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对农村金融的研究范文

国外对农村金融的研究篇1

关键词：农村金融扶贫；功能效应；组织体系；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1-0037-0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根据现行的扶贫标准，农村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73.5%下降到了2015年的7.2%，农村贫困居民总人数减少了7亿人。我国现在仍有7017万贫困人口，扶贫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了以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推进扶贫开发，将越来越多的公共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将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差距作为新时期的重要目标。其中，金融扶贫是扶贫开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以及多样化的金融创新来帮助其稳定脱贫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拓展性研究，希望能够借鉴发达国家的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经验来完善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帮助更多贫困人口增加收入改善福利，早日达到减贫目标。本文对已有的国内外相关农村金融扶贫文献进行梳理，从功能效应、组织体系、产品服务以及发展路径四个方面进行总结、归纳和评述，并提出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及理论方向，以期能够为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研究与实践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一、农村金融扶贫功能效应研究

国内外对农村金融扶贫功能效应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经济增长和贫困收入关联性这两方面。

（一）农村金融扶贫与经济增长

国外方面，杰里米、桑切斯和王（Jeremy、M. Sanchez和Wang，2013）通过对美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金融数据进行建模分析，发现金融机构对经济的发展相当重要，尤其是美国30%的经济增长源于金融机构技术等方面的创新。由于高交易成本、通信设施落后、单一的产品服务等原因，商业金融机构对农村贫困者缺少关注，因此发展普惠金融可以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减少贫困（苏克德夫和吉塔，2014）。阿巴特、拉希德和波兹卡等（Abate G T、Rashid S和Borzaga C等，2016）利用埃塞俄比亚金融数据实证得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对于农业技术进步和农业产量增加具有重要作用，进而促进经济整体发展、减少贫困并相应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

国内方面，翟耀军（2004）采用LA-VAR方法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短期中农村金融发展单方面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但是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显著效应。冉光和、温涛和李敬（2008）对农村经济约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政府主导型的金融发展模式使得资金运用效率低下，贷款流向错误，最终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显著作用且呈负相关。李学春和王家传（2009）认为，在短期中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但在长期中由于资金需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因此并没有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效应。

（二）农村金融扶贫与收入关联性研究

菲德尔、刘和林等（Feder G、Lau L J和 Lin J Y等，1990）对中国北部偏远地区的横截面家庭水平数据分析得出，金融机构为农民提供的贷款等金融服务能够增加其生产方面的消费以及投入，进而有效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使得农民的收入以及福利得到相应改善。霍诺翰（Honohan，2004）认为，金融发展可以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减少贫困的发生，但是金融深化程度加深会造成收入以及其他各方面分配不均等，因此其与贫困发生率呈正相关。詹姆斯和沃勒（James C.和 M. Woller，2004）认为，一般贫困人口都是游离于金融体系之外，在欠发达地区尤为明显，金融发展可以为贫困者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以满足其需求，不断改善其福利状况，金融发展模式的转变也会使得一国经济发展模式不断演进并逐步向草根阶级扩展。纳赛尔和张（Naceur S和Zhang，2016）收集了143个国家1961―2011年的金融数据，从金融方式、效率、稳定性以及自由化四个方面建立计量模型，最终得出金融深化能够有效促进地区经济的增长、减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进而降低贫困的发生率。但是金融自由化却对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造成了相反的影响，导致地区收入分配更加不均等，进而增加贫困发生率。

研究发现，农民自身积累能力即居民储蓄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农民自有资金配置能力的提升使得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因此储蓄的作用远远大于农村金融发展的功效。刘纯彬和桑铁柱（2010）整合我国1978―2008年的数据，通过协整分析，认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分配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的关系，即农村收入分配差距与农村金融规模成反比、与农村金融中介效率成正比。伍艳（2012）通过对2001―2010年中国农村金融数据分析得出，农村金融发展与贫困率呈负相关，即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每升高1个百分点，贫困发生率就会随之下降1.58%，这促进了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但是各地区贫困差距不断加大。

二、农村金融扶贫组织体系研究

在国外，人们普遍认为农村金融机构分为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三大类，但是系统化地对农村金融扶贫机构进行研究的文献较为有限。世界银行（1994）对三个发展中国家较为成功的农村金融机构从微观上进行了调研分析与比较，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的Badan Kredit Kecamatan（BKK）银行和Rakyat Indonesia Unit Desa （BUD）银行、泰国的农业合作银行（BAAC）以及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GB），发现农业类金融机构必须要坚持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结合，实行高效的管理以及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农户以及农村小型企业获得的资金和保险主要来自于农产品供销商（product traders）、银行、信用合作社、共同基金（mutuals）、订单农业公司（contract farming firms）等多种类型的农村金融机构，另外还包括非正式的农村金融机构如钱庄或者私人借贷等，但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农村金融机构都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康宁和尤德里，2007）。赫尔姆斯（Helms，2006）认为，针对贫困地区发展的新型金融机构最好应当是非政府参与的，因为这类机构最大的优点是能够不断创新，并且将创新和商业资源紧密结合，不断扩大对贫困人口的覆盖面。

合作性金融在欧美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大多数学者是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康宁和尤德里（2007）认为，农业信用合作社和联合债务机制对农业信贷系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泰国的农业合作银行（BAAC）即为较成功的典范之一。它不仅为农户或小组提供贷款，而且扮演了担保人的角色，为农业发展筹集资金。埃弗萨尔（Eversull ，2011）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股权管理进行了研究，认为采用周转基金制度可以使各成员成比例地使用资金，能够较好保证其公平性。罗宾逊、布朗和帕里斯等（Robinson M、Brown J和Paris A等，2014）认为，一个成功的农村合作社不仅为农户提供资金方面的帮助，还能够为他们提供其他农业方面的帮助，如施肥、土壤测试、产品定价以及浇灌等，合作性事实上扩展到各个方面。博纳齐和约蒂（Bonazzi G 和Iotti M，2014）认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对美国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不仅能够克服农业发展较为分散的问题，还能够帮助小型农场主提高农产品质量。评级系统并未包含这些农业合作金融机构的定级评估情况，这使得它们的信贷能力较差，同时也受到了较多的金融约束。

在我国，农村金融扶贫组织体系大致由五大类机构组成――政策性金融机构（农业发展银行）、大型的商业金融机构（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小微商业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扶贫小贷机构）、合作性金融机构（村级资金互助组织和产业发展互助社）以及民间金融机构（王信，2011；孙健，2012；徐沈，2012；中国农村金融扶贫体系建设调研报告，2015）。我国学者对农村金融扶贫组织体系的研究主要是从功能观和综合观的角度去讨论的。

基于功能观视角研究方面，农村金融扶贫机构多样化不仅能够调剂资金流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还可以增加农民收入进而刺激消费，因此不仅要保持各组织机构之间的独立性和多样性，还要保证机构设置具有区域性，要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状况进行精准扶持，最终实现以合作金融为基础、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共同发展的新局面（曾康霖，2007）。蔡四平（2008）采用博弈分析方法，对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户之间的借贷行为进行分析，认为单从金融机构观的视角来进行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不能满足大多贫困农户的需求，因此必须从功能观的视角对农村金融体系进行重构。顾海峰（2010）从功能定位的视角对美国、德国和韩国三个国家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进行了分析比较，认为我国应当向发达国家借鉴经验，实现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多元化，为农户提供多层次的信贷服务，同时还要引入供给方的竞争、提高资金运用效率、扩大供给覆盖面。徐沈（2012）认为，农村金融扶贫组织体系的整体功能就是为国家的“三农”建设提供相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及时准确地为农户提供市场价格信息、帮助其做出正确判断，因此各金融扶贫机构之间要相互协作、相互联系，应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基于机构观和功能观综合视角研究方面，现有学者多认为无论是从机构观还是从功能观视角分析农村金融组织体系都太过单一，因此应当用“综合观”将二者结合来进行研究。黄惠春（2012）认为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改革中，应当重点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同时还要以农村需求为导向确定农村金融机构功能，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扶贫机构。陆智强（2015）通过对辽宁省的部分村镇银行进行调研，认为我国的村镇银行应当实行“机构路径”与“功能路径”相结合的制度设计模式，要将贫困农户的需求与机构功能相结合，并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业务拓展以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杨亦民和叶明欢（2016）认为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改革中应坚持“目标观”，这是以“功能观”和“机构观”为基础演变而来的。他们认为农村金融扶贫组织机构必须要坚持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统筹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农村金融扶贫产品服务开发研究

（一）农村扶贫小额贷款研究

从借款者的角度，国外学者汉德克（Khandker，2005）利用横截面数据计算出小额贷款不仅可以增加消费和帮助弱势群体摆脱贫困，还能增加当地没有参加小额贷款贫困人口的收入，促进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卡兰（Karlan，2007）认为，团体贷款（group lending）可以有效地提高收益率，实现团体内部的互相监督。严格实行联保的政策可以降低贫困群体小额贷款违约率的发生，相应地减少监管成本以及农村信贷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尤其是在拥有相同的文化以及地理情况的条件下，团体贷款的益处会大大增加。从贷款方的角度，麦斯兰和斯特勒默（Mersland和Str?m，2009）利用实证方法发现，团体贷款与小贷企业的收益并不成正比，但与服务的延展度成正比。如果小贷企业大范围实行团体贷款，那么其金融可持续发展性就会下降，也就是说若想提高资产收益率就需要增加对个人小额贷款的业务、减少团体贷款。

汪林（2012）认为，各类农村合作性金融机构要根据不同的群体目标来制定相应的还款期限、金额、方式等，以满足多样化的农村客户需求、降低违约率、保证小额贷款的可持续发展。李明贤和叶慧敏（2012）认为，由于经济的不断发展，贫困农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逐渐多元化。小额信贷作为微型金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缓解贫困农民和弱势群体贷款难的问题、调整资金分配不均的状况，收入机会也会不断增加。吴晓灵（2013）在其研究中提到，小额贷款的核心是信用发放，而不是抵押和质押。发放贷款的机构不能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在我国，一些公益性的制度主义小额信贷机构运行状况比较好。例如中和农信社项目管理公司，平均每笔贷款在9000元左右。我国应大力推广这种模式，尽可能帮助那些弱势群体改变自己的命运。

（二）农村扶贫政策性贷款研究

印度普惠金融报告显示，印度的塔米尔纳德农业发展银行（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inance Tamil Nadu，ADFT）为互助组提供1000万卢比帮助当地乳制品业，有力地推动了乳制品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民收入增加以及当地农村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世界银行向巴基斯坦提供的扶贫基金（PPAF）以公私合营（PPP）模式帮助贫困人口创业增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国内学者认为，农业发展银行应当积极推出多种针对农村需求的贷款融资产品，对有特色产业的农村地区可以实行整贷零偿的贷款业务，即一次性获得贷款、分批进行偿还，以满足农村多元化的融资需求（周文，2007）。游栋明（2010）认为，由于农村金融本身发展较为缓慢，更需要政策性的金融机构进行扶持。因此农发行需要建立和完善农业政策性贷款风险基金，以防止出现更大的损失。对于农村金融扶贫方面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可以通过实行政府担保来实现农户的无抵押贷款，着重遵循“公司―基地―农户―担保”的信贷模式，并且需要专门立法来保证支农扶贫政策的实行，最终实现供求双方的双赢战略。

（三）农村金融保险及其他产品创新研究

美国根据州产量、地区性产量、道德风险指数和逆向选择风险指数来制定相应的产量农业保险产品和服务。如国会在1990年的农场法案（Farm Bill）中同意将农业产量保险在试点地区进行推广，并由联邦农业保险公司（Federal Crop InsuranceCorporation）推出相应的保险产品，向种植玉米和大豆的农户推广团体风险产品（Group Risk Plan，GRP）和团体收益风险产品（Group Revenue Insurance Plan，GRIP），为美国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格劳伯，2004）。萨摩亚和米尔帕斯（Saemian M和Mirsepasi N，2016）认为农村保险基金（Agricultural Insurance Fund）对农业发展相当重要，能够有效对抗市场风险以及自然灾害对农产品所造成的损失。

周文（2007）建议，农村扶贫政策性金融机构应在把房产、土地、有价证券等作为抵押品的基础上，放宽抵押资产范围。政府应当根据年度预算来拨付担保资金、建立预防风险损失的保险机制，将农村企业由于经营风险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许丹丹（2013）认为，农业保险种类多样化可以使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保险类机构实现双赢，农民可将农业设备进行抵押，保费可以根据收益的大小收取相应的比例。这样不仅能够减少农业贷款者的成本，还可以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多发放贷款。曹明贵和高琪（2015）认为，多数农村贫困地区金融工具稀缺，只有有限的贷款业务，而国债、外汇、股票、期权等金融产品尚处于空白阶段。因此应当逐步鼓励农产品经营者逐步接触套期保值、期货交易等业务，积极开展涉农业务创新，以丰富农村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四、农村金融扶贫发展路径研究

（一）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麦斯兰和斯特勒默（2008）利用理论从微型贷款机构所有权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种类的所有权是否会对贷款业绩产生影响，发现非政府组织的贷款机构（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和股份制贷款机构（shareholder owned firms）在收益方面并无多大区别，但是非政府组织微型贷款机构的可持续性要更好一些。孙和尹（Sun S L和Im J，2015）认为，小贷机构应当在政府的帮助下，在降低利率的同时尽可能兼顾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经济目标，这需要股东、借款团体尤其是女性借款者、政府、小贷机构管理者以及员工的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为更多的贫困群体提供长久服务的目标。

袁h（2012）认为，要保证金融扶贫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保证农村金融机构扶贫工作的内在需求、独立的决策权以及坚持成本收益原则。许丹丹（2013）认为，农村金融扶贫机构尤其是合作性金融可以与政策性金融机构进行合作，同时向商业银行学习，突破瓶颈、不断提升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合作性金融的优越性，保证与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同步发展，成为农村经济走向繁荣的有力保障。孔哲礼和李兴中（2014）利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研究小额贷款中的利率水平、违约风险等变量与农村金融扶贫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发现如果小额贷款的利率高于合理水平将不利于农村金融机构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二）普惠型发展路径研究

施图德雷厄和泰西（Stuhldreher和Tescher，2005）建议，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应多关注随着工业发展所产生的新兴市场，比如薪金卡市场（payroll card market），随时留意其市场中参与者的活动频率，保证随时可以满足各类消费者的创新需求。赫尔姆斯（Helms，2006）认为，发展普惠金融不仅能够直接增加人们的收入，还能够增加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实践证明当各类金融机构能够有效运作时，人们会自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外国资本也会随之流入，促使资本的运用更富有效率。新型的金融机构最好是非政府型，因为这类机构最大的优点是能够不断创新，并且将创新和商业资源紧密结合，不断扩大针对贫困群体的服务范围。帕特奈克（Mohan Patnaik，2014）认为，构建普惠金融是一个国家实现包容性增长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需要所有参与者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在这个过程中银行起着支柱的作用，例如通过现代银行支付系统可以满足各种汇款需求，还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零售贷款，如个人贷款、汽车贷款、助学金贷款以及房屋贷款等，这大大丰富了银行商业服务的种类。因此发展普惠金融体系对于银行以及弱势群体来说是一个双赢战略，进而作者认为印度银行应当从阶级银行逐渐向大众化银行转变，使社会各阶层都得到益处。

徐荟竹等（2012）基于连片特困区375个贫困县的调研分析，发现政策性银行商业化和政策性业务在贫困地区还未深入布点、支农扶贫职能作用没有完全发挥。贫困地区的政策制定，需要更多地考虑财政扶持和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农业发展银行作为唯一面向农村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该作为金融扶贫机构的支撑，有义务承担为实现扶贫及经济结构调整、缩小贫富差距等战略所需的资金投入。陈申俊（2015）认为，普惠金融信贷可以按照三种模式进行发展：一是民间以及官民合作建立机构的方式，可以依靠国外机构无偿的资金援助作为起始资本；二是由政府参与发起建立的新型金融机构，一般情况下可以采取财政和金融发展相结合的方式，也称为政策性扶贫；三是正规性质的金融机构，如农信社、农村商业银行等，这类机构可以依靠人民银行贷款以及吸收存款作为资金来源进行运作。

五、研究评述与展望

本文通过对农村金融扶贫功能效应、组织体系、产品服务以及发展路径四个方面的文献梳理，发现国内外对农村金融扶贫研究的切入点不同。国外文献大多是从微观实证方面进行讨论，而国内大多基于宏观视角进行文字性的理论论述。由于国内对农村金融扶贫研究较晚，还有很多方面并不完善，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拓展性研究：

一是要重点关注农村金融扶贫微观经济组织研究，对农户、农村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及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国内大多数的研究针对的是农村金融供给方面，多从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以及政策性金融几个方面对农村金融扶贫进行宏观层面的分析。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分析多从微观角度出发，可以使得提出的政策更有针对性及现实意义。

二是要开展对农村金融扶贫效率及可持续性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国外文献大多数从实证角度来讨论农村金融机构资金使用效率以及运行效率，而国内文献多数从宏观角度出发对其进行理论论述。在讨论金融机构效率及可持续性等方面时，理论和实证解释之间缺少紧密的逻辑联系。对此，可以借鉴国外的实证经验，并与国内理论相结合，重新对农村金融扶贫机构的有效性和持续性等方面进行研究。

三是在精准扶贫视角下探讨怎样有效发展本土化的金融机构，以及怎样处理这些机构与其他种类的金融机构的关系。由于我国的农村金融发展情况与国外完全不同，因此在研究此类型问题时必须基于中国特有的农村现实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发展建议，使这些金融机构之间能够建立有效联结，从而达到协调发展的目的。

四是要拓展中国相关农村金融扶贫领域研究。到目前为止，由于实践发展不完善、数据整合难等方面的原因，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金融扶贫方面研究较少。国内学者对农村金融扶贫的研究，无论是在制度建设还是实证研究等方面都存在许多不足。因此，应当结合本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教训，从制度、监管、立法及实证研究等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对农村金融扶贫体系进行拓展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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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农村金融的研究篇2

【关键词】村镇银行，农村金融，可持续发展

为进一步加快新农村建设，加强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2006年12月银监会公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到今年，已，有接近八年的时间。截至2013年末，全国共组建村镇银行1071家，其中开业987家，筹建84家，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村镇银行发展速度相当迅速。而当前不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不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专家学者都对村镇银行的发展及其服务于农村金融的作用等问题，都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

一、国外研究综述

（一）农村金融理论文献综述

国外对农村金融的研究比较早，并且全面而深入，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农村信贷补贴、农村金融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

1、农业信贷补贴论

农业信贷补贴论，也称为农业融资论。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业信贷补贴论一直都是农村金融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传统学说。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农村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资金短缺的问题。由于农业所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大、投资周期长、又缺乏抵押品等特点，而农户绝大多数都是贫困人群，他们收入少、没有储蓄，因此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是不可能贷款给农民以及农业企业的。为此，要促进农业的发展、缓解农村贫困的问题，就只有采取政策性的手段，为农业注入政策性资金，建立非营利性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开展资金分配，增加农业生产投入。

2、农村金融市场论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反思农业信贷补贴论存在的不足，农村金融市场论逐步取代了农业信贷补贴论的位置。与农业信贷补贴论不同的是，农村金融市场论注重的是市场机制。其主要观点为：农民以及贫困阶层具有一定储蓄能力，不需从外部向农村注入政策性资金;正是由于如农业信贷补贴论这种低利政策的实施反而阻碍了人们存款，抑制了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农村金融市场论的主要观点完全依赖市场机制，极力反对政策性金融对市场的扭曲，特别强调利率的市场化，认为利率自由化可以使农村金融机构能够自由调整利率，不用依赖外部的资金来源，也能保证利润目标的实现。

早在80年代之前，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对农业信贷补贴论提出了质疑，如McKinnon（1973）提出专制货币政策阻碍了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Shaw （1973）指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不完全，资本市场受到了严重扭曲，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大大阻碍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只有通过制度安排才能促进资金和维持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的稳定性。农村金融市场理论观点的代表者（Adams，1984）对农业信贷补贴理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贫困农户是有储蓄需求的，只要有储蓄激励机制，大多数贫困的农户愿意选择到金融机构储蓄。

3、不完全竞争市场论

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揭示出市场机制并不是一只“万能“的手，要培育一个有效率的、稳定的金融市场，仍需要一些社会性的、非市场的要素去支持它，如政府的合理干预。构成农村金融不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基础是以200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著名经济学家Stiglitz为代表的对不完全竞争市场和信息不对称问题的研究。Stiglitz（1990）根据其研究结果指出，在小组贷款的方式中，组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银行所面临的道德风险，能大幅度提高贷款回收率。同时他也指出金融市场失败主要是因为存在不完全竞争、投资者缺乏信息等七个主要问题，他认为，由于市场的失败，政府就需要展开合理的干预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有效率。Ghatak（1999，2000）、Tsaael（1999）等也在建立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在采用小组联保的形式下，同一类型的借款者集中在一组能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从而可以有效避免因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逆向选择问题。

国外专家学者对农村金融的研究除了以上三个主要的理论之外，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及供给主体的研究。如WynGrant和AnjeMaeNamara（1996）探讨了英国和爱尔兰两国农业贷款机构的发展及其之后的商业化。同时其研究结果也标明规模大的农户通常能更好地把握借款机会及运用新的金融工具。Han，D.Seibel（2001）指出非正规金融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后由于受到规模、延伸和持续性等因素的限制，发展并不理想，提出非正规金融正规化的观点。（2）对农村金融组织微观运营机制的研究。M .S.Sriram （2002）以印度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减少交易成本的机制主要是通过建立信用来解决信息不充分问题。除此之外还包括对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的研究等。

（二）有关社区银行、村镇银行以及中小型银行的研究

1、中小银行优势、定位及发展策略的相关研究。

Berger & Udell（1995）提出了“小银行优势”假说，其研究发现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更愿意贷款给中小企业，并且像社区银行这类中小银行在获取和处理“软数据”的能力比大银行更强，在向信息不透明的中小企业发放关系型借贷上拥有比较优势。Hauswald和Marquez的研究结果同样也表明，大银行在处理“硬数据”的能力比较强，但是由于远离关系型中小企业借款者，因此其处理地方“软数据”的能力远不如小银行。Mester等人也指出，与大银行相比小银行在处理信息上具有较强的优势。Keeton、Harvey、Willis （2003）根据以往10年的实证研究结果指出，社区银行与大银行相比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并且多数社区银行能独立运作、增长速度较快。

2、中小银行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

Samolyk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地区银行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经营状况良好的地区银行能较好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Simo和Stavins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当地银行为当地家庭和中小企业的主要金融服务机构，并且当地银行的经营状况与当地经济的发展有较强的相关关系。Holland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正是由于地区银行的规模小，他们破产或者倒闭所引起的系统性风险的概率非常小，但是大银行虽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分散风险，但他们的破产倒闭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却可能是致命的。

3、村镇银行的发展模式。

盂加拉国的Grameen bank（GB）模式是世界上公认的最成功的小额贷款运作模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孟加拉国的经济学家Muhammad Yunus研究调查发现正规金融机构不愿意贷款给贫困阶层，而非正规金融的高利贷只会让贫困阶层雪上加霜。1983年Yunus在孟加拉国开办了Grameen bank，Yunus（1999）的研究结果中提出该行的主要贷款对象为贫困阶层，目的是帮助他们脱离贫穷;贷款流程共包括三个环节：贷前、贷中和贷后，贷款的模式为“小组+中心+工作人员”，这种模式充分运用了多次博弈可大大降低信用风险的原理。

二、国内研究综述

在国内，村镇银行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国内学者研究较晚，但自其试点以来，理论界和实践部门都对其展开了较为广泛的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存在的问题、市场定位、可持续发展、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包括风险控制等。

（一）关于村镇银行运营管理中出现的问题研究。

目前专家学者对此问题研究较多。刘津慧，唐青生（2009）指出我国村镇银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村镇银行变相成为当前商业银行在当地的“分支机构”，村镇银行并未按银监会的要求将网点设在贫穷的地方，而更多的设在比较富裕的地区，吸存能力有限等。曹泽辉等（2012）指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开发力不够，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金融市场，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缺乏竞争力，农村金融体系结构也有待完善等。刘姣华（2014）指出当前我国村镇银行存在以下问题：发起行一支独大，民间资本参股动力不足，网点单一、社会公信度低、业务品种少、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支农作用不明显等。李照杰（2014）根据对天津村镇银行的调研情况总结出天津村镇银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市场注入受到限制、目标定位不明确，与其他银行相比缺乏竞争优势。

（二）关于银行可持续发展机制研究。

鲍吉（2009）指出，村镇银行可以通过建立分支机构扩大营业范围和资金来源范围，把触角延伸到农村金融空白区，以建立一个覆盖面更为广泛的村镇银行，真正发挥为“三农”提供服务的作用。傅皓辉（2009）指出我国村镇银行作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促进新农村建设和弥补农村金融空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其在经营的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如资本实力弱、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外部配套环境不健全等障碍。我国村镇银行可以充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如格莱珉银行的“小组模式”、印度ICICI银行拓展农村业务渠道的方式，通过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实现错位经营、多渠道壮大村镇银行的资金实力、引导村镇银行的资金投向、提高其风险防控能力等来实现村镇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李晓健（2011）指出广西村镇银行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有：社会认同度低、支农配套体系不健全、中间业务发展不充分、绩效薪酬机制有待完善;并提出存进广西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导入企业识别系统、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社会认同度、加大对村镇银行的政策支持力度、完善支农配套体系建设、提高业务经营水平、加强信贷风险管理、健全绩效薪酬机制。周才云，张毓卿（2014）指出我国村镇银行在经营过程中遭遇到一些诸如经营风险高、获利能力不足、资金来源少等瓶颈，制约了村镇银行的进一步发展，为保证村镇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周才云等提出应从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和内部监管出发加强金融监管，政府也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同时村镇银行应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和构建区域金融发展圈。

（三）关于村镇银行市场定位的研究。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村镇银行的定位：

1、市场定位偏离初衷。

唐立新（2008）指出当前不少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偏离服务“农村、农民、农业”的初衷。由于针对“三农”的金融业务风险、成本较高从而违背了村镇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因此他们在经营时无疑会选择那些贷款金额大风险相对较小的客户如中小企业。

2、应明确市场定位。

邹力宏，姚滢（2008）采用swot分析法从村镇银行的优、劣势及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四个基本要素出发明确了我国村镇银行的市场定位：主要在欠发达地区为农户和微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但需注意减少政府的干预，同时应加强信用担保制度建设和风险控制。张寰（2009）认为村镇银行创新信贷模式，完善小额信贷的管理机制，致力于为小农户提供服务。田仲菊（2009）指出农村金融机构应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宗旨，可以为农村的高端金融市场――包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大型涉农企业、乡镇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创新担保模式，为其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四）关于村镇银行治理结构的研究。

柴瑞娟（2010）等认为首先村镇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非常灵活，村镇银行可以根据业务的具体情况和决策管理的特点来灵活设置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其次村镇银行的约束有效，由于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通常都是经验丰富、管理模式成熟的商业银行，其自身的约束力本身就较强，公司治理结构合理，故而村镇由银行的内部约束力也较强。陆智强（2012）认为村镇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类型是村镇银行的成本和发展模式两个影响因子的函数，根据其所设立的四类内部治理结构模型，得出结论：并没有适合村镇银行的最优内部治理结构，各个村镇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最适合的内部治理结构。

综上所述，国外有关农村金融、村镇银行、社区银行等理论已被我国理论和实务界接纳吸收，应用在指导我国村镇银行的发展实践中，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国国情不同，我们只能借鉴而不能完全照搬这些理论。目前我国的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我国村镇银行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但更多的是从理论上进行研究，而像国外那样收集翔实的资料数据展开定量的实证研究的却较少。

参考文献：

[1]高晓燕，孙晓靓. 《我国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1，（6）

[2]樊巍.《对民间资本入股村镇银行问题的若干思考》[J] 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 2013，（1）

[3]孟德锋，卢亚娟，方金兵.《金融排斥视角下村镇银行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J] 经济学动态2012，（9）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重庆市村镇银行支持“三农”发展研究》（KJ121705）

国外对农村金融的研究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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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戴相龙. 回顾199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J]. 中国金融， 2010，19： 28-31.

[3] 王松奇. 简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J]. 银行家， 2012，2： 4-5.

[4]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背景：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回顾[OL]. http：///jrzg/2012-01/08/content_2039093.htm

[5] 宗少俊. 风正一帆顺——学习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有感[J]. 农村金融研究， 2007， 2： 25-26.

[6] 郭常民. 如沐春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农村金融改革政策解读[J]. 甘肃金融， 2007， 1：14.

国外对农村金融的研究篇4

关键词： 农村金融；金融地理学；金融发展水平；省际差异

中图分类号：F833/8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015-0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十”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是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距，而探究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乃是基本前提。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一般包含在区域金融差异研究之中。宋宏谋等以农村信用社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1979～2000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1]；伍艳等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供给的区域布局不均衡[2]；黎翠梅分析我国在农村金融相关率方面区域差异明显，且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3]；高新才等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以及政府行为的区域差异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4]。

瑞托斯·劳拉詹南（2001）提出了金融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概念[5]。随着金融地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尝试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中，如田霖（2005）将各种金融地理因素一起纳入实证分析，认为经济、科技、文化、开放、基础设施、劳动力等金融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有显著影响[6]；卢佳、金雪军（2007）实证表明：地理位置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发展均有显著影响[7]。但目前国内从金融地理学角度研究农村金融的文献并不多见。

本文试图将金融地理学理论创新性地运用于我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研究之中。假定各金融地理因素均对农村金融产生影响，且影响程度不同，并运用模糊曲线法考察各金融地理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以期拓宽金融地理学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的应用领域，为国家实施惠农政策、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异提供理论指导。

二、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考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前提是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不多，本文借鉴区域金融研究中指标构建思路[6-8]，进行一定调整和整合，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环境四个方面来构建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1），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量化的各省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我国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是合作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等相互依存，面向“三农”的协同过程[9]。下面选取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农村地区金融数据。为了使数据平稳可靠，取2006～2010年的平均值作为基础数据。

（三）研究方法

1.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是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利用因子得分可以对样本进行分类和综合评价①。

2.模糊曲线法。

金融地理贡献因子和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形式，模糊曲线法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就能识别最有效的输入变量，比较适合解决金融地理因子的贡献程度问题②。

本文综合考虑特征根值大于1、累积贡献率大于85%两个标准来提取因子，由表2可以看出，前五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即前五个因子可以解释原始变量90%左右的方差，已经包含了14个统计指标绝大部分的信息。

由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可知，公因子F1在网点分布密度、金融从业、人均存款、人均贷款的载荷值较大，可代表农村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公因子F2在金融相关率、金融市场化率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结构；公因子F3在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GDP、农村财政支出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环境；公因子F4在贷款增长率、存款增长率载荷值较大，代表金融增长潜力；公因子F5在存贷比、贷款产出率和储蓄动员率有较大载荷值，代表农村金融效率。综合得分F=（43.351F1+15.954F2+14.059F3+10.197F4+7.144F5）/90.706。由此，可以计算出各省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见表3）。（二）因子分析结果

从表3可以看到，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前10名的除了内蒙古和四川以外都是东部沿海的省份，内蒙古由于在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和金融增长潜力方面表现突出，使得它的综合得分较高，排名第三位。四川省在农村金融环境和金融增长潜力排名较好，综合水平超出西部其他省份，排在第十位；河北、福建、海南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现象尤为突出，排在第30位；中部地区的江西、山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低，均排在后10名；西部地区的陕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好，排在18位。可见我国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在各省之间存在差异，且和东中西部行政区域划分不尽相同。

四、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金融地理因素分析

（一）金融地理因子的选取与计算

为了更好地解释各省（区/市）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依据金融地理学理论，引入经济、环境、设施、劳动、文化、科技、开放、聚集金融地理学因子作为解释性指标（见表4）。环境因子包括了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和经济区位。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原料和能量的来源，农业生产尤其依赖阳光、温度、降水等自然条件，故以基础能源资源储量、受灾面积代表自然条件。从地理区位上看，距东部海岸远近是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区位因素，与我国降水量分布规律大致相同，故以年均降水量代表各省农村的地理区位。而所在省份GDP占全国GDP比重能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所在地区经济实力，能代表经济区位。

农村基础设施是指为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设施的总和，它能直接间接作用于农村经济，用发电装机容量、人均拥有机械动力、公路里程数来衡量农村设施因子。劳动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和素质高低也是农村经济发展重要影响因素，用农村就业率、农村金融从业比重、劳动力文化水平来衡量。

文化观念是包括风俗、习惯、禁忌、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和谐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助于增进农村居民间的信任关系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农村互助金融的发展。选取农村文化站数量和农村文教娱乐支出比重来衡量文化因子。

科技进步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选取农村固定投资投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科学研究数量以及各省技术成交量来衡量科技因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使得对外开放水平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影响较大，国内很多学者均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开放对我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有显著影响，选取农村进出口额和农村外商投资总额来衡量开放因子。

另外，借鉴田霖（2005）博士论文中聚集力指标，将人口密度和产业密度作为聚集因子来考察人口聚集程度和产业结构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

（二）各因子的贡献程度

根据模糊曲线原理以及运用Matlab编程计算③，输入各个省份的样本数据，就可以得出每个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见表6）。表中显示：各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均产生正向贡献，依其重要程度依次为科技因子、经济因子、文化因子、设施因子、开放因子、环境因子、劳动因子、聚集因子。

科技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为0.3863，在所有因子中贡献程度最大，说明农村科技水平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因子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因素，其贡献程度为0.2115，排名第二位。文化因子贡献程度达到0.178，排名第三位，说明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村金融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设施因子、开放因子和环境因子的贡献程度比较相近，均在0.16左右，说明这三个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重要程度相近。聚集因子的贡献程度只有0.08，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作用较小，人口密度和产业集中度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影响不大。

五、相关政策建议

缩小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扶贫功能，帮助缩小城乡经济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根据金融地理因素分析结果来看，农村金融发展依靠的是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的协同作用，我们不能忽视各地农村中除经济以外的科技、文化、设施、地理环境、劳动力等影响因素，要依据客观规律和各地自身情况，抓住关键金融发展因子。

1.继续贯彻“科技兴农”方针，深化农村科技体制改革。增加对农村信息、计算机和科研的资金投入，促进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结合，提高农村金融有机构成，从而发挥科技与农村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作用，提高农村金融的发展实力。

2.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培育良好信用环境。增设农村文化站点，丰富农民精神生活，增强农民间情感交流和沟通，增进社会信任，提高守法意识、信用意识，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3.顺应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夯实农村经济基础。政府应抓好农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构建和完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制度框架，夯实农村经济基础。

4.适当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拓宽农民创业融资渠道。政府应积极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融资指导服务；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杠杠效应。

注释：

①本文建立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指标数量较多，且指标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使用因子分析法比较合适。

参考文献：

[1]宋宏谋，陈鸿泉，刘勇.中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程度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02，（8）：111-119.

[2]伍艳，余兼胜.中国农村金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J].农村经济，2009，（1）：63-66.

[3]黎翠梅，伍蔷薇.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比较分析[J].财经论丛，2010，（11）：42-49.

[4]高才新，李阳.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与政策分析[J].现代经济探讨，2008，（3）：45-48.

[5]劳拉詹南.金融地理学金融家的视角[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6]田霖.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差异比较与模糊曲线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5，（6）：8-15.

[7]卢佳，金雪军.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地理环境与经济政策基于金融地理学视角的实证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4）：7-9.

[8]史跃峰，葛红玲，彭博.中国区域金融和谐指标构建及和谐程度评价[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2，（1）：13-17.

国外对农村金融的研究篇5

[关键词]农户借贷行为　农村金融　改革

农民收入状况的改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和难点，农户信贷需求的满足能增加农民收入和减少贫困，因而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关注我国农村金融问题，不仅温总理在报告和谈话中多次提到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发展问题，而且在2004--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以较大的篇幅对农村金融未来改革和创新的思路与方向做了详细的论述。明确提出要扩大农村贷款利率浮动幅度，培育竞争性的农村金融市场，允许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存在和发展。这些提法在建国后还是第一次，可以说是农村金融体制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为了让政策能更加满足基层农户的客观需求，让农村金融增长更加有效地向农户提供金融供给、解决农户的金融约束，准确把握现阶段农户的金融需求特征是重要的前提条件。

一、研究综述

1、国内研究进展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信用社服从于国家的工业偏斜政策，从农村聚集资金用于国家的工业体系和城市建设；改革开放后，随着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广泛实行，农户成为了集消费、生产和经营于一体的社会单位，其对资金的需求急剧增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国家开始对农村金融组织进行调整，逐步增加其对“三农”的贷款，1996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但时至今日的农村金融改革成效并不大(杜鹰，2004)。在既定的体系和制度背景下，局限于农村正式金融形式的改革和调整依然远远难以满足2亿多农户多样化的资金需求(唐仁健、温铁军、曹立群，2004)。农村正式金融组织，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效率低下，农村中存在相当程度的金融抑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户收入的增长(张元宏，2004；成思危，2003)。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何解决农村金融问题，进行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审时度势，顺应民心，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和难点是如何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改善农户生活状况。国际经验表明，农村金融所发挥的作用将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提高农户收入水平、减少农村贫困人口也正是现代农村金融运行和发展的宗旨(Jacob Yaron，McDonald P Benjamin，Gerda L，Piprek，1997；Saeed Qureshi，Uaz NaN，Rashid Famqee，1996；Alexander Satris，1996)。

2、国外研究进展

目前，研究农村金融问题的国外文献比较多，特别是世界银行和国际粮农组织的研究人员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国外文献检索的结果表明，国外学者就农户借贷行为(ShahidurR，Khandker，Rashid R，Famqee，2003)、农村金融市场结构(Jacob Yaron，1992)、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干预与农村金融市场的制度设计(Jacob Yaron，1992)、农村非正式信贷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和影响(Alexander Sarris，1996)、评估农村金融组织的标准及成本效益分析(Murc Gurgand，Glenn Pederson，Jacob Yaron，1994)、农村金融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关系(Saeed Qureshi,IjazNabi,RashidFaruqee，1996；Hulme,D，Mosley,P，(Eds)，1996)、农村金融组织的可持续性(Murc Gurand，Glenn Peder-son，Jacob Yaron，2001)、小额信贷项目对农户福利的影响(Pitt，Khandker，1998；Carter，1988)、正式金融信贷对农户收入的影响(Blnswanger，Khandker，1995)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尽管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但从总体来看，迄今为止，还远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体系。从理论方面来看，不仅研究的深度十分有限，许多理论上的问题还有待于研究和探索，譬如，农户借贷数额与其所经营的土地面积的关系、农户借贷对其福利状况的影响。再从研究方法方面来看，大部分研究，特别是国内研究所采用的大都是描述性的定性分析方法和简单的回归分析方法(1acob Yaron，McDonald PBenjamin，Gerda L_Piprek，2002；Athens，1996)，研究方法过于简便单一，难以准确描述农户信贷行为的基本特征，更难以揭示出相关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和内部规律性。从农村金融研究的具体对象来看，主要针对整个的农村金融，宏观层次的研究较多，少有针对农户借贷特征深入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改进。因此，无论是从理论、方法还是从具体研究层次来看，基于农户借贷需求的农村金融改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二、农户借贷需求特征

1、农户借贷应急而借

农户面对突发事件，如疾病、丧葬等需要借钱，面对集中性消费事件，如盖房、孩子上大学、婚嫁等需要借钱。因急而借多发生于生活消费方面，反映出农户在借贷过程中的被迫性和非主动性。同样由于农业生产抵御自然风险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有限，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家畜、家禽流行病，农户往往也是被迫借贷度过难关。

2、农户借贷心态审慎

具体表现为无事不借、大事小借、欲借忧还等心理特征。调查中发现，越是有借贷经验的农户越是敢借贷，愿意借贷，农村中的借贷户多数都有多年的借贷经历，新增借贷户增加较少。

3、农户借贷舍繁求简

由于向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贷款手续严、要求高、时间性强等因素影响，农户更倾向于向私人借款，尽管私人借款利息高但其仍愿意接受。

4、农户借贷规模扩大

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释放了农户的发展动机，改变了农户的消费习惯，在这种情况下，农户借贷规模逐步上升。根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数据，可以得出农户借贷平均规模呈不断上升趋势，根据李延敏(2010)调研数据得出农户借贷数额5--10万元的意愿较往年增长13％，但总体上5万元以下的小额借贷意愿还是占主导地位。

5、农户借贷用途多样

政府近年来实施的支农惠农政策，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到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直补，再扩大到奶牛良种补贴和能繁母猪补贴，已初步形成了功能互补、综合补贴与专项补贴相结合的农业补贴制度，这些政策弱化了农户在农业投入中对

借贷资金的需求。而非农业生产和经商由于其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农户倾向于借入资金，这类资金需求相对于现有农业生产的小规模特征，表现为单笔借贷额度较大的特征。

三、农村金融改革方向

1、发展农村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来源于英文inclmive financial system，是联合国在宣传2005小额信贷年时率先运用的词汇。其基本含义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并主张要让小额信贷成为一个国家主流金融体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在国内，焦谨璞先生在2006年3月召开的亚洲小额信贷论坛上首次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认为广大农村地区应该享受金融服务。

普惠制金融与一般商业性金融不同，它立足于帮助低收入人群中那些有愿望、有潜力发展的人获得提高收入和摆脱贫困的机会，为我们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满足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提供了新的思路，特别是以・尤努斯创立的GB模式为代表的小额信贷通过创新金融服务、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不但很好地解决了贫困群体的金融需求问题，还获得了机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发展农村普惠制金融有利于在我国农村形成投资多元、种类多样、治理灵活、服务高效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更好地解决农村中低收入者的资金困难问题，帮助他们抓住市场机会，发挥他们参与经济活动的潜力，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生活状况，实现社会和谐和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实践科学发展观。

2、建立完善农村金融体系

(1)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农村金融需求是多样性的，并且还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单靠任何一个农村金融机构都满足不了迅速发展着的农村金融需求，因此必须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当前关键是抓好信用社改革，使之发挥农村金融主渠道作用，同时还要发展农村政策性银行、农村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等。

(2)转换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机制。农村信用社改革中，明确产权关系、理顺管理体制、解决历史包袱等都是必要的，但关键还在转换经营机制上。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广大基层农户，数量大、涉及面广。服务得好不好，贷款能否及时发放和收回，主要要靠信贷员对农户经营状况和信用状况的熟悉和了解，而不是靠上级机构的审贷、抵押担保。因此，要充分发挥信贷员的作用。信贷员作为资金商品的经营者，要千方百计地吸收储蓄，然后寻找有效益的客户，主动提供贷款服务并建立利益联盟关系，帮助农户把贷款用好，产生效益，跟踪服务整个经营过程，及时收回本息。要建立对每一个信贷员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扩大信贷员在贷款对象、规模、期限等方面的自，并根据业绩确定报酬。

国外对农村金融的研究篇6

一、城乡统筹与金融支持问题研究

1、探讨构建适合城乡统筹的金融服务体系的研究。研究者提出要根据城乡统筹的特点重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廖振宙等（2003）对欠发达地区的城乡统筹与金融问题进行了思考。作者对城乡差距非金融因素成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了金融支持不足的表现，并提出金融支持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建议：重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宏观管理体制与微观信用制度的双向设计、加大支农力度，金融政策与财政支农政策的相互协调形成合力等。人民银行南昌中支（2004）对城乡统筹与金融支持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指出，政策偏差和金融抑制导致了城乡差异, 因此必须“金融矫正”，重构城乡统筹发展的金融支持平台，具体措施主要有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再造金融支农体系，完善农村信贷体制、大力改进金融服务，拓宽农村注资渠道、激活农业资本运作等。人民银行龙岩市中支课题组（2005）从龙岩市城乡统筹发展的差距人手，剖析形成城乡发展现状差距的各因素，提出了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思路和新对策：加强宏观调控与政策指导，构建与城乡一体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构建支农贷款风险管理和补偿机制，创新适应区域经济融资要求的金融产品体系和政策扶持体系等。

2、对城乡统筹背景下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研究者都认为城乡资源配置失衡现象严重。张自力等（2009）以广东城乡地区为例，研究了城乡统筹背景下农村金融资源配置问题。他们研究发现，农村的政策性金融存在弱势特征、农村内部金融资源配置不均衡，各地区资金使用效率存在差异，农村金融资源存在逆向配置特征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三个方面：金融二元制度结构下金融资源的区域化配置、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制度下的资源配置差异、城乡金融生态差异。文章认为，要以农村信用社改革为切入点，进行金融资源配置改革的创新性探索，逐步完善广东农村金融体系结构，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窦森（2009）研究发现，我国城乡金融资源配置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金融资金资源城乡配置失衡，金融主体资源城乡配置存在缺位，金融制度资源城乡配置存在歧视，金融政策资源城乡配置存在不公，金融商品资源城乡配置存在差异，金融生态资源城乡配置存在矛盾等。刘锡良等（2009）认为必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探索一条城乡统筹的金融发展之路。作者从如何实现金融业的城乡统筹发展、金融如何促进经济的城乡统筹、如何建立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三个问题着手提出三个研究视角，简要分析城乡统筹中金融发展的思路。

二、城镇化与金融支持问题研究

1、对城镇化与金融发展的数量关系问题的研究。研究的主流结论是城镇化与金融变量显著正相关。郑长德（2007）认为金融中介的发展与城镇化进程间内含着一种互动机制，一方面，金融中介发展可以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可以通过生产要素的不断集聚，使市场规模得以扩大，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促进金融中介的发展。作者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金融化水平存在高度的正相关性。黄勇、谢朝华（2008）采用非结构化的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检验发现，我国银行贷款和城镇化建设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银行贷款对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支持效应，但金融部门对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兴趣在降低。研究认为，为了更好地满足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需求，可以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体制、完善城镇金融服务体系、完善信贷管理体系和规范政府与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等途径，强化金融支持效应。郑枚、傅强（2008）以重庆市为例进行研究，发现金融业的发展是影响我市城镇化率的重要因素。保费收入、存款余额、贷款余额、金融机构的现金收入四个指标的增加都促进了城镇化率的提高。

2、研究金融支持农村城镇化建设的着力方式。胡斌（2002）分析指出政策性金融是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有效手段，提出增强政策性金融对我国城镇建设的支持作用、促进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的措施：明确发展战略、提高规划水平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加大投融资体制改革力度是解决资金短缺、提高融资效率的基础；完善信用结构等。张正斌（2008）对宁夏民族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其主要研究结论是：金融在城镇化中的作用可能更多地是通过收入在起作用，即金融通过支持当地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城镇化的发展，而不是通过使人口向城镇集聚起作用，人口向城镇聚集仅仅是表象或收入变化的结果；在衡量城镇化水平时，以收入作为衡量标准，可能更能说明问题，这会使得我们更加关注城镇化进程中人们收入的增长，而不只是人口与城镇规模的扩张。这与传统意义上以人口作为城镇化率的衡量标准是不同的。

3、研究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抑制现象。伍艳（2005）认为，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抑制现象长期存在，其主要表现为：利率管制、金融市场结构缺乏效率、金融机构结构不完善和资本形成机制不健全。在金融抑制的影响下。我国城镇化率始终滞后于工业化率，城镇集约化程度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较低。为此，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和建立“市场主导型”的资本形成机制。

三、城镇化过程中的劳动力转移、土地流转及其金融问题研究

研究者普遍认为，我国在劳动者转移、土地流动方面存在明显的金融支持不足。罗明忠（2008a）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会受其自身所能支配和拥有的金融资源约束：金融资源的多少影响劳动者转移前的技能培训、对劳动者工作搜寻的过程有直接影响、影响劳动者转移过程中的家属安置及其转移方式，因此必须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金融支持。李扬、殷剑峰（2005）认为为了防止效率低下的金融部门阻碍劳动力的转移，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引入纯粹金融意义的国际直接投资也就成为了必然。陈刚、尹希果（2008）以各省1996-200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控制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它因素后，中国金融中介增长显著地制约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周启清（2010）认为农村土地流转不仅需要农村金融总量的扩张，而且对金融产品的种类、期限和服务方式也提出新的要求。作者以河南省农村改革发展综合试验区信阳市为例，分析现有农村土地流转中金融支持不足问题。王越子、杨雪（2010）以成都为例分析抵押担保与土地流转问题，发现成都土地经营权流转引入担保机制后激励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四、对国外金融支持农村城镇化情况的研究

陆岷峰、马艳（2009）分析了国外城镇化进程中加强金融支持作用的有关经验及特点。国外经验主要有：在法国，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有：市镇税收、经营开发与分摊税、城乡规划税和开发税、国家拨款、银行贷款、企业投资、发行机构投资、发行长期债券以及保险公司、老年保险等基金投资，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利用了一切可能的途径。日本政府主要用两种方式以自身投资引导民间资本投向：一种是“筑巢引凤式”，即用小量投资为民间资本创造投资条件，吸引民问投资；另一种是“联合投资式”，即将民间的资本和经营能力引入政府的投资事业，由中央政府、地方公共团体和民间企业共同投资建设基础设施。韩国通过设立国民投资基金，有效地把民间资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吸引民间资本的政策法规。国会通过了《基础设施吸引民间资本促进法》，后来又出台了《扩充基础设施对策》，财政向银行贴息。韩国的中央银行负责向国外统借外债，通过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转贷给企业。这些银行将国外借款与国内吸收的存款根据国家确定的产业政策，按低利率(7％～8％)贷给基础设施企业。从以上国外城镇化过程中资金筹集的各种方式，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国外城镇化建设的成功，关键在于有效地运用了各种金融支持手段，而且充分实现了金融支持中资金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及投资方式多样化，从而保证了资金的有效供应。

总的来看，这些文献对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的作用有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但对城镇化水平与金融的关系研究过于笼统和宽泛，缺乏对金融资本的细分和各类金融资本对农村城镇化中的主体――城镇居民――的影响的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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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伍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抑制问题研究.理论与改革,2005,8:100-103

[7]郑长德. 中国的金融中介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 2007,3:12-18

[8]张正斌.宁夏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 2008, 6:85-87

[9]黄勇,谢朝华. 城镇化建设中的金融支持效应分析.理论探索,2008,3:91-93

[10]罗明忠. 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金融约束及其突破.南方金融,2008,3:46-48

[11]陈刚,尹希果.中国金融中介增长与农业劳动力转移.上海金融,2008,7:10-16

[12]陆岷峰,马艳. 以金融支持推进中国城镇化进程的新思考.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9, 1: 98-102

[13]刘锡良,齐秩平.城乡统筹建设中金融发展的三个视角.金融发展研究,2009,3：3-6

[14]窦森. 城乡统筹发展中金融资源的配置问题. 中州学刊,2009,1:56-58

[15]张自力等.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问题研究.农村金融研究，2009,12:62-68

[16]周启清.农村土地流转中金融支持问题的个案研究.经济纵横,2010,2:55-57

国外对农村金融的研究篇7

关键词：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城镇化；重庆市

一、绪论

（一）问题背景与意义

城镇化建设是当下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的发展背景，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一直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和消费水平的约束，农村地区存在诸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产业发展不均衡，经济规模较小等问题，给当下的城镇化进程造成了诸多障碍。

农村金融资源配置中农村金融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效地支持农村金融是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关键之所在。但是，由于政策配套等原因，中国的农村金融恰恰是发展最为缓慢的行业，基础金融设施尚未得到全面的推广和普及，难以起到准确配置农村市场资源，促进产业发展的作用。本文以重庆市为研究对象，探究该地城镇化进程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选取重庆市作为研究对象的原因在于：重庆市成为直辖市之后，随着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重庆市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然而，现阶段重庆市农村地区仍然面临着的基本金融需求无法满足，金融机构臃肿缺乏竞争，民间借贷盛行且缺乏监管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从统计学角度探究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以及城镇化建设对于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有现实意义的。

（二）研究现状与不足

在我国，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状况和效率都是热点研究问题。张杰（2003）认为政府为农民提供的低息贷款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效果并不显著。林毅夫（2003）认为国有金融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撤出农村以及农村信用社大规模集中撤并使得农村金融效率显著下降。姚耀军（2004）认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在其中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产生影响，但农村经济并未影响农村金融。陶月英（2009）认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面向农村、农户和村镇企业展开业务，抵押品较少且缺乏有效担保，金融机构面临较大的坏账风险。

实证方面，钱克明（2003）运用单方程模型，确立了各类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姚耀军（2004）运用固定效应估计法和随机效应估计法，表明我国农业信贷配置机制效率不足，应作进一步调整。温涛（2005）对农业贷款和财政投入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同样证明农村资源配置低效问题。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当前研究往往将城镇化率作为金融资源配置的产出变量，将城镇化想当然地作为金融业发展的结果，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城镇化建设需要资金支持，刺激了农村地区对金融资源的需求，进而推动了当地农村金融业的发展；同时，农村金融业的发展将当地经济推上更高的发展水平。将城镇化率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结果，导致的后果是无法探讨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对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变化，更无法探讨城镇化建设对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途径。

相比较于以往研究将城镇化率作为农村金融业发展的结果，本文在计算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时，将城镇化率作为一个外生变量，通过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1997年至2011年间重庆市农村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全面的分析，探讨其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由于农村金融资源的利用目的在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主要采用评价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对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评价。

本文对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评价使用的模型是：

其中Tj为第j年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的综合投入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δi为第i个投入指标的权重，而Tij为第i年第j个投入指标的取值，j为研究年份，取值从1997到2011。

Cj为第j年农村金融资源的综合投入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λi为第i个产出指标的权重，而Cij为第i年第j个产出变量的取值，j为研究年份，取值从1997到2011。表1所列是本研究中计算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采用的全部指标。

表2-1 计算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采用的指标

农村地区固定资产投入表示农村地区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的经济活动的投入，农村地区存贷款之和表示农村地区存款与贷款之和，财政对农林水事务支出表示财政对农林水事务支出，农民人均纯收入指农村住户当年从各个来源得到的总收入相应地扣除所发生的费用后的收入总和，人均农业GDP即平均到每位户籍人口的农业生产总值，计算公式为农业生产总值除以户籍人口总数，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指的是农村居民家庭中食品支出总额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根据我们的定义，Ej越大，说明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越高，Ej越小，说明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越低。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一）数据来源

本阶段中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00年-2013年《重庆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

（二）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

由于各指标的量纲不同，所以在实际的实证分析过程中需要对表2中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中数据的标准化公式为：

其中，Xij为第j年第i个指标的取值， 。 ，为了明显地反映变量之间的等级差异，这里取

由于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具有望小特性，所以为了避免在计算产出综合指标时出现负值，将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作出调整，调整后的指标如下：

调整后的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100-原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四、实证分析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投入产出指标权重的确定，可以避免因为专家的主观经验判断而导致的随意性。本研究针对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计算特征值、特征向量和方差贡献率等， 最终确定各指标权重。

（一）运用主成分法权重确定与效率指标计算

1.投入指标权重的计算

运用标准化后的数据可以计算得到资源投入指标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结果如图1所示：

表4-1 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投入指标主成分分析

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97.414%，因此只选用第一主成分进行后续分析。投入指标的成分矩阵如表2所示：

表4-2 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投入指标的成分矩阵

进一步计算得到各投入指标的权重：

表4-3 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投入指标的权重

2.产出指标权重的计算

类似投入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 我们可以计算产出指标的权重， 如表4所示：

表4-4 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产出指标的权重

3.各年份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计算

运用农村金融资源投入模型、产出模型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投入产出模型可以分别计算各地区的投入综合指标Ti，产出综合指标Ci，投入产出比Ei。也即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

表4-5 重庆市历年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指标

图4-1 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指标变动图

根据上面的图表可以发现，随着经济的发展，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却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城镇化率在30%到40%时，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在之后城镇化率持续上升的阶段中，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在逐步降低。为什么伴随着重庆市城镇化程度的提高，其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出现大幅下降，我们需要研究城镇化的代表性指标对于其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的影响。

（二）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城镇化率关系回归分析

在重庆市城镇化进行被迅速推进的十几年间，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却逐年降低，我们可以通过城市化指标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回归分析对其中的原因做一些探究。

1. 确定描述城市城镇化程度的自变量指标

根据周晓强（2011）的研究，本文将从经济发展、设施环境、居民生活、社会进步四个方面寻找描述城镇化的指标。考虑到本研究是对城镇化与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探索，而并非对城镇化指标体系进行讨论，所以只将上述四个方面中最为关键的指标纳入模型。本模型将纳入的用于刻画重庆市城镇化程度的指标包括：人均GDP、城镇就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人均拥有道路面积、绿化覆盖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和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病床（张）数。由于重庆市1997年重庆市学龄儿童入学率即达到99.6%，因此不再将该指标纳入到模型中。指标构造如表7：

表4-6 重庆市回归建模选的取自变量

2. 建模结果与分析

以重庆市1997年至2011年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为因变量，以期间各年人均GDP、城镇就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人均拥有道路面积、绿化覆盖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和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病床（张）数自变量进行先行回归建模，剔除掉P值大于0.1的自变量，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如表7、表8所示：

可见，对于农村金融效率起到显著性影响的指标有：人均拥有道路面积、绿化覆盖率、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病床（张）数、城镇就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人均GDP。

虽然重庆市农村金融机构逐年增多，固定资产投资和存贷款总和也逐年增加，但是重庆市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远低于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说明农村金融资源存在错配的问题。

可以看到：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每万人拥有医院和卫生院病床（张）数对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着最显著负效应，说明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很有可能是受到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乡镇企业的缴税直接影响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因此，农村金融机构实际上是把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资源用于支持乡镇企业，进而促进了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这对建模结果有良好的解释。

根据回归建模的结果，城镇就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也是影响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指标，说明农村金融资源流失导致了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农村金融交易成本高企，导致投入农村的金融体系的资金利润率远低于平均利润率。农村金融资源的主要流向就是城市，城市中的企业通过信贷资金发展，吸引劳动力，引起了城镇就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这就是城镇就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这一指标对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显著性影响的原因。

此外，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人均GDP对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效率有显著的正效应。无论农村金融资源最终应用在何处，农村金融资源配置都会改善农村家庭的支出状况以及人均收入，因为在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有农村劳动力进入到城市中谋生，城市经济的繁荣也提升了这部分人群的收入，改善了他们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生活习惯。

农村金融对农业产业化意义重大。找出农业支撑产业和主导产品，实现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面临的问题是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农产品加工水平偏低、增加值偏小。“贷款难”成为制约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瓶颈。

同样，实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都需要农村金融资源的资金支持。但是在农村金融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以及城镇化的比例并不合理，因此导致了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逐年降低的情况。

五、主要结论

第一， 随着城镇化程度的提高，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均存在下降的趋势。

第二， 城镇化建设中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医院、道路建设，会导致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主要是因为基础设施建占用了农村金融资源。

第三，重庆市农村金融资源外流，改善了城镇就业，提高了农民生活水平；资金流向说明导致人均农业GDP数值徘徊不前甚至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农村金融资源外流。

六、政策建议

从政策层面入手，支持农村地区新型金融机构的建设和发展、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机构相互竞争程度、拓宽金融产品市场等都是有用的手段。农村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需求有其特殊性，政府和金融机构应针对农村地区经济特点拓展新的金融服务领域。此外，加强对于政策性银行的支持也很有必要。农村地区信贷风险较高，现有政策使得村镇银行和小额信贷公司难以大量提供贷款，政策性银行便能够解决资金需求问题。

促进小额信贷公司发展也能有效缓解信贷缺口。小额信贷公司在农村地区从事的业务是正规金融机构不愿从事的，这主要是由于农村信贷风险较大且抵押物少，且农村地区信贷额度普遍较小，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并非好的贷款目标。而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等机构只接受存款而不发放贷款，使得农村地区贷款难度一直以来居高不下。小额信贷弥补了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缺失，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应该进一步拓展小额信贷业务的经营范围，可以适当给予补贴等政策优惠。■

参考文献

[1] 张杰. 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结构、变迁与政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李季刚，陈彤. 新疆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证分析[J]. 新疆农业科学.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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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林毅夫， 孙希芳， 姜 烨. 经济发展中的最优金融结构理论初探[J].经济研究. 2009（8）.

作者简介：

国外对农村金融的研究篇8

关键词：农村金融深化；农村居民消费；长期均衡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2-0062-05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换，发展重心由出口导向逐步转向扩大内需，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更是使得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内需增长。居民消费增长是扩大内需的核心，农村居民也不例外，其在总人口中占据了近55％，对消费扩大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国家为此出台了一些针对农村的消费政策，如“家电下乡”等。但中国农村居民消费不足现象依然很严重，农村居民消费提升的空间很大，其能否持续增长对我国内需型经济结构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如何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现有文献分别从财政、收入等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但现在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金融抑制。在造成农村发展资金不足的同时还有大量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外流，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进而影响农民消费增长。因此，本文将从农村金融深化的角度研究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问题，论证农村金融深化能否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二者长期、短期关系如何。

二、相关文献回顾

早期的四大消费理论(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都是建立在自由借贷的前提之下，即不存在流动性约束。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部分研究者放松了自由借贷假说，开始研究流动性约束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存在流动性约束时，消费者对收入预期变动会产生过度敏感性，从而使得消费减少。㈣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进一步研究金融市场深化与消费之间的关系，Bayoumi(1993)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证明了金融深化能够促进消费增长。Levchenko(2005)认为金融市场的深化能够更好的进行风险分散，从而达到了平滑消费的作用。

国内对居民消费的研究也开始涉及金融深化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这类文献主要集中在信贷约束以及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论是信贷约束影响居民消费，降低居民消费倾向，并且相比城镇居民，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但这类文献并不是完全从金融深化的角度来看其对消费的影响。也有部分学者基于金融深化的角度来研究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孙家良(2003)从金融抑制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居民消费倾向较低的原因。叶耀明、王胜(2007)通过全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金融市场化通过各种渠道降低了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释放了消费需求，并且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中国存在城乡“二元金融”体系，农民受信贷约束比城镇居民更加严重，当前农村几乎没有消费信贷。但目前对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较少，现有的文献多是研究农村民间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如朱信凯、刘刚(2007)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非正规金融缓解了农户消费的信贷约束，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文晖(2008)通过研究民间金融对农村消费的效用分析，认为民间金融提高了农民消费的积极性，改善了农民的消费结构。㈣只有文启湘、刘卫锋(2005)等少数学者认为农村金融深化能促进农民增收、缓解信贷约束，从而扩大其消费需求。但这些研究并未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有必要对农村金融深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三、金融深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渠道分析

基于现有的消费理论，居民消费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收入，这其中包含绝对收入、相对收入以及收入差距等。二是时间因素，主要基于消费的跨期替代方面的考虑，包括消费的平滑性、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等方面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从这两个方面分析金融深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1　金融深化对居民收入的影响。现有理论研究成果表明，在长期中，金融深化促进居民收入增长，进而使得居民消费支出增大。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则会使得居民不确定性的感觉降低，消费平稳性增强。对当前农村居民来讲，金融抑制是影响农民进行生产性投资、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收入增长缓慢进一步制约了农村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随着农村金融不断深化，农村资金供给增加，资源得到进一步合理分配，农民收入也会随之增长，最终促使农村居民消费上升。

2　金融深化使得居民能在更长时期内合理配置消费，从而增加消费的平滑性，减少波动，有利于促进消费增长。金融深化将增加居民的信贷可得性，使得当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程度降低，减少居民收入中用干预防性储蓄的部分，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此外，金融深化还使得居民一方面可以利用金融市场进行资产的保值增值，进而降低经济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金融深化使得各种相关的保险体系更加完善，进一步降低居民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因此，从金融深化对消费平滑性、流动性约束等方面的影响可以看出，金融深化使得居民“更敢”花钱了。对农村居民而言，这几个方面对其制约尤为严重，农村居民消费的集中性十分突出，加上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设到位，农村居民必须进行大量的预防性储蓄，以防出现各种突发事件时无法应对。随着农村金融不断深化，农村居民将逐渐使其消费平滑化，消费的过度敏感性程度慢慢降低，消费逐步走向成熟。

当然，金融深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远不止这两个方面，此外还有利率性因素、结构性因素等，这些因素一般都能归结到上述两个方面之中。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在长期内农村金融深化将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二者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

四、指标选择、数据来源与实证方法

(一)指标选择

1　农村居民消费指标(XF)。本文使用农户消费增长率这一相对指标来衡量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增长率的变化比绝对数的变化更能体现出农村居民消费的动态变化。

2　农村金融深化指标。农村金融深化由农村金融规模(FD)和农村金融效率(FE)两个指标来描述。金融规模采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具体到农村，即为农村贷款与农村GDP的比值。在农村金融效率指标(FE)上采用王志强，孙刚(2003)的做法，用农村存款与农村贷款之比来衡量农村金融效率，该比值能够衡量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

为贷款的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反映当前农村资金外流的现状。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78～2007年，但由于农户消费用增长率来表示，本年度的数据依赖于上一年的数据，因此本文最终用于实证的数据从1979年开始，共计28个年度数据。农户消费增长率的数据根据2008年中国《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公布的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数据计算取得。农村GDP的数据由农村在历年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乘以当年全国GDP取得。比重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年《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全国GDP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村贷款为乡镇企业贷款与农业贷款之和，农村存款为农户储蓄和农业存款之和，分别根据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加工整理取得。最终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计算出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两个指标。

(三)实证方法

本文采用协整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当检测出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并观测变量对外生冲击的反应。本文的所有计量分析在Eviews6.0上完成。

五、实证分析过程

(一)变量的单位根检验

由于研究将涉及到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VEC)，所以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要确定所有的变量是否都是单位根过程，以防出现虚假回归现象。本文采用标准的ADF检验来判断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原变量在一阶差分后都变得平稳，由此可以认为各变量都是单位根过程。由于是小样本时间序列，为了进一步保证结论的准确性，本文同时利用PP检验法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与ADF法一致，此处略去。

(二)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

虽然原变量都是非平稳的一阶单整序列，但这些变量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以反映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即协整关系。本文采用Johanson协整检验方法来检验这种关系是否存在。

协整关系检验根据Johansen多变量极大似然估计法，从不存在协整关系的零假设(r=o)开始，如果得到的统计量不显著，则接受原假设，说明不存在协整关系。反之则接受备择假设(r≥1)，认为此时最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依次进行下去，直至出现不显著的统计量为止，此时接受原假设。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r=0时迹统计量大于临界值，应该拒绝原假设，接受r≥1，表明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接着进行检验，当r≤1时迹统计量小于临界值，接受原假设，表明最多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三个变量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其标准化协整系数的表达式为：

XF=-0.0867+0.6749FD-0.2315FE

这表明，农村金融规模(FD)每增加1，农村消费增长率(XF)将增加0.6502；农村金融效率(FE)每增加1，农村消费增长率将减少0.2315。农村金融效率是农村储蓄与农村贷款之比，储蓄的增加意味着消费的减少，这与经济理论是一致的。因此，从整体上来讲，农村金融深化在长期内将促进农村消费增长。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以上协整检验的结果，几个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这为我们进一步检验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基础。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是农户消费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但反之不成立。这进一步加强了协整检验的结论，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户消费增长率存在影响。

(四)短期动态关系考察――误差修正模型(vrcl

在上面的分析中，本文已经得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的短期调整过程如何我们并不知道。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根据Granger定理(1987)，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误差修正模型则能对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进行描述，结果如表4所示。

从本文研究的重点来看，我们主要关注方程1，看农户消费增长率在短期内如何变动。从表4中可以看出，方程1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618，小于零，同时在统计上显著。表明误差修正项对农户消费增长率的变动有向下修正的作用，使增长率变缓。其余解释变量中，农户消费增长率自身滞后两期的数值对本期都有一定正向影响，分别为0.364，0.452。农村金融规模的变化对农户消费增长率的影响在第一期为-0.956，第二期为1.704，第二期影响远大于第一期，并且起正向作用，这表明农村金融规模扩大的影响具有时滞效应。而农村金融效率的变化则与农村金融规模变化对农户消费增长率的影响相反，在第一期为正值(0.201)，在第二期则变为负值(-0.401)，且影响程度不及农村金融规模大。

(五)广义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的是在误差修正模型的扰动项上加上一个单位标准差大小的信息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我们可以描述系统对单位冲击的反应，并可以对变量间影响程度大小进行比较。

图1是基于VEC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纵轴代表变量响应程度，横轴表示追踪阶数。在本文中我们设定为10期。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户消费增长率(XF)对自身信息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脉冲响应在第一期就达到最大值(约为0.51)，以后逐期递减，衰减至负值。农户消费增长率(XF)对农村金融规模(FD)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脉冲响应在第一期、第二期几乎没有影响，然后第三期直接上升至最大值(约为0.17)，以后逐期递减。农户消费增长率(XF)对农村金融效率(FE)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脉冲响应在第二期达到最大值(约为0.18)，从第三期开始递减，到第六期基本衰减至零，随后又缓慢上升。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农户消费增长率对自身冲击反应较大，也较快。而另外两个变量对其影响具有滞后效应，并且影响较长。

(六)方差分解

为了进一步说明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户消费增长率的影响程度，同时比较变量间的相对重要性，本文对上述模型进行方差分解。即对脉冲响应函数中的各个冲击项，以及对一个解释变量回归所得到的说明系数进行正交化分解，以测算出各个冲击项自身对被解释变量的贡献度。表5是对农户消费增长率(XF)预测方差的分解，分别代表了三个变量对XF各期预测方差的贡献度。

从表5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看出，农户消费变动率自身的贡献率在短期内最大，每期都在80％以上，但各期在逐渐递减。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在第一期贡献率为零，以后逐期递增。从总体来说，农村金融规模和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户消费变动率的预测方差贡献率不大。

六、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的研究结论为：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与农户消费增长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农村金融规模对农户消费增长率的长期贡献近70％，这表明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有长期的带动作用。而农村金融规模、农村金融效率对农户消费增长率在短期内影响不大，这表明农村金融深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影响有一定的时滞。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文认为我国未来应进一步加快农村金融深化力度，通过农村金融深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平滑收入波动，带动农村居民消费增长。根据国家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决定，国家将进一步扩大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同时放宽农村金融市场准入，允许多种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构建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