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第1篇

【关健词】司法调解民事诉讼调解强迫调解无原则调解

正文：调解是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在其他机构或个人根据事实的法律的居中调和下，互谅互让，达成合意的一种解决争议的方式。我国调解可分为司法调解，人民调解，民间调解（诉讼外调解）和行政调解等等。其中司法调解也叫诉讼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主持下，各方当事人自愿就各种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并由法院监督执行，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其实质是人民法院按照自愿，合法原则，通过民事诉讼程序，采取调解的方法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的一种结案方式和诉讼活动，其特点是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较弱的对抗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事诉讼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手段。但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它也面临和存在着诸多问题，在以下的文章的内容中我将着重的对司法调解作出个人肤浅的分析。

一如何看待调解在民事诉讼中的作用。

一般来说，调解结案比判决结案时间上要快、并且不易激化当事为之间的矛盾，社会效果好。但有人也有不同的认识，认为当司法制度基本健全后，法院调解的部分适用价值完全可以由判决的适用价值取代；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其在调解民事纠纷时，选择符合法律正义要求的判决方式比之于选择不伤和气的调解方式，应当更符合诉讼公正的本质，也更符合审判职能的要求；调解结案比之于判决结案虽然可以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但是这一价值的实现基本上建立在牺牲权利为利益的基础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在我国现行的诉讼环境中，法院调解的适用除了会产生”重调轻判”和借调解办”关系案”、”为情案”的弊端外，法院调解本身的性质还决定了其适用过程中难免损害当事为的自，从而造成非真实的自愿，还有人认为，调解制度无法体现出法律的严肃性。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讨价还价，把法庭当作生意场，法官近似于“和事佬”的角色，这和法律的严肃性是不相容的。其次，法律强调“公正”，以事实为基础，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许多当事人却是以“调解”来逃避责任，因为在调解中，一方当事人为了尽快解决而不得不做出让步，这和法律的公正性相抵触。因此持上述观点的人主张审理案件时应以判决结案为主，尽量不采用调解方式。

我认为，虽然上述认识中有正确的成分，但却没有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没有考虑到“诉讼爆炸”和”判决过多，过滥”给社会带来的不安定因素经及”一场官司十年人仇”的负面效应。实际上，调解作为符合我国民众思想和文化传统的有效方式，仍然是重要的结案方式，在新形势下，司法调解的克服掉司法实践中不规范的做法后，仍然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调解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在整体立法设计上，体现了公正与效率的双重价值，但是，具体到民事诉讼的各项制度则各有侧重，判决结案强调整个程序的严谨周密，如果以调解方式结案，案件既调节既结，无需走完整个诉讼程序的全过程，同时,当事人无需上诉，执行相对简单，自然减轻了二审的负担，有效地节约了司法资源，大大减少了诉讼环节，节约了诉讼成本，其次，调解可以实现司法公正，民事诉讼调解必须由审判人员依法进行，法官在事实清楚，双方自愿的基础上，严格依法说各级党委，明是非，理纷纭，不“和稀泥”，不压、拖、诱、同对对违法的协议进行纠正，可以使司法公正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另外，调解还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在实践中，调解结案使许多“冤家”、“对头”握手言和，和好如初，消除了一些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了双方当事人事后继续交往合作的可能，有利于法的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调解工作存在的个别问题来否定整个调解制度，“因噎废食”不足取。实践证明，调解制度在平息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2002年9月27日召开的全国人民调解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使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努力提高诉讼调解结案率，这无疑给法院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总之，在诉讼过程中，法官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当事人多做说服教育，尽量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不过也不能过于依赖调解，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当事人都愿意调解，也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能调解成功。调解要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否则调解便无法进行，我们要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对那些双方争议较大，当事人不同意调解以及多次调解达不成协议的案件，法官要及时判决，通过判决来分清是非二实践中常见的几个问题

（一）强迫调解。目前，民事案件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审判人员的工作任务也越来越重。有的审判人员为了快递结案，片面追求办案效率，不管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调解，都强压着当事人调解，结果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与调解制度的自愿原则相悖的。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工作首先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是否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采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应当以双方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经过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对于调解无效，没有条件调解或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坚持不愿调解的案件，法院应当及时判决，而不应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二是调解是否达成协议也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双方当事人尽管选择了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但能否达成调解协议，完全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法院不能强迫或施加压力，迫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方案。

（二）该调解的不予调解。在审判实践中，由于调解并不是一调必成，往往需要花费办案人员比较多的精力做予服解释工作，有的审判人员因为怕麻烦或缺乏耐心，就直接安排开庭进行审理，审理后径下判，殊不知，这在不经意间违反了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离婚案件要求必须进行调解，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一），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二）；劳务合同纠纷;(三)，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四）、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五）、合伙协议纠纷；（六）、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上述规定，对哪些种类的案件必须进行调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从规定的几类案件可以看出，前四类案件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引起双方当事人矛盾激化，甚至会使权利得不到维护的一方采取极端的手段，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因些，这几类案件要先行调解，通过耐心的说服工作，努力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这样就能有效地平息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后两类案件由于案件的性质或标的较小，调解条件比较好，当事人双方较易达成协议，因此从减少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来讲，对这类案件先行调解很有必要，对审判人员来说，审理案件不但要实体合法，而且要求程序合法，忽视程序有时会对当事人的权益造成不必要的损害，先行调解就是为了当事人的权益尽早得以实现而规定的，因此要耐心细致的做工作，尽量促使双方达成协议，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无原则调解或“和稀泥”。调解案件时，有的审判人员在事实未明，是非不分的情况下盲目调解，根据自已的主观臆断，提出调解方案，或者一方提出调解意见后，让另一方无原则的迁就、让步，甚至“和稀泥”。这样必然会损害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损调解制度在公众中的威信。我们知道，司法调解一个重要原则益是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这个原则是司法调解的基础，它要求审判人员在主持调解过程中，应当在查明不事人各自的责任，然后确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从而达成调解协议，而不能搞毫无原则的和稀泥式的调解。因此这就要求审判员在调解时一定要查明事实，明确责任，只有在此基础上造成的调解协议才符合司法公正的要求，才能真正使协议双方的权益得以实面。

（四）久调不决。在审判实践中，有的审判人员片面追求社会效果，认为判决会激化当事人双方的矛盾。为了化解矛盾。就多次进行调解，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久拖不决。这种情况使当事人争议的权益长期悬而不决，处于不稳定状态，更重要的是原告的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维护。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不排除审判人员“人情案”、“关系案”的可能，采用“拖”的方法，让原告无可奈何，所以说久调不止会严后果影响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对法律的神圣公正产生怀疑，进而当事人会在采用“公务救济”的方式无法维护自已的权益时采取激进的，非法的手段来“以恶制恶”，从而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解决久调不决的有效措施就是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定期对案件的审理期限进行检查，发现超审限的要依照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另外要对案件的延期审批严格把关，对不符合延期条件的坚决不批，从而杜绝久调不决的现像，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由于各类案情复杂多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问题，新现像的出现和产生，就如何高效而公平地审理各式各样的民商事案件,成为人民法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被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工作越来越受到各地人民法院的重视。大法官肖扬指出，法官要增加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而诉讼调解能力就是其中应有之义，即使在美国也有30%的案件是通过非判决方式结案的。同时，调解也符合中国人的“息讼”心理，当事人双方不伤和气，并且可以避免当事人对法院产生不公正的猜疑。因此，做好调解工作，总结调解经验，是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做好调解工作的前期工作和应注意的方式，本人就民事诉讼调解策略发表以下观点，做为参考意见：

三调解工作的前期工作和应注意的方法：

（一）收集信息，熟悉案情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要想调解成功，在调解之前，必先收集有关信息，了解纠纷的性质、起因和经过，了解双方当事人的个性，找准当事人的认识误区和问题症结。这个过程是调解的基础环节，如果盲目介入，不但不容易搞好调解工作，反而会因对整个过程和当事人的情况缺乏了解，使调解工作陷入被动，甚至恶化。

（二）把握局势，控制场面

很多纠纷发生时，当事人往往情绪激动，听不进劝说。心理学研究证明，冲动性情绪直接导致意识范围狭窄甚至理性丧失，极易做出违纪违法的行为。若遇上此种情况，调解人员首先应当稳定当事人的情绪，促使其回归理性。平息情绪的方法有：

1：是察颜观色，进退结合。面对当事人的冲动性言语和行为，调解人员应保持冷静的态度用平静、低沉而有力的语言与当事人交谈。在一方当事人情绪激动的情况下，要设法使另一主保持克制，而不是互相激怒。

2：是做一名优秀的倾听者。

倾听当事人的心声，让其倾吐心中的压抑、不满和愤怒。也可以在调解人员主持下，让被侵权一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倾诉和宣泄，使其不满情绪得以释放。在宣泄过程中，如能引起侵权方当事人的内疚和后悔心理，从而当场向对方道歉，那么调解的成功便一步之遥。但需注意把握宣泄的程度，不可把宣泄搞成无止无休的控诉，防止失去控制。

3：是分而处之，各个击破。

由于发生矛盾冲突而处于不理智状态的当事人，极易脱离主题而相互攻击、谩骂，这种不良刺激相互反馈、恶性循环的结果，容易导致矛盾加深、战火升级。当务之急是把双方当事人隔开，互相避开对方恶言恶语的刺激和攻击，如让其各自回家，或分开在不同的场合，待双方恢复理智后，再进一步做调解工作。

4：是大棒+萝卜。

对于无理取闹的当事人，可以有两种震慑方式：A、是严肃指出无理取闹的后果，让其明白并不是谁闹的凶谁就有理，闹过了头还物极必反，不会有好的结果；B、是明确指出恶言恶语相向的违法性，对他人的人身攻击要承担法律责任，用法律的威严震慑不冷静的当事人等等。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要时刻把解决当事人的纷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对当事人要亲切地接待、真诚地理解、妥善地安置，急当事人所急，想当事人所想。这种真诚的情感会营造一个温和、默契的调解氛围，这种无私敬业的精神也会赢得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尊敬，从而有利于调解工作顺利进行。

（三）更新观念，讲求策略

1：是做合格的“法律的嘴巴”。司法调解与当事人自发的民间调解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司法调解人员能够自觉地运用法律规定进行调解，对当事人晓以法理，提醒和教育当事人只有用法律手段，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才能解决纠纷，保护自身利益，其他任何过激的行为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甚至弄巧成拙，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调解人员自己必须熟知法律，在所调解纠纷的法律适用上表现出娴熟的知识和技巧。“人有情，法无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坚持依法调解，才能促进当事人对调解人员的信任并达成比较满意的调解方案。

2：是使当事人双方相互沟通。

调解人员应使当事人换位思考，促进当事人彼此了解，角色换位是指在转变当事人认识的时候，让当事人想像自己处于对方角色的情况，站在对方的立场、角度认识问题、体验情感。鉴于彼此之间的利益纠葛，当事人在情绪激动、不够理智的情况下，其认知范围受到限制，思路狭窄，被侵权方当事人往往提出不合实际的补偿要求，而侵权一方则千方百计减少或推卸自己的责任。有的侵权方开始答应给对方一定的补偿，但时间一长，就想逃避补偿的责任；有的侵权方则干脆不承认是自己的过错而反诉对方的种种失误，伤害了对方的感情和自尊。如果试图通过调解解决问题，则需要让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都站在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使思维跳出只看到自己利益的小圈子，才真正有利于彼此理解，并达到和解的目的。

3：是细致分析，帮助当事人理清思路。调解当中，如何能让当事人化干戈为玉帛，还需与当事人进行沟通交流,帮助当事人理清纠纷发生的来龙去脉,明了自身的言行举止有哪些不当的地方,对对方的侵权行为,应怎样求助法律,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能采取任何不理智的行为。调解人员条分缕析、细致入微的讲解常常带来良好的效果，能够避免一些无意义的争执。调解人员的细致分析并不等于面面俱到，而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对“剪不断，理还乱”的繁难的民事纠纷，善于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当事人分析。

（四）公正执法，让当事人满意。

不偏不倚、公平行事，自始至终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进行调解，是调解人员应牢记的调解原则。现实生活中，司法活动极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干扰，人际关系的影响、亲戚朋友的面子、个别领导的招呼等因素，不仅影响调解工作的进行，还能考验调解人员是否出于公心。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讲，当当事人人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时，会伤害到其自尊，也最易激起对执法者的怨恨。不公乃执法大敌，亦是调解之大敌，一旦被当事人察觉，则必然导致失败。但调解人员也是有情感的人，在调解纠纷过程中，除外来因素的影响，还不免因当事人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个人修养、容貌服饰等因素而产生对当事人的好恶情感，尤其应警惕的是影响法律公平的情感，否则对调解是极为有害的。调解人员应当坚持调解的客观公正性，立场居中，不偏不倚，根据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坚决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注：人民调解，民间调解：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民事纠纷未必一定要经过公安机关或法院才能解决。通过各村民或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委员会调解，也是一种可供当事人选择的好方法。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在继承政府和继承法院的指导下依法进行工作。一般的调解委员会由三至九名成名组成，设立主任一名，必要进还可以下设副主任。调解委员会的成员除了由村民或机关委员会的成员兼任外。还可由群众选举产生，每三年改选一次，可以连任，期限法律并没有作限制性规定。对于辖区内的民事纠纷，调解委员会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前去调解，也可以依据自身的职权范围主动去调解。在调解过程中应当进行登记，制作笔录。调解结束后根据需要或当事人的请求，制作调解协议书，双方当事人以及调解人员签名，并加盖调解委员会的印章。在调解结束后没有达成调解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一方仍然有的权利，也可以请求基层政府处理。

参考文献：

《法官的思维-司法认知的基本规律》作者王纳新

《法庭语言技巧》(第2版)作者廖美珍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第2篇

一、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赔偿范围、标准以及民事赔偿情况与量刑的关系

附带民事诉讼从其程序价值上来讲，主要是被害人通过诉讼挽回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自己造成的物质损失。包括一般意义上的“物”，也包括被害人的人身权益遭受的损害。一般意义上的“物”所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鉴定或与市场上同类商品的平均价格相比较予以确定，赔偿范围比较直观，实践中容易把握。而人身伤害和被害人死亡的案件的赔偿范围则比较复杂，不易把握。在司法实践中，赔偿范围一般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残疾补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一般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在利津县人民法院大多数案件通过调解结案，并在法院对刑事部分作出判决前得到履行，这些案件的被告人通常具有较好的认罪态度和悔罪表现，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加上法定的、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法庭本着惩罚与教育并重的原则对被告人适当予以从轻处罚。

二、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工作的要点

1、从宏观上把握案情在细节上寻找调解工作的突破口，办案人员首先通过了解刑事案件案情，弄清案件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过程以及案件发生后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在了解案件基本事实的同时，详细了解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和被害方的生活状况；当事人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前、侦查阶段、审查阶段是否进行过和解；在以往的和解过程中双方已取得哪些共识、存在哪些分歧；如果双方有和解的基础，则把主要精力放在双方有分歧的问题上，做到有的放矢，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把握当事人双方参与调解的愿望和目的。案情不同当事人参与调解的出发点就不同，但各方当事人参与调解的目的性是非常明显的。从司法实践来看，对被告人而言，其参与调解的主要目的是想通过在经济上给被害人赔偿来获取被害人的谅解、创造对被告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对被害人而言，其参与调解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所以，法院要根据各自的动机，有针对性地做附带民事诉讼原被告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另外，还要根据案件的特殊性设身处地的为当事人考虑具体问题，力所能及地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法院作为调解工作的主持者，要在查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引导双方当事人充分认识调解的作用，并充分调动双方参与调解的积极性。

2、充分发挥案外人的积极作用借助外力促成调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一般情况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被告人大部分被羁押在案，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不能亲自参与庭前调解，多数被告人经济赔偿能力有限，此类案件的调解，更有必要借助关心被告人且有一定赔偿能力的其他人员的力量促成调解。

3、谨言慎行把握好调解工作中的“度”

在给当事人做思想工作时，要恰如其分，不能为促成调解而言过其实，更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给当事人做思想工作。否则就会给刑事审判工作带来消极影响。例如，绝大多数被告方会在调解中提出，赔偿了被害人的损失，就要求给予被告人判处缓刑。被害方也往往会许诺，只要能获得赔偿，就撤回对被告人的控诉，或者要求法院判处缓刑。面对这些没有法律依据的要求，办案人员应该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依法予以驳斥。要谨言慎行，保守审判秘密，在宣判之前，对刑事部分的裁判结果不能向任何人批露。

4、善始善终把握好调解工作的“终点”

这里的“终点”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不能久调不决。对不具备调解可能的案件，要及时做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绝对不能出现因调解而导致被告人超期羁押的现象。其二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结案，不仅要求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而且要求当事人及时履行协议内容。一般不提倡附条件履行和分期分批履行。司法实践表明，调解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被告人的量刑，一旦刑事部分宣判生效后，对调解协议中尚未履行的部分，被告方经常会出现拒绝履行的侥幸心理，或者以对刑事判决不满为借口，故意拖延履行，致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因最终未得到赔偿而产生情绪，最终出现案结事未了的局面。

做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对刑事法官的要求非常高，不仅应具备深厚的法律功底、丰富的社会阅历还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还要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和表现，在庭前法官通过和当事人初步接触，了解当事人的诉求，把握当事人的心理动态，通过释法答疑征得当事人对法官的认同，对于双方争议不大、案件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当事人极力要求调解，被告人履行能力强的案件及时作出调解。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法律关系复杂，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有争议、在庭前不能形成一致认识的案件则通过庭审让当事人明确各自的优势与劣势，庭中法官趁热打铁，一气呵成，继续对案件进行调解。庭中调解不成，可以庭后进行调解。在调解工作中，法官要有责任心、公心、耐心、细心。综合考虑本地风土人情、人文特征和社会环境，以高度的责任心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用公心赢得当事人的认同。面对基层群众法律素质不高的现状，耐心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解答当事人提出的问题。细心寻找调解工作的突破口、被害人能够接受的赔偿底限、被告人的赔偿能力，确定合理的赔偿数额，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注重加强队伍建设，不断提高调解法官队伍的综合素质。一是教育引导。采取外出参观学习、以会代训、聘请专家教授讲课、调解现场观摩、案例评析等形式，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教育培训活动。强化了调解办案意识，提高了民事法官的业务水平。二是制度管理。坚持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案，制定出台了《司法能力建设考核办法》，将调解能力作为考核法官的8项能力之一，将调解率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对民事案件调解工作实行数字化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记入个人业绩档案，作为评先树优、提拔使用的重要依据，增强了民事法官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三是治理整改。通过开展规范司法行为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平安创建、作风建设年等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加强了对队伍的思想作风纪律整顿，解决了队伍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民事调解队伍干事创业能力和调解水平明显提高。通过爱心感化、换位思考、调中答疑、协助调解、调判比较五个步骤促成调解。首先法官将仁爱之心融入调解工作中，通过言行举止感化当事人，为促成调解奠定感情基础。其次让被告人和被害人换位思考，使当事人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从而为调解奠定心理基础。调解过程中法官对当事人提出的法律问题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让当事人了解法律，为顺利调解奠定法律基础。法院在调解过程中充分借助案外人的积极作用，为促成调解奠定群众基础。最后法官通过诠释法律，对比调解和判决对于双方的利害，让双方当事人权衡利弊得失，为促成调解奠定思想基础。

加强网络建设，完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加强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建设是积极维护基层基础和谐、实现将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的重要举措。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中出现以上特点可以看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虽然在本质上属于民事侵权案件，但是由于此类案件的发生原因是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人身及财产损害，这样一来就使得刑事案件的处理与民事赔偿的问题的解决客观地联系在一起。使得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工作和判决工作产生了不同于纯民事侵权案件的上述特征。

通过对实践中办理附带民事调解工作的现状来看，审判人员都是带着对被害人的深切同情及解决纠纷，修复社会关系裂痕的司法理念，细致耐心地做着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工作，即使最终没有达成调解协议，也本着公平公正的司法精神及时地作出判决，从而使当事人息讼。通过两年来参与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及审理工作，也发现存在其中的一些问题。

1、关于户口性质问题。根据目前的法律，死亡赔偿金和伤残赔偿金等以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为依据进行计算，而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性质如何界定？司法实践中，这种居民性质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依赖于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而据此确定的赔偿数额存在具大差距，导致“同命不同价”现象的存在，引发了农村老百姓的具大不满，甚至导致群体性上访等事件的发生。如果统一实行以城镇居民为依据计算死亡赔偿金和伤残赔偿金情形的话则存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履行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建议实行统一的、客观的赔偿标准。

2、关于司法鉴定问题。在有些故意伤害、交通肇事案件中，当事人一方做出伤情或伤残等级鉴定后，另一方提出异议，申请重新鉴定，但并没有提供相应证据。这种情况下，不允许有违公正，允许的话对审限期又是一个挑战，只能与公诉机关协调，办理延期审理手续，将简易程序改为普通程序，使工作陷于被动。建议对于一般伤情或者伤残鉴定的鉴定期间不计入审限。

3、个别法官存在重判轻调现象，有的案件通过调解就能结案，也以判决方式结案；有的案件调解期限比较长，致使一些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保障；案多人少的矛盾较为突出；个别法官“司法为民”宗旨观念有时不够强，有的案件调解质量和效率还不够高。

4、附带民事诉讼原被告双方在调解数额上分歧过大。由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对法定的赔偿数额、情节及幅度不甚了解，导致现实中原告的调解数额过分高于实际损失数额及法定补偿范围，而对于高出的部分又没有相应的证据及法律依据可以证明其合理性与合法性。所以被告人一方很难认可，造成双方分歧较大，难于达成调解协议。

5、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不正确的态度影响调解的成功率。由于法律赋予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较高的诉讼地位，就使得其与被告人的地位不像在纯民事诉讼中的绝对平等，更由于附带民事赔偿的情况直接影响着对被告人的量刑，所以原告对赔偿问题的态度、对调解工作甚至被告人的量刑影响过大。

6、被告人无实际赔偿能力，被害人无法得到最终的赔偿。这个问题是当前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工作的最现实的难题之一，也可以说是调解工作能否成功的最关键问题。

7、多被告人共同侵权具体责任难于厘定。共同犯罪致人损害，如果在致害人和被害人都十分明确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分清责任，确定相应的赔偿责任和数额，各被告人都对自己行为的责任十分明确，也更易于接受调解工作。然而，在多数的案件中多被告人的致害责任不能分清楚，而且这种情形在具有多被告人和多被害人的案件中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针对目前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的现状和出现的问题，特提出以下建议：

1、进一步提高法官对民事诉讼调解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强化法官的公信力，调解制度是借助中立法官的公信力，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要牢固树立公平、公正、合法、自愿的现代调解理念，依法运用调解手段处理民事纠纷，化解民间矛盾，促进人民内部安定团结。

2、强化法律法规政策学习，不断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加强法官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法官的法制观念、大局观念和公仆意识，培养法官独立、中立、诚信品格，全面提高法官素质，真正树立起人民法院和人民法官的良好形象。

3、审判人员要依法行使释明权。一般来讲，被害人到法院来要求赔偿首先是情绪比较激动，希望可以通过法院追回损失。其次就是对法律规定的赔偿范围、标准、幅度等不了解。在诉讼调解中，越是让当事人清楚法律权利、义务，充分了解法律程序，越能够使他们把握庭审节奏，掌握一些诉讼技巧，与法官协调配合，快捷、有效地促成和解，定纷止争。

4、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全面提高调解效率和案件质量。要认真落实民事诉讼法关于处理民事案件“合法、及时”的有关规定，严格规范诉讼调解，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的原则，彻底解决个别案件久调不决、以拖压调的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寻找调解的突破口。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体会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不单纯是法院的审判工作，而是一项由方方面面共同参与的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在诉讼调解中，我们主张不但充分发挥法官的聪明才智，而且还要充分借助于纠纷当事人所在机关、企事业单位、居委会、亲属等各方面的力量，这些因素在诉讼调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往往能为诉讼调解的成功提供很大的帮助，重视对当事人单位、亲属等社会关系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案件背后的深层性矛盾，才能透过案件本身发现社会问题所在，从而找到调解工作的突破口。

5、进一步完善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加大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力度。要在建立健全基层调解组织的同时，加大对调解员的培训指导力度，要强化调解措施，注重调解方式，讲究调解艺术，不要片面追求结案率，要多做调解工作，做到能调尽调，从根上化解矛盾，做到依法办案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6、建立完善司法救助基金制度也是缓解执行难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我国还没有建立对被害人的救助基金补偿制度，应通过立法建立司法救助基金制度，并将其纳入社会求助体系，并建立申请、审查、批准、发放机制，因犯罪导至被害人生活特困的，能够得到社会救助，保障被害人继续生存的条件，是社会应尽的责任，也是国家保护人权的体现，发放救助基金可以消除被害人对社会不满的情绪，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可喜的是，最近有报道全国首次成都9部门联合建立刑事受害人救助机制，防治判决成为白条，对此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只有通过国家、政府出面建立专门的救助制度，给予刑事受害人必要和适当的补偿，才能舒缓和救济被害人的生活困境和正当权益，从而最大程度上维护基于利益平衡的司法和谐。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第3篇

同时，随着法院各项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我们应当对传统的诉讼调解进行重新审视。伴随着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法官助理试点工作的推行和庭前准备程序改革的进行，构建庭前调解独立程序的观点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所谓庭前调解，是指案件立案后至开庭前，根据当事人自愿、合法的原则，由负责庭前程序的法官召集、组织、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的诉讼活动行为。此项工作在司法实践中开始运行并得到推广，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在很多情况下，并没有真正发挥其在庭前程序中的重要功能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思想不重视，效率低。这与目前庭前准备程序中的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完全分离的“调审分离”的天然缺陷有关。主观上，庭前调解法官对调解工作的意义认识不够，忽视庭前调解，加上庭前调解结案的案件又不完全属于调解法官的审判成果，其积极性无形中受到打击；再者，当事人也知道庭前程序的法官完全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加上庭前程序“无非是证据交换”的一种错误认识，对庭前调解没有兴趣。由于上述主观上的原因直接导致其结果便是庭前调解流于形式、效率低下。可以说，认为这种独立性的庭前调解可以充分调动当事人调解的积极性，合理配置审判资源并提高诉讼效率的愿望是美好的，可实际上却往往事与愿违。

2、庭前调解工作基本完全独立于合议庭工作之外，只有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再由合议庭流于形式的合议一下。那么对调解协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审查权，是属于了解案件情况的庭前调解法官还是不了解案件情况而掌握裁判权的合议庭呢？答案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可这难道不是庭前调解工作所面临的尴尬？

3、客观上有的庭前程序的法官难于准确把握案情，调解往往在事实不清，是非不明的基础上进行“模糊调解”，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小。

出现这些问题，虽然有主观上人为的因素，但同时与庭前调解制度的设置上存在的缺陷有密切的关系，作为一项新的制度，其所固有的优点应是制度本身的设置能优化和调动各种审判资源，提高效率。因此，对庭前调解程序进行规范显得非常重要。

一、各国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的模式。

当前，各国法院的庭前调解制度大体有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分立式，法院庭前调解程序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一个独立的调解程序，这种模式的代表是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第二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结合式，法院的调审主体不分离，即庭前调解和庭审人员的身份竞合，案件承办人员负责庭前的调解工作和庭审工作，这种模式以德国为代表，我国的传统调解模式亦不例外。第三种庭前调解模式是调审分离式，法院把庭前程序从审判程序中相对分离出来，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相对独立的另一种诉讼方式，这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目前在我国庭前调解程序的设立上有些作法也遵循了这种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有自己的特色，而改革绝不是照猫画虎，应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在我国传统调审结合式的诉讼调解模式的基础上，融合庭审分离式的一些作法，建立一个符合法院制度改革发展规律，具有本国独立特性的民事诉讼庭前调解模式。

二、我国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应具有的特性。

1、庭前调解程序属于普通程序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

在对构建庭前调解相对独立程序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似乎忽视了在简易程序中构建庭前调解程序的合理性问题，认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事诉讼庭前调解机制，案件立案后不分简易程序抑或普通程序，先进入庭前调解程序，由专门的审判人员负责调解，调解不成的再进入审判程序进行审理。这种把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并纳入庭前调解程序的观点非常值得商榷，首先，有违于民事诉讼法关于设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立法意图。民诉法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类型是一审中一些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且争议不大的案件，并且规定了较短的审限。其含义是方便审理，提高效率。如果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之前再加上一个庭前调解的程序，再安排一个审判人员进行调解，显然与民诉法的立法本意是不相符的。其次，简易程序的案件均是基层法院受理，采取的是独任审判，从目前基层法院法官的现状来看，面临法官断层的状况日益突出，在审判资源日益短缺的情况下，简易程序的案件不应该设立庭前调解程序，以便充分利用基层法院有限的审判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实现司法为民。三是，独任审判案件的案件类型比较单一，事实比较清楚，法律关系不复杂，如一些涉及人身权的离婚、抚育、探视、扶养等案件，这些纠纷产生的根源在于当事人之间缺少了感情上的沟通与理解，从而产生积怨；还有一些事实清楚的民间借贷、人身损害等案件，当事人对自己的诉讼结果皆有大概的一个预测。审判人员直接介入案件的调解，主要是从情理的角度去说服当事人，更多的是通过我们法官的努力，感动当事人接受调解，而发生以判压调的可能性比较小。况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是由审判员一个独任审理，案件立案后直接交给独任法官，并不否定独任审理的案件进行庭前调解的工作，独任法官尽早介入案件的调解，既符合最高院《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规定》的要求，且与庭前调解的程序并不冲突，又能节省审判资源。综上，简易程序中构建庭前调解程序并不具有合理性，因此民事诉讼庭前调解程序应仅属于普通程序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程序。2、庭前调解程序具有其相对独立性。庭前调解程序的独立性体现在调解程序与立案程序的分离，庭前调解是在立案后进入庭审前的一个预备程序中的工作，有的称预审庭。庭前调解工作由预备庭或预审庭法官主持。有观点认为，在立案庭设一个调解机构，专司诉讼庭前调解工作，在立案准备工作过程中或立案后的阶段介入庭前调解工作。这种作法有两个弊端，一是与法律规定的立案审查的七日期限相冲突，在法院受理后到立案的有限期间内进行调解成功的可能性极小，设立立案前的庭前调解程序不符合客观事实。二是立案后由立案庭进行调解与立审分离制度的改革是不相符。目前随着立审分离制度改革的深入，立案登记主义的影响越来越突出，立案的工作主要是对案件形式上的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登记立案后即按审判流程转交各审判庭，因此，庭前调解其实属于审判庭案件审理的一部分工作，庭前调解程序完全独立于立案程序。同时，随着法院系统庭前准备程序改革的深入，更多的观点认同于庭前调解程序属于庭前准备工作中的一个程序。是一个与立案程序和庭审程序相对分离的有其独立性的一个诉讼中的程序。庭前调解程序独立的相对性表现在，其与庭审程序是相对分离的，即调审主体的相对分离。要求庭前调解的法官不能担任同一案件的主审法官。目的在于，防止调解主体可能挟审判权进行威胁或诱惑，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确保当事人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接受调解，保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权利。

三、规范庭前调解程序的几点建议。

1、从加强庭前调解工作的重大意义进行思想教育，要在政治的高度上理解庭前调解的意义。要让庭前调解法官充分认识到庭前调解工作不仅是一项诉讼解决纠纷方式，而是落实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理念，贯彻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为民”的审判宗旨。要通过庭前调解充分发挥法院司法职能，发挥司法对社会关系的规范、调节、引导和保障作用，化解矛盾和纠纷，为群众办实事，缓解社会矛盾，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准确把握调审主体相对分离的原则，对庭前调解程序法官进行重新定位。

调审主体分离的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意见，大多数意见认为，从目前我国法院实际情况看，调审主体不应分离。这种观点是比较客观的，但这种调审不分离的观点，既要结合我国法院审判实践又要立足于法院改革的高度来看，才能准确把握。庭前调解程序中调审主体不分离应理解为只是一相对分离，即调解的法官不承办该案件但参加案件合议庭。这样的做法有四个有利：

一有利于提高调解法官和当事人思想上的重视。庭前程序的法官因为要参加合议庭，对审判的质量负有责任，在调解中思想上会重视。同时，案件当事人因为主持调解的法官参加合议庭对案件的结果有影响，心理上会更容易接受调解。而不会出现有的案件中，当事人觉得庭前程序法官不参与案件的审理，对庭前调解根本不予理睬。

二有利于合理利用审判资源，使得庭前工作与庭审工作的衔接。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是合议庭在审理，应充分发挥每位合议庭成员的作用，而不能象过去那样合而不审。所以，实行调审相对分离，由合议庭其他成员担任庭前调解程序中的调解法官，能充分发挥合议庭每一位法官的职能。增强诉讼的实效性、提高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提高调解的成功率。有些案件调解的成功率高低与否，虽与调解法官的工作有很大关系，但与当事人的心理亦有密切关系，有的当事人因没有感受到诉讼风险的压力，更愿意在主审法官的主持下调解，因为那样“心里有底”，所以漠视庭前程序的调解。而如果是参加合议的其他法官主持调解，当事人调解的心理便产生一定的变化。加上调解法官在调解的方法和技巧中通过对案件法理的分析，会让当事人感受到接受调解对自己是有利的，最终选择调解，从而提高了调解的成功率。

四有利于保护案件的承办法官。我们现在反对以判压调，而且在很多案件的调解特别是一些与当事人经济利益相关的案件中，调解法官可以在调解中通过法理的分析，向当事人预测判决结果提供参考，或对诉讼风险进行提示。但因为该法官不是案件主审法官，也不是审判长，所以不会给当事人造成以判压调的感觉，当事人也不会责难承办法官。

具体做法：从合议庭成员中确定庭前调解的法官。如果立案庭立案时已确定合议成员和承办人的，按审判管理流程将案件分流到审判庭后，由庭长指定合议庭成员中审判长和承办人之外的另一名合议庭成员担任庭前程序的法官，由该法官负责庭前程序工作和主持案件的调解。调解结案的，结案数统计在调解结案的法官名下，而非立案时确定的承办人名下。如果立案庭未确定合议庭及承办人的，案件分流到审判庭后，由庭长指定合议庭成员中的一名担任庭前程序的法官，负责庭前程序工作和主持案件的调解，调解成功的案件属于调解法官的个人结案。如果调解不成的，庭前程序结束后，由其他合议庭成员承办案件和担任审判长，案件属于承办人的结案数。

3、依法调解，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私权。在不违背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调解以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基础，而并非必须以是以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为基础。因为，有些案件的事实无法查得清楚，即使法院庭审查明的也只是一种法律上的事实而非案件本身的客观事实，另外，有的案件当事人都有过错，孰是孰非，分得太清，调解工作就无法进行。因此，在庭前法官的引导下进行调解，只要当事人之间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不违背法律规定，应该充分尊重其私权的处分。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民事诉讼，民事调解，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重要制度，但是在现今，调解制度却走入了困惑，主要是旧的调解制度体系不完全符合新的社会条件，但新的调解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在探讨中，也许我们追溯调解制度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参照国外的种种规定会不无裨益。

一、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渊源

调解制度在我国渊源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和法律，但是却有组织和秩序的存在。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有矛盾和纠纷的产生，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争端和纠纷，都是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在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由此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中，纠纷和矛盾的解决通常是由当事者所在的氏族或部落相互协商解决的；部落之间的纠纷和争端，是由有关的部落首领，按照原始社会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相互协商解决的。而对本氏族个别不遵守习惯的人，则是依靠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的力量，采取调和的办法，从而达到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目的。可以说，这是调解的原始形式。

在奴隶制社会中，同样也确立了调解制度对于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周代的地方官吏就有“调人”之设，职能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也就是调解纠纷的人。而在春秋时期，孔子可谓是我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理念的创造者，他憧憬着“必也使无讼乎”的社会，在孔子当鲁国的司寇时，竭力主张用调解的方式处理家庭内部的讼争。

在封建社会，调解则始终被封建统治阶级作为推行礼治和德化的工具。孔子的无讼的理念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调解制度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形式更多样化，一般有民间的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官府调解。民间自行调解是指纠纷双方当事人各自邀请乡邻、亲友、长辈、或在当地民众中有威望的人出面说合、劝导、调停，从而消除纷争。宗族调解是指宗族成员之间发生纠纷时，族长依照家法族规进行调解。乡治调解则是一种半官半民的性质的调解，自周代起，我国就有了乡治组织。春秋战国时期的“调人”，就是当时乡治组织的负责人，秦汉的“乡强夫”，南北朝时的“里长”、“里正”，元代的“社长”，清初的“里老”、“甲长”、“保正”等，都是乡治调解的主持人，这种调解通常是有官府批令，并应当将调解的结果报给官府，如果乡治调解成功，则请求销案，如果调解不成，则需要禀复说明两造不愿私休，从而转由官府的审理。官府调解是在行政长官的主持下对民事案件或轻微的刑事案件的调解，是诉讼内的调解。组织主持调解的主体上要是州县官和司法机关，由于中国古代行政官员兼理司法的传统，故司法机关的调解包含在官府调解形式之内。

二、我国古代民事调解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民事调解制度虽然形式多样，但作为统治阶级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是与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理念分不开的，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原则和特点。

首先，中国古代提倡的“无讼”一直被统治者视为是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此观念的支持下，息事宁人成为民事调解的重要原则，也是首要的目标。另一方面，民事调解制度的制度构成也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相联系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社会的流动性小，往往是一个宗族，一具大家庭集中在一起，由此也导致了宗族观念的加强和诉讼观念的减弱，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范围的狭小简单滋生一种宗族内部事情内部解决，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指导。由此带来调解者进行调解的主要目的不是明断是非，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防止矛盾的扩大，这种情况下，调解也往往是和稀泥式的，清代的幕僚汪辉祖曾说：“勤于听断善矣。然有不必过问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措。…或自矜明察，不准息销，似非安人之道。”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的调解制度的实际状况。

其次，古代的调解过程往往伴随着道德的教化过程。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树立了各种理论思想来对民众进行统治，最主要的就是统治中国古代时间最久的儒家的“仁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的理论思想。两者的理念内核都是珍视原始民主，看重人际温情，强调中庸和睦。我们知道在调解中，往往是有调解者“晓之以情，动之以礼”这里的礼，在古代就是一种儒家的礼教思想。古认为诉讼的根源在于道德的堕落，故调处息讼之上策乃是对争讼者进行道德感化，使其自觉，自省、自责、从而止讼。而且古代的司法官吏实际是由行政长官来担任的，行政长官的选拔实际上是通过对儒家著作的掌握程度为标准来进行选拔的，所以在他们的脑子中，古时的贤臣循吏更大多均以善用此法而闻名于世。案件至调解者处的时候，往往是先对当事者进行训导。

三、民事调解制度在近现代的发展

在近代，法律的频繁改制社会的动荡并没有导致调解这一具传统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得到衰败，相反，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的法律的频繁改制导致的法律缺失使得这一个时期的纠纷很大一个比例仍然是由调解来解决的。

在现代，建国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十六字方针”（“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一直被奉为民事审判的最高指导原则。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秉承了根据地的传统也规定了“着重调解”原则；政策上倾向于提高解结案率，并对利用调解成绩突出之法官予以奖励和提升。但是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过分强调调解逐渐不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破坏了调解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纠纷处理方式的内在处理。由此，带来了调解制度的一段时间内不消沉，但是即使在此阶段内，法院的民事调解案件的数量仍然是很高的，中国人的和为贵的思想使得调解率并没有随着制度的滞后急剧下降，这或者可以归结为一种文化底蕴和思想的彻底改变前的惯性的作用。随着世界制度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诉讼洪水”与“诉讼爆炸”的现象，法院不胜负荷导致诉讼严重拖延，律师费、诉讼费过于高昂，案件多样化等等原因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和改革过分僵化的诉讼制度，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广泛的得到发展，调解作为“东方的经验”也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调解的审视也成为必要。

四、国外调解制度的比较研究

虽然在现代，国外都在致力于创设和发展审判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德国创立了“司徒加特模式”，日本在实验“辩论兼和解模式”，但是以美国在1970年以后兴起的ADR影响范围比较大，制度建立也比较完善，并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所效伤。在此，我们就以美国的制度来做比较的研究。在美国，调解制度是包含在ADR制度之中，分为建议性ADR，推荐性ADR，和决定性ADR三类，其中，建议性ADR的裁决当事人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当事人可以不予接受，推荐性ADR裁决对双方也不直接具有约束国和，但是如果双方表示接受，该程序可以转由法官作出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决定性ADR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所做的裁决当事人必须履行。在建议性ADR中，争议双方首先需要达成愿意采用该方式的协议，然后共同选出一名“中立听者”，这名中立听者通过双方的希望的调解方案的缩小差距，从而拿出自己的建议，促成和解。另外一种称为“

密歇根协议”是州法院有一份得以允许做调解员的律师名册，进入调解程序之后，争议双方在名册中各指定一名律师做调解员。这两名律师再选出第三名调解员。然后，调解庭安排调解听证时间、地点，并通过知双方在听证前十天将相关文件交各自指定的调解员，并附上各自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简要叙述。在听证日，律师可以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调解员在听证后十天作出判决，双方在收到裁决二十天内作出接受或拒绝的表示。若双方都表示接受裁决，则此裁决具有执行的效力，如果一方拒绝，则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调解结果放入到一个密封的纸袋里保存，如果法院的判决不超过或不低于原裁决的10%，则各方只负责自己的调解和诉讼费用；如果判决数额高于原裁决的10%，被告必须承担所有的调解和诉讼费用甚至律师费用；如果判决数额低于原裁决的10%，原告必须负担上述费用。推荐性ADR主要有小型审判和简单陪审团审判两种。小型审判主要是听证从而使双方能够有陈述案情的机会，之后双方在第三者的引导下寻求合意的作出，简易陪审团则主要是一种非严格的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判断的过程，双方在陪审团之前进行陈述，案件披露，然后陪审团给出基于此的判断，从而是双方预先知道诉讼的可能结果，为争议双方提供一条途径。决定性ADR则是在争议双方的请求下，法庭指定一名裁判者，通常是退休的法官，由他主持一个非正式的程序，作出由法庭强制执行的判决。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在美国的调解中，虽然形式多样灵活，但是都是比较重视对于事实的认定，是非的判定，如果说我国的民事调解是建立在一种对和为贵的劝说上，则美国的调解更多的是给予当事者双方一个事实判断的机会，从而使当事者在对利益的权衡基础上作出相互的让步。

五、对我国现今民事调解制度的思考与设想

我国现今的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某些行政机关以及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负责调解本地区或本单位的一般民事纠纷、简单的经济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行政机关的调解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各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因为行政管理而引起的争议的调解。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的调解是在仲裁人员或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按照自愿平等的原则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终结仲裁或诉讼程序的活动。长期以来，我国的调解制度强调说服教育，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使当事人在情面上作出让步，达成妥协。这是使得调解制度陷入消沉的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下，追求最大经济利益是每个市场主体的内心心理动机，因此，我们的调解制度应当在借鉴古今与中外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改革，使调解制度能够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对此，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一点设想：

（一）、改革调解的模式，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使法官职能分工进一步具体化。根据调解和审判间的关系的不同，可将各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分为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德国以及我国为代表的调审结合式，即法院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第二种是调审分立式，即把法院调解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独立的调解程序，以日本、台湾为代表；第三种为调审分离式，即把法院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出来，作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诉讼方式，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当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结合目前的审判制度改革，可以将诉讼程序划分为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二个阶段，将调解放在庭准备程序之中。与此同时，将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的审判人员分立。庭前审判人员可以由法官助理和未来实行的书记官专门担任，他们负责送达，调查、整理证据，进行证据以及财产保全，然前审判人员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如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功则将案件转入庭审程序，由审判员或合议庭事进行判决。这种调解模式的优点有：1、将调解权与审判权分离开来，使得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实现合意自由，从而有利于实现调解结果的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通过出示证据以及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帮助当事人重新估价自己一方的立场和主张，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或以撤诉等其他方式结案。3、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法官人数较多，素质不高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庭前准备程序的内容对法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且调解结案方式仍是我国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结案方式，因此将庭审法官与庭前法官分而设立，并将调解置于庭前准备程序之中，可让有限的高素质法官专门从事庭审程序中的审判工作，将其从日益增多的诉讼中解脱出来，从而从根本保证法官能够朝“专业化”、“专家化”的方向发展。实践证明，法官职能的细化还可以有效地防止了审判法官不公不廉行为的发生，保证了法院调解时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有利于调解功能的发挥。

（二）增加调解制度的程序性，充分保证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首先，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优势在于灵活性，克他诉讼的刻板和僵硬，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其应有的原则标准等要有具体的规范措施，而不应因为其灵活性而使其无从把握，制度稀松。如调解的合意原则，应当加以强调，防止调解人员压制当事者达成协议的现象发生，尤其是诉讼中的调解，作为一种快捷的结案方式很容易导致法官将调解中的主观印象带到审判当中从而影响审判的公正性。由于审判与调解是同一个法官来主持，当事人也很容易所有顾虑，造成不应有的思想压力。所以，我们建议两者由不同的人来主持，适用不同的程序。其次，调解并不意味着“和稀泥”，应当分清是非，调查事实，保障当事人应有的权利。从我国古代一脉相承下来的调解制度给人的印象都是说和，劝和。往往都是首先对当事人先进行一番说教劝导，而且这种劝导中往往还残存着许多古代思想的残余。如，人们往往认为如果造成矛盾，那往往双方都会有错，“一个巴掌拍不响”之类的思想广泛存在。这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当然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但调解程序中，我们应当端正这种思想，避免先入为主。美国的调解制度中，几乎所有的调解程序中都有听证程序来保证作出调解的基础事实清楚，而且越是正式的调解程序听证程序也越严格，甚至在决定性ADR中，整个程序十分接近审判程序，让当事人有机会权衡利益，充分实现各项权利，也正是由此当事人才能完全心甘情愿的受调解协议的约束，减少反悔率，降低程序和资源的浪费。在我们国家重建调解体系的过程，也要注重实体上的权利保障，调解也要分清对错，弄清是非，在此基础上给予当事人一定的自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再次，我国现在的解调种类繁多，由此带来的调解协议较为模糊，有些规定还缺乏合理性，实践中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阻碍了调解制度的发展。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一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将它认定为是一个民事合同，这其实只是对调解协议的实体内容予以肯定，但是在其程序方面没有承认其效力。在探求非诉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作为人民的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应当发挥其优势作用，将其发展成为我国调解体系中的中坚力量。同时充分发挥各种调解的优势作用，使之在各自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构建有序合理的调解制度体系。使古老的调解制度在新的条件下发挥新的作用。

（三）规定调解的期限，避免久调不解，严格当事人的反悔梅。为防止当事人及部分审判人员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应规定调解的期限。通过设立调解期限，可

以防止相关人员无休止地调解，拖延诉讼，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当事人要求调解应递交调解申请书，调解应开始于双方当事人向法院递交收面调解申请，调解由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可以从根本上确保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请求适用调解方式，并接受调解结果。同时，对当事人的反悔权应严格加以限制，明确规定调解无效的标准。如前所述，赋予当事人无限制的反悔权有损法院调解的权威性，也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徒增法院工作负担，造成无效劳动之后果并且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随意提出反悔。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当事人，调解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可以强制执行。但是，为弥补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应当考虑建立调解无效确认制度。对具有下列情形式之一的调解协议应确认为无效：1、调解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或审判人员违反审判纪律直接影响内容实体不公；2、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3、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利益；4、调解协议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

（四）重新界定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缩小调解适用范围。如前所述，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调解。笔者认为法院可解调案件范围应除以下几种：1、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2、适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3、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4、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案件；5、无效的民事行为需要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在适用阶段上，笔者主张法院调解应限于一审判决之前，在其它诉讼阶段不宜再启动调解程序，这有利于防止当事人诉讼权利滥用，节约诉讼成本，也有利于杜绝法官不适当行使职权，维护公正判决的权威，使当事人认真对待和重视一审程序，发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应有作用。至于在实践中当事人之间自愿就债权债务数额多少进行的调整，可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和解程序解决，从而也保证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不应该成为调解的原因。如果一旦实行调审分离的模式，调解程序由当事人启动，而非法院启动的话，则法官的职权受到了必要的约束。因此不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同样能保证公正司法，同时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使得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综上所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已经日益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改革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使调解这一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制度在新时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

《周礼•地官》

[清]汪辉祖：《学治臆说•断案不如息案》

郭玉军甘勇：美国选择式争议解决方式评介[J].中国法学，2000（5）.127-135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第5篇

一、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及其现实意义

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从案件性质上说，凡属于民事权利义务争议而引起的民事案件，都可适用调解方式解决；从诉讼程序上来说，在普通程序、简易程序，第二审程序以及审判监督程序中，都可适用法院调解。因此，法院调解是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结案方式。调解在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有效方式更是受到高度重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解调为主”的民事审判工作方针；1964年这一方针被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即“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②。至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调解成为我国民事诉讼中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政策导向，但在该政策的指导下，一些法院片面追求调解率，以至产生了相当数量的强迫调解。为此，我国在1979年起草《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对“调解为主”这项原则进行了修改，把“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这一原则的核心是要求法院立足于调解处理民事案件，但它仍然保持着调解为主、调解优先的基调，实践中仍有大量为盲目追求调解率而产生的强迫调解。因此，1991年4月9日我国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其中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理论界将其称为自愿合法调解原则。将调解规定在总则部分，避免了审判人员将调解误认为是开庭前的必经程序。自愿合法调解原则突出了自愿调解，从而使调解原则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本质。自1991年以来，审判实践中以调解方式结案始终是我国民事诉讼中审理案件的一个重要手段。但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以及对法治的相对忽视，法院调解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使其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特点。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调解制度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调解制度本身也遇到了一些难题。如有的法院提出“强化审判，弱化调解”的改革思路，片面强调快审快结和当庭宣判率，渐渐显露出重判轻调的倾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的民事权益之争虽然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但是，以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仍然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因为民事案件，一般是人民内部矛盾，这种矛盾可以通过法制宣传教育，用民主协商的方法和思想疏导方法来解决，存在着进行调解的基础。当事人对发生争议的民事权益具有任意性，权利主体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行使和如何行使，可以自由处分，因而，民事案件存在着调解解决的可能性。从司法实践看，法院调解深受当事人欢迎，也是由人民法院的性质和职能决定的。为人民服务，替人民排难解忧是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采用调解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纠纷，是保护人民利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一种好的工作方法。实践证明，坚持和强调法院调解具有以下重要意义：一是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法院调解的核心是通过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和说服教育工作，促使双方平等协商，互相谅解，自愿达成协议，解决纠纷。这样，纠纷解决得就比较彻底，也不存在上诉问题，调解协议也能够顺利履行。二是有利于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维护社会安定。民事纠纷虽属人民内部矛盾，但如果处理不当或处理不及时，也会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团结，甚至使矛盾激化，影响社会安定。人民法院通过调解，采取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疏导的方法，提高当事人的法制观念和思想觉悟，平等协商，解决纠纷，能够不伤和气，增强团结，维护社会安定。三是有利于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守法观念，使当事人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人民法院调解的过程，也是向当事人和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的过程。通过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使当事人和周围群众受到很好的法律政策教育，可以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使他们了解什么是法律所允许的，什么是法律所禁止的，起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的作用，从而可以预防纠纷，减少诉讼③。

二、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调解适用过于宽泛，有失法律严肃性。

一方面，法院调解的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原则，贯穿于民事审判活动的全过程。法院调解可以在诉讼终结前的任何阶段进行，在审判实践中大致可分为庭前调解，庭审调解，庭后调解等。另一方面，法院调解无审级的限制。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此条规定显示：只要当事人自愿，不管是一审、二审还是再审，任何审级和审判阶段都可以依法进行调解。从表面上看，这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也是缓和当事人之间矛盾的方式，但实质上无审级和审判阶段限制的调解隐藏着许多弊端。法院设置二审、再审程序的目的是为了纠正一审或已经生效判决的错误，而不是为了再给当事人一次调解的机会。如一些当事人当得知判决对双方都不利时，他们可能会合意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规避不利的后果。当事人也可能通过调解的方式合意一审的判决。因此，只要一审或已生效判决实体正确、程序合法，二审或再审就应当驳回上诉或申请，这有利于维护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和稳定性，也是严肃执法和维护法制统一的必然要求。

2、规定调解必须是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这与调解的目的和初衷不符，而且也与处分原则相悖。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若照此来看，事实在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便是当事人双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的也不能结案。但我国法律规定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既解决民事纠纷又不伤当事人双方和气，即达到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而如果一味地强调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那么就会造成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如果这样，调解的效率和效益也会大打折扣，难以实现运用调解迅速、高效地解决民事纠纷的目的。而且此条款规定也违背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的原则，不符合现代契约自由的精神。《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调解是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也是处分自己权利的一种表现。由此，当事人在诉讼中，有权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是调解抑或是判决。即当事人在法院没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及不伤和气的心态，对事实不再调查，对责任不再追究，无论在何种程度上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都是当事人依法行使处分权的体现。因此，对案件事实的查明不能构成调解的前提，由法院分清是非也无助于调解协议的达成。

3、自愿合法原则在调审合一模式中的异化。

自愿合法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一项基本原则。自愿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两层含义④。在程序上，这种自愿原则体现为当事人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或者同意人民法院以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但我国现行的是调审结合的审判模式，在民事案件审理中，法官担任着调解人和裁决者的双重角色，而法官基于追求结案率或对错案追究责任等多方面的考虑，便会首当其冲地选择结案快、风险小、可规避法律问题以及省时省力的调解诉讼模式。在调解过程中由于其身份和地位上的优势，往往会使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调解，演变为在以法官主持引导下的强制性调解。虽然有些当事人当时不愿意调解，但一般最终还是会接受，毕竟现在的调解者就是将来的裁判者。在实体上，这种自愿原则应该体现为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调解下达成的协议必须是自愿协商的结果。但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会利用其特殊地位向当事人施压，促使调解成功，这就容易产生强制合意。在这种情况下达成的协议虽然也是当事人同意的，但决非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愿。合法原则是调解有效的前提条件，它也包括程序上的合法和实体上的合法。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这也就是说，调解可以在审判程序的任何一个阶段进行，那么程序上的合法也就无具体标准了。这也给法官提供了过大的任意空间，从而导致一些案件反复调解、久调不决、诉讼率低下；尤其是在调审合一的模式下，基于法官的双重身份，更容易造成人情案、关系案，甚至可能侵犯当事人的权利。

4、“反悔权”应用的任意性造成调解协议生效时间的不确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三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据此规定可知，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其并无约束力，只有当调解书被双方当事人签收后才能生效，在调解书送达时，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以任何理由反悔拒绝签收，这就很容易让个别当事人将此做为一种手段不正当地予以利用。譬如，有个别当事人故意先达成调解协议，过后即反悔不签收调解书，以此试探对方当事人的心理状态和底细，揣摩法官可能作出的处理结果。如此反反复复，把调解书当作谈判中讨价还价的筹码，造成当事人拖延诉讼的借口。我国法律规定，调解书需经当事人本人签收后才生效。因而不能用留置送达和公告送达，即使委托送达和邮寄送达也存在诸多不便。而且按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以最后一方当事人签收时间作为调解书的生效时间。当一方当事人先签收时，调解书有无效力以及何时生效都不确定，而后一方当事人在签收时就有更多的时间对调解书内容进行权衡利弊，造成了客观上的不公平。有很多案件，虽然当事人在法庭上达成了调解协议，但调解书很难快速送达到双方当事人本人，使调解协议的效力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民事法律文书“送达难”在我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5、法院调解的方式没有明确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都未明确规定诉讼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在司法实践中用的最多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使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这样便很容易出现“和稀泥”的现象，也让一些徇私枉法者有机可乘，造成一些人情案、关系案，极易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模式的思考

要想改革和完善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建立现代的法院调解机制，提高诉讼调解功效，使我们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在调解程序中要充分体现自愿则，弱化法官的主导地位，强化当事人在案件调解过程中的主动权

现行调解制度的本质是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调解程序的启动和调解的内容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所以就要赋予当事人以程序选择权。对一审普通程序而言，进入诉讼程序后，选择合意解决纠纷还是审判，由双方当事人自由决定，并以向人民法院递交书面的申请为条件，法官无权主动召集当事人调解。调解协议的具体内容也应由双方当事人提出，并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法官不能以自己的职权身份提出调解方案，法官只作为一个公正、中立和消极的第三方，可以提出建议，可以为双方调解创造条件，以促进案件调解的成功。一旦当事人不愿用此种方式解决纠纷，案件即转入审判程序。

2、对当事人的“反悔权”应加以严格限制

诉讼调解是一项严肃的司法行为，是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之间就权利义务关系达成调解协议，是当事人自由处分自己合法权利的一种体现⑤。如果允许当事人一再反悔，不仅损害了法院的权威，也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我国《民法通则》第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从成立时起具有法律约束力，行为人非依法律规定或者取得对方同意，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而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双方为妥善解决纠纷，在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一种协议。所以只要双方当事人在达成的调解协议上签字，该协议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样做不仅使调解协议有了明确的生效时间，而且还可以有效的利用现有的有限司法资源，加强法院对当事人调解的约束力，使当事人注重调解，明白达成调解协议的权利和责任，有效避免当事人滥用调解权和反悔权。

3、缩减诉讼调解的范围

诉讼调解在实际运用中的过度膨胀，是诉讼调解饱受指责和批评的原因。按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调解似乎可以运用于一切民事案件，而且在一审、二审及再审程序都一律适用。笔者认为此范围过于宽泛。建议对于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纠纷，如婚姻、抚养、赡养、收养、监护等均能适用调解，但对于涉及社会公益的民事冲突，如人事、公害等诉讼则不适用调解。而且调解具有反程序性和流动性，应把它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内，这样才能保持诉讼的平衡而不至于引起混乱，诉讼调解才会恰如其分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笔者认为，诉讼调解应仅限定在一审程序中适用。在二审尤其是再审程序中则不适用诉讼调解，因为再审程序一般是由指定的国家机关依法提起，是一种事后纠正程序，充分体现了国家的意志，有错必究，才能充分体现其程序价值，因此不应适用诉讼调解。

4、规范调解的进行方式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重心在庭审上，调解工作作为活动的组成部分，也应当在庭上完成。当事人自愿同意调解的意思要表达在庭上，自愿解决纠纷的协议要达成在庭上，对于这“两头”之间的说服工作可以视情况灵活处置，能在庭上完成的尽量在庭上完成；难以在庭上达成协议的，则可以休庭，变换场所，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创造和谐的氛围，做深入细致的调和工作。这样既为当事人程序上的自愿和实体上的自愿提供了较严肃的氛围，又去掉了以往庭下“背对背”调解中存在的弊端。

5、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分离

调审合二为一是造成违法调解、以判压调、强制调解的原因所在，直接影响到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和稳定性，所以应将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分离，调解法官与审判法官分离，这样做不仅能提高办案效率，而且能防止案件承办法官不公正、不廉洁现象的发生，保证当事人在案件调解过程中的主动权，确保调解功能的有效发挥。

6、应将“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的条款在《民事诉讼法》中删去

在诉讼调解中“事实清楚”毫无意义，怎样才能事实清楚？这只有等诉讼按法定程序进行完毕后才能得出清楚的结论，那么所有调解的案件也只有等到开庭之后方可进行。开了庭，查清了事实，一判即可结案，再进行调解还有多大价值呢？所以，既然自愿原则是调解的首要原则，也就没有必要非得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进行，当事人想怎样处分自己的合法权利就怎样处分，这才是自愿的真正内涵，《民事诉讼法》中“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的条款已显多余。

民事诉讼调解具有特殊的司法救济价值，长期以来，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以其固有的灵活性及高效率，在解决民事纠纷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虽然民事诉讼调解存在一些弊端，但它仍将是与审判并立的另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要使法院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应市场经济要求，适应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对现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进一步改革、完善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沈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②邱星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4。

③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8。

④马原主编《中国民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7。

⑤《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制度的思考》人民法院报2002.5.3。

参考文献：

（1）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邱星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江平主编《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与发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版。

（4）沈伟主编《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马原主编《中国民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1989年版。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博弈调解法官人性化

诉讼调解制度是被誉为神奇的“东方经验”,调解结案相对于司法裁判有着独特的优点。调解可以使当事人的矛盾不易激化、履行率高、节约司法资源,真正实现了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良好结合。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为强司法对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调解机制成为司法机构审理案件的首选途径。我们要认真履行审判职能,坚持“多调少判,案结事了“的审判理念,不断地在司法实践中探索出诉讼调解的新机制,新方法,提高司法为社会提供保障的整体力量。本文试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民事诉讼中法律关系,法官本着人性化的理念主导去化解诉讼当事人的纠纷,从而加强诉讼调解,力求案结了事,实现诉讼和谐解决的目标。

一、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博弈分析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指受民事诉讼法调整的法院、诉讼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存在的以诉讼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种法律关系。它由审判法律关系与争讼法律关系两部分组成。而这两种法律关系都体现了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博弈与平衡。

1、民事审判法律关系中的博弈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审判法律关系。当事人的讼权与法院的审判形成了一种博弈的关系。在此,我们可以将这种民事审判法律关系划分成几个方面去分析。一方面,原告在时,由于法院民事诉讼主管与管辖范围的规定会形成一定的限制,另外,由于法律程序的要求原告必须具备的条件也是一种限制。原告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85条条件的要求,法院才予以受理的。因此,是否可以作为民事案件受理,这是时原告心中的形成一种博弈思想。受理案件后,原告须针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这就形成了一种原告与法院、法官的一种博弈。由于举证责任分配的风险承担,“谁主张谁主证”,原告在提出诉讼请求、变更诉讼请求、提出调解等都是一种制约因素,也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加强引导调解解决纠纷的主导因素。另一方面,相对于被告方而言,他对其所提出的抗辩理由也须提供足够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否则法官不会认可与采信。这当中,被告心里也形成了一种与法律规则、与法官的一种心理博弈,因此,也是法官为调解工作提供了一个良机。

2、民事争讼法律关系中的博弈

民事争诉法律关系是当事人之间形成的由民事诉讼法调整的社会关系,这其中原被告双方的诉讼对立关系是最主要的。原被告双方是一种攻击防御关系,也是一种博弈关系。原告要针对自己的诉讼请求在法庭提供充分、足够的证据来支持,处于一种“攻”的状态。而被告则对原告的主张提出抗辩,也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他处于一种“守”的状态。一攻一守,正是经济学理论中的博弈体现。原被告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针对自己掌握的信息、证据及其他资源等作出自己相应的诉求或抗辩,都会考虑到相应的法律后果,因此,这就是法官在审理过程中应该把握,加以引导的。

显然,原被告当事人双方存在一种利益的博弈关系,同时,原被告双方又分别与法院形成了一种诉权与法官审判裁决权的一种博弈。在这两种关系中,法官都处于一种主导的位置。因为,无论我国是适应何种审判模式。原被告双方主张的案件事实与证据都需要法官去认定,在事实的认定及法律的定性方面,法官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及自由心证的规则下予以适用。法官具有自由裁量权,法官是处于一种相对主动的地位,他可以依法律的规定针对案件事实做出相应的客观分析,从而对双方当事人做出相应的法律风险提示,做出人性化的诉讼引导,做出相应的调解方案等。这样而言,法官充分利用在诉讼博弈关系中的主动地位,充分发挥法官人格的魅力,发挥人性化的引导优势,加强案件的调解解决,这对于案件的和谐解决,从而达到良好的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结合大有裨益。

二、法官人性化引导新视角

在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中,法官充分利用博弈关系中的主导地位,应该如何去加强引导,从而实现充分体现司法的权威性,同时又要实现当事人的口服心服,形成良好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效结合呢,笔者认为,司法人性化,尤其是法官人性化引导是法官应该具备基本理念与追求,也法官是最重要价值追求。

1、人性化引导是人本主义的本质价值取向。

人本主义,又称人文主义,英文为humanism,来自拉丁文的Humanitas,最早出现在古罗马西塞罗和格利乌斯的着作中,意思是指“人性”、“人情”、“万物之灵”,也指一种能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一种思想体系。作为一套思想观念体系,这种人文主义精神的要义与本质价值就在于要遵循“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观念、行为和制度的主体;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应当成为个人、群体、社会和政府的终极关怀;作为主体的个人和团体,应当有公平、宽容、诚信、自主、自强、自律的自觉意识和观念。人文精神以弘扬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对人的权利的平等尊重和关怀为特质”。人本主义本质就在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特别个人的自由权与选择权等。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要本着人本主义的精神,从当事人的视角去多考虑,充分尊重他们的诉求,依法律的规定,导利避害,体现人文关怀。对当事人而言,有了法官的人文引导,对诉求会更加理性,更加合理,这也为法官的诉讼调解奠定了基础。法官的人性化引导,可以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志与要求,让当事人体会到法官对他们的真诚与关怀,更重要的是法官在依法律的规定下的关怀引导,是一种更深刻更有效的普法教育,也是树立司法权威的行之有效方式。

2、人性化引导是和谐社会之根本价值要求。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和谐社会从人与人的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处处都体现和谐。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就在于社会要稳定,要发展,要体现公平正义。因为只有社会公平正义,人们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发展。特别是当前我国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社会矛盾也处于多发期,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不是社会没有矛盾,而是出现了矛盾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和谐解决。因此,作为社会纠纷的最后救济途径,司法应该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作为司法部门应该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稳定与保障作用,要确保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做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相对于法院与法官而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个案的公平与公正,实现案件纠纷的和谐解决,从而达到有效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这也是和谐社会的根本价值要求。而诉讼调解方式是一种有效的解决纷纷机制,能有力地促进社会矛盾的和谐解决。法官通过人性化的引导,又是司法公平与正义,纠纷和谐解决的关键。法官在充分考虑当事人的诉求的基础上,根据法律的规定加强人性化的引导,这充分体现了和谐的本质。和谐本质就在于尊重个人权利与要求,和谐本质就在于达到一种社会成员间的互相尊重与互相理解。法官人性化引导就是从和谐本质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从关心当事人到体会当事人到解决当事人的纠纷,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3、人性化引导是司法功能的抽象价值追求。

司法的功能就是要定分止争,解决群众的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发展。其抽象价值就是要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司法的公平正义是法律的终极追求,也是司法审判机构的终极追求。而要实现公平正义,法院法官要从实体与程序两方面去体现。实体而言,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主张与事实,并依据法律规定对其主张事实进行认定。程序而言,要充分告之当事人享有的诉讼权利与其应承担的诉讼义务,确保程序的公正。然而,无论是实体或程序上的公正,都必需由法官来主持与引导。而法官的人性化引导本着人本主义的关怀,出于当事人的利益考虑,依法律的规定,从诉讼当事人间的博弈角度出发,从程序上的引导,从实体上的诉讼风险分析,客观审判案件。这样一来,法官一方面可以在充分了解当事人的主张,同时也理性地引导当事人进行分析与博弈选择,充分反映了司法的人文关怀与司法的公正。另一方面,当官的人性化引导是在法律的规定下与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在实体认定上,在法律程序上,合理引导避免了当事人因不懂法律,因信息上的不均等在双方博弈中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也充分体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4、人性化引导是本土资源的具体价值体现。

本土资源是北大法学院苏力教授提出的一个法学名词,他在其《法治及本土资源》一书,充分论了中国社会背景下推进法治建设必须尊重中国一直以来的传统与习惯,充分尊重尊重老百姓一直以来形成的对法律的思维模式,特别是中国基层社会历史以来渐渐沉淀下来的法律文化,及相对而言的法律信仰。归结而言,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厌诉情绪。尽管新中国成立后,法制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普法教育及我国提出依法治国理念以后,民众对法律有了更多的了解,但还是存在相当部分的老百姓对法律,对法院的敬而远之。因此,基层老百姓的纠纷解决一般是循着先相互协商-有威信的人出面协商-社会或民间调解组织的协商-官方调解机构的调解协商-最后才可能去法院解决。在这连续的解决方式中,突出的一点都是协商与调解,而法院解决模式是在不得已才采取的最后的救济途径。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中庸之道,也都是本土资源的具体价值体现。在此基层上的法治建设与司法建设当然就不得不考虑这些本土的法治资源了。而法官的人性化的视角去引导不得不来法院解决纠纷的当事人,就给当事人一个理想的平台,和谐地解决纠纷。合理引导,公正对待,正好体现了当事人的内心追求,在能公平公正地解决纠纷,又能不至于伤和气,这就是法官人性化引导,人性化裁决的重要价值追求与体现。这样一来,纠纷的和谐解决与司法的权威树立就有机统一了。

三、法官人性化径路勾勒

1、人性化理念

理念是一个人思想体系的内在追求,是个人价值的内在体现。而法官的司法理念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属于一种实践理性,在实践中具有重要意义。法官的个人司法理念是其行动的指南,是其司法实践中最基础、最重要的前提。然而,法官的个人司法理念会因每个人经验、个性、爱好等因素的影响而不同,也会因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针对当前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我国的发展进入一个矛盾突出的阶段,因此,法官的司法理念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应从以前单纯的追求司法效率、司法公平公正变成不仅要追求司法的公正与效率,更重要的是要追求良好的社会效果,要实现良好的司法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因此,法官的个人理念,法官的司法理念中就必须考虑当事人的正当合理的诉求,必须顾及到当事人的人性化要求,必须考虑当事人的行为理性。人性化的理念就自然而然来地提到法官的必备素质要求之中。

作为法官,直接行使国家的司法审判权,在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社会,建设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体系过程,都是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次有效的司法适用就是一个很好的普法例子,更是树立司法权威的有效方式,都会为法制社会的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起着推动作用。因此,法官的理念与追求应该与国家司法的价值要求相一致,就是要做到“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树立公正、为民、和谐理念,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树立耐心细致的工作理念。具体而言,法官的人性化的理念包括以下方面内容:

一是以人为本理念。法官作为裁判者,应多从当事人的角度去考虑,尊重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尊重当事人的正当诉求,并以将心比心的心态去对待当事人的要求。以达到令当事人满意,让当事人信任,让当事人放心的心理状态,从而为法官进行调解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当然,我们所指的以人为本,为当事人考虑要一方面避免对当事人单方面的过于热情,以免有失司法公正,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追求调解的效果而忽视法律的原则与精神实质,而失去法律与司法的威信。

二是为民服务理念。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就是要司法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就是要让司法为人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公正司法,一心为民。为民服务,途径是司法,目的是为民。法官本着人性化的理念,处处为民众着想,为当事人利益考虑,在法律的原则规定下,为追求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加以人性化引导,一方面促使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得到确实的有力保护,另一方面也大大发挥有限司法资源的效率,真正做到为更多的民众服务。

法官具备人性化的理念,抱着以人为本,以民服务的价值理念,在民众心目中树立良好的形象,树立法院的良好形象,更重要的是在具体案件的当事人中树立起亲切、亲和、人性化的美好形象,为在案件的裁决中,在双方关系的博弈中取得主动,为案件纠纷的有效解决打下良好的基础。

2、人性化裁决

在法官人性化的理念指导下,法官的所有裁决行为也相应的应具有人性化,让当事人能够理解,能够接受,心悦诚服。

一、审判行为的人性化

在中国的老百姓眼里,法官是官,与中国传统的衙门一样,因此,有点敬而远之,不可接近。我们提倡司法人性化,就是要让老百姓有事敢来法院,来了法院后能满意而归,做到定分止争,案结事了,其实这也是当事人的内心追求。这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笔者认为最首要的就是法官的言语及行为的人性化,让当事人能懂,能接受,达到和谐解决纠纷,让当事人满意的效果。具体而言,可以设置以下制度。庭前调解制度、诉中调解制度、裁决前调解制度、风险告知制度等。这些制度我国法院基本上都在实施,然而重要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制度,最为重要的是制度的实施的方式、实施的法律效果与实施的社会效果。这其中,法官的人性化理念与人性化的裁决行为都是关键。作为实施的主体,办案法官是从立案到案件的最终审结,其所有的审判行为都是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思想与行为的,都会为纠纷的解决产生不同的结果。如诉讼的风险提示。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要针对当事人可能出现的诉讼风险要及时有效地提醒,从关心尊重当事人的利益出发,为他们利益的最大化而考虑,这样,一方面对当事人进行了很好的法律知识教育,更为重要的是有效地提示当事人在诉讼博弈中的思考与诉求。从而就有利于法官从双方当事人的角度去进行调解解决纠纷,有利于案件的和谐解决。

因此,无论是诉讼中的调解还是风险提示,法官都须从当事人的利益考虑,从关心尊重他们的诉求考虑,从人性化的理念出发,从而做出合理的裁判行为。让当事人的“心存感激,心悦诚服。”

二、裁判文书的人性化

裁判文书是案件司法程序的最终产品,是法官智慧的结晶,充分体现了法官的素质与价值追求。是当事人纠纷得以解决的确认书,也是当事人对司法态度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因此,什么样的裁判文书无论是对法官还是当事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最近以来,司法界也提出了要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等。笔者以为,增强说理性目的与价值追求在于让当事人能看懂,能明白,服判并达到满意的社会效果,也就是要追求人性化的司法价值。

针对民事诉讼的调解解决方式而言,对于裁判文书,即民事调解书的制作可以分两种情况分别对待。一种情况是指在对案件的事实法官并没有完全清楚时,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或是法官的调解下自愿达成调解协议,此时,法官制作调解书时可以依当事人的意愿,对案件的事实与裁判的理由不作要求,即民事调解书可以相对简单,只须表明是双方当事人的自愿达成如下协议。只要当事人的调解协议不违背法律的规定,法官应该遵循“私法自治原则”,满足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要求。另一种情况是指在法官的引导下,在案件事实审理清楚明白基础上,当事人考虑到诉讼的风险,在双方利益博弈的基础上,在法官的人性化的引导下,在法官的调解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法官在制作民事调解书时,如果当事人没有要求对案件的事实与理由不写入民事调解书,法官应该将案件的裁决所依据的事实与裁决理由写入裁决文书。而且应该遵循法律文书的说理性要求,将所查清的事实理由解析的清楚明白,让双方当事人心服口服。在这种基础达成的调解协议也是相对比较稳定与和谐,因为双方当事人在了解案件事实的前提下,特别是在法官认定的事实的前提下,经过各自的利益博弈,自愿达成的调解或是在法官主持下达成的调解更加让当事人“服判、息诉”,达到和谐解决的目的。

四、结语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民事诉讼，民事调解，调解制度

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重要制度，但是在现今，调解制度却走入了困惑，主要是旧的调解制度体系不完全符合新的社会条件，但新的调解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在探讨中，也许我们追溯调解制度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参照国外的种种规定会不无裨益。

一、我国调解制度的历史渊源

调解制度在我国渊源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中，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和法律，但是却有组织和秩序的存在。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有矛盾和纠纷的产生，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争端和纠纷，都是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在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由此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中，纠纷和矛盾的解决通常是由当事者所在的氏族或部落相互协商解决的；部落之间的纠纷和争端，是由有关的部落首领，按照原始社会长期形成的风俗、习惯，相互协商解决的。而对本氏族个别不遵守习惯的人，则是依靠社会舆论和社会道德的力量，采取调和的办法，从而达到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维持正常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的目的。可以说，这是调解的原始形式。

在奴隶制社会中，同样也确立了调解制度对于解决社会冲突和纠纷的地位。据史料记载，周代的地方官吏就有“调人”之设，职能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也就是调解纠纷的人。而在春秋时期，孔子可谓是我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理念的创造者，他憧憬着“必也使无讼乎”的社会，在孔子当鲁国的司寇时，竭力主张用调解的方式处理家庭内部的讼争。

在封建社会，调解则始终被封建统治阶级作为推行礼治和德化的工具。孔子的无讼的理念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调解制度也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形式更多样化，一般有民间的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官府调解。民间自行调解是指纠纷双方当事人各自邀请乡邻、亲友、长辈、或在当地民众中有威望的人出面说合、劝导、调停，从而消除纷争。宗族调解是指宗族成员之间发生纠纷时，族长依照家法族规进行调解。乡治调解则是一种半官半民的性质的调解，自周代起，我国就有了乡治组织。春秋战国时期的“调人”，就是当时乡治组织的负责人，秦汉的“乡强夫”，南北朝时的“里长”、“里正”，元代的“社长”，清初的“里老”、“甲长”、“保正”等，都是乡治调解的主持人，这种调解通常是有官府批令，并应当将调解的结果报给官府，如果乡治调解成功，则请求销案，如果调解不成，则需要禀复说明两造不愿私休，从而转由官府的审理。官府调解是在行政长官的主持下对民事案件或轻微的刑事案件的调解，是诉讼内的调解。组织主持调解的主体上要是州县官和司法机关，由于中国古代行政官员兼理司法的传统，故司法机关的调解包含在官府调解形式之内。

二、我国古代民事调解制度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民事调解制度虽然形式多样，但作为统治阶级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是与当时社会的基本道德理念分不开的，并且在长期的发展中有着独特的原则和特点。

首先，中国古代提倡的“无讼”一直被统治者视为是社会的理想状态，在此观念的支持下，息事宁人成为民事调解的重要原则，也是首要的目标。另一方面，民事调解制度的制度构成也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状况相联系的，中国古代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社会的流动性小，往往是一个宗族，一具大家庭集中在一起，由此也导致了宗族观念的加强和诉讼观念的减弱，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范围的狭小简单滋生一种宗族内部事情内部解决，家丑不可外扬的思想指导。由此带来调解者进行调解的主要目的不是明断是非，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防止矛盾的扩大，这种情况下，调解也往往是和稀泥式的，清代的幕僚汪辉祖曾说：“勤于听断善矣。然有不必过问皂白可归和睦者，则莫如亲友之调处。盖听断以法，而调处以情。法则泾渭不可不分，情则是非不妨稍措。…或自矜明察，不准息销，似非安人之道。”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到当时的调解制度的实际状况。

其次，古代的调解过程往往伴随着道德的教化过程。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树立了各种理论思想来对民众进行统治，最主要的就是统治中国古代时间最久的儒家的“仁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董仲舒的“德主刑辅”的理论思想。两者的理念内核都是珍视原始民主，看重人际温情，强调中庸和睦。我们知道在调解中，往往是有调解者“晓之以情，动之以礼”这里的礼，在古代就是一种儒家的礼教思想。古认为诉讼的根源在于道德的堕落，故调处息讼之上策乃是对争讼者进行道德感化，使其自觉，自省、自责、从而止讼。而且古代的司法官吏实际是由行政长官来担任的，行政长官的选拔实际上是通过对儒家著作的掌握程度为标准来进行选拔的，所以在他们的脑子中，古时的贤臣循吏更大多均以善用此法而闻名于世。案件至调解者处的时候，往往是先对当事者进行训导。

三、民事调解制度在近现代的发展

在近代，法律的频繁改制社会的动荡并没有导致调解这一具传统的解决纠纷的方式得到衰败，相反，正是由于这个时期的法律的频繁改制导致的法律缺失使得这一个时期的纠纷很大一个比例仍然是由调解来解决的。

在现代，建国之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十六字方针”（“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一直被奉为民事审判的最高指导原则。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秉承了根据地的传统也规定了“着重调解”原则；政策上倾向于提高解结案率，并对利用调解成绩突出之法官予以奖励和提升。但是后来，随着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迁，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转变，过分强调调解逐渐不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破坏了调解在现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纠纷处理方式的内在处理。由此，带来了调解制度的一段时间内不消沉，但是即使在此阶段内，法院的民事调解案件的数量仍然是很高的，中国人的和为贵的思想使得调解率并没有随着制度的滞后急剧下降，这或者可以归结为一种文化底蕴和思想的彻底改变前的惯性的作用。随着世界制度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诉讼洪水”与“诉讼爆炸”的现象，法院不胜负荷导致诉讼严重拖延，律师费、诉讼费过于高昂，案件多样化等等原因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和改革过分僵化的诉讼制度，诉讼外纠纷解决途径广泛的得到发展，调解作为“东方的经验”也得到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对调解的审视也成为必要。

四、国外调解制度的比较研究

虽然在现代，国外都在致力于创设和发展审判外的纠纷解决方式，如德国创立了“司徒加特模式”，日本在实验“辩论兼和解模式”，但是以美国在1970年以后兴起的ADR影响范围比较大，制度建立也比较完善，并为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所效伤。在此，我们就以美国的制度来做比较的研究。在美国，调解制度是包含在ADR制度之中，分为建议性ADR，推荐性ADR，和决定性ADR三类，其中，建议性ADR的裁决当事人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当事人可以不予接受，推荐性ADR裁决对双方也不直接具有约束国和，但是如果双方表示接受，该程序可以转由法官作出有法

律效力的判决，决定性ADR是诉讼程序的一部分，所做的裁决当事人必须履行。在建议性ADR中，争议双方首先需要达成愿意采用该方式的协议，然后共同选出一名“中立听者”，这名中立听者通过双方的希望的调解方案的缩小差距，从而拿出自己的建议，促成和解。另外一种称为“

密歇根协议”是州法院有一份得以允许做调解员的律师名册，进入调解程序之后，争议双方在名册中各指定一名律师做调解员。这两名律师再选出第三名调解员。然后，调解庭安排调解听证时间、地点，并通过知双方在听证前十天将相关文件交各自指定的调解员，并附上各自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的简要叙述。在听证日，律师可以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调解员在听证后十天作出判决，双方在收到裁决二十天内作出接受或拒绝的表示。若双方都表示接受裁决，则此裁决具有执行的效力，如果一方拒绝，则案件进入诉讼程序。调解结果放入到一个密封的纸袋里保存，如果法院的判决不超过或不低于原裁决的10%，则各方只负责自己的调解和诉讼费用；如果判决数额高于原裁决的10%，被告必须承担所有的调解和诉讼费用甚至律师费用；如果判决数额低于原裁决的10%，原告必须负担上述费用。推荐性ADR主要有小型审判和简单陪审团审判两种。小型审判主要是听证从而使双方能够有陈述案情的机会，之后双方在第三者的引导下寻求合意的作出，简易陪审团则主要是一种非严格的陪审团对案件进行判断的过程，双方在陪审团之前进行陈述，案件披露，然后陪审团给出基于此的判断，从而是双方预先知道诉讼的可能结果，为争议双方提供一条途径。决定性ADR则是在争议双方的请求下，法庭指定一名裁判者，通常是退休的法官，由他主持一个非正式的程序，作出由法庭强制执行的判决。从上述的介绍可以看出，在美国的调解中，虽然形式多样灵活，但是都是比较重视对于事实的认定，是非的判定，如果说我国的民事调解是建立在一种对和为贵的劝说上，则美国的调解更多的是给予当事者双方一个事实判断的机会，从而使当事者在对利益的权衡基础上作出相互的让步。

五、对我国现今民事调解制度的思考与设想

我国现今的调解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某些行政机关以及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负责调解本地区或本单位的一般民事纠纷、简单的经济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行政机关的调解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对各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因为行政管理而引起的争议的调解。仲裁组织和人民法院的调解是在仲裁人员或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按照自愿平等的原则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终结仲裁或诉讼程序的活动。长期以来，我国的调解制度强调说服教育，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使当事人在情面上作出让步，达成妥协。这是使得调解制度陷入消沉的原因之一。在市场经济下，追求最大经济利益是每个市场主体的内心心理动机，因此，我们的调解制度应当在借鉴古今与中外的基础上作出一定的改革，使调解制度能够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对此，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一点设想：

（一）、改革调解的模式，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使法官职能分工进一步具体化。根据调解和审判间的关系的不同，可将各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分为以下三种模式：第一种是以德国以及我国为代表的调审结合式，即法院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交互运行；第二种是调审分立式，即把法院调解置于诉讼程序之前，作为独立的调解程序，以日本、台湾为代表；第三种为调审分离式，即把法院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出来，作为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诉讼方式，此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应当实行调审分离式的调解制度。结合目前的审判制度改革，可以将诉讼程序划分为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二个阶段，将调解放在庭准备程序之中。与此同时，将庭前准备程序和庭审程序的审判人员分立。庭前审判人员可以由法官助理和未来实行的书记官专门担任，他们负责送达，调查、整理证据，进行证据以及财产保全，然前审判人员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如当事人不同意调解，或调解不成功则将案件转入庭审程序，由审判员或合议庭事进行判决。这种调解模式的优点有：1、将调解权与审判权分离开来，使得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实现合意自由，从而有利于实现调解结果的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通过出示证据以及法官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帮助当事人重新估价自己一方的立场和主张，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或以撤诉等其他方式结案。3、符合我国的国情。我国法官人数较多，素质不高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庭前准备程序的内容对法官素质要求相对较低，且调解结案方式仍是我国法院运用最多的一种结案方式，因此将庭审法官与庭前法官分而设立，并将调解置于庭前准备程序之中，可让有限的高素质法官专门从事庭审程序中的审判工作，将其从日益增多的诉讼中解脱出来，从而从根本保证法官能够朝“专业化”、“专家化”的方向发展。实践证明，法官职能的细化还可以有效地防止了审判法官不公不廉行为的发生，保证了法院调解时当事人的合意免受审判权的干涉，有利于调解功能的发挥。

（二）增加调解制度的程序性，充分保证当事人应有的诉讼权利。首先，调解作为一种诉讼外的纠纷解决方式，优势在于灵活性，克他诉讼的刻板和僵硬，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其应有的原则标准等要有具体的规范措施，而不应因为其灵活性而使其无从把握，制度稀松。如调解的合意原则，应当加以强调，防止调解人员压制当事者达成协议的现象发生，尤其是诉讼中的调解，作为一种快捷的结案方式很容易导致法官将调解中的主观印象带到审判当中从而影响审判的公正性。由于审判与调解是同一个法官来主持，当事人也很容易所有顾虑，造成不应有的思想压力。所以，我们建议两者由不同的人来主持，适用不同的程序。其次，调解并不意味着“和稀泥”，应当分清是非，调查事实，保障当事人应有的权利。从我国古代一脉相承下来的调解制度给人的印象都是说和，劝和。往往都是首先对当事人先进行一番说教劝导，而且这种劝导中往往还残存着许多古代思想的残余。如，人们往往认为如果造成矛盾，那往往双方都会有错，“一个巴掌拍不响”之类的思想广泛存在。这是文化传统的影响，当然不是短期内可以消除的，但调解程序中，我们应当端正这种思想，避免先入为主。美国的调解制度中，几乎所有的调解程序中都有听证程序来保证作出调解的基础事实清楚，而且越是正式的调解程序听证程序也越严格，甚至在决定性ADR中，整个程序十分接近审判程序，让当事人有机会权衡利益，充分实现各项权利，也正是由此当事人才能完全心甘情愿的受调解协议的约束，减少反悔率，降低程序和资源的浪费。在我们国家重建调解体系的过程，也要注重实体上的权利保障，调解也要分清对错，弄清是非，在此基础上给予当事人一定的自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再次，我国现在的解调种类繁多，由此带来的调解协议较为模糊，有些规定还缺乏合理性，实践中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阻碍了调解制度的发展。比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最近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涉及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一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将它认定为是一个民事合同，这其实只是对调解协议的实体内容予以肯定，但是在其程序方面没有承认其效力。在探求非诉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作为人民的自治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应当发挥其优势作用，将其发展成为我国调解体系中的中坚力量。同时充分发挥各种调解的优势作用，使之在各自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构建有序合理的调解制度体系。使古老的调解制度在新的条件下发挥新的作用。

（三）规定调解的期限，避免久调不解，严格当事人的反悔梅。为防止当事人及部分审判人员无休止的调解拖延诉讼，应规定调解的期限。通过设立调解期限，可

以防止相关人员无休止地调解，拖延诉讼，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当事人要求调解应递交调解申请书，调解应开始于双方当事人向法院递交收面调解申请，调解由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可以从根本上确保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请求适用调解方式，并接受调解结果。同时，对当事人的反悔权应严格加以限制，明确规定调解无效的标准。如前所述，赋予当事人无限制的反悔权有损法院调解的权威性，也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增加了诉讼成本、徒增法院工作负担，造成无效劳动之后果并且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法律应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随意提出反悔。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当事人，调解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可以强制执行。但是，为弥补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应当考虑建立调解无效确认制度。对具有下列情形式之一的调解协议应确认为无效：1、调解程序违反法律规定或审判人员违反审判纪律直接影响内容实体不公；2、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3、双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利益；4、调解协议违反有关法律规定或社会公共利益。

（四）重新界定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缩小调解适用范围。如前所述，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调解。笔者认为法院可解调案件范围应除以下几种：1、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2、适用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审理的案件；3、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4、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案件；5、无效的民事行为需要予以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在适用阶段上，笔者主张法院调解应限于一审判决之前，在其它诉讼阶段不宜再启动调解程序，这有利于防止当事人诉讼权利滥用，节约诉讼成本，也有利于杜绝法官不适当行使职权，维护公正判决的权威，使当事人认真对待和重视一审程序，发挥一审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应有作用。至于在实践中当事人之间自愿就债权债务数额多少进行的调整，可在执行程序中通过和解程序解决，从而也保证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同时，“事实清楚，分清是非”不应该成为调解的原因。如果一旦实行调审分离的模式，调解程序由当事人启动，而非法院启动的话，则法官的职权受到了必要的约束。因此不查清事实、分清是非同样能保证公正司法，同时又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处分权、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使得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综上所述，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是一个既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我国目前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已经日益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结合我国国情，改革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使调解这一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制度在新时期里发挥更大的作用，将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注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2

《周礼•地官》

[清]汪辉祖：《学治臆说•断案不如息案》

郭玉军甘勇：美国选择式争议解决方式评介[J].中国法学，2000（5）.127-135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第8篇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随着法治建设的进程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据2007年至2009年的统计，我国每年大约产出民诉相关论文800余篇。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民事诉讼法的教材约有近百种，专著、译著也有几百种以上。在研究领域方面，已经基本涵盖了民事诉讼法的各个方面。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学者们试图突破过去简单解读、阐释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文本的语义学束缚，更深层地挖掘民事诉讼法的应有机理、结构和运行方式。但总体而言，我国民事诉讼法学依然缺乏深度、原创性和自主性，所产出的论文、著作多是较低水平的重复劳动，还没有形成指导我国民事诉讼实践的、有厚度的民事诉讼理论，呈现出日益滞后和贫困化的状况。相较而言，日本、韩国、我国台湾虽然也曾有照搬他国法律及理论的时期，但通过立足于本国、本地区的实践和探索，已逐步形成了具有自主性的理论。我国民事诉讼法学发展严重滞后的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方面: 第一，理论与实践的分离。从实务界的视角来看，民事诉讼理论完全游离于民事诉讼的实践之外，理论不具有现实性，缺乏对实践的指导力。司法实务人员更关注的是具有理论支持的操作技术，而脱离了实践的民事诉讼理论无法细化到对操作技术的指导。民事诉讼实务操作的随意性和非规范性以及各种内外干预使民事诉讼实务界对于理论解释也没有迫切的需求，加剧了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对此，仅仅简单地用人治传统和司法传统来解释实践背离理论的指导是片面的。 理论研究与实践分离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司法的不开放。司法不开放的一个表现是司法的过程和结果对于社会而言是不开放的。虽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判决在法院的网站公开，但这种公开依然是局部的和有选择的，即使公开了部分判决，关于程序问题的裁判及理由也很少公开。 这也可以解释程序法学滞后于实体法学的现实。司法不开放导致理论研究者无法了解实践的真实情形。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于充分实现司法开放，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是裁判的全面公开。当然，如何公开需要细化，公开也有一个过程，但我们应当努力推进。 第二，程序理论与实体规范、理论的分离。这种分离在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管辖、诉讼标的、当事人适格、共同诉讼、财产保全、证明责任、执行救济(实体权利争议的救济方式与程序权利的救济方式)等方面都有体现，可以说几乎贯穿于民事诉讼的所有领域。例如，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构建和阐释没有顾及民法的实体要求，没有与民法的基本原则、精神相契合。在诉讼标的理论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实体规范和理论，甚至与实体请求权理论相背离，致使对诉讼标的的研究无法深人。在共同诉讼方面，现有理论将连带性作为必要共同诉讼的实体条件，但在实体法中，就共同侵权所发生的连带责任，请求权人完全可以向任一责任人单独主张损害赔偿，没有必要将所有责任人作为必要共同诉讼人。在执行异议救济方面，没有考虑将执行违法的异议救济与实体权利争议的执行救济加以区分，违背了实体权利争议应通过诉的方式予以解决的基本原理。 与实体法原理和规范相背离导致诉讼运行不合理，不能实现诉讼法的工具性要求和价值。 导致程序理论与实体规范、理论相分离的主要原因是法学学科中程序法学与实体法学的隔离。程序法研究者欠缺实体法知识，不能持续关注实体法及其理论的发展，致使程序法与实体法渐行渐远。应对这一问题首先要强化学科的交叉和贯通，使程序法研究者能够持续关注实体法学和实体规范的发展。其次要实现学科知识教育的交叉，使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者具有扎实的实体法知识基础。甚至可以像德国那样，实现程序法研究和实体法研究在研究主体上的合一。 第三，研究方法的缺失与失范。长期以来，民事诉讼的研究过于注重法解释学方法，没有充分吸收其他学科(如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注重规范分析而不注重实证研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法学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必然涉及其他相关社会科学，因此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对于研究法律这一人文现象也是有意义的。 例如，广义民事诉讼中的调解、难、再审、执行难等诸多中国问题，单纯从法学的角度和法解释方法人手很难加以充分阐释。如果从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视角，运用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进行分析，就可能更有说服力和阐释力，认识到问题的本质和真相。 另一方面，在运用新方法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方法失范的问题，即不正确地使用某种研究方法。方法失范必然导致研究结论的不可靠或不正确，其原因主要是没有真正掌握该研究方法，仅仅是以研究方法的新颖性吸引读者。例如，经济学方法是现在运用比较多的一种方法，但相关研究往往是使用或堆砌一些经济学的时髦概念，而非真正运用其方法进行研究。又如实证研究方法，现在法学界所谓的实证研究大多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方法，依靠田野调查收集有关数据进行分析。问题在于，由于对社会调查方法缺乏一定的训练，因而在设计抽样调查、取样、数据统计方面都存在缺陷，导致调查结论的不可靠。有的调查本身就有预设性，调查完全是服务于特定目的，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实证数据的心理需要。由于实证调查难以验证，研究者的主观性易于被掩盖。对于上述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加强对其他学科知识、方法的学习，尽可能进行交叉学科的合作研究，以弥补知识的不足。 第四，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分离，整体认识与局部认识相分离。宏观分析和整体认识常常涉及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忽视这些必然导致对基本原理的忽视，使研究结论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相冲突。民诉研究往往是从问题出发，而问题是直接的、具体的、局部的，因此人们习惯于从微观、局部寻找化解问题的方法，但有些问题如果不从宏观、整体的视角出发，则很难发现问题的本质。例如，立案难实质上是司法制度、司法权、司法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非、立案制度的问题，因此仅改革立案制度不会有多大成效。现在人们争论的是，是否应将现有的审查立案制改为登记立案制。但如果法律的权威性、司法权的相对独立性不解决、法官的职业道德问题不解决，立案难就可能演变为登记难。#p#分页标题#e# 整体认识与局部认识的分离也是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由于没有从整体加以认识，往往导致研究结论从局部看是合理、可行的，但却与诉讼制度的整体相冲突、矛盾。在再审事由的设计上，如果仅考虑到违反管辖规定应当予以纠正，而没有从管辖制度的整体以及管辖权与司法权配置的关系上予以考虑，一味追求再审救济就会发生救济过剩和成本、代价过高的问题。 第五，缺乏自主性。这是指在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研究主体不能依照法治、基本法理、民事诉讼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而是依附或依从于一定的政治风向、利益需求、特定关系，使其研究满足于预设的要求。这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所谓的“庸俗化”。“跟风”是一种常见的缺乏自主性的表现。所谓“跟风”，主要是研究主体为特定的社会、政治意识的合理性提供理论依据。“跟风”研究完全抛开了法治、基本法理、民事诉讼基本原理，是一种预设性论证。为了获得论证预设的结果，往往以实用主义的心理，从外国法律制度和理论中寻找证据。这些从预设目的出发所收集的论证依据往往严重割裂了该国法律制度与其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 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非自主性主要缘于研究主体的非自主性。这种研究主体的非自主性又与特定的研究体制、成果评价体制、课题管理体制、研究激励机制、社会的泛政治化、泛行政化、泛权力化有关。在特定环境下，研究课题往往基于特定要求设立，因此依附性的研究课题更容易获得批准、立项，研究成果更容易发表，也更容易获奖。而自主性的研究项目因为课题的边缘化而很难获得认同。在这种环境下，研究主体希望其社会地位、学术地位获得官方的认可而不是学术界和社会的认同。比较典型的是，关于如何认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在强调调解的大背景下，调解的功能被夸大，调解成为一种强势调解，成为一种运动，调解率被不断刷新，成为司法政绩的表征。由此，调解自然成为课题项目的主要内容，各级、各地有关课题研究项目中几乎都少不了调解。而由于研究项目实际存在预设性，因此关于调解的研究几乎无一例外是论证其合理性，鲜有论证过度调解的弊端的，也没有研究者主张判决与调解的合理关系，强调判决指引性、解释性、对事实、权利义务清晰性判断的积极意义，从而进一步误导了人们对调解的正确认识。 要做到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就要求学者坚持学术独立和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也就不可能有学术的发展和繁荣。应当实行研究体制、成果评价体制、课题管理体制、研究激励机制的改革，从宏观上弱化泛政治化、泛行政化，激励学者从事自主性研究，推动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 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滞后，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有其他诸多原因，如学术研究生态无序、片面追求学术GDP、缺乏良好的学术评价机制、没有广泛、规范的学术争鸣、学术组织的行政化、学术人才培养的投人不够、学术没有充分开放、深层学术交流缺失、研究心态浮躁等，这些也是整个中国法学界所面临的问题，需要学术共同体共同努力加以解决。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 民事诉讼 调解合理性 弊端

民事诉讼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民事权益的争议，平等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法院调解是我国审判民事案件时固有的传统，在国外被称为“东方经验”。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民事案件的多样化和复杂化，传统的调解制度逐渐显示出一些弊端，本文试图对民事诉讼调解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些建议。

一、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长期以来，我国注重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法院的很多案件是通过调解结案的，2009年，“审结的一审民事案件中，调解和撤诉结案359.3万件，占62%”；2010年，“各级法院一审民商事案件调解撤诉率达65.29%”；2011年，“一审民事案件调解与撤诉结案率为67.3%”。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司法原则，2010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新《民事诉讼法》第122条新增了“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的先行调解规定。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不论是从实践中或者是从政策上都得到了较好地实施和高度地重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之所以得到社会的亲睐是基于其存在的合理性。

（一）民事诉讼调解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

据史料记载周代的地方官吏中就有“调人”之设，其职能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周礼·地官》）。至汉代时期，调解已然十分发达。两宋时期，调解已经开始制度化。到明清时期调解已趋于完备，直到清末制定《大清民事诉讼法典》，仍有以调解结案的规定。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各边区和革命根据地审判经验总结的“马锡五审判方式”成为当时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指南，调解也被作为一项司法原则确定下来。同时由于受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自古就有一种非诉情节，唯有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会用诉讼方式维护自身的权利，浓厚的非诉情节为民事诉讼调解的适用提供了土壤。

（二）民事诉讼调解可以节约司法成本，提高效率

民事诉讼调解只要当事人双方达成一直共识就可以结案，民事诉讼调解没有一审、二审程序，也不搞再审制度，这样的制度设计大大节约了司法成本，提高了结案的效率。民事诉讼调解其实追求的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结果分明的一个状态，其所追求的多半有点中庸的结果，调解的实质是放弃了部分的程序公正来追求实体公正。对于当事人而言，只要能够解决纠纷，并且这个结果是令双方都满意的，繁琐的程序就没有必要了。

（三）民事诉讼调解有利于缓解人际关系，建设和谐社会

通过第三人的中间调解，将双方矛盾加以沟通和疏导，从而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这样的做法是比较温和的，是符合我们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之要求的。通过温和的民事诉讼调解来解决人民内部的纠纷，而不是通过正反双方对立性很强的诉讼方式，往往可以缓和人民愤怒的情绪，让人民更理智的思考问题，从而更利于建立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

二、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弊端

调解制度虽然有着适应中国国情的诸多合理性，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的凸显，民事纠纷案件不断增多，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已经慢慢开始不适应实际情况，逐渐显现出一些弊端。

（一）调判不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该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该及时判决。”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调解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各审级中均可进行。具体来说法院在案件受理之后开庭之前可以进行调解，在庭审过程中可以进行调解，在二审中乃至在再审中也可以进行调解。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之一就是启动调解制度过于任意性，当事人或者法官在任何阶段都可以随时启动调解制度，并且居中主持调解的法官和审判的法官为同一人，调解和审判制度混为一谈，没有进行严格的程序上区分。另外，在审判程序中无论一审、二审或者再审都有一个审限，以防止诉讼的过分延迟，而调解程序却没有确定审限，只是笼统规定调解不成应该及时判决，究竟何为及时则留下了过于宽泛的空间，最终导致久调不决不利于纠纷的有效解决。

（二）适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原则不合理

《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此乃法院调解原则的规定，也就是法院适用调解结案的前提在于能够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可是本文上述有涉及，调解的实际乃一个有点中庸的和稀泥的制度，其放弃的是部分的程序公正从而追求实体公正。试想一个案件已然走到了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这一步，必然经过了举证、质证、认证一系列的程序，才可能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在这样一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已然达到了判决的标准，我们完全可以直接对案件径行判决，而不必要仅仅适用调解。另外，纠纷争议的事实调查的越清楚，往往更容易激化矛盾，反而不利于双方达成一致共识。

（三）民事诉讼调解的监督机制不健全

《民事诉讼法》第201条对调解书的申请再审有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率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民事诉讼调解只有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违反法律的才有可能再审，并且此项举证的义务归当事人，需要当事人个人对一整个庞大的法院系统进行举证，而且证明的内容必须是违法自愿原则和违反法律这样一个宽泛的概念，常常让当事人陷入举证不能的困境，从而没有办法行使调解制度的监督机制。同时，假设当事人拿到了充分的证据可以证明法院调解的确违反了自愿原则或者违反法律，但是依据规定，启动再审要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这种仅依靠法院自身进行自我监督的力量未免过于单薄。

（四）调解书可信度不高

关于调解书的生效分为两种形式，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对于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而言，双方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在调解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后，调解即具有法律效力。对于需要制作调解书的，调解书应自双方当事人签收后才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除《民事调解规定》规定的不需要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外，在一般情况下，调解书送达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反悔的或调解书送达时当事人拒绝签收的（调解书原则上不适用留置送达），调解不成立，法院应对案件继续进行审理。据此，调解书对于先进行签收的一方当事人没有可靠的可信度，双方虽然达成了调解协议，可是此协议在一定程度上会因为后签收方拒签或者反悔归于无效，倘若在后签收方拒签或者反悔之后，先签收方才有意识开始着手收集对方违约的证据会让先签收方陷入被动的地位，并且调解制度的可信度和法律的尊严也将会大大的减损，调解书签收的一前一后的时间差，容易让调解书丧失可信度，从而损害司法的严肃性和尊严。

三、对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针对上述存在的种种弊端，笔者认为应该对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做适当的改革与完善，以期让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得到更好地贯彻实行，在民事纠纷解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调审分离

要想实现调审分离，关键在于划分民事诉讼调解制度适用的范围。视调解案件的不同性质启动不同的调解程序。涉及家庭伦理例如关于身份关系解除和收养等人身关系案件的调解，应该强行适用民事诉讼调解前置程序，即凡是争议诉至法院，一律先行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由当事人对纠纷解决方式进行选择。而其他的一般纠纷当事人有选择权，可以在调解或者诉讼当中进行二选一，并且调解制度和诉讼制度两者相互排斥，不应该随便进行程序转化，在当事人选择适用了民事诉讼调解程序，经过一定的程序期限没有办法结案的情况下，视为民事诉讼调解程序已经适用完毕，调解程序才可以转化为诉讼程序，依法进行判决。

（二）删除“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适用原则

民事纠纷属私权的范畴，在不违反我国法律基本原则的情况下，法院应当最大程度的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允许其自由处分当事人的民事实体权利、诉讼权利。“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或者责任含糊不究，希望当事人双方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如果案件当事人自愿要求进行调解，而不要求查清案件事实，法院就没有必要一定要坚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说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自行处分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协议，只要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法院或法官没有必要依职权干预当事人的处分权。

（三）加强民事诉讼调解的监督机制

想要加强民事诉讼调解的监督机制，单靠法院自身监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应该加强检察院对法院调解过程和调解结果的监督机制，在民事诉讼调解的过程中，检察院应该派人参与调解，同时对调解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并且赋予检察院对调解书提出抗诉的权利，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提出抗诉；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笔者以为新民事诉讼法将调解书纳入了检察院的抗诉范围，增加检察院为民事诉讼调解的监督主体是一个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却又是相当保守的，进一步扩大检察院对调解书的抗诉权力是加强民事诉讼调解监督的应有之义。

（四）重新确定调解发生效力的时间

《民事诉讼法》第97条第3款有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笔者认为，调解书生效的时间应该修改为“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时，即具有法律效力。”至于后续的调解书的签收和送达问题则仅仅成为法律手续的履行，调解书的签收和送达不再对调解效力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把调解效力确定的时间往前推至意思表示一致这一时间点上，对签收调解书双方当事人做了更公平的权利保障。

民事诉讼调解论文范文第10篇

本文从调解的涵义开始分析，引出全文研讨的主题是法院调解。首先从

法院调解的概况分析，分别对调解制度的性质?沿革?地位?作用以及自愿原则?查明事实与分清是非原则?合法原则这四项调解的基本原则做了阐述。随后联系法院调解工作的实际，针对当前调解制度存在的四种弊端，列举出 “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制促调”?“以诱促调”? “无效性调解”?“判决式调解”?“无原则的调解”的错误调解现象，进而分析其存在的原因，挖掘其出现的根源，对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自己的七项建议，即: ⑴树立正确的认识观； ⑵改革体制； ⑶设立庭前调解； ⑷改现行动态调解程序为静态调解程序； ⑸充分运用一切有利因素； ⑹增设惩处恶意调解的规定； ⑺将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全面纳入审判监督。最后对调解制度的发展提出美好愿望。

关键词：民事诉讼 法院调解 原因 弊端

调解是一种双方当事人在第三者介入的情况下通过合意解决纠纷的方式，其基本特征是双方当事人的合意，是否进行调解、如何进行调解以及是否接受调解结果都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选择。调解包括民间调解和法院调解两种类型，民间调解是指法院调解之外的调解民间纠纷的各种方式，传统社会里通常称为“息事”或“和息”，当代中国民间调解主要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乡镇法律服务所调解、律师调解、家族调解、亲友调解和邻里调解等方式；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又称法院调解，是指按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发生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自愿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法院调解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对当事人进行法制教育思想疏导工作的活动；二是指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主持和引导当事人用平等协商的办法解决纠纷，达成协议，终结诉讼的一种方式。法院调解制度是建立在当事人处分权基础上的，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和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 本文所重点分析探讨的仅指法院调解，即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

一?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概况

1、法院调解的性质

对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我国民诉法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和观点，以我国民事诉讼法专家江维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赞同以审判权与处分权相结合来界说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认为当审判权和处分权这两种权利(力)发生冲突时，当事人的处分权通常应居于支配地位。我个人认为:要论审判权和处分权如何行使，哪个居支配地位，主要需结合案件当事人的实际情况和案情进展情况。故在法院调解制度中，审判权与处分权常会发生冲突，在两权发生冲突时，法院受自愿原则的制约，不得将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当事人，必须接受当事人做出的决定，调解是在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进行的。调解活动是法院对案件审理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但它必须得以当事人自愿为前提，当事人同意接受法院的调解和做出一定的妥协和让步后达成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依据处分原则，对其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所做出的处分。因此，法院调解的过程又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过程。

2?法院调解的沿革?地位和作用

用调解的方式解决民事纠纷，是我们党领导下的人民司法工作的一个优良传统。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民事审判工作中，就已经提出和推广了“调解为主”的方针。1982年制定民事诉讼法（试行）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着重进行调解”。这一规定将“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进行调解”，但在实施时，有的审判人员把着重调解理解为偏重调解，以调解率的高低衡量是否贯彻了着重调解的原则，有的法院甚至在每年的工作计划中规定民事、经济案件调解的比例，达不到规定的要求，即失去评比先进的资格，有的甚至扣发奖金。造成有些审判人员为了完成调解指标，违背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鉴于审判实践中在执行着重调解原则时存在的问题，我国立法机关在对《民事诉讼法（试行）》进行修改时，去掉了“着重进行调解”。《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这就是现行的法院调解基本原则。

现在， 法院调解制度在诉讼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它不仅用于第一审程序，而且适用于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从审判实务看，调解又是法院运用得最多的一种处理民事诉讼的手段。在法院每年审结的民事案件中，大约有2/3以上是以调解方式结案的。

作为解决争议的一种手段和方式，调解被广泛地运用于各种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之中，但法院调解与其他调解制度有根本的不同，法院调解能够迅速?彻底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也有利于解决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保持双方的团结与合作，对国家来说，法院调解是一种低成本处理民事纠纷的方式，有利于节约国家的司法资源，与法院判决相比，矛盾解决得快，更有利恢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和睦与团结，使双方原有的业务关系，合作关系不因诉讼而终结。以上可以看出调解制度在我国民事审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国的民事审判调解制度也被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经验”。

3、法院调解制度的基本原则

法院调解应当遵守以下三条原则:即自愿原则，查明事实?分清事非原则?合法原则。

自愿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当事人自愿原则应当包括程序意义上的自愿和实体意义上的自愿。前者是指当事人主动向人民法院申请用调解方式解决他们的纠纷，或者同意人民法院为他们做调解工作解决纠纷。后者是指当事人双方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必须是互谅互让，自愿协商的结果。

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案件事实清楚，才能分清是非曲直，明确当事人的责任，才能有理、有据地说服教育当事人，才能结合案情，正确贯彻执行政策法律，保证案件质量。

合法原则。《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合法原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人民法院调解案件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如调解案件时，双方当事人都要到场，认真听取当事人意见，主持调解的审判人员严格依法进行调解等。二是调解达成的协议内容合法，即调解协议符合法律和政策，不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等。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必须认真进行审查，对于协议内容违反法院规定，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权益的，不能允许，并且应当指出其违法和错误所在。法院调解必须符合程序法的规定，是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做调解工作，必须按照民诉法规定的原则?制度和程序进行，有的审判人员认为，用调解方式解决案件，可省去许多必要程序，这种看法是不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精神的。

这三条原则对法院的调解活动都具有指导作用，但这三条原则并非处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中间居核心位置的是自愿原则。 <<民事讼诉法>>明确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当事人自愿，不得强迫”，即程序意义上的自愿和实体意义上的自愿，从审判实践来看，法院调解达成的协议，基本上有两种情况，一定是实现了当事人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二是当事人一方放弃或减少某些诉讼请求，或者对方在实体权利上作某些让步，但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必须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的结果，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不是审判人员强迫?压服的结果。事实清楚，分清是非原则，是做好调解工作的根据和基础，案件事实清楚，才能分清是非曲直，明确当事人的责任才能有理?有据地说服教育当事人，才能结合案情，正确贯彻执行政策法律，保证案件质量。合法原则是做好调解工作的保证。

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现状导致的种种弊端

1、违背调解的原则

一些审判人员，在主持调解当中，对于谁是谁非，心中无数，一味地“和稀泥”，无原则调解，造成当事人思想反复而久调不决；一些审判人员反复劝说当事人做出让步并接受调解，以达成调解协议，形成“以劝压调”；一些审判人员在当事人不接受调解时，故意将案件搁置起来，使当事人为求得纠纷的早日解决，不得不接受调解，形成“以拖压调”；一些审判人员在主持调解中，暗示当事人如果不同意调解解决，判决结果必定对他不利，形成“以判压调”；一些审判人员主持调解，利用法律上的优势地位和当事人对他的信赖，故意向当事人发出不真实的信息，使当事人误认为调解比判决更符合自身利益。接受调解协议，形成“以诱促调”。

2、桎梏于原则的调解

一些审判人员， 在调解工作中一味坚持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死抱法条、僵硬理解，即使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己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达成了一致协议，对纠纷的是非曲直也不再进行追究，仍然认为尚有某些事实未能查清，而不同意以调解结案。看起来是为了维护程序与实体上的公正，实质上则是对实现调解正当性的阻碍。不仅增加了诉讼成本，而且影响了办案效率，也给当事人带来了讼累，降低了调解的效率，形成“判决式调解”。

3、不稳定的调解

《民事诉讼法》第89条第三款规定：“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审判实践中，调解书往往不能同时送达双方当事人，按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以最后一方当事人的签收时间作为调解书的生效时间，那么，后一方当事人签收时就能够更充分地对调解书内容进行利弊权衡，造成客观上的不平等。同时，先签收一方的当事人往往不清楚后一方当事人的签收时间，而影响了其对调解书生效时间的认定，一旦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该调解协议，先签收一方的当事人在申请执行过程中对调解书的生效时间往往不能准确地提供给法院，从而使调解协议的生效时间无法确定，也使调解协议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从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诚信危机”，形成“无效性调解”。

4、无原则的调解

一些审判人员为了追求使双方当事人尽快达成妥协，而对已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常常表现出视而不见。如对当事人逃避税收问题，违法经营问题等等，既不直接对当事人进行处罚，也不建议有关部门追究责任，甚至有时将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当作迫使当事人达成协议的筹码，使违法违规行为通过法院的调解逃避了制裁。

笔者认为，要革除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 就应当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诉讼的正当性与效率性的辩证关系，处理好调解与判决的冲突，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不使调解给判决获得正当性即判决正当化构成障碍，又不使强调判决正当性而对调解解决纠纷的效率性构成障碍。从调解制度的本身看， 当事人的合意是最本质的因素，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三?产生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弊端的原因

在审判实践中，调解常常未能臻其理想状态，并造成许多难以克服的恶果，究其原因，应该归结为过去对调解制度认识上的偏差以及由此导致的立法、政策上的错误做法。

1?认识上的偏差

建国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十六字方针”（依靠群众、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一直被奉为我国民事审判的最高指导原则；1982年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秉承根据地的传统也规定了“着重调解”原则；1991年民事诉讼法虽然删除了“着重调解”，代之以“调解应自愿合法”，但政策上仍倾向于提高调解结案率，并对调解成效突出的法官予以奖励和提升。在这种环境下，调解的合法和自愿原则很难得到普遍遵守。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往往带有调解偏好，以致于对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不注重审查案件事实和相关证据，使调解的合法原则流于形式。有的法官在案件事实不清，当事人责任不明的情况下，无原则的“和稀泥”，或者“各打五十大板”，要求当事人作出不应该的让步；有的法官不能正确看待合法原则与自愿原则之间的关系，只强调当事人自愿原则，怠于行使自己的职责，只要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不看有无违法之处，就予以确认，制作调解书；有的法官工作责任心不强，工作作风简单，业务素质不高，办理民事诉讼案件图省时、省事、省精力，片面追求结案率，给当事人进行恶意调解以可乘之机，只要当事人提出条件，根本不分清是非，一味做另一方当事人的工作，把一些与案件无关的要求都写入调解协议之中，堂而皇之地归于当事人的处分行为。

2、现行法院调解制度设置上的缺陷

其一、审判实践中，主持调解的法官往往就是最终的裁判者，由于法官在民事诉讼中兼具调解者和裁判者的双重身份，为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法官在主持调解活动时，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当事人施加压力，调解的自愿原则得不到充分保证；其二，调解没有时间限制，法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进行调解，这就给法官以拖促调甚至违法调解提供了便利。

3、对恶意调解缺乏惩治依据。

为确保民事诉讼依法公正进行，现行《民事诉讼法》和《刑法》都对妨害民事诉讼的一些具体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但在法院调解中，由于不存在裁判环节，一旦出现违法行为，都无法依据有关法律条款进行惩处。正因为此，个别当事人和法官在民事诉讼中进行恶意调解，才会有恃无恐。

4、对法院调解监督乏力

为确保民事诉讼合法公正，现行《民事诉讼法》设立了审判监督程序，但该程序偏重于对判决、裁定的监督，对调解的监督明显不力，仅在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上述规定，不仅是对调解书的再审条件规定过严，而且完全排斥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调解书的主动监督。一九九三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关于民事调解书确有错误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的案件人民法院可否再审问题的批复》[（1993）民他字第1号]，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人民法院如果发现确有错误，而又必须再审的，当事人没有申请再审，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精神，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上述规定，虽然赋予了人民法院对民事调解书的主动监督权，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难以有效执行。近年来，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行政检察活动中，尝试对民事调解活动进行监督，对一些确有错误的已生效的民事调解书，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提出抗诉，而法院往往以《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只能“……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为由而不予立案。

四?对改革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几点想法

笔者认为，要革除现行调解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 就应当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诉讼的正当性与效率性的辩证关系，处理好调解与判决的冲突，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既不使调解给判决获得正当性即判决正当化构成障碍，又不使强调判决正当性而对调解解决纠纷的效率性构成障碍。从调解制度的本身看， 当事人的合意是最本质的因素，是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具体到实际工作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树立正确的认识观

近一步提高审判人员的认识，增强做好这项工作的意识和责任。特别是对年轻审判人员要加强教育，不断增强大局意识、宗旨意识和责任意识，牢固树立审判工作“公正与效率”的思想，既要反对“以劝压调”、“以拖促调”、“以利诱调”等违反法律规定、违背当事人意思的做法，又要克服就案办案的思想，充分利用调解等各种有利于矛盾彻底消除的方式，促进社会安定发展，力求办案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2、改革体制

改职权主义为主的调解模式为当事人主义为主的调解模式，赋予当事人在调解活动中更大的自，减少法官对调解的干预，变职权主义为主为当事人主义为主，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愿。

3、设立庭前调解

对那些案件事实清楚、争议不大、易于履行、当事人能自愿接受调解的简易民事案件和小数额经济纠纷案件进行庭前调解。法院可在立案庭内部设调解组，根据立案特点，当事人在递交诉状交纳诉讼费时，对需要调解的案件，负责排期、送达的法官即通知当事人到调解组，由调解法官负责向当事人送达有关诉讼文书，同时通过与当事人进行接触，了解情况，进行调解。对当庭履行或离婚调解和好的案件，由调解法官记录在案，告知当事人不再另行制作调解书；经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的，调解法官立即与排期法官联系，确定开庭时间、地点，直接送达双方当事人，将案件转入审判流程管理，由业务庭依法定程序进行审理，调解法官应把庭前交换的证据、查明的事实、双方争执的焦点等情况附在案卷上一起移送审判庭。可同时规定，被告的答辩期即为庭前调解的时间，答辩期满，无论案件是否有可能调解，都要按时将案件纳入审判流程管理。应该注意的是，调解法官一定不要是最终的裁判法官。

4、改现行动态调解程序为静态调解程序

按现行调解制度，无论是法院开庭前，还是庭审期间，只要当事人接受，都可以进行调解。这种做法，必然导致法官只关心当事人对案件的态度，而不注重对案件事实的审查，会使许多案件在事实不清、当事人责任不明的情况下，草率地以调解方式结案，难以保证调解协议的公正、合法性。为此，应将现行调解程序由动态改为静态，即规定除庭前调解以外，调解只能在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案件事实已基本查清后才能进行，对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的，及时进行判决。同时，因现行调解活动的期限作出明确规定，笔者主张调解期限以15日为宜，以确保民事诉讼活动能在民诉法规定的审理期限内顺利结案。

5、充分运用一切有利因素

人民法院开展调解工作中，根据案件的需要，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有关单位和个人，主要指当事人所在单位和他的亲朋以及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个人。这种方法本身是党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但实际在法院调解中，却运用的很少，其实邀请相关单位和群众包括当事人的亲朋好友，协助人民法院调解，有利于说服教育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调解协议，他们在调解当中所起的作用往往是我们的审判人员所起不到的。

6、增设惩处恶意调解的规定

民事诉讼中的恶意调解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集体、国家的利益，而且严重危害着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对现行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补充完善，增设对恶意调解的处罚条款，能确保对恶意调解行为的打击有据可依。一是在民诉法第一百零二条中增加一款，规定“对诉讼参与人在调解活动中伪造、隐瞒事实或恶意串通，损害当事人一方合法权益和集体、国家利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在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中增加一款，规定：“在民事调解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进行调解，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造成当事人一方合法权益和集体、国家利益重大损失，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三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规定的追究范围中增加一条，规定：“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进行调解，或者与当事人恶意串通，应当追究审判人员的责任。”

7、将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全面纳入审判监督

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和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在法律效力上是同等的，因此，在审判监督程序的有关法条中，生效的民事调解书应与生效的民事判决、裁定相并列。一是放宽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将生效的民事调解书纳入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即“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一）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二）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二是加大人民法院对民事调解书的监督力度，将人民法院对调解书的监督增加到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的规定中，即“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三是赋予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调解书的监督权，将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八十五条补充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和调解书，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一）原判决、裁定、调解书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二）原判决、裁定、调解书适用法律确有错误或违反法律规定的；（三）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调解的；……”

综上我个人对调解制度的粗浅认识，可以看出，社会变迁的要求和发展趋势己经表明，法院调解这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将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在当前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中，除了应继续改革和完善审判制度以外，对调解制度也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对于一项具有优良传统的经验制度，只有依法赋予其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内容，才能够促使其与时代同步，与时俱进，不断发展，使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经验”焕发出耀眼的法治光芒，在推进实现依法治国方面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结　束　语

此次撰写毕业论文，洛阳广播电视大学的各位老师以及论文指导张广修老师给予我了大量的帮助，尤其是指导老师崔自力老师细心教诲，耐心指导，解答疑问，使我能够按时圆满地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工作。在此，我对各位老师所给予的帮助，表示深深地谢意！论文对调解制度进行了一定深度的分析，但是仍存在诸多的不足和需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恳请各位尊敬的老师，给我多提宝贵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王怀安主编的《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1996年出版。

［2］ 单长宗、刘印深、段思明主编：《中国现代法学论丛与审判案例要览》，2001年10月出版。

［3］ 棚濑孝雄著：《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4］ 王亚新：“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1期。

［5］ 章武生、张其山：《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载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8 年版。

［6］ 许小澜　庄敬重《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及其改革》

［7］ 常怡、贺彰好、郑学林：《中国调解制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8］ 王松：《刍议法院民事调解制度》，选自北大法律网。

［9］ 江伟主编：《民事诉论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