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范文

实体经济范文第1篇

关键词：虚拟企业;虚拟经济

一、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主要循环依托的直接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依附性、周期性、增长性、无形性等。这样，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1.聚集资本功能。虚拟经济通过各种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形式，经由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分散在个人和单位手中的资金聚集起来，以进行较大规模、收益较高的经济活动。据统计，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实体经济的5倍。

2.循环流通功能。所谓的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总而言之，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经济活动。由此可知，虚拟经济的实质就是循环流通。倘若一旦停止了其循环流通活动，就无所谓虚拟经济了。据统计，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

3.引导资金功能。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前期存在形态是生息资本，而当生息资本一旦社会化以后，就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当各种有价证券进一步市场化以后，不仅能使人和单位手中的有价证券可以随时变现，而且大大提高了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的目的性和速度，从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4.扩张经济功能。国民经济要发展，各类企业要扩大，其基本前提就是必须要有资金，而资金的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间接融资。另一个则是通过发行各类有价证券直接融资。企业通过各类有价证券直接筹措到的资金，除了用于原有的技术改造之外，其余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是用于扩大其生产经营规模方面。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了，整个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张也就由此得到了实现。从现实和发展的趋势看，这一点将会越来越突出。

5.增值价值功能。一般而言，就价值增值来谈，有下面两种情况。其一是：某甲急需从事一项经营活动，但他本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某乙手头正好有一笔钱闲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数量的钱，许诺在一定时期内还本付息。某乙手中的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一种雏形，它通过借款与还款的循环活动而取得增值。这时，某乙并未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只是通过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来赚钱。另一种情况是：某甲将借来的钱投资于一项具体的经营活动从事经营，当该项经营活动结束之后，他获得了比原来投资时大若干数量的收益。这时，某甲从事了实际的经济活动，其前提仍然是虚拟经济的作用。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会复杂得多，但基本原理却是相通的。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传统的观点认为，实体经济就是指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或行业，最典型的有机械制造、纺织加工、建筑安装、石化冶炼、种养采掘、交通运输等。实体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有形性、主导性、载体性、下降性。那么，以物质资料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内容的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其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功能。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总要吃饭、穿衣、行动、居住、看病、休闲等，而保证这些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的基础，则是各式各样的生活资料。那么，这些生活资料是由各式各样的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各式各样的消费活动也就得不到保障。

2.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的功能。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存，而且更要发展，亦即人们不仅要生活，而且还要生活得更好。保证人们生活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是由各式各样的更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创造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更高级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3.增强人的综合素质的功能。再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活得更好，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素质得到全面的增强，亦即人们不仅要有高层次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要有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保证人们高层次精神生活的物质前提同样是由各式各样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如果实体经济的一些特殊活动形式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也同样会从根本上失去增强综合素质的根基。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下面分别论述。

1.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这表现为三点：第一，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中，就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而这一切都与虚拟经济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各类实体经济用于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是向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筹措资金。从发展的趋势看，相比较而言，通过第二条途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问题，会更加现实，也会更加方便、快捷。这样，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第三，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实证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亦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反之，则会小一些。

2.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这也表现为三点：第一，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因此，它不是吊在天上，而是立足于地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否则，它就成了既不着天也不着地的空中楼阁。第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否则，它将“消失”得更快。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所以才使得它能够产生、特别是使得它能够发展。否则，虚拟经济就将会成为无根之本。第三，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即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样，实体经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

综合上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谁也离不开谁，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是这样的。

四、正确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原则

既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必须对它们进行很好的处理，不然就会影响到它们的正常发展。那么，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关系的原则有哪些呢？一是一视同仁原则。既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功能，因此，我们就应对它们坚持一视同仁的原则，而不能对任何一方采取歧视态度，以免顾此失彼。二是统筹兼顾原则。二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因而就不应该对它们任何一方采取偏颇的态度，在宏观经济的规划上，在战略的部署上，在人才的培养上，在措施的运用上，都应统一谋划。三是均衡发展原则。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对整个市场经济有促进作用。这就决定了在它们的速度发展上，在它们的规模形成上，在它们的比例确定上，在它们的计划安排上，都应相互兼顾。四是协调一致原则。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并将还会告诉我们，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形式或形态，它们各自的运行方式、经营特点、行为规范、内在要求、营销策略、服务对象等，都是不尽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就有极大的可能会出现或产生矛盾。其具体表现是，要么是实体经济脱离虚拟经济而独自发展，要么是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而“突飞猛进”。事实证明，后者是主要现象，其结果就是所谓的“泡沫经济”。因此，为了防止和遏制泡沫经济的产生或出现，就必须要强调协调一致的原则。

实体经济范文第2篇

调整有两个内容：一是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要“消肿”，二是重建其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如果忽视这个基本认识。虚拟经济的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基础而成为“脱缰野马”，最终变成整个社会的“洪水猛兽”，只是时间问题。

此轮金融危机究竟何时见底?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负影响将渗透到何种程度?美国现有的各种救市措施是恰到好处还是南辕北辙?危机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病暴露无遗，引发了学界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哪些深层思考?日前本刊记者就这些热点话题对话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骏民教授，请他着重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视角对此作全新解读。

《新广角》：眼下全球金融危机继续渗透且有越演越烈之势。究竟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经济学界的判断迄今依然五花八门，有的甚至南辕北辙。这也直接影响到大家对于危机处理方法的认识，美国经济界还为此引发了相当激烈的大分裂大论战。那么，您认为导致此轮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刘骏民：是美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

次贷危机只是起到了一个导火索的作用，深层次原因在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使得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资产价格泡沫化，并导致虚拟经济累积的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因此，即使各种救市措施一时奏效，但只要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各种金融危机就会不断发生，直到开始触及和缓解这个问题。

这里不妨对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内部结构情况人手进行分析，观察其失衡的情况。对美国的实体经济状况(以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交通运输业表示美国的实体经济即依托于实实在在物质生产与服务的产业)，和美国的虚拟经济依托于房地产、股票和债券等金融资产炒作的产业进行的分析表明，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已经从1950年的61.78％，下降到2007年的33.99％，且实体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制造业也从1950年占其GDP的27％，下降到2007年的11.7％；而其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占其全部GDP的比例则从1950年的l 1.37％上升到2007年的20.67％。美国战后的三大支柱产业，汽车、钢铁和建筑业早已不再具有往日辉煌，代之而起的支柱产业是金融服务业和房地产服务业。

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美国官方提供的统计数字仍然过高地计算了制造业在其GDP中的比重。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为例，该公司曾经是美国制造业强大的象征之一，但其公布的财务报表显示，福特公司出售汽车创造的货币利润远远低于其从事金融活动获得的收益：2007年，福特汽车公司全年税前利润为58亿美元，其中，竟然有50亿美元的税前利润是福特公司经营信贷和租赁等金融业务所得，而出售汽车创造的利润仅为8亿美元。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爆发前，在美国，靠制造业赚钱对企业家正在渐渐失去吸引力。当时的调查显示，许多像福特这样的制造业企业大多在从事各类虚拟经济的活动，美国实体经济创造的GDP中也因此隐藏着越来越大的虚拟经济创造GDP的活动假象。也就是说，虽然GDP统计数字反映出的虚拟经济不断增大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但还不足以说明虚拟经济在当代美国经济中的真实比重。

在美国经济“去工业化”不断发展的同时，美国经济的“虚拟化”程度却在不断加深。美国债券，其中包括次级债务、股票、外汇、期货、金融衍生品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已经成为美国人创造货币财富的机器。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保守估计，2006年底，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约为400万亿美元，为2006年美国GDP的36倍左右。由此，如果将美国比作一支股票，用其虚拟资产总市值除以其GDP算出的美国股的“市盈率”已经高达36倍左右，而以同样的方法计算出来其他国家的“市盈率”最多只有十几倍，如日本是16倍左右、中国是10倍左右，这充分说明，美国经济已经犹如一只市盈率过高的股票，具有了相当的泡沫性。

《新广角》：那么，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失衡是如何演进的呢?

刘骏民：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失衡是长期积累而成。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常项目一直保持顺差，资本金融项目一直是逆差，这个时期美国经济的对外循环方式是：通过资本项目逆差输出美元，如，美国对外贷出美元和对外美元援助，得到美元的国家再用美元购买美国制造业生产的产品。这种经济运行方式和美元循环方式导致外部需求对美国实体经济的持续依赖，刺激美国实体经济的不断发展。

1971年，美元停止兑换黄金，美元的流出不再受黄金储备的约束，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便一路绿灯畅通。因此可以说，从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元停止与黄金挂钩那一刻起，美国就开始为今天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上世纪整个7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有5年是逆差。这标志着美国对外贸易从经常项目顺差的循环方式向经常项目逆差的循环方式演变。1982年以后，美国开始了持续经常项目逆差的时代，即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用美元现金买回其他国家的产品和资源，卖出产品及资源得到美元的其他国家再用得到的美元现金购买美国的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美元现金通过经常项目逆差流出美国，又通过资本金融账户流回美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一方面消费了别国的资源、商品、劳务；另一方面又在境外留下了越来越大的美元债券和其他的美元金融资产，这期间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通过资本金融账户不断回流的美元刺激了美国境内可以炒作的“虚拟资本”的不断膨胀，这些“虚拟资本”包括房地产、股票、债券及其他可以反复炒作的金融资产。也就是说，这种循环方式刺激美国虚拟经济的发展，并造成了美国实体经济的衰落。

《新广角》：这也就是您所说的美国经济特殊的运行方式?

刘骏民：对。从上世纪80年代的证券化浪潮以来，美国经济运行方式就悄悄发生着重大变化。随着这一变化的深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实体经济的雄风早已不再，美国人的生存方式也因此改变，他们已经不再依赖于自己能生产什么和生产的数量、质量如何而生存，却更多地依赖于美元能够买到什么和怎样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货币收入。

炒股票、炒房地产等等非制造业的经济活动完全可以不通过任何实体经济的增长而增加人们的货币收入。只要货币收入能够不断地被创造出来，人们消费支出就可以维持在高水平上，而只要有高的货币收入，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就可以确保美国人的消费品供应。因此，美国国内的经济运行方式不是为人们生产什么，而是为人们能够保持购买力来“生产”货币收入。它由此产生了两个值得重视的现象：一是美国虚拟经济活动的繁荣，只要能创造出货币收入，而不管生产不生产产品和劳务；二是以其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也只将高端、高价的生产环节留在国内，将低端低价环节转移至国外。

《新广角》：这曾经使某些经济学家羡慕不已啊。

刘骏民：可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在本次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时也必然会带来巨大的麻烦。因为低价品都是生活必需品，它没有需求弹性，所有生活必需品即使在人们收入下降时对其需求都不会有太大的减少。那些高价品则不然，收入减少时往往先减少对其的消费，如奢侈品名牌高尔夫球拍等等。虚拟经济发展和高端高价生产保留的同时，美国富人也在增加，靠劳动工资生活的人少了，靠资产收入生活的人多了，人们越富裕，对资产收入的依赖越强。但遗憾的是，虚拟经济的特殊性还在于它会使一般人一夜暴富，而金融危机的显著功能就是也能将富人瞬间变穷，特别是那些缺乏自保能力的中产阶级，转瞬间，他们可能会一贫如洗。一个人、一个阶层，乃至一个国家概莫能外。当消费减少时，高价产品会先于低价产品萎缩，也即，对于一个经济体来说，虚拟经济越庞大越强，抵抗金融危机的能力就越弱。

《新广角》：我国的虚拟经济发展尚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您的这一观点或许会让很多人产生一种错觉，对于继续发展虚拟经济畏首畏尾裹足不前――

刘骏民：关键是两者要匹配。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匹配良好时，虚拟经济将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为广泛的融资渠道，转移市场运作的风险，从而有效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整体运行效率。若匹配失衡，麻烦就来了，而且两者负面传导，在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的风险，例如产品积压、企业破产，都会传递到虚拟经济系统中，导致其失稳；虚拟经济中的风险，例如股票指数大落、房地产价格猛跌、银行呆账剧增和货币大幅贬值等，也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严重影响。

但无论如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虚拟经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从实体经济中孕育出来的，实体经济的重要性高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由实体经济系统中产生，又依附于实体经济系统。也就是说，如果忽视这个基本认识，虚拟经济的脱离实体经济发展基础而成为“脱缰野马”，最终变成整个社会的“洪水猛兽”，只是时间问题。

我国虚拟经济目前还处于比较浅层次的阶段，目前，我国的虚拟经济与整体经济的匹配程度还不够，国内虚拟经济主要停留在股市上，而A股又是“单边市”，金融产品过于单一。而且，虚拟经济占GDP比重过低。也就是说，中国与美国发展虚拟经济的情况完全不同，不是过度的问题而是建立和完善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就不需要平衡虚拟与实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应遵从适度和平衡原则，积极防止虚拟经济的负面作用。

不过，当前我国需要做的仍然是加大虚拟经济的发展，以满足我国实体经济金融支持力度不够的问题，作为一个大的经济体，如果虚拟经济没有大的发展，国外大资金进入以后没什么资产可买，而我们调控的经验又不足，那就很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健康发展的薄弱环节。

《新广角》：既然此轮金融危机是由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失衡所致，那您的解决方案就是将这种失衡调整过来――

刘骏民：调整有两个内容：一是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要“消肿”，也就是通过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以及资产贬值使得虚拟财富大量削减；二是重建其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前者决定着金融危机持续的深度和时间，后者决定着美国在金融危机过后的经济调整方向以及经历衰退的时间长度。

《新广角》：从目前来看，美国的救市政策主要是向陷入危机的金融机构直接注资或直接干预、重组乃至接管濒临倒闭的金融机构，降息，还有就是扩大财政赤字，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反复游说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您看――

刘骏民：这一系列救市措施无疑是在进一步加剧美国境内外金融资产的膨胀，特别是境外金融资产的膨胀，显然是饮鸩止渴。

必须看到，这场金融危机暴露出了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病，引发空前的美元危机。

货币没有含金量之后，其价值就是其购买力，即单位货币能购买到的产品数量和劳务数量，金融资产则不能判别货币价值大小，也就是说，最终美元的购买力是要用实体经济来支撑的。在正常情况下，美元在世界范围内媒介贸易和投资，其购买力是由在全世界能购买到的产品和劳务来衡量的。而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引起人们拒绝接受甚至抛售美元时，美元的购买力就只能由美国的实体经济来衡量和支撑。现实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元在境内外的规模不断膨胀，而美国实体经济却在不断萎缩，随着本次金融危机的蔓延，长期潜藏在美元自身的巨大危机来临了。

实体经济范文第3篇

实体经济包括机械制造、纺织加工、建筑开发、石化冶炼、交通运输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部门或行业，实体经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是社会生产力的集中体现，也是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的物质基础，重要性不言而喻。与虚拟经济相比，实体经济往往投入成本较高、产出周期偏长、利润空间有限，更需要得到重视和支持。2008年后，全球金融海啸带来的经济疲软，加剧了实体经济生存的困难。在成本上涨、需求放缓、利润下滑等多重压力之下，部分企业进入了不行动、不退出、不注销的冬眠状态；一些企业则主动收缩产能、变卖机器、出租厂房，转向虚拟经济或投资性行业；更有甚者，近年来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部、以价格获取竞争优势的中国制造业，不少企业主更是将资本从实体经济中抽离，用于炒楼、炒股、炒艺术品，甚至放高利贷……也正是从这时起，中国的虚拟经济开始与实体经济渐行渐远，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的“空心化”。

这注定是一场无法持续的游戏。当欧美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之际，温州、鄂尔多斯等地的灰色金融也屡现崩盘。实践证明，一国经济要想屹立不倒，就必须有强大的实体经济的支撑和拉动。放眼欧洲，德国能够在欧债危机中一枝独秀，基本未受欧债危机的影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从来没有放弃过制造业和自己的比较优势产业，也没有离开过革新创造，所以德国的经济能够始终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

不论是国外教训还是国内经验均表明，实业强，则国家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其前景更是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还将日益加深，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个特定背景下，近来民间关于回归实业的呼声可谓此起彼伏。中央政府高层更是审时度势，凭着对国际国内局势的准确研判，包括国家总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证监会主席郭树清、银监会副主席蔡鄂生等领导在不同场合均强调金融机构要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2011年12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正式提出，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发展实体经济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极其重要的战略新议题。

综合目前的情况来看，坚持和鼓励发展实体经济，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仍然是我国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重要途径。展望明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节能减排形势严峻，经济金融等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中国经济要做到“稳中求进”，就必须充分认识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如何才能引导过去抽离实体经济用于投资、投机的资金再回归并专注于实体经济的发展？窃以为，发展实体经济，就要让各类市场要素，特别是人才和资金更多地向实体领域聚集。政策措施要更加有助于发展实体经济，切实减轻实体经济负担，不断改善和健全政府服务，进一步放开民间投资的市场准入，创造一个真正公平的营商环境，增强实体经济的吸引力，让人们对做实业有兴趣、有信心；与此同时，要从整个国家的产业链条、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价值分配比例上进行优化，特别是要从金融、财政、税收等方面着手，加大对符合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的鼓励和扶持，让民间资本在实体经济中能够获得合理的盈利和具有吸引力的回报；要改变个别领域一段时期以来非理性暴涨、轻易获取暴利的状况，为经济发展及时化解风险，遏制投机炒作；实体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要发挥好金融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创新，增加金融业核心竞争力和服务能力，提高金融监管水平，使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防止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过度扩张。

最近几年以来欧美出现的金融危机，说到底是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脱节，金融发展出现“异化”；迟迟走不出危机，也是因为实体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我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实业体系，并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只要我们牢牢把握住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不断壮大实体经济，就一定能够巩固和延续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势头，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实体经济范文第4篇

耐人寻味的是，浙江、广东多年来始终是我国两个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不意却在土地财政问题上出现了根本相反的现象。广东尽管债务规模也达到了1670亿元，但土地财政依赖度为26.99%，说明广东没有将债务偿还完全建立在土地之上。为什么两个原本经济规模、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等都比较相似的地区，却出现这么大的区别？

广东土地财政依赖度所以较低，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实体经济发达，特别是制造业兴旺。虽然广东这些年也在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却没有因此而忽视实体经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始终是广东经济发展的依赖路径、依赖主体，土地财政，只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补充。也正因为如此，土地财政没有对广东的实体经济产生冲击，实体经济也没有因为土地财政而被边缘化。资本逃离实体产业的现象，在广东并不明显。广东的实体产业，没有像其他地区一样出现“空心化”。

浙江省近年来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先锋城市，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都将房地产当作了城市的支柱产业、主导产业，大搞城市拆迁，大兴土木，大幅抬高城市地价和房价。同时，也因为房地产领域赚钱太容易，甚至出现了诸如丈夫办实业，不如妻子炒几套房赚钱多的怪现象，导致大量资本撤离了实体经济，实体产业“空心化”现象十分严重。

不仅如此，那些坚守在实体产业的企业和投资者，却因资本大量向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转移，导致融资环境不断恶化，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日益突出，以至于许多企业不得不通过地下金融筹集资金，最终让企业走上不归路。温州等地出现了老板跑路现象，很大程度上也与此有关。而温州市场多数企业都涉足房地产，也说明浙江的实体经济大堤，已有被土地财政冲垮之虞了。

让人忧心的是，浙江的情形不是个案，更非特例。

土地依赖现象，绝不是市场对资源配置作用的结果，而是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后果。仍以浙江为例，早在上世纪末，许多温州企业家就反映，温州的创业环境、发展环境恶化了，政府为企业服务的意识淡薄了。同时，温州的一些企业和投资者，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涉足房地产了。许多资本转向了房地产炒作。

土地财政依赖度过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因为，如果地方政府尽力通过发展实体经济培植税源，实体经济就不会被边缘化。反之，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会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产生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可是，由于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致使实体经济被边缘化，而由此带来的更糟局面是，一边是政府负债大幅上升，一边却是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大幅下降。如银行信贷资金，就因为过多滞留于房地产、城市建设项目等非生产性固定资产项目，而使得流动性极差，导致M2超过了110万亿元，却连续发生“钱荒”问题。

实体经济范文第5篇

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虚拟经济泡沫破灭，人们认识到，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的基础，是真正创造财富的经济形态。然而，企业产能过剩、融资渠道不畅、劳动力成本攀升、技术革新滞后等，已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

在此次夏季达沃斯会议上，总理强调指出，着力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重振实体经济之路该如何走？

寻找国企改革的动力

“振兴实体经济的根本在于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现在是有一定的动力，但是我觉得不足。”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即将召开的十将国企改革列为讨论命题之一。“我希望能看到显著变化。”

国有经济被视为实体经济的核心，国有企业改革也被视为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所在。在徐和谊看来，改革的根源在于体制创新。“比如国资委考核这些央企的各项指标，有创新的系列指标考核吗？没有。没有考核指标，动力从哪儿来？我觉得必须要从体制机制上来下手，不然就成为了口号。”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国企改革需要政治决策的决心。

政府在保护国有企业的同时，“也出现了政治管制的问题，它把国企和政府紧密相连，国企越来越像政府机构。”首都创业集团董事长刘晓光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分析说，“许多国有企业对于投资和规模的追求不亚于对利润的追求，这就是国有企业追求行政化概念、官本位的结果，而这种投资将给企业酿成产能过剩的苦果。”

刘晓光直言，“国企改革阻力很大，主要来自既得利益者。”但他也表示，“改革会有阵痛，首创愿意承担。我希望把国有企业扔到市场上去，和民企一样竞争。”

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和鼓励。“韩国为鼓励现代汽车的发展，曾动用军方汽车为它运配件，在我国，实体经济干得好能得到什么样的鼓励？”刘晓光介绍说，根据英美的成功经验，振兴实体经济，“一是有活跃的思维市场。二是吸引全球人才、资金的机制。三是鼓励创业，允许失败的环境。四是用高科技引领产业结构调整。五是清晰的产权制度。”他预测说，“整个行业实体经济恢复至少需要五年。”

近年来，国资委一直在推动国有企业整体上市的工作，力求依托资本市场进行所有权变更。根据国资委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央企业中，公司制企业所占比重已达70%以上，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52.88％、净资产的68.05％、营业收入的59.65％都在上市公司。

“2003年，国有企业大规模上市，这促进了它在财务透明和治理结构上的改进，并且将部分股份放在资本市场上流通，由政府持有大头，这为国有企业改革寻找到了好的道路。”张维迎认为。

鼓励民营经济要落在实处

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持续影响，中国国内经济增幅放缓，在内外压力夹击的实体经济中，民营经济首当其冲。

前不久，全国工商联了“2012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报告，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民营500强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速下降超过10个百分点，资产总额增速下降超过18个百分点。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民营经济下滑的背景是整体经济的下滑。

在主题为“提升竞争力”的分论坛上，黄孟复透露，2012年上半年公司财报显示，全国上市公司50%的利润来自金融企业，除了金融企业和垄断性行业以外，其他行业的利润幅度下降非常大。而金融企业和垄断性行业恰恰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黄孟复告诉记者，下一步国家要采取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作为全球化资源来讲，汇率在变化，资源在变化，中国制造业的成本正在提高，优势在降低，”爱国者数码科技公司董事长冯军说，“民营企业的未来在于全球市场。”2011年，冯军筹办了爱国者国际联盟，致力于团结民营企业，抱团走进海外市场。

光伏企业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讲，目前需要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环境。

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新36条”颁布后，虽然中国民营企业投资的环境有了更好的政策支持，但是效果与企业的期望还有落差。高纪凡说，“由于中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实际上，民营企业在投资发展方面还是受到一些有形或者无形的障碍，或者有很多的玻璃门，融资依然存在障碍”。

对于小微企业的支持还是需要看具体落实。冯军表示，银行利率的上调对于民营企业来讲压力更大。

“新36条”为民营经济创造了新时期发展最有利的政策。高纪凡建议，在执行细则上，要让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有同等的待遇。“在鼓励民营经济的政策实施中，政府还应引导社会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比如，让民营企业创造社会价值被社会给予更多的承认，倒过来刺激这些企业，让民营企业家们在任何危机面前都能够把发展企业、推动创新、贡献社会作为他们的社会责任”。

实业投资需多管齐下

与金融投资热钱涌动相比，实业投资显得冷清了许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9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达到36.2%的历史高位，但自2011年以来，这一数据一路走低，去年10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跌至24.9%，处于历史低位。

“中国的实体经济越来越没有利润了，劳动力价格在上升，原材料价格在上升，整个加工成本在上升。当投机能带来更多回报时，资本必然会选择去投机。”熙可集团总裁朱演铭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在中国经济低增长的大环境下，实体经济投资进入冰冻期。

实体经济范文第6篇

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扭转“脱实向虚”倾向，做大做强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代表们建言献策。

打破“三重门”，为实体经济拓展空间

“总理提出要认真落实‘非公新36条’，制定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这是民间资本的一大利好。”3月5日上午11时许，刚刚听完政府工作报告走出人民大会堂东门的全国人大代表、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向记者表示了他的喜悦。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善和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营造各类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环境”，这让南存辉等民营企业家看到了希望。

全国人大常委会内司委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曾指出，当前小微企业进入垄断行业面临“三重门”：一重是铁门，垄断企业把持；一重是“玻璃门”，看得见进不去；还有一重是“弹簧门”，进去以后逼你退出来。

对此观点，全国人大代表、浙商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程惠芳深表认同。“目前在一些垄断行业，民间资本准入的确存在‘玻璃门’、‘天花板’现象。垄断企业的高利润，并不是靠发明创造，靠个人智慧取得，而是凭借稀缺资源，凭借机会的不平等。”

“打破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的‘三重门’，要防止‘雷声大、雨点小’。”程惠芳说，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规范政府行为，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比如教育、医疗、铁路等。“我期待‘非公新36条’实施细则的出台，为我省民营经济迎来新的发展高潮。”

“真正落实‘非公新36条’，促进各类经济主体公平竞争，我们举双手赞成！”全国人大代表、飞跃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邱继宝提出，打破垄断，政府要营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好环境，包括公平竞争的环境和产业发展良好预期的环境。

“在产业准入上，实现大中小企业和国有、民营企业的公平竞争。在产业发展预期上，一方面要降低房地产、矿产资源、资本市场等高溢价行业的资本利得，另一方面在上中下游产业链明确技术、资金、土地、税收待遇等一揽子政策支持，推进民营中小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扶持中小企业，促进创业富民

民营中小企业是浙江经济活力之源，是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是，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浙江民营经济先发优势不再，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生存困境成为导致我国产业“空心化”潜在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小微企业生存难，到底难在哪？全国人大代表、杭州市化工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姚献平有感而发：“难在三个方面：一是成本上升，包括原材料、人力资本等上涨得很厉害；二是融资难，银行里贷不到钱，资金十分紧张，小微企业不得不进行民间融资，大大增加了企业的财务成本；三是税费太重了。我们发现，大部分小微企业的利润在5%以下，甚至亏损。而税费很高，甚至占了利润的一半。”

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民间资本“有钱没地方投，要钱没地方融”的困境屡屡被代表提及。如果说打破垄断限制解决了民间资本的去处问题，那么对中小企业而言，更为迫切的是如何融到资。

“在当前形势下，一方面是民间资金流动泛滥，另一方面是大量民营与中小企业在资金上嗷嗷待哺，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之间急需架设有效的资金融通渠道。”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宗庆后建议鼓励发展由民间资本控制与经营并且责、权、利统一的民营银行，民营银行以民营与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

“一方面，发展民营银行有利于规范民间信贷，让大量‘地下钱庄’转到‘地上’合法化经营，这不仅可以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而且能够有效遏制高利贷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发展民营银行有利于推动金融业竞争机制的发展，提高经营效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宗庆后说。

“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单一，竞争不足。”南存辉代表援引全国工商联的调查数据说，90%以上受调查的民营中小企业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在过去3年中，全国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有62.3%的融资来自民间借贷。

他建议以创建温州金融改革综合实验区为契机，促进金融创新，放开金融业对民营资本的机构准入。“现有民营金融机构公司机制灵活、审批便捷，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中小企业和‘三农’客户节约时间和成本。”

南存辉介绍，他们集团下属的正泰小额贷款公司，专注于大中型银行“不敢、不能、不愿”做的单笔5000元到50万元微小贷业务，创新出应收账款质押、农户联保、“母猪质押”等为中小企业和农户量身定制的信贷品种，实现了老客户贷款立等可取、新客户审批手续24小时内完成，有力地服务了中小企业和“三农”。

“一件衬衫卖600元，光税就要收走102元。”全国人大代表、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李如成认为，当前增值税水平对企业来说负担过重，建议调整税率，切实减轻企业负担。“钱留给企业，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生产资金，扩大了生产规模，国家还可以增加所得税。更何况，企业效益好了，职工收入增加了，又可以扩大消费。”李如成说，“降低增值税税率，就好比养鸡生蛋，撒出一把米，可以生出好多蛋。”

李如成代表建议，要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把市场运行中的广告费、租赁费、装修费等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切实减轻企业税负；并且应考虑将增值税改为消费税，减少企业生产环节征税，减少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

警惕银行高利润“挤压”实体经济

数据显示，2011年银行业的净利润超过1万亿元，在制造业等发展步伐放缓的情况下，继续高歌猛进的银行利润也成为代表激烈争辩的话题。

“现在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的困境，然而银行业的利润却高得‘不好意思’公布，银行员工的工资涨得‘不好意思’跟人提，反差之强烈，已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2011年中国大部分实体企业举步维艰，制造企业利润率仅约为3%―5%，但银行业却独善其身，利润出现了大幅增长，中国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不少银行都跻身前列。”

3月5日下午浙江代表团第一次全体会议现场，赵林中代表和宗庆后代表都不约而同地直指银行业的高利润。

宗庆后指出，银行的高额利润既不因为其管理效率高，也不因为其创新能力强，主要来源于过高的存贷款利息差以及名目繁多的各类收费，这不仅加重了实体经济中的贷款企业的经营成本，也减少了广大老百姓实际可支配收入。

“究其根源主要是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目标责任制的考核方法有待改进，设定的利润考核指标过高，导致民营与中小企业贷款困难或融资成本过高。”宗庆后说，应采取措施改进完善对银行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以平衡各方利益，并推动银行为经济建设服务。

“要降低银行贷款利率，让利给企业；减少个人业务服务性收费，让利给老百姓。要重新构建银行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关系，银行利润要建立在企业发展的基础上。要逐步放开对存贷款利差的管制，渐进式的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整个银行业的竞争。”在向大会提交的《关于银行要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建议》中，宗庆后如此建议道。

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

浙江是民间资本集聚地。由于缺乏规范，民间资本长期游荡于金融体系之外，始终与“炒”字相伴，遇到见效快、回报率高的产业，便疯狂涌入。2011年频频出现的老板“跑路潮”、“借贷风波”，最终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伤害。

“水用得好能滋润万物，用得不好就成了洪水猛兽。”在3月5日下午举行的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现场，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用“治水”对民间资本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全国人大代表、绍兴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晓端认为，不规范的民间融资存在五大隐患：一是利率不合理，加重了债务人（含企业）的负担；二是容易导致债务纠纷，影响社会稳定；三是引发资金不确定性流动，干扰正常金融秩序；四是冲击宏观货币政策，扰乱市场甚至影响宏观经济调控；五是诱发灰色交易，容易引发非法集资、金融诈骗、非法经营、非法洗钱等违法活动。

“民间资本是水，实体经济是田。与其让水在地下暗流涌动，倒不如打一口井，给双方一个皆大欢喜的出口。”在参加浙江代表团讨论时，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给“治水”的比喻增加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在浙江代表团开放团组活动上，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副省长毛光烈也表示，应开小型金融机构的“前门”，堵非法集资的“后门”，刹高利贷、洗钱、武力逼债等违法行为的“邪门”，引导民间借贷阳光化。

车晓端代表建议，有关部门应联合出台引导性文件，对民间融资作规范性约束。 “应完善征信报告内容，大额民间融资情况须在个人与企业的征信报告中记录，并对违约与纠纷的不良情况予以记录。金融机构、统计局、银监会、央行等部门充分地利用好民间融资备案信息，及时进行动态分析，监测社会资金运行中的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与风险隐患。”车晓端说。

全国人大代表、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晓光在任期内连续几年的议案中都提及建立民间借贷的法律机制，今年她又提交了“关于制定民间借贷法的议案”。

作为在浙江当地经营多年的企业家，她亲眼看到了民间借贷从单纯走向复杂的过程。“如今，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全民放贷’现象。所有这些均表明，尽快制定和出台一部专门的民间借贷法已迫不及待。”

实体经济范文第7篇

一、虚拟经济、泡沫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涵义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产品、精神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提供相关服务的经济活动，不仅包括农业、能源、交通运输、邮电、建筑等物质生产活动，也包括了商业、教育、文化、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

虚拟经济是指相对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的虚拟资本的持有和交易活动。虚拟资本是市场经济中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包括银行信贷信用如期票和汇票、有价证券如股票和债券、产权、物权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断加深，金融活动占总经济活动的比例也越来越大，金融深化的程度日益提高，其结果是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大量创新。由于证券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中存在大量的投机活动，金融市场的交易额和金融活动本身的产值迅速增长，形成规模不断扩张的虚拟经济。

泡沫经济是指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致的股票和房地产等长期资产价格迅速的膨胀，是虚拟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实体经济增长速度所形成的整个经济虚假繁荣的现象。其形成过程为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价格上涨的预期吸引了大量新的买主，这些新买主一般只是想通过投机获取价差、牟取利润，而对所买卖的资产的实际使用价值或盈利能力不感兴趣；由于新买主的不断介入，价格节节攀升，形成泡沫经济现象；一旦价格上涨的预期发生逆转，价格暴跌，泡沫破裂，便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整个经济衰退。历史上著名的泡沫经济案例有1636年发生的荷兰郁金香泡沫、1791??1720年发生的巴黎密西西比泡沫、在伦敦发生的南海泡沫等，近年来发生的典型的泡沫经济案例拉美地区的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金融危机等。

在讨论泡沫经济时应严格区分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泡沫经济并不等于经济泡沫。经济泡沫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不均衡现象，具体表现为上下起伏的经济周期。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市场机制会对经济泡沫起制衡作用，无论速度快慢，最终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总会出现一个均衡点，突出表现为价格上升，需求将下降。但市场机制对泡沫经济则无能为力，因为泡沫经济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均衡点，突出表现为价格上升，需求随之上升，市场充溢着买涨不买落的投机气氛，泡沫经济运行不遵循市场的基本运行原则，是市场失灵的特殊典型。1846??1847年英国铁路狂热，1919??1920年伦敦和纽约股票和商品价格暴涨暴跌，1920??1923年德国物价剧烈波动，1982年黄金价格从每盎司850美元跌至350美元等，均是比较典型的经济泡沫的案例。

二、虚拟经济的特征

虚拟经济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最终目的。随着虚拟经济迅速发展，其规模已超过实体经济，成为与实体经济相对独立的经济范畴。与实体经济相比，虚拟经济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机性等四个方面。

1、高度流动性。实体经济活动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即使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其从生产到实现需求均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但虚拟经济是虚拟资本的持有与交易活动，只是价值符号的转移，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其流动性很高；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股票、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无纸化、电子化，其交易过程在瞬间即刻完成。正是虚拟经济的高度流动性，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和再配置的效率，使其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不稳定性。虚拟经济相对实体经济而言，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这是由由虚拟经济自身所决定的，虚拟经济自身具有的虚拟性，使得各种虚拟资本在市场买卖过程中，价格的决定并非象实体经济价格决定过程一样遵循价值规律，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虚拟资本持有者和参与交易者对未来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的主观预期，而这种主观预期又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前景、政治及周边环境等许多非经济因素，增加了虚拟经济的不稳定性。

3、高风险性。由于影响虚拟资本价格的因素众多，这些因素自身变化频繁、无常，不遵循一定之规，且随着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交易规模和交易品种不断扩大，使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变得更为复杂和难以驾驽，非专业人士受专业知识、信息采集、信息分析能力、资金、时间精力等多方面限制，虚拟资本投资成为一项风险较高的投资领域，尤其是随着各种风险投资基金、对冲基金等大量投机性资金的介入，加剧了虚拟经济的高风险性。

4、高投机性。有价证券、期货、期权等虚拟资本的交易虽然可以作为投资目的，但也离不开投机行为，这是市场流动性的需要所决定的。随着电子技术和网络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巨额资金划转、清算和虚拟资本交易均可在瞬间完成，这为虚拟资本的高度投机创造了技术条件，提供了技术支持。越是在新兴和发展不成熟、不完善、市场监管能力越差，防范和应对高度投机行为的措施、力度越差的市场，虚拟经济越具有更高的投机性，投机性游资也越容易光顾这样的市场，达到通过短期投机，赚取暴利的目的。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内在联系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相对独立的两个经济范畴，二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产生源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无论虚拟经济发展多快、规模多大，其根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则虚拟经济将无从谈起，即实体经济是第一性的，虚拟经济是第二性的。同时，实体经济的发展又离不开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中的货币、资金、电子货币、股票、债券、abs等金融工具，已经渗透到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快速发展，离不开虚拟经济的支持，落后的虚拟经济会成为快速发展的实体经济的障碍。

但是，我们应看到，虚拟经济的发展必须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虚拟经济的超前发展，并不能带动实体经济的超速发展，款增加了20％以上。由于大量新增资金并未投入实体经济部门，而是流入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投机活动日益猖獗，并使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日经指数1985年为12000点，1986年开始急剧上升，到1989年底已突破39000点，四年之内翻了二倍多；日本土地价格以1980年为100，1985年上升为154，1990年上升为626，日本土地面积只有37万平方公里，按当时市值计算，1990年日本的土地总值已达15万亿美元，比美国土地资产总值多四倍（美国土地面积为93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倍多。日本的泡沫经济与其货币政策的失误是密切有关的。

2、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扩张过度，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大量呆账、坏账的存在是引发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追逐高利率的利益驱动下，放松金融监管和金融审查，银行信贷过度扩张，大量信贷缺乏必要的可行性论证，贷款抵押品手段非常软弱，许多贷款以被高估的股票和房地产作抵押，当泡沫经济迸裂，股票和房地产价值回归其合理价格时，被抵押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票和房地产等抵押品出现大量缩水，不仅高息无法收回，而且贷款本金亦难以到期收回，致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帐面出现大量呆账、坏账，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当广大民众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失去信心，便会发生挤提，致使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危机，进而引发金融危机。如泰国银行坏帐占银行总信贷的比例，1996年为9.8%，到1997年就上升为11.9%，1997年8月国际债信评价机构认为，泰国金融贷款中25%付不出利息。银行体系存在的大量呆帐、坏帐已经严重扭曲了泰国的金融体系，积聚了极大的金融风险，引暴了金融危机。

3、发展中国家在实体经济实力不强、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过度开放，会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发泡沫经济。七十年代以后，拉美和东南亚等地区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受金融深化理论的误导，上述各国相继开放金融市场，企图通过金融完全自由化，依靠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刺激实体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但由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偏低，且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虚拟经济过快发展超过了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最终引发了泡沫经济并导致了一系列金融危机。以泰国为例，泰国在工业基础设施落后、建设资金匮乏、出口以资源型产品而非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虽然泰国政府力主投资并着重发展重化工业和高科技产业，但受教育和科技水平限制，严重制约了泰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实体经济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和金融监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泰国政府却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外汇管理上推行了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加速了金融自由化和对外开放步伐，使虚拟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该国实体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短期外资大量流入，且被投入到房地产和股市炒作而非实体经济领域，使泰国经济的泡沫化现象日趋严重，并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1980-1996年期间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占gdp<的比例（％）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7》

4、国际游资的大量存在也是产生泡沫经济的重要因素。国际游资属于短期投机资本。从新兴工业化国家泡沫经济的形成及其破裂过程看，国际游资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较快，金融市场开放度较高，且在金融监管方面经验不足，使国际游资有了大肆进行投机牟取暴利的机会。

1988-1997年新兴工业化国家股票证券投资流入（亿现价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99年世行发展指标》

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必然引发泡沫经济，但并非说虚拟经济快速发展中形成的经济泡沫即为泡沫经济。由于美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举足轻重，且美国股市最近持续高涨，引致全球经济学界对美国经济是否泡沫化的担忧。事实上，美国目前仅仅是存在一些经济泡沫，整体经济并未泡沫化：其一是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是由实体经济中高科技、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的，80年代之后一直维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80年代后为5％，90年代为1－2％，目前为1.5％，失业率不断降低，98年跌至4.3％，消费持续旺盛，兼并收购浪潮风起云涌等，使美国实体经济稳步、持续增长，足以支撑美国虚拟经济中的金融泡沫；其二是美国虚拟经济中存在一些金融泡沫是合理的。首先，美国股市虽然频频创出新高，但主要是由nastaq科技股的强劲上扬所带动，工业、运输业、银行业等行业的股票走势较为平稳。nastaq的平均市盈率虽已经高达90倍，但以美国工业类股票的平均pe（市盈率）仅为25倍，运输业股份的pe平均为12倍，银行业平均为13倍，公用事业股平均为20倍，均处于合理区间，不能仅仅因为一个科技股板块市盈率偏高而认为泡沫成分过大。其次，科技股板块整体市盈率偏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根据现代的现金流量模型，股票价格更多地反映了投资者对该企业的成长性的预期，股票的内在价值由拥有这种资产的投资者在未来时期所预期并接受的现金流所决定，等于预期现金流的贴现值。其公式为：

v＝d1÷〔1＋k〕

若按此方法计算，除个别市盈率过高的股票，如有的科技股市盈率达2900倍，存在过度投机现象，大多数科技股若长期保持现在的增长势头，则美国科技股的定价尚不太高。其三，美国拥有全球最为健全、规范、高效的金融体系，具有较高的金融监管水平，金融机构资产质量较好，抗风险能力普遍较强。因此，美国经济虽然存在一定的金融泡沫，但并未泡沫化。

反而会引发泡沫经济，而泡沫经济破裂又会引致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破坏。以edwards.shaw为代表的众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金融深化而不断增加，因此主张通过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促进经济增长。但经济发展的事实表明，这一主张是片面的。西方发达国家自80年代以来已相继实现金融自由化，金融深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资产总量迅速膨胀，目前均已大幅度超过本国的gdp，但在金融资产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gdp并没有随之快速增长，其增长速度反而有所下降，而且，在欧洲还引发了90年代的货币危机，在日本则产生了严重的泡沫经济现象。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在80年代中后期推行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深化程度迅速提高、虚拟经济膨胀速度超过发达国家，经济的泡沫化现象日益严重，并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这些金融危机的发生，不仅对本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损害，还通过国际贸易、汇率变动以及资本流动等渠道，对周边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形成区域性或世界性金融危机。

四、虚拟经济的功能及其对实体经济运行的影响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不仅可以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效率；而且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套期保值等服务，还为实体经济提供了稳定的经营环境，降低实体经济的经营成本和因价格或汇率波动引致的不确定性经营风险，使实体经济能够稳定增长。另一方面，虚拟经济自身产值的增加本身即促进了gdp的增长，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直接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具体而言，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社会资本的配置效率。金融市场的基本功能是实现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金融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发现的虚拟资本所代表的权益价格，是实现增量资本在实体经济各部门之间优化配置的主要诱导工具。通过发行并交易虚拟资本，使发行主体如企业等能及时并充足地获得发展所需资金，促进优良企业的快速发展，同时获得社会资金的企业有义务提高其经营透明度，由广大虚拟资本投资者予以监督和审查，通过市场的力量，自动调节资金流向，使社会资本流向前景好、发展潜力大、经营效益好、管理规范的行业和企业，使没有前途的企业由于资金匮乏而自生自灭，提高社会资本配置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同时，金融市场还为存量资本优化配置提供了有效途径，通过资产重组等产权交易，可以实现存量资本在不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再次优化配置，盘活因投资决策失误或市场需求结构转变而闲置的存量资本，提高社会资本的利用效率。在这一方面，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是美国经济近十年的强劲增长。美国经济的持续强劲增长与技术进步、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成功转换有关，但风险资本市场提供的巨大支持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风险资本市场为美国的网络经济等新兴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充足的发展资本，使其在短期内能够迅速发展，并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2、有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其一，虚拟经济在促进社会资本优化配置的同时，也带动了劳动力、技术以及自然资源在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使有限的经济资源流向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实体经济部门，提高整个经济资源的利用效率。其二，股票、债券等证券市场的发展，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为企业的规模扩张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股权置换、控股收购等产权交易方式的创新，为企业低成本规模扩张提供了便利渠道，有助于社会规模经济的发展。其三，制度创新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虚拟经济的发展是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源泉。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对社会经济发展最具影响也最具推动力的企业组织形式就是股份制，而股份制的建立和完善离不开股权的分割、设置和股权交易，这些均是虚拟经济的重要范畴。

3、有助于分散企业经营风险。其一，资本市场的发展和企业制度的创新，使企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社会化，同时也使企业产权的所有权、经营权和受益权相对分离，企业所有权的转让与处置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影响弱化，企业经营的稳定性增强。其二，资产证券化、abs（资产担保证券）、期权交易等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对企业资金安排、投资选择、规避经营风险等具有重要影响，如通过期货市场套期保值和外汇掉期业务，可使企业有效规避市场价格波动和汇率变动带来的经营风险，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等。其三，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反映了现货市场供求关系的未来转变，有助于企业及时调整经营战略，选择正确的经营方向；股票市场的价格发现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有助于企业及时调整发展战略，规避投资风险。

4、虚拟经济规模的扩张，在增加gdp规模的同时，也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虚拟经济日益发挥出对实体经济巨大的促进作用的同时，虚拟经济自身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1980年相比，1996年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总额均成倍增长，特别是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金融资产的增长迅猛，并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展，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1980-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金融资产

1980-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增加值的变化（1995年不变美元）

1980-1996-年主要工业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中经网数据处理中心

五、虚拟经济与泡沫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将储蓄有效地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实现的。但虚拟经济的发展与投机活动始终是共存的，虚拟经济所提供的资本配置的高效率，取决于虚拟资本的高度流动性，而虚拟资本的高度流动性是依靠投机活动实现的；虚拟经济所提供的风险规避功能如套期保值和外汇掉期业务等，风险也是通过投机者分摊的。虚拟经济相对于实体经济所具有的高风险、高收益特点，很容易吸引大批资金滞留于虚拟经济领域进行投机活动，而投机过度会引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并形成泡沫经济。从日本、东南亚各国以及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经验看，泡沫经济的产生是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直接结果，但与实体经济也有密切关系。引发泡沫经济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1、货币政策失误与金融监管不当是产生泡沫经济的体制性因素。在金融监管不利的情况下，低利率和超量的货币供给会使大量资金流入股票、房地产等容易产生泡沫经济的领域，导致投机活动猖獗，引发泡沫经济。如日本货币供应量在1982??1985年期间十分稳定，经济也稳步增长，出现大量外贸顺差，导致本币升值；且由于日本居民储蓄率始终很高，银行拥有大量过剩资金。为了继续保持其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日本央行在坚持零利率政策的同时，多次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应量，1987??1990年日本货币供应量（m2＋cd）超过了10％；日本银行积极向房地产经营者提供贷款，1985－1987年间对房地产的贷

六、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危害

在看到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致的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危害。泡沫经济产生后，无论其持续时间有多长，最后均会发生破裂并引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构成多方面的损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扭曲资源配置方式、降低资源配置效率，阻碍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在泡沫经济兴起阶段，投资于股市、汇市和房地产等可以得到远非实体经济能够企及的很高的回报率，高回报率使大量资本从实体经济部门流入股市、汇市或房地产，使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异常繁荣，资金供求失衡又会引致利率大幅上升，使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因融资成本过高而萎缩甚至停滞；同时，股市、汇市和房地产业的高收益使大批人才流入泡沫经济领域，使劳动成本因人力资本短缺而迅速提高；生产成本的过度膨胀会降低实体经济部门的国际竞争力，阻碍出口贸易的增长。泡沫经济所扭曲的资源配置方式，会严重损害一国的综合经济实力，阻碍一国的经济增长。

2、扭曲消费行为，恶化国际收支状况。泡沫经济引致的虚假繁荣景象扭

曲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产生过度消费现象的重要根源，而过度消费又容易引致进口大量增加，同时，企业由于借贷成本过高，劳动力成本加大，会降低出口竞争力。进口的大量增加与出口的急剧下降，破坏经常项目的贸易平衡，经常项目出现巨额逆差，外汇储备剧减，使国际收支状况恶化。

3、破坏金融系统运作，降低银行抗风险能力，引发金融危机。泡沫经济中投

机活动盛行，资金需求剧增，诱使银行不断提高利率以获得更高的收益。高利率促使银行扩大信贷，放松对信贷质量的审查和可行性研究，使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大量资金涌入股市、汇市和房地产等过度投机市场，实体经济由于无法承受过高的银行利率而使其正常资金需求受到极大抑制，银行等金融机构作为既得利益集团，对股市、汇市和房地产投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经济泡沫的破裂不仅使大批个人或企业陷于困境甚至破产，也会给金融机构带来带来巨额不良信贷，造成银行等金融机构资产质量低下，抗风险能力减弱，引发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破坏宏观经济稳定。

4、泡沫经济可重新分配国民收入，加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会引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社会安定构成威胁。譬如1978－1981年发生在墨西哥的泡沫经济，在1981年股市崩溃之后，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和持续的通货膨胀，导致大批企业和个人破产，失业率上升，社会贫富差距增大，整个墨西哥经济一片萧条；80年代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迸裂同样使经济实力雄厚的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衰退之中，至今难以自拔，所谓的“日本神话”由此破灭。1998年俄罗斯泡沫经济崩溃时，产生了许多俄罗斯新贵族的同时，是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迄今为止，俄罗斯经济仍未见起色。

七、结论与建议

当前，国际经济学界和imf等国际金融组织在处理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已取得了应对泡沫经济的一些经验，如加强国际协调、督促有关国家优化调整实体经济结构等，但对如何从体制上扼制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和防止发生泡沫经济问题，还远未形成一致的观点，对应对泡沫经济的许多措施的有效性，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我国目前即将加入wto，必然面临金融、服务等被迫对外开放等问题，更应积极致力于该项课题的研究，汲取他国发展经验，在充分发挥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的同时，科学把握虚拟经济发展的“度”，对泡沫经济防患于未然。

1、大力培养金融人才，迅速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建立稳定、健全、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金融体系是一国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稳定、健全、高效的金融监管体系已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培养一批高水平、高素质、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金融人才又是建立这样一个体系的先决条件。我国改革开放前，金融发展相对滞后，改革开放后，金融业发展才获得生机，金融监管水平是在金融发展过程中边干边学中提高的，缺乏一批既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又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因此，应尽快培养或引进一批高水准的专业人才，为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机制和探索先进的监管办法创造必要条件。

实体经济范文第8篇

信澳国际是一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舒适办公环境及五星级服务的新型中小企业，目前已在北京多个核心商务区的高端写字楼设有分中心，经营稳健且资产状况良好。但因其所持物业均为租用，缺乏实质抵押物，以致该企业在融资时遭遇困难。

这可能是许多中小企业面临的难题。于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呼声不断响起……

比许多难以获得银行贷款的中小企业幸运的是，信澳国际从光大银行获得了800万元综合授信，并通过各种方式为该企业减少融资成本近20万元。据介绍，目前该企业有了资金注入后，业务已逐步扩展至上海、广州、深圳等地。

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需要的是将信澳国际这样的个案变成一种普遍现象。但是目前银行的现状是：一边是银行融资成本上升；一边是作为银行发展土壤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边是难以抗拒的大环境；一边是对生存土壤的培育，放弃发展还是竭泽而渔？夹缝中的银行，到底应该怎么办？

对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曾表示，必须多管齐下。他同时表示，银行在支持实体经济过程中，在防范风险、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要给那些符合结构调整、符合市场需求、有经济效益的企业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服务。这不仅包括资金的支持和良好的金融环境，还包括更好的金融服务。为此，今年银监会了《中国银监会关于完善和创新小微企业贷款服务提高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的通知》，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合理设定流动资金贷款期限，提高贷款期限与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周期的匹配度。丰富完善贷款品种，科学运用循环贷款、年审贷款等业务品种，合理采取分期还款等灵活的还款方式，减少小微企业一次性还款压力。同时要求各银行清理收费项目，规范收费行为。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最突出体现在小微企业贷款上。解决企业融资贵问题，并不仅仅是简单降低贷款价格，在保证风险可控、发展可持续的基础上，解决企业融资贵问题，从银行的角度，首要问题是降低银行资金成本。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光大银行持续推动负债结构优化，着力发展核心负债业务，努力降低存款成本。2014年上半年，在保证存款规模平稳增长的基础上，该行核心存款占比较年初有了进一步提高。资金成本的降低为该行解决企业融资贵问题释放了空间。

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光大银行还扩大了企业费用减免范围，下放分行减免优惠权限，并取消部分企业融资相关费用，包括严禁收取“小微”、“三农”企业的贷款承诺费、资金管理费、财务顾问费、咨询费等；明确贷款房屋抵押登记费，以及存量贷款存续期间由光大银行发起的抵押物评估费用一律由该行承担，严禁转嫁客户；取消企业贸易金融业务中的供应链结算手续费、出口预先通知、票据挂失、无兑换手续费等；依据客户申请，严格执行为每个客户提供一个免收账户管理费及年费账户的规定。

创新是光大银行的特色。秉承“小额、分散、标准、便利”策略，光大银行形成了 “融易贷”小微金融产品体系。为减轻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创新推出小微结算融资产品“支票易”，根据企业流水合理给予授信支持，缓解企业抵质押压力；为了给小微企业提供信用增级渠道，创新推广银保融易贷产品；通过加大产品与服务创新力度，光大银行深化金融服务平台建设，搭建集小微融资、渠道服务、组合监控为一体的小微金融服务平台，为客户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这些都有效解决了企业融资贵问题。

与解决企业融资贵问题一样，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同样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为缓解企业融资难，光大银行建立了小微金融服务组织构架。2014年初，更进一步理顺小微业务组织构架，在总分行成立小微金融业务部，力图为小微客户提供专业化金融服务。为引导分支机构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该行还进一步完善绩效考评体系，鼓励分支机构主动进行客户结构优化，支持战略结构调整，在2014年资源配置中，除了给予小微业务倾斜信贷资源外，还给予额外财务资源支持，以促进分行大力发展小微业务，助力小微企业发展。在审批流程上，光大银行持续完善审批授权方案，提升中小微授信业务审查、审批工作效率，在此基础上，推进风险管理架构和流程的优化。

实体经济范文第9篇

他称自己只是在朋友店里客串一下，主业其实是投资咨询，炒汇、炒金、炒股和炒房，企业注册资本接近200万元。

在温州，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洗脚上田，农民本色未改，即摇身为老板，成就了三十多年的温州传奇。

“能闯能拼，让温州人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温州市经信委副主任朱鲲表示，温州缺乏地理优势和资源禀赋，只能靠一代代温商的努力来累积资本，但也正是他们的“不安分”心态，让企业做不大。

资料显示，温州全市个体工商户和企业数量共约50万家，近年来每年平均倒闭约3万家，每年新增约4万家，平均19个人中就有一个企业主。

数量如此庞大，但上市企业却仅12家。大量企业甚至拿不出规范的财务报表，绝大部分企业家仍将个人财产与企业资产混为一体。

赚快钱的心态，决定了资金流动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企业低、小、散的特性，产业长期难以升级，进而作用于城市发展，并反作用于新生的企业，恶性循环。

2011年的民间金融风波，让许多温州商人数十年的家业毁于一旦，至此，温州人才真正发现规范、引导和监管的重要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成为他们的燃眉之急。

年产7000万元的个体户

一大早，王年刚就大汗淋漓奔走在酒楼大堂。这位温州新新雅餐饮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习惯了亲力亲为。

近两年宏观经济下行，温州餐饮业整体低迷，乐清原有的11家酒楼倒闭了5家，但王的团队业绩逆势而上，去年三家酒楼和一家宾馆一共实现7000多万元的产值，今年还准备再开一家酒楼。

这家当地餐饮业的龙头老大，几周前却还只是个体户。

新新雅是老板从1994年白手起家创立的，经营小海鲜生意，现今已拥有三家酒楼和一家宾馆。但快十年了，老板才第一次当上董事长，王年刚也才有了总经理头衔。

由于用工量较大，王年刚常会奔赴外地招聘毕业生，但每次拿出营业执照都会引发一阵尴尬，个体户的资质难免遭到质疑。只有将酒楼的照片、视频一一展示给校方，学校才能确认其身份。

如果不是遇上政府的优惠政策，王年刚还将继续面对这样的尴尬。

温州市政府今年推出的“三转一市”政策，即“个转企”、“企升规”、“有限转股份”、上市。王的酒楼就属于“个转企”。

市政府承诺，对改制之前的税收、财务等问题既往不咎。安全、消防等前置审批条件，也仅凭工商部门出具的变更证明，就可直接办理。改制企业新增税收的地方留成部分，也差异化实行两到三年的减免，且三年内政府不主动查账，给足企业缓冲时间。

回忆起乐清柳市镇政府为“个转企”召开的动员大会，王年刚笑称，“后排座位挤满了，再搬来椅子也不够坐，晚到的就只能站在门口。”也正是那天，他才知道“还有这么多跟我一样的个体户”。

仅仅在乐清，符合企业注册条件的个体户就超过6000家。

对于新新雅这类优质个体户来说，转企不但未增加负担，还能规范发展。“这是今年最好的政策。一年能减免税收好几十万元，在外招工、谈生意的底气也足了”，王年刚说。

即便是对于年利润仅3%-5%的微利个体户，税收减免也将促其正常生存，并能让企业家真正了解自己的资产、成本和盈利能力。

“三转一市”

温州市场主体规模普遍偏小。全市40.7万个个体户中，注册登记100-500万元的仅766户；全市10万余家民营企业中，统计意义上的大型企业仅50家，中型企业只有669家，其余都是小微企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始终缺乏央企的带动力，缺乏大财团、龙头企业的引导作用，主要凭中小微企业在市场中摸爬滚打。

“个转企”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基础一步，政府已规划今年改制20000户、三年内改制35000户的任务目标。

王年刚告诉记者，前几年之所以没有意愿，除考虑税收压力外，也对整个转制程序的繁杂有所畏惧。但动员大会的第二天，老板，也就是转企后的董事长，便迫不及待地奔忙去了，让原本可能耗时一年的程序，最终在20天内完成。

接下来的数月里，温州将迎来“三转一市”的高峰期。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温州3.5万家工业企业中，规模以上企业4289家，仅12%左右。

此外，温州境内外上市公司仅12家，只占浙江省的1/30，融资不过173.19亿元，发行公司债也只有28亿元。

“这并不完全意味着企业不达标，很大原因在于氛围营造不够、上市环境较差。”温州市副市长胡纲高表示，面对成本上升、管理精细化以及宏观市场的转变，温州已经在如狼似虎的竞争中渐处劣势。

对于政府而言，提升企业层级已是当务之急。眼下，“个转企”已经完成11800多家，并且距离今年实现500家“有限转股份”的目标也日益拉近，另还有50家股份公司今年内将进入上市准备阶段。

“政府终于出手，这是最为积极向好的信号。”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评价。

温州产业升级过慢，很大程度上源于企业家不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源于企业缺乏向上发展的内生动力。政府不引导，则绝大多数都安于现状。

在林毅夫看来，与温州一岭之隔的台州市，早年同样依靠小商品经济起家，各方面条件均与温州几乎毫无二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政府效力。“台州之所以避免了危机，就在于企业提升、产业升级相对成熟。例如，吉利集团并购沃尔沃，台州政府给予了莫大支持”。

回归实体

与“三转一市”同转的，还有“虚转实”。这方面，市场给温州狠狠上了一课。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温州因此前自发进行过投资结构调整，暂未伤筋动骨。当中央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并推行十大产业振兴政策后，温州民间资本便信心满满地大举杀入房地产、矿产和新能源等领域。

据温州企业家联合会统计，2011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前，全市100家明星企业中半数以上涉足楼市。全国地市级和县级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大部分由温州人牵头开发。

“那时，温商连四、五线城市的房产市场也不放弃。宁夏、青海和内蒙古等地的旧城改造，开发商几乎全是温州人。”温州市副市长朱忠明回忆道。

2011年，国家信贷政策全面收紧。4月，涉及前述领域的温州企业开始资金链紧张，被迫转向民间借贷，促使当年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从年初的23%上升至9月份的25.4%，导致1-7月份规模以上企业财务成本同比提高43.5%。9月，部分企业资金链断裂，上百位企业主出逃，两百多家企业倒闭，多位涉及民间借贷的人士自杀。温州瞬间成为区域性金融风波的重灾区。

朱忠明说，当年比较“笨”的企业，不懂房产、股市投资，眼见别人的资产以亿元级增值却从未出手的人，当下不但生存无忧，还能稳步做大、利润可观。“而当年赚大钱的，第一桶金挖够了的，现在无人不亏。”

惨痛的教训让温州人明白了“脱实就虚”之害。

一位投资矿产失败的温州老板告诉记者，初中文化的他曾以为自己能一手遮天，在企业逐渐变相成为融资平台后，大手笔投资频频出手，直至巨亏3亿元。

至于原有的“熟人社会”及其创造出的担保链模式，温州如今的企业家基本再不会仅凭一通电话就借款往来，审时度势和一纸契约，开始受到重视。

“企业家终于变得趋于理性，尊重契约精神。”朱鲲说，原有模式已彻底摒弃，过度信用所导致的滥用也已经消失，洗牌、阵痛可让整个城市的商业文化向前进步十年。

实体经济范文第10篇

保险，是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社会互助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不是狭义的、具体的商业保险业务。通过这种机制，能够使有限的财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运作，从而放大其效应。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得如火如荼之际，中国10万亿元保险资产如何服务并参与这一国家战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焰日前提出的“将保险纳入‘一带一路’顶层设计”的建议，持续引发业界共鸣。

2014年7月，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确立了保险业在金融大格局中的定位，为保险业下一步发展开启了新的改革红利。

成立于1949年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历史悠久，有“新中国保险业奠基者”之称。作为一家国有控股保险集团，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作用？如何参与地方投融资体制创新？如何进一步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服务推进农业现代化？

带着这些问题，《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吴焰。吴焰说：保险，是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社会互助机制和社会管理机制，不是狭义的、具体的商业保险业务。通过这种机制，能够使有限的财政资源得到更有效的运作，从而放大其效应。

为“一路一带”保驾护航

《财经国家周刊》：请结合中国人保自身业务，谈谈保险作为市场化的风险管理与资金融通机制，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将起到哪些作用？

吴焰：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需要充分发挥政府引导、政策支持的重要作用，还需要充分激发市场的积极性，形成多元参与格局。保险作为市场化的风险管理与资金融通机制，可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与保障。保险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可为企业开展跨境投资贸易合作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障与服务。以中国人保为例，2014年承保的进出口货物保险金额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承保远洋船舶保险金额共计3343亿元人民币。参与承保的中亚天然气管道C线、中石化哈萨克斯坦KPI石油化工一体化等工程项目，保障金额达32亿美元，为国家相关重大贸易及工程建设等提供了坚实保障。

二是可通过保险机制引导企业加速产业转移与转型升级，提升企业“走出去”质量。通过加快发展境外投资保险，可有效支持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制造业等行业向外发展，这与“一带一路”促进产业转移升级、化解过剩产能的战略内涵高度契合。

三是可发挥资本融通功能，直接投资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领域是加强中国同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对长期建设资金的需求量大。保险资金具有规模大、期限长、较为稳定的特点，与基础设施项目有天然的契合性，不仅可以开发相关的保险保障产品，还可以在港口、物流、航空、园区建设等方面进行投资，提供直接资金支持。

四是可协助企业提升跨境运营风险的防控意识，增强对海外利益的保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由于政治文化差异、民族宗教复杂，又是大国利益交汇区，经贸合作容易面临较多的政治经济法律风险。保险机构可充分发挥自身在风险管理方面的数据与技术优势，向企业提供贸易投资合作国家的国别风险以及行业风险信息，为企业开展跨境合作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财经国家周刊》：为充分发挥保险机制作用，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在操作层面，你认为还需要哪些政策支持？

吴焰：我认为，首先要将保险作为制度性安排纳入“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之中。加大对装备出口、营运责任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相关险种的支持，鼓励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战略新兴产业相关出口企业在国内投保出口货运险，对保险公司的国际化业务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优惠，对国有保险公司“走出去”相关业务的考核放宽短期盈利要求等，引导更多国内保险资源投向“一带一路”建设。

第二，进一步支持保险业尤其是大型保险金融集团“走出去”。支持具备一定资本实力和良好商誉的中资保险公司，在“一带一路”经济带劳务输出、承揽境外工程项目较为集中的地区设立营业性机构，逐步建立健全国际化的经营服务网络，增强我国境外保险服务业的规模与实力。支持中资保险公司进一步拓展保险资金境外运用的范围和形式，提升保险资金配置效率。

第三，加强与沿线国家保险业的沟通合作，为保险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环境。扩大与丝路带区域内保险监管机构的交流合作，重点在市场准入、监管政策、信息交流等方面，加强协调，共享信息，既为保险企业“走出去”营造公正、公平的外部环境，又有效防范风险跨行业、跨境传递。鼓励国内保险企业加大与丝路带区域内国家骨干保险企业的沟通联系和务实合作，增强我国保险业对沿线国家的专业引领能力，扩大我国在丝路带区域的综合影响力。

第四，鼓励银保联动，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无缝连接”的保险金融服务。建议探索保险机构与银行机构在海外信息共享、业务互动、机构共建等方面的银保合作机制，进一步畅通“走出去”企业的投保渠道，强化保险对“走出去”企业的落地服务能力。

参与地方投融资体制创新

《财经国家周刊》：当前，投资不足是欠发达地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促进地方投融资体制创新中，保险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焰：要加快欠发达地区发展，必要的投资拉动不可忽视，但单纯依靠财政投入或银行贷款模式，既不现实，也不可行，需要以创新的思维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如果依据欠发达地区自身经济发展状况和实力进行融资，不仅融资难度较大，融资成本也相应较高。实践证明，运用好保险机制，创新投融资方式，充分发挥保险的资本性融通功能，对缓解欠发达地区融资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请进一步谈谈中国人保在这方面的经验。

吴焰：2014年7月，中国人保开创性地发起设立了全国首个金融央企与省级政府合资的股权基金――广东（人保）粤东西北振兴发展股权基金，股权基金不是作为债务借给政府，而是作为股本金与地市优质企业按51：49左右的比例共同组建项目公司，投向粤东西北13个欠发达地市基础设施建设开发;股权基金期限为10年左右，与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投资周期相匹配，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稳定持续的中长期资金。

《财经国家周刊》：这一做法有何具体的创新？

吴焰：首先，创新地方投资体制，通过探索建立财政手段与金融工具相配合的投入机制，可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撬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投资支持粤东西北地区发展。在粤东西北振兴发展股权基金运作中，广东省财政出资40亿元，发起总规模为120亿元的基金，按照10年左右的存续期，基金可滚动周转2次左右，省财政资金杠杆效应可放大30倍以上，能撬动1200多亿元资金投资，真正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其次，创新欠发达地区的融资机制，将省市两级政府信用和金融央企市场信用相结合，将高等级的信用向下延伸增信，依托相关地区的资源，扩大基金的撬动能量。这样做既提振和激发社会资本投资欠发达地区的信心，又改善了欠发达地区融资条件，将融资成本控制在市场平均水平之下，打破了地方经济“越穷越没金融资源”的融资瓶颈。

再次，创新投资基金管理的运作方式，通过透明化的基金架构设计、阶段性持股、适时退出并再次投入的滚动支持方式，既有效放大财政资金杠杆作用，满足项目融资需求，又改变财政从以往的无偿拨付、只拨不管、“输血”式扶贫向有偿使用、绩效结果导向、开发性“造血”转变，充分调动参与方的积极性，实现多方共赢。

《财经国家周刊》：保险在促进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服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你认为还需要哪些助力和支持？

吴焰：首先，更加重视发挥保险的资本性融通功能。保险资金具有规模大、期限长、稳定性高的特征。要把保险资金运用作为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保险资金的长期属性，服务解决金融资源供需期限错配问题，为重点领域建设和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稳定、可持续、低成本的长期资金支持。

第二，鼓励保险产品和投资创新，探索实现“保险资金取之于当地，用之于当地”的方式。地方政府可以借助保险机制实现财政资金的二次利用，最大化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一方面，加大财政对保险的投入，包括养老保险、大病补充医保、政府可控资源中的财产保险等，提高社会民生保障水平。另一方面，积极争取监管支持，通过精巧的保险产品设计，构建保险资金属地运用机制，尽可能将保费资金留存在当地。

第三，完善保障保险资金安全的工作机制。建立保险资金投资动态项目库，构建保险资金与地方重点项目的常态对接机制，减少资金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充分放大省级财政的高等级信用，探索建立保险资金风险补偿基金，建立多元化的保险资金投资增信机制。

助力农村金融

《财经国家周刊》：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而农业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现代金融的支持与保障。从你的经验来看，保险在农业发展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吴焰：从中国人保近年来的实践看，保险机制在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优化农村金融环境等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保险机制可化解有效抵押物不足的问题，完善面向农村的金融服务链。农民贷款难，在实际操作层面往往表现为寻求担保和抵押难。农民的资产构成较为单一，有效担保物范围狭窄。通过保险机制将重要的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纳入保险保障，实现银保互动，可分散支农信贷资金的风险，促进金融资源向农村流入，有效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的问题。通过保单质押贷款，还可以便捷地从保险公司获得贷款资金，缓解临时性资金需求。

二是保险机制可降低信贷违约概率，增加农村信贷资金的有效供给。农业的弱质性、生产经营的高风险性是导致其贷款难的重要原因。我国农村主要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农业自然灾害以及市场风险会直接地传导给农民。通过构建完善的保险保障，可有效增强农民的抗风险能力，当发生灾害损失时，能够及时足额获得赔偿，这对于降低信贷资金风险、增加农村信贷的有效供给具有重要作用。比如，中国人保在陕西开展的“银保富”项目，采取“农户+财政+保险+银行”的模式，通过财政资金对参保农户给予保费补贴，保险公司对农户提供保险保障，银行对参保农户优先予以信贷支持，截至2014年底累计带动银行贷款2.9亿元。

三是保险机制可提供信用增级服务，构建多元化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优化农村金融环境。由于农村征信体系还不健全，信用担保机制缺乏，贷款机构放贷意愿较低。通过保险机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贷款保证保险产品，能够提供信用增级服务，合理分担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风险，促进金融信贷对“三农”的支持。比如，中国人保在广东开展的“政银保”项目，采取政府、银行、保险公司“按比例共担”、“政府兜底”等多元化的风险分担形式，截至2014年底累计支持发放贷款超过10亿元，较好地提高了农户和涉农企业融资能力。

《财经国家周刊》：进一步激活农村金融服务链，服务推进农业现代化，你认为还需要采取哪些措施？

吴焰：一是加大对农村银保互动机制的支持推动力度。构建政府引导，财政支持，政府、保险、银行合作新机制，对与农村小额信贷相关的保险业务给予更大比例的保费补贴。推动银行与国有骨干保险集团的农村网点共建，在双方未覆盖区域，探索共同建设新服务场所，实现人员共用，有效降低双方经营成本，扩大农村金融覆盖面;在双方均已覆盖区域，在现有服务渠道基础上开展共建，打造“三农”综合服务平台，为农民提供一站式、低成本的银行和保险服务，切实解决农村金融服务难题。这方面，今年2月，中国人保已在业内率先与农业银行签署了服务“三农”专项合作协议，约定按照“资源共享、让利‘三农’、商业运作、风险可控”的原则，着力扩大“三农”领域金融覆盖面，积极探索“信贷+保险”模式，有效缓解“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二是进一步明确农业保险保单质押的法律地位。建议进一步从法律层面上明确保单质押合法性，制定出台涉农信贷与保险合作操作细则，以便更好地开展农业保险保单质押贷款，支持参保农户贷款。

三是适当提高农业保险保额和赔偿标准。当前农业保险保额不足，预期保险赔偿额占贷款额度的比例较低，导致银行开办保单质押贷款业务的积极性不高，不利于农村信贷供给的持续增加。建议在实现中央财政补贴险种保险金额覆盖物化成本基础上，逐步将土地租金和人工成本纳入保障范围，实现生产成本全覆盖，真正让农业保险保全保足，更好地发挥融资增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