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范文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1

《弘扬节日文化研究》这一重要研究课题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具体担任子课题调研写作任务的课题组成员主要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组成，同时邀请国内部分重点高校、研究机构有关专家参加。为确保该课题的学术含量和理论研究的严肃性，课题组还聘请著名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学者刘魁立、祁庆富为学术顾问。该课题所取得的最主要的调研成果，是按主题划分的10个子课题。研究伊始，这些子课题即尽可能广泛地涉及到当下公众、媒体及学界普遍关心的有关中华传统节日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如传统节日的内涵与形式，传统节日的符号与仪式，传承与弘扬传统节日的新载体、新形式，青少年对于传统节日的认知与参与情况，“洋节”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如何借鉴国外传承弘扬传统节日的有益经验，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传播的情况等，企望通过切实可信的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文献研究等科学手段，真实反映其现状，力求做出合乎实际的概括与判断，并提出具有借鉴意义的意见与对策。这些，都为我们得以确保《弘扬节日文化研究》项目学术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历史意义提供了切实的保障。自本期开始，《艺术百家》将采用连载的形式，将《弘扬节日文化研究》的10个子课题的全部研究成果陆续展示给公众，以期全社会特别是学界能够给予高度的关注和切实的支持，开展更为深入的讨论、争鸣并引发相关思考，以期实现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并为推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大发展大繁荣贡献应有的力量。

中图分类号：J026 文献标识码：A

Status in Quo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 of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

Research Group of "Promoting Festival Culture"

(Ministry of Cultur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100020)[WT5”，5BZ]

2007年12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并自2008年元旦开始施行。这次国家法定假日调整，将几个重要传统节日纳入国家假日体系，不仅对于传承和弘扬包括传统节日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自此次调整以来，传统节日的存续与发展、传承与弘扬，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呈现出新的情况与态势，产生新的经验与问题，需要采用科学谨严的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调研，及时了解现状，提出有价值的对策性意见。基于上述背景、需求和目的，文化部、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特别设立了委托项目《弘扬节日文化研究》（项目批准号：10JG002），于2010年6月底正式立项。

《弘扬节日文化研究》课题的内容涉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利的实现、现实经济与社会的正常运行等重大社会、文化问题，社会影响面相当广泛，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该课题得到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具体担任子课题调研写作任务的课题组成员主要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专家组成，同时邀请国内部分重点高校、研究机构有关专家参加。课题还聘请著名民俗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学者刘魁立、祁庆富为学术顾问。该课题所取得的最主要的调研成果，是按主题划分的10个子课题。这些子课题尽可能广泛地涉及到当下公众、媒体及学界普遍关心的有关传统节日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如传统节日的内涵与形式，传统节日的符号与仪式，传承与弘扬传统节日的新载体、新形式，青少年对于传统节日的认知与参与情况，“洋节”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如何借鉴国外传承弘扬传统节日的有益经验，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传播的情况等，通过切实可信的实地考察、问卷调查、文献研究等科学手段，真实反映其现状，力求作出合乎实际的概括与判断，并提出具有借鉴意义的意见与对策。

一、深入挖掘、准确阐释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首个子课题《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负责人：王文章、李荣启）指出，弘扬传统节日，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深入挖掘、准确阐释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使广大民众了解传统节日的源流及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唤起国人参与节庆活动的热情，并形成守护精神家园的文化自觉，使中国传统节日成为展示和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成为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渠道。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厚重多彩，主要体现在：

1.中国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的缩影，是先人追求天人和谐的产物。以自然节气的规律性变化为依托的中国传统节日，充分体现了人们尊重自然节律，顺应自然时序，感悟天、地、人“三才”的贯通一气，追求和升华“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国传统节日从时序安排上宛如一条由自然节气生成而贯穿春夏秋冬的“文化链”。

2.中国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是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系统，主要包括精神文化层面、行为文化层面和物质文化层面。它们交互作用、彼此依托，构成中国节庆文化博大精深的独特魅力。

3.中国传统节日是民族精神的写照，蕴涵着中华传统美德。如热爱生命、追求健康的人本精神；敬祖孝先、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勤劳勇敢、刚健有为的自强精神；弘扬正义、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贵和尚美、团结和睦的心理追求等。

4.中国传统节日是民族情感的凝结，是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已经深深融入历代人的日常生活，滋养着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推动着中华文化历久弥新，也促进着当代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传统节日的精神文化内涵，应该用怎样的节日符号与仪式、节日载体与形式来呈现

在当今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元以及城镇化、现代化、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的大语境下，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节日符号与仪式、节日的载体与形式吸引更广大的民众积极参与，过好我们的传统节日，成为当下弘扬传统节日文化关键之所在。在课题总负责人提议下，课题组与中国文化报社于2011年初在京召开“节日符号与仪式：弘扬传统节日”高层次专家学者专题学术研讨会，对此作了集中探讨。《专家学者关于传统节日符号与仪式的探讨》（负责人：李心峰）即是有关此次研讨会讨论情况的综述概括；《青年学生接受传统节日符号与仪式的当代现状与对策报告》（负责人：耿波）、《传统节日新形式、新载体情况的调研及对策研究》（负责人：李荣启）等子课题，对此问题作了专门调研。调研结果表明：

1.应密切关注传统节日的象征符号与礼仪、仪式的传承与变迁，将其内在的精神文化内涵与这些精神文化内涵呈现出来的节日符号、仪式的外在形式、物化载体这内外两个方面视为一个整体予以通盘考虑。

2.对于中国传统节日的符号与仪式，既要重视对其各种传统符号与仪式的正确认知与传承，也要提倡各种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节日符号与仪式的现代转换与新的创造，以适应时代需要。

3.应充分认识中国各个重要传统节日都有其丰富复杂的文化元素和象征符号体系，也有其复杂的礼仪与仪式，绝不是简单化地用某一种象征符号所能代表的。但这并不妨碍政府有关部门组织有关节日代表性符号、仪式的标识设计大赛、评选、之类的节日文化活动，来营造节日气氛，丰富节日精神文化生活。这种节日符号、仪式的标识，可以不限于一种、两种，而是可以由多种或多组组合构成。

4.关于节日的载体与形式，今天，我们应密切关注在新的历史阶段、历史时期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的丰富多彩、形形的传统节日新载体、新形式。这些传统节日的新载体、新形式，既不失传统节日精神文化的文脉，又植根于当代人的现代生活土壤，与现代人的传播媒介相结合，与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生活节奏相协调，它的发生并为人们所接受，有其必然性，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研究、引导，合理开发、应用。

三、关注青少年群体，培育文化自觉

青少年是传统节日的重要传承群体之一，是未来文化的创造者，他们对于传统节日文化的认知、态度与行为将直接影响到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前景。为此，本课题在《青少年节日文化认知和参与情况的调研及对策研究》（负责人：刘永明）及《青年学生接受传统节日符号与仪式的当代现状与对策报告》（负责人：耿波）两个子课题中，着重围绕青少年群体进行了调研，前者以全国从小学到大学14个教育机构共654名学生为对象，后者以北京市8所大学、中学共592名学生为对象，作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

1.我国节日文化的教育和传承情况从总体上看呈现出良好态势，我国青少年对传统节日包括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

2.虽然西方节日在我国青少年群体中有着较高的认知、认同和参与程度，但未与传统节日文化产生明显冲突。我国青少年倾向于传统节日和西方节日并重，但在价值和情感上，还是略倾向于中国传统节日。

3.我国青少年对节日内容加以丰富和充实的要求远大于创造所谓的“新节日”（如一些网络媒体提议或讨论的所谓“光棍节”“男生节”“女生节”等）。

4.青少年对政府弘扬节日文化、重视节日文化内涵的重建或创新，普遍持支持、理解和乐观态度。

5.单一少数民族地区或多民族地区，在传统节日文化方面的教育力度稍显不足。

6.传统节日仪式和符号传承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不适应的问题，新的节日仪式和符号创新又不明显或者不具有吸引力。

7.学校和教师在利用传统节日文化这个载体进行主题教育方面存在较大改进空间。

针对上述调查结果，提出一些对策性意见：

1.政府，尤其是文化和教育部门要有意识地加强对青少年的传统节日文化教育，增强他们对传统节日的认知、体验和理解，培育他们的文化自觉。

2.对于青少年的传统节日教育，首先应注重体验性与参与性，力避填鸭式的空洞、被动的知识灌输；其次，应提倡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创建家庭与学校双轮驱动的传统节日教育体制。

3.应努力建立和完善传统节日教育与科研体系，构建从学前到小学、中学和大学本科的完整传统节日教育体系，编写适合不同年龄段、不同教学阶段教学需求的传统节日教材，努力形成包括高校与科研机构在内的传统节日科研体制，把传统节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突出的代表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四、正确对待“洋节”现象，借鉴国外传统节日精华

在近年来有关传统节日的讨论中，一个广受各界关注的问题是所谓“洋节”对于我国传统节日造成的冲击，以及如何正确对待、客观评价外国传统节日的问题。为此，本课题设立了《“洋节”现状及其对中国传统节日的影响》（负责人：耿波）、《借鉴国外传统节日精华的调研及建议》（负责人：宋建林）两个子课题。所谓“洋节”，是社会舆论对近现代以来输入我国的外来节日的俗称。调研认为：

1.前几年媒介报道和社会舆论夸大了人们对“洋节”的期待，人们对“洋节”和中国传统节日的认知差异不大。

2.当下人们关于“洋节”与中国传统节日冲突的看法日趋理性，人们更多是借助中国传统节日的内涵参与“洋节”。

3.某些社会人群热衷于过“洋节”，主要源于商家和媒体炒作宣传这些外在因素的导向；人们对“洋节”传播的媒介满意度不高。

4.参与“洋节”成为人们加强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政府在“洋节”现象中不应缺席，但应谨慎介入。

对此，提出如下建议：

1.搁置节日文化中西有别的思维，引导中西节日从各自文化本位向节日公共文化转变；

2.改变扬“中”抑“洋”的节日施政方略，中西统筹，创制中西互补的中国特色节日体系；

3.搭建中西节日文化交流平台，互相学习，相互补充；

4.改变对“洋节”产业知而不问的施政思路，尝试引导商业竞争活力进入“洋节”发展。

世界许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重视弘扬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而且注重传统节日内容和形式的不断创新，通过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创造了可观的文化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产生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

――民众广泛参与、重视欢乐体验；

――民族特色突出、文化内涵丰富；

――节庆活动创新、品牌意识明确；

――政府转变职能、民办节日为主；

――市场运作模式、广泛筹集资金。

国外传统节日的成功经验为弘扬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国的节日文化体系：

1.应当在保持和巩固传统节日主导地位的基础上，从国外节日文化成果中汲取营养，并有机融合、补充到传统节日的内容和形式中，形成以传统节日和现代政治性节日为主体，地方节日、外来节日和新型节会和谐发展的节日文化体系。

2.同时应正确处理政府主导与民众主体的关系。弘扬传统节日文化，政府要发挥组织者、引导者的主导作用，积极组织城乡节日活动，丰富人民节日生活，但节庆活动应以民办为主，发挥非营利性民间组织、企业、社区、村庄的主体作用，尽量减少官办色彩，充分调动民众参与积极性，让民众从传统节日中获得最大欢乐体验。

五、少数民族节日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意义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构成的统一国家，其中少数民族节日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是中华传统节日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在55个少数民族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且大部分民族都拥有多种节日。随着国家政策导向及文化保护与发展的需要，少数民族的一些节日已经被批准为部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彰显我国文化多样性与社会和谐的重要表征。做好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传承，应是弘扬传统节日文化题中应有之义。为此，我们专门设立子课题《少数民族节日在国家文化建设中的地位和意义》（负责人：李松），做了系统调研。调研发现：

1.我国少数民族节日文化建设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并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就，少数民族节日在整体上得到了延续和弘扬，成为我国国家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2.少数民族面对全球化、现代化、都市化的冲击，缺乏文字记录、传承人口少、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的少数民族节日消失的速度更快、异化的程度更大。

从国家节日文化建设的大局和长远目标来看，依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待在观念校正、立场转换、制度设计、政策调整和具体政策实施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1.在观念意识上，应提倡珍视多元文化价值；

2.在立场选择上，应变政府操办为政府服务和引导；

3.在制度设计上，应努力建构和完善包括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在内的国家节日体系；

4.在政策安排上，应坚决落实民族宗教政策，统筹假日安排；

5.在政策执行上，应格外重视保护和传承节日资源，激发民众热情。

总之，在国家文化建设过程中，应大力弘扬和发展少数民族节日，努力做好如下工作：

1.将节日文化服务和社会服务作为服务基层、促进社会稳定、构建民族和谐的重要工作，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制度性日常工作。应做到只要有人民群众过节，就应该让人们感受到政府的服务性作为。节日服务内容要具体实在，结合政府部门其他帮工作，抓住节日的有力时机统筹协调，在各个方面为民服务。

2.加强民族节日文化研究，特别是与节日密切相关的宗教和民间信仰研究，逐渐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多元节日文化体系。坚持文化尊重原则，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节日文化认同和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作为政府服务的主要前提性条件，逐渐改变地方政府将促进旅游、开发节日经济价值和提高地方知名度作为主要利益诉求等急功近利的做法。避免和禁止功利性、命令性、随意性的“打造”节日文化“工程”。

六、关注我国港澳台地区传承和发展传统节日文化的情况

台湾地区作为我国的有机组成部分，1945年摆脱日本整整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又面临政权的统治，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节日受到政治化改造；1987年“解严”之后，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节日文化方面出现了新的情况，其对传统节日的传承既有深刻教训，也有成功经验，可资大陆参考借鉴。为此，本课题设立《关于台湾传统节日传承与变迁的考察报告（1945-2010）》（负责人：张士闪）。我们认为，作为祖国有机组成部分但与大陆情况存在显著区别的特殊地区，我们应密切关注我国港澳台地区传承和发展传统节日文化的情况，真实了解、深入研究这些地区在传承、发展传统节日文化方面的历史轨迹、现实状况与未来走向，汲取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以之作为我们中华民族整体节日文化建设的有益参照。

七、关注中国传统节日的海外传播情况

近年来，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的影响力不断提高，引起人们普遍关注。为此，我们选择在海外影响最为广泛的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传播的典型和代表，设立子课题《中国春节在海外调研报告》（负责人：景俊美）进行了初步调研。子课题理性而全面地从“春节在海外的现状聚焦”“春节在海外的原因透析”和“春节在海外的对策建言”几方面入手，重点总结春节在海外的传播现状，分析春节在海外传播的原因，试图得出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调研认为：

1.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的传播，应该突出自我文化特色，挖掘其丰厚文化内涵，探索其独有的文化传播道路。

2.就中国传统节日在海外的未来发展而言，我们应该根据这些传统节日在各国影响深浅上的不同以及不同国家对春节等节日的认知情况的不同，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宣传形式和传播方法。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2

关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征方面的研究，文献资料整理发现，常见的观点主要有: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它具有技巧性、艺术性、观赏性、娱乐性、游戏性和趣味性等特征;从体育史学的角度来看，具有民族性、传统性、时代性、地域性、民俗性等特征;从项目特点的角度来看，多以竞技为主、与生产密切结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独特的民族风格、地理传播性、高度的综合性和突出的季节性等特征。相关学者从不同角度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如倪依克、胡小明(2006)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活态性、地域性、民俗性、群体性等特征，这和他们在前文对定义的界定是一致的;任莲香(2008)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民族经济的制约性，民族文化的多类型、多元化、多样性和亲和力等特征，该研究主要从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体现了一定的新意。还有其他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内涵、特征和价值体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具有种类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分布的地域性、文化的同质性、民俗性和娱乐性等特征。

就目前来说，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定义和特征等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缺乏重要基础学科(如母学科民族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等)的相关理论支撑。例如，人类学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研究的重要基础学科，目前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仅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些原始资源、素材、现象进行表面化的描述，很少有人从人类学理论的原理与视角进行深度的分析和探究，很难发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与本质特征，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研究与发展。因此，必须要从人类学等基础学科的视角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问题。例如，可以从体育人类学角度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分析，研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全人类体育中的共同文化要素，探寻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生、演进、发展和传播的原因与方式等等;另外，还必须要借助现代的先进理论和方法走现代化之路，综合运用体育学、文化学、美学、历史学和民族学，甚至经济学的知识来进行全面合理的理论构建和技术整合，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全面走向世界打好理论基础。

2发展研究

大约有60%的文献都是关于此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是白晋湘教授(2003)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对两者的对立统一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指出了两者矛盾存在对各自健康发展的价值等等，该研究借助了马克思主要哲学基本原理的三大规律之一即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进行的，具有一定的高度。其他观点主要有:黄涛(2006)认为，未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概括为以下主要趋势:一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物质特征将被弱化，精神特征将被强化，民族性内涵将被丰富;二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统特征与时代特点将互补共存;三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多元性特征将和世界性特征融合。刘远航(2006)指出，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既符合各民族人民感情的需要，又能够起到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同时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完善和发展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任莲香(2008)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趋势是，将从区域性封闭形式向广泛性全球化方向传播，并与其他民族体育和民族文化相融合，走科学化、规范化、社会化的道路。刘大铎(2011)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然要吸收外来西方体育文化，才能得到发展，才能融入现代社会，这说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体育文化的有机结合，将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今后发展的重要趋势。姜广义(2011)提出，孔子学院作为当今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强势输出提供了路径和载体，体现孔子文化精髓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为孔子学院的发展充实了内涵，而且也解决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输出瓶颈问题。刘小学(2012)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北欧传播的受众特征的调查，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国外的顺利传播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数据支撑。

张祝平(2012)从太极文化的角度指出，太极文化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典范，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提出了太极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要遵循文化自觉的准则，必须紧密依托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主动地走向世界，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并要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必要的修正与完善等观点。在文化体系多元化的今天，妥善处理好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文化冲突与融合之间的关系，合理解决好太极文化自身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是太极文化当前所亟待解决的重点领域。卢伟芬、邢志杰(2012)研究了文化认同语境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状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变异，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模式进行建构，根据建构框架分析了新形势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过程中的困境，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可见，当前的研究侧重于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方面的研究，体现了国民的忧患意识和强国愿望。实际上，在人类文化日益趋向世界性与民族性的21世纪，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必须像崔乐泉博士(2001)所强调的:要采取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向世界体育文化开放的战略。例如，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大大加快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化定位和全球化传播就是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必须要大力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学校的普及和提高，必须要和教育进行有机结合。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学校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学校体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面镜子，这对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校园体育文化十分重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健身、娱乐、教育和激励等功能，无不闪烁着文化的光芒，教化的强大，这对学生竞争意识、创新精神和自信心的培养，对于学生人文素质的提高等等，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是培养中华民族德智体全面发展学生的根本所在之一。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把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校园的事情当成是提高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国民体质健康水平和促进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政治任务来抓。实际上，如果没有学校体育教育的土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难以继承和发展。在韩国，几乎所有学校都开设跆拳道课程，基本上每10个韩国学生，就有7个是学过跆拳道的，现在已经吸引了我国青少年的积极参与;而我国的目前情况是，每1000个孩子里面也难以找到1个学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的。另外，国家武术研究院的调查还显示，有70．3%的学校没有开设武术课，这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例如，新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就已经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实际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应该以自己独特的育人方式在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可以通过体育课、课外体育活动、运动训练和竞赛等形式对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从而体现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观愿望和文化品位，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必由之路。可见，学校不仅是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基地，也是校园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3产业研究

文化产业是发展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满足人民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关系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这正如同志(1940)所指出的那样:“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可见，文化产业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和经济形态，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因此，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经越来越大，被称为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我国必须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大局中的独特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在学术研究层面，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产业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且多与当地民族风格和节日风情结合在一起。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外有关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报道和研究中，都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的关注，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属于无形文化，是隐藏在民族内部的文化珍珠，因此，必须要尽快将其产业化，即将其部分有形化，这就必须依据文化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大力拓展这个原本局限于无形文化的范围。吴健等人(2007)通过实证考察方式从文化层面对重庆市少数民族主要群居区的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分布特征、历史形成与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调研和分析，并从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的角度阐述其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社会价值;进一步探讨了民族传统体育对拉动旅游产业的作用，以及如何开发体育文化资源等，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一体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指出，到2015年，我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将超过4000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将超过0．7%，从业人员将超过400万。可见，随着我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的提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一种多元化的，兼健身、休闲和娱乐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必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机，从而促进体育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纵观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相关研究还发现，当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的内涵和外延的认识还不够清晰，相关理论研究薄弱;二是对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缺乏科学性论证。除了上述理论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理论研究，如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创新途径研究，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研究等等。

4研究展望

一个在理论上没有科学阐释，在文化上无鲜明民族特征，又无现代体育文化理念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不可能被世界承认和接纳的。由此，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理论、技术和方法体系的构建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必要途径。如何构建这些理论体系是未来研究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笔者认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将重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必须从人类学角度，结合体育学、文化学、历史学、地理学、民族学、传播学、美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运用历史分析法、历史比较法和历史计量法等新的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的理论构建和技术整合，同时，要加强传播手段的研究，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例如，影视作品传播就是一个很好的手段，我国部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通过影视作品传播已经得到了世界的普遍认同和好感，并造就了一些有世界影响的人物，如李小龙、成龙和李连杰等，他们都已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为提升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全面走向世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他还有如《功夫熊猫》等动漫片的世界影响等等，这些都说明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国际上的认同度还是较高的，并已有了较好的发展空间;二是，可以借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在对文化发展进行系统研究之后，提出的文化发展的五阶段模式假说(即接触阶段、不统一阶段、否定阶段、自律阶段和独立阶段)，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发展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干预措施等等;三是，要加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问题的研究。众所周知，东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为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提供了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体育文化都不是一种静止凝固的存在，都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异质文化常在文化冲突和碰撞中不断吸收其他文化长处以以发展壮大自己。可见，文化冲突能够促进文化更新，文化更新体现了文化自觉，从而实现向先进文化转化。因此，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是孤立地发展，它需要在与其他体育文化的冲突中更新自己，在融合中壮大自己，在坚守自己文化品格的同时，进行文化转型以符合国家发展需要。可见，在理论研究方面，只要做到上述几点，就一定能够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助于从更深层次、更多角度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更有助于把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推向世界。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3

曾宪义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也概括性地称为“中国传统法律”或“中国法律传统”。这是一套经过几千年的积累，从简单幼稚发展成为体系完整、内容全面、义理精深、风格特异的法律系统，是一套以“天道”观念和阴阳学说为哲学基础、以儒家学派的主流思想为理论根据、以农业生产方式和血缘家庭家族为社会土壤、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完整的法律传统和法律体制，是世界法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背景下，整理、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法律精神尤为重要。已故著名法制史学家曾宪义教授生前组织国内法制史学界的著名学者编写的十卷本鸿篇巨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对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是中国法制史学界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卷本）》内容涵盖了传统社会法律架构的各个方面，包括：（1）礼与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总论。（2）罪与罚———中国传统刑法的深层结构。（3）身份与契约———中国传统民事法律形态。（4）官与民———中国传统行政法制文化研究。（5）狱与讼———中国传统诉讼文化研究。（6）律学与法学：中国法律教育与法律学术的传统及其现展。（7）冲突与转型：中国近代社会的法律变革。（8）输出与反应：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域外影响。（9）借鉴与移植：外来法律文化对中国的影响。（10）传承与创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整套书从全新的角度全面审视流传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包括传统治国理念、刑事、民事、行政法律制度，传统司法文化，乃至这些法律传统在近代以来的转变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梳理，全面而真实地展现了中国过去几千年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内在精神、各种制度的历史流变，更深入、全面地揭示了这套法律体制所依存、发展和变迁的内在机理。

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今天，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遗产进行全面的发掘和整理显得尤为重要，这样才能让国人对法律有更多的认同感，更好地培育法律信仰，本套书的出版正好顺应了时代潮流。

首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卷本）》突破了以西方法律模式为唯一标准的局限，承认法律文化发展的多样性，确认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主体性，寻找不同模式的法律发展的最佳或最合理的途径，使法律的发展既符合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又保有自己的特色。以往学界对法律研究的权威论断多来自西方的法学家。而西方法学家的法律研究资料多采自西方社会，丰富浩瀚的中国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在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利用。因此，可以说，目前一些经常见诸法理、法史著作的关于法律起源、模式、发展规律、本质、社会作用等理论论述和结论有些具有普遍性，但有些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其只是某一种或某一区域法律文化的阐释和总结。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对于克服这种局限性，开拓学界法律理论研究的视野是不可或缺的。本套书对中国法律文化的深入研究从理论的角度论证世界文明、文化是多元性的，而与文明、文化相辅相成的法律发展模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以西方法律模式为唯一标准，判断法律的所谓“进步”与“静止”、“文明”与“野蛮”不仅会带来学术与理论的偏见，而且会造成不同文化间的对抗。突破以西方法律模式为唯一标准、承认法律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寻找不同模式的法律发展的最佳或最合理的途径、使法律的发展既符合世界发展的大势又保有自己的特色———这就是本套书的理论价值之所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在表现法律一般发展规律的同时，还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其形成了与中国古代社会的自然环境、文化背景相辅相成的法的模式。”

其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卷本）》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清末以来，迫于“西强中弱”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国法律的近代化，几乎完全以西方为模式。在近代化即等于西化的历史进程中，不仅中国固有法的体系完全瓦解，一些体现人类相通的优秀文化的传统法律精神也在对传统的批判中被中断。反省近代以来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学术偏见，及对不同文化的破坏。纠正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在法律的现代化过程中突破现代化等于西化的思想约束，恢复和更新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将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注入法的现代化进程中，探索出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现代化模式，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之所在。本书的学术价值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从宏观方面来说，本套书通过对中国法律文化的起源、形成、发展、演变的客观、历史的考察，探讨不同模式的古代法律向近代以至现代法律转变的规律。通过分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和近代法律文化变革的经验教训，为法律的现代化和今后的发展提供学术的指导。其二，从微观方面说，本套书对一些在现实中已经不复存在了的中国古代法律条文、术语进行复原和考证，以去伪存真，为后世保留珍贵的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如中国传统刑事法律形态中对古代刑事法律制度的说明；中国古代民事法律形态中对民事法律规范的整理。以往国内的研究多附会西方，比如以礼附会“民法”或“宪法”，并以部门法体系僵化地将中国传统法律割裂为刑法、民法、诉讼法等，破坏了中国传统法律的内在有机的联系和整体性。在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描述中国法律自古至今演变的整体风貌，对法律文化的结构及其变化规律进行学术论证成为可能。

再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十卷本）》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创造历史，但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无法选择的、特定的条件下的创造。目前“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已成为全民的共识，那么“依法治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中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不仅需要理论的指导，而且需要历史的借鉴和对中国社会特色的深入研究。需要对现实中的一些法律现象进行历史与文化方面的探讨，对法律实践进行理论上的阐释。只有在把握中国法律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特色的前提下，我们才能主动地发掘更新传统法律文化，使之成为现实法律发展的动力而不是阻力；才能甄别西方及一切外来法律文化并“洋为中用”，找到不同模式的法律文化融合的契合点。“我们真切地理解无数前人的理想设计，深深感动于他们对祖国、对民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真挚感情，并尝试在此基础上重建前人的种种思考……传承并创新法律文化的真实内涵。”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4

【关键词】蜀绣；涵化理论；文化传承；对外传播

蜀绣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丝绸文化中的精品和瑰宝，具有极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2006年蜀绣被列为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传承和传播价值。

但是与蜀绣自身价值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相比，蜀绣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与中国其他名绣，如苏绣、湘绣等相比，发展情况也不容乐观。

劳动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市场消费趋势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了蜀绣的传承与发展。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蜀绣的市场竞争形势也愈发严峻。目前，成都市蜀绣产业目前年产值仅2000余万元，从业人员只有800余人。蜀绣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的发展都严重滞后。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蜀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历史文化、艺术、技艺及其产业政策等理论层面的探讨。蜀绣在高校的传承研究则很少，而关于蜀绣的对外传播方面的研究则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如何使蜀绣为更多人所认识，如何使蜀绣的影响力超越西南地区，走向国际；如何使蜀绣在全球化背景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这些问题则几乎无人认识和关注。

将传播学理论引入蜀绣推广中，可以使更多人认识了解蜀绣，并将蜀绣文化置于世界范围中进行讨论，并运用新媒体工具在推广蜀绣，对于蜀绣复兴具有积极意义。

促进蜀绣依托高校进行有效传承，并通过英语这种媒介走出国门，可以促进蜀绣在新的传播环境中进一步发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的校园传承研究和学院的特色专业相结合，并依托学院国际部学生的专业和语言的双重优势，力图找到适合蜀绣的特色校园传承之路和对外传播方法。

一、蜀绣研究的现状

蜀绣距今已有近3000年的历史。西汉文学家扬雄在《绣补》一诗中最早提到“蜀绣”，晋代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将蜀绣和蜀中其他的物产并成为“蜀中之宝”。清代道光时期，蜀绣已形成专业生产，成都市内发展有很多绣花铺，既绣又卖[1]。

由于地理位置和文化影响力，国内外学者关于刺绣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苏绣和湘绣的研究上。在对蜀绣的研究中，较为权威的有《中国蜀绣》以及蜀绣大师郝淑萍的蜀绣图集。这些文献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蜀绣的历史渊源、原料、针法、纹样及布局、艺术品图案等领域，而其他方面关于蜀绣的书籍、论文、音像制品都十分缺乏。

段德强在《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以蜀锦为例》一文中，用SWOT方法分析了蜀锦当下的现状。针对蜀锦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挑战提出了一些保护和开发的建议和措施。

在蜀绣与传播学结合方面，王雪梅、谭丹在《新媒介下蜀绣“关系传播”探析――以蜀绣作为国礼承载关系为例》中，从新媒介"关系传播"的理论角度出发，论述了蜀绣进行“关系传播”的必要性。

自蜀绣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来，如何传承、保护和发展蜀绣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对于蜀绣的校园传承方面的研究则主要是关于蜀绣如何通过职业教育来加以保护和传承：如四川新华职业学校就开设了蜀绣专业，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

二、涵化理论与蜀绣研究推广

涵化指向异文化学习和调整的发展过程[2]。

在人类学中，指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只要发生文化接触，其社会文化就会发生变化。

在传播学中，涵化理论（CultivationTheory）又称“培养理论”，“教养理论”，“涵化假设”，“涵化分析”等，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格伯纳（Gerbner）于1969年提出。其理论假设为，“那些花费了很多时间生活在电视世界中的人更可能以电视镜头所呈现的形象、价值观、描述、思想体系来看待现实世界（RealWorld）[3]。电视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认知模式。

电影具有较长的观看价值，寓教于乐；电视的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这都是对蜀绣的传播发展十分有利的条件。

而互联网的传播方式更具综合性。首先它将信息传播系统相互融合，呈现出文字、声音、影像交融的多媒体形态，同时还把个人媒体、小众媒体、大众媒体融为一体。互联网的传播者和受众可以进行互动，个人获取和传播信息更为方便，跨越国境的穿透性强。

从上述理论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利用媒体工具推广蜀绣的过程中，面临着两次涵化的过程。

首先，电影、电视和互联网都是舶来品，其拍摄手法和传播手段无一不是西方文化的体现，在对蜀绣的研究、拍摄、传播中都会在传统的蜀绣文化融入西方文化色彩。

这必然在蜀绣的传播过程中烙印下深深的痕迹，特别是借由传媒类学校学生创作的作品。大学生是拍摄、传播技术的初学者，他们的年龄与阅历都处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击、碰撞、融合中。文化间的涵化明显反应在他们的作品中，再通过他们的作品对蜀绣文化本身和蜀绣文化所呈现出的传播形态产生影响。

有人认为，西方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涵化过程可能会对传统文化产生毁灭性的影响。这种担忧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必然，需要我们进行合理有效的处理和引导。蜀绣文化需要用贴合现代流行文化的方式吸引受众，才有可能达到有效的传播和传承。

另一方面，利用新媒体工具可以使地理位置遥远，文化差异巨大，对于蜀绣文化毫无了解的外国受众接触到蜀绣文化，进而对他们产生涵化影响。

要使得蜀绣真正走出国门，为外国人所了解、所接受，关键在于接触。只有让外国人有机会接触到蜀绣文化，才有可能使蜀绣迈出国际传播的第一步。而电视、电影无疑是可行的传播途径。

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兴起，大众传播拥有了互动性和参与性，这极大改变了传统电视影响的单向性和整体性。

在蜀绣文化的对外传播过程中，互联网是主要平台。蜀绣文化的传播者可以将影像、文本、音频等资料通过互联网向世界进行展示，使更多人认识蜀绣、热爱蜀绣。同时，观众认知的主动性在整个涵化过程中都对传播效果有着显著的作用，观众可以时时发问沟通，是传播者了解受众心理，从而调整传播策略，使蜀绣文化更有针对性，更具吸引力。

三、蜀绣文化对外传播发展建议

蜀绣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何才能更好的传承和传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制定传播策略前，需认识到蜀绣的对外传播过程经历了两次涵化：第一次是西方文化对传统蜀绣文化的涵化；第二次是蜀绣文化对西方受众的涵化。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四点建议：

第一，提高传播者的文化自觉意识

在传播蜀绣的视频音频资料制作过程中，既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又要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宝贵。互联网受众主要是青少年，最清楚他们兴趣喜好的是同年龄层次的青少年。所以蜀绣文化的天然传播者应该是传播类院校的学生。他们一方面掌握着拍摄的技巧，一方面控制着传播的内容，他们推进着蜀绣文化涵化的过程。

但在此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度。过度引入西方文化，将西方文化置于传统文化之上，甚至为了迎合西方文化而扭曲传统文化，都是本末倒置的行为。所以，提高传播者的素质，使传播院校的学生这一传播主体深入系统的了解蜀绣文化，提高自身文化自觉至关重要。

第二，加强国际文化传播人才的培养

传播本身就是一门科学研究，在大学教育中，不止要有精通拍摄技术和蜀绣传统文化的人，还应该要有在有了解传统文化、了解传播规律、了解对象国文化的人。

作为传播蜀绣文化的中介和桥梁，本身应具备民族性和国际性。要实现文化多元化，就离不开语言这个重要的媒介，离不开译介。这不仅可以让世界人民了解蜀绣，也是蜀绣走出去不可或缺的重要步骤，同是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

在对西方受众的涵化过程中，首先需要建立蜀绣文化产业。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新媒体的崛起与发展，文化制品呈现商品化趋势，国际文化交流日益产业化。在国内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文化、使蜀绣文化在国内文化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同时，还应坚持发展外向型的民族文化产业。

发展蜀绣文化产业不仅有利于弘扬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可以为蜀绣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经济支撑，有效缓解蜀绣技艺从业人数少，产值低的窘境。

其次，积极利用新媒体工具，建立传播蜀绣文化的精品网站。

网站的内容、形式都应该因时应是，采取多种传播形式和传播手段，内容丰富，页面精美，互动流畅。

在受众方面，网站应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的。在这一类网站上，以中文作为主要传播语言，将蜀绣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纽带，连接海外华人和留学生与祖国的血缘亲情。

另一钟是针对世界各国的外国人。在这一类网站上，应以英文为通用语言，各国母语作为主要传播语言，重在介绍蜀绣文化的历史文化渊源，以大量的图片视频资料，使初次接触蜀绣的外国人理解蜀绣文化，热爱蜀绣文化，进而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兴趣。

除此以外，还应加强与东亚国家的文化交流合作。中国、日本、韩国、朝鲜、越南在历史上同属于汉字文化圈，彼此间文化背景、文化认同程度高，审美情趣相似，更容易理解蜀绣文化蕴涵的历史与文化。在东亚的经济交流的基础上，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巩固文化之间的共性，形成合力，共同推广蜀绣文化。

运用新媒体媒体工具传播蜀绣文化，可以使外国民众认识蜀绣，了解蜀绣，对于蜀绣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有助于蜀绣的传承，更有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蜀绣的对外传播策略的研究，包括蜀绣的校园文化传承及其英译研究成果，也可以推而广之用于中国其他刺绣和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当代社会，麦克卢汉所提及的“地球村”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这个日趋“狭小”的世界中，文化的多元化已经岌岌可危。蜀绣作为濒危的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而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断推动蜀绣文化的传播，使更多人了解蜀绣，热爱蜀绣。

参考文献：

[1]朱华.蜀绣文化探讨[J].四川丝绸，2008（4）

[2]关世杰.国际传播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99

[3]简宁斯・布莱恩特.媒体效果理论及研究前沿.[M]石义斌，彭彪，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36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5

国际传播主体研究应拓展到传统媒体之外

伴随着科技进步，国际传播的内涵与外延发生了巨大变化。谈及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现状，该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姜加林认为，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因此，创立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性的国际传播理论，对于研究国际传播，进而提升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十分必要。

国际传播主体是国际传播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传统意义上，谈及国际传播主体，关注点都在媒体，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媒体传播。随着国际交流与传播的不断深入，对国际传播主体的界定也需要相应作出调整。姜加林提出，对国际传播主体的研究应该拓展到传统媒体之外，如新媒体、智库、公共外交以及学术交流和文化交流等。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于运全也指出，对外展示国家形象，媒体只是渠道之一，我们需要全方位的知识、文化、人际等方面的交流。所以，传播应是“大传播”的概念，是一个立体的范畴。

怎样让中国的对外传播更有效果，让外界更加了解中国，这是我们亟须解决的问题，尤其是面对文化生产能力很强的西方发达国家时，这一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姜加林认为，构建支撑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知识体系极为关键。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没有这样一个比较系统的知识体系支撑，在国际传播理论研究、人才培养、专业教育等方面都需要更多的投入。于运全认为，媒体建设解决的是载体问题，而要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其根源仍是知识生产的能力。当前我国正在大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将有利于提升我国整体的知识生产能力。

深化研究面临新问题

姜加林告诉记者，国际传播研究属于软实力建设范畴。实现我国国际传播理论研究更具思想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真正实施起来会非常困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国际传播战略研究是涉及国际问题的动态研究。这需要及时把握国际传播环境的变化，扩大国际视野，不仅要追踪变化，更要具有前瞻性。其次，国际传播研究是一项跨学科综合研究，要求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需要对业界和社会资源进行整合。最后，国际传播研究更倾向于应用性研究，理论与实践必须对接才更具操作性。如何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清晰的实践，是很大的挑战。

于运全提出，国际传播效果评估是我国国际传播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需要对中国国际传播的实力和效果进行综合评估。建立起评估标准和评估体系，才是一个完整的战略设计。

“事实上，要对我国国际传播的效果和影响进行监测和评估，也面临着诸多困难”，姜加林说，之前我们能直接参考利用的数据太少，跨国、跨部门的调研都要从零做起，而委托国外机构或使用他人调研成果则不能作为战略设计依据。

研究面临的新问题不断出现，国际上中西力量对比的变化也使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外部环境愈加复杂。姜加林表示，新问题将使课题的后续研究工作安排面临较大调整。

借新媒体优势 融会中国经验

增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地位的重要手段。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着国际话语霸权，研究其传播体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该课题专家组成员之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高祖贵指出，尽管国际传播研究在国内刚刚起步，但发展前景很好。他特别强调，在当前国际传播体系中，智库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应提升对智库重要性的认识，拓展智库参与传播的形式，给予智库更大的发展空间。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6

[关键词]入境游客；中国传统文化；旅游产品；满意度；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6－0024－06

1　引言

旅游产品创汇在旅游经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旅游经济效益好坏的主要标志之一。入境旅游在国际旅游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入境旅游人数及旅游(外汇)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旅游实力的重要标志；同时它也是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赚取外汇和解决就业的主要途径。如何开发适当的旅游产品吸引外国游客，是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国外研究发现，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旅游产品，不但可以减少新的资本投入，还能够增加国民对自身历史文化的信心，并使外国游客更加理解该国的文化和历史。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正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开发出的新的旅游产品，自2007年4月17日以来，通过大型山地实景演出，吸引了17多万名国内外游客前来观赏，以平均门票价格200元／人测算，该演出收入已远远超过4万。2007年河南省旅游工作会议把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推向海内外作为十项重点工作之一。本文以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为研究课题，以入境游客为调查对象，从入境游客对该产品的评价与整体满意度、推荐意识、再观赏意识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　相关研究综述

旅游产品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构成了人类物质文化的部分基础，因此不能将旅游产品的开发仅视为一种技术、经济过程，而应该同时将其看作是一种人类文化的承袭、积累乃至创新的行为。近年来，旅游产品的开发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局面，特别是表演活动的开发成功，成为了旅游体验的重要来源，并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旅游的亮点。

以吸引游客观看和参与为目的，在旅游景区现场上演的各种表演、节目、仪式、观赏性活动等，统称为旅游表演。这类表演活动由于融合了经典意义的剧场舞台表演，以及各种造型艺术、流行文化、民间活动和节庆，从而成为创作和发展空间极大的娱乐和文化产业。

目前我国对旅游产品特别是旅游表演的研究不乏对娱乐和演出的市场及其营销管理的关注，或对艺术、娱乐和旅游之关系的一般探讨，也不乏对表演的历史、创作和艺术表现的讨论，以及旅游地理学在研究文化旅游时对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实性”问题特别注意。吴克祥对文化因素与旅游产品开发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文化因素在旅游产品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商品本身的形态、材料和功能3个方面。张永安和苏黎、郑凡和李祖恂、徐菊凤等分别就旅游表演进行了学术性的研究。

总的来说，已有研究中关于旅游产品特别是表演性旅游产品多从营销管理、理论概念层面进行研究，而购买旅游产品的主体――游客却被忽视，未能进行有效的实证调查分析。本文从文化旅游产品购买者的角度，实证调查分析了入境游客对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表演性旅游产品的评价与游客的满意度、推荐意识和再观赏意识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为国内旅游产品相关领域弥补研究空白。

3　研究问卷设计及数据处理方法

3.1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分4部分：①入境游客的旅游特征。根据先行文献中关于行为特征的研究，并结合本次调查问卷的研究目的，最终将游客行为特征设计为3项：旅游的目的、来河南访问的次数及在河南旅游的天数。②为检定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的文化商品价值，就外国游客观赏后的感觉与评价共设计了13个问项。此部分采取了李克特5点量表尺度(LikertScale)来测定(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根据先行理论研究，并结合少林旅游的实际，主要从演出的趣味性、新奇性、独创性、印象的深刻性、身心投入性、体验异国的风俗文化、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增进对中国的理解、体验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对中国印象的肯定、对中国好奇心的满足、产生遐想与兴致、震撼的程度、记忆的程度等方面来检定。③就入境游客满意度与忠诚度的测评，主要从“整体满意度”、“推荐意识”、“再观赏意识”3个方面，采取了李克特5点量表尺度。针对入境游客的整体满意度设计了一个问题：整体上对此次少林音乐大典表演是否满意(1=非常不满意，5=非常满意)。针对入境游客的忠诚度设计了两个问题：你会把少林音乐大典表演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吗(1=根本不可能，5=一定会)；今后你有可能再次观赏该表演吗(1=根本不可能，5=一定会)。④样本的个人情况，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学历、收入和国籍等变量。

3.2　调查对象及数据收集

本研究为调查入境游客对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旅游产品的评价反应，采用了应答者直接填写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并收集原始资料与信息，采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l2.0对所得的数据进行各项统计分析，并得出结论。问卷设计为英文与中文两种格式。2007年5月1日至6月15日之间在嵩山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剧场内以境外游客为对象进行正式抽样调查。正式调查问卷共发放440份，回收408份，回收率为92.3％，排除回答不完全及真实性较低的样本后，最终使用有效样本共计392份，有效问卷率89.1％。

3.3　数据处理方法

本研究对入境游客调查所得的数据通过统计学工具SPSSl2.0进行研究分析。使用频率、均值、标准偏差等基础统计方法，得出了调查样本的一般特性。为检定入境游客对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使用了因子分析方法提取公因子，并使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对提取的公因子进行旋转，以确定调查项目的共同成分。之后为检定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文化旅游产品评价因子的差异性，分析时使用了t检验与单因子变异数分析(One-way ANOVA)检定方法。最后在检定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因子与整体满意度、推荐意识、再观赏意识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了多重回归分析的方法。

4　实证研究分析

4.1　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及旅游特征说明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人口统计学特征及旅游特征见表1。392份样本之中，年龄以21岁－40岁人数最多，为254人(占64.8％)；教育水平以大学本科人数最多，为118人(占60.2％)；职业以公务员和教育 业人士为多，共计126人(占32.1％)；收入方面，家庭月收入以6001元美元以上(占27.0％)和1500美元以下(占23.5％)所占比率较多；从国籍(地区)方面来看，东南亚地区(包含港澳台)的游客人数最多，为166人(占23.5％)。

从游客的旅游特征来看，旅游目的为单纯旅游的游客人数最多，为172人(占43.9％)；访问河南次数的问项中，63.3％的境外游客是初次到访河南，36.7％的客人曾经访问过河南。

4.2　入境游客对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文化旅游产品评价的因子分析及问卷的信度

首先经过均值分析，发现入境游客对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文化旅游产品具有很高的正面评价，所有的评价项分值均超过了中间值3.0分。“与其他的旅游产品相比，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演出记忆最为深刻”问项的评价分值最低(均值=3.74，标准偏差=1.05)；“通过此次演出，感受到了异国的风俗与文化”问项的评价最高(均值=4.64，标准偏差=0.85)。以上测评说明入境游客通过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的观赏，能够深刻感受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风俗，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具有很高的旅游推广价值。

之后针对禅宗少林音乐大典观赏后入境游客评价的13个描述项进行KMO统计量(Kaiser-Mcycr-OlkinMeasure 0f Sampling Adequacy)分析和巴特勒球形检验(Bartlett’s Test)。其结果KMO值=0.843，大于0.7，说明做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好。巴特勒球形检验值=947.513，在自由度为186的条件下和0.001水平上达到了显著，说明旅游目的地属性因素描述项的相关矩阵间存在公因子，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其次用SPSSl2.0对13个游客评价描述项进行因子分析。为了提高因子分析的结果，将因子荷载小于0.5和公因子方差小于0.4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表演很新奇”评价描述项舍去，最后有12项参与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萃取方法提取公因子，并使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法对提取的公因子进行旋转，以使公因子有较满意的解释。按照常用的特征根大于l的标准，共萃取出3个公因子，分别是“传统性”、“教育性”、“魅力性”(表2)。

为了检验因子分析效果，对提取的公因子进行了内在信度分析，入境游客对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的评价因子信赖度克朗巴赫系数(Cronbach a)值为0.778，而各个问项的信赖度其克朗巴赫系数皆在0.7以上，本研究结果应属可信。

4.3　入境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文化旅游产品评价因子的差异性检定

本研究以入境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文化旅游产品评价因子进行t检验与单因子变异数分析。研究结果发现，除职业之外，其他性别、年龄、学历、家庭收入、国籍(地区)等变量下，文化旅游产品评价因子存在显著性的差异(表3)。

t检验结果显示，在性别方面入境女性游客对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均高于男性游客，特别是在传统性因子(p=0.046)、魅力性因子(p=0.043)上，男女游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女性在感情上更容易受感染，对该演出的感受更强烈，所以对中国文化的传统性、魅力性上有更强的认同感；相对于女性来讲，男性在感情上更为理性化，故对演出的评价低于女性。

对其他变量的单因子变异数分析(One-wayANOVA)，经过继续对Scheffe事后差异性检验分析其结果显示：在年龄变量中，传统性因子(p=0.005)存在显著性差异。40岁以下的青壮年人群对该表演的传统性表示了认同；41岁以上的中老人群对该表演的传统性评价低于青壮年人群。其主要原因是：青壮年人群在文化认知上更容易接受外国的传统风俗文化，容易受到异国文化的感染，而中老年人对异国文化的好奇心低于年轻人，对外国的风俗文化接受速度与程度低于青壮年人群，所以对传统性的评价低于青壮年人群。

在学历变量中，魅力性因子(p=0.004)存在显著性的差异。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人群对魅力性的认同低于大学本科以下学历的人群。其原因是：文化教育程度的不同导致对事物的认知存在差异。研究生以上的学历人群受教育程度更高，观赏过不同的文化演出，有过事先的经历，所以对魅力性的评价低于大学本科以下教育程度的人群。

在家庭收入变量中，传统性因子(p=0.039)、教育性因子(p=0.032)、魅力性因子(p=0.048)均存在显著性的差异。月收入3501―4500美元的人群对传统性的评价低于其他人群；月收入1501―3000美元的人群对教育性的评价高于其他人群；月收入在6001美元以上的人群对魅力性的评价低于其他人群。

在国籍变量中，独有性因子(p=0.000)存在显著性的差异。日韩游客在传统性因子上的认同度低于欧美及东南亚的游客。主要原因是：日本、韩国同属于中国文化圈，风俗、习惯与中国相类似，而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风俗、习惯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异，故日韩游客在传统性认知上低于欧美游客，与其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4.4　入境游客对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因子与整体满意度之间相互关系检定

本研究为了检验入境游客对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因子与整体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把入境游客对文化旅游产品评价的3个因子作为自变量，将游客的整体满意度作为因变量进行一般线性多重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结果发现回归方程的显著性较高，多重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4所示。

根据表4的检验，观赏评价的3个因子传统性因子(p=0.045)、教育性因子(p=0.003)、魅力性因子(p=0.000)均对整体满意度产生显著性影响。在R2为0.354的条件下，传统性因子、教育性因子、魅力性因子3项所得出的整体满意度与实际测得的入境游客观赏后整体满意度比较接近，此3者是参与性的重要指示器。根据Beta值，此3个因子与整体满意度的相关系数分别是：传统性0.119、教育性0.148、魅力性0.392。对整体满意度的影响力从大到小分别是魅力性、教育性、传统性。入境游客对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因子对整体满意度产生正的影响。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作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旅游产品，其3个特性――传统性、教育性、魅力性在入境游客的整体满意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传统文化旅游产品开发时，如果注重加强文化旅游产品的传统性、教育性与魅力性，那么外国游客的整体满意度也将随之提高。因此，中国在发展对外旅游、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旅游产品的时候，应该更加突出中国文化的传统性、教育性与魅力性，刺激游客对异国文化风俗的好奇心理，使游客产生前往中国体验异国特色文化的欲望，以推动中国入境旅游的发展。

4.5　入境游客对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因子与推荐意识、再观赏意识之间相互关系检定

本研究为了检定入境游客对文化旅游产品的评 价因子与推荐意识、再观赏意识之间的关系，把入境游客对文化旅游产品评价的3个因子作为自变量，将入境游客的推荐意识、再观赏意识作为因变量分别进行一般线性多重回归分析，发现回归方程的显著性较高。根据表5、表6的检验结果，入境游客对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因子(p=0.000)与推荐意识、再观赏意识均产生显著性影响。

在R2为0.348的条件下，入境游客的评价因子中除传统性因子之外，教育性与魅力性因子所得出的推荐意识与实际测得的游客推荐意识比较接近，根据Beta值，观赏评价两个因子与推荐意识的相关系数分别是：教育性0.305，魅力性0.359。入境游客对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因子对推荐意识产生正的影响。

在R2为0.442的条件下，入境游客对文化旅游产品评价的3个因子传统性、教育性与魅力性因子所得出的再观赏意识与实际测得的游客再观赏意识比较接近，根据Beta值，3个评价因子与再观赏意识的相关系数分别是：传统性0.197，教育性0.251，魅力性0.352。入境游客对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因子对游客的再观赏意识产生正的影响(表6)。

在此基础上建立入境游客对中国传统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因子和整体满意度、推荐意识、再观赏意识的一般模型及相互关系图(图1)。

5　结论及未来研究展望

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开发旅游产品，不但可以减少新的资本投入，还能够增加国民对自身历史文化的信心，并使外国游客更加理解该国的文化和历史。如何开发具有传统文化特性的旅游产品吸引外国游客，成为旅游开发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选取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为研究课题，研究了入境游客对传统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与整体满意度、推荐意识、再观赏意识之间的关系。通过因子分析法萃取出入境游客对传统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因子为：“传统性”、“教育性”、“魅力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入境游客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入境游客对传统文化旅游产品评价因子的差异性检定发现：除职业变量之外，其他性别、年龄、学历、家庭收入、国籍(地区)等变量下，入境游客对传统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因子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之后通过多重回归分析检验传统文化旅游产品的评价因子与游客的整体满意度、推荐意识、再观赏意识之间关系的结果为：传统性因子、教育性因子、魅力性因子与整体满意度、再观赏意识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除传统性因子外，教育性因子、魅力性因子与推荐意识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本研究结果发现，入境游客对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文化旅游产品具有很高的正面评价，由此说明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旅游产品，具有很高的旅游推广价值，即该演出可成为吸引国外游客入境旅游的一种战略性旅游产品。入境游客对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的评价因子中，魅力性因子对整体满意度、推荐意图、再观赏意图都有最显著的影响。所以在改进文化旅游产品的时候，首先应考虑该产品的魅力性因素，即努力提高文化旅游产品的魅力特色，使之更具有旅游吸引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旅游产品在开发时，应选取具有中国传统性、教育性、魅力性的精髓文化作为主题；在进行营销时，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体，突出中国文化的传统性、教育性与魅力性，刺激国外游客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心理，使游客产生前往中国体验异国特色文化的欲望，以推动中国入境旅游的发展。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7

音乐教育哲学问题是当今国际音乐教育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继2009年11月在广州大学举办的首届音乐教育哲学学术研讨会之后，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次会议除了延续关于音乐教育哲学的讨论，还提出了“传统音乐教育”这一近年我国音乐教育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论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进行传统音乐教育研究的基础，也是探索传统音乐文化当代传承的路径。将音乐教育哲学与传统音乐教育结合进行探讨，是大会主办者探索本土音乐文化教育模式的有益尝试。

两天的会议议程包括：专家主旨发言、圆桌会议、博士论坛、研究生论坛四项内容。会议讨论的主题包括：

一、当今世界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

在全球化为背景的多元社会环境下，中国的音乐教育者应该怎样看待音乐教育所具有的新的意义？美国密歇根大学音乐教育系主任玛丽・麦卡锡（Marie McCarthy）教授为与会者介绍了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势，在其主旨报告《变迁世界中的音乐教育哲学：新视野与未来发展的方向》中麦卡锡回顾了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审美音乐教育哲学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发展历程，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音乐教育哲学成为音乐教育的宣传、政策的主要知识来源。音乐教育哲学的研究基础已经得到扩展，一些学者开始从多元学科来寻找理论的支持，这些理论包括了心理学、女性主义、音乐人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以及流行音乐的研究。针对这种新的研究趋势，麦卡锡提出当今音乐教育哲学要研究的五个问题：（1）音乐教育者怎样理解音乐的意义？（2）“认知”音乐意味着什么？（3）今天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是如何被重视、被宣传、被倡导的？它们的基础是什么？（4）全球化背景下学校音乐教育中的音乐到底是“谁”的音乐？（5）从伦理的角度来思考，到底什么样的音乐教育才是“好的”音乐教育？以此提醒当代音乐教育者将他们听赏和看待音乐的方式重新概念化并考虑音乐存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复杂性。麦卡锡所介绍的国外音乐教育哲学的新趋势对于发展中的中国音乐教育无疑具有启示的意义。

二、音乐教育哲学的理论研究与探索

音乐教育哲学作为本研讨会的主旨议题之一，是本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参会代表们从音乐教育哲学的内涵和外延，对基于中国音乐教育实际情况的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做了深刻的分析。

哲学是人类对世界理论化、系统化认识的总结，是特定社会和历史中的产物。西方的音乐教育哲学与中国传统的“乐教”哲学的关系何在？中国传统“乐教”哲学对于今天的音乐教育有何启示意义？如何在音乐教育实践中贯通中西？这些问题正是探索本土音乐教育模式的关键，也是本次会议的目的所在。管建华《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一文以社会文化哲学、民族文化哲学、历史文化哲学为基础来探讨音乐文化哲学与音乐教育哲学的关系；该文尝试汇通中西哲学，提出建立中国文化哲学为基础的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周凯模《中土“乐教”哲学与民间音乐传承》提出中国自古就有基于中土宇宙论的乐教哲学体制，在近代引进西方教育分科体制后，中土“通才式”的教育体制断裂，中土优秀的乐教思想被忘却。而在民间“乐教”思想中，却依然坚守着中土“天人合一”的哲学精髓，是对古代优秀乐教思想的延续，因此对于中国民间乐教传统的丰富资源的调查研究任重道远。代百生《音乐美育：中国音乐教育思想的发展主线》中认为以“美育”为发展主线的中国音乐教育思想既源于德国古典哲学“审美”与“美育”观念的吸收，也体现了中国儒家礼乐思想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提出正确认识音乐美育的内涵，将有助于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

在该论题中，“审美”和“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与中国音乐教育实践的关系尤其受关注。覃江梅《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邓兰《实践还是审美――“二元对立”批判范式下中国音乐教育的困惑》、王州《论“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音乐课程基本理念》、刘倩男《“审美”与“实践”音乐教育哲学思想对我国音乐教育的现实指向》等文章，都以中国音乐教育实践为现实背景，对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中“审美”和“实践”两种范式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

此外，从哲学层面进行理论研究的还有张业茂《“音乐教育”的语形、语义与语用――对“音乐教育”的语言分析》、朱玉江《从交往理论看音乐教育实践哲学》、韩忠岭《两种哲学视阈下音乐教育的哲学诉求》、柳良《对美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观念的若干思考》、姬晨《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从课标修订管窥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哲学观》等文，这些探讨对中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参考作用。

三、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与问题

代表们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分别从学校音乐教育和民间音乐传承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了学校音乐教育中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以及传统音乐民间活态传承的方式等问题。

学校作为专门、系统的教育机构，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学校音乐教育中的传统音乐教育是传承传统文化，培养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当下学校中的传统音乐教育处于何种地位？如何推进传统音乐在当代音乐教育中的实践？本次会议的代表们分别就不同层次学校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教育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樊祖荫《音乐艺术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及思考》提出了当前音乐院校传统音乐教育的现状为重视与衰减并存。提出今后应重点加强本科阶段的传统音乐学习，同时各院校应展开与传统音乐教育相关的学术活动，营造浓郁的传统音乐教育氛围，进一步激发学生对传统音乐的感情与学习兴趣，把传统音乐教育从技能、音乐理论的学习提升到文化的层面。谢嘉幸《传统音乐教育――从理论思考到实践探索》以自己亲身的实践与研究“教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为例，提出建立以民族音乐文化传承为基础的学校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既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音乐多样化的保护与开发，又有助于传统音乐文化的理论研究转化为学校教学资源，同时有助于沟通多种类型的音乐教育。陈雅先《校园文化生态与岭南传统音乐的高校传承》提出营造良好的高校校园文化生态对于岭南传统音乐在高校传承的重要性在于：调节、维持高校音乐活动主体的群际关系，促进校园岭南传统音乐活动正常开展，并提出营造校园文化生态的具体途径。刘瑾《对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中民族性与国际性关系的梳理与思考》认为学校音乐教育中的民族性与国际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相互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支撑、互为依存的关系；只有尊重民族和文化的个性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交往，才能生成国际性。

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传承的手段，是延续地方文化，传承民族精神的载体。如何推进传统音乐的活态传承？并在音乐教育中延续民族精神？围绕民间音乐传承主体在地方文化传承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以及民间音乐传承的方式对于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代表们各抒己见。马达《民间学术团体在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以广东省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为例》论述了大埔县广东汉乐研究会在当地广东汉乐保护与传承中的作用及意义，并以实地田野工作考察资料的论证，指出在当今市场经济时期发挥民间学术团体的作用是保护和传承岭南传统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策略之一。郭大烈、黄琳娜《利用儿歌民谣教学传承纳西族语言文化》论述了面对纳西族语言和传统东巴文化面临消亡危机，自1999年以来，两位作者在家乡古城丽江创办东巴文化传习所的经历，他们用自己的租屋建盖传习所校舍，利用纳西族传统儿歌、民谣在小学里进行传承民族语言文化的教学，传承优秀东巴文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张天彤《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模式研究――以少数民族民间传统音乐传承为例》根据其多年来的田野工作实践，总结出5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渠道、两种民间传统音乐传承方式、4种民间音乐传承人。

此类的文章还有袁静静《文化转型下潮州大锣鼓的变迁与发展――潮州大锣鼓的田野考察与分析》、曾璐莹《大埔广东汉乐的活态存在与传承中的文化自觉》、焦皓华《广东汉乐声音景观评价与大埔汉乐文化区域的形成》、邹)姣《景观生态学视野下的潮州大锣鼓声音景观研究》等。

四、从不同视角关注中国音乐教育与

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

除以上论题，参会代表还从不同视角对中国音乐教育与传统音乐文化传承的现状与问题给予关注。如李岩《淬本而新――文化退潮现象研究》中，从近代史研究的视角，深入剖析了近代诸方家如康有为、梁启超、曾志、李叔同、沈心工、王光祈等人与此相关的音乐言行，提出这些人物的所谓“落后言行”对于我们认识历史的重要性。潘妍娜《建国初期至“”前（1949―1966）潮州大锣鼓的发展与变迁》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以潮州市民间乐团为个案，叙述了潮州大锣鼓在建国初期的发展与变迁。仲立斌《广州粤剧传承与现状调查――以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通过城市民族音乐学的视角，对生长在广州这一特殊社会文化语境城市中的传统乐种粤剧进行了考察。柳进军《在田野与乐谱间踱步》以一位作曲家的视角，讲述了其对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改编与创作的心路历程。

此次会议对于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问题的探讨，有益于我国音乐教育研究的健康发展。在音乐教育哲学研究方面，能够客观地关照我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的历史和当今音乐教育的现状，批判性地思考西方各音乐教育哲学流派，同时对建立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理论进行了思考。在传统音乐教育研究方面，对从社会渠道的传承到学校渠道的传承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通过大量的田野工作，归纳总结出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方法，同时从理论层面对传统音乐教育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进行了思考和论证。

本次研讨会意义深远，相信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会促进我国音乐教育哲学和传统音乐教育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

马 达 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篇8

【关键词】传统养身体育；文化现状；研究与探索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4-0008-01

传统养身体育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之所以能够构建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体系就是因为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独特的表现形式。养身之道是现代人常常谈论的话题，那么体育养身法无疑成为最健康最有效的方法，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实现绿色养身。体育养身同时也体现了以强身健体为本质的东方体育特征。

1 传统养身体育的概念

传统养身体育是将我国古代的养身学说理论和强身健体的锻炼方法相结合的一种文化形态。人们通过自身的能力来调节和增强人体各部分的机能，挖掘人体内在的潜力，从而使人们有效地防病和治病，还能够保持身体健康，有益于延年益寿。

中国自古代开始就总结出了一些养身之道，“养身”如其字面意思就是保养身命，其中包括自身的气和形的修养，这些都需要人的自我运动和锻炼来加强。养身体育即“以养身保寿为目标，运用人自身的运动锻炼手段，对人体生命功能进行强化或优化，有其独特的理论、方法和运动方式。”中国传统养身体育的内容多种多样，对人的身体健康的保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2 中国传统养身体育文化的现状

虽然我国很早就有体育养身之说，但是系统的体系到现在还不是很健全。体育运动能够强身健体，从奥运会到其他各项赛事都可以看出来我国对体育文化的重视。但是“养身”的话题很少能和体育紧密联系在一起，即使大家都知道体育运动能够促进身体健康从而延年益寿，但是很少有人坚持去实施。现在各大媒体都有关于养身的一些栏目，大都是请一些健康养身专家教大家一些养身办法，调节气血流通，其中的办法无非就是饮食、气候等因素的影响。

其实我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系统的体育养身文化体系及其出版刊物学说，所以很多人都掌握不到合理有效的使用方法来学习养身体育文化。我国对于传统养身体育文化的研究近几年成为了热点话题，也有一定的争议性。传统养身与现代学校体育教育是传承文化与知识的最佳手段。有一些人建议将中国传统养身体育文化变成体育课学习的一部分，将中国传统养身体育文化变成学生的需要和必要素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民族文化开始朝着多元化发展，与此同时传统的养身体育的功能和作用也在不断发展，它具有多重社会功能。

国家对体育文化越来越重视，人们也对养身越来越感兴趣，那么二者的结合势在必行，这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但是总的来说，中国传统养身体育文化现状让人堪忧，大家想法过于简单，没有真正理解养身体育文化的含义，所以不被理解的文化就鲜为人知，研究者也不多。没有完整的传统养身体育文化体系，就没有办法让其全面发展和传承。

3 中国传统养身体育文化的研究

中国传统养身体育文化并不张扬，它本着顺其自然和节守生命的原则来获得生命的延长，并实现自我价值。但是这些都是与奥林匹克运动不同的，奥林匹克运动重在强烈的竞争和对抗中来彰显自己的存在和价值，但是传统养身体育很舒缓很轻松，在和谐轻松的环境下达到养身的目的。

研究中国传统养身体育文化主要是弄清楚其真正含义，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有针对性地对其建立体系。中国传统的养身体育与人的身体机能紧密联系在一起，首先就体现在它对生命本能状态的维护，通过修炼方法上的一系列特点来抵御外界环境对身体的感官刺激，促进自身体内的协调，从而发挥各组织功能；其次是它构建了身体内外的联系，通过身体外部运动来达到身体内部的气血等的调节。但是此处的人体外部并不只是自然界而已，还包括了由人的精神理性等构成的社会组织；最后就是由于身体本能的需要和外界建立的因果联系。中国传统的养身体育文化就是因尊重生命体与外界的因果关系来构建并维护生命而存在的。

对于中国传统养身体育文化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人体内外部因果关系的研究。中国传统养身体育文化要求的是人体外部和内部的联系，通过外界运动和影响，从而达到体内的协调一致，精神状态对于养身来说是很重要的。

总而言之，虽然现阶段中国传统养身体育文化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其研究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中国传统养身体育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组成部分，它也将推动中国体育养身的发展。理清人体内外因果关系的联系对其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传统养身体育文化的研究需要不断发展和进步，同时也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大家都应该具备传统养身体育文化的意识并培养有关素养，希望中国传统养身体育文化能够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和重视，早日建立成熟的传统养身体育文化体系。

参考文献

[1] 杨文运、冯蕴中.论中国体育文化的输出[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01期

[2] 李婧雅.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和完善全民健身服务体系[A].第二届全民健身科学大会论文摘要集[C],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