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律关系范文

民事法律关系范文第1篇

关键词:民事;法律;理论前言:民事

法律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频率最高的也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项法律概念，同时也是民事诉讼法学中重要而基础的理论概念。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体系中作为十分重要的基础部分，它的理论不仅对于民事法律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民事实践活动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所以，我们需要也必须对民事法律关系理论进行详细的研究和梳理，也对其所包涵的各项学科进行详细的整理和分析，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处理号民事法律的基本要求。

1．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简介

1．1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概念

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是一个涉及范围比较广泛且影响较多的理论概念，因此，在我国的法学界对其有很多的研究，也对其下了很多的概念和定义。但是，就我个人多年的教学研究的经验来说，我觉得民事法律的概念应该是反应其内在法律特性和法律关系的概念，也应该包涵民事法律关系最为基本的特点。所以，我个人对于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定义是: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是一项自主主体间受民法调整的具有平等权利义务的思想社会关系。民事法律关系作为民法调整民事社会关系的结构，也是一个根源于民事法律所涵盖的基本社会关系所涉及的本质属性的合集。也就是说，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既具备社会关系平等性的本质特点，也包括社会关系的独立性特点，与此同时，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也具有一定的任意性。

1．2民事法律关系的形态

所谓民事法律关系的形态，其实也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表现状态。通常来说，这种民事法律关系的形态可以分为理论形态和实际形态两种。从理论形态来说，民事法律关系就是说从宏观抽象化的角度来对民事法律关系进行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将民事法律关系分为静态民事法律关系、动态民事法律关系、时态民事法律关系几个种类，从不同的角度来对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划分和分类。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对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民事案件进行划分并合理的对其进行处理和实践。而从实际形态角度来说，民事法律关系则比较具体，影响着各种具体类型的民事法律关系。

1．3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结构

从结构的角度来说，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就是指那些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元素。简单来说，民事法律关系的组成结构如下:民事权利义务、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和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还有民事责任组成其中。从主体角度来看，民事法律关系可以分为民法规范和法律事实两种。它们分别从内容和责任两个方面对民事客体进行作用，保护民事法律关系中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存在意义。

2．部分民事法律关系学说简介

2．1一面关系说的简介和评析

一面关系说是德国学者科雷尔提出的，主要内容是:民事法律关系学说中双方当事人只存在一种关系———原告与被告的关系。这种法律关系是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最无可争议的一种关系，也是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一面关系说中，它不承认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是认为法院作为第三方参与民事案件的处理，但并不涉及到民事争斗本身的处理。这种学说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却过于强调当事人双方的关系，而忽视了法院在民事法律关系理论中应用的关系。也正是因为这样，一面关系学说才过于片面，也由此衍生了许多反驳它的相关学说。

2．2多面关系说的简介和评析

多面关系学说的民事关系理论是由前苏联法学界克列曼首创的，也是当今认同者较为多的一种关系学说。这种学说理论认为在民事法律关系之中，不论是当事人之间，还是当事人与法律之间，或是法院与检察长之间都存在很多的相互的联系。特别是在民事法律关系之中，法院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参加者，也是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根本原因。所以，对于民事法律关系来说，它应该是多方面的，也是由多种相互关联的关系的。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种学说虽然将各种民事法律关系概括的比较全面，但是却没有承认原告、被告以及同他们其他诉讼参与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所以，这一类学说仍是极为不完整的，也有很多其他学说的支持者对其进行批判的。

2．3法律状态说的简介和评析

法律状态学说是一项极为特殊的对于民事法律关系进行解释的学说。它是由德国学者德斯米针对民事法律关系而提出的一种反对学说。这种学说主张永动态的观察方法来进行民事法律关系的处理，而不是通过静态观察的概念来进行民事法律关系的处理。在这一学说中，是将特定的人作为法律的基础，从客观动态的角度对民事法律关系进行界定。这种学说立足于当事人的争斗，从观察的角度来动态处理民事法律关系。但是，该学说没有将诉讼作为国家利用其自身的权利处理民事纠纷的制度，也忽视了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具体关系。所以，这种民事法律关系的学说是片面的、也是不完整的，是无法科学完整的解释民事法律的关系，因此，它也没有被所有学者所接受，还有一些其他学说理论对其批判。

3．结语

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无论是其基本的概念、形态、结构还是说它所包涵和衍生的各种理论都是我们民事法律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进行民事法律关系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基础部分。我们可以通过对他们的整理、分析、调查、研究来增强我们对其的了解，也可以帮助我们警察作为民事法律案件的主要处理主体更好的处理民事案件。所以，我们要更为注意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整体研究和细致分析，在完善这一学科理论的同时也增强其现实的实用性，提高具体生活中的使用率。

参考文献

［1］马桦．我国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不足与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6，14(5):129－132．

［2］包冰锋．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之解析［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26(127):102－107.

民事法律关系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民事法律关系；民法适用

一、民事法律关系理论概要

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而是在一般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法律关系是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后的必然产物，或者说是一种法律化的社会关系。在民事领域中，就是民事法律关系。什么是民事法律关系呢？梁慧星教授认为：“民事法律关系，是指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受法律所支配的关系，其本质在于，因法律之规定而在当事人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江平教授认为：“民事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纳入民法调整范围的生活关系，即是人与人之间因民法调整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魏振瀛教授认为：“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民事法律事实，由民法规范调整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也是我国民法学教材比较普遍接受和采用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表述。

民事法律关系的构成要素，即构成民事法律关系的必不可少的因素。民事法律关系之构成应包括动和静两个方面，静的要素为主体和客体。动的要素为权利义务，及其变动与变动之原因。主体之间，即凭借客体以彼此联系，联系之内容即为权利义务。至于此种联系的开始，变动，消灭及其法律效果，则为权利义务之变动以及变动之原因的问题。

二、民法适用的“三段论”

民事法律关系是解析案件最基本，最有效的工具。无论多么复杂的案件，只要将案件中的法律关系分析清楚，便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应以民事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具体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然后才能得出结论，既判决。这就是法律适用中的“三段论”推理方法。法律适用的逻辑思维过程构成表示如下：

(一) 法律的发现

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寻找大前提，也就是“找法”作业，在民法的适用中，所要找的就是民法规范。民事法律规范无不体现着立法者所确定的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从宏观上看，在法典化的国家，民法典的编制，民事法律制度的构建都是围绕民事法律关系来构建的。法典的编撰者首先将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分为主体，客体，内容，变动（法律效果），变动原因（法律事实）五个要素，然后把主体，客体，民事法律事实中的民事行为作为总则的内容加以规定，内容作为分则的内容来加以规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谓民法典的体系，其实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体系。只有以体系化了的民事法律关系为线索，按图索骥，才能在泱泱数千条的民法典中找到适用于具体案件的法律规范。从微观上看，民事法律规范由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构成。民事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以民法所赋予行为人的权利和义务为中心来展开的。据此，民事法律规范分为权利性民事法律规范，义务性法律规范和复合性法律规范。而法律效果则体现着权利义务在当事人的分配或再分配。体现了民事法律关系在民事法律事实的作用下，所发生的变动。

(二)案件事实的确定

案件事实即处于纠纷中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案件事实的确定取向于对法律规范的评价和对案件事实的抽象，看它是否具备法律规范中的构成要件所指称的特征。事实上，案件事实的确定和法律规范的寻找总是在交互进行。当获得一个法律规范，首先必须对照生活事实，看构成要件是否对它有意义。当我们进行这种比较的时候，就会发现，构成要件对于具体的生活事实过于抽象；与此对应，具体的生活事实对于构成要件来说就过于具体，而且掺杂了许多与构成要件毫无关系的情况。经过剔除，修剪一番之后，所留下的情况，仍嫌具体，无从与构成要件对照。这时必须分析构成要件，使它面向具体的生活事实而具体化，同时也要评价生活事实，使它面对构成要件而类型化。其中类型化的根本方法，就是运用民事法律关系的理论，分析案件中各当事人之间所发生的具体的法律关系。

(三)判决的作出

判决的得出也必须运用民事法律关系理论。如前所述，判决是将大前提和小前提结合起来，运用逻辑推理而形成。问题是，属于规范层面的大前提怎么能属于事实层面的小前提结合起来？法官在运用逻辑方法进行推理时，其逻辑基点又在何处？我们认为，答案非常简单，这就是民事法律关系。判决的形成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过程，包括对规范层面的抽象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和对事实层面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的分析，以及对上述两个层面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价值评判，逻辑涵摄和比较。经过这一系列的逻辑推理过程最终产生的法律效果，则是一个稳定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或为原来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的再确认，或为修正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的出现。但这个稳定的具体民事法律关系必须符合法律规范所确定的抽象民事法律关系。

三、结语

民事法律关系亦作为民法学的基本概念，是民法的核心。在民法的适用中，民事法律关系是解剖案件最基本，最有效的工具。无论多么复杂的案件，只要将案件中的法律关系分析清楚，便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2007.

[2]江平.民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

[3]魏振瀛.民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4]龙卫球.民法总论[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5]朱虎.法律关系与私法体系[m].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民事法律关系范文第3篇

--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

民事法律关系乃是民法学之纲。只有领会了民事法律关系的精髓，才能把握民法及民法学的精要，起到纲举而目张的效果。不仅如此，早在1985年即有学者指出，制定一部科学的民法典，也离不开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化与民事法律关系体系的确立。因为，民法的调整对象即是作为民事法律关系基础的商品经济关系；民法基本原则是商品经济也是民事法律关系本身性质的表现；民法的任务也必须通过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或消灭来实现。1本文即是应对民事法律关系研究深化的要求，对民事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反思。过去，我国民法学界将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仅仅局限于民事权利与民事义务2，现在看来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这种描述过于简单。其实，法律关系是一个内容复杂的综合体，具有有机性、规范性、时间性等特点。

一、民事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积极要素

德国著名法学家拉伦茨认为，法律关系是基于一个统一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权利、义务和其他拘束的总和。这些权利、义务和拘束具有各不相同的规范属性和规范结构，它们一方面表现为各种的权利（Berechtigung），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种法律上的负担（Belastung）。3这里的Berechtigung一词虽也可译为权利，但这一权利是广义的权利，除了我们通常所指的狭义权利（Recht）外，还包括以下内容：

1、权能（Befugnisse）

权能是权利或法律关系的部分内容，它原则上是其据以产生的权利或法律关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例如，当事人通常都享有对法律关系或权利进行处分的权能，当事人有权将一定法律关系或权利移转于他人、变更其内容、放弃或撤销。一项权利可以包含多个不同的权能。如所有权人有权占有、使用、消费其所有物，改变其形状乃至将其毁灭。所有权人还可以以债权形式或者限制物权（如役权、用益权或担保物权）的形式，将其个别权能在一定时间内交由他人行使，随着这些权利的消灭，这些权能将自动地回归所有权人。债权除了其核心的请求给付权能外，还包括抵销、让与、出质以及诉请履行的权能等，这些权能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并不存在，但这并不能使债权丧失其特性。4

将权能作为法律关系的组成部分一定会遭到大家的反对，因为一般认为权能既然是权利的组成部分，不必另行将其作为法律关系的要素而单独列出。笔者最初看到拉伦茨教授的《民法总则》教科书这样写时，也是同样的感受。但笔者认为有一些权能虽未成为独立的权利，但已经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如上列之处分权（能）、抵销权（能）、出质权（能）、让与权（能）等，应当在法律关系中的构成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做的目的使其在法律关系的构成中凸现出来，不至于淹没在权利之中，以致无法充分地描绘一项法律地位的全部内容。

民法理论上称之为权利的法律地位未必尽为权利，其中有很多仅是权能，只是为了称呼的方便常常被称为权利而已。拉伦茨认为，看一个法律地位是“权利”，还是“权能”，要看它的独立转让性以及或多或少依它的重要性来决定。如，形成权和期待权就是在最近十年来已从单纯的权能或“法律地位”发展成为一种权利。5

对于形成权是权利还是权能，尚有讨论的余地。我国台湾学者林诚二教授即认为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本身，虽称之为权利，究其实质并非权利，而是一种权能，即权利产生的作用。只是因学理上方便而称之为权利。6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四项权利就是按照权利作用的不同而进行的划分，所谓权利的作用，无非就是指权利的效力。所以，支配权、请求权、形成权和抗辩权就是权利的四种不同效力，也即权利的四项不同权能而已。支配权乃是物权、人格权和知识产权等绝对权所共同具有的权利人对权利客体直接支配的权能。至于请求权更是一项明显的权能，对于债权而言，我们知道债权具有请求权（能）、受领权（能）、保有权（能）、处分权（能）、执行权（能）、私力救济权（能）等不同权能7，请求权不过是债权的一项核心权能而已；对于物权而言，物权除了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等权能外，物上请求权则是物权的一项救济权能。抗辩权由于是对抗债权请求权的权利，因此，抗辩权实质上也是基于其相应的特定债务人的法律地位而享有的一种权能。如，同时履行抗辩权是双务合同债务人基于其对待给付地位而产生的抗辩权能，先诉抗辩权则是一般保证人基于其补充债务人的法律地位而享有的抗辩权能，而时效届满抗辩权则是债务人基于其不完全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的抗辩权能。

诸如追认权、选择权、撤销权、解除权、终止权等形成权，笔者认为则是法定权、所有权或某些特殊债权的形成权能而已，权利人是基于权、所有权或特定债权才享有的创设、变更或消灭一定法律关系的形成力。如，父母对限制行为能力的子女所从事的法律行为的追认权，就是其法定权的表现；所有权人对无权处分人处分行为的追认权则是所有权处分权能的表现，债权人行使的选择权、撤销权、解除权或终止权都是基于其债权人地位而产生的特殊权能而已。

通过对支配权、请求权、抗辩权和形成权究竟是权利还是权能的讨论，可以看出，权能在法律关系中还真不是可有可无的要素。

2、权限（Zustandigkeit）

韩忠谟先生在其《法学绪论》一书中曾指出，所谓权限者只系为他人而在法律上发生作用，其由此所生之效果，皆归属于该他人。如人有权限（通常称为权），其以本人之名义所为之意思表示，直接对本人发生效力。依同理，法人之机关所具有之权限，当然与权利不同。再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享有盈余分配请求权，此乃法律所赋予个人的权利，至若股东以公司机关????股东大会构成成员的地位，行使所谓“表决权”，则“此表决权”严格言之只系一种权限。要之，在这种情形下的权限，乃基于团体内部机关的地位而持有，为团体之利益而行使，就个人本位而言，尚不得视为权利。8

对于这种法律关系构成要素的权限，拉伦茨教授也以“受领对方当事人意思表示或给付的权限”（ZustandigkeitzurEntgegennahmevonErklarungenoderLeistungen）为例进行了说明，并指出这种受领给付的权限在债权债务关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种权限原则上是属于债权人所有的，但例外时也可以属于其他人。9

综上我们可以总结为，权限概念指称一种特殊的法律地位，基于此种特殊法律地位享有特定权限的人可以行使本属于他人之权利，而其效果仍归属于授权人。10它同样构成了法律关系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却被我们的传统学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3、取得期待（Erwerbsaussichten）

基于一定法律关系当事人享有未来取得一定权利的期望，但这种期望尚不足以达到独立的取得权或期待权意义上那样受到法律保护的取得地位的程度，如所有权人对其所有物的孳息取得的期待等。取得期待并不构成一项独立的权利，其与期待权的区别在于，只有当取得权利的期待受到法律充分地保护，足以对抗他人对其进行的侵害，而且该法律地位具有一种独立的经济意义，权利人可以像对待既得权那样处分时，我们才可以称之为期待权。11

拉伦茨教授认为，以上内容都应是法律关系的组成部分，并将其统称于广义的权利Berechtigung中。12由此可见，一项法律关系中权利人的法律地位是由权利、权能、权限和取得期望等组成的综合利益地位。为了与狭义的权利（Recht）相区分，我们姑且将所谓的广义权利（Berechtigung）称之为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积极要素。

二、民事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消极要素

与法律关系中的广义权利相对的，是各种法律上的负担（Belastung），我们可以对应的称之为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消极要素，这种所谓法律关系内容的消极要素除了法律义务（Rechtspflicht）这一常规要素外，还包括以下内容：

1、法律上的拘束（rechtlicheGebundenheit）或屈从（Unterwerfung）

在有些情况下，与一个人的权利相对应的不是法律义务（Rechtspflicht），而是一种法律上的拘束。如形成权相对人在法律上所承受的负担就是一种法律上的拘束。当形成权人行使解除权或终止权之类权利使法律关系或权利发生改变时，形成权相对人就必须允许其发生变化。法律对形成权相对人的“拘束”体现在，当对方当事人基于形成权将对法律关系的变化强加给他时，他所能做的只是必须接受这种法律后果。

法律义务（Rechtspflicht）则是指法律制度作为一种规范命令使人承担的特定应为（Sollen），义务可以是针对特定行为的作为（Tun），也可以是不作为（Unterlassen）。而法律上的拘束，德学者也称之为容忍义务（Duldungspflicht），但这种容忍义务不同于法律义务中的不作为。例如，针对所有权人的所有权，所有人以外的其他人都负有不得侵犯其所有权和不得妨碍其所有权的行使的义务，该义务作为一种不作为义务，属于法律关系内容构成之消极要素中的法律义务。但如果所有权人在其所有物上为他人设定一项限制物权，他在这种情况下受到的“拘束”是必须容忍限制物权人的某些行为，而他作为所有权人原来是不需要这样做的。这种容忍义务，它不仅仅是一项不作为义务。所有权人不仅负有不实施某种特定的行为的义务，而且更对此负有义务，即当限制物权人对物进行合法利用时，所有权人不得阻止并让它生效。13此种义务表现为法律对其的拘束，而并非仅仅是不作为。

对于容忍义务与不作为义务的不同，德国著名民法学家冯？图尔教授说的好，“对于容忍义务，从概念上看是指某人有义务不提出反对或异议，但这种反对或异议他本来是有权提出的”，而对于不作为义务则是“对于某人的一个行为，他本来就不能或不允许阻止，就更无所谓容忍了”。14

从另外一个方面笔者认为，如果我们说相对于作为义务而言，不作为义务属于消极的义务的话，那么这种法律上的拘束或者我们称之为“容忍义务”的就更为消极。那种不作为义务是指义务主体不去做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所禁止的行为，而这种容忍义务不是指义务主体自己不去做什么，而是权利人依法或依约做了什么，他要无条件地接受，要容忍权利人这样做而不得反对或提出任何的异议。由此可见，这种法律上的拘束（rechtlicheGebundenheit））更为消极。

正是由于形成权相对人所负担的这种所谓“容忍义务”的特殊性，我国学者张俊浩教授曾称，形成权是没有义务与之对应的权利，但他同时也指出，如果把这种义务的内容理解为尊重，那么似乎也可以认为有义务与之对应。15显然，此义务非彼义务！

德国学者伯蒂歇尔（Botticher）在论述形成权之相对人的这种特殊义务???法律上的拘束或容忍义务时，则精辟地使用了屈从（Unterwerfung）一词。他就此论述著作的名字就是《私法中的形成权与屈从》。16

葡萄牙著名民法学者CarlosAlbertodaMotaPinto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分为本义的权利和形成权，与权利相对应的是法律义务和屈从。其中本已权利相对应的义务，而形成权相对于屈从17.本义的权利是请求或期望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的权利。本义的权利有债权、物权、人格权、亲属权以及期望权等。本义权利之对方当事人所负有的是法律义务-即作为义务（拉丁文：facere）或不作为义务（拉丁文：nonfacere）。法律义务是实现法律关系中权利人有权要求的行为之必须性（或约束）。法律义务相对于本义权利。在这种义务中，义务主体尽管可能受到制裁，事实上仍可不履行义务。法律规定承担法律义务之人要遵守特定行为，对于故意或因过失而不履行义务之人，法律将适用法定处罚。形成权则相对于屈从（sujeicao），屈从意味着对方必须承受权利人行使权利后，强加于其权利义务范围的后果。屈从者，不可抗拒之必须状况，受约束的人必须承受形成权人行使形成权后强加其权利义务范围的设立、变更或消灭等后果。对于形成权，屈从是一枚钱币的另一面。屈从有别于法律义务，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必须性。屈从者不得违反其状况，它一定要承受形成权行使后所产生的结果。18

综上所述，显然这种法律上的拘束或者屈从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义务，也是传统意义上的义务概念所无法涵盖的。因此，对于法律关系中的义务类型确有详加区分和细化研究的必要，特别是这种相对于形成权的法律上的拘束或者屈从概念的提出19，对于我们关于法律关系内容的传统认识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相信这一概念的提出和应用对于丰富法律关系的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职责（Obliegenheiten）20

职责是一种对当事人的行为要求（Verhaltensanforderung），这种要求大多是为了满足行为人自己的利益而存在的。有学者称其为“为了自己利益的行为要求”（VerhaltensanforderungimeigenenSache）。21克布勒（Kobler）所编写的《法学辞典》径直将职责解释为“为自己利益的法律规定”（RechtsgeboteimeigenenInteresse）。22这种职责，按照赖默尔？施密特（ReimerSchmidt）的说法，它是一种强度非常弱的义务（PflichtgeringererIntensitut）。23法律并不强求当事人履行这种职责，如果当事人不履行这种职责，他并不因此而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而只是受到很轻的制裁，一般地他会失去一个较为有利的法律地位，或者接受某种法律上的不利。24职责与法律义务的最大不同在于，职责承担人的对方当事人并不因此而享有任何权利。

职责（Obliegenheiten）概念最初常见于保险法中，例如，在保险合同中对受害人提出的尽快报告有关损失或危险增加情况的要求等。是赖默尔？施密特教授（ReimerSchmidt）将其从保险法引入到民法中来的，并且成为民法的一个一般概念。25这种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职责在我国民法中也多有体现，下以我国《合同法》为例进行分析：

我国《合同法》第119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这一规定并未真正地要求当事人避免损害的法律义务，但如果守约方当事人因自己的过错而导致损失扩大，那么他就应接受由此而产生的不利益后果。这种避免损失扩大的义务实质上是对自己利益加以维护和照顾的义务，并非真正的义务。26应与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义务相区别。这种职责（Obliegenheiten）是附属于当事人的责任，要求他以适当的方式对自己或自己的法益予以注意。对于这种职责，人们期待是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如果他不这样做，那么他就必须根据具体情况接受不利的后果。27即当事人处于这样一种法律地位，他就负有责任去避免损失扩大，但此种职责并未赋予对方当事人以请求权，以请求其为之。只是若其不如此做，根据职责的要求，将会使其请求违约方赔偿的权利全部或者部分地丧失。

我国《合同法》第157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时应当及时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据此规定买受人负有及时检验的义务。同时第158条第1款第1句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同条第2款规定，未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应当发现标的物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间内通知出卖人。据此两项规定，买受人在发现标的物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时负有及时通知的义务。因为如果标的物存在数量或者质量的瑕疵，时间越长就越难证明。买受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求尽快弄清楚。如果他不这样做，出卖人当事人无权请求买受人这样做，只是他就要接受丧失请求权的不利后果。28即对于约定有检验期间而买受人未检验或检验后发现问题却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合同法》第158条第1款第2句）。对于未约定检验期间，买受人在合理期间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2年内29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合同法》第158条第2款第2句）。即便是标的物的数量或质量不合约定，由于买受人未尽职责（Obliegenheiten）??及时检验并通知出卖人，他也必须承受这不利的后果??标的物的数量或质量不合约定的，也视为符合约定??丧失请求补偿的权利。

对于这样一种所谓的“不真正义务”，韩忠谟先生曾评论道，买受人应为如此通知，虽系属法律上的一种“义务”，且无一定相对人，然按买受人如遵循规定而为通知，则可请求出卖人负瑕疵担保责任，并得行使契约解除权或减少价金请求权，反之，如怠于通知，亦只不过失却上列权利，而陷自己于不利益之后果而已。由此可见，法律之科人以此种“义务”，纯属技术规定，作为行使权利之前提。若于真正义务相比较后－?即权利之对应的义务，义务人有所违反，须负损赔之责??当然异其性质。30

对于此种职责，郑玉波先生称其为“间接义务”，并举票据法的规定加以说明。在票据法上为了保全追索权，法律通常会规定持票人应为一定行为，如提示或作成拒绝证书等，倘若持票人不照办，则法律将使其遭受不利益的后果。郑玉波先生同时指出，这种职责与义务之不同在于，通常因违反义务而承担损害责任时，原则上以义务人有过失为要件；而这种职责的违反，其不利益后果的发生无须行为人有过失。31

综上各方家所论，可见此种职责（Obliegenheiten）显与义务有别，且实践和法律规定上并不少见，应认真加以研究并纳入到法律关系的要素中来。

3、负担（Lasten）

在法律关系内容构成的消极要素中除了上述法律义务、法律上的拘束和作为非真正义务的职责外，拉伦茨／沃尔夫认为，还包括负担。这里的负担与职责不同，是指举证责任或者在法院进行诉讼时的声明及陈述责任。对于前者，拉伦茨／沃尔夫以德国民法典第282条为例32.该条规定，债务人因不可归责于己的原因而违反债务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不可归责之原因，债务人负有举证责任。债务人若对这样一种“负担”（Lasten）不注意、不履行，将会产生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至少在形式上他会败诉。33不像作为不真正义务的“职责”，既是为了自己利益进行的约束，同时也有利于他人。34对这种负担的重视仅仅有利于负担人自己的利益，负担人不理会该负担反而会有利于对方当事人，也是对方当事人所更愿意看到的，因为由此他可以赢得这场诉讼。352002年4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条同样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任何性质的义务中都难以包含这种负担。它更多是当事人来主张自己没有过错的一种风险和不利益的分配规则。36这种举证或陈述的负担虽说是诉讼法的义务，但由于其是否及时、适当地履行将直接影响其在实体法上的权利。所以，一定意义上讲也可以将这种负担纳入到法律关系构成的要素中来。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有机性、规范性和时间性

1.民事法律关系的有机性

通过以上所讨论，我们可以知道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绝不仅仅限于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除了权利和义务这一对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外，法律关系还包括权能、权限、取得的期待和屈从、职责、负担等非常规要素。所有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一项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描述特定当事人的法律地位。但这许多要素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地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的。

对此，拉伦茨教授曾明确指出，法律关系可以由单一的权利和与其对应的义务组成，也可能是由以某种特定方式相互组合在一起的很多权利、义务和其他的法律上的联系组成。大多数法律关系都不是一种单一的关系，而是一个由许多法律上的联系附加于其中的复杂的综合体。法律关系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权利、权能、义务和法律上的拘束等组成的一个整体（einGanzes）、一个有机体和结构组合（ein Organismusund Gefüge）。37

法律关系的这一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律关系的有机性，即围绕一个共同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各种权利、权能、权限、取得的期待和义务、屈从、职责、负担等，组成了一个超越各个要素而存在的整体38，即法律关系乃是一个有机的结构组合。例如，在所有权法律关系中，所有权通常被我们看作是一项完整的权利，但所有权并不仅仅是各种所有权权能的总和，所有权也有可能和义务结合，所有权事实上是一个复杂的包罗万象的法律关系。比所有权更加复杂的是债权债务关系和亲属法关系。一项债权债务关系不仅包括给付义务和与其对应的债权，而且还包括确保它们的辅助义务和权能以及形成权和权限。39而且，在债权债务关系发展过程中还可以不断地产生各种各样新的义务，个别的给付义务可因清偿而消灭，形成权可因其行使或不行使而失去效能，债的客体可因当事人的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而变更，债的主体也可因法律行为或者法律规定而更易，整个债权债务关系更可因概括转让而转移。但无论何种情形，债权债务关系的要素虽有变化，但债的效力依旧不变，即债权债务关系仍继续存在，并不失其同一性。40

拉伦茨教授更是由此对冯·图尔（von Thur）教授的“权利乃私法之核心概念”的观点表示反对，而认为私法之法律关系一般至少包含一项权利，但法律关系并不限于此。并进一步指出，承认债之关系是一个有机体，承认债权关系当事人的法律地位通过合同承受而具有可转让性，承认所有权具有社会义务，承认亲权的义务权（Pflichtsrecht）属性，承认法律义务、职责以及其他的拘束之间的不同，就意味着承认法律关系概念居于私法的中心地位。因为，只有法律关系才能将权利以及不能发展成为独立权利的权能、义务和职责都囊括其中。41

对于权利和法律关系，应以何者为私法之核心概念的问题，在法学史上始终存在一个反反复复的认识过程。在冯·图尔（von Thur）教授1910年提出权利乃私法之核心概念42之前，法律关系是居于私法的核心位置的。古典的罗马法学时期，法学家们放弃对具体的各种实体权利抽象出一个一般的权利概念，直到注释法学时代，诉权的实体法基础才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距今日权利之私法核心概念的地位还有很大距离。萨维尼（Savigny）就不认为权利是私法体系的中心，对权利的讨论通常是在法律关系的基本范畴中顺便进行的。直到温德沙伊德（Windscheid）将罗马法的诉权制度引入到权利的话语中，认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在先，诉权在后，并在其著名的潘德克吞教科书中开始专门讨论权利，从此法律关系开始丧失了其自萨维尼时代以来的核心地位。43近来在民法学原理上出现了回潮，有学者对权利在私法中的核心地位提出了批评，要求将法律关系作为私法的基础范畴来对待，主张在私法中应以法律关系取代权利之核心地位，认为法律关系给权利人的义务也留下了空间。44不仅如此，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仅在权利的框架或义务的范畴中是无法将前述的权能、权限、屈从、职责、负担等要素涵盖进来，从而无法精确而充分地描述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因此，非常有必要重新审视并确立民事法律关系在现代民法学中的核心地位。

2.民事法律关系的规范性

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事法律规范作用于民法的调整对象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但民事法律规范不会自动地作用于民法的调整对象，必须借助于民事法律事实方能实现，可见，民事法律事实乃是民事法律规范作用于民法调整对象的重要媒介。民法的这四项基本范畴的关系可图示如下：

民事法律规范（透过媒介：民事法律事实）

民法的调整对象（平等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此时的社会关系披上了法的外衣：权利和义务）

法乃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作为部门法的民法只能调整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种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与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社会关系有何不同？其不同在于，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经过民事法律规范调整之后，披上了法的外衣，即具有（广义）权利和义务内容。45此时的法律关系从民法的角度看已不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进入了规范世界，具有了规范属性。所谓法律关系的规范性，即对这种社会关系再不能当作普通社会关系来对待，而应以权利和义务的角度去观察、处理。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法律关系不同于生活关系。拉伦茨曾明确批评将生活关系与法律关系混同的现象，并举例说，出租人A与承租人B的生活关系可能是友好的，也可能是冷淡的或紧张的，但他们之间的租赁法律关系并不是按照这种生活关系来确定的，而只能是按照规范的观点（nachnormativenGesichtspunkten）。其内容要由法律和租赁合同来调整。46当然，与法律关系相应的生活关系有时也会反作用于法律关系，例如合同当事人之间长期缺乏信任关系，会导致一方行使解除权。但无论如何，这种生活关系对法律关系的反作用，也只能从规范观点的角度出发来确定。

2）法律关系具有意志性。通过上面的图示，我们知道民事法律关系是民事法律规范作用于民法的调整对象而产生的，而民事法律规范内容的本身就体现了立法者的意志，但这种意志是抽象的，具有一般性。而当民事主体通过其法律行为形成具体民事法律关系时，法律关系内容的确定再次体现当事人的意志。

3）法律关系是通过对生活关系撷取而产生的。现实生活关系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而我们正是从这一统一体中取出一部分进行法律观察，得出法律关系的。这种将生活关系局限于现实的某些部分，是法律研究技术的必要手段，同时对于法律适用也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找法工作将完全依赖于对法与非法一种非理性的整体印象，从而丧失其可信赖性。47法律关系对生活关系这种“撷取”，使其具有了很强的规范性。但生活关系却始终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法律关系时还要注意到法律关系的有机性。

3.民事法律关系的时间性：作为时间现象的法律关系

所有法律关系原则上都是有时间上的开始和结束的，所以法律关系虽然不存在于一定的空间，却具有时间性。法律关系是一种时间现象（zeitlicheErscheinung）。48当然，法律关系在时间上的存在对于不同法律关系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债法关系上，法律关系的时间性表现的最为明显。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债权含有死亡基因，目的已达，即归消灭。”49债权是动态财产权，其社会机能在于跨越时空障碍，实现财产的流转，保障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发生的商品交换得以实现。作为人们获得和实现物权或类似权利的桥梁与手段，债权只有通过依法消灭自己才能实现其价值，没有永久存在的债权。特别是合同关系，从本质上说合同就是为了结束而设立的。即使是那些持续性债权债务关系，也是有结束时间的规定的，它从一开始就是暂时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结束。

形成权的时间结构与债权很相似，它从一开始就是以通过其行使从而使一定权利形成作为其终极目的。一项形成权，例如终止权、撤销权、选择权，一旦行使，即告结束。形成权是通过其行使而消耗自己的，即使不行使，这种权利也会因在一定时间内（除斥期间）不行使而消灭。一句话，形成权是一项可消耗性权利。

物权关系中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都具有明显的时间性，所有权的时间性虽不很明显，但所有权同样具有一定的时间结构首先，所有权是特定人在某个特定时刻开始对特定的某物享有支配力的，同时这种支配也必将结束，至迟到所有权人死亡或者所有物灭失时。但所有权的时间结构与债权的明显不同，它并不像债权那样通过履行义务而消灭自己，不是目的达到了就没有任何意义。恰恰相反，它在时间上的存在本身就是它的意义，51就是它的目的。而且，从本质上讲，所有权关系的时间结构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持续的。

人格权、亲属权和婚姻关系的时间结构，也同样是以人的生存时间为限的。知识产权的时间性则体现在其保护期上，保护期届满就不再受到法律的专有性保护，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当然，这些权利的时间结构与所有权相同，其之存在即其目的。与债权那种“目的已达，即告消灭”的时间结构显有不同。

四、一点反思：法学向常规外细微处的发展

撰写此文乃是缘于近来读书的一些感受。在读到拉伦茨教授和沃尔夫教授所著之《民法总则》关于法律关系的具体要素时，书中赫然写着法律关系构成的各种（广义）权利（verschieden Artenvon Berechtigungen）和各种负担（verschiedenen Artenvon Belastungen）。细读下去，作者更加明确地指出，法律关系的整体法律效果是基于某一法律关系所产生的权利（subjektiveRechte）、取得期望（Erwerbsaussichten）、权限（Zustandigkeit）和义务（Pflichten）、其他的拘束（sonstige Gebundenheiten）、职责（Obliegenheiten）、负担（Lasten）等全部要素构成的，而这些内容构成了参与该法律之当事人的特定法律地位。52

再读韩忠谟先生的《法学绪论》一书，书中也指出，权利与义务乃法律关系之核心，法律所赋予法律关系之法律效果的主要部分。53由此推出，韩忠谟先生也认为除了权利与义务外，法律关系当有其他内容构成。这一点可由韩先生在论述权利的种类时的观点得以佐证。

又读葡萄牙著名民法学者CarlosAlbertodaMotaPinto所著《民法总论》，惊讶地发现，他将法律关系中的权利分为本义的权利和形成权，法律关系中的义务分为法律义务和屈从。本义的权利相对于法律义务；形成权则相对于屈从（sujeicao）。并指出法律关系是权利和法律义务或屈从所组成的关系，权利和法律义务或屈从构成了法律关系的内部结构和内容。54在法律关系的内容构成中明确地引进了“屈从”概念。而且在其引注中笔者得知，德国学者伯蒂歇尔（Botticher）在论述形成权相对人所负有的特殊义务时，其著作的名字更是径直为《私法中的形成权与屈从》。55

由此而起的种种信息使我不由得诘问自己，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否仅限于我们传统理论所指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是否还包括其他内容？

对此，拉伦茨教授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尽管我们通常说权利是一项法律关系的特定标志，但是对权利的拥有在一般情况下并不能穷尽法律关系的全部内容，它还包由权利而生的其他很多法律联系。”56我国台湾学者曾世雄教授也认为，传统论说常在法律关系与权利义务关系之间划等号，认法律关系即权利义务关系。其实，法律关系包容之范围较权利义务关系为广，权利义务关系只是法律关系之一部但为最重要之内容。57

在这样一些观点的引导下，笔者努力形成了此文，并提出法律关系的内容由积极要素和消极要素两部分构成。其中，积极要素包括权利、权能、权限和取得的期待等，而消极要素包括义务、屈从、职责和负担等。笔者深知与传统理论相比，文中的许多观点和论述未必能站得住脚，例如，权能和负担是否应列入法律关系的内容构成中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地深入分析和讨论。这里笔者想通过此文传达的信息是，我们应对法律关系的内容构成进行反思。不能将法律关系的构成简单化地理解为权利和义务，除此之外法律关系还应该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因为，法律是对社会生活关系的反映，社会生活关系永远是丰富多彩，作为反映社会生活关系的法律关系在其内容构成上也必然是丰富多彩的、多种多样的。否则，我们的理论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现实将捉襟见肘，无以应对。58

美国著名分析法学家霍菲尔德（Hohfeld）教授就认为，将所有的法律关系都仅仅约化为权利和义务的关系，是阻碍我们进行清晰的法律思维和有效地解决法律问题的最大的障碍之一。用权利和义务两个概念来分析比较复杂的法律现象，如信托、选择权、期待权、保留合同、法人等，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但它造成的法律术语的匮乏和混乱等严重后果，仍须法学家们认真对待并不断消除。霍菲尔德进一步将法律关系提炼为权利（right）??义务（duty）、特权（privilege）??无权利（no-right）、权力??责任（liability）、豁免（immunity）??无能力（disability）等四对概念，以这四对概念的不同组合来分析复杂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关系。59

社会生活关系又是有机地、绵延不断地统一在一起，而法律关系只是通过对一部分现实生活的撷取60实现的，这就要求反映社会生活关系的法律关系应具有有机性。机械地简单化地思考只能使我们的理论和逻辑异化为我们的枷锁，限制法学对社会发展的指导和推动功能的发挥。我国民法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积累，在一些基本理论方面已渐成共识的情况，我们既要重视对既有理论进行细化研究，更要重视对既有理论的例外现象进行充分研究，以不断完善、充实我国民法学的理论。此即所谓“法学向常规外细微处发展”之意。

本文观点未必准确，但希望它能为我们对法律关系内容的理解提供新的思路，以拓展我们的视野。特别是其中的“权限”和“屈从”概念，如能妥贴地引入到法律关系内容构成要素中来，相信这将有助于使我们对法律内容的理解更加深入、更加丰富、更加具体。

将“权限”概念引入法律关系之中，可以使我们更加容易分析、认识一些特殊的法律地位。譬如，对于权性质的分析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且尚无定论的一个问题。抛开将与委托混为一谈从而否定权的观点不说，单单是承认权存在的观点中围绕权性质就有所谓权利说、权力说、能力说、资格说、地位说等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主张。而对于这一干众多学说，人们却总能找到其不能圆满解释的地方。61而“权限”概念的引进就可以使我们跳出既有理论和逻辑的束缚，在更加广阔视野中的看待一些所谓的理论难题。

同样，不论是拉伦茨的“法律上的拘束”（rechtlicheGebundenheit）概念，还是伯蒂歇尔（Botticher）的“屈从”（Unterwerfung）概念的提出，都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值得深思的东西。特别是葡萄牙学者CarlosAlbertodaMotaPinto将权利分为本义的权利和形成权，并进一步指出与本义的权利相对的为法律义务，而与形成权相对的则称之为屈从，详细区分了屈从与义务的不同。这种思路对我们有很大的冲击和启发。即使我们不接受“屈从”概念，我们也要对现有的义务概念进行更加细化的区分研究62.果如此，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注释：

1 于晔、崔建远：《论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2期，第53页。

2 对此常见的表述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即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类似的表述可见于很多的著作和教材中，于此仅列举以下不同时期权威学者的论述，以说明问题。参见佟柔主编《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34页；陈国柱主编：《民法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4年7月第1版，第20页；李由义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8年6月第1版，第34页；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论》（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第114页；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54页；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76页；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44页；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51页；王利明主编：《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42页；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33页；寇志新：《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160页。

3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Aufl.8，VerlagC.H.Beck，1997，S.259。

4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Aufl.8，VerlagC.H.Beck，1997，S.260。

5［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蛞耄??沙霭嫔纾??64页。须注意的是，此处所引之译著为拉伦茨教授1988所著之《德国民法通论》第7版，前注所引德文著作则为经沃尔夫教授增订后的二人合著之《民法总则》第8版。此处所引内容第8版书中没有，特此说明。至于所引之“最近十年来”显然不能从现在算起。但究竟从第7版的1988年算起，还是自初版之1967年算起，或是期间，尚须进一步考证该著是从何版开始有此话语的。

6 林诚二：《论形成权》，载杨与龄主编《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1998年版，第66页。

7 王泽鉴：《民法债编总论》第1册，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38-40页；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69页。

8 韩忠谟：《法学绪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177页。

9 Larenz，Lehrbuchdes Schuldrechts，BandI，14Aufl.VerlagC.H.Beck，1987，§18I.S.245。

10 此处作为民事法律关系构成要素的权限与行政法、经济法上的权限不同。行政法、经济法意义上的权限是在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基于行政命令或者特别授权而产生的，而民法上权限的产生乃是通过平等民事主体的意思表示而产生的。

11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8.Aufl.，Verlag C.H.Beck，1997，S.261。

12 Vgl.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8.Aufl.，VerlagC.H.Beck，1997，S.260-262。

13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8.Aufl.，VerlagC.H.Beck，1997，S.262-264。

14 Andreasvon Tuhr，Der Allgemeine Teil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Bd.I，1910，§4V，zuAnm.40。

15 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76页。

16 Botticher，Gestaltungsrechtund Unterwerfungim Privatrecht，Walterde Gruyter&Co.，Berlin，1964。

17 Carlos Alberto da Mota Pinto：《民法总论》，林炳辉等译，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大学法学院出版，1999年12月，第90页、92页。

18 参见Carlos Alberto da Mota Pinto：《民法总论》，林炳辉等译，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大学法学院出版，1999年12月，第90页－第92页。

19 相比较而言，笔者倾向使用“屈从”概念，因为“屈从”比“法律上的拘束”更能形象传神地描绘出形成权相对人的法律地位，而且在语言上也更加简捷。

20 我国学者王泽鉴先生早在1983年即在其《债之关系的结构分析》一文（载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三民书局，1983年版，第98页）中将Obliegenheiten一词译为“不真正义务”，作者在该文中称将Obliegenheiten一词暂译为“不真正义务”。此后王鉴泽先生在其多本著作中都使用了这样“不真正义务”一词（参见氏著：《民法债编总论》第1册，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34页；《民法总则》，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81页），并为我国大陆学者广为接受。Obliegenheiten确实不是一种义务，因为一方面负担这种职责的人从另外角度看又多为权利人，另一方面这种职责的承担并未赋予对方当事人以请求其履行或因不履行而对其的权利（S.Enneccerus/Nipperdey，AT§74IV）。不是一项义务又译作“不真正义务”，确实在逻辑解释上存有障碍，但笔者认为王泽鉴先生的译法确实抓住了Obliegenheiten的精髓特征。笔者同意这一译法，此处之所以译为“职责”，一则是考虑到职责有“在其位应尽其相应的义务，否则构成失职将丧失其职位（地位）带来的好处”之意，与处在特定法律地位不履行Obliegenheiten将承担权利丧失或权利减损后果的含义相合；二则“职责”是本着德语含义的直译，这样可以为他人理解该语词的出处以便进一步选择更恰当的译法，留有更充分的拓展空间。

21 Gernhuber，Das Schundverhaltnis，1989，§2III，1。

22 Kobler，Juristische Worterbuch，7Aufl.1995。

23 ReimerSchmidt，Die Obliegenheiten，S.104，314。

24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8.Aufl.，1997.S.265。

25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8.Aufl.，1997.S.266。

26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4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104页。

27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Aufl.8，1997，S.266；［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蛞耄??沙霭嫔纾??70页。

28 Larenz/Wolf，AllgemeinerTeildesBürgerlichenRechts，Aufl.8，1997，S.266；［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邵建东、程建英、徐国建、谢怀?蛞耄??沙霭嫔纾??70页。

29 至于这里所规定之“两年”期间的性质，学术界存有争论。有指之为除斥期间，但除斥期间通常是针对形成权而确定的，而《合同法》第158条第2款第2句所消灭的只是请求权；据此又有人认为该期间为诉讼时效，而诉讼时效针对的虽为请求权，但诉讼时效有中断、中止之规定，而此处规定之期间为不变期间。且最为重要的一点，诉讼时效并不消灭请求权本身，只是使当事人丧失了请求法院保护的胜诉权。而此处所规定之期间一旦经过，买受人即丧失了请求补偿的权利。究竟此“两年”期间之性质若何？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第158条第2款第2句所规定之“两年”期间既非除斥期间，亦非诉讼时效。借鉴德国法上的“权利失效”制度（Verwirkung），可以将该期间定性为权利的存续期，超过此期间权利即告失效。权利失效制度对于一切权利，无论请求权、形成权、抗辩权，均有适用之余地（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311页-312页）。这样分析也与我们所主张职责（Obliegenheiten）非为义务，其之不履行并不产生任损害赔偿责任，只是产生权利减损或权利丧失的法律后果，相呼应。

30 韩忠谟：《法学绪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186页。

31 郑玉波：《民法总则》，三民书局，1979年11月版，第55页。

32 旨在进行德国债法改革的《债法现代化法》于2000年1月1日通过后，该条规定被并入了现行《德国民法典》的第280条第1款，特此说明。

33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Aufl.8，1997，S.266。

34 Enneccerus/Nipperdey，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15.Aufl.，BandI1959，§74IV。

35 Rosenberg/Schwab/Gottwald，Zivilprozessrecht，15.Aufl.1993，§2III1。

36 Larenz/Wolf，AllgemeinerTeildesBürgerlichenRechts，Aufl.8，1997，S.266。

37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Aufl.8，1997，S.253-254。

38 王泽鉴：《民法债编总论》第1册，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51页。

39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Aufl.8，1997，S.253-254。

40 王泽鉴：《民法债编总论》第1册，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52页。

41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Aufl.8，1997，S.254。

42 Andreas　von　Tuhr，Der Allgemeine Teildes Deutschen Bürgerlichen Rechts，Bd.I，1910，S.53

43 Gerhard Wagner。

44 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64-65页。但对此种“回潮”，梅迪库斯认为，私法仅仅靠权利这一思维手段是不够的，但权利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思维手段，要使某个人负有的义务在私法上得以实现，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赋予另一个人享有一项相应的请求权。

45 应当注意的是，这种表述是以历史的观点来看的，即从民法发展的角度看，在没有民法之前，人们的社会关系并不具权利义务这种规范属性，民法的产生使其披上了法的外衣，接受民法调整之后的社会关系，从其生成时起即是依据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的，当然形成民事法律关系。并非先有普通的社会关系，而后才产生民事法律关系。

46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Aufl.8，1997，S254。

47 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3页。

48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Aufl.8，1997，S257。

49 Radbruch，Rechtsphilosophie，1963，S.243。

50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8.Aufl.，1997.S.259。

51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8.Aufl.，1997.S.258。

52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8.Aufl.，1997.S.266。

53 参见韩忠谟：《法学绪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164页。

54 参见Carlos Albertoda Mota Pinto：《民法总论》，林炳辉等译，澳门法律翻译办公室、澳门大学法学院出版，1999年12月，第88页-第92页。

55 Botticher，Gestaltungsrechtund Unterwerfungim Privatrecht，Berlin，1964。

56 Larenz/Wolf，Allgemeiner Teildes Bürgerlichen Rechts，8.Aufl.，1997.S.267。

57 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69-70页。

58 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世界太丰富多彩了，太生动活泼了，以至于使自己陷入惟一真理的牢笼之中。”参见［德］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法律智慧警句集》，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1页。

59 参见王涌博士论文《私权的分析与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50－51页。

60 梅迪库斯语，参见迪特尔·梅迪库斯著邵建东译《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

61 对权性质诸说的评价，请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9-241页。梁老师主张权力说，并认为权力与权限在汉语中可互用（参见前引该书第243页）。

民事法律关系范文第4篇

>> 境外邮轮旅游实务中的民事法律关系分析 论医患关系是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合同关系 浅析民事法律关系中的无因管理 走出行政审判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误区 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中的弱者利益保护 房地产经纪活动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器官移植中的民事法律关系 浅析公司发起人民事法律关系 赠与合同中民事法律关系理论的几点研究 论反致制度在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的适用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地位 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的实施谈我国涉外继承法律关系 从民事法律关系角度认识书刊借阅逾期违约金的性质及其规范化管理 《民法通则》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中关于涉外婚姻规定的对比 医患关系的民事法律适用 城市私房拆迁民事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对宋朝民事法律的一些探讨对宋朝民事法律的一些探讨 浅议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再认识 民事检察监督法律关系的冲突与和谐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5-9-16/2015-11-1.

[4]王文.论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发展邮轮产业的若干法律问题[J].海大法律评论，2008.

[5]方懿.邮轮旅游民事法律关系初探[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3，24（2）.

[6]吕方园，郭萍.邮轮霸船之法律考量――以《旅游法》为分析进路[J].旅游学刊，2014，10（29）.

民事法律关系范文第5篇

【关键词】器官移植；法律关系；受体；供体

民事法律关系是指在民事法律中所确立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活体与尸体器官移植中,本身即涉及多方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因此将产生不同的法律关系客体,同时具体的法律关系内容也是多方面的。

一、器官移植法律关系的主体

器官移植中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供体,受体和器官移植的实施者（医疗单位）。供体是指为器官移植行为提供可操作的生命器官,以完善生命机能和生理正常运转为目的的活体或者尸体,供体对自己体内的器官行使完全的支配权,是器官的来源。

受体是指器官移植行为的承受者,接受被移植器官并且将其视为自己身体的组成部分。受体成为被移植器官的“新的主人”,将被移植器官纳入自己的身体运行体系之中替代原有衰败器官,发挥完善生理机能的作用,最终实现受体的身体健康。

医疗单位在实施器官移植手术中起到了桥梁作用,接受供体的器官通过高超的医疗技术将其植入到受体之中。同时,医疗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条件、设施以及医疗人员,其医疗体系的完备在成功完成器官移植手术中发挥着最基本作用。医疗单位需经过检测并得到许可才能进行移植手术,因其关系到民众的生命健康问题所以应当制定严格的医疗准入制度。

二、器官移植法律关系的客体

器官移植中的法律关系客体,是指民事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即物和行为,在器官移植这一民事行为中,是指被移植的器官和主体所为的行为。

在供体、受体和医疗机构三方主体中,在供体与受体之间发生可用器官的转移的行为,那么客体即产生于器官转移之中;医疗单位将器官植入或植出于受体或供体中,发生医疗服务关系,那么客体即产生于服务关系之中。“受体与医疗单位之间的医疗服务关系则是器官移植民事法律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因为供体与受体和供体与医疗单位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都是围绕该种法律关系而发生,没有这一民事法律关系,前面两种民事法律关系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1]

三、器官移植法律关系的内容

器官移植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供体、受体以及医疗单位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2]。由于主体之间的差异,其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也不同,所以相对应的法律权利义务也不一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生命健康权

器官移植手术本身是为了让可用器官实现最大的价值,进而拯救病体使其恢复身体健康,所以手术的准备以及进行过程中,应当本着减轻对人体伤害为基本原则,不能以危害某一方的生命健康权为前提。

对于供体来说（由于尸体已经不具有生命特征,不做讨论,此处特指活体）,医疗机构从其体内摘取器官,在此过程中若医疗人员产生误诊误判而直接从供体体内摘除器官;或者手术失误而造成供体重伤甚至生命终止;或者未经供体允许的情况下私自甚至强制摘除供体的器官,造成对供体生命健康损伤,这些对生命健康权侵犯的情形,应被法律预防和制止。因此医疗机构应当被放到了一个重要的受监督和受约束的位置。

对于受体来说医疗机构在受体已满足各项条件的情况下延误手术时机而造成器官移植不成功;或者因为医疗人员手术过程中的失误造成受体身体伤害甚至死亡;或者医疗机构对移植器官检测不准确,将病态的器官植入到受体体内造成受体病情加重、病变而威胁身体健康甚至生命的情形。

（二）知情权

供体和受体对知情权的充分享有和利用是器官移植手术合理合法进行的前提和基础。供体有权了解自身器官植出的情况以及可能产生的价值,并充分获悉器官移植手术之后对自己的身体所产生的可能后果,同时对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也应有所了解。对了受体来说有权知道被移植器官的生理情况以及其与自己身体的契合程度,了解自身生理机能状态,最终做出是否接受移植的决定。对于医疗机构保证器官来源的合法性及供体与受体对知情权的享有情况,各项检查合格且经过双方同意后再进行移植手术,否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撤销权

撤销权的服务对象主要是供体,供体无偿献出自己的器官,却要承受手术过程中和器官缺失之后身体健康受损的风险,且万一以后自己身体发生病变,可能要承受比常人更多的痛苦甚至失去生命。因此民法中关于器官移植的规定应当更加偏向于供体。首先作为一位生理机能正常运转的自然人,他的生命健康权应当优先于受体被予以考虑,同时应当享有完全的撤销权。主要表现在在器官移植手术进行之前,供体有权利主张不捐献器官,而受体和医疗机构应当同意、不能强迫供体捐献出自己的器官。如果受体或医疗机构为了自己健康或私利而强迫供体捐献器官,供体因此受到身体上损害,受体或者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参考文献】

[1]刘长秋.器官移植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5:42.

[2]濮赞忠.论活体器官移植的民法分析[D].华东政法学院,2007.

作者简介：刘淑萍（1989―），女，宁夏银川人，兰州大学法学院2012级法律硕士（法学）。

民事法律关系范文第6篇

杨立新：在讲座开始之前我先打一个广告，我准备和张新宝老师我们两个联合搞一场讲座。大家可能知道，我们两个都是研究侵权行为法的，观点也有所不同，大概要唱一个对台戏，我们两个讲一下不同的观点，对启发同学的思路和引导大家学习可能会有一定的好处。我今天作这个讲座题目是民法方法论的问题，王利明老师开学以后就强调民法要好好研究一下民法方法论问题。我作为基地的常务副主任，坚决响应主任的号召，我今天也就民法方法论的问题作一个演讲。我演讲的题目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方法论的地位，这个题目也是讲民法方法论的问题，我讲的民法方法论是比较宏观的方法论，从法哲学的角度来考虑民法的方法问题。大概和王老师说的不是完全一样，但是我觉得和王老师说的又一样，王老师讲的是一个请求权基础规范检索的问题，其实涉及到的还是法律关系的问题，我觉得凡是研究民法的问题，如果没有法律关系的观念恐怕都不行。在讲座开始之前我想给大家讲一个案例，为我这个题目做一个引子。

今天我们在政法大学讨论了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就涉及到军产在转到地产的过程中发生的一个案件。原来江总书记提出要把军队的企业转交给地方政府，军队不再经商办企业。这个时候，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它有一个公司，这个公司就叫实业公司，实际它也是一个军队的企业，它就在军医大学和其它的人合资建了一个大厦，叫交易广场。然后，就和他签订了一份协议，租他的地，租他的房，租到2003年的9月为止，到90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军产转地产，在这个期间，就这个实业公司也要转交给地方了。在军产交出来，地方还没有接的时候，这个实业公司就和一个叫多彩的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把他原来租军医大学的房子和地又都转租给了多彩公司了，他又和多彩公司又订了一份合同，也是租到2003年的9月，但是他们两个又增加了新的续期，提前了四年就开始续期，一直续到2009年的几月几号，房子的租金比原来的还低，然后把所有的预付款都汇给了对方。这个时候军队就把公司彻底交给地方，地方还是委托军医大学做具体的交接问题。这样这个企业的所有权又归了军医大学，军医大学又和现在案件争议的原告叫丹尼尔公司签订了一份托管的协议，所有的问题交给丹尼尔公司来处理。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他们签订的租赁合同已经订到2009年了，丹尼尔接的这个东西不是正好和他们这个合同相冲突吗？这样他们就发生争议，丹尼尔公司就认为，多彩公司和实业公司他们之间是恶意串通，使国有资产流失，使他的权利没有办法实现，这样丹尼尔公司就主张他们之间的合同无效，是侵害我的权利，后来这个案件法院倒是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

我们在听了这个案情之后，在研究这个案件怎么样来处理，怎么样适用法律，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考虑问题呢？凡是学习民法的或者是在法院做过民事法官的，大概第一句话就是说肯定要看法律关系。这个案件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原告在的时候说，多彩公司和实业公司是恶意串通的行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看他们之间的合同是不是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是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还是一个有效的租赁合同，大家可能会说，租赁合同一般说来，在前面的租期差不多快满的时候或者已经满的时候，然后才续期。一般不会说提前四年就开始续签，在讨论的时候大家就说，法律也没有规定提前四年就不能续签合同，也不一定，按照交易的习惯大概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提前四年也不能说这个合同就是无效的，从合同的效率来说，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现在就要看它究竟是一个有效的租赁合同关系，还是一个恶意串通的行为。后来，大家说了这么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这是军队转产期间，涉及到被转军产一定要有一个所有重大的事项要报告，不报告就不行，这个时候是不是有能力的限制。我觉得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看实业公司和多彩公司他们之间有没有恶意串通，就是说接受的这一方他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还是一个恶意串通的第三人。那么，第一，他自己承认我知道这个一个军产；第二，也知道这个合同2003年9月以后他没有权利，第三，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采用违反交易常规的一些做法，一般说不动产的租赁要续期的话，他的价格是要看涨的。这样的情况下综合的来判断，多彩公司是不是有一个恶意的行为在里面，其实说这些事情他们两者之间都知道，实际上在一个恶意串通。这样第一步，就要确定他们之间是一个恶意的串通，还是一个有效的租赁合同，就应该确定他是一个恶意串通，恶意串通他的合同就无效了。

第二个理由，在《民法通则》的第61条的第二款和《合同法》第59条规定，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要返还所得的财产。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这个合同关系第三人受到了恶意串通合同的影响，他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他构不构成侵权行为。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觉得大家一直解决的不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很多法院都认为这样的案件不一定是侵权的问题。所以第三人要的话，很多法院都不受理，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来一个合同关系，你怎么有当事人资格呢？受到损害的第三人他提讼，他的基础是什么？他要有一个合理的法律关系。后来，我们的意见就认为这个一个侵权的法律关系，他依据侵权来完全有道理，他有当事人的资格。

第三个理由，就是说他同样是一个财产，实业公司的这些房子，前面作了一手交易，后面又作了一手交易，是不是类似于双重买卖的问题，是不是一个“一女二嫁”的问题？假如两个行为都是有效的，这就是“一女二嫁”，如果一个合同有效，一个合同无效，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这里面也涉及到类似于双重买卖的问题。

第四个理由，受让的丹尼尔公司他的诉权是从哪里来的，他权利的源泉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军医大学才是权利的主体，他接受了委托就把权利转移过去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另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侵权行为是持续状态的，他的权利实际上也受到损害，他自己本来也是受害者。

这个案件说起来比较复杂，我们在研究这个案件的时候，第一步就应该把它的民事法律关系一项一项的理清楚，然后再考虑怎么样的来适用法律，这样就很好的理解一个案件的真实面目。合同无效按照合同无效的规定来办，侵权行为就按照侵权行为的法律来处理，这样一分析法律关系清楚了以后，这个案件立刻就清楚了。从这个案件来看，其实任何一个案件来观察和研究它的时候，都是采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所以，我坚持一个看法就是说，在法院法官在办理一个案件的时候，或者我们律师在一个案件的时候，或者我们作为法学专家来研究一个案件的时候，面对一个民事案件，第一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定性的问题，就是这个案件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把它确定下来，什么性质？就是法律关系的性质。这样就可以把问题引申一步，为什么我们在研究一个案件的时候要先研究它的定性问题呢？为什么要先研究它的法律关系问题呢？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民法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民法看世界、看社会、看这些案件，它的基本就应该是从法律关系入手。所以，我讲的这个题目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方法论的第一位，我们在对民法的现象和对一个民事案件，只有把它的关系确定下来，然后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问题看清楚，看到它的本质上去，才能真正的把它办对。所以，我就觉得在民法的领域当中，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认识这个社会，规范这个社会，研究这个社会，就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来研究它、来看待它，来观察它。离开了这个问题，民法社会你看不清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在民法方法论的理论研究上，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研究民法的法律关系问题。我今天主要讲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市民社会的法律地位及其它的基本要素

在民法学者的眼睛当中看我们眼前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我觉得这个社会就是罗马法上所讲的，它就是一个“市民社会”。民法就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它是整个市民社会的规则，用另外一种表述方法就是说，民事其实就是“市民社会”的市民法则。它就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在这个社会当中发挥它的全部的功能。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它有两个主要的要素存在，一个是主体，一个是物，以及物所构成的利益关系。围绕主体和物以及利益之间怎么样把它结构起来构成这个社会呢？就是权利和义务。这样就把整个的民法社会当中，一部分是主体，是主宰；一部分是客体，是物所包含的利益以及其它方面的利益，这样把主体和客体交叉在一起，把人个人之间的关系链接成社会，就是一个权利义务的关系，链接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个的“市民社会”。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待“市民社会”的话，看待我们民法世界的话，这个社会当中就是一个要素是人，另一个要素是物，然后加上一些权利义务关系链接到一起，就构成了整个社会。

最近我看到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个观点，提出来要给动物以“人格权”的观点。在暑假的时候，我和一些教授在海南开了一个座谈会，我们也讨论了这个观点，他说这种观点主要是更好的保护动物，让动物有更好的生存空间，而且这个世界也不仅仅是人，有生命的还包括动物，那么人和动物应该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就应该赋予对动物的权利，什么权利呢？就是人格权。后来我就开玩笑说，要给个“狗格权”还不错，人格权可能还不行。动物一旦有了人格权以后，要有生命权，要有健康权，要有生存权，除了享有具体的人格权以外，还要有一般人格权；一般人格权是什么呢？就是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和人格平等，把我们人格权的一般内容都写进去了，人享有的权利，狗也应该享有。我说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他的出发点是好的，看到了社会当中动物的重要性，在这个地球上也就是人和动物有口气，你有气就可以支配，为什么它不能支配呢？就要给它最好的保护和最好的待遇。但是是不是可以把人的一些权利地位拿出一部分给动物，我觉得有问题，我有一篇随笔的文章就写到，如果说把动物也给它相同的人格权，总有一天它们要造反，把你当成物了怎么办？说它来主宰这个世界，把你变成物，到物的领域当中去，你会怎么样？当然这种可能性不会发生，既然它也是生灵，它也可以掌握这个世界，为什么它们不能掌握你呢？这样我就认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物质存在的形式，“市民社会”两种基本物质构成形式，一个是人，一个是物；你把动物放到人的里面，还是放到物的里面，我说最起码它叫动物，就应该放到物里面，我们现在要给它人的权利放到人格里面去，你说怎么办？我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你给这个物动物化，但它还是物的性质不要改变，可以给它特殊的保护。所以我就想，将来我们在写民法教材的时候，讲物的时候，要设置一个特殊物，货币都能够设出一个特殊的物，为什么动物就不能设置一个特殊的物呢？对于特殊的动物这种物，在处分它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要求，转让它的时候，要有什么样特殊的要求，这样来保护，我觉得还是民法的思路，是一个法律的思路，给动物人格权，我觉得太复杂了。

我这个问题主要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就是两种物质存在的形态。在物质形态当中总是人是主体，人是最高的支配者，再高级的动物毕竟还是物。你给它“狗格权”、“猫格权”、给它“猩猩格权”，行不行？我觉得不行。在“市民社会”当中它和一般社会的关系，我们这个“市民社会”它是站在民法的立场上来看待社会，比如今天我从民法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怎么看这个社会都是民法，我就看不着别的了，就把这个社会其它的因素、其它的内容统统都给它抽象掉，我只是从民法的角度来看，看到的是人，看到的是物，看到的是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第一，是人与人之间完全平等，这个平等不是我们现实社会当中所说的平等，我有的时候就和同学说，现实社会平等吗？现实社会当中为什么领导要你办什么事，你屁颠屁颠的去呀？你稍微不去，你挨不挨骂，再不去，我免了你的职务。同学们可能会说，杨老师你原来不是也当厅长吗？也是挺大的官，我是可以指使别人，但是别人还能管我，我还得听他的。你说，这平等吗？不平等。但是到“市民社会”里面都是平等的，在“市民社会”当中都从民事主体的角度来看，才是平等的，谁也没有高，谁也没有低。“市民社会”当中这种平等最典型的事例，我觉得就是溥仪和文秀两人离婚，那是皇帝和一个人第一次站到法庭接受审判，我觉得这才是平等的，尽管他是一个下台的皇帝。在民法当中你要离婚，你们两个人就站到法官面前，法官来给你裁决，这才实现了“市民社会”当中主体的平等性，其它社会形态当中的平等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民法上的平等才是实质上的平等，在“市民社会”当中人与人是绝对平等的。“市民社会”当中还通行一个观念就是公平，为什么它要把公平作为最基本的概念？我就想在“市民社会”当中人高高在上他是主体，然后下面都是客体，都是物质形式，它们体现了很多利益，怎么来分配这些利益，怎么来分配这些物资，这个时候就要用权利的形式来分配，你享有这个权利，他享有这个权利，然后把权利公平的分配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依据自己的权利来支配这个社会中所有的利益。大家想一想在分配这些物资的时候，最基本的理念是不是公平啊？如果他享有五个权利，他享有三个权利，你享有一个权利，这样行吗？这不行，一定在权利上分割社会利益的时候，一定要有公平的观念，所以，最基本的就是公平。这个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形式是市民呢？就是权利和义务，有时候我说我们这个“市民社会”它是一个非常精致的社会、非常精巧的社会，精巧的社会和精致的社会怎么来体现，我们搞民法的祖师爷非常的聪明，他能想出权利这个概念来，说每个人用权利这种观念把社会利益分给每一个人了，然后你享有这个权利，完了再给他编织成他对你享有义务，然后就把整个社会结合到一起，所以它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形式是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所以说，“市民社会”当中就是两种基本的物质形态，最基本的结构方式是一个权利义务关系，把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公平的来处分，就构成了我们现在的“市民社会”。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市民社会”大概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形式。

“市民社会”和其它的社会形态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高度的把民法上的东西抽象出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市民社会”，把我们的眼睛再放宽一些，不光看民法的问题，社会不还是这样一个社会吗？这个社会有它的政治形态，有它的经济形态，有它的文化形态，作为一个“市民社会”，作为一个民法是世界，它和这个社会始终是存在一起的，相互链接在一起的。你想看到一个“市民社会”仅仅是一种抽象，你看具体的还是整个社会在一起。首先它是和政治社会是密切相联的，这个社会它要给市民社会法学以生命。它和经济社会呢？市民社会是最完整的反映经济形态的，每一个人没有经济会有你的生命吗？所以，商品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关系都反映到了民法的社会当中，都是民法的基本组成部分。前几天我们讨论的时候也讨论了一个问题，我们民法的泰斗佟柔老师，在制订民法通则的时候，他提出来了民法就是商品经济的法律这样一个理念，现在也有些学者提出来说佟老师说的不对，后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要实事求是的来看待它。在80年代起草民法通则的时候，那时候面临着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势，涉及到民法生死存亡的问题。佟老师和老一辈的民法学家提出来民法就是商品经济的法律，那个时候正好是商品经济唱的调无比高的时候，你要是民法是一个商品经济的法律，你就能够把民法切入到政治领域当中去。现在我们反过来看，说民法就是商品经济法这个论点也不是完全正确，它反映了一部分；后来我查了查佟老师说的话，佟老师也没说民法就是商品经济法，他说民法在调整商品经济部分是它的主导内容，这个说法其实是很全面的。我们今天来看，说民法就是商品经济法的，从这样一个结论上来看是有问题，但是民法上面的大部分内容是讲的商品经济的问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是财产的问题，讲的是动态的财产和静态的财产关系的。其实还有一部分人身关系在里面，民法上人身关系还是占主要的部分，这两个部分都是民法调整的对象。“市民社会”和文化社会也是关系密切的，一部民法典制订的好与不好，文化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作用。一个社会文化不发达，它可能制订不出来一个很好的法典，即使有好的思想，它也不可能有先进的立法方法。只有社会文化发达了，立法方法也完善了，制订出来的法律才可能是最好的。所以，整个社会都是有机的社会，这些关系都是密切相联的，我们通过民法的方法来看待这个“市民社会”，仅仅是这样而已。大家可以看一下最近《法学家茶座》第三期里面梁治平写的一篇文章，就批评有些民法学者托大，说民法典创造“市民社会”，他批判的这个观点倒是对的，“市民社会”是客观存在的，它也是反映市民社会规则的一个法律，你说我制订出来一部民法典就能够创造出来一个“市民社会”，这种说法正好和马克思的《认识论》相违背的。这一块我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市民社会”的一些看法。

二，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论地位问题

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它基本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看到的社会是什么？我们要研究这个社会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认识它？所以，我就提出来它最基本的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为什么它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而不是别的呢？就是这样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它能够把“市民社会”当中的两种物质形式和它们的结构方式完整的表现出来，包含进去。一个法律关系讲三个要素，主体、权利义务、客体，这三个要素恰好就是“市民社会”现实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人是主体，物以及物所代表的利益，是它的客体，然后再加上编织这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权利义务，就是它的内容，一个民事法律关系恰好反映的就是这个社会的实际情况。所以在讨论的时候，有的同学提出来民事法律关系为什么是三要素？民事法律关系为什么不是二要素呢？为什么不是四要素呢？后来我就提出我的观点，因为这个“市民社会”所构成的基本物质形态就是两种物质形态，这两种物质形态把它编织起来把它分配公平了，就是权利义务，把这三个东西编织在一起就等于一个完整的社会形式完全的反映出来了。它客观的、如实的展现了“市民社会”的实际情况，然后把它提升倒一个高度的地位。所以在这个“市民社会”当中它存在的形式就是以民事法律关系这种形式存在的，它运动的形态就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来实现的。作为整个社会来说，整个市民社会当中它基本的结构形式是民事法律关系加一个结构形式，具体的一个一个的民事法律关系都是在不停的运动，不断产生、变更、发展，就推动市民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所以，我就说“市民社会”它基本的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规律，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运动。后来，我就说是不是又狂妄一点，说马克思讲他的辨证唯物主义，唯物辨证法的核心就是订立统一规律。民法要是讲民法哲学的话，民法的核心就是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我就说，民事法律关系它在民法的世界当中、在市民社会当中它是基于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地位。

我想，它是不是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第一，民法观察这个社会的基本方法，是民事法律关系。它看这个社会都是法律关系，都是各种各样的抽象的法律关系是一个整体，具体的法律关系每一个、每一个都在运动。比如你说我去买菜，我去订立法律关系去了；别人问你干吗去，你说我去订立法律关系去，别人可能会说你是不是有点傻呀。其实基于买卖关系还不是法律关系吗？我去结婚，你干吗呀，去订法律关系去，这些都是法律关系。

第二，民法规范这个世界，规范社会行为的时候，也是用民事法律关系的方法。我们说整个民法讲的就是民事法律关系，我们在民法当中规定很多种情况，都是讲的这种法律关系怎么办，哪种法律关系怎么办。

第三，我们在研究民法的时候，我们在处理纠纷的时候，还是用法律关系这种方法。离开这种方法你研究不了这个社会，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争议。只有确定了法律关系的性质，然后你才能够准确是适用法律。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它体现了民事法律关系基本方法论的作用。其实一部民法典整个做的就是民事法律关系问题，比如我们在制订民法典是时候，规定了总则和分则，总则其实在抽象的规定民事法律关系的问题，就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基本的问题抽象出来，作概括的规定。所以，总则的全部的内容归纳起来讲的都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三要素，这三要素就是主体、客体和它的内容。例如《民法通则》规定它的主体讲自然人和法人，民法总则要规定物，规定的就是民事客体的物，然后民法总则要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也可以说它是客体的内容，也可以说它是设立民法法律关系的基础。和民事法律关系最没有法律关系的好像诉讼时效没有法律关系，其实诉讼时效更有关系了，它讲的是起来存在的时间、期限，讲的还是起来义务关系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民法总则整个讲的就是抽象的法律关系。民法分则就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类型化。我在给同学们讲课的时候，我说民事法律关系在民法分则当中的体现是它一步一步的类型化，最终到了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实现了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就决定了法律适用问题，到具体化的时候才能够对行为，对这样的法律关系怎么样来规范它、限制它，在发生争议的时候怎么样来适用它。我想把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化和具体化是不是可以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最高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人身法律关系和财产法律关系，我们经常说民法两大支柱，就是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第二个层次，就是基本类型，基本类型在人身关系当中分成人格关系和财产关系，还涉及到继承的这种关系，继承这种关系它既是一个财产关系，又是一个身份关系，是依据身份关系来解决财产的关系。一个人死亡以后他遗产的分配问题，它是一个财产法，也是一个身份法，它是以身份为基础来确定财产归属的法律。财产关系这部分也有三个基本类型，就是物权关系、债权关系和知识产权的关系。知识产权关系和继承关系非常相似，知识产权关系和继承关系它们两者之间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它们之间即有身份的内容又有财产的内容。然后到第三个类型，有些情况还可以分成中间的类型，比如说在人格关系当中，可以分成物资性的人格权和精神性的人格权。在财产关系当中，比如说他物权里面可以分成担保物权和用益物权，这是一个中间的类型。在这个中间类型上面还可以再分，分到第四个类型的时候，才是具体的法律关系。到了具体的法律关系来看，那就是最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就是民事法律关系到了具体化的程度，不到具体化做不到最终的适用法律。所以说，在制订民法典的时候，要规范到最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办理民事案件的时候，分析它的民事法律关系性质也要把它确定到最基础的民事法律关系里面，这个时候才能够确定它适用什么样的法律。

民法的分则，其实就是在展现法律关系类型化的问题。分成人格权法、物权法、财产法、继承法等等，还要制订一个知识产权的总则，这样不都是在展开法律关系吗？就是把法律关系类型化一步一步的在现实的法律当中来展现它。所以，我认为在民法典当中其实说到底就是在规范民事法律关系。总则讲的是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分则是把民事法律关系具体化、类型化，类型化的问题是要概括这一类民事法律关系的共性，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化才是最终对它进行规范、限制、适用。所以， 我也想民法方法论大概会有很多种，比如说案例分析方法、案例检索方法这些都是它的一些方法论。但是我想民法是不是有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那就是看这个社会的方法，看民法世界的方法。所以，我想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个民法哲学的问题，有刑法哲学，我们民法是不是应该有个哲学方法。我也看到很多人写了民法哲学这样的著作，看来看去我觉得好像没有抓住民法世界本质性的问题。民法哲学最终应该是一个市民，借鉴马克思哲学的话，我觉得民法哲学还是世界观的问题，还是民法方法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在民法的立场上怎么样来看待这个社会，它的基本运动规律是什么，说到底还是这样一些问题。有人说，法哲学既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哲学问题。我觉得它还是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还是一个法哲学的问题。

三，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问题

我觉得对民事法律关系有一个纵横划分的问题，它是编织民法典的一个方法。对民事法律关系有纵的划分和横的划分，比如说一个横向的划分，它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类型，在民法分则当中，民事法律关系就分为人身法律关系、财产法律关系、人格和身份的划分，横的划分基本的划分是民法分则编织编的问题，涉及到每一编怎么划分。然后再有一些编关于这一种民事法律关系，这一类型的民事法律关系再分成各种各样的类型，按照横向来作划分，来作规定。物权法就是采用这样的划分方法，物权法是财产法律关系的一种，在规定物权的时候分成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一个物权法很复杂，说到底不过是四个方面的问题。另一种就是纵向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债法，债法规定了债的发生、债的效力、债的内容、债的清偿、违反债的责任。物权法采用的方法是横切的，债权法是采用纵向切的。所以，我觉得对法律关系横向、纵向的划分，它对编织民法典、理解民法典的分则是很有意义的。

民事法律关系它有三个基本的要素，主体、内容和客体，主体、客体和内容刚才我已经作了简单的说明，在市民社会当中它有两种基本的存在形式，一种是人的物质形态，一种是财产物的这种形态，把它们结合起来权利义务关系就构成了民法法律关系的三要素。我还提出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民事法律关系当中，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运动形式是什么？我就用了一个过去经常提到的民法上的概念，就是民事流转。民事流转在界定上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民事流转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不断的产生、变更、消灭的一个过程。另一种说法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有时候只要有一个法律事实，有时候需要几个法律事实，法学上把引起某一个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几个法律事实的总和称为民事法律事实的总和，构成民事法律事实的总和就构成了民事流转。其实这两种民事流转界定方法都提到了它是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情况，在观察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时候，是不是用它第一层的界定方法，把民事流转和事实构成这两个概念把它分开，自己管自己的事情。民事流转就是讲一个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把这样一个过程叫做民事流转，恰好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基本形式其实就是民事流转。这样就可以把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形式用一句简明的概念把它概括出来，就是民事流转。用这样的方法把民事流转不再说它有别的意思，就把它确定为讲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形式，用这样的概念来概括它使它分成简明的表现了这种情况。

民事流转的基本形式之一就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法律事实的产生，比如说出生的事实产生了身份关系。有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基于行为而产生的，比如说订立合同，取得了债权。在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问题上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要注意，就在出生的事实当中，出生的事实它产生民事法律关系在人身关系当中是两种情况，一种是人格关系，一种是身份关系，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它们两个都是基于出生而产生的，它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我们在界定人格权和身份权的时候，采用这样一种方法，说人格权是一种固有的权利，一出生就享有这种权利，类似于天赋人权这种事项；说身份关系的时候它是一个取得的权利，基于出生的事实取得了一个和父母之间的关系和其他亲属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基于出生所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当中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还是有不同的。出生的问题上还要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婴儿还没有出生之前，他不是一个民事主体，他没有权利能力，他不享有权利，但是人的出生有一个孕育的过程，作为一个胚胎他在母体当中逐渐发育，到出生的时候他享有权利，他作为胎儿的阶段当中，虽然他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他是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民法在规范他的时候，在讲他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时候，有两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一个就是继承问题，胎儿在母体当中就发生了继承的事实，这个时候他还不是一个民事主体，他没有办法来继承这个财产，胎儿是一个实体，应该怎么办？就给他保留一个份额，等到出生以后再来继承这个财产。另一个问题就是，胎儿在母体当中受到了损害，出生以后发现受到了损害，什么时候受到了损害？在他还不是主体的时候受到了损害，他不是主体怎么来处理他呢？这个问题在国外是解决的比较好的，胎儿受到损害出生以后赋予他赔偿的请求权，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特别典型的案例说明这个问题。在去年的时候成都发生一个案件，有一位孕妇在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受到了伤害，在住院期间吃了很多的药，后来她就怀疑自己吃了那么多的药是不是对胎儿影响不好，后来孩子生下来以后她就怀疑婴儿有问题，后来她向法院，说我的损害要求赔偿，对婴儿的损害也要求赔偿，后来法院也组织鉴定，请了一些专家医生进行检查，说没有办法确定她吃了那么多的药对婴儿有明显的影响，后来法院对她的请求没有支持。后来我写文章对这个案件作了点评，这个案件虽然她没有得到支持，但是她提出这个思路是对的，胎儿在母体当中受到损害以后，他有权请求赔偿。但是他不能在母体中行使这个权利，只有在出生以后才享有这个权利。他的诉讼时效怎么办呢？一定要发现损害、确定损害以后才能开始诉讼时效。不能说一出生就开始算诉讼时效，二十岁以后才发现这个损害，说你早过了两年的诉讼时效，二十年都过去了，不能这样来判断。因为他这种损害很难确定，只有确定了以后，才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民事法律关系的变更，就是在民事法律关系存在的期间内它的内容，它的主体，它的客体发生了变更，这个时候民事法律关系发生了变更。比如说我们说合同的变更，在民事法律关系变更它基本的形式就是旧的法律关系消灭，新的法律关系产生。就是现成的法律关系你把它的内容作了变化，这个时候就认为旧的法律关系消灭又产生新的法律关系，用新的法律关系约束双方的行为，这是一般的规则。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是以新抵旧，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以新抵旧就是我向银行贷款100万，到期了以后我还不上，我再贷100万，把原来的贷款还上，等于我又欠了一个新债，旧债已经没有了，又到期了以后我又还不上，我再贷100万，把旧的还上，就这样以新抵旧。以新抵旧没有明令禁止说它是一个违法的， 在民法理论当中认为这是一个合同更新的问题，它和一般的合同变更规则有差别就在于以新抵旧它采用一种特别的规则，它新建立的法律关系有效，但原来的法律关系在一般的国家当中规定它也不消灭。例如，这是旧的法律关系，这是新的法律关系，这个钱贷出来以后，清偿了旧的法律关系，按道理旧的法律关系应该消灭了，但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新的法律关系生效，但旧的法律关系还让它存在不让它消灭，它的意图就是新的法律关系一旦有些以外的内容，比如不可抗力，他不能够清偿这个债务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让它生效，这样就使得债权人的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

民事法律关系的消灭，它也是民事流转的一种形态。一般的民事法律关系都是要消灭的，某一个大公司经营了几百年，这个大公司也有倒闭的时候。人出生以后产生了民事法律关系，结果到最后去世的时候他也消灭了。从个体上来讲，每一个民事法律关系都要经过产生、变更、消灭的阶段。但是作为整体上来说，抽象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市民社会当中永远是运动的。在民事法律关系消灭的问题上，比如说主体消灭了，民事法律关系消灭了；民事法律关系内容完成了，民事法律关系也消灭了，这样一些都是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理由。在主体消灭的问题上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就是在人去世以后，他的主体已经不存在了，那么他的权利还继续保存，还要保护一个时期，也就是死者的权利保护问题。比如说著作权，财产的著作权保护五十年，人格方面的著作权永远的保护。另一种情况，对人格利益保护一段期间，比如说名誉的利益、肖像的利益、姓名的利益、隐私的利益、荣誉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在去世以后还要保护一段时间。比如去年我们讨论很热烈的鲁迅的肖像权的问题，鲁迅姓名权的问题，都是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再一种情况，就是人去世以后尸体的问题，人去世以后他的身体变成了遗体，遗体还要保护一段时间，不能让他和其它物质一样，对尸体的尊重其实就是对人类尊严的尊重。人虽然死了法律关系消灭了，但是对他的人格利益还要保护一段时间，保护多长时间呢？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就是保护到他的近亲属还在的时候，近亲属不在那是另外一回事，除非是特别有必要国家可以保护，一般的就不在保护。这些问题进一步引申死者的人格利益有没有商业开放的问题，去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在《判解研究》上发表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我觉得有一个开发利用的问题，这些都是民事法律关系运动的基本方式，也就是一个民事流转的问题。

民事法律关系范文第7篇

【关键词】公司发起人；设立中公司；民事法律关系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151-01

公司发起人是公司诞生的基石，是公司能否成功设立、能否具有健全人格的基础。对公司发起人的民事法律关系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从发起人协议签订的那一刻起，发起人便置身于一系列复杂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公司是集股东利益、公司债权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各种利益为一体的产物，这些利益不仅本身屡有矛盾对立，同时各个利益内部也还包含了矛盾。为了在公司发起人、设立中公司、公司债权人等相关主体之间公平合理地分配这些相互矛盾的利益，正确厘定每个民事主体尤其是公司发起人所应承担的民事义务，必须首先对与公司发起人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进行法理分析。

一、公司发起人与设立中公司的民事法律关系

设立的中公司，是指自公司发起人开始筹备设立公司直至公司正式成立或者宣告设立失败之前的状态。在对公司发起人与设立中公司的民事法律关系进行探讨之前，对设立中的公司民事法律地位的探讨是很有必要的。我们需要明确的是设立中公司是否具备成为独立民事主体的资格以及是否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等等问题。因为对设立中公司法律地位的不同认知和解释会直接关系到公司发起人所要承担的民事义务的性质与范围。

对于处于设立中公司的地位和性质，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见解和学说，包括“非法人团体说”、“合伙组织说”、“无权利能力团体说”、“折中说”、“独立民事主体说”等。设立中公司具有独立的名义、意思表示，但是其财产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责任能力存在严重缺陷。按现行的民法理论，设立中公司应该划属于无权利能力社团或称非法人团体。但不论是无权利能力社团还是非法人团体都仅仅是一个学术术语，其本身不能表明任何法律主体地位。

公司发起人与设立中公司，是公司设立过程中两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常常让人感到迷惑，因为有时候它们相互分离，有时候又混为一体。但是发起人绝大部分的行为都与设立中的公司有关，因此，梳理发起人与设立中公司的民事法律关系，是理解发起人法律地位的关键所在，也是确定发起人民事责任的关键所在。

发起人与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关系在理论界一直各有见解，台湾学者郑玉波列举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四种学说：1.无因管理说。该学说认为发起人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属于一种无因管理，也即于公司成立后，因其管理（发起）所成立的权利义务，移归于公司；2.第三人利益合同说。该学说认为发起人因发起设立公司与他人所缔结的法律关系，是以将来成立的公司为受益第三人的合同；3.设立中公司机关说。该学说认为发起人是设立中公司的机关，其因设立行为所生权利义务自然归属于将来成立的公司；4.当然继承说。该学说认为发起人的权利义务在公司成立的时候当然由公司继受。

发起人是设立中公司的机关。法律允许设立中的公司可以从事与设立活动有关的活动，证明法律是认可其具有一定的权利能力，因此，法律当然承认设立中的公司具有一定的意思能力。但是在公司设立之初，董事会和监事会都尚未成立，设立中公司的意思形成和对外意思表示这个角色只能由发起人来承担，事实上也是由发起人代表设立中的公司进行一系列的行为，因此，在公司的董事会尚未产生之前，发起人团体是设立中公司的机关。当然，在董事会产生后，就应该由董事会充当设立中公司机关的角色，进行公司设立登记等一系列活动。

二、公司发起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关于发起人共同设立公司行为的性质，在学说上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多数人相互意思表示而为合意，符合契约的概念，因此可以称为“设立契约”。也有人认为发起行为属于共同行为，即各设立人以创造一定社团、使其取得法律上人格为目的而为之平行意思表示的一致。但不管是何种见解，对于发起人在公司设立的过程中是准合伙关系这一点，已基本形成了共识。此外，当个别发起人未充分履行出资义务时，其他发起人在按照法律规定承担了资本充实义务以后可享有对瑕疵出资发起人的追偿权，这个时候二者之间形成的是债权债务关系。

三、公司发起人与公司债权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范文第8篇

关键词：邮轮旅游合同；委托合同；民事法律关系；履行辅助人；邮轮经济

中图分类号：DF9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6-0304-02

引言

自1850年起，由于原本的经营范围仅以旅客运输服务为限的私营船务公司得以通过合约的方式开始从事此前一直为国家邮政所专属的邮件和包裹运输业务，因而使得由私营船务公司运营的邮轮同时兼具了旅客运输和邮务运输的功能，并在此后的百余年间始终被作为最为重要的海上旅客运输方式。而时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随着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发展，更加便捷、舒适的航空运输逐渐取代时间耗费长、风浪影响大的邮轮运输，成为旅客远距离出行方式的首选，但是，单纯地将旅客由一地送至另一地的传统旅客运输功能的日趋淡化，却并未使邮轮运输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恰恰相反地，作为一项集交通运输、娱乐休闲、住宿餐饮于一体的新型综合性旅游产品，邮轮运输在保持着发展的活力的同时，亦与相关旅游产业一道，共同带动了整个“邮轮经济”的空前繁荣[1]。

同时，亦正是基于旅游业务的属性，境外邮轮旅游实务中即首先当然地存在旅客和旅游经营者、即通常所称的“旅行社”这两类法律主体。此外，由于旅客搭乘的邮轮一般并不为旅游经营者自有，因此，实际提供运送旅客以及旅客搭乘邮轮期间的其他服务的邮轮承运人同样应当是境外邮轮旅游实务中必要的法律主体；并且，加之我国当前境外邮轮旅游实务的主要操作方式，是由邮轮公司作为邮轮承运人实际运作境外邮轮旅游产品，而由旅游经营者代其招徕旅客进行销售[2]，是故，基于上述三类法律主体彼此之间的相互关联，境外邮轮旅游实务中应当存在以下民事法律关系，即旅客与旅游经营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旅游经营者与邮轮承运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以及旅客与邮轮承运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一、旅客与旅游经营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由于现今的邮轮旅游已然不再是先前作为单纯的海上旅客运输方式的、以运送旅客作为唯一功能的传统邮轮运输，而是旨在为旅客提供以除运输功能之外的邮轮上其他设施为基础的综合性旅游服务[3]，因此，尽管如前所述，通常情况下，实际运作境外邮轮旅游产品、向旅客提供邮轮旅游服务的均是邮轮承运人而非旅游经营者。但是，基于于2013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我国《旅游法》第1和第2条的规定，因旅游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经营活动而形成的法律关系的主体，仍然应当是旅客与旅游经营者。

是故，当旅客选择由旅游经营者代售的、由中资邮轮公司实际运作的境外邮轮旅游产品时，其便仅需直接与旅游经营者签订邮轮旅游合同即可；而即便旅客选择搭乘外资邮轮公司所属的邮轮出游，基于我国《旅行社管理条例》第23条规定的限制，诸如美国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公司、意大利歌诗达邮轮有限公司等外资邮轮公司及其设立的外资旅行社并不得在我国直接从事国内旅客的出境邮轮旅游业务，故而上述旅客亦必须与国内具有经营境外旅游业务资质的旅游经营者签订邮轮旅游合同，并由后者基于此形成的邮轮旅游合同关系，而以合同一方当事人的身份向该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即旅客承担提供相应的境外邮轮旅游服务的合同义务。

二、旅游经营者与邮轮承运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事实上，我国当前境外邮轮旅游的具体操作方式，除前述由旅游经营者代销邮轮承运人实际运作的相应邮轮旅游产品之外，实则还有由旅游经营者包销直营的方式，例如，2007年，北京信达国旅即全程购买了意大利歌诗达邮轮有限公司所属的“爱兰歌娜号”邮轮于当年8月8日至13日的航期，从而为千余名旅客提供了我国首次由中资旅游经营者以包船的形式直接经营的境外邮轮旅游服务[4]。

一方面，在上述由旅游经营者代销境外邮轮旅游产品的情形下，通常均由邮轮承运人即邮轮公司提供标准格式的《邮轮船票销售协议》或者《旅行社协议》，与旅游经营者约定由后者作为前者的人向旅客销售邮轮船票，而前者则根据后者进行代销的实际销售情况，向其支付佣金[5]。由此，在旅游经营者与邮轮承运人之间即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而前述旅游经营者与旅客签订的邮轮旅游合同，实则亦就可以被视作为是其以邮轮承运人人的身份代表上述委托（）合同关系中的本人而与该合同关系外的第三人即旅客达成的合意。

另一方面，在由旅游经营者包销直营境外邮轮旅游产品的情形下，由于虽然旅游经营者向旅客提供的是实则已然为其自身所有的旅游产品，但是受制于实际提供运送旅客以及旅客搭乘邮轮期间的其他服务的能力的欠缺，因此，旅游经营者仍然需要委托邮轮承运人代其向旅客提供相应的境外邮轮旅游服务。即在上述情形下，在旅游经营者与邮轮承运人之间，同样将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只不过，不同于前述在旅游经营者代销情形下形成的委托（）合同关系，在该合同关系中，旅游经营者成为了委托人，而邮轮承运人则成为了受托人。并且，在笔者看来，上述委托（）合同就其所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而言，实际上可以被视作为是旅游经营者与邮轮承运人签订的，具有利他性的、即向作为该合同第三人的旅客为一定给付的邮轮旅游合同。

三、旅客与邮轮承运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

针对旅客与旅游承运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如何，或者说，在上述两类法律主体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这一问题，在我国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有学者认为，由于境外邮轮旅游实务中，旅游经营者仅是为邮轮承运人代售邮轮船票的人，而实际向旅客提供境外邮轮旅游服务的则是邮轮承运人，因此，尽管旅客与邮轮承运人并未订立任何形式的合同，但在此两者之间仍然得以基于邮轮船票而形成直接的邮轮旅游合同关系，而无论作为该合同关系的基础的邮轮船票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实则仅得以被视作为旅客与邮轮承运人订立的海上旅客运输合同[6]。与之针锋相对地，另有学者认为，由于依照前述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境外邮轮旅游实务的实际情况，仅在旅客和旅游经营者之间得以成立邮轮旅游合同关系，而邮轮承运人至多只得作为邮轮旅游合同的履行辅助人；并且，即便旅客确实持有邮轮承运人发给的邮轮船票，亦并不足以得出该两类法律主体之间便由此形成了直接的合同关系[7]。

对此，笔者认为，倘若基于前述两类我国当前境外邮轮旅游实务的操作方式的相应情形，以及与之对应的旅游经营者与邮轮承运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情况，那么即可以推知，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学者观点实则均有失偏颇。这是因为：

其一，仅在由旅游经营者包销直营境外邮轮旅游产品的情形下，依照旅游经营者与邮轮承运人基于其共同订立的委托（）合同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邮轮承运人方才符合《旅游法》第111条第6项就“履行辅助人”的定义所做的规定，即“与旅行社存在合同关系，协助其履行包价旅游合同义务，实际提供相关服务的法人或者自然人”；并且同时亦满足了“旅游辅助服务者”的特征要求――“旅游辅助服务者为旅游者提供特定的旅游服务，旅游经营者向旅游辅助服务者支付相应费用”[8]。

其二，由于如前所述，仅在旅客和旅游经营者之间方才得以成立邮轮旅游合同关系，并且，再加之“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合同法基本原则，因此，尽管在由旅游经营者代销境外邮轮旅游产品的情形下，不仅实际向旅客提供境外邮轮旅游服务的是邮轮承运人，而且邮轮承运人与旅游经营者之间签订的委托（）合同亦构成了后者得以再与旅客签订邮轮旅游服务合同的前提，但是，上述邮轮旅游合同的当事人仍然应当是旅客与旅游经营者；而至于邮轮承运人对于实际提供运送旅客以及旅客搭乘邮轮期间的其他服务的邮轮旅游合同义务的承担，亦并不得以使其取得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地位，而将旅游经营者排除在外。

结语

进入21世纪，基于当代社会对于旅游之于放松身心的作用的追求的不断提高，境外邮轮旅游越发受到我国旅客的推崇和喜爱；同时，亦正是由此，在整个邮轮产业，尤其是境外邮轮旅游产业的推动下，邮轮经济正在逐渐成为我国各港口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极，带动了当地包括餐饮娱乐、宾馆酒店、观光景区、客运码头等在内的一系列现代服务行业的蓬勃发展。是故，就境外邮轮旅游实务中的民事法律关系予以厘清，以明确其中各类法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是合理有效地处理进而消除和避免境外邮轮旅游纠纷对整个邮轮经济的繁荣稳定造成的不利影响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黎章春，丁爽，赖昌贵.我国邮轮旅游发展的可行性分析及对策[J].特区经济，2007，（9）.

[2] 王文.论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发展邮轮产业的若干法律问题[J].海大法律评论，2008：264.

[3] 买又红.邮轮业前程无量[J].交通建设与管理，2006，（7）.

[4] 江少文.众信与歌诗达签包邮轮协议[EB/OL].http：//.cn/roll/20070517/23311412735.shtml.2014-7-6.

[5] 方懿.邮轮旅游民事法律关系初探[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3，24（2）.

[6] 谢代明.邮轮承运人责任分析[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1.

[7] 刘劲柳.旅游合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民事法律关系范文第9篇

继承法律关系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法律关系。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继承法律关系也发生着改变，特别是涉外因素的加入，使得涉外继承纠纷近年来激增，处理这类涉外继承纠纷也十分复杂。

我国一直很重视涉外继承问题的处理。《继承法》，《民法通则》都对涉外继承做出了规定；然而随着涉外继承纠纷案件的不断增多，我国继承法律中的漏洞一一暴露出来，这些问题使得我们迫切地需要新的立法来补足。《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的实施填补了我国在涉外继承法律关系中的许多空白，使我国涉外继承法律关系得到统一。

本文中作者将从涉外继承的概念出发，讨论《继承法》、《民法通则》、《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三者对涉外继承的规定并对他们进行比较。最后将通过案例着重讨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实施对于涉外继承关系的影响。

一.涉外继承法律关系概述

1.涉外继承的概念

涉外继承，是指继承关系的构成要素中有一个或几个涉及国外因素的继承，即有涉外因素的继承就是涉外继承。①

2.涉外继承法律关系的特征

第一，涉外继承法律关系当事人或者被继承财产或者事实发生地中至少有一个要有涉外因素。

第二，涉外继承主要是通过国际私法的冲突规范进行间接调整。

第三，涉外继承案件实行专属管辖。我国涉外继承案件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院、主要遗产所在地法院专属管辖。②

二.《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实施之前我国对于涉外继承关系的调整

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实施之前，调整涉外继承关系的法律主要有《继承法》以及《民法通则》。

1.《继承法》、《民法通则》对于涉外继承规定之比较

《继承法》、《民法通则》均对涉外继承做出了规定，两者有许多区别。

第一，从继承的种类来看。按照继承是否依照被继承人意愿，可将其分为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对于两法所指的继承的种类，《继承法》没有规定；《民法通则》则指明是法定继承。

第二，从对住所地的规定上看，前者只是笼统的规定为"被继承人的住所地"，但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住所地法系指被继承人生前最后住所地法③；后者则加了限制性词语，规定为"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

第三， 从适用范围上看，前者只规定了主体涉外和标的物涉外两种情况，对法律事实涉外的情况未规定；而后者包括了这种情况。

2.《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实施之前我国立法的不足

首先，我国立法中没有规定涉外遗嘱继承的法律适用规则。《继承法》未提及所规定的继承的类型；而《民法通则》则只对于法定继承进行了规定。

其次，我国法律未规定两者存在冲突时的效力问题。如果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应该优先适用《继承法》。如果依据"新法优于旧法"的规则，则应该优先适用《民法通则》。这些冲突在司法实践中究竟如何处理也是《继承法》和《民法通则》未能解决的问题。④

三.《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的实施对于我国涉外继承法律关系的影响

1.《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与之前立法之比较

第一，《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区分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两种继承方式。

《民法通则》及《继承法》没有明确法定继承还是遗嘱继承。《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第31条规定的是法定继承所适用的法律，第32条和第33条规定遗嘱继承所适用的法律。在该两条中，又将遗嘱继承区分为遗嘱方式应适用的法律和判断遗嘱效力应适用的法律。

第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遗产管理等事项应适用的法律进行了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4条规定："遗产管理等事项，适用遗产所在地的法律。"对涉外遗产管理的问题，我国之前的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随着涉外继承中遗产价值的巨大化和遗产本身内容的复杂化，遗产管理法律适用是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无人继承的遗产的规定在内涵和外延上均予以了扩大。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91条规定的改变在于：在主体上并没有限定；其次，对无人继承遗产的遗留地点没有强制性的要求；第三，对法律适用问题，并非直接适用我国法律，而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遗产所在地法律。

2.《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的实施对于涉外继承案件的影响

讨论《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对于涉外继承案件之影响，我们不妨举一个案例进行分析⑤：

张某和程某于1960年在广东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女儿。1963年，张某赴香港定居。1983年5月，张某在香港开设"张记毛织公司"。1984年10月张某与梁某代表该公司与广东某地针织厂签订来料加工合同，规定由该公司向针织厂提供借用的制衣设备共134台，原总价值为42万港元，在合同履行期间，梁某收到针织厂付给"张记毛织公司"应得收益的一部分，合计人民币19440元。1985年12月，张某在香港立下遗嘱，将其所有财产遗赠给梁某。梁某在香港按照香港法律制作了接受遗赠的声明书。1986年初，张某在香港去世。1986年3月，程某及其两个女儿在广东某地人民法院，要求判定张所立遗嘱无效并继承张锦生的所有财产。

当年的受案人民法院认为：根据中国法律，张某在香港和在广东某地所有的财产，是张某在与其妻程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属于他们夫妻二人的共有财产；张某在香港所立遗嘱，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只能处分属于其本人所有的财产，即夫妻共同财产的1/2。而不得处分属于其妻子程某所有的那一部分财产。

笔者认为，本案发生之时调整涉外继承法律关系的法律只有《继承法》，该法未对遗嘱继承做出规定，当年判案法院认为依中国法，张某无权处分不属于他的那部分财产，等于判定了张在香港所立遗嘱无效。而若依据新颁发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之规定：遗嘱效力，适用遗嘱人立遗嘱时或者死亡时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即有关遗嘱效力的事项应该适用香港法。可见，按照《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与按照《继承法》审理该案的话，结果会有很大不同。

总的来说，《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实施后对涉外继承案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该法明确规定了遗嘱方式及遗嘱效力判断可以适用的法律，涉及到涉外遗嘱问题时，可以根据该法来确定设立遗嘱方式以及遗嘱的效力。

第二，对遗产管理等事项也有了明确的法律适用指向，有利于遗产管理事项该项法律业务的扩大和实施，规避涉外法律风险。

最后，《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解决了与之前立法冲突时的效力问题，即发生法律适用冲突时，优先适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⑥

注释：

①孟昱妍著 《论涉外继承的相关法律问题》 经营管理者杂志 2010年第8期

②《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款规定：因继承遗产纠纷提讼，由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或者主要遗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3条

④张文显著 《法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

⑤选自赵一民著 《国际司法案例教程》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年版，作者有改动

民事法律关系范文第10篇

一、房地产经纪活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房地产经纪活动当事人包括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房地产经纪人员、房地产经纪业务委托人、交易相对人及其他相关机构。

房地产经纪活动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依托房地产经纪服务产生，与交易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法律关系相区别，房地产经纪活动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可以称之为服务法律关系。房地产经纪服务法律关系存在于房地产经纪机构和委托人之间，主要包括委托关系、关系、居间关系等。

房地产经纪服务法律关系基于合同产生，适用于调整房地产经纪服务法律关系的法律依据包括《民法通则》、《合同法》等，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当事人行为的法规主要是《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

根据当事主体的多少，房地产经纪服务法律关系可分为双方关系和三方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不管双方关系还是三方关系，房地产经纪机构必定为当事一方。房地产经纪人员虽然是房地产经纪活动的实质主体，但是我国法律不允许个人名义执业，所以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关系中的“乙方”只能是房地产经纪机构，不能是房地产经纪机构的分支机构或者房地产经纪人员。为此，《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14条也有明确规定“，房地产经纪业务应当由房地产经纪机构统一承接，服务报酬由房地产经纪机构统一收取。分支机构应当以设立该分支机构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名义承揽业务。房地产经纪人员不得以个人名义承接房地产经纪业务和收取费用”。

1.房地产委托关系

委托是房地产经纪活动中最常见的业务关系，是产生、行纪、居间一切委托事务的基础。根据《合同法》第396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的规定，房地产委托可以定义为：房地产经纪机构受委托人委托，在委托合同权限内，有偿为委托人处理房地产交易相关事务的行为。在房地产委托关系中，委托房地产经纪机构为自己处理房地产交易事务的人称委托人，接受委托的房地产经纪机构称受托人。

房地产委托涉及房地产经纪机构、委托人、委托处理事物相对人的三方关系。房地产经纪机构受托人办理委托事务时，以委托人或者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活动，代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房地产交易合同，依照委托人的指示参与并可决定委托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内容。受托人处理事务的后果直接归于委托人。

现实中，房地产委托业务一般不单独出现。在存量房经纪活动中，往往与房地产业务或者房地产居间业务结合在一起，通常表现为房地产合同或者房地产居间合同签订；在新建商品房经纪活动中，房地产委托与房地产业务或者房地产行纪（包租、包售）业务结合在一起，通常表现为房地产合同或者房地产行纪合同签订；一般也仅限于代办性质的简单事务性工作，这种业务通常不收费或者收费很少。

相对于民法上的委托而言，房地产经纪活动中的委托有其特殊性。一是房地产委托事项有目的性，即为了协助或者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的房地产交易；民法上的委托标的是一般性劳务，不强调目的性和针对性。二是房地产委托一般是有偿的，因为房地产经纪机构是商事主体，有营利性，受托为委托人提供房地产交易相关服务应收取相应的服务费用；民法上的委托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三是根据《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关于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的相关规定，房地产委托合同一般为书面的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合同法》上的委托合同为非要式合同，现实中的委托大多情况下什么合同都没有。

2.房地产关系

房地产属于民法上的委托。根据《民法通则》第63条“公民、法人可以通过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人在权限内，以被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以及《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的房地产经纪定义，房地产可以定义为：房地产经纪机构以委托人的名义，在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约定的权限内，为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进行房地产交易而提供专业服务，并向委托人收取服务费用的行为。

房地产涉及两方法律关系。一是房地产经纪机构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关系，房地产经纪机构行为的法律效果直接归属于委托人，委托人对房地产经纪机构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例如，房地产经纪机构为委托人出售房屋，售房款直接归属委托人，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从中隐瞒信息，赚取差价，同时委托人也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做出的承诺承担民事责任。二是房地产经纪机构与交易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房地产经纪机构以委托人的名义进行独立意思表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目前我国只承认单边，即在同一宗房地产交易中，房地产经纪机构只能作为交易一方的人，不得同时兼作交易双方的人。因为人是对被人负责，代表被人的利益并维护其合法权益，在同一交易中双方利益相对，双边无法实现被人的利益诉求，同时也有违民事活动的公平原则。

根据委托人授权的不同，房地产分为开放式和独家，开放式就是委托人委托多家房地产经纪机构房地产交易事宜，谁先房地产交易成功，谁就获取服务费用。独家是委托人只委托一家房地产经纪机构房地产交易事宜。再进一步细分，独家又可以分为交易权共享的独家和交易权独权的独家。交易权共享的独家是指委托人只委托一家房地产经纪机构房地产交易事宜，同时保留自行成交的权利；交易权独权的独家是指委托人只委托一家房地产经纪机构房地产交易事宜，并放弃自行成交的权利。

相对民法上的而言，房地产经纪活动中的有其特殊性。一是房地产行为以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的房地产交易为特定目的，民事上的没有特定目的；二是房地产为有偿，房地产经纪机构完成服务事项要收取授权约定的服务费用，民法上的可以有偿也可以无偿；三是房地产关系确定一般签订书面合同；民事法律行为的委托，可以用书面形式，也可以用口头形式。

另外，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的关系也有的性质。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都是房地产经纪活动的主体，但房地产经纪机构是责任主体，房地产经纪人员是行为主体，二者之间也属于法律上的关系。《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规定了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与所聘用的房地产经纪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确立的雇佣关系决定了房地产经纪人员是其所聘用房地产经纪机构的人，所以房地产经纪人员只能以房地产经纪机构的名义承接业务，不能以个人的名义承接业务、收取费用。同时，房地产经纪人员的服务行为结果直接归属于房地产经纪机构，但房地产经纪人员对自己的行为也负有连带责任，特别是对第三人的权益造成损害的时候。

3.房地产居间关系

根据《合同法》第424条“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房地产居间可以定义为：房地产经纪机构向委托人报告订立房地产交易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房地产交易合同的媒介服务，并向委托人收取服务费用的行为。

在房地产居间过程中，房地产经纪机构虽然与委托人存在委托关系，但是处于中间人的地位。无论何种居间活动，房地产经纪机构都不是委托人的人或交易当事人一方。房地产经纪机构作为居间人只是按照委托人的指示，为委托人报告可以与委托人订立房地产交易合同的第三人的有关信息，给委托人提供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在交易当事人之间充当“牵线搭桥”的媒介，并不参与委托人和第三人之间具体的订立合同的过程，其角色只是一个中介服务人，只是在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起介绍、协助作用。

房地产居间根据房地产经纪机构所接受委托内容的不同，既可以是只为委托人提供订约机会的报告居间，也可以是为促成委托人与第三人订立交易合同进行介绍或提供机会的媒介居间，还可以是报告居间与媒介居间兼而有之的居间活动。所谓房地产报告居间，是指房地产经纪机构接受一方委托人的委托，搜寻交易相对人的信息报告委托人，从而提供订立房地产交易合同的机会；所谓房地产媒介居间，是指房地产经纪机构不但要向委托人报告订立交易合同的机会，而且还要进一步周旋于委托人与交易相对人之间，努力促成交易合同成立。无论哪种居间，只有促成房地产交易合同成立，房地产经纪机构才能取得居间合同约定的报酬。

相对于民法上的居间而言，房地产经纪活动中的居间有其特殊性。一是房地产买卖居间主要是媒介居间，因为房地产是特殊商品，房地产经纪机构只提供信息服务，委托人与交易相对人很难达成买卖交易，房地产居间活动中撮合成交的媒介服务必不可少。但是，房地产租赁居间一般是报告居间，因为房屋租赁合同相对简单，比较容易达成。二是房地产居间报酬的支付方不确定，可以是委托人，也可能是交易相对人，一般取决于惯例和谈判的结果；按照《合同法》，服务报酬应当由受益双方均摊。三是房地产居间关系一般是通过书面的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确定，《合同法》则没有规定居间合同为要式合同。

二、三类法律关系比较

房地产经纪活动中委托关系、关系与居间关系有共性，也有不同之处。它们的共性在于：1.都依据服务合同确立。针对房地产经纪活动来说，委托的事项、的事务和居间的内容都是专业服务，房地产经纪机构和当事人法律关系的确定都通过签订书面的房地产经纪服务合同。2.都是有偿服务。房地产经纪机构是营利性机构，受托办理委托事项、有关事务和提供居间服务都会按照约定或规定收取相关费用。3.行为结果都直接归属于委托人。房地产经纪机构在房地产交易过程中提供的中介服务，不作为交易一方参与房地产交易，房价款及溢价等中介活动的结果归委托人，同时委托人也承担相关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