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著作权范文
时间：2023-03-15 08:30:17
软件著作权范文第1篇
转让人：
法定住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
委托人：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帐号：
电子信箱：
受让人：
法定住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
委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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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号：
电子信箱：
为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自愿订立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共同遵照执行。
第一条作品的名称
甲方将其享有著作权的软件版本之全部著作权利转让给乙方；
第二条转让的权利种类、地域范围；
1．甲方向乙方转让以下全部地域范围内的全部著作权。
2．地域范围包括：
第三条转让价金、交付转让价金的日期
1．乙方为此向甲方支付软件著作权转让费用共计元，币种。
2．乙方于软件交付日向甲方支付元，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一个月内向甲方支付元，从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三个月内向甲方支付元。
第四条支付价金的方式
1．乙方按下述方式付款：（提示：请在选择使用的条款前的打"√"；或直接把不使用的条款删除。）：
a现金支付；
b银行转帐；
c支票支付。
第五条转让方权利和义务
1．在合同有效期内，未经乙方同意，甲方不得将产品著作权转让第三方或授予第三方销售权，或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透露与该软件相关的技术细节。
2．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甲方不再拥有该软件的著作权，但对上述产品仍保留署名权。
3．甲方有获取著作权转让金的权利。
4．甲方有权从乙方处按零售价折进货销售本产品。
5．在合同生效之日起日内，甲方应提供本产品的CD－R。
6．甲方必须向乙方提供该软件的全部源代码及其他相关文档；
7．甲方有义务向乙方提供该软件相关的技术支持；
第六条受让方权利和义务
1．自签订本协议之日起，乙方拥有该软件的著作权，对上述产品有署名权。
2．乙方有按时支付转让金的义务。
3．成品盘制作完成后，乙方应拨出少量赠送盘，其中提供给出版社样盘片，提供给甲方样品盘片。
第七条修改权
甲方同意乙方自行对本产品内容和版本进行修改。但甲方保留署名权和产品标题名称。
第八条违约责任
1．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守约方均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金元。如实际损失金额大于违约金数额则按照实际损失金额赔偿。
2．甲方逾期日交付本产品的CD-R，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向甲方要求支付违约金。
3．根据上述第三条，乙方如延期付款，按每日千分之三向甲方支付延期付款补偿金。如该项付款超过20日，乙方仍未付款，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可自由使用著作权，不再受本合同之约束。已收取的款项不再退回，且对于乙方已生产出的成品盘有权按基本成本价格回收。
4．如有侵害他人著作权，及违背有关著作出版等现行各项法律或国家政策时，由甲方自行负责，与乙方无涉。其因而被有关机关扣留、没收，或禁止发行致使乙方遭受损失的，甲方应负赔偿责任。
第九条保证条款
1．甲方保证拥有本产品的著作权。并且此转让行为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2．甲方保证所转让的软件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所附文档的功能说明。
第十条交付
甲方应在年月日，在（地点）交付所有该软件的全部源代码及其他相关文档、文件。
第十一条生效
1．本合同于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未经双方同意，任何一方均无权修改或变更本合同约定。
2．著作权转让生效以最后一笔转让费结清之日为准。
第十二条登记
著作权经甲方同意转让乙方承受，由乙方于最后一笔转让费结清之日起内办理著作权登记。
第十三条保密
甲乙双方保证对在讨论、签订、执行本协议过程中所获悉的属于对方的且无法自公开渠道获得的文件及资料（包括商业秘密、公司计划、运营活动、财务信息、技术信息、经营信息及其他商业秘密）予以保密。未经该资料和文件的原提供方同意，另一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该商业秘密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保密期限为年。
第十四条通知
1．根据本合同需要一方向另一方发出的全部通知以及双方的文件往来及与本合同有关的通知和要求等，必须用书面形式，可采用（书信、传真、电报、当面送交等）方式传递。以上方式无法送达的，方可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
2．各方通讯地址如下：。
3．一方变更通知或通讯地址，应自变更之日起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由未通知方承担由此而引起的相关责任。
第十五条合同的变更
本合同履行期间，发生特殊情况时，甲、乙任何一方需变更本合同的，要求变更一方应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征得对方同意后，双方在规定的时限内（书面通知发出天内）签订书面变更协议，该协议将成为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未经双方签署书面文件，任何一方无权变更本合同，否则，由此造成对方的经济损失，由责任方承担。
第十六条合同的转让
除合同中另有规定外或经双方协商同意外，本合同所规定双方的任何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在未经征得另一方书面同意之前，不得转让给第三者。任何转让，未经另一方书面明确同意，均属无效。
第十七条不可抗力
1．如果本合同任何一方囚受不可抗力事件（不可抗力事件指受影响一方不能合理控制的，无法预料或即使可预料到也不可避免且无法克服，并于本合同签订日之后出现的，使该方对本合同全部或部分的履行在客观上成为不可能或不实际的任何事件。此等事件包括但不限于水灾、火灾、旱灾、台风、地震、及其它自然灾害、交通意外、罢工、骚动、暴乱及战争（不论曾否宣战）以及政府部门的作为及不作为）影响而未能履行其在本合同下的全部或部分义务，该义务的履行在不可抗力事件妨碍其履行期间应予中止。
2．声称受到不可抗力事件影响的一方应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事件的发生通知另一方，并在该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十五日内以手递或挂号空邮向另一方提供关于此种不可抗力事件及其持续时间的适当证据。声称不可抗力事件导致其对本合同的履行在客观上成为不可能或不实际的一方，有责任尽一切合理的努力消除或减轻此等不可抗力事件的影响。
3．不可抗力事件发生时，双方应立即通过友好协商决定如何执行本合同。不可抗力事件或其影响终止或消除后，双方须立即恢复履行各自在本合同项下的各项义务。如不可抗力及其影响无法终止或消除而致使合同任何一方丧失继续履行合同的能力，则适用本合同关于合同终止的规定。
第十八条争议的解决
因履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双（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按照下列方式解决（任选一项，且只能选择一项，在选定的一项前的方框内打“√”）：向深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在深圳进行仲裁；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第十九条其他
本合同一式肆份，双方各执一份，深圳市公证处留存一份，报有关部门备案一份。
转让人（盖章）：受让人（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法定代表人（签字）：
开户银行：开户银行：
账号：账号：
年____月____日年____月____日
软件著作权范文第2篇
1991年颁布实施，后经2001年修订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下称《条例》）确立了我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的基本理念与制度，明确将鼓励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应用，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作为立法宗旨，强调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这一软件著作权模式既考虑了计算机软件作品的复杂性、创新程度参差不齐的实际状况，又兼顾了权利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顺应了当时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需要。
《条例》以单行行政法规的形式赋予计算机软件权利人享有发表权、复制权、署名权、修改权、发行权、取得报酬权、出租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和翻译权等，软件作品的主体主要是法人和组织，软件权利人享有权利的属性以经济权利为主，精神权利为辅，彰显了软件作品实用性和工具性的特点，基本符合TRIPS协议的规定，在当前正在进行的《著作权法》修订中，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应当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
然而，软件著作权保护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软件正版化制度基础薄弱问题、网络环境下软件作品的使用问题、软件盗版行为屡禁不止等问题。软件著作权保护亟需全面深入的制度创新以更好地保护软件著作权人合法权益，保障我国软件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一、提高立法层次，一体化保护软件著作权
原有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以国务院以单行条例的形式实行特别法保护，这种保护模式效力等级低，保护的权威性和力度远远不够。《著作权法》修订中，应当将计算机软件作品和其他类型的作品纳入一体化法律保护中，将计算机软件作品作为著作权法法律规制的一般性作品加以保护，不再设置软件保护的特别法。
一体化的立法保护能够提高软件保护的效力等级，增强保护的权威性。制度设计上可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基本理念和行之有效的主要制度纳入《著作权法》的统一制度系统，将上述一体化保护理念贯彻到相应的制度设计上，切实建立一体化保护软件著作权的法治机制。
二、吸收国外著作权法立法经验，科学界定计算机程序
软件技术的发展以及国内外软件版权保护的实践表明，计算机程序的内涵较之先前有了实质性变化，计算机程序的独创性不仅体现在指令上，还体现在相关数据上，在软件技术实现和功能实现中指令、符号、数据不可分割。《俄罗斯民法典》（著作权法）将计算机程序界定为：以客观形式表现的，用于电子计算机或其他信息处理装置运行的数据与指令的总和，准确地表达了计算机程序内涵与属性的最新变化，恰当地反映了当今计算机程序使用和发展的态势。《著作权法》修订中当及时吸收俄罗斯著作权法的立法经验，将计算机程序界定为：以客观形式表现的，用于电子计算机和其他信息处理装置运行的数据与指令的总和。
三、多管齐下，为软件正版化构筑有效制度
对计算机程序的合理使用范围的限制是软件正版化的制度根基。计算机程序的合理使用涉及国家、著作权人、软件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平衡，涉及对不当使用行为和滥用合理使用行为的限制和规制。应当多管齐下，为国家软件正版化构筑有效的制度支撑。
首先，明确规定计算机程序的修改权，保护软件作品完整权。网络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程序紧密融合使得对计算机程序进行修改的方式或形式日益复杂，计算机程序的动态修改技术手段日益多样，软件正版化工作由此步履艰难。云计算技术的发展更加催生了对计算机程序进行移除、增补、删节或者以改变指令、语句顺序外的其他方式或形式的动态修改行为，这些行为使软件作品的正常使用目的难以实现，损害了软件作品的完整权。设置修改权，遏制计算机程序运行中的动态修改行为，已经成为软件正版化的重要制度基础。《著作权法》的修订应当对修改权制度做出适当安排，以更好地体现立法的前瞻性，增强《著作权法》的适应性。借鉴《伯尔尼公约》的有关规定，修改权可定义为，对计算机程序进行增补、删节，或者改变指令、语句顺序和其他变动的权利。
其次，完善软件作品合法使用制度，为软件正版化构筑坚实的制度基础。对计算机程序进行装载、显示、运行、传输或储存等复制行为是计算机程序广泛存在的使用行为，这些“功能性使用行为”属于著作权“复制行为”，规范这些行为是软件正版化的基础。现行《著作权法》和《条例》对此明确不够，只有在民事司法解释中进行了有限说明，导致保护范围过窄。《著作权法》修订中应当着力完善软件作品的功能性使用行为的限制制度。一方面明确合法使用的范围：经权利人的许可，根据使用需要，可将计算机程序装入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内；可在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上对计算机程序进行装载、显示、运行、传输或储存等复制行为；为了学习和研究计算机程序内含的设计思想和原理，计算机程序复制件的合法所有者，通过安装、显示、传输或者存储等方式复制少量计算机程序，可不经过计算机程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另一方面，要对合理使用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未经权利人许可，计算机程序的合法使用者不仅有义务保证软件使用中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提供必要修改后的程序，更不得向第三方提供任何方式和形式的修改程序的技术工具；合法使用者防止计算机程序损坏而制作备份复制件应当有明确的数量限制，且此备份复制件不得通过任何方式提供给他人使用，并在本人丧失合法授权时，负责将备份复制件销毁。
再者，合理平衡善意第三人与软件著作权人之间的利益。善意复制件使用人的继续使用是软件正版化推进中必须解决难题之一，相应的制度设置应当允许善意第三人的继续使用，同时应当尊重计算机程序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对善意软件复制件使用人责任的规定过于宽松，将会导致软件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威胁。善意复制件人一旦知道其使用的计算机程序侵权后，如为避免重大损失继续使用计算机程序的行为实际上是善意第三人和著作权人之间的契约行为，善意复制件人的继续使用应当由双方协商，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
四、加大软件盗版打击力度，提高软件侵权成本
软件盗版屡屡发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软件侵权打击力度不够，盗版者的违法成本过低。为此，应当加强软件著作权的执法，合理设置软件著作权侵权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遏制最终用户盗版侵权，对恶意侵权行为加大制裁力度。
软件著作权保护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通过法律途径遏制最终用户盗版侵权。目前，计算机软件最终用户盗版，特别是企业最终用户的盗版侵权行为，是中外软件著作权人维护合法权益面临的严峻挑战。世界不少国家都依据WTO的相关协议通过国内立法对最终用户商业性使用盗版侵权行为追究相应的刑事法律责任，很大程度上震慑和遏制了企业最终用户盗版侵权行为。在本次《著作权法》的修订和完善中，对商业最终用户侵权盗版致使软件著作权人遭受严重损失的行为的刑事追责问题应予以解决，将商业最终用户未经授权使用、安装计算机软件的行为规定为以非法复制的方式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以此实现《著作权法》有关侵犯著作权的刑事责任的规定与相关刑事法律的规定的衔接。
著作权的执法应当与专利执法、商标执法相统一，执法依据应当具体，应当有利于著作权执法的及时有效开展；侵权赔偿要足以弥补著作权人因遭受侵权所致的全部损失，以增加侵权者的违法成本。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应参照损失发生时权利交易（转让、许可等）的市场价格确定；提高侵权法定赔偿额的额度。侵权人还应当足额赔偿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开支并单独计算。
为了更加有效地维护软件作品权利人的利益，为软件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打下坚实法律保障基础，对两次以上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或故意侵犯著作权情节严重的行为，可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于两次以上侵犯著作权或者相关权的，或故意侵犯著作权使著作权人遭受严重损失的，按上述侵权赔偿数额的二至三倍确定赔偿数额。另外，为打击恶意侵权，保证权利人能够通过技术保护措施保护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威慑和制止日益泛滥并给权利人造成巨大损失的破坏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为，本次《著作权法》修订应当加大对技术保护措施的保护力度，严厉打击破坏技术保护措施和制造、提供、传播、进口用于破坏技术保护措施的设备、工具、方法等非法行为。
五、完善证据保全措施，为维权取证提供便利
软件著作权范文第3篇
(一)国内学者对软件反向工程所持的态度
对于软件这一新兴行业来说，软件的反向工程是一种合法而又非法的一种技术行为，不能一味的强调它是合法还是非法。一些国内外的学者们认为软件的反向工程是合法的，理由是它能够带给我们一种新的技术创新，解决我们人类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比如已经失传的技术和探索我们人类发展的技术等。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它是非法的，理由是这一种反向工程直接影响着软件所有人著作权属问题。2010年7月26日，美国国会图书馆修改《千禧年数字版权法》中相关豁免条款，认可了苹果的iOS技术越狱行为是合法的。随后美国版权局于2012年10月肯定了《数字千年版权法》中关于反向技术的豁免条款。同时美国电子前沿基金会(ElectronicFrontierFoundation，EFF)呼吁该豁免条款也应该包括在平板设备及电玩主机平台上使用。这样看来，美国对于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是允许他人对软件产品进行反向研究的，苹果就是个最有说服的例子。我们知道美国在计算机技术上是非常成熟的，在技术措施法律保护方面，也专门规定允许使用人使用反向技术对软件进行破译，而且允许为他人实施反向技术进行破译提供相应的技术手段或信息服务。美国本土采取放宽合理使用的权限，合理限制开发商和技术持有人滥用其权利实施论断行为，允许他人以公益目的的以反向技术对他人软件作品进行破解创新科学技术，强制性的给技术持有人和软件所有人著作权限。另外欧盟在知识产权法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规定，保护其反向工程的实施者在实施反向技术进行破译的同时给予一定使用权限，只能为了公共利益而使用。欧盟在1993年7月生效的《俄罗斯联邦著作权法和邻接权法》中做出了规定:合法持有计算机软件的人，有权在不经过原作者或者其他软件专有权利人的同意下对软件进行复制并对目标源代码改变，或者委托给他人实施这项行为，只要最终有计算机软件合法持有人独立支配合法持有软件所有权。本条的基本原则就是不允许合法持有人对计算机软件或者其数据库的运行使用过程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合法持有者不得对原著作权人的软件进行非法的迫害，侵害原作者的合法利益。可以看出，欧盟在这一方面对保护原著作权合法权利时，做出了一些合理限制。这样给计算机软件爱好者一个发展动力，可以自由的发挥自己在计算机软件方便独到的见解和独到的思路，创造出更优秀的产品。在现实社会中，所有第一人都是给后者创造一部分条件让其去自由的发挥能改变世界的产品，能带给人们最方面的生活。
(二)国内外软件行业对软件反向工程著作权属的态度
在软件行业中当知识产权保护已无法完全保障软件所有人的合法利益，软件所有人正在试图从合同法律上寻求关乎自己利益的法律保障。软件行业中的软件技术公司们对软件著作权问题一直都是持否定的合法状态，不允许他人对软件进行反向研究并破译创造出新的软件或者类似的软件出来。这一方面上，华为、中兴、HTC等等其他软件技术公司们对软件著作权问题以合同法的形式(“软件许可合同中禁止反向工程条款”)并在软件服务协议中明确限制了软件的反向技术及反向工程。以这种形式来确保自有软件产品的合法地位，合理限制了他人对自有产品进行各种实验，最终破译产品，了解产品的中心思想，创造出新的产品。从这些软件公司可以看出，他们是出于知识产权法保护的角度考虑，对产品进行了合理的限制，旨在保护自有的知识产权。
(三)给我们的启示
软件反向工程是调节软件所有人和软件使用人之间平衡利益的政策性工具。软件公司们都以一种“软件许可合同中禁止反向工程条款”在软件许可合同中夹带不平衡的利益。合理限制他人对自有的产品进行反向研究，保护自有软件产品的“合法”利益，但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软件许可合同中禁止反向工程条款”的效力问题，怎样来确定这样一种条款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对于软件公司们来看，这是在保护自有知识产权最有效的方式，但在我国并没有从法律层面上给出一个合理而又明确的定义，来直接限制软件反向工程后知识产权归属问题，这样无疑是在合法的限制计算机软件反向工程的发展。
二、我国关于软件反向工程著作权问题
(一)理论分析
软件反向工程是一种侵权行为，但这种侵权行为又和其他的侵权行为有明显的不同，他带有技术革新的意味，不是单纯的侵害软件著作权所有人的合法利益，当然也不排除利用此项技术获利的想象。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著名教授Pamela＆nbspSamuelson和Suzanne＆nbspScotchmer合作对反向工程做出了研究，并在《反向工程的法律和经济》专著中就已经对反向工程进行了论述。反向工程就是一种从他人创造的物品中提取一些技巧和知识并为了创造出新的物品做铺垫，这种做法已经被世人接受并应运实践有很长时间了。一些律师和经济学家们也同样认为反向工程是获取这些后人解决不了信息的方法。利用这种行为跟反向工程的厂商手里夺取客户资源也是合理的，这种行为在今天看来是非法的、不合理的被歧视着，是匪夷所思的。我国著名知识产权法专家郑成思(1944～2006)在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版权法的基本原理、基本功能和版权保护制度后，就对我国软件反向工程的著作权问题进行了阐述，认为软件反向工程是在促进科技的发展。这样一来，我国针对反向工程研究后出现的问题，理论上基本已经认可了。
(二)实务分析
国内在2007年公布并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中规定只要是通过自行开发研制或者反向工程等方式获得的商业秘密，不认定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0条第(一)、(二)项规定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这个解释中所称的反向工程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对从公开渠道取得的产品进行拆卸、测绘、分析等而获得该产品的有关技术信息。当事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了他人的商业秘密之后，又以反向工程为由主张获取行为合法的，不予支持。这样一个简单的法条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软件反向工程只要合理的使用并不构成侵权。国内在实践过程中已经明确了这一点，对软件反向工程只要在合理使用的范围中并不是违法行为，侵犯商业秘密这一方面解释了反向工程的合法行为，也是一种对反向工程的承认。
三、完善软件反向工程相关著作权法问题
(一)国内相关法律法规
国务院于1991年6月4日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随后在2001年和2013年经过两次修改，更加完善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方面的问题。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已经明确了软件反向工程的一些现有的问题。我国目前只有一部《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和一个司法解释对软件反向工程著作权归属问题保驾护航。
(二)完善计算机软件方面的法律及反向后著作权归属问题
我国应当加紧对软件反向后著作权方面的立法保护，相应调整国内《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对此的相关规定，使其能够更加准确地规制软件反向工程著作权方面的问题，保护原有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同时也应当相应的放开对软件的反向研究。我们知道在软件合理使用中规定了合法持有软件的权利人，可以对软件进行合法的研究，但不能对外进行公开活动，这大大限制了软件爱好着对软件研究并开发的兴趣，阻止了软件创造者对软件进行再创作的新思维，阻止软件行业的发展。反向工程后的软件著作权问题归属，是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问题。软件被反向工程后能否取得著作权是一个重要的产权保护问题，国内应当逐步建立一种软件法律保护制度，专门针对软件反向后的著作权取得问题。我们相信，这样一来，可以促进软件业的高速发展，同时有效的限制垄断现象的发生。
软件著作权范文第4篇
第一条为贯彻《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为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发展，增强我国信息产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国家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鼓励软件登记，并对登记的软件予以重点保护。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软件著作权登记、软件著作权专有许可合同和转让合同登记。
第四条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人应当是该软件的著作权人以及通过继承、受让或者承受软件著作权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软件著作权合同登记的申请人，应当是软件著作权专有许可合同或者转让合同的当事人。
第五条申请人或者申请人之一为外国人、无国籍人的，适用本办法。
第六条国家版权局主管全国软件著作权登记管理工作。
国家版权局认定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为软件登记机构。
经国家版权局批准，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可以在地方设立软件登记办事机构。
第二章登记申请
第七条申请登记的软件应是独立开发的，或者经原著作权人许可对原有软件修改后形成的在功能或者性能方面有重要改进的软件。
第八条合作开发的软件进行著作权登记的，可以由全体著作权人协商确定一名著作权人作为代表办理。著作权人协商不一致的，任何著作权人均可在不损害其他著作权人利益的前提下申请登记，但应当注明其他著作权人。
第九条申请软件著作权登记的，应当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提交以下材料：
（一）按要求填写的软件著作权登记申请表；
（二）软件的鉴别材料；
（三）相关的证明文件。
第十条软件的鉴别材料包括程序和文档的鉴别材料。
程序和文档的鉴别材料应当由源程序和任何一种文档前、后各连续30页组成。整个程序和文档不到60页的，应当提交整个源程序和文档。除特定情况外，程序每页不少于50行，文档每页不少于30行。
第十一条申请软件著作权登记的，应当提交以下主要证明文件：
（一）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身份证明；
（二）有著作权归属书面合同或者项目任务书的，应当提交合同或者项目任务书；
（三）经原软件著作权人许可，在原有软件上开发的软件，应当提交原著作权人的许可证明；
（四）权利继承人、受让人或者承受人，提交权利继承、受让或者承受的证明。
第十二条申请软件著作权登记的，可以选择以下方式之一对鉴别材料作例外交存：
（一）源程序的前、后各连续的30页，其中的机密部分用黑色宽斜线覆盖，但覆盖部分不得超过交存源程序的50％；
（二）源程序连续的前10页，加上源程序的任何部分的连续的50页；
（三）目标程序的前、后各连续的30页，加上源程序的任何部分的连续的20页。
文档作例外交存的，参照前款规定处理。
第十三条软件著作权登记时，申请人可以申请将源程序、文档或者样品进行封存。除申请人或者司法机关外，任何人不得启封。
第十四条软件著作权转让合同或者专有许可合同当事人可以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申请合同登记。申请合同登记时，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按要求填写的合同登记表；
（二）合同复印件；
（三）申请人身份证明。
第十五条申请人在登记申请批准之前，可以随时请求撤回申请。
第十六条软件著作权登记人或者合同登记人可以对已经登记的事项作变更或者补充。申请登记变更或者补充时，申请人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按照要求填写的变更或者补充申请表；
（二）登记证书或者证明的复印件；
（三）有关变更或者补充的材料。
第十七条登记申请应当使用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制定的统一表格，并由申请人盖章（签名）。
申请表格应当使用中文填写。提交的各种证件和证明文件是外文的，应当附中文译本。
申请登记的文件应当使用国际标准A4型297mmX210mm（长X宽）纸张。
第十八条申请文件可以直接递交或者挂号邮寄。申请人提交有关申请文件时，应当注明申请人、软件的名称，有受理号或登记号的，应当注明受理号或登记号。
第三章审查和批准
第十九条对于本办法第九条和第十四条所指的申请，以收到符合本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材料之日为受理日，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第二十条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应当自受理日起60日内审查完成所受理的申请，申请符合《条例》和本办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相应的登记证书，并予以公告。
第二十一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登记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一)表格内容填写不完整、不规范，且未在指定期限内补正的；
（二）提交的鉴别材料不是《条例》规定的软件程序和文档的；
（三）申请文件中出现的软件名称、权利人署名不一致，且未提交证明文件的；
（四）申请登记的软件存在权属争议的。
第二十二条中国版权保护中心要求申请人补正其他登记材料的，申请人应当在30日内补正，逾期未补正的，视为撤回申请。
第二十三条国家版权局根据下列情况之一，可以撤销登记：
（一）最终的司法判决；
（二）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第二十四条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撤销登记。
第二十五条登记证书遗失或损坏的，可申请补发或换发。
第四章软件登记公告
第二十六条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任何人均可查阅软件登记公告以及可公开的有关登记文件。
第二十七条软件登记公告的内容如下：
（一）软件著作权的登记；
（二）软件著作权合同登记事项；
（三）软件登记的撤销；
（四）其他事项。
第五章费用
第二十八条申请软件登记或者办理其他事项，应当交纳下列费用：
（一）软件著作权登记费；
（二）软件著作权合同登记费；
（三）变更或补充登记费；
（四）登记证书费；
（五）封存保管费；
（六）例外交存费；
（七）查询费；
（八）撤销登记申请费；
（九）其他需交纳的费用。
具体收费标准由国家版权局会同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规定并公布。
第二十九条申请人自动撤回申请或者登记机关不予登记的，所交费用不予退回。
第三十条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各种费用，可以通过邮局或银行汇付，也可以直接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交纳。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本办法规定的、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指定的各种期限，第一日不计算在内。期限以年或者月计算的，以最后一个月的相应日为届满日；该月无相应日的，以该月的最后一日为届满日。届满日是法定节假日的，以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为届满日。
第三十二条申请人向中国版权保护中心邮寄的各种文件，以寄出的邮戳日为递交日。信封上寄出的邮戳日不清晰的，除申请人提出证明外，以收到日为递交日。中国版权保护中心邮寄的各种文件，送达地是省会、自治区首府及直辖市的，自文件发出之日满十五日，其他地区满二十一日，推定为收件人收到文件之日。
第三十三条申请人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延误了本办法规定或者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指定的期限，在障碍消除后三十日内，可以请求顺延期限。
第三十四条本办法由国家版权局负责解释和补充修订。
软件著作权范文第5篇
区分技术型搭售是否构成滥用软件著作权的标准
软件搭售效果具有双面性，若一律将软件搭售认定为违法行为而进行规制，可能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社会进步。对此，应坚持合理原则，“要求分析垄断行为对竞争是否造成损害”。在微软垄断案中，尽管2003年时微软的操作系统占据了95%的市场份额，法院仍未据此直接认定微软搭售行为违法，而从其搭售目的及产生的后果判断，此即坚持了合理原则。软件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的一部分，专有性突出，权利人很可能因此在相关市场形成支配地位，但不能仅因此就认定搭售行为违法，应审查该行为是否“已经损害了竞争或明显具有损害竞争的可能”。在对软件技术型搭售进行分析时，应坚持合理原则优于本身违法原则，衡量搭售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对消费者利益的影响，对竞争的限制作用，分析企业实行搭售的目的及效果，做出综合判断。此外，还需要切实可行的区分标准和认定要件。知识产权本质上仍属于私权，与有形物财产权相同，存在限制、排除竞争的可能，因而都应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在判断软件领域的技术型搭售是否构成滥用时，仍应从反垄断法规制搭售的一般要件出发：一为结卖品与搭卖品是两个独立产品，二为卖方在结卖品市场具有支配地位，三为搭售会严重限制甚至排除市场竞争。但又因为利用软件著作权实行技术型搭售与一般有型财产搭售相比的特殊性，故在具体认定中有一定特殊之处。
（一）搭卖品与结卖品是否为独立产品的认定
在一般有形物或服务的搭售中，消费者都能够依靠日常生活经验较容易地辨别是否为独立产品或服务。然而在软件领域，由于软件的专业性，以及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信息的不对称，依据一般观念较难认定两产品是否为独立产品，特别是在软件与插件的认定、操作系统与应用程序的认定方面。在微软垄断案中，微软辩称其IE浏览器已成为Windows操作系统的一部分，为不可分割的产品。但计算机操作系统仅包括进程管理、记忆空间管理、文件系统、网络通讯、安全机制、使用者界面、驱动程序七部分，浏览功能并非操作系统的基本功能。而且，从消费者角度看，不同消费者对软件功能的要求不同，将Windows操作系统与IE浏览器搭售不仅限制其他公司在浏览器市场的竞争，也满足不了消费者对软件功能多样化的需求，对消费者并无积极影响，也未达到创新的积极作用。可见，操作系统与浏览器是两个独立产品。在软件领域，判断两产品为独立产品，可参考美国《垂直交易限制指南》提供的五方面条件：交易习惯、产品用途、交易双方认知、两种产品一起销售是否可降低成本，是否对交易双方都有好处及搭售企业是否分别标价。此外，应特别注意从技术创新角度考察整合进去的插件、应用程序是否已成为习惯认知中通用软件、操作系统的基本构成要件。若仅为简单的功能组合，则为独立可分的产品；若已成为通用软件、操作系统的组成部分，达到技术创新的目的，则应是为不可分割的产品。
（二）结卖品软件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
实践中反垄断法规制搭售行为的前提为企业在结卖品市场已形成市场支配地位，否则，消费者可以自主选择替代产品，从而不会达到限制、排除竞争的效果。即使消费者能够辨明不同软件的优劣，也因网络效应和锁定效应，替代软件的成本非常高。由于网络效应，消费者会选择周边消费群体使用的软件，而非从软件性能角度考虑，若更换软件，则会增加与原产品用户信息交流的困难。此时，消费者就被锁定在最先进入市场的软件中，即使出现性能较好的软件，也不愿更换。此种情况下，即使结卖品软件在相关市场未形成市场支配地位，消费者也大多被迫选择接受搭售，然而此种搭售并不在反垄断法规制范围内。在英特尔公司与东进公司纠纷中，英特尔公司在销售语音卡的同时提供SR5.1.1的软件开发包，但英特尔公司《英特尔软件许可协议》要求消费者“只能将该项软件产品与自己的相关硬件产品结合起来进行使用，而不能将其与用户从第三方购买的硬件产品进行结合使用。”此时，则产生英特尔公司在销售软件的同时搭售其公司其他语音卡产品。由于SR5.1.1软件与语音卡一同销售，因而消费者往往难以分辨出SR5.1.1软件与语音卡是否为独立产品。而且，“从东进公司处购买NADK软件的用户，一般都已从英特尔公司处购买并使用过SR5.1.1软件”，已形成一定的使用习惯，若东进的软件无法与英特尔软件兼容，则消费者原先存储于SR5.1.1软件中的信息无法转换，给消费者带来不便和损失。然而在语音卡市场，还存在其他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对英特尔产品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较困难。传统反垄断法中“市场支配地位”更多的考虑结卖品企业相对于现实或潜在竞争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对消费者弱势地位愈加明显，而民法将消费者与经营者置于平等地位保护，对消费者而言不利。此时，就需要作为“经济法”的《反垄断法》以消费者本位，对消费者进行特殊保护。而在软件领域，基于软件的特殊性，消费者弱势地位更突出，应更多考虑产品提供者相对于消费者的支配地位，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在软件领域技术型搭售的市场份额认定中，充分重视信息不对称及“消费者转换成本”在搭售中的影响，必要时，可适当降低市场份额标准。
（三）搭售是否会严重限制甚至排除市场竞争的认定
在判断搭售行为是否会严重限制甚至排除市场竞争时，通常考虑搭售对市场结构、福利分配、交易数量等因素的影响，但在分析利用软件著作权实行技术型搭售的行为时，更应注意限制、排除竞争和激励创新效果之间的衡量。软件著作权作为知识财产的特殊性，要求对利用软件著作权搭售时，更注重衡量搭售对激励创新和限制竞争的影响。在精雕案中，法院认为原告精雕公司销售的精雕CNC雕刻系统通过为JDpaint软件设置特殊格式而排除其软件在其他厂商生产的雕刻机上使用，旨在实现软件与机床的捆绑销售。此案中，原告通过特殊格式实现软件与机械的搭售，并不能提高产品质量或使使用更加方便，仅仅是软件与机械的简单组合，并未达到科技创新的目的。不保护原告软件输出的Eng格式数据文件，可能会对原告精雕系统软件创新开发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但是该行为能降低用户对原告精雕系统软件的过度依赖，方便其他软件进入雕刻系统市场，从而实现该市场的充分竞争，促进该款软件的不断创新升级。因而，对原告产生的负面影响与对雕刻系统市场整体创新能力的增强相比，此种负面影响具备一定合理性。故法律对该种搭售行为不予保护。
对滥用软件著作权实行技术型搭售规制的立法建议
从立法角度看，由于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较为抽象、笼统，司法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故考虑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利于法律的实施。从《反垄断法》相关法条可推定我国采用合理性原则对搭售行为进行认定，但笔者认为应在反垄断法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坚持“合理性原则”。其次，由于法条没有对“正当理由”进行规定，对此可以参考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第54号令对“正当理由”规定，在反垄断法实施细则中将经营者是否基于自身正常经营活动及正常效益，行为对经济运行效益、社会公共利益及经济发展影响等作为“正当理由”的考量因素。此外，可以考虑在反垄断法实施细则规定从“两个产品是否为独立产品，经营者在结买品市场是否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否产生限制、排除竞争，是否损害消费者利益”角度认定。
软件著作权范文第6篇
摘 要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适用著作权法的规定，软件产品有着一些特殊的属性，导致了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复杂性，对软件的侵权损害赔偿的确定十分不易。本文以一则案例为切入点，从损害赔偿原则、损害赔偿范围和具体计算方法三方面入手，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做一梳理。
关键词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 损害赔偿 全面赔偿
一、引言
软件受著作权法保护，在《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没有另行规定的情况下，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适用著作权法的规定。计算机软件产品有着一些特殊的属性，如易复制性及其低成本性―软件的开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然而其开发完成后的复制只需要极微小的成本。软件的这些特点导致了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的复杂性，对软件的侵权损害赔偿的确定十分不易，而“现行法律对赔偿问题所作的原则性规定早已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著作权领域，作品种类、载体、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已经使赔偿的原则和标准难以掌握①。”所以，对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赔偿原则、赔偿范围及计算方法确有作出特别讨论之必要空间。
二、损害赔偿的原则
如何更好地界定软件著作权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法院必须依据一定的衡量标准，学者对于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所应当遵循的原则问题说法不一，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差别。我国民法上存在5种赔偿原则：全部赔偿原则、财产赔偿原则、损益相抵原则、过失相抵原则以及衡平原则。而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中最重要就是全面赔偿原则。
所谓的全面赔偿原则，是指软件著作权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应当以加害人侵权行为所造成损害的财产损失范围为标准，承担全部责任。侵权法的功能之一就是填补损失，作为救济方式，损害赔偿应当使受害人的状况尽可能恢复到权益未被侵害之前的状态②。TRIPS第45条规定的“赔偿由于侵犯知识产权而给权利所有者造成的损害”，侵权者向权利所有人支付费用“可以包括适当律师费”等规定，仍旧是全部赔偿原则的体现③。世界各国损害赔偿制度设计并不相同，但最高指导原则是相同的，即“旨在保护个人之身体，财产等权利法益不受侵害，万一损害不幸发生，行为人不问其行为为故意、过失，负有填补该损害之责任④。”全面赔偿原则实质上是符合这一最高指导原则的。
有学者主张的损益相抵原则实际上与全面赔偿原则并不冲突，而是全面赔偿原则的具体体现。损益相抵原则要求受害人基于损失发生的同一原因而获得利益时，应当将该利益从赔偿数额中抵消，加害人仅对抵消后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损益相抵的目的是计算出受害人真正的损失，使受害人的真正损失得到赔偿，这也正是全面赔偿原则所要求的。
对于侵权损害赔偿的性质历来有补偿主义和惩罚主义不同观点之争，全面赔偿只是达到足以补偿权利人的损失的目的，对于侵权人而言，没有起到警示的作用，日前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损害赔偿囿于盗版和假冒的猖獗，有些学者主张惩罚主义，作出超过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以达到遏制不法行为的作用。不可否认，对于我国目前软件著作权侵权现象严重的情况而言，适用惩罚性赔偿能使侵权人利益受损并对潜在的侵权人形成一定之威慑，但是惩罚性赔偿有背离法律和法理之处。
三、损害赔偿的范围
软件著作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应当包括：
1．直接损失，包括侵权行为直接造成的软件著作权权利价值的贬值；因制止、消除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因侵权行为而对软件著作权造成的精神损害。软件著作权权利价值的贬值也是侵权行为直接造成的损害，具体表现为软件许可使用费、转让费用等收益的减少。这种无形利益的减少应列入直接损失来赔偿。
有学者认为，因制止、消除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如调查取证、诉讼等支出的费用应列入间接损失赔偿。从侵权人的角度来看，因制止、消除侵权行为的费用是软件著作权人主动为之，并非侵权行为直接造成的损失。但就权利人而言，此类支出却是其现有财产的减少。直接损失是自该损失是由软件著作权人直接承受，并不以该损失是由侵权人直接造成为必要。所以，因制止、消除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应当视为软件著作权人的直接损失。
2.间接损失，软件著作权人的间接损失是指软件产品处于生产、销售、出租、转让等增值状态中的可预期的潜在利益的减少或丧失。软件著作权人由于侵权行为导致软件著作权人不能正常利用该软件的著作权从事经营活动而造成的损失。软件著作权人的间接损失具有以下特征：①间接损失是可得利益的丧失，而不是既得利益的丧失；②这种可得利益的丧失是有标准衡量的，而不是想象或假设的；③这种可得利益必须是软件著作权侵权行为直接影响所及的范围；④受到间接损害的潜在利益必须是侵权人在侵权时可以合理预见的。
四、损害赔偿的具体计算方法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侵犯软件著作权的数额，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的，侵犯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以下的赔偿。”由此可以看出，关于赔偿数额的计算方法不是选择关系，而是有顺序的。下面就这三种计算方法分别展开论述：
（一）计算机软件著作人的实际损失
因侵权人的侵权软件复制品在市场上销售使软件著作权人的软件复制品发行量下降，其发行量减少的总数乘以单位利润之积，就是软件著作权人的利润损失。其中，软件发行量减少的数额应当参照遭受侵害前的软件发行量为参照标准。我国第一起软件著作权侵权案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来计算赔偿数额的。这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的。在计算利润损失时，要根据软件是一种无形财产的特点，并结以下两个方面来考虑：
首先，在侵权行为发生后，被侵权软件的销售量必须出现明显的减少，如果没有明显的减少，则不存在适用这种方法的基础。
其次，被侵权软件销售量下降与侵权行为之间必须存在着因果关系。实践中导致软件销售量下降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如升级版软件的出现、软件本身的缺陷、公众消费习惯的改变等因素都可能使软件产品销售量下降，而侵权人所负赔偿责任的只能是其侵权行为所导致的被侵软件销售量下降进而导致的利润减少。
（二）侵权人的违法所得
因为软件著作权人的实际损失难于确定，另一方面软件著作权人要证明其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必须公开其技术上或财务上的秘密，这可能涉及到软件著作权人的商业秘密，所以其也不愿意以其损失来计算赔偿额。
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是以侵权软件复制品的总销售额减去可从中扣除的成本，以及由被侵害的软件著作权以外的因素带来利润即为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可从销售总额中扣除的成本，包括了侵权软件复制品的制造、销售及服务成本。在运用则种方法计算赔偿额时，应由侵权人承担其侵权行为所带来的不精确性的风险。对于侵权人利用侵权软件来营销其经营的其他产品的，由此带来的其他产品的销售利润的提升部分，应该作为侵权人获得的间接利润计入损害赔偿数额。
（三）法定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五条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著作权法规定了赔偿的最高数额为五十万元，这样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能够很好的结合实际，作出比较公平的判决。但是有自由裁量权就意味着存在暗箱操作，法官存在随意断定赔偿额之嫌。另外，法律总是会滞后于社会发展的需要的，五十万元的最高额规定对于一些市场前景非常好的被侵权软件产品来说，并不能弥补被侵权人的损失。所以法定赔偿额制度并不是最好的处理方法，只能作为最后的应急之策。
以上三种赔偿额计算方法并不是选择关系，而是只有当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无法确定时才使用侵权人的违法所得，在这两者都不能确定时，法定赔偿额最为补充加以适用。事实上，在审判实务中，按照被告的侵权获利来确定赔偿额在各类赔偿计算方法中占第一位，侵权获利在填补权利人损失和易于计算方面具有相当的优越性。实践中，通常也适用法定赔偿额。
笔者认为，赔偿额与计算赔偿的方法均属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范畴，不应当给予限制。因为这并不是单纯的法律适用问题，而应赋予权利人以完整的选择权。在国外的司法实践中，从时间上看，在法庭尚未作出判决前，权利人可以随时选择法定赔偿。这样如果他在诉讼中先选择了实际损失或侵权所得，但感到难证明或者有可能对自己不利时，即可在最终判决前改而要求法定赔偿⑤。鉴于损害赔偿的本质在于弥补被侵权人的损失，在获利和损失不一致时，权利人只能在二者之间进行选择，而不能同时提出请求，只是在出现侵权获利大于被侵权人损失的情形时，由法官来酌定。这样，才能在程序上保证当事人有针对性的行使答辩权，在实体上体现全面赔偿原则，而不会不合理的增加侵权人的责任。
五、结语
损害赔偿问题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乃至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审判中的关键内容，由于我国立法和司法解释尚未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作出具体、系统的规定，再加上近几年计算机网络技术带来的新型侵权形态，更使赔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法院在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案件进行审理时应该结合损害赔偿原则，考虑到软件著作权侵权程度、软件作品类型、侵权后果等情节，按照法定的损害赔偿计算方法来确定最终的赔偿额，以期达到既能补偿软件著作权人的实际损失，又能潜在的侵权人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注释：
①董天平,中林.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研讨会综述.载蒋志培编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69.
②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750.
③蒋志培.入世后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④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15.
软件著作权范文第7篇
一、源代码侵权的认定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往往涉及编程语言源代码、程序文档及程序运行的硬件要求等计算机科学领域比较专业的问题，无论是律师还是法官，通常没有办法进行此类侵权案件的认定，因此，专业鉴定机构的选择，似乎成为所有此类案件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而鉴定机构对于软件源代码侵权的认定，需要首先解决判断标准和判断方法的问题。关于判断标准，需要强调的是，通行的编程语言全部为西方语言，尽管中国的软件界不乏尝试用中文编程的专业人士，但是从计算机诞生至今，计算机自硬件到软件都是以印欧语为母语的人发明的，所以其本身就带有印欧语的语言特征，在硬件上CPU、I/O、存储器的基础结构都体现了印欧语思维状态的"焦点视角"，精确定义，分工明确等特点。计算机语言也遵照硬件的条件，使用分析式的结构方法，严格分类、专有专用，并在其发展脉络中如同他们的语言-常用字量和历史积累词库量极度膨胀。实际上，计算机硬件的发展越来越强调整体功能，计算机语言的问题日益突出。为解决这一矛盾，自六十年代以来相继有500多种计算机语言出现，按照TIOBE世界编程语言排行榜，最为常用的有JAVA.、C、C++、VB和PHP等，目前侵权案件中所涉及的侵权案件基本上集中在上述的几种语言中。
对于源代码是否相同的标准，严格的探究可能会成为一个超出法学和计算机科学的问题，可能还需要哲学家的参与，即需要解决什么是相同的问题，有一点相同的两个整体是否是相同的两个整体，更或者仅有一点不同的两个整体是否是不同的整体，实践中人们对于哲学家的思维可能会怯而退步，所以开始讨论实质性相同的问题，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反映了对于源代码判断标准的变化，即原始的“镜像复制”标准向“实质性相同”的变化。
镜像复制标准，即认定两种软件的所有源代码达到100%相同，才能认定两种软件之间存在侵权关系，这是一种比较刻板守旧的看法，这种标准处理早期的、原始的软件盗版是有效的，但是不能适应不断翻新的抄袭手法，对于部分抄袭、抄袭加创作的方式是无法确认侵权的，实践证明不能保护软件著作权利人的权利。
实质性相同也因此成为此类案件判断侵权的重要标准和通行的做法，但是实质性相同同样需要解决判断临界点问题，即如果达到某种标准则构成侵权，否则不能构成侵权，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曾经利用鉴定机构报告认定的20%相同的比例认定侵权，如果这一比例仍然为很多人接受的话，那么如果1%相同是否侵权的问题似乎又把我们拉回哲学的思维，实践中这一界限无疑是模糊不清的，需要法官依据具体的情况作出判断。
正如所有程序化的东西都有缺陷一样，固定化的检测软件不可能做到绝对的科学，例如针对部分鉴定机构使用的Beyond Compare软件，如果选择代码长度为一的话，那么所有同种语言编写的源代码都将大概率的相同，鉴于鉴定机构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以人工的方式完成十几万行甚至几十万行的源代码的对比，检测程序又成为不得不采用的方式，但是对于鉴定机构最终出具的报告，法官应当对于此类的局限性有充足的认识。
不同种语言编写的代码如何认定实质相同，不同的编程人员有不同的认识，而且，因为不同语言之间缺少一一对应的字符关系，例如由将C语言的代码编译称JAVA语言代码的过程本身包含了大量的智力创造，不同的程序员出于对C语言代码的理解可能会编写出不同的JAVA代码，因此对于不同语言源代码之间抄袭的认定对鉴定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时，法官在委托鉴定机构时都没有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鉴定机构便采用的结构、顺序与组织为标准认定相同，即计算机软件程序的结构、顺序和组织相同，即使程序的编码不相似，也可认定两者实质性相似，实践中此种认定方法争议较多，鉴定机构对于此类委托格外的慎重，少数鉴定机构则直接表示无法认定是否相同，有的鉴定机构则采用折中的方式来出具鉴定报告，即以两种软件的屏显顺序、选单内容、布图设计、用户信息输入格式和输出格式是否相同来确认两者是否存在实质性相似。
二、数据库与软件侵权的关系
在我的案件审理中，鉴定机构的鉴定报告认定原被告的数据库表格相同的为4%，相似的为94%，对于数据库是否为软件的一部分，以及数据库字段相同是否就是软件侵权，原被告有着不同的观点。
被告认为，包含数据库内容在内的数据库结构不属于计算机软件，根据《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三条的内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中权利人所主张的权利载体共分为两个部分，即计算机程序和文档，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文档是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根据以上条例可知，如果将数据库列为应在软件著作权纠纷中应保护的权利，那么数据库要么为程序，要么为文档，但是数据库肯定不是程序代码，而且数据库并非是用来描述程序内容和组成的文字和图标，所以数据库也不是文档，因此数据库不应当成为计算机软件的一部分也不能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主张其著作权。
被告还认为数据库是完全可以从某个计算机软件中独立出来，而成为另一计算机软件的数据库。数据库只是“数据”的组合，对他们的操作是由数据库外的计算机程序实现的。因此，数据库和计算机软件程序是两个独立的著作权保护对象。“对数据库中信息的具体安排、检索都是由计算机应用程序进行的，提供创造性的安排、检索功能的程序本身具有独立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同数据库中信息的著作权根本不是一回事”。因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数据库的内容及结构。
被告还认为其观点也一直为最高院所确认，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圳市帝慧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与连樟文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的函（[1999]知监字第18号函）中明确表述“数据库结构不属于计算机软件，也构不成数据库作品”。
原告的观点认为鉴定报告所依据的鉴定原则就是从软件的系统架构、源代码、数据库、运行界面和编译过程来进行对比分析，因此，鉴定机构所作出的结论应当视为认定被告软件是否侵权的依据，同时软件的编程人员大多数都认同数据库与软件的同一性，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专业人员的观点应当作为法院审判的依据。
我个人作为被告方律师当然支持被告的观点，但是跳离当事人的角度，我仍然认为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对于纯粹技术性的问题，例如源代码相同比例问题应当以鉴定机构的结论作为判案的依据，但是对于法律问题，应当严格遵照法律的具体规定，尽管很多有条件的法院都已经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庭，但是对于该类案件，部分法官仍然对鉴定机构有很大程度的依赖性，即把所有的问题和责任都抛给鉴定机构，而忽略了软件专业人员的观点（例如数据库）是从技术角度出发而不是从法律规定的角度出发。
三、案件审理中细节问题对于软件企业的启示
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可能会影响法官判决的细节问题，对于该类问题，并不是影响案件性质的关键因素，但是如果与鉴定报告的相关内容相结合，小的细节也可能成为最后的一根稻草，简述如下：
首先，很多软件企业对于开发的软件产品，只是在开发完成时做登记备案，但是后续因为运行环境、通讯方式、加密验证方式甚至软件的功能都会因为种种原因做或大或小的调整，但是对于此类更新的版本，所有的管理者及技术人员都缺乏将更新版本重新备案的意识，一旦该款软件涉及版权诉讼，则管理人员的此项疏忽很有可能影响案件的胜败。
其次，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实质接触”往往成为主张侵权方的举证难点，尽管法律界对于该条件的理解各有不同，但是源于编程人员管理的水平问题，往往在庭审中成为争议的焦点，建议软件企业在劳动合同的竞业条款、保密协议、软件源代码等信息的传递和存储方面征询专业律师的建议，以防止可能存在的管理漏洞。
软件著作权范文第8篇
【关键词】软件著作权；法律保护；问题；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5-114-01
1991年《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下称《条例》）颁布实施，2001年修订。《条例》确立了我国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的基本理念与制度，明确将鼓励计算机软件的开发与应用，促进软件产业的发展作为立法宗旨，强调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这一软件著作权模式既考虑了计算机软件作品的复杂性、创新程度参差不齐的实际状况，又兼顾了权利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顺应了当时我国软件产业发展的需要，但在现实中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文章从目前我国软件著作权存在的问题着手，论述一下其完善。
一、我国软件著作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关于软件著作权保护的现状：
1.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的形式，不保护作品的内容。这就意味着软件作品的构思不受保护。而软件作品与传统的文字作品不同，其实质只是一个算法，是数学的逻辑组织，是纯粹的科学原理和抽象的公式，是自然规律的直接反映，不同软件具有相同实质，软件间的区别大部分就在于“构思”。软件作品的构思不受保护，只有作品的表现形式受保护，即程序代码受保护，但若一软件作者费尽苦心独具匠心编写的程序“构思”、“创意”被他人抄袭，他人利用另一种编程语言“翻译”其作品（由于技术进步，可能出现以说明书等文字材料为基础复制软件的事件），按现行著作权法，创作人的“脑力”无法得到保护。此种情形的发生将令创造者的开发热情大大降低，违背著作权法“鼓励创作”的初衷。
2.著作权法只禁止抄袭，并不禁止两份独立创作作品的相似。对二人独立开发出来类似的软件怎样区别；怎么界定他人通过逆向工程分析法开发出的类似软件；对通过修改或改变语言形式制作的抄袭品、仿制品怎样处理，现行著作权法无所适从。善良的软件作品独立开发者的合法权益将极容易受到损害，其症结同样是因为软件构思得不到法律保护。
3.传统的著作权法只禁止他人为营利而复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但并不禁止他人仅仅为个人使用而复制一份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这意味着购买、使用盗版软件并不在法律限制范围，此点正中盗版商、侵权者的下怀。法律不限制便等同于“鼓励”，盗版市场“合法”发展，软件作品所有人合法利益也就不可避免地将受到侵害。
二、完善软件著作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我提出的完善软件著作权的建议有：
1.对中国现行的《著作权法》作适当的修改。对软件著作权的立法保护可以借鉴一下专利法的保护方式，专利保护的是发明者的思想内容，授予专利的条件要求专利对象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这就意味着软件作品的“构思”可以得到保护。因为撇开了逻辑算法等自然规律，作者“构思”、“创意”也是利用自然规律得出的产品，可以得到法律保护，同时他人利用反向工程法复制作品的行为将容易认定得多。
2.对软件侵权的司法鉴定应及时、准确、科学、公正。为保证软件产品使用的合法性和软件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需要对软件进行准确的司法鉴定，以确认该行为是否侵权，该软件是否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认定软件侵权的关键是“实质相似性”与“接触性”，两个软件是否“实质相似”，仅从两个软件的运行界面、实际功能方面来进行比较，表面上看似乎容易，但是要通读整个程序并找出相似之处也是很难的。所以，要求运用更科学的方法、更细致的分析、更专业的技能来对侵权软件进行解剖，从中找出实质相似的核心部分。司法界应就目前更为先进的侵权手段，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的力度，使法律置于时代的前端。
软件著作权范文第9篇
[关键词]《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著作权保护；WTO；最终用户；合理保护
[作者简介]严倩，中山大学法学院2007级本科生，广东广州510006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9-0107-04
身处21世纪，科学技术对于一国的影响力越来越突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成为了各国普遍承认的硬道理，在目前，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进步应服务于全人类，服务于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而不能危害人类自身。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学伦理，尊重并合理保护知识产权，对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利用实行符合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导，是21世纪人们应该注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软件著作权的保护问题，作为一个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的热门问题，既是国际贸易竞争中的焦点问题之一，也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学界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但在我国立法中尚未得到充分的解决。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电脑逐渐成为了中国家庭的必备物品之一，但我国正版软件的使用率仍然不高，随着我国加入WTO，正版软件的使用问题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公众视线中，由此引发的法律案件也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如何在保护正版软件的合法版权同时，做到不伤害我国广大软件消费者的利益。成了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的概念
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根据国家颁布的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作为作品形式之一，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软件著作权人被赋予以下几项权利：(1)发表权，即决定软件是否公之于众的权利。(2)开发者身份权，即表明开发者身份的权利以及在其软件上署名的权利。(3)使用权，即在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以复制、展示、发行、修改、翻译、注释等方式使用其软件的权利。其中的“翻译”是对软件文档所用的自然语言的语种间的翻译。(4)使用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即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其软件的权利和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5)转让权，即向他人转让上述使用权和使用许可权的权利。
任何其他人若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的情况下行使了这些权利，将构成侵害他人著作权的行为，应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并将受到没收非法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
在赋予软件著作权人权利的同时，著作权法也相应给出了一定的限制。
赋予软件著作权人的权利以及同时对其权利加以若干限制共同构成了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保护。
软件具有开发工作量大、开发投资高，而复制容易、复制费用极低的特点。为了保护软件开发者的合理权益，鼓励软件的开发与流通，广泛持久地推动计算机的应用，需要对软件实施法律保护，禁止未经软件著作权人的许可而擅自复制、销售其软件的行为。在当今世界，各国主要是用以下三种方式来对计算机软件进行保护：一是工业产权法；二是商业秘密法或合同法；三是著作权法。我国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将计算机软件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之中，同时还颁布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来加以补充和完善。
第一部《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于1991年5月24日国务院第八十三次常务会议通过，自1991年10月1日起施行。后于2001年12月进行修正，新的《计算机保护条例》由2002年1月!日起施行至今。
自新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颁布至今，对于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的立足点应在何处，在法学界和民间产生了巨大的争议。
有的学者认为，根据计算机软件功能性、工具性很强，很容易被复制的特点，使得对计算机软件的著作权保护与别的作品不同，不仅要在制造、销售领域予以保护，禁止违法复制和销售，而且要把法律延伸到最终用户的领域，对软件最终用户的非法复制和非法使用也要禁止。这一点可以在新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得到体现。根据新的《计算机保护条例》规定，如果用户使用的计算机中含有未经软件著作权人授权的软件，他们就认定为法定的侵权者。如此一来，造成的后果在中国，上至各级行政部门、执法部门、立法机关，下至千家万户的普通用户，都触犯了该法规。而根据旧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2条规定：“因课堂教学、科学研究、国家机关执行公务等非商业性目的的需要对软件进行少量的复制，可以不经软件著作权人或者其合法受让者的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政府部门以及教育机构应该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合法使用者”，而这样的规定在新的软件保护条例中已经完全消失。
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对于软件知识产权的保护，我国应该采取均衡手段：在知识产品的所有权方面，应当在专有权和共享权之间保持均衡；在软件开发商的权利义务方面，应当在其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保持均衡；在各利益主体方面，应当在生产商知识和消费者知识之间保持均衡；在促进软件产业发展方面，应当在少数软件企业利益和软件产业整体利益之间保持均衡；在执法效果方面，应当在保护技术创新和保障社会公共利益之间保持均衡；在立法基点方面，应当在促进国内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平衡协调发展、适应不同地区的不同要求上保持均衡；在中外知识产权保护博弈方面，应当在某些外国超越WTO标准的保护水平要求和中国发展现状所要求的保护水平之间保持均衡。
根据第二种观点，对于软件知识产权的立法保护。不能盲目跟从信息富国的国际趋势，而应该立足于本国国情，因地制宜地来制定能满足本国各方面需求的软件保护条例。在笔者看来，当今各国的信息网络化水平还很不平衡，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在发展工业化的同时，还面临着信息化的重大战略问题。在立法上更应该立足于本国国情，只顾虑到软件开发者的利益，而忽略广大使用者，必将会对信息产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最终抑制信息产业的发展。因此笔者较为赞赏第二种观点，即软件知识产权的保护，不仅要惠及开发者的利益，也要兼顾使用者的感受。没有“使用者”，何来“开发者”?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利益平衡点，并以立法加以保障，是我国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目前要做的重要工作。
二、我国在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保护
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近二十年间，致力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创建了较为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制体系。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们不断以与国际接轨的姿态，满足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要求，但是，这种自我束缚的立法模式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甚至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点在对计算机软件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凸显的问题尤为严重。而2001年底新的
新条例颁布之后，进行了这样的规定：如果电脑使用者的计算机中含有未经软件著作权人授权的软件，他们就成为法定的侵权者。
这是一个关于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主要分成以下三种情况：
(1)在最终用户使用未经著作权人授权软件问题上，法律保护水平的“第一台阶”是并不将软件侵权的最终界限延伸到任何最终用户。WTO的《知识产权协议》就属于“第一台阶”。
(2)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将软件侵权的最终界限延伸到部分最终用户，这是“第二台阶”。如区分是营利性使用还是非营利性使用，是商业目的使用还是非商业目的使用，是单位使用还是个人使用，等等。
(3)“第三台阶”则在我国新的
而根据我国经济条件和信息产业化进程，实施“第三台阶”，即“超世界水平保护”，都显得极不合理，在当今国情，宜采用“第一台阶”，并不将软件侵权的最终界限延伸到任何最终用户，才是我国的最佳选择，以下将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
1 国际条约的约――TRIPS协议和WCT。新的《计算机保护条例》的出台，可以说从很大程度是中国加入WTO后，为了追赶世界信息富国的脚步，与欧美等大国在立法上进行妥协的产物，既不符合我国国情，也不符合我国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TRIPS(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0f Intellectual PropertyRights)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以下简称FRIPS协议)和
FRIPS协议已经生效，而我国如今作为W70成员国之一，必须遵守该条约的规定。WC了虽然目前在国际范围内约束力有限，但我国已经于2006年底经由全国人大常委批准加入该条约，那么当WC7本身已经生效时，其就对我国的版权问题也具有约束力。
2 TRIPS协议和WCF的规定。在了RIPS协议的第10条以及WC了的第4条中，都根据
因此，基于中国必须遵守了RIPS协议和WC了的规定，中国之需要将软件保护的标准定位在“第一阶梯”上即可。
3 参考标准――日本立法中的“第二阶梯”定位。日本现行著作权法于2000年5月8日修订，2001年1月1日起实施。根据{日本著作权法》第113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商业行为中，在计算机上使用通过侵犯程序作品著作权而制作的复制品的行为，视为侵犯该项著作权的行为，只要在获得这些复制品的使用权利根据时，使用者知道上述侵权。”因此，日本软件最终用户条款的规定就是：在商业行为中／在业务上，在计算机上使用侵权软件的行为，视为侵权，只要使用者明知是侵权软件，简而言之，即明知是侵权软件而在商业行为中／在业务上使用的，方可视为侵权。
日本就软件保护标准的界定定位在“第二阶梯”上，主要针对的是商业上的行为，而不像我国立法中对所有使用者全盘否定，这一做法，值得我国借鉴，但日本如今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我国与其在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上都有着较大的差距，因此，我国目前是否适合使用“第二阶梯”尚值得商榷。
综上可得出结论，我国立法采用“第三阶梯”的理论是不合理的。
而该条立法也暴露出了我国知识产权法制制度建设过程中的许多问题。
第一，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乏民意基础。在我国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太过于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科学性和技术性，使法律失去了应有的简洁和通俗。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阅读和理解相关立法已经有较高难度，更不用说从错综复杂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中寻找到快捷有效的救济方式或者了解基本的法律知识。
1999年5月微软诉北京亚都科技集团在办公电脑中使用未经授权软件一案由传媒曝光，立即引起了我国传媒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在此之前，我国大多数的电脑使用者对其自身使用盗版软件从未感到有何不妥，更不会联想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已经触犯了法律。这一方面是我国群众法律意识不够，对于法律知识了解不足；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保护机构高高在上，断绝了普通百姓了解它的机会，造成了普法不力、丧失群众基础的严重后果。那么，随着2002年新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颁布，许多电脑用户在自身不知情的情形下，就成为了触犯法律者。由此更显示出了法律设置的不合理。
第二，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法律结构。但是，我国在借鉴和学习的同时，却没有对相关的理论和经验进行仔细的区分和消化吸收，而是不管是否适合我国国情，都加以全盘吸收。特别是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迫于国际贸易中美国等国的压力，以及渴望迅速发展国内信息产业化事业、成为世界信息强国的愿望，更是加快了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进程。
如此导致的结果就是，我国在知识产权相关立法问题上，出现了许多似是而非、不适合我国国情的规定。无论是专利制度的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无论是计算机软件保护还是转基因产品申报，都没有明确的可操作规则，面对现实生活中越来越
多的专利侵权纠纷，专利制度的模糊性和不可操作性表露无遗。在新的《计算机保护条例》中关于软件知识产权侵权标准的规定即是体现该问题的典型实例。
第三，在发展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同时，忽略了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共秩序以及社会安定大局。在1995年初的《有效保护及实施知识产权的行动计划》提到：“国务院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将通过建立地方知识产权办公会议，执法小组及临时小组完成3～5年长期、持续的执法。”“依法严格禁止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侵权行为，对所有公共、私人和非营利机构应依法一视同仁。”在这份文件中只涉及到“所有公共、私人和非营利机构”，并未涉及家庭、个人。而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超世界水平论”则包括了所有单位、家庭和个人，这样，权利人和社会公众利益平衡的原则如何体现?
如果一切诚如2002年《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所规定的来进行规制，在社会经济条件尚未普及到人人有经济能力购买正版软件的今天，是否对所有无力支付正版软件费用的用户，软件厂商都可以以法律法规作为武器来直接处罚那些“违背”法律的最终用户，执法部门也要同时配合软件厂商来对“违法者”加以制裁?如此一来，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将如何得到保障?信息市场安全还能得到确保吗?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来确定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必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
三、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的一些建议
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发展的20多年来，对于计算机软件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经历了从1991年《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到2002年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更迭。从历史作用上来说，旧的
2002年《计算机保护条例》中关于软件知识产权保护标准问题上产生的严重分歧，后于2002年3月举办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两会”得到了重视，民间呼吁也最终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重视。作为对社会舆论和民间呼吁的回应，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10月15日起频布的《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最终用户使用未经授权软件的责任问题作出了规定：计算机软件用户未经许可或者超过许可范围商业使用计算机软件的，依据著作权法和软件保护条例的有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这样，司法解释在软件最终用户问题上就将我国的软件保护水平明确定位在“第二台阶”。这是顺应民意、符合国情、遵循法理的重要规定。至此，我国软件著作权保护的相关规定总体而言趋于合理。但此事也给我国软件著作权保护的立法敲响了警钟。
在未来的软件著作权立法进程中，有以下几点是应当得到重视的：
第一，在学习外国相关立法的过程中，应该具体考虑我国国情，而不应将外国法律法规中的所有优秀因素照单全收。以此防止外国优秀法规在我国产生“水土不服”的后果。
第二，应当建立健全我国的软件知识产权保护记录，以供未来立法改革参考借鉴。
第三，在立法过程中，尽量将法律语言设置得通俗易懂，以确保大部分普通百姓能够接受和理解。
第四，在全国进行广泛的关于软件知识产权的普法活动，让广大群众形成基本的软件知识产权法律观念，提高他们在这一方面的法律意识。
第五，在对待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方面，要遵循尊重并合理保护的原则，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并加以平衡。
综上，笔者认为，计算机著作权保护的立法。必须在不违背我国现实国情，且不违背我国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颖怡，知识产权法[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2]王先林，寿步，等，关于合理保护软件知识产权妁呼吁 书[J]，天涯,2002，(1)，
[3]寿步，中国软件著作权保护进程[J]。信息网络安全。
软件著作权范文第10篇
作为加入WTO的重要司法措施之一，我国于2001年12月28日修订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并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该新条例是2001年10月27日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配套法规，有诸多先进性，是我国保护软件著作权的重要法规。但不可否认，其中仍有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值得探讨，现述诸于文字，以期引起争鸣。
一、软件的法律特征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条规定，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第3条进一步规定，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成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化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计算机文档是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如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
我国《著作权法》第3条规定，软件是作品的一种形式，受著作权法保护。这就意味着软件具有作品的一般特征，即独创性、可复制性和合法性。同时，软件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一般作品，它是高科技发展的产物，除具有作品的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以下特征：
（一）软件的开发工作量大、开发成本高，但对其复制却很容易，且复制的成本极低。开发一个具有实用商业价值的软件，通常需要按照专业化分工、流水线作业的方式，由一大批人共同进行，少数人几乎是不可能进行软件开发工作的。开发软件，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有充足的开发资金和良好的开发环境，否则，开发工作将很难完成，甚至于根本不可能进行。软件的复制是指把软件打印在纸上或穿孔在卡片上、把软件转存于磁盘、磁带或ROM芯片中等等。在计算机上进行软件复制极其容易，且所需成本极为低廉。软件的极易复制性和复制成本的低廉性，使非法复制他人软件牟取暴利成为可能，因而有必要严格保护软件著作权，坚决打击软件的“海盗式”复制行为。
（二）软件既是作品，又是工具，是作品性与工具性结合的智力成果。软件包括程序和文档两个部分。文档是用自然语言编写的文字资料和图表，其作品性是显而易见的。计算机程序包括源程序和目标程序。源程序是用计算机高级语言编写的程序，如Basic、C、Algol、Cobol、Fortran等语言编写，表现为一些数字、文字和符号的组合，构成符号化指令序列或符号化语句序列，这与传统的文字作品没有显著的不同。目标程序是使用机器语言编制的体现为电脉冲序列的一串二进制数（0和1）指令编码，直接用于驱动计算机硬件工作，使计算机系统能发挥其各项功能，从而获得一定的结果，因而目标程序又具有工具性的特征。同一程序的源文本和目标文本应当视为同一作品，源代码和目标代码是同一作品的两类不同表现形式，亦即计算机程序包括了源程序的作品性和目标程序的工具性双重特征。
（三）软件具有无形性和实用性，可以反复无限制地多次使用，但其商业寿命较短。软件是人类通过智力劳动而创造的精神产品，不具有任何形状，这与传统的人类精神产品无形性特征并无二致。这一特征决定了软件在同一个时间可以同时为若干人分别使用，使用的人越多，其使用价值就越大，同时也意味着软件一旦发表，权利人不通过法律手段很难进行实际的控制，甚至根本不可能控制。软件只要不受计算机病毒、操作失误等影响，便可无限制地反复使用，其本身不会因使用而受到磨损或产生损耗。这里需要将软件与软件的载体磁盘、磁带、内存储器等区别开来。软件的物质载体当然会因使用而受到磨损，但软件是一种程序，是人通过智力劳动而产生的精神产品，故而不可能有磨损或损耗的问题。但软件又具有工具性的特点，主要是通过使用而发挥其功用的。既然是一种工具，则就是有使用寿命的，这种使用寿命在流通领域表现为商业寿命，即从投放市场、畅销、滞销到退出市场的整个期间。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新软件层出不穷的今天，软件的商业寿命正在日益缩短。一般而言，超过10年的软件“已是老态龙钟，过时而且效率差，实用价值不大” ，已很难有效地占领市场。
二、质疑：软件真的适合于用著作权法保护吗
用著作权法保护软件，特别是用传统的、未经改造的著作权法保护软件，仅考虑了软件的部分特征，而这部分特征恰好与文学艺术作品有某种相似，具有可版权性。但是，软件的另一部分特征却是著作权法无法包含的，而这部分特征可能是人们开发、使用软件的目的所在。计算机软件不适合著权法保护，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软件的工具性特征与著作权法相矛盾。开发、购买软件的最终目的是将软件装入计算机，与计算机硬件相结合，以处理数据、进行数值运算、控制生产过程或达到其他目的。软件最终是被人们作为工具使用，并非作为作品欣赏，软件的终极目的是工具性的和功能性的。如果说在90年代之前软件的作品性特征更为人们重视的话，那么在90年代之后，随着知识经济曙光初现，计算机技术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软件的工具性特征已远远超过了作品性特征而引起各方人士的重新思考。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不保护工具，更不保护工具的使用，以著作权法保护软件，并不能禁止他人将软件作为工具加以使用以及因使用而获得收益。软件作为工具使用不侵犯其著作权，正如将一本介绍杂交水稻育种的书翻印是侵犯著作权的，但使用书中所介绍的育种方法而获得好的收成却是合法的。
软件权利要得到法律全面、完整保护，一方面应禁止未经许可而复制软件（这是可版权性的一面），另一方面应严禁未经许可而使用软件（这似属专利权的范畴）。软件复制在通常情况下是使用的前提，而软件使用是开发、购买和复制软件的最终目的。用著作权法保护软件复制权，可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对软件的非法使用，但一旦发生软件的非权利使用，依著作权法最多也只能追究非法复制行为，不能追究其使用行为。而且，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在信息网上甚至可以不用复制软件而同样达到使用的目的，使用人无偿使用了软件，并因而有了收益，却根本不违反著作权法。所以，用著作权法保护软件，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恰好把软件最需要保护的内容即软件的工具性使用权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这既可以说是法律的漏洞，也可以说是著作权法本身的特点所在，是著作权法不能完全保护软件权利的一个方面。
第二，软件的开发思想、技术秘密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是矛盾的。著作权法只保护
作品的表达方式，不保护作品所包含的思想，同样的思想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各种表达都分别享有独立的著作权，但思想是不享有著作权的，即著作权法上的“思想表达二分法”原则。如果某一思想的表达只存在唯一的或极为有限的几种方式，即思想和表达具有同一性，无法区分，则思想和表达都不享有著作权，此乃“思想表达同一性”原则。对极其简单的软件，在软件功能和硬件环境的制约下，因可供选用的表现形式种类有限，即便独立开发，也与同类软件相似甚至相同，即思想与表达是同一的，对此不能授予著作权，否则便是保护了开发的思想，不利于技术进步。而对具有一定规模和一定复杂度的软件，从理论上讲，是可以将思想和表达区别开的。以著作权法上的“思想表达二分法”原则保护软件，就是要求只保护软件的表达，不保护开发软件的思想。那么，开发软件的思想是什么？不保护开发软件的思想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又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
我们知道，软件开发都要经过功能限定、逻辑设计和编码三个步骤，其中的逻辑设计是指从结构、顺序、组织(Structure、Sequence and Organism，简称SSO)等方面来安排所选择和确定的软件功能的过程或步骤。这是投资最多、耗时最长的软件开发环节，其成败关系到软件开发的成败。逻辑设计中的结构、顺序和组织是指开发人员对其程序所包含的各种指令、各指令层次等所作的相互配合、相互衔接、合理运行的关系设计。逻辑设计中的结构、顺序和组织是属于思想还是属于表达，明确这一点是著作权法能否保护软件的关键。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先来看美国法院的两个著名判例：
判例一：1980年美国威兰公司用EDL语言开发出“牙科诊疗软件”，适用于IBM/Series Ⅰ型计算机。杰斯罗公司雇请威兰公司的原程序设计员之一在分析研究“牙科诊疗软件”基础上，用BASIC语言编写出一套功能相同的软件，适用于IBM/PC计算机。1984年，威兰公司状告杰斯罗公司非法复制其软件而侵权，要求赔偿。杰斯罗公司辩称其是独立开发软件，在开发过程中仅吸收了威兰公司软件的创作思想，并未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威兰公司软件的表达形式，创作思想不享有版权，故不构成侵权。 法院判决：在软件作品中，用途和功能是创作思想，若达到该用途和功能有多种选择途径，则每一种选择途径就是思想的表达形式。杰斯罗公司正是为了达到软件的相同用途和功能，选择了与威兰公司相同的思想表达形式，即相同的软件结构、顺序和组织，故判决杰斯罗公司败诉。
判例二：1988年之前计算机国际联合公司开发了“CA调度程序”，其后阿尔泰公司在自己开发的“奥斯卡3.4程序”中原文使用了“CA调度程序”30%的内容，阿尔泰公司从而承担了侵权责任。1989年阿尔泰公司开发出“奥斯卡3.5程序”，删除及更改了原属侵权的30%的内容，但在结构（包括总流程图）、组织（包括模块之间的关系、参数表、宏指令等）上仍有与“CA调度程序”相同之处。计算机国际联合公司后者侵权，要求承担相关责任。本案与威兰案相似，但法院判决却认为：判断某一程序中的结构、顺序和组织是否侵犯了他人版权时，应分三步进行，第一步抽象法，即把不受保护的思想本身从思想的表达中删除，如果仅是思想相同，即使这种相同表现为结构相同，也不侵犯版权；第二步过滤法，即把思想和思想的表达中的属于公有领域的内容删除出去；第三步对比法，经抽象和过滤，如果两部作品仍有实质性相同，才能认定后开发的软件侵犯了先开发软件的版权。经过如此“三段论侵权确认法”的确认，法院判定，“奥斯卡3.5程序”与“CA调度程序”在结构和组织上的相同不属于版权法保护的范围，被告不构成侵权。
以上两判例都是软件开发中的结构、顺序和组织（SSO）相同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在类似情况下法院判决截然相反，除说明判例法的不确定性外，还说明软件用著作权法保护的可探讨性或不成熟性。
在威兰案中，法院将结构、顺序和组织认定为是可版权性的“思想的表达”，而非开发思想，应由版权法予以保护。我们说，软件大多是在吸收、借鉴原有软件基础上开发完成，若凡是结构、顺序和组织相同都认定为侵权，则对科技发展是不利的。杰斯罗公司的行为可认为是解剖他人产品，然后进行仿制，这乃是专利法领域的侵权方式，但威兰公司的程序未获得过专利权，只享有版权。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是借版权法的名行了专利法的实，并使原告实质上享有的专利性独占权得到版权法长达50年的保护。本案可看作是美国法院从专利法的视角出发，对著作权法保护软件提出的挑战。
在阿尔泰案中，美国法院的判决又回到了传统的著作权法上来。很明显，法院未对软件第一开发人在结构、顺序和组织方面的创造性劳动予以保护，仿制甚至抄袭他人的创造性成果成为合法，这同样不利于软件技术的正常发展，法院似乎在暗示人们需要用另外的法律来保护软件的结构、顺序和组织。这正如德国律师，法学博士Geissler所指出的那样：“计算机程序所需要保护的，仍旧是技术上的创造成果。从这个角度看，传统版权法的保护范围对于计算机程序所有人来说就显得过于窄了，以版权法来保护程序，使得程序所有人在本应享有的专利权领域中，出现了一大片‘不设防’地段。”
从著作权法保护软件的正反两个判例可以看出，不论法院将结构、顺序和表达认定为思想或是思想的表达，都会过度地保护一方的利益，损及另一方的利益。著作权法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谋得双方利益的平衡，更无所谓公正了，思考的方向看来只能在著作权法之外。
三、对策：专利法、商标法等保护软件的可能性
软件作为一种技术产品，具有工具性和功能性特点，用专利法予以保护是有理论依据的。众所周知，发明是各国专利法保护的对象，其基本特征是：发明必须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必须是对自然规律的利用；发明必须是一种技术思想或技术方案，能够解决一定领域内的特定技术问题。所有软件都是对自然规律的利用，是技术思想的体现，都能解决一定的技术问题，具有实用性，而那些开创性的软件是前所未有的，具有实质性特点和显著进步，因而可以认为是具有新颖性和创造性的。既然开创性软件具有发明的基本特征，用专利法来保护则并无不妥。至于新颖性检索困难、申请专利的复杂性耗时性、维持专利的高费用等，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与软件的可专利性无关。事实上，反对用专利法保护软件的主要理由就是软件新颖性检索困难。这一困难的确存在，但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审查技术的提高，这一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对于计算机软件与硬件一起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获得专利法的保护，在法学界和专利界是没有多少分歧的。譬如，我国1993年之前的专利《审查指南》规定，一项含有计算机程序的发明申请专利，其必要条件是计算机硬件必须因为该程序而有所变化，如程序对硬件设备起到改进或控制的作用或对技术方法作改进，程序和设备、方法作为一个整体具有专利性。这一规定所指的专利很难说是计算机程序所享有的专利，因为程序在这种专利保护中只是处于附属地位，不享有独立的专利权。针对软件发展过程中可专利性的因素逐渐被人们认识，我国1993年的专利《审查指南》对包含计算机程序的发明申请专利有了突破性规定，不再要求程序导致硬件的变化是包含程序的发明获得专利的前提，而仅要求包含程序的发明申请专利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程序的主题必须是技术性的（即涉及自动化技术处理过程的技术领域、计算机内部运行性能改进的技术领域和涉及测量或测试过程的技术领域），能够产生技术效果；二是该程序要有一个完整的技术方案。
现在的问题是，计算机软件能否单独享有专利权？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早已作出了肯定回答。美国专利法第101条规定：一切有用的 、新的、具备非显而易见性的智力成果，不论其是一种方法、机器、产品或物质的组合，都可以获得专利权，受专利法的保护。许多国家把计算机程序视为逻辑思维步骤、数学算法，不能获得专利，而美国将计算机程序视为某种方法发明，只要程序不是纯数学运算方式的再现，并对提高计算机的工作效率产生了作用，都可授予专利。在判断一项计算机程序是否属于纯数学运算方式时，美国法院提出了“二步审查法”，即首先确认专利申请中的权项请求是否就某种数学运算法提出的；若是，再审查该请求是否全部或仅仅就该数学运算法提出的。如果结论是否定的，则该程序可以获得专利。
用专利法保护软件的好处是：软件专利权人在一定期限内拥有了对其软件专利发明的垄断权，得到了知识产权法的最严厉而完整的保护，可以收到丰厚的利润回报；专利法保护期限较短，适应了软件商业寿命短的特点；专利法要求专利权人公开其智力成果，可以让公众能方便地借鉴和创新，避免软件重复开发，也使权利人避免了为保密而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费用。
“商标是识别商品和服务的标记” ，商标法通过授予商标使用人以商标专用权，禁止他人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商标，并对侵权行为进行制裁，以达到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目的。在市场上流通的软件具有商品的一切属性，可以用商标法予以保护。当然，软件所需要保护的核心是程序，用商标法保护可能很难防止他人对程序的模仿、抄袭，但商标法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即建立商标与软件内在质量的紧密联系来保护软件权利，以便于软件权利人建立良好的市场形象并获得经济效益。消费者购买软件实际上是由两种购买行为组成：一是购买软件物质载体如磁盘、磁带等的行为，二是购买软件使用权的行为。针对这两种购买行为，软件生产者可将其商标同时加注在软件的物质载体上和软件运行产生的屏幕显示中，以表明其软件的质量、生产者的信誉，并与其他软件相区别。商标权的取得，大体有三种情况，即注册取得原则、使用取得原则和混合取得原则，其中注册取得原则是绝大多数国家授予商标权的原则。软件生产者可就其开发的所有软件申请一个注册商标，也可针对所开发的每一个软件分别申请注册商标。软件商标同样应遵循法律规定的一些必要条件，如“商标使用的文字、图形或其组合，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使用注册商标的，并应当标明‘注册商标’或者注册标记” 。
用商业秘密法和公平竞争法保护软件，是一些国家在实践中已经采用的做法，尽管商业秘密法和公平竞争法是否属于知识产权法范畴目前尚有争论。商业秘密法保护软件的优势是没有地域性和保护期限的限制，软件秘密所有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向任何国家想获得秘密的人颁发许可证、收取许可费；不禁止两个以上的主体享有同一个秘密；保护范围可扩延到思想、内容、表达、数据等各个方面。不利之处在于防止软件秘密泄漏的成本很高，保护期限随秘密性丧失而可能随时终止。公平竞争法是指反对、限制、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法规的总称，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公平交易法、反对限制竞争法等等。公平竞争法涉及的面极为广泛，既可以调整软件开发领域中的竞争行为，也可以调整软件流通和消费领域中的竞争行为，这对促进软件产业健康发展是有裨益的。
四、简短结论
软件作为人类最伟大的智力成果之一，用知识产权法保护是毫无疑问的。6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都在不断地探讨用知识产权法中的哪一个部门法保护软件更为恰当，至今没有取得无争议的结论。软件业高速发展和软件在各行业中重要性的显现，急迫地需要法律对软件予以保护。法学理论的滞后，不能阻止法律的进步。以美国1980年修订版权法为标志，世界上形成了一种以著作权法保护软件的潮流。但实践证明，著作权法只保护了软件权利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的权利没有受到有效保护，因而有必要在著作权法之外寻求解决办法。专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法、公平竞争法等知识产权法可以从不同角度保护软件一方面甚至几方面的权利，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方向。
我国在著作权法之下制定单行法规保护软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软件业发展，我国迟早也会面临美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即著作权法保护软件的不足与尴尬。未雨绸缪，我们必须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新技术带来的知识经济的挑战，墨守陈规注定要失败。我国软件保护立法可以作这样的设计：以著作权法为主，兼采专利法、商标法、商业秘密法、公平竞争法之所长，制定一部单行的软件综合保护法，不但保护软件作品的表达以及软件的作品性复制权，而且保护软件的结构、顺序和组织（SSO）中所包含的独特的设计思想和软件的工具性使用权；以商标使用权的保护为契机，防止伪冒软件的制作和传播；保护软件业的正当竞争，打击非法窃取商业秘密和非法垄断行为；参与软件国际保护行动，在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推进软件国际保护的一体化进程。联系地址：广西北海海事法院海商庭 倪学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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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美]刘江彬著：《计算机法律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1页。
参见唐广良等著：《计算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版，第259-263页。
郑成思著：《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206页。
转引自丁国威等著：《计算机软件的版权与保护——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应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版，第186-187页。
刘春茂著：《知识产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