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纠纷案例范文
时间：2023-12-09 14:37:03
民事纠纷案例篇1
内容提要: 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相比具有外延闭合性、解决的严格规范性和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处于隐性状态等特征。刑事纠纷不同于犯罪、刑事案件和刑事诉讼，但又有密切联系。刑事纠纷可以按照关系的不同属性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提出刑事纠纷这一概念有助于促使人们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并能为反思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提供新的视角。
纠纷是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因各种原因导致的不协调关系，是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必然产物，人类社会正是在不断产生并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与民事法领域内民事纠纷的存在及其称谓已获广泛认可和民事司法制度致力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同，在刑事法领域内，由于涉及国家追诉犯罪与刑事法律的特殊性质，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这一概念并未得到确立，刑事司法制度以国家与被追诉者的对抗为主线，以处理刑事案件为中心，解决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刑事纠纷尚未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工作重点。然而，作为人类社会解决纠纷的机制，刑事司法与民事司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司法权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纠纷的活动。[1]刑事纠纷理应作为与犯罪、刑事案件等并列的刑事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范畴，刑事司法制度也应当将解决当事人之间的刑事纠纷作为重要任务。鉴于此，笔者拟对刑事纠纷这一概念进行解析，为完善刑事司法制度解决刑事纠纷方面的功能提供理论上和基本范畴上的支撑。
一、刑事法视野下的纠纷
犯罪是刑事法律的核心概念，刑事法律围绕犯罪而建构，刑事法律与民事等其他法律的最大区别在于刑事法律所规范和调整的是犯罪这一被定性为侵害整个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法视野下的行为是一种“较高级别”的行为，并非所有与法律相抵触的行为都会进入刑事法的视野，只有影响范围达到一定广度且严重性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受到刑事法的规范和调整。
在民事法领域，民事侵权等非犯罪的“较低级别”的行为被认为本身就是一种民事纠纷或内含着民事纠纷，而犯罪这种“较高级别”的行为中是否内含着刑事纠纷则不能简单作答。笔者认为，对刑事法视野下的纠纷应当有一个特定的观察视角，不应盲目否定其存在。下面通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来分析。
犯罪嫌疑人王某、李某酒后驾车回家，在地下车库见自己的车位被被害人的一辆凯迪拉克车占用，便通过保安寻找被害人未果。于是，王某、李某拿了一支口红，在车辆的前、后挡风玻璃及右侧窗玻璃上用口红涂写了侮辱性的文字。同时，李某用其手表带上的金属搭扣先后顶住两只前轮的气门芯，将轮胎气放掉，随后，又脚踢车辆的左前门。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致使该车的左后尾灯、发动机护板、车门、引擎盖、保险杠等部位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两人的行为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2]
这是一起非常简单的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故意损坏被害人的车辆，而损坏达到了刑法所规定的程度后就构成了犯罪，之后如何进行刑事诉讼定罪量刑都依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应规定进行。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个中人物的心理状态，就能发现一些刑事法律关系之外的要素。首先，犯罪嫌疑人回家后发现车位被占，导致其车辆无处停放，犯罪嫌疑人此时即对被害人产生了怨恨的情绪，两者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关系，但此时的不协调关系仍是单方面的。之后，犯罪嫌疑人寻找被害人未果，心中的怨气逐步郁积，加之喝过一点酒，便产生了报复被害人的念头并付诸实施。当被害人发现自己的车被人破坏后所产生的受害情绪和对破坏者的愤恨使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关系成为一种双向的关系。最后，被害人报案和公检法机关的介入使这一事件正式进入国家刑事法的视野。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演出以下几点结论：首先，本案中犯罪的发生起因于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的怨恨情绪，而这种怨恨情绪正是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产生纠纷的前提。其次，破坏车辆这一犯罪行为的发生一方面使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有了外在的表现形式，同时也使这一纠纷的影响扩大。再次，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在公检法机关介入后并不因为国家承担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而转化为国家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纠纷或归于消解，相反，这一纠纷仍会时时出现在国家处理犯罪的过程中并有可能在正式的诉讼程序完结后仍然存在。可以认为，在整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发展和终结的过程中都可以寻觅到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纠纷的影子，纠纷与刑事案件相生相伴，但未必同时终结。
换一个角度，假设犯罪嫌疑人对被害人车辆的破坏并未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而只是一个民事侵权，此时未进入刑事法视野的这一事件中存在的纠纷与事实上构成犯罪后的纠纷又存在多大的区别呢？恐怕其本质是相同的，只是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被害人毕竟不会在破坏行为构成犯罪时才对犯罪嫌疑人心怀怨恨。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某些案件中，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较高级别”的犯罪，还是“较低级别”的民事行为确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这些案件中，刑事法视野中的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其实共性大于异质。
二、刑事纠纷的界定
通过上述案例分析，已经为刑事纠纷在刑事法视野下的客观存在提供了一个实在的例证，需要在此基础上抽象出刑事纠纷的概念。刑事纠纷作为一种特殊的受到法律规范的纠纷，其界定应当体现出纠纷的属性和其受到刑事法律规范的特殊之处。笔者认为，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由于利益、情感等方面的原因并通过犯罪这一特殊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不协调的关系。
（一）刑事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犯罪
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始终有其固守的领域，在纠纷这一芜杂庞大的集合体中，存在法律力所不及的领域。一个纠纷是否受到法律的规范关键在于其外在表现形式是否为法律所调整，没有外在表现形式的不同主体间的不协调关系不是受到法律规范的纠纷。刑事纠纷受到国家刑事法律的规范，必须以犯罪为外在表现形式。犯罪的概念有形式概念和实质概念的区别：前者以具体、直观的实定法为标准，即将违反某一具体的《刑法》的行为视为犯罪；后者以抽象的、隐含的理论为标准，将危害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行为视为犯罪。对于刑事纠纷而言，作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的犯罪理应采取形式概念，即某一国家某一时期特定《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之所以从形式上限制刑事纠纷的范围，是因为研究刑事纠纷的最终目的是要对接刑事司法程序，而未为某一特定时空的《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是无法进入该特定时空的刑事司法程序的。
另外，由于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需等待刑事诉讼程序终结时的最后判断，因此，刑事司法制度最初接纳的都是“疑似”为刑事纠纷的纠纷。这些“疑似刑事纠纷”的发展演变按照其所依附的行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最后定性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构成犯罪，则依附于这一行为的“疑似刑事纠纷”转变为严格意义上的刑事纠纷；（2）一部分行为已构成犯罪，但由于各种因素而非罪化处理，例如被酌定不起诉，依附于这一行为之上的纠纷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刑事纠纷的所有要素，可以将其称之为“准刑事纠纷”；（3）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不构成犯罪，依附于这一行为之上的纠纷实际上就只是民事或其他纠纷而非刑事纠纷；（4）一部分行为最终被认定为不存在或非加害人所为，“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不存在刑事纠纷。以上四种情况中只有前两种可称之为刑事纠纷。
（二）刑事纠纷的主体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
加害人——被害人是刑事纠纷最原初和最基本的结构。在国家承担追诉犯罪的责任之后，刑事纠纷的主体是否有所变化？笔者认为，国家的参与并未改变刑事纠纷主体的二元结构，刑事纠纷的主体仍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
首先，国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内含了国家的意志，国家正是通过其所制定的刑事法律来将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行为界定为犯罪并纳入刑事司法制度予以处理的，因此，国家应当是刑事纠纷的评价者和判断者，而不应该是被评价和判断的刑事纠纷的参与者。一般说来，社会、国家通常被视为对社会公共利益、公共秩序、一般制度以及主流道德意识负有维护责任的抽象主体。在对冲突进行法律评价的过程中，社会、国家的利益和愿望从来都是评价的根据和出发点，而不是评价的对象。即便是在直接侵害社会或国家利益的冲突中，也不能把国家视作法律意义上的冲突主体。[3]纠纷主体应大致处于对等的地位，如果将国家视为纠纷主体，无异于允许纠纷的一方按照其单方所制定并体现其单方意志的规则来处理其与另一方的纠纷，这种纠纷的结构是令人难以想像的。
其次，不能以犯罪侵犯国家利益为由将国家视为纠纷的主体。诚然，国家需要通过追诉和惩处犯罪来维持社会的安定并实现一些内含在刑事法律内的价值目标，但国家的这种利益应当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作为纠纷主体的利益。如果说加害人和被害人可以在处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自私自利”地单方面争取己方的利益，国家则需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上来考虑整体的利益。因此，国家在对犯罪作出处理的过程中有其自身的利益并不能推出国家是刑事纠纷主体的结论，相反，由于国家的这种利益超然于加害人和被害人，反而证明了国家应当超然于加害人——被害人这一纠纷主体结构。
最后，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主体有可能导致国家“偷走”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纠纷，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制度忽视被害人利益。如果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主体并以国家——加害人之间的纠纷取代加害人——被害人之间的纠纷，被害人将在失去刑事纠纷主体地位的同时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边缘化。事实上，国家既不能完全取代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位置，也不能完全代替被害人的利益，将国家视为刑事纠纷的主体必将使刑事司法制度偏离其最初的加害人——被害人的基本结构。这在传统刑事司法模式中可见一斑。如果说传统刑法的根基在于国家——犯罪人的关系的话，那么，传统刑事诉讼则将国家——被告人的关系视作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夸大了国家与被告人关系的重要程度，以至于无论是在对抗性司法模式还是在公力合作模式中，被害人都没有太多的容身之地。被害人在很多情况下成为刑事司法制度的弃儿。[4]
刑事纠纷主体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那么在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是否存在刑事纠纷？笔者认为，在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中不存在刑事纠纷。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主要是考虑到被害人一方面的缺失将导致刑事纠纷结构上的解体，从而使研究刑事纠纷的目的——解决刑事纠纷失去了意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在理论上归类为没有具体被害人的犯罪，如果在实施过程中侵犯了某些具体自然人或法人的利益而产生了具体的被害人时，则会产生相应的刑事纠纷。另外，在一些危害特定区域公共安全和利益的犯罪中，例如纵火、投毒等等，由于其侵犯的是特定范围内个体的利益，因此也有刑事纠纷存在。
（三）刑事纠纷是单一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
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的种类日益增多。从加害人与被害人的数量角度来说，犯罪逐渐从最原初的一个加害人和一个被害人的形式发展出一个加害人多个被害人或一个被害人多个加害人的形式，甚至多个加害人多个被害人的形式。对于单一加害人和单一被害人的犯罪来说，刑事纠纷与犯罪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对于多个加害人或多个被害人的情况，刑事纠纷与犯罪则并非一一对应关系，一个犯罪可以对应多个刑事纠纷。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考虑到刑事纠纷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随着主体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共同犯罪中，虽然多名加害人共同对被害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不同加害人在犯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即使发挥的作用完全相同，被害人对不同的加害人也可能有不同的感觉进而产生不一样的刑事纠纷。在被害人多人时情况也是如此。因此，从有效解决纠纷的角度，将多个加害人或多个被害人视为一个整体并作为刑事纠纷的主体是不科学的，刑事纠纷是指单一加害人和单一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
三、刑事纠纷的特质
刑事纠纷的特质可以通过与民事纠纷的比较得出。除了刑事纠纷受到刑事法律的规范及其外在表现形式是犯罪这一特殊行为外，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相比还有如下特质：
（一）刑事纠纷的外延具有闭合性
与民事纠纷可以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不同，刑事纠纷只能以国家刑事法律规定的各种犯罪为其表现形式。由于国家刑事法律在特定时期内所规定的犯罪种类有限，所以刑事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也是有限的。在“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之下，以外在表现形式这一要素所“圈定”的刑事纠纷的外延是闭合的，不存在基于其他因素的考虑而将不具有犯罪这一外在表现形式的纠纷划归为刑事纠纷的可能性。民事纠纷则与之不同。由于民事法律有一些关于处理民事关系的原则性规定，而这些规定又可以适用于民事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所以民事纠纷的外延是开放性的。例如，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纠纷，如果刑事法律未将这些新的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规定为犯罪，则这些纠纷不能称之为刑事纠纷，但即使民事法律未对这些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作出事先的规定，也可以运用民法原理来加以解决，这些新的纠纷仍然可以被纳入民事纠纷的范围。
（二）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严格规范性
刑事纠纷受到国家刑事法律的规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刑事实体法的规定决定了刑事纠纷的“准入”标准；另一方面，刑事程序法的规定决定了刑事纠纷如何被解决和“导出”。由于犯罪涉及到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国家不允许加害人和被害人在国家刑事司法制度之外自行处理犯罪和解决刑事纠纷，而且在刑事司法制度之内也只能通过刑事诉讼这一唯一途径来解决。因此，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严格意义上的规范性。相反，民事纠纷的解决规范性则较弱。国家虽然设立了民事司法制度以备解决民事纠纷之需，但并不倡导公民将所有民事纠纷都通过正规的民事诉讼程序和诉诸法院来解决，反而希望民事纠纷可以自行消弥在当事人之间或通过一些司法制度以外的途径加以解决。即使最终需要通过司法制度来解决，也设置了一些包括仲裁、诉讼中和解与调解等在内的非正式解决渠道以代替正式的审判程序。从司法实践来看，虽然“诉讼爆炸”使法院每年的受案量与日俱增，但毫无疑问，在法院以外解决的民事纠纷的数量始终要远远高于在法院内解决的数量。因此，刑事纠纷的解决与民事纠纷相比更具规范性，这也要求研究刑事纠纷及其解决必须结合刑事司法制度来展开。
（三）刑事纠纷在司法程序中处于隐性的状态
对大部分案件来说，刑事纠纷从最初的产生、发展直至经过国家刑事司法制度处理后并非一直处于显性的状态，也并非始终是刑事司法程序的主线。一项犯罪行为在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后，受现代国家追诉主义的影响，国家取代被害人成为与加害人在“台面上”对抗的主体，此时国家与加害人的关系逐渐成为刑事案件发展的主线，刑事纠纷逐渐隐去直至完全被国家与加害人的关系所遮蔽；当案件经过刑事司法程序的处理后，国家与加害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国家实现了对加害人刑罚权而圆满结束后，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即刑事纠纷可能又重新回到舞台的中心，重新成为发展的主线。虽然在现代社会，国家代替被害人来追诉加害人是基于对犯罪的复杂性和私人追诉的难度等因素的考虑，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的介入打断了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刑事诉讼程序同步演进的节奏，从而可能导致经过刑事诉讼程序后刑事案件已结而刑事纠纷仍在的局面。与刑事纠纷不同，民事纠纷始终是民事司法程序的主线，主导着民事案件和民事诉讼程序的演进。
四、刑事纠纷与相关范畴
（一）刑事纠纷与犯罪
刑事纠纷与犯罪的关系密切：犯罪是刑事纠纷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载体，刑事纠纷则是犯罪的内在因素。刑事纠纷与犯罪相生相伴，随着犯罪的发生而同步产生。人们通过犯罪来了解刑事纠纷并通过刑事纠纷来解释犯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纠纷与犯罪是对同一事物站在不同角度观察的结果：犯罪是国家对某一行为的正式评价，而刑事纠纷则是当事人对同一行为的内心感受。
（二）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
刑事案件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在大部分情况下，刑事案件是一个程序法上的概念。例如在我国，立案作为刑事诉讼开始的标志，是每一个刑事案件都必须经过的法定阶段。也就是说，只有立案后才会产生一个刑事案件。
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而两者之间的区别则是首要的。首先，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关注的焦点不同。前者关注的是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存在与演变虽与国家通过刑事司法程序处理刑事案件有关但同时也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后者关注的则是国家如何通过强制力来处理犯罪。其次，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的外延并不一致，即有刑事纠纷不一定就有刑事案件，而有刑事案件也不一定有刑事纠纷。再次，刑事案件会随着刑事诉讼程序的结束而结案，但刑事纠纷却未必随着刑事诉讼的结束而终结，相反可能在刑事诉讼程序结束后仍长期存在。最后，在大部分刑事案件中，国家是与加害人对立的主体，而在刑事纠纷中，被害人才是加害人的对立主体。
基于上述差异和联系，我们应当在认识到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联系的同时予以区分。一方面，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应注意到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同时存在，在关注刑事案件的同时也应关注刑事纠纷，不能认为处理刑事案件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唯一目的；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到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之间的交叉与重合，并在刑事诉讼程序之中进行整合，以达到同时解决刑事纠纷与刑事案件之功效。
五、刑事纠纷的类型
（一）单向型与双向型刑事纠纷
这一分类是按照刑事纠纷主体在刑事纠纷中是否兼具加害人与被害人双重身份为标准划分的。所谓单向型刑事纠纷是指只表现为单方向的犯罪和只存在一种加害关系，即加害人加害被害人的刑事纠纷。在单向型刑事纠纷中，加害人只担当加害人的角色，而被害人只担当被害人的角色，两者不发生重合。所谓双向型刑事纠纷是指表现为双方向的犯罪和存在两种加害关系的刑事纠纷。在双向型刑事纠纷中，其中一个加害关系中的加害人在另一加害关系中转变为被害人，其中一个加害关系中的被害人在另一加害关系中则转变为加害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角色存在重叠与互换。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刑事纠纷均为单向型，也存在部分双向型刑事纠纷，例如互相伤害的情况等。
区分单向型与双向型刑事纠纷，通过对纠纷的指向进行归类，可以揭示解决这两种刑事纠纷的难易程度不同。由于双向型刑事纠纷主体既有过错又被损害，既是加害人又是被害人，更能理解和体谅对方的处境和心情，更易形成平衡并达成合意，因此相对而言，双向型刑事纠纷更容易解决。而解决单向型刑事纠纷需要在已经失衡的加害人与被害人关系中寻求新的平衡，一般来说解决的难度更大一些。
（二）开放型与闭合型刑事纠纷
这一分类是按照刑事纠纷是否涉及到纠纷主体以外的人为标准划分的。虽然刑事纠纷的主体仅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但刑事纠纷所带来的影响往往不局限于加害人与被害人。所谓开放型刑事纠纷是指刑事纠纷涉及到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主体的刑事纠纷。具体而言，刑事纠纷可能涉及到的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主体包括以下三种情况：（1）加害人一方的人或单位，也可称作加害人方。包括加害人的亲戚朋友、对加害人的加害行为有赔偿义务的单位和有义务维护加害人权益的社会机构组织等。（2）被害人一方面的人或单位，也可称作被害人方。包括被害人的亲戚朋友、有义务维护被害人权益的社会机构组织等。（3）既不属于加害人方又不属于被害人方但受到刑事纠纷影响的人或单位。例如，发生学生之间犯罪的学校等等。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日益紧密且多样化，现代社会绝大部分刑事纠纷都是开放型刑事纠纷。所谓闭合型刑事纠纷是指不涉及到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主体而具有闭合性的刑事纠纷。
虽然绝大多数刑事纠纷属于开放型刑事纠纷，但划分开放型和闭合型刑事纠纷仍有助于使人们认识到刑事纠纷对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外主体的影响并在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合理运用这些“其他人”的力量。一方面，刑事纠纷解决应当具有“涟漪”状扩散性的效应，应当尽量消除其对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人的影响，因而这些人应当参与到刑事纠纷的解决过程中。另一方面，虽然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人参与纠纷的解决必要且有所裨益，但仍应意识到刑事纠纷的核心仍然是加害人——被害人，而且还应当防范加害人与被害人以外的人参与刑事纠纷解决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加害人与被害人亲友的不当参与可能会使纠纷解决偏离加害人——被害人这一主线，也可能削弱加害人对其行为承担责任的自愿性。
（三）关系型与陌生型刑事纠纷
这一分类是按照刑事纠纷主体即加害人与被害人在刑事纠纷产生之前的关系为标准划分的。所谓关系型刑事纠纷是指发生在熟人之间的刑事纠纷。熟人之间的犯罪在一些特定犯罪中占据了较大的比例。例如，根据有的学者的调查，在我国1994年至2000年间判决的71个强奸案例涉及的108名加害人和149名被害人中，有68．4%的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是认识的。[5]这里的熟人可以是亲属、朋友、邻里或者同事，包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在现代社会，每个个人生活的范围较之传统社会要大得多，因此熟人应当作一种广义上的解释。
所谓陌生型刑事纠纷是指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刑事纠纷。在现代社会，人们的流动性加强而不再固守某一生活空间，这一状况导致许多陌生人有机会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空间，因此，相对于传统社会，陌生型刑事纠纷发生的几率大得多。例如，目前案发率较高的在公共场所进行的抢劫、抢夺犯罪引发的刑事纠纷大多属于陌生型刑事纠纷。如果说传统社会的刑事纠纷以关系型为主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陌生型与关系型刑事纠纷至少应当并重。
区分关系型与陌生型刑事纠纷是为了指明不同刑事纠纷中主体之间的不同关系，并进而探讨不同的解决方式。对于关系型刑事纠纷而言，刑事纠纷的解决应当注意到利用纠纷主体之前的关系并侧重恢复之前的关系；对于陌生型刑事纠纷而言，刑事纠纷的解决更多应关注犯罪和刑事纠纷本身对纠纷主体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加害人与被害人系熟人的案件刑事和解成功率为29．5%，加害人与被害人系陌生人的案件刑事和解成功率为12．6%。[6]这表明，关系型刑事纠纷相对于陌生型刑事纠纷更易解决。
（四）引发型与突发型刑事纠纷
这一分类以刑事纠纷是否由其他纠纷引发为标准。所谓引发型刑事纠纷是指在刑事纠纷产生之前，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已有其他纠纷存在，其后在各种客观因素的作用下随着犯罪的发生而引发刑事纠纷的情况。司法实践中，很多犯罪都是由民事纠纷激化所致，这些犯罪所产生的刑事纠纷均属于引发型刑事纠纷。所谓突发型刑事纠纷是指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本无其他纠纷，刑事纠纷是在一些客观因素的作用下突然产生的情况。在突发型刑事纠纷主体之间除了这一刑事纠纷外，并无其他纠纷。在司法实践中，一部分过失犯罪和激情犯罪所引发的刑事纠纷通常都属于突发型刑事纠纷。
区分引发型和突发型刑事纠纷的意义在于解决这两种刑事纠纷时应采取不同的策略。解决引发型刑事纠纷必须考虑到之前存在的另一个纠纷，否则有可能导致虽然解决了一个刑事纠纷但另一个刑事纠纷会随之而生的情况。因此，解决引发型刑事纠纷较为复杂。相对而言，解决突发型刑事纠纷则简单一些，只需考虑刑事纠纷本身即可。
六、提出刑事纠纷概念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促使人们关注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不协调关系。事实上，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不仅决定了刑事案件是否会发生、如何进一步发展，而且有可能直接决定了刑事司法制度处理刑事案件的最终效果。对加害人和被害人关系的关注也可以使对加害人的权利保护和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达到一个较为均衡的态势。提出刑事纠纷这一概念可以使一直“潜伏”在刑事案件内并潜作用于刑事案件但却“养在深闺无人识”的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关系走向前台并得到更多人的关注。
其次，有助于使人们认识到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交叉。在司法实践中，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其实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交叉的，但往往由于关注于犯罪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而忽视案件的民事方面。传统刑事法理论的最大缺陷就在于无视犯罪行为与侵权行为经常发生交叉这一客观事实，僵化地坚持对犯罪行为进行等同划一的刑事追究。[4]刑事纠纷这一概念，可以凸现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均涉及纠纷这一共同点，并通过展示刑事纠纷与民事纠纷之间转化和演变的关系来揭示刑事纠纷和民事纠纷在产生、发展和解决方面的共同点和差异点，从而使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有了一个新的互通平台，这些无论是对刑事案件的处理还是对民事案件的处理都将有所裨益。
再次，有助于为反思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提供新的视角。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强调以国家权威为中心，赋予国家的抽象利益以优先地位，犯罪被认为是对国家利益的侵犯。基于此，传统刑事司法制度犯下了一个错误：总是“自以为”国家能够彻底取代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的地位并以国家——加害人的关系取代加害人——被害人的关系。殊不知加害人——被害人这一犯罪的原始结构是不会因国家的介入而消解的。国家在处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所要做的不是取代被害人的地位，而是要合理处理好国家——加害人和加害人——被害人这两组关系。国家不得从犯罪被害人和刑事罪犯的冲突中“溜之大吉”。[7]提出刑事纠纷这一概念并使之区别于刑事案件，有助于区分国家——加害人和加害人——被害人这两组关系，能够为审视传统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造传统刑事司法制度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最后，有助于将纠纷解决观引入刑事司法制度。纠纷解决观是一种以承认纠纷的客观存在和不可回避为前提，将解决纠纷视为重要任务以防范纠纷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的观念。纠纷解决观作为一种承认纠纷不可回避并致力于解决纠纷的观念，理应在现代司法制度中得到确立并作为构建、完善司法制度的指导性观念。通过提出刑事纠纷这一概念，可以将在民事领域深入人心的纠纷解决观引入刑事司法制度，从而丰富刑事司法制度的目的和功能，并提升刑事司法制度的整体效能。
注释:
[1]汪建成，祁建建．论诉权理论在刑事诉讼中的导入[j]．中国法学，2002，（6）．
[2]宋英辉，袁金彪．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4－225．
[3]顾培东．社会冲突与诉讼机制（修订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4－25．
[4]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j]．中国法学，2006，（5）．
[5]刘守芬，申柳华．强奸案件的加害与被害——71个强奸案例的法律实证分析[j]．犯罪研究，2004，（4）．
[6]宋英辉．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实证研究[j]．法学研究，2009，（3）．
民事纠纷案例篇2
摘要：近年来，由民事纠纷而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数量在检察机关承办的公诉案件中呈逐年上升趋势，本文就这一情况产生的原因、特点及检察机关在处理及预防此类型犯罪方面可采取的对策进行阐述。
关键词：民事纠纷 犯罪 “民转刑”案件
一、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
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益、义务或民事责任为内容的社会法律纠纷。刑事犯罪与民事纠纷本属于不同的法律领域，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价值观念的转换，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亦呈现异常严重的态势。一方面，民事纠纷数量大幅增加，纠纷主体寻求运用解决机制日益频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各类社会文化的冲突加剧，各类社会矛盾激化，部分社会主体的法律观念淡薄，加上当前社会贫富分化差距越来越大，少数贫困群体的心理失衡，产生纠纷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民事诉讼及相关制度处理纠纷的理念和程序设计上存在诸多问题，无法适应各类民事纠纷的处理要求。民事诉讼程序的专业性及复杂性、基层组织调解功能的弱化，也致使小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甚至进一步恶化。
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辅之以必要的条件，就会激化，或者说爆发。许多刑事案件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而是由于民事纠纷长期得不到妥善解决，转化而成。近年来，由婚姻家庭、经济、邻里、劳工、琐事等民事矛盾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案件增多，占全部刑事案件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二、由民事纠纷引发刑事犯罪案件的特点及成因
（一）“民转刑”案件特点
1、犯罪主体中农民及农民工比例高，受教育程度低
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民转刑”案件犯罪主体的统计表明，犯罪嫌疑人中农民及农民工的比例达到30%1以上，据某些外省市检察机关的统计此比例甚至达到80%以上。北京市检察机关统计此类案件犯罪嫌疑人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0%，与其他地区检察机关的统计数据一致。
2、多为因经济纠纷、劳资纠纷、侵权赔偿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
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的统计，因经济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在“民转刑”案件中比例最高，为40%左右。此类案件多数为犯罪嫌疑人为追索货款、欠债等问题引发犯罪。发生比率较高的为因劳资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如犯罪嫌疑人王某为某餐厅厨师，后因餐厅整顿被解雇，李某为索要工资多次与老板协商，并到相关劳动部门反映，未得到及时解决，后情急之下持餐厅菜刀将餐厅老板身体多处砍伤。因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引发刑事犯罪的比例也较高。例如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2009年2月至3月接连受理三起故意伤害案件，均是由家庭中夫妻矛盾引发的，其中二起案件是由于夫妻间感情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对方有婚外情的发生，而产生矛盾，引起的家庭暴力案件，另一起是夫妻双方在离婚时由于财产分割问题产生矛盾，另双方积怨较深，一直未得到正确的化解，最终丈夫持刀将前妻砍为重伤。
3、“民转刑”案件中暴力犯罪案件所占比例偏高，后果严重
因民事纠纷引发的刑事犯罪的犯罪类型相对集中，暴力型犯罪所占比例较高，最突出的为故意伤害案件。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2007年以来“民转刑”案件类型进行统计，故意伤害案件占总数的60%。其他暴力犯罪如故意杀人、抢劫、绑架、聚众斗殴、非法拘禁案件的比例也比其他类型案件相对要高。
（二）形成原因
1、犯罪个体原因
第一、犯罪个体普遍自身素质较低，在民事纠纷产生时易产生刑事犯罪的主观故意，导致刑事犯罪发生
根据北京市检察机关对2007年以来对刑事犯罪案件的调研，发现此类型犯罪主体农民工及受教育程度低于初中水平的人员占90%以上。由于缺少科学文化教育，这些人更容易表现为心态脆弱，情绪浮躁，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甚至不讲道德、不讲亲情，只讲个人利益，往往以极端的方式处理矛盾纠纷。这种内因还体现在法制观念淡薄，不能自觉地用法律和法规约束自己，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容易冲动，不能通过正确的途径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多感情用事，采取简单粗暴的维权方式，导致矛盾激化，酿成刑事案件，给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引发刑事犯罪的发生。
第二、犯罪个体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导致民事纠纷处理不当引发刑事犯罪的发生
首先，农村地区受到客观因素影响，人们的文化水平偏低，对于社会道德和生活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并且家族亲属意识较强，容易因个人利益、家族矛盾，以及农村地区特有的土地以及水利关系产生民事纠纷，同时，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在这类地区作用不很明显，民事纠纷不易得到正确解决而引发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生。
其次，城市中的闲散无业人群以及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社会底层人群容易引发“民转刑”案件。城市中经济发展较快，社会成员的地位及贫富分化更为明显。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在经济上、文化上以及社会地位上均属于弱势群体，生存环境相对较差，生活中容易与他人产生矛盾或者家庭关系出现不稳，并且容易受到社会救济方式的忽视。这类人群也由于自身经济基础及生活环境的影响，遇到家庭或者经济纠纷后多数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在矛盾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后更容易产生绝望、厌世、甚至是仇恨的心理，从而引发刑事犯罪的产生。
再次，家庭内部环境不和谐，引发刑事案件的发生。家庭氛围对人的行为意识有着重大的影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之其他社会关系是最为密切的，因此联系家庭成员日常生活的经济、情感、子女、生活琐事等一系列问题十分容易引起矛盾和纠纷，单亲家庭及再婚家庭等相对特殊的家庭关系中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基础往往较为薄弱，因此在处理家庭矛盾时更容易产生家庭暴力等情况，从而引发刑事犯罪的发生。
2、社会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原因
第一、社会救济不到位
目前社会基层组织的调解工作能力总体不高，及时发现矛盾、化解矛盾的能力有限。中国现行体制下，村委会、居委会、治保会、司法所、派出所等都有调解民间纠纷的权利和职责，但是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协调作战的观念。“民转刑”案件的民事纠纷大多发生在邻里、亲属、同事等相互熟识的人员之间，导致基层调解组织缺乏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和主动性，加上部分调解工作人员工作方法不当、工作责任心不强没有及时发现问题，习惯坐等纠纷上门，导致矛盾积怨加深。
第二、公力救济程序繁琐不易行使
诉讼是一种极具职业专门性的技术性活动，在认知方面不易为一般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并且对于那种“法律适用模式”的诉讼（即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最后作出判决），当事人参加诉讼的程度受到一定的限制，从而在心理上与诉讼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妨碍了对诉讼的利用。与其他民事解决纠纷机制相比，民事诉讼的程序复杂、繁琐，时间持久，成本高昂，常常让人望而却步。绝大多数“民转刑”案件的当事人认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民事纠纷成本高、时间长、判决执行难以保证，因此不愿采取诉讼的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民事诉讼的严格规范性和国家强制力，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不适应特殊个案所需的灵活性解决要求，也难以满足当事人之间不伤和气与维持原有关系的要求。
三、预防“民转刑”案件发生的对策
（一）加大普法宣传，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
有针对性地开展全民普法宣传活动，普法宣传形式要多样化，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多方位进行，宣传的内容要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针对不同的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普法教育活动，如在农村地区以及针对农民工群体，根据其文化素质、对法律的理解能力等实际情况，普法活动应当浅显易懂，结合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制教育；针对无业人员以及社会生活的底层人员，在帮助其解决生活、工作等实际困难通的同时，向其进行普法宣传教育，使公民能够正确运用法律来维护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用理智战胜冲动。
（二）进一步加强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深化运用
拥有调解民间纠纷职责的基层组织包括公安机关、基层法庭、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治保会等，这些组织在预防调处民间纠纷、防止矛盾激化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多个部门也会形成权责不明、互相推诿的弊端，因此，建议将调解权限收归某一部门，该部门负责协调、组织相关部门具体实施调解工作，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确，并将职权职责加以详细规定，建立责任倒查机制，以达到责任与权力相对应，建立积极有效的调节防控机制。如某地成立矛盾调处中心，整合了镇司法所、派出所、各行业主管部门、涉农部门、各村调解会，社会团体以及镇退休干部、退休教师等方面的力量，由综治委聘请上述人员作为中心工作人员，对一些重大复杂的纠纷案件进行联系调处，形成综治部门牵头、部门联动、多方参与的大调解格局。
（三）发挥政法部门职能，切实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各级政府对“民转刑”的危害性有充分的认识，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尤其是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以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构应加强对私企等用人单位的监督检查，充分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各级民事审判、调解及法律服务部门，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原则，为遏制“民转刑”案件提供一个全方位、立体交叉的社会屏障。对可能引发的的案件，政法部门要加大督办力度，加快化解调处的进程，建立预警机制。基层调解组织发现民事纠纷，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提前“预警”，有效处理，防止“民转刑”案件发生。
注释：
民事纠纷案例篇3
论文关键词 刑事和解 民间纠纷 民事纠纷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全新的司法理念和司法范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快速传播和实践。近些年来，也逐渐被我国法学理论研究者和司法实务部门所关注，尤其是刑事和解范围的界定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刑事和解作为一种刑事案件的解决方式，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和整个刑事法领域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作为一种重要的诉讼理念，对刑事审判工作的改革创新有积极作用。
改革在带来全新的理念的同时也必然产生风险，刑事和解制度也对传统刑法原则与理念，诸如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无罪推定等带来极大的冲击。本文将跳过这些争论，姑且不论其存在的合理性问题，而站在我国新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274条规定的角度上，探讨如何解读我国的刑事和解才更符合该制度的本意。
一、刑事和解范围的根据
在我们研读具体条文规定之前，笔者认为应先根据该制度运行的理念来确定出刑事和解的大致范围。基本上，我们认为刑事和解范围的确定应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险性与人身危险性，而这两点恰恰代表了刑罚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基本理念。报应主义主张以客观的行为及其结果作为处理的根据，因此要求刑罚与罪行等价。罪行由犯罪事实、犯罪性质、和犯罪情节等要素构成集中反映了犯罪客观上对社会已经造成的损害或可能造成的损害，体现了法益的损害程度
二、刑诉修正案第274条解读
2011年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全文，其中第274条即涉及刑事和解制度。其内容如下：
对于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达成和解协议：
（1）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2）除渎职犯罪以外的可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过失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
我们姑且不论该条文规定是否符合刑事诉讼基本原理以及我国司法实践的现状，就条文本身的语法结构来看，第一款之规定相当模糊。从条文第（1）款来看，作为可以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情况之一，需要具备三个基本要件：
1.原因要件：由民间纠纷引起
2.内容要件：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即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财产权利的案件。
3.结果要件：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
在阅读该条款时，我们很容易发现，“民间纠纷”一词似乎不属于刑事法律用语，其具体内涵和范围具有不确定性，但恰恰是对该词语的解读决定着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应用范围。所以，对“民间纠纷”的解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但是纵观中国法学界几乎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权威性解释的先例，本文将从不同角度对该词进行初步解读。
三、民间纠纷是否等同于民事纠纷
当前很多人在提到阅读该修正案274条时，并没有对该规定产生任何疑义，原因是其理所当然的将“民间纠纷”与我们在民法上所熟知的“民事纠纷”完全等同起来。那么民间纠纷到底是否就是民事纠纷呢？我们将从中国民事立法入手试图区分两个概念。
（一）民事纠纷
所谓民事纠纷，是指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发生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社会纠纷。
（二）民间纠纷
“民间纠纷”一次虽然在日常活中十分常见，但极少被运用到法律规定中。纵观中国立法进程，只有1990年4月19日司法部的《民间纠纷处理办法》对“民间纠纷”一词的界定有参考意义。该办法第三条规定：“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的范围，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的民间纠纷，即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而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在内的相关立法（如《民事诉讼法》、《村委会组织法》、《居委会组织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一直未对民间纠纷的范围予以明确。但是，我们从该条文的规定还是找到了该词语应用的基本背景。
首先，“民间纠纷”是公民日常生活中的纠纷。发生在日常生活这一限定就将“民间纠纷”与“民事纠纷”区别开来了。因为虽然民事纠纷与民间纠纷都发生在平等主体间，但是诸如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股份转让纠纷或一些较严重的侵权纠纷虽仍属于民事纠纷的范畴，但是显然就不能归于日常生活的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民间纠纷的范围要远远小于民事纠纷，且纠纷的可争议性也小于民事纠纷。
此外，“民间纠纷”是与“人民调解”相联系的语词，我们可以根据当今中国人民调解的对象范围来间接界定“民间纠纷”。在以往地方的实践中，在受理民间纠纷的过程中，普遍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管辖民间纠纷的范围界定为以下几个方面：
（1）婚姻家庭纠纷。（2）生产经营性纠纷。（3）财产性纠纷。（4）侵权性纠纷。
但是，近年来其范围从婚姻、家庭、邻里等常见性、多发性民间纠纷扩展到公民与法人及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纠纷，以及村务管理、农民负担、土地承包及流转、征地拆迁和补偿、施工扰民、环境污染、劳动争议，拖欠农民工工资、医患纠纷等各个方面的纠纷。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并经认真研究后，人民调解法律委员会认为，由于民间纠纷的具体内容是发展变化的，不同地区的矛盾纠纷表现也不同，列举民间纠纷的具体内容在认识上不尽一致，也难免挂一漏万。因此，对民间纠纷的具体内容可以不作规定，只在条文中规定，人民调解是指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说服、疏导等方法，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
（三）比较
通过上述的简单分析我们看出，我国立法上并没有对民间纠纷做出过明确定义，但是从它的出现语境来看，都是日常生活中与公民关系密切的纠纷，地域性和人身性质很明显。民事纠纷作为一个法律上有明确定义的词语，更强调主体的平等性和内容的人身性、财产性，显得更严谨更没有人情意味。所以，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民间纠纷”并不等同于“民事纠纷”，且范围小于民事纠纷。
四、学说理论
（一）行为目的说
一种说法认为，274条第一款的规定本意应是给某些“特定的民事纠纷引起的行为”以和解解决的机会，因为并没有一个准确的词语来描述这种“特定的民事纠纷”所以立法者就称其为“民间纠纷”。此种行为的特定性在于，行为的目的并不在于刑事犯罪而是在于解决民事纠纷。例如：甲乙二人为一手机的所有权归属发生纠纷，甲情急下顺手用一玻璃杯向乙砸去，造成乙重伤。此案中，乙所实施的对甲的行为，本意并非伤害，而是为了取得手机的所有权，不具有直接伤害的目的性。与甲为了好玩从楼上扔下一玻璃杯碰巧砸伤路过的乙的行为性质不同。
并且，从行为目的角度出发界定“民间纠纷”符合刑事诉讼法中“实质上补偿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刑事诉讼法中追溯犯罪的目的之一就是给予受害人心理上的补偿，但是这只是极为形式上的补偿，因为往往受害人并不希望犯罪人受到追究。受害人与罪犯的共同目的都在于解决民事纠纷时，这种追溯犯罪就显得很多余。所以，该学说重要是把民间纠纷放在一个主要位置而认为刑事犯罪只是当事人之间解决纠纷的过激手段而已。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虽然考虑到立法者立法的本意是将恶性低的行为纳入刑事和解的范畴，但是忽略了用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作为判读啊标准仍然具有不确定性。例如：甲由于乙曾经的某些行为对乙怀恨在心早有杀机，此日碰巧又与乙因为手机所有权发生争议，遂随手拿起玻璃杯砸伤乙。从条文上看，该事件与上文所说的案例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即行为目的的差异，但是在事实界定上我们很难举证甲到底是出于早先的杀机还是当前的所有权争议而砸伤乙。所以，缺乏可操作性。而且，该学说侧重于功利主义中从主观方面来界定行为危险性，从而确定刑事和解的范围，有所偏废。
（二）事实联系说
该说法主要将“民事纠纷”与“民间纠纷”进行进一步区分。该学说认为，鉴于如果将民事纠纷引起的侵犯人身权利、人格权利、财产权利都纳入刑事和解可以适用的范围，则使范围过宽且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我们只须在民事纠纷的基础上为其设定一个合理限制，以减小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就可以了。该说法将这种限制设定为：当事人之间有某种事实联系时而发生的民事纠纷，这种事实联系包括血缘上的联系、地域上的联系、生活上的联系等。
采取这种解读方式的原因是考虑到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某些犯罪的发生往往与人们之间的各种事实联系有关。对于此类犯罪，人们更愿意用原始的和解方法来解决而不愿意法庭相见。例如：一老人因为赡养费问题与女儿发生争执，其女一怒之下不慎将父亲打伤。经邻居举报，该女以故意伤害被提起公诉。我们可以推想，基于老人与犯罪人事实上的血亲关系，老人本身并不愿意看到女儿坐牢，但只是由于制度上的原因而不得不送女儿入狱。中国自古有“亲亲得相首匿”的传统，更何况将直系血亲送入监狱，可想而知这与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是不相符合的。所以，我们在民事纠纷上加上这种与传统观念相联系的事实的限制来缩小刑事和解的范围。
（三）影响力说
此说法，是从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出发，将“民间纠纷”界定为影响力较小的民事纠纷，所以仅暂称其为“影响力说”，可能此称谓不甚合理。刑法的社会保护是指刑法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与控制。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是通过惩罚犯罪实现的，表现在通过减少犯罪份子的社会危害性从而维护社会的稳定。然而，对于一些影响力较小的民事纠纷引起的犯罪可能大多是由于犯罪人一时激动，实际上并不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所以对这类犯罪可以以刑事和解的方式结案。具体来说，社会影响力较小是指该领域内的民事活动在一般人看来发生刑事犯罪的可能性极小，可能其影响力只能涉及当事方的生活领域并不能扩展到其他。例如，在企业之间的合同纠纷中，我们往往认为在这一领域很容易出现合同诈骗等等犯罪，那么我们就将企业间的合同纠纷排除在“民间纠纷”之外。总而言之，“民间纠纷”就是一些只在很小范围内有影响的没有潜在社会危害的民事争议。
该学说具有很好的出发点，考虑到刑法的保护机能，也比较具有可操作性。但是要注意的是，到底如何认定其影响力大小？是根据普通人的标准还是法律人的标准，如果是法律人的标准那是不是仅指受案法官的个人标准。所以，该学说如果要适用，还是存在很多需要自习考量的地方。
五、结语
民事纠纷案例篇4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刑事和解；民间纠纷
中图分类号：DF73文献标识码：A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概念是思维的工具[1]。法学的规范指向以及明确性要求，决定了法律规范中概念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新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该法第277条规定了刑事和解的两种情形，其中之一为：“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准确界定“民间纠纷”概念是正确理解和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前提和基础，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现行法律规范中民间纠纷的概念入手，探讨民间纠纷概念的内涵及其在刑事诉讼文本中的特有含义，以期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司法适用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法律规范中的民间纠纷概念之分布据统计，在我国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现行法律体系中，直接使用“民间纠纷”字眼的规范性文件有833个（现行有效的667个，已被修订的2个，已被修正的35个，已失效的125个，部分失效的3个，尚未生效的1个），其中就有宪法和7部法律（包括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一）宪法典中直接使用民间纠纷概念
我国宪法典直接使用民间纠纷概念1次。现行《宪法》第121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
宪法是社会共识的集中体现，是社会契约，是社会共同体的根本法[2]。在凝聚社会共识、促进社会整合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3]。宪法典直接使用民间纠纷概念，意味着民间纠纷概念并非仅是政治话语和学理概念，还是名副其实的法律概念。同时也意味着民间纠纷概念在我国具有了宪法基础，这对全国立法和司法都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
从民间纠纷概念在宪法文本中的位置来看，宪法典中民间纠纷的使用与居委会、村委会的职责和任务直接相关，是居委会、村委会的职责之一。从内容上看，民间纠纷与人民调解的制度相关，是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对象。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关振海：刑事和解法律文本中“民间纠纷”的规范分析
（二）直接使用民间纠纷概念的现行法律
表1显示，除了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外，民间纠纷概念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不罕见。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于1989年12月26日便已向社会。此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也依次使用。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一概念具有较深的历史渊源，且分布在不同的法律之中，但使用的类型却非常单一。即上述7部法律中直接使用民间纠纷概念的法条都与调解（和解）制度直接相关，反映出民间纠纷概念在我国宪法乃至所有法律中使用的语境、类型具有同一性。
（三）使用民间纠纷概念的刑事规范
就刑事规范而言，直接使用民间纠纷概念的有1部法律和6个解释性文件。
表2显示，我国刑事规范性文件中最早直接使用民间纠纷概念始于1999年，晚于其他民事、行政性规范文件。在主体上，既有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规范，也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性文件。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都曾使用了“民间矛盾”这个概念，本文将其与“民间纠纷”作同义理解。 其中，检察机关了1个文件（有1处表述），法院了5个文件（有7处表述）。在规范的内容上，有6个文件是关于量刑适用（2个为死刑适用）的，1个是关于化解矛盾的检察建议的。而在量刑适用方面，既有从轻处理的量刑规定（有4处表述），也有从轻定罪的罪名选择（有2处表述），还有刑事和解的程序规定（有2处表述）。表面上看，这些规范用语的表现形式存在差异（刑事和解、检察建议、从宽量刑），但从实质内容来看，都涉及到化解社会矛盾的价值取向和从宽处理的政策选择。
此外，除了直接使用民间纠纷概念的显性规范外，我国还存在一些隐性的规范表述。例如，对于民间纠纷指称的对象，有的规范文件倾向于使用“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纠纷”这样的表述。如《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有2处类似表述，《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量标准》和《人民检察院不案件质量标准（试行）》也均有1处类似表述。如表3所示：
表3显示，上述3个规范性文件的主体均是检察机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国检察机关对民间纠纷这种显性的表述方式还存在顾虑，立法技术上宁肯使用“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纠纷”这样略显繁琐但相对明确的表述，也不用民间纠纷这样简洁明快但相对模糊的说法。
二、法律规范中民间纠纷概念的界定在现行法律规范中，只有司法部颁布的《民间纠纷处理办法》（1990年4月19日）直接明确了民间纠纷的含义。该《办法》第3条规定：基层人民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的范围，为《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规定的民间纠纷，即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为确定该含义在法律规范及理论用语中是否一致，进一步明确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本文从历史发展和语词分析两个层面对这一概念进行考察。
（一）法律规范中民间纠纷概念之发展
“民间纠纷”一词是伴随着调解制度的出台而出现的。1949年2月，我党领导的华北人民政府颁布的《关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民间纠纷”第一次出现在正式的规范性文件之中。《决定》规定：凡民事案件，均得进行调解。但不得违反法律上之强制规定。“凡刑事案件除损害国家社会公共治安及损害个人权益较重者，不得进行调解外，其余一般轻微刑事案件，亦得进行调解。”[4]可见，《决定》中的“民间纠纷”既包括民事案件，又包括一般轻微刑事案件。
1954年3月22日，政务院（国务院前身）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以下简称“《通则》”），其第1条规定：“为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调解委员会”）及时解决民间纠纷……，特制订本通则”。第3条又规定：“调解委员会的任务为调解民间一般民事纠纷与轻微刑事案件，并通过调解进行政策法令的宣传教育。”通过对比不难发现，《通则》对民间纠纷的范围界定（一般民事纠纷与轻微刑事案件）与《决定》一致。
1989年6月17日，《通则》被《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所代替。《条例》第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下设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第5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任务为调解民间纠纷，并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教育公民遵纪守法，尊重社会公德。”
在《条例》的基础上，1990年4月19日司法部颁布了《民间纠纷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民间纠纷的含义和范围。此后，全国各级规范性文件均以不同的形式直接或间接使用了民间纠纷概念。
（二）权威词典关于民间纠纷概念的解释
根据《当代汉语词典》，“民间”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是“劳动人民中”，二是“非官方的”[5]。由此推断，民间纠纷也有两种含义：一是劳动人民之间的纠纷；二是非官方的纠纷。但这样界定无疑过于笼统，无法为司法部门提供规范指引。
为此，笔者选取了三大权威词典的相关解读，以期在分析和评判的基础上，提炼出该词语的普适含义。
1.权威词典对“民间纠纷”的解释
（1）《法学大辞典》对于“民间纠纷”的界定：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一般纠纷。包括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两大类。一般民事纠纷，是公民之间、公民个人与非法人单位之间及非法人单位内部因民事权益受到侵犯或者发生争执而产生的纠纷，如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房屋纠纷以及在生产经营方面发生的简易经济纠纷、劳动纠纷等等。轻微刑事纠纷，既包括不构成犯罪的轻微刑事违法行为引起的纠纷事件，也包括我国刑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案件或者构成犯罪的自诉案件和其他不需要进行侦查的轻微刑事案件[6]。
（2）《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对于“民间纠纷”的界定：包括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一般民事纠纷是指婚姻、家庭、邻里、继承、赡养、抚养、房屋、宅基、债务、赔偿、生产经营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争论和纠纷。轻微刑事纠纷则是指打架斗殴、损坏名誉、小偷小摸以及轻微伤害、虐待、毁损等纠纷。所有这些纠纷尚未构成犯罪，不需追究刑事责任[7]。
（3）《中华法学大辞典》对于“民间纠纷”的界定：发生在人民群众之间的民事权益争执和轻微刑事行为所引起的纠纷。该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民间的一般民事纠纷、重大复杂的民事纠纷和轻微的刑事纠纷。狭义的民间纠纷则是指发生在民间的，国家法律不主动强制干预的，并且允许当事人自行处分其权利的一般民事纠纷（如争执不大的土地、房屋、债务、婚姻、继承等纠纷）和轻微的刑事案件 （如轻微的侵占、斗殴、伤害、毁损、小额偷窃、欺诈、妨害名誉信用等案件）[8]。
2.权威词典界定“民间纠纷”的异同
通过列举，不难发现上述三大权威词典关于“民间纠纷”的界定存在以下共同之处：（1）基本都是以容易调解为根据来界定民间纠纷的，反映出“民间纠纷”一词诞生于社会矛盾化解的政策要求；（2）内容都包括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案件）。
同时，上述界定还存在以下不同之处：（1）在民事纠纷方面。前两种观点所说的民间纠纷仅限于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第三种观点则还包括重大复杂的民事纠纷。（2）关于“轻微刑事纠纷（案件）”的界定方面，第一种观点是指现在意义上的治安案件和刑事自诉案件；第二种观点仅指现在意义上的治安案件；第三种观点是指轻微的刑事犯罪案件。
（三）法律规范及权威词典中“民间纠纷”的共同点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上述关于“民间纠纷”概念的使用和界定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都与调解制度相关联。具体体现在：（1）在内涵方面，“民间”一词的两种含义（“劳动人民中”和“非官方的”）都指明了这种纠纷不涉及到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斗争，仅限于人民内部的一般矛盾冲突，因而存在调解的余地和空间。（2）在外延方面，将民间纠纷限定于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主要是基于调解可行性的考虑。可见，民间纠纷与调解制度相伴而生，是调解的对象，也是社会矛盾化解的重点。
二是权威词典对“民间纠纷”的类型划分（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与法律规范相一致。权威词典关于“民间纠纷”的类型列举与《关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决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等规范相一致，也与《民间纠纷处理办法》所界定的民间纠纷范围（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相一致。
三是对“民间纠纷”的类型划分突出纠纷的部门法属性。民间纠纷的提法，强调纠纷的属性是劳动人民之间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是局部的、个别的权益纠纷。而民事纠纷、刑事纠纷的提法，则强调纠纷的部门法属性。因此，将“民间纠纷”的类型划分为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纠纷，突出了民间纠纷的部门法属性。
（四）法律规范中民间纠纷概念之界定
总体而言，我国法律规范中的民间纠纷概念具有同一性，法律规范与权威词典的解释具有同一性。如此一来，对民间纠纷概念的界定就转变成对上述规范、词典解释信息的归纳。本文认为，民间纠纷就是指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工作中发生的纠纷。具体是指亲友、邻里、同事、同学之间，因人身、财产、名誉等权益产生的纠纷。根据事态的发展，有的民间纠纷可能属于民事案件，有的纠纷则可能发展成为刑事案件。
三、刑事和解法律文本中民间纠纷的规范分析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新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对刑事和解的条件和法律后果都做了明确规定。该法第277条规定：“下列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第279条又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可见，因民间纠纷引起的人身、财产类轻微刑事案件，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五年内没有故意犯罪记录，都可以进行刑事和解，享受从宽处理的优惠政策。
（一）刑事和解的价值意蕴
所谓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作过程中，被害人和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达成谅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9]。虽然名为刑事和解，但实质上当事人是对民事部分达成和解并表达对刑事部分如何处理的意见（不追究或者从轻处理）。办案机关往往结合案件情况，对加害人作出较为宽缓的处理。
对于我国刑事和解的起源和理论基础，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中国古老的和合性文化的司法体现；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西方恢复性司法制度的中国化[10]。从我国刑事和解的司法实践来看，早在2002年，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就制定了《轻伤害案件处理程序实施规则（试行）》，对刑事和解的范围、条件、程序等问题作了规定。早于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2004年）以及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04年），也早于国外恢复性司法制度的引进（2005年）。当然，刑事和解的兴起却在这些政策提出、国外制度引进之后。 应该说这一制度得益于以下因素的合力：一是中央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三是古代和合性文化底蕴；四是国外恢复性司法的借鉴；五是程序分流的实践需求。
实践证明，刑事和解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积极的效果：（1）促进社会关系恢复与化解社会矛盾，尤其是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矛盾。（2）促进犯罪者回归社会，防止重新犯罪。（3）抚慰被害人心理创伤，保障被害人的财产权利得到及时实现。（4）减少审前羁押。（5）增加案件的审前分流，提高办案效率。（6）减少短期自由刑适用。（7）宽缓刑罚[11]。
（二）刑事和解限定为“民间纠纷”的原因分析
现行《刑事诉讼法》限定的刑事和解的类型有两种：一是民间纠纷引起的人身、财产类刑事案件；二是渎职犯罪以外的过失犯罪案件。由此产生的问题便是：刑事和解的范围为何限定为“民间纠纷”？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历史传统的影响。如前文所述，从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民间纠纷调解的决定》将调解范围界定为民间纠纷之日起，我国各种法律规范中的调解制度也都是围绕民间纠纷展开。例如，《民间纠纷处理办法》（1990年4月19日）将民间纠纷界定为“公民之间有关人身、财产权益和其他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纠纷”，与《刑事诉讼法》把刑事和解类型界定为“民间纠纷引起的人身、财产类轻微刑事案件”完全一致。与其说是巧合，不如说是历史传统对现行立法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二，化解矛盾的政策。刑事和解的价值之一便是社会矛盾的化解与社会关系的修复。前述规定民间纠纷的各类规范性文件，不论是将民间纠纷描述为“婚姻家庭、邻里纠纷”，还是“亲友、邻里、同学同事等纠纷”，都体现了民间纠纷的熟人特质，为矛盾化解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样描述并非毫无根据，首先，熟人之间关系的修复有其必要性。在熟人的生活世界中，人们的关系总是非常密切的，且是多维度的[12]。大家通常生活在同一地域或者空间之内，“低头不见抬头见”是他们生活的真实写照，甚至还带有血缘连接、存在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矛盾纠纷的存在必然对其今后生活、交往产生较大的影响，容易滋生新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其次，熟人关系的修复有其可行性。我国有着较为浓厚的“以德报怨”文化背景，被害人常会基于“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态度进行感情投资，期望得到加害人的回报。再次，从刑罚目的来看，熟人之间的刑事纠纷往往基于个体或者家庭的某些特殊原因发生，不可能威胁到生活网络里的其他熟人，不会对整个社区、单位的治安状况产生多大动摇，也不会给其他人带来恐慌和不安[13]。既然对熟人社会中刑事纠纷加害人的惩罚目的是特殊预防，不会严重威胁或损害社会治安与稳定，因而对其惩罚的必要性和程度也就随之降低了（不涉及一般预防）。
第三，司法实践的探索。尽管理论界关于刑事和解的范围还存在争议，但实务部门关于刑事和解案件的探索却基本都集中在轻伤害、交通肇事案件、未成年人犯罪以及盗窃、敲诈勒索等轻微刑事案件范围之内。例如，有学者选取了我国东部和中部三个地区的8个基层检察院进行实证调研（2006年9月至2008年12月），在重点观察的案件中，共有16种案由的243起案件和解成功。这些案由分布于刑法分则的第二、三、四、五、六章，尤其集中在刑法分则的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和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其中，故意伤害（轻伤）、盗窃、交通肇事排在前三位，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9.2%、26.3%和21.8%[14]。
总之，本文认为，延续历史、贯彻政策、总结实践是《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范围限定为“民间纠纷”的三类原因。
（三）刑事诉讼法文本中“民间纠纷”的司法适用
结合前述民间纠纷概念的界定，可以认定《刑事诉讼法》第277条第1款关于刑事和解的第一种案件类型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罪名，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无故意犯罪前科的案件。 属于民间纠纷概念在刑事法律规范中的具体化，体现在：该款中关于“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罪名、“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等内容都是民间纠纷概念内涵的直接体现。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本章规定的程序”规定，也完全符合民间纠纷调解不能违反刑罚目的这一前提。因为刑事和解从轻处理政策的实质根据，在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人格可谴责程度的减少或者降低，使得对他施以刑罚或者施以较重的刑罚显得没有必要[15]。而五年内有故意犯罪前科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显然不符合这一价值追求。
一般而言，刑事诉讼法文本中民间纠纷的外延应小于一般法律规范的规定。这是由刑事法规范的保障性地位决定的。但就民间纠纷在《刑事诉讼法》第277条规定中的地位而言，对其本身并无限缩解释的必要。因为其并非中心词，而是属于限定词，应与一般法律规范涵义相同。就功能而言，民间纠纷限定了刑事和解案件的适用范围，即排除了非民间纠纷引起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财产权利犯罪当事人进行刑事和解的可能性。例如，行为人甲为外来务工人员，一个月内在其打工的城市实施了3次盗窃行为，犯罪数额为1000元人民币，涉嫌盗窃罪，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由于甲与被害人之间既非亲友、同事关系，也非邻里关系，因而该案件也就不属于民间纠纷引起的盗窃案件，因而不能适用刑事和解。从法理上分析，非民间纠纷引起案件的当事人之间并非熟人关系，不具有社会矛盾化解与关系修复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其行为也因严重威胁或损害社会治安与稳定而必须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功能，无法对其适用从宽处罚的优惠政策。
需要说明的是，《刑事诉讼法》修订前实践中也存在将寻衅滋事罪等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之外的罪名作为刑事和解范围的做法，但这只是法律没有具体规定时的探索。刑诉法修订内容生效后，司法部门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排除非法定范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刑事和解的可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刑法分则其他章节犯罪跟民间纠纷毫无瓜葛，例如，寻衅滋事罪同样可能因民间纠纷引起，虽然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不能适用“刑事和解”的相关规定，但可以适用量刑阶段的司法规定，从而在审判阶段享受从宽处理的优惠政策。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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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纠纷案例篇5
[关键词] 医疗纠纷；医疗纠纷诉讼；调解
[中图分类号]R-0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4（c）-081-03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ediative system of medical disputes in our country
ZHOU Yao,ZHANG Yuan
(Law Department of Luzhou Medical College, Luzhou 646000,China)
[Abstract]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has become the tendency of civil dispute resolution in our country for its merit, and has been focused by many scholars. By far, lawsuit is still the most important way in solving medical disputes. But there is a great part of medical lawsuits don't comprise medical malpractice, which just waste justice resources. After reference the experiences outside our country, the author thought there should be a mediation system before the case is referred in our judiciary structure , which is composed ofexperts in law and medicine fields.
[Key words] Medical dispute;Medical dispute suit;Mediation
医疗纠纷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 医患双方由于医疗合同关系而发生的纠纷。我国现行的医疗纠纷解决渠道包括了诉讼、行政部门的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当事人之间的和解，对于后几种，属于近年来比较热门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这对于节省司法资源，节省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减少法庭上双方的对抗，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在现行的制度下，由于公民在法治宣传引导下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受到批评，法律万能的思想被广泛传扬，以及司法最终解决原则的确立等原因，其适用仍然是非常有限的，而诉讼作为法治国家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加上其具有纠纷的终极解决效力，因此在解决医疗纠纷中诉讼仍然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1近年来我国医疗纠纷发展的特点
1.1纠纷投诉量急剧上升
近年来随着各种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加上国民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增加，各地的医疗纠纷呈不断增加的趋势。据报道，北京的医患纠纷案件每年都在以10％~20％的速度递增。截至2006年11月30日，北京市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达1 233件，比2005年全年受理案件多出400余件。据宁波市的数据显示，宁波市在2006年各医疗机构共接待医疗纠纷投诉950起，共计725人次医务人员在146起纠纷中被围攻，96人次被殴打。大小医院支付给患者的所谓补偿赔款更是每年攀升，2004年达到1 700余万元。
1.2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的医疗纠纷数量增长迅速
据某地区三级医院2003～2006年解决的医疗纠纷数据分析，在2003~2005年医疗纠纷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分别为16、18和22例。医疗纠纷中经诉讼程序解决的比例为18．31％，可见大约每5例医疗纠纷就约有1例通过诉讼解决。 据报道，北京市2004年发生医疗纠纷约8 000起。其中全市经过诉讼程序解决的医疗过失争议案件占全部医疗纠纷的20％~21％。
1.3量的上升与构成医疗事故的数量上升不成比例
虽然近年来医疗纠纷的数量大幅度上升，而在这些纠纷中，真正存在医疗责任、构成医疗事故的案例数量并没有明显的增加。来自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对其附属医院近年来医疗纠纷发生情况和鉴定情况的统计，证实该院近年来鉴定为医疗事故案例的数量还比前几年减少了。按照我国学者的统计，在医疗纠纷中，真正属于医疗事故或者医疗过失的只有10％～20％，约40％属于医疗中的无过错行为，如患者本身的特异体质、不可避免的并发症等，其他的属于服务态度，对医疗过程不理解和对服务态度不满意的问题。
从以上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医疗纠纷在不断增加，医疗纠纷的诉讼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但是构成医疗事故的纠纷比例却是在降低。即那些医疗机构没有过错的纠纷发生诉讼的话，医疗纠纷诉讼赔偿最后是得不到法院支持的，实际上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
2国外及台湾地区构建审前调解制度考察
传统上，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是由第三人在法庭审理外调解或者仲裁当事人纷争的方法，发源于美国，现已在许多国家广为流行，成为国际民商事纠纷解决的潮流。由于医疗纠纷具有的专业性、日常性等特点，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设立了审前的调解制度来对进入诉讼的医疗纠纷案件进行分流，如法院附设ADR，日本的民事调停和家事调停，以及美国的各种法院附设ADR，当事人也多数选择此种程序来解决医疗纠纷。
2.1日本的调停制度
日本是近现代开发利用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较早，制度较健全的国家之一。二战前日本制定了一系列调停法，战后在总结的基础上于1951年制定了《民事调停法》，将除家事和劳动争议以外的各种调停制度加以统一，形成了沿用至今的民事、家事两大调停制度。它与我国的调解制度都属于传统型的纠纷解决方法，就其主体应归于法院附设的诉前调解。它为当事人回避通过诉讼程序解决纠纷提供了可行的途径，具有迅速、简易、费用低廉的特征。
2.2美国
美国一些法院附设仲裁和调停等第三人解决纠纷，附设在法院的调停(mediation)即是第三者居中说和，使当事人在相互让步的基础上以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法官不参加调停，但其程序根据法院的规则来决定，有时案件必须交付调停。调停员是从调停名册中选出原告调停员和被告调停员，再选出中立调停员，共3人组成调停委员会。当事人向调停委员会提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主要争点和有关的证据，调停员在归纳调停方案后向当事人进行通知并要求在一定期限内答复同意或反对，如果拒绝，案件就转入法庭审理。拒绝调停的当事人如果没有得到比调停更为有利的判决时，由他负责调停以后的对方当事人所支出的诉讼费用（有的州法院并非如此）。
2.3台湾地区
法院调解。台湾民事诉讼法第403条第1项第7款规定：“因道路交通事故或医疗纠纷发生争执者于前应经法院调解。”也就是说所有的医疗纠纷案件在正式进入审判之前要先行由法官与调解委员会调解，这就是法定的强制调解。
3对医疗纠纷进行审前调解的必要性
我国的调解制度不断地发展完善，其在计划经济时代作为民事诉讼中的一种主要审判方式，为解决民事纠纷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化，现代审判技术的引入，国民对自身权利意识的增强，诉讼中“和稀泥”似的调解制度曾遭到过质疑和否定。随着司法垄断纠纷解决的缺陷日益明显，2004年8月最高法院通过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重新确立了调解在诉讼中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前院长肖扬在2004年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讲到：“各级人民法院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要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判调结合’的原则，尽量通过诉讼调解达到平息纠纷的目的。”调解的重要作用才再次凸现出来。而调解作为医疗纠纷的重要解决渠道，对医疗纠纷案件进行审前的司法调解，其益处是很多的，至少包括以下几点：①医疗纠纷专业性强，法官懂法却不懂医，更多还是靠医疗鉴定结论，因此，通过开庭审理的渠道解决，其公正性并不会有显著的增加。②由于医疗纠纷的专业性，往往审理一个医疗纠纷的案件需要耗费比一般案件更多的资源，如相关鉴定人的出庭费用增多、审理期限延长等。而通过审前的调解，能减少真正进入到诉讼中的医疗纠纷的数量，节省有限的资源。③节省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进行诉讼是一个高成本的活动，它要遵循烦琐的程序和严格的步骤，如果双方通过调解就解决了纠纷，不必再耗时耗力地去进行诉讼，显然是降低了解决纠纷的成本。并且，由于司法调解具有终局效力，可以避免当事人在同一事件上纠缠，形成讼累，从面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④纠纷解决时间跨度更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能更快落实，并且减少双方在解决纠纷时的对抗情绪，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但现行的调解模式却是强调在进行诉讼的过程中由法官所采用，这样一来所有的案件都能毫无阻拦地进入到诉讼程序中，这对于减少司法资源的浪费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并且，由案件的主审法官进行在诉讼的过程中进行调解在理论上也有缺陷，因为法官既是一个审判者，又是一个中立的调停者，但是他的审判者的身份就使他在调停的过程中具有潜在的强制力量，为了使双方当事人能在其主持下达成合意，往往其中立调停者的身份就不是非常确定，而是带有审判者的强制性，使得双方当事人或一方当事人不得不放弃自己所坚持的主张，否则可能得到比调解更不利的判决。因此，这样的调解也就将“合意”、“自愿”一定程度上扭曲了。
因此，对现行的调解制度设计，我们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在现有的司法结构下，类似国外的法院附设ADR的模式，在法院内设立一个单独的调解机构，作为我国司法ADR的制度之一，解决医疗纠纷。
4重构我国审前的医疗纠纷司法调解制度
审视我国现行诉讼中调解机制的缺陷，我们应当建立起一个合法的、合理的、高效的调解机制，使调解真正成为当事人自治处分权利和平等协商对话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建立纠纷调解机制，笔者的初步构想如下：
4.1法院内设立一个独立的纠纷调解处
这样的调解处在法院内应当是独立办案的，在案件立案后，案件即应从立案庭移送到调解处，由相关的专业人员对案件进行及时地分类处理。
4.2调解员的人选
只有在调解员独立于审理本案法官的情况下，调解本身才能够被认为在形式上是中立的，是独立于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的。针对以往调解员仅包括审判人员的缺陷，在法院内部设立独立的调解处后，调解员应该包括法律专家和医学专家，必要时也可包括卫生行政部门的人员和非本案主审法官的法院内的其他法官。
对调解员可以建立调解员信息库，并向纠纷当事人公开调解员的资料，当事人双方可以共同来选择案件的调解员。对强制性调解的医疗纠纷案件，如果双方当事人并没有选择的，法院也可以依职权来指定。调解绝不是随意地“和稀泥”，而是在事实基础上，依据相应的法律及医学规则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说和。只有在对医学专业及法律专业问题都清楚的情况下才可能对案件进行合法、合理的解决，让双方当事人在规则的尺度内互相让步，从而达成一致的认识。当然，这些人员并不需要每天在法院工作，只是在遇到医疗纠纷案件时才召集到一起来。
4.3调解的时间限制
调解作为解决医疗纠纷快捷、简便的途径，当然不能在时间上无休止的拖延，因此在时间上应当有所限制。《民事诉讼法》规定纠纷立案后，人民法院应当在5日内将状送达对方当事人，被告则应在15日内提交答辩状。那么，为了与现行的法律规定相一致，法院组织调解应当在被告答辩期满以前，调解的时间不能超过7天，如果调解不成应立即转送到业务庭进行办理，这样也没有干扰正常的诉讼程序。
4.4调解制度的相关费用
这样一个调解处的职责应当是对已经立案的案件进行调解，当然，可以以当事人申请和强制性的审前调解相结合。对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案件，如：医疗纠纷、环境纠纷、专利纠纷等，要求必须先进行调解，对其他的一些案件可以由当事人申请来启动该程序。
建立审前调解制度的目的就在于鼓励纠纷当事人双方通过非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节省司法资源和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因此，审前调解解决的案件应当原则上不收费，或者是只收取聘请相关专业人员的花费及法院前期工作的成本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调解的优势所在，在当事人积极选用该手段来解决纠纷的情况下才能达到设置该制度的目的。
民事纠纷案例篇6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新疆法院受理一审、二审买卖合同纠纷案件19015件,占全区法院同期受理全部民商事案件的10.44%;2014年,新疆法院受理一审、二审买卖合同纠纷案件24240件,占全区法院同期受理全部民商事案件的11.65%;2015年1月至9月,新疆法院受理一审、二审买卖合同纠纷案件9369件,占全区法院同期受理全部民商事案件的14.1%。
于会堂说,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历年来民商事纠纷案件中,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是人民法院受理的民商事案件中最常见、数量最大、占比最高的案件类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判工作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民商事审判工作的整体质量。
据介绍,目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时期,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格局已经形成,特别是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中,新疆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意味着全区各类市场交易活动会更加频繁和活跃。在这一背景下,人民法院妥善处理好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有利于明晰交易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强化社会信用、制裁失信行为、维持交易秩序、确保市场交易顺畅,推动市场经济更加健康有序地发展。
新疆高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叶敏认为,目前,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并不能完全涵盖买卖合同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以及市场交易日新月异的变化。新疆高院首次面向社会公开8个买卖合同纠纷典型案例,力求以通俗直观的典型案例形式普法,进而引导市场行为,规范交易秩序。
民事纠纷案例篇7
关键词:清代 讼师秘本 民事诉状 “黄岩诉讼档案”
一
2000年7月,因台风摧毁了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的一些老旧房屋,意外发现了一批清代后期的诉讼档案,包括诉状的状式、副状、证据和审理的记录等司法文书约110余件。这批珍贵档案经第一历史档案馆修复后得到78份诉状,在法史文献专家田涛教授主持整理下,已由法律出版社出版。[1]“黄岩诉讼档案”时间跨度为同治十三年到光绪十五年(1874~1889年)。涉及的案情在今天看来绝大多数属民事案件,但清代并没有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的严格分别,起诉一方总要夸大其词,以要求追究对方刑事责任的口气“具呈”。具体案由则不过是户婚、田宅、钱债之事为主,或由此而引起的打架斗殴、骂詈污辱及盗窃等轻微刑事案件。这些档案保存比较完整,并附带民事审判的程序等内容,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古代民事法史研究。有学者称,这是继巴县档案、宝坻档案、台湾淡新档案后第四次清代州县诉讼档案的重大发现。
清代黄岩县大部分当事人没有受过基本教育,其诉状当由代书、讼师或某些粗通文墨的亲友撰就。夫马进认为,自从明末出现讼师秘本《萧曹遗笔》以后300多年间,成为决定着社会最基层用于诉讼模式的书籍。清代流行的讼师秘本使得即使没有讼师这样的专业人员,当事人也可以写出讼师书写的一样的文书。而且讼师之类所谓的“隐秘”世界的语言及其技术也渗入到日用百科全书以及审判一方所使用的实用性书籍等所谓“公开”的世界里。[2]这说明诸如《萧曹遗笔》之类的讼师秘本对清代诉状的风格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讼师秘本成为指导代书、讼师或粗通文墨者撰写诉状最重要的“教材”。数十年来,有关清代州县的自理词讼问题引起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但是,既有研究主要限于探讨衙门的司法审判过程与诉讼制度,[3]以清代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为中心的研究不多。此外,尽管偶有学者认识到讼师秘本对清代诉状撰写(包括诉讼与司法活动在内)具有广泛影响,但是,在笔者有限阅读范围之内,尚未见到有关论及讼师秘本对清代(民事)诉状风格影响的实证性研究。[4]
为此,本文以新近公布的“黄岩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结合对黄岩诉状主要风格的分析,探讨清代讼师秘本有关撰写状词的特征,并同黄岩诉状的风格进行比较分析,探讨讼师秘本对清代诉状风格的影响。
二
据王宏治统计,78份黄岩诉状大体上可归入户婚的案件有19宗,约占总数的24.4%;属田宅者18宗,约占23%;属钱债者21宗,约占27%;较单纯的斗殴案件5宗,约占6.4%;盗窃案9宗,约占11.5%;另有非为诉讼请求者10宗,其中出状保释者3宗,要求存案者7宗,合计约占12.8%。[5]以今天的视角看来,这些珍贵档案绝大部分属于民事诉状。诉状最重要的两部分是起诉案由与诉讼请求。起诉案由概述纠纷的内容,诉讼请求与理由是当事人希望实现的目的和依据。因此,本文围绕诉状风格的分析将以这两部分为主。
在每份黄岩诉状的首行,均例有起诉时间、当事人(具呈人)姓名、案由及诉讼请求,这相当于起诉状的标题。以1号诉状为例,首行为“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十二月十八日徐延燮呈为噬修被殴泣求讯追事”。该标题表明当事人徐延燮于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十二月十八日向衙门呈交诉状,起诉案由是“噬修被殴”,诉讼请求是“泣求讯追”。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起诉案由为四字句格式。这种形式在当时被称为“珠语”。由于状纸在印刷时已经按四字珠语预留了字格,因此几乎所有诉状的起诉案由均使用了四字珠语形式。试将其中具有典型珠语特征的起诉案由及对应的纠纷内容例表如下:
诉状编号纠纷内容起诉案由诉状编号纠纷内容起诉案由
1债务纠纷噬修被殴2财产纠纷籍嫌侧诬
7殴斗纠纷拂赊毁殴8财产纠纷霸噬肆蛮
10归宗纠纷听唆丧良13争水纠纷强戽水塘
17财产纠纷霸吞继产19财产纠纷恃势贪噬
21财产纠纷背据烹吞22债务纠纷恃强负噬
23财产纠纷恃强霸吞24立继纠纷唆讼霸继
28债务纠纷欺寡诬噬31债务纠纷勒休负噬
32殴斗纠纷截路凶殴33嫁娶纠纷逼嫁串抢
34债务纠纷恃强吞噬36嫁娶纠纷图诈捏控
39财产纠纷刁告图噬40财产纠纷强占倒诈
41财产纠纷藐抗锢噬42债务纠纷吞公肆凶
43债务纠纷昧死噬款46债务纠纷顽伙噬款
47债务纠纷丧良蓄噬48债务纠纷恃强负噬
49殴斗纠纷忿理毁殴51房产纠纷逞凶占殴
52遗产纠纷因奸荡产54财产纠纷恃泼串诈
55房产纠纷挺凶勒诈56嫁娶纠纷朋谋贩卖
59失窃案件夤夜撬窃60地产纠纷惑众阻葬
61地产纠纷强霸侧控62立继纠纷悖命更继
63财产纠纷图诈挺捏67财产纠纷图烹诬制
68田产纠纷霸占捏控70债务纠纷负噬侧诬
在今人看来,上述诸如“图诈捏控”、“唆讼霸继”、“挺凶勒诈”等案由概述具有极强的视觉刺激,仅从这些案由概述判断,令人误以为是发生了诸如抢劫、敲诈勒索等暴力侵犯私人财产的刑事案件。然而,事实未必如此。比如,1号诉状当事人的起诉案由是“噬修被殴”,事实上只是因学生家长欠缴学费而引起的债务纠纷。但是,该纠纷一经珠语形式的修饰性概括,便成了“严重的斗殴事件”。再以55号诉状为例,起诉案由是“挺凶勒诈”,从字面上看,误以为对方当事人以暴力胁迫达到敲诈勒索的目的。事实上,在这整份诉状各种极富渲染力的文字表达背后,只不过是一件普通的房产纠纷。以极其严重的口吻(甚至是恶毒性的攻击)呈现的文字表达与案件事实间有巨大差距,这种现象在其它诉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上述出自不同当事人的诉状中,起诉案由的形式高度一致并非偶然。田涛认为,明清时期的讼师秘本中收有各种珠语,并成为地方官府受理诉讼时官方认定的案由撮要的专用表达。这些一般的民间纠纷,由于采用了“珠语”,于是事由变成耸人听闻的重大案情。但如果仔细读告状的内容,则大部分不过是一些民间细故。[6]这说明起诉案由的格式化与讼师秘本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夫马进在研究中发现,讼师秘本《萧曹遗笔》的六条珠语和分条珥语罗列各色各样的语言,大致用来攻击对方,诉说自己的悲惨境遇与蒙冤的无辜,有二字句、四字句、六字句等,以四字句最多。例如告词中的“谋夺生妻”和诉词的“违令诬骗”,“淫豪”和“望光上诉”。原告、被告都可以从中找到攻击对方最合适的语言。[7]
对比上述案由的描述形式与讼师秘本收录的各种珠语或起诉案由,确能发现二者间存在诸多相似的痕迹。在今天保存下来的讼师秘本《透胆寒》中,涉及房产纠纷的起诉案由有“诬吞世业”、“群恶抄家”;涉及婚姻类的起诉案由有“悖盟捏抢”、“势谋惑捏”、“贪心兽合”;涉及田土类纠纷的起诉案由有“重契鲸吞”、“夺生憾死”、“灭继斩祀”、“计割人肉,以充己饱”、“大丧良心”等等。[8]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些四字珠语形式的起诉案由都不过是涉及户婚田土钱债的普通案件,显然没有当事人描述的那样严重。另一讼师秘本《两便刀》收录的户部与礼部珠语有诸如“执占产业”、“炒(抄)家欺孤”、“立继乱法”、“强取节妇”等。[9]在讼师秘本《萧曹遗笔》中,弟弟告长兄霸业写成是“恃嫡吞孽”,长兄反诉弟弟则是“悖义殴兄”;叔逐父产被称为“夺继吞业”,侄告叔殴写成“吞业杀命”。[10]实际上,这些诉状涉及的内容只是财产纠纷,并没有出现任何人命杀伤现象。赚吞房屋被称作“鲸吞鸠夺”;田主起诉佃户抗租不还称为“欺弱负租”;佃户的答辩状则指控田主“虎噬民膏”;侄儿起诉堂叔侵夺产业称为“吞产杀命”;承租人未交房租被指控为“虎恶霸业”;[11]起诉对方悔婚则是“悔姻绝宗”,对方当事人则反诉请求“法究人伦”;[12]《警天雷》记载有“强赘慕家”、“谋赘吞业”、“负聘重婚”、“夺婚惨冤”、“谋妻灭子”、“逐婚嫁女”以及“刀夺发妻”等的婚姻类珥语(也即珠语)。[13]一旦在相关纠纷中采用上述珥语(珠语),在字面上看起来,则这些纠纷似乎无不伴随着极为严重的暴力行为甚至杀伤事件。与此相似,黄岩婚姻类诉状中采用的起诉案由,诸如“逼嫁串抢”、“图诈捏控”、“听唆丧良”、“朋谋贩卖”等等,也无不与暴力等行为相连。这些高度格式化的起诉案由花样百出,看后令人心惊肉跳。很显然,针对既使很普通的的民事案件,讼师秘本也存在以故意夸大的程度作为指导人们撰写诉状的主要特征。
民事纠纷案例篇8
——兼谈正确处理司法鉴定与医疗事故鉴定的关系
【关键词】医疗鉴定；医疗纠纷；法律适用
【中图分类号】d918．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03—0204—03
司法鉴定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监狱、仲裁机关以及当事人对案件立
案前取证、诉讼、执行、仲裁过程中所遇到的专门技
术、专门知识问题，委托有鉴定权的机构或鉴定人依
法检验或判断的活动。⋯ 当前．医疗纠纷诉讼到法院
的案件日趋增多。在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也作为判
断医疗纠纷中医院是否具有过错及过错和损害后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那么对医疗纠纷进
行司法鉴定是否有法律依据呢?本文对于医疗纠纷进
行司法鉴定的法律依据进行探讨。
一
、 从医疗纠纷的定义上看：医疗事故只是医疗
纠纷的一种
广义上讲．凡是患者对有关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
服务不满意而产生的纠纷都可叫做医疗纠纷。【2]医疗
纠纷是一个大的概念．医疗赔偿纠纷只是医疗纠纷的
一部分。同时引起医疗赔偿纠纷的原因很多．医疗事
故只是其中的一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条对医
疗事故作了立法式的定义．因而医疗事故是一个具有
特定含义的概念．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纠纷只是全部
医疗纠纷的一部分。 而我国只是对“条例”施行后发
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明确了由医学会
组织鉴定。对于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
疗纠纷，若无法判断谁是谁非，而现行法律并未规定
如何处理，当然可以借助司法鉴定这种最常见的手段
来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事实上，再未出鉴定结果之
前，我们也无法明确哪一类医疗纠纷是医疗事故引起
的医疗赔偿纠纷，因此从理论上我们可对所有医疗纠
纷进行司法鉴定，这更加证明对医疗纠纷进行司法鉴
定是可行的
二、从现行法律规定上看：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
法解释的规定
1．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2条规定，“人民法院对
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
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
门鉴定”．并未确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惟一
鉴定地位。 最高法院最近颁布的民事司法解释精神
是．判断医疗赔偿案件不依是否存在医疗事故而定．
而是根据医院是否存在过失判决。那么医院过失由谁
来确定?没有法律规定。而医疗行为是否有过失的问
题肯定是专门性问题．对于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
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
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也就是说对医疗纠纷进
行司法鉴定完全是有法律依据的。
2．20__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正式施
行。就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__年1月6 el向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等法院下发了《关于参照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
知》。就人民法院参照“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
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
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
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
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
审判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
事故司法鉴定的．交由“条例”所规定的医学会组织鉴
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纠纷需要
进行司法鉴定的，按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
管理规定》组织鉴定。由该“通知”看出对医疗纠纷进
行司法鉴定完全也是有法律依据的。
三、从法理学上看：权利救济途径的多元化
从法理学上讲权利必须给予救济才有意义．否则
空有其名，而且权利救济途径应越多越好。如果患者
的生命或者身体健康因为医疗机构的过错行为受到
[作者简介]陈建波(1976一)，男，浙江金华人，民商法硕士，上海徐晓青律师事务所律师。
tlel；+86—21—64335298；email：lawyerchen9@1 63．tom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2卷(第3期)
了损害。致害人就应当对患者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
任。在有的情况下。虽然患者身体因医疗机构的过错
行为受到了损害，但是经过医疗事故鉴定，医疗机构
的过错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当然不能作为医疗事
故进行处理。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患者
也得不到赔偿。
但本人认为患者救济途径不因只有通过医疗事
故鉴定这一条．患者还应能通过司法鉴定的途径让自
己的权利得到救济。若通过司法鉴定得出医疗机构仍
应当对患者的身体受到的损害承担医疗过失致人损
害的民事赔偿责任时，不能因为医疗机构的过错行为
不构成医疗事故，就不对受害人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
责任。公民的生命健康权是人的是最基本的权利，尊
重保护人的权利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基本原则。
不论什么性质的侵权行为。只要损害了公民的生命、
健康。就应当给予经济赔偿。这既是我国法律给受害
人最基本的救济方式。也是宪法中关于保护人的基本
权利的具体体现。
四、从法律专家的角度看：医疗事故不一定要找
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做鉴定
四川i省合江县李全清老人因得胆结石病需要做
胆囊摘除手术。可是医生却将老人的肝胆总管给误切
了。家人将医院告上法庭。可是因为鉴定问题。连法官
也糊涂了。最后法院和医疗部门展开了一场关于医疗
鉴定问题的大争论。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邀请
的我国杰出的法学家梁慧星教授语出惊人：医疗事故
不一定要找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做鉴定
梁教授认为，按《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审理案
件遇到技术性的问题可以聘请专家和鉴定机构来作
鉴定，法律条文上没有说必须聘请委托医疗事故鉴定
委员会作鉴定。因此法律条文所说的，这些专家和鉴
定机构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法医、最高法院、公安部、
高检中设立的那些鉴定机构，甚至包括民间的、大学
的这些鉴定机构，当然也可以委托医疗事故鉴定委员
会来作鉴定。最终采信哪一个鉴定由法院来决定。
综上所述，对医疗纠纷进行司法鉴定是有法律依
据的。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所谓的法律依据确实
不是很充分，所以使得我国面临司法鉴定与医疗事故
鉴定孰高孰低的窘境，而且普遍认为司法鉴定的效力
高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因此很多患者只要医疗事故
鉴定结论不是“医疗事故”就不能接受，在法庭上要求
法院重做司法鉴定。从法律上看司法鉴定与医疗事故
技术鉴定都是证据的一种，都应经法庭质证，不存在
谁的效力高于谁。
· 205·
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鉴定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结论不一致时。法院往往采纳司法鉴定而不采纳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这样的做法虽然给法官审理案件和律
师在案件中有灵活的空间和选择的机会。但在法
律上却有失严肃性。而且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事实上。我们无法回避得是，严格意义上讲，司法
鉴定人不是临床医师。不具有临床医师的执业资格，
不应也不能对临床医学作出鉴定。(5 3我国医师法规
定。只有具备临床医师资格。并获得临床医师执业证
的人才能从事临床医学工作。法医没有临床医师证，
又如何能够鉴定临床医疗过失呢?临床医学的复杂性
和特定性决定了法医是无法胜任医疗过失鉴定的。一
位技术水平高的临床医师，需要多年的临床实践，方
能胜任该专科的主任医师资格。临床医学是非常复杂
的学科。现行医学分科越来越细。不是该专科的医师
很难诊治其病。也很难评估疾病演变过程的转归，而
法医只是侧重对非疾病引起死亡的尸体及相关物的
现状研究和评定。他们不具有疾病发生过程的自然转
归和各种专业诊治技能的基本知识。尤其是对临床医
治过程中产生的并发症候群缺少经验。
五、三种模式的选择
基于现行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之间相互关
系面临的窘境。为保证法院审理医疗赔偿案件所依据
的证据公正、科学、客观和提高法律的权威、节约司法
资源，笔者认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司法鉴定之间相
互关系如下几点三种模式可供选择：
1．平等选择终一型。即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
由患者任选一种，一旦选好后必须服从，不得改变。
2．上下位关系型。与其让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
定之间相互关系不明确，还不如从立法上真正明确两
者之问的地位关系。
3．共同设立一个机构型。鉴于现行的医疗事故鉴
定和司法鉴定各有缺点，不如取消现有的这两个机
构，重新建立专门进行医疗过失鉴定的医疗纠纷鉴定
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该机构的具体组成如下：(1)该
委员会成员由各医学专业专家、法院法医组成。每个
省、市设立医疗过失鉴定专家库，按专业分组，每次鉴
定时，可由医患双方任意抽取相关专业的专家及法院
派遣法医共同参加，体现医学过失鉴定的权威性、合
理性。(2)医疗过失鉴定机构可设立在司法部、司法局
或学术团体，每次鉴定由法院或任何一方当事人委托
即可开展。(3)鉴定内容：医患争议的医疗纠纷中是否
存在医疗过失；确定医疗过失方的过错比例和确定患
者自身条件及疾病本身发展转归因素所占的比例：患
· 206·
者伤残程度评定；患者是否还需要继续治疗及所需相
关的合理费用。
这样的医疗纠纷鉴定机构将会有利于医疗赔偿
案件中过错责任的确定，为判案提供科学依据，本人
比较赞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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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9(3)：169
· 医事法律·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l2卷(第3期)
[2] 何颂跃．医疗纠纷与损害赔偿新释解[m]．第2版．北京：人民法院
出版社．2oo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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