，全体国人可从中受到较系统、较深入的现代行政法治教育，显然，这种教育功能是个别的单行法难以企及的。

当然，行政程序的统一立法并不完全排除有关行政事项的单独专门立法，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定程序法、行政复议法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只规定各种不同行政行为的共同的和一般的行政程序，对于特定行政行为的特别程序，还需要通过专门的单行行政程序法或集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为一体的行政管理法规定。

统一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规定行政行为实体规则。目前学界和实务界的大多数人对于我国应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已基本达成共识，并已开始拟制法典试拟稿。但对于该法调整的范围和应包括的内容却仍存在着较大，甚至是很大的争议，其中之一即是统一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规定行政行为的有关实体规则。笔者属主张应规定实体规则之列。之所以如此主张，理由有三：其一，行政法由于调整范围广泛，各类行政法律关系差别很大，故在实体规范上很难制定或编篡成统一法典。但是行政法的有关基本原则，如依法行政原则、比例原则、诚信和信赖保护原则等，有关一般规则，如行政行为的效力、成立、生效、合法的条件、撤销、无效、废止的条件和法律后果等，均普遍适用于各领域的各类行政行为。为使这些原则、规则在所有行政领域和所有行政行为中得到遵循，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中加以规定是非常必要的；其二，行政法的上述实体基本原则与程序基本原则，如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回避原则、听取相对人的意见原则、不单方接触原则、职能分离原则等，是紧密联系的，行政行为的一般实体规则，如效力、生效、失效的条件、法律后果等，与行政行为的开始、进行、终止等程序规则是紧密联系的，将此二者规定在一起显然有利于对行政行为的统一规范。如将二者分割，将那些具有实体性的基本原则、规则分散规定于各种不同的单行法中，其对行政行为规范的效果肯定要差很多；其三，现代行政程序立法，在程序法典中规定有关实体规则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如德国、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日本、韩国、我国的台湾、澳门地区，均在行政程序法典中规定了相关的实体问题。

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调整内部行政行为。许多学者认为，行政法是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关系，即外部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系统，故行政程序法只调整、规范外部行政行为的程序，而不调整、规范内部行政行为的程序。但是，我们考察国外、境外的行政程序法律文件，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不要说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调整和规范内部行政行为程序的单行法律、法规，就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行政程序法典，同样也有规定内部行政行为程序内容的。笔者主张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应适当规范内部行政行为的程序。理由如下：其一，有些内部行政行为虽然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但间接影响其权益，有时甚至影响甚巨，如授权、委托、、公务协助等。因此，行政程序法典对这类内部行政行为应与外部行政行为一道规范；其二，有些内部行政行为虽然不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但对公务员或其他公职人员的权益影响甚巨，如行政处分，包括对其人身权、财产权进行一定限制，以及开除公职等，对这类内部行政行为，行政程序法典应规定最低限度的程序制约，如要求遵守正当程序原则等；其三，内外行政程序有时很难区分，如审批许可程序，在同一个行政行为中，可能内外程序交织，行政程序法对之规范，自然应统一规范，而不应（实际也不可能）对二者加以区分，只规定纯外部程序而不规定内部程序。当然，在很多情况下，内外行政行为还是可以区分和应该区分的，行政程序法主要应规范外部行政行为的程序，内部行政行为程序则主要应由专门的内部行政法律文件规范。

行政程序法典是否应规范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包括行政立法行为（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对于行政立法行为，我国现已有立法法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其程序作了较详细的规定；而对于行政机关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这类行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行政立法行为），目前尚无统一的法律或法规加以规范。对此，行政程序法典应如何处理，立法者可以有四种选择：其一，在统一程序法典里不规定任何抽象行政行为程序，行政立法仍适用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其他规范性文件行为则另制定专门单行程序法规范；其二，在统一程序法典里不规定行政立法程序，行政立法仍适用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但对现在仍无程序法规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则设专节予以规定；其三，在行政程序法典里对抽象行为程序予以统一规范，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可继续适用的，在法典里予以重新规定；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不宜继续适用的或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规

定而应该规定的程序；法典对之作出新的规定，今后抽象行政行为的程序一律以法典为准；其四，在行政程序法典里对抽象行政行为程序予以统一规范，但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立法程序可继续适用，行政立法即遵守统一程序法典规定的抽象行政行为程序的一般原则，又遵守立法法和两个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立法具体程序规则，至于对现行法律法规尚未规范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法典则应予以具体规定。笔者建议立法者做第四种选择，此既有利于保障法制统一，又不致使行政程序法典过于庞大，还有利于保障现行法制的一定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