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律责任范文

民事法律责任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司终止；环境侵害；环境民事法律责任

随着经济的发展，公司在我们生活的周围，随处可见。我国新公司法的修改，降低了公司市场准入的门槛，公司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呈现在我们面前。公司的成立随多，但是公司的终止也不少，而且留下了一些问题，公司终止后的环境侵害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公司终止后的环境侵害往往给受害人造成很大的损害，也带来环境问题，为了保护环境、保护受害人的权益，确立公司终止后的环境民事法律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公司终止是指公司丧失依法享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公司的主体资格消灭。公司终止的原因有多种，如破产，解散，还有合并与分立。对于因合并或分立而终止的公司，其责任依法由合并或分立后的公司承继，不存在责任主体缺失的问题。本文所讨论的公司终止是终止后没有责任主体承继责任的情形，即因合并或分立终止的除外。

环境民事法律责任是指环境民事法律主体因污染和破坏环境侵害了他人的环境权益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环境民事法律责任是一种侵权民事责任，以环境侵权行为作为前提，侵害行为不一定违法，只要侵害他人权益就应承担法律后果。由于环境侵害的特殊性，环境民事法律责任采取了无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论环境侵害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都应承担民事责任。

1 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民事法律责任的必要性

公司环境侵害是指由公司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或者其他行为而引起的，侵害公民的人身财产利益、环境权益或危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侵权行为。公司环境侵害行为是生产社会产品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例如排放废水、废气，倾倒废物等造成环境侵害，但有些也是公司在生产过程中的不规范行为所造成的，如超标排放。公司环境侵害是一种特殊的侵害行为，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

（1）公司环境侵害多数是一种缓慢的侵害行为。在公司环境侵害行为中，由于环境侵害往往是经过很长时间和多种因素的复合累积后，才逐渐形成和扩大的，因而其造成侵害结果之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另一方面，环境侵害一旦形成，将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发生持续的不良作用，尤其是环境污染，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很难治理。

（2）在公司的环境侵害行为中，由于环境污染的潜伏性，使得公司环境侵害不易被察觉，有些公司的确是在标准范围内排污，而且只是该公司排污的时候不是侵害，但是当它与其他污染物结合或者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时候就变成侵害。这对只具备一般常识的人是很难意识到的。等到被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对一定区域内或生态系统内不特定的自然人受害，甚至是包括对后代人的侵害。因此，公司环境侵害的对象，常常是在相关区域范围内的人、物或土地，涉及范围广泛，具有较强的社会性。

（3）公司环境侵害更具复杂性。在公司的环境侵害行为中，由于环境的自然作用，加害主体、加害行为以及损害事实往往很难确定，而且公司环境侵害行为作为生产活动的副产品，与每个具体的生产过程联系相当密切，确认是否污染以及如何污染都需要有相当的技术知识和手段，这样对证明因果关系比较困难。例如，日本著名的四大公害事件之一“富山痛痛病”就潜伏了几十年的时间。

2 我国现行制度的障碍

2.1 我国的公司法人责任制度不利于公司终止后承担环境责任

与民商法发达的一些国家不同，我国不允许设立无限责任公司。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还是一个独资公司，都只能是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我国的公司法人只能以其自身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而股东则以其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对于超出公司全部资产部分的债务股东不负责任。虽然我国新公司法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但仅有第20条、第64条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作了原则性规定，规定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和财产混同的情况下，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或股东权利致使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损害的情形，是否能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公司法中没有作规定，仍应适用有限责任制度。公司股东滥用公司人格或股东权利损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的利益的情形尚且承担有限责任，那么公司法人一般情况下的侵权行为更是只承担有限责任。现行的公司法人责任制度，决定了公司环境侵害行为侵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时，股东不负连带责任，由公司自身负有限责任；当公司终止时，则意味着没有责任主体对受损的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直接承担责任。鉴于此，为有效救助受损害的利益，必须确立公司终止后的环境法律责任，对损害的救助提供法律保障。

2.2 公司的清算制度不利于公司终止后承担环境民事法律责任

在我国，公司除因合并或分立而发生的变更之外，公司的解散都必须进行清算。清算的核心是财产清算，包括收取债权、清偿债务和分配财产，根据我国《破产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对公司进行清算，其分配财产的顺序是：（1）支付清算费用；（2）职工工资及劳动保险费用；（3）清缴所欠税款；（4）清偿企业债务；（5）股东分配剩余财产。在清算期间，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应立即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进入破产程序。破产财产先拨付破产费用后，按下列顺序清偿：（1）破产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2）破产企业所欠税款；（3）破产债权。破产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债权人清偿要求的，按比例分配。从以上规定可见我国法律在规定财产分配时，并没有把公司终止后的侵权损害赔偿费用考虑在内，这样一次把公司财产分配结束，一点剩余财产都不留，不利于公司终止后承担环境民事法律责任。我们知道，公司终止便意味着失去主体资格，对于受害人来说，则意味着失去责任主体，但依据现行的清算制度，即使有责任主体，受害人也因责任主体没有可供承担责任的财产而同样得不到赔偿。

2.3 环境侵害案件的诉讼时效不够长

《环境保护法》第42条规定：“因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提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到污染损害时效起计算。”这一规定，与民法通则规定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二年不同。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当适用环境保护法的特别规定。 除此之外，民法通则还规定了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为20年，这仍适用于环境侵害案件，即受害人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20年内（包括20年）可以向法院提讼。但是，这也意味着如果20年后才发现的话，受害人即使向法院，因其已超过最长诉讼时效，权利仍然无法得到保护。

3 确立公司终止后的环境民事法律责任

虽然明确了如何确定环境民事法律责任，但是依据现行的法律，在现实中，还存在主体缺失的情形，公司的终止就是一个例子。当公司终止，其主体资格已经消失，这意味着没有责任主体，受害人只能自己承担损害，显然，此有悖法律公平正义理念。那么，为了维护受害人的权利，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应该如何确立公司终止后的民事法律责任呢？

3.1 建立公司终止后责任主体资格保留一定期限的法律制度

依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公司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只承担有限责任，我国新公司法虽初步确立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但并不适用于公司侵害公共利益或他人合法利益的情形，公司一旦终止便不再承担责任。对于公司环境侵害这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应有特殊的法律制度做保障，因此，有必要建立公司终止后的环境民事法律责任。本着“谁侵害，谁负责” 的原则，公司终止后的环境民事法律责任，仍应由侵害行为者――原公司来承担，而不应由公司股东承担连带责任。所以，我们应建立公司终止后责任主体资格保留一定期限的制度。从立法上可以借鉴美国公司立法，公司终止后不再继续经营业务，但并不立即丧失责任主体资格，即作为责任主体仍然存在一段时间。在美国各州的公司法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特拉华州公司法第101条规定，由于公司存续期限届满或其他原因解散的公司，可从期满或解散之日起，再延续三年，或按衡平法院的决定延续更长时间，以便依法进行民事、刑事或行政诉讼，逐步清算和终止其业务、处理和转移其财产、解除其责任，并向股东分配其剩余财产，但不得为继续进行公司业务而继续存在。 至于纽约州的公司法规定更为严格，体现在对公司的行为约束，该州公司法规定公司终止后，可成为被告，但没有时间期限。从表面上看，纽约州的公司终止后无论多久都有可能因终止前遗留下来的责任成为被告。但是因为除了公司法以外，各州的诉讼程序对各种不同的诉讼规定了长短不同的追诉期，所以公司在终止后成为被告的可能性并不是无限期的。因此，只要在追诉期内，已经终止的公司仍然像公司存续期间一样可能成为被告。 在借鉴美国的公司立法时，我们可以参照我国的具体国情确定公司作为责任主体在终止后的存续期限，该存续期限可规定为5年，我国的公司法人制度没有美国那样发达，过多的负担不利于公司法人的发展，但太短的期限则对保护环境权益的意义不大。

3.2 修改公司清算规定

即使是建立了公司终止后责任主体资格保留一定期限制度，但依据我国现行的公司清算制度，公司在保留主体资格期间仍无法对环境侵害行为承担责任，因为这时候的公司已经没有财产存在。这样，受害人即使能直接追究公司的环境侵害责任，也无法实际得到赔偿，公司责任主体资格保留一定期限制度的存在意义微弱。因此，在建立公司责任主体资格保留一定期限制度的基础上，有必要修改我国《破产法》和相关法律确定的财产分配制度，规定在分配清算财产时，分配一部分财产作为公司资格保留期间的财产。具体可作为公司债务，与“清偿企业债务”同一分配顺序，数额可根据公司的环境危险系数、偿债能力以及是否发生过环境侵害案件来确定。

3.3 修改环境侵害案件的诉讼时效

基于上面分析的环境侵害案件诉讼时效问题，本人认为，对于环境侵害应当延长最长诉讼时效，因为环境侵害是一种具有很强特殊性的侵害，其潜伏期有些是几十年，如，日本水俣病案例，从排放含有甲基汞的污染物到大量出现水俣病患者，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因此，只有规定更长的诉讼时效，赋予受害人请求司法救助的权利，才能更好地维护公民的环境权。否则会出现损害还没发生，时效已经届满的情况。

3.4 建立公司终止后环境责任基金制度

无论是公司终止后责任主体资格保留一定期限的制度，还是修改环境侵害案件的诉讼时效，其都是有期限的。当公司终止后保留责任主体资格的期限届满，受害人即使发现自己的权利受到公司侵害，仍然无法获得有效的救助，因为责任主体已经消失。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建议我国建立公司终止后环境责任基金制度。基金的来源可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终止前公司缴纳的环境责任基金；一是国家按比例从对公司所收取的排污费中拨付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公司主体资格存续期限届满后的剩余财产。公司缴纳环境责任基金的义务须由法律做出规定，具体可以在公司法中做出规定。至于公司该缴纳多少数额的基金，具体可以根据行业的危险系数及公司的排污量来确定。 这样，在公司责任主体资格存续期间，受害人可以要求公司承担责任；公司责任主体资格期限届满后，受害人则可以通过环境责任基金获得补偿。

4 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民事法律责任的现实意义

公司终止后环境民事法律责任作为对环境侵害受害人救助的法律保障，具有以下的现实意义：

(1)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民事法律责任，为受害人寻求法律救助提供了法律依据。按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公司一旦终止，人们就无法对一个不存在的主体提讼，当然也就无法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利。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法律责任，受害人在公司终止后发现损害也能通过追究侵害人的侵害责任而使受损害者得以补偿。

(2)公司责任主体资格保留一定期限法律制度，除了维护受害人的权利外，还可以对公司产生一定的约束力，防止其为了规避法律，逃避法律责任而终止。现实中，就存在着公司为了逃避各种法律责任而终止的情形。如果公司终止后作为责任主体还存续一定期限，那么“终止”，就不大可能会是他们为了逃避责任而做出的选择。

(3)确立公司终止后环境民事法律责任，有利于保护环境。终止后在一定期限内还得作为责任主体存在，而且环境责任基金的缴纳数额，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取决于其危险系数，公司为了减少日后承担责任的风险，为了少缴纳基金，为了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就会自觉地控制污染源，减少排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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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律责任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反垄断法 民事法律责任 私人诉讼机制

《反垄断法》第七章是关于法律责任的规定，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其中，有关民事责任的规定只有第五十条：“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笔者认为，该条立法较为原则和抽象，对责任的具体落实造成了诸多不便，在现实维权和司法实践中缺乏明确的可操作性。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剖析《反垄断法》第五十条的内涵和不足之处，并提出笔者个人的完善对策。

一、反垄断法民事责任的内涵

（一）立法之归责原则

归责原则，即确定责任归属必须依据的法律准则，是确定责任的标准和基础。“归责”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如德国学者拉伦茨所言：“承担责任，是指接受行为所产生的后果，并对这种后果负责。而承担责任必须具备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而可归责性又必须具有特定的适用于全体人的归责标准”。从我国《侵权责任法》所确立的归责原则来看，主要有两种归责方式：过错责任与无过错责任。从第五十条的文字表述来判断，立法归责原则应属于无过错责任，即只要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了损失，就应当承担责任，而不顾经营者是否有过错。立法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利于减轻“他人”的举证责任，更有利于保障“他人”的利益得到赔偿。

（二）法条背后隐含的内涵

1.一般认为，垄断有结构性垄断和垄断行为。我国反垄断法规制的对象应该是垄断行为，第五十条的民事责任也只制裁垄断行为。例如，一个企业通过创新和苦心经营在某个市场占有支配地位，如果没有实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反垄断法对市场支配地位本身并不干涉，而只规制该企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因此第五十条所指的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经营者实施了垄断行为。

2.第五十条中所指的“经营者”、“他人”，不宜做狭义的理解。笔者认为，“经营者”既包括生产商，又包括销售商、中间商、零售商等；“他人”既包括消费者，又包括与经营者处于同一市场竞争的其他经营者。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只要是因垄断行为受有损失的主体，不管其是竞争者、中间商、零售商，还是消费者，均可成为求偿权利人”。

3.第五十条中所指的“依法”并不单指依据《反垄断法》规定的责任，还可指依据其他法律规定的责任。如果单指依据《反垄断法》的话，立法应该会表述为“依照本法”。既然该条并未出现“依照本法”字样，那么有充足理由相信承担的民事责任还包括其他法律、法规所明确规定的责任。

4.第五十条所指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笔者认为，第五十条所指的承担民事责任应该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三种方式，其他民事责任方式均不适用于反垄断法的制裁方式。

（三）立法之科学性

第五十条之规定为私人诉讼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弥补了反垄断行政执法的资源有限性。我国反垄断法中设置私人诉讼制度的必要性，源于该项制度的运行机理与中国现实需要的有机契合：

1.私人诉讼有节约政府支出，弥补反垄断主管机关预算有限的作用

首先，法的执行本身就有成本，反垄断法也不例外。反垄断主管机构执法的全部费用源于国家财政支出，而私人诉讼中私人承担了主要的调查等费用和部分的审理成本（表现为诉讼费用等形式）。正如波斯纳所说“国家只需提供一个法院系统”，所以，私人诉讼耗费的国家财政支出相对较少。其次，私人诉讼具有弥补反垄断主管机构财政有限的问题。反垄断主管机构的有限财政，未必有足够的财力对所有的案件作细致的调查。再次，可以节约政府公共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公共权力机构反垄断动力之不足。政府的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允许私人利用自身力量进行诉讼，可以减轻公共权力机构的执法负担，使公共权力机构能够集中有限的人员和经费等投入到查处关系国民经济的重大反垄断案件上去。

2.私人诉讼有利于实现对于反垄断主管机构的制约

如果我们不能否认和杜绝反垄断主管机构本身存在的或者以积极方式或者以消极方式滥用权力的可能，若滥用权力的可能变为现实且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必将导致权利人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而反垄断私人诉讼的导入，一定程度上不仅起到限制公权力的作用，而且还能起到对执法机关进行监督的功能。反垄断主管机构在执法的过程中很可能遇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复杂的问题，反垄断主管机构对此很可能随意处理。而私人诉讼制度的存在，可以同反垄断主管机构形成一定竞争和互动，促使反垄断主管机构执法水平的提高。公共权力机构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主观故意或者客观上的信息阻滞等会遗漏一些垄断行为，赋予私人提起反垄断诉讼的权利，可以适度阻止公共权力机构有明知而不作为的情况产生。当政府考虑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对某些垄断行为制裁与否举棋不定时，受害人直接到法院，由司法机关对垄断行为进行裁决，可以提高公共权力机构的工作效率和透明度。当私人诉讼案件大量出现，或私人诉讼先于反垄断机关诉讼时，社会将促使反垄断执法机关对自己的职业能力或执法效果进行反省。

3.私人诉讼对受害人具有赔偿的作用

垄断行为不仅影响了市场的竞争秩序，而且损害竞争者、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当事人，应当有权利提讼寻求救济。法院作为中立的、超脱的纠纷裁判者，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纠纷的当事人得到公正的对待，司法的救济和人的基本权利联系在一起，不容被剥夺或者用其他的方式代替。通过私人诉讼，允许原告就其由于不当的垄断行为遭受的损失获得赔偿。这样也使得反垄断法的规则直接与私人受害者的利益相关联。这是反垄断主管机构所很难达到的。反垄断主管机构更多地为公共利益服务，其很难主动地去关注如何补偿违反反垄断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

除了上述的直接涉及反垄断法实施，反垄断私人诉讼其还具有宣传反垄断法之理念，唤起对反垄断法的信心，培养权利意识，推动竞争文化和竞争法律文化的形成。

二、反垄断法民事责任之缺陷

（一）《反垄断法》第五十条之规定为反垄断私人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也就是说，我国法律明确了民事诉讼为《反垄断法》的一种实施方式。但是，由于垄断民事纠纷案件专业性较强，反垄断法的一些规定具有较强的原则性和抽象性，涉及人民法院的操作条款相对比较简单，人民法院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新型、疑难和复杂问题，要真正发挥作用有待于一些具体的制度性规定加以补充。

（二） 如果说《反垄断法》）第五十条明确了私人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程序寻求一种救济，那么在实践中就会牵涉到一系列有关反垄断民事诉讼操作的问题。例如，当事人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何人可充当适格的原告；又如案件的管辖问题，私人可向何地、哪一级法院递交诉状；再如证据与证明责任问题，原、被告之间的举证责任如何分配，原告应承担哪些垄断行为的举证责任，被告是否需要承担一些垄断行为的举证责任；再如诉讼时效的问题，纠纷或损害发生超过多长时间后原告丧失胜诉权。上述存在的一些问题都是现行《反垄断法》立法中的缺陷，亟需出台《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以便增强私人、法官在司法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和预见性。

（三）从我国反垄断法的内容看出，执行我国反垄断法的主要是政府行政机构。而第五十条又规定了反垄断私人执行机制，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垄断行为都需要反垄断执法机关对垄断行为认定后，私人执行机制才可以启动。也就是说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认定是否必须为前置程序。笔者认为，该问题也是现行《反垄断法》立法过于原则和抽象所导致，同上所述，厘清此问题也需出台《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

（四）因现行《反垄断法》立法原则性也造成第五十条的损害赔偿模式和赔偿范围缺失，而不像《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双倍赔偿规定那么明确。如果不具体规定，反垄断案件的民事责任赔偿问题必然造成司法不统一的现象，给法官带来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也可能导致司法腐败、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甚至使私人诉讼制度形同虚设。当前世界常见主要有三种赔偿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绝对三倍损害赔偿；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是酌定三倍损害赔偿；以日本为代表的单倍损害赔偿。我国必须结合国情、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不能简单照搬或效仿他国模式，要考虑反垄断案件诉讼成本高、胜诉概率小的特征，设置惩罚性损害赔偿，增加私人诉讼的积极性，平衡受害者与违法者在诉讼活动中悬殊的预期利益，但是又不能设置十分严厉的惩罚性损害赔偿，以防出现滥诉现象。

三、《反垄断法》民事责任立法之完善

（一）尽快出台《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增强第五十条的可操作性，使私人执行机制能真正实现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反垄断法》自实施以来，人民法院也陆续受理了一批垄断民事案件，感觉了现行立法缺失可操性。可喜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4月25日公布了《关于审理垄断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从该意见稿的条文来看，涉及到案件管辖、原告的诉讼资格、诉讼方式、证据和举证责任分配、前置程序、赔偿范围、诉讼时效等问题。应该说，该意见稿增强了私人诉讼机制的可操作性，对第五十条现行规定的抽象性是很好的补充。希望该意见稿能尽快通过审查，正式公布于众并指导实践。

（二）我国反垄断法民事责任应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并不断完善受害者实施反垄断民事责任制度的激励机制。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在于惩罚、报复垄断行为者的恶，并预防未来相似垄断行为的再次发生。反垄断民事责任制度的设置应采用成本收益比例原则和动态量化原则，对市场主体或其他经营者因损害行为而连续遭受的损害结果应在最高额度内给予赔偿，从而激励受损的市场主体提起反垄断损害赔偿诉讼，以维护各类市场主体的竞争利益。

纵观各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也有弊，例如美国的绝对损害赔偿制度虽然能激发私人诉讼的积极性，但也曾导致滥诉现象的发生。日本的单倍损害赔偿机制不能平衡受害者与违法者在诉讼活动中悬殊的预期利益，无法达到反垄断执法的目的。单倍损害赔偿机制也使得损害赔偿制度的激励作用大大下降，反而鼓励了违法者的侥幸心理，因而也不可取。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国情以及法律的价值目标，我国可以建立双倍损害赔偿的责任制度。双倍损害赔偿在我国具有相对的适用优势：它不仅能对违法者加大威慑力度和激励私人实施，而且其激励程度也不过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滥诉现象，从而克服三倍损害赔偿和单倍损害赔偿的弊端，适应我国目前的市场需要。另外，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的也有过类似双倍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规定，该制度在我国已然具备了初步的立法基础。至于双倍损害赔偿的计算基础，应遵从世界反垄断法实践的普遍做法，以受害者的损害额为基础。而且，为真正维护受害者的利益，应规定胜诉的受害者有权获得支付合理的律师费、调查费及其他必要诉讼开支。

四、结语

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条确立了反垄断法的民事责任，为私人反垄断诉讼执行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立法较为原则和抽象，对责任的具体落实造成了诸多不便。司法实践中的大量程序和实体问题，还有待于审判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探索。私人执行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还有赖于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合。反垄断法在我国刚刚推行不久，随着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反垄断法将会在各方力量的推动之下不断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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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晓晔.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详解[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3]李国海.反垄断法实施机制研究[M].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

民事法律责任范文第3篇

关键词：幼儿伤害事故；民事法律责任；归责原则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3-289-01

幼儿园伤害事故，是指在幼儿园实施的教育活动或幼儿园组织的户外活动中,以及在幼儿园负有管理责任的园舍、场地、和其它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中发生的,对在园幼儿造成人身伤害的事故。

一、幼儿园民事法律责任归责原则

民事法律责任，是指行为人违反合同或其他民事义务而应负的法律上的责任。《民法通则》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十种方式：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做、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

归责原则，是指“在行为人的行为或者物件致他人损害的情况下，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行为人的侵权民事责任。”它是认定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幼儿园对在园幼儿伤害事故承担民事责任，原因在于幼儿园违反了其对在园幼儿所承担的教育、管理、保护的义务。幼儿园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是有可归于幼儿园的过错。

《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第三人侵权致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第四十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从上述法律条文看，幼儿园伤害事故责任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

二、幼儿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理由

过错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仅在有过错的情况下才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就不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必须有过错，即同时具备损害事实、违法行为、因果关系、主观过错。

幼儿园不是在园幼儿的监护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认定幼儿园在园幼儿伤害事故的归责原则，符合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也能充分发挥过错责任原则的法律效能，起到保护幼儿园健康发展的作用，平衡幼儿保护与幼儿园合法权益的作用。

三、公平责任原则是幼儿园在园幼儿伤害事故补充归责原则

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而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这就是公平原则。其适用前提是，根据法律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又会使受害人遭受的重大损害得不到赔偿，在显然有失公平的情况下，法院即可根据双方当事人的实际情况，按公平合理负担的原则判定，由双方当事人分担损失。

四、幼儿园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

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以财产性经济补偿为主，以非财产性的排除措施为辅，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由于幼儿伤害事故主要侵犯了幼儿的身体健康权，导致幼儿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因此幼儿园除承担相应的财产损害赔偿外，还可能承担精神损害赔偿。

五、对我们的启示

民事法律责任范文第4篇

一、 持卡人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持卡人透支是指持卡人超过信用卡备用金帐户余额在银行取现或在特约商店进行消费。根据是否超过银行规定的限额和期限，可以把持卡人的透支分为善意透支和恶意透支，二者的法律责任各异，相比而言，善意透支的法律责任简单明了，而恶意透支的情况就较为复杂，下面就分别加以分析。

（一）持卡人善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关于自愿、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和诚实信用的原则，持卡人在不超过银行规定的限额内进行透支，所透支金额自然应该由持卡人自行承担，即在合理期限内归还。如果持卡人确实无力承担，那么则由银行从持卡人的保证金额中扣除或者由持卡人的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这种情况较为明确，不是讨论的重点，讨论的重点是持卡人恶意透支后由于涉及到第三人和不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完全不同，因而有必要加以分析。

（二）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1、持卡人恶意透支但不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由持卡人自己交纳保证金而没有由他人提供担保并且持卡人只在银行超过规定的最高透支限额取现而并非在银行的特约商家进行超过最高透支限额的消费就属于此种情形，因为此时恶意透支的当事人只涉及两方，一方是银行，另一方是持卡人，并没有涉及到双方的第三方，即担保人或特约商家。在这种情形中，恶意透支行为之所以得逞除了持卡人的故意外，银行未及时发出止付令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对信用卡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按照信用卡协议和信用卡章程的规定，并按发卡银行与持卡人的过错大小，明确各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首先，应由持卡的恶意透支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数额巨大构成犯罪的，不仅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发卡银行还可以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承担全部透支额的返还责任，并赔偿损失。其次，根据民法的过错责任原则，发卡行在技术上完全有能力防止恶意透支行为发生却由于故意或者过失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是造成损失发生乃至扩大的重要原因时，在持卡的恶意透支人未归还前，由于发卡银行自身过错所造成的信用卡透支损失，应由发卡银行自行承担。

2、持卡人恶意透支且涉及到第三人时的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由他人为持卡人担保并且持卡人除在银行超过最高透支限额取现外，还在银行的特约商店进行超过最高透支限额的消费就属于此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中，由于不仅涉及到银行与持卡人双方而且还涉及到持卡人的担保人和银行特约的商店，因而较前述两种情形复杂，自然，从根本上讲还是要由银行和持卡人按过错程度的大小分担责任，如（二）— —1种情形所述，但在持卡人无力承担或持卡人逃逸后往往无法追究其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而银行往往会把责任推给第三人，即持卡人的担保人和特约商店。

对于银行与担保人而言，他们之间是一种担保合同关系，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担保人对持卡人恶意透支承担责任的限额。对于限额，担保合同有最高担保限额约定的按约定办，无约定的就相对复杂，主要表现为：是在银行规定的最高透支限额内（如牡丹卡为5000元）或是满足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最低条件的限额内（如中银卡章程规定，透支3万元以上应发出紧急止付令）还是对全部恶意透支额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就涉及到担保人能否以发卡银行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或紧急止付令作为拒绝承担全部恶意透支金额担保责任抗辩理由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能够，因为虽然发卡银行的担保条款大多规定担保人要对持卡人的债务无条件地承担全部清偿责任而发卡行对担保人不承担任何义务，从表面来看，这种规定也似乎符合《担保法》第二十一条关于保证责任范围的规定，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信用卡担保作为一种民事活动，同样应遵守《民法通则》，该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另一方违反合同受到损失的，应当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无权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只能自行承担。”，因而当发卡银行对持卡人监控不力、不及时、止付处理不迅速导致持卡人恶意透支取现或消费时，担保人可以以此作为抗辩理由，对超过允许善意透支限额部分的债务拒绝承担担保责任，这完全符合《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因为在持卡人大量恶意透支的情况下，银行没有及时发出止付令或紧急止付令，造成损失扩大，银行是有过错的，对于扩大部分的损失，银行应自行承担责任。

而对于银行与特约商店而言，他们之间是另一种合同关系，银行在发现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有义务及时通知商店终止结算以避免损失扩大，而商店在接到通知之前的义务只是注意持卡人每次透支的金额是否超过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如牡丹卡为5000元，普通卡为1000元），若超过，则不允许结算，若不超过，自然就无权终止结算。因而只要特约商店尽到了注意义务即不存在任何过错，他对持卡人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当然，如果发现持卡人透支消费超过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而仍给予结算，则特约商店对在本商店透支消费的这部分金额在持卡人未归还前应承担赔偿责任。

以上讨论的是持卡人善意或恶意透支时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下面要探讨的是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

二、 持卡人恶意透支后民事法律责任的承担

当持卡人的信用卡遗失、被盗或信用卡与身份证一起遗失、被盗，而拾得或盗得信用卡的人用信用卡恶意透支取现或到特约商店恶意透支购物消费就属于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对于其所造成的损失如何合理承担，是一个涉及到如何协调和保护各方当事人（即持卡人、银行、特约商店、担保人）利益的问题。自然，从根本上说，责任应由非持卡人，即恶意透支人来承担，但是，当非持卡人无法找到时，这种损失就只能根据过错的大小程度由上述四方当事人承担。

（一）持卡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根据持卡人是否有过错，持卡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也可分为持卡人有过错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和持卡人无过错时的民事法律责任。前者指持卡人将信用卡与身份证放在一起，当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被拾得者或盗窃者取现；后者指信用卡被盗或遗失后小偷或拾得者用伪造的身份证取现。对于前者，由于持卡人将信用卡与身份证放在一起，客观上加大了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的风险，因而持卡人自身有过错，根据民法通则中的过错责任原则，持卡人应对非持卡人的透支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对于后者，虽然持卡人无过错，但光由银行承担损失不尽合理，故持卡人也应对非持卡人的透支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只不过可在上述基础上减轻持卡人的民事法律责任；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承担责任的限度是在持卡人自己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如牡丹卡5000元，普通卡1000元）两者之和的范围内还是在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所规定的最低金额（如中国银行的中银卡为冒用金额超过5000元）的范围内或是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的全部金额承担赔偿责任。显然，如果银行在接到持卡人的挂失申请后及时向商家或下属分支机构发出紧急止付令，那么，银行的损失就可减少许多，然而银行未尽到这种通知义务，因而银行自身也有过错，故由持卡人来承担全部恶意透额并不合理。而根据银行信用卡章程和协议的规定，持卡人对信用卡遗失或被盗后在挂失前和挂失后24小时内被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应承担全部责任。笔者认为，在挂失前所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承担也许还算公平，而“挂失后24小时内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承担”的规定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电脑网络的普及显得不尽合理，因为信用卡既然作为银行提供的一种金融工具、金融产品，银行就应对其安全性负责，就象生产商对自己的产品质量应该负责一样，况且这种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是发卡行凭借自身的优势强加于持卡人的，因而持卡人有过错时承担责任的范围不应是非持卡人恶意透支的全部金额，也不应是银行发出紧急止付的条件所规定的最低限额（如中银卡为冒用金额超过5000元时就应该发出紧急止付令）而应是以持卡人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之和为限。而持卡人无过错时（指不存在身份证与信用卡一起摆放并已经挂了失）承担责任的范围则应是以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条件所规定的最低限额为限。

（二）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根据持卡人是否有过错，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可分为持卡人有过错时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和持卡人无过错时银行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对于前者，作为银行而言，由于它没有尽到及时发出止付令的义务，因而不仅持卡人有过错，而且银行也有过错故应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所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范围就是对超过持卡人信用卡上的存款加上银行允许善意透支的最高限额之和的部分承担责任。对于后者，作为银行而言，由于银行未尽到仔细核对持卡人与身份证的义务（当然也有人认为在目前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没有互联的情况下要银行尽此义务过于苛刻，也不尽合理），则过错更大，故在持卡人无过错，而银行过错大的情况下，银行承担的责任也应在前者基础上加大，责任应主要由银行承担，承担责任的范围就是超过银行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条件所规定最低限额以外的部分。如果恶意透支不仅以取款方式实现而且还以消费方式实现，则又会涉及到另外一个当事人— —特约商家。

（三）特约商家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特约商家在非持卡人刷卡结算时，理应尽到将身份证（无论是伪造的还是偷的）上的照片和恶意透支人的相貌、将信用卡上的笔迹与恶意透支人的笔迹进行核对的义务（当然同样也有人认为在目前全国身份证管理系统没有互联，而且笔迹可以摹仿的情况下要特约商家尽此义务过于苛刻，也不尽合理），而特约商家未履行此项义务致使非持卡人恶意透支得逞，因而有过错，而银行没有及时通知特约商家终止结算也有过错，根据《民法通则》中有关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规定，对于非持卡人在本商店消费的这部分金额，特约商店应该与银行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划分为：低于必须发出紧急止付令的最低条件所规定的限额以内的部分由特约商家负责，高于此限额的部分则由银行负责。

（四）担保人应负的民事法律责任

如果持卡人申请信用卡时，不是用自己的财产担保，而是请他人向银行保证，那么，对拾得者或盗窃者的恶意透支行为所造成的透支金额，在持卡人无力承担是情况下，担保人该不该承担呢？这得看担保人与银行所订的担保合同。通常，担保人与银行所订的担保合同规定的被担保人只是持卡人本人这一特定主体，因其属于债的一种，而债的主体双方均是特定的、明确的，而不是任意的，因而不可能对持卡人本人（被担保人）以外的任何人发生担保的法律效力，更何况非持卡人的恶意透支行为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要无任何过错的担保人去为违法犯罪者的行为承担责任，于情于理于法都讲不通。此外，担保人之所以为持卡人担保，主要是因为他对持卡人的信用感到放心，所以如果上述情况发生时要担保人为非持卡人的恶意透支担保，有悖于担保人的真实意思，既违反了公平和诚实信用等民法原则，也不合理。故笔者认为担保人不应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行为承担责任，这与前面提到的担保人应对持卡人的恶意透支承担责任完全不同，但鉴于信用卡章程的规定：“持卡人对信用卡遗失在挂失前及挂失后24小时内所造成的损失负责”，如果法院判决持卡人对挂失前及挂失后24小时内所造成的损失负责，而持卡人无力支付，则对这一部分损失，担保人应在自己的担保限额内承担责任，概括而言，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要满足两个条件：（1）只针对被担保人（持卡人）本人应负责的部分（主体条件）；（2）承担责任的限额在自己的担保合同所约定的担保限额内，而不是对非持卡人恶意透支造成的所有损失承担责任（限制条件）。

当然，关于信用卡透支后如何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问题还很复杂，以上所谈的还只是我对此问题所作的几点不成熟的思考，望能以此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主要参考资料：

1 《信用担保之辩— —关于信用卡担保责任纠纷的透视》 郑顺炎 载于2000年7月21日《法制日报》。

2《民法学》 郑立 王作堂 主编 北大出版社。

3《经济法学》 杨紫?@ 徐杰 主编 北大出版社。

民事法律责任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法律责任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如今，网络购物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种方式。我国的网络购物市场步入了快速增长期。网络购物增长的同时，网络交易引发的纠纷也层出不穷。这些案件引起了人们对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法律责任问题的关注，而现行法律却没有明确的规定。

一、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法律主体定位

《网络交易平台服务规范》第二条中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指从事网络交易平台运营和为网络交易主体提供交易服务的法人。从定义我们可以看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本身并不参与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交易，只是利用网络这一平台为贸易双方提供服务。目前，对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卖方或合营方说。这种观点将网络购物与现实购物相等同。第二，柜台出租方说。这一观点认为平台提供商通常与销售者签订网络空间（即所谓的“柜台”）租赁合同，并向其收取商品登陆费等相关费用，即所谓的“空间使用费”或“柜台使用费”。第三，居间人说。这一观点认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行为类似于传统的居间行为。第四，新型中介服务提供商说。此观点认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同于网络内容提供商（ICP），它的运营模式是提供网络交易平台，卖家在网上商品信息，买家通过浏览网站平台信息，直接与卖家联系交易事项，应属于网络中介服务提供商的一种，但不属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的四类中介服务提供商，而是一种新型的中介服务提供商。目前，这一观点得到普遍认可，也为司法判例一致的适用。上述四种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平台提供商的法律地位做出了分析。

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民事义务分析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民事义务是通过其参与买卖双方的交易活动，并在与交易双方订立网络使用协议的过程中产生的民事义务。

（一）约定义务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与用户之间，在用户进行网上注册时就形成了一种服务协议。这种服务协议有网络交易平台服务商拟定，而用户只有在同意了该协议的内容之后，才能正式注册，成为该网络的合法用户。针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而言，约定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网上交易顺利运作义务。包括维护整个网上交易平台的正常运行，并努力提升和改进技术等。第二，回复义务。主要是关于用户在本交易平台遇到的与注册、交易有关的问题。第三，协助义务。对于用户因在本平台交易发生纠纷或产生诉讼的，交易平台应该提供协助，并积极提供相关资料。

（二）法定义务

关于网络服务平台提供商的义务目前法律并无明文规定，对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不能完全套用现有的法律进行规制，应当根据其自身的特点设定其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审核主体资格的义务。商家作为网络平台服务关系的一方，提供商应该对其有关主体身份信息履行审查、核实和保管义务，在网络交易双方发生纠纷时，提供商不能证明已对商家的主体资格进行形式上的审查义务或不能提供商家的有关身份资料，则应对买家的损失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二，交易平台信息的监管义务。提供商对交易平台内的信息内容负有合理的事后监督义务，这是因为：第一，基于提供商与商家服务关系的合作性，两者之间具有共同的商誉和利益，提供商有维护网站信息内容健康、合法、真实的义务；第二，提供商对消费者负有有限的谨慎义务的。如淘宝商城中《商品如实描述规则》中就有相关规定。第三，保密义务。非经用户同意，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向任何第三方披露、转让、使用或出售交易当事人名单、交易记录等涉及用户隐私或商业秘密的数据。第四，资料存储管理义务。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应尽谨慎义务保存在其平台上发生的网络交易的相关信息、记录资料，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并使其日后可以调取查用。第五，信用管理义务。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可为交易当事人提供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估系统，与信用服务机构合作建立信用评价体系、信用披露制度以警示交易风险。

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民事法律责任分析

平台提供商对使用其提供的交易平台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民事责任是受服务关系和交易关系之间的联系和网络环境的特殊性两方面的影响的。第一，真实身份确定责任。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交易，容易隐藏当事人的真实身份，从而对交易安全带来影响。如果平台提供商没有或者疏于进行用户的身份认证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用户隐私保护责任。平台提供商不仅要防止他人利用非法手段盗取，同时也不能利用自己拥有的用户信息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第三，平台提供商对于平台上的信息的真实性进行审查的责任。第四，平台提供商的证据控制责任。平台供应商应该对交易中的要约、承诺等关键性证据直接进行控制。第五，交易平台安全保证责任，这是网络交易平台运行的前提和基础。由于从技术上及客观上却无法保证网络交易过程中各种信息、数据的准确性不发生变化，交易安全和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不受到威胁。因此，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可以在履行了法律和服务协议所规定的合理注意义务和提醒告知义务的前提下免于承担责任。

参考文献：

[1]汪涌，史学清.网络侵权案例研究[M].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72

[2]曹恒民，党文强.论平台式B2C中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法律义务[J].中国商界，2010（06）：145

[3]韩洪今，陈蕾伊.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民事法律责任[J].天津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院报，2009（01）：99

[4]刘晓纯，马兆婧.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的民事法律责任[J].天津大学学报，2011（05）：76-81

作者简介：

崔伟翠（1991～），女，江苏淮安人，现就读于江苏大学文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网络与电子商务法。

民事法律责任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公平原则

论文摘要：内幕交易就是内幕信息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违法行为．我国证券法规定咐于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这个规定比较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现有规制内幕交易法律所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的建议．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于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第76条明确规定了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民事赔偿制度，这一规定对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实现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法律修订后几个月内就发生了新疆天山股份原副总经理陈建良内幕交易案，吉林敖东内幕交易案和杭萧钢构内幕交易案等。尽管证券会加大查处内幕交易行为的力度并对其做出及其严厉的处罚，但是，不足以阻止内幕交易行为大量发生。主要原因是新《证券法》中内幕交易的规定不仅太原则，而且缺乏操作性，致使内幕交易受损的投资者不容易获得有效救济。

一、内幕交易概念

内幕交易，在英美称为内部人交易，在台湾地区称之为内线交易。0结合我国立法，在我国内幕交易的主流定义是指“有关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内幕人员和非法获得内幕信息的非内幕人员，利用尚未公开的、可影响证券价格的重要信息，进行证券交易，以获取经济利益或减少经济损失的行为；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行为。”

我们认为，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是指因其特殊地位而获取证券市场内幕信息的人员，利用该信息转变为公开信息前的时间差，进行证券交易或泄露该信息或建议他人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也学者认为：“掌握未公开、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的人，以获取利益或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该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或者建议他人、或者泄漏该信息使他人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的行为”。

我国的证券法没有正面对内幕交易做出定义，而是在第73条对内幕交易从反面做了规定，对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行为做了禁止性规定。内幕交易、欺诈客户、操纵市场和虚假陈述是证券市场中最为典型的四种违法行为，世界各国都对其进行严厉的处罚，特别是对于内幕交易规定了非常严厉的处罚．证券市场有句老话“最黑黑不过内幕交易”，可以说内幕交易是证券市场中危害最大一种侵权行为直接和间接的侵害投资者的利益和证券市场的秩序。世界各国从立法上做出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并且赋予投资者获得救济的途径。

二、我国现有管制内幕交易法律不足之处

(一)内幕人员规定的范围不全面，对内幕人员的规定有遗漏

《证券法》第74条关于内幕人员的规定列举性的规定几种内幕人员，还做了一个兜底条款，有证监会对这几种人员以外的内幕人员做出规定，而证监会对此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但是在许多内幕交易的案例中，有些违法主体在事实上属于内幕人员，但是其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所以难以认定其法律责任。

(二)关于民事法律责任规定不具体

《证券法》第76对内幕交易民事法律责任规定失之于原则，仅仅规定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应当对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样的规定欠妥当，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很难追究内幕交易人的民事责任，利益受损的投资者也很难获得救济。

(三)内幕交易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程序没有明确规定

由于涉及内幕交易的民事诉讼程序非常特殊，首先诉讼当事人数量十分大，原告不容易认定，按照普通的民事程序很难解决，必须要用特殊的制度，就是集团诉讼制度在我国称之为代表人诉讼。其次，由于证券交易的方式十分特殊，其确定因果关系、分配举证责任也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在内幕交易的案件中更是如此，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对内幕交易案件的解决力不从心。因此必须有专门的诉讼程序解决内幕交易损害赔偿纠纷。此外，内幕交易损害赔偿案件的管辖问题，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必须尽快完善法律，从而解决内幕交易案件的受理难题。

三、完善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的路径

(一)内幕交易的民事赔偿制度程序方面的完善

1．设置必要的前置程序。所谓内幕交易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具有隐蔽性，普通的投资者是不知道内幕交易的详情，受害者在证明内幕交易是否存在已经自己的损失几乎不可能。在内幕交易的案件中，普通投资者只有在证券监管机构(证监会)对被告施以行政处罚后，才能依据处罚决定证明内幕交易行为存在。因此，内幕交易案件也需要设置必要前置程序。笔者认为在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中可以尝试设置前置程序。通过设黄前置程序，首先起到一个过滤作用，把不符合受理标准的案件提前排除，降低法院的负担，减少对上市公司正常经营的干扰。其次降低投资者的诉讼成本，投资者可以利用现有的证据。

2．明确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管辖案件的管辖包括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就级别管辖而言，由于内幕交易案件法律关系复杂，诉讼中涉及很多专业知识，当事人众多，诉讼标的也非常大，笔者认为适合中级法院管辖。而就地域管辖，由于当前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上市公司有一千多家，分布在全国各地，但是分布很不集中，这些上市公司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因此案件发生数量可能地区性差别，如果僵硬的适用原告就被告的原则，一概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将会增加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审判难度，同时导致原告诉讼费用增加。做为中立者的法院，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既特殊有复杂，大部分地区的法院不能完全胜任：从我国司法资源的配置情况来看，笔者建议通过在上海、深圳的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证券法庭，审理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法律可以规定将这类案件管辖明确为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有利于原告、法院的审理、案件的执行。

(二)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实体方面的完善

1．认定内幕交易损害赔偿权利人范围。权利人就是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诉讼中的原告，有权向被告提出损害赔偿请求。1981年美国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通过WilsonV．ComtechTclccommunicationsInc一案发展了一个理论，对认定内幕交易损害赔偿权利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大意是内幕交易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资格应当具备“同时从事相反交易”和“善意”两个条件。在加害人从事内幕交易证券买卖的这一天与之为相反交易的善意投资者，应当是内幕交易受害人，有权提出损害赔偿，做出相反交易的投资者善意对内幕交易不知情，善意准据时点限定于内幕交易发生时间，这样能够准确的确定内幕交易受害人，排除仅仅因为市场风险而受损的投资。

2．确定内幕交易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赔偿义务人应当是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中的被告，了解内幕信息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并因此而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赔偿义务主体主要分为三类：第一是公司内幕人员，基于其在证券发行公司的身份而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员。第二是市场内幕人员。因为职业或者职责与证券发行人有特殊关系的而接触内幕信息的人。第三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获取前两类内幕人员手中内幕信息的人员。因此，应当建议除了证券法第75条规定外，还应当对第三那种内幕人员做一个详细的规定。从而保障法律对内幕人员的规定不出现大的漏洞。

3．认定因果关系与归责原则。证券市场中的交易一般是利用计算机系统撮合完成，因而不易判定投资者是否是内幕交易相对方，更谈不上证明内幕交易因果关系存在。依据美国证券法理论中的市场欺诈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向证券交易市场中披露不真实信息或者在交易时披露内幕信息影响了市场价格的真实性从而间接地欺诈了当时所有在市场中从事交易的其他投资者，投资者只要相信信息真实、不存在内幕信息而进行交易。如果因为内幕交易而导致投资者利益受损，则受害者无需证明内幕信息与损失之fHJ的凶果联系。对认定因果关系，我国法律该如何规定，笔者认为，吸收荚讧券法理沦t{的市场欺诈理论和信赖推推定二者存在着因果关系，但被告可以提出反证。若投资者的损失是由其它原因造成的，则内幕交易者不应当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在认定被告责任是，原告只需证明被告知晓内幕信息，并且完成了涉及该内幕信息的交易。但是被告可以以其并非利用内幕消息而完成交易、原告本身也存在过错为理由提出抗辩。但是应当不同类型被告区别对待，对于公司内幕人员和市场内幕人员的内幕交易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些内幕人员对公司负有信托责任，其获悉信息是基于本身职务或公司的信赖，应当对公司负有保密义务：而对于第三类内幕人员一般大多是非法获取信息的人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可以证听自己不存在过错。

4．计算损害赔偿的数额。各国一般都确立了民事责任优先原则，根据证券市场股东本位论的思想，政府对内幕交易人的处罚其最终目的是保护每一个投资者的利益。所以在对内幕交易人进行财产处罚和对受害者给予损害赔偿出现冲突时，应当优先民事救济，财产处罚硬顶缓行。

受害者获得损害赔偿是民事救济的中心内容，原告提讼须以遭受实际损失为前提，并且对其损失获得完全补偿。内幕交易受害者获得损害赔偿也需要准许这个原则，在计算内幕交易民事案件损害赔偿时，需要计算内幕交易违法所得、原告受到的损失数额。计算内幕交易损害赔偿数额有三种方式：计算实际价值、实际诱因或者计算差价。前两种方法由于不易操作，并且不利于充分保护善意投资者的利益，采用计算差价方法比较合适。

民事法律责任范文第7篇

[关键词] 数字签名 假冒 伪造

一、对数字签名的假冒与伪造概说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特别是Internet席卷全球，电子商务得到了蓬勃发展，数字签名也应运而生。关于数字签名的概念说法众多，本文所谓数字签名系指利用非对称密钥加密的安全技术方案表明对电子记录的证明或批准之任何字母、文字、数字或其他符号。 然而网络交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隐蔽的数字困扰，如欺诈和伪造，因此，一方面要建立一种确保网上交易信息真实性且能验明交易双方身份的机制，另一方面如何防范利用技术手段假冒、伪造数字签名以确保电子商务的良性健康发展也显得十分迫切。关于何为假冒，何为伪造，《辞海》的解释是：“伪”即作伪，虚假，与真相对；“假”即不真，虚伪。 《现代汉语大词典》的解释为：“伪造”即假造；“假冒”即以假充真，冒充；而该词典对“冒充”的解释为“以假充真”。 由此可见，假冒和伪造仍存在着细微的区别，“假冒”更为强调“冒”，是通过制造假的去冒充客观存在的真的；而伪造则更为强调“假”，是假造出来的，而真物本身并不存在。

专门就假冒、伪造数字签名作出规定的国家并不多，而且在已有的立法中各自规范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犹他州数字签名法案》第103条（13）明确规定了伪造数字签名：“伪造数字签名指未经私人密钥合法持有人的授权而创制的表面上具有真实性的数字签名。”《新加坡电子交易法》则使用了“不可靠的数字签名”的提法，该法第22条规定：“除非法律或合同另有规定，如果数字签名不属于下列合理因素，那么个人依赖该数字签名签署的电子记录承担数字签名无效或数字签名不真实的风险：（a）依赖于数字签名签署的电子记录的个人知道或已经注意到有关事实，包括证书中列举的事实或包含在其他附录中的事实；（b）如果知道数字签名签署的电子记录的价值及其重要性；（c）依赖数字签名签署的电子记录的个人和登记人之间有处理过程，已经可以获得的数字签名之外的签署是否可靠的其他情况；以及（d）使用任何交易方式，尤其是使用可靠系统或其他电子交易方式执行交易。”而《美国律师协会数字签名指南》第5.3条则使用了“不可信赖的数字签名”的提法，这后两者主要是从效果的角度来界定假冒、伪造的数字签名，并且范围更广泛些。而《联合国电子签名统一规则（草案）》第7条仅规定了“未经授权使用的电子签名”的情形。相比较而言，《马来西亚数字签名法案》规定得较为明确和周全，该法第2条中将“伪造签名”定义为：“（a）未经私人密码合法持有人的授权而创制数字签名；（b）创制一个认证证书标列为用户人的签名，但该人并不存在或并不拥有与证书中标明的公共密码相应的私人密码。”《马来西亚数字签名法案》将伪造签名区分为两种情形，结合上述关于假冒、伪造的定义，我们不妨将（a）种情形称为假冒电子签名，将（b）种情形称作为伪造电子签名。而对（a）种“未经私人密码合法持有人授权而创制数字签名”的情形，又可分为通过破解密码盗用私钥创制数字签名和已知私钥但在无合法授权的情况下擅自使用私钥以合法持有人的名义创制数字签名两种情形。

当然，从技术上讲，对数字签名的盗用和伪造是不太可能的。对于盗用他人数字签名的，由于“不可逆”原理的作用，尽管公私钥之间在数学上存在相关性，但要从对公钥的了解推知私钥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 因此，尽管很多人可能知道特定签名者的公开密码，并利用它核实签名者的签名，但他们却不能发现那个签名者的私人密码并进行盗用；而对于伪造签名也是同样的道理，伪造一个并不存在的用户并签发所谓的数字证书，就意味着需要推算出认证机构的密钥，从技术上来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如果伪造人仅仅通过制作一份虚假的证书或签名而不能提供有效的认证证书，则接收方可以通过对其数字签名进行验证发现其并非出自相关认证机构而否定其真实有效性。因此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就是由于私钥管理上出现的漏洞造成私钥未经授权使用的情形，因而这种情形也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最需要防范和规制的。

二、假冒、伪造数字签名的民事法律责任

未经授权使用数字签名是最有可能出现的假冒情形，因此现有立法的重点也放在了对这一种情形的规制上。以《联合国电子签名统一规则（草案）》为例，该草案第7条规定了未经授权使用电子签名的责任：“（1)如果一个电子签名是某数字信息的附件，并且(a)电子签名是未经授权的:（b）据称的签署人没有尽到适当的注意以避免未经授权的签名的使用；并且(c)收件人因诚实信用并合理地信赖该签名而遭致损失时，该数据信息将归属于据称的签署人，除非考虑数字电讯使用的目的和其他有关情况，这是明显不公平的。(2)当依前款规定，基于明显不公平的原因，数字电讯不归属于称谓的签署人时，称谓的签署人不对收件人恢复其在未授权签名使用前的状况而支出的费用承担责任。(3)第(1)款不适用于下列情况:（a）收件人履行合理的注意即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签字不是称谓的签署人所为;（b）收件人从称谓的签署人处获悉签字不是称谓的签署人所为而且收件人有合理的时间处理。(4)依据第(1)款，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将未经授权使用的签名归属称谓的签署人的，视作明显不公平:（a）将导致称谓的签署人的困难与收件人遭受的损失不成比例:（b）……。”根据该条规定，我们发现其责任设计和传统领域基本上保持了一致。在未经授权使用电子签名的情况下，只要收件人是善意的，并且被称谓的签署人有过失，则推定该电子签名是称谓的签署人所作出，经该电子签名签署的数据信息仍归属于据称的签署人。换言之，如果收件人是非善意或有过失，或者据称的签署人无过失，则该未经授权的电子签名不得视为是据称的签署人的。可以看出，这种规定仍是民法中关于善意第三人制度的延伸。但是，和传统民法领域适用的善意第三人制度相比，在电子商务领域也存在它的特殊性：从适用的要件上分析可以看出，在电子商务领域，对签名所有人的保护更为周延，或者说对适用第三人保护制度更为严格。在传统领域，只要第三人是善意无过失的，则要保护第三人的既得利益；而在电子商务领域，不仅要求第三人是善意无过失的，而且仅在称谓的签署人有过错的情形下，第三人的利益方可从指称的签署人处得到保护；同时，不同于传统领域的是，既使是在符合条件的情形下，统一规则仍然规定了适用例外的情形，即：如果将未经授权使用的签名归属于称谓的签署人是明显不公平的，则称谓的签署人不对该签名负责。至于何为“明显不公平”，草案规定了一些指南：所谓“明显不公平”，意指在“本质上不公平并在当事人之间导致明显的不平衡或不正当地给予一方过多的优势”。 工作组还可能考虑其他在归属环境下不公平的情况。

以上是针对假冒签名情形下的责任承担，如果是伪造签名的情形呢？即根本不存在伪造的证书上所列的签署人或者以自己作为签署人但实际上并未得到认证机构的认可。这种伪造认证机构私钥从而伪造证书的模式在技术上相当困难，或者该证书也许根本就不能达到合理可信的程度，在有些国家这被列为“不可靠的数字签名”之列，对信赖这种“不可靠的数字签名”产生的责任一般由信赖方自行承担。如《马来西亚数字签名法案》第63条第（1）款规定：“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如果信赖根据当时情形认为是不合理的数字签名，则数字签名的接受方应承担数字签名虚假的风险。”又如《美国数字签名指南》第5.3.2规定：“信赖方可以选择信赖有疑问的（不可信赖的）数字签名，但可能要承担数字签名虚假，或不可归属于某确定的签署者等巨大风险。”《新加坡电子交易法》第22条也规定，“……如果数字签名不属于下列合理因素，那么个人依赖该数字签名签署的电子记录承担数字签名无效或数字签名不真实的风险……”。即在这种情形下，接收方将承担因其不合理的信任而产生的风险。当然责任的最终承担者是做出伪造签名的行为人。

同时依据各国的规定，无论在何种情形下，认证机构对因假冒、伪造电子签名产生的责任均不负责，只要它已遵守了相关的规定。如《美国犹他州数字签名法》第309-2条（1）规定：“就与虚假或伪造的数字签名有关事宜已遵守本法所有重要规定的，该许可之认证机构对依赖虚假或伪造的数字签名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没有责任。”又如《马来西亚数字签名法案》第61条（a）：“在出现假冒或错误的数字签名的情形下，特许认证机构是根据本法案的要求行事，则对因信赖假冒用户人的或错误的数字签名所造成的任何损失，认证机构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香港电子交易条例》第42条（1）规定：“除非认可核证机关免除本款对其适用，否则该机关如已就其发出的认可证书遵守本条例的规定及遵守业务守则，即无须就因依据该证书证明的虚假或伪造的登记人数码签署所导致的任何损失负法律责任。”

无论如何，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即使在传统商业领域，假冒和伪造也都属于制度设计只能减少而不可能消灭和杜绝的问题，因而不要希冀能通过制度架构完全地克服电子商务领域的伪造数字签名的现象，正如同不可能杜绝假签名、假印章现象一样。

参考文献：

民事法律责任范文第8篇

关键词：大学生伤害；民事责任；归责原则

高校学生伤害事故日益增多，这给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和压力，随着一件件震惊全国的伤害事故的发生，学生的校园安全问题，已然成为社会、学校和家长关注的焦点。高校伤害事故的不断发生，不仅给学生及其家属带来极大的伤害和痛苦，而且直接影响高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秩序，给学校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以及带来声誉方面的负面影响。我国目前没有一部关于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只有教育部2002年9月1日颁布的《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理办法》，而部门规章因为位阶低，法院在审理学生伤害事故时很少用到，更让人忧虑的是，在《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中大部分规定的都是针对未成年的中小学发生校园伤害事故的处理，而关于高校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很少涉及。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校园，有必要积极开展高校学生伤害事故法律问题研究，对大学生伤害事故的作出明确界定，并就高校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进行明确。

一、大学生伤害事故的的界定

大学生伤害事故是指在高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组织的校外活动中，以及在高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发生的造成在校大学生人身损害后果的事故。事故是指发生在人们生产、生活过程中突发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意外事件，与故意造成的事件要区别开来。

大学生伤害事故必须是发生在高校实施的教育教学活动、组织的校外活动中，或者发生在高校负有管理责任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生活设施内。在这些活动中，高校负有组织、管理的义务，若因其未尽到组织、管理义务而发生事故的，就应当承担责任。

二、高校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

（一）高校与大学生的关系

关于高校与大学生之间的关系，学者有不同的认定。一种是权力说，这部分学者认为，高校是一种特殊的共同事业团体，具有公共管理的性质，是行政主体，拥有法律赋予的一定的行政强制权力，这种行政强制权力要求行政相对方必须服从行政主体，因此高校与大学生之间是行政管理关系。也有些学者认为高校与大学生之间是一种服务合同关系，高校是提供教育的服务者，高校与大学生之间是权利义务对等的平等主体；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高校与大学生之间既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关系，也不是单纯的服务合同关系，而是集教育行政管理与教育服务于一身的综合法律关系。高校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管理、保护的职责，大学生居于被管理教育的地位；同时，高校与大学生之间又存在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民事法律关系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它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的，它的内容既包含法定的权利义务，也包含约定的权利义务，而大学生伤害事故的民事法律责任是依据《教育法》等相关法律而产生的法定权利义务。

（二）法律法规对高校保护义务的规定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大学生伤害事故的法律规范，但是，在《教育法》、《教师法》等法律法规中，就学校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履行保护学生的职责作了相应的规定：（1）关心、爱护全体学生，不得歧视、侮辱、体罚、变相体罚学生；（2）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制止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者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3）必须提供安全的校舍、设施；（4）对学校的建筑、设施、设备、器材定期检查、维修；（5）为学生提供符合有关标准和要求的食品、饮用水；（6）必须根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安排学习活动、体育活动、生产劳动等有利于学生健康发展的活动；（7）应当建立学生健康管理制度，对特殊体质的学生应给予照顾，发现学生身体异常的应及时通知家长，对学生的伤病应及时处理；（8）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提供必要的安全和防护措施。（瞿瑛）

（三）高校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

“归责”是指依据某种事实状态确定责任的归属。所谓归责原则，就是确定责任归属所必须依据的法律准则。高校若违反前述法律法规规定的保护义务而对学生造成侵权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态。

在大学生伤害事故中，高校若因为自己的作为或不作为而违反法定义务给大学生造成伤害的，在故意的形态下理应承担责任；在过失的形态下，在特殊情况下适用过错推定，如：（1）高校在校园内施工，没有设置明显标志、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而造成学生伤害的，应当承担责任；（2）高校建筑物或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学生伤害的，若高校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应承担民事责任。在（张智群）

三、高校在几种典型事故中的民事责任

第一大学生自伤、自杀的。在这一类事故中，要看学生自伤、自杀的原因，如果是因为学校的过错而导致学生自伤、自杀的，如因教师体罚、侮辱学生、处分学生明显不当的，学校应当承担责任；如果是学生自己的原因、学生家庭的原因、其他第三人的原因，则不需承担责任。

第二校园设施、设备破损、老化而造成学生伤害的，学校应承担责任。若学校已经尽到管理、修缮义务，学生对设施、设备使用不当而造成伤害，学校不承担责任。

第三学校的后勤相关部门造成伤害的，如学生在食堂吃饭食物中毒的、因宿舍消毒不当而导致伤害等情况，如果食堂是学校的后勤服务机关，学校理应承担责任；如果食堂是学校承包给第三方，由于学校未尽到管理、监督的义务，也应担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第四学生自发组织的集体活动的伤害事故。按相关规定，学校对学生组织活动有监督、管理的义务，但在现实中，学生自发组织的很多活动并未报备学校，学校难以进行管理。因此，只要学校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教育、管理义务的，对于学生自发组织的集体活动，学生作为成年人应自行承担其后果。

第一、认真落实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建立健全高校学生伤害事故规章制度。我国目前还没有大学生伤害事故的专门法律法规，目前调整该类事故的主要有《民法通则》、《侵权行为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高校应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完善学校安全机制，将责任落实到人。

第二、加强大学生安全教育。高校作为教育管理者，要通过多种途径、形式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加强学生的安全意识，提高学生解决安全问题的能力，以此来降低学生发生安全事故的几率以及减少安全事故带来的损失。

参考文献：

[1]张智群.高校在大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中的民事责任探析[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03）

[2]朱清.在大学生伤害事故中高校民事责任的认定[J].法学论坛，2008（08）

[3]姚群群.高校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责任的分析[J].求实，2006（02）

[4]浦纯钰.高校学生伤害事故及其法律责任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36）

民事法律责任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 注册会计师 民事法律责任 制度重构 执业责任

注册会计师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一种专家的身份，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其它机构或组织提供审计、财务、会计服务。1993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对注册会计师执业的相关活动进行了明确规制。注册会计师在具体执业活动中，由于自身的过失或过错，给他人或组织造成了损失，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中主要包括民事责任。为此，笔者结合当前我国注册会计师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方面存在的不足，如法制建设滞后、法律规定不统一、相关制度不健全等，提出了相应的制度重构措施，希望对我国注册会计师民事法律责任制度的完善和促进有所帮助。

一、修订《注册会计师法》，明确承担民事责任的相应制度

纵观我国在注册会计师方面的法律规制，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刑法》、《公司法》、《证券法》等，从大的方向确定了注册会计师以民事责任为主、刑事和行政责任为辅的归责原则；二是《注册会计师法》，此法律是注册会计师执法活动最直接的法律依据，而这部颁布于1993年的法律，有很多内容已经过时，特别是在实际操作方面的具体措施和规则急需完善。

借鉴国外在注册会计师民事法律责任制度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好的做法，笔者建议我国新应该及时修订《注册会计师法》，将民事责任、合理保证等概念溶入其中，并将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构成要件、赔偿办法等进行明确，同时还要充分考量到我国当前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水平，实现法律在规制注册会计师民事法律责任时的指引、评价、教育、规范、强制等作用。值得欣慰的是，目前我国已将修订《注册会计师法》纳入了法制建设轨道，财政部和国务院法制办也正在积极调研，笔者希望最终修订的《注册会计师法》能够溶入更多现代元素，在民事法律责任制度规范方面有所展现。

二、推进注册会计师的行业自律监管，强化政府行政监管

基于当前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种种乱象，加强监管势在必行。在这方面，笔者认为，应该在行业自律监管和政府行政监管方面下大功夫，实行以行业自律监管为主、政府行政监管为辅的运作机制。

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方面，要严格会计师事务所的资格审批和后续管理，加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检查和运行控制，确保其在一个规范、法制的轨道上运作。对注册会计师管理方面，要严格考试，加强证书注册管理，并重点要在加强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建设方面做更深、更细的工作。因为，在注册会计师执业活动中，由于道德滑坡和自身利益考量，故意出具虚假报告的危害非常之大，这时就不仅仅只是本文所探讨的民事责任问题，而是上升到刑事责任方面了。

政府行政监管方面，虽然一些具体事务管理交给了行业协会，但会计师事务所的设立必须要在财政部门的监管下运作，一些硬性的规定，包括法律法规的制订出台，必须要由政府主导，要运用政府的强制和权威对整个行业进行监管。同时，对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的监管，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必须保证行业协会的运作在国家经济、社会体制的大框架内更好地规范和进步。

三、完善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鉴定制度

一般来说，注册会计师在发生执业民事责任纠纷时，要通过法院来认定相应责任。基于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特殊性，法官认定时较为困难，这时就需要一个相对客观、公正、独立、权威的机构来鉴定。2007年12月，我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鉴定委员会暂行规则》，并成立了执业责任鉴定委员会，这标志着我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鉴定工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暂行规则》中，对鉴定委员会的委员条件、议事规则、运行机制等进行了规定，但过于简单，执行力不足。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应该紧紧围绕鉴定委员会的独立性做文章，对鉴定委员会的职能和职责进一步规范，用严格的的制度来保障鉴定委员会独立地开展工作，让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真正得到当事人的信任，经得起法律的推敲，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四、推广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保险制度

基于风险的不可控，特别是一些工作过失造成的后果可能会比较严重，已经超出了注册会计师的承受能力，因此建立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保险制度非常重要且必要。2007年3月，财政部出台了《会计师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办法》，但法律效力不高，一直也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

笔者认为，由于当前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迅速，再加上资本市场的风险日益加大，因此急需进一步推广并完善注册会计师执业责任保险制度：一是要明确责任保险的标的仅限于过失，对于注册会计师主观故意造成的民事责任，必须由注册会计师个人承担相应的民事和刑事责任；二是实行可以实行浮动的、具有一定个性化的保险费率，要充分考虑到注册会计师的历史执业情况，对于执业历史业绩和诚信记录良好的人员，可以给予一定的费率优惠；三是在保险费用的承担方面，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各自要承担一部分，政府财政必要时也可以提供一部分资金，注入注册会计师责任保险基金中，为注册会计师提供更好的执业保障。

五、建立健全注册会计师执业诚信体系

诚信是人安身立命之本，也是注册会计师执业的灵魂。与注册会计师行业发展迅速相伴随的，还包括着审计造假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外类似“银广夏”等案件屡见不鲜，也是屡禁不绝。

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部分，为了进一步促进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建立健全注册会计师执业诚信体系非常重要。具体来说，注册会计师执业诚信体系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对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进行信用评级，定期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对于一些不符合诚信标准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随时调整其信用等级，必要时取消相应资质；二是建立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力量，为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信息的记录、监控和披露提供强大的支持平台；三是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严格执行《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信息披露制度》，重点对信息披露的种类、具体内容、渠道等进行规范；四是加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科学规范的执业环境。

六、结论

民事法律责任范文第10篇

内容摘要:《广告法》中没有将代言虚假广告的自然人作为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新实施的《食品安全法》较之《广告法》丰富了责任承担的主体范围,将个人也纳入到责任主体的范围中来。普通人与名人在代言虚假广告方面存在各种不同,承担责任的程度也应不同。对于名人代言虚假广告规定严格的民事责任,既有利于引导名人合法代言虚假广告行为,又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理信赖利益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名人 虚假广告 民事责任 合理信赖

我国《广告法》没有规定个人代言广告的法律责任,《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食品安全法》较之以《广告法》丰富了责任承担主体的范围,将个人也纳入到责任主体中来。实践中,个人代言多限于名人,因为广告代言人的代言基础是个人社会影响力,极少有普通自然人代言广告的,那么名人代言广告责任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

名人的含义

从新闻学角度来说,名人即著名人物或公众人物。一般是指知名度高、经常受到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人,是具有特殊性或称之为标志性的特殊群体,包括文艺界,体育界的明星,各行各业的家喻户晓的专家、社会名流、乃至科学家、政治家等人物。名人的共同特点一般有:一是上镜率高几乎家喻户晓,二是公信力高,所作行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公众的判断产生影响。笔者认为,名人的概念并非绝对,尽管如何把普通的广告代言人和名人加以区别无法明确界定,而且即使是名人,不同的名人在不同的广告中所起到的效果、对公众的影响力并不相同,很难用统一明确的标准对其进行定位。但从另一层面讲,名人毕竟不同于普通人,商家之所以利用名人做广告,就是因为他们有着和普通人不同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不仅可以使相关产品或服务借助其影响力迅速被消费者认知,而且能够通过移情效应和示范效应使消费者对产品进一步认可,能最大限度的促成其购买行为。正因为如此,名人在虚假广告中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是相当恶劣的。因此,这里的名人应该界定为,在一定时期内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普通人代言虚假广告与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后果的比较

从法律上讲,所有有生命的人如果代言虚假食品广告,都将承担连带责任,那么今后所有的食品药品广告都需要由卡通或者动漫人物来代言,这显然不是立法者的本意,但严格按照此条款来执行,普通人和名人的代言责任一视同仁,是否又合适呢?笔者认为,对普通人代言虚假广告的责任与名人代言虚假广告的责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区别对待。

(一)二者所产生的影响不同

名人代言人的影响力会对消费者的消费倾向产生很大的影响。按常理来说,名人通常没有资格对某一产品进行评论,但为什么有些公司会付钱请名人来做代言?通过请名人做代言,公司向公众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号:这种产品很受公司重视,而且有名人做出信誉的承诺。于是,代言产品和消费者之间就很自然地产生了某种亲和力和吸引力。消费者们往往通过购买代言产品或接受服务来表达对所崇拜者的敬仰,因此,代言人就成了产品或服务的特别推荐人。特别之处在于:一部分人在坚定的跟随代言人的行为动向,代言人不必“发号施令”,只需对某种产品或服务说上几句好话,该种产品或服务就变成了代言人和“粉丝”之间心里交流的工具和“粉丝”的消费选择目标。这种心灵感应是普通代言人和公众之间所不具备的。换言之,代言人身外包围着一批忠实的“粉丝”并很容易转化为代言产品的消费者,形成了“知名度平移”现象,这种现象在普通代言人身上是不可能出现的。

名人代言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生产商产生致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普通代言人无法达到的。

(二)二者所获得的收益不同

名人之间是存在竞争的,身价问题成为名人之间争名夺利、判断事业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前不久,容祖儿因为香港一家报纸将其广告代言身价225万港币,错误的报道为35万港币而大动肝火,并向香港法院提讼要求报社登报澄清其身价,恢复名誉,赔偿损失。这种情况在普通代言人身上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没有人会花费几百万去请一个平常百姓做广告,因为广告代言基础是建立在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认可度之上的。

(三)二者所达到的社会效果不同

名人代言广告不当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可以通过“三鹿门”事件就可以知道。自从三鹿婴幼儿配方奶粉被爆含有超量三聚氰胺致使20万婴幼儿得上肾结石以后,法院的门槛几乎被踏平,在受害人状告企业的同时有一部分人把矛头指向了代言人,邓婕、倪萍、薛佳凝等三鹿代言人深受官司困扰,纷纷召开新闻会道歉,而且邓婕的“不屑态度”还一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令公众相当不满。所属娱乐公司不得不取消其相当一部分通告以平息民愤。而普通人代言虚假广告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名人的影响力比普通人的大,波及的范围更广一些。一个厂家同样的两种商品,一个请名人代言,另一个请普通人代言,其所激发的购买力是相当不同的。霸王牌洗发水刚开始进行市场运作的时候,请成龙作为代言人。产品销量在一段时间排行位列市场第三名,但是后期请了一个普通的出身在中药世家的老人并且印了肖像在包装上,结果销量一落千丈。

由此,笔者认为,普通人和名人代言虚假广告因其各个方面的不同,承担责任的程度也不同这一点并不违反人人平等原则,相反正是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

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加重责任的法理基础

名人代言虚假广告承担加重责任的法理基础是保护合理信赖原则,即指:由于与某人有一定关系的因素的存在,致使另一方当事人基于这种因素产生了合理的信赖,并且做出了某种行为那么这种合理的信赖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何谓“合理”,应当从以下方面来考虑:“合理信赖”的产生必须是由一方当事人的某种表示、行为或承诺,或某人的某种状态、地位的存在,或与某人有一定关系的因素而引起的。因为法律不能在保护一方当事人的同时,过度剥夺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使其承担“祸从天降”的后果。在代言广告中,消费者正是基于“与某人有一定关系的因素的存在”而实施的购买行为,那么这种信赖行为理应受到保护。主张受合理信赖原则保护的当事人,应是善意的、无过失的。如果消费者明知道商品是虚假商品依然购买,那么无论代言人是否有过错,均不应承担加重责任。合理信赖必须是真实的、确定的信赖,并且该信赖产生于另一方当事人的某种表示之后。例如在某个洗发水的广告中,代言人没有一句台词,只是在镜头前展示自己用这个牌子的洗发水,那么这种行为就使得消费者确信这个名人在使用这个牌子的洗发水,直接在消费者头脑中灌入了这种印象:xx明星也在用,买来试试吧。这种情况由于名人的“现身说法”使得消费者产生了合理的、真实的、确定的信赖,理应受到保护。

保护合理信赖原则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是影响人际交往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只有当人们之间的信赖至少普遍能够得到维持,信赖能够作为人们之间关系的基础的时候,人们才能够和平地生活在一起,才可以正常的进行交往,从事交易活动。否则,大家就像处于一种潜在的战争状态,交易自是无从谈起。因为人们在进行交往,尤其是进行交易活动时,往往需要对自己的行为的成本与收益进行一定的计算、权衡,当发现自己的收入大于支出时,作为“经济人”假设的民法中的“人”,才会积极地去从事对他来说有益的行为。然而“经济人”要对成本与收益进行合理的估算,就要求他对于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并且这种预期能得到有力的支持与保护。这首先需要在人们之间建立起一种基本的信赖。其次,就是要通过规则或法律保证合理信赖能够得到实现。可见,市场经济中的交易活动以主体之间的信赖关系为基础。名人和普通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在影响力的营造下所产生的社会信赖度大大不同。同样的广告,人们对自己行为后果的合理预期所需要的支持和保护,名人比普通人做出的“贡献”更大。因此,名人和普通人对于他们自身所产生的支持和保护度所造成的后果也要承担不同的责任。

对于合理信赖的保护,首要的原则是根据当事人所合理信赖的内容来赋予法律的强制,从而使其信赖得以实现。最为直接的就是通过对期待利益的赔偿来实现对合理信赖的保护。因为信赖在有些情况下可以补正法律行为正当性的缺失,从而使本应不成立或无效的合同成立或生效。然而有时正是因为信赖的存在,使本来不应成立或生效的法律行为成立或生效,这时就需要以信赖利益赔偿的方式来保护信赖。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是《合同法》上的主要救济手段,除具有保障当事人交易目的实现,促进交易的功能之外,还是补偿或预防信赖损失的最好方法。因为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可以使赋予了信赖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限度地获得满足。期待利益的价值通常高于信赖利益,因为人们绝不会从事以巨大的信赖利益损失换取较少期待价值的赔本交易。信赖利益损失以期待利益予以补救,不仅可以全部补救信赖利益的损失,还可以满足当事人付诸信赖所渴望得到的利益。

消费者购买名人代言的产品,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希望达到和名人一样的使用效果,没有人为了达到和名人相反的效果而去购买某种商品。因此,对基于合理信赖所为的行为其配套的保护措施就是对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不同的人期待利益自然不同,对名人的期待利益要远远大于对普通人的期待利益。对这种期待所受的损害也要得到应有的赔偿。

名人经纪人的责任问题探讨

名人的经纪人是否应该成为责任主体呢?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名人与经纪人以及经纪人和经纪公司的关系入手研究。首先,经纪人的作用是为名人安排行程、通告、联系合约、洽谈片酬等等。但是,并不是所有方面都必须经过经纪人的许可,经纪人也不会对名人的每一笔收入都要抽成,只有经纪人为名人联系洽谈的通告,经纪人才会从中抽成。这种情况下,如果名人代言广告纯属个人行为,是自己联系的业务或者亲朋好友推荐的代言,经纪人是无需为此承担责任的。其次,经纪人分为两种:一种是纯私人的经纪人,即经纪人自己本身没有“组织”,凭着自己强大的人脉关系为名人做经纪人,另一种是经纪人受经纪公司的指派为名人担任经纪人。这两种情况所承担的主体是不同的。在纯个人的经纪人情况下,若名人依照经纪人的要求代言某个虚假广告,二者都是要承担责任的,只是这个时候不是连带责任。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名人和厂商有代言合同,名人和经纪人也会有经纪合同,出了问题,需要名人赔偿的,只能由名人赔偿完后向自己的经纪人追偿。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经纪人和经纪公司是雇佣合同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雇工在职务活动中的行为致人损害的,由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那么,由于经纪人的过错,对工作把关审查不利,对名人造成了负面影响,名人在承担责任的同时,经纪人所属的经纪公司也要成为责任承担的主体,如果是由于经纪人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损害,经纪公司可以向经纪人追偿。

在娱乐圈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副导演挂名经纪人。所谓副导演,会记录一部分比较有“戏”的人的联系方式或者索要照片,当手头上有工作的时候就会通知这些符合条件的人去面试或者去某某地方参加群演。他们的报酬从剧组直接获得,不抽取演出人员的报酬。他们对外的身份很大部分时间是经纪人。这种临时性的“经纪人”责任如何确定呢?目前没有任何关于本部分的研究和探讨。笔者认为,对于这部分人可以比照个人经纪人去处理,一个通知参加广告拍摄的电话就构成了口头合同,是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

参考文献:

1.周勇,陈尚海.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J].广告管理,2009(3)

2.范志国,高军.广告代言人对品牌塑造的作用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6)

3.刘继峰.论虚假广告代言人的法律责任[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