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规章范文
时间：2023-03-29 11:55:28
税收规章范文第1篇
第二条本制度所称房地产业。即在城区地域内从事上述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本制度管理。
建筑安装业包括：建筑、安装、修缮、装饰和其它工程作业。
销售不动产的范围包括新建房屋销售和二手房交易。销售不动产时连同不动产所占土地的使用权一并转让的行为比照销售不动产。
南湖四校区经济开发区和赤壁风景区所辖范围。凡在上述区域内发生的建筑安装行为及转让土地使用权和销售不动产业务都应纳入本制度管理范围。本制度所称的城区包括区的赤壁、东湖、禹王三个办事处。
第三条发生房地产业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为房地产业应纳地方各税费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
第四条房地产业应纳税费的主要种类为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发展费、河道堤防维护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契税、耕地占用税。
第五条下列行为属于房地产业税收管理的征税范围：
（一）以转让有限产权或永久使用权方式销售建筑物的行为。
（二）单位将不动产无偿赠与他人的行为。
（三）以投资入股名义转让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所有权。而收取固定收入或按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提成的行为。
（四）未到国土、房管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确权、转移手续。并将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所有权自主转让或销售给他人，同时向对方收取了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的行为。
（五）土地使用者之间相互交换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动产产权人之间相互交换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以及土地使用者和不动产产权人之间相互交换土地使用权和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
（六）接受他人委托代建不动产。不动产建成后将不动产交给委托方的行为；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投资者在工程完工前，将自身全部的权利、义务（即已完工工程及其他权益）有偿转让给他人的行为。
（七）对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合作建造不动产的行为，依据下列不同情况，分别征收营业税：
1合作双方按比例取得部分不动产所有权或取得固定利润或按比例取得销售收入的对提供土地使用权的一方按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征税。应以销售者作为纳税人征收销售不动产营业税；
2对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期满后不动产无偿归还提供土地使用权一方的对提供土地使用权的按“服务业—租赁业”征税，对出资方按“销售不动产”征税，将出资方的投资额确定为应纳税营业额；
3合作双方成立合营企业。房屋建成后，双方采取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方式分配利润的只对合营企业按销售不动产征税。
第六条统一征管机构。市区联合成立城区房地产税收征管专班。统一负责城区房地产业各项税收的日常管理工作。
统一在市行政服务中心办理，统一税务登记管理。房地产业和建筑安装业的新办企业的税务登记。由新的征收单位负责受理。原已办理的税务登记由各征收单位统一向新征收单位移交。
对现行纳税人进行分类认定，统一票证管理。税务机关应严格按国家税收征管规定。分为自开票纳税人和代开票纳税人。符合自开票条件的纳税人，税务机关的监督下使用微机票自行开具。其它纳税人用票一律由税务征收机关在纳税服务窗口”统一代开。原已向纳税人发放的各类发票统一收回。
建筑安装业属外地的以所承接工程项目产权所属确定税款归属。市直、区、经济开发区之间进行划转。统一税款划转。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工程项目产权所属确定税款归属；建筑安装业属本地的以税务登记为依据确定税款归属。
不得随意多征、少征或免征。统一政策执行口径。税务部门应按照统一政策口径、统一征收标准开展税收征收管理。
第七条纳税人发生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行为。分别按下列税（费）率或附征率征收地方各种税费：
1营业税按销售收入额征收。教育费附加按营业税税额3%征收；河道堤防维护费按营业税税额2%征收；
2地方教育发展费按销售收入的1‰征收；
3印花税按书立的购房合同和建筑安装合同金额征收。税率0.03%由书立合同的双方分别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4土地增值税按销售收入预征。由税务机关汇算清缴；单纯转让土地按5%比例依预售收入预征土地增值税；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单位按转让收入的2%预征土地增值税；
5企业所得税。销售非普通住房或其它不动产附征率4%销售普通住房附征率2%凡财务制度健全的并经税务机关认定按销售收入预征，预征率2%开发项目完工后，由税务机关汇算清缴；
统一由市城区房地产税收征管专班统一征收，属国税局征管范围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纳的企业所得税。按季划转。
6个人所得税。凡不能据实征收的按销售款附征，销售非普通住房或其它不动产附征率4%销售普通住房附征率2%
7契税按取得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成本价征收。税率4%其中普通住房为2%
8耕地占用税按实际占用耕地面积征收。征收标准为每平方米10元。
个人将购买不足五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五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五年（含五年）非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按其销售收入减去购买房屋的价款后的余额征收营业税。个人销售非住宅一律按销售不动产税目征收营业税。从年6月1日起。
分别按下列税（费）率或附征率征收地方各种税费：纳税人发生建筑安装行为。
1营业税按工程收入额征收。教育费附加按营业税税额3%征收；河道堤防维护费按营业税税额2%征收；
2地方教育发展费按工程收入的1‰征收；
3印花税按书立的建筑安装合同金额征收。税率0.03%由书立合同的双方分别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4建筑安装企业所得税。附征率2%凡财务制度健全的并经地税机关认定按工程收入预征，预征率2%开发项目完工后，由税务机关汇算清缴。
5个人所得税。凡不能据实征收的按工程款附征，附征率2%
第八条纳税人提供建筑安装劳务、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指成交合同的总价格，包括向对方收取的各种物质利益、分期付款金额以及金融机构提供的按揭贷款；价外费用，包括向对方收取的手续费、基金、集资费、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费用。
纳税人提供建筑安装劳务、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的价格明显偏低而无正当理由的以及单位将不动产无偿赠与他人的主管地方税务机关应以本地区当月或近期转让同类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的平均价格作为其营业额；没有同类平均价格的按核定的计税价格作为其营业额。
第九条纳税人提供建筑安装劳务、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业务行为应纳营业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当天。
第十条纳税人销售不动产或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的应在不动产销售合同签订或建筑业工程合同签定并领取建筑施工许可证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资料向税务机关申请办理不动产、建筑工程项目登记。
应督促建筑施工单位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或项目登记；向建筑施工单位支付工程款项时必须凭正式建筑安装发票，任何单位或个人在与建筑施工单位签订施工合同后。未提供建筑安装发票的不得支付其相应工程款。
第十一条房地产开发单位或个人在发生房地产经营业务收入时。按月将取得的经营业务收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税费。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验收合格后在向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前，要到税务机关将预售房专用收据换成销售不动产专用发票。房地产开发单位或个人在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收取款项（包括收取预收定金）时，不得以其他任何收据代替。
第十二条税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共同抓好房地产各环节税收控管；加快房地产业税收征管互联网开发与应用，完善综合信息共享机制。
（一）城区两级发展改革委应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批准后及时向税务部门传递有关房地产项目立项信息。
（二）国土管理部门应向税务部门及时传递土地使用权交易信息。内容包括承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名称、土地位置、价格、用途、面积等。同时在办理土地使用证时严格执行“先税后证”有关规定。办理土地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的单位、个人必须向土地管理部门提供已征税证明。凡未提供已征税证明的不能办理土地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同时。税务机关应对上述信息认真核对。
（三）城建、规划部门应向税务部门及时传递市区房地产开发及建筑工程项目审批信息。
（四）房产管理部门按照“先税后证”规定。税务机关应对上述信息认真核对。
受理契税办理事项，地税契税征收窗口应依据纳税人提供的完税证明和主管税务机关的审核意见。对于报送资料不全者，不予受理。同时，税务部门应将实施有关税收管理过程中获取的信息按月定期传递给各有关职能部门。
第十三条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在征税过程中。情节严重的追究法律责任；纳税人若采取编造虚假合同、隐瞒收入、降低房价、减少房屋面积等方式造成少缴或不缴税款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纳税人违反规定未使用预售房款专用收据、专用发票和支付建筑施工工程款项时未凭税务机关出具的正式建筑安装发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未做到先税后证”规定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相关职能部门未按要求及时传递信息。情节严重造成税款流失的失职单位补交相应流失税款，并对相关失职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城区房地产税收征管专班应按本制度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
第十五条本制度未尽事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规定执行。
税收规章范文第2篇
关键词：房地产；税制；改革
Abstract：CurrentrealestatetaxsystemofChinacannotaccordwiththemarketeconomydevelopmentandhastheproblemssuchasemphasizingcirculationbutoverlookingholding，heterogeneoustaxationsystem，lowlevellegislation，narrowtaxationscope，incompletematchedsystemandsoon.Asaresult，basedonthecurrenteconomicdevelopmentsituationandsocialdemand，healthydevelopmentofrealestatemarketcanbepromotedbyintegratingtaxationcoverage，devolutionofmanagementright，levyingidletaxforimmovableassets，completingallkindsofmatchedreformmeasures，completingtaxationsystemassoonaspossibleandalleviatingsocialcontradiction.
Keywords：realestate；taxationsystem；reform
一、我国现行房地产税制存在的主要矛盾
我国现行的房地产税制中，涉及到营业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使用费等10余类。随着住房制度的全面改革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建立和发展，房地产税制与经济发展存在矛盾，不同税种之间也存在冲突。这不适应当前人们已购有较多较高价位住宅，需要进行有区别的财产占有关系的税收再分配调节，缓和社会矛盾的迫切要求，也不适应需要通过税收调节房地产供需关系及其结构，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现实要求。
(一)重流转，轻持有
房地产持有阶段课税少、税负轻；而流通环节，多个税种同时课征。着重对营业性房屋、个人出租房屋征税，如个人房屋出租收入既要征收房产税，又要征收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明显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但不对个人非营业性住房征房产税，这相当于给了土地持有者无息贷款，只要未流通，就无须为土地的增值而纳税。这样做实际上鼓励了土地持有，助长了土地投机，导致了高房价与高空置率的存在。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07年4月，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为1.27亿平方米，其中空置商品住宅0.69亿平方米，全国空置率超过25%，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10%的警戒线。一边是1亿多平方米的商品房白白空置，一边是大量迫切需要住房的居民买不起房子，这一不正常的现象已到了需要严重关注的时候了。
(二)税制不统一，内外两套有违公平
内企及华籍居民适用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和土地增值税，外企和外籍人士适用土地使用费和1951年当时的政务院公布的《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的城市房地产税。这不仅给税收征管增加了难度和成本，还造成内外资企业竞争起点不同，税负不公，不利于统一市场的构建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培育发展。
(三)税收立法层次低，征税依据不太充分
按税收法律主义原则，税收的征收必须基于法律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依据，国家就不能征税、任何人就不得被要求纳税。这里所指的法律仅限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但我们现行的企业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其法律依据是由国务院制定并以暂行条例的形式颁布实施的行政法规，级次较低。
(四)征税范围窄，财政功能不强
房产税限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还把行政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财政拨付事业费的机构、个人居住用房等房产列为免税对象；土地使用税也排除了农村土地，仅限于对城镇土地征税。房地产税范围过窄，税基偏小，收入不高，也使其难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
(五)税、费不清，费高于税
目前，我国涉及房地产开发、销售全过程的所有税收，约占建设成本的9%；而如配套费等各类规费却达到41%。
(六)配套制度不健全，税收征管难度大
考虑到将来的税制改革，需要进行财产评估的税种和数量会很多，而我国的房地产评估业起步较晚，既不规范也不成熟。房产评估制度作为房地产税收的主要辅助手段还很不健全，目前还无法帮助实现房地产税收的顺利征收。
二、房地产税制改革的总体思路
采取“一清，二转，三改，四留”的办法，即对现行涉及房地产方面的税种进行整合，清理取缔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税种，合并税基重叠或有紧密关联的税种；将流转环节过重的税收负担转移到房地产持有阶段；把一部分体现政府职能，属于税收性质，且便于税收征管的收费，改为征税；对符合国际通行作法，又属必要的少量规费，继续规范化保留。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房产税，简化税制；提升房地产税收的立法层次；扩大税基，公平税负；建立和完善房地产估价制度等配套措施，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房地产税制改革的具体设想
(一)合并税种，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或不动产税
把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土地使用费，以及属于税收性质的其他收费，合并为全国统一的物业税。既包括房屋、土地，又包括难以算作房屋的其他地上建筑物及附着物。我国物业税的主要设想如下：
1.扩大征收范围，确定征免界限。要改变房地产税收重流转，轻持有的现状，就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扩大不动产的征收范围，取消那些不适应现实情况的减免。一是取消个人所有非营业性住房免税的规定，初期可把征税范围只限制在非普通住房，特别是对占用土地资源多，拥有住房面积大的豪宅、别墅等高档房实行高税率，而对占土地资源少、拥有住房面积小的低收入阶层给予税收减免政策。这样可改变部分居民买不起房，而买得起的人因持有成本过低，就多买多占的现状。这笔税款应专项使用，作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专项基金，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积极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也可作为对符合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住房有困难的家庭提供购房或住房租金补贴，这样将高收入者的收入转移给低收入者，抑制目前我国逐渐拉大的收入差距，控制收入分配中的“马太效应”，缓和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二是取消对事业单位有关免税的规定，把非公益性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用地用房纳入征税范围。三是把农村的工商营业用房和高标准住房纳入征税范围。
2.对房产税以评估市场价作为计税依据。现行房产税一是从价计征，是以房产余值(房产原值一次扣除10%--30%后的余值)作为计税依据；二是从租计征，以租金收入作为计税依据。这很不合理，按历史成本价余值征收，使得税收收入与房地产价值背离，国家不能分享土地增值收益，还将承担通货膨胀损失；从租计征的则对其实际租金难以把握，且对经营行为征税与营业税有交叉；而且对同一宗房地产按从租计征与从价计征两种方法分别计算出的税额相差很大。
3.对土地使用税应按类型和用途分别制定税率。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是分地区按单位面积实行固定税额的办法，一是国家不能及时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二是税率过低，且不同等级土地之间的税额差距太小，体现不了调节级差收入的作用，对促使土地使用者节约用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益等方面的效果不明显；三是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许多地方城乡结合部难以区分，分设在城乡的企业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也会产生税负差别；四是部分减免税规定，过多地照顾了纳税困难企业，不利于一些占地面积大而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加强自身的经营管理，影响企业间的平等竞争。对此可借鉴国际通行作法，对个人住房按类型、经过评估的市场价格采用三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制。
4.全国税率应有弹性。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全国不宜采用统一税率。可设立一个弹性控制区间，各地根据经济发展的水平、纳税人支付能力等因素，在许可的范围内选择适用的税率。
(二)提高立法级次，下放管理权限
中央制定物业税的基本法，对税法要素做原则性规定，而由省级立法机关或政府制定细则，明确具体征收范围、税目税率、减免优惠、实施办法及其征收管理等，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央的税制统一，而且有利于各地因地制宜、灵活处理税收问题，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逐步把物业税培育成为县市级地方税的主体税种。
(三)开征不动产闲置税
目前，土地、房屋资源浪费现象相当严重，存在大量已征未用和购而不用的情况，有的地方政府还征用大片土地，等待招商引资时高价出让。国内有1亿多平方米的商品房空置总量，其中空置一年以上的超过50%，占压资金超过2500亿元。而我国商品房开发商大多以银行贷款为主，房子销售不出去，必将威胁金融业的良性运行。为制止这种坐享房地产自然增值带来的收益的行为，打击囤积居奇，抑制非理性投资，制止资源浪费，优化资源配置，防范金融风险，需要采取税收强制措施，开征不动产闲置税。这样可大大增加国家的税收收入，非常有效地遏制房地产投机，避免任何因房地产泡沫给国家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四)完善各项配套改革措施
一是建立和完善房地产登记制度，全面掌握房地产各方面情况，找准征税目标。二是建立和完善以房地产市场价格为依据的价格评估体系。三是注意房地产税制改革与其他税制之间的协调。房地产税制的变动，将关系到有关房地产业的多项税收和收费，因此，要把该项改革和整体税制完善结合起来，处理好相关税种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李明会.房地产税改的难点、步骤及深层次问题综述[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7(1).
税收规章范文第3篇
论文关键词 税务部门规章 税收规范性文件 效力 涉税纠纷
为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公民生活水平，政府开支每年均持续增长，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税务部门的压力有增无减。
随着依法治国政策的不断推进，我国各级立法机构制定的涉税法规、涉税文件现已多如牛毛，虽然国家税务总局定期清理，但是基数庞大的涉税法规、文件对于普通纳税人而言，仍旧存在巨大的涉税法律风险。纳税人与税务部门之间属于行政关系，产生纠纷时适用《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有关行政法规。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及第五十三条的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的规章。上述规定将行政规范性文件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 ，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类别之一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自然也在适用范围之外。因此，当涉税纠纷进入诉讼程序后，如何区分税务部门规章与税收规范性文件自然对于判断涉税案件审判依据以及合理预期涉税案件诉讼结果存在重要意义。
根据《立法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国务院《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实践操作，税务部门规章与国家税务总局的税收规范性文件虽然都是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和的，并且都调整税收法律事项，但两者之间仍存在以下区别：
一、能否作为法院审判税收行政案件的参照
《立法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据此，税务部门有权在本部门权限范围内制定税务部门规章。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税务部门规章可以作为审判税务行政案件的参照依据。
《行政诉讼法》并未对税收规范性文件能否作为审判税务行政案件的依据作出规定，纵观《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具体行文“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的规章”。《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以及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行文采用封闭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法院审理行政案件时可参照的法规范围，税收规范性文件未被列举在依据或者参照范围之内，因此税收规范性文件应当不能作为法院审理税收行政案件的依据或者参照。
二、效力层级不同
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层级低于税务部门规章，因此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能与税务部门规章抵触，也不能变相对税务部门规章做出修订或者废止。
三、名称和编号不同
《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第七条、《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六条以及《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第二条第二款分别规定了税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一般应采用的名称，如税务部门规章的名称一般称“规定”、“规程”、“规则”、“实施细则”、“决定”或“办法”；而税收规范性文件一般称“办法”、“规定”、“规程”、“规则”等名称，但不得称“条例”、“实施细则”、“通知”或“批复”。名称中包括“办法”、“规定”、“规程”、“规则”的文件可能属于税务部门规章也可能属于税收规范性文件。
根据《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税收规范性文件应当由局领导签发，以公告形式公布，并及时在本级政府公报、税务部门公报、本辖区范围内公开发行的报纸或者在政府网站、税务机关网站上刊登。”税收规范性文件以公告形式发出，单独办理公告编号，其以“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xx年第xx号”的文号、文种，不能再选择原有的“国税发”或者“国税函”等文号、文种。而根据《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依照上款规定联合制定的税务规章，应当送其他部门会签后，由局长和有关部门首长共同署名，并以国家税务总局令予以。”税务部门规章以“国家税务总局令第xx号”的文号、文种。从形式上看，文号、文种可以作为区别税务部门规章和税收规范性文件的一个便捷手段。
四、能否审查合法性不同
根据现有规定，税务行政相对人可对税收规范性文件申请合法性审查，但不能对税务部门规章申请合法性审查。
《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据此，税务行政相对人认为税务部门依据税收规范性文件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时，税务行政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的同时申请复议机关对该税收规范性文件做合法性审查。以上是税务行政相对人申请审查税收规范性文件的一个方式，但税务行政相对人不能单独申请审查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并且明确规定了可申请行政复议机关审查合法性的文件范围不包括税务部门规章，因此能够启动合法性审查程序的主体仅限于申请行政复议的税务行政相对人，主体范围相对局限。
与《行政复议法》相比，《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规定了新的更有利于税务行政相对人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方式，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税务行政相对人认为税收规范性文件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可以向制定机关或其上一级税务机关书面提出审查的建议，制定机关或其上一级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及时处理。
“有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权的税务机关应当建立有关异议处理的制度、机制。”《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规定了税务行政相对人只要认为税收规范性文件违反了税收法律、法规、规章或者上级税收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都可以书面提出审查建议，而不再必须作为申请行政复议的附带审查申请，有利于在税务部门依据税收规范性文件做出损害税务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之前提出审查建议，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护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但《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管理办法》只是规定了税务行政相对人有权提出审查建议，既然是审查建议，那么对于税务部门只有有限的影响，税务部门可以不采纳该等审查建议，如果不能要求税务部门对于采纳或者不采纳该等审查建议在合理期限内做出充分的解释，那么该合法性审查方式也会流于形式。
五、能否设定行政处罚不同
税务部门规章可以设定行政处罚措施，但税收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措施。
《行政处罚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款规定的国务院部、委员会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国务院规定。
“国务院可以授权具有行政处罚权的直属机构依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规定行政处罚。”
第十四条规定“除本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以及第十三条的规定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据此，税务部门规章可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的规定，但税收规范性文件不得你设定行政处罚。
税收规章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税收优惠
在市场经济中，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又是这一主体中最为活跃和最富活力的部分。鉴于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所发挥的突出作用，目前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的开发与设计，其中在技术创新环节给予中小企业科学、合理、系统的税收激励政策，成为最为通行和有效的做法，通过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能有效地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与科技人员的创新热情，提高他们的创新能力。
一、现行税制存在的问题
1.中小企业风险投融资的税收激励力度较弱
我国现行税制中与中小企业风险性创业投资有关的税收优惠政策较少，激励力度较小；同时由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高风险性，因此其创新活动较难得到商业银行的信贷支持，而政府通过直接财政补助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又不明显。这就需要在全社会科学构建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一个以高新技术产业或技术创新活动为投资主体的风险投融资体系，通过增强税收优惠力度，鼓励更多的创业风险投资企业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从而保证中小企业在技术创新活动中能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
2.鼓励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政策缺乏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针对科技人才的技术奖励免税门槛较高，科技人员只有取得省级人民政府、国家政府、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以及按国务院规定发放的政府特殊津贴才免交个人所得税，而对省级以下政府与企业颁发的科技进步奖则征收个人所得税；另外，我国现行税制对技术人员的创造发明和成果转让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导致科研成果转化率降低。总之，由于对科技人才的税收激励严重不足，使得中小企业在成长发展中缺乏必要的人才激励机制，难以调动科研单位和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不利于促进个人人力资本投资，进而也不利于我国科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3.企业所得税制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不足
从总体上看，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对科技创新的激励政策侧重于产业链下游（成果转化期）、引进先进技术及应用技术研究等方面，而对研发环节（尤其是研发前期和中期）、基础理论研究以及新技术消化吸收等方面的税收激励力度较小。例如，现行税制给予生产设备投入和技术引进的优惠幅度、限制条件及获取优惠的成本等方面都优于创新性研发。这些政策虽然对扩大高新技术产业规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在这种政策激励作用下，企业的重点自然侧重于引进技术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而对关键研发的投入则相对不足，同时也会导致生产线的重复引进和中间产品、配套产品及一些重要原材料的开发能力不足等问题。
二、发达国家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
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过程中，税收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从税收政策上给予持续的扶持与激励是西方发达国家税制优化变迁的重要内容。
1.美国
美国新技术革命与产业特点的深化，使得某些行业更适合于中小企业而不是大型企业经营，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小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据统计，从20世纪初到70年代末，美国有一半以上的科技发展项目是由中小企业完成的；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更有大约75％的技术创新活动由中小企业完成；随着经济社会进入网络时代，在科技信息资源的挖掘与利用方面，中小企业已经赶上甚至超越大型企业，其反应灵活的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得到了更好的体现。为此，美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主要包括：
（1）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实现的资本收益，实行税率减半的优惠政策，按14％征税。
（2）新购进的作为固定资产管理的设备，使用年限如超过5年，其购入价格的10％可抵扣当年的应纳税额。
（3）允许小型企业实行加速折旧或特别折旧制度。
（4）地方政府普遍对新兴的中小科技企业减免一定比例的地方税税额。
（5）激励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科研力度的政策：如果本纳税年度通常的研究开发费用超过前3年的平均发生额，那么其超过部分的25％免予征税；如果中小企业从事的是基础研究，纳税年度研发费用的65％作为非征税对象免予计税，同时企业的研发费用增长额可以冲减当年税额。
2.日本
日本政府制定了《中小企业基本法》，该部法律是政府给予中小企业各方面政策支持的基本法律。该法同样对于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给予了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支持，例如减免法人税、固定资产税及所得税，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在消费税缴纳、节约能源等方面提供了诸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具体包括：
（1）对于试验研究费用超过当年销售收入3％的中小企业以及创业时间未满5年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减收6％的法人税或所得税。
（2）为鼓励中小企业新技术投资，规定给予相当于购置价7％的法人税特别税额扣除，此外还有强化中小企业技术基础的法人税税额扣除规定。
（3）对于从事新技术与设备投资从而节约能源或利用新能源的中小企业，在设备折旧等方面给予较大的税收优惠。
（4）中小企业为提升自身研发能力而购买或租借的机器设备，在使用的第一个纳税年度可以作30％的非正常折旧，或是免缴7％的所得税金。
3.法国
法国中小企业占全部企业的80％以上，政府为支持中小企业的健康与快速发展，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科学合理的税收激励政策，其中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主要有：
（1）建立了“研发投资税收优惠待遇”制度，规定如果中小企业当年的研发投资额比上一年度有所增加，那么研发投资增加额的50％可以抵免公司当年企业所得税额。
（2）中小企业以专利、发明或工业生产方法等无形资产进行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增值部分，可以延迟5年缴纳税款。
4.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刺激中小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研发能力，专门制定了研发支出按实际发生额的150％扣除的税收政策。
5.加拿大
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支出（包括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但不包括建筑物支出）的20％可以抵免当期应纳税额，未抵免完的部分后7年内可继续抵免；对上年应税资产不足1500万加元、应税收入不足40万加元的小企业，对其用于研发支出的第一个200万加元，全部返还，其他经常性支出与资本性支出则返还40％。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发达国家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主要有以下特点：
（1）非常重视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各国政府所采取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之中，基本上都含有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一些措施，并且这些措施作为税收调控的主要手段，政府能够一以贯之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补充和调整，既体现了国家宏观调控的基本导向，又与时俱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2）税收激励针对性强。众所周知，资本和知识密集是技术创新的基本特征，虽然中小企业善于发现市场需求，经营灵活，创新意识强，但因为它在人才、资金和技术等方面有着自身难以逾越的障碍，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其技术创新活动必然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为了解决这一困境，各国政府普遍采取了有针对性的税收激励政策，从而尽可能降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风险，为中小企业顺利开展技术创新活动清除障碍。
（3）激励政策相互配合。各国激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涉及所得税、流转税、财产税等多个税种，并且各税种能够相互配合与强化，发挥出合力，已经基本形成各自作用明显又互为补充的税收激励政策体系。
（4）激励方式多样。各国政府普遍制定实施了多种多样的税收激励方式，例如减免税、加速折旧、费用扣除、投资减免等，并且各种方式优惠力度明显，规定详细具体，可操作性强。
三、促进我国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建议
1.建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法律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保护，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律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逐步制定和实施了若干有关技术创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这对推进我国科技进步和企业技术创新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我国现有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基本上是通过对原有税收法规某些条款进行修订与补充而形成的，散见于各类税收单行法规或税收文件之中，缺乏针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专门法律法规。所以，从经济法制化的角度看，我国应当尽快建立关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法律体系。
2.改革增值税以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目前我国原有的生产型增值税正在全面转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首先，应尽快对中小企业中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允许其抵扣购进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促进技术型中小企业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从而带动我国整体产业结构调整；其次，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标准应适当降低，两种纳税人身份的划分无疑增加了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小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所以，应进一步淡化认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销售额标准，即不管企业规模大小，只要会计核算比较健全，经营场所固定，能遵守国家各项税收法规，准确及时报送税务资料，都可以申请成为一般纳税人。
3.增强所得税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力度
首先，在公平税负的基础上，为增强中小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税收优惠的重点应从对企业优惠转向对具体研究开发项目的优惠；其次，通过对中小企业技术转让所得给予税收减免优惠，鼓励中小企业吸收无形资产投资，提高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再次，应加大对高科技人才的税收优惠力度，比如提高高科技人才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对高科技人员在技术成果转让与技术服务方面取得的收入，按应纳所得税额进行一定比例的减征。另外，允许中小科技型企业按高于一般企业的比例提取职工教育培训经费，从而减轻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负担，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4.增强促进创业投资的税收激励力度
为持续提升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水平与能力，政府应切实了解中小企业创业投资需求与环境，科学制定和完善与国家产业政策相协调统一的，真正有利于中小企业成长和创业投资事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严格监督落实有关风险投资的优惠政策，鼓励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进行投资，并科学制定和完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对于将科技创新项目收益再投资于其他科技创新项目的，政府应给予免税或退税优惠；对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项目贷款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支持。
5.增强服务意识，提高税收征管水平
税务机关要进一步简化办税手续，实行办税流程公告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审批类减免税，应严格依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审批管理，尽可能简化审批手续，缩短审批时间。同时，要加强与科技、经贸等部门的联系和沟通，了解技术开发项目备案确认情况。对已向科技部门备案、未申报技术开发费加计扣除政策的企业应及时跟进，帮助其用足用好税收优惠政策；对确有技术开发项目，但未向科技部门备案的，也要从实际出发，本着服务纳税人的原则创造条件妥善落实好相关政策。此外，要做好对中小企业创新的管理：一是实行科技创新项目立项登记制度，增强对科技项目的跟踪管理，确保企业所享受的税收优惠真正用于科技创新事业；二是建立科技创新税收优惠特别申报机制，防止企业利用不正当手段骗取研发支出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建立对科技创新成果的验收与鉴定制度，对不符合条件的科技创新成果，取消企业享受税收优惠的资格。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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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规章范文第5篇
关键词：税收立法；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F31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对我国税法的渊源，刘剑文教授在其《税法基础理论》中论述到：尽管法的渊源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但所谓税法的渊源仅仅指税法的效力渊源，即在税收法定主义指导下对纳税人具有法律效力的各种法律表现形式。对纳税人无直接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不在税法渊源之内。按此标准，税法的渊源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国际条约。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不属于税法渊源。其核心意思简单说来是主张我国的税法渊源包括狭义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国际条约；规章在司法上仅参照适用，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税法渊源。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法律、行政性法规、地方性法规、国际条约和规章在税法中都有其相应的地位。但认真研究中国的税法问题，会发现这些都不是真正在中国税收实践中最具有实际效力和功能的法律渊源；而最具有实际操作意义和影响力的“税法”是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数以千计的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
我国《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规章的制定与形式都有着特殊的要求。《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6条规定：规章的名称一般为“规定”、“办法”，但不得称为“条例”。而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以“通知”的形式的规范性文件，既没有以“条例”的形式出现，也没有以“规定”和“办法”的形式出现，可以判断这些规范性文件既不是行政法规，也不是部门规章。笔者将其统称为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于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在法律上如何界定，这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所尝试的，正是对于我国税制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法律上的界定，并对其合法性展开分析。
二、原因的深层分析
笔者之所以关注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问题，是因为实践中大量存在的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了一些本应由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内容。这些都和《立法法》的要求相背离，但在实践中却少有人提出质疑。
比如，2008年5月26日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自2008年6月1日起，纳税人生产、批发、零售有机肥产品免征增值税。通知明确，享受免征增值税政策的有机肥产品是指有机肥料、有机一无机复混肥料和生物有机肥。类似这样的规定在中国的税收实践中是普遍存在的。这意味着在税收减免方面，除了立法机关外，我国各级政府甚至各级财政税务部门都拥有非常宽松的权力空间。国务院减免税收法律所设定的纳税义务，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减免税收行政法规所设定的纳税义务，在很大程度上都被视为正常的现象。地方政府及其财税主管部门随意减免地方税甚至中央税的行为，虽然被视为非法，但受到地方利益的支配，这种现象从来就没有绝迹过，最多就是变化了一下形式而已。如曾经风行一时的增值税“先征后返”就是变相的税收减免。抛开税收减免在实际促进具体公平和实现个别正义方面的功能不谈，仅就税收减免权分散在如此广泛的主体而言，这与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就是背道而驰的。
学术界通常认为，行政机关的这些大量的行政规范性文件是以行政解释的名义出现的，也就是依据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行政解释来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但这些行政规范性文件事实上扮演着税收立法的角色。通常的解释主要是认为我国《立法法》为国务院涉足税收立法开了口子，从而导致财政税收部门也都跟风进入到税收立法领域来；同时，认为由于宪法对于税收法定没有做出规定，所以导致国务院领导下的行政机关不断向立法机关争夺税收立法权，而且由于全国人大的权威不够大，所以导致行政机关争夺权力的现象非常严重，其后果就是大量存在的财税部门以一些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来进行税收立法。
但是，笔者认为以上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如果说《立法法》为国务院开了口子的话，那么也只是全国人大授权在没有制定法律的情况下，国务院可以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来制定条例。但在中国税收立法实践中，问题的关键不是这些行政法规，因为实际上这些行政法规一般来说都是比较规范的，甚至规章的出台也都有章可循。问题最大的，实际上是那些大量以“通知”为形式，以行政解释为外貌的实质性税收立法行为。《立法法》实际上没有授权给这些财税行政机关这么大的权力。其次，通过由宪法对税收立法进行规定，从而求得财税行政机关不敢去越权行使税收立法权的认识也是难以成立的。可以说，中国的宪法规定了很多国家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问题，但由于目前我国宪法尚不具备可诉性，并不是写进了宪法就能得到保障。固然将税收法定写入宪法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表明国家对于税收立法的重视，但在笔者看来，把很多法律问题单纯看作一个意识问题并试图通过宪法化来加以解决的思路是值得推敲的。
在笔者看来，中国税收立法中存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于税收立法权的僭越，可能要结合中国的转型社会的背景来进行分析。我们不可能完全与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到成熟的后工业化时代的背景下来进行比较，而必须考虑到中国仍然处于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过渡的现实，以及中国在饱受欺辱一百多年后迅速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国情。正是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我们的税收体制处于一个非常不完善的情况下，同时我们的税收作为一个经济调控手段，要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总的目标，甚至还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可以说，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日新月异，税收制度越来越倾向于一种政策化。政策化意味着短期目的，因为长期看来未来无法预期、不明确，只有一个宏大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税收立法每一步都很严密地思考整个税收立法的体系和税收法定的问题，自然就显得过于严厉了。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导致了我们的税收法律“朝令夕改”的成为常态。关于税收法律政策化，一个典型例子就是“2008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认真落实抗震救灾及灾后重建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这个采用行政规范性文件下发的税收立法，实际上就是对最近发生的大地震的一种税收政策上的反应。这种税收政策的高效率，也许正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税收政策化的重要的合法性之一。
三、合法性研究――从税收法定的角度切入
上文从法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税收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大量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只有正视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叙事，我们才可能理解我国税收立法中大量的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参与税收立法的深刻社会原因。在这里，笔者进一步关注如何看待大量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对于税收法定的冲击和影响。
1，税收法定的经典定义税收法定涉及到很多个层面的内容，但本文关注的是税收法定中“法”的范围的问题。也就是这个“法”的范围有多大的问题。
学界通说认为：“法律”一词存在广义与狭义的理解。狭义的法律仅仅指最高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而广义的法律除此之外，还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例如，《立法法》第2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适用本法。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执行。”这说明仅从文义的角度不足以证明《宪法》第56条中的“法律”就是最高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借助于目的解释，学者们认为，《宪法》第56条既是对公民纳税义务的确认，也是对国家课税权的一种限制。此处所谓的“法律”，应该仅仅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不包括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更不包括部门规章和地方行政规章。这样，《宪法》第56条就可以成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最高法律依据，而《立法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不过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体现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
相比较之下，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对于税收法定的理解稍微宽松一点：在民主之国家权力区分的体制下，法律首先指由宪法规定之立法机关所制定并依法公布之岁捐法，而后包括地方议会所制定关于地方税之地方自治条例。有疑问者为是否包含经过立法机关授权，由行政机关制定之法规命令。这涉及税捐法资格应定位于法律保留或国会保留层次的问题。定位于国会保留层次者则仅肯认立法机关制定之规范始具法源资格，从而按其命令对象而对于行政、司法或人民有其约束力。反之，如不定位于国会保留，而仅定位于法律保留的层次，则行政机关根据立法机构在法律中之授权而制定之法规命令亦具有法源资格。宪法对于法规命令之制定并无其授权之明文规定，而只有“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在其解释中肯认之。
总结说来，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院大法官”通过司法判例形式确认了“行政机关”授权立法的合法性。这里所说的“授权而制定的法规命令”相当于我们的行政法规。根据《立法法》第9条，本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做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我国《立法法》留出了一个口子：国务院在全国人大授权下制定行政法规。在这一点上，大陆和我国台湾地区实际上都是采用了法律保留的态度。只不过大陆是通过立法的形式，而我国台湾地区是通过“司法院”解释的形式确立。
2，税收法定的最新发展――从行政法规到规章英国行政法学者韦德指出：行政立法是一种具有立法特征的行政活动。就数量而言，大量的立法是由行政机关而非立法机关制定的。除少数英王仍保留原有特权的情形外，所有由部长、行政部门和其他机构的命令、规章和条例，其权力均源于议会。议会不得不将涉及各种具体事务的广泛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而其自身仅仅限于提供一个或多或少具有永久性的法律框架。美国行政法学者施瓦茨指出：“在20世纪，行政机关拥有立法权(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之权)已经司空见惯了”；“行政机关的独特性在于，它有权通过规章或者裁决决定私人权利和义务。当代行政机关既有立法权，又有司法权。其立法权就是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一没有这样的权力，这些机关就不能有效地完成它们所担负的各种任务”；“从质上来说，规章具有与法律相同的效力。它们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行政立法也许仅仅是准立法或从属立法，因为它的条文必须服从立法机关的立法，但这并不能改变行政立法的效用与法律本身相同的事实。”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行政立法一般是指特定国家行政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活动。如果从静态的角度讲，行政立法则是指特定国家行政机关依照立法程序所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也就是说，包括我国行政法在内的各国行政法最新理论发展已经将规章纳入了行政立法的“法”的范围了。而税收立法在其早期曾被视为行政法，所以行政立法的理论是可以适当借鉴到税收立法中来的。尽管我国《立法法》将税收立法视为法律保留的部分，但同样是《立法法》，又给国务院开了口子，可以搞行政法规。但现代行政法的理论以及税收实践证明，如果没有那些规章以及大量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税收工作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无法高效率地运转。就如同这次大地震之后出台的许多税收政策，如果都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进行的话，那是不可想象的。
3，税收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探索――从规章到行政规范性文件前文已经提到，行政法理论的最新发展已经带动了税收法定可以将“法”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因为行政权不断扩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随着现代国家的职能的转变而产生的。世界各国的行政权都不断扩张，侵入到立法权和司法权，传统的立法权很多被行政权所侵入。现代国家无孔不入，深入到百姓生活的深处，而税收立法也是如此，尤其是现代税收立法越来越倾向于一种税收政策化的发展趋势。一些税收优惠政策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调整，如果一定要严格遵守由立法机关来进行立法，在效率上可能要大大降低。
学者坚持将税收立法权仅赋予立法机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立法机关是民意的代表，而行政机关容易侵犯纳税人的权利，所以要从源头上根本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从而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但实际上，权力的大小与是否滥用权力并不一定成正比关系。权力是否滥用取决于是否构成权力的有效制约。事前的监督是必要的，但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同样是必要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行政法学的最新发展已经将行政立法权推及到行政规章，进一步承认行政规范性文件分享行政立法权，值得学术界探讨。
我国税收立法权实际上主要反映在数以千计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中，如果一味地否认其法律效力，坚持传统的税收法定的含义，认为税收实践违反了税收法定，未免忽视我国的现实。批判是必要的，但在行政规范性文件普遍存在而且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将承担起我国税收立法的重要角色的情况下，全面否定其地位，不如在承认其合法性的同时加以规范。既然规章具有行政立法权在行政立法中能够得到承认，我们是否可以考虑承认行政规范性文件在行政立法中具有合法性。尽管《立法
法》中规定涉及财政税收等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同时也在特定情况下给予国务院授权立法权。
笔者认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来自于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国务院及主管部门进行解释。尽管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全部是行政解释还值得讨论，但2001年《立法法》中关于法律解释权的规定并没有废止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所以，行政解释的合法性与司法解释的合法性的来源是一样的，都是1981年决议。因为2001年《立法法》对于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议之间出现冲突时如何处理做出了规定，所以2001年《立法法》并没有自然废止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因此，198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可以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分享税收立法权合法性的源泉。
但是，行政规范性文件作为行政解释参与到税收立法权的分享中，其权力是否超越了行政解释的范围，需要注意。一般说来，行政解释只能是针对具体法律适用的问题进行解释，但现代行政实践和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着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渗入到立法权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是否一概认为一旦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牵涉了立法要素，就认为无效，值得商榷。
20世纪奥地利著名法学家凯尔森对三权分立问题提出了质疑：第一，国家权力无法截然分立。“国家的基本职能并不是三个而只有两个：法律的创造和适用，确定将它们相互分开的界线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法律的创造和适用之分，作为基础的立法权和执行权的二元论，只有一种相对的性质，国家的大多数行为都同时既是创造法律又是适用法律的行为，将法律的创造分给一个机关而法律的适用又分给另外一个机关，分到如此的地步以至不会有一个机关同时履行这两种职能，这是不可能的。”第二，“人们恐怕不能说立法职能和国家其他职能在这种意义上的任何分立，即单单所谓‘立法’机关才有权行使立法职能，而将所谓‘行政’和‘司法’机关排除在外，这样一种分立的外表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只有那些由‘立法’机关所创造的一般规范才称为‘法律’。立法机关绝对没有创造一般规范的垄断地位，充其量只有像以前所叙述过的某种有利地位。”
税收规章范文第6篇
一、税收立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一)税收立法的主要内容
税收立法主要包括税收立法基本原理、税收立法基本制度和税收立法基本技术三部分内容。
税收立法基本原理是关于税收立法带有普遍性和基本规律性税法事项的理论概括，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的意图与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调整范围、种类与部门、机构与职能界定等等。税收立法基本制度是指税收立法活动与过程必须遵循的各种实体性准则的总称，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的体制、主体、权限、程序、监督等基本制度。税收立法技术是指税收立法活动中所遵循的旨在推进税收立法现代化、科学化的方法和操作技巧的总称，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的运筹技术和结构营造技术等等。
(二)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
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宪法原则、法定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
税收立法的宪法原则．又称依宪治税原则。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其核心一是对政府权力进行合理限制；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税收立法遵循宪法原则集中体现在对征税主体权力的科学设置和对纳税主体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两个层面上。
税收立法的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税收立法的法定原则主要包括税收立法权限法定、税收立法程序法定、税收立法范围法定。权限法定是指税收立法权限的横向和纵向配置要依法行使；程序法定是指税收立法程序要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范围法定是指税收立法要保持在全国范围的统一实施。
税收立法的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反映在税收立法层面的主要内容：一是普遍参与原则，即立法过程要广泛吸收各层面纳税人参加，要体现公开透明。二是权利(力）义务对等原则。即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立法主体与纳税主体间的权利(力)义务应该是对称的，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间不应存在权利(力)义务的差距。
税收立法的效率原则，包括经济效率原则和程序效率原则。经济效率原则是指税收立法的成本最低原则：程序效率原则是指税收立法的期间最短原则。
二、税收立法制度
税收立法制度包括税收立法体制的制度、税收立法主体的制度、税收立法权分配的制度，税收立法程序的制度、税收立法监督的制度以及税收立法与有关方面关系的制度，等等。本文重点分析体制、主体、权限、程序等几个制度。
(一)税收立法体制
税收立法体制是关于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运行和税收立法权载体诸方面的体系和制度构成的有机整体。它由三个要素组成：一是立法权限的体系和制度，包括税收立法权的归属、性质、种类、范围、限制、各种税收立法权之间的关系等内容。二是税收立法权的运行体系和制度．包括税收立法权运行的原则、过程、方式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三是税收立法权的载体体系和制度，包括行使税收立法权的立法主体或机构的设置、组织原则、活动形式与程序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
现代世界税收立法体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单一的税收立法体制。这是指税收立法权由一个政权机关行使的税收立法体制。包括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即税收立法权由中央一级一个政权机关行使，而不是由几个中央政权机关行使：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即税收立法权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各由一个政权机关行使。
二是复合的税收立法体制。这是指税收立法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权机关共同行使的立法体制，根据立法权归属的不同，有议会和总统共同行使和君主与议会共同行使两种。
三是制衡的税收立法体制。这是指税收立法权建立在税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原则基础上的税收立法体制。这种体制下，立法职能原则上属议会，但行政首脑有权对议会的立法活动施加影响，甚至直接参与。
目前我国税收立法体制是—狭义法律角度上的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和广义法律角度上的复合立法体制并存的特殊税收立法体制。所谓狭义法律角度上的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是指我国税收法律目前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三部法律是经中央立法机关颁布的。所谓广义法律角度上的复合立法体制是指我国税收立法除仅有三部具备狭义法律效力外，其余的均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部门规章(而这些均属授权立法)，而更多的则是不具广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无论单一的一级税收立法还是复合税收立法(中国的这种复合立法体制不是典型的复合立法体制，所谓“复合”是指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的“复合”立法)，中国的税收立法权仅限中央，而地方不具有税收立法权。因此，要改变目前这种税收立法体制，应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建立单一的两级税收立法体制，这也是深化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城乡税制的必然趋势和要求。
(二)税收立法主体
税收立法主体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在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条件下，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是指依法有权进行税法的制定、认可和变动活动的中央国家权力机关；广义的税收立法主体还应包括与广义税收立法体制相对应的授权参与税法的制定、认可和变动活动的其他国家机关以及纳税人代表。在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条件下，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应包括中央和地方级国家机关。因此，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是指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规定，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广义的税收立法主体还包括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在授权条件下具有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权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依法具有税收部门规章的立法权。
(三)税收立法权限
1．税收立法权的内涵。税收立法权是一个综合权力体系。从横向看，有权力机关的立法权、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和司法机关的立法权；从纵向看，有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从性质看，有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非立法机关(即授权机关)的立法权；从体制看，实行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国家，只有国家立法权，实行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国家，则有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等等。
税收立法权是税收立法的核心，科学地界定与配置税收立法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助于防治专制擅权；二是有助于实现立法制度化和科学化：三是有助于明确不同层次，不同机关立法的任务与目标；四是有助于监督立法活动。2．税收立法权的范围。《立法法》是一部专门规定立法主体行使立法权范围的基本法律。税收法律的立法权限范围，《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国家立法权是指由最高国家立法机关，以整个国家名义行使的，用以调整最基本的、全局性的社会关系，在立法权体系中居于最高级别和地位的一种立法权。根据这一规定．税收法律(狭义)的立法权归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国家机关无此权力。《立法法》第八条第八款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至于如何界定“税收基本制度”，即在税收立法中哪些“基本制度”只能采取“法律”形式而不能采取“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法律形式，《立法法》并未明确界定，这给税收立法留下了不确定的空间，也是诸多税收“行政法规”迟迟不能上升到”法律”级次，“税收基本法”迟迟不能出台的根源之一。因此，具体界定“税收基本制度”并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是税收立法的当务之急。我们认为，”税收基本制度“是税收法律中具有普遍指导作用、规范一般最基本的法律制度。具体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税法的基本原则制度；二是税收立法权限制度；三是税收管理体制制度；四是征纳双方的权利(力)与义务制度；五是税收执法责任制度；六是税收的处罚制度；七是税收救济制度：八是税务组织机构和职能制度；九是税务中介机构制度；十是涉外税收制度。等等。
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权限范围。根据《立法法》第九条的规定，在“税收基本制度”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同时，根据《立法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但对”条件成熟”和”及时制定”没有具体条件和时间的规定，这给税收立法的及时“升级”留下了缺口，以致一些改革方案比较成熟的税收行政法规，经历了十几年的”实践检验”仍不能”及时制定法律”。其实，《立法法》第五十六条已明确规定国务院制定税收行政法规的法律依据是“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根据这一规定，目前我国只有三部税收法律。而行政法规只能围绕执行这三部税收法律来制定，如果根据这一逻辑推理，凡与这三部税收法律无关的行政法规均无法律依据，从而均属无效法规。改变这种税收立法实践与《立法法》严重相悖尴尬局面的惟一途径就是将已基本成熟(不可能完全成熟)的税收行政法规尽快”及时制定法律”。
税务部门规章的立法权限范围。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可以制定规章。但同时又规定，制定规章的法律依据是“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事项”。如果上述分析行政法规时的逻辑推理成立，那么同样，凡与三部税收法律无关的税务部门规章均无法律依据，从而也均属无效的部门规章，而实际情况是部门规章在广义的税收“法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税收立法严重滞后可见一斑。
3．税收立法权的配置。税收立法权的配置包括横向配置和纵向配置两个层面。税收立法权的横向配置主要是指税收立法权在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配置。目前，税收立法权横向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主体身份本末倒置，集中表现在行政机关而非权力机关在税收立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严重背离，其直接后是税收立法层次低、质量差、权威性不高。
税收立法权的纵向配置是指税收立法权在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国务院与省级行政机关之间以及国家税务总局与地方省级税务局之间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的税收立法权之间的配置。显然，纵向税收立法权的配置较为复杂，涉及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三个法律层面的关系与内容。目前，税收纵向立法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存在较大反差，即法律规定上。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在国务院，而税法实践中，地方则拥有较大的税收立法权。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地方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享有适当的税收立法权以调整和配置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实际上地方拥有游离于国家税法体系之外的许多税收立法权．从而破坏了税法的完整与统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适当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的决定为解决税收纵向立法权问题提出了基本思路，但真正要解决纵向立法权问题尚有待逐步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从“适当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到“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是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从法律意义上讲，地方享有适当税收立法权符合《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而《税收征管法》却设置了法律上的某些障碍，但《立法法》的法律阶位是高于《税收征管法》的。因此，我们认为，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应做好以下立法准备：一是确立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二是确定地方立法的性质与范围；三是确定地方税收立法的具体事项(采取反列举法)：四是建立地方税收立法专门机构与专业人员；五是建立地方税收立法的监督机构与机制，等等。
(四)税收立法程序
根据法律级次，我国对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分别制定了相应的立法程序制度。
法律的立法程序制度。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做出了法律规定。该法规定制定法律必须经过提出、审议、表决和公布四道程序。
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制度。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必须经过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和行政法规解释等五道程序。
部门规章的立法程序制度。国务院制定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制定部门规章必须经过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解释与备案等五道程序。
目前，除国家税务总局根据《立法法》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制定了《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法》(2002年3月1曰起实行)以外，我国尚无专门的税收法律和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制度，税收法律和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应遵循《立法法》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相关制度实行。但是，对于日常大量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却无制定程序的相关制度，这必将引起税法间的不协调、甚至矛盾现象的时有发生。因此，尽快出台和填补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空白，并将其中重要内容提升为部门规章是避免规范性文件过多过滥的当务之急。
三、税收法律体系的形成
目前，我国宏观层面税收立法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对税收立法的全面规划与设计，即对税收法律体系的规划与设计，主要包括对税收法律立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与设计。我们认为：
从长期规划看，应设计一套适应国情的税收法律体系。具体讲，应设计一套以《税收基本法》为统领的，其他各部门税法包括《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税收救济法》、《税收组织法》和《税收国际法》等相互协调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这一体系大致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立法程序。从中期规划看，应在抓紧完成《税收基本法》最后一道立法程序的前提下，完成《税收程序法》和《税收组织法》等的立法准备程序工作等等。从短期(近1～2年)规划看，应抓紧完成《税收实体法》的完善与升级程序以及《税收基本法》的审议等等。
与此同时，从宏观层面还应规划与设计税收立法的级次。我们认为，《税收基本法》应列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最高级次；一些重要的单行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等应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税收“法律”级次；一些重要的部门规章和财政部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应列入国务院的税收“行政法规”级次；一些重要的“批复”或“通知”应列入国家税务总局的税收“部门规章”级次，应尽量减少“规范性文件”的数量。
四、提高税收立法质量与效率的对策建议
首先，要现实地确定税收立法的基本内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即权力与利益的重新调整与配置面临的阻力而影响税收立法的进程与效率，比如《税收基本法》中关于权力主体与义务主体的权益问题；出口退税、合并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制改革都会引起中央、地方政府利益格局的变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既从全局出发，又兼顾利益格局不受太大影响，选择震动较小的立法内容，成熟的和基本成熟的先立，即先易后难，不能等各方都”协调好”或完全成熟了再出台，以加快税收立法的效率。
其次，要合理运筹税收立法程序与税收立法技术。根据适度、够用原则，除《税收基本法》以外，尽量不启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高层次的立法程序，一般选择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从而缩短税收立法的时间。另外，根据简便、效率原则选择快捷、准确、操作性强的立法技术，以加快税收立法的进程。
税收规章范文第7篇
一、税收立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
(一)税收立法的主要内容
税收立法主要包括税收立法基本原理、税收立法基本制度和税收立法基本技术三部分内容。
税收立法基本原理是关于税收立法带有普遍性和基本规律性税法事项的理论概括，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的意图与目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调整范围、种类与部门、机构与职能界定等等。税收立法基本制度是指税收立法活动与过程必须遵循的各种实体性准则的总称，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的体制、主体、权限、程序、监督等基本制度。税收立法技术是指税收立法活动中所遵循的旨在推进税收立法现代化、科学化的方法和操作技巧的总称，主要包括税收立法的运筹技术和结构营造技术等等。
(二)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
税收立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宪法原则、法定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
税收立法的宪法原则．又称依宪治税原则。是以宪法为核心的民主政治，其核心一是对政府权力进行合理限制；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税收立法遵循宪法原则集中体现在对征税主体权力的科学设置和对纳税主体合法权益的有效保障两个层面上。
税收立法的法定原则，又称税收法定主义。税收立法的法定原则主要包括税收立法权限法定、税收立法程序法定、税收立法范围法定。权限法定是指税收立法权限的横向和纵向配置要依法行使；程序法定是指税收立法程序要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范围法定是指税收立法要保持在全国范围的统一实施。
税收立法的公平原则。公平原则反映在税收立法层面的主要内容：一是普遍参与原则，即立法过程要广泛吸收各层面纳税人参加，要体现公开透明。二是权利(力）义务对等原则。即征税主体与纳税主体，立法主体与纳税主体间的权利(力)义务应该是对称的，在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间不应存在权利(力)义务的差距。
税收立法的效率原则，包括经济效率原则和程序效率原则。经济效率原则是指税收立法的成本最低原则：程序效率原则是指税收立法的期间最短原则。
二、税收立法制度
税收立法制度包括税收立法体制的制度、税收立法主体的制度、税收立法权分配的制度，税收立法程序的制度、税收立法监督的制度以及税收立法与有关方面关系的制度，等等。本文重点分析体制、主体、权限、程序等几个制度。
(一)税收立法体制
税收立法体制是关于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权运行和税收立法权载体诸方面的体系和制度构成的有机整体。它由三个要素组成：一是立法权限的体系和制度，包括税收立法权的归属、性质、种类、范围、限制、各种税收立法权之间的关系等内容。二是税收立法权的运行体系和制度．包括税收立法权运行的原则、过程、方式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三是税收立法权的载体体系和制度，包括行使税收立法权的立法主体或机构的设置、组织原则、活动形式与程序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
现代世界税收立法体制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
一是单一的税收立法体制。这是指税收立法权由一个政权机关行使的税收立法体制。包括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即税收立法权由中央一级一个政权机关行使，而不是由几个中央政权机关行使：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即税收立法权由中央和地方两级各由一个政权机关行使。
二是复合的税收立法体制。这是指税收立法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权机关共同行使的立法体制，根据立法权归属的不同，有议会和总统共同行使和君主与议会共同行使两种。
三是制衡的税收立法体制。这是指税收立法权建立在税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原则基础上的税收立法体制。这种体制下，立法职能原则上属议会，但行政首脑有权对议会的立法活动施加影响，甚至直接参与。
目前我国税收立法体制是—狭义法律角度上的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和广义法律角度上的复合立法体制并存的特殊税收立法体制。所谓狭义法律角度上的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是指我国税收法律目前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91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1992年)三部法律是经中央立法机关颁布的。所谓广义法律角度上的复合立法体制是指我国税收立法除仅有三部具备狭义法律效力外，其余的均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部门规章(而这些均属授权立法)，而更多的则是不具广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无论单一的一级税收立法还是复合税收立法(中国的这种复合立法体制不是典型的复合立法体制，所谓“复合”是指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的“复合”立法)，中国的税收立法权仅限中央，而地方不具有税收立法权。因此，要改变目前这种税收立法体制，应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建立单一的两级税收立法体制，这也是深化税收体制改革、统一城乡税制的必然趋势和要求。
(二)税收立法主体
税收立法主体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在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条件下，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是指依法有权进行税法的制定、认可和变动活动的中央国家权力机关；广义的税收立法主体还应包括与广义税收立法体制相对应的授权参与税法的制定、认可和变动活动的其他国家机关以及纳税人代表。在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条件下，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应包括中央和地方级国家机关。因此，狭义的税收立法主体是指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的规定，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广义的税收立法主体还包括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在授权条件下具有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权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依法具有税收部门规章的立法权。
(三)税收立法权限
1．税收立法权的内涵。税收立法权是一个综合权力体系。从横向看，有权力机关的立法权、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和司法机关的立法权；从纵向看，有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从性质看，有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和非立法机关(即授权机关)的立法权；从体制看，实行单一的一级立法体制国家，只有国家立法权，实行单一的两级立法体制国家，则有中央立法权和地方立法权，等等。
税收立法权是税收立法的核心，科学地界定与配置税收立法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助于防治专制擅权；二是有助于实现立法制度化和科学化：三是有助于明确不同层次，不同机关立法的任务与目标；四是有助于监督立法活动。
2．税收立法权的范围。《立法法》是一部专门规定立法主体行使立法权范围的基本法律。税收法律的立法权限范围，《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国家立法权是指由最高国家立法机关，以整个国家名义行使的，用以调整最基本的、全局性的社会关系，在立法权体系中居于最高级别和地位的一种立法权。根据这一规定．税收法律(狭义)的立法权归属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其他国家机关无此权力。《立法法》第八条第八款规定：“基本经济制度以及财政、税收、海关、金融和外贸的基本制度”。至于如何界定“税收基本制度”，即在税收立法中哪些“基本制度”只能采取“法律”形式而不能采取“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法律形式，《立法法》并未明确界定，这给税收立法留下了不确定的空间，也是诸多税收“行政法规”迟迟不能上升到”法律”级次，“税收基本法”迟迟不能出台的根源之一。因此，具体界定“税收基本制度”并在“税收基本法”中加以规定是税收立法的当务之急。我们认为，”税收基本制度“是税收法律中具有普遍指导作用、规范一般最基本的法律制度。具体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是税法的基本原则制度；二是税收立法权限制度；三是税收管理体制制度；四是征纳双方的权利(力)与义务制度；五是税收执法责任制度；六是税收的处罚制度；七是税收救济制度：八是税务组织机构和职能制度；九是税务中介机构制度；十是涉外税收制度。等等。
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权限范围。根据《立法法》第九条的规定，在“税收基本制度”尚未制定法律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授权国务院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同时，根据《立法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授权立法事项，经过实践检验，制定法律的条件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时制定法律”。但对”条件成熟”和”及时制定”没有具体条件和时间的规定，这给税收立法的及时“升级”留下了缺口，以致一些改革方案比较成熟的税收行政法规，经历了十几年的”实践检验”仍不能”及时制定法律”。其实，《立法法》第五十六条已明确规定国务院制定税收行政法规的法律依据是“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和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根据这一规定，目前我国只有三部税收法律。而行政法规只能围绕执行这三部税收法律来制定，如果根据这一逻辑推理，凡与这三部税收法律无关的行政法规均无法律依据，从而均属无效法规。改变这种税收立法实践与《立法法》严重相悖尴尬局面的惟一途径就是将已基本成熟(不可能完全成熟)的税收行政法规尽快”及时制定法律”。
税务部门规章的立法权限范围。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委，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可以制定规章。但同时又规定，制定规章的法律依据是“根据法律和国务院行政法规”和“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事项”。如果上述分析行政法规时的逻辑推理成立，那么同样，凡与三部税收法律无关的税务部门规章均无法律依据，从而也均属无效的部门规章，而实际情况是部门规章在广义的税收“法律”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税收立法严重滞后可见一斑。
3．税收立法权的配置。税收立法权的配置包括横向配置和纵向配置两个层面。税收立法权的横向配置主要是指税收立法权在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配置。目前，税收立法权横向配置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主体身份本末倒置，集中表现在行政机关而非权力机关在税收立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对税收法定主义的严重背离，其直接后是税收立法层次低、质量差、权威性不高。
税收立法权的纵向配置是指税收立法权在中央权力机关与地方权力机关之间、国务院与省级行政机关之间以及国家税务总局与地方省级税务局之间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的税收立法权之间的配置。显然，纵向税收立法权的配置较为复杂，涉及税收法律、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三个法律层面的关系与内容。目前，税收纵向立法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规定与法律实践存在较大反差，即法律规定上。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在国务院，而税法实践中，地方则拥有较大的税收立法权。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是：一方面地方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需要享有适当的税收立法权以调整和配置资源；另一方面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实际上地方拥有游离于国家税法体系之外的许多税收立法权．从而破坏了税法的完整与统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关于“适当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的决定为解决税收纵向立法权问题提出了基本思路，但真正要解决纵向立法权问题尚有待逐步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从“适当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到“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还有多远的路要走，是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从法律意义上讲，地方享有适当税收立法权符合《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而《税收征管法》却设置了法律上的某些障碍，但《立法法》的法律阶位是高于《税收征管法》的。因此，我们认为，适当下放地方税收立法权应做好以下立法准备：一是确立地方立法的基本原则；二是确定地方立法的性质与范围；三是确定地方税收立法的具体事项(采取反列举法)：四是建立地方税收立法专门机构与专业人员；五是建立地方税收立法的监督机构与机制，等等。
(四)税收立法程序
根据法律级次，我国对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分别制定了相应的立法程序制度。
法律的立法程序制度。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第二节和第三节分别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程序做出了法律规定。该法规定制定法律必须经过提出、审议、表决和公布四道程序。
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制度。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必须经过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和行政法规解释等五道程序。
部门规章的立法程序制度。国务院制定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制定部门规章必须经过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解释与备案等五道程序。
目前，除国家税务总局根据《立法法》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的规定，制定了《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法》(2002年3月1曰起实行)以外，我国尚无专门的税收法律和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制度，税收法律和税收行政法规的立法程序应遵循《立法法》和《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相关制度实行。但是，对于日常大量的税收规范性文件却无制定程序的相关制度，这必将引起税法间的不协调、甚至矛盾现象的时有发生。因此，尽快出台和填补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的空白，并将其中重要内容提升为部门规章是避免规范性文件过多过滥的当务之急。
三、税收法律体系的形成
目前，我国宏观层面税收立法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对税收立法的全面规划与设计，即对税收法律体系的规划与设计，主要包括对税收法律立法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与设计。我们认为：
从长期规划看，应设计一套适应国情的税收法律体系。具体讲，应设计一套以《税收基本法》为统领的，其他各部门税法包括《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税收救济法》、《税收组织法》和《税收国际法》等相互协调配套的税收法律体系。这一体系大致用1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立法程序。从中期规划看，应在抓紧完成《税收基本法》最后一道立法程序的前提下，完成《税收程序法》和《税收组织法》等的立法准备程序工作等等。从短期(近1～2年)规划看，应抓紧完成《税收实体法》的完善与升级程序以及《税收基本法》的审议等等。
与此同时，从宏观层面还应规划与设计税收立法的级次。我们认为，《税收基本法》应列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最高级次；一些重要的单行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增值税暂行条例》等应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税收“法律”级次；一些重要的部门规章和财政部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等应列入国务院的税收“行政法规”级次；一些重要的“批复”或“通知”应列入国家税务总局的税收“部门规章”级次，应尽量减少“规范性文件”的数量。
四、提高税收立法质量与效率的对策建议
首先，要现实地确定税收立法的基本内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触及深层次的矛盾，即权力与利益的重新调整与配置面临的阻力而影响税收立法的进程与效率，比如《税收基本法》中关于权力主体与义务主体的权益问题；出口退税、合并内外资企业两套所得税制改革都会引起中央、地方政府利益格局的变动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既从全局出发，又兼顾利益格局不受太大影响，选择震动较小的立法内容，成熟的和基本成熟的先立，即先易后难，不能等各方都”协调好”或完全成熟了再出台，以加快税收立法的效率。
其次，要合理运筹税收立法程序与税收立法技术。根据适度、够用原则，除《税收基本法》以外，尽量不启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高层次的立法程序，一般选择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程序，从而缩短税收立法的时间。另外，根据简便、效率原则选择快捷、准确、操作性强的立法技术，以加快税收立法的进程。
税收规章范文第8篇
关键词：财务管理；事业单位；税收；筹划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2
前言
依法纳税是我国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作为事业单位，要充分认识依法纳税的重要意义，克服作为公共服务机构没有营利、资金有限等实际困难，迎难而上，合理运用我国的税法有关规定以及税收的优惠政策，从而节约有限的资金，进一步增强事业单位的市场经济竞争力，有效促进事业单位全面健康发展。
一、税收筹划概况
1.提前规划
在税收的筹备与规划中，税收筹划就是在国家税收有关各项管理规定的界线内，符合国家税收的相关政策情况下，针对事业单位本身涉及税收的部分，实行超前筹备与规划，科学制定合理的纳税计划，做到超前预想，统筹安排[1]。
2.涉及面广
从财务管理的视角出发，合理对税收进行筹备和规划，不只是与财务部门有关，同时也需要负责人和其他各业务部门，不仅要对各部门进行协调配合，还要针对事业单位财务预算以及涉及各部门的税收部分进行统筹规划，从而保证科学合理的作出税收筹划安排。
3.合理合法
税收筹划的作用是充分利用国家有关的税收规章制度以及税收优惠政策，从而达到税后经济效益最大化[2]。但税收筹划有个重要前提，那就是必须符合国家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对事业单位关于税收部分超前进行筹备和规划，对国家相关的优惠税收政策要充分了解和运用，从而有效减少纳税或延迟纳税时间。
4.政策性强
事业单位在对本单位税收进行筹备与规划时，首先要充分理解和把握好国家税收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要求事业单位的财务工作人员有较强的专业技能，能熟练执行税收筹划的有关规定及操作流程。
5.灵活多变
我国对税务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事业单位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改变，这需要事业单位组织专业的财务工作人员，提前对涉及本单位的税收项目进行筹备与规划，来应对税务体制改革、事业单位依法纳税所带来的工作变化。另一方面，事业单位要对税收筹划工作高度重视，要时刻掌握国家对事业单位税收的各项规章制度与政策的变化，发现国家相关规章制度与政策发生改变后，事业单位要及时对本单位涉及的税收项目进行分析，提前进行税收筹划，来应对国家相关法规政策的变化。
二、基于财务管理视角事业单位税收筹划现状
1.政府体制下事业单位税收筹划意识薄弱
当前国家和各级政府都在紧紧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题，挖掘体制与市场潜能改革创新。事业单位也要紧紧抓住改革创新的历史机遇，迎难而上，增强事业单位的市场竞争力。由于事业单位通常都归属政府或政府职能部门领导，有相当一部分事业单位是政府的下属机构分支，事业单位一直处于政府体制下，没有经营收入，不以经济利益的获取为目标，事业单位的职能主要从事教育方面、科技方面、文化卫生方面等社会服务工作，事业单位的运营成本主要由国家公共财政支出，不实行经济核算，不存在着运营成本短缺或者资金不足等问题，依法纳税是我国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长期处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事业单位，对我国税务体制改革认识不高，造成部分事业单位没有对国家税收的有关规章制度进行认真学习理解，部分事业单位的职工纳税意识不高，认为事业单位税收工作意义不大，从而导致了部分事业单位对国家税收相关规章制度一知半解，对税收筹划的意识薄弱，从而造成了事业单位体制改了，观念没改，工作作风没改，导致事业单位的依法纳税与税收筹划工作存在着不少问题。
2.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
由于事业单位长期处在政府体制下，事业单位体制与企业体制存在很大差异，这就造成事业单位对从事财务工作人员的标准不高，财务人员专业技术素质偏低，事业单位财务人员对国家税收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的学习和了解不够，仅仅掌握了大量财务理论，没有运用于财务工作实践中的经验，财务工作人员对于本单位税收筹划工作能力不强，从而无法对本单位的税收项目科学合理的筹备规划。近年来，事业单位根据我国税务体制改革的相关规定，通过改制，成为独立的经济体，进入依法纳税阶段。事业单位所涉及税收的部分经过优化和业务梳理，需要事业单位纳税的部分也相对的逐渐减少，这就造成事业单位对依法纳税没有足够的重视。还存在着部分事业单位财务人员是从别的部门岗位调整到财务工作，还有部分财务工作人员由于编制与待遇没有得到解决，从而导致事业单位的财务工作人员工作热情不高，不重视对自身的财务专业技术的学习与提高，有关熟练掌握税收筹划的专业财务工作人才匮乏，从而为事业单位的税收筹划工作带来了不利影响。
3.事业单位对税收筹划实践能力有待提高
作为事业单位，如何合理运用我国的税法有关规定以及税收的优惠政策，从而节约有限的资金，促进事业单位增加市场竞争力，是事业单位依法纳税和税收筹划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事业单位普遍存在着没有从思想上和工作上高度重视依法纳税工作。财务工作人员对本单位各部门的纳税部分协调不充分，对税收筹划工作的业务流程不够熟练，造成业务管理混乱。事业单位由以前的公共服务组织转变成了需要缴纳各种税费的独立经济体，依法纳税是事业单位应尽的义务。仍然存在很多事业单位没有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对税务改革以及国家税收各项规章制度缺乏学习与了解，过度依赖国家公共财政拨款，有的事业单位甚至对需要纳税的情况一知半解，躲避税收。由于对事业单位国家税收的各项规章制度缺乏认识，对税收筹划的重视不足，导致事业单位财务工作还停留在以往，由于事业单位的财务工作人员对税收筹划专业技术不高，不能熟练掌握税收相关的业务流程，对本单位涉及的税收部分进行超前合理筹备与规划准备的不充分，事业单位没有从国家税收的优惠政策中充分受益，从而造成事业单位税收上的不利局面，影响了事业单位税收工作的有序进行[3]。
4.国家税务机关对基层事业单位的税收工作指导不够
事业单位进行税改之后，涉及税收部分要求更加细化和业务量比起以往逐渐增加，存在着相当一部分事业单位对税收筹划认识不清，对国家税收各项规章制度与政策学习和了解不足，同时由于国家相关税务机构未能对税务改革与各项规定以及政策进行加强宣传和指导，造成税务改革以来，事业单位的税收工作一直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有部分事业单位对税务体制改革中，国家对事业单位给予的优惠税收政策不知道，导致部分事业单位本该拥有的国家相关优惠税收政策未能得到落实，还存在着国家对事业单位的相关优惠政策已经结束，可仍然按照国家优惠政策纳税等问题时有发生，这进一步证明了国家税务有关机构缺乏对基层事业单位财务税收工作的指导，宣传与调研工作开展的不够，从而造成了事业单位税收工作未能达到税务体制改革要求。
三、基于财务管理视角加强事业单位税收筹划的措施
1.事业单位要转变观念增强税收筹划意识
当前，事业单位正处在抓机遇、促发展的关键历史路口，事业单位要进一步转变以往的落后思想观念，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积极配合和支持国家税务机构的工作，作为政府管理下的社会公共服务部门，更应该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强化事业单位的纳税意识，要切实从以往传统的管理观念中转变过来，改正事业单位纳税的意义不大、等靠政策公共服务拨款等错误观念，从事业单位负责人到财务具体工作人员，要提高对依法纳税的认识，从培养财务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入手，进一步增强税收筹划工作的专业技术能力，结合本单位实际，综合考量本单位各部门涉税部门的情况，做好研究协调，认真组织学习理解国家对事业单位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与优惠政策，高标准完成事业单位依法纳税与税收筹划工作。
2.增强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的专业技术素质
事业单位要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加强对本单位财务工作人员关于税收筹划专业技术的培训，税收筹划是一项专业技术含量很高的财务工作，并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这就要求事业单位的财务工作人员不仅要对国家税收的相关规章制度与优惠政策有充分了解，还要熟练掌握税收筹划的专业技术与税收的各项业务流程。事业单位应该不断加强对本单位财务工作人员税收筹划工作的专业技术培训，组织本单位的财务工作人员对国家税收的相关规章制度和政策进行认真学习与研究，引进一批专业技术强、理论基础扎实，并能熟悉掌握税收筹划业务流程的优秀税收筹划人才，通过有效提高事业单位财务工作人员的专业技术素质，从而增强事业单位整体税收筹划能力，严格执行事业单位财务工作以及税收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本单位依法纳税工作[4]。
3.优化财务工作体制提高税收筹划实践能力
事业单位应该进一步优化本单位的财务工作体制，从完善细化有关财务与税收筹划的各项规章制度入手，使本单位的财务与税收筹划工作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建立以提高本单位税收筹划专业能力为根本目的的人才选拔机制，着眼于未来，加强对管理能力、专业技术素质过硬的综合管理人才的培养，尽快形成一批专业技术过硬的税收筹划团队，培养出一批专业技术高超的优秀事业单位财务工作者。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财务工作聘用制度，以专业技术水平作为聘用重要依据，优化编制与待遇机制，公正公平的开展争先创优活动，有效提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从而进一步增强事业单位财务工作人员税收筹划专业技术水平。事业单位还要不断加强和完善本单位对财务工作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制度，制定科学合理的奖罚考核办法，通过强化事业单位财务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考核，对专业技术水平优秀的事业单位财务工作人员进行一定奖励，对专业技术水平较差不能胜任财务工作的人员进行调整。同时，加强对事业单位财务工作人员的培养，重视对本单位财务工作优秀人才的储备，保证财务工作优秀人才在升职、待遇等方面有相对应的提高空间，逐渐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杜绝事业单位财务专业技术人才的流失，通过领导高度重视，着重本单位税收筹划人才的培养，努力提高财务工作人员税收筹划专业技术水平，不断健全完善事业单位财务工作体制和各项财务工作制度，从而全面加强事业单位的依法纳税与税收筹划的管理工作[5]。
4.国家税务机构加强对事业单位税收政策指导
事业单位目前普遍存在着对税制改革认识不清，对国家税收各项规章制度与政策学习和了解不足，从而造成事业单位的税收工作一直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有部分事业单位对税务体制改革中，国家对事业单位给予的优惠税收政策不知情，导致部分事业单位本该拥有的国家相关优惠税收政策未能得到有效落实，还存在着国家对事业单位的相关优惠政策已经结束，可仍然按照家优惠政策纳税等问题时有发生。国家的相关税务机构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增强对基层事位单位在税收工作上的指导，增强国家对事业单位税收各项规章制度以及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加强事业单位依法纳税意识，督促事业单位对税收筹划工作加强重视，阐明事业单位对国家税收不可推卸的责任与应尽的义务。国家税务机构可以结合事业单位的税收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必要的优惠政策，有效推动事业单位转变观念，从而进一步提高税收筹划的能力，确保事业单位依法纳税、税收筹划工作有序进行。
四、结语
事业单位作为政府管理机构，应该转变陈旧观念，改变以往“等、靠”的工作作风，继承和发扬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努力提高事业单位税收筹划的专业技术水平，着力解决事业单位在依法纳税、税收筹划等工作中出现的难点问题，进一步推动事业单位健康快速发展，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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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艳芳.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问题探讨──基于国库支付制度改革视角[J].行政事业资产与财务，2014，8（09）：186.
税收规章范文第9篇
作为一个财税法系研究学者，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剑文给现在客观存在的“过头税”开出了一句话的药方。
在他看来，几十年的财税法研究过程中，法理不明，立法不全，是造成现在收入情况混乱，“过头”屡禁不止的核心原因。
多部门百般呼吁，决不能征收“过头税”，但事实上，多种原因已经让“过头税”在今年成为了现实。当问题已经发生，我们探讨一下解决之道而非预防之道，可能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立法至急
刘剑文表示，税法与国家税收收入和纳税人财产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国家税收收入需要得到有效保障，而纳税人财产权也不能受到不当干预，因此税法必须具有规范性。他表示，税法的规范性首先表现为税种与税种法的相对应性。“一法一税”，国家一般按单个税种立法，作为征税时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而且税种的开征与否一般都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通过制定税收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使得税法具有稳定性和固定性。
税法作为和人民财产权直接相关的法律，应主要由立法机关制定，这也是税收法制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刘剑文说，中国的情况和这些国家不尽相同，据粗略统计，现行的税收行政法规大约有30部，有关税收的部门规章大约有50部。现行有效的法律却只有3部，即《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直接导致中国税收法律体系的整体效力级次不高。
“中国税收法律制度存在税收法律偏少，税收行政法规和税收部门规章偏多的状况，需要通过加快立法进程逐步加以改变。”刘剑文说。
刘剑文特别指出，中国目前还缺少一部在税收法律体系中居核心地位、起统领作用的税收基本法或者是税收通则法。在税收实体法领域，也存在诸多缺失，如中国对证券交易征税是通过印花税的形式进行的，有些税种目前还没有依法开征。
刘剑文说，当务之急是以税收法定原则为指导，坚持“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基本思路，加快税收立法的步伐，构建一个更加规范、透明、法治化，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税法体系。
无效的规章
“我们说的规章制度，在它的管辖范围之内，是有对服从其管理范围的人群和事物有相对的处理权利的。”北京市律师协会经济方向律师刘洪峰表示，如果说细分现有的财政收入和税收方面的法律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漏洞百出的情况。”
刘洪峰表示，在这个问题的讨论方面可以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规章是一种道德约束，而不是一种客观界定。比如我们说‘禁止随地吐痰’，那么你吐了也不会怎么样。不过是有道德上的约束力而已。”
他说，诚然在税收和财政收入方面的规章大多数都有惩罚措施，但这些所谓的惩罚对于违反成本来说还是显得太低，而且相当不严谨。“从比较浅显的方面来讲，就有三个无法避免的漏洞：其一，奖励措施远远大于惩罚措施。这也是现在政府类规章的一个通病，惩罚通常显得不痛不痒，也就被人很经常的忽略过去了。其二，单向惩罚。以某省的税收规章为例，全篇都是如果未达到本年度要求的惩罚，那么如果超收了呢？他没有写。我们按照正常的估计，很可能没有惩罚，反而有奖。这样就直接让过头税成为了一种板上钉钉的事实。其三，调节弹性太大。因为这些规章都是由当地主官提出的，虽然有部级的总规章，但这些地方实际执行的，是这些地方政府修改过的地方版本。而这些版本一定是为地方主官的前程服务的，它里面又另外开了多少口子另当别论，即使是有一些约束性的条文，只要这些条文有碍于地方的增收，我相信这些地方主官马上就会有相应的应对措施，而且十有八九是调整这些规章，给收入开绿灯。”
刘洪峰表示，这还是非常浅显的一些问题。以规章约束政府行为，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但却是“最不靠谱”的一种做法。
也正因此，刘洪峰表示，即使有了相对健全的法律，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也要保持法律的独立完整性，即尽可能的缩小地方性法规的弹性范围。而这是保障一部法律正常运行的最基础条件。
现存有效机制
“但很显然的是，在我国，立法是一件非常漫长的事。”刘洪峰表示，与西方法系不同，东方法系擅长于以详尽的语言描述一件事的所有可能性。“所以我个人认为，税收基本法的建立可能还需要一个极其漫长的推敲过程。”
但作为一个法律研究者，他也表示，由于税收在我国是一件变数极大的事件，因此可能法条法并不适合这一方面。“比如我们制定出一部法律，几年以后这个税免征或者改变或者合并了，怎么办？适用于新型税收的法律还要再次修订，这又是几年时间过去了，所以我们有句老话叫计划没有变化快，与刘剑文老师不同的意见是，我希望这种税收方面的基本法更碎，适用方面更加精确，以小型法条共论法理，可能在实际操作层面更加有效。”
税收规章范文第10篇
2036年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就个人所得税法修改中的工薪所得费用扣除标准问题举行了听证会，2006年10月27日通过的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吸收了听证意见，将费用扣除标准由草案规定的1 600元提高到1 600元。这次听证会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史上首次召开立法听证会，被誉为中国民主立法的里程碑，透视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巨大进步。
回顾我国税收立法进程，我们更加感慨这一立法民主化的重要意义。以前，有关部门在起草税法草案时，在法律草案文本中对税率等重要课税要件不直接规定而是用“X％”表示，以示保密；如今，不仅公布有关税法草案，而且举行听证会，广泛征求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意见，让他们对税率、税前扣除标准等涉及纳税义务的重要事项提出建议，以使立法更加体现民意。短短几年，中国税收立法经历了从“X％现象”的封闭立法到举行听证会的开门立法这一巨大跨越，表明我们的立法者和决策层建设法治国家的坚定意志，也是我国税收法治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
个人所得税法听证会带给我们的还不仅仅是这些。值得我们从理论上深思的—个问题是，为什么立法者选择个人所得税法作为立法听证会的对象？这与税法的性质和品格有没有什么关联？我们是否应当重新认识和进—步揭示税法的性质？透过公众对个人所得税法费用扣除标准和立法听证会的高度关注，我们不难发现其深层的原因在于税法是直接关系公民私有财产权的法律，是分割社会财富的利器，关系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税法同民法一样，是与公民、企业的社会经济生活最紧密相连的一个法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税收是以私有财产权、市场经济为其建立的制度前提和社会经济条件，税收国家只能建立在“无产国家”之上。因此，我们认为财产法是税法的基本属性，保障公民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维护公民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消费享有权利是财税法的法律品格。在解决社会的所有法律问题时，都应当嵌入一个税法角度的考察，对其进行税法分析，提供税法意见，税法分析应当成为法律人的基本法律分析方法。
公民对个人所得税法修改的关注，还启示和要求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国税制的优化和税法的完善。由于我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规模不大，税负还很低，以及实行代扣代缴等原因，税收对公民财产权的分割、侵犯与影响没有完全凸显出来，公民作为纳税人的身份表现得不明显。试想一下，如果中国也像美国一样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税种，那么公民对个人所得税法修改的关注将会进一步高涨，税法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也将大幅度提升。所以，我们的既定目标是应当毫不动摇地积极推进我国税制向以所得税等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模式转换，进一步彰显公民的纳税人身份，提高我国税制的公平性。
二、税收民主立法的重要意义
从内容上看，这次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幅度很小，只是对费用扣除标准和加强对高收入者的征管问题作出了规定，没有涉及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税制模式、税率的调整等重要问题。但值得关注的是，举行立法听证会是它带给我们的最大亮点，表明我国在立法民主化上有了实质性的飞跃，这对今后完善税法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应当看到，当前我国存在十分突出的“民主赤字”问题。税收法治建设领域的诸多弊端也是因为税收立法程序的不民主、不科学、不规范造成的。因此，推进税收民主立法意义重大。
（一）税收民主立法是建立公平税制和完善税法的需要
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追求税负公平，税收公平原则被公认为是设计税制和实施税法的首要原则。但是，公平税制的建立仅仅通过遵循税收法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因为税收法定主义只是对课税形式的要求，它不能最终解决税负分配的公平问题。后者需要通过在税收立法活动中发扬民主，让各个阶层的纳税人代表都能够畅所欲言，表达意志，才能制定出体现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符合公平原则的税法，使税法在实质上符合公平价值和正义理念。
（二）税收民主立法是实现税收法治的需要
税收法治应当是“良法之治”。但我国现行税法中不符合“良法”标准的规定比比皆是，如个人所得税法中分类所得税课税模式以及征税范围、税率、扣除标准的规定，企业所得税中内外企业两套税制并存、税收优惠中超国民待遇现象等。要革除税收法律中的种种弊端，必须探索法律游戏的“元规则”，推进税收立宪进程，站在的高度解决财税问题。当前十分迫切的是在新一轮税制改革中，应当按照财政民主的要求，实行税收立法的民主化、程序化和科学化，这是保障“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的现实举措。
（三）税收民主立法是推动税收法定主义理论发展的需要
税收法定主义是各国普遍确立的一项宪法位阶的基本原则，在监控国家课税权，推动法治主义发展中起到了“先导和核心”的作用。税收法定主义确立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8、19世纪“形式的税收法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不问租税法律的内容，仅以法定的形式规定租税”，从而导致“不公平税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第二阶段是20世纪后的“实质的税收法定主义”，它的重点是制约立法过程中的权力滥用，要求税法的制定应当遵循量能课税原则、保障生存权原则。第三阶段是“财政民主主义的税收法定主义”，要求从税收征收与使用两者相分离的“二元论”财税法方法论，转变为两者相统一的、综合地研究财税问题的“一元论”方法论，站在纳税人立场，确立纳税人基本权利，对税款使用行为进行监督。
尽管日本的北野弘久为我们勾画了税收法定主义理论发展的博大架构，税收法定主义的第三阶段甚至被他认为是这一理论的“终点站”，但他没有、也不可能终结税收法定主义理论的发展。笔者认为，税收法定主义还应当发展到第四阶段一“税收主义”。应当站在高度。按照的原理来解决国家课税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实现公民财产权和国家财政权之间的均衡保护和互动共赢。为此，在加快推进财税立法步伐、提高财税法律位阶的同时，应当全面开辟财税法治建设新的领域，启动和推进财税民主立法、财税宪法诉讼、财税违宪审查、纳税人公益诉讼、政府投资、政府采购以及其他政府用税行为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进而为推进国家的民主建设起到先导和突破口的作用。
（四）税收民主立法是实现纳税人和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需要
税收民主立法权是纳税人的宪法性权利，是纳税人不可侵犯和剥夺的固有权利，属于国民意义上的纳税人基本权。按照税收债务关系说的理论，税收民主立法反映的是作为税收债务人的纳税人在立法过程中直接决定税收之债的内容，平等协商确定税负水平和税收价格。保障公民的税收民主立法权，实际上是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因为“诚然，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他的一份来维持政府。但是这仍须得到他自己的同意，即由他们自己或他们所选出的代表所表示的大多数的同意。因为如果任何人凭着自己的权势，主张有权向人民课征赋税而无需取得人民的那种同意，他就侵犯了有关财产权的基本规定，破坏了政府的目的。因为，如果另一个人可以有权随意取走我的东西，那么我还享有什么财产权呢？”“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决不应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
（五）税收民主立法是普及税法知识和提高税法意识的需要
为了克服税法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给公民遵从税法带来的障碍，推进“税法的大众化”，增强国民对税法的亲近感，立法听证制度是一个很好的途径。它不仅为立法者、执法者和守法者之间搭起了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有效保障公民对税收立法有充分的话语权、知情权和参与权，而且是对广大纳税人进行税收民主训练、民主宣传、民主教育的课堂。因此，推进税收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和程序化，有助于集中民智、反映民情、亲近民生，是保证立法成功和公众利益最大化的关键，对普及公民税法知识和提高税法意识具有积极意义。
三、我国税收立法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如果理性地看待这次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听证会，我们不能回避其中存在一些形式化的东西，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立法者的“高姿态”。在法治发达国家，民主立法是个制度化的安排。我们应当按照的原理和法治的要求，改造我国的立法机关及其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税收立法程序，使所制定的税法符合税收公平原则，真正反映人民的意志，推动我国税收法治的发展。
第一，健全和规范税收立法程序制度。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我国税收法治建设中的程序缺失问题较为严重，影响了税收立法的完善和执法的公正。应当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和程序正义的要求，在宪法、立法法、税法通则等法律中规定重要的税收立法程序制度，并使这些程序具有“程序保障”的功能。
第二，在税收立法规划阶段，建立立法项目必要性分析的程序制度，通过立法调研和运用法律经济分析方法等，对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分析和论证。
第三，扩大税收立法建议权的主体范围。我国税法的立项主要是由有关税收主管部门和政府提出的，而国外立法机关可以授权行政机关立法，特别是赋予了纳税主体可以向征税机关提出立法建议权，甚至在征税机关对纳税主体的立法动议不予采纳时，由法院判决其制定税收法规。
第四，鉴于税法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起草税法时，应广泛吸收税法专家和有关教学科研组织参加，以贯彻起草阶段的职业主义原则。我国《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起草规章可以邀请有关专家、组织参加，也可以委托有关专家、组织起草。”这是一个很好的规定，但《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并没有作出与此相应的规定。笔者认为，税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制定也应遵循这一程序要求。
第五，法规草案的预先公告。除紧急情况或对纳税人等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的税收法规外，税收立法草案都应当通过公报、报纸等方式向公众公开。公告的内容除了草案的全文外，还应包括立法的依据、可能涉及的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主要制度和条文的立法理由等。对应当公告而没有公告的税收立法，将因程序上的缺陷而不能生效，以保障立法的公开和纳税人的参与权。美国有关财政规章的公布形式有三种：提议性的、暂行的、最终的。公布提议性规章是为了让公众知道，哪些是对税收法典的有关条款的恰当的解释，以便在以最终形式被公布之前给公众一个评议的机会。提议性的规章直到被以最终的规章形式公布时才对纳税人或国税局产生约束。公布暂行规章是为了在公布最终的规章以前，为纳税人提供指导。美国国内收入法典在1998年增加的7805（e）节要求，所有的暂行规章也要以提议性规章的形式被公布，并且专门规定，如果在3年内没有对它进行修正或是以最终规章的形式被公布，该暂行规章将废止。以最终形式被公布的规章可能与提议性或暂行规章所采取的立场有所不同，但只有最终的规章才能代表财政部的官方解释。
第六，建立听取公众意见的评议制度。我国税收立法往往只注重将草案向有关部门、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不重视向与其有利害关系的纳税人等公众征求意见。这一问题在日本同样存在，但正在考虑改进。在日本税收法律草案的起草中，日本的政府税制调查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该调查会是总理府的一个附属机构，由30名委员组成，其职责是“审议有关租税制度的基本事项”。日本学者北野弘久对政府税调会的现状和作用提出了批评，因为税调会事务局的实质性工作是由大藏省的主税局承担的，在30名委员中只有劳动团体代表2名、妇女团体代表1名，其审议活动是不公开的，从而使政府税调会被“形式化”。不仅如此，被形式化的政府税调会的答辩还时常遭到政府的无视，重要的事项不经其“形式化”的审议就被法案化了，在税调会的答辩中也不明示少数人的意见。该学者批评日本的大藏省主税局实际上对所有给国民的权利义务及生活带来重大影响的税制具有决定性的“权限”，而在行使如此重大的“权限”时，不需要注意来自国民导向的任何民主性程序，大藏省主税局实际上是在进行具有全民规模的一种“行政处分”。因此，他认为应从宪法论、人权论的高度来完善税制法案的立案起草过程，在税制法案的立案过程中引入“正当法律程序”。我国在有关税收法案的起草过程中，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财政部税政司、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起着相当重要作用，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因此，按照税收立法民主化和参与原则的要求，应当通过听证会、公听会、座谈会、论证会、征求意见、咨询等形式，广泛听取公众意见。对于重要的、直接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有重大意见分歧的税收立法，必须通过举行正式听证会的形式接受公众评议，并可借鉴美国的做法，税收法规必须根据听证记录制定。对于公众的评议意见，税收法规的制定机关应当予以答复，其答复的内容应当予以公开，以监督评议制度的执行。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个人所得税法听证会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也是《立法法》对立法程序的要求。但我国众多的税收法规是由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和财政部、国家总务总局制定的规章，这两个层次的立法者尚没有举行过听证会。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行政程序对参与的排斥性和行政立法对税收活动的巨大实质性影响，在税收行政立法过程中更应强调参与的价值与意义。例如，美国立法机构在起草法律时并不总是举行听证会，但根据联邦和州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行政机构在制定法规时，必须举行立法性听证，以便有关方面提出意见。令人欣喜的是，我国《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也分别规定在法规和规章的起草和审查阶段，应当举行听证会。今后，国务院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制定税收法规、规章时，应当按照这两个条例的规定，适时采取听证会的形式来征求意见，扩大公众对税收立法的参与范围和参与程度，并规范立法听证程序，提高立法听证效力，实现听证会的规范化、公正化和科学化。
第七，审议监督制度。为了使税收立法权以一种“负责任的方式”和理性的方式行使，应当建立税收立法责任制度，并按照国外通行做法和WTO规则的要求，建立和完善对税收立法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