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条例范文

问责条例范文第1篇

让从严问责掷地有声

前不久，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问责条例》），引发热议。作为第一部规范党的问责工作的基础性法规，《问责条例》的颁发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是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又一重要成果。为便于广大党员干部更好理解《问责条例》，本期视点将对《问责条例》的看点作出梳理，同时，为大家介绍基层在从严问责方面推出的具体做法。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细化具体化，《问责条例》的“利剑”指向何方？“板子”怎么打？一起来看党建专家们作出的解读。

覆盖各级党组织 瞄准“关键少数”

《问责条例》：党的问责工作是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追究在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

中央党校教授辛鸣认为，《条例》对问责工作的概念作了明确界定，首先明确了问责工作的主体和对象，即谁来问责、对谁问责的问题。“问责的主体是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党来说，问责工作必须落实分级负责的原则，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压实责任。”

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表示，除了自上而下分级负责的原则，《条例》把问责的责任不仅落实到党委（党组）、纪委（纪检组），也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政法等工作部门，这是问责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要细化落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的鲜明态度。

对于问责对象，则包括失职失责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

专家表示，将各级党组织纳入问责对象之中，意味着问责不能只对下级，包括中央部委党组、省区市党委也要把自己摆进去。同时，《条例》还突出强调问责重点是主要负责人，突出了“关键少数”，特别是“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更成为了问责的重中之重。

6种问责情形 体现纪法分开

《问责条例》：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问责：

党的领导弱化，在推进各项建设中，或者处置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等情形；党的建设缺失，党组织软弱涣散，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等削弱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问题；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等情形……

在现有500余部党内法规制度中，与问责相关的共有119部，这些法规制度对事件、事故等行政问责规定多，没有突出坚持党的领导、紧扣全面从严治党，问责主体不明确、方式不统一。因此《条例》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失职失责的情形概括为党的领导弱化等6种，使问责工作得到进一步规范。

辛鸣表示，这6种情形紧扣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方面面，同时也与行政问责事项区分开来，对引咎辞职、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机关等已有明确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不再重复规定，体现了坚持依规治党，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的原则。

7种问责方式 可以合并使用

《问责条例》：区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两种不同对象，根据情节轻重共规定了7种问责方式：

对党组织的问责方式有3种，包括检查、通报、改组。

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有4种，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其中诫勉既包括谈话诫勉，也包括书面诫勉；组织调整或组织处理包括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降职、免职等。

谢春涛分析，这次对党组织追责最严厉的处理方式是改组，这样的处理，对一个地方党组织而言震动是非常重大的。那就是在中央看来，在上一级党组织看来，你已经没法自己解决问题了，如果用这样的方式追责对党组织而言是相当严厉的。同时，规定问责方式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合并使用，这主要是考虑到在问责实践中，有时要进行组织处理，也要给予纪律处分，这时就要将两种方式合并使用，“双管齐下”。

强化执行 实行终身问责

《问责条例》：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当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者党的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有关问责情况应当向组织部门通报，组织部门应当将问责决定材料归入被问责领导干部个人档案，并报上一级组织部门备案。

辛鸣认为，《条例》明确规定了问责决定作出后如何执行等细则，特别是要求受到问责的领导干部书面检讨的同时，还要在民主生活会或者其他党的会议上作出深刻检查，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可以保证问责达到最终效果。

对于《条例》规定的实行终身问责，谢春涛表示：“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把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决不能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才能不让问责的利剑‘生锈’，形成‘破窗效应’。”

踩“红线”被问责

出台不到半个月，《问责条例》的效果已经显现。海南、贵州、新疆、重庆、山西等省区市纪委都陆续通报了此类典型问题。截至7月29日，6个省区市共通报了27起典型问题。

在各地通报的问题中，不少被追究责任的党员领导干部，都是因为领导班子成员或下属单位违纪行为多发被问责。如江西省上饶市委委员、市发改委党组书记、主任詹晓华因多名班子成员及管辖干部连续违纪政纪被问责；海南省海口国家高新区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焦任翔等人因单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被问责。

除了这些情况外，在通报的问题中，还有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是因为履行监督责任不力，或者不重视对下属的监督管理而受到责任追究。包括重庆市秀山县扶贫办原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明江因履行监督责任不力被问责；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水田镇原党委书记王远航因多名下属违纪违法问题被问责等。

本刊综合自新华每日电讯、央视网等

责编：舒小铃

《问责条例》释疑

《条例》第七条规定，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包括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通报的影响大于诫勉，为什么在诫勉之前？

中央纪委研究室：2015年6月中央组织部印发的《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第十九条规定，受到诫勉的领导干部六个月内不得提拔或者重用，而通报则没有影响期，诫勉的影响比通报要严重。

《条例》第七条规定，对党的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不力的，“应当严肃批评，依规整改，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在一定范围内通报，范围多大，有没有标准？

中央纪委研究室：《条例》对通报范围等问题作了明确而原则的规定，目的是为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紧密联系实际细化问责工作、制定实施办法、抓好贯彻落实留下余地。根据《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在制定实施办法或相关规定时，结合实际对通报范围作出具体规定。

问责条例范文第2篇

当前，有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全面从严治党不力问题仍然突出，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奉行好人主义，缺乏责任担当，不敢较真碰硬。随着治党管党力度的不断加大，问责工作的制度化、常态化要求也越发迫切，必须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将已经取得的经验做法通过制度规矩固化下来。

在现有的党内法规制度中，行政问责规定多，但相对缺少准确界定责任概念，体现权责对等的内容，因此迫切需要整合规范问责制度，形成一部基础性党内法规。新颁布的《条例》可谓应运而生，它的出台是立足党的事业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现实需要的又一次顶层设计，对促进解决管党治党突出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条例》尽管只有十三条，但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创新性和实用性，处处体现了“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级负责、层层落实”的问责原则。

概括起来，《条例》突出强调了“四个明确”，以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为抓手，为进一步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指明了方向。

明确问责工作的主体和对象。党的问责工作主体是各级党组织。问责由党组织按照职责权限展开。问责对象除党员领导干部个人，还包括失职失责的党组织，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各级纪委（纪检组），这些党组织的领导成员也是问责的重点对象，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则是问责对象的重中之重。

明确问责工作的内容和情形。条例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等6个方面失职失责行为进行问责。不仅在问责中追究直接责任、主体责任，也严肃追究监督责任、领导责任等。

明确党进行问责的主要方式方法。现有的各类问责规定中，共有14种问责方式。《条例》将这些问责方式规范为对党组织的检查、通报、改组3种方式和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4种方式。这些方式均在党内法规中有明确规定、在实践中经常使用，从而实现了纪法分开、依规治党，进一步强化了问责和治党工作的法理化、规范化水平。

明确建立终身问责制和问责通报制。终身问责，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问责通报，还包括建立健全问责典型问题通报曝光制度，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的问责处理一般向社会公开。

问责条例范文第3篇

今年7月8日印发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释放了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xx新区党工委、纪工委高度重视，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好《问责条例》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专题研究部署，提出党员领导干部要在全区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要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实的举措抓好《问责条例》的学习贯彻。

一、学研上下功夫，促进《问责条例》入脑入心。区党工委主要领导在区党工委工作会议、区纪检监察工作会议和近期召开的务虚工作会等各种会议上，对《问责条例》的学习贯彻做到逢会必讲、必要求，要求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贯彻好《问责条例》，牢记失职失责必问将成为常态，千万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牢记自身担当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履行好职责任务。抓好《问责条例》的贯彻执行，切实做到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全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和全体纪检监察干部带头学习，学深悟透、吃透精神、把握要点，保证执行到位，避免出现偏差。 通过个人自学、集中学习和研讨交流等多种形式，引导全区各级党组织切实担当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在学习法规、学习文本的基础上，领会其中的深意，唤醒广大干部队伍党规党纪意识。

二是在宣传上下功夫，营造《问责条例》学习氛围。区纪工委、监察审计局将《问责条例》及时转载到区管委会网站，购买100多本《问责条例》赠阅各街道、区直各部门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并向全区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和纪检监察干部发送廉政短信，要求在抓好自身学习贯彻的同时，组织好单位及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确保宣传不留死角、执行深入到位。为确保《问责条例》在我区得到不折不扣落实，在全区范围内专题印发了第48期《纪检监察摘报》，对《问责条例》进行了逐条解读。各街道、区直各单位党组织也结合实际，认真学习宣传《问责条例》。

三是在落实上下功夫，运用《问责条例》指导实践。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纪检监察干部积极发挥表率作用，真正让铁规发力、禁令生威。对失职失责的党员干部从严从快实施问责，并且坚持越往后执纪越严，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对失职失责的党员干部坚决问责的同时，对失责不问、问责不严，应当问责而没有进行问责，破坏法规制度的党员干部也要严肃问责。特别要加大对落实主体责任不力的问责力度，解决各级各部门负责人不愿管、不会管、不敢管、不严管，只重项目、产业，轻党风廉政建设的问题，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今年7月下旬，区纪工委、监察审计局对1件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件相关责任人严格实施问责，责令相关街道、部门向区党工委作出书面检查，约谈2人、诫勉谈话3人，有力的推动了《问责条例》的贯彻执行。

市旅游局《问责条例》学习贯彻情况报告

按照《中国共产党xx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认真学习贯彻的通知》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市旅游局采取四项措施推进《问责条例》学习贯彻。

当做重要的政治任务，认真安排实施。把学习宣传贯彻《问责条例》列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立即研究学习贯彻事项，及时与旅游局党组沟通并交换意见，于2016年8月5日向市旅游局各处室、各下属单位正式印发了《中国共产党xx市纪委驻市旅游局纪律检查组关于学习贯彻安排的通知》，从如何督促局党组抓好《问责条例》学习宣传贯彻工作、纪检组带头学习贯彻、结合目前重要工作挺纪律立规矩等方面，做了具体安排，开展了一系列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纪检组带头抓好学习，努力做到真学真懂真贯彻。一是纪检组全体成员把带头学习贯彻好《问责条例》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通过学习，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增强在纪检监察工作中贯彻执行《问责条例》的主动向和自觉性。二是纪检组全体成员通过听报告、自学、讨论等方式，精读全文，逐条研读，力争做到吃深精神、融会贯通。三是纪检组积极参与驻在局党组、局长办公会、中心组、局务会等学习讨论，结合旅游局工作实际和特点，抓好《问责条例》精神贯彻落实，提出驻在局纪检组监督执纪问责的思路和措施。

督促驻在局党组抓好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一是督促驻在局党组认真抓好《问责条例》精神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工作，提醒班子成员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带头贯彻执行。二是提醒驻在局党组认真抓好全体党员干部对《问责条例》的学习贯彻落实工作，努力做到人人知晓，入脑入心。三是督促驻在局党组抓好对《问责条例》的广泛宣传工作，充分利用两个门户网站、刊物、宣传栏、微信微博等媒介，大力开展宣传引导，努力营造学习贯彻《问责条例》的良好氛围，不断强化学习宣传效果。截止目前，市旅游局8月4日在局务扩大会议上学习了《问责条例》全文，局办公室8月8日将学习《问责条例》纳入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内容，8月8日印发了《学习和同志署名文章的通知》，近期正在筹备组织研讨交流和发放《问责条例》辅导读本，局机关宣传栏、相关网站等传媒正在陆续登载有关学习贯彻《问责条例》的文章和信息，学习贯彻《问责条例》的氛围方兴未艾。

结合专项调研工作，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把工作规矩立起来。一是在学习领会《问责条例》的同时，深入扎实开展在局机关、下属单位和相关管理服务对象中的调查研究，按照专项调研工作安排，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有责必问、问责必严，切实把规矩立起来、严起来。二是通过纪检组新搭建的《xx旅游新风》微信平台，下载转发《问责条例》及其相关政策、信息和交流文章35篇，把宣传做到经常，把提醒做到前面，把新媒介作为咬耳朵扯袖子的延伸手臂。三是通过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和日常了解掌握的廉政风险多发点、高危点，积极探索《问责条例》在市旅游局的贯彻落实细则及其具体措施，逐步形成严谨、有效的问责机制。

纪委监察局学习贯彻《问责条例》情况报告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印发以后，东营区高度重视，把学习贯彻《问责条例》作为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坚持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四学"确保《问责条例》精神落到实处。

纪检监察干部第一时间学。《问责条例》出台后，东营区纪委第一时间召开全区纪检监察干部会议，带头全文学习《问责条例》。组织召开专题讨论会和知识测试，引导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切实增强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确保精准监督、精准执纪、精准问责。

领导干部带头学。召开全区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区委副书记马保文领学《问责条例》全文，并要求全区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牢固树立"四种意识",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把党的规矩落实下去，把《问责条例》各项要求贯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党员干部创新形式学。创新学习宣传方式，借助纪检监察网站、微信工作群、短信平台、显示屏、《东营区报》等平台，《问责条例》全文以及有关解读文章，让广大党员干部时时学、处处学。同时，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结合学习《问责条例》，认真开展自查，抓好问题清单的整改落实。

强化压力督导学。区委"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督导组把《问责条例》学习情况纳入督导内容，以实地走访、查阅资料等形式对镇街及部门单位党员干部学习贯彻情况开展监督检查，真正把学习压力传导给每位党员，以实实在在的举措让学习贯彻《问责条例》取得实效。

县委组织部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情况报告

为使《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快速有力发挥作用，新野县及早部署，快速反应，采取多种形式抓好《问责条例》的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

一是党员干部先学一步。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把《问责条例》作为学习的主要内容，以撰写体会、逐条解读、支部讨论等形式组织学习。教育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做到真学、真懂、真用，夯实管党治党的责任，扛起问责的责任，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是组织媒体积极引导。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问责条例》作为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当前的政治任务贯彻落实。联合县委宣传部、新闻媒体等多家单位，在电视台、广播电台、政府网站开设专题、专栏，通过转发原文、逐条解读、配发评论等形式，努力营造学习贯彻《问责条例》良好氛围。

问责条例范文第4篇

“执行好问责条例”必然要求纪检干部有高度的政治觉悟

作为党的纪律检查队伍，保持高度的政治觉悟是保持强大凝聚力、战斗力、执行力的精神支柱，是推动问责这一严肃的政治工作落细、落小、落实的根本基础。

广大纪检干部必须不断强化政治觉悟、历练政治品质、提高政治站位，自觉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有责必担、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决心和毅力，随时把问责“利剑”高悬起来，推动问责工作问出团结力、组织力、战斗力。当前，要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在中华文明发展中孕育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切实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任何困难、风险和干扰面前都牢记初心、坚守初心。

“执行好问责条例”必然要求纪检队伍有强烈的担当精神

担当精神是共产党人的魂，是脊梁精神。执行条例、问好责任，必然要求纪检干部愿担当、敢担当、善担当。这既是由问责工作的特殊性决定的，更是由问责对象的特殊性倒逼的。

一方面，问责对象全都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这些人久经官场、阅历丰富、人脉广泛，要问这些人的责，让他们从内心深处配合、认可、接受问责，不容易；另一方面，问责对象可能是曾经提拔自己的上司，也可能是以前同张办公桌共事的同事，要“拉下脸”问这些人的责，不方便。无私才能无畏，无畏才敢担当，要敢于较真叫板，不搞感情用事，不讲亲亲疏疏，更不能有怜悯恻隐之心，唯有如此，才能倒逼各级领导干部把管党治党责任牢牢记在心上、紧紧抓在手上。

“执行好问责条例”必然要求纪检队伍有过硬的业务能力

执行好问责条例，督促党员干部把管党治党责任担起来，与纪检干部是否具备过硬的业务素养以及善不善于开展问责工作，具有直接的关系。

纪检干部在问责方面的业务素养，至少包括九大方面：一是问责政策和策略的把握能力，二是问责法规的熟悉运用能力，三是问责线索的排查分析和梳理归纳能力，四是问责情形的辨别、整合与统筹能力，五是问责谈话氛围及技巧的掌控能力，六是问责工作的组织、协调、沟通能力，七是针对不同问责对象的心理调适与适应能力，八是问责材料的文字表达能力，九是大数据等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能力。其中，尤以对政策和策略的把握运用能力为最基础、最关键的能力。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实践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不折不扣运用到问责实践当中，这对纪检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执行好问责条例”必然要求纪检队伍有严实的工作作风

十以来的实践证明，有过硬作风作保障，是党风廉洁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阶段性成效的重要基础。

问责条例范文第5篇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行政首长问责，是指本市人民政府市长对问责对象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力等行政过错行为，依照本办法对其追究行政责任。

第三条市人民政府对各镇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的行政首长进行问责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市政府部门包括市政府组成部门、办事机构、派出机构及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机构。垂直管理部门参照本办法执行。

本办法所称行政首长，指各镇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的正职领导或主持全面工作的副职领导。

第四条行政首长应当认真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法定职责和市政府依法赋予的各项职责，及时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严格依法行政，自觉接受法律监督、组织监督、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第五条行政首长问责坚持以下原则：

（一）坚持实事求是，在适用法律和行政纪律上人人平等；

（二）实行权责统一，有错必纠，过错与责任相适应；

（三）坚持以人为本，教育与惩戒相结合。

第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行政首长问责：

（一）未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市政府的决定、命令和工作部署，致使政令不畅或影响全局工作的；

（二）超权擅自决策或违反法定程序盲目决策，导致重大决策失误，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三）未认真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影响经济发展软环境，损害投资者利益，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致使公共利益、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较大损害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四）对市人大、市政协交办的议案和建议、意见，不办理或不认真办理和答复，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五）因行政措施不当违法、引发越级上访或者非正常上访，或对群体性、偶发性事件处置失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六）发生重、特大突发公共事件后，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应急预案以及上级要求和实际情况及时采取必要和可能措施进行有效处置，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七）无法定依据或超越规定权限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违法违规委托中介机构、下属单位或者其他组织代为实施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的；

（八）直接负责或直接管理单位负责的重大建设项目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产生重大质量问题，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九）在工程建设、政府采购、产权转让、土地划拨和出让、金融信贷等活动中，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造成较大经济损失或者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十）管辖范围内发生截留、滞留、挤占、挪用、浪费政府性资金、政府管理资金，擅自占有、使用、处置国有资产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

（十一）不认真履行内部管理职责，机关工作效率低，服务质量差，群众反映强烈，或监督管理不力，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十二）行政首长疏于自律，行为失检，有损公务员形象，或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教育管理不严，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十三)未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未全面履行“一岗双责”，致使本部门、本单位工作人员连续发生违法违纪行为，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十四）其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严重不良社会影响，市政府认为应当问责的情形。

第七条市长依据本办法规定的问责情形或发现下列情形的，可以直接决定启动问责程序：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举报、控告材料经初步核实的；

（二）上级领导机关有指示、批示的；

（三）市委、市人大、市政协提出问责建议的；

（四）市政府领导班子成员提出问责建议的；

（五）司法机关、行政复议机关和仲裁机构提出的问责建议；

（六）行政执法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和执法监督机关提出问责建议的;

（七）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问责建议的；

（八）在工作测评和工作考核中处于末位的；

（九）被新闻媒体曝光的；

（十）其他有关情形。

第八条问责程序启动后，市长或者受市长委托的副市长可以责成有关行政首长当面汇报情况。

第九条行政首长有本办法规定应予问责的情形，且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市长可以决定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或直接作出问责决定。

第十条问责事项需要调查核实的，市长可以责成市监察局进行调查核实，市监察局必须根据调查结果提出问责或者不予问责建议，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一条市监察局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开展调查工作，并在调查结束后向市长提交书面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应当包括问责的事实、理由和建议。

第十二条对比较复杂或社会影响较大的问责事项，市监察局可邀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民代表及新闻单位等参加调查。

第十三条在调查核实中，被调查的行政首长应当作出书面说明，如实反映情况，不得以任何方式拒绝、阻碍、干涉调查。

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调查工作予以协助。

第十四条调查工作应当在20日内完成，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调查期限的，经市长批准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时间最长不得超过2个月。

第十五条问责情形是由部门（镇）分管副职的行为所导致的，应与行政首长一并问责。

第十六条行政首长被问责的，采取下列方式追究责任：

（一）责令立即纠正并作出书面检查；

（二）取消当年评先、评优资格；

（三）诫勉谈话；

（四）通报批评；

（五）责令通过市级主要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道歉；

（六）停职检查；

（七）责令引咎辞职；

（八）建议免职；

（九）给予适当的经济处罚。

以上问责方式，可以单独适用或者合并适用。

第十七条市政府常务会议或市长作出的问责决定，应当在7日内书面通知被问责对象本人，同时抄送市人大常委会，并告知提出问责建议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对作出不予问责决定的，也应当在7日内书面通知拟被问责对象本人，并告知提出问责建议的有关单位和个人。

第十八条被问责的行政首长不服问责决定的，可以自收到问责决定之日起30日内向市人民政府提出申请复核，由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办理。复核期间，不停止问责决定的执行。复核中发现原问责决定及责任追究决定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并撤销问责决定及责任追究决定。

被问责的行政首长不因提出复核申请而加重处理。

第十九条具有问责情形的行政首长在启动问责程序前主动提出引咎辞职的，不再依照本办法进行问责，但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追究其他责任的，从其规定。

对因其他问题受到纪律处分或者其他处理的行政首长，有本办法规定的应当问责情形而未被问责的，仍可以按照本办法进行问责。

第二十条被问责的行政首长涉嫌违法违纪，应当给予行政处分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和《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一条市监察局依照本办法拟订具体操作办法，负责有关通知、决定等文书、文稿起草，办理送达、备案、报批等相关手续。

第二十二条对行政首长问责，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各镇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对下属单位行政负责人进行问责，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四条本办法由市监察局和市政府法制办公室负责解释。

问责条例范文第6篇

《公开条例》在灾难和盛事之时得到了践行,但是,与时代的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的希望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在《公开条例》颁布两年多的时间里,各级政府在信息的公开服务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还需要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不要让一个好的法规在开始实施时就不畅通不高效,以免积重难返,影响政府工作效率,有损中国在世界的良好形象。

据媒体报道,今年4月,我国4个直辖市和15个副省级城市按照《公开条例》第四章监督和保障第三十一条的相关规定在其政府网站公布了2009年政府信息公开“账册”。除武汉外,其他18个城市均“自责”其信息公开程度与民众信息需求有很大差距。

总结两年来的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和相关事件,民众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诟病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公开信息的质与量都不够。所谓质,譬如政策方面的信息,与公众的利益关系并没有更多的阐释,公众认为其意义不大。而一些公众认为重要的诸如财政支出的信息,线条过于粗略,公众无法从中判断其花费的正当性。所谓量,即民众需要的、与切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仍为少数。第二,公开的信息民众看不懂。第三,公开的渠道不畅通,许多县级政府网站甚至市及省政府网站或处于停滞状态,或更新速度滞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地方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2009年)》显示,在被调查的43个省会城市、大城市的政府门户网站中,半数以上被评定为不及格;2008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显示,半数县乡镇政府网站处于“半瞌睡”状态,有的直接显示为“无法显示该网页”。第四,政府回应信息态度傲慢,速度迟缓,推诿现象仍然存在。政府推诿的理由多为“信息不存在”,或者“公众要求的信息涉及国家工作机密、商业机密的不予公开”。

政府机关能够在信息公开中检查自己的不足,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于一个法律和条例来说,想要使其效力发挥到最大化和最优化,仅凭“自责”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当前对于《公开条例》在实施过程中凸显的不足和公众的信息“欲求未满”的状况,应尽快完善各地关于《公开条例》的问责制度,这样才有可能保证《公开条例》真正实施。对于问责制来说,解决以下三方面问题尤为重要:

一、“责”如何定

《公开条例》的颁布,确定了各级政府有责任和义务公开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对于主动公开的信息,《公开条例》第二章第九条做了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二)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三)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四)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公开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又分别对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县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应予重点公开的信息做了说明。按照规定,如果行政机关没有按照《公开条例》进行以上信息的主动公开,或者公众通过合法程序要求公开,而其并没有公开的,就应该负有责任。

在《公开条例》实施过程中,责任的界定来自于政府本身是否公开或主动公开了应予公开的信息。而其中的难点,就在于某个信息本身应属于“公开”还是“不予公开”的范围。在这个关键点上,《公开条例》本身划分不明晰,列举的各项公开信息内容并不能囊括所有现实生活中应该予以公开的政务信息,而各地方政府往往进一步限制“公开”信息范围。

2008年5月4日,湖南省汝城县黄由俭、邓柏松等5位市民请求县政府公开有关原县自来水公司改制的调查报告,县政府则以“调查报告不能代表政府意见,只是供领导参考使用的。因此,政府调查报告不属信息公开的范围”等理由拒绝公开。从此事件可以看出,各地政府还需本着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对于不公开的例外信息范围做出明确界定。目前,《公开条例》第一章总则第八条规定,行政机关公开政府信息,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第十四条又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从《公开条例》来看,例外的范围只有“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三种,而关于后两种还可以由政府机关裁量,如果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可能”一词再次模糊概念,往往成为争论焦点所在。

由于《公开条例》中并未对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予以界定,这就使行政机关在实际操作中拥有很大的裁量权,可以轻易地将其不愿公开的信息归入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大口袋”而拒绝公开。同时,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隐私法,这也为例外信息的依据增加了难度。

针对以上情况,明确例外信息范围才能真正对“责”加以界定。首先,我们可以借鉴外国对例外信息规定的做法,比如美国的《信息自由法》就明确规定了免于公开的9种例外信息,凡不属于这9种例外信息的都应予以公布。其次,一些与《公开条例》相关的法律应进一步完善和修改。就拿《档案法》来说,这部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法律显然与《公开条例》有很多内容不协调甚至相互违背。具体体现在,部分条款的设立与信息公开立法出现“断层”和“不衔接”,档案开放制度在设立原则、开放时间、开放适用范围上与政府信息公开精神不相协调等;制度设计未充分考虑利用者的权利,出现“真空地带”,档案开放制度更多地从档案馆如何有效开展工作、加强档案管理而不是从公民知情权保护、政务信息的有效开发利用角度进行内容设计。只有剔除诸如《档案法》《保密法》及隐私权的界定中与《公开条例》相冲突方面,才能做到真正的有法可依。

二、问“谁”的责

关于责任人问题,《公开条例》第四章监督和保障条款第三十五条有其明确规定,行政机关违反本条例规定,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了这些监督和保障措施才能让《公开条例》真正落到实处。但《公开条例》实施两年来,我们还未发现一起因政府信息公开不力而受到行政处罚的例子,更别说有关负责人受到刑事责任的案例了。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推断,我国的《公开条例》实施两年来还未发生一起信息公开不力的事件显然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6月17日,湖北石首一名酒店厨师自杀引发,暴露的是石首政府与人民的紧张关系,而这层紧张关系的背后正是政务信息的不公开不透明。

死者陈尸街头之后,警方迅速做出“自杀”结论,却未对死者家属与群众做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说明,死者遗书的内容也未公布,只是一味催促家属将尸体火化,并称若承认自杀,可得到3.5万元赔偿;如不承认自杀,尸体将被强制性送殡仪馆火化。此举足以使官民双方产生误解并进一步恶化双方的不信任。

由“抢尸”与“保护尸体”酿成双方的对立之后,石首官方在信息公开方面尤其滞后,仅19日在石首市政府网站上了题为《我市发生一起非正常死亡事件》的简短消息,事态在误解及不信任的情绪中严重扩大之后,石首市委市政府才于20日发表《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呼吁广大市民“保持冷静,不被少数不法分子蛊惑,不信谣不传谣,不围观不起哄,积极支持配合市委市政府平息事态”。正如《人民日报》载文所批评的一样,事发后,“在长达约80个小时内,一方面是政府的新闻语焉不详;一方面是网友借助非正式媒体信息、探寻真相”,而网民则在“公开信”之后,以“湖北石首政府网站被黑”的事实表达了“真相只有一个”的期待与不满。事件发生后,石首市委书记和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因“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和“负有直接领导责任”被免职了,决定是上级党委荆州市委作出的。这么一起震惊国内的,并未按照《公开条例》处罚政府行政长官。

在该事件中可以看出,问责制的责任人不明确已经成为《公开条例》问责制推行的一大障碍。地方政府在对当地的信息公开立法或者颁布相关政策方案时,必须明确其责任人,明确其信息公开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具体负责人和相关办事人员的责任。在信息公开中,具体由谁负责,负多大的责任都应有明确的判断依据。同时,在一些行政处罚的案例中,信息公开不力的处罚不应湮没在“办事不力”或者“渎职”这一宽泛的行政处罚名称之下。对于《公开条例》这一新出台的法律还应引起更多的重视,在问责方面应清晰标出因违反《公开条例》哪一条文而受到行政处罚或者追究刑事责任。

不能否认的是,在对《公开条例》责任人的确立方面,由于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的不彻底性会给其带来一定的困难。第一,政府中的党政关系没有完全理顺,以党代政的现象依然存在,出了问题,责任究竟在党委,还是在政府,很难确定。第二,我国行政机构的层次太多,出了问题,到底追究哪一级政府的责任,很难确定。第三,决策与执行不分,导致责任主体不明确。发生重大事故之后,究竟是因为决策失误还是由于决策执行不力甚至执行错误造成的,二者往往难以区分。各地政府在确立《公开条例》责任人方面应该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尽量克服其带来的障碍和困难。

三、“谁”来问责

作为问责的主体,“谁”来问责显然也是《公开条例》问责制能否顺利推行的关键。理论上说,公共权力的问责主体是广泛的,“一般划分为同体问责主体与异体问责主体”。在我国的行政问责中,同体问责一直占绝大比重。按照《公开条例》第四章监督和保障中的第二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制度、社会评议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定期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考核、评议。第三十条,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负责对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我们看到的都是同体问责的身影,不可否认,同体问责具有其高效、迅速、知情的优点。但是对于行政问责来说,只有同体问责还远远不够。因为从利益关系上说,同体问责同属一个体系,有可能结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责任链条上看,上下级之间既有权力隶属关系,就会有责任连带关系,而异体问责能有效避免此类问题。所以,在《公开条例》的问责中,属于异体问责主体的公民、社会团体以及媒体应该发挥其重要作用。对于公民来说,应树立真正的民主意识,应有争取合法知情权的意识,同时应对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尤其是《公开条例》有所了解。而新闻媒体在揭露政府是否存在掩盖信息或信息公开不力方面应利用其资源优势,以新闻报道和相关评论为武器加大对《公开条例》实施的监督力度。也只有加大对《公开条例》中的同体问责和异体问责的责任感,才能使得问责成为常态。

《公开条例》作为一项我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政策法令,它的实施和完善不能依靠各级政府在每年政府信息公开报告后的自责,而是需要相关问责制的建立和完善。其中责任的界定,责任人的确定,问责主体力量的发挥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2009年1月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人民日报和人民网在元旦前后联合进行的一次网络调查,题目是:“地方政府开通社情民意通道,你们那通了吗”调查推出7天,网民反应强烈,共有7111人次参与调查。多数网友表示,自己身边的社情民意通道不够畅通,而反馈不及时、遭遇推诿塞责、沟通渠道形同虚设,是网友反应最强烈的问题。

2009年5月12日,《新京报》刊登了北京大学公众参与研究与支持中心的对各省级政府、相关部委的信息公开情况打分报告。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各级行政机关应在每年3月31日前公布本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北大研究机构的跟踪显示,截至4月15日,只有28个省级政府公布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近一半的国务院部门没公布。

可以这么说,作为一项新制度,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是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的,必然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公开条例》是一个好条例,它向中国公民和世界友人宣布了中国政府对待信息的态度。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它的法律性和权威性,使条例的内容落到实处。关于信息公开的意义我们已经宣传很多了,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仅此还不够,还必须加大力度特别是对有意不执行和执行过于敷衍、拖沓、效率低下的政府机关主管人员和办事人员实施问责制。监察机关和上一级行政机关及新闻媒体,要主动有效地承担起这一重任,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件予以处理,罚一儆百,彰显法律的严肃性。■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窦仲:《18城市“自责”还不够透明长春将公开“权力账单”》,《新文化报》2010年4月19日

赵文明:《究竟什么样的政府信息应公开》,《法制日报》2008年5月8日

陈仪:《打破“玻璃门”,打造“阳光政府”―――评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与观念障碍》,《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连志英:《政府信息公开中公民私权利的保护》,《档案学通讯》2009年第4期

罗滦、潘玉民、杨立人:《档案法制建设――档案立法与政府信息公开衔接问题的热点探讨》,《档案与建设》2010年第3期

晓宇:《石首:事态已经平息,信息仍需透明》,《潇湘晨报》2009年6月26日

新华网武汉2009年7月25日电

王凯伟、李瑾:《行政问责制:价值、问题及对策》,《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2月

余玖玖:《试析“行政问责制”》,《行政与法》2006年第7期

问责条例范文第7篇

问责条例学习心得体会范文【一】

6月28日，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无疑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又一制度利器，补齐了从严治党责任领域的短板，开列每个党员干部责任清单，唤醒每个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让每个党员头上多了一道紧箍圈，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又迈出坚实一步。

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在党的95周年生日到来前夕，中央适时祭出全面从严治党又一制度利器――《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无疑是同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作斗争的一件制度利器，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标尺，旨在向全体党员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强化责任担当，以问责促担责履责，利剑高悬，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不含糊的，党员干部若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问责追责的。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党的建设的经验证明，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一项根本性基础性建设，是实现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遵循要旨，坚持问题导向，立足长远，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全面从严治党、维护党的纪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开展问责。《问责条例》规定，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都要严肃追究责任，既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追究领导责任。同时把责任压实到各级党组织，分解到组织、宣传、统战、zd等党的工作部门，全面释放出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政治氛围。全党同志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牢记责任，严格遵守。

法贵必行。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之一，各级党组织必须遵守执行，全党同志必须遵循恪守。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自己摆进去，联系实际、以上率下，敢于较真碰硬、层层传导压力，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责任意识、担当精神是党的事业不断进步的宝贵财富。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心系使命、知责明责、扛起责任，要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要守土有责、履职尽责、为民负责。要紧紧围绕《问责条例》开列的责任清单开展自查自找、对照检查、严厉问责，做到有责必担、失责必究，确保制度执行的生命力，确保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确保党的团结统一。对于违反《问责条例》，因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既要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又要追究领导责任，让失责者负出代价，让广大党员干部受教育。

制度的执行关键在人。全面从严治党、落实标本兼治，最根本的就在于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要把管党治党的责任担当起来。《问责条例》不是整人工具，而是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和责任清单。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要确保问责条例发挥实效，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把自己摆进去，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自觉肩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要率先垂范、 以上率下，严格执行问责条例，时刻自我敲打、自我警醒、自觉履责。要以勇于担当的精神，切实履行党员干部应尽之责，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各种风险考验，抵挡各种危害腐蚀，确保党的肌体永远健康，永葆正确性、先进性和纯洁性。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带头履职尽责，强化监督检查，坚持抓常、抓细、抓长，以问促责，以责促行，确保《问责条例》落地生根，开化结果。要让《问责条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倒逼党员干部扛起管党治党责任，让履责必尽成为自觉，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

问责条例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二】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Xx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问责条例》。《问责条例》体现了党的十以来管党治党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是全面从严治党重要的制度遵循，对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党的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问责条例》以为根本遵循，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全面从严治党，突出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着力解决一些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担当、不负责等突出问题，进一步夯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基石，向全党释放出有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强烈信号，是管党治党的重要利器。

《问责条例》强调权责统一，失责就要被问责，强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内团结统一、强化政治纪律的刚性、政治规矩的强制性和严肃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员必须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这是为党员领导干部早就刻画出的担当底线。但在现实中，部分党员干部对党的意识薄弱、组织纪律涣散、立场不坚定，存在信念动摇和缺失，导致精神缺钙，你拉你的琴，我吹我的号，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或搞变通，使党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打了折扣，损害了群众的利益，也严重影响了党的威信。党的十以来，党的反腐倡廉取得了一系列成效，而制定党的问责条例，就是要把责任这把利剑高悬起来，剑指为官乱象，告诫和警示全党，党中央对问责是动真格的，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不负责就要被追责，实实在在刻画出为官底线。

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执行制度关键在人。问责条例能否起作用，关键在于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敢不敢较真、有没有战斗性。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要把自己摆进去，以眼里不揉沙子的认真劲儿，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唤醒责任意识，激发担当精神。

问责条例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大全【三】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利剑，是失职、渎职干部不可触摸的高压线，中央在即将迎来建党95周年之际又一次亮剑，体现了我党从严治党的强烈决心。

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是规范党员干部行为准则的标尺，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党员干部要严格遵守不越雷池，时刻谨记权利是党和人民群众所赋予的，要公平、公正、公道，将权利为民所用、造福于民，要有坚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学会向一切歪风邪气说不。

忌表里不一。荀子把口言善，身行恶的两面人称为国妖，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标准在于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台上台下、台前台后、当面背后都一样。党员干部严谨出现两面人现象，要敢于较真碰硬，敢于担当责任，对于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的要敢于 唱黑脸，不做人人唾骂的两面人。

忌损人利己。共产党员应该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要学会知足常乐，习惯过清贫和寂寞的日子，不浮躁、不攀比、不抱侥幸心理。将人民的权力化作私有物，为个人谋私益，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的就会受到《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这把利剑的惩罚。时时刻刻要用党的准则条例这面正气之镜来规范自己、提醒自己。

问责条例学习心得体会范文大全【四】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是担当，让失责必问成为常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无疑是向全体党员干部再次表明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再次回应了公众对于反腐倡廉的期盼。

在党忧党，为党尽职，为民尽责，本是党员干部的职责所在，但一些党员干部逐渐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宗旨意识淡化，理想信念退化，思想认识腐化，甚至铤而走险触碰法律底线，这些现象都给我了们警示。常言道：法不明则不治，令不行则不严，问责条例就是以明的制度维护党的权威，以严的问责唤醒党员干部的担当意识，从而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压力的层层传导下和制度的鞭策下不断增强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地好职、尽好责。

一个没有铁的纪律的政党，必定是没有前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初全国57名党员，发展到今天拥有87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政党，靠的是铁的纪律;从1921年建党到建党95周年，经得起一路的风风雨雨的考验，靠的是铁的纪律;从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到 十三五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靠的是铁的纪律。实践证明，只有把严明的纪律摆在重要位置，不断自我净化，不断清除毒瘤，才能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可以说，问责条例为严明党的纪律提供了制度保障，是对党内法规制度的补充和完善，让管党治党的责任更严更实。

问责条例范文第8篇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规范和强化问责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应深入理解《条例》的重大意义、基本内容和鲜明特点，切实把《条例》贯彻落实到实践当中。

首先，《条例》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党内法规。《条例》的颁布实施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举措。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党承担的责任越大就越需要加强党的建设，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加强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等各方面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折不扣地把中央的决策部署付诸行动。《条例》就是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强化责任担当，督促责任落实，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条例》的颁布实施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制度。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有机结合起来，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问责制度建设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高度重视。2013年11月，中央就提出要适时修订《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2016年1月，中纪委六次全会提出要把问责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研究制定《中国共产党党内问责条例》;经过调查研究、法规起草和征求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条例》。《条例》实现了问责内容、对象、事项、主体、程序、方式的制度化、程序化，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

《条例》的颁布实施是贯彻落实讲话精神的重要体现。反复强调，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要正确处理权责关系，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组织赋予权力必然同时赋予责任，责任在肩必要尽职履责，履职不力必有责任追究。2014年1月14日，他强调：“有权必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同年10月8日，他强调：“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要有担当精神。”2015年1月13日，他讲道：“要敢于担当、敢于监督、敢于负责，努力成为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同年6月26日，他提出：“要健全问责机制，坚持有责必问、问责必严……问责既要对事、也要对人，要问到具体人头上。”这些重要论断指明了问责工作的方向，《条例》充分体现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把讲话精神贯彻到问责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其次，《条例》言简意赅、内容丰富。《条例》全文总共有1900余字，13条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基础性内容、主体性内容和补充性内容三个部分。

基础性内容包括第一至第三条，明确了《条例》的根本依据、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条例》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规范和强化党的问责工作，其根本遵循就是党内大法即。《条例》以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确保问责工作沿着正确方向进行，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督促党的领导干部践行忠诚干净担当。《条例》全面总结历史经验，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规定了问责工作必须坚持的原则：依规依纪、实事求是，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分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

主体性内容包括第四至第十条，明确了问责的主体、对象、内容、方式、程序等。问责的主体是各级各类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问责的对象是各级党组织、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组织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各级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特别是一把手。按照权责对等原则，领导班子负有全面领导责任，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问责的主要内容包括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违章党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六种情形，即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维护党的纪律不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以及其他应当问责的情形等失职失责行为。根据失职失责的程度及其后果情况，对党组织的问责采取检查、通报、改组三种方式，对领导干部的问责采取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四种方式。有权对失职失责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作出问责决定的是党中央或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问责决定作出后应及时向被问责党组织或领导干部及其所在党组织宣布并督促执行，切实把问责工作做严做实。条例特别规定了“终身问责”条款，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

补充性内容包括第十一至第十三条，明确了《条例》的“授权”规定、“解释权”规定和“法规效力”规定。

再次，《条例》特色鲜明、突出重点。《条例》突出强调了党建工作的问题意识。《条例》立足当代实际，突出问题导向，抓住重心、有的放矢，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例如，《条例》第六条明确规定了问责的主体内容，指出了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违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六种情形，紧紧盯住突出问题，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条例》突出强调了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党的领导力、凝聚力、战斗力具体体现在全体党员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责任担当之中，制定条例就是要规范和强化问责工作，焕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条例》第二条明确提出“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的要求，第三条明确提出“失责必问、问责必严”的原则，就是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切实践行忠诚干净担当，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条例》突出强调了“关键少数”的责任。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权力越大，责任相应也就越大。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800多万党员、440多万个党组织的执政党，每个党员都承担着自己的责任，而领导干部特别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干部则是“关键的少数”，权力更大、责任更大。《条例》第四条特别强调，问责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并把“一把手”这个“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作为问责的重中之重。

问责条例范文第9篇

唤醒责任意识

党的十以来，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个突出亮点是用制度治党。用《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为党员干部立出“高线”，让大家知道应该干什么，向哪里努力，向哪里看齐；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党员干部划出“底线”，告诉大家哪些事情不能干，哪些行为不允许，哪些想法有危险。

全面从严治党作为系统工程，只有“高线”和“底线”是不够的，中间状态不容忽视。现在有种苗头，“高线”做不到，“底线”不敢碰，于是干脆不作为、不干事、不担当。这是责任的缺失和责任意识的淡漠。对党来讲，责任是政治承诺，是事业保证。在和平年代，作为执政党，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责任的标签。归根结底，是有多大的担当，才能干多大的事业。

如何才能有责任心？从根本上是觉悟，是自觉、主动，不需扬鞭自奋蹄。但对于不少党员干部来说，担当离不开问责。中央纪委书记曾讲，“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条例》就是要唤醒责任意识，重点解决不担当、乱担当问题。

理解责任清单

《问责条例》通过列举责任清单，从六个方面明确了应当予以问责的情形。

（一）坚持党的领导，不能弱化，不做“甩手掌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不能将党的执政与党的领导混为一谈。党的执政是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执政权力，党的领导则是依据实施党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组织领导。

如果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没有得到有效贯彻落实，在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或者在处置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问题中领导不力，出现重大失误，给党的事业和人民利益造成严重损失，产生恶劣影响，就表明党的领导被弱化了，就要问责。

（二）加强党的建设，不能缺失，始终不忘“最大政绩”。党的力量、党的作为、党的先进、党的优秀来自党的建设。如果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组织软弱涣散，党性教育特别是理想信念宗旨教育薄弱，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不落实，作风建设流于形式，腐败丛生，这就说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没搞好。

党员干部当然要有政绩，但是在所有政绩中，抓党的建设是“最大政绩”，这个政绩做好了，其他政绩才会水到渠成。

（三）全面从严治党，不能无力，不做“老好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有着8800多万名党员的政党，党内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尤其在长期、复杂、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下，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已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在一些党员干部中，管党治党失之于宽松软，“好人主义”盛行、搞一团和气；党内监督乏力，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发现问题不报告不处置、不整改不问责。这些都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不到位的表现。

打铁还需自身硬。治党不是表扬与自我表扬，而是激浊扬清、刮骨疗毒、倡优汰劣，是自己给自己治病。在实践中，要通过治党让党更健康、更先进、更优秀。

（四）维护党的纪律，不能松弛，不做“开明绅士”。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进程中，纪律更显必要与紧迫。现在一些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不力，导致违规违纪行为多发，特别是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职，管辖范围内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团团伙伙、拉帮结派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

强化纪律意识，就要做到对于违反纪律的人和事，没有下不为例，不搞情有可原。

（五）推进反腐倡廉，不能应付，不做“太平官”。曾讲，“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不仅是对古今中外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更是对中国共产党政党逻辑的认知。

但是，目前一些地方党组织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坚决、不扎实，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还是比较突出。对于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来讲，仅仅“洁身自爱”是不行的，如果管辖范围内腐败蔓延势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也要问责。《问责条例》强调的，是对反腐败旗帜鲜明的立场态度和义无反顾的坚强意志。

（六）用“其他”兜底，不留死角，不要心存侥幸。《问责条例》强调现在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不把重点问题淹没在繁琐的条文中。同时提出，其他应当问责的失职失责情形，应当予以问责。实践的丰富形式不可能用条文全部概括，随着发展还会有新形式、新问题。具体到党的建设，现在不突出的问题不等于未来不突出。有了“其他”，问责就有了依据。

总的来说，这六个方面是对管党治党的层层具体化。首要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为此要加强党的建设；党的建设不仅要建，还要治，所以要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要以党的纪律为依据，所以要维护党的纪律；当前管党治党，反腐败是重点，所以更强调反腐倡廉责任。

把握问责逻辑

这次《问责条例》与过去的问责在角度上有很大不同。从问责逻辑上来说，其实是政治问责、政党问责和政策问责。

（一）政治问责。过去的问责主要是行政问责，但这次主要“问”的，是党的领导对应的政治责任，旨在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肩负的责任很多，管党治党是其中最重要的政治责任，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在党兴党、在党尽责。政治责任具有间接性，不表现为直接责任；又有长远性，不是立竿见影的；还具有基础性，是责任背后的责任。政治问责不是对事件、事故的行政问责，即使是事故、事件引发的问责，也是在政治层面的责任。此外，政治问责不是对行政问责和法律问责的替代，而是与其相衔接。

（二）政党问责。《问责条例》总共十三条，第一条讲依据，来自；第二条讲指导思想；第三条讲基本原则，具有鲜明的党纪特色。这表明，《问责条例》是党的纪律，不是国家法律。

党的十以来，党坚持用党纪党规管党，坚持纪法分开。既然是政党问责，《问责条例》用的就是党言党语，依据的是，标准是高标准，核心是政治要求。对于问责方式，讲程序但不搞繁琐程序；对于重大责任要求终身问责。

（三）政策问责。《问责条例》不是法律性制度，而是政策性制度，旨在释放强烈政治信号。既然是政策问责，就兼顾了必要和可行。因此，《问责条例》字字有讲究，需要反复琢磨。

提高问责实效

（一）党委党组真问责，党员干部把问责真当回事。要让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成为常态。问责上无“铁帽子王”，下无漏网“苍蝇”；问责没有下不为例，没有情有可原；《问责条例》是高压线，不是橡皮筋。问责是通过问责一个，警醒一片。要通过问责推动工作落实，不是为问责而问责，不是整人而是保事。党员干部面对责任要时时保持警醒，不能心存侥幸与轻慢之心。

（二）以身作则，要“让手电筒对着自己”。从问责程序来看，当然是上级对下级问责，但从问责对象来看，所有党的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概莫能外。其中，“重点是主要负责人”，通过抓住关键少数中的关键少数，起到上行下效的成效。

（三）联系实际，在细化《问责条例》上下实功夫。尽管已经很具体，《问责条例》依然属于宏观层面的具体。党的各级组织在贯彻落实过程中要联系省情、市情、县情，甚至不同乡镇的情况来充实实施细则，要有主动性和创造性。

问责条例范文第10篇

中央颁布实施两个条例，是从严治党的一项重大举措，是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要坚持和完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形成防止和惩治腐败的合力”目标的具体体现。深化落实这一伟大目标，就必须认真贯彻两个条例，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的有关规定，从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其中，按照两个条例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中有关规定，开展责任追究，是实现标本兼治、源头治理的重要环节，是运用科学手段实行目标管理的有效措施，是贯彻落实两个条例的前提条件和保障手段。

一是两个条例对责任追究赋予了新的内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颁布6年来，现实情况已经起了很大变化。两个条例尤其是《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颁布适应了这种新形势的需要，给责任追究增加了新的内容，这些新举措进一步扩大了党内民主，提高了政治的透明度，便于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开展监督。如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于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而未经集体讨论，也未征求其他成员意见，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的，除遇紧急情况外，应当区别情况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第十七条规定：党组织对事关全局和社会稳定重大事项隐瞒不报、不如实报告、干扰和阻挠如实报告或不按时报告、请示的；对下级请示不及时答复、批复或对下级报告中反映的问题在职责范围内不及时处置，造成严重后果的就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等。新条例共增加了四项需要追究的内容，是对党风廉政责任制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对于我们今后更好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转变政府形象，建立问责型政府具有良好地促进作用。

二是两个条例赋予责任追究新的形式。过去由于责任追究的有关法规、制度相对滞后，没有一套操作性强、规范的办法，现实生活中一旦遇到问题，少数单位在如何追究、谁来追究、追究谁、追究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上，都要看主要领导脸色行事。新条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如《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十二、十三条就明确规定了民主决策的内容和议事程序，每十四条规定了违反规定后的处理办法。再如第三十二条规定了诫勉谈话的具体内容和程序，极具操作性。此外，为适应形势需要，在实施追究的形式上有了新的突破。如以往追究主体往往上级党委和纪委，而新颁布的《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第九节中赋予地方各级委员会询问和质询的权力，第十节赋予了地方各级党委和纪委提出罢免或撤换要求的权力，并在第六节引入了巡视制度，这几项内容都是党内监督史上的重大飞越，给责任追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三是两个条例转变了责任追究在认识和执行上的偏差。过去开展责任追究，少数人认识上存在“四怕”：一怕追究单位，影响单位声誉和形象，二怕追究同级领导，影响班子内部团结，三怕追究基层领导，影响整体工作开展，四怕追究后得罪一班人，影响自身前途。其次是执行过程中有偏差，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重查轻究；二是应究未究；三是以斥代究；四是泛化追究。存在这些现象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少数人不能站在党和国家利益高度看待问题，缺乏政治觉悟和事业心、责任感。两个条例从发展党内民主的高度出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能够较好地帮助广大干部解决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同时两个条例又极具操作性，使开展责任追究能够做到有的放矢。正如吴官正同志在学习贯彻条例座谈会上指出：两个条例是“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转化为具体规定，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对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是两个条例有助于建立问责型政府。要做到从严治党，认真开展责任追究必不可少，要落实责任追究，党内的民主氛围的建立至关重要。当前，各级政府都在打造服务型政府，树立责任政府形象。而树立责任政府，就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和问责。问责，就是要建立一个向人民负责、向执政党负责、向法律负责的责任政府。它包括：一是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向国家、集体、公众、及受害者负责；二是承担政治上的责任，向党和政府负责；三是承担民主的责任，向人民代表和选民负责；四是承担法律的责任，向相关法律规定和党纪条规负责。两个条例符合了建立问责型政府的需要，为建立问责型政府和开展责任追究提供的党内法规依据，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各级党员干部唯有认真学习贯彻两个条例，真正认识责任追究的深刻意义，严格实行责任追究，才能为建立一个问责型政府打下良好基础，建立一个高效、清廉、务实的政府才成为可能，反腐倡廉的伟大事业才能真正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