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秩序论文范文

市场秩序论文范文第1篇

【摘要】近段时间以来,我国A股市场逐渐向好,许多公司也就抛出了股票增发方案,其规模甚至超过了08年的增发规模。增发本来无可厚非,但上市公司不能为了圈钱而圈钱,置股民利益于不顾,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市场秩序,希望有关部门对上市公司的增发予以更为严格的审批和监管。

【关键词】增发股价再融资监管

一、背景介绍

今年以来,我国股市环境逐渐向好,上证指数从去年10月份最低的1664点一路上涨,最高涨至3478点,深圳成指也从最低的5577点涨至13943点,都已经实现翻番,可谓涨势喜人。然而,此时许多上市公司就已经按捺不住了,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增发再融资方案,如万科拟公开增发募资112亿,用于扩张二线城市的房地产项目建设以充实公司流动资金;金地集团的非公开发行4亿股的方案获得了证监会的核准;保利地产80亿定向增发方案也获得通过,还有华侨城、京东方、中工国际等公司已经实施了其增发方案,此外,还有许多公司正在排队等着增发方案的审批,试图从股市中分得一杯羹。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了07、08年的情形,当时我国股市正处于牛市期间,许多公司抛出了它们的巨额融资方案,如中国平安提出的千亿融资方案,该公司拟公开增发不超过12亿股A股(约800亿元)和412亿可转债,总融资金额高达1600亿元,但最后该方案遭到市场的一致抵制,投资者们认为平安融资是为了弥补其在富通集团投资的亏损,纷纷用脚投票,公司股价也是一路下跌,该方案也就没了下文了。不过其影响却非常深远,A股指数也一路狂跌。有市场人士认为,正是由于这些不断出台的所谓的“再融资方案”是导致A股惨烈下跌的直接诱因。上市公司这种不顾股民利益,肆意增发圈钱的行为确实非常不道德,也严重地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增发本来无可厚非,如果公司有好的项目急需资金,当然可以通过这种融资渠道来获得资金,但不能为了圈钱而圈钱,圈了钱却没有地方可投,既不能给股东带来收益,又不能给公司带来利润,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也没有帮助,其导致的结果是:增发以后虽然净资产增加,但资金的整体盈利能力反而下降了。中国股市不能沦为上市公司的“提款机”,这对我国股市长期的发展非常不利。必须要有所措施遏制上市公司的恶意圈钱行为。

二、增发的股价效应

增发是指上市公司为了再融资而再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根据发行对象的不同,又可以分为公开发行和定向发行,其中公开发行针对的是普通投资者,而定向发行主要针对的是机构投资者。

我国上市公司的增发始于1998年,近年来得以快速发展。2006年4月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对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的条件和方法做了新的规定,其规定包括:(1)原则上全体上市公司都可以通过增发募集资金。(2)实施增发的上市公司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百分之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与扣除前的净利润相比,以低者作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依据。(3)除金融类企业外,最近一期期末不存在持有金额较大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借予他人款项、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的情形。(4)发行价格应不低于公告招股意向书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或前一个交易日的均价。

增发到底对上市公司的股价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这个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股票市场对增发的反应一般为负的,并把这种影响称为增发的股价效应。实证分析表明,市场在公司提出增发预案和公告增发日时股价效应最为明显。在此方面,胡乃武等(2002)选择了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为时点,刘力等(2003)则选择了董事会公告日为时点,分别对我国上市公司增发的股价效应进行了研究,证实了这种增发的股价效应的存在。

当然,这种效应与增发选择的时机会有很大的关系,当行情向好时,投资者情绪比较乐观,后市看涨,从而部分抵消了增发的负效应;当行情不好时,投资者情绪比较悲观,此时很可能会加剧这种负效应,导致股价下跌。由此可见,增发对股价的影响跟投资者的情绪有很大的关系。但我国A股市场作为新兴市场,在基础制度建设以及市场成熟度等方面还不够成熟,市场投资者多为个人投资者构成,市场中投机情绪相对浓厚。拿最近一些增发股票的公司为例,云南铜业(000878)在7月23日公布了增发预案,拟定向增发三亿股股票,募集不超过60亿元资金用于购买五家子公司资产,该公司股价的表现如何呢?该公司股价在当天就直接涨停,并在接下来的两天内连续涨停,股价由增发公告前的26.20元在三天内涨至34.87元。中工国际(002051)在7月24日公布增发预案,拟定向增发3600万股,募集6.48亿元用于收购中农机公司100%的股权,该公司的股价也在增发公告后的三天内连续涨停,股价从公告前的19.75元涨至26.29元。如上所述,增发股票的表现跟所处的行情有很大关系,中工国际和云南铜业公布增发预案时,正好处在大盘上涨趋势中,投资者也比较乐观,所以这些增发的股票相对来说有比较好的表现。增发股票表现不佳的例子也有很多,如前几天的万科(000002),该公司于8月27日公告,拟公开增发股票以募集112亿资金,该公司股价当天就下跌了2.28%,在接下来的几天内一路下跌,股价从增发公告前的10.95元跌至8月31日的9.40元。公司的增发公告很容易引起股价短时间内大涨大跌。

此外,公司的股价在增发前后纵的可能性也很大,上市公司很可能会和一些大机构联合,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拉抬股价,吸引投资者购买,来促使增发方案能顺利实施。这种操纵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增发公司股票价格的走势。

三、结论

股票增发是上市公司融资的重要途径,起着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作用。增发不能成为一些劣质公司圈钱的工具,这不仅影响到上市公司的信誉问题,还会扰乱市场秩序。有关部门应该对上市公司的增发加强监管,提高其增发门槛并监督其资金用途,完善市场制度,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参考文献:

[1]李子白,余鹏.A股市场增发的股价反应及因素分析[J].厦门大学学报,2009,(1).

[2]刘力,王汀汀,王震.中国A股上市公司增发公告的负价格效应及其二元股权结构解释[J].金融研究,2003,(8).

[3]谢百三,陈霆.我国上市公司增发新股现象剖析[J].当代财经,2001,(10).

市场秩序论文范文第2篇

市场秩序的完善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达到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表明,市场从无序到有序至少有待于以下几个方面条件的实现:一是商品交换关系和商品经济的更大发展;二是人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不断认识和把握,以及按经济规律办事自觉性的提高;三是完成产权制度改革,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法规等。

人们不可能超越这个过程,一蹴而就地达到有序阶段。但应该尽可能地缩短这个过程。对此,关键是要对市场秩序演化规律有清醒的头脑、正确的思路和实事求是的对策、措施。

一、对完善市场秩序的综合分析

我们研究市场的失序和无序现象,不仅在于寻找市场失序和无序的外部特征和形成原因,而且要研究如何控制和治理市场的失序和无序问题。为此,需要进行思考的问题是:

1.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市场体系不完善是我国目前市场失序和无序的根本原因,因此,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培育市场体系,在发展中求得市场的有秩序和稳定,才是治理市场失序和无序的根本途径。

2.我国许多市场问题的发生是和我国的经济、政治、市场的制度与体制的不完善分不开的。只有深化改革,不断健全与完善各种制度与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市场问题。

3.任何市场的失序和无序,都与管理不善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解决市场的失序和无序问题,从直接的途径看,还是靠加强管理。最重要的是抓好三个环节:一是管理决策的科学化,二是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三是加强宏观协调。改善微观管理,是解决市场失序和无序的重要途径,而加强宏观协调管理,对解决市场失序具有更大的价值。秩序问题往往是相互关联、因果循环的。只有注意各项管理制度和各种管理措施的综合配套,才能收到宏观治理效果。

4.还要注意市场失序和无序现象的预防。预防包括市场秩序的预测和市场失序的防范两个方面。就是通过科学的超前研究,对可能出现的市场不稳定因素采取预先防范措施,阻止市场混乱的发生与恶化。预防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防止某些因工作失误而导致的市场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对那些在市场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的市场问题,采取预先防范措施,把市场问题发生的范围、程度都控制到最低限度,减少市场问题的消极后果。

二、强化法制,加快我国市场从无序到有序的演进

通过对市场秩序评价标准和市场无序现象的分析,我们认为对我国市场无序运行问题只有“综合治理”、“对症下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积极创造条件,才能卓有成效地使其向有序转化,不断接近理想秩序的目标。就市场法规制度方面而言亟待加强以下内容。

1.产权制度。因为市场交易从根本上说是产权的交易和调整,所以产权能否自由地交易,成为市场交易能否贯彻的基本前提。而一种产权制度要能支持市场交易并维持其正常秩序,就必须使相应的要素的产权具有排他性和可让渡性。

2.契约制度。契约是双方意志一致而产生相互间法律关系的一种约定。而市场交易是买卖双方意志一致的行为,所以契约之于市场交易的作用就在于通过确立交易各方的权利和义务而使之秩序化。这是因为,在人们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和过程愈来愈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离开了契约,市场交易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就没有确定性,从而市场交易也就无秩序可言。

3.货币制度。所谓货币制度就是人赖以表现经济价值、彼此进行交易的一种安排。正是有关这些方面的法律规定,才为货币有序有效地充当市场交易的媒介提供了最起码的制度保证。

4.进出制度。市场进出指的是市场主体进入或退出整个市场或特定的生产经营行业和地区的行为。市场主体的进出行为是推动竞争而制约垄断的力量。一个市场体制越是能够允许比较自由地进出,它就越是具有开放性,从而也就越是具有竞争的活力。因此,一个社会就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市场进出的障碍而扩大其自由度,以形成竞争性较强的市场结构。

5.竞争制度。竞争是市场的必然伴侣和市场有序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为此,竞争本身也必须是有序的。这就要求必须对市场竞争进行规范,制定相应的竞争法规和制度。

6.产品责任制度。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及用户在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要求作为第三者的国家制定相应的法规来强制生产经营者对自己生产和经营的产品与服务承担应有的责任。否则,有关产品(服务)质量的责任纠纷就会越来越多,以致影响市场正常秩序。

7.舆论监督制度。国内外维护市场秩序的实践都证明,社会舆论的监督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治标之方”,是一种强有力的、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包括新闻单位、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和个人的监督作用,就能将市场秩序广泛纳入社会舆论网的覆盖之下。这样,就会提高市场主体的自律意识和交易行为的自我约束能力。当前的问题是要将舆论监督作为一种法规确立起来,使舆论监督者有法可依,执法无虑,敢于大胆行使自己的权利,更好地保护企业的正当经营活动和消费者的利益。

三、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发育基础重塑市场主体是市场发育的基础。

如果不培育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真正的市场主体,市场将名存实亡,市场秩序和市场效率更无从谈起。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发育基础的内容有:

(一)市场主体的培育是根本

市场主体是市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市场主体就没有所谓的市场。那么,谁可以成为市场主体呢?我们认为只有厂商(企业)和家庭(个人)才是市场主体,而政府不应成为市场主体。因为市场主体必须拥有独立的产权,能够在市场活动中自主决策,同时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又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

市场演进到今天可以是无形或有形,但其基本含义并没有改变,它是相互独立的市场主体之间在自愿互利、平等缔约的基础上,彼此交换财产权和关系的总和,这种复杂的交换实现了资源的配置。所以市场主体的发育情况,就直接影响了市场的形成和市场的发育状况,培育市场主体是市场发育的首要环节。计划体制的最大弊端就在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因而也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在传统体制下,政府不仅管制了价格而且也管制了企业的行为,甚至可以这样说,政府在试图成为市场主体的时候,反而扼杀了真正意义的市场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来源于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大批极具活力的非国有企业,它们迅速成为市场中极为活跃的主体。他们以清晰的产权结构,自主的经营行为,以及对利润的追求推动了我国市场的日渐发育成熟,成为提高效率、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动力源泉。

(二)市场主体、产权和激励机制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靠的是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和兴起。培育市场主体,为的是形成这样一个经济组织。而一国经济有效运转的根本困难,在于经济激励和经济信息。培育市场主体,其根本着眼点和理论基础就在于解决激励机制问题。而一般的浅层次的调动积极性的效果极为有限,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激励,以诱导经济个体合理地与外界其他个体交往、贸易,从而高效率地利用有限的社会资源以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产权清晰及其所带来的剩余占有问题就成为解决经济组织的效率问题中市场主体发育问题的核心。

在市场经济中,剩余是经营的最终净成果,也就是利润。经营者的一切努力和贡献,包括所承担的风险,将最终反映到利润(或负利润即亏损)之中。剩余的强大激励作用,就在于让被激励者占有这种剩余。因而他的任何贡献都通过剩余的增加而得到承认和报酬。剩余占有者为扩大利润,会努力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迎合消费者以扩大销售,提高投资收益以吸引资本。而与此相比,任何其他指标都难以达到如此全面而强烈的激励效果,包括计划体制中所设计的种种考核指标。所以,明确剩余占有的归属问题即明晰产权,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终极的激励手段。总而言之,就是谁占有剩余,谁就实质上享有对该经济组织的所有权,而谁占有剩余,谁就自然会对经营管理负全部责任。所以,培育市场主体的中心问题就是明晰产权。

(三)产权与市场秩序

市场秩序是强制性制度安排和非强制性制度安排相结合的产物,而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就是产权制度。那么如何理解产权与市场秩序之间的相互关系呢?现实经济生活的最大特点是资源的稀缺性。科斯教授曾举过土地的例子来说明产权和经济秩序的关系。如果未在稀缺性资源中建立产权,就必然会导致混乱无序,混乱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人对没有建立产权的稀缺性资源的争夺。所以,从经济人和稀缺性这两个假定出发,可以看到要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混乱无序问题,就必须从界定实施产权入手。而保障法律的效率,就是消除对法定权力和自由交换的障碍,含糊不清常常损害法定权利,使其难以得到正确估价,法律的效力是由明确法定权力并强制履行私人法定权力交换合同而得以保障的。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科斯第一定理:在交易成本为零或相当小的情况下,不管选择何种规则,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界定的,都会出现有效配置资源的结果。

对界定产权与市场秩序之间关系说得最清楚的是詹姆斯·M·布坎南,他认为“在正确设计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内,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的个人行为产生出一种自然秩序”1。他又进一步表述了产权与市场秩序的关系:“如果没有包含有作了明确规定的无论是受到尊重的还是依靠强制实施的私人所有权,以及包含有保证契约得以实施的程序的适当的法律和制度,市场将不会产生一种价值极大意义上的‘有效率’的自然秩序。”他接着说:“市场秩序只有在市场各个个人参与者之间自愿交换的过程中才能产生”2。至此,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产权——市场主体自愿交换——市场秩序”这一关键链,完成了对产权和市场秩序关系的第一层次的揭示。

然而,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存在着外部效应,同时交易费用实际上不是零值而是正值。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如科斯第二定理所言:在存在着相当大的交易成本时,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结果就不会在每种规则中出现,而合理的规则是使交易成本影响最小的规则。这就回答了应该如何界定产权的问题。在科斯看来,效率问题是由成本和效益相抵的差额来决定的。为了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就需要有权力的调整即进一步界定产权,这样外部性问题才能通过权利的自愿交易借助市场机制来解决,才能使外部性领域的混乱消失,经济运行才能达到它的秩序状态。这样就完成了对产权和市场秩序关系的第二层次的揭示。

四、坚持市场运行原则、健全市场监管法规

市场秩序虽然不是市场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但却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一个高质量有效率的市场必须是一个有序运行的市场。在转型时期,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市场运行原则,健全市场监管法规,实现市场制度创新。

(一)坚持市场运行原则

1.贸易自由原则。这是商品交换双方在没有外来干预下自愿让渡商品的原则。贯彻这一原则时,首先要排除依仗非经济强制力量的强买强卖。这并不是说政府一点也不能干预经济,而是必须以不损害交易双方的自为原则。其次还要尽量排除经济强力的干扰,使买卖双方处于供求局势大体均衡的环境中,甚至交易双方的经济力量大体相当。

2.等价交换原则。它是商品经济主体独立的平等关系的体现。破坏等价交换的情形一般有两种:一是计划经济时代剪刀差式的社会主义积累条件下,破坏了等价交换。另一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存在着交易双方实力对比悬殊或信息不对称时,容易出现供求不均衡或存在垄断,等价交换原则因而遭到破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缩减了对价格控制的范围,减少了国家对市场价格形成的干预,为市场机制的顺利运行和等价交换原则的贯彻开辟了道路。

3.公平竞争的原则。是指经济主体在市场竞争中要有公平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以便竞争得以正常地进行,充分发挥市场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要使竞争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就得在市场上形成允许竞争、自由竞争、平等竞争的环境和条件,使竞争真正体现商品经济主体之间劳动的比较,所以在商品经济中必然要按公平竞争原则办事。按照公平竞争的原则来组织市场,进行贸易,本质是为价值规律发挥作用开辟道路。历史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公平竞争得以成为现代交换的形式,成为市场经济下社会劳动分配赖以进行的市场制度。马克思曾说:“现代社会要进行劳动分配除了自由竞争之外,没有别的规则、别的权力可言。”2所以,公平竞争是构筑市场秩序的核心和目的所在。

(二)健全市场监管法规

健全市场监管法规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经济监督问题,而社会经济监督的客观依据主要基于社会法律制度、经济规律和商务惯例。其主要内容就是有关市场规则的设计。

1.市场进出规则的设计。市场进出规则是指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即商品)进入或退出市场的法制规范或行为准则,它包括以下两类规则。

一是市场主体进出规则。市场主体的进出行为是推动竞争而制约垄断的力量。一个社会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市场进出的障碍而扩大其自由度,以形成竞争性较强的市场结构。实际上,规范市场进出规则主要是:(1)规范市场主体进行市场活动的资格;(2)规范市场主体的经营功能;(3)规范市场主体退出市场行为。具体的如各国制定的关于企业制度的法律。中国已颁布了《公司法》、《企业破产法》等法律,但实际上仍然需要继续制定相关法律,并注意实施问题。

二是市场客体进出规则。这一规则的设计是为了尽可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具体而言,市场客体(商品或服务)进出规则包含以下几方面的规定:(1)商品的质量要符合要求,低劣商品不能进入市场之中;(2)商品的效用要符合社会利益,那些有害于人民身心健康的商品不能进入市场;(3)商品的包装及其他方面都要符合要求,不能有损于消费者的利益;(4)商品要名副其实,任何假冒商品都不能进入市场;(5)商品的价格及计量等都要符合要求,否则不能进入市场。世界各国都陆续推出了规范市场客体的法律,如英国的《统一产品责任法(草案)》,欧共体《关于对有缺陷的产品的责任的指令》等,我国也于1993年通过并实施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这些法律都对维护市场秩序、提高市场效率起到了重要作用。

2.市场竞争规则的设计。为使市场有序有效地运行,竞争本身也必须是有序的。所以,需要制定相应的竞争法规或制度,以对市场竞争进行规范。市场竞争规则是以法制形式维护公平竞争的规则,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规定和要求:(1)使市场主体都能够机会均等地按照统一市场价格取得生产要素;(2)使市场主体都能够机会均等地制定价格和确定销售地区;(3)使市场主体都能够平等地承担税负及其他方面的负担,没有任何优惠或不公正的负担;(4)维护所有方面的平等竞争,如劳动者之间的就职机会均等和经营机会均等。

3.市场交易规则的设计。市场交易规则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经营活动的准则和规范,是确保市场秩序的重要市场规则,它具有四个方面的规定性:一是自愿,二是互利,三是约定,四是市场交易的非人格性。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所以设计交易规则首先就要规范市场交易方式,包括交易公开化、交易货币化、信用票据化和交易规则化。其次是要规范交易行为,要形成自愿的、非强制的、平等的交易,使买卖双方进行互惠的货真价实的买卖活动。反对和禁止强买强卖和巧取豪夺。再次是要规范交易价格。市场交易规则一方面要求交易双方规范地进行交易活动,禁止各种非正当交易;另一方面是为双方的规范交易创造良好的环境条件,包括反对各种垄断和改变严重短缺或严重过剩的市场格局。

五、正确认识和发挥政府对市场的调节管理行为

(一)政府行为的基本理论分析

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政府行为的标准问题,二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讨论政府行为的核心问题就在于它的一切行为是否符合市场规律。我们所要建立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但辅之以社会保障、宏观调控的经济制度。它是将市场自由原则同社会公平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秩序和竞争秩序。

有鉴于此,政府行为的标准就无疑要以效率和公平作为评判标准体系。这样,政府行为需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采用顺应市场形势的增长政策,推行国家的适度干预,确保就业,实行外贸自由化。即充分发挥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二是以公平为标准,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公平与社会进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生产率从而创造国民收入放在首位,在不断扩大社会财富的条件和前提下,实现国家对收入和财富的社会再分配。在保证公平的过程中,也必须运用符合市场规律的手段,才能既保证实现社会目标,又不会干扰市场机制的作用。

另一个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经济转型的时期,应该坚持“国家与市场并举”的原则,既注重市场自身的发育,又注意国家对市场的培育。其原因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具体而言有三点:(1)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缺乏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2)由于中国长期推行计划经济,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软件;除此之外,(3)作为中国特殊情况的人口压力使中国市场经济只能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状态下运行。

总而言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应该是建立和维护正常的秩序,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简言之就是制定比赛规则并建立比赛秩序。

(二)国家权力潜能的发挥与市场秩序优化

客观上存在的“市场失灵”现象,也需要有国家为市场正常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国家的作用在此主要体现在法律制度规则的制定与实施方面。

首先,国有应该对有效的产权制度负责。前面我们已经谈过有效的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保证,所以完善市场秩序就首先要在转型中国努力构建以完备的财产保障为导向的法律制度,也就是要承认多元利益主体财产权的合法性,以国家法律为后盾保证产权的清晰。

其次,在整个转型时期,要使市场正常有效地运行,就需要国家凭借政权的力量制定出有关市场的经济政策和市场规则。一方面用来保障市场多元化主体财产所有权及其利益不受侵犯,并且保护财产所有者对其财产的处置权;另一方面用来约束市场活动参与者的经济行为,制止他们在追求各自利益时对他人的自由和利益的干扰与损害。以上两个方面的约束力量,通过国家政策和国家政权的强制性作用来消除阻挡市场正常自行运行的障碍。

总之,国家的作用实际上应定位在:塑造市场基础上的竞争经济,产业政策要随时代变化而灵活地实施,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以给企业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并以效率为基准推动企业竞争。在这一点上,日本政府的做法是值得中国在转型时期学习和借鉴的。

各国都存在经济干预。问题是经济干预的原则和标准是什么,是取代市场还是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转型时期政府应致力市场的培育和开发,实施保证和促进市场效率的经济政策。

六、确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非正式规则

市场秩序得以顺利运行的基础是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是由政治行为、法律行为、社会行为与相应的制度所体现出来的。马克思曾指出,市场制度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筛选出来的特定的经济组织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可以这样说,市场经济是个体积极性充分发挥的竞争经济,是一种较为先进的人类文明形式,其文化和道德秩序等非正式规则在其发展中功不可没。

正式制度规则的确立无疑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和前提条件,但现实生活中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非正式制度安排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

1.传统文化的误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文化有许多格格不入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以“孝”为根本,“忠”是“孝”的延伸,这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传统社会中的亲族协作形态,中国的家庭主义伦理所强调的是牺牲个人利益以维护集体、义与利最终统一于“义”。这样就与市场经济的原则产生重大隔阂,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立足点就是人的利己心,人的利己心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动力。有人曾借助日本及东亚的儒家传统来为中国文化传统辩护,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以日本为例,他们的儒家伦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儒家伦理,日本化的儒学以“忠”为核心,强调对领主的效忠,这种价值取向与日本社会的非亲族协作形态相适应。日本的集团主义伦理所强调的是发展集团利益以促进个人,义与利最终统一于“利”,在日本,利己心不是个人的,而是公司的,公司的利益驱动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所以日本的儒家理论是经过日本化改造并与市场经济利益原则及西方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有机结合的现代化儒家伦理,早已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伦理。

2.契约与信用。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这也是我们在前面反复谈过的一个问题。信用原则要求具有相互独立的经济利益的各行为主体之间的经济往来,必须用契约和法律来保证,通过契约与合同关系确立彼此的权利和义务,约束彼此的行为,真正做到恪守信用,按合同办事。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市场经济更要求以信任为宗旨构造道德秩序,这种非制度安排和法律规章等制度安排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

3.培育市场经济精神。在经济转型中,培育市场经济精神,实际上是要在文化方面补几百年的课。这是一件非三日五日就能办成的事情,但若拒绝文化转型,必将最终影响和拖累经济改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道德观念归根结底就是所谓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是市场经济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中一直留下来的其特有的思想基础或心理基础。这种精神的实质是确认企业家个人是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因素,搞实业的人被认为是社会的中坚,实业家个人的积极性是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从这种精神的实质出发,演化出一整套的思想体系,如认为私人投资、个人利益和自由具有神圣性,企业必须承担失败的全部风险,同时享有成功的一切机会等。它们对于维护实业家的积极性是重要的,可以说,这种精神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

4.市场道德建设。作为市场主体的“经济人”会在其经济理性的指引下,发现在市场交易中只有“利人”才能“利己”,市场交易可以使各方都得到好处或者在不损害他方利益的前提下使某一方得到好处,人们因此才愿意加入到市场中来,市场因而形成了人们自愿互利交易的场所和体系。自愿互利的交易可以说是市场交易的质的规定性。

市场经济是承认“利己”的,而且要借助利己心推动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这种关系对传统道德的冲击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实际上,人类要从市场交易中获得效率和其他好处,就必需或多或少地放弃传统的社会交往方式而代之以市场交易方式,与此同时,或多或少地放弃传统的道德观念而代之以新的适应市场交易的道德观念。

维持和优化市场交易秩序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就是“利人利己”。市场道德与不道德的分界线就是市场主体是“利人利己”还是“损人利己”。“损人利己”是对市场道德准则的破坏,例如掺杂使假、强买强卖、假冒伪劣、欺行霸市等会使市场竞争演化成相互掠夺的市场混战。我们建设市场秩序,维护市场道德,目的就在于调节人们在市场上生意、金钱和竞争的关系,避免出现你亏我赢或你死我活的“零和”关系,而要尽量通过道德规则的约束,形成大家都赢的“正和”关系。因为只有人人都遵守“利人利己”的道德准则,人们之间的市场交易关系才有可能成为利益“正和”的关系,从而才有可能给市场体系及其秩序的形成和维持以相应的动力。

市场秩序论文范文第3篇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迎来了房地产开发的高效率建设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出现了土地市场权力“寻租”导致的不公平现象。改革开放20多年来，由于政府职能不到位，土地市场存在违规交易，暗箱操作，闲置土地浪费资源，出现了园区盲目跟风而上，非法圈占集体土地等现象，降低了政府信誉，直接影响着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健康有序、合乎规则的市场平台，创造公开、公平、公正交易的市场环境，培育井然有序、有章可循的土地市场秩序。

一、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共同起作用的经济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忽视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职能，从否定计划经济的“政府万能论”走到了市场经济的“市场万能论”。实际上市场是有缺陷的，市场的运行和效益的发挥必须借助国家的干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有它的角色和职能，正如萨廖尔逊指出政府有三个方面的经济职能：一是政府力图矫正市场失灵，以提高效率；二是政府要规划利用税收和支出向特殊群体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以促进公平；三是政府要依靠税收、预算支出和货币的供应量来进行宏观调控，降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而同时又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我国政府更应承担起推进土地市场公平的职能，协调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产生的两种“失灵”问题。

1、城市土地的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指由于市场内在功能性缺陷和外部条件缺陷所引起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低效率和在某些领域的运作不灵，城市土地市场失灵主要表现在：宏观性城市土地市场失灵，表现为城市土地市场总供求关系发生以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为特征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信息性城市土地市场失灵，表现为由于土地市场的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交易过程中一方因利益的驱动损坏另一方利益的现象；公共性城市土地市场失灵，表现为市政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公共设施用地，不能像商品房等私用产品那样，在市场上被自发有效的生产出来；垄断性城市土地市场失灵，表现为市场上只有为数很少的几家发展商垄断的局面，土地垄断者通过操纵地价牟取暴利，使市场均衡作用失灵；外在性城市土地市场失灵；表现为当土地市场主体的活动给外部带来经济损失时，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来调节将难以达到有效配置土地资源的目的；分配性城市土地市场失灵，表现为在土地收益分配领域，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可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一方面在存在垄断的条件下，土地价格严重背离价值，使部分人获得不合理收入；另一方面，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使低收入者无法占有土地，住在交通不便，条件差的区域，高收入者占居区位好的地段，客观上造成贫富区位分化。

2、城市土地的“政府失灵”

由于存在着城市土地市场功能的缺陷和不足，有必要进行政府干预，以维护市场的功能，矫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弥补市场的不完全性，纠正市场作用的偏差。但是政府本身有某些缺陷，城市土地使用过程中出现“政府失灵”现象是多方因素共同的结果，如政府收集信息不足而影响决策；决策者智慧不足造成决策效率低下等影响；政府部门间缺乏协调、决策者利益的约束等影响，城市土地管理主要依靠计划、规划、土地管理三个部门，三部门各司其职，计划部门主要给予项目立项、确定用地和建设规模，规划部门确定选址、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管理部门颁布并具体办理土地手续，但三部门缺乏协调，使得政府干预也会有其缺陷，存在“政府失灵”现象。城市土地使用中的“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城市土地供应的无序导致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大和土地资源的浪费，用地布局结构的混乱和用地结构比例的不平衡，而房地产开发也呈结构性缺陷；法制的不健全和行政管理的不完善，给一些靠土地投机谋取不当利益者造成了钻空子的机会，使得国有土地资源浪费严重，国有资产流失。

二、政府承担推进土地市场公平的职能分析

1、政府推进公平，具有协调利益关系，维持社会稳定的功能

公平是社会的“稳定器”，由于经济利益关系是其他利益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所以推进公平的首要任务是协调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市场主体都是追求利益实现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因而在利益需要的无限性和社会资源供给有限性的矛盾前提下，人们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会大量的、经常的发生。社会要稳定、存续下去，就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来协调利益关系，缓解利益冲突，这种组织只能是在社会形象上代表全体国民利益并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政府通过确立公平原则并强制执行来调节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实现社会稳定和市场有序运行。

2、政府推进公平是提高效率的保证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相辅相成、互相制约，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兼顾和协调发展的关系。效率是公平的基础，为公平提供物质保证，单方面追求公平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效率的社会，单方面追求效率，牺牲公平，最终效率也不能提高。公平制约着效率的提高，公平维系的社会稳定，为效率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市场经济条件，偏重效率必然是急功近利，当短期利益同中长期利益发生冲突时，市场机制必然是为眼前利益而牺牲未来利益；提高效率需要公平，而公平又不是自发产生的，必然要诉求政府，凭其社会公信力和权威性来解决。效率与公平能否兼顾关键是政府在推进公平上的作用能否正确有效的发挥，政府干预经济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如何寻找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

3、政府推进公平是对“市场缺陷”的矫正和弥补

公平包括起点公平、结果公平和环境公平三个方面。在土地市场上的起点公平是指机会均等，开发企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平等参与。结果公平是指获得土地成本的公平。目前的土地市场失灵及导致的政府失灵不利于开发企业的公平竞争，引发社会不稳定，政府必须对其干预，为提高效率提供安全和稳定机制。环境公平是指市场规则化、竞争秩序化、权益保障法律化。环境公平是市场机制顺利运行的条件，是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保证。市场本身是不能够创立和维持公平的竞争环境的，环境公平必须由政府强制地建立和维护。政府通过制定法令、制度、标准等形式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确保土地市场交易的效率与公正性。

三、政府在土地市场应该采取的措施

1、在推进起点公平上，建立健全经营性用地的市场运作机制

建立健全经营性用地的招、拍、挂运作机制，要严格城市土地使用权的交易制度，出让土地成交后，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保证地价款足额到位。同时，在城市土地使用权的招标、拍卖和挂牌交易的过程中，要减少审批环节，降低交易费用，保障交易安全，促进城市土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

2、在推进结果公平上，政府要建立合理的土地价格体系

国土资源部门不能只顾增加财政收入，而要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适度调控土地出让价格，尽力消除地价虚增成分，同时也可以避免土地市场的无序竞争和地产商的非理性投资。

3、在推进市场环境公平上，加强管理和监督

为了整顿土地市场，采取的措施有：第一，整顿隐形市场，规范城市土地的正常流转及合理利用；第二，积极推行城市土地交易许可制度和城市土地交易申报制度，以便于政府部门全面、及时掌握地价信息；第三，实施土地使用权市场交易信息披露制度，公开公布供地信息、地价信息，为社会、为投资者提供服务；第四，加强和完善城市地价管理制度，科学地开展基准地价更新与土地定级的修订工作；第五，完善土地监察管理体制，坚决纠正土地资产管理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行为，严肃查处土地交易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要加强土地监察执法队伍建设，以确保土地监察执行人员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市场秩序论文范文第4篇

纪宝成教授主编的《市场营销学教程》于1992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成为在该领域获得国家奖的第一本教科书；他领衔合著的《商品流通论》于1995年获得国内贸易部优秀教材一等奖；他主编的《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秩序研究》于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在年再度获得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他领衔的“市场营销专业系列教材建设”项目，于2005年获得中国教育界最高奖——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此外，纪宝成教授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多种报刊杂志200余篇，累计400多万字。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纪宝成教授长期在教育管理岗位工作，近年来陆续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文集和专著，这些文集和专著是他长期以来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探讨，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不可多得的智慧美玉。2003年lo月，纪宝成教授的《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规划、体制与发展》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2004年3月，他的另一本文集《发展与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年1月，《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纪宝成卷》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年3月，由纪宝成教授主编的《中国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除了经济领域与教育管理领域，纪宝成教授还具有很高的国学素养，他先后在《南方周末》、《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的《重估国学的价值》、《接续文脉、重振国学》和《关于振兴国学的思考》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引发了人们关于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争论和思考。他结合MPA教育工作，发起并主持编写了供公共管理硕士(MPA)学员使用的研究型教材——《中国古代治国要论》，受到了MPA学员和专家学者的好评。

纪宝成教授同时还是一个诗人。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诗作不断，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词选《岁月诗痕》，收录了他自中学以来40多年间所写的诗词多首。

这些诗词既是他峥嵘岁月的记载，又是他豪迈性情的体现。

长期以来，纪宝成教授不仅在领导岗位上积极探索、无私奉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他也在理论园地善于思考、辛勤耕耘，在多个领域拥有丰硕的成果，卓然成家。

商品流通理论与经济学领域

近三十年来，纪宝成教授对商品流通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我国商品流通理论、商业活动与市场机制、商品流通体制与运行的开拓性研究；二是将西方市场营销理论率先引入我国，并予以中国化的发展与创新；三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等宏观经济层面的研究，包括市场秩序、国有经济和国家经济安全等重要领域。

一)对商品流通理论及其运行体制的开拓性研究

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处于起步阶段，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还占主导地位。由于左倾思想的桎梏，人们普遍对商品流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等概念小心回避，甚至讳莫如深，但是纪宝成教授此时已经开始了独立的思考和积极的探索。

早在1981年，纪宝成教授就批驳了狭隘的商品流通渠道观念，他认为商品流通不单是商品由生产领域进人消费领域，实际上包含商品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形态变化，是商品价值再分配和国民收人再分配；商品流通渠道问题也就决不只是简单的空间上的商晶流通路线问题，而首先是商品流通的社会组织形式问题、市场组织结构问题，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利益关系。o在此，纪宝成教授准确地看到了商品流通与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不能离开市场谈商品流通，这在还比较忌讳谈论市场作用的特定时期，这样的学术观点非常具有前瞻性。

而在1985年的文章《市场机制与经济改革》中，纪宝成教授更为深人地论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他认为要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就必须十分重视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商品经济中，市场是呼唤出巨大生产力的法宝，是推动商品生产发展的强大力量；重新认识市场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正确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转的功能，是推进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引入市场机制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点内容。②在中央尚未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这些理论观点无疑需要理论勇气。他还就发展商品经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特别呼吁推动价格体制改革，遵循价值规律，更充分地发挥自由价格的作用。

纪宝成教授还对当时的一些认识误区进行了批驳和厘清。

当时不少学者以及媒体将“买方市场”几乎等同于理想市场，纪宝成教授在其1985年的《“买方市场”质疑》一文中精辟地指出买方市场不是市场繁荣的代名词，也从来就不是理想的市场格局，自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市场模式。毪十对一般认为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与社会主义无关的认识，纪宝成教授实事求是地深入分析和思考，认为我国当时出现的市场疲软，表面看是一种危及总量平衡的结构性疲软，但就成因而言，则是一种体制性、管理性的疲软，表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也有可能存在生产过剩性危机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只有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生产者，打破“诸侯经济”，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建立以市场实现为中心而不是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宏观调控体系，才可能治理商业生产者的盲动，实现总体基本平衡。氆历史也已经证明，生产相对过剩与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政治制度无关，而更多地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会出现市场疲软和需求不足的局面，唯有科学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搞好宏观调控，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1987年，纪宝成教授出版了其第一部学术专著《商业活动论》。这本书萌动于他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之际，针对商业经济理论教材专著匮乏的现实，根据改革开放的时展要求．纪宝成教授以商业活动为主线，对商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功能、基本要素、运行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富有独到的见解，并融理论性、应用性于一炉，是当时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1993年，纪宝成教授与他人合著的商品流通理论专著《商品流通论——体制与运行》出版。该书明确提出了生产——流通——消费动态分析法，将商品流通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创新了研究视角与方法。该书认为过去重生产轻流通，本质上是轻视消费、忽视消费的经济表现，而忽视消费的生产不可能是健全的社会再生产。该书的出版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杜英斌认为这部学术著作具有开拓性，是现代商品流通理论建设的奠基之作，它将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不仅具有理论深度和历史厚度，而且具有现实力度，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商品流通理论研究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周万钧认为该著作是当时众多研究商品流通论著中一部有深度、有特色、有新意的理论成果。其理论贡献一方面在于它一开始就把研究纳入科学的轨道上，始终如一地把商品流通过程确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客观经济过程，@从而破除了把商品流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为以后的商品流通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在于它深刻厘清了商品流通本质上是商品货币经济中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依存与竞争的动态的经济利益体系，从利益关系的视角把握商品流通，从而把握住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

今天，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是要知道这一历程是经过了漫长而又艰苦卓绝的探索，并非理所当然。回顾历史，表明我们唯有如纪宝成教授那样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秉承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唯书，不唯上，摆脱意识形态的窠臼，我们才能更好地进行理论创新，认清和把握现实，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二)对西方市场营销学的弓l进与发展

纪宝成教授是引进西方市场营销学、并结合中国实际发展创新的先驱者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末，市场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计划经济体制尚未破除，商品总体上的供不应求使得市场营销的理念与方法远远没有进入大多数学者和企业的视野。

就在1989年，纪宝成教授主编出版了《市场营销学教程》，并于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成为在该领域获得国家奖的第一本教科书，引起了学界和企业界的极大关注。柳思维和施祖军等人认为该书无论在内容还是结构以及写作方法上都有创新，特别是对国内原有“市场学”的立论基础进行了新的突破，全书谋篇布局，别具一格，使人耳目一新。该书自始至终将研究焦点和视野对准企业的市场营销，但是又不仅仅分析企业，而是从卖主的角度研究市场经营问题，理性地研究企业处于市场上的动态行为，企业营销贯穿于全书的始终，是思考和分析问题的主线。同时，该书尽可能地摆脱西方营销模式的束缚，立足于中国的市场和企业，探索中国市场营销学的特色，努力走自己的路。‘p在1992年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营销学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现，市场营销学也开始广为人知。纪宝成教授没有满足已取得的成绩，针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的变化，于1995年和2001年分别对该书适时地进行了较大的修订，使其具有时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内容，与时俱进，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因此，纪宝成教授领衔的“市场营销专业系列教材建设”，于2005年荣获中国教育界最高奖——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同时，纪宝成教授编著的《市场营销理论与方法》一书也在2001年出版。

纪宝成教授对我国市场营销学的研究贡献，不仅在于他是把西方市场营销学引入中国的先锋，而且在于他力图使之中国化的探索，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营销学体系。

三）对宏观经济领域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贡献

纪宝成教授对经济领域的研究视野日益开阔，从20世纪年代末开始对商品流通和市场机制的基本理论研究到年代对宏观层面的商品流通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再到最近几年对整个市场经济制度等更为宏观的经济问题研究，在学界和社会都引起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提出的有关主张多次被国家相关决策部门采纳。我们结合时代的具体历史背景可以看出，纪宝成教授始终抓住了时展中的重大经济问题，既反映了其作为一个学者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敏锐感知和探索勇气，更充分反映了其作为一个学者所具有的对国家和时展的强烈责任感。

自1992年国家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深层次利益矛盾亦目益突出，市场秩序_f．分混乱，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转型经济期如何构建有序的市场秩序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2003年纪宝成教授主编出版了重要著作《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秩序研究》，该书对新古典自由主义演进秩序观、理性建构主义和立宪自发演进观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建构演进市场秩序观”。将其内涵界定为“利益和谐、关系和谐、收益共享、竞争适度、交易有序、结构稳定的资源配置状态和利益关系体系”，②在理论上从“市场秩序的核心”、“市场秩序的制度基础”、“市场秩序的法律基础”、“市场秩序中介组织与市场秩序”、“政府与市场秩序”等六个方面对市场秩序的构建进行理论性研究；并运用上述理论对我国在转型期面临的市场秩序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剖析了各类市场秩序紊乱的根据，提出了治理对策。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李卓元研究员认为纪宝成教授的市场秩序和谐论和建构演进秩序论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不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丰富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深化我国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高涤陈教授认为该书的出版弥补了以往市场理论研究的缺陷，填补了我国关于市场本身研究的理论空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该著作获得2004年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于2005年再获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于n冶方经济学奖。新晨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浪潮，以及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推进，纪宝成教授开始高度关注国家产业安全等重大问题。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企业对海外上市可谓趋之若骛。截至2005年底，中国海外企业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3700多亿美元，海外上市公司总数达到310多家，其中80％是我国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优质国有企业；而且计划两三年内海外上市的大中国有企业还有上百家。匾对如此盲目的大规模海外上市浪潮。纪宝成教授从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指出国内大量优质企业海外上市将导致国家资本市场的空心化与边缘化，削弱资本市场价格功能和稳定性，并产生巨额上市成本，变相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国家利益和产业安全。为此，纪宝成教授认为必须纠正错误观念，充分认识到大规模海外上市对国家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外部性问题；从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的高度对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进行分类管理，对带有垄断性、关涉国计民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海外上市进行必要的审核和管制；取消海外上市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海外上市企业有序回归。在“第十一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纪宝成教授指出必须对海外上市企业的回归进行整体规划，分阶段、有计划、有目标地回归。在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义上，纪宝成教授作为人大代表率先提出海外上市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应逐步回归A股的重要政策性建议，受到海内外各种媒体的广泛报道，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并受到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高度评价。

参考文献

1.纪宝成试论商品流通渠道

2.纪宝成市场机制与经济改革

3.纪宝成"买方市场"质疑

4.纪宝成市场疲软与经济体制--兼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生产过剩问题

5.杜英斌理论上的升华实践中的灼识--评纪宝成教授新著《商品流通论》

市场秩序论文范文第5篇

纪宝成教授主编的《市场营销学教程》于1992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成为在该领域获得国家奖的第一本教科书；他领衔合著的《商品流通论》于1995年获得国内贸易部优秀教材一等奖；他主编的《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秩序研究》于年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在年再度获得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他领衔的“市场营销专业系列教材建设”项目，于2005年获得中国教育界最高奖——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此外，纪宝成教授在《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等多种报刊杂志200余篇，累计400多万字。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纪宝成教授长期在教育管理岗位工作，近年来陆续出版了多部关于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文集和专著，这些文集和专著是他长期以来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探讨，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不可多得的智慧美玉。2003年lo月，纪宝成教授的《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规划、体制与发展》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2004年3月，他的另一本文集《发展与繁荣人文社会科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年1月，《中国当代教育家文存——纪宝成卷》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06年3月，由纪宝成教授主编的《中国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除了经济领域与教育管理领域，纪宝成教授还具有很高的国学素养，他先后在《南方周末》、《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的《重估国学的价值》、《接续文脉、重振国学》和《关于振兴国学的思考》等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引发了人们关于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系列争论和思考。他结合MPA教育工作，发起并主持编写了供公共管理硕士(MPA)学员使用的研究型教材——《中国古代治国要论》，受到了MPA学员和专家学者的好评。

纪宝成教授同时还是一个诗人。他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诗作不断，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词选《岁月诗痕》，收录了他自中学以来40多年间所写的诗词多首。

这些诗词既是他峥嵘岁月的记载，又是他豪迈性情的体现。

长期以来，纪宝成教授不仅在领导岗位上积极探索、无私奉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他也在理论园地善于思考、辛勤耕耘，在多个领域拥有丰硕的成果，卓然成家。

商品流通理论与经济学领域

近三十年来，纪宝成教授对商品流通理论和经济学的研究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我国商品流通理论、商业活动与市场机制、商品流通体制与运行的开拓性研究；二是将西方市场营销理论率先引入我国，并予以中国化的发展与创新；三是对市场经济体制等宏观经济层面的研究，包括市场秩序、国有经济和国家经济安全等重要领域。

一)对商品流通理论及其运行体制的开拓性研究

世纪80年代初，我国改革开放处于起步阶段，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还占主导地位。由于左倾思想的桎梏，人们普遍对商品流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等概念小心回避，甚至讳莫如深，但是纪宝成教授此时已经开始了独立的思考和积极的探索。

早在1981年，纪宝成教授就批驳了狭隘的商品流通渠道观念，他认为商品流通不单是商品由生产领域进人消费领域，实际上包含商品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的形态变化，是商品价值再分配和国民收人再分配；商品流通渠道问题也就决不只是简单的空间上的商晶流通路线问题，而首先是商品流通的社会组织形式问题、市场组织结构问题，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利益关系。o在此，纪宝成教授准确地看到了商品流通与市场之间的密切关系，指出不能离开市场谈商品流通，这在还比较忌讳谈论市场作用的特定时期，这样的学术观点非常具有前瞻性。

而在1985年的文章《市场机制与经济改革》中，纪宝成教授更为深人地论述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他认为要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就必须十分重视市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商品经济中，市场是呼唤出巨大生产力的法宝，是推动商品生产发展的强大力量；重新认识市场在经济运转中的作用，正确发挥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转的功能，是推进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引入市场机制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点内容。②在中央尚未明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这些理论观点无疑需要理论勇气。他还就发展商品经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特别呼吁推动价格体制改革，遵循价值规律，更充分地发挥自由价格的作用。

纪宝成教授还对当时的一些认识误区进行了批驳和厘清。

当时不少学者以及媒体将“买方市场”几乎等同于理想市场，纪宝成教授在其1985年的《“买方市场”质疑》一文中精辟地指出买方市场不是市场繁荣的代名词，也从来就不是理想的市场格局，自然也不是社会主义的理想市场模式。毪十对一般认为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与社会主义无关的认识，纪宝成教授实事求是地深入分析和思考，认为我国当时出现的市场疲软，表面看是一种危及总量平衡的结构性疲软，但就成因而言，则是一种体制性、管理性的疲软，表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也有可能存在生产过剩性危机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只有使企业成为真正独立的生产者，打破“诸侯经济”，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建立以市场实现为中心而不是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宏观调控体系，才可能治理商业生产者的盲动，实现总体基本平衡。氆历史也已经证明，生产相对过剩与所谓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政治制度无关，而更多地与市场经济内在规律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会出现市场疲软和需求不足的局面，唯有科学地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好地搞好宏观调控，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1987年，纪宝成教授出版了其第一部学术专著《商业活动论》。这本书萌动于他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之际，针对商业经济理论教材专著匮乏的现实，根据改革开放的时展要求．纪宝成教授以商业活动为主线，对商业活动的社会经济功能、基本要素、运行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富有独到的见解，并融理论性、应用性于一炉，是当时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1993年，纪宝成教授与他人合著的商品流通理论专著《商品流通论——体制与运行》出版。该书明确提出了生产——流通——消费动态分析法，将商品流通作为社会再生产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创新了研究视角与方法。该书认为过去重生产轻流通，本质上是轻视消费、忽视消费的经济表现，而忽视消费的生产不可能是健全的社会再生产。该书的出版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杜英斌认为这部学术著作具有开拓性，是现代商品流通理论建设的奠基之作，它将科学研究与实践相结合，不仅具有理论深度和历史厚度，而且具有现实力度，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商品流通理论研究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周万钧认为该著作是当时众多研究商品流通论著中一部有深度、有特色、有新意的理论成果。其理论贡献一方面在于它一开始就把研究纳入科学的轨道上，始终如一地把商品流通过程确定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客观经济过程，@从而破除了把商品流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念，为以后的商品流通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在于它深刻厘清了商品流通本质上是商品货币经济中各个经济主体相互依存与竞争的动态的经济利益体系，从利益关系的视角把握商品流通，从而把握住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

今天，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但是要知道这一历程是经过了漫长而又艰苦卓绝的探索，并非理所当然。回顾历史，表明我们唯有如纪宝成教授那样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秉承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唯书，不唯上，摆脱意识形态的窠臼，我们才能更好地进行理论创新，认清和把握现实，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

二)对西方市场营销学的弓l进与发展

纪宝成教授是引进西方市场营销学、并结合中国实际发展创新的先驱者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末，市场经济改革刚刚开始，计划经济体制尚未破除，商品总体上的供不应求使得市场营销的理念与方法远远没有进入大多数学者和企业的视野。

就在1989年，纪宝成教授主编出版了《市场营销学教程》，并于年获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成为在该领域获得国家奖的第一本教科书，引起了学界和企业界的极大关注。柳思维和施祖军等人认为该书无论在内容还是结构以及写作方法上都有创新，特别是对国内原有“市场学”的立论基础进行了新的突破，全书谋篇布局，别具一格，使人耳目一新。该书自始至终将研究焦点和视野对准企业的市场营销，但是又不仅仅分析企业，而是从卖主的角度研究市场经营问题，理性地研究企业处于市场上的动态行为，企业营销贯穿于全书的始终，是思考和分析问题的主线。同时，该书尽可能地摆脱西方营销模式的束缚，立足于中国的市场和企业，探索中国市场营销学的特色，努力走自己的路。‘p在1992年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市场营销学在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现，市场营销学也开始广为人知。纪宝成教授没有满足已取得的成绩，针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的变化，于1995年和2001年分别对该书适时地进行了较大的修订，使其具有时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内容，与时俱进，不断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因此，纪宝成教授领衔的“市场营销专业系列教材建设”，于2005年荣获中国教育界最高奖——部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同时，纪宝成教授编著的《市场营销理论与方法》一书也在2001年出版。超级秘书网

纪宝成教授对我国市场营销学的研究贡献，不仅在于他是把西方市场营销学引入中国的先锋，而且在于他力图使之中国化的探索，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市场营销学体系。

三）对宏观经济领域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贡献

纪宝成教授对经济领域的研究视野日益开阔，从20世纪年代末开始对商品流通和市场机制的基本理论研究到年代对宏观层面的商品流通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研究，再到最近几年对整个市场经济制度等更为宏观的经济问题研究，在学界和社会都引起了日益广泛的影响，提出的有关主张多次被国家相关决策部门采纳。我们结合时代的具体历史背景可以看出，纪宝成教授始终抓住了时展中的重大经济问题，既反映了其作为一个学者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敏锐感知和探索勇气，更充分反映了其作为一个学者所具有的对国家和时展的强烈责任感。

自1992年国家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深层次利益矛盾亦目益突出，市场秩序_f．分混乱，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转型经济期如何构建有序的市场秩序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2003年纪宝成教授主编出版了重要著作《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秩序研究》，该书对新古典自由主义演进秩序观、理性建构主义和立宪自发演进观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之上提出“建构演进市场秩序观”。将其内涵界定为“利益和谐、关系和谐、收益共享、竞争适度、交易有序、结构稳定的资源配置状态和利益关系体系”，②在理论上从“市场秩序的核心”、“市场秩序的制度基础”、“市场秩序的法律基础”、“市场秩序中介组织与市场秩序”、“政府与市场秩序”等六个方面对市场秩序的构建进行理论性研究；并运用上述理论对我国在转型期面临的市场秩序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剖析了各类市场秩序紊乱的根据，提出了治理对策。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李卓元研究员认为纪宝成教授的市场秩序和谐论和建构演进秩序论是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不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丰富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深化我国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高涤陈教授认为该书的出版弥补了以往市场理论研究的缺陷，填补了我国关于市场本身研究的理论空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该著作获得2004年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于2005年再获中国经济学的最高奖——于n冶方经济学奖。

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的浪潮，以及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推进，纪宝成教授开始高度关注国家产业安全等重大问题。一段时间以来，国内企业对海外上市可谓趋之若骛。截至2005年底，中国海外企业上市公司的总市值达3700多亿美元，海外上市公司总数达到310多家，其中80％是我国具有一定垄断地位的优质国有企业；而且计划两三年内海外上市的大中国有企业还有上百家。匾对如此盲目的大规模海外上市浪潮。纪宝成教授从国家产业安全的战略高度出发，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指出国内大量优质企业海外上市将导致国家资本市场的空心化与边缘化，削弱资本市场价格功能和稳定性，并产生巨额上市成本，变相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损害国家利益和产业安全。为此，纪宝成教授认为必须纠正错误观念，充分认识到大规模海外上市对国家宏观经济与资本市场的外部性问题；从国家利益和发展战略的高度对中国企业海外上市进行分类管理，对带有垄断性、关涉国计民生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海外上市进行必要的审核和管制；取消海外上市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海外上市企业有序回归。在“第十一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纪宝成教授指出必须对海外上市企业的回归进行整体规划，分阶段、有计划、有目标地回归。在2006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义上，纪宝成教授作为人大代表率先提出海外上市的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应逐步回归A股的重要政策性建议，受到海内外各种媒体的广泛报道，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并受到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高度评价。

参考文献

1.纪宝成试论商品流通渠道

市场秩序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法律与利益具有天然联系,利益决定法律,法律又反作用于利益。基于法律与利益关系的分析思路,就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而言,民法是权利本位法,以个人利益(私人利益)为其法益目标,对个人利益(私人利益)进行优位保护;而经济法则是社会本位法,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其法益目标,以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为己任。不同的法益目标是民法与经济法共存的基础,而民法与经济法的互动则有助于利益平衡目标的实现。

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一直是我国法学界争论的焦点,自经济法在我国诞生之日起,这种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自90年代后期至今的10余年间,这种争论逐渐趋于平息。今天的法学界已不再为生存而战,不再以弱化甚至消灭对方为目标[1]。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认识逐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且在立法上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基于这种现实,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已经由“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转向了“经济法与民法等其它法律部门如何共存”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经济法与民法的“互动”理念。本文试图从分析法律与利益的关系着手,论证民法和经济法的不同法益目标,进而提出二者共存、互动的必要性及其基础。

一、法律与利益:不解之缘

利益,作为一古老的概念,其内涵丰富,人们对其理解与定义也各不相同。美国社会法学家庞德认为,利益就是“人们,个别的或通过集团、联合或关系,企求满足的一种要求、愿望或期待;因而利益也就是通过政治组织社会的武力对人类关系进行调整和对人们行为加以安排时所必须予以考虑的东西”[2](P149-154)。在我国,学者大多把利益视为对某种需要或愿望的满足,甚至直接认为利益是一种需要或需求。给利益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件极其困难的事。与对利益的定义问题相似,利益的划分问题也是学者所一直关注的。从利益主体的角度来看,利益因其主体的欲望不同而呈现差异性,基于利益主体不同的划分是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又由于利益主体的千差万别,依此所进行的分类是极其丰富、纷繁复杂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最为基本的分类,就是个人(私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划分。

法律与利益具有天然的联系,这种天然联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利益对法律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说过,“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利益对法律具有决定作用,法律所体现的意志背后是各种利益,法律的任务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平衡。离开了利益关系,法律既无从产生,也无以存在。另一方面,法律对利益的反作用。法律不是对利益的一种简单、被动的、机械的反映,而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调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利益的多元化,法律并非对所有利益都进行调控,也并非对所有利益主体的需求都予以满足,而是有选择的。法律正是在对利益的控制过程中,体现其生命力,表明其自身的地位[3](P157)。

法律对利益的反作用还表现在,法律对利益的保护并非笼统的、概括的调控。“法律体系中每一法律部门不可能同时并行地保护每一种利益,而只能首先或主要保护其中的一种利益,并通过这一机制或制度间接地促进和保护其他利益”[4](P349-358)。任何部门法都将保护一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任务,或言之,将追逐和实现一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法益是每个部门法主要的利益保护、调控目标。每一个法律部门的法益只能是一个凸显一种利益目标,并由多种利益目标所组成的利益保护结构[4](P293)。就法益目标的确立来看,民法和经济法也是如此,二者有着不同的法益目标,都主要以一种利益为其保护、调控目标。

二、民法:对个人利益的优位保护

传统民法是以保护个体(私人)利益为第一要旨的,个体(私人)利益是其法益目标。首先,从民法的私法性质来看,民法是典型的私法。从公、私法的划分标准来看,法律所保护的是公的利益或是私的利益,是区分公法与私法的标准;凡是保护公的利益的法律即为公法,凡是保护私的利益的法律即为私法[5](P61)。其次,从民法的基本原则来看,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和私权(所有权)神圣原则是传统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为个体(私人)利益的保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平等原则要求任何民事主体在民法上都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都在民事活动中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其依法取得的民事权益都受同等的法律保护。意思自治原则以民事主体的意志自由为核心,包括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合同自由等方面,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享有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意志自由,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私权神圣原则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受法律的特别尊重和充分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再次,从民法对民事主体的规定来看,民法以自然人和法人为主体构建了民法的民事主体制度,而这些民事主体同时又是个体(私人)利益的利益主体,进而体现了民法对个体(私人)利益的直接保护。

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垄断形成,经济危机出现。人们开始反思私权绝对自由的副作用,社会本位、社会正义的呼声日益高涨。社会终于从国家、个人当中独立出来,从此,市民社会与个人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考量。反映在法学上,社会本位思想几乎成了各个部门法关注的问题,以宪法、刑法、民法为代表的传统公法、私法都对此做出了回应,引入了或多或少的社会化观念。民法方面,民法已不再将自己当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而是引入一些体现公共利益的观念,最为典型的就是所有权绝对原则、契约自由原则、过错责任原则被修正[1]。另外,意思自治原则也开始受到限制,主要表现在契约自由的衰落[6]。其重要表现在于,强制性合同大量出现,如劳动契约及供电、供水契约等的订立。

庞德认为,法律在一定时期可能应该优先考虑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时期则应优先考虑别的利益,至于在20世纪,则更多地考虑社会利益[7](P292)。那么,民法的这种“现代化”或“社会化”,这种对意思自治原则的自我矫正,是否表明民法已转而追求社会本位,是否表明民法已由个体(私人)利益的法益目标转向社会(公共)利益的法益目标?答案是否定的。民法的“现代化”或“社会化”,并没有改变民法的权利本位或私权本位属性,也没有改变民法对个体(私人)利益进行优位保护的法益目标,个体(私人)利益仍是民法的第一保护、调控目标。现代民法对其若干原则的修正实质上是民法对平等、自由、权利等基本价值的具体实现途径针对社会发展做出的回应,是民法自身发展的一种体现[1]。我国民法不必公化或社会化,不必以牺牲自己的本源特色的民之本位,而代之以社会本位[8]。认为现代民法是社会本位法,或认为民法兼具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性质,都是一种大民法观的分析思路。这不仅会重新引发民法与包括经济法在内的其他部门法的纷争,而且还会使民法迷失自己的本性。作为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己任的法律规范,民法作用于社会生活的范围决定了它只能是私人利益的维护法三、经济法: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不同于公法、私法的第三法域之法,这一点已经为法学理论界的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法律思想也逐渐为多数学者所赞同,并成为经济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经济法上的社会本位就是指经济法应当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

从经济法的产生来看,社会公共利益法益目标的确立是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法宝。由于主体的趋利性、信息回馈的滞后性以及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市场也有自身弊端。市场失灵是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而造成的市场机制不能自我调节的情形,是指由于一定的因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呈现低效率运行的一种非理想状态[9](P70)。虽然“纠正社会和经济的弊病是政府的职责”,但政府不同于国家,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加之政府本身的行政偏好,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的活动中也会出现“失灵”,而且“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具有毁灭性。“政府失灵”的存在,会使得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参与不仅没能弥补市场的不足,反而可能更加无效率。经济法正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原则和法益目标,从而能够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实际上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市场失灵的克服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彰示,因而在克服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必须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原则;政府失灵同样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而克服政府失灵就需要以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去规范政府的行为,将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作为评判政府行为是否适当的标准。

从经济法的体系来看,经济法体系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为核心而进行构建的。同时,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法益目标的确立也有助于经济法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学者对经济法体系的具体构建还存在较多的不同认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学者对于经济法体系构建的根据还没有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法律体系的构建只能是法的调整对象,即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经济法亦是如此[10](P389)。但是,由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民法、行政法存在很多交叉之处,因而,这种单一认识不仅易导致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的纷争,而且不利于经济法体系的合理化。

经济法体系构建的根据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标准,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法益目标就是一个重要的参照标准。尽管对于经济法体系的具体构建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是,共同性的认识亦不在少数。市场秩序规制法(或称市场竞争法)和宏观(经济)调控法是经济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经济法学界基本上不存在争议,也基本上为民法学界和行政法学界所认同。市场秩序是指市场参与者按照特定的市场交易规则安排行为而产生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状态[11](P37)。市场秩序规制法(市场竞争法)的功能在于,解决市场主体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所发生的冲突,克服市场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的产生。宏观经济调控是国家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运用各种宏观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总体的供求关系进行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功能则在于,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国家的宏观调控管理经济关系,进而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对平衡。这种平衡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经济法法益目标的直接体现。

四、民法与经济法的互动:利益平衡目标的实现

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私人)利益是两种不同的利益形式,二者有着严格区别,不能混同。民法以权利本位为其法本位,以个体利益为其法益目标,对个体利益进行优位保护;经济法则以社会本位为其法本位,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其法益目标,以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保护为己任。总之,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区别以及经济法、民法对二者保护与调控的不同侧重正是民法与经济法共存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有区别、有矛盾,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是绝对对立的,二者之间还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社会公共利益本源于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独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个体利益中共性的东西进行抽象、提炼和提升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讲,个体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相对于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一般的、普遍的和具有共性特点的利益;而个体利益则是一种个别的、特殊的和具有个性特点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存在矛盾、冲突,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二者更多是处于一种协调状态。因为,社会公共利益从根本上讲,是符合绝大多数个体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的,并进而推动个体利益的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对个体利益的否定、限制是个别的,是一种非正常状态。

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这种密切联系决定了民法和经济法必须是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因为,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法益目标的实现,需以个体利益的维护和发展为基础;而民法的个体利益的法益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与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的根本作用是保证各种合法主体能够按照自己真实、自主的意愿参与经济关系及从事其他活动,保证其合法意愿能够正常地实现;经济法的根本作用,则是为了保证社会有一个正常、自由的竞争环境,从而使民法能够按照社会的需要和利益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民法、经济法间不存在某种主辅或主次的关系。

利益的多元化发展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形成利益分化、并存、制约、对立、互补乃至妥协关系。建立利益协调和平衡的社会机制是社会经济生活所必需的要件,而法律对这种机制的形成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法律层面上,所谓的利益平衡,是指运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能动地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确认、维护、协调和平衡,以解决复杂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使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和受到保障。法律具有利益平衡功能,法律能够对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做出估价和衡量,并为利益冲突的协调提供标准[3](P157)。利益的平衡需要法律体系内部各个法律部门的协调、配合,但就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而言,则需要民法和经济法的互动和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清旺.混合经济时代的民法与经济法——兼论民法、经济法的社会利益与社会本位[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6).

[2]陈乃新.经济法理性论纲——以剩余价值法权化为中心[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3]付子堂.法之理在法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4]李昌麒.中国经济法治的反思与前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卓泽渊.法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6]陈旭锋.民法的功能缺陷与经济法的弥补[J].现代法学,1999,(4).

[7]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8]章礼强,朱凡,吴清旺.民法本位新思考[J].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2).

[9]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10]邱本.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构建与原理阐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市场秩序论文范文第7篇

经济法和民法的关系一直是我国法学界争论的焦点,自经济法在我国诞生之日起,这种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自90年代后期至今的10余年间,这种争论逐渐趋于平息。今天的法学界已不再为生存而战,不再以弱化甚至消灭对方为目标[1]。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认识逐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且在立法上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基于这种现实,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已经由“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转向了“经济法与民法等其它法律部门如何共存”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经济法与民法的“互动”理念。本文试图从分析法律与利益的关系着手,论证民法和经济法的不同法益目标,进而提出二者共存、互动的必要性及其基础。

一、法律与利益:不解之缘

利益,作为一古老的概念,其内涵丰富,人们对其理解与定义也各不相同。美国社会法学家庞德认为,利益就是“人们,个别的或通过集团、联合或关系,企求满足的一种要求、愿望或期待;因而利益也就是通过政治组织社会的武力对人类关系进行调整和对人们行为加以安排时所必须予以考虑的东西”[2](P149-154)。在我国,学者大多把利益视为对某种需要或愿望的满足,甚至直接认为利益是一种需要或需求。给利益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件极其困难的事。与对利益的定义问题相似,利益的划分问题也是学者所一直关注的。从利益主体的角度来看,利益因其主体的欲望不同而呈现差异性,基于利益主体不同的划分是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又由于利益主体的千差万别,依此所进行的分类是极其丰富、纷繁复杂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最为基本的分类,就是个人(私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划分。

法律与利益具有天然的联系,这种天然联系,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利益对法律的决定作用。马克思说过,“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利益对法律具有决定作用,法律所体现的意志背后是各种利益,法律的任务就在于解决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平衡。离开了利益关系,法律既无从产生,也无以存在。另一方面,法律对利益的反作用。法律不是对利益的一种简单、被动的、机械的反映,而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调控。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利益的多元化,法律并非对所有利益都进行调控,也并非对所有利益主体的需求都予以满足,而是有选择的。法律正是在对利益的控制过程中,体现其生命力,表明其自身的地位[3](P157)。

法律对利益的反作用还表现在,法律对利益的保护并非笼统的、概括的调控。“法律体系中每一法律部门不可能同时并行地保护每一种利益,而只能首先或主要保护其中的一种利益,并通过这一机制或制度间接地促进和保护其他利益”[4](P349-358)。任何部门法都将保护一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任务,或言之,将追逐和实现一定的利益作为自己的目标。法益是每个部门法主要的利益保护、调控目标。每一个法律部门的法益只能是一个凸显一种利益目标,并由多种利益目标所组成的利益保护结构[4](P293)。就法益目标的确立来看,民法和经济法也是如此,二者有着不同的法益目标,都主要以一种利益为其保护、调控目标。

二、民法:对个人利益的优位保护

传统民法是以保护个体(私人)利益为第一要旨的,个体(私人)利益是其法益目标。首先,从民法的私法性质来看,民法是典型的私法。从公、私法的划分标准来看,法律所保护的是公的利益或是私的利益,是区分公法与私法的标准;凡是保护公的利益的法律即为公法,凡是保护私的利益的法律即为私法[5](P61)。其次,从民法的基本原则来看,平等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和私权(所有权)神圣原则是传统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为个体(私人)利益的保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平等原则要求任何民事主体在民法上都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都在民事活动中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其依法取得的民事权益都受同等的法律保护。意思自治原则以民事主体的意志自由为核心,包括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合同自由等方面,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享有法律许可范围内的意志自由,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私权神圣原则是指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受法律的特别尊重和充分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再次,从民法对民事主体的规定来看,民法以自然人和法人为主体构建了民法的民事主体制度,而这些民事主体同时又是个体(私人)利益的利益主体,进而体现了民法对个体(私人)利益的直接保护。

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垄断形成,经济危机出现。人们开始反思私权绝对自由的副作用,社会本位、社会正义的呼声日益高涨。社会终于从国家、个人当中独立出来,从此,市民社会与个人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考量。反映在法学上,社会本位思想几乎成了各个部门法关注的问题,以宪法、刑法、民法为代表的传统公法、私法都对此做出了回应,引入了或多或少的社会化观念。民法方面,民法已不再将自己当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王国,而是引入一些体现公共利益的观念,最为典型的就是所有权绝对原则、契约自由原则、过错责任原则被修正[1]。另外,意思自治原则也开始受到限制,主要表现在契约自由的衰落[6]。其重要表现在于,强制性合同大量出现,如劳动契约及供电、供水契约等的订立。

庞德认为,法律在一定时期可能应该优先考虑一些利益,而在另一时期则应优先考虑别的利益,至于在20世纪,则更多地考虑社会利益[7](P292)。那么,民法的这种“现代化”或“社会化”,这种对意思自治原则的自我矫正,是否表明民法已转而追求社会本位,是否表明民法已由个体(私人)利益的法益目标转向社会(公共)利益的法益目标?答案是否定的。民法的“现代化”或“社会化”,并没有改变民法的权利本位或私权本位属性,也没有改变民法对个体(私人)利益进行优位保护的法益目标,个体(私人)利益仍是民法的第一保护、调控目标。现代民法对其若干原则的修正实质上是民法对平等、自由、权利等基本价值的具体实现途径针对社会发展做出的回应,是民法自身发展的一种体现[1]。我国民法不必公化或社会化,不必以牺牲自己的本源特色的民之本位,而代之以社会本位[8]。认为现代民法是社会本位法,或认为民法兼具权利本位和社会本位性质,都是一种大民法观的分析思路。这不仅会重新引发民法与包括经济法在内的其他部门法的纷争,而且还会使民法迷失自己的本性。作为以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为己任的法律规范,民法作用于社会 生活的范围决定了它只能是私人利益的维护法三、经济法:以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经济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不同于公法、私法的第三法域之法,这一点已经为法学理论界的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而经济法的社会本位法律思想也逐渐为多数学者所赞同,并成为经济法学界的主流观点。经济法上的社会本位就是指经济法应当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

从经济法的产生来看,社会公共利益法益目标的确立是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法宝。由于主体的趋利性、信息回馈的滞后性以及市场本身的盲目性,市场也有自身弊端。市场失灵是市场发挥作用的条件不具备或者不完全而造成的市场机制不能自我调节的情形,是指由于一定的因素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呈现低效率运行的一种非理想状态[9](P70)。虽然“纠正社会和经济的弊病是政府的职责”,但政府不同于国家,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加之政府本身的行政偏好,政府在克服“市场失灵”的活动中也会出现“失灵”,而且“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具有毁灭性。“政府失灵”的存在,会使得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参与不仅没能弥补市场的不足,反而可能更加无效率。经济法正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原则和法益目标,从而能够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实际上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市场失灵的克服就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彰示,因而在克服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必须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原则;政府失灵同样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悖离,而克服政府失灵就需要以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去规范政府的行为,将社会公共利益原则作为评判政府行为是否适当的标准。

从经济法的体系来看,经济法体系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保护为核心而进行构建的。同时,经济法社会公共利益法益目标的确立也有助于经济法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学者对经济法体系的具体构建还存在较多的不同认识,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学者对于经济法体系构建的根据还没有达成共识。有的学者认为,法律体系的构建只能是法的调整对象,即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经济法亦是如此[10](P389)。但是,由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与民法、行政法存在很多交叉之处,因而,这种单一认识不仅易导致经济法与其它部门法的纷争,而且不利于经济法体系的合理化。

经济法体系构建的根据应该是一个综合性标准,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法益目标就是一个重要的参照标准。尽管对于经济法体系的具体构建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是,共同性的认识亦不在少数。市场秩序规制法(或称市场竞争法)和宏观(经济)调控法是经济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经济法学界基本上不存在争议,也基本上为民法学界和行政法学界所认同。市场秩序是指市场参与者按照特定的市场交易规则安排行为而产生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协调状态[11](P37)。市场秩序规制法(市场竞争法)的功能在于,解决市场主体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所发生的冲突,克服市场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的产生。宏观经济调控是国家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运用各种宏观经济手段,对国民经济总体的供求关系进行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功能则在于,运用法律手段规范国家的宏观调控管理经济关系,进而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相对平衡。这种平衡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这一经济法法益目标的直接体现。

四、民法与经济法的互动:利益平衡目标的实现

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私人)利益是两种不同的利益形式,二者有着严格区别,不能混同。民法以权利本位为其法本位,以个体利益为其法益目标,对个体利益进行优位保护;经济法则以社会本位为其法本位,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其法益目标,以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保护为己任。总之,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区别以及经济法、民法对二者保护与调控的不同侧重正是民法与经济法共存的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有区别、有矛盾,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是绝对对立的,二者之间还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社会公共利益本源于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独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对个体利益中共性的东西进行抽象、提炼和提升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讲,个体利益是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相对于个体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是一种一般的、普遍的和具有共性特点的利益;而个体利益则是一种个别的、特殊的和具有个性特点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存在矛盾、冲突,但是,从整体上来看,二者更多是处于一种协调状态。因为,社会公共利益从根本上讲,是符合绝大多数个体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的,并进而推动个体利益的发展。社会公共利益对个体利益的否定、限制是个别的,是一种非正常状态。

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这种密切联系决定了民法和经济法必须是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因为,经济法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法益目标的实现,需以个体利益的维护和发展为基础;而民法的个体利益的法益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与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法的根本作用是保证各种合法主体能够按照自己真实、自主的意愿参与经济关系及从事其他活动,保证其合法意愿能够正常地实现;经济法的根本作用,则是为了保证社会有一个正常、自由的竞争环境,从而使民法能够按照社会的需要和利益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民法、经济法间不存在某种主辅或主次的关系。

利益的多元化发展使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形成利益分化、并存、制约、对立、互补乃至妥协关系。建立利益协调和平衡的社会机制是社会经济生活所必需的要件,而法律对这种机制的形成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法律层面上,所谓的利益平衡,是指运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能动地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确认、维护、协调和平衡,以解决复杂的利益冲突和利益矛盾,使各种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实现和受到保障。法律具有利益平衡功能,法律能够对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做出估价和衡量,并为利益冲突的协调提供标准[3](P157)。利益的平衡需要法律体系内部各个法律部门的协调、配合,但就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平衡而言,则需要民法和经济法的互动和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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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秩序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经济体制；改革

当前，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加深，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改革攻坚任务艰巨，对外开放面临新形势。国务院也明确了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努力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效能政府的目标任务。这些都对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准确把握当前形势，充分认识规范市场主体、规范自身行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以市场化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变迁也深刻体现了由计划到市场的变革和转轨，并成为整个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缩影。如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总体上呈现出与整体经济体制由计划到市场转轨相适应的基本取向，也推动着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

一、我国工商行政管理中经济体制概述

工商行政管理中经济体制是指政府为了维护市场秩序，运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对市场经营主体及其市场竞争行为进行监督管理的运行方式和规则体系。工商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实质上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体制转轨背景和面向社会主义市场化取向改革下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特别是政府对市场微观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

在本文中对工商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念界定与许多工商行政管理学教科书中的定义是有所不同的。在专门的工商行政管理书籍上，有些涉及到了工商行政管理体制的专题，但他们只将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及其改革限定在工商行政管理组织体系和上下级条块管理的机构设置等方面上。如王正卫认为，“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领导体制，也就是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隶属于谁领导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的总称”①；许光建认为，“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是指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的组织结构形式和工作制度。其核心是机构设置、上下级权责划分和领导体制”②。如果仅从工商行政管理组织机构设置和条块之间权限划分上去界定工商行政管理体制的内涵未免失于狭隘，使之单纯成为工商部门行政内部组织的事，而不能反映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政府规制监管市场的本质特征及其职能。事实上，所谓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本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笔者看来，应从整体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认识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坚持自己的定义与内涵。

作为政府对市场的监督管理的运行方式和规则体系，工商行政管理中的经济体制显然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广泛的范围，包括了政府工商行政职能中对市场主体进出秩序、市场竞争秩序和市场交易秩序等方面的运行方式和规则体系。工商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作为市场经济整体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毕竟需要具体化体现为部门管理中的具体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因此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及其改革实际上是多方面具体机制及其改革的集合。从不同角度看可能有不同的分类，但从市场秩序和日常监管活动看，其中市场进入机制、市场退出机制、市场竞争中反不正当竞争机制则是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各具体机制的重点，也是本论文拟详细论述的内容。本章拟从工商行政管理运行方式和规则体系一般层面阐述工商行政管理中经济体制及其改革。

二、我国工商行政管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分析

迄今为止，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己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地位已经初步确立，但市场经济改革发展远未完善，转轨过程中的种种矛盾问题仍很突出。我国工商行政管理体制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也远未完善。近年来，在市场化进程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也对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出许多新的要求，与之相对照，我国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及其改革发展仍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造成竞争秩序混乱

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政府对市场的规制和监管，职责在于培育发展统一市场体系、维护公平竞争，即作为市场竞争和交易的“裁判员”角色。在体制转轨背景下，由于长期以来工商部门是培育市场和推动市场发展的力量，工商部门不仅是市场管理的主体之一，也是市场培育和建设的主体之一，这符合我国特殊国情，这种体制推动了和加速了市场建设，维护了市场秩序，促进了市场体系的建立，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现行市场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1、工商部门管理市场行为错位。在转轨过程中工商既是市场体系的培育者，又是市场管理者，还间或参与市场经营，工商部门三种行为纠缠在一起，必然导致市场管理行为方式的错位。由于从部门利益出发，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保护主义而造成了资源和市场的分割，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了行业垄断，这些都人为制造着垄断和不公平竞争。2、由于参与培育市场，也给不正之风，权钱交易留下空隙，一些政府官员腐败，。3、职能转换滞后，许多不该管的又不放手，许多该管的又没管，工商部门间接管理手段薄弱，市场管理方面反而倒退，精力为主放在集贸市场经营上，部门基层建设严重滞后，管理制度出现混乱，不得不依赖专营，限价等行政手段来被动管理。以上问题使得市场竞争秩序紊乱，政府行为、部门行为乃至官员个人行为不规范的背后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层问题，也影响了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

(二)在市场准入机制上仍存在众多体制和人为障碍

从市场准入上看，尽管从国家大政策上看，一直强调不同经济成分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但在现实中市场准入仍存在不少障碍。近几年来在一些基础设施领域对民营企业虽有所放松但障碍也尚未完全破除，同时对一些获利机会多的行业则一直是壁垒森严的。由此使得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多种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不少要进入市场的主体的条件及其行为又不符合要求。

(三)工商行政管理法制不健全、执法环境较差

工商行政管理现行法律体系主要以《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为主，加以《公司法》、《合同法》、《商标法》等为执法依据。但现存的问题仍很突出，主要有:1、尽管涉及工商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多达几十部，但至今没有一部作为“组织法”的《市场监督管理法》或作为主体法的《工商行政管理法》来对工商部门进行法律上的定位，由此对工商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和管理职能的发挥带来影响。2、不能适应新兴市场的变化。如《经济人法》、《期货市场法》、《反暴利法》等尚未付诸，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的《反垄断法》也是空白而只能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辅助调节。3、一些法规明显落后于改革实践。如，《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城乡集贸市场管理办法》等都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而《个体工商户暂行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等法律规定“暂行”了十几年，如今还在“暂行”。

同时还存在的问题是，工商行政管理的行政执法环境较差。如当前一个突出难点是，一些地方政府法制部门与工商部门争复议管辖权，随意撤销工商行政部门行政处罚案件的复议行为的事件时时发生，加上现有某些法规并不够明确具体，由此严重削弱了工商行政管理的执法力度，使得执法难严。

(四)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被分割，权威性不足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尽管是作为国家综合性经济监管和行政执法机构，负有对各类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行为和秩序的全面性规制或监管职责。但在此之外也存在众多的负有专业性监管职能的监管和执法部门，如物价、质检、卫生、商检等部门。各机构间在监督和行政执法上权限不清、职责交叉，如在产品质量和计量上工商部门和技术监督部门之间、在商品价格上工商部门和物价部门之间按现行规定都有监督权但并在法规上未能明确划分职能范围。由于多头监管的存在造成了部门间各自为政，各自部门规章和监管标准之间无法协调统一，由此严重影响了监管效果。目前的乱象反映出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被分割的问题，在建立统一大市场下，需要有统一的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体系。

在工商行政领导体制上，1999年以前实行的是“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分级管理，由此造成地方政府出于地方利益干预工商执法的普遍现象。1999年以后，尽管实行了“省以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垂直管理”的体制，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大市场迈出重要一步，但这一体制目前运转尚不完善，特别是在其他规制部门如物价、质检、卫生、环保等还是块块管理的情况下，很多矛盾和摩擦仍然存在。

(五)工商行政管理现行监管体制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我国加入WTO，在充分利用和协调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背景下，工商行政管理难度加大并呈现出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体制特征。监管领域由个体、私营企业拓展为全体市场主体，尤其包括大量外资企业;监管对象由原先擅长的集贸市场、商品流通市场扩大为与国际市场接轨并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市场;市场监管的内容也变得更加复杂，使得原有的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受到很大冲击。我国加入WTO后要按国际惯例行事因而也要求工商行政管理体制监管从内容和手段上都要积极向国际通行规则靠拢，由此带来种种矛盾。如在市场准入方面，WTO要求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原则，但是如何做到既不违反规则，又能保护“民族产业”和维护国家安全，这就对把握市场准入原则提出了更高要求。再如，在竞争行为监管方面，加入WTO之后，由于国内与国际两个市场的接轨使得竞争将呈现国际化趋势，竞争手段千变万化，如何把握正当竞争与非正当竞争的界限等等。同时在监管体制上我们还面临信息化浪潮的冲击。特别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和运用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方式和管理模式，以电子商务为主要形式的网络经济己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最为活跃的形式。在电子商务将成为未来社会的一种主要交易方式情况下如何确认网上经营者的身份，如何有效认定其交易合法性，以及怎样对其进行监管以保证交易公平性，都构成了市场监管及其体制改革的新课题。

与此相对照的是，目前工商行政管理体系内市场监管人员素质偏低，能熟悉WTO规则，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又通晓计算机信息操作的人才匿乏，特别对网络经济环境下的电子监管还难以适应。市场监管方法手段单一，在传统体制下所形成的监管方式主要通过领导的个人素质、经验和能力的管理方式;以罚款、吊销执照和开展各种专项整治行动等为主要手段单一的监管模式仍然普遍存在，这些都显示了目前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性，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新的挑战和要求。

三、市场经济机制环境下完善体制改革的思路与对策

3.1进一步完善我国工高行政管理经济体制的基本思路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通过的两个《决定》，不仅包含着肯定工商行政管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的思想，对以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为主要职能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一步完善监管、转变职能提出了如下方向和要求:

(一)切实转变政府及其工商行政管理职能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特别是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这段话明确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基本关系。在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上我国面临着两个特殊性: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因此要继续排除计划体制下形成的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减少行政干预;但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先天不足和内在缺陷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需要政府在培育市场等方面承担责任因而又要求强化规制。既要强化监管又要改善监管，既要强调监督又要强调服务，其中关键之处就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前已述及，当前市场竞争秩序较乱的重要症

结在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行为不规范而表现出来的政企难分、地区分割、部门垄断、等，这既是市场机制不完善同时也是工商行政监管职能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的根本点。为此应“继续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加快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使得各级政府各个政府部门摆脱部门利益和局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按照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的要求，建立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执法体制”。这就指出了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又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了要求。

(二)进一步破除体制障碍，规范市场准入体制

所谓体制，就是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促进平等竞争市场秩序不相适应的环节。应当明确“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②。因此要对非公有制经济给予大力发展并积极引导。结合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保障所有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的要求，从而在一视同仁地提供公共服务、一视同仁地进行市场监管基础上构造出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对垄断行业要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对自然垄断业务要进行有效监管”。这些都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加快准入体制改革，在登一记管理基础上完善政策、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从而起到破除垄断、培育市场又完善监管的目标。具体来看，要规范市场主体资格，改进年检验照和登记管理工作，积极进行市场外指导、服务，帮助基本符合条件的主体达到进入市场的条件。对个体私营经济实行“四不限”，即不限发展比例、发展速度、经营方式、经营规模，以有效培育市场。

(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系和监管方式方面的体制改革

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对行政执法也有明确要求，“要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因此要完善多元化监管体系，并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政执法向行政机关执法、企业自律、社会监督制约相互协调运作转变。在行政执法中以依法行政为重点并接受外部监督，如通过进一步完善目前的12315群众申报投诉通道等，增强行政执法和市场监管的法治性。在监管方式上，以企业进入的监管为例，要求“国家主要通过规划和政策指导、信息以及规范市场准入，引导社会投资方向，抑制无序竞争和盲目重复建设”。因此对工商在规范市场准入的管理方式上有所转变，在市场准入监管规则上从局限于国内习惯的监管方式转变到符合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国际通用的监管方式上来。

(四)完善工商法制体系，理顺部门关系，严格依法行政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着眼于确立制度、规范权责、保障权益，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市场交易法律制度，保障合同自由和交易安全，维护公平竞争”。目前就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完善发挥而言，急需加快《反垄断法》立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修改完善进程，同时正对新兴市场和新兴交易方式出台或修改相关法规。在当前部门监管职能分立尚难以统一的情况下，更应通过立法及法规调整来同一协调，进一步明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物价、质检、卫生、技术监督等部门的执法职能范围。

(五)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挑战

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市场化改革中的一部分，面临着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新的挑战。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信息化与市场化是息息相关的。三中全会《决定》首次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战略思想，其中一个就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实际上是要求在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而信息化根本上是市场信息的传播方式的革命，由此产生了网络经济这样新的交易方式，因而信息化根本上也是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新形式。因此，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按照市场经济和世贸组织规则的要求，加快内外贸一体化进程。形成稳定、透明的涉外经济管理体制，创造公平和可预见的法制环境，确保各类企业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的自和平等地位。依法管理

涉外经济活动，强化服务和监管职能”，以此积极适应加入WTO后的通行规则和国际惯例，并“善于运用国际通行规则发展和保护自己”。在信息化和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一方面要靠体制改革来提高队伍素质，多层次、多渠道、大规模地开展人才培训;另一方面要通过加快电子版的营业执照管理、健全网站备案登记制度、建立网上工作平台及网络投诉调解系统，推动网络经济行政法规的充实等方面建设，将日常对经营主体的信用监管与网络监管相结合，从而维护网络经济时代下的市场秩序。

工商行政管理体制作为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运行方式和规则体系，实际上是多方面具体机制的集合。从市场秩序和日常监管活动看，市场进入机制、市场退出机制、市场竞争中反不正当竞争机制则是工商行政管理体制各具体机制中的重点，而其中市场准入机制则是最首要的环节，因为市场主体资格不具备、行为不规范，往往是市场秩序混乱的源头。市场主体资格的确认，就是通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注册登记工作实现的，因而作为市场的入口关，市场准入机制的改革及其完善是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最为关键的内容。随着行政管理改革的深入和适应加入WTO后的要求，我国原有的企业登记管理体制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

3.2市场准入机制及完善对策分析

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借鉴国际惯例，为各类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另一方面就要注重在弱化审批制管理后，强化和有效改善市场主体的准入制度，积极稳妥处理转轨中出现的体制摩擦和新问题。以此出发，结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提出的企业登一记管理制度“六个转变”的总体精神，笔者提出完善我国市场准入机制的如下对策建议:

(一)观念更新:完善市场准入机制的重要前提

“规范主体，监管市场”是工商行政管理的重要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在市场准入机制上的直接体现就是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首先取决于观念上的更新。目前在市场准入机制上的与市场化和全球化发展不相适应的种种问题和症结的解决离开观念的更新是无法克服的，只有在观念更新下摆正政府角色和完善政府服务功能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进入秩序。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行政审批制以及计划体制下遗留下来的政府行政控制的思维观念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方式、手段和程序，由计划体制下形成的行政控制的思维观念转到与市场经济下微观规制的模式上来，实现由“运动员”向“裁判员”身份的彻底转变。同时要认识到，放松政府控制和方便市场主体的进入和经营，并不是意味着政府在市场准入监管职能上的弱化而实际上是转化，即改变管理方式和手段。观念更新要求政府由“运动员”转为“裁判员”，而不是转变为“观众”，特别在新旧体制交替和转轨过程中，旧体制的管理方式有所弱化而新体制在短期内尚无法迅速建立起来，势必在市场准入上存在大量真空地带，由此应加紧准入制度规则的完善和提高政府服务质量。

(二)立法体系:完善市场准入机制的根本保障

目前在市场准入立法上已经无法适应形势发展。就市场主体法来看，当前用于规范市场主体资格的法规有《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相应的登记管理法规，却没有统一规范的《市场主体法》。现存的问题在于，在注册登一记中，目前一直执行两种标准并存的企业分类法，一是按所有制性质分为全民、集体、私营、个体、外资等:二是随1993年的《公司法》、1997年《合伙企业法》的颁布又按出资者责任将企业类型分为公司制、合伙制、股份制和独资制。前一种分类方法保留了传统体制的根本缺陷一一企业分类的身份性，人为造成了区别对待和限制了公平竞争，也没有理清原有企业中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企业分类的双重标准，破坏了企业法的统一性，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由于上述法规受立法思路及历史条件的影响，从而导致各类市场主体的登记程序、登记事项及权利义务等方面的内容都有所不同。例如，办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比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手续麻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比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享有更多的权利，等等。

所以在现实工作中建议尽快修改现行法律法规，应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并，制定一部统一的市场主体法《商事登记法》，以适应入世后企业登记注册的需要。按国际经验和通行作法，《商事登记法》作为程序法普遍适用于各类企业，由此可以改变目前存在的对各类企业登记条件、事项、程序和内容上的不同，有效维护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和符合WTO的基本规则。

(三)程序改革:完善市场准入机制的基础工作

前文表明，准则原则(包括单纯准则原则和严格准则原则)是市场经济发展对公司设立原则的必然趋势，由此昭示了我国公司登记程序改革的方向。在目前我国实行审批制和准则制并存的格局下，为适应向准则制转变的改革方向，首先，必须扩大准则制的适用范围，大幅度减少前置审批的范围。为保护投资自由，建议对各类公司的设立不分企业类型，一律以准则设立为原则，以许可审批为例外。可以参照美国、日本等国的模式，在公司法中明确规定需要审批的行业，同时通过积极清理审批项目，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改变目前过多过滥的前置审批。其次，对保留的前置审批程序和项目而言，也必须进一步改革，以缩短公司登记期限。应限定审批期限，明确审批机关的法定权力、条件和程序。为扭转低效行政和暗箱操作现象，在当前应努力推进并联审批，积极探索后置审批。再次，逐步废弃实质审查，实行形式审查。国际比较表明，各国在登记实践中重形式审查，对实质审查要求不大。对登记内容的实质性审查，不仅不能保证真实性，反而会拖延登记程序的迅速及时完成，而且极易为审批机关的寻租活动提供方便。在准则原则下，企业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登记注册而成立，即只审查申请者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由此大大提高准入的透明度和行政效率。

(四)完善服务:完善市场准入机制的实质内容

新形势下市场准入机制的完善乃至整个工商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实质在于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服务，因此要将服务寓于监管之中。除了一般性的登记、审查准入服务外，应通过为市场主体提供信息来引导和规范市场进入秩序。主要应包括:注册信息服务、市场信息、产业政策及政府优惠政策信息和宏观经济信息服务等，这样可以避免企业进入的盲目性，减少过度进入、进入不足等现象。

(五)规范管理:完善市场准入机制的必要手段

弱化审批下并不是放松政府准入管理而是将管理方式转变到规范化的方式中来。在当前抽逃资本、假合资、无照经营等市场主体失真现象下，首先应加强并规范出资管理，需要统一内外资企业注册资本制;同时积极发挥年检的作用，督促企业如实缴付注册资本;建立完善市场主体信用记录制度，加大对抽逃资本、虚假评估验资报告的处罚力度。其次，将企业章程作为规范管理的重点内容，加强对企业章程的审查，强化企业章程的法律效力。

3.3市场竞争机制及完善对策分析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维护市场有效竞争及其秩序，只有靠规范立法、严格执法。综合上述影响我国市场竞争秩序的因素来看，目前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因素带来的问题本源上是工商行政立法滞后以致在执法中处于被动地位，而体制性因素的克服更有赖于法制环境的建立健全。因此完善立法是完善市场竞争秩序的基本点，以完善立法推动有效执法，才是完善我国市场竞争机制的根本所在。

(一)尽快出台《反垄断法》

从国际上看，当前世界上己经有100多个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在各国经济生活中被称为“经济宪法”，在市场竞争中居于基本法的地位。而我国虽早列入议事日程但至今尚没有独立的反垄断法，只能靠《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价格法》中少数条文作为反垄断的依据。显得零散、支离破碎，缺乏共同的基础性的规定，造成了法律责任的不明确，无法形成制止垄断行为的合力，产生政出多门、职能分解的源头。而当前存在的行政垄断的限制竞争因素固然有赖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政企分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

但完善反垄断法规则是必备的条件。针对我国市场竞争中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的特点，建议在《反垄断法》中除了参考世界各国对付卡特尔、控制企业合并、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反经济型垄断的立法外，更应对行政性垄断的法律责任、司法管辖等方面作出明确和统一的规定。

此外，对国外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的市场竞争中产生的限制竞争行为的经济性垄断和企业购并行为的规制;对赋予工商管理部门在反垄断法的执法体系中足够的权威性和独立性;对网络经济中域名注册等垄断行为禁止性规定等都应在其中给以明确规定。

(二)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应突出考虑几个关键问题

1、要从明确执法主体、统一执法职能入手，解决政出多门、职能肢解、法律竞合和责任不清的现状，由此应对现行涉及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相关的法规进行全面清理，解决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前后矛盾、相互竞合等问题，以此建立科学统一、独立执法的反不正当竞争行为法律体系。2、扩大工商部门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权限。建议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应明确工商部门在监督检查不正当竞争行为过程中的行政强制权限及其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时修改不合时宜的处罚标准，以加大反不正当竞争的处罚力度。3.增设总则性条款以实现兜底作用。仅用列举的方式无法随形势变化起到遏制复杂的新出现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作用，在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在列举之外增加总则性条款将其他有可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概括在内，并明确认定机构的职责。4、堵塞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产生的无法可依的某些监管空白点。在一个统一科学法律体系下系统协调新出现的问题。5、借鉴国际经验，在较长时期内，实现《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合并立法模式。

(三)推进统一执法的反不正当竞争的行政执法体系创新

当前竞争领域存在的问题既与立法有关，也与行政执法不到位息息相关。在笔者看来，就短期而言，工商行政部门要用足用好现有的有关反限制竞争的法律法规，继续加大对限制竞争行为的重点打击力度。更要根据《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构建公开、透明、接受监督的行政执法体系，改变工商执法自由裁量权较大，外部的监督较少的现状，推进依法行政。而在较长时期内，则应通过立法上的源头治理，建立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统一执法的反不正当竞争行政执法体系，最终增强行政执法权的独立性、权威性和统一性。第五幸市拐退出机制及其完善对策

市场机制由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市场交易、市场退出等机制组成。市场主体退出通道必须通畅，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企业自由进出市场是保证市场秩序的重要因素，也是市场经济发育健全的重要标志。而对企业退出的监管则构成了工商机关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市场主体全过程监管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在登记监管“重准入、轻退出”的指导思想下，这一问题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近年来，市场主体退出的无序化问题日益严重，并与逃债、诈骗等案件密切相关，故而引起了较多关注，对现行法规调整和工商行政具体执法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3.4市场退出机制及完善对策分析

(一)顺应“宽进严出”的总体改革方向，在观念上应重视市场退出问题

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依法严格实行市场退出制度”。国家工商局在实现登记制度“六个转变”中也提到了“从注重登记前把关向注重登记后监管转变”。目前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对工商行政管理提出的总体要求就是从过去侧重对市场主体准入行为的监管向对市场主体准人行为、经营行为、退出行为全过程的监管转变。

为适应这一转变工商部门要加强对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的调查、研究和监管工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执行债权债务的清算制度，避免逃废银行债务，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②。侧重考虑保护债权人利益与方便股东退出兼顾、工商机关把关责任与股东退出责任兼顾这两个原则，探索建立有效的市场退出监管制度。

(二)着力改变注销与吊销间的成本对比关系

一方面应大力简化注销程序，降低企业清算、注销成本。在目前情况下可试行分类退出程序。对经营时间短、无债务或债务关系较为简单的企业，可实行简易退出程序，在注销、公告和清算上予以简化程序、缩短时间周期。对债务关系复杂、有恶意退市嫌疑的企业，需要实行严格退出程序，严格规定必备的公告期。同时实行注销登记“零收费”制度，增强企业主动申请注销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应加大对以主动选择吊销方式来恶意退市的企业的惩戒力度。

对拒不办理注销登记的，在执法中不能简单地吊销之后就一了百了，要继续追究其应负的法律责任:应公告明示其印章、执照的无效性:对继续从事经营活动的，一律从严惩处:改变监管重点，应把对市场主体的监管和惩戒处罚责任延伸到并落实到其投资经营者身上，使其有所惧而不敢实施恶意退出的行为。此外，还可配以一些相配套的措施作支撑，包括发挥中介鉴证机构的作用、通过网络和新闻媒体建立诚信监管体系，加大司法干预的力度等等。

(三)完善相关法规，以利于严格退市执法

1、统一专门立法，以利协调

目前涉及到企业退出市场的相应法律包括《民法通则》、《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企业破产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等等，加上工商行政管理及其他部门关于登记、退市、清算等方面的行政法规，涉及法律法规为数众多。但在众多法律法规之中，不仅在清算和退市上存在很多缺陷，而且相互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极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在当前专门出台《市场退出法》或许不太现实，但应积极弥补现有法律的缺陷，并制定《企业清算法》或《企业清算条例》，对作为退市中核心问题的清算问题一一清算人、清算范围、清算组织的形式、清算的程序、期限、内容以及法律责任等作出统一的明确规范。

2、通过立法推动企业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相分离，为规范吊销和注销间关系提供法律依据

企业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分离，既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例，又是我国企业登记制度改革的方向。如果能通过对目前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予以明确，将对企业退市问题产生积极影响。目前市场主体退出监管工作中的许多问题和难点，都与营业执照的双重性质有关。

由于在现有体制下在市场进入时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并未分离，使营业执照实际上具有双重性质，既是法人地位又是其经营资格的法律证明。这就使吊销和注销间的法律关系难以理清，如果吊销的既是法人资格又是经营资格，那么吊销后无须再行注销，遗留下一大堆问题难以处理;如果承认市场主体法人资格与经营资格分离，那么企业法人的经营资格因法人资格的存在而存在，也因法人资格的终止而终止。法人资格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注销登记，同时收缴法人证书和营业执照，企业的法人资格和经营资格同时终止，其经营资格不需要再单独办理注销登一记。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只表明企业经营资格的终止，而法人资格仍然存在，必须经过清算后办理注销登记，法人资格才告终止。这样一来，目前因吊销而引发的债务纠纷问题就迎刃而解，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也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得到保障，并从而避免了工商部门执法中的两难和可能承担的行政责任。

3、应进行强制清算的立法修订，加大有效执法力度

目前除了破产外，企业解散和歇业等都实行自行清算，这在实践中实难如愿并带来退市者、债权人、工商行政部门间多角纠纷的问题，并构成工商部门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后续注销程序上的两难选择。这需要对现有法律作出补充修订，可以对恶意退出市场的企业在吊销其执照后，由工商部门牵头组织强制性清算，而后予以注销登记。也适用于对领取执照后未开业或自行终止经营、多年不参加年检的企业，进行强制注销。由此把企业自行清算与自行清算不能有效进行情况下的强制性清算结合起来，使之切实符合现实需要，也为加大执法力度和规范司法审判，从严惩戒恶意退出提供基础性工作。

四、结束语

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政府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虽然在目前理论上和指导思想上承认的是商品经济而非市场经济，但在一系列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推动下，工商行政管理体制也适应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相应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并对整体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开拓性影响。主要表现在:在经营主体的管理和服务对象上，随着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和经营方式的多样化，由维护单一公有制企业向促进个体私营外商企业发展和支持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在交易秩序管理上，大力加强了合同管理、广告管理、商标管理等，既注重维护生产者权益，也注重保护消费者权益;在维护市场秩序上，查处违法活动的检查由原来的打击投机倒把的倒买倒卖转到打击假冒伪劣上:在管理深度上，在加强管理的同时积极培育市场，从发展农贸市场开始，注重发展并规范发育中的小商品市场、工业品市场等商品市场体系；在管理手段上，从运用单一的行政手段向综合运用行政、法律和经济手段结合。其目的是这些改革基本上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进程保持一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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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美]史普博《管制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19、李郁芳《体制转轨时期的政府微观规制行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市场秩序论文范文第9篇

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Jules Verne，因为准确的描绘了人类登陆月球的情景而闻名于二十世纪，在各种科技正以加速度改变整个世界的今天，我们可能需要十数倍于Verne的想象力，去预测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面貌，以及民事财产法的响应，那当然远远超过了这篇小文的负载能力。还好在世纪即将交会的此刻，一些可预见的变化已经浮现，也足够我们去思考，民法有没有作好至少初期的准备。历史让我们乐观的相信，概念体系达到相当成熟度的民法，有能力适应累积式的社会变迁，欧陆第一代的法国、奥地利民法典，第二代的德国、瑞士民法典[1]，都通过了世纪的考验。而若再追其源头，则古罗马的查士丁尼法典内涵的诸多制度，更是历千禧而弥新。我国民事财产法继受的是第二代的欧陆法典，在台湾扎扎实实的施行了半个多世纪，也终于在世纪末几近完成全部的调整，故我们确有理由相信，未来民法在规范技术层面，仍将继续扮演台湾法律体系领航者的角色，值得观察的，毋宁是最近二十年公法的发展与第三领域的出现，在理念和方法上对民法的冲击，乃至某种程度的使其「工具化；以及在全球化趋势下，随着法系藩篱的逐渐模糊，民法中频频出现的异种接枝。台湾民法能否在法律体系的溶解重组过程中找到适当的定位，在理念上和其它法律领域，乃至其它法律家族更兼容的并存[2]，将直接关系到它继往开来，响应未来社会挑战的能力。以下即分从几个面向略加论述。

一、交易结构的改变

新世纪将延伸本世纪末期已经开其端的「私化（privatization）风潮，在交易的主体和标的上，不断扩展。不论公营事业的民营化，机关组织的财团法人化或单纯的业务委外，都使国家在引进民间活力的同时，受到的规范也从公法扩张到私法，乃至「遁入私法，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将以更复杂的方式纠结在一起[3].

另一方面，在交易的型态上，计算机、网络和数据库结合所创造的电子商务，未来在企业对企业（B2B）方面可望跃升为交易的主流[4]，即使在企业对消费者（B2C）方面，也有不容忽视的潜力。目前电子商务已经有相当发展的，至少涵盖了电子支付系统、网络出版与数字图书馆、网络行销、网络银行、网络理财等[5]，其间产生的契约成立问题－该采发送主义、到达主义还是了解主义[6]，电子签章问题－是否该纳入法律行为的成立或生效要件[7]，以及数字财产权的承认问题等[8]，都有待民法在相关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做系统性的响应。

网络社会一旦成形，更深层的改变将是时空象限的突破[9].如果说反映农业社会交易形态的第一代民法，基本上还不需要区分负担和处分行为（意思主义），到了多层分工、大量生产的工业社会，却难免捉襟见肘的话；以德国民法为典型的第二代民法，虽已可用高度抽象的法律行为概念来处理远距和未来物的交易[10]，但它是不是足够应付二十一世纪网络社会的虚拟产品交易，架构在旧时空象限上的时效制度、交付原则或法律行为基础理论，又需要何种补充，甚至根本的改变，都还不得而知。十九世纪的Pandekten学派在坚守形式概念的同时，面对扑天盖地而来的工业革命浪潮，仍能发挥创造与整合能力，而使其创造的体系保有响应的弹性[11]，这或许也是二十世纪民法学者，面对一个交易结构快速转变的新世纪，不能回避的使命。

二、主客体差序格局

理念上可溯源于启蒙时代的现代民法典，最大的特色就是消除了罗马法在权利义务主体上鲜明的差序格局[12]，仅保留了行为能力的差异，民法树立的「人像，基本上是一个平均的理性人，无分强弱智愚，人的主体性也和物的客体性完全对立，故人与人间只能有「请求，而人与物间则为「支配；人格权不得作为处分标的，物则以任意处分为原则[13].到了二十世纪，为反映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差距，如消费者在信息结构上处于弱势，农民和劳工在谈判能力上处于弱势，虽在立法上有「从契约回到身分的辩证发展，但多半是另以特别法去作调整，并未对民法典上的主体平等性与主客体对立性作基本的改变[14].

这个民法前提性的决定（或假设），在生命科学引领的新世纪很可能必须重作调整。事实上我们在二十世纪末叶已经闻到了高龄社会到来的浓厚气息，医学让人的生命全部或「局部的延后结束，人瑞、失智、渐冻、植物，各式各样的生理上的「非自由人和「半自由人，将在新世纪占了总人口的相当比例。日本的立法者即针对此一发展，决定在现有的禁治产（心神丧失）和准禁治产（心神耗弱和浪费）两种类型之外，再对高龄痴呆者增列第三种类型，分别设计「监护、「辅佐与「辅助三种制度[15]，但是否足以应付不同情形的需要，仍有待观察。

基因科技的突破，更使科学家扮演起上帝的角色，这种将主体当作客体的操作（subjekt-objektiviert-operational）[16]，对民法的前提决定才真正具有颠覆性。当科学家可以用不伤害人体的方式复制器官之后，今天在国际上已经十分活络的活体器官交易，是不是可以允许地上化，甚至量产？「自己的订做，又是什么性质的契约？人与物的对立性，也同时从另一端相对化。德国的立法者在一九九年就在民法第九十条物的定义之后，增列九十条之一，规定：「动物非物，动物应以特别法保护之。有关物之规定准用于动物，但另有不同规定者，不在此限。从结果几乎没有任何不同来看，此一修正宣示尊重生命的意义，显然更大于响应社会的需要[17].但当科幻小说中的机器人、生化人进入我们的生活，当这些非上帝杰作拥有的人工智能，已经复杂到可以在一定程度内「自主的和人们亲密互动以后，民法要把它们放在什么位置－物、动物，还是半自由人？

这一天也许还不会来得太快，但前一次启蒙时代建立的人文价值和伦理准则，显然已经不能支应未来崭新的科技社会，奠基在这一套价值准则上的民法，不可能不作相应的调整。因此现在开始法律、科技和伦理的对话，已经不早。

三、跨越管制与自治

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如何演变，则攸关未来民法的角色功能。十九世纪淘汰 了初期的资本主义，二十世纪淘汰了各种品牌的社会主义，接下来会怎么走？渊源于上一世纪的私法自治（Privatautonomie）理念，在社会主义国家固然遭到边缘化的命运，即在福利国家发展到高峰的西方世界，由于国家对市场的干预之广与深，自治在很多领域事实上也仅具补充地位，民事请求权的规定有时也会出现在行政单行法中，被当成行政管制的辅助工具。这种情形到了二十世纪末，福利国家逐渐退潮以后，有可能重新调整。

基本上，大政府不再被选民青睐，自由市场的活力与弹性重新得到肯定。但回归市场不代表自由放任，从布莱尔的第三条路，施若德的新中间，到小布什的悲悯保守主义，都仍然强调政府对社会应负的责任，减少的只是直接干预，不是不管，而是管得更有智能。政府的角色更像伙伴，而不是统治者，像社区组织者，而不是分配者[18].民法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一方面固然因为财货的流转归属又开始依赖交换而非分配，而重新取得社会主导规范的地位。另一方面，怎样把国家和社会的新关系恰如其分的表现在各种公权力退出后的民事领域，即将成为民事立法者的一大考验。

强制自治或许最可以代表替代自治和管制的第三条路，也就是国家在必要情形下迫使人民完成一定的交易，却不干预交易的内容。基于「势均力敌（counterveiling power）理念[19]，从十九世纪就开始的劳雇团体协商固然是强制自治的典型，一九四二年的意大利民法有关土地重划、开垦、改良及流水利用的强制团体规定，也是基于地尽其利考量，而强制自治的另一种类型。我国施行不久的公寓法，强制区分所有人订定规约自治，而放弃原来由国家管制的想法[20]；新修正的电信法强制第一类电信事业就网络互连和费率问题在一定期间内完成协商，则显示类似的观念也在我国萌芽。如果再把视野伸展到同样受私人自治理念支配的程序法领域，最近基于改革民事审判容冗长无效率的考量，而修法课予当事人种种促进诉讼义务，诸如争点整理制度的引入，强制当事人进行有关诉讼争点的协商，而非直接由法院介入讼争内容[21]，又何尝不是强制自治理念的体现？法院如果能用程序强制来替代，最好不要直接介入契约内容的调整[22]，在处理继续契约争议衍生的有关当事人「重新协商义务（Neuverhandlungspflicht）的讨论[23]，或许即是未来替代情事变更原则的新出路。再举一反三的话，像物权编草案大量增加的法院介入规定，是否都有必要，也还有检讨余地，比如由法院介入共有物的分管，是否反不如维持现制，听由共有人在「分管不成即分割的压力下自治，来得妥当[24].

四、科技危险的分摊

建立在自由主义伦理准则上的民事侵权法，以过失责任为原则，推定过失责任为例外，基本上都是以行为人主观上可归责为必要。在充满不测风险的工业社会，能否适当响应，早已受到相当质疑，故从社会伦理出发，基于分摊危险考量设计的民事赔偿责任，在二十世纪也已毫不新鲜[25].工业国家多半是在民事侵权法之外，以特别法的方式，设计某种不以行为人可归责为要件的民事责任，往往还伴随举证责任的减轻、一定情形的免责、赔偿责任范围的限定，乃至责任保险等等规定[26]，主要针对交通事故、商品瑕疵意外、公害、劳动灾害、工业设备灾害等五类情形[27]，近年基因工程科技带来的危险，也在许多国家引起讨论，甚至有完成立法者[28]，少数国家（意大利、葡萄牙）更把一般性的危险责任植入民法，采狭义侵权与危险（行为与物）责任双元制，多数国家则还在观望[29].

我国在今年开始实施的债编修正，正好在这一部份受到最大的注意，第一九一条之一规定商品制造人责任，第一九一条之二规定动力车辆驾驶人责任，第一九一条之三规定：「经营一定事业或从事其它工作或活动之人，其工作或活动之性质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损害于他人之危险者，对他人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但损害非由于其工作或活动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于防止损害之发生已尽相当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更是大胆的继意大利、葡萄牙之后，把一个相当概括的「危险要件植入民法典，但责任又和前二条一样采过失推定，与原有的动物占有人、工作物所有人责任似无二致，以致三条都纳入侵权行为章，体例上不做任何调整[30]，从而这三条可否归类为特别与一般危险责任，即不能无疑，王泽鉴大法官将该条定性为「推定过失的危险责任，并评为「比较法的异数[31]，自非无故。惟从民法研修会记录可知，立法者正是因为考量到我国有关危险责任的立法相对落后，立即在民法中订定一般性危险责任规定，恐怕跑得太快，且欠缺足够配套。但又不能无视于社会广泛存在的危险，故勉强增订一不限于公害类型的危险责任，却在责任上刻意采缓和的过失推定，留给法院就个别类型在过失认定上宽严制宜的空间。既非真正无过失责任，则纳入侵权制度内，在形式上也还不能说有太大扞格[32].

不论理论上如何不圆满，由于危险责任制度的建立非一蹴可几，如果把第一九一条之三看成走向一般危险责任前的过渡规定，作为民法对社会大众因危险环生所生焦虑的响应，应该还是可以接受的。但以各种科技制造的危险实际上是源源而至，这个条文的存在，不仅是对司法者的授权，同时也可看成对立法者的提醒：建立更有效的危险责任制度，这应该只是一个起点[33].

五、风险社会第七伦

不过相对于社会学上的「风险社会论述，民事法制上若只有危险责任的响应，显然还十分不足，或许可以说，从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开始的危险责任讨论[34]，基本上还是以工业社会为其思考基础，对于我们已经一脚跨入的后工业、后匮乏（post-scarcity）社会，风险将替代财富成为分配的主要问题[35]，因此从资源匮乏的前提下提供资源流转和归属规范的民法[36]，恐怕需要做出更全面的响应。

简单的说，风险社会就是灾难社会，科技克服了匮乏的问题，却也为人类带来逸出控制的无限危险。德国社会学者Ul rich Beck认为现代由核能、化学、基因工程及生态污染所释放的风险，已侵蚀了风险计算的四根支柱：（1）风险的全球化以及无从弥补的特性，使得金钱补偿的概念不再有效；（2）对人们可想象的最严重灾变来说，任何预先设计的救援计画都无济于事，因此预防性监督的概念同样失效；（3）「意外的发生不再受时空限制，人民必须面对一波波纠缠不清的破坏性连锁反应；（4）这同时意味各种标准值、测量程序的无效，风险计算变成相当模糊[37].其结果是现代（未来）的政治和社会行动，有很大一部分是为了解决科技发展所衍生出来的巨大风险与不安全感。新世纪的人们栖栖皇皇，念兹在兹的，不是财富的取得，而是灾难的趋避。

传统政经制度对于这样一个逐渐形成中的风险社会茫然无措，从核四案决策的反复已经表露无遗。Beck所提的生态民主或许还是一个十分遥远而不具可操作性的概念，但当温室效应及其它生态变化以更惊心动魄的方式展现时，社会、政治、经济以至法律，所有的制度可能都会自动大幅调整，大概没有什么文明价值是不能改变或放弃的。但即使在现行以财富分配为基础的政经体制下，环境生态也必须慢慢推到其它价值、利益的前面。同时在民法、经济法和法律人类学卓然有成的Wolfgang Fikentscher曾经在一九九一年发表一篇题为「环境社会市场经济－从法律的角度观察的专文，认为现代社会应该像致力于控制市场独占力一样，把环境保护融入市场经济的机制[38].民法虽不能像行政法一样，透过强制或诱导手段去改变人们的行为，但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如果它能吸纳社会既存的伦理作为市场规范，就我国民法而言，即经由习惯（第二条）与法律行为的控制（第七十二条），事实行为的贬抑（第一八四条第一项后段），乃至使物权负有一定社会义务（第一四八、七六五条），并非不能把民事关系调整到与生态环境永续发展理念更兼容的方向。换言之，脱胎于十九世纪欧陆民法典的我国民法，在诠释所谓「善良风俗的时候本来就不应自限于儒家文化的五伦，但面对二十世纪快速工业化的台湾，必须强调的还只是属于第六伦的「群己关系，到了二十一世纪，就更应特别重视生态取向的「天人关系，或许可以称为第七伦。

六、契约更贴近现实

如果说工业化社会造成了侵权法的「没落，或至少典范的转移，从二十世纪头到二十世纪尾，有更多人抢着敲契约法的丧钟。最早的攻击是着眼于劳动契约的不对等性，然后是消费契约的附合性[39]. Stewart Macaulay在一九六三年发表的「商场上的非契约关系，现在已被列入法社会学经典作品，则是从契约实际上在商场是否被使用及如何使用的角度﹐根本质疑契约法对现代交易的主导性[40].之后Grant Gilmore更在一九七年的一场演讲中，像尼采宣布上帝死讯一样，哲学式的宣告「契约死亡﹐指出美国契约法教义的狭隘性﹐其功能已被更能响应社会需求的侵权法所吸收[41].英国学者Patrick S. Atiyah也全面检视现代市场经济各种不利于契约自由的条件，认定契约自由已近黄昏[42]，康涵真则用Macaulay以来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台湾中小企业的非正式融资活动进行调查，而得到「关系运作才是关键，法律体系其实已被边缘化的结论[43].

契约和契约法当然还大量的用在法院的判决中，法社会学的检讨，应该只是促使契约法释义学寻求更贴近生活的解释方向[44]，比如受到Macaulay关系理论的启发，Jan R. Macneil在一九七四年提出「契约交易（contract transaction）和「契约关系（contractual relation）的两极理论，前者如在加油站发生的加油契约，前后不到五分钟，后者则可以许诺一生的婚姻契约为例，契约法势须针对这两极建构截然不同的规范理念[45].日本学者的反省更彻底，鉴于日本社会对法律解决争端的排斥，契约在日本的商场操作实际上对契约外的社会关系依赖尤深[46]，因此近年有学者提出所谓的「关系性的契约理论，主张契约的拘束力及围绕着契约的各种义务都是基于社会关系而发生，从而契约条件是随契约关系的进展而逐渐形成或修正，试图把契约外的社会关系也纳入契约法的诠释中[47].

同样着眼于社会现实因素的反映，Claus-Wilhelm Canaris回顾德国契约法百年来的发展趋势，对于从「形式到「实质的普遍论断[48]，反而认为需要做更精确的厘清[49].他从契约自由、契约正义和契约法背后的政治意理三个角度观察，认为实务和学说所谓从形式到实质的典范转移，大部分只是更强化了实质的决定自由，通常是经由特别法，把因信息、资力、交易地位不对等的现实因素纳入，使弱势一方有较大的不受契约拘束的自由。只有小部分触及程序以外的「公平，而在政治意理上，更是始终未脱自由主义的基调。至于缔约过失、积极侵害债权等发展，都还在原来民法典预设的架构内，真正比较实质的、非程序的改变，还是行为基础的理论与实务。Canaris并未对契约法的未来发展做出任何预测或期待，似乎认为在形式的契约自由之上，随社会发展而在若干领域朝实质决定自由调整，即足以响应，颇能反映德国法学界在世纪交替之际，普遍洋溢的「历史终结式的乐观主义，与对其民法典的超越性的自傲[50].

台湾契约法的发展，包括实务和法学，也未自外于这个潮流，或许在步调和方向上更趋近德国。比如通过解释和修法把积极侵害债权和缔约过失纳入契约法，并为引起基础太窄而须依赖侵权法补强的争议[51].就实质契约决定自由的强化而言，民国八十三年通过的消费者保护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以定型化契约、特种买卖的规定为其典型，但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已经在若干案例运用民法中的概括条款对消费者定型化契约加以控制[52].超越契约自由的「实质化，德国在行为基础理论方面有可观的发展，台湾实务上虽有心朝此方向发展，却似乎欠缺理论的后援而成绩有限，债编修正纳入第二二七条之二，为法院提供了依实质正义调整契约内容的点放手枪，但如果仍然没有子弹供应（指具体操作的理论），恐怕还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是宪法人权规定的第三人效力，特别在有关男女平权上，实务界已经试探性的跨出几步[53].整体而言，未来如果在体系化和实质化上，能继续做更大幅度的改善，特别是理论方面，对于吸纳社会现实，间接的缩短社会正义观与契约法之间的差距，会有一定的帮助。

七、物权走向自由化

民法上区隔债与物，虽早在罗马法已开其端，但是到了十九世纪萨维尼重建罗马法体系，才被赋予鲜明的哲学基础－人是自由的，物是不自由的[54].物权严守法定主义的结果，使得私法自治只实行了前半段，规范财产流转的契约法标榜自由，规范财产分际的物权法则充满强制。但民事财产法实际的发展，却显示债与物的不可切割，绝不只限于担保物权的「从属而已[55]，这也证明为德不卒的契约自由已造成民法响应社会变迁的重大局限。此所以德国学者检讨物权法的发展趋势，无不强调和鼓吹物 权的「债权化[56]，也就是自由化。

物权所以要法定，不论源于启蒙时代所有权绝对性的哲学思考（定限物权只能例外存在），或对封建体制复辟的疑虑，在今天看来，都很难再合理化[57].比较有说服力的，恐怕是从资源效率角度所作的分析，最近一篇论文，是从第三人信息成本的角度切入，认为强制标准化才可以避免自由创设带来的过高信息成本。且从制度选择的角度来看，由立法机关负起创新的责任，也比由司法机关在个案中调控更能降低信息成本[58].但此处所谓第三人信息成本，作者比较强调的是所有人以外的第三人「防免侵权的信息成本。至少就我国所参考的德、瑞民法而言，经由占有的一体保护规定（无分动产、不动产），加上「任何人不得为大于自己处分的原则，还会滋生多少第三人防免侵权的信息成本，实不能无疑。因为开放创新的物权既不能超越所有权范畴，所有权原则上又可藉占有来推定，则无论创设何种物权，应不必顾虑增加太多防免侵权的信息成本。故真正关键的，还是开放创新对「物权交易可能增加的信息成本，因为物权对世性衍生出来的公示要求，此一信息成本主要即为因应交易支出的公示成本，而不论动产的占有或不动产的登记，自由化无疑都将大幅增加公示成本，尤其是不动产登记制度，在使用传统的书写储存方式时，此一成本有相当大的外部性，未必都能内化于交易中（比如藉登记费用的提高）。只有从这个角度，可以合理化物权种类和内容的限制。

如果以上分析可以接受的话，未来因为计算机、网络和数字化传媒扩大的登写、储存和传输产能，将大幅降低上述信息成本，甚至较有价值的动产，也都可以建立某种产权登记制度，这将使得物权创设自由的限制，逐渐失去正当性。即使在登记制度的产能仍难以大量扩充的今天，立法者也应该体会物权种类限制所构成的交易障碍，而适时研发新品种的物权类型，从这个观点来看本次物权修正，自然是不能让人满意[59].无论如何，物权走向开放应该是新世纪无法阻挡的趋势[60].物权自由化后，体例上是否还要自成一编，即非无重新审酌的余地。基本上，债权和物权的区隔会有相当程度的动摇，比如对世性和对人性的对立，公示性和隐密性的对立，即因债权也同样可藉登记而生一定追及效力及公示效果，不再是理所当然[61].但两者间在负担性与处分性的对立，也就是请求与支配效力上的对立，并非一定要放弃。比如租赁，可以是债权性质，也可以是物权性质，前者可以登记，也可以不登记。不登记的租赁债权不能对抗第三人，但登记的租赁，如果「只是债的约定，承租人对于出租人不交付租赁物，仍只得为债务不履行的请求，而不得行使物上请求权。故债和物的二分在物权自由化后不是不能维持，只不过两编在体例上的区隔，不能再强调物权种类的强制性，各种物权和债编的有名契约一样，将属于例示的任意规范。而且当物权走向自由化，而使物法和债法一样属于财产流转的交易法（Verkehrsrecht）以后，物权行为也不能再坚持其伦理的中立性[62]，必须和债权契约一样受到内容的管制，也就是在「实质化上同步跟进[63].

八、民间立法的控制

当大部分的生产和交易关系在世纪之交已逐渐回归市场，换言之，十九世纪Sir Henry Maine在古代法一书中所说的「从身分到契约，经过二十世纪的社会改革而回到身分后，在新世纪又将摆荡到契约。我们可能看到的变化，是一种与Maine观察到的不尽相同的契约社会。某种「社会契约，将取代个别契约与国家法律，成为主导交易关系的规范。

其实在很多方面，这样的发展早已开始进行。比如劳工法上的团体协约，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已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稳定机制，我国的情形虽不能相比，但随着社会力的解放，其成长应可预期。团体协商不只限于劳雇关系，公平会在处理中小企业联合问题时，即把团体协商的构想，用在相对的企业团体之间，以及企业团体和和消费者团体之间[64].有大量减省交易成本功能的定型化契约，也很自然的在许多行业中发展出通用的模板[65]，我国近年甚至常常是由政府鼓励订定。另外民间行会基于市场秩序考量而订定自律公约、竞争规则[66]，基于标准化要求，订定各种生产、管理、销售的标准规范，基于智能财产权共同管理的要求，订定利用付费规则，或在科技领域，则订定各种操作、管理的技术规范，不一而足。这些由民间藉组织的力量所生产，而有一定拘束力的自治规范，也许可以统称为民间立法，在国家管制退潮之后，极有可能成为满足社会规范饥渴最主要的法源。

国家的角色从管制者变成社区组织者，从立法者变成立法控制者。因此如何健全民间的组织，使其在代表性和功能性上都能符合一定要求，便不容忽略。就民事法而言，民间立法的主要控制者当然还是法官，法官必须在审判时检验这些一般性的规范是否抵触法律，或公共秩序善良风俗。这时在制度上，可能会面临类似违宪审查的抉择，即采取某种集中审查[67]，以收统一、迅速之效，还是维持分散审查，而较符合司法权本质。也可能要考虑是否引进某种专业参审方式，以提升裁判的公信力。对于民间立法，国家除了控制应该还要负起引导之责。民法上各种之债和各种之物的规定，即必须掌握社会实存的典型交易，描述该类交易在权利、义务、风险、责任上「正常的分配方式，一方面引导民间立法的方向，另一方面提供司法审查有无「显失公平的参考。故国家的立法者仍须适时增修民法，以响应社会的变迁。

九、全球化下的法系

信息化的资本主义，最大的特色就在它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世界经济（world economy）的全球经济（global economy），使全球变成一个单位而且是实时运作，在遍布全球的电子回路中，数十亿美元的交易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68].全球化对以国家为单位构成的国际秩序（包括国际法秩序）造成的冲击，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述，但解民族化、解中心化，跨国社会空间的形成，实具有更多面向的意义和难以评估的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原来被疆域隔开的文化被迫展开对话[69].这里说的被解构的疆域，当然包括比较法上所说的法系或法律家族，由于法系涉及法源、法律思考、裁判风格、法律职业等等的复杂因素，过去学者的兴趣多在比较[70]，少谈汇合（convergence）[71]，只在面对类如欧洲融合的过程时，才有人意识到如何调和英美法系、拉丁法系和日耳曼法系的问题[72]，全球化把这样的问题意识快速的扩散到世界各角落。民法当然也不能免于这样的冲击。

民法制度的汇合，以欧洲正在进行的实验来判断，有难有易，比如同样是买卖，动产的买卖制度因为国际贸易的要求，早有汇流的趋势，现在只需考虑要不要把国际买卖法纳入未来的欧洲法[73].源于罗马法的不当得利制度，原来在英国十分陌生，但从一九六六年Goff/Jones提出完整的理论以后即已改观[74]，与大陆法国家殊途而同归，学者认为至少原则的统合已非难事[75].但如物权变动，不仅英伦海峡的鸿沟难跨，就是法国和德国间也有原则性的差距[76].因此即使对政治上走向统一的欧洲，统一的民法典，仍然是可望而不可及。对其他地区而言，跨法系的对话更只能在「有脉络关系的普遍主义前提下，审慎的进行。我国民事财产法自始全盘移自外国，且混合继受德、瑞、日等国民法制度，因此对于外国法并无强烈的文化排斥，比较令人担心的，反而是如何「生根的问题，或者说，过度忽略原法制「脉络关系的问题。近年在民事立法上，更有从「小混合到「大混合的趋势，动产担保交易法与信托法即是最有代表性的二例[77].

在不同脉络关系下寻找普遍性，也许更值得开发的是民法学，而不是直接从盘根错节的民法下手。特别 是当大陆法系民法方法论的贫乏已无法响应社会变化时[78]，从社会科学中寻找新的方法，以其普世性及客观可验证性，不仅有利于解释说服力的提高，也可作为联系不同法系制度的共同语言，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有系统发展的经济分析法律理论，就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支。美国的法院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处理民事争议已相当普遍，大陆法系国家基本上还在民法学者的操练阶段[79]，目前比较欠缺的似乎是跨法系的语言，来联系两边做法律经济分析的研究社群[80]，这可能是未来跨越法系鸿沟的真正快捷方式。台湾民法学界对于经济分析方法的引介虽然甚早[81]，但迄今还谈不到任何系统化的发展，努力的空间还非常大。

十、法典主义的黄昏

民法在新世纪会面临的另外一个重大决定是，当法律内容必须经常大幅更新，当各种法源－法条、解释、判例、决议、学说等－经由数字化处理而可以轻易检索组合时[82]，法典这样的老古董到底还有没有保存的必要？其实远在信息科技运用到法律之前，德国学者已经开始质疑封闭的法典与多元开放社会间的兼容性[83]，在他们看来，民法典之外会滋生许多民法规定，毋宁是极其/:请记住我站域名/自然的事[84].意大利学者Irti则认为全欧洲都呈现这样的「解法典化（decodification）现象[85].

不容易解释的是，二十世纪又是盛产民法典的世纪，不仅在欧洲，德国之后，瑞士、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东德（一九七五年）先后制定了法典，在亚洲，日本之后也有泰国、中国、韩国等跟进，其它亚非发展中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就不用说了，据一位意大利学者在一九八三年作的统计，仅仅二次战后就出现至少四十七部民法典[86].这还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非共化后的新法典算进去[87]，中共也在完成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立法之后，预计在五年内完成物权法，二一年通过民法典的整编。如此看来，民法典在世纪之交不但没有趋于没落，反而发展到历史的高峰。其中原因，颇值咀嚼。

或许可以用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全盘修订生效，备受瞩目的荷兰民法作个例子来说明[88]，它受到重视的原因，还不在于修正幅度之广（多达九百多条），而在它显示一个古老民法（一八三八）面对现代社会可能作的调适，同时透露了未来欧洲民法统合的风向，因为它不但撷取了许多其它欧陆国家的经验，还融入不少了英美法的制度精华[89].对于此一法典化的构想，赞成反对两方有过激烈的辩论，反对者认为，如此大规模的立法只适合于静态的农业社会，且事实上以其内容之技术性，也只能在少数专家中进行讨论，并不能得到社会大众的共鸣；即就法典所标榜的公示作用（plakative Funktion）而言，因为法律文字的艰深，犹如教科书，很难期待人民可以很快的在这里找到处理民事问题的答案。赞成者则认为，透过新概念和新观念的注入，至少就法律人而言，新法典可以大幅改善民法的适用；而且无论如何，法典的集中和体系化效果，是分散各处的特别法无法企及的[90].

荷兰民法典的整编，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全盘纳编的野心，很多的特别民法还是留在法典之外，这正是各国整修民法典共同的困难：全部纳编会使法典芜乱到不忍卒读，选择性纳编，又该用什么原则？德国在重编债法时对这个原则问题就有甚大的争议，有偏向于法典的信息完整而主张多多益善的[91]，也有偏向只把具有「一般性的民事规范纳入法典[92].这涉及到民法典的基本定位，信息完整在未来法律信息化程度大幅提高后，既不再是法典的优势，如果不想改变民法典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如Canaris所见，则除了有关契约自由实质化的修改可以加进去以外，其它基于社会政策或经济政策所作的调整（Canaris所称的实质契约正义），最好还是留在民法典以外，通过民法典预设的「动线，这些特别法当然还是可以优先于民法典的普通法而适用，但一等到这些特别规定因为政策目的达到而不再需要时，又可自动回复适用普通民法。也就是把民法典当成一部「原则法，既可提供市场经济一套体系完整、理念清晰的法律规范，又容忍因市场失调所设的「例外规定优先适用。何者「外接，何者「内设，即端视该特别规范是否具有原则性、一般性而定，后说应该较为可取[93].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民法的修正，把定型化契约的规定一分为二，其中具有一般性的规定于民法债编（第二四七条之一），而消费契约则保留于消费者保护法。似乎正是采取前述「原则法的定位。但另一方面，又把土地法上基于保护土地使用人政策而设的特别规定纳入民法典（第四二二条之一、第四二六条之二），明显偏离了原则法的定位，既不能充分到让被规范者在此找到完整的民法信息，反而使民法典原有的精神面貌趋于模糊，对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我国民法，难免予人方向不明的感觉。

总之，滥觞于十九世纪的法典主义不一定已近黄昏，但民法典在经过二十世纪和特别民法的反复纠缠之后，如果还不能在功能定位上理清楚，走进二十一世纪的，可能就只是一堆断烂朝报，这时还不如解构为一个个政策理念清晰的单行法，对裁判者和被规范者而言，同样随手上网检索可得，反而更为实用。

注释：

[1] 借用Wieacker的世代分期，参阅所撰Aufstieg， Blüte und Krisis der Kodifikationsidee， FS Boehmer， 1954， 46。

[2] 参阅拙文，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从功能法的角度看民事规范的类型与立法释法方向，「民法七十年之回顾与展望纪念论文集（一），民国八十九年，页1-60。

[3] 参阅Schneider/Hofreither （hrsg.）， Privatisierung und Deregulierung ？ffentlicher Unternehmen in westeurop？ischen L？ndern， Erste Erfahrungen und Analysen， 1990； von Arnim， Rechtsfragen der Privatisierung， 1995； C. Gusy， Privatisierung von Staatsaufgaben： Kriterien-Grenzen-Folgen， 1998。

[4] Garner Group在2000年4月预估全球B2B五年内交易金额的成长，将从1999年的1，450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7.3兆美元。

[5] 参阅余千智主编，电子商务总论，民国八十八年。

[6] 黄立采了解主义，参阅民法债编总论，民国八十八年，页124。

[7] 行政院研考会在民国八十七年二月已设立了「政府凭证管理中心，提供电子签章服务，并研拟了电子签章法草案，参阅魏启林编：「政府再造运动，民国八十九年，页154；有关该草案及外国法制比较评析，可参张冀明，论电子签章法之「电子签章，月旦法学，第五十九期，民国八十九年，页123-133。

[8] 联合国与美国已展开立法行动，可参冯震宇，论网络电子商务发展与相关法律问题，收于「网络法基本问题研究（一），民国八十九年，二版，页251-54。

[9] Castells， Manu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1996， 中译本，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之崛起，民国八十七年，页387-487；书中也引述了另一位著名社会学家D. Harvey， 在「后现代性一书中以「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来说明资本主义的转化（页453）。

[10] 参阅拙文，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收于「跨越自治与管制，民国八十八年，页228-30。

[11] Wieacker， Pandektenwissenschaft und indu strielle Revolution， 收于其文集：Industriegesellschaft und Privatrechtsordnung， 1974， 55-78。

[12] 罗马法上把人分为自由人、非自由人和半自由人三种，人格上又有减等的制度（capitis demunitio），有大减等、中减等与小减等，详参谢邦宇主编，罗马法，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页88-109。

[13] 虽然侵权法上慰抚金（德国民法称「伤痛金）请求的例外承认，显示在市场经济下，人格价值的「物化终不可完全避免，去年我国民法增订第二二七条之一，更从侵权法扩张到契约法。

[14] 参阅拙文，前注2，8-13。

[15] 参阅陈洸岳，日本民法学之现况，月旦法学，第三十八期，民国八十七年，页28-29。

[16] 参阅颜厥安，没有脸庞的权利主体，收于「法与实践理性，民国八十七年，页352。

[17] 参阅Schmidt， Karsten， JZ 1989， 790ff。

[18] 参阅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1999； 中译本，郑武国译，第三条路，民国八十九年；拙文，Basic rights in a diminishing state， 发表于国际宪法学会在荷兰鹿特丹举行的第五届年会，12-17 July 1999。

[19] 参阅黄程贯，契约当事人之对等地位，民国七十一年政治大学硕士论文。

[20] 参阅拙文，相邻关系在民法上的几个主要问题，并印证于Teubner的法律发展理论，收于「跨越自治与管制，民国八十八年，页208-12。

[21] 参阅邱联恭著述，民事诉讼审理集中化之理论与实务，收于司法院编印：「民事法律专题研究（十八），民国八十九年，特别是页49-51；日本在一九九六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修正，也以此为修正重点，参阅Taniguchi， Yasuhei， The 1996 Code of Civil Procedure of Japan –A procedure for the coming century？ 45 Am. J. Com. L. （1997）， 771。

[22] 程序调整应优先于实体内容干预的想法，也见于Canaris， Wandlungen des Schuldvertragsrechts –Tendenzen zu seiner “Materialisierung”， AcP 200 （2000）， 283-87。

[23] 参阅Horn， Neuverhandlungspflicht， AcP181（1981）， 255-288； 有关继续性契约的修法意见，ders.， Vertragsdauer， in： BMJ （hrsg）， Gutachten und Vorschl？ge zur überarbeitung des Schuldrechts， Bd.1， 1981， 551-645。

[24] 参阅拙文，从效率观点看几个共有关系的争议，载于国科会出版，研究汇刊，十卷四期，民国八十九年，页555-57。

[25] 参阅王泽鉴，侵权法之危机及其发展趋势，收于「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民国六十八年，页147-184； 至于严格责任引起的问题，可参Olson， Walter （ed.）， New directions in liability law， 1988。

[26] 参阅邱聪智，科技发展与危险责任法制，收于所着「民法研究（一），二版，民国八十九年，页293-319； 苏惠卿，自危险责任之生成与发展论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之三，发表于民法研究会第十九次学术研讨会，民国八十九年三月十一日； 黄上峰，侵权行为法上危险责任之研究，民国八十八年政大硕士论文，第三章。

[27] 参阅陈自强，民法侵权行为体系之再构成（上），民法第一九一条之三之体系地位，台湾本土法学，第十六期，民国八十九年，页54-56。

[28] 德国一九九年通过基因工程法，第三十二条为有关危险责任的规定，可参黄上峰，前注26， 页63-65的简单介绍。

[29] 德国学者反对在民法中订定危险责任者固然不少，如Larenz， 但支持概括条款者似乎更多，惟对于其宽窄及理念仍无共识而已，可参E. Deutsch所作的整理，Allgemeines Haftungsrecht， 2A.， 1996， 450-54；瑞士学者对此一问题的讨论也相当热烈，可参Strickler， Hanspeter， Die Entwicklung der Gef？rdungshaftung： Auf dem Weg zur Generalklausel？ 1983。

[30] 德国学者Kotz就认为在增订概括条款后势须将章名改为「侵权行为与危险责任，以示其为双元责任，参阅K？tz， Gef？hrdungshaftung， in BMJ （hrsg.）， Gutachten und Vorschl？ge zur überarbeitung des Schuldrechts， Bd.2， 1981， 1793。

[31] 参阅王泽鉴，侵权行为法（一），民国八十七年，页25， 注1。

[32] 详参法务部编印，民法研究修正实录－债编部分（四），民国八十九年，页701-32。

[33] 立法者在制定特别法课予严格责任时，自应考虑其危险与民法第一九一条之三涵盖的危险，会不会畸重畸轻，邱聪智就此颇有疑虑，可参其近作，我国侵权行为法构成上之潜在危机－民法债权侵权行为修正之综论，收于法令月刊创刊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民国八十九年，页377。

[34] 瑞士民法学者Burckhardt早在一九三年的瑞士法律人学会大会中，即已针对债法修正提出危险责任概括条款的建议（第六八条之一），参阅Strickler， 前注29， 127。

[35] 现代风险社会的论述，可参顾忠华，「风险社会的概念及其理论意涵，收于「社会学理论与社会实践，民国八十八年，页138-172。

[36] 曾世雄曾深入分析民法的规范目标，认为是行为和资源并重，参阅所着，民法总则的现在与未来，民国八十二年，页6-17。

[37] 顾忠华，前注35， 页153-54。

[38] Fikentscher， Die umweltsoziale Marktwirtschaft –als Rechtsproblem， 1991。

[39] 这两方面的文献都可说汗牛充栋，可参黄程贯的整理，前注19。

[40] Macaulay， Non-contractual relations in business， Am. Sociological Rev. 28（1963）， 55-67。

[41] Gilmore﹐The death of contract， 1974。

[42] Atiyah， 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dom of contract， 1979；中文引介参阅李清潭，资本主义下现代契约法的变迁，法社会学对于契约自由的辩论，民国八十六年。

[43] Winn， Jane Kaufmann， Relational practices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law： A study of the informal financial practices of small businesses in Taiwan， 28 Law and Society Review （1994）， 中译文刊登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十七期，民国八十三年，页1-40。

[44] 参阅Schmid， Walter， Zur sozialen Wirklichkeit des Vertrages， 1983， 213-15。

[45] Macneil， The many futures of contracts， 47 S. Cal. L. Rev. （1974）， 691-816； Contracts： Adjustment of long-term economic relations under classical， neo-classical， and relational contract law， 72 Nw. U. L. Rev. （1978）， 854-905。

[46] 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Kawashima， Takeyoshi， Dispute resolution in contemporary Japan， in： von Mehren （ed.）， Law in Japan： The legal order of a changing society， 1964， 41-52；也有得自国际贸易的经验，如Guittart， Stephen W.， Negotiating and administering an international sales contract with Japanese， 8 International Lawyer （1974）， 824。

[47] 参阅陈洸岳，前注15，相关说明及引用文献。

[48] 这个提法从Wieacker之后，几乎已经变成德国民法学界的口头禅，虽然对于实质化过程的评价，始终有争议，参阅Wieacker， Das Sozialmodell der klassischen Privatrechtsgesetzbücher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Gesellschaft， 1952， 18； Reuter， Die ethische Grundlagen des Privatrechts –formale Freiheitsethik oder materiale Verantwortungsethik， AcP （189）1989， 199。

[49] 详参Canaris， 前注22， 273-364；但他在一九九八年应邀在日本庆祝民法一百年的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已提出同样观点，可参林美惠译，民事法的发展及立法－德国契约法的基本理念及发展，台大法学论丛，第二十八卷三期，民国八十八年，页337-353。

[50] 参阅Fukuyama， Francis，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3， 中译可参李永炽译，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德国民法学最重要的刊物AcP在今年第二百期特别出专刊，由多国学者撰文说明其民法受到德国法的影响；有关民法「超越性的概念，请参拙文，社会主义下的私法自治：从什么角度体现中国特色？法令月刊创刊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民国八十九年，页624-28。

[51] 德国民法因侵权法保护范围不足而在契约法发展出积极侵害债权的制度，我国虽无相同问题，但依样画葫芦，也在契约法找到了请求权基础，并修法强化，参阅王泽鉴，不完全给付之基本理论，收于「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三册，民国七十年，页59-87；德国在两大领域各自发展出交易安全义务与缔约过失，我国亦步亦趋，也不觉有何不妥，可参林美惠，论我国法上交易安全义务理论之建立，收于民法研究会，「民法研究，第二册，民国八十八年，页322； 陈洸岳，「中断交涉与缔约过失责任之序论研究，收于「民法研究，第四册，民国八十九年，页10。

[52] 参阅詹森林，定型化约款之基本概念及其效力之规范－消费者保护法第十二条之分析，收于「民法研究，第一册，民国八十八年，页10-18。

[53] 比如针对单身条款，法院即从尊重契约自由转变为认定违反公序良俗，参阅司法院公报，第三一卷，第九期，民国七十八年，页74； 在侵权法方面，台湾高等法院最近有一判决认为妻操持家务的工作价值与夫的职业工作价值应该等同，从而在身体或健康受侵害计算工作损失时，亦应与夫同，八十七年度上字第一一号判决，载于月旦法学杂志，第五十四期，民国八十八年，页201。

[54] 参阅Wiegand， Wolfgang， Die Entwicklung des Sachenrechts， AcP 190 （1990）， 113-20。

[55] 笔者在前注50的文章中整理了「选择－转换、「原因－结果、「基础－从属与「融合－混合四种互动关系，页628-30，此处不赘。

[56] 参阅Wolf， Manfred， Best？ndigkeit und Wandel im Sachenrecht， NJW1987， 2651； Wiegand， 前注54， S.134。

[57] 参阅拙文，物权法定主义的再思考－从民事财产法的发展与经济观点分析，收于「经济法的挑战，民国八十三年，页3-58。

[58] 参阅Merrill， Thomas W. and Smith， Henry E.， Opt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 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 110 The Yale Law Journal （2000）， 1-70，笔者在此要特别感谢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简资修教授提示此篇论文。

[59] 拙文，重建役权制度－以地役权的重建为中心，月旦法学杂志，第六五期，民国八十九年，页81-82。

[60] 在最近一次月旦法学杂志举办的物权法研讨会（八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温丰文教授探讨物权编有关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修正，内政部地政司张元旭司长表示我国土地登记已进入电子化时代，对于物权登记内容的开放甚为乐观。

[61] 目前物权关系中的债权约定，在可登记范围，也已可生一定的对世效力，并无争议，比如有关地上权的特约使用事项，可参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民国八十一年修订版，页440； 本次物权编修正草案已增列使用方法为可登记事由（第八三六条之二），自更无争议。

[62] 这是萨维尼的债物二分体系所强调的，虽然德国后来的学说多已不认为如此，如Wolff-Raiser， Sachenrecht， 10A.， 1957， §38 Fn.11。

[63] Wiegand， 前注54，页134；德国定型化契约条款法对于物权行为的控制已有加强的趋势，可参Staudinger-Seiler， BGB-Komm.， 12A.1978， Einl. vor §854 Rz.78ff.

[64]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员会在八十三年十一月二日第一六次委员会议通过、八十八年十一月三日修正的「例外许可中小企业联合定价行为审查原则第八点第一小项第二款中提到：「同业公会为前项申请（联合定价）作业前，应与相关交易相对人团体协商，取得统一价格行为及合理价格的 共识，实务上曾在民国八十六年核准货运业公会、出租车公会与轮胎补胎业公会间的协议。

[65] 参阅刘宗荣，定型化契约论文专辑，民国七十七年。

[66] 参阅拙文（与陈荣传等合撰），非正式程序与补充性规则，收于「经济法的挑战，民国八十三年，页133-40。

[67] 想象中可以在民事诉讼法中增订一种规范审查程序，对于特定类型有拘束多数人效力的规范，得于一定条件下，声请终级法院（最高法院或改制后的司法院）为该规范是否合法有效的审查。

[68] 夏铸九等译，网络社会之崛起，前注9，页98以下。

[69] 参阅Beck， Ulrich， Was ist Globalisierung？ 1998， 中译本可参孙治本，全球化危机－全球化的形成、风险与机会，民国八十八年，他认为全球化下需要的既非强加式的普遍主义，也不是自我封闭的脉络关系主义，而是有脉络关系的普遍主义，也就是在「不可共量性的前提下展开文化间的对话，页111-19。

[70] 参阅Lawson， The family affinities of common-law and civil-law legal systems， 6 Hastings Int. Com. L. Rev. （1982） 85； Zeigert/K？tz，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aw， 3ed.， 1998， 63-73。

[71]参阅Markesinis， Basil （ed.）， The gradual convergence， Foreign ideas， foreign influences and English law on the eve of the 21st century， 1994； Cruz， Peter De， Comparative law in a changing world， 1995， chap.13。

[72] 参阅Koopmans， Th.， The birth of European law at the crossroads of legal traditions， 39 Am. J. Com. L. （1991）， 493-507； Hartkamp， A. et al. （ed.）， Towards a European Civil Code， 2ed.， 1998。

[73] 有关国际买卖公约及多种统一法的说明，参阅Cruz， 前注71，页431-40； 把国际买卖公约内容采入欧洲买卖法的评估，可参Ferrari， Franco， in： Hartkamp （ed.）， 前注，页363-70。

[74] Zweigert·Kotz， 前注70， 551-61

[75] Clive， E.， in： Hartkamp （ed.）， 前注72， 页 383-94。

[76] 参阅Merryman， J. H.， Towar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ale of land， FS Rheinstein， 1969， 737-59； Drobnig， in： Hartkamp （ed.）， 前注72， 495-510。

[77] 方嘉麟在评析信托法的引进时，特别提出法制差异的问题，曾以「彷佛水油混合，真正交融前必经剧烈搅拌来形容，可为深中肯棨，参阅所着「以比较法观点论信托法制继受之问题，民国八十三年，页67。

[78] 德国战后民法方法论的作者从Esser到Fikentscher，都开始引进英美的法学方法。

[79] 比如Sch？fer/Ott， Lehrbuch der ？konomischen Analyse des Zivilrechts， 1986； Blaschczok， Andreas， Gef？hrdungshaftung und Risikozuweisung， 1993。

[80] 参阅Mattei， Ugo， Comparative law and economics， 1998， 69-99。

[81] 参阅林诚二，债权契约法之经济方法论，中兴法学，第十八期，民国七十一年，页191。

[82] 法律信息系统也开始朝全球化发展，一九九三年起美国国会法律图书馆发展全球法律信息网（Global Legal Information Network， GLIN），成为第一个多国参与的非营利法律数据库，参阅陈起行，法典化研究，收于「法形成与法典化－法与信息研究，民国八十八年，页114。

[83] Wieacker， 前注1， S.34； Kübler根本认为「法典国家是威权体制的产物，不能被一个政策法律必须不断随着多数改变而调整的民主社会所接受，JZ 1969， 649f。

[84] 德国联邦法务部在八年代重修债编时，发现在民法典之外，有大约二千七百条民事实体规定散见于大约二百五十个单行法中，参阅Lieb， AcP 183 （1983）， 329。

[85] t参阅Basedow， Das BGB im küftigen europ？ischen Privatrecht： Der hybride Kodex， AcP 200 （2000）， 466， Fn.90。

[86] 意大利学者Sacco论文，引自Basedow， 前注，S.466， Fn.91。

[87] 相关简介可参Sadikov， Das neue Zivilgesetzbuch Ru？lands， ZEuP 1996， 259ff.； Vekas， über die Neugestaltung des ungarischen Zivilrechts， in： FS Drobnig， 1998， 713ff.； Poczobut， Zur Reform des polnischen Zivilrechts， ZeuP 1999， 75ff.； Mattei在他的「法与经济的比较一书中，强调法典化在后社会主义国家有避免零星移植而造成法制割裂的特别功能，前注80， pp.207-10。

[88] 部份重要规定是到了一九三年一月才生效，参阅Wessels， B.， Civil code revision in the Netherlands： System， contents and future， Netherlands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XLI （1994）， 164。

[89] 参阅Cornelis/Tilema， Major revisions in Netherland‘s law： Adoption of new Civil Code and implementation of EEC directives， 26 Int’l Lawyer （1992）， 1075-92。

[90] Wessels， 前注88， p.166-67。

[91] 如Ebel， F.， Kodifikationsidee und zivilrechtliche Nebengesetze， ZRP 1999， 46-48。

[92] 如Westermann， Sonderprivatrechtliche Sozialmodelle und das allgemeine Privatrecht， AcP 1978， 158ff.； Liebs， Sonderprivatrecht für Ungleichgewichtslagen？ AcP 1978， 196ff.

市场秩序论文范文第10篇

作者简介：张先治（1957-），男，辽宁大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财务分析、资本经营、管理控制和公司理财等方面的研究。E-mail：

摘要：本文分层面对我国会计准则变革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包括整体层面的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会计准则的性质和外部环境，具体层面的会计目标、资产计价、收益确定原则以及会计职业判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会计准则变革产生的影响，构建出会计准则变革的微观、宏观影响框架图，一方面用以说明会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另一方面也拓展了会计研究的新领域，对提升会计学科地位，扩大会计对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会计准则；资产计价；公允价值

中图分类号：F2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2-0087-08

收稿日期：2012-11-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建立起了一套比较完备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会计准则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坚持中国特色，同时也始终重视吸收和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的成功经验，走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等效道路[1]。本文把会计准则变革分为三个层面，即：整体层面、具体层面和细节层面。会计准则变革的整体层面是指整个会计标准体系的构建、会计准则的更替。具体层面指会计准则所体现的具体的原则、理念。细节层面指会计准则所规范的某一具体会计事项的会计处理方法。本文仅对会计准则变革的整体层面和具体层面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由于细节层面上的变化过于繁琐便对其不作论述。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会计准则发展变革的历程

会计准则的产生发展与我国的会计制度是分不开的，这是由特殊的制度背景决定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关于会计准则发展变革的历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刘玉廷曾把我国会计准则的发展历程分为会计准则的探索、初建、发展和完善四个阶段，本文则在其基础上，根据会计准则的最新发展，对其重新进行了阶段划分，并进行了更加系统的梳理。

1.会计制度的试点和会计准则的探索阶段（1978—1991年）

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对外开放的政策，为了引进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允许外国企业或个人同我国境内的企业或个人共同举办合营企业。为了提供法律保障，1979年7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和1980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分别通过了《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在这两个法律的统驭和要求下，财政部于1985年3月和4月分别颁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和《中外合资经营工业企业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试行草案）》，成为合资企业的会计制度，这套会计制度第一次引进和借鉴了国际上很多先进的会计实务，在与国际会计协调的同时，也仍然坚持中国特色。

1980年1月，财政部领导下的中国会计学会成立，成立后不久便开始关注国际会计准则，不断探索会计准则的制定。1987年，中国会计学会成立会计原则与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组。1989年1月，该研究组在上海组织了第一次有关会计准则的专题讨论会，就会计准则的若干相关重大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有力地推动了会计准则理论研究和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

2.会计制度的改革和会计准则的逐步建立、完善阶段（1992—2005年）

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进一步明确了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一种拨正航向的作用，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我国的会计改革也得以深入进行。

1992年下半年起，财政部在财务与会计方面进行了重大改革，相继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企业财务通则》以及13个行业的会计制度和10个行业的财务制度，即所谓的“两则两制”，自1993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这标志着我国企业会计核算模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转换，实现了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惯例的初步接轨。同时，为了配合我国股份制改造，财政部于1992年5月颁布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该制度借鉴了国际惯例，企图打破不同行业和所有制企业的界限，1998年1月财政部进一步颁布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以取代原来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

1997年5月，财政部颁布了我国第一项具体的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并自当年开始在上市公司实施，截至2002年，我国已陆续颁布了包括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债务重组、固定资产和存货等在内的16项具体会计准则，在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大量地借鉴了国际惯例。

进入21世纪，伴随着我国加入WTO的步伐，经济全球化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对我国的会计变革提出更高要求。为加快我国会计国际协调的进程，2000年财政部及时颁布了《企业会计制度》，于2001年首先在股份公司实施。2001年，财政部针对金融企业的改革、金融业务的创新和金融对外开放的需要，颁布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自2002年1月1日起实施。2004年，财政部针对小企业的实际情况，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又颁布了《小企业会计制度》，自2005年1月1日起实施。

由此，我国逐步形成了一套独有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行的会计标准体系。对于其他尚未形成具体会计准则的相关内容，比如分部报告、外币折算、合并会计报表、所得税会计和资产减值等，暂且按照制度和办法中的规定进行核算，并且要在时机成熟时积极发展成正式的具体会计准则。总的来说，上述颁布的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在具体核算要求、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基本上实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接轨。

3.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等效阶段（2006年至今）

2005年自财政部做出全面加快会计准则建设的决定后，我国的会计准则体系建设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在积累多年会计准则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多的集中突破，财政部完成了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并于2006年2月15日对外正式颁布，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实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只是第一步，最终目标是等效。为此，财政部自2006年起就积极推进中国会计准则与其它国家或地区会计准则等效的相关工作。2007年12月，内地与香港签署等效协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首先实现了与中国香港财务报告准则的等效。2008年11月，欧盟决定自2009年起至2011年年底前的过渡期内，允许中国证券发行者在进入欧洲市场时使用中国会计准则，这是国际资本市场首次正式接受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标志着财政部在中欧会计等效工作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实现了与中国香港、欧盟等效后，我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及澳大利亚等国家或地区的会计准则等效工作也在不断推进。在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等效的同时，其自身也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

为了规范小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行为，促进小企业可持续发展，发挥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财政部于2011年10月18日颁布了《小企业会计准则》，自2013年1月1日起在全国小企业范围内施行，鼓励提前执行，2004年4月颁布的《小企业会计制度》同时废止。《小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实现了与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接轨，吹响了全面改革会计制度的号角。预期到2015年左右，随着各种会计制度的渐次退出，以及IASB关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尘埃落定，《企业会计准则》和《小企业会计准则》将全面取代会计制度。

二、我国会计准则变革动因的整体层面分析

要从整体层面上分析我国会计准则变革的动因，必须在分析会计准则制定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会计准则自身的属性，并且联系会计准则变革过程中的外部环境，内因外因相结合进行分析。

1.从会计准则制定理论的角度分析

会计准则制定存在两种理论：一是公众利益理论；二是利益集团理论[2]。公众利益理论认为，会计准则是为纠正市场失灵而产生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或制定者是大公无私的，准则制定的目标是保护公众投资者，进而通过管制使社会福利最大化。利益集团理论认为，一种行业是在各种利益集团存在下运行的，这些利益集团为了自身利益会对准则制定机构进行游说，该理论认为会计准则是一种商品，它既有需求也有供给，在需求多样的情况下，它只能分配给那些政治上最能有效提供管制的利益集团，这种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和预测西方国家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

由于我国的制度背景和环境条件的差异，难以形成有效的利益集团，财政部在准则制定过程中起绝对作用，同时由于我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部执行政府职能制定会计准则主要是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市场秩序。因此，公众利益理论可能更适合指导我国目前准则的制定。但是，这也不是说利益集团理论就完全不适合我国，以证监会和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为主的一些政府或民间机构在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与财政部同时作为会计准则的供给方，在争夺会计准则的制定权方面有着非常微妙的关系。另外，会计准则的需求方也会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金融行业对公允价值应用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从会计准则制定的角度出发分析，我国会计准则变革的动因主要是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更好地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公众的利益应该始终是我们制定准则的基准。同时，我们也应该协调好与会计准则相关各方的利益，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最大化。

2.从会计准则自身属性的角度分析

目前，有关会计准则的属性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观念：技术手段论、经济后果论、政治程序论和制度安排论。 关于会计准则的性质，葛家澍和刘峰认为，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分别为会计准则是纯客观的约束机制、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会计准则制定是一种政治程序[3]。刘峰又提出了会计准则的制度安排论，本文则主要从这四个方面进行阐述[4]。

技术手段论认为，会计本身应该是一种技术手段，其存在的目的在于传递信息、报告主体的经营活动与结果，会计准则的制定应以技术性为基础、中立性为原则，会计准则应该能达到完善、有序、系统和内在一致的要求[3]。按照这种观点，会计准则变革的动因是为了寻求一种完美、中立的会计准则，会计准则变革需要有一套最基本、最核心的原则构成的“永恒真理”作为基础，其他具体的会计规范需要在其统驭下设定。我国2006年新会计准则由基本准则和具体准则的构成特点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基本准则起到一种“概念框架”的统领作用，为具体准则的制定提供原则基础。

经济后果论和政治程序论是两种相近的观点，经济后果是目的，政治程序是手段。经济后果论认为，会计准则是有经济后果的，即会计报告将影响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行为，受影响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损害其他相关方的利益，它是与技术手段论相对立的观点。政治程序论是经济后果论的进一步延伸，它认为会计准则的制订过程是一项纯粹的政治程序，会计准则的选择应该被看成各利益集团冲突的过程，而不是精确计算的结果。按照这两种相近的观点，会计准则变革的动因是为了寻求一种达到帕累托最优的会计准则，使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最公平、合理，而不是单纯地从理论上寻求最完美的准则，准则制定者必须在各方利益的冲突中寻求一种妥协，准则制定机构也必须按照有利于达成这种妥协的原则来制定准则。

制度安排论认为，会计准则的本质是一项用来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会计准则的存在就是为了有助于达成交易契约并使该契约能够得到有效执行，其本质目标是保护投资者利益和增强对资本市场投资的信心[4]。按照这种观点，会计准则变革的动因则是为了寻求一种更加合理的制度安排，降低交易费用与交易风险，以更好地服务资本市场和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总之，会计准则的四种属性为会计准则的制定及其变革提供了内在动因。会计准则变革是为了寻求一种纯客观的约束机制，一种完美的技术性规范手段，使会计实务达到科学、合理与内在一致。同时，也是为了避免会计准则经济后果和政治化程序过程中的不良影响，使得会计准则经济后果尽可能公平，制定程序公允并能吸收社会公众广泛参与。另外，也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与交易风险，更好地服务资本市场和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利益。

3.从外部环境的角度分析

会计准则的制定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变革也总是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进行。在对会计准则变革有重要影响的外部环境中，经济环境、证券市场发展以及国际会计协调的作用尤为显著。

“经济越发展，会计越重要”，会计也总是随着一般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这对我国会计改革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会计准则必须不断改革与完善。我国的会计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和现实已经表明，这一创举和改革路径是理性的，也是成功的。在这一经济制度背景下，我国的会计标准也必须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会计模式向市场经济会计模式的转换，并且不断实现自我完善。

证券市场的发展严格来说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把它单独作为一种外部环境来分析，是因为在我国会计准则制定和发展过程中，规范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促进证券市场有序发展是其更直接的推动因素。1990年和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成立，投资者更加迫切需要高质量的会计信息，1992年我国的第一部企业会计准则即在此背景下颁布。而“琼民源”等上市公司重大案件，更是直接催生了具体会计准则，是提高我国会计准则制定与变革发展的极其重要的推动力。

我国会计准则的变革过程，实质上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会计是一种国际商业通用语言，我国的会计准则从制定之初就不断引入先进的国际会计准则理念，并在此后确立了不断推进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等效之路的总体策略。中国企业会计准则走国际趋同道路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与其他已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国家实现等效互认，降低我国企业海外上市的成本，并解决我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5]。为此，会计准则变革即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必须对会计准则进行不断的国际协调、修订和完善。

4.从其他角度分析

以上主要从会计准则制定的基础理论、会计准则的性质以及外部环境三个方面进行了会计变革整体层面动因的分析。当然，还存在着其他的一些分析思路，比如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契约论的角度、博弈论的角度、产权的角度、会计寻租理论的角度以及会计准则制定的成本收益等角度，在此不做详细论述。

三、我国会计准则具体层面上的变化及其动因分析

伴随着我国会计准则变革的进程，会计准则具体层面上的变化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下面将主要从会计目标、资产计价与收益确定以及会计职业判断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做简要论述。

1.会计目标的变化

会计在本质上被认为是一种“管理活动”或“信息系统”，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和监督，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则是两种不同的会计（财务报告 本文把会计目标与财务报告目标当作同义语，对二者不做区分。）目标。受托责任观认为，财务报告的目的是向资源的所有者如实反映受托资源的管理和使用情况，财务报告应该主要反映企业历史的客观的信息，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而决策有用观则认为，财务报告的目标在于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其核心是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我国在会计准则变革过程中，一方面，在探讨会计本质、会计职能和会计目标时，会计目标的地位得到提高，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构建的起点和最高层次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同时它又是会计准则制定和会计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另一方面，我国的会计目标也从过去的一直强调受托责任观，转变为在受托责任的基础上还必须同时满足有用性，提升了财务报告的地位和作用，将保护投资者利益、满足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信息需求放在了突出位置。新旧准则对会计目标的具体表述如表1所示。

我国的会计目标之所以会发生上述变化，一方面，由于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和会计信息使用者发生巨大变化，旧准则中过分强调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已不太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不断增加，比如现金流量信息，会计的作用也不仅仅局限于服务内部经营管理。另一方面，随着会计理论的不断完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也已初步成形，于是产生了更科学的新会计准则中的会计目标，层次分明而合理，分别表述了向谁提供信息、提供什么样的信息以及信息的使命和用途。

2.资产计价与收益确定的变化

资产计价与收益确定是财务会计的核心，从逻辑关系上可以分别简单地对应着财务报告中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两大报表。

关于资产计价最大的变化及争论就是关于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的选择，历史成本侧重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公允价值则侧重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在我国会计准则变革的过程中，考虑到我国具体情况，始终坚持以历史成本为基础，但通过会计准则变革也逐步实现了适度、谨慎地引入公允价值。我国新会计准则在许多方面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其中最大的创新就是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运用。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被应用于长期股权投资、投资性房地产、生物资产、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等17项具体会计准则，并且其应用范围呈逐步扩大趋势。

在资产计价方面之所以会发生上述变化，一方面，这是随着我国会计目标的变化而变化的，新会计目标着重强调了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也体现了人们对会计信息的相关性需求的增强；另一方面，从经济环境的角度考虑，近几年我国市场经济和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完善，证券市场的有效性逐步提高，各种金融创新产品和创新手段也不断涌现，这为公允价值的应用提供了现实可能性。Ryan[6]阐述了次贷危机对会计的影响，认为公允价值是比历史成本更灵敏的计量属性，我们应该合理谨慎运用公允价值。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公允价值遭受了很多不公正的批评和非议，今后，在财务会计中运用历史成本与公允价值双重计量进行确认与报告的模式仍然是大势所趋[7]。

在收益确定方面，会计准则变革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由收入费用观向资产负债观的转变。收入费用观认为，企业的收益应该通过计算收入与费用之间的差额确定，会计确认与计量应该以利润表为中心；而资产负债观则认为应该基于企业资产与负债的变动来计算收益，会计确认与计量应该更加关注资产负债表。

现行会计准则实施过程中，收入费用观向资产负债观的转变具体体现在所得税的计算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无形资产开发支出借款费用中符合资本化条件部分可予以资本化，将弃置费用确认为预计负债等诸多方面。另外，财政部在2008年颁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明确要求企业在利润表中披露“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总额”，更加直观地反映出资产负债观下所确认收益的种类、金额及其构成情况。

在收益确定方面之所以会发生上述变化，是因为资产负债观能克服收入费用观的缺点，收入费用观所体现的实现原则、历史成本原则与“交易法”有其局限性，而资产负债观通过比较净资产的变化来确定收益，更符合企业财务管理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因此，采用资产负债观能防止企业虚增利润、超前超额分配利润等短期行为，更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进行长期的可持续的投资，获取更加长远的利益，促使投资者进行理性投资。另外，这也是会计目标、资产计价以及对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变化的结果，资产负债观更强调资产计价时采用多种计量属性，提供更多对决策有用的信息。

3.企业会计准则变革中的会计职业判断 本文对会计职业判断和会计政策选择并未做严格界定。

会计职业判断是一个有规则的理性活动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会计人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运用会计理论和会计思想对会计事项进行判断和推理，并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企业经济活动的具体情况，从而对会计业务进行合理处理。会计准则就是企业会计工作必须遵循的法规依据，会计职业判断只能在会计准则及相关法律法规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在我国会计核算经历了以制度为主导、准则与制度并行和以准则为主导的三个不同阶段，会计职业判断总体上也分别经历了三个与之相对应的阶段。制度主导下很多应该属于企业自身会计政策范围的内容，均在统一的财务与会计制度中做出了规定，企业基本上没有独立选择会计政策和进行会计估计的可能与必要。在准则与制度并行下对会计事项的处理做出规定的同时，扩大了会计政策选择的余地，但会计职业判断的难度比较大。准则主导下很少再规定具体的会计处理方法，而是给出确认和计量的判断标准，允许会计人员结合本企业的具体情况做出职业判断，会计职业判断的层次性愈加明显。可见，在我国会计准则变革过程中，会计职业判断变化的特点就是不断扩大了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选择的空间。

我国会计职业判断在上述不同阶段发生变化的直接动因很明显是会计准则变化的结果，前面所分析的会计目标、资产计价与收益确定原则的变化都直接影响着会计职业判断的变化，并且会计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也使我们放宽会计选择的空间更可行。而会计职业判断发生上述变化更深层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更好地协调企业利益相关者不同主体的利益结果，企业会计选择被看做是一种自我保护、迎合“达标”要求、实现企业整体战略发展及税收筹划的行为。会计事项本身会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甚至不断衍生新的经济业务，在这个经济现象日新月异、经济业务层出不穷的时代，会计职业判断重要性将不断提高，专业会计人员重要性也将不断提高。

四、我国会计准则的变革影响分析

分析我国会计准则变革及其动因的最终目的是进一步分析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以期对会计准则以至会计本身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加强对会计重要性的认识。变革动因与变革影响本身是两个相联系的方面，一些因素诱发了会计准则的变革，而会计准则的变革又对之前的诱发因素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关于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分析框架可以参考图1，具体来讲可以按如下思路分析。

会计准则变革不论从整体层面还是具体层面上讲，都会产生预期的效应，比如会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降低资本成本，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完善资本市场效率和促进国际资本流动，这些效应可以说是直接预期效应，当然，会计准则变革也会产生其他非直接预期效应，比如改善企业管理机制[8]。通过这种直接或非直接的预期效应，会计准则变革会产生微观企业层面和一般宏观环境层面两个层面的影响。

图1会计准则变革的微观、宏观影响分析框架图从微观层面上分析，我国的会计准则变革，特别是具体层次上关于会计目标、资产计价与收益确定等原则方面的变化，都会影响着微观企业的管理行为，包括企业的会计行为、理财行为和非理财行为。在这些微观影响中对企业会计行为影响是最直接的，包括对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选择等，对企业理财行为的影响包括筹资、投资和分配三个具体的方面。除此之外，对企业非理财行为的影响范围也较为广泛，包括对企业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公司治理、薪酬激励、战略决策、人力资源、成本管理与控制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影响。

从宏观层面上分析，会计准则变革会对政治和法律、经济、社会和文化、科技四个大的宏观方面产生影响。在这其中，对经济方面的影响最直接、最明显，特别是通过对资本市场的影响进一步影响总体经济，国内外很多学者的研究也大都聚焦于这个方面，除此之外也会对其他经济方面产生影响，包括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经济发展水平、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结构和体制等。政治和法律方面，会计准则本身就是法律法规的一部分，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化程序过程，会计准则变革自然而然地会通过各种途径对政治和法律产生影响。社会和文化方面，不论是按照会计准则制定的公众利益理论还是利益集团理论，会计准则都是在调节社会中人的关系，协调各部分利益集团的利益，维护公众的利益，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科技方面，会计准则变革势必会对无形资产、固定资产等投资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科技进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是广泛的，这也说明了会计本身的重要地位与影响，我们应该加强对会计重要性的认识，把握好会计未来的发展方向。当前会计大多集中于企业微观层面的研究，如Bushee和Leuz[9]所做的关于信息披露监管变化对相关企业的影响的研究，而对宏观方面缺乏应有的关注，未来关于会计宏观层面的研究应该被重视起来，郭道扬[10]就做出过会计发展的新领域将走向宏观经济控制的论断。另外，对于微观企业行为和一般宏观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还没有切实的理论基础，关于微观与宏观之间互动的研究值得我们关注。Arnold[11]指出大部分会计研究在预测金融危机方面失败有两个原因：一是技术上的，指学术研究领域与实务世界之间存在着持续性缺口；二是理论上的，主要是指我们在理解微观会计和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的联系方面存在误解。姜国华[12]也指出，目前，学术界宏观与微观层面研究存在脱节，两层面结合的研究缺乏深度。为此，我们必须发展与会计相关的宏观层面的研究，并且建立一种联系微观会计与宏观政治经济环境的理论，切实发挥会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应有的重要作用。

从哲学层面上分析，世界万物是普遍联系的，从不同层次之间的联系到同一层次具体内容的联系，我们应该用联系的眼光看问题，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但这也并不是说联系是随意的，联系是有根据和条件的，否则就会陷入诡辩论的误区。本文的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分析框架图则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分析思路，为分析会计准则变革各个层面的影响提供了总体框架依据，同时也拓展了会计与财务研究的新领域。

五、结语

我国会计制度的改革以及会计准则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会计准则在推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方面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实施已有5年的时间，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在我国实现了平稳的过渡，得到了有效的实施，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经济业务的发展，我国会计准则仍需不断完善，其变革也仍将持续进行。

本文对我国会计准则变革的动因进行了详细分析，整体层面上主要从会计准则制定理论、会计准则自身属性以及外部环境角度进行分析，具体层面上主要分析了会计目标、资产计价与收益确定原则以及会计职业判断的变化。认为会计准则变革的影响，大体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影响，微观上主要包括对企业会计行为、理财行为以及其他非理财行为的影响，宏观层面主要包括PEST分析 指政治、经济、社会与科技等宏观环境方面的分析。的几个方面，并着重强调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对会计准则变革影响分析的最终目的是加强对会计准则以至会计本身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的认识，从而加强对会计重要性的认识，以更好地把握未来会计准则变革的方向。本文也建立起了一个会计准则变革微观、宏观影响的总体分析框架，拓展了会计研究的新领域，强调未来会计研究应该更加关注宏观层面，并且会计微观与宏观层面的互动关系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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