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4 17:01:47
投资论文范文第1篇
次级债是美国银行针对信用记录较差的客户发放的住房贷款(即次级房贷)，是住房抵押贷款发放机构（如商业银行）将其持有的住房抵押贷款集合组成资产池，经打包定价后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特殊目的机构再将其以担保、保险等形式进行信用增强(CreditEnhancement)，经过信用评级后以抵押担保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证券每月支付的本息现金流，直接来源于资产池中抵押贷款每月获得的计划偿还和提前偿还的本息金额。
作为近30年来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在于通过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设计，使资产的客观信用同原始权益人的整体信用相隔离，并提供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本身信用和衍生信用两个层次信用。目前，已在国际上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与发展。美国次级债危机发端于2006年下半年，在2007年2月引发世人普遍关注，到2007年8月则升级成席卷全球金融市场的风暴。其影响并不仅仅限于次级债市场，已经蔓延至其他市场。在次级债危机的影响下，道琼斯指数、伦敦金融时报指数、日经指数都在下降。与2003年6月29日相比，道琼斯指数2008年1月30日的市值损失了3000亿美元，去年美国金融行业裁员15.3万人，而2006年整个行业裁员仅5.03万人。截至今年1月底全球因次级债危机而导致资本市场缩水约8万亿美元。
受此影响，中国股市牛市步伐嘎然而止并调头向下，从2007年10月至2008年3月，上证指数下跌2000多点，许多股票被腰斩。我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场危机的影响，同样也对中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如何稳健运行以防范金融危机的
发生提出了亟待解决的课题。
二、我国金融投资的现状分析
我国金融投资从实物投资中分离出来并发展壮大，是融合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进程之中的，并已呈现出投资主体多元化和投资工具多样化的发展趋势。我国金融投资的发展面临着种种困难，无论是融资工具的发行、流通、交易诸环节，还是资本市场现存的国有股症结、股市结构单一、吸收公司上市标准僵化等特点，以及证券业的组织、管理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发育不全的金融市场环境和运行扭曲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严重地阻碍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但更现实的则是金融投资环境发育基础的薄弱与其环境要素组合体系的残缺不全。因此，改进和完善我国的金融投资环境已成为我们培育金融市场，完善金融投资体系，发展金融投资的关键。
三、次级债危机给我国金融投资改革的启示
1.加强金融投资风险防范意识，在实践中自我完善金融体系。
（1）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监控水平；
（2）应该警惕国内住房按揭贷款的潜在信用风险；
（3）谨慎加息，避免房贷资金成本过高引发的住房按揭贷款还款风险增加的金融风波；
（4）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为前车之鉴，事先采取科学论证、试点推广、风险控制等手段，尽快推动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的进程，化解集中于银行体系的金融风险；
（5）严格控制并有效阻击银行资金尤其是境外资金非法流入国内资本市场。
2.立足于本国金融资本，积极引导个人投资者参与金融投资，鼓励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同时吸收国外金融投资为补充，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加强对机构投资者进入金融投资领域的引导，降低其进入门槛，同时注意对其进行投资风险意识教育，树立投资理念。
3.根据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中介机构民营化，建立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和信用制度，强化会员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作用，完善证券交易所的组织架构和运作方式，建立严格规范的行业自律制度、信用制度和从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增强从业人员的职业操守。
4.作为调控主体，政府退出对金融投资过程和投资行为的直接干预，成为整个社会金融投资活动的间接调控者。政府对金融投资的管理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按照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目标合理确定金融投资活动的宏观调控目标，明确发展方向；
（2）管好、用好政府投资；
（3）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依法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保护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规范参与金融投资各方的行为；
（4）防范国家金融风险。
5.从实际出发，以切实满足投资者的需要为宗旨，既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物质因素，又灵活地运用各种政策措施，改善金融投资环境中的非物质因素。具体而言应从以下方面着眼：
（1）保持政治、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2）建立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成熟而发达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
（3）建立高效率的证券交易系统和现代化的通讯网络，改进和完善信息传递系统，提高金融服务质量。
（4）建立和完善各种证券管理政策及法律，维持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5）加快培训金融投资人才。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必须在坚持金融投资渐进式发展原则的基础上，一方面积极支持并鼓励资本市场金融创新业务的发展，稳妥推进金融市场的开放；另一方面应加大力度，合理控制对外证券投资的风险。国内各类投资机构应从此次危机中汲取深刻教训，在对外投资之前深入调查和研究，深入了解风险，合理防范和控制风险。
参考文献：
[1]易宪容.美国次级债危机及对中国的警示[J].时事资料手册，2007，（5）.
[2]王寅.美国房货风险警报[J].百胜，2007，(5)：11-13
[3]张红梅.现代金融投资理论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论文关键词】次级债次级债危机金融投资
投资论文范文第2篇
综合探讨旅游投资问题和对策的文献，普遍认为我国旅游投资存在以下问题：(1)招商引资观念存在误区，单纯倚重地方政府的优惠，忽视投资环境的综合改善；(2)投资结构不合理，20世纪中后期之前主要投资饭店业，使得我国旅游饭店业呈现恶性膨胀的趋势，之后主要以旅游景区景点为投资重点，片面注重游览设施和住宿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对餐饮、购物、娱乐等方面的投资相对不足；(3)投资决策问题，盲目投资现象严重，未进行严格的项目可行性论证就匆匆涉足，对旅游投资的期望值过高，重复投资，走老路造成同一种产品遍地开花；(4)资金筹措渠道少，对日益发达的资本市场重视不够。我国尚未建立旅游专业投融资机构，在利用政府间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援助方面基本处于空白，而世界著名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如坎昆和巴厘岛都利用了世界金融机构和国家间贷款；(5)投资机制存在缺陷，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地方政府采取灵活的政策招商引资这三种机制对于资金短缺问题、投资产品结构和地域机构不平衡的问题存有缺陷，是制约旅游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提出的对策：(1)建立健全旅游投资的引导机制，优化投资环境。加强政府的引导功能，管理功能和服务功能，构建旅游投资项目的信息平台，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以优化投资环境达到较好的招商引资的目的，成功的投资促进是增加投资数量和提高投资质量的重要条件；(2)优化投资结构，东部地区饭店业已出现饱和的状态，中西部地区的饭店业还比较薄弱，饭店投资应向中西部转移，加强旅游景区的投资力度和注重专项旅游产品的发展；(3)凡是旅游投资项目都要进行科学论证，逐步建立专业化的旅游投资咨询公司和专门负责旅游业招商引资的服务机构，对旅游开发项目进行全面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并定期指导性的分析报告和信息；(4)拓宽旅游业的投融资渠道，政府主管部门鼓励民营经济和外商企业及股份制经济等经济成分大胆投资旅游业，另外放宽旅游企业上市的条件，筹建旅游发展基金，充分利用资本市场。
这些问题和对策是旅游投资研究中主要内容，其他的研究文献多是就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投资区域和投资项目问题研究
资本逐利的天性，使得投资者会选定能给其带来更多利润空间的区域和项目进行投资。吴铀生就东西部旅游市场空间拓展优势进行了比较，认为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城市密集，地理空间有限，环境污染严重，资本投资与使用效率日趋低下，旅游消费将向西部发生转移，旅游投资的转向既能缓和东南地区过量资本和旅游收益下滑的矛盾，又能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合理空间均衡。陶振华，李晟之分析了西部旅游业的投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以改善西部旅游投资。对于投资项目的问题，大家已经意识到饭店业的过度投入造成了恶性膨胀，自从1998年万贯集团收购碧峰霞景区的经营权获得经营成功后，买断景区经营权成为新的投资热点，我国进入两千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促进旅游发展，明确要求增加对资源型景区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放宽对资源型景区开发项目的审核条件，另外，国家还安排了67.2亿元国债资金进行景区建设，促进景区发展。虽然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然而景区经营权的投资属于风险投资，景区经营权转让属于新生事物，伴随着很多的争议，国家政策也还不健全和完善，外部环境变幻莫测，景区的定位以及市场的需求问题都使得其风险大大增加。
三、投资主体问题研究
旅游业的投资主体，从最初的单纯政府投资转为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多元化投资主体。经过20多年的迅速发展，我国旅游产业的规模逐步扩大，在产业结构、产业地位等方面均有了明显提高，民营资金大量进入旅游领域。而且，其投资表现出了方式多样化、领域多元化的特征。董艳林，来逢波对民营经济的投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对策研究。认为民营经济普遍拥有经营机制灵活的优势，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宽松的政策环境也使民营经济有了放松的投资机遇。但是民营企业大多是从个体私人企业发展起来的，在管理和观念上存在许多问题，对开发的项目缺乏可行性研究论证，投资项目盲目跟从、雷同，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因此，需要政府加以引导，为投资商做好参谋和服务，为民营经济搭建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投资平台，建立民营经济投资旅游的抗风险机制。
张英以世纪金源集团为例，对大型民营企业投资旅游业驱动力、投资项目选择、投资模式、融资特点、市场定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投资旅游业是旅游业和民营企业获得双赢的途径。其中金源集团融资的做法与传统的民营企业不同，它以北京银行第四股东身份为其获得了金融背景，为以后的融资打下了基础，规避了一般民营企业常会遇到的融资困难。黄郁成等还分析了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旅游开发中的投资主体关系，乡村地区资金的稀缺性使得外来投资商可以获得乡村旅游投资的主要收益，而乡村地价较低，往往使乡村居民的投资被边缘化。
四、融资渠道和投资成本问题
总结各城市旅游发展资金充分与不足，可以归纳出一些旅游投资融资的方式。喻江平就对河北省旅游投资融资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到河北省旅游投资项目充分体现了国家、部门、集体、个人、内资、外资一起上的特点，渠道广泛，机制灵活，体制多样。主要包括银行贷款、发行股票、发行债券、项目融资、股权置换、建立旅游产业投资基金。黄安在《江西旅游业发展的瓶颈及对策》中阐述了如何培育旅游企业上市来解决江西旅游资本短缺的问题，宽松的环境，素质好有前景的企业或相关联的企业，懂得经营管理和资本运营的人才这三点是必不可少的。冉恒不仅提到了融资的方式而且还建设性的计算了筹资成本，阐述了筹资成本的风险控制。
五、其他
旅游投资是否能取得投资者的预期设想，为其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与其投资决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而正确的投资决策的作出必然需要科学的投资分析，因此旅游投资项目估价研究的意义就显得尤为突出。2007年的两篇论文《基于实物期权投资项目估价》和《具有可转换期权特征的旅游项目投资决策分析》分别运用了实物期权理论和期权博弈理论打破了传统旅游投资决策方法的束缚，使决策更加科学化。而作为招商引资的一方则将投资项目产品化，通过各种营销策略来吸引投资商的投资，两者之间的博弈必然会推动旅游业的发展。
六、总结
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我国计划将建设的旅游项目12697个，总投资预计达到17834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占40.5%，中部地区20.59%，西部地区33.34%，东北地区6.01%；十一五期间投资资金的来源政府投入占总投资的18%，国有企业占9%，股份制企业占25%，外资占8%，银行贷款占12%，其他企业投资占28%；从投资流向看，服务业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和旅游业的环境保护投入和景区建设投入将分别占到26.3%和44.74%，这两个数字加起来超过60%，旅游饭店建设投资将缩小到19.0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旅游投资区域结构、主体结构和产品结构都在趋于合理化，十一五期间我国投资的差异将更明显，虽然中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丰富，但基础设施仍不完善，对于特色鲜明的景区深度开发需要进一步加大。而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流向更多的趋向于高档的休闲度假区，高星级饭店，滨海休闲度假和特色主题乐园等的建设，融资渠道需要借助世界金融机构和国家间贷款，这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另外，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先期验证研究还有待深入，这关系到投资收益能否实现，避免资金和各种资源的浪费，使投资产品和设施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以在保证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基础上，实现投资者的利润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钟海生.旅游业的投资需求与对策研究.旅游学刊，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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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陶振华，杨克斯.进一步改善西部旅游投资环境商业时代，200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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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宏.论旅游目的地营销框架的构建.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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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黄郁成，张国平.乡村旅游投资主体关系研究.旅游学刊.
[19]罗铭，杨晓霞.基于实物期权的旅游投资项目估价.商场现代化.
[20]刘立秋，宋占松.具有可转换期权特征的旅游项目投资决策分析.统计与决策，2007，(8).[摘要]本文就1980年后旅游学界对国内旅游投资的问题研究进行了综述，主要包括投资问题对策研究，投资区域和投资项目问题研究，投资主体问题研究，融资渠道和投资成本问题研究等。作者通过对十一五期间的投资数据分析，认为要使我国旅游投资日趋合理化，对投资项目可行性的先期验证研究有待深入。
投资论文范文第3篇
岁月无痕。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看到了一些企业在成功经验的引导下，一旦直觉项目良好，就会勇敢地惊险一跃——直觉加勇敢造就了令人艳羡的财富；我们却没有看到，更多的企业在直觉加勇敢的一跃中，无声无息地掉进了深不可测的投资陷阱中。
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
每隔3年，100家企业中就有近68家死亡；
每隔5年，北京中关村100家企业就有近92家消失；
每隔20年，中国80%的企业将会被淘汰。
没有投资就没有发展，投资是寻找新的赢利机会的惟一途径，也贯穿于企业经营的始终：新建项目的投资、扩建项目的投资、技术改造的投资、参股控股的投资。每一项投资都蕴含着新的希望，每一次投资都面临着无尽的风险——尤其对民营企业而言，一次投资失误也许就意味着一生的一蹶不振。
进入一个行业是容易的，在一个行业中愉快地生存却非常困难。我们很快就能学会驾驶汽车，但却不得不用一生的谨慎来避免行路中的每一次事故——因为也许极小极偶然的一次失误就会丧失自己的生命：
优惠的政策、转轨的体制、开放的市场，爆发的巨大能量像漩涡一样吸引着大大小小的投资者，这时，你也许会不知不觉掉进政策和非市场竞争的陷阱；
小企业在市场中的风雨飘摇和跨国公司的无坚不摧形成鲜明的比照，你不自觉地倾慕规模的魔力，这时，你也许会在欣欣然中掉进规模经济的陷阱；
市场越来越破碎狭小，利润越来越透明稀薄，创新求变的呼声越来越高，面对惨烈的传统市场，剑走偏锋的思路也许会把你悄然带进求新求异的陷阱；
……
我们努力为企业掀开每一个铺满鲜花的陷阱，我们祈祷每一个企业都能穿越风高浪急的市场，平安到达对岸——因为企业的成长是如此艰难。尽管这样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这样做了。在翻阅和分析了数百个投资案例后，我们发现：
为商之道在于适者生存。尽管世界上有成百上千种赚钱的方式，有成千上万种赚钱的项目，但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能赚钱的项目很多，关键在于是否契合自己的优势。在这个浮躁的商业时代，看别人如何赚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看自己能赚哪种钱；
风险与利润同在，但生存却是经商的第一要诀。无限风光在险峰，但因为实力和市场的差别，很多商人已经没有了交学费的资格；市场中也早已少有一夜暴富的神话，有的只是在不断降临的危机中战栗地生存。
观念的改变导致生活改变。当我们学会了在别人的失败中发现自己，当我们学会了在轻舞飞扬的时候发现地下的陷阱，我们就可以而且只能说：
我们正在成熟。
环境篇：远景幻象
近年来，我们不断看到林林总总的投资失败案例，让人揪心的同时，更感叹中国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之艰难，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成长之艰难。以前只有在市场缝隙中生长的民营企业们，在日益开放的市场环境中惊喜地看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曙光，看到了以往只有垄断行业才有的投资机会，对利润的渴求使他们纷纷开始了惊险的一跃，却不知不觉掉进了政策机会、非市场竞争、人文环境以及技术、人才等层出不穷的陷阱中。
对投资者而言，一个未知的行业就像遥远沙漠上空美丽的海市蜃楼，因为遥远而显得美丽。只有穿越之后，才知道美丽的远景只是各种光线融汇而成的图景而已。优惠政策、垄断行业的高利润高回报、高新技术等，对准备进入和新进入者而言，没有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和充分的风险准备，都只能是一道美丽的幻影。
政策性陷阱
政策机会是中国企业最青睐的投资方向之一，从世界范围来看，政策方向的调整、新政策的出台对相关产业也具有巨大的影响，甚至成就了很多知名跨国企业。中国沿海大量民营企业也就是充分利用了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机会，形成了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但对政策性机会的盲目追求却常使投资者在毫无准备的时候，一步一步踏进政策性投资陷阱中。
2002年3月，《广东省零售药店设置暂行规定》宣布开放广东药品零售市场，由于外来人口多，药品零售业发展空间巨大，众多外来商家蜂拥而入，纷纷投资广东药品零售市场。但仅几个月时间，在政策封杀之下，一些投资者损失惨重，苦不堪言。
在举世闻名的珠江三角洲外向型加工基地东莞，市药监局不但严格执行去年6月开始施行的“500米直线范围内不准开设第二间零售药店”的审批标准（该标准至今年7月才宣布取消），而且设置了许多异常繁琐复杂的技术性程序，如分店负责人必须提交个人户口本原件，必须到原户籍所在地居委会开具法律上无不良品行记录的证明，开具婚育证明，必须承诺24小时经营等。一家药店在交了30多万元店铺转让费和22万元铺租之后，仅仅因为离它250米远的百货公司里有一个本地药房所设的几米长的药品专柜，至今依然大门紧闭。
与此类似的政策规定包括：一些地方规定民办学校必须先买200亩地，拥有6000册书籍，然后才有申请资格；民营开办电信增值业务的申请资格包括场地、设备和专业人员……而进行了这方面的投资，并不意味着投资者一定会获得开业资格。
在这些行业，投资者因为走了第一步（满足原先知道的申报条件）而可能会被深度套牢。从管制的角度看，这些要求顺理成章，但从商人的角度看，先进行“资格投资”然后才能申报经营资格，风险就大大上升。而且，一旦申报条件改变，投资者的前期投入则会尽数打水漂。
今年9月15日，《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同时新的《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已酝酿到第七稿。新政策对新药申报制定了5年的监测期，监测期内一个品种只能有一家被批准上市。在此之前，由于仿制国外新药受到保护且研发成本低（只需12万～2000万元人民币，而国外一种专利药研发需3～5亿美元），投资商对医药行业趋之若鹜。新政策出台后，国内药厂不仅没多少新药可报，连能开发的产品都将寥寥无几，4000多家西药厂面临生死存亡的困境。
在我国进入WTO后，出于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承诺和完善法制建设的考虑，将进入一个政策法规大调整的非常时期，企业遭遇类似的政策调整将会更多，一些对政策有极大依赖的投资项目，如果不能及时考虑好撤退、转向或是减少对政策的依赖，一旦政策调整，都将面临难堪的境地。除了政策的行业审批限制、政策的变化包括城市规划调整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外，政策执行的时间差、空间差以及执行力度差别都会成为一个个投资陷阱。
要避开政策性陷阱，重要的是不要过分依赖政策。在国内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新加坡、韩国投资商遭遇政策陷阱而失败的多，而欧美企业相对较少，主要原因是欧美企业在投资过程中，较少受优惠政策吸引，而更多地看该地的市场环境及项目本身在该地的市场前景。
针对政策性陷阱，国家经贸委博士后研究员赵晓给投资者的建议是：
1、加强与政府沟通，保证政策信息来得更快更准确，因为政策的确包含着巨大的商机；
2、忌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仅仅因为政策优厚而不顾投资的其它条件；
3、提高对政策的应用水平，不要把宝全押在政策商机上，要根据自己的实力进行投资；
4、政策应用适当，不要过头，留心政策的变化。
非市场竞争陷阱企业是市场中的动物，只能在市场链条中生存。市场的生态环境一旦被破坏，企业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在企业的投资行为中，垄断部门的市场壁垒是一个极大的投资陷阱。
今年7月，影视大鳄邓建国公开宣布退出影视圈，并声称到年底会有60%左右的民营影视公司关门大吉。在记者采访时，邓建国表示退出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影视剧市场并不健全，存在着垄断、限价等不正当竞争，仅电视台欠巨星公司的钱就达到了2000万元，这对一个民营影视公司是致命的。这也是圈内普遍的现象，只是影视公司都不愿得罪自己的片商而已。”
而就是这个不能正当竞争的市场，因为国家经营政策的开放和门槛的降低，却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民营影视公司2000多家。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应付所有非市场竞争行为的实力（包括各地电视台的大量应收账），没有极其敏锐的市场把握能力拍出票房收入高的影视作品，影视剧市场无疑会张开巨大的兽口吸空相当数量的投资者。
现在很多投资者仍然热衷于与垄断行业做生意甚至力图进入垄断行业，他们看到了垄断行业丰厚的利润、稳定的回报，却忽视了即将遭遇的非市场竞争的坚冰。垄断行业要保住自身利益，将会动用各种力量对新进入者进行全力阻击，利用现存不公正制度是最常见的手段，如利用政府补贴进行降价、利用计划经济时制订的标准进行经营方面的限制等。要破除这些坚冰，所需付出的额外成本非常之高，不具备一定实力的投资者不能承受，即使具备了这种实力，在以后的经营过程中能否消化这些成本也未可知。
2001年，西部某省一家民营会计师事务所接到了一个兼并审计的案子。在进行了大量调查取证工作之后，突然被告知委托取消，弄得这家会计师事务所一头雾水。事后得知此单的失败仅仅在于他们不能在财政局进行呆坏账核销时得到“照顾”，尽管所有的中介机构现在已经与行政单位脱钩，但仍有相当部分机构与行政部门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委托方最后将这笔业务交给了一家原财政局处长办的会计师事务所。
目前这类非市场竞争陷阱在市政环保、自来水、影视、教育、天然气、电信、银行等垄断性行业及律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行业中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如最近券商为上市公司实行配股包销使券商们“变成了股东”，纷纷陷入资金紧张或赔本甩卖的案例，与其说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使然，不如说是券商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平等的地位造成。
人文环境陷阱
1999年，国家经贸委“禁白令”，明确未来将取缔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大批企业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一头扎进了绿色环保餐具行业。
两年过去了，原本测算年需求总量达120亿件，潜在销售额不低于30亿元的快餐具市场竟然成了绿色餐具的滑铁卢。由于环保餐具价格较高，大量餐饮企业视国家禁令于不顾，仍然违规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及后来上市的“环保”替代品——一次性PP餐具。目前全国170家左右的绿色环保餐具生产企业，大约有2/3以上停（待）产，每天3班满负荷生产的企业基本没有，一些原来还能勉强开工的企业由于缺少流动资金或其它经营上的种种原因，纷纷停产关门，去年下半年能够维持正常生产的企业不超过20家。
“白魔”屡禁不止，背后的原因其实是投资者掉进了新行业的人文环境陷阱中。大量小型饮食企业在薄利中生存，对成本的考虑远远大于环保意识，只要国家的禁令有口子——而这几乎是肯定会有的——饮食企业就会舍绿就白。
在投资前的市场分析中，人文环境的考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尽管这一点被很多企业所忽略。融资环境、人员的文化素质、市场消费习惯、政府开放程度等构成了企业投资运作的重要人文环境，企业一旦与之不融合，要调整则会花费巨额的成本，如近两年的中外合资改独资潮、多家民营企业搬迁等。一些投资者面临着投资中的“关门打狗”困境、新奇项目不被消费者接受、并购中双方企业文化不融合、遭遇地方保护主义等，都暴露出项目对人文环境的不适应。
有的投资者自认为只要适应一些特殊的人文环境，如地方保护，如融资的人情化，可能会获得加倍的利益。但我们很难看到一个企业能长久用“高额的账外成本”与特殊的人文环境保持融洽，而且我们的社会交易理念正在向着重契约、守规范的西方式圭臬转化，从长远来看，简单地适应最终都会弦断弓折。
对人文环境的不适应，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敬而远之。
技术及人才陷阱
对高新技术的追求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企业在投资行为中往往有追求高新技术的冲动，以保持自己的独特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但是，一旦对高新技术的把握不当，反而会成为颠覆整个投资行为的主因。
1996年10月，国内医药行业投资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河南中原制药厂宣布停产。这家总投资13.26亿元，设计年产5000吨维生素C的制药厂从投料试车到停产仅4年时间，负债达30多亿元。
中原制药厂在项目投资设计时，将技术定位在“国际先进水平”，基于此，从瑞士一家小型工程公司引进了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技术工艺和4套生产装置，结果4套生产装置有3套存在严重问题，产品一直不能正常生产。河南省政府一位负责人认为：造成中原制药厂投资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建设过程中盲目追求国际先进技术，高价引进国外尚处于试验阶段的工艺技术，之后又错过了利用国内技术力量攻关、抢占市场的机遇。
一般而言，拥有成熟的技术是所有投资者投资的前提，问题是，技术能否保证成熟？一些投资者相信“只要有钱，不怕买不来技术”，目前的市场情况也确实如此，但问题又来了，买来技术真能用吗？
1997年，陕西一家民营工程公司敏锐地发现了涂料市场群龙无首，竞争手段低下，存在极大的市场空间，于是与当地一家兵工部下属研究所合作，由研究所进行技术投资，合作开发市场。几年运作下来，投入了上千万元资金，生产出来的涂料仍然不断出质量问题，其产品根本打不开市场。面对频频出现的质量问题，研究所的解释总是：用户操作不当。几经反复，该公司老板终于明白：研究所的技术并不是成熟的技术。但公司已在涂料市场投了巨额资金，而且市场潜力的确很大，又舍不得放弃，于是一方面惨淡经营，另一方面开始向一些大型涂料厂商零星购买生产技术，但实际效果甚微。
与技术陷阱类似的是投资中的人才陷阱，都是新进入一个行业的投资者特别容易踏进的陷阱。这类陷阱有一个共同特征：为企业经营所必备，容易从市场获得所以投资者不重视，但评判是否合适却非常困难，往往成为新投资项目成败的关键。
上海静安区有一幢投资4.7亿元的“九九大舞台”，由美国九九集团投资，大厦位于静安区西康路和安远路交汇口，外观和室内设计均完全采用国际上最流行的个性化设计。1997年试营业期间，每天的门票收入即近100万元，每天营业收入为400多元元。
但这样一个项目，却仅经营一年即关闭，其原因是投资商系搞地产出身，不懂娱乐经营，董事长长期在国外，管理人员全是招聘，外行管理加上贪污浪费，试营业8个月就损失人民币6000万元，被迫停业整顿。
在知本时代，企业对高新技术和高精尖人才的追求几近疯狂，魂牵梦萦的都是能拥有别人无法替代的技术，有不可或缺的人才。他们没有留意到，技术和人才作为企业进行市场竞争的两大法宝，在为投资者赢来丰厚利润的同时，也常使大量优秀的项目消弭于无形。
要避免技术和人才陷阱，投资者应努力做到：
1、进入新领域优先考虑熟悉产业的相关行业，尽量不要进入自己不熟悉的行业；
2、对还处于实验阶段的新技术，必须进行由小试到中试再到小规模的投产试验；
3、对专家、顾问不能盲从，信任他们，但要验证；
4、技术和人才的投资以适应企业规模和投资能力、适应目标市场需求为主要标准，过高或过低的技术、人才要求并不适当；
5、对进入新行业的投资者而言，判断人才是否合适的标准是：一看其是否有相当的从业经验，二看其在该企业及行业内的口碑，三看其历史业绩，最后，还要看其个人禀性是否与本企业文化相融合。对技术是否合适的判断标准与此类似。
思想篇：魔由心生
没有实践的直觉只能是荒谬，而相信直觉、勇敢实践，正是中国商人成功的秘诀。在过去的年代里，凭着对市场的天生敏锐直觉，中国的许多商人成就了自己宝马香车的致富梦想。
但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使越来越多的商人感到迷惑。市场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是所有商人都无法质疑的滚滚洪流，与此相对应的是利润越来越薄，市场越来越小，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越来越少，市场的陷阱越来越多。于是有媒体揣测：当今中国有70%的上市公司投资项目是不赢利的，有70%的海外投资是亏本的，中国企业有70%是明亏和暗亏的；于是老老实实做传统生意被视为可悲的落伍者，求新、求大、求快的思潮泛滥成灾。
魔由心生，在这个浮躁而喧嚣的商业时代，每一次潮涌而来的新思想都值得我们加倍留意。市场的每一个角落都挤满了虎视眈眈的觊觎者，没有科学依据的直觉和勇敢，无论思想多么超前，理论多么先进，前景多么诱人，每一个投资的欲望都注定可能是一出正在上演的悲剧。
求新求异陷阱
传统产业竞争的白热化，市场发展的超速度，使人们不得不将眼光投向一个个未知的领域——未知意味着领先一步。但这样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踏入求新求异的陷阱，如一度如火如荼的互联网，以及生物制药、环保产业等。投资中的求新求异成为企业面临的二律悖反难题：不求新求异是等死，但求新求异也许是找死。
互联网一度是当前影响最大的新经济陷阱，尽管仍有一些企业利用互联网进行电子商务掘到了黄金，但作为一种企业运作的工具而不是纯粹的投资项目，大多数投资门户网站的企业仍在艰难地寻找和等待真正的赢利机会。
2000年，在互联网泡沫最盛的时期，长期浸润实业的联想集团在中国PC市场的拓展似乎到了一个临界点，当时甚嚣尘上的互联网新经济热潮也灼伤了柳传志的心，于是开始了一次崭新的尝试，挟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第一品牌的优势和当年在资本市场融资近百亿元的余威，投资全新门户网站FM365，与新东方合作打造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教育网站——新东方教育热线，当年8月，又以3537万美元入股赢时通，要打造中国证券电子商务最大网站。
2002年，互联网的泡沫散尽，从未经历过失败的联想集团在无奈地扔下2.8亿元之后，公开承认其在互联网的三大投资失败，以后“宁愿投传统的地产业也不愿再碰互联网这样的不成熟行业”。
新的经济形式其实就像实验室中的新产品，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利益，但与成熟产品相比，其风险程度太大。尤其是对实验产品进行规模化生产，损失将难以估量。同时，求新求异的盲目投资常常使企业陷入一些新型管理理念的陷阱。因为求新求异往往容易使人产生对“新事物”的盲目崇拜。
企业要避免求新求异的投资陷阱，要点在于：
1、投资的目的在于赢利，确定投资项目首先得有详细的赢利计划，不要被各种时尚潮流所迷惑；
2、任何一种新奇的项目，既要弄明白其中的法律，还得考虑人们的消费习惯和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2000年全国首家发泄公司在江西南昌关门，2001年海南首家“人体克隆”店停业，高估了市场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是重要原因；
3、新的项目一般很难被消费者一下子接受，因此一方面有失败的承受能力，还得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4、站在潮头的背后，关注新奇项目的发展，发现赢利区后果断进入。
规模经济陷阱
恰当的规模才是真正的规模经济，而不是绝对地规模越大越好。但今天仍有众多的企业盲目追求投资的规模，追求做大的乐趣。
企业的扩张、连锁经营以及多元化甚至并购大多是基于规模经济的考虑，对投资者而言，以规模扩张为投资出发点或是过分追求投资规模，是一种十分有害的倾向。
中国轻骑集团一度是国内最大的摩托车生产企业，1984年进入高速发展期，先后通过合并济南历城八一农机修造厂、济南缝纫机零件厂，济南花岗石厂、手帕厂、灯头厂、酶制剂厂等10多家企业，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迅速扩张。原来这些资不抵债、连年亏损的企业，围绕轻骑摩托车这一市场前景广阔的产品进行优化改造和重组，形成了包括总装、发动机、磁电机、模具、机械、发泡等系列产品在内的配套体系。1997年至1998年，轻骑集团进入大并购时代，先后收购兼并了济南港斯摩托车有限公司、平阴标准件厂、商河汽车大修厂、淄博汽车厂、合肥自行车厂、海南海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等32家困难和濒临倒闭的企业，集团规模迅速扩大。鼎盛时，集团拥有全资国有企业29个，集体企业8个，中外合资公司16个，国内合资公司18个，4个海外加工厂，16个海外公司等，子子孙孙公司近百家，涉及摩托车、汽车、自行车、手表、信息、房地产、广告、制药、农业、旅游、餐饮服务等各个行业。
到了1998年，因摊子铺得太大，轻骑集团出现了资金运转困难，集团大批子公司被关、停、并、转、破，从近百家调整到目前不足40家，3万多员工下岗分流了2/3。曾经如日中天的济南轻骑效益也开始逐年加速下滑，1998～2000年，主营业务收入年均下降幅度达50%，2000年净利润为-2.72亿元，跌落到亏损的深渊。
规模的确能震撼人的心灵，但对规模足够大的企业而言，其实力是否能够支撑这个规模却是问题。过去10年间，太多寄托了民营企业成长希望的企业如三株、巨人、红高粱等都因为扩张太快太盛而流星般陨落，令人扼腕。
规模经济的陷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1、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是需求的不断变化，对规模经济的盲目追求导致的过度投资会使企业尾大不掉，在市场变化的时候，已经透支的企业资源无力迅速调整战略重新面对新的市场；
2、无法实现对成本和市场的有效控制。受企业资源限制，过分追求做大规模，相应的人、财、物和管理模式会产生脱节断档，造成企业运作流程的堵塞甚至停止运行，最终整个投资失控。
短期利润陷阱
今年8月24日，一度叱咤国产软件市场的科利华公布其2002年中报，报告显示其净利润暴跌92.62%。据一位长期关注科利华的企业界人士分析，做企业讲究“守正”、“出奇”，而科利华则是“守正不足”而“出奇有余”。在1998年取得教育软件的领先地位后，科利华把大量精力、时间、资金放在了一些短线产品上，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的“惊险一跃”，包括炒作《学习的革命》等，而这一切，据称目的仅仅在于追求一个更大的短期利润“项目”：上市。不断追求短期利润的代价是员工的高流失率和在软件界的内外交困，眼睁睁看着用友、翰林汇、金洪恩等公司稳稳地瓜分原来属于自己的领地。
企业的目标是利润，但短期利润的诱惑却常常使企业丧失了获得长期利润的源泉。对短期利润的追逐会使企业的有限资源越摊越薄，在人、财、物和精力等方面稀释主业的供给。在越来越专业化的市场竞争中，市场演化速度越来越快，每一个产业链上都汇聚了太多虎视眈眈的分食者，且不说短线产品本身所具有的风险，企业即使获得了可以对主业项目形成资金支持的短期利润，其在主业市场的影响力、管理者精力以及综合竞争力的衰减都是不可弥补的损失。
追求上市是追求短期利润的陷阱之一，对投资者而言，上市最大的损失在于战略方向的迷失。一方面，上市本身高额“利润”的吸引力容易使企业对短期利润“成瘾”，另一方面，上市融来的巨额资金会“撑死”企业，找不到项目可投，病急乱投医往往会形成大量呆坏死账，直接影响企业长远战略目标的实现。此方面的分析在本刊特别策划《批判上市》中已有详述，在此不表。
一些企业本末倒置，轻视主业经营，在证券市场中通过“委托理财”疯狂追逐资本利得，也形成了巨大的短期利润陷阱。
1997年初，沪深两市行情火爆。山东黑豹董事会按捺不住，决定涉足二级市场，先后购入沪市龙头股“四川长虹”股票232.756万股，不久又按10:1.875的比例参与长虹公司的配股，持有“四川长虹”股票达到276.3978万股，共投入资金9852.97万元，平均购入成本为35.65元／股。
就在山东黑豹购入“四川长虹”股票后不久，国家有关部门了严禁国有企业及上市公司炒作股票的通知，规定企业购买股票持有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6个月的持有期过后，随着“四川长虹”股价一路阴跌，山东黑豹被深度套牢。到2000年，山东黑豹明白“四川长虹”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遂将所持股票全部卖出，卖出均价为13.31元／股。据测算，山东黑豹投资“四川长虹”4年间，累计损失约4438万元。
可是，首次在二级市场上投资不利的山东黑豹并没有接受教训。公司在抛出“四川长虹”后，2000年又投资5295.64672万元购入222.2288万股“许继电器”，平均成本23.83元／股。到2000年末，“许继电器”收盘于20.27元，山东黑豹的账面亏损为791.07万元，再度“被套”。到2001年底，“许继电器”的年末收盘价为11.07元，山东黑豹购入该只股票的资金已经缩水一半还多。据测算，截止到2001年末，从“四川长虹”到“许继电器”，山东黑豹投资损失达7200万元。
投资项目的流动性是项目成功的重要评价依据，而在证券市场上进行短期投资的陷阱主要表现在超出暂时闲置资金的初衷、委托理财的保底收益缺乏保证以及操作中的无序管理，这些陷阱使“委托理财”根本无法保证资金的流动性。在过去两年间，通过“委托理财”谋取短期高额利润失败的案例不胜枚举，如上海金陵投资银广夏造成账面损失上亿元，2000年末和2001年中期末短期投资分别高达1.366亿元和2.597亿元，相对主业规模，该公司已成为“炒股炒成股东”的典型，资本的流动性近乎为零。
行为篇：道亦有道
市场总是狭窄的，即使是在那些“有什么卖什么有什么买什么”的年代，大赚其钱的也始终是少部分人。投资经常是以进入新行业为特征，因为不了解而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的感觉，因为无从下口而把追随模式作为最简单的操作方式。当一种投资方式成为流行时尚，当投资者没有明确自己的优势地位，追随各种成功案例而去时，也许在懵懵懂懂中就掉进了一个一个的陷阱中。
有的投资者明白项目运作、并购以及品牌扩张中其实存在种种陷阱，只是在高额的利润驱使下，希望可以侥幸抓住那一条条滑溜溜的鱼。但道亦有道，在超速竞争的市场，实力并不雄厚的投资者偶入魔道，或许得用一生的光阴来偿还。
“项目运作”陷阱
项目运作给现代企业提供了丰富的机会和可能，而且往往是大块分金银，相对实业投资而言，其财富聚集的速度是几十数百倍。在今天，说进行项目运作成为一种时尚似不为过，但项目运作是有钱人的游戏，其中的陷阱埋葬了太多希望空手套白狼的追求者。
资金链断裂是项目运作最大的陷阱。利用超市的巨额现金流量进行项目运作即是一种主要操作方式，其中的典型案例是闹得全国媒体沸沸扬扬的东北最大超市万集源猝死案。
2002年7月30日晚，注册资金5100万元、营业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哈尔滨万集源超市突然关门，引起众多经销商围堵追债。据经销商委托的律师董平调查，万集源超市的主要投资者哈尔滨市正业出租汽车公司的所有投资中，没有1元钱是可以支配的现金，运输设备不但与超市经营无关，而且还是抵押品，根本不能变现。1.5万平方米的大卖场，仅靠几个自然人的711万元现金支撑。据业内人士分析，万集源的做法实际上是当今超市的流行做法：利用超市现金流进行项目运作，好一点的利用超市现金流滚动发展，更多的却是利用超市融资发展其它项目。而使这种项目运作流行的罪魁祸首，即是超市经营中对经销商货款支付的账期。
事实上，今年以来，超市倒闭案屡屡发生，2～8月，仅浙江嘉兴地区，就相继有亚细亚、百惠和老地方3家超市关门，欠经销商货款总金额近7000万元。此外，为维持其脆弱的资金链，这几家超市还非法集资1350万元，但由于经营不善和外部竞争加剧，3家超市相继掉进了项目运作的陷阱中。
品牌延伸陷阱
企业培育一个成功的品牌不易，当它拥有一个有一定知名度的品牌后，很自然地会想到充分发挥既有品牌的效用，用既有品牌投资发展关联产品。事实上，品牌延伸是许多著名企业成功扩张的经验，甚至成为不少西方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一项针对美国超级市场快速流通商品的研究显示，过去10年来，成功品牌（年销售额在1500万美元以上）有2/3属于延伸品牌。
但品牌延伸把握不好，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些企业过度拓展产品阵容，恨不得用自己的品牌投资所有产品，结果却连最拿手的产品都受到拖累，品牌资产损失惨重。这样的品牌延伸犯了一个忌讳：原有品牌的个性被稀释，从而使消费者感到疑虑，也就失去了与原有品牌的连接点。因此有专家说，营销的精髓就是在消费者心目中建立品牌形象，而破坏一个品牌形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打上这个名称。
“品牌延伸陷阱”主要表现在：损害原品牌形象；模糊、淡化原品牌定位；诱发消费者心理冲突以及跷跷板效应（即同一品牌不同产品的市场表现互相冲突无法平衡）。
具体说，品牌延伸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准则：
1、知名品牌与其延伸品牌的品牌定位要一致。定位是指使品牌在顾客的心理中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
2、知名品牌与其延伸品牌的目标市场、价格档次应相近；
3、知名品牌与其延伸品牌的服务系统相同；
4、品牌延伸应根据企业和产品的现状而定，不能盲目扩张。一些热衷于品牌延伸的企业往往把注意力放在新消费群体上，由于企业自身的资源和能力有限，在吸引新客户的同时却忽略了维系老主顾。企业保有一个消费者的费用仅仅是吸引一个新的消费者所需花费的1/4，所以，企业在考虑应用品牌延伸时，应考虑其自身的状况和能力。
当你想做品牌延伸时，不要忘记艾·里斯的忠告：“品牌名称是橡皮筋，你愈伸展一个名称，它就会变得越疲弱。”
并购陷阱
七八年前，当“低成本扩张”的并购概念撞击民营企业家的脑海时，几乎所有企业都为之振奋。对民营企业而言，轰轰烈烈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催生了太多的发财机会，并购无疑是巧妙而迅速进入“小康社会”的一大捷径。
喧嚣之后是长久的沉寂，仅仅几年的时间，在经历了一系列并购带来的震荡之后，“低成本扩张”已被很多民营企业悄悄地搁置在一边，市场又迎来外资为主导的新一轮并购热。这里面，固然有国家产权改革政策完善使并购不再像从前那样有利可图的原因，但更多的却是尝尽了并购之痛的民营企业在默默地舔伤。
1998年，一家颇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在西部某市兼并了一县级啤酒厂，据称其兼并的目的一方面是进占西部跑马圈地，但更主要的还是看中了啤酒这一地域性极强的产业。而饱受资金短缺困扰和列强围攻的啤酒厂也欣然合作，在各方运作下，零兼并的协议很快就签订下来，兼并方投入了近千万元进行技术和营销网络的改造，生产很快恢复，厂子的面貌一日一变，但这时麻烦来了。
先是原啤酒厂厂长因为被调至总公司任副职感到不满，认为权力被架空，于是煽动了一部分工人到主管部门闹事，提出兼并时审计不真实，有“国有资产流失”之嫌，最后发展到工人封住了厂大门，对兼并企业“履约的诚意表示怀疑”，理由是兼并时民营企业老总答应“保持原班子不动”。几个回合下来，主管部门出面“协调”直至解约。此次兼并以兼并方挂上了800万元左右的“应收账款”为结局。
对大量民营企业来说，真正的扩张成本其实不是兼并时付了多少钱，而是兼并以后未来能赚多少钱。很多形式上的零兼并也可能是成本非常高。企业依靠声誉、品牌和实力进行并购扩张，资产得到了扩张，但这些扩张也可能是“陷阱”。
一些企业进行并购的目的在于进行资本运作，即对被并购的企业进行重新包装审计转手或抵押贷款，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完善，此类运作越来越缺乏操作空间。而此类并购的陷阱在于容易发生现金流剧缩，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将会产生惨烈的连环效应，危及整个企业的生存。
从历史案例来看，并购中主要存在着三大陷阱：一是债务陷阱，即被并购企业中存在的隐形债务；二是主管部门出尔反尔的陷阱，尤其是在并购企业投入赚钱之后，由于原国企职工的不满可能导致并购被撤销。第三也是最大的陷阱在于文化冲突的陷阱。
一般说来，并购企业处于强势地位，有着自己独立而强大的企业文化传统，在并购活动中，被并购企业的文化一旦不能完全融入，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冲突。三株在并购过程中就屡次尝到这方面的苦头，其军事化管理不断遭受被并购方的责难和抵制，有的甚至直接导致并购活动失败。
要避免并购的陷阱，经济学家盛洪的建议是：
1、在产权受到严格保护的市场经济中，并购最好的方式是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但在产权保护体系还不完善的制度环境，在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支持后，需要注意先接管后转让或先租赁经营后转让甚至合资经营等非常方式；
2、聘请中立权威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审计，同时在产权交易合约中明确规定收购方承担的债务范围；
3、在并购企业中进行文化融合而不是企业文化的替代；
投资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跨国银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分析
关于银行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其理论渊源的研究，西方学者大都借鉴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进行分析。由于跨国银行是以提供金融服务为经营对象的特殊的金融服务性企业，所以对跨国银行发展动因的理论分析，又不同于一般的跨国企业。
1比较利益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的延伸
对跨国银行理论的研究是在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开创性地将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应用于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产业组织理论是以同一商品市场的企业关系为研究对象，以产业内的最佳资源分配为目标，研究产业内企业规模以及企业之间竞争与垄断关系的应用经济理论。
美国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罗伯特·阿利伯教授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跨国银行对外发展的比较优势。阿利伯得出的结论是：在给定的市场上，银行的效率和银行的数量是反向关系的，即银行在集中率高﹙数量少﹚的国家比集中率低﹙数量多﹚的国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说在银行集中率越高的国家，银行的存贷利息差越大，其银行体系的效率越高，未来的成长潜力越大。在银行高度集中的国家，银行的规模往往很大，相对较小的国内市场限制了这些银行的发展，只有走向国际市场，才能实现其规模经济效益。
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格鲁贝尔在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跨国银行功能的三分类理论，这个理论回答了跨国银行在与东道国的竞争中如何获取比较优势。格鲁贝尔将跨国银行分为跨国零售型、跨国服务型和跨国批发型三种类型，每种类型都有相应的比较优势。跨国银行会根据自身的优势实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以便发挥优势，避免趋同，寻找自己的利润增长点。格鲁贝尔的三分类理论为跨国银行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2内部化理论———交易费用理论的延伸
1937年科斯在其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内部化理论是科斯交易费用理论在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战略中的一种应用，最初由巴克莱和卡森提出。卡森在《跨国银行演变的理论透视》一书中，用“内部化理论”来解释跨国银行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他认为，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及处于国际财务保密等一些特殊金融服务的需要，有些金融业务很难与别国银行合作展开，而跨国银行通过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的灵活性，可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风险。
内部化理论的两个假设前提是企业利润最大化和不完全市场，强调市场的不完全性如何使企业将垄断优势保留在企业内部,并通过企业内部使用而取得优势的过程。当这一过程超越国界便会形成跨国企业。内部化理论认为,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是导致企业内部化的根本原因。这些中间产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更为重要的是专利、专有技术、商标、商誉、管理技能和市场信息等知识产品。由于中间产品市场的不完全,企业在进行知识产品的外部交易时,存在着泄密的危险和定价的困难,企业为了克服这些障碍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费用,所以外部市场对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既是昂贵的,又是低效的。企业不得不以内部交易机制来取代外部市场,将知识产品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统一的所有权之下,并在对外直投资中加以利用,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使企业的技术投资获得充分的报偿。
跨国银行不仅向客户提供最终产品,而且还进行研究开发、培训员工、形成独具特色的服务技术和管理技能等,并利用转移价格通过跨国银行网络销售这些中间产品。由于信息不对称,这些中间产品很难定价,因而存在不完全外部市场,因此传统自由贸易的赫克塞尔———俄林模型(以下简称H-O模型)不再适用。为了克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跨国银行通过组织内部市场以降低交易费用,此时H-O模型中的国家特有优势变为企业特有优势,正是这种优势激发了银行服务的跨国界延伸,因而内部化的前提条件是不完全市场。由于市场不完全,银行在让渡其中间产品时难以保障自身的权益,也不能通过市场来配置其资源,保证银行效益最大化。通过形成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银行可保留对中间产品的控制权,防止中间产品的扩散以免失去这种优势,所以中间产品的内部市场化尤为重要。中间产品优势是银行的公共产品,通过离岸扩张这种优势可被充分利用。20世纪60年代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发展可以很好地说明内部化理论，60年代初期，欧洲美元市场形成，欧洲市场宽松的监管环境及较高的获利水平吸引了大量美国银行向欧洲市场投资，1963年，美国政府实行利息平衡税、自愿对外贷款计划等条例限制美国银行对国外客户贷款以防资本外留。美国银行为了逃避这些管制，纷纷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在伦敦从事欧洲市场业务。跨国银行从事欧洲业务的机理有:由于跨国银行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它们能内部化对某种货币的优势；由于跨国银行仅与大客户打交道,它们提供的产品具有优势,因而跨国经营可以在比较低的固定成本下内部化这种比较优势；跨国银行通过跨国界经营以逃避国内监管趋严引起不断增加的经营成本并将其内部化。
银行实行市场内部化的目的是消除市场缺陷,目标是获得内部化本身的收益,但市场的内部化也会增加其它成本,银行此时必须承担分配和定价成本,所以市场内部化也并不是没有成本的。银行市场内部化的进程取决于其对内部化收益与成本比较的结果,内部化最好的结果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
3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对跨国公司各种理论的折衷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由英国著名经济学家邓宁提出的。1977年,英国里丁大学教授约翰·邓宁发表著名论文《贸易,经济活动的区位和跨国企业:折衷理论探索》,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认为：早期理论都只是对跨国公司行为作了部分的解释,不能成为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他强调,对外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以及向国外生产者发放许可证往往是同一企业面临的不同选择,不应将三者割裂开来。应该建立一种综合性的理论,以系统说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动因和条件。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为折衷理论,其意图是要集百家之长,熔众说于一炉,建立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邓宁认为，一国企业﹙包括跨国银行﹚之所以能跨国经营，关键在于拥有：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为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特别是专利、专用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这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这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存在阻碍出口的因素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区位优势是造成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当一个企业同时具备前两种优势，并能确认获得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区位优势时，对外投资常常是企业不可避免的选择。邓宁对这三种优势的分析见表1。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分析框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各种因素对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见表2。
4总结
以上各种理论各有侧重，但总体上遵循这样的机理：当银行境外业务比境内业务存在超额利润，即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时，银行境外投资就更有利可图，实现净收益的最大化，从而产生国际化经营的动机。可以用一个模型来分析此结论。
模型假定：①银行和厂商一样，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②金融市场由境内市场和境外市场两部分组成。③银行占有有限的生产要素。④金融市场为非完全竞争市场，包含以下几点：a.要素流动限制，要素报酬国家间差别化；b.金融产业流动限制，金融产品价格国家间差别化。c.各国税负、技术水平、风险系数不一致，且不同市场均存在信息成本。d.有些国家存在金融管制，产品价格（如利率）并非市场出清。
银行在国内、国外要素投入的过程为：
MRi＝αIim﹢bi；MRj＝βIjn﹢bj；
s.t.m﹤0,n﹤0,TR＝Ri﹢Rj,I＝Ii﹢Ij
其中，MR为边际收益，I为投资量，TR为总收益，R为收益，i为境内，j为境外，则:
maxTR＝dTR∕dIi＝0,推出MRi＝MRj
由于是非自由竞争市场，m≠n,bi≠bj,α≠β,则:
MRi＝MRj推出αIim﹢bi＝βIjn﹢bj
当βIjn﹤αIim﹢bi－bj时，Ij＞Ii
即此时银行在境外业务的收益比境内业务的收益大（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这时银行境外投资的收益最大，产生跨国经营的动机。无论是用哪一种理论来说明跨国银行的国际投资，最终都是在当境外投资存在超额利润即境外收益比境内收益大进行国际投资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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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论文范文第5篇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企业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其次的疑问在于，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对中国投资最多和增长最快的1995年为例。这一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为44.78亿美元，仅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8.7％，占日本对亚洲投资总额的36.2％，而仅占日本对美国投资额的19.8％，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还不到对美国投资额的1／5。如果有影响，也只能说明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就业水平的影响很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日本的失业率却在降低。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2004年失业率为4.7％，2005年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数出现了1997年以来的首次增加，同时青年就业人数增加，2005年，25岁到34岁的失业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业率为4.0％，6月份完全失业率为，完全失业者数比前年同月减少2万人，就业人数比前年同月增加20万人。由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诱发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进口”效果，反而带来了日本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对外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理论分析与日本的现实
在分析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具体影响时，我们先来分析一般条件下的情况。所谓一般条件，就是指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直观地看，对外投资就是将国内即将用于或已经用于生产的资金或生产资料装移到国外，我们将这些资金或生产资料统称为资产。不难理解，如果这些资产在国内进行生产，势必要在国内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国内的就业，然而对外投资减少了这部分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一个方面。同时，这些资产的转出就意味着已经存在的或即将存在的生产活动的转出，则本来或潜在以这种生产为原料供给对象或产品销售对象的生产者将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它们的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二个方面。很明显，以上两者都是负面的影响。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还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即通过向国内购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增加本国的就业，这就是一些学者谈到的扩大出口效应。不过问题是，如果这些生产者仍在国内，它将向国内购买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即使考虑到对外投资使生产规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此时向国内的购买量也不会大于在国内时向国内的购买量。可见，扩大出口的效应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难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负面影响。因此，总的来看，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下，对外投资应该减少国内的就业。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上面的结论将不再成立。非经济平稳发展的极端情况亦即经济过热和经济低迷。在经济过热时，对外投资减少的就业会立即被吸收；在经济低迷时，对外投资根本就不减少就业。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外投资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此意义上甚至应该理解为增加了就业)。
作者认为，基于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的背景，日本当时的经济现实就属于经济低迷。从国内大环境来看，由泡沫破灭导致的不良债权问题日益突出，银行惜贷现象严重，以致企业破产增加，就业环境恶化；就业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国民的不安心理，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企业生产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萎缩，雇佣人员进一步减少。可以想象，面对国内的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那些对外投资的企业即使待在国内也不可能创造就业，而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国内的企业的开工率都十分低下，不仅不能通过扩大生产来增加就业，反而还在竞相裁减员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业聚集的东京大田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泡沫破灭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厂数目下降了25％(国家信息中心，2004；伞锋、曾浪，2005)。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日本对外投资的企业不存在对国内就业的前两种负面影响，而其第三种正面的影响却在整体上显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对外投资没有破坏国内就业，相应地，日本近年来对中国投资的迅速发展也没有降低其国内的就业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响，应该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
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没有恶化日本就业：一个实证的证据
对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引起日本国内就业恶化的言论，还可以在计量研究的基础上提供反驳的证据。我们的做法由两个步骤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没有下降则没有必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与日本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之所以用制造业作研究对象，是因为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体。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变量，则是考虑到，如果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没有下降，即使制造业就业下降也没有必要关注海外投资对日本就业的负面影响，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是否影响了日本的就业。
首先来看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变化。从图2来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长的一个时间内，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始终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这符合了上面所说的进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这里也有问题：长期持续的比重下降很难与对中国投资建立密切的关系，而总就业与制造业就业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对于第二步的工作，我们通过检验下面的
回归模型来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为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FDI为日本对中国的制造业投资，t为时间。考虑到日本对中国投资对其国内就业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3个滞后变量。经过对E和FDI的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发现两个变量都具有1阶单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计中我们采用两个变量的l阶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它们对日本国内的就业没有影响；FDIt-2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由于其系数为正值，不仅不能证明FDI对日本国内就业有负面作用，而且还显示了FDI与日本国内就业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日本国内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对日本就业下降原因的进一步认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近年来(主要是90年代)的就业恶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的状况。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也就不得不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国内经济的状况导致了以终身雇佣为主的原有雇佣制度的变化，使很多原来的全职工作变成了兼职工作。因此它使企业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同时又消除了其裁减员工的障碍，故而导致了国内大量的失业。其次，在国内经济状况、自身发展要求、对外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需要也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身也会带来一定量的结构性失业。正像一些日本经济学家指出，日本的就业市场近年来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传统产业由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或资源转移等原因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而一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存在劳动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原来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外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要说中国对日本就业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夺走了日本的外需应是最为突出的因素。中国大量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国内的生产不得不减少，因而促使其就业水平下降，但这与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变化无直接关系。所以，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对外投资是其必然的要求，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决自身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自身经济重新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就业状况恶化的问题。
内容提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母国就业状况恶化的评论曾经甚嚣尘上。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方面的分析结论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母国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而非对华直接投资。
关键词日本对华投资就业
参考文献
江瑞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实态、症结及其“中国因素”。《日本学刊》2003年第3期。
杨建清：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商业时代》2004年第35期。
戴翔：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新加坡为例。《世界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王峰、王博：台湾投资祖国大陆对岛内就业的影响——基于制造业的实证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11期。
庞德良：日本海外直接投资与产业空心化。《日本学刊》1998年第3期。
伞锋、曾浪：中国因素对近年来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影响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4期。
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外国直接投资、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张国成：日经济面临四种空心化。《人民日报》1994-12-6。
投资论文范文第6篇
对财政投资基础设施最适领域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施时,不至于发生“挤出效应”,保证对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增长。实际上在1998年下半年,启动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也发生了一些“挤出效应”,主要是财政政策扩张时,适当的投资领域界定不清,项目准备不充分,出现了抢项目的情况,挤出了一部分外资准备投资和地方政府自筹的项目。对于纯粹的私人产品的基础设施领域,原则上财政要退出,完全由市场提供。至于一些准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根据我国的目前情况仍然要保证适度的财政投资。这些领域可以采取三种投资方式:一是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采取社会化的投资形式,主要是一些大型的公共工程,财政可采取参股的形式投资。二是可以利用外资,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外商对基础设施投资,对微利和投资回收期较长的项目,财政可通过贴息和风险担保形式投资,以提高投资人的投资回报率和减少风险。三是在条件成熟时,鼓励保险基金和社会保障基金投资公共基础设施,财政可在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财政对这些准公共产品的投资形式,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二、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产业最佳资金来源和投资方式选择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财政作为计划资源配置的重要部门,承担了大量的经济建设的支出,其中也包括了全部的基础设施投资支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高达30%以上,由于当时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税收和国企的利润上缴,没有债务收入,因而基础设施的投资直接反映在国家预算中的经济支出项目上。
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国家开始对国有企业实行放权让利,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下降,1996年已下降到11.57%的最低点。另一个变化是国家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实现体制的转轨,开始建立了国债制度。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到1998年底内债余额已达7,100亿元,预计2000年可达11,311亿元。因此,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和形式也必然发生变化。一般地说,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应包括:财政资金、银行的信贷资金、外资和向社会集资。就财政资金来说,可有预算内、预算外和国债资。下面,我们重点分析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资金来源与形式。
投资论文范文第7篇
(一)公司的内部纠纷｡就公司内部纠纷而言,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是这类纠纷的关键,这一关键问题如能解决,那么其他如红利分配､股东转让等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根据公司法及相关法规的规定,股东资格取得应具备一系列的法律条件,而隐名投资关系中,无论隐名投资人还是名义投资人都不同时具备法律规定的特征｡那么,股东资格的认定条件究竟该以何为据呢?我国法学界对此问题的意见不一,有出资说､章程记载说､工商登记说等观点｡笔者认为,股东之间法律关系属私法调整范畴,隐名投资人与名义投资人之间的约定,在公司内部应具有约束力｡若隐名投资人和名义投资人之间因股东资格发生争执,可按照当事人双方对隐名投资的约定确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如果双方协议约定不明确的,可以民商事主体是否实施了相应的民商事法律行为为前提条件,隐名投资人能否取得股东资格要看隐名投资这一行为的有效性｡
(二)公司的外部纠纷｡就公司外部纠纷而言,主要针对的是隐名投资人､名义投资人与善意第三人的冲突｡要处理这类纠纷,首先要解决的是法律的价值取向问题,即保护真正投资人还是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在隐名投资中,保护真正的权利人和保护善意的第三人是一对矛盾体｡笔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形式的纷繁复杂和对迅速交易的要求,使得交易当事人在每件交易之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详细调查交易对方的真实情况已经变得不可能｡因此,民法中已逐步确立了很多关于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制度,如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善意取得制度,商法中也采纳了商事交易的公示主义和外观主义｡可见,保护交易安全的法则已成为现代民商法的整体发展趋势｡因此,在确定隐名投资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时,亦应当以保护善意第三人为价值取向｡
二、隐名投资方式的产生原因
隐名投资的特征决定了它是一种不确定的､有失实因素存在的特殊法律现象,是一种非常规的投资方式,甚至是一种违反法律规定的投资方式｡特别是其投资主体身份的混乱性,使公司存在发生纠纷的隐患｡但就是这样一种非常规的､特殊的投资方式,却在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中大量存在,究其缘由,笔者认为有多重性｡
(一)隐名投资方式产生的根源在于投资主体的逐利性和市场经济的趋利性
投资主体的本质目的在于追求利益最大化,利润的可实现性是其投资的不竭动力｡自然人､法人都一样要追求其利益的最大化｡而市场像一块磁石,吸引投资者前来投资,以使其资金和其他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增值的过程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资本市场的主旨是对现有资金或其他资源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进行优化组合而不管投资的来源如何｡由此,投资主体为追逐利益的最大化,会以各种方式使其掌握的资金和其他资源投向市场,这就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各种方式的投资;而市场的主旨是对现有资金或其他资源通过自由竞争的方式进行优化组合而不管投资的来源如何,这就决定了市场不会嫌弃以隐名这种形式所吸引来的资金｡此种情况下,部分资金或其他资源得以“隐名投资”这种方式进入市场｡这就是隐名投资方式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当然,隐名投资者主观上选择隐名方式投资的表现形式可能很多:害怕“露富”的心理而不愿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出资;由于自身债务过重,随时可能被债权人将企业财产查封或冻结,也可能采取以其他企业或个人身份进行隐名投资;亦有可能会因疏忽或其他原因而导致到工商行政机关登记时少报或错报股东形成隐名投资人｡尽管各种原因导致投资者选择了隐名的方式进行投资,但根本上还是由投资主体的逐利性和市场经济的主旨所决定的｡(二)隐名投资方式产生的直接原因在于法律和制度上的缺陷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对《公司法》进行了第二次修订,但各种原因影响,该次修订并没有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均予解决,譬如对股东资格的取得时间､股权登记的效力等问题｡对于隐名投资问题,也仍然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这就在客观上加大了隐名投资纠纷的处理难度,为隐名投资的发展变相地提供了土壤｡《公司法》对股东名义有着严格的记载和登记制度要求,这些规定使得隐名投资走向畸形,即投资主体并非进行真正的隐名民事行为,而是借用或冒用他人的名义投资,以迎合公司法关于股东名义的严格规定｡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隐名投资行为是投资者竞相规避法律的结果,是对公司进行投资获取投资利润而使用的权益之计｡我国的民商事法律和某些行政法规具有浓重的管制色彩,对公司的设立和管理､股东的出资手续等均采取严格的审批和登记程序,这就使部分投资者向“隐名”方式考虑(隐名至少可以省去部分繁琐的政府干涉)｡例如,内地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规定了较为烦琐的手续,一些台商为了避开这些复杂的设立程序､较快地成立公司以便开展经营活动,最终选择了隐名投资方式,即虽然自己实际出资,但以国内人士的名义设立内资企业｡
三、隐名投资的法律规制原则
隐名投资在繁荣市场､拉动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隐名投资现象为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也不能忽视,对隐名投资法律规制原则的确定是解决隐名投资问题的首要步骤,所以,对隐名投资进行法律调整时,必须有一个法律规制原则,以兼顾隐名投资各方当事人的权益｡
(一)以维持公司的资本不变为首要原则｡公司资本又称“股本”,是指由公司章程确定并载明的､全体股东的出资总额｡作为从事商事活动的重要经济组织,公司资本是公司的信用基础,是各利益主体权利义务共同依托的平台｡出资人一旦将资产缴纳给了公司,此部分资产的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公司就拥有了所有权,与此同时,资本作为公司的信用基础,必须维持其稳定充实的状态｡无论何种原因使公司的资本予以减少,都将会危及公司的存在,危及其他股东和公司债权人的权益｡因此,如果认定隐名投资行为无效,隐名出资人的出资要么被国家没收,要么被出资人收回,这种结果对公司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造成公司物质基础的破坏,动摇公司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隐名投资无效认定的最大受害者是公司,而非隐名投资人｡因此,从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若在隐名投资效力问题上有必要在有效和无效之间作一选择的话,应当倾向于有效认定为原则,以保持企业的稳定,避免给社会带来过多的动荡｡
(二)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权利的实现｡“独立与自由的意志是人类最基本的动力之一,我们必须维护它,并且一天天地巩固下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路德维希·艾哈德的话是发人深省的｡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缺乏私法的传统,这就在客观上弱化了意思自治原则的积极意义,否认了意思自治原则的应有地位｡而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范围过于宽泛,会压制民商事主体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发挥｡隐名投资的存在既然给投资者选择投资方式开拓了更为灵活､更为便利的投资渠道,为一些拥有资金又不愿亲自经营或不愿露富的人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权,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隐名投资是对私法自治原则的有益补充和扩张｡法律行为的目的就是赋予当事人广泛的行为自由｡隐名投资人通过其实际出资的行为表明了其与公司有建立长久投资关系的意思表示,这种情况下,如果该投资是不违反法律的情形性规定的,则可以认定该投资行为的法律效力｡因此,承认隐名投资有效是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的尊重,并且也是完全符合民商法所提倡的私法自治精神的｡
(三)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平衡为原则｡公司法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为公司法上的利益主体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当代公司法的保护功能是平衡公司与公司股东､公司发起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公司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公司股东和公司董事以及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等｡例如,公司登记是股权的公示方法,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应赋予其公信力,即使该登记内容有瑕疵,对信赖该内容的第三人也应加以保护｡
我们要有效遏制隐名投资就必须从法律上对其加以调整和规制,通过法律规制使隐名投资走向规范化的道路,减少经济生活中的这种变形的隐名投资现象,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摘要:隐名投资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在繁荣资本市场和推动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本身的不规范性也给当前的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负面影响,所引发的纠纷更是层出不穷｡目前,我国关于隐名投资问题尚未制定正式的法律规范,立法规制势在必行,故从隐名投资所引发的纠纷入手,着重对隐名投资立法规制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进行阐述｡
投资论文范文第8篇
1.忽视项目管理的重要性对于既定的投资项目，中小企业缺乏一定的项目管理意识。为了节省成本，大多数企业不会用专业人员进行项目监督，只是任意派两三个人员进行必要的管理。由于企业派出的人员非专业，缺乏项目管理素养与整体项目规划思路，导致项目建设的安排不合理，出现不该有的延误与延期，从而增加了项目的后期投资，使项目成本进一步增加，项目建设质量也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2.投资风险大对任何企业来说，投资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中小企业所面临的投资风险主要分为市场风险和公司风险。市场风险是企业不可控制的外部宏观环境变化所造成的威胁，即不可分散性风险；公司风险是企业内部管理不善、决策错误等造成的利益损失，即可分散性风险。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存在着专业人才缺乏、管理人员素质有限、资金有限、投资较随意等一系列管理缺陷，企业管理水平较低，对市场风险和公司风险的应对能力较弱，这就导致其比大企业面临更大的投资风险。
二、中小企业投资问题解决对策
1.企业投资与战略管理相结合中小企业缺乏战略管理意识是投资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企业战略管理的形成需要进行企业经营环境分析与行业环境分析。SWO分析法是一种常用的企业战略分析工具。通过对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的关键要素进行定性分析，构建SWOT战略分析矩阵，通过对相互影响各个因素间的关系的比较分析，找出影响企业战略实施的关键因素以及企业的优势和劣势所在，扬长避短，将外部机会和威胁与企业内部优势和弱点进行匹配，进而形成可行的企业发展战略。
2.重视项目投资的管理在投资决策阶段，需要全面收集项目投资信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投资方案，尽可能使投资决策程序规范化，做好投资可行性分析工作，并聘请专家评审可行性研究报告，从而获得最佳投资方案，做好投资风险的前期控制；在投资实施阶段，把握最佳的投资机会，加快实施投资计划，尽快进入投资回收阶段；在投资回收阶段，重点做好整个投资的监理工作，集中精力关注投资相关信息的反馈，及时进行投资方案的改进；在投资收尾阶段，主要抓好残值变现和项目经验总结两个工作，为新一轮投资做准备。
3.重视投资风险管理中小企业本身所面临的经营环境比较复杂，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又有限，导致其面临的市场风险与公司风险都比较大。因此，中小企业管理者需要做好投资风险管理工作，在维持一定的投资收益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风险，最大程度地降低投资损失。有效的风险规避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重点做中短期投资，尽量减少长期投资的风险；二是投资决策方式简单化，主要使用简单易行的投资回收期法和投资报酬率法；三是通过投资风险预测小组的建立来及时调整投资策略。
三、结语
中小企业由于自身管理局限性的存在，在投资决策方面存在投资战略缺失、项目投资管理意识薄弱、风险应对能力差、投资人才配置不当和投资决策缺乏创新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中小企业需要通过战略管理机制、风险管理机制以及投资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实现投资决策的方向明确化、风险最低化和成本最小化，保证中小企业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率。
投资论文范文第9篇
截至2014年底，湖南省内已办理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的返程投资企业共45家，剔除已注销企业1家、转内资企业2家以及参照内资企业管理的外商投资性公司再投资企业5家，当前实际有效的返程投资企业共37家。其主要特点如下:从企业规模上来看，湖南省内37家返程投资企业合计注册资本10.4亿美元，平均注册资本0.28亿美元，外方股东注册资本合计为5.76亿美元，外方平均持股比例为55.3%。规模最大的三家返程投资企业为蓝思科技(长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4.6亿美元)、湖南鑫未来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0.99亿美元)以及张家界碧桂园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0.47亿美元)。从企业成立(主管部门批复)时间来看，如图1所示，从2003年2014年十年中，2006、2007以及2009至2011年为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成立较为集中的年份，其余年份企业成立数比较平均。从企业境外股东所在地来看，如图2所示，湖南省内37家返程投资企业股东主要集中在7个国家(地区)，其中以中国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最多，分别占到21家和10家企业。返程投资企业的股东所在地即境内居民在境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的所在地，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集中在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等地，是由于这些国家(地区)设立企业的条件比较宽松、外汇管制少、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并能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便于境内居民在境外的投融资行为。从企业所属行业来看，如表1所示，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行业属性分布广泛，37家企业分布在24个细分行业属性中。其中“房地产业”、“农副食品加工业”以及“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三个行业分布相对集中，约三分之一的企业分布在这三个行业当中。房地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而境内融资渠道有限，从而积极寻求境外融资成为房地产行业返程投资企业集中的重要原因。
二、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财务状况分析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规定，境内外商投资企业每年需就各企业上年度的经营状况及财务情况进行申报。从2014年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年报申报情况来看，湖南省当前37家返程投资企业中实际参报企业23家，综合23家参报返程企业的年报数据，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相关情况如下:1.资产负债主要情况从总体上来看，返程投资企业资产负债规模稳步增长。2013年末，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资产合计约139.5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增长24.06%;负债合计89.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3.94%;所有者权益合计49.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44%。从资产结构上来看，固定资产、货币资金、存货占总资产比重较大。2013年末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资产结构中，三者占总资产的比重分别为26.33%、17.90%、15.98%。从负债结构上来看，返程投资企业的流动负债比例较高，其中应付项目是负债的主要构成部分。2013年企业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83.91%，可以看出返程投资企业大多倾向于配置短期负债项目，其中其他应付款和应付账款分别占负债总额的30.1%和25.3%，是负债的主要构成部分。2.企业经营主要情况从企业总体来看，企业营业收入稳步增长，但利润水平有所下降。2013年度，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营业收入70.1亿元人民币，较2012年年增长18.1亿元人民币，增幅达34.76%，但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都有较大程度的上升，使得返程投资企业利润水平有所下降，2013年返程投资企业实现净利润3.1亿元人民币，较2012年下降25.04%。从企业个体来看，亏损企业比例不大。参报的返程投资企业中，盈利企业为15家，持平企业2家，亏损企业6家，较2012年减少1家，亏损企业比重不大，经营情况好于湖南省外商投资企业整体情况。亏损企业中，某房地产企业反差最大，净利润从2012年的4500万元下降到2013年的－2500万元，究其原因主要是2013年房地产市场相对饱和造成其营业成本和销售费用提升、营业收入下降。3.外方权益主要情况外方实到注册资本及属于外方股东的未分配利润显著增长。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2013年度末外方实到资本为27.03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增长9.03亿元人民币，增幅达50.19%。年末属于外方股东的未分配利润为15.58亿元人民币，较年初增长1.55亿元人民币，增幅10.65%。同外商投资企业整体相比，返程投资企业的外方持股比例较低，但外方利润分配比例较高。如下表所示，从2013年情况来看，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的外方股东平均持股比例为46.80%，低于湖南省外商投资企业整体的平均水平，但返程投资企业的外方利润分配比例达到89.70%，远高于外商投资企业整体的平均水平。
三、结论及相关管理思路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家数不多，仅37家，但是受几家规模较大企业的影响，37家企业平均资产规模比较大。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外方股东所在地主要是中国香港和英属维尔京群岛，返程投资企业所在领域分布广泛，其中房地产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三类行业相对集中。2013年度，湖南省返程投资企业资产规模稳步增长，但受营业成本上涨的影响，净利润有较大幅度下降。同期，返程投资企业的外方实到注册资本显著增长，其外方的持股比例和利润分配比例与FDI企业整体情况有明显的差异。在对返程投资企业的相关管理思路方面，第一，根据汇发［2014］37号文的精神和要求，外汇局应对境内居民个人特殊目的公司的设立进行严格的资质审核和把关，确保其境外投融资的真实性和合规性。第二，在松绑业务审批和登记环节相关要求的同时，外汇局应加强对特殊目的公司及返程投资企业的事后管理，对于不登记、不披露、逃汇、非法流入、非法结汇等情况进行严格处理。第三，外汇管理部门与湖南省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着力改善湖南省投资环境，在帮助企业“走出去”融资的同时，引导优质外商投资企业进驻湖南，促进湖南省外商投资规模合理、有效增长。
投资论文范文第10篇
在新的经济发展环境下，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逐渐形成区域内新的国际分工，在加强经济合作的前提下，各自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促进共同发展。考察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外贸与投资往来的状况，可以看到，中国与亚洲地区的经济合作具有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的区域贸易合作关系密切
中国与亚洲地区的贸易关系一向十分紧密，中国和亚洲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在90年代年平均增长16%，已经增长到2001年的296亿美元。从1999年到2000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情况可以看到，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亚洲经济体。1999年和2000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中与亚洲经济体之间进行部分分别占56.6%和57.7%，而与欧洲和北美洲之间进行的部分均低于20%；中国出口总额中50%以上的目的地是亚洲，而进口总额中60%以上来自亚洲（表1）。尽管世纪之交世界经济仍不够景气，但中国对亚洲的贸易额在2001年比前一年增加144亿美元，已达到288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56%。2002年1月至2月，中国从亚洲国家进口额达218亿美元，同比增长6%。（注：中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孙振宇2002年4月1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言。）
（二）中国在亚洲吸引外资地位突出并与亚洲地区域投资合作关系密切
世纪之交，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日益活跃，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发展成为主要形式。90年代亚洲地区FDI的流入额几乎均占发展中国家的60%左右，只是在金融危机之后的1998年和1999年有所下降。2000年亚洲地区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仍然是FDI的投资重点地区，其FDI的流动突破记录，吸引外资1435亿美元，比1999年提高了44%，占发展中国家份额重新达到近60%。
考察中国内地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来源，很容易发现其中绝大部分来源于亚洲地区，1999年流人中国的外资来源于117个国家和地区，而来源于亚洲地区的FDI投资占实际利用FDI投资额的66.6%，2000年这一比例为62.6%。来源于欧洲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1.9%和11.7%；来源于北美洲的这一比例分别为11.4%和11.8%（表2）。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项目，绝大多数也是来自亚洲，如对外承包工程中，50%以上是亚洲地区的合作，对外劳务合作中65%以上与亚洲经济体之间进行。欧洲在上述两项合作中的比例分别为4%和6%，美国的数字分别为1%强和8%强。（注：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说明中国内地与亚洲地区经济体之间的投资关系十分紧密，具有坚实的合作基础。
表1中国对外贸易的地区分布（单位：万美元、百分比）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1年版整理
表2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来源地区分布（单位：万美元、百分比）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1年版整理
二、经济贸易环境的改善将促进中国亚洲地区的投资合作进一步发展
（一）亚洲经济增长形式看好
二战后，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为世界所瞩目。40年前，全亚洲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的4%，2001年已迅速上升到25%，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33%左右。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亚洲发展中国家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8%，2003年将达到5.8%。世界银行对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也是充满信心，预测该地区2002年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7%，2003年将达到5.6%。亚洲地区贸易发展也十分迅速，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0年，亚洲地区商品出口总额达到16500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达到了30%，而40年前这个数字还不足3%，其中在亚洲地区内的出口额达8000亿美元，占对世界出口总额的49%。亚洲排位前12个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已经达11200亿美元，约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额60%。（注：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2002年4月12日在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的议题研讨会上讲话。）
（二）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迅速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市场潜力巨大。2000年与1978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4倍，年均增长9.5%，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6位。2001年，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了快增长、高效益、低通胀的良好发展势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进出口总额增长7.5%，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4.9%，市场物价稳定，国际收支状况良好，2001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2122亿美元。据世贸组织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中国2001年货物进出口额为5098亿美元，其中货物出口额为2662亿美元，货物进口额为2436亿美元，上述三项均排在世界第6位。
（三）中国将成为亚洲经济与投资合作的科研中心
近年来，中国国内知识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全球制造业正在迅速转移到中国，以至许多评论家预测中国将成为世界新的制造业中心。与此同时，外国研究与开发工作的中心也在向中国转移。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在1985年到1998年之间每年增长45%。例如，阿尔卡特公司在2002年4月同一家中国公司合作，共同投资1800万美元支持电信工程方面的开发。该公司预计它在上海的投资大约占它在全球进行研究与开发经费的15%。IBM公司在北京的研究实验室大约有90名雇员，并计划再扩招。英特尔公司的投入甚至更大，它在2001年建立的北京实验室有大约200名员工，其重点研究方向是无线通讯、网络处理和软件开发。（注：英国《金融时报》4月19日。）微软公司将其10%的研究转移到了中国，在北京设立了一个研究中心，这是其在全球的5个类似的研究中心之一，该中心的研究项目从语言合成到面部识别技术，无所不包。奥拉克尔公司（又称甲骨文软件公司）2002年4月在深圳建立了一个由100人组成的研究中心。（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2002年4月11日。）中国知识精英的聪明才智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研发中心，这将使中国成为东亚和东南经济体次区域经济与投资合作的科研中心，并通过互补性投资合作，利用先进技术的“外溢效应”和“辐射效应”，为区域经济投资合作提供技术来源。
（四）中国经济法律法规的完善将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
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中国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已经逐渐完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公平税负与国民待遇成为普遍的市场需要，因此，中国将按照国际通行规则调整税收政策。税制的统一成为税收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中国将按照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逐步完善涉外经济法律法规，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继续改善投资环境，依法保护投资者权益。鼓励外商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高技术产业，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
三、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加强次区域投资合作实现共赢
长期以来，中国与亚洲各国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合作关系，近年来，亚洲地区经济体首脑达成共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不仅是生产的国际化和贸易、资本的自由流动，同时还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对市场和资源更激烈的竞争，在这个背景下，亚洲国家必须努力通过互惠合作来避害趋利，追求共赢。
（一）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互补性贸易合作将进一步加强
中国与亚洲地区的外贸交易90%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发生，相互提供的商品市场不断扩大，其中中国最大的出口贸易伙伴是日本、香港和韩国，最大的进口贸易伙伴是日本、台湾省、韩国和香港。中国对东盟的出口约占对亚洲地区出口比重的13%，从东盟进口的比重约占16%。东亚和东南亚区域内互补性贸易的增长相对减轻了亚洲经济体对于西方国家市场的依赖
（二）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互补性投资不断加强
如前所述，中国吸引外资中有60%以上来自亚洲地区，其中来自香港地区的FDI约占流入总额的40%，来自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的FDI约占来自亚洲流入总额的60%以上。其他向中国输出FDI的亚洲主要经济体有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省（表3），来自东盟的FDI约占7%。与此同时，中国的企业也更多地以投资者的身份出现。1999年，中国政府批准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为7200万美元。2000年新批准的投资达1.08亿美元，增幅为50%。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对海外实体进行投资，其中一些对海外直接投资总额几乎肯定比官方报道的高得多。（注：香港《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4月5日《快速向东南亚投资》。）亚洲地区经济体之间相互提供的资本市场不断扩大，同样减轻了对西方资本市场的依赖。
表3我国实际利用FDI来源于亚洲经济体的数额及比重（单位：万美元、百分比）
1998年1999年2000年
FDI比重FDI比重FDI比重
总额454627510040318711004071481100
亚洲313310268.9268323166.6254820962.6
中国香港185083640.7163630540.6154999838.1
日本3400367.52973087.42915857.2
新加坡3403977.52642496.62172205.3
韩国1803204.01274733.21489613.7
中国台湾省2915216.42598706.42296585.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2001年版整理。
（三）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有了实质性进展
中国与亚洲各国开展金融合作有很多优势。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金融合作也有了实质性进展。中国和泰国2001年12月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支持泰国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和维护金融稳定。2002年3月末，中国与日本也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这些都是中国重视并积极参与本地区金融合作的具体体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博鳌亚洲论坛的发言中建议：亚洲各国商业银行要为推动区域发展创造条件，发展亚洲的金融市场。香港、新加坡是远东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应建立本地区的支付清算系统，在金融产品的交易方面，相互协调，共同发展。
（四）中国与东盟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
亚洲次区域经济合作近几年蓬勃发展，已为亚洲各国经济合作打下了坚实基础。东盟自由贸易区已于2002年1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从2002年1月1日起，6个老成员国之间的进口关税已降到0%-5%。4个新成员则可以享受更长的过渡期。东盟各国领导人承诺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是实现区域内贸易的零关税政策，具体落实时间表是2010年6个老成员全部进口实现零关税，2015年4个新成员开始执行零关税政策。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就未来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达成了共识。从2002年4月开始双方就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谈判，计划该自由贸易区最晚在2011年建成。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也将进一步推动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这使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有了良好的开端。这意味着亚洲将建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而促进整个东亚地区的繁荣与发展。
亚洲各国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和共同利益，邻国经济之间尽管有某些竞争的方面，但互补的方面是基本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亚洲合作伙伴提供了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开放的中国将成为亚洲国家的潜在巨大市场。中国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亚洲国家发展形式多样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以优势互补、平等互惠为基础，营造多赢的格局。
【参考文献】
[1]联合国贸发会议.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
[2]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版，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版[Z].中国统计出版社.
[3]谢进城.2001年中国投资发展报告[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