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问责者实行问责

今年“两会”期间，10余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建议实行领导干部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领导干部对重大决策事项的提出、实施以及结果全过程负责。造成重大损失者，不论时间过去多久，也不论决策人是否调离原工作单位，均视情节追究其责任。此前，原国家药监局局长因涉嫌严重失职渎职、的违纪违法案件，在退休后仍然遭到查办，使人体会到中共高层坚持依法行政、从严治政的态度和决心。

近些年，内地不断出现各级领导人的“拍脑袋项目”，造成的危害更是触目惊心。据世界银行估计：从“七五”到“九五”20年间，中国的投资决策失误率在30％左右，资金浪费及经济损失约4000亿～5000亿元。国家审计署报告披露：2004年，审计署对10家央企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查出，这些企业转移、挪用、贪污、受贿金额为16亿元，而由于管理不善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却高达145亿元。

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然而，由于中国现行的行政管理权责不匹配，除非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官员一般毋须为决策失误、管理失职承担具体责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里或许涉及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不揣进自己的腰包，犯错情有可原，否则谁还敢干事？

上述观念代表了一种“官本位”视角，即从官员自身的利益来看待权力与责任。这种视角绝非天然有理。政府官员作为人民公仆，首先应该遵循的是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衡量一种政策和制度的视角和标准，也应该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非官员个人利益。如果从官员个人利益出发，国家就会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游乐场。官员个人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当这种特殊利益与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相悖时，每为官员多考虑一点，国家和人民就必然多损失一些。

实行领导干部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建议虽好，但思路仍未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补丁”范围。如果导致漏洞不断产生的机制不改变、“官本位”的思维定式不纠正，新的“补丁”可能只会催生新的漏洞，再多“补丁”也无济于事。事实上，由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构筑的制度基本上是健全的，即使没有“重大决策终身负责制”，决策失误造成重大损失，在现行制度下也仍然是有责任的，问题的关键是能否严格执行制度，对违规者坚决追究责任。

前不久，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因护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伤兵不力被曝光。美国军方随即展开调查，得出与报道相符的结论。此事造成美国陆军部长哈维辞职，里德医院院长维特曼少将被解职。哈维的辞职固然涉及政治牵连，维特曼被解职则是货真价实地追究责任。

规章制度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说明由“官本位”衍生“官官相护”，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中国官场的潜规则。“官本位”的背后是“官本位”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相互勾联，形成一张“官官相护”的大网，这才是官员犯错难以被问责的根本原因。由于有能力问责的人本身就在这张网上，问责者缺位或不司其职，问责的动力不足，再“健全”的“终身负责制”，都可能被束之高阁，沦为一纸空文。要使问责制落到实处，不能只对犯错者本人进行问责，还必须对有能力问责的人进行问责。

对问责者进行问责，必然会加大对领导干部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但正当，而且必须。权力越大，被问责的机会越多，这才符合权责对应的原则。中国的现状却是，权力越大，责任越小；位高权重者，少有被问责的可能。这种权责的高度不对称，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世所罕见。

权力越大，其错误和失职造成的危害越大。不但对国家造成损失，损害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而且必然波及民众，影响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动摇执政基础。只有对领导者追究领导责任、对问责者追究失职责任，才能将当权者的行为约束在符合国家和人民整体利益的轨道上。

（原载《凤凰周刊》2007年第14期，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