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知识论文范文

金融知识论文范文第1篇

李华站立在主持席上，五米开外，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大东正在进行《二氧化碳的捕集、封存与利用技术》的主题报告。李华就这样像小学生般静静地站立着聆听，40分钟，几乎没有变换姿势。

他内敛。这是一种对智者的尊重，也是一位企业管理者的涵养与素质。

没有人能看得出这是一位年产值近500亿元人民币的超级大企的掌门人，一袭浅蓝色工装有些发皱，在有超过三百名全国兄弟企业的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参加的盛会上，李华依旧是和普通工人一样，工装上场，躬身致谢。

他朴实。这是一种对企业的担当，也是一页关于企业管理效力的出色答卷—和他一样，所有参会的本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都是普通的工装，都是一样的真实，一样的习惯。

湖南，岳阳。

从市区到长岭的距离超过30公里，这个行政单位仅为村级的地方，学校、邮局、酒吧、剧院……比之一个小县城的功能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李华站立的位置，就是接待中心的会议礼堂，这是一个对外营业的酒店，但是所有住宿的客人只有一个目的地—中国石化集团长岭分公司（以下简称长炼），群山环绕，从国道支线的一条公路只通此处，没有路过，所以像极一处世外的桃源，成为每日里4000多名员工生活和工作的终点。

这里是中国石化在全国的30多家炼油厂之一，几乎所有的人都称其为长炼—历史上长岭炼油厂的简称，它似乎已经替代了地理位置的名称，即便企业对外的官方交流中，也多以长炼指代。

李华主持的会议是第五届长炼科技论坛，每位嘉宾的面前有一本绿封的论文集，翻开，署名李华的文章在近百篇精选成集的论文中赫然在目—《石化企业知识管理系统的研发与应用》。

此前的新闻消息称，长炼自主开发的这套知识管理系统通过国家版权局审批，获得了国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保护，证书授权号2013SR017848。

以知为行

彭英是长炼科技论坛会议的组织者之一。

她进入长炼已经25个年头，任职长炼企业科协管理工作超过10年。在这10年时间里，她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李华的理论指导变为现实。

2002年，前往省城参加科技会议的彭英第一次听李华谈到知识管理的构想。“知识管理”是个陌生的词语，无论是对于10年前中国大多数企业的管理者，还是和彭英一样的科技工作者来说，理解，只能仅仅停留在对着几个汉字的词语释义当中。

作为中国石化集团长岭分公司总经理，李华的认识无疑是前瞻的，这似乎应该得益于他在美国北弗吉利亚大学EMBA的学习经历。当时30多岁的彭英显得懵懂，这个时候的中国，互联网上网还以拨号为主，上网人数不超过3000万。李华对彭英描述的知识管理，对于处在中国腹地群山之中的长炼来说，不仅仅是遥远的问题。

长炼的建厂要追溯到上个世纪60年代。

1965年1月经中共中央以中发【65】45号文件批准在湖南岳阳兴建长岭炼油厂，1965年4月，石油工业部党组根据这个文件精神，组织人员在长岭开始筹集工作。

依照特殊时期“深挖洞，广积粮”、“靠山建厂”的中央精神，长炼的选址条件决定了它要在一处原始封闭的环境中创业发展。此后的几年间筹建工作时断时续，1969年4月1日，长岭召开建厂誓师大会，将近700名职工和1600多名民工参加大会，拉开了会战的序幕。

从1969年4月1日建厂誓师大会到1971年5月7日一次试车投产成功，五个施工单位，近2万名职工和民工，用14个月时间，建成四套炼油装置和配套系统工程。经过40年的发展，从最初的250万吨，到500万吨，再到如今的800万吨，长炼炼油规模提升的同时，企业的肌体更为“壮实”。

但是处在群山逼仄中的长炼，显然和李华所接触到的知识管理理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彭英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首先是对知识管理的理解。

生物科学家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将一小群工蚁放到一个适合筑窝的地方，出于本能，这些小蚂蚁会立刻动手建筑蚁穴。但当蚂蚁的数量小于一定级别的时候，这些忙忙碌碌的蚂蚁只会建造半个门拱，它们会反复建筑许多半个门拱，就是建不起一个完整的门。如果不断地增加蚂蚁的数量，在达到一定数量级别的时候，那些乱哄哄的蚂蚁突然好像得到了完整的建筑图纸，一下子变得有序起来，不一会儿，一个完整的蚁门就会完成。

在李华眼中，拥有4000多“工蚁”的长炼应该能够搭建一个完整宏大的蚁门，但这需要类似蚂蚁世界里聚沙成塔式知识组织机制的存在。

这是一个相当模糊的理论，可以考据的文字说，知识管理源出于项目管理，而这个肇始于上世纪40年代并无异于管理者“圣经”的管理方法正是出自于美国的“曼哈顿计划”。

在美国“曼哈顿计划（原子弹计划）”之前，原子弹的所有建造技术与理论已经存在于许多人的脑海中，但个体的知识并不能最终形成原子弹这个实体。因此，“曼哈顿计划”将理论、工程、设计、材料……等个体知识组合在一起，最终换来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美国“曼哈顿计划”中实施项目管理取得的巨大成功，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对项目管理的研究逐步趋向系统化、专门化，使项目管理最终成为企业管理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广泛应用于IT、金融、服务以及工程等诸多行业。

确切提出知识管理概念始于美国的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他在上世纪60年代提出了知识经济的萌芽阶段，真正的应用和实践，从国外来看，基本上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应用。1989年美国成立了知识资产管理研究会，对知识管理专项进行深入研究，而在90年代初期，美国的一些咨询公司知识非常密集，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内部知识管理活动，比如说MKXZ，ASZZX。

受到1990年代的资讯化蓬勃发展影响，知识管理的观念结合网际网络建构入口网站、资料库以及应用电脑软件系统等工具，成为新世纪企业累积知识财富、创造更多竞争力的利器。在美国北弗吉利亚大学就读EMBA的李华显然得益于地缘优势，敏锐捕捉到了这套数十年来在异国管理者最为风靡的企业掌控模式，并为之向往。

彭英实施知识管理系统的过程长达5年，对于一个员工超过4000人的大型企业来说，管理模式的任何一丝创新和改变，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不得不慎之又慎。

在中国，类似于彭英管理的企业科协组织超过3万家，这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企业、事业单位建立的基层组织，是厂矿企业科技工作者的群众团体。但是数万家企业科协组织差异较大，10年盯在一个岗位并为了一个管理项目而穷尽其力的状况并不多见。

长炼有着重视科技、重视人才的良好传统。建厂之初，企业创始人、老红军古德勤顶着当时极“左”思潮的压力，四处召集、保护知识分子，为企业留下了技术进步的希望火种，缔造出长炼“石化行业排头兵”、“国有企业榜样”的辉煌。

对于所谓的知识管理，最为直观的定义是在组织中建构一个量化与质化的知识系统，让组织中的资讯与知识，透过获得、创造、分享、整合、记录、存取、更新、创新等过程，不断地回馈到知识系统内，形成永不间断的累积个人与组织的知识成为组织智慧的循环，在企业组织中成为管理与应用的智慧资本。

知识管理的技术很多，其最终目的是要为开放式交流提供一个无缝的技术支撑系统。建立相应的技术支撑系统包括建立企业知识库和企业知识门户网站。

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为企业知识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

2002年11月，长炼科协会同技术部门开始研发长炼石化商情网，两年之后，原班人马又开始建设石油化工科技网。

这是长炼知识管理系统架构的起步。

按照李华提供的系统框架和具体指导，彭英对知识管理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是一个聚合现代数据库技术、搜索引擎技术、数据加密技术、软件开发技术、实时通信技术等技术为保障，研制开发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管理系统。

国外的理论实践至国内，往往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彭英和她带领的团队只能从最简单的专业信息网站开始。

这是一个成功的开端。

到2013年，石油化工科技网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化工专业门户，有炼油技术、化工技术等18个专栏，及时全面反映石化行业综合动态，收录的5万余条最新竞争情报信息，被中石化经济信息研究院等权威机构征订；长炼石化商情网页成为中南地区最具权威的石化产品商情门户，为原油、成品油等30多种石化产品进行市场分析和预测，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决策支撑，目前收录各类价格数据20余万，已成为石油化工上下游企业进行经营活动的重要参考。

李华在论文中描述：知识管理系统面向互联网的专业信息门户，实现了外部信息的交流和收集。

基于信息化产生的大量数据和积累的价值情报并不是李华的最终目标指向，他需要的是一套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管理系统，专业信息网站仅是其中之一，企业特色知识库、知识管理网站、知识绩效考评体系的并驾齐驱，才是李华心中要搭建的那个“蚁门”最为基础的条件。

知行合一

知识管理系统不会简单到仅仅是几个专业的门户网站，经过长时间的调研和摸索，彭英已经逐渐清楚李华所阐述的目标是什么。

2005年，长炼开始实时商情数据库的研发，两年之后投入运行，每天进行数据更新，公司相关产品的数据图表和价格走势曲线可随时查找。

在研发实时商情数据库两年之前，长炼就开始了石化科技全文数据库前期调研。该数据库资料以国内石化企业内部科技刊物为主，同时将公司图书馆馆藏科技资料进行扫描，通过标引后制成CAJ文档。到2008年9月，图书馆库存的近30年国内石油、石化企业科技内刊文章和调研报告全部加工进库。到2011年底为止，数据库全文已达4.6万篇，成为国内石化行业首屈一指的专业科技数据库。

这几乎是一个不能停步的系统工程建设过程。

2010年9月，长炼开始岗位技能培训数据库研发，该数据库围绕长炼相关生产装置进行建库，构建了操作规程、应急预案、技术问答、培训教材、培训题库、实时数据等多项功能，以模块形式展现培训内容，按照石化人才成长通道的需求，明确各岗位所需知识结构，各岗位应该学习什么，怎么培训，怎样考核，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人才评价与培养体系，编印11种模块讲义教材16350本，制作操作视频31个。

随后，长炼又陆续开展了石化标准全文数据库、石化基础知识数据库、长炼政研论文数据库等数据库的研发。

李华总结说，这些数据库的研发，将长炼的“显性知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汇集，为知识管理系统的研发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显性知识！这是彭英接触到的又一个新名词。

英国物理化学家和哲学家波兰意（Michael polar1yi）在1958年曾指出：“可以通过语言来表达的人类的知识在本质上都是隐喻性的。”他提出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概念。“显性知识”是指以文字、图像、符号表达，以印刷或电子方式记载，可供人们交流的结构化知识，如事实、自然规律和科学知识等。“隐性知识”是指很难用语言、文字表述，即隐藏在人的大脑中的经验，和隐含在企业业务中还没有被发现的知识或经验。

通过长炼石化商情网和石油化工科技网的多年运行，长炼知识管理系统的“显性知识”得以积累和实践，现在，按照长炼知识管理系统的构想，要通过知识论坛挖掘出“隐性知识”的宝藏。

这显然是个难题！

被称为长炼知识实践社区的知识论坛是长炼知识管理系统应用中的核心。通过多年的消化和努力，彭英所在的科协和技术部门协同，搭建起了知识管理系统的平台雏形，但最艰巨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长炼信息化建设已涵盖了生产、经营与管理各个领域。企业局域网已经建成，各个岗位都配备有计算机等硬件设施，这对彭英无疑是个福音。

2007年9月，长炼知识论坛开始试运行，她四处邀请相识的工友注册登陆知识论坛的团队，尤其对于技术骨干，她不惜登门相邀，甚至通过私人关系扩充论坛人气。

43岁的夏登刚是长炼知识论坛的第一批使用者。

在“知识管理系统”中，长炼知识论坛是其中最活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论坛作为长炼科技人员之间无级别交流、无障碍交流的通道，越来越贴近公司生产经营与发展，逐渐成为长炼人在各个专业领域展现智慧的平台，成为长炼的“网上科技人员之家”。

2008年登陆知识论坛时夏登刚家中的台式计算机已经购置了10年之久，被使用最多的功能就是网络聊天。夏登刚及其类似的第一批参与者便是彭英解决“隐性知识”这个难题的钥匙。

作为高级工程师，中石化长岭分公司重整车间主任夏登刚并不热衷于“人气”较差的知识论坛，他们都属于被彭英“人情感化”的招募者。

李华是一位思维先行的引导者，也是知识论坛坚定的支持者。

从计划实施伊始，长炼就为知识管理项目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和专家组。李华亲自担任领导小组的组长，而成员则涉及到公司各个处室的主要领导，统一协调项目经费、实施和上线期间跨部门事宜；在业务蓝图确定及组织培训阶段，协调企业资源及人员配置，确保项目实施效果。

23名部门的负责人成为长炼知识论坛各个板块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这成为没有红头文件的行政指令，包括夏登刚在内的大多数“高级工蚁”并不看好，毕竟在开放的商业网络社区，人气也是一天不如一天。直到他参与进S-Zorb—催化汽油吸附脱硫装置—这是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汽油吸附脱硫技术工艺，用于生产低硫的清洁汽油，对保护环境意义重大。

长炼从国外引进S-Zorb装置，但这项目前国内只有8套的装置吸附剂消耗高，汽油辛烷值损失大，效益流失严重。并且在国内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大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现代装置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理想的硬件，但强大的硬件在竞争更为激烈、技术不断更新、人才不断涌现的今天也会转黯然失色。在难以独立完成生产优化的情况下，装置人员想到了向全厂技术人员求援，他们把生产难题在论坛上“晾”出来，征求意见建议。

此时已担任炼油二部主任的夏登刚在凭借自己多年的生产经验回答部分问题时，突然意识到知识论坛的可贵之处。

“我负责的生产部门虽然有400人，但遇到问题我不可能把大家都汇集到一起开会讨论，时间不允许，工作也不允许”，夏登刚认为此举解决了他原来工作管理中不可逾越的集思广益的问题。

一个问题百人帮忙，一人知识千人分享。挖掘出包括隐藏在人的大脑中的经验，和隐含在企业业务中还没有被发现的知识或经验，这正是“隐性知识”的精髓所在。

S-zorb装置的相关问题在论坛上引起了多方关注：技术质量处主动与外厂同行交流，把心得体会分享在论坛上；信息中心配合组织调研，在论坛分享情报调研成果，为装置提供非常有益的优化思路和技术支持，明确装置利用差压而不利用滑阀开度控制吸附剂循环量的优化操作理念，解决汽油辛烷值损失偏高等难题，实现了球阀国产化。

这是一场知识管理系统运行以来堪称完美的风暴。

《脱硫率降低原因探讨》、《吸附剂结块原因分析、易磨损球阀和滑阀国产化探讨》、《降辛烷值损失、加热炉操作优化、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等60多个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相继被“工蚁”们逐一提出来在论坛，然后，涉及到专业处室负责人、炼油装置主管，基层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公司级的专家、主任技师、技能大师等几乎各个层门的“工蚁”又参与到解答和研讨当中，他们时而是问题的发现者，时而又是问题的解答者。

S-zorb装置最终形成整体优化方案，将汽油辛烷值损失RON控制在0.5个单位左右，与国内8套同类装置RON损失平均值为1个单位相比，2011、2012年累计增效13134.83万元。最终，长炼催化汽油吸附脱硫装置生产出硫含量不大于50ppm成品汽油，达到国Ⅳ汽油标准。

没有人能想到，一个貌似简单的知识论坛能带来超过亿元的效益。

夏登刚此后成为知识论坛忠实的拥趸。短短几年间，知识论坛累计交流课题35500余个，参与人次超过10万。

在长炼油品质量升级改扩建项目开工的关键时期，做好设备和技术的衔接成为当时管理工作的难点和重点，“工蚁”们就围绕专业管理的改进在知识论坛展开热烈探讨：机械专业技术学组高级工程师贺旺军发起《280万吨催化主风机组单机试运和性能测试方案的征求意见稿》，版主刘帅给出《动力油系统试运转建》；炼油一部罗昕提出《测试前准备工作的6个要点》，大家共同探讨，积极完善主风机试运方案……

“把学术交流沙龙、科学普及、‘讲、比’竞赛等活动拓展到网络在线，克服交流活动的时间、地点、人员的局限，成为企业科技进步的动态思想库，使交流活动变得更加便利、快捷。”李华要求长炼科协通过知识论坛，“努力让科技人员之间实现无级别交流、无障碍交流的通道，打造成长炼人在各个专业领域展现智慧的平台”。

李华的要求，在这场涉及4000多员工的知识风暴面前，渐露峥嵘。

行知天下

这是一个逐步完善的渐进过程；这也是一项极其专业的理论实践。

彭英感到欣喜，因为随着一步步深入，距离李华提出的知识管理架构越来越近，越来越完善。但与此同时，她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知识论坛平台的建立只是一项技术问题，但如何让人们积极参与其中，引导员工主动进行知识交流，并将这种积极性长久保持，是彭英感到压力巨大的原因。

2010年，知识论坛进行运行以来的首次升级。

长炼知识论坛24个专业学组被分为分3大板块9个交流区，即：炼油、化工、工程与设备、安全环保、企业管理、信息技术、油品储运、科普、生活交流区。各专业技术学组成员无论在哪个板块提交主题、跟贴，都能实现个人积分、学组和单位积分的同步增长。论坛鼓励各专业学组成员不受板块限制，跨板块、跨专业发帖和交流，对于跨学组参与的专业讨论和有益指导，特别是对求助帖跨专业学组、板块的有效解答，论坛会给予一定积分奖励，并作为“论坛之星”评选依据之一。

知识管理作为一种管理理念，是需要长期坚持并且努力形成文化的活动。对于知识管理平台，长炼科协建立了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大多数职工都参与其中，这使“工蚁”参与“蚁门”搭建的数量得到保障，积极性居高不下。

知识管理实践证明，互信、融洽的知识分享文化是推动员工主动分享知识的关键驱动力。

长炼建立了知识管理系统360度知识贡献绩效考评体系，多角度与全方位相结合凸显知识贡献价值，形成了系统即时自动考评、同行互评、专家考评、专业委员会综合考评结合的考评体系，分时段与累进式结合，推进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形成了实时、季度、年度、永久式的知识记录，保护会员的知识贡献。

他们同时建立《知识实践社区管理制度》和《知识实践社区奖励办法》，在积分策略上重奖原创，鼓励资料文献共享，侧重专业讨论，认可精选信息帖，将奖励制度化，每季度评选“优秀版主”、“实践社区之星”、“精华帖”，年终评选“知识贡献奖”，并颁发奖金。

知识系统管理日常化，由科学技术协会牵头成立了知识管理系统秘书组，负责日常管理工作，每月召开一次知识系统专题研讨会，每季度组织一次总结表彰会议，编辑出版《知识管理简报》，及时凸显会员的价值贡献，调动会员参与实践社区的积极性。

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构成的知识管理在齐头并进。

在“知识库”上，长炼科协新建了“论坛精华库”，对知识论坛中的科技知识、科学思想进行了保存和沉淀；新增了“专家黄页”，收录了企业各学组专家信息，为专家和会员通过“知识论坛”和“知识问答”两种途径实现在线交流和探讨提供了便利；收纳了具有长炼特色的石化科技全文数据库和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13个知识库，并设置自选订阅功能，帮助会员订阅学习；建立了“长炼科技论坛”论文库，将历届论坛中具有较高质量的论文输入库中保存，方便查阅使用。通过长炼知识管理系统平台，实现了企业科技知识的采集、检索、共享等功能，为长炼的科技创新提供了知识支撑。信息化平台的建设与运用，也让长炼科协的各项活动更加普及、更加互动，从而更加彰显活力。

蒋文军也是这十万分之一员。他是长炼副总经理，同时也是炼油技术板块“版主”。从质量技术处负责人升任副总经理，从技术的实施执行者到企业的运行管理者，知识论坛帮助他的不仅仅是技术性难题。

2011年，在外单位高薪诱惑下，长炼一度面临生产骨干流失问题。信息化学组专家级会员在论坛上发起了“怎样留住技术骨干”的讨论，引起8594人次关注，150人参与讨论，受到了公司领导的重视。

面对论坛里“薪酬待遇低、发展空间小、分配不合理”等说法，长炼管理层和炼油一部、二部等主要生产单位的操作员面对面座谈，倾听员工心声，现场分析企业现状，对员工疑惑当面予以解答。

从管理者到被管理者，长炼的每一位“工蚁”都在深切感受着知识论坛带给自己的成长和见识，一个光辉灿烂的“蚁门”距离他们越来越近。

美国《财富》杂志说，全球 500 强中至少有一半的企业正通过 IT 系统实施知识管理， 以提高决策与经营质量。IBM、微软、麦肯锡等一流企业都是知识管理的先行者。而在未来几年内， 这个数字将提升到80%。许多企业的主管经常会陷入知识缺乏的窘境：企业在不断发展，但好的经验却没有得到沉淀， 结果是面临同样的问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曾经遇到一份很有价值的资料， 可在需要的时候却总找不到；面对大海般的信息库， 不知道如何查找自己需要的资料……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就是对“知识”进行系统管理的过程。

在石化行业，国外很多石化公司都走在了知识管理的前沿。如英国石油公司（BP）的Connect系统被称为是发掘最有价值矿藏的新方法，有超过18000个参与者，员工完全自愿自发地使用它。如果你不想和公司内部其他人分享知识，你确实可以不必在Connect系统上填写信息。但如果那样的话，将没有人愿意与你联系！在BP的炼油厂 ，部署了被称为Olympus的门户。该系统也是围绕工作流程而构建，不仅允许工程师远程登录访问获取各种参考资料，而且包括大量最佳案例和专业社群。

根据规划，“十二五”末，长炼的炼油加工能力将提升至1150万吨，年加工能力达1600万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在李华看来，转方式落实到企业，除了拉长产业链，把有限资源最大化之外，用先进的知识管理模式，创新技术，改造原有工艺，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是一场必须要经历并实施的管理风暴。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这些无形要素将在社会各领域发挥主导作用。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体现在企业的智力资产—知识上面，企业的知识资源将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极其重要的构成要素，对企业知识的管理将成为现代企业信息化的核心价值部分。一个企业的知识生产和创新能力将决定这个企业的竞争力。

作为湖南省石油学会理事长、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李华每年联合组织在湘的19家石油化工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开展大型专题学术、技术交流活动，近5年来，长炼与这些单位合作开展科研120多项，催生出国际领先的邻甲酚制备等一大批新兴石油化工技术。现在，这19家石油化工企业都在长炼知识管理系统平台下共享共荣。

在长炼知识管理系统，截至目前知识库已分享文件2593万份，知识论坛实践社区累计交流课题35517个，参与103277人次，员工参与率达75.47%。与此同时，科协等相关部门还组织了改善企业生产经营的多项研讨活动，技术攻关结题671个，产生合理化建议2615项，累计取得经济效益3.28亿元以上；在石化行业19家企业的推广应用，产生效益4240万元以上。

一场关于知识的管理风暴和其所联动的经济效益，一夜之间行知天下。

十年磨一剑。

长炼知识管理系统具备了知识管理深化应用的基础和条件，获得了多位院士专家的肯定。

2010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士贾承造评价是“石化企业知识管理系统的建设与应用水平已领先国内同行10年”；2011年5月中国工程院院士、原中国石化总工程师袁晴棠在听取长炼知识管理系统的汇报后认为“该系统在国内石油化工行业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应加强宣传、推介，发挥它在企业技术创新中应有的作用”；2012年9月，中国科学院院士何鸣元在长炼讲学时，了解到石化企业知识管理系统，高度评价，并欣然题词：“运用知识管理系统聚集科技人员智慧 助推企业自主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美国国家工程院外籍院士曹湘洪则评价：“长岭炼化的知识管理系统用信息技术打造了一个知识共享的平台，对提高公司的技术水平和人员素质作用显著，值得推广 。”

彭英准备着知识论坛的第三次升级。

李华用自己敏锐的眼光，再次前瞻性地提出：知识管理有其通用性，系统平台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可移植性，完全具有推广和移植的潜力和需求。若将全国石化规模企业作为主要目标市场，仅仅推广知识管理系统将拥有50亿元以上的市场需求；而如果推广到电力、钢铁、建筑、交通众多急需技术创新以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市场需求将在100亿元以上。

金融知识论文范文第2篇

一、关于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问题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在主题发言中概要性地列举了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在此基础上,展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未来发展。他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取得更大的成就,必须注意:第一,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出版研究工作,科学理解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二,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规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第三,不断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领域和深度,努力实现学术研究、政策探讨和理论宣传的有机结合;第四,努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国际视野,大力构建全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国话语”。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杨楹教授则从反思的角度探讨了“总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一范式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第一,总结与反思依然在知识论的平台上进行,缺乏应有的价值审视;第二,未能分领域、分层次、分主题地进行反思性总结与研究,总结与反思失之于总体性的概括;第三,总结的视角单一,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丰富成果被忽略或被淡化,进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现实的理论征服力未能得到应有的充分展现;第四,总结未能充分正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面临的整体性理论贫困,尚未揭示研究中真正的问题追问精神和理论创新能力的缺失;第五,总结未能充分映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于“本本”与“现实问题”之二难困境。他认为,不仅要在总结与反思的方法论、视角等层面实现深刻的自我转换,而且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具有的批判精神。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的研究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陈学明教授在其题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六十年历史进程若干问题的认识”的主题发言中,提出了如下五个问题:第一,能否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伟大成就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第二,可否把六十年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化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来认识;第三,在这六十年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谁;第四,这六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是什么;第五,这六十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经验教训是什么。针对这些问题,他认为,必须承认这六十年所取得的成就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结果。而且,应该把这六十年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看待,否则就割断了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的内在联系。之所以说六十年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其理由在于贯穿于这六十年的是同一个主题,即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这六十年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的主体当然是广大中国人民,但从具体创造过程而言,主要推动者是领袖人物和知识精英。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经验教训则是对“矢”和“的”的正确认识。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张巨成在其提交的与会论文“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追溯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思想,认为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结合点。为此,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实践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第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来观察中国的发展问题;第三,要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革命精神和批判精神,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批判,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第四,要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张兴茂教授在其提交的与会论文中提倡应用整体马克思主义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出应将马克思主义分为理念、制度、策略三个层次的思想。

三、关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当前金融危机相关问题的研究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基础系张克难教授在会上作了题为“在大危机中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复兴的基础”的报告。他的主要观点是:第一,从这场危机的表现形态上看,它是一种“双过剩”的危机,在发达国家表现为金融产品过剩为主,物质产品过剩为辅,在新兴国家则表现为物质产品过剩为主,金融产品过剩为辅;第二,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解读当下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缺乏解释力,面对危机表现尴尬,而马克思的理论对“双过剩”危机具有强大的解释力;第三,运用马克思的理论解读当下危机时应注意在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工夫,注意到《资本论》中去探寻现代虚拟经济和“双过剩”危机的内生逻辑,注意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应对和化解危机。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方兴起教授在题为“美国霸权衰落时期的全球金融动荡”的发言中认为应运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部分,即马克思的霸权兴衰理论来认识、应对、化解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基于该理论,并结合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和货币金融理论,可以拓展出研究美国霸权衰落时期全球金融动荡的新范式。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和学科建设的相关问题研究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基础系韦定广教授在其与会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中认为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与研究需解决好以下问题:第一,如何重视经典作家著作的学习和阅读,以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的认识;第二,怎样从社会理想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层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核心主题;第三,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属性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荆玉婷、谭劲松在题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载体创新探索”的与会论文中认为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重要的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大学生,近年来,大学生理论武装工作虽卓有成效,但仍需改进和加强。做好大学生理论武装工作要高度关注和重视载体与方法的创新,从思想政治理论课单一载体向多载体拓展,由学校教育孤军奋战向社会系统工程拓展,在学校和全社会构建全方位、广覆盖、立体型、多渠道、网络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系统。

金融知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原生态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知识论转向;知识骚乱

现代经济学史表明，经济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一次知识观上的认识论革命。知识观革命与经济理论变革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揭示出一个有待研究的经济哲学命题：知识问题及其经济学革命意义。在本文中，我们是在两个层面上定义经济学中的知识问题的：第一，现代经济学的知识观传统；第二，不同的知识观传统对经济理论建构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由于现代经济学的知识观是与其理性观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考察现代经济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也就成为我们探究经济学中知识问题的一条有效路径。历史地看，现代经济学策动过两场理性主义运动：一个是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苏格兰启蒙哲学传统；一个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它根源并隶属于法国启蒙哲学传统。由此可知，现代经济学在其发展的不同阶段曾经分别隶属于两种不相容的理性哲学，其中隐含着一种逻辑必然：现代经济学的核心研究范式——经济人——曾经经历了一次大蜕变。这就是经济人的“知识论转向”。对于这次“知识论转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及其理论后果，哈耶克形象而准确地称其为“一场知识骚乱”①。我们认为，揭示经济人的这个“知识蜕变史”和“知识转向史”，正是我们解释经济学中知识问题由来的最为关键的一环。

一、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

市场经济思想发展史表明，原生态经济理性和经济人理念早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创立现代经济学之前就已经基本形成。其贡献主要应归功于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家——贝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1670－1729）、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和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曼德维尔早斯密约一代人，弗格森被斯密尊称为老师，休谟则是斯密的挚友和文稿遗嘱执行人。他们的思想经由多种渠道特别是斯密对现代经济学的创立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就是说，原生态经济人一开始就是从属于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传统的。

原生态经济人在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传统中孕育而生。原生态经济人的基本要义是：个人自利行为自发生成和谐社会秩序。其中蕴含着两个基本思想：一是对市场经济社会秩序的人性自私论解释；二是对市场经济社会秩序的有限理性论解释。也就是说，在最初的意义上，经济人假设有两层基本内涵：一是人性自私论；一是理性观，即知识论。前者在整个正统经济学说发展史中始终如一，延续至今；后者则发生了本文将要探讨的“知识论转向”。这后一点经常为人们所忽视，而它恰恰是我们理解经济人思想变迁的秘密所在。

曼德维尔对人性论经济人有过如下经典论述：“芸芸众生中的首恶，亦有襄助公益的善举”；又言：“吾辈愚蠢的计算与虚妄，皆被迫为公利效力”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转引自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3、576；586；587；584；584；581；588页。。事实上，曼德维尔对知识论经济人有过更为精彩的论述。例如：“人的智慧乃时间之子。确定一个令理性动物对它保持敬畏的观念，建立一个供自己顶礼膜拜的偶像,既非出自哪个人的发明，亦非数载所能办到。”②又如：“我坚信人之理解力是有限的。我们稍加思考即可断定，它疆域狭窄，受着很大的限制。正是这一点，这个惟一的原因，阻止着我们洞察自己的来源。”③再如：“我们常把一些事情归功于人类非凡的天赋和深邃的洞察力，而实际上那是因为漫长的岁月和世代积累的经验，他们在天性和智慧上彼此并无多大差别。”④最后：“我们这里所说的智慧，并非来自精妙的理解力或紧张的思考，而是出自从长期实践的经验和丰富的观察中获得的可靠而周密的判断力。从这种智慧和漫长的岁月中产生的法律，使得治理大国如织袜。”⑤

在这里，曼德维尔所表达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观，是原生态经济人理念的直接思想来源，对斯密创立现代经济学产生了根本性影响。对此，哈耶克曾指出，“曼德维尔是亚当?斯密自由观的先驱，这是他长期以来得到公认的地位”⑥。他还说，休谟是近代“所有研究精神和社会的人中间……最伟大的一位”，而正是曼德维尔“使休谟成为可能”。这是因为，休谟是接过曼德维尔的思想“并认真加以思考的第一人，也是最伟大的一人。这一发展当然包括18世纪下半叶苏格兰那些伟大的道德哲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和弗格森”⑦。熊彼特为我们提供的证据是：“曼德维尔的论点正是斯密自己的纯天赋自由论的一种特殊形式。”［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8页。马克思提供的证据则更为直接，他说斯密关于分工的论述“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的注释”［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1页。。由此看来，曼德维尔启蒙哲学对原生态经济人不确定性知识观的赋义是显而易见的。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另一思想家弗格森也有过一句名言：“国家的建立是偶然的，它确实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在这里，弗格森同样表达了一种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观，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哲学思想渊源之一部分，这种观念对原生态经济人理念的形成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哈耶克深刻地指出，弗格森关于处于本能和理性之间的“第三种秩序”参见［英］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章和第四章。的描述，实际上是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的一个先期版本：“只是到了18世纪，弗格森才终于指明，他们虽可以归因于人的行为，却不可归因于人的设计，它们既可以视为自然现象，也可以视为习俗，这全看采用哪一种方法。” ⑧ ［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22、228页。此外，关于弗格森对斯密的影响，马克思和熊彼特同样给出了自己的证据参见［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418－420页；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88页。。

与弗格森类似，大卫?休谟也曾有过如下名言：“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英］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3页。“原因之被人发现不是凭借理性，而是凭借于经验”，因而，“人的生活主要是靠运气而不是靠理性来支配的；它比较像一场暗淡的游戏而不大像一种严肃的事业；它较多受具体的影响而较少受一般原则的制约”［英］休谟：《休谟经典文存》，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187页。。作为近代怀疑论哲学之集大成者，休谟的不确定性知识观不仅通过斯密间接地孵化了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而且，休谟本人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这一点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自不必赘言。

赫伯特?西蒙曾经对经济学中理性概念的演变作过深入的考察。他认为，《国富论》中的理性是一种“常识理性”，在斯密那里，理性只意味着人们的所作所为有其原因，并不假定任何东西的极大化，也不表示有一个单一且持续的选择标准，也没有一个效用作为所有决定的准则。相反，斯密往往根据人们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一些经验性的常识，来说明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国富论》“只是把一种适度的理性视为当然”，这与此后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完备理性和建构理性有着根本的差别［美］赫伯特?西蒙：《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孙涤译，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极为简略的思想史回顾向我们揭示出一个基本结论：与法国启蒙理性主义传统相比，苏格兰启蒙理性主义传统赋予经济人一个最本质的特征，这就是：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观参见［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页。。由此看来，原生态经济人并没有对人类知识持有一种非常自负的观点，相反，它承认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反对完备知识的僭妄。正是坚持了这样一种知识论和理性观，斯密意义上的古典经济学在考察人的选择行为和市场过程时，总是以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为前提的。不仅如此，在斯密看来，正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备理性、有限知识而不是完备知识，才是解释市场自发秩序的关键所在。

对此，哈耶克给出的评价是：“识别到当个人受抽象的价格信号而不是受直观的需要引导时，他的努力会惠及更多的人，从总体上说也会满足更多的需要，并且利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最好地克服我们对大多数具体事实固有的无知，能够最充分地利用广泛散布在千百万个人中间的有关具体环境的知识——这就是亚当?斯密的伟大发现。”⑧斯密用自己的语言从反面诠释了这个“伟大发现”：“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和，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99页。，而“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任何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7－28页。。

二、新古典经济人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

经济学史上教训最深刻的一段历史，也许就是原生态经济人有限知识传统的蜕变史。这一蜕变史的主导者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但事实上，原生态经济人的蜕变自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其中，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和西尼尔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威廉?斯皮格尔在其《经济思想的成长》一书中曾指出：“没有比李嘉图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他所倡导的抽象演绎方法“指出了通向现代经济分析的道路，并产生了最终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美］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晏智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页。。在客观上，这种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恶习”的经济学抽象主义，极大地推动了原生态经济人从有限知识传统向完备知识观的蜕变。作为李嘉图的门徒，穆勒加速了这个蜕变过程。他曾说：“为使它成为一门完美的抽象科学，政治经济学假设了条件之间的各种联系，以便找出其结果。这些联系必须反映一切场合所共有的一切条件，同时必须反映任何一类重要场合所共有的全部条件。从这些假设中，经过正确推导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数学真理一样的真确性，并且，作为抽象真理，它是具体真理的一个最为合理的近似。”［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方法》，载丹尼尔?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之后，西尼尔又进一步指出，“政治经济学所依据的一般事实”就是几个简单的命题，其中居第一位的命题是：“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该命题实际上是对理性经济人最大化假设的另一种表述。他自信地称：这个命题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与万有引力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一样，离开了它推理就无法进行，其他一切经济学命题只是对这个经济人最大化假设所做的注解［英］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6、49页。。毫无疑问，西尼尔的这些观点对原生态经济人的蜕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到了新古典时期，边际主义革命原本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一个是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代表的完备知识传统；一个是门格尔代表的有限知识传统。即便是在新古典革命之集大成者马歇尔那里，这两种传统也还存在着。马歇尔一再强调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物学进化论的，一个是经典物理学的，而且他更看重前者——“经济学家的麦加在经济生物学中，而不在经济力学”Marshall, Alfred 1890Principles of Economics 8th ed London: Macmillan, ppⅦ－Ⅷ。但是，门格尔和马歇尔经济哲学中的“有限知识革命因子”很快就被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的浪潮湮灭殆尽了。赫伯特?西蒙对这场运动的评价是：“古典理论讲的是全知全能的理性，其简洁和漂亮，令人赞叹。此外，那种理性使我们不用站起来实际观察人类行为，便能坐在椅子里预测它们……所有这些预见能力都来自一个源泉，即对人类行为所处的环境形态所作的刻画。体现完美理性的那个环境，完全决定了行为。”［美］赫伯特?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杨砾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70页。

在谈到新古典经济人被赋予“完备理性”的特质，并由此导致正统理论将经济学中的知识问题虚无化的真正原因时，沃尔德罗普也曾指出：“他们的理论把具有动物本能的人描绘成了像粒子那样的东西：‘经济人’——像神一样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的理性思维永远是完美无缺的，永远是冷静地追求可以预算的自我利益。”［美］沃尔德罗普：《复杂：诞生于秩序与混沌边缘的科学》，陈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2页。这说明，在以新古典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环境中，经济动因是充分理性的，经济人能够对环境变化作出乐观而即时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考虑知识问题已成多余。换言之，在新古典世界里，经济行为者不需要关注知识问题，他们既没有学习的欲望，也没有学习的动力，实际上也没有学习的必要。因而，新古典世界是一个没有知识约束的世界，它没有给研究知识问题留下任何空间。

不容否认，正是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彻底改变了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特征。按照哈耶克的说法，经济人的这次“知识论转向”无异于策动了一场“知识骚乱”，他慨叹道：“我不知道经历了这场知识骚乱之后，那个古老的传统还有多少被保留下来，尤其是还有多少能够被传给曼德维尔” ② ③ ［英］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8、605、598-599页。。显然，哈耶克从原生态经济人的知识论蜕变史中，洞察到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危险，他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人们不对苏格兰启蒙理性与法国大革命孕育的启蒙理性做出明确的界分，并对后者保持足够的警惕，那么这样的“理性恰如危险的炸药”，如果“使用得当可使人获益甚大，若粗心大意，它也足以毁掉一个文明”②。

哈耶克的论点准确地击中了新古典理性主义运动的要害。经济人理念发展至新古典阶段，新古典经济人与原生态经济人实际上已经没有多少相似之点了；不但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古典经济人恰恰是作为原生态经济人反叛者的面目出现的。在理性传统上，新古典经济人坚持完美理性和完备知识的假设，这使它越来越具有建构论理性主义的特征；在伦理传统上，它日益表现为一种“建构论的看重实效的功利主义”。这两个传统的核心之点就是，它“相信理性能够直接操纵复杂社会的全部细节”③。

在这里，哈耶克针对启蒙运动以降伴随自然科学不断进步而生发出来的种种“伪科学主义灾变”，向人类发出了警告。在他看来，如果不对“伪科学主义”切实加以防范，那么科学领域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有可能演变成为对人类自由的一种威胁。原因在于，伪科学主义会劫持科学知识不断攫取权威力量，助长人类理性控制的欲望，从而造成一种“致命的自负”。事实上，一切打算对整个社会实行严密计划的企图，不管他是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都是建立在这种危险的“知识自负”的基础之上的。

历史和现实也在不断提醒着人们，在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革命以来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类理性的主要缺陷就是，它未能对社会组织的限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当下，这场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差不多已经摧毁了自由市场的神圣形象，深度干预已成为一种世界性共识。在此历史当口，我们有责任提醒人们，当今人类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别的什么学说，而恰恰是被奉为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所坚守的具有浓厚建构主义色彩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坎南深刻地洞察到人类在新时代面临的危险处境：“在我们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阻止政治化的手伸得过长，或许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利维坦式的国家是本世纪的最大特征。如果这头‘怪兽’的成长不受到限制，其生产潜力不被用于确保秩序框架不受损害……那么我们就将打碎我们所有的梦想。”［美］詹姆斯?M布坎南：《宪法秩序的经济学和伦理学》，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327页。

三、向原生态经济人的复归：经济学知识问题的重要意义

在新古典经济学革命爆发一个多世纪之后，哈耶克以其深邃的洞察力敏锐地捕捉到知识问题对整个经济学发展所具有的革命意义。他说：“整个经济学的问题，就是利用没有人能够全部掌握的分散知识的问题，这决定了我们对经济学的整体看法，并且它已经得到证明是极其富有成效的。”［美］布鲁斯?考德威尔：《哈耶克评传》，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50页。透过这个“分散知识问题”，哈耶克实际上是提出了经济学研究范式向原生态经济人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复归的历史任务。我们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要想真切地回答时代向它提出来的问题和挑战，它就必须迷途知返，拨新古典经济人之乱，返原生态经济人之正，从而开启从新古典经济人的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传统，复归于原生态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的历史进程。这样的复归，至少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重新树立起基于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的经济学观，将有助于从根本上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定式。新古典经济人范式是一个以寻求确定性为目标的研究框架，其本质就是科学哲学中亨普尔和奥本海默提出的“科学解释覆盖率模型”的翻版Hempel,CG and Oppenheim, 1948 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Philosophy of Science,April, pp135－175。该模式认为，所有科学解释都是按照“如果……那么……”这一命题结构展开的，“如果……”部分界定了命题成立的初始条件，它通过界定初始或边界条件的方式把无法处理的不确定性因素排除在研究者的视界之外；“那么……”部分则是由初始条件演绎而来的一般结果，它确保通过正确的逻辑演绎获得确定性的定律。这一模型最脆弱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以不存在不确定性为前提的，它无法对不确定性事态给出合理的说明；或者说，它以放逐不确定性的方式逃避了对不确定性问题的研究。

在当代，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自觉地利用后现代哲学的某些观点来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并指出：在一个人的认知能力受有限知识规约的经济世界中，经济学方法论在本质上应该是“非基础主义的”和“非笛卡儿主义的”。所谓基础主义的，就是指“存在着所有研究必须建立在其上的某些首要的原则、实质或其他永久存在的事物”，也就是说，基础主义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一套必须遵从的绝对标准。基于有限知识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拒绝这种基础主义的研究框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系统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演化性的特征，而不确定、复杂和演化“是以知识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经济和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使知识发生了变化，在知识上的每一变化开启了在活动上变化的条件，因此进一步导致了在知识上的无限变化” ③ ［瑞士］库尔特?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5页。。知识生产和经济活动的这种相互创生的关系，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和开放性提出了新要求。所谓非笛卡儿主义的，就是基于有限知识的经济学研究范式，拒绝哈耶克所谓的笛卡儿式建构论理性主义的知识观，要求回归原生态经济人固有的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传统；与此同时，它否认存在着所有研究都必须追求的最终目的，认为科学研究既是非决定论的，又是非目的论的。在此意义上，“科学研究不是对确定的追求，也不是作为一种‘自然的镜像’发挥作用……科学研究是一种涉及改变研究对象存在特点的事业”③。

第二，重新树立起基于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的经济学观，将有助于推动现代经济理论实现新的变革。正是对确定性知识的盲信和对确定性的寻求，现代经济学才在不自觉中陷入了“完备理性”和“完备知识”的迷障，而它逐步察觉和缓慢走出这一迷障的历程，正是受人们知识观变革驱使的结果。如果深入考察现代经济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经济理论变革史与人类知识观的革命史，二者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每一次大的经济理论变革，都伴随着一次知识观上的认识论革命。边际主义革命、凯恩斯主义革命、信息经济学革命和新制度经济学革命等，无不如此。

知识观革命驱动经济学变革这一基本结论已为历史所证实，而知识问题对当代经济学的影响则方兴未艾。在今天，它正在更广泛的范围和更深入的层次上推动着经济学的发展和经济理论的变革。一方面，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和承认；另一方面，人们也认识到经济现象自身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在此情况下，即便是面对一个最为人们所熟知的经济问题，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即便是推行一项不大的改革措施，它对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生态环境等在局部和整体上会产生何种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合理回答，无不受制于人们的知识水平和人们对待知识的态度。经济现象日益呈现出来的复杂性特征，为当代经济学变革和发展提供了机会，而要把机会变成现实，知识问题的革命性驱动力量必不可少，也不可忽视。

第三，重新树立起基于有限理性和有限知识的经济学观，将有助于准确把握和预测未来经济学发展演变的基本方向。随着20世纪新自然科学革命的兴起，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已经向我们揭示出了一个不确定性的物理世界，打破了牛顿物理学铸成的确定性迷梦。与此同时，人类的知识观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知识的不确定性成为新知识观兴起的代名词，由此，确定性知识的迷障也随之被打破了。从中人们再次看到了休谟怀疑论哲学所迸发出来的无穷魅力和时代价值，笛卡儿主义的唯理智论则再次成为世人诟病的对象。

在今天，这种知识观认识论上的革命越来越渗透到经济学领域。借助于混沌理论等分析工具，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市场经济系统是一个拓扑的、开放的和演化的复杂性结构。不确定性是经济系统最本质的特征，知识则是经济系统生成不确定性的动力源。这正如当代演化经济学所指出的，“从自组织的观点来看，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自动催化的（autocatalytic）：知识的自我繁殖以一种相当不可预测的方式产生新的知识。因此，经济行为者的关键性特征不是对效率的理性搜寻，而是对未来可替代的经济世界的想象性的构建。把完全预见作为经济推理的基础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提出无知怎样被克服的问题则是具有巨大成效的” ③ ［澳］约翰?福斯特、［英］J?斯坦利?梅特卡夫主编：《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5、5页。。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无知、甚至无意识（non-awareness）对人类行为和理性都不再是不可抗拒的威胁了。由于人类知识的性质，决定了不可能设计出一种完备的项目，将其转化为一种确定的封闭式组织，并针对未来控制的需要作出永久和彻底的反应，这也就为各种斟酌处理形式提供了空间”［美］约翰?克劳奈维根编：《交易成本经济学及其超越》，朱舟等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页。。这种经济学知识观的革命性转变，必然内在地要求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其原因在于，复杂经济系统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存在（being），而是生成（becoming）③，与之相对应，现代经济学的核心任务不再是揭示均衡的实现机制，而是解释不确定性的生成方式。

金融知识论文范文第4篇

1975年在墨西哥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为国际女性间的广泛接触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跨文化、跨学科的女性研究打造了基础。在女性主义由地方到全球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批研究期刊，于1975年创刊的《符号：文化与社会中的妇女》(Signs：Jouru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以下简称《符号》)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三十几年来，《符号》贯彻了自身定位的两大宗旨：1．作为记载历史的杂志，记录了性别、种族等事件对地缘政治变迁的影响；2．作为国际妇女研究的主要阵地，参与塑造了跨学科女性研究的产生和发展。

从第一项宗旨看，《符号》所反映的内容与世界政治，尤其是与地缘政治的演变息息相关。创刊伊始，正逢冷战中期，《符号》记载了第一届世界妇女大会的盛况，发表了来自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中美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国家和地区的妇女研究论文，其中拉丁美洲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作为妇女面临的主要问题。进人80年代，新自由主义崛起，国际经济新秩序议程在联合国被排挤，全球与地区间的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符号》发表了对1980年哥本哈根妇女大会的不同评价，同时，澳大利亚土著妇女的生活变迁、非洲约鲁巴地区的妇女、印度农村妇女，以及苏联、中国、古巴和坦桑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妇女的生活都在《符号》的记载之中。这一时期，《符号》所探讨的论题涉及工业化国家贫困女性化、全球范围的家务劳动女性化，以及随着新女权运动而展开的同性恋、性骚扰、家庭暴力、婚内、种族偏见等问题。80年代中期，世界政治版图继续处于发展变化中，“差异”问题逐渐为女性主义研究者所关注，《符号》于第11卷第2期推出专栏“不同的声音”，对妇女运动中排斥差异所付出的代价进行反思，发表了妇女在伊朗、妇女在伊斯兰、妇女在欧洲、妇女在俄国和波兰等强调特殊性的文章。后现代思潮异军突起后，黑人女性主义思想也倍受关注。1989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虽然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不再被列为单独的论题，但经济与政治转变中妇女受到的不平等对待被进一步揭示出来。性别平等的要求伴随着全球化及民主化进程，参与了这一时期国际政治的转变过程。把性别平等纳入决策主流化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加入条件，在非洲地区妇女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比例显著上升，南非妇女在国会中的席位达到了29％，促进性别平等的机制被纳入立法和执法机构中。《符号》对上述内容都有所记载。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和交往技术的兴起为新组织模式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并重新构造了家庭、学校、城市、商业、国家及国际事务的关系。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妇女NGO论坛有50000人出席，代表3000多妇女组织，而1975年墨西哥大会论坛是6000名妇女代表114个妇女组织。在过去的15年里，妇女NGO组织以指数级增长。众多的女性主义活动家和学者们探讨了政治、经济、技术、教育、健康、贫困、生殖、就业、金融、法律、公民教育、艾滋病教育等领域的众多妇女问题。除了连续报道北京世界妇女大会及其影响，《符号》还以“全球化与女性”、“发展文化”、“后殖民的浮现与本土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在世纪未”为主题推出专刊。

从第二项宗旨看，《符号》在跨学科的女性研究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它通过提出新的研究问题和分析方法，勾勒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轮廓。《符号》的两项宗旨不是截然对立，而是融为一体的。(见表1)[11]

重新审视既定的观念，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已有的性别解释框架，女性主义学术群体在改造传统知识论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早在七八十年代，《符号》就翻译介绍了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并把后结构主义理论引入女性研究领域。利用《符号》这一批判阵地，女性主义学者们对权力动力学(power dynamics)进行了谱系式解剖，挑战了普遍决定论，突出了造成种族、阶级、性别、民族、国家等差异的“权力”因素。对女性主义自身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妇女、性别、性、阶级、种族、甚至“女性主义”也进行了深入挖掘。随着生态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产生以及女性写作、身体写作、主体的社会构成、欲望主体的认同、欲望客体的确认、欲望模式、公共和私人领域权力的不对称、生殖政治等问题的探讨，女性主义知识论景观不断扩大。

《符号》虽然是国际女性主义杂志，但它的立场不可能是不偏不倚的“国际主义”，实际上它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地区妇女研究。《符号》的“全球视角”不能不受“富裕的、工业化和民主化社会”的制约，从《符号》的刊发的文章看，第三世界的女性多被看作是受压迫的对象，而不是女性主义理论的创造者。此外，在输出“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的思想指导下，国际女性主义研究也表现出某些话语霸权主义倾向。

《符号》所表达的女性主义认识论目标很有代表性，它既是理论的，也是政治的。改变传统认识论，改变基于权力的关系和等级结构的政治制度，建立“后父权制的”、“尊重差异”、“平等公正”的社会是其深层意图，由此也繁衍出跨学科的各种论文，但是表面的繁荣掩盖不住基础理论的贫困。传统认识论根基被动摇后，一些基本概念都需重新追问，女性主义的“平等”诉求也将失去其不言自明的合法性。此外，性别不平等问题虽与文化和认识相关，但更是社会实践的结果，不顾及社会实践的观念变革无助于女性解放，甚至可能带来新的阻力。如何深入理解“权力”在社会结构中的意义?如何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妇女运动目标?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金融知识论文范文第5篇

行为财务学作为新兴的财务学理论分支，自诞生以来就与占据财务学统治地位已有三十年之久的有效市场假说，财务学基础的套利理论，投资人理性以及自1980年以来的大量异常现象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争论，双方此消彼长，共同加深了人们对资本市场和企业财务的理解，促进了财务学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行为财务学的发展已初步完成了从批评到建设的关键一步，它不再是纯粹的批判式理论。但不容否认的是，行为财务学所引用的主要是实验心理学的若干原理，而心理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与经济学理论不同。心理学研究的是在不同情景下人们的认知模式；而经济学则研究在稳定的环境下人们的经济判断和决策。亦即在各种情景下某些特殊的心理学现象不能成为经济学普遍规律的研究基础。理论上的缺陷再加上实验环境与现实生活的较大差异，使得行为财务学在体系上缺乏一致性的同时，也为其学科的准确定位增添了难度，亦即行为财务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还是仅仅是喜欢标新立异的异类顽童而成为财务学研究中的匆匆过客？目前行为财务学的研究已深入到财务领域的各个方面，但仍属于零打碎敲和零散叫卖的阶段，尚未寻找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最新文献表明，未来行为财务学的发展正朝着两个方向努力。一是逐步将现有理论模型整合为较为统一的理论体系并进一步获得实践的检验。Shefrin和Stateman（1994）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但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研究集中于鉴别可能对资本市场行为有系统影响的行为决策属性。另一种研究前景是将传统财务理论与行为财务理论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整合。在理论上，Brave和Lfenton（2002）认为两种理论本质上是一致的；Bar-beris和Thaler指出，一种新的，可以包容两者的理论或许将替代“理性范式”与“行为范式”；在实践中，Daniel、Hir-sheifer和Subrahmanyam（2001）基于投资者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建立起的一个融合新古典理性预期和行为财务非理性预期的模型，可说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一种努力。而Shefrin和Statman提出的行为投资组合理论（BPT）（1999）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1994）是将两者理论结合起来的完美典型，它们的提出引起了财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极大热情。但笔者认为前一种方向仍然停留在对资本市场行为研究的个别层面和技术层面；而后一种研究则有可能在貌似兼容合并的过程中，将行为财务学淹没在传统财务学的海洋中并逐渐丧失其独立性。因此，行为财务学如果真想找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这块地就不能也不应该是传统财务学抢食下的残骨碎肉，而应该是在财务学范畴划出一块专属的研究领域，并以此为平台形成一套独立于传统财务学之外又能涵盖整个经济学领域的学科体系。笔者的观点是：如果把经济学看成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也把传统财务学看成是第二个学科；行为财务学也就必须和他们一样，以平行独立的第三学科的姿态出现。①当传统财务学试图吞占整个经济学研究领域时，行为财务学也要有坚持吞占整个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雄心，如此才能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二、行为财务学的理论基础

传统财务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理性人”的分析范围内。随着资本市场大量异常现象的出现，传统财务学难以解释并陷于尴尬的境地；写作论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财务学对人的完全理性提出质疑，并将其理论基础建立在人的“有限理性”的假设上，但“有限理性”并非行为财务学首创。自从西蒙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什么叫“有限理性”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看法（杨小凯，2000年）。西蒙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传统的决策性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派模型将这三要素全部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三要素并没有抓住“有限理性”的要害。其实早在1921年，奥派学者Knight就提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再从奥派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即使不考虑这种“不确定性”的内生变量，在这个千变万化的市场中，个人决策之间及其与价格的互动也会产生社会性的“根本不确定性”。换言之，在市场用价格制度做社会实验，逐步获得社会理性的过程中，个人面对的却是根本的不确定性，亦即他不可能了解其他人的私人信息。奥派学者哈耶克解释了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源于一种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仅仅由个人所拥有的“极其重要但未经系统组织的知识，即在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这种被哈耶克称为“默会的知识”，决定了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头脑能够随时全部掌握它们，即使是先进的统计系统和再高级的计算机，也不能将这种知识集中起来。然而，正是这种具有分散性、多样性和易变性的“默会知识”，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哈耶克在批驳“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同时，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提出了“进化论理性主义”的思想。人的理性能力有其限度，面对纷繁的世界（或市场），任何人都不可能通晓一切达到全知，因而人类不可避免地始终处于某种相对的无知状态。然而正是这种“无知”为个人的自由与选择留下了空间。

就目前行为财务学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西蒙的认识阶段，将其作为理论基础缺乏深度。也有不少文献将20世纪初心理学上行为主义的兴起作为行为财务学最早的理论根源，还有的学者将凯恩斯的“空中楼阁理论”视为其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行为财务学毕竟属于经济学的分支，它只是将心理学作为研究的工具，其最终目的是要对经济和财务行为给出解释，因而将心理学视为行为财务学的理论根源似乎欠妥，而“空中楼阁”是凯恩斯庞大理论体系中的一片枝叶，不足以撑起行为财务学理论的大厦。传统财务学批判行为财务学模型没有严格的理论假设，看起来可以解释任何事情，但实际上理论基点过于零碎而不系统，因此不能称之为规范的财务理论。要想顶住这种批判并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行为财务学必须找到一个独立的经济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从上述站在奥派的立场上剖析“有限理性”的本质，我们发现奥派并非从市场上种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和行为来解释“有限理性”，而是从个人决策面临的“根本不确定性”入手，进而再从“知识论”的角度提升到“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社会哲学层面来解释“有限理性”的本质内涵。②奥派自1871年诞生以来就逐渐把经济学从狭隘的死胡同中解脱出来，置放在“把人当人”的社会哲学层面，一切从“人性”、人的心理、人的行为研究开始着手，强调个人、观念、自由、市场、永续发展等概念范畴，将经济学的研究转向政治哲学、人类交往、社会合作等一般程序，在其13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出一套既独立于新古典经济学又能涵盖整个社会经济学领域的理论体系。因此，笔者认为，行为财务学应该以奥地利经济学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目前应加大两者关联性的研究。

三、行为财务学的应用范围

行为财务学的应用研究主要局限于两大领域：金融市场和公司财务。在金融市场上，主要考量主体的投资行为以及异常现象的解释上，又被称为“行为金融”；而在公司财务方面，主要研究投资者非理性以及管理者非理性下的公司财务行为。目前就前一方面的研究而言，行为金融中的心理论述事实上是许多心理效应的调和物，对于不同的市场“异象”缺乏一种具有普遍解释能力的理论或模型，这使得它的反对者迄今为止仍将行为金融的相关论文称为“异象文献”，甚至认为，由于行为金融缺乏独立的论据，被现代金融吸收同化只是时间问题；而就后一方面来说，行为财务在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与结合传统财务方法的道路上，也还没有太多的标志性案例，其提出的“非理性”框架设计尚未得到进一步的实证数据的支持，由于所引用的主要是实验心理学的若干理论，而实验室与现实生活不可同日而言，使得行为财务的解释能力缺乏普遍性和说服力。总之，目前行为财务学的应用研究还只局限于一池一地的狭小范围，还没有从更为宽阔的层面来展现其魅力和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行为财务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重新放入研究的视野，把实验的方法带入了财务学，开拓了财务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启发了人们对既有经典理论的质疑和继续研究。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财务学就是一门单翼的应用技术型学科，我们称之为“技术财务学”。20世纪80年代，由于行为财务学的出现，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效率市场假说和理性经济人假说，使得人们对财务学的学科属性、目标内容及学科体系都有了全新的视觉和思考，而这一切恰恰是目前行为财务学应用研究中所忽视的地方。复杂多变的财务管理环境需要行为财务学对现实“财务学”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作出解释和回答，以此突破理性假设的局限，拓宽财务学的应用领域，丰富财务学的理论内涵。由于行为财务学的产生和崛起，笔者认为，（1）财务学再不是一门纯粹的技术性学科，也不是纯粹理论性学科，而是一门以资金流、行为流、文化流为主要管理对象的管理应用型人文学科。现代财务现象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人文现象，财务学所要做的也不单纯是研究产品的数量与价格之间、成本与利润之间抽象的关系，而是发现人的财务行为的特点和规律。行为财务学倡导并注重对人的财务行为的研究，“人”成为现代财务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财务学由一元的技术属性转变为同时具有技术性和人文性的二元双重属性。（2）就财务学的目标内容而言，在保持传统财务学基本结构的前提下，未来财务学的发展应该跳出技术层面的束缚，以行为财务学“人的行为”作为出发点，努力向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拓展。资金运动的本质是受到人的观念和行为操纵的，人的观念和行为又受到外在制度和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制度背后是文化，制度的演进需要社会主体以某种更高层次的文化因素来完成，而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因此，财务学不仅是一门专门研究财富增长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学问。“人”同“资金”一样也成为财务学的主体。这样，与财务学的二元学科属性相对应，财务学除了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还应以“人”的责任最大化为目标；除了传统的“投资、融资、分配”三大内容外，还应该注入“行为财务、制度财务、文化财务”的内容。（3）萌芽于19世纪末，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的财务学，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对于其学科体系却很少进行明确而系统的研究。但透过一些西方财务学术论著和教科书，就会发现所介绍的都是公司理财中的技术方法，几乎没有财务人行为、思想、观念以及财务文化的阐述和说明。这表明，在西方学者的观念中，财务学就是一门单翼的应用技术性学科。虽然近一二十年来，公司财务管理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何种企业组织，无一例外地都从不同侧面强化了“人”在企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财务学还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相关理论和实务变革作出反应和解释。因此笔者认为，行为财务学的最大运用是为构筑现代财务学科体系提供了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财务学由单翼的“技术财务学”而演变为“技术”和“文化”并存的“双翼财务学”。新晨

四、简要结论

金融知识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学术资本主义；大学使命；冲突；知识论

一、引言

上世纪末，一批美国学者提出了一组基于知识与经济新型关系的高等教育新概念，分别是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提出的学术资本主义概念，伯顿・克拉克提出的创业型大学概念和享利・埃兹科维茨提出的大学―产业―政府互相合作的三螺旋概念。这些概念逐渐成为风靡欧美、遍及全球的高等教育新思潮。尽管这些概念的具体内容有所区别，但它们的核心思想却是一致的：即信奉知识的资本化和主张大学的市场化。近年来，在这些思潮的指引下，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得以凸显，尤其是欧美的一批创业型大学更是积聚起了巨额的财富。但与此同时，近年欧美各国却不断出现国家债务危机甚至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一向以高福利和良好社会治安著称的北欧国家也频现极端暴力事件。由此我们开始反思：大学是否真的有效履行了自己服务社会的使命呢？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如果大学仅仅实现了物质上的富足，却忽视了人类最基本的一条格言――“人不仅仅是靠面包活着”，那么大学就没有真正履行起自己的职责。[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试图以知识论为视角阐述学术资本主义思潮与大学核心使命在本质上是互相冲突的这样一个观点。

二、学术资本主义的知识论解读

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对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的定义是：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2]从知识的视角来分析学术资本主义，我们认为知识经济社会是学术资本主义生成的时代背景，国家是学术资本主义盛行的幕后推手。

（一）学术资本主义是国家推动的应对全球化竞争的知识经济策略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和世界向后工业政治经济过渡，国家间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以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大学作为技术科学的核心生产者，自然成为国家发展知识经济以应对全球化竞争的首选，国家便成为学术资本主义盛行的幕后推手。虽然各国推行学术资本主义政策的具体措施各有不同，但其本质都是强调大学对于国家经济活动的效用，强调高等教育体制应以获取全球市场份额的国家策略为中心。于是，大学―产业―政府互为依靠的三螺旋模式成为学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佳载体。在这一模式中，“大学作为新知识、新技术的来源，是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产业是进行生产的场所；政府则作为契约关系的来源，并确保稳定的相互作用与交换”[3]。

（二）学术资本主义是市场导向的知识生产与转化方式

市场导向是学术资本主义的核心理念。学术资本主义要求大学的知识生产与转化以市场需求为准绳，它强调的是知识的工具性和商业性。“在知识取向上，学术资本主义明显倾向于具有交易价值的知识，而不是具有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的知识，它支持竞争和创业思维。”[4]“在市场导向原则下，学术资本主义推行‘谁付费，谁点唱’，即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创造的学术成果归属于相关利益团体所有。”[5]“学术资本主义意味着知识成为资本，拥有知识的大学教师成为‘资本家’时代的来临，它的兴起预示着高等教育变革的新图景。”[6]

（三）学术资本主义是知识寻求新的资源依赖的路径选择

17世纪后期以来，大学与政府间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政府为大学的知识生产提供所需资源保障并维护大学学术自由的权力，同时大学要为国家生产、保护和传输民族文化以维护民族国家的利益。但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福利政策的退出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这一契约关系已趋于瓦解，各国的高等教育政策也都做出了重大调整。在20世纪80年代，各国制定了按技术革新、知识产权管理和生产服务开发等职能划拨公共经费的政策。在这些政策的作用下，经费从固定拨款转向特定目标，即符合使产业在全球市场中更具竞争力的目标，这意味着大学可以得到的非限制性的公共经费越来越少。“以澳大利亚为例，该国1990年的联邦政府拨款占高等教育经费的69％，1999年占比降至47％，2001年则再降至43％。在美国，1973年的同比为50％，到（20世纪）90年代则下降到33％。”[7]为了应对政府拨款的减少和日趋激烈的竞争，大学不得不寻求替代性资源，开始通过市场行为及类似市场的行为来获取其他资源依赖。此时，产业部门寻求新技术的需求又同大学寻求新资源依赖的需求相互契合，学术资本主义作为产业逻辑就在大学中赢得了“合法性”。

三、基于知识论的大学核心使命概述

“在如今，普通公众甚至连大学成员自己对大学的核心使命都存在一种普遍的不确定感。现代大学持续扩大的规模和复杂性以及承担更多责任的趋势，使得我们难以清晰地认识它众多的贡献，也难以就大学最重要的作用这一问题达成共识。”[8]如今，谈论对知识的热爱和为学习而学习似乎开始变得不合时宜，教育变得必须是实践性的，研究则必须给我们带来想要的东西，而且要快。但这些可以成为大学的核心使命并能让它在21世纪稳固地站住脚吗？我们认为，长此以往，大学将面临失去巨大利益的风险，而这些利益是那些杰出的大学在以往所创造提供的，不仅仅是提供给他们的毕业生，也提供给整个社会。那么，究竟什么是大学必须坚守的核心使命呢？基于知识论的视角，我们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通过基础研究和创新性工作增进知识

通过基础研究寻求基本知识是大学的首要任务，这个任务使大学与其他机构区别开来，也把伟大的大学与一般的大学区别开来。基础研究的目的在于：对支配着我们社会、文化、政治、物质和自然世界的基本原理、潜在原则和规律获得全面而广泛的认识与理解。[9]驱动基础研究的主要动因是学者的好奇心，但它绝不是空中楼阁式的研究，没有基础研究带来的科学进步，就不会存在能推进应用研究和创造实际应用方法的基础知识，也就没有应用研究者可资利用的科学资本。基础研究的成果虽然很少能得到即时的直接应用，但如果我们能联想到凯恩斯、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著作对20世纪历史进程的影响，就不会再怀疑通过基础研究和创新性工作来增进知识这一大学核心使命的重要性。

（二）通过通识教育扩展知识

通识教育思想最早可溯源至亚里士多德主张的“自由教育”。伴随工业革命，红衣主教纽曼极力倡导博雅教育，主张培养博学多才、行为优雅之人。现代以来，由马修・阿诺德倡导的现代大学通识教育思想影响广泛，逐步受到世界知名大学的认同，美国的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成为这方面的典范。通识教育是不同于专业教育的知识价值取向。通识教育思想认为：专业教育可能会使学生成为一种有用的“机械”，却不能使他们成为个性和谐完满之人，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能局限于为学生提供一系列专业技能，而应该是一种为学生面对所生活的世界做准备的教育。通识教育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来增进自身有效思考的能力，逻辑推理的能力，创造与想象的能力，理解与沟通的能力，从而为社会培养富有责任感的公民。

如今，随着知识生产方式的演化，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唯一场所的地位正在被篡夺。各种工业实验室、研究中心、智囊团和咨询培训机构都已成为大学这一曾经的知识创造垄断者的有力竞争者。假如我们继续把职业培训作为大学的基本目的，当代大学存在的合理性将会受到严重质疑。

（三）通过出版和公民教育传播知识

随着高等教育向所有阶级开放，知识和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逐渐建立：掌握知识不再是社会精英阶层的特权，知识受众日益普及化。这就为大学通过出版和公民教育来服务社会创造了良好条件。约翰・杜威曾说过：“除了法律意义上的管理之外，现代大学在各个方面都是承载着公共责任的公立机构。教师对真理的追求和表达是一种公共功能，这种功能的行使代表着他们道德上的雇主――整体社会的利益。”[1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学者不是为了大学，而是为公众而工作。学者除了在专业期刊上外，还有责任把基础研究中获得的知识、专门技术和经验与我们所生存的社会联合起来。例如，政治学者有责任为改进选举程序而进行的公共辩论和政策讨论作出贡献。环境学者有责任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帮助制定政策应对全球变暖。经济学者有责任帮助政府设计财政和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繁荣。

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大学教师本应突破专业化的限制，面向社会服务公众。借用学者许纪霖对公共知识分子中“公共”的解释：“第一是面向（to）公众发言的；第二是为了（for）公众而思考的，即从公共立场和公共利益，而非从私人立场、个人利益出发；第三是所涉及的（about）通常是公共社会中的公共事物或重大问题。”[11]为此，大学有责任坚守自己的公共使命。

四、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核心使命的冲突分析：知识的视角

上文分别从知识论的视角对学术资本主义和大学的核心使命进行了阐述，可以认为二者间由于存在价值取向的差别，它们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以下将从知识论的视角对此间隐含的价值冲突进行分析。

（一）知识创造的视角：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

“20世纪60年代以来，‘应用研究’进入了教学科研人员的视野，它给高校和教师们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一定程度缓解了高校的经费压力，高校教师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应用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逐渐走出了原来的崇尚单一基础理论研究的模式。”[12]学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认为：“现代大学理念寓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于一体并积极拓展服务途径，而学术资本主义正好为之提供了机会。”[13]随着学术资本主义的盛行，大学优先考虑的事情不再是基础研究，而是应用研究，认为惟其如此，大学才能与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接轨，才能在大学―产业―政府的合作中尽可能多地争取到资源，才能充分利用其学术资源来为自身的继续发展夯实基础并创造更多的上升空间，学术资本主义的获利原则才能得以体现，而一国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与私营经济的紧密合作程度，特别是大学是否能以商业导向研究、专利许可等形式对新兴的技术型企业提供帮助或直接孵化出更多的高科技企业。

但是我们认为大学顺应学术资本主义将重心转向应用研究将会违背大学的核心使命而最终走向误区，主要原因在于学术资本主义对大学科研的公共物品属性存在本质上的误解。一般认为，公共物品区别于私人物品的最显著特征是非竞争性：即个人对公共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他人的消费，因此公共物品的生产一旦交给市场必然会导致市场失灵，因为这种生产行为往往并不一定产生收益，尤其是及时收益。基础研究是创造尚不为人们知道的新知识，一般没有明显的市场效益，因此它属于典型的公共物品，也就不能交由市场来支配生产。可以认为：“基础研究首先是一种公共利益，它的成果是零散和不可预测的，由此也就限制它从营利组织那里获得投资。”[14]通过对大学科研属性的分析，我们认为大学的知识创造使命在于通过提供比市场自身能够保证的更多的基础研究来纠正市场的失灵。大学学术自由的保障和终身教职的制度设计就是为了支持大学开展基础研究，没有其他机构可以像大学一样在自由的环境中客观地探究，而免受政治、社会、市场的压力。大学允许学者进行成功可能性较小的高风险研究，支持学者开展无限期却可能带来历史变革的基础研究。相反，如果大学致力于商业导向的应用研究，虽然会增加大学的收入，但客观上却减少了私人企业的类似研究，这等于由大学资助了本应由企业自己进行的研究。因为在经济上有明显利益可寻的科研项目，即使大学不去做，私人企业也肯定会做。因此，国家推行学术资本主义事实上会产生一种逐出效应，是对私人企业的一种变相资助。

（二）知识养成的视角：通识教育还是职业教育

大学是塑造文化公民身份和技术公民身份的关键机构，但随着大学与市场结盟，大学日益注重后者的养成，着力推行职业教育的理念，大学的文化教育功能不断受到忽视，通识教育地位日趋衰弱。普通公众也深受这些观念的影响，认为接受高等教育就是为找到好的职业做准备，甚至把通识教育作为他们不可企及的奢侈。举例而言，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带有明显的市场导向，关注的重点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艺术、教育和社会科学不断转移到职业课程和工科项目。“以美国为例，1970年，美国大学和学院授予学士学位的41％属于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到1998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3％；同期授予自然科学学位的比例下降了2％，授予教育学科学位的比例则直线下降了12％。与此相反，工科学士学位的比例上升了3％，而那些职业课程如商业、公共管理、建筑学和卫生医学专业则猛升了18％。20世纪末期，在美国大学和学院所授予的学士学位中，超过40％的学位属于职业专业学位，美国的本科教育俨然成了职业训练。”[15]“正如高等教育社会学家索斯坦・维布伦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一书中所写：“人们用更商业的方式来组织和控制大学及其设备、人事和资源。大学被当作一个处理有销路的知识的商业机构，由博学的统帅所控制，并将其手段转换成最大可能的产出……大学将会最终成为学习的公司和处理标准化常识的的商业企业。”[16]

但我们始终认为，大学除了养成个人的技术公民身份外，更重要的是对其文化公民身份的养成，而这必须通过通识教育来达成。现如今，各种知识更新换代之快前所未有，各种技能也许在被人们充分掌握之前就已经落伍。因此，想在大学期间花费几年的时间为今后从事的职业一劳永逸地贮备知识与技能已经变得不切实际。同时，在各类职业培训机构林立的今天，大学如果也仅把自己定位于高级职业养成所的话，那么大学存在的意义及合理性将受到普遍质疑。为此，我们不能拿职业培训的短期效益来代替通识教育的长期回报。大学应该成为我们人生中的一个驿站，在那里我们可以安逸驻足，寻求自己想要的一切，而在生命中的其他时间里，可能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

（三）知识传播的视角：科学专利还是公共传播

传统观念认为，大学作为享受国家资助的公共机构，其创造的成果理应属于公共物品。在政府支付大学办学经费和教师工资的情况下，学术人员是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服务者，所创造的所有成果自然是归所有公民所有。但在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尽管大学仍继续接受国家的公共补助，占用大量的公共资源，但同时也接受产业部门和私人的资金投入。于是，大学、教师个人和合作方都有权从知识创造中获利，知识更多具有了私利性的特征，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受到冲击。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出台了《贝杜法案》，“该法案明确将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大学内研究的知识产权转移到了产生该发现的大学”[17]。《贝杜法案》以政府立法的形式对知识的私利性进行了确认，鼓励大学申请专利或将其转移给产业部门，以促进科研成果商业化，其影响十分深远。

但知识的私利性和商业性必然会要求其具有保密性，从而引发一种具有危害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会严重阻碍大学通过出版和其他形式的公民教育来传播其研究和创造性活动的成果，也即阻碍大学公益性的发挥。这是因为参与商业活动的科学家会为了保持自己的竞争优势而选择不公开信息，甚至在与同行进行讨论时也不透露一丝口风，以防止信息被窃取，直到他们的发现取得专利为止。[18]但是任何知识的创新都是建立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之上的，几乎每个重要的科学发现都表明科学家多么依赖同一或相关课题的最新研究信息的获得，无论这种信息是通过正式出版物还是偶然的非正式渠道来获得。所以我们认为知识的私利化会阻碍知识的有效传播，影响其公益性的发挥。

五、结语

目前，学术资本主义正方兴未艾，但作为关心高等教育未来的我们是否应该对此加以反思并做出自己的正确判断呢？大学如果继续按照现在的逻辑发展，它是否可能会降格为职业届、雇主和工业界的“奴婢”呢？前文已经分析过，随着知识生产者的多样化，大学如仅仅从实用的角度进行“自我防卫”，它将有被外部机构取代的危险，因为某些外部机构可能更有条件传授谋生的知识与技能。“企业大学”和“公司课堂”的飞速发展和卓有成效已经预示了这种趋势的可能性。

如果大学想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避免成为以技术为主导的消费主义的追随者，避免通过“卓越”的技术权威话语把自己定性为跨国官僚化公司，我们认为大学必须重新为自己定位，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在为核心使命服务的行动上。为此，应用研究不能代替基础研究，职业训练不能代替通识教育，科学专利不能代替公共传播。大学不应屈从于一时的国家需求，它必须走自己的路，“坚守住高等教育的底线，遵循大学的逻辑，超越公司文化中的大学，走进知识社会中的大学，捍卫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与学术之魂，时时提防堕落为废墟中的大学”[19]。惟其如此，大学才能不辱使命地服务于人类社会，而社会自身也将最终意识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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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孙冬梅，梅红娟．从“学者”到“创业者”――论学术资本主义背景下高校教师角色的转变[J]．江苏高教，2010（2）：77．

[13]刘叶．学术资本主义浪潮中的西方大学变革路径[J]．高教探索，2011（2）：33．

[14]罗伯特・M・洛森茨维格，芭芭拉・特林顿．研究型大学及其赞助者[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46．

[16]何晓芳，张贵新．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权力关系与大学的消费主义文化[J]．外国教育研究，2008（4）：58．

[17]亨利・埃茨科威兹．麻省理工学院与创业科学的兴起[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59

[18]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70．

金融知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 行为财务学； 学科定位； 理论体系； 奥地利经济学派

一、行为财务学的学科定位

行为财务学作为新兴的财务学理论分支，自诞生以来就与占据财务学统治地位已有三十年之久的有效市场假说，财务学基础的套利理论，投资人理性以及自1980年以来的大量异常现象进行了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争论，双方此消彼长，共同加深了人们对资本市场和企业财务的理解，促进了财务学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行为财务学的发展已初步完成了从批评到建设的关键一步，它不再是纯粹的批判式理论。但不容否认的是，行为财务学所引用的主要是实验心理学的若干原理，而心理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与经济学理论不同。心理学研究的是在不同情景下人们的认知模式；而经济学则研究在稳定的环境下人们的经济判断和决策。亦即在各种情景下某些特殊的心理学现象不能成为经济学普遍规律的研究基础。理论上的缺陷再加上实验环境与现实生活的较大差异，使得行为财务学在体系上缺乏一致性的同时，也为其学科的准确定位增添了难度，亦即行为财务学到底是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体系，还是仅仅是喜欢标新立异的异类顽童而成为财务学研究中的匆匆过客？目前行为财务学的研究已深入到财务领域的各个方面，但仍属于零打碎敲和零散叫卖的阶段，尚未寻找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最新文献表明，未来行为财务学的发展正朝着两个方向努力。一是逐步将现有理论模型整合为较为统一的理论体系并进一步获得实践的检验。Shefrin和Stateman（1994）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但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研究集中于鉴别可能对资本市场行为有系统影响的行为决策属性。另一种研究前景是将传统财务理论与行为财务理论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整合。在理论上，Brave和Lfenton（2002）认为两种理论本质上是一致的；Barberis和Thaler指出，一种新的，可以包容两者的理论或许将替代“理性范式”与“行为范式”；在实践中，Daniel、Hirsheifer和Subrahmanyam（2001）基于投资者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建立起的一个融合新古典理性预期和行为财务非理性预期的模型，可说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一种努力。而Shefrin和Statman提出的行为投资组合理论（BPT）（1999）和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1994）是将两者理论结合起来的完美典型，它们的提出引起了财务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和极大热情。

但笔者认为前一种方向仍然停留在对资本市场行为研究的个别层面和技术层面；而后一种研究则有可能在貌似兼容合并的过程中，将行为财务学淹没在传统财务学的海洋中并逐渐丧失其独立性。因此，行为财务学如果真想找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这块地就不能也不应该是传统财务学抢食下的残骨碎肉，而应该是在财务学范畴划出一块专属的研究领域，并以此为平台形成一套独立于传统财务学之外又能涵盖整个经济学领域的学科体系。笔者的观点是：如果把经济学看成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学科；也把传统财务学看成是第二个学科；行为财务学也就必须和他们一样，以平行独立的第三学科的姿态出现。①当传统财务学试图吞占整个经济学研究领域时，行为财务学也要有坚持吞占整个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雄心，如此才能有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二、行为财务学的理论基础

传统财务学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理性人”的分析范围内。随着资本市场大量异常现象的出现，传统财务学难以解释并陷于尴尬的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财务学对人的完全理性提出质疑，并将其理论基础建立在人的“有限理性”的假设上，但“有限理性”并非行为财务学首创。自从西蒙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什么叫“有限理性”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看法（杨小凯，2000年）。西蒙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传统的决策性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但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派模型将这三要素全部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三要素并没有抓住“有限理性”的要害。其实早在1921年，奥派学者Knight就提出“有限理性”的根基是所谓“根本的不确定性”，它不同于不完全信息。再从奥派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即使不考虑这种“不确定性”的内生变量，在这个千变万化的市场中，个人决策之间及其与价格的互动也会产生社会性的“根本不确定性”。换言之，在市场用价格制度做社会实验，逐步获得社会理性的过程中，个人面对的却是根本的不确定性，亦即他不可能了解其他人的私人信息。奥派学者哈耶克解释了这种“根本的不确定性”源于一种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仅仅由个人所拥有的“极其重要但未经系统组织的知识，即在特定时空之情势的那种知识”。这种被哈耶克称为“默会的知识”，决定了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头脑能够随时全部掌握它们，即使是先进的统计系统和再高级的计算机，也不能将这种知识集中起来。然而，正是这种具有分散性、多样性和易变性的“默会知识”，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哈耶克在批驳“建构论唯理主义”的同时，从政治哲学的高度提出了“进化论理性主义”的思想。人的理性能力有其限度，面对纷繁的世界（或市场），任何人都不可能通晓一切达到全知，因而人类不可避免地始终处于某种相对的无知状态。然而正是这种“无知”为个人的自由与选择留下了空间。

就目前行为财务学关于“有限理性”的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西蒙的认识阶段，将其作为理论基础缺乏深度。也有不少文献将20世纪初心理学上行为主义的兴起作为行为财务学最早的理论根源，还有的学者将凯恩斯的“空中楼阁理论”视为其理论基础。笔者认为，行为财务学毕竟属于经济学的分支，它只是将心理学作为研究的工具，其最终目的是要对经济和财务行为给出解释，因而将心理学视为行为财务学的理论根源似乎欠妥，而“空中楼阁”是凯恩斯庞大理论体系中的一片枝叶，不足以撑起行为财务学理论的大厦。传统财务学批判行为财务学模型没有严格的理论假设，看起来可以解释任何事情，但实际上理论基点过于零碎而不系统，因此不能称之为规范的财务理论。要想顶住这种批判并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行为财务学必须找到一个独立的经济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从上述站在奥派的立场上剖析“有限理性”的本质，我们发现奥派并非从市场上种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和行为来解释“有限理性”，而是从个人决策面临的“根本不确定性”入手，进而再从“知识论”的角度提升到“进化论理性主义”的社会哲学层面来解释“有限理性”的本质内涵。②奥派自1871年诞生以来就逐渐把经济学从狭隘的死胡同中解脱出来，置放在“把人当人”的社会哲学层面，一切从“人性”、人的心理、人的行为研究开始着手，强调个人、观念、自由、市场、永续发展等概念范畴，将经济学的研究转向政治哲学、人类交往、社会合作等一般程序，在其13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发展出一套既独立于新古典经济学又能涵盖整个社会经济学领域的理论体系。因此，笔者认为，行为财务学应该以奥地利经济学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目前应加大两者关联性的研究。

三、行为财务学的应用范围

行为财务学的应用研究主要局限于两大领域：金融市场和公司财务。在金融市场上，主要考量主体的投资行为以及异常现象的解释上，又被称为“行为金融”；而在公司财务方面，主要研究投资者非理性以及管理者非理性下的公司财务行为。目前就前一方面的研究而言，行为金融中的心理论述事实上是许多心理效应的调和物，对于不同的市场“异象”缺乏一种具有普遍解释能力的理论或模型，这使得它的反对者迄今为止仍将行为金融的相关论文称为“异象文献”，甚至认为，由于行为金融缺乏独立的论据，被现代金融吸收同化只是时间问题；而就后一方面来说，行为财务在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与结合传统财务方法的道路上，也还没有太多的标志性案例，其提出的“非理性”框架设计尚未得到进一步的实证数据的支持，由于所引用的主要是实验心理学的若干理论，而实验室与现实生活不可同日而言，使得行为财务的解释能力缺乏普遍性和说服力。总之，目前行为财务学的应用研究还只局限于一池一地的狭小范围，还没有从更为宽阔的层面来展现其魅力和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行为财务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人”重新放入研究的视野，把实验的方法带入了财务学，开拓了财务学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启发了人们对既有经典理论的质疑和继续研究。长期以来，在人们的观念中，财务学就是一门单翼的应用技术型学科，我们称之为“技术财务学”。20世纪80年代，由于行为财务学的出现，极大地挑战了传统的效率市场假说和理性经济人假说，使得人们对财务学的学科属性、目标内容及学科体系都有了全新的视觉和思考，而这一切恰恰是目前行为财务学应用研究中所忽视的地方。复杂多变的财务管理环境需要行为财务学对现实“财务学”发展中的诸多问题作出解释和回答，以此突破理性假设的局限，拓宽财务学的应用领域，丰富财务学的理论内涵。

由于行为财务学的产生和崛起，笔者认为，（1）财务学再不是一门纯粹的技术性学科，也不是纯粹理论性学科，而是一门以资金流、行为流、文化流为主要管理对象的管理应用型人文学科。现代财务现象本质上已经成为一种人文现象，财务学所要做的也不单纯是研究产品的数量与价格之间、成本与利润之间抽象的关系，而是发现人的财务行为的特点和规律。行为财务学倡导并注重对人的财务行为的研究，“人”成为现代财务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财务学由一元的技术属性转变为同时具有技术性和人文性的二元双重属性。（2）就财务学的目标内容而言，在保持传统财务学基本结构的前提下，未来财务学的发展应该跳出技术层面的束缚，以行为财务学“人的行为”作为出发点，努力向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拓展。资金运动的本质是受到人的观念和行为操纵的，人的观念和行为又受到外在制度和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制度背后是文化，制度的演进需要社会主体以某种更高层次的文化因素来完成，而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因此，财务学不仅是一门专门研究财富增长的学问，也是一门研究人的行为的学问。“人”同“资金”一样也成为财务学的主体。这样，与财务学的二元学科属性相对应，财务学除了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还应以“人”的责任最大化为目标；除了传统的“投资、融资、分配”三大内容外，还应该注入“行为财务、制度财务、文化财务”的内容。（3）萌芽于19世纪末，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的财务学，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人们对于其学科体系却很少进行明确而系统的研究。但透过一些西方财务学术论著和教科书，就会发现所介绍的都是公司理财中的技术方法，几乎没有财务人行为、思想、观念以及财务文化的阐述和说明。这表明，在西方学者的观念中，财务学就是一门单翼的应用技术性学科。虽然近一二十年来，公司财务管理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何种企业组织，无一例外地都从不同侧面强化了“人”在企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财务学还没有对这种事实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相关理论和实务变革作出反应和解释。因此笔者认为，行为财务学的最大运用是为构筑现代财务学科体系提供了一个充满人性和人类价值的理论框架。财务学由单翼的“技术财务学”而演变为“技术”和“文化”并存的“双翼财务学”。

四、简要结论

不容置疑，行为财务学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尚有相当的距离，因此行为财务学还需要后辈不断的完善。笔者集几年来对行为财务学研究的心得，依据奥派的观点和方法，概括性地对行为财务学的未来发展提出三点肤浅看法。一是将行为财务学置于社会哲学和人类行为通论的视角中来认识其产生的意义，从政治哲学、知识论和经济学的角度深刻阐明人类的“有限理性”，以夯实行为财务学的理论基础，逐步确立其独立的学科地位。二是以行为财务作为起点，努力向制度财务和文化财务延伸，在不断与传统财务争论与交融的进程中，丰富财务学研究的内涵，重新确认财务学也应是“人”的行为学之一，以此重构其核心观念并拓展行为财务学的应用范围。三是坚持“个人主义”方法论，一切行为包括经济行为和财务行为应该也必然回溯到“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再行分解的个人及其主观价值判断，是一切处理“人的行为”这门学问（包括经济学和财务学）的起点，同时也是它们的终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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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化成.关于开展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若干建议[J].会计研究，2006，（8）.

金融知识论文范文第8篇

现代经济学起源于18世纪的欧洲，以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为主要发源地，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一种居于支配地位的全球性思维模式。追根溯源，西方经济学是西方整体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西方哲学思维数千年演变和进化的产物。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或者一般而言的西方哲学思想，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哲学家熊十力说：“西洋形而上学是以宇宙实体当作外界的物事而推穷之。西洋哲学的方法是析物的方法，所谓一元、二元、多元等论，则是数量的分析；唯心唯物与非心非物等论，则是性质的分析。此外析求其关系则犹若机械论等等。要之，都把真理当作有数量、性质、关系等等可析。”分析的方法或析物的方法，实在是西洋整个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最基本的特征，也是其最殊胜之处。西方许多著名科学家将西洋科学方法总称为“约化论”（reductionism）。约化论让西洋科学取得令人叹为观止的伟大成就，绝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西方经济学实在是西洋整体哲学思想的支流，其哲学基础和分析逻辑也是秉承约化论的基本意蕴。

概言之，主流西方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五个方面构成：人类行为的自私决定论、经济体系的机械决定论、人类发展的西方中心论、人类认识的实证方法论、政策哲学的自由竞争论。从哲学角度来审视，上述五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200多年来，经济学演变繁复，流派纷呈，恰如滔滔江河，又如涓涓细流，溯其源流，就是上述五论。

经济科学背后的本体论、宇宙论、知识论和人生论，直接源于西方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17世纪欧洲兴起的科学大潮，彻底改变了西方世界的思维模式，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演进方向。科学和技术的兴旺发达，不仅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物质世界的绝对优势，而且让欧洲拥有了征服精神世界的最大优势。那些惊世骇俗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让全人类叹为观止。欧洲人凭借科学技术的神奇魔力，成功征服全世界。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胜利或许更加彻底。西方崛起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势，迅猛席卷全人类。一切社会科学和精神学问，包括宗教、哲学、历史、法律、伦理等所有一切学问，无不深受科学方法论的影响。科学思维对经济学哲学基础的影响尤其深远和全面。若要探讨主流西方经济学的成功和失败、优势和劣势，若要为经济学的未来开辟新的方向，我们首先需要总结西方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理解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如何决定了经济学的基本价格。

西方科学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决定论、机械论或命定论，此为西方学术界的共识。197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非平衡热力学开拓者普里戈金和助手斯唐热出版的名著《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吹响了重新塑造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嘹亮号角。

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孕育出许多基本信念。我们将会看到，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命题，皆源自这些基本信念。

决定天地万物或宇宙演变的是自然定律，自然定律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西方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们始终强调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他们虔诚追求的科学理想，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图式和普遍真理。

对普适和永恒自然定律的信念，激励无数天才物理学家穷尽毕生智慧去忘我地追寻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从而创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奇迹。的确，物理学家们曾经多次坚信他们已经找到了那个神秘莫测却又充满无限魅力的终极定律。譬如，19世纪后期，物理学家们非常乐观地宣称，宇宙间的一切皆可以按照连续物质的性质予以解释和推断，物理学的天空只剩下微不足道的一点儿乌云了。然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横空出世，粉碎了物理学家的乐观情绪，开辟了物理探索的崭新天地。原子结构和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发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决定论的信念。

霍金的《时间简史》是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科普著作之一。全书激荡着那个意志坚强的残疾天才对自然世界普适和永恒定律的信念忠贞不渝的伟大情怀，激荡着对宇宙演化终极规律不懈追求的豪情壮志。当霍金论及“物理学的统一”时，他满怀信心地说：“在谨慎乐观的基础上，我们可能已经接近于探索自然中集定律的终点。”

霍金将决定论的科学观推到极端。他写道：“爱因斯坦曾经问道，在制造宇宙时上帝有多少选择性？如果无边界假设是正确的，在选择初始条件上它就根本没有自由。”初始条件的确定性加上自然定律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准确预测宇宙发生的一切，这当然也包括人类社会，因为人类自身不过是茫茫宇宙的沧海一粟，怎么能够逃脱自然定律的命令和规范？

因此，早在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早期，自然定律的普适性和永恒性，就一直激励着欧洲哲人去追寻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成就最突出者当属苏格兰启蒙运动的诸位大师。剑桥大学曾经出版一本专著《苏格兰启蒙运动》，详尽说明牛顿科学尤其是著名的力学三定律是苏格兰启蒙哲学家的灵感源泉。斯密和他的老师们坚信人类社会同样存在着与牛顿三定律一样普适和永恒的自然定律，《国富论》的伟大贡献就是发现“看不见的手”原理。斯密为自己的奇妙发现惊喜万分，深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自然铁律”。《国富论》因此成为经济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看不见的手”原理则成为经济学者最根本的精神支柱。

金融知识论文范文第9篇

2.科学发展观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考陈绪龙

3.新时期我国农村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分析刘露

4.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闫艳

5.浅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刘越平

6.论我国公民监督权的完善——辽宁庄河事件引发的思考周艳

7.建构时期勿为解构之事——论辩诉交易的慎行赵长江

8.论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诉权保护的立法完善朱锦平

9.关于"第三方调查"出现的思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周毅，何志华

10.论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冲突与平衡王伟

11.教师惩戒权在我国立法中的实然走向易招娣，章静，李艳艳

12."过劳死"的法律性质的探析汪飞

13.浅析我国民法时效制度之缺陷及完善阮传宝，杨善勇

14.关于家庭冷暴力若干问题的探讨董平，周瑞壬，黄辉

15.国有企业委托问题的新思考阿依古丽·阿布都热西提

16.关于我国一人公司制度及其法律规制的探讨李晓曦

17.我国娱乐动物保护的法律思考程琰，赵英杰

18.从巴林银行的倒闭看中国股指期货的风险防控刘虎，杜晓明

19.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能源合作的脆弱性——从2010干旱时期谈起杨世新，江灏锋

20.论企业资金成本的控制——从资金融资方式比较的维度彭浩

21.当前纳税服务存在的不足及改进建议黄洁

22.国家政策对独立审计的影响任敬，王文强

23.加强医院财务管理的探究李彦惠

24.农村社会工作中社区评估方法比较与反思田丽丽

25.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及抵押问题的思考汤艳玲

26.提升红色旅游品位振兴百色旅游经济廖小棉

27.基于顾客体验的营销策略探析——以罗布林卡主题公园为例孙海荣，马丽

28.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培育的探析邓逢根

29.民族地区高校图书馆数字化资源的建设高丽

30.加强报刊发行人才培养的必要性及对策分析王欢

31.论学校文化管理中人的主体性重建王慧

32.论自强不息精神对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作用董译升

33.浅析新时期高校人事部门的用人原则潘虹

34.论女大学生体育人口比例较低的原因及对策——以华侨大学为例田建春

35.黑龙江省高校网球运动开展的现状与对策孙长明

36.体育院校足球专项学生运动损伤调查与分析曾播思

37.湖北经济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大学生课外体育锻炼动机的调查与研究赵炳南

38.基于VisualBasic技术实现学生信息查询魏建斌

39.大学生性健康相关状况调查分析童伟，王孝锋

40.大学生就业心理网络调查分析丁其科

41.高职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现状及分析张艳

42.大学英语学习资源建设的若干问题及对策孙瑞霞，马卫红

43.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高校贫困生资助问题研究叶林，阮启刚

44.基于元认知策略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研究柯细香

45.论公立学校的营业权吴立军

46.福州市会展服务业发展探析闫玄

47."标会"合法化的研究林淑军，金佩佩，蒋卫丽

48.河南省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探析徐珍珍

49.关于我国动物园动物福利问题的研究赵英杰，解培岩

50.论高校学科设置多元化模式下学报的特色构建魏强

51.论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的关系赵钦

52.基于Internet的高校师生沟通的途径与方法邓瑾，王广平

53.歧义容忍度对高职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朱静，张秀清

54.专业歧义容忍度与英语水平相关性的研究刘洋

55.论提升英语学习态度的路径选择吴平

56.项目教学法在《C++程序设计》课程中实践与探索杨菊英

57.认知视角下汉英空间时间隐喻的对比任凤梅

58.构建真实性的商务英语专业学生评价体系李娜

59.论人全面发展与网络公民社会的构建李侠

60.影响大学"阳光体育运动"课外活动开展的原因唐克己

61.谎言识别技术的历史发展王新猛，薛宏伟

62.实验水墨画教学方法的思考屈一锋

63.商业建筑防火及安全疏散技术探讨杨前伦

64.高校食品专业毕业实习工作的实践与探索苏华英

65.南外高中生升学意愿的现状及其分析李玮

66.十年来国内谭恩美研究的综述庄杏湖

67.浅析《喜福会》中母女关系的文化内涵朱娅娜

68.从三篇辞赋中浅析陶渊明的心路历程吴家杨

69.论艾米莉·迪金森I'mnobody,whoareyou的文体风格魏然

70.一幅白绿褐黑的生命画卷——解读莱辛的《到十九号房间》覃正荣

71.论冲突是艺术魅力之源——读《白蛇传》有感裴雪莱

72.宋人"清明"词对杜牧《清明》诗的审美内蕴李淑岩

73.《爱,是不能忘记的》和《上海宝贝》人性变迁的探析李党旗

74.《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的剖析侯珊红

75.分析水天同和王佐良对OfGreatPlace的翻译邵燕

76.普遍语法理论及其对二语习得的启示徐佳丽

77.论学习外语焦虑影响的原因及对策何心勇

78.论英语环境作为当代社会必需的"软设施"江宝庭

79.论大同方言代词的象似性罗文娟

80.东盟自贸区背景下广西高校英语口译人才培养付全红

81.中国社会主义伦理思想的历史嬗变与研究涂桂华

82.浅析洛克知识论中不可知论的因素唐金梅

83.布迪厄理论在社会人类学领域的应用刘璞

84.论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刘丽

85.华人移民流动性与新加坡华人基督教张钟鑫

86.论文化交融时代居住区规划设计的创新李沛

87.文化认知在品牌翻译中的作用高星

88.论隐喻理解中的文化制约张廷

89.关于认知图式与文化负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词之英译周爱琴

90.论元认知策略的培养与自主学习王丽君

91.巴蜀方志植物名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分析鲜晓丽

92.从符号互动看微博意义的建构田飞，王海龙

93.论健身舞蹈在新疆的传播李素军

94.论舞蹈啦啦操在我国高校的推广张小龙，王静

95.论独立学院学生社团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作用梁军

96.高职高专人文素质教育的探析梁刚，刘帅

97.利用隐性教育资源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叶韵，杨洋

98.当代高校德育教育的现状与思考刘胜

99.安全教育在高等院校体育教学中的必要性李勇刚

100.论我国高校职业指导工作刘进，赵耀

101.《商贸法语》教学现状分析及改革对策黄昱

102.如何做好一名高校数学老师张纯，周群艳，王霞，毛磊

103.论素质教育在普通高校体育教学中的运用曲涛

104.英语翻译教学提升对策的实证分析束永睿

105.诊断式教学和人本教学在法学中的运用姜敏

金融知识论文范文第10篇

>> 全球化后的现代性反思 从全球化看现代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现代性的思考 全球化与人文知识生产 论人文学术还家 承续与发扬：全球化视野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 全球化时代文化冲突的现代性根源析论 文学“大众化”问题的现代性境遇 高中生物与人文学科教育的联系 简析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关系 我国人文学术研究展望 全球化进程中的英语教育与人的现代化 论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的关系 试谈抗战前后中国人文学术界的集体学术转型现象 漂泊的东干人文学 高校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价值功能 “科学”的两次“狭化”及人文学的边缘化 现代性与人全面发展的矛盾 现代性与人的精神世界 论经济全球化与人的自由流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2015年4月10日访问。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经济规则的全球实施也同时连带了其背后的价值附加，所以，后续发展国家除了依据统一规则进行商贸活动、复制发达国家或区域的生产方式和管理程序外，还必须履行规则所附加的道德承诺，如环保和减排。但是，在环保和减排为标识的合法性背后不仅遮蔽了发达国家或区域将重排放、高耗能的产业早已转移到了后续发展国家或区域的历史事实，即资源环境的递次转嫁，同时也遮蔽了后者的制造水平。这使得在价值统一体下，后者必须向前者订购符合环保和减排标准的设备，全球新的经济结构链就此形成。因而，人们不难理解全球化也是某种全球政治合谋的症候。此外，后续发展国家的内部制度，如用工管理，并无全球统一规则，因而也无人过问。由此，“全球采购”和“血汗工厂”构成当代全球化特有的悖论。加之资本跨界后必然引发文化资源的挪用，即传媒利用文化资源进行消费引导，导致不同区域的消费同质化，因而跨国过程也不是“仅仅简化为特定的经济过程”。〔4〕因此，人文社科学界对全球化的观察往往会关注经济一体化背后的文化政治问题，即通过当代经济全球化过程透视到其背后典型的“后殖民”（postcolonial）式文化运作。实际上，“后殖民”学术命题和阐释均与此相关。所以，对于作为通识语和基本概念的全球化，应从多角度加以透视。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的结构性关系中，前者作为确定性条件虽然可以决定后两者的状况，但并不能替代或等同于后者。换言之，人文社科的学术活动总是历史阶段中的认知行为，这一思想陈述有其自身的惯例和逻辑。因为，“文化系统是政治经济体系的产物，这是最为显而易见的，而重要的是由语言所再现的，但还包括各类体制性机构，从管理层、宗教实践、建筑和大学课程和文献不等。”〔5〕所以，概念及其意指实践之间并非只涉及到意义是否等值，而是存在着一个概念与文化关系所导致的意义范围和转义的问题。正如全球化研究者沙士森米耶（Dominic Sachsenmaier）所认为的，“甚至所有最为全球的术语‘全球化’本身也犹如‘现代性’或‘历史’一样，在不同的语言中包含着全然不同的意义范围”。〔6〕我们可以认定，作为“渐进”（Aysmptotic Progression）①的全球化，首先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在当下形成了认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的语境下，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区域中，这一问题的所指和论述层次必然会出现差异。对这样一种复杂的蔓延过程进行观察和解释，跨学科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或方法论。“就关注的学科而言，全球化是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媒体研究、教育学、法律和文化研究的主题。”〔7〕简言之，全球化不论是作为某种通识语，还是作为经济一体化的现象，对于不同区域社会文化的影响均是持续而深刻的，而且这一现象所引发的思考直接进入了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其间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论述，如菲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编的著名论著《全球文化：民族主义、全球化和现代性》（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自1991年出版以来不断再版；而安斯勒（James Annesley）在其《全球化小说》（Fictions of Globalization，2006）中则将以全球化作为主题的虚构小说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受到评论界的重视。

显然，全球化的进程在人文社科领域带来了某种全球化语境下认知同一性的现象，即西方观念随着经济和文化活动的展开获得了复制并形成某种学术语言、范畴和概念为基础的认知共同体，因而，米尼奥罗直接指出，“我将首先探讨一下在过去五百年中语言与文学概念之间、人文学科与学者文化的界定的共同性，这五百年是具有现代性的五百年，也是全球化在西方世界体系形成与扩张中得以充分实施的五百年”。〔8〕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后续发展国家的公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以及学术体制为保证知识共享的规范性使得欧美学术文化获得了大面积覆盖和复制。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从语言、文化到学术文化，全球的学术活动逐渐集中到主要的几个语种和文化模式上，由这些语言和文化致思的方式辐射到全球各区域并形成了某些共同的类型：

语言及人文界限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欧洲现代文学、学术文化及文明的概念。全球化的现代阶段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变，它以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各种语言的文学 （及其希腊文、拉丁文的遗风）、学术文化（主要是英语、法语和德语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为特征。〔9〕

值得重视的是，由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文学术全球化表征，以及全球化本身在人文学术各分支领域成为关键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术资源所引发的，其重要原因是各个后续发展的文化区域在新的时期出现了与发达国家历史阶段中相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相关的问题。在表层的类似现象和现成言说之间，发达国家的学术方式，包括命题、理论和方法论等相关资源，会获得首选，即后续发展国家对新现象解说的历史性滞后或乏力，必然使其学界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资源有着自然的渴求，如中国学界在新时期对欧美理论持续引介，对其理论话语形态就一直抱有热情。所以，区域的学术现代性与全球化进程是密切相关的。犹如沙士森米耶以历史学为例所指出的，“当代学术机构中的历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全球变革（global transformation）的结果”。〔10〕与此同时，人文学术，包括文学研究自身的发展，其学术指向也不断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后半期尤为明显。当代美国文论家利奇（Vincent B. Leitch）教授在说明当代文学理论特质时特别指出：

由于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以及新的社会思潮，特别是妇女及民权运动的影响，文学理论日益对体系、体制和规范等进行质疑，对其采取某种批判或反抗的立场，对理论盲点、矛盾和由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掩盖的曲解感兴趣，日益将个人或地方性实践与更为广阔的经济、政治、历史以及文化伦理的力量结合起来。〔11〕

人们面对不同的社会文化状况，总是会寻求有效的解释方式，并由此带来理论生产的动力。20世纪前期由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带来的理论分析方式对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前半期的有效性并不能自然延续至后半期。因此，理论发展与寻求针对社会文化特定现状进行有效阐释是直接有关的：

语言学转向似乎不再能够提供文学、历史和文化研究之间的关联，使之可以“应用”到特定的社会和地区。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一个新的时髦术语，……这个术语就是“全球化”。该词在1980年代晚期只限于讨论国际金融市场和共同基金，到了1990年代末，“全球化”已经成了最最热门的话题，不是作为理论范畴，而是向常规学科提出的一种经验主义挑战，特别是在人文学和美国的“地域研究”方面：东亚研究、南亚研究、拉美研究、非洲研究、东南亚研究、中东研究。在美国学术领域，这些是研究其他社会和文化的地方，过去通常是比较文学的主要支持者。〔12〕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化以来的人文社科领域的重要命题，如文学理论在20世纪的重要思潮，除了早期的以语言学为支撑的形式主义文论外，其他的理论流派都与欧美学界密切相关，如精神分析（奥、法为主）、新批评（英、美为主）、原型批评（加拿大为主）、结构与解构（法国为主）、读者反应批评与接受研究（德、法、美为主）、女性主义（法、英、美为主）、新历史主义（美国为主）、马克思主义批评（意、英、法、德、美为主）、族裔批评（美国为主）、后殖民批评（美国为主）以及文化研究（英、美、澳为主）等，其中所涉及到的理论结构性问题、全球政治文化生态、族群与性别、多元文化观等，都是欧美学界在其学术体制下的产物，是这些国家和区域的学者在其社会文化状况中依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并针对前期学说的理论盲点和言说缺陷所提出的。例如，在欧美各高校普遍使用的当代文学理论选集之一，即由理福金（Julie Rivkin）和莱恩（Michael Ryne）合作主编的《文学理论选集》（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2004）将当代文学理论分为12个部分进行选论分述：1.形式主义：俄国形式主义与新批评；2.结构主义，语言学与叙事学；3.修辞学、现象学与读者反应批评；4.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5.精神分析与心理学；6.历史主义；7.政治批评：从马克思主义到文化唯物论；8.女性主义；9.社会性别研究；10.种族文学与文化研究、种族批评理论；11.殖民与后殖民，跨民族研究；12.文化研究。每一部分除了导论之外，引入5-12个学者的英（译）文专论，选集共涉及到90余名国际学者的论著和观点。所选学者除了少数为前苏联、东欧和发展中国家或区域之外，95%为西方高校或研究机构任职且得到学界公认的欧美学者。其他重要的、受到学界公认的选集或指南的选编情况与此选集大致相当，如《布莱克维尔文学理论指南》（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2007）、《当代文学理论读者指南》（A Readers Guide to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5th ed.， 2006）以及《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001）等。所以，米尼奥罗特别指出：

对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就是在同一个认知构建中的。文学语言大多是现代时期殖民语言，希腊文与拉丁文的遗风犹在。文学研究也承袭了同样的传统。……文学研究，无论是1945年前用历史哲学作理论，还是70年代时用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作理论，其研究重点都在沃勒斯坦所说的五个学术国家的文学作品上。〔13〕

上述相关的文学理论思潮不仅在全球蔓延开来，而且还进入了认知同一性的再生产，如论文、论著、项目与学位论文等，形成当代人文学术的全球化现象。如果仔细审视全球各个区域，尤其是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东亚的人文学术，就可以看到这一学术生产链的清晰轨迹。全球化带来了某种学术现代性：非欧美文化区域大多将上述理论和议题作为本土思考的入口，在本土经验层面上来展开资源借鉴式的解释。正如中国台湾地区学者陈光兴所指出的那样：

总的来说，在整个20世纪历史进程中，亚洲各地的知识圈都是把眼睛往欧美看，一个世纪下来，所有事物的基本参照体系都是以欧美经验为主。百年之中，这个逐步建立起来、极其稳固的知识结构，造成了学术思想上巨大的问题，不仅是分析视野的窄化，把欧美之外该参照的多元历史经验割除，更糟糕的是欧美的知识方式几乎变成了惟一的典范。〔14〕

当然，我们并不能由此就主观臆断，欧美学界的知识就是某种霸权知识，采纳这一知识方式的惟一后果就只能将欧美经验地方化和普遍化。由于知识的最基本功能是对经验的间接性体验和共享，以此形成知识本身的推进，而对知识的采纳包含着使用者的基本判断和符合学理的陈述条件。所以，单一主观主义的知识论往往是无效的。参见〔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三章。只是我们在过去并没有特别意识到人文学术的全球现象或现代性问题，没有注意到知识结论也可能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没有对其理论言说和本土经验之间的张力做出有耐心的审视和反思。所以，学界确实需要对不同理论资源拥有判断和甄别意识，在此基础上去“把握与理解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如何透过亚洲不同次区域之间的知识圈互动，能够彼此看到，进而能使得各地的历史经验成为彼此的参照点，多元转化既有的参照坐标，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更有解释力的知识方式。” 〔15〕

因而我们不难看到，近代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和人文学术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体制的一种复制或模仿。虽然，这种复制或模仿本身并不指向价值评判，只是某种历史事实，但就全球化语境下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共享方面，中国学界主要的参与和再生产方式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区域类似，如持续引介、翻译西方理论，包括话语形态、范畴、术语、方法论和议题，继而在此类理论与方法分析框架下，引入中国本土的经验型个案等，但同时亦在客观上说明了上述理论范畴的跨区域有效性。因此，对这样一种共享知识的参与和再生产就存在一个学理性问题。因为前者是达成后者的基础，而后者本身则需要符合前者的生产方式和原理。因此，随之而来的学术程序应当是：其一，对引介学术参照框架和理论本身的历史发生学应透彻把握，因为每一种理论的产生是理论家自我认知的意向性呈现，而这种意向性又与历史性和时代性存在着互文关系。有关理论的意向性，参见〔德〕沃尔夫冈・伊塞尔：《怎样做理论》，朱刚、谷婷婷、潘玉莎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十三章：理论视角。其二，对本土经验的差异性应有清醒的认识，因为历史和实践均是观念世界递进的结果。其三，在上述二者之间寻求符合历史现状和本土经验的替代性参照和有效解释。有关历史经验和模式理论，参见〔英〕迈克尔・奥克肖特：《经验及其模式》，吴玉军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五章：实践经验。如是，才有可能对经验的历史性和理论的有效性做出基本的判断并进入原创性生产。有鉴于此，新时期以来跟风式的学术再生产，包括缺乏关联研究的盲目编译和转述欧美的学术概念或其他形态的“新说”，除开早期的资源借鉴价值外，并不能达到这一要求。此外，将此等“新说”作为认知框架或理论帽子重新套用在中外作品和文化现象上形成的所谓再生产只可能是无效言说。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有关的文章，特别是有关生态、性别、种族（非洲裔美国文学为主）和全球化选题的文学研究类论文和学位论文，均有上升的趋势。但其中很多论文还是在某种“全球正义论”的认知框架中，将生态、性别和种族等相关范畴置于道德制高点进行非学理性预设，然后找出文本中有关的对应要素进行支撑性说明，如用绿色书写对应生态、批判男权及白人等级以对应性别和种族等。这种对应方式本身并无对错，但问题是论证的方式不能仅以归纳文本中有关生态、性别和种族正义的表层编码代替文学研究的学理性。所以，在大量的论文中，超出这些议题范围以及对此进行质疑和批判的论文相对较少，这说明上述议题的影响力，同时亦说明理论原创的艰难。但这些研究现状和问题已经开始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一些反思性的论文也陆续出现，这些文章既有对理论本身的质疑，也有对研究范式的质疑。参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项目动态”近五年来有关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有关国外理论中国化的立项和相关专著：，2015年4月14日访问。这方面的讨论除了学术论述之外，一些媒体也开始注意到损害学术基础和学术环境的现象参见中国新闻网：“评：学术名流、学界高管、学术掮客不算大师”，http：///cul/2011/07-18/3188438.shtml，2015年3月30日访问。，由于这种讨论是在公共空间进行的，因而影响较之学界内部要大得多。

至此，中国学术现代性包含了两个层面：全球化语境中的学术资源处理问题以及中国学术原创力生产问题，这两个问题互为结构。只有充分了解和把握学术资源的构成性和指向性，才能在透视不同经验的基础上，对资源加以整合并生产出符合经验的有效解释。资源的了解和把握需要对不同资源，不仅仅是欧美资源，加以多角度观察和理解，而且对理论和经验的双重透视需要克竞其功，方能在学问上做到“真实”且“深透”。〔16〕

〔参考文献〕

〔1〕〔2〕〔4〕〔7〕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全球化的关键概念〔M〕.周云水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5，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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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Sachsenmaier， Dominic. Glob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 History：Theories and Approaches in A Connected World〔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4，5.

〔8〕〔9〕〔13〕沃尔特・D.米尼奥罗.全球化进程、文明进程及语言文化之再定位〔M〕//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三好将夫.全球化的文化.马丁，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4，37-38，49.

〔11〕Leitch，Vincent B. et al.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xxxiii.

〔12〕李湛.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M〕.杨彩霞，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22-23.

〔14〕〔15〕陈光兴.序：作为方法的印度〔M〕//张颂仁，陈光兴，高士明，主编.全球化与纠结：霍米・巴巴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