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投资范文

国外投资范文第1篇

三位学者对外国直接投资与加工贸易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证实了两者之间的确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研究中没有深人考察不同行业内加工贸易和FDI的关系。潘悦和杨镭(2002)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不同行业的贸易和外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发现两者的关系在不同行业中存在一些差异，本文忽视了对一般均衡状态的研究。李享(2008)实证探究出：FDI对我国产品内贸易有着重要影响，尤其体现在加工贸易份额和贸易结构优化方面。与此同时，他发现外资企业逐渐增加加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出口，这将大大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技术创新。孟祺(2009)研究了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与母国进出口的关系，日本主要投资于工序复杂的制造业，带动了中间产品对中国的大量出口，而美国主要投资于金融等服务行业。

本文得出：投资结构的不同导致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的差异。戴翔(2010)以中国为例，实证分析FDI在产品内分工和贸易中的作用，运用相关数据，实证分析了外国直接投资对产品内贸易的影响。得出结论：FDI对产品内贸易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对总贸易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刘杨(2010)在硕士学位论文中，进一步扩展了小岛清模型，并结合产品价值链理论进行研究。他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对加工贸易份额的增长以及产品结构的优化起到促进效应。外国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资本积累相应的不断增加，进而将改变加工贸易方式，继而加工贸易份额也将不断增长。另外，外国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技术先进性及技术扩散等方面也将影响加工贸易的商品结构。现有研究不仅仅定性地指出FDI与产品内分工和贸易的关系，很多学者开始从某个特定领域和层面进行实证分析。但研究中，大多数是基于宏观角度来探究产品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的相关关系。若想探索跨国公司的FDI具体在哪些特定的产业产品内分工及其贸易发展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促进效应，就不得不聚焦在微观层面上的数据来做相关的理论以及实证分析。

二、实证分析

1数据及来源主要数据有：2002年、2005年、2007年投入产出表；2002年、2005年、2007年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2001年至2011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流量及中美工业贸易量(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联合国数据库)。

2采用Hummels等人估算垂直专门化(VS)比率的方法本文搜集了中国2002年、2005年以及2007年投入—产出表，结合联合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数据，对中国2001～2011年11年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中的垂直专门化程度(VS)作分年度的计算。

3计量模型以计算出的产品内贸易程度(VS)为因变量，以2001～2011年间，各年度美国对华直接投资(FDI)变量构造模型。模型的基本形式为，其中Y表示产品内贸易程度(VS)，X表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流量。

4计量结果分析采用上述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得到回归方程：。在回归方程中，R2=0.571057，说明VS值的变异的57%可由美国FDI来解释。经计算相关系数为0.755683，接近于1，相关性很大，同时弹性系数为正，说明美国对华FDI与出口环节的中美产品内贸易水平呈正相关，美国对华FDI对中美产品内贸易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确与产品内贸易程度存在密切联系,FDI将进一步推进产品内贸易的发展，对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具有促进效应。中国如要继续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就必须积极努力地参与产品内分工。产品内国际分工还将进一步发展，中国应该着力于进一步有效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并积极优化制度建设以此吸引美国的投资。同时，中国应该加强技术的培养、不断深化创新，争取生产高端的产品价值链。只有这样，才能优化中国在国际上的分工地位，才能获得更有利的贸易利益。

国外投资范文第2篇

马来西亚的基础设施比较完善，政府向来重视对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通信网络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马来西亚现有的基础设施能较好地为各类投资者服务，同时政府未来的基础建设计划也为外国投资基础建设和开展工程承包提供了契机。陆路运输方面，公路总长13．7万公里，主要城市中心、港口和重要工业都有高速公路连接沟通；铁路贯穿半岛南北，具备运送多钟货物能力。空运方面，马来西亚有8个国际机场和若干国内航线，是东南亚重要空中枢纽之一，2011年空运旅客6310万人次，货物97．8万吨。水路运输方面，有7个主要国际港口，马来西亚95％的贸易通过海运完成。通信方面，固定电话、移动电话、互联网、邮政局均得到普及。

2当前中马经贸状况和国家发展规划

2．1产业政策

2011年，马来西亚GDP总额为5883亿马币，全年批准的制造业直接投资561亿马币，出口总额为6945亿马币。工业和服务业是马来西亚重要支柱产业。马来西亚农业以经济作物为主，主要有油棕、橡胶、可可、椰子、胡椒等。原棕油产量1891万吨，储量107万吨；天然橡胶产量99．6万吨，进口66．7万吨，出口94．6万吨。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发展主要动力之—，主要有电子、石油、机械、钢铁、化工、汽车制造。服务业是其最大产业部门，其中旅游业重要性突出。采矿业以开采石油、天然气为主。2011年日产原油57万桶，出口额达319．8亿马币；全年液化天然气，产量2．6亿吨，出口2．5亿吨，是世界第三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2011年建筑业产值为189亿马币，占GDP的3．2％。

2．2当前中马双边经贸合作

截至2011年7月底，马来西亚对华实际投入资金58．6亿元。其中2011年1－7月新增实际投资2．1亿美元。马来西亚对中国投资区域由沿海地区逐渐延伸内地，投资行业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基础设施、供水、商业、酒店、电站、金融、房地产等领域。2000年以来，中国与马来西亚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达30％以上。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双边贸易额仍达519．6亿美元，仅下滑3％，其中，中国出口196．3亿美元，进口323．3亿美元。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中马双边贸易强劲恢复，双边贸易额达742．2亿美元，其中中国出口238．1亿美元，进口504．1亿美元。据中国海关统计，2011年中马双边贸易额为900．3亿美元，同比增长21．3％。其中，中国自马来西亚进口621．4亿美元，同比增长23．2％；中国出口278．9亿美元，同比增长17．2％；中国逆差342．5亿美元，同比增长28．8％。中国超过新加坡上升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同时继续保持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贸易伙伴。

2．3国家发展规划

（1）“五大经济走廊”计划。近年来，马来西亚政府鼓励外资政策力度逐步加大，为平衡区域发展，陆续推出五大经济发展走廊，基本涵盖了西马半岛大部分区域以及东马的两个洲。在伊斯干达开发区，鼓励投资服务业，主要有旅游服务、医疗保健服务、物流运输服务、创意产业服务、金融咨询服务等；北部经济走廊鼓励发展农业、制造业、旅游及保险、教育及人力资本、社会发展等领域；在东海岸经济区，鼓励投资旅游业、油气及石化产业、制造业、农业、教育；鼓励在沙巴发展走廊投资旅游业、物流业、农业和制造业；沙捞越再生能源走廊鼓励投资油气产品、铝业、玻璃、旅游业、棕油、木材、畜牧业、水产养殖、船舶工程和钢铁产业。（2）“大吉隆坡”计划。马来西亚“大吉隆坡”计划全线启动。大吉隆坡地区经济转型计划中提出的国家关键经济领域之—，位于吉隆坡－巴生河谷流域，涵盖了吉隆坡附近10个城市，计划从基础设施、人民收入和居住环境三方面着手，将吉隆坡打造成为世界前二十大适合居住的国际大都市之—。马来西亚鼓励外国投资政策的主要有特区鼓励创意、教育服务、金融咨询、保健、物流和旅游这6个领域，特区首个中心点主要发展休闲、住宅、金融和高端工业园等。

3中国企业介入马来西亚市场面临机遇与挑战

3．1抓住机遇

（1）市场机遇。马来西亚政府于2011年开始执行第十个五年计划，并陆续推出五个经济发展走廊。国家财政预算拨出大量款项发展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和民生工程，改善投资环境，缩小地区差距，全面提升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企业应该抓住马来西亚新一轮基础建设的机遇，积极开拓马来西亚市场，借助马来西亚天然的地理区位优势和中东国家的宗教联系，谋划进入东盟国家和中东国家市场的长远战略。（2）产业园区建设。中马钦州产业园与马中关丹产业园区的“两国双园”模式的形成，是全球经贸合作的重大创新。中马双方将在加快推进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双赢。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将全力加快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建设。一是加快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建设，进一步明确产业园的产业定位，初步规划。二是合作推动马中关丹产业园区建设，搭建园区建设管理机构。以“政府引导、企业为主、市场运作”为原则，重点规划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食品加工、材料及新材料、生物技术和现代服务业等6个产业园区。三是促进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在产业链协作、资源开发、市场开拓、港口互通、海关特殊监管等方面加强合作。（3）经济结构互补性为开拓马来西亚市场的直接驱动力。我国与东盟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贸易商品等方面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为我国企业开拓东盟市场形成了直接的驱动力。具体而言，我国纺织品、服装、鞋、食品、谷物、建筑材料、机电、化工产品等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而马来西亚在棕榈油、橡胶、天然气、石油等资源性产品上具有较大的优势。因此，双方合作的空间与潜力非常大。（4）投资环境的优化。马来西亚鼓励外商投资，当地的华人基础以及丰富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投资环境基础较好。新加坡大华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联合设立的总额达21250万新元的中国－东盟投资基金，用于扶持进行双边投资的中小企业。此外，东盟国家正与部分发达国家进行FTA的谈判。通过在当地投资，发挥地缘优势，突破发达国家对我国实施的贸易保护壁垒，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商品出口。（5）推动中国与马来西亚及东盟各国的关系。广西企业加大对马来西亚的投资可以越过国家之间的隔阂，使资源在国家之间有效配置，使东道国与母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下一步要以强化重点领域的经贸合作为切入点，推动与马来西亚经贸关系继续朝着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方向迈进，通过实现互利共赢将广西与马来西亚的友好关系推向深入，为政治和经济安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广西乃至中国和东盟国家友好往来进一步发展。

3．2面临风险

（1）法律问题。马来西亚在独立前，曾经是英国殖民地，因此其法律体系受英国影响很深。中国企业到马来西亚投资要注意法律环境问题，严格遵守马来西亚各项法律规定，密切关注当地法律变动情况，处理所有与法律相关的事务，涉及投资经营重大问题和合约谈判及签署，事先应听取专业律师意见。（2）税赋成本及壁垒问题。马来西亚的税收体系比较复杂，缴纳税务专业要求高。中国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当地税收政策，充分核算税负成本，尽量选择在能够获得所得税减免的领域或地区投资。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中国和马来西亚之间90％以上的产品实现零关税，但马来西亚在非关税的软性条款和技术性壁垒同辉会给中国企业造成障碍，中方须时刻注意马来西亚出于贸易保护主义而设置的“隐性壁垒”。（3）经营方式选择问题。马来西亚推行一些大型政府私营化工程，这类项目往往需要政府提供担保，向银行、金融公司或外国机构借款，因此中国企业如果想参与，必须选择有实力、讲信誉的当地公司作为项目合作伙伴，利用其关系和背景，共同实施项目。马来西亚外来劳务数量庞大，成本比较便宜，中国工人竞争优势不明显。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开展承包工程业务时，施工人员应因地制宜，雇佣外劳，并在部分现场管理岗位聘用当地人员，实行本地化经营。（4）劳务合作、优势削减问题。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马来西亚未对中国开放普通劳务市场，导致中国工人派出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不得不使用相当数量的当地工人和已在马来西亚工作的其他国家外劳，工作效率受到影响。随着马来西亚本地企业的成长，中国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尽管仍保持技术优势，但价格优势已大大缩小，往往需要依靠对外优惠性质贷款打开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市场，此类项目跟踪时间长、前期投入大、给企业带来一定负担。

4结语

马来西亚是一个相对开放、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体系，成为亚洲地区引人注目的多元化新兴工业国家和世界新兴市场经济体。旅游业已成为马来西亚的第三大外汇收入来源，知识经济服务业亦在同步扩张，拥有亚洲最佳的经济纪录。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力开展对外贸易，吸引外商投资，加快与国际市场融合，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已经成为一个贸易大国、利用外资大国。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和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新趋势。如何抓住这个机遇，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成为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中国企业对马来西亚投资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提醒企业在投资过程中提高警惕，并采取必要规避风险措施，提高企业自身防范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国外投资范文第3篇

一、匈牙利的利用外资政策

研究今日的匈牙利利用外资政策，离不开对其70年代到80年代利用外资政策的考察。匈牙利是东欧国家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其利用外资政策可追溯到196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在1966年5月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中就规定："首先应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促进国际经济和科技关系的发展，但也要力争和非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这种关系。"

从60年代到70年代，匈牙利积极地建立或恢复了与主要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与世界上130多个国家建立了贸易联系，同74个国家签定了科技和文化协定。在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匈牙利的出口额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最高，它的国民收入的50%是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的。

1972年和1974年，匈牙利先后推出了《匈牙利和外国资本联合经营权限》和《国外经营企业法》规定，外国企业在匈牙利投资可占联合投资企业资产的49%，所得利润可汇回国。

70年代末，匈牙利同非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相当于1957年的13倍。它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的1/2销往西方国家。除苏联外，匈牙利最大的贸易伙伴是联邦德国，1978年，匈牙利对联邦德国的贸易额占其贸易总额的10.6%。再次是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士、法国和美国。匈牙利还在东欧国家中率先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员。

从1972年开始，匈牙利开始引进外资，但以间接利用外资，即吸收外国贷款为主。这种政策模式使投资风险主要在匈牙利方面。而匈牙利也恰恰没有很好地利用外国贷款，改善产业结构，加强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加上70年代石油危机，使匈牙利的国际收支平衡受到影响。从1972年到1989年，外债从10亿美元发展到210亿美元。而同期匈牙利的外国直接投资只有5.7亿美元。

从1988年开始，匈牙利的利用外资政策发生了变化。1988年前社会主义工人总书记、国家总理格罗斯·卡洛伊公开表示，匈牙利准备将最大的国有企业卖给外国人，这在匈牙利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司法部长立即表示，这与当时的法律是冲突的，按照法律，国有企业不可以出售，更不能卖给外国人。于是，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新法律，为国有企业的出售创造条件。

1988年的6号法律，即《经济公司法》，宣布私人可以成立公司，并允许外国人投资。1989年的8号法律，规定了所有制改变的细则。1989年的14号法律明确了对外国投资者的保护：禁止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国有化；外汇自由汇出，利润可以返回投资者所在国；可以由外国财务公司进行财务评估，等等。1989年的宪法修正案，在法律上的所有权、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企业自等方面都做了新的规定，特别是宣布各种所有制结构在法律面前的平等。

1990年社会制度改变以后，匈牙利的利用外资政策进一步明确为引进外资，推动私有化的加速和完成。政府在制定私有化政策时，也注意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和保护。1990年以后制定的一系列推动私有化的法律和政策都重视发挥外国投资者的作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匈牙利法律，外国人在匈牙利不需许可证就可开办合资企业或独资企业。外资企业可以依法获得不动产权，依法处置企业产权，可以从事生产、商业和外贸经营，执行匈牙利的质量管理规定。可获得贷款和筹措资金。

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还有税收优惠政策。按照匈牙利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在电子、机车、通讯、车辆及零配件、节能技术等12个领域投资的外商可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对合资企业也有优惠政策：如果公司资产超过2500万福林，外资占30%以上，公司收入的一半来自企业生产、开设饭店、旅馆，公司可享受10年优惠待遇，前5年免税60%，后5年免税40%。如果公司注册资本超过5000万福林，外资占30%以上，企业一半以上的收入来源于匈牙利政府规定优先发展的部门，公司在前5年可享受100%的税收优惠，后5年享受60%的税收优惠。

外国投资者对匈牙利的投资环境也是满意的。在1999年由著名的Healey&Baker国际不动产评估咨询集团组织的，由欧洲502家最有影响的公司总裁评选的欧洲"最佳办公地点"中，布达佩斯居第6位，在"最佳工业生产基地"中，匈牙利居第6位，在欧洲"重要经贸城市"中，排在罗马之后，居第25位，在东欧国家中，居第二位。

二、外国投资者在匈牙利经济中的作用

从1989年开始，外国资本进入匈牙利的速度加快了。在私有化政策出台后，随着私有化的高潮迭起，外资流入的数量也起伏不定。1995年为最高峰达到33.7亿多美元，在东、中欧国家中，包括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在内，匈牙利人均引入外国投资1268美元，居第一。据统计，到1998年，匈牙利共有外商投资企业26527家，其中外商独资企业13865家。世界知名企业，如美国通用电器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德国大众公司、日本铃木公司都加入了匈牙利的投资冒险活动。外国资本的介入，对匈牙利私有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外资的参与加速了私有化的完成。

匈牙利的私有化是以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为主要形式的。尽管匈牙利政府推出了一系列鼓励匈牙利人购买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措施，诸如"赔偿券"购买、私有化优惠贷款、职工参与、厂长经理买断等形式，匈牙利国内的购买力终归是有限的，只能购买中小企业、小商店、小旅店、小服务业和上市公司的散股。对国家财产局和国家财产托管公司推出的私有化企业，匈牙利人基本是无力问津的，即便是问了一下，也绝对无力与腰缠万贯的外国大亨们抗衡，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国人将匈牙利最好的企业一家家的收购了去。

从另一方面看，没有外国资本的介入，匈牙利政府的私有化目标是难以完成的。从匈牙利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出售，到国有商业银行的出售，国家财产局和国家财产托管公司面对的谈判对手和竞买者几乎都是外国公司和财团。是他们使财产出售的计划得以顺利完成。1995年和1997年是匈牙利外国投资最多的年份，而这两个年份也是匈牙利银行私有化的高潮，1995年外资在匈牙利银行业资本所有者结构中所占比例上升了20.1个百分点，1997年比1996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达到了60.3%。[1]

在1990年开始推行私有化政策时，匈牙利共有国家和地方管理的国有企业和公司1858个，在实行国有资产托管期间，由国家私有化和托管公司组建和从其它所有者处接受企业和公司438个，共计2296个。经过私有化、改组和破产清算，到1998年底，国家保留所有权的公司和企业93个，可继续实现私有化的125个；全部私有化的1188个，继续实行托管的2个；破产和清偿和撤消724个；转移到其它机构和所有者手中114个。[2]经过8年的私有化，国家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比例已降低到20%以下，与西欧混合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相似。可以说，外国资本的介入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其次，外资的流入使匈牙利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得到改善。

自80年代起，匈牙利一直处于外债的困扰之中，1989年人均1000美元的外债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政府陷于困境，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低头的原因之一。1990年开始，经济转轨使匈牙利出现了连续4年的经济滑坡，虽然在1994年经济开始复苏，但直到1997年，GDP也只相当于1989年的90.4%。经济如此困难，拿什么去还外债？外资的流入，尤其是大量外汇现金的流入，无疑救了匈牙利政府的急。

1990年到1997年，匈牙利国家财产托管系统的私有化收入为14437.5亿福林，其中现金收入11523.4亿福林，占79.8%，含外汇收入9005.9亿福林，占现金收入的78%。在私有化高潮的1995年，私有化收入为4810亿福林，其中95%是现金，现金中87%是外汇。[3]

大量外汇现金的流入使匈牙利的外债占GDP的比例在经济滑坡最严重的1990-1994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1997年以后，外债减少，净外债在GDP中的百分比比高峰时降低了26.38个百分点。外债的减少与1995、1997两年外国投资的大量增加有直接的关系。

再次，外资的流入，刺激了匈牙利出口产业的发展，使经济出现复苏。

出口产业在匈牙利经济中的地位一直是至关重要的。出口产业的发展能有效地带动经济增长。外资的流入也促进了匈牙利出口的增长，并带动了经济的复苏。

匈牙利的外国投资主要来自德国、美国、法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外资的流入也促进了匈牙利与这些主要西方国家的经贸关系。1990年以后，匈牙利的外贸地理方向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从过去与经互会国家为主，转变为与欧盟成员国为主。其中，1989-1996年间，匈牙利对德国的出口从出口总额的17%上升到33%；对奥地利的出口从6.5%上升到11%，对意大利的出口从4.7%上升到7%。出口总额从1989年的96亿美元，发展到1996年的160亿美元。1997年比1996年增长29.9%,1998年比1997年增长了22.1%。主要出口方向为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美国、法国，与主要投资国基本一致。

与此同时，匈牙利的GDP在1995-1998年都有所增长，分别为1.5、1.3、4.6、5.1；工业生产也呈增长趋势，分别为4.8、3.4、11.1、10.6。这与1992年开始的外资的大量增加有一定的联系。

当然，外国投资者不会提供"免费的午餐"，匈牙利人为大量外资的引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是匈牙利的大部分生产部门和银行系统已被外国投资者所控制。从1992年到1996年，外国投资者在匈牙利采矿业总资本中的比例从15.5%上升到49.6%，在加工工业中的比例从23.4%上升到51.1%，在机械工业中的比例从0.3%上升到21.4%，在建筑业中的比例从21.3%上升到41.4%。

外资在匈牙利银行业中所占的比例更大。匈牙利银行业的私有化自1994年正式开始，自1994年至1998年，外资在匈牙利银行业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已从15.1%上升到60.4%。在布达佩斯证券交易所外国投资基金组合也是支配大盘走向的决定力量。

仅凭这些数字并不能反映事情的全貌，因为外国资本所控制的是匈牙利各行业的优质资本，而匈牙利人手中掌握的是中小企业的所有权和上市公司的散股。

经过私有化，匈牙利的住宅、商业银行、保险业、医药工业、化学工业、建筑业、烟草工业、啤酒工业、食品工业、旅游度假业、印刷业、造纸业、包装业、食品制造与零售业已完全或绝大部分是私营企业，或外商投资、合资企业。国家只保留了核工业、发电网、交通、广播电视发射、27个农业经济公司和国有森林的产权。

在私有化的过程中，对于经济效益好的竞争性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私有化收入，也为了增加透明度，一般采用了公开竞价出售的方式，而有影响的大企业、大公司、大银行的购买者都是外国人。后来匈牙利政府为了鼓励匈牙利人购买，推出的小投资者参股购买计划，适用范围也只是企业的51%以上的股份已由职业投资者购买的企业。参与者的条件是匈牙利永久居民，有10亿福林的资金，或者是"赔偿券"的合法持有者或法定继承人。

对资产在10亿福林以下，职工在10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一部分实行了职工参股的私有化，对一部分经济效益不好，不适于公开竞价出售的，采用了厂长经理买断的私有化方式。政府推出了优惠贷款、赔偿券购买和分期付款等优惠条件，鼓励匈牙利人购买。但有很多附加条件，比如，要先支付2-25%的第一期付款，才能申请国家银行设立银行优惠贷款。"生存贷款"是专用于匈牙利居民购买出售的国有资产和企业股份，最高年限为15年，年息7%。购买500万福林的国有资产，可获得2%的"生存贷款"，其余部分也可用"赔偿券"支付。小商店、小旅店、小服务业的购买者基本是匈牙利居民。

因而在私有化中，匈牙利人能够参与的实际上只有中小企业。除按照产业政策由国家保留的企业外，有竞争力的大中型企业基本是控制在外国人的生中。

一个国家的主要产业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尤其是商业银行基本掌握在外国人手中，长此以往将会如何，现在谁也说不清。

三、匈牙利民众对外国投资的态度

对于大量的外国投资，匈牙利人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赞成，有反对，有不置可否者。TAYLORNELSONSOFRESMODUS经济社会市场咨询有限公司自1992年起一直对匈牙利居民对外国投资的态度，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跟踪抽样调查。[4]公司在每年的3月或11月对1000个左右的匈牙利居民进行随机抽样调查。调查获得有效问卷，1992年999份，1993年982份，1994年1020份，1995年1004份，1996年1002份，1997年1080份，1998年1039份。

该公司调查的结果很能反映匈牙利居民对外国投资的一般看法和思想感情。我们选取其中的几组问题和调查结果，包括匈牙利人对外国投资者的总体看法，对在外国投资企业就业的态度等，通过它可以了解匈牙利居民在最近几年对外国投资的态度及其变化。

是否同意外国人获得匈牙利企业的股份？

调查显示，持完全赞成态度的人在7年中是从多到少，由35.2%降到12.3%，在1996年只有8.4%；持反对意见的人在7年中基本是呈上升趋势，从16.2%上升到29.9%，其中，在银行私有化高潮的1995-1997年，反对的比例最高，达35%以上。这说明，在大量外资涌入，收购匈牙利企业，特别是收购匈牙利商业银行的情况下，1/3以上的匈牙利人对国家的前途感到不安，对大量引进外资产生了疑虑，因而持反对态度。

匈牙利的企业允许外国人持股的最高限应当是多少？

这个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主张对外国资本在企业和公司资本中的份额不加限制的匈牙利人是少数，随着外资收购匈牙利企业的增多，这个比例还在降低。主张企业和公司的50%以上的资本掌握在匈牙利人手中的超过1/3，主张将外国资本在企业和公司中的份额控制在1/4以内的超过1/3。主张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持股的比例在最近几年呈上升趋势，在外国投资量最大的1995-1997年比例最高。但这一组数据与上一组对照，持反对态度的比例略低一些，说明有些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只要严格地将外国投资的比例限制在24%以下也是勉强可以接受的。而上一组数据中，认为有条件的赞成的条件是要将外资的比例控制在49%以内，最好在24%以内。

是否愿意在外国人持股的公司中工作？

这个问题不仅反映了匈牙利人对外国投资的一般看法，而且涉及到匈牙利人在这个问题上对的自己切身利益考虑。数据显示，50%以上的匈牙利人愿意到外国投资企业工作，理由自然是明摆着的，这些企业原来就是匈牙利的好企业，再注入外国资金，无论工作条件还是工资待遇都会比一般的匈牙利企业要好一些。但是，也有1/3以上的匈牙利人不愿意在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工作。与上一组数据对照，大约有17%的匈牙利人，尽管理智上赞成有条件的允许外国人投资，也知道在这样的企业工作的待遇可能好一些，但从个人感情上，还是不愿去这样的企业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愿意在外国投资企业工作的人总的是减少的趋势，而不愿意的呈增加趋势。

是否愿意在一个顶头上司不是匈牙利人的岗位上工作？

这个问题进一步考察，如果是在一个外国投资企业里，顶头上司是不是匈牙利人，对人们的选择有什么影响。这组数据显示，40%以上的匈牙利人不愿意在一个顶头上司是外国人的岗位上工作。与上一组数据相对照，有些愿意在外国投资企业工作的人，如果顶头上司是外国人就另当别论了。说明有些匈牙利人在外国投资企业工作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顶头上司要是匈牙利人。在最近几年的跟踪调查中，愿意的基本是逐年递减，不愿意的基本呈逐年递增趋势。在外国投资最多的年份，不愿意的增加比例最高。这个问题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匈牙利人在外国投资问题上的民族感情。

外国投资在最近十年匈牙利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从私有化的完成，到经济的回升，外债的减少，预算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改善，都离不开外国投资者的作用。相当一部分人为此感到骄傲，因为匈牙利在中东欧国家中吸引了最多的外国投资，经济较早走出了谷底，出现回升；匈牙利在最近十年中，通货膨胀率在东欧国家中也是最低的。然而，随着外国投资的增加，对此持保留或反对态度的人也在增加。道理也很简单，人们对靠变卖家产换来的一切感到忧虑和担心，前几年有得可卖，现在快卖光了，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主要的产业和商业银行已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了，将来怎么办？

注释：

[1]盖尔盖伊·伏利安·萨博：《匈牙利银行部门--过去和展望》，《匈牙利经济》，1999年第9期，第14页。

[2]甘斯拜尔盖勒·久洛：《1998年私有化以及国家财产管理职能观念的变化》，《匈牙利政治年鉴，1999年》，民主研究匈牙利中心基金会出版，第864页。

[3]齐恰·久尔吉玛切尔·阿格什：《匈牙利私有化的十年1988-1998年》，《匈牙利十年全书》，民主研究匈牙利中心基金会出版，第127页。

国外投资范文第4篇

对亚洲资产重新的关注，西方电信运营商一直在寻求新兴市场的切入点。这些新兴市场构成了挪威电信运营商 (Telenor) 公司企业价值 (EV) 的大部分， 西班牙电信公司也有中国网通 (China Netcom) 5%的股份。沃达丰空中通讯公司 (Vodafone) 是印度移动电话运营商Hutchison Essar的主要拥有着之一，而且拥有中国移动2%的股份。

国外运营商愿意为了创造价值而进行资本密集型投资，而私募基金是不会的。香港市场被认为是踏入中国市场的台阶。良好的资产日益稀少，在印度存在多个出高价竞买者，这反映出在印度其他地区优良资产的匮乏。一些国家的政府在放宽或提供富有给引力的（控）股权方面行动迟缓，在某些国家依然存在着针对政治稳定性的权益保留条款，印度的企业价值 (EV)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印度电信业股票价格堪称世界之最。”财务利益关联方

关注的目光转向较小市场

目前尚未完全被外资进入的中等规模市场成为了关注的焦点。例如法国电信对越南市场的青睐，但一些市场不会因为投资而扩大规模，例如老挝这个国家，就只有640万人口依然存在相当的风险。

根据开展业务的便利程度以及政治与合规方面的风险来看，规模较小的市场依然因为内在原因而存在难以操作的问题。

“对于吸引国外投资商投资亚洲发展中市场，一致性、透明度与可靠性是绝对重要的因素。”电信运营商

“在西欧，监管过度正在抑制投资和增长。”财务利益关联方

新兴市场依然需要自我改良

管理层胜任程度受到密切关注，政府的政策可能会成为障碍。新兴市场与未开发市场有可能成为运营商的天下，其中私募基金在市场日益成熟的过程中自有其作用。

“电信业受到私募基金的垂青，这本身就说明了电信业前景广阔，而且极有可能使其得到私募基金的一臂之力而走向合理化。”财务利益关联方

“电信业私募基金在促进市场整合与促使管理团队关注资产价值最大化方面同样功不可没。私募基金能够积极推动产业结构的变革。”财务利益关联方

私募基金自有其一席之地

亚洲私募基金不断增长。2006年，对外宣布的亚洲私募基金交易值为480亿美元，是2005年交易值的四倍之多。TMT（技术、媒体与电信）产业是亚洲地区私募基金交易的活跃领域之一。然而愈加激烈的竞争导致了资产价格上涨但投资回报缩水，这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国外投资范文第5篇

综观世界保险市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无论是产险还是寿险业务中的个人保险产品，其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份额也不断增大。与此同时，投资分红类型个人产品也越来越被社会所关注。从产品创新的角度看，研究保险发达国家和新型保险市场投资分红型个险产品的创新历史，对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都处于初级发展阶段而经济发展迅速的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本文所研究的个险产品，是指由个人支付保费、被保险人也为个人的保险产品。

非寿险的投资分红类产品

由于东西方消费习惯的差异，东方人习惯于储蓄，而西方人热衷于借款消费和投资，因此储蓄型产品主要出现在新型保险市场如日本和韩国。日本的投资储蓄型财产保险产品诞生于1963年。日本先后开办了火灾相互保险、长期综合保险、满期返还长期保险、储蓄交通伤害保险、储蓄动产保险、储蓄公寓保险、储蓄家族普通伤害保险、储蓄生活综合保险、新储蓄女性保险、建筑物更新综合保险、储蓄自动车保险等。这些产品保险期限3～10年不等，最初是一种到期返还型保险产品，近年的发展趋势是在保单到期后，保单持有人可享有公司的投资回报，或者获得实际投资回报与公司承诺回报二者中的高者。

另外，日本所有财产保险公司均可以经营非寿险投资连结保险产品，如家庭财产投资连结保险、意外伤害投资连结保险、年金投资连结保险和汽车投资连结保险等九大类产品，保险期限一般也为3～10年，多是比银行利率高的预定利率产品。在低利率的市场下，这些新产品的保费一路攀升，在1998年达到最高峰，占产险总保费的60%，其中，仅投资型意外险1986～1988年间的保费收入就达到6.5兆日元。在日本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之后，非寿险公司的财务状况因这些高预定利率保单而受到严重影响，第一相互海上火灾公司就因投资回报不足，无法承担所承诺的保单责任而破产。

在韩国，所有的财产保险公司也可经营非寿险投资连结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主要以国债回报率为依据，保险期限也一般为3～15年。韩国的长期财产保险产品于1969年11月正式推出，先后推出了家庭综合保险、长期司机福利保险等固定利率产品。1990年后，又推出了浮动利率长期保险产品，如21世纪综合储蓄产品、Safe Aged年金保险、最优癌症保障、三星医疗保险，以及联动利率险产品。这些联动利率保险产品利率不固定，而是随某个参考利率变动而变动，并保证比这个参考利率高出一个固定的比例，参考利率主要从银行利率、国债利率、企业债券利率中选择。2000年，投资类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46.6%.虽然保险公司正在不断鼓励和扩大浮动利率和联动利率保险产品的销售，以缓解固定利率产品由于利率变动所带来的利差损问题，但由于韩国国民厌恶风险和高储蓄愿望的特点，以及浮动利率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较低等原因，导致固定利率保险产品的销售并未减少，反而浮动利率产品同比出现了下降。

投资连接产品趋向于万能型和基本收益保证型

由于定期寿险、终身寿险、生死两全保险等传统产品未来的现金价值是建立在对死亡率、投资回报率和经营费用率长期估算的基础上，在购买保险时就已确定，没法与资本市场同步发展。而传统的分红产品，尽管可能由于保险公司资产配置的结果使被保险人能获得一定的分红收益，但由于保险公司对于分红保险这种由保险公司承担风险的负债一般采用比较稳健的投资策略，与资本市场的其他金融工具相比，投资收益有很大的差距；加上在非有效充分竞争的市场上，多缴的保费也未必会以分红的形式归还给保单持有人，而且随着利率的上升，分红产品也很难应对新投资型产品的竞争。因此，在高利率的市场环境下以及在资本市场得到迅速发展的时期，大量的传统保单和分红保单的持有人以保单做抵押取出资金甚至是大量退保而转向其他的金融产品。即使是与利率变化挂钩的新型分红产品，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尽管新型的分红产品的分红水平可根据当前的货币市场利率作相应调整，或者是保险人承诺在保单最初的几年提供特定的分红率，或者是分红采用保证的回报率（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与指数或其他因素挂钩的）和额外的随公司的投资效果而确定的回报率（该回报率甚至是超过公司实际投资收益的市场竞争收益）两部分，但是它也难以与资本市场上的股票型金融投资工具的收益相比。同时，过高的保证分红率或者是超过公司实际投资收益的市场竞争收益率，存在现金流量的变化对资产负债的影响导致的风险，而且市场竞争收益还隐含一个前提，即现在的亏损依赖于以后较多的持续的现金流和较高的投资收益来弥补，因此风险较大，保险公司也不太愿意接受。

尽管大多数公司对投资连接产品并不提供保证利率，即使部分公司承诺了最低保证利率，它也一般不会超过银行存款利率，但是，由于保险公司通过对投资连接产品设立独立账户的方式，按被保险人的意愿对账户中的资金进行投资，由被保险人在承担投资风险的同时享受投资收益，因此，投资连接产品在资本市场发展顺利的时期就得到了有效的发展。另外，社保基金管理者和企业年金管理者也希望能分享资本市场发展的成果从而减轻资金压力，这也有力地促进了投资连接保险产品的发展而冷落了分红保险。

相对于传统保险，投资连结保险显然是一种变额保险，因为其保额是变动的。在投资连接产品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变额寿险、万能寿险、变额万能寿险等发展过程。其中，变额万能寿险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变额年金保险，还有基本收益保证型保险产品，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一般的变额寿险产品和万能寿险产品则逐步受到冲击。因为：第一，开发变额寿险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死亡保障或者是使死亡保障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死亡给付金额取决于投资收益率，在投资收益好时这种产品就销售好，在投资收益差时这种产品就不好销售。再加上该产品是一种固定缴费的终身寿险产品，没有灵活性，极其不能适应市场不稳定的情况以及消费者的风险资产状况发生变化时希望调整保费交付方式的情况，因此逐步被淘汰。第二，于1979年在市场推出的万能寿险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具有很高的灵活性，能满足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要，只要保单的现金价值足以补偿本期死亡保障金额和任何其他费用支出，以后的保费金额则可灵活变化甚至为零，也可以改变死亡收益额。另外，绝大多数保险公司都向被保险人提供生活费用调整条款和购买额外保险的选择权。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利率水平迅速上涨的时期，万能寿险始终保持的高额投资回报使得被保险人不光是可以改变死亡收益数额。而且还可追加保费获得更大收益的特点，即使是在资本市场状况不好时也可以减少保费的交付，使得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由1979年以前的0上升到1985年的38%.第三，目前变额万能人寿保险这一万能寿险和变额寿险的组合体已增长到占市场份额的10%，因为于1985年首次出现的该产品兼含了万能寿险的保费和死亡收益的灵活性、变额寿险投资选择的多样性。第四。变额年金是为了防范通货膨胀对个人储蓄退休金的影响而开发的年金与变额寿险结合的产品，其现金价值和年金给付额都随投资状况波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传统型的年金产品在欧美市场上逐步为适应市场需求和有着极大灵活性的变额年金所取代，而且变额年金也在各项功能上进行了不断挖掘，如附加了各种指数型年金、解约费用豁免年金、市场价值调整年金、权益连结年金、权益指数年金、即付年金、延期年金、联合生存年金、联合年金等功能，从而促进了变额年金的发展。第五，随着投资工具的不断发展，投资连接产品的投资对象也不断变化，而资本市场也不断波动，因此，在投资收益可能较高的同时，风险相对也越来越大。其结果是一方面投资连接产品受到重创，如在资本市场相对恶化的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的20世纪的我国就是明显的例子。即使是在美国这样成熟的保险市场，当利率下降而导致原来投资的高风险证券和不动产收益明显下滑时，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高利率水平时期购买的万能寿险保单的被保险人为了延续其保险而不得不支付没有预料到的保险费，使万能寿险一泻千丈，市场份额由1987年的32%降到1993年的10%.另一方面是基本收益保证型保险产品得到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在资本市场低迷时期以及资本市场还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

投资连接保险产品在过去受到热烈追捧，现在又在绝大部分国家受到明显的冷落，目前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逐步好转在欧洲又有活跃的迹象，可以说是起伏巨大。受到追捧是由于资本市场的顺利发展导致的高额投资收益率，以及各国社会保障压力的不断加大；而受到冷落则是由于目前的资本市场处于低潮以及投资者风险意识的提升和对保险产品的保障性认识的逐步加深。

分红保险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尽管在严重的通货膨胀年代、利率高涨年代以及资本市场迅速发展时期，无论是传统的分红产品还是与利率变化挂钩的分红产品，都难以与投资连接产品竞争。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不断下滑的股票市场和低迷的经济扑灭了人们对投资连结产品的热情，长期流行的保险公司可以从资本市场上获得高额收益甚至是超额收益的神话也破灭，现金流承保这一风行多年的概念也受到严重的质疑。高风险投资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日本的日产生命、东邦生命、第一海上火灾保险公司、第百生命、大正生命、干代田生命、协荣生命和东京生命、大成火灾海上保险株式会社等保险公司的相继倒闭，甚至日本国会随后通过了《保险业修改法》，允许寿险公司在出现经营危机而不能如约支付保险产品当初约定的保险金时，为避免破产可以向政府申请削减对保户原先在合同中承诺的保险金支付额高达40%，使保险业产生了严重的信心危机；又如在各国的投资连接产品收益率下降甚至为负值时，原来没有表现出来的保险误导纠纷不断增加。所有这些，使得各国保险公司在新保单中更注重保障功能，保险产品逐步回归理性，人们逐步开始重视保险产品的根本属性即保障性，逐步认识到保险产品作为一种长期风险防范产品不应该在投资收益上与其他的金融工具直接竞争，逐步开始反思早已明白但又不断忘记的保险产品的金融性是一种派生的属性，是建立在保险产品的保障性这一基本属性的基础上的，注意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保险产品之间应该形成合理的结构。与此同时，政府监管部门也开始逐步认识到了保险业的社会管理功能，认识到了保险公司的倒闭或者是危机或者是误导会给社会带来多么恶劣的影响，并逐步加大了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和风险管理的监控。另外，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收入水平较低，随着这些社会大众的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原来消费不了保险产品以及保险意识逐步加强的人们开始加入到被保险人的行列（主要是传统产品和分红产品的行列）。以上这些原因，导致了分红保险目前已成为世界保险市场上的主流产品，如目前在北美地区，80%以上的寿险产品具有分红功能；而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的香港市场的分红保险占比目前更高达90%.

在分红保险由原来的发展低潮逐步过渡到目前的发展高潮中，分红产品的类型不断优化，以求在控制风险的同时使保险公司与消费者获得双赢，如降低保单固定预定利率、预定利率随某个参考利率指标浮动而不再固定、最低收益固定保证产品与非保证红利的结合、在最低收益固定保证基础上分红水平与股票市场的指数挂钩的股票买入期权型分红产品、保单置换等。

在投资分红类保险产品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市场及基金市场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它们既促使保险投资逐步放开，又使得保险公司本身的投资能力、对基金的选择能力不断提升，从而促进了投资分红类保险产品的投资分红收益的实现和产品创新能力的不断提升。不同投资风格、品种繁多、风险收益各异的基金品种及与之相配套的基金评价市场，都为保险公司对基金的有效评价及其对基金产品的投资组合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反过来，投资类保险产品的发展又为资本市场带来了新的源源不断的血液，也对资本市场和基金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都刺激了资本市场和基金市场的发展。同时投资型产品的发展，使得保险公司成为资本市场重要的投资机构，促进了基金市场和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促使基金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能力在与保险公司的竞争中得到有效提升，促进了资本市场和基金市场的发展。

保险公司投资能力与分红类产品的发展

尽管投资分红型产品的创新应满足不同发展时期的消费者的需求，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还依赖于在资本市场和基金市场不断完善的同时保险公司有无满足这些产品需求所要求的投资能力。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不光是包括自己的直接投资能力，还包括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判断能力和对各种不同基金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组合能力。保险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总体上比较理想，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不仅可以弥补保险主业盈利率与社会平均利润率的差距甚至亏损，而且还有剩余使保险业的综合利润率接近甚至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见表1）。在高投资收益下，投资连接保险保费收入占寿险保费总收入的比例在西欧从1997年的21%增长到了2001年的36%，在美国1999年达到40%，在英国从1987年的39%提高到1997年的50%，在法国2000年达到65%，在新型市场如新加坡从1992年的4%上升到1997年的33%，在香港从1992年的5%上升到1999年的11%.在2000年前，非寿险公司的投资收益也十分高，净投资收入占净保费的比例由1995年的13%左右提高到2000年的18～20%左右。投资能力强的公司，其投资和资产管理收益成为承保利润之外最重要的利润增长点，这些公司在投资型产品和其他的资产管理领域中也越来越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西方国家的保险投资收益不理想，甚至在2002年还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使得投资连接类保险品种又受到了冷遇，相反，保障类和分红类保险产品成为保险消费的热点。

投资分红类产品的风险控制

投资分红类产品的顺利发展，还依赖于保险公司内部和外部各方面有效的风险控制能力，尤其是保险公司自身的投资管理风险控制能力、保费定价风险控制能力、行业自律能力、防止销售和宣传的误导的能力、监管部门对投资的风险管控能力、谨慎的准备金提取管理制度、偿付能力管理能力和对金融集团的有效监管等方面。保险投资最基本的任务一是争取实际投资业绩超过公司平均的预定利率，防止利差损的发生；二是确保不同资金来源和风险承受力特点决定的不同性质的资金与不同风险和收益水平的投资资产相结合，使不同的资产和负债在数额、期限、性质、成本收益方面相匹配，并以此为根据不断调整资产结构和负债结构，对资产和负债进行动态的平衡和协调，从而在风险可承受的界限下达到投资收益目标，而不是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一般地，由保险公司承担投资风险的一般账户资产多投资于利率敏感性产品，由保单持有人承担投资风险的独立账户资产多投资于股票市场敏感性的产品，由保险公司管理的第三方管理资产如养老金计划、共同基金和GIC（Guarantee Investment Contract）等主要投资于固定收益证券和股票。在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环境较好，银行利率较高，中短期的固定利率股票有着很高的收益率，寿险公司基于这一投资工具开发了“中期高预定利率保险产品”。为规避利率风险，保险公司对这些保单进行了非常严格的资产负债匹配管理，这些中期高预定利率产品一般分批销售，而且在销售每一批高预定利率产品时，都有相应量的高预定利率股票与之对应，当利率下降后，这类产品没有给寿险公司整体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产品定价风险的控制上，应考虑投资能力可以支持的产品定价而不是完全根据竞争状况尤其是非理性的竞争状况而乱定价；同时，应根据经济走向和公司的投资能力以及风险控制能力，综合确定是采用负债主导型的产品定价方法还是资产主导型的定价方法或者是这两者的综合。实现不了的高预定利率或保证回报都会带来今后的困境，这方面教训都很深刻。

如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银行利率和国债利率攀升，各寿险公司出于相互竞争的需要，没有充分地估计今后的投资回报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不断提高寿险产品预定利率，并迫于保单承诺的较高预定利率的压力而将资产投资于高风险项目。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政府为刺激经济恢复，长期实施超低利率政策，加上日本股市一再刷新20年来最低记录，使保险公司连环破产。《保险业法》修正案允许寿险公司在出现经营危机时申请削减对保户原先在合同中承诺的保险金支付，使保险业产生了严重的信心危机。2002年，日本十大寿险公司的保险费收入为19.52万亿日元，比上年下降了8.3%，为连续第五年减少。又如在德国，保险产品的定价一贯极为保守，保单预定利率通常是前10年内政府债券平均收益的60%，因此一直没有发生利差损，德国人寿保险在投资者心中树立了无风险、高回报的良好形象。但是，近来德国保险业的元气大伤，许多公司面临经营困境，主要问题就在于目前很多德国保险公司在年终付给投保人的回报金中，除一部分是利润分红外，还有一部分为事先约定的投资利息给付，使寿险公司面临利率风险。

在行业自律内部控制制度上，投资分红型产品发展比较好的美国的各大保险公司都已将美国的组织控制委员会（COSO）模型作为自己内控的基准。另外，以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和各种保险协会在投资分红型产品的保单公示、各种准备金的记提等方面，为行业自律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投资连接产品的监管

投资分红型保险产品属于新型保险产品，潜藏着较大的销售宣传误导风险，尤其是在保险市场不成熟和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发展初期。无论是保险监管部门还是保险协会以及保险公司本身，都必须高度注意防范宣传误导问题，注重保单信息披露，防止保险纠纷和保险市场的虚假繁荣。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引进投资连结保险，在9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开始破灭后保险投资受到了极大的损失，随即保险纠纷不断，原因多是保险营销员在推销投资连结保险时“违反说明义务”，以及营销员通过动员客户向银行贷款购买投资连接保险等误导问题。反之，在美国，投资连结保险从行业上受到保险业和证券业的双重监管，在地域上受到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监管，如《1933年证券法》规定，投资连结保单属于证券类产品，保险公司向公众销售该产品必须先向证监会（SEC）注册，在销售时还必须向客户发放产品说明书；《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销售投资连结保险的保险公司和人必须先向SEC注册成为全美证券经纪人协会（NASD）的会员；《1940年投资公司法》规定，保险公司对投资连结保险的销售、管理等进行收费必须遵守一定的标准，独立账户必须先按投资公司进行注册。考虑到保险产品复杂的价格分析使得消费者难以对其他替代选择进行分析，保单和费率示范规则、成本比较方法被保险监管部门作为一项监管重点，防止对消费者的误导。如美国保险总监协会于1976年通过了人寿保险业务招揽示范法规，被要求提供的信息包括标准化的成本索引和盈利情况，以及解约成本指数和净付成本指数；该协会于1983年向各州推荐新人寿保险公司告知示范法规，1995年出台了人寿保险说明书示范法，1998年通过了新的人寿保险及年金重置示范法规。另外，1995年，加利福尼亚的保险部门通过了一项法规，要求保险公司在出售保险单时要告知消费者保单的年收益率为多少。因此，误导问题在美国相对比较少。在德国，从1994年起，《保险监督法》§10a和附录D规定了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信息说明义务；《保险合同法》§5a也规定如果保险人在投保人提出申请时没有将保险条款交给投保人，或遗漏了上述的消费者信息中的任一条，投保人在收到保单和相关资料起的14天内有提出异议的权力。因此，误导问题在德国也比较少。

在投资分红型产品发展较好的国家，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投资的监控能力一般比较强，而且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对于不同类型的产品对应的不同账户上的资金的投资方式与比例的监管上就不同。第二，随着保险监管的完善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谨慎人”投资原则逐渐取代了“鸽子笼式”的数量限制，使得保险投资比例逐步宽松，投资方式逐步多样化和证券化。即使是对于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所有OECD成员国允许寿险和非寿险保险人在资本金的投资活动中使用；除法国、日本（仅限于寿险）、墨西哥、西班牙和瑞士之外，其他国家还允许在保单持有人准备金的投资中使用衍生工具，但是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把衍生工具的使用限定于套期保值等预防性目的，而禁止用于纯粹的投机交易。第三，不同国家的国情，尤其是保险市场的成熟度、资本市场的发展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保险监管的能力，决定了不同国家的监管措施和保险公司相应的投资模式。如英、美两国直接金融居主导地位，证券市场十分发达，其中美国证券市场以债券为主，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品种丰富、期限结构较为合理、创新活跃的债券市场，因此美国的保险监管对基本账户中股票投资比较严格而对债券的投资限制较少；而英国的证券市场以股票市场为主，因此英国1982年的《保险公司法》大胆规定，保险资金对股市投资的比重可达到总资产的48%.相反，在德国，以间接金融为主，直接金融为辅，因此允许保险公司投资于银行和信贷领域的比重较英、美要高很多，对于股票的投资限制就比较严格。

日本、韩国等利差损较严重的国家，在责任准备金评估时对高预定利率保单仍按预定利率进行，没有对真实的亏损提前暴露并采取措施，从而使得保险公司出现了集中性的风险从而加速了倒闭。为防止倒闭潮再次发生，1998年修订的《保险业法》改革了保险公司有价证券的评价方法并采取了提取价格变动准备金的制度。而在基本没有出现过利差损的英、美等国，保险责任准备金的评估一般都非常谨慎，评估利率基于保险公司将来资金运用收益的保守估计来确定，使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比较稳健、真实地反映出来，使问题能够及时发现。

如美国寿险公司经历过两次利率下降的风险，第一次是在1940年，第二次是1990年，但都没有对寿险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针对法定有价证券计价准备金（Mandatory Security Valuation Reserve，MSVR）本身的缺陷，如针对的资产种类过少、未将利率风险导致的投资损失和信用风险导致的投资损失进行区分，因此，1992年后，NAIC正式决定在美国寿险公司建立由资产评估准备金（the Asset Valuation Reserve，AVR）及利率维持准备金（the Interest Maintenance Reserve，IMR）构成的资产波动准备金来取代MSVR，从而缓和了投资损益的剧烈波动对资本及盈余的影响。其中，利率维持准备金用于吸收由于长期或短期内利率变动引起的已实现的投资损益，由寿险公司将一项投资发生的所有资本损益划入利率维持准备金，然后每年从利率维持准备金中结转出发生的损益部分转入资本和盈余账户，直到该投资资产的原定持有期结束，达到分期认可投资损益、让投资损益渐进地影响公司资本和盈余的目的。资产评估准备金的目在于吸收由于信用风险和市场价值变动给寿险公司带来的已实现或未实现的投资损益。

在偿付能力的严格监管及对金融集团的有效监管上，一般投资分红类产品发展良好的国家如英国、美国，对偿付能力的监管比较完善，也比较严厉，这客观上导致了对准备金的记提比较谨慎，信息披露较好，消费者也有机会对不同保险公司的同类和不同类的保险产品进行有效的比较，也有效地抑制了保险市场的恶性竞争。如英国于1982年颁布的《保险公司法》，特别强调公司必须定期向监管机构提交和向公众公布其详尽的财务信息。又如，美国NAIC于1994年根据保险公司的风险资本（RBC）比率达不到授权控制水平的200％、150%、100%、70%这四个层次时而分别采取保险公司行动水平（情况说明和内部整改）、监管部门行动水平（保险监督官必须对其进行审查）、监管部门授权控制水平（保险监督官可依法对其进行整顿或清算）、监管部门强制接管水平等干预措施；NAIC还于1974年建立了保险监管信息系统（IRIS）指标系统、90年代初开发了偿付成绩记录资金分析系统和共同复审程序系统。另外，美国举世闻名的保险评级机构A.M.Best、Duff Phelps、Monody‘s、Standard&Poor’s、Weiss也对保险公司进行无形的监控。相反，在出现问题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在对偿付能力的监管上都出现了较大的问题。

国外投资范文第6篇

2001年，美国投资基金面临着极为不利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生产和消费都延续了2000年以来的下降趋势，股市从2000年3月开始进入熊市，股价和企业利润持续下滑。另外，“9.11”事件也给股市和债市以沉重的打击。经济下滑和股市下挫对投资基金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股票基金。美国股价持续下跌造成了股票基金资产的大幅缩水，从1999年底的40419亿美元减少到2001年底的34182亿美元，而股票基金资产的大幅缩水又导致了基金业绩的大幅下滑——因为投资基金业绩中的相当一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股市上涨所积累起来的未兑现分配的资产增值，而股票基金的业绩下滑又降低了投资者的需求，从而致使流入股票基金的资金大幅减少。但是，投资基金整体的资产规模与上年基本持平，净现金流创下了新的纪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尽管经济环境不甚理想，但投资者对投资基金还是有着较强的需求，因而投资基金也能在整体经济的“衰退”中保持较强的生命力。

分析美国投资基金能够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有效的制度安排。美国投资基金在资产规模扩张的同时，有关的制度建设也及时跟进且不断更新。规章制度的健全、公司治理的完善、信息披露的严格等都极大地促进了投资基金的健康发展，并且这些制度不断更新以适应新的变化。二是发达且结构合理的金融市场为投资基金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投资品种和分散风险的渠道。美国的投资基金可以投资于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衍生金融产品等，即使股票基金业绩出现下滑，也还有货币市场基金和债券基金业绩作为一种补充，由于有这种此消彼涨，所以能够保证基金总资产的相对稳定。三是投资者投资理念的成熟。一般来看，美国的基金投资者具有较为成熟的投资理念，他们以长期投资为目标，对市场波动反应合理。大多数投资者购买基金，是把它当作一种类似养老计划或教育储蓄的长期工具或目标，并且愿意承担适中的风险以获得适中的收益，而不是集中关心市场的短期波动。这种投资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在市场短期大幅波动时，投资者没有出现疯狂抛售等不理智行为。

二、美国投资基金给我们的启示

1.切实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投资基金最初的制度安排就是向个人投资者提供投资理财服务并且以实现投资者的利益最大化为惟一直接目的。因此，投资基金必须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框架、健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的分散投资风险及公开披露信息的渠道以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这成为投资基金持续发展的关键和根本。

2.增加投资基金的中长期资金来源的力量

美国的经验表明，退休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等在投资基金的稳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特殊和极为重要的。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逐步放宽保险资金、社会保障基金等中长期资金购买基金特别是开放式基金的限制，逐步增加投资基金的购买渠道和资金来源，也是促进我国投资基金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步骤。投资基金不是惟一的机构投资者作为典型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基金，在资本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在代替中小投资者投资理财方面无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投资基金并不是证券市场惟一的机构投资者。从美国的情况来看，2001年底，投资基金持有的美国股票资产仅占股票总资产的21%，剩余的79%的股票资产则被退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投资者和家庭持有。因此，在我国下大力气培育机构投资者以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过程中，在重视培育和发展投资基金的同时，切不可忽视对其他机构投资者的培育。

培育投资者成熟的投资理念，投资基金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过程，它是随着大众投资者投资意识逐步提高、投资能力日益增强而逐步得到发展的。可以说，没有理性的投资者，就不可能有健康的资本市场，也不可能有规范的投资基金。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个人投资者的理性投资意识对投资基金的发展乃至整个资本市场的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强化投资者教育以培育个人投资者成熟的投资理念，规范其投资行为，增强其风险意识，应该成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工作重点。

3.重视对基金投资者特征的分析

美国投资基金业十分重视对投资者行为、特征的分析，每年都会对基金投资者进行细致的调查分析，包括投资者的年龄、个人收入、金融资产状况、婚姻状况、学历、工作、配偶、购买渠道、互联网使用、购买基金的决策权(是男方或女方决定还是共同决定)、养老计划等多个方面，并且要在每年的年度报告中进行单独陈述。这已成为美国投资基金业的一项常规性的工作，已经成为一门“必修课”。其意义在于，通过调查分析，了解投资者行为、特征的变化，有针对性地设计适应不同投资者需要的投资基金并且制定不同的投资基金销售方式和销售渠道，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4.基金成功的关键是诚信的传统

基金取得成功的关键是诚信的传统，即基金业共同维护和遵守有关的法规、条例和自律守则，并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广大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诚信是美国共同基金60年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成功经验，这也是公众特别接受共同基金的原因所在。美国基金业的整个发展过程都贯穿着对基金持有人负责的态度。禁止从事关联交易，必须设有独立董事，并对有关的信息进行全面披露。现在共同基金和监管机构又开始在新的领域内开始合作，如对基金持有人进行教育和培训、拓宽投资者的投资选择范围、根据投资人的需求不断地修改和维护《投资公司法》所确立的成功的监管体制等。诚信除了意味着贯彻遵守投资公司法，加强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外，还意味着行业确保监管的其他体系也能够为股东的利益运行，包括市场结构和隐私权等。

国外投资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一直是我国金融改革的重点。本文通过对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特征、董事会构成、员工激励机制、监督约束机制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等五个方面的深入分析,对深化我国金融机构改革,特别是证券投资机构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特征

(一)美国投资银行股权结构极为分散

一是在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结构中,虽然机构投资者股东占有多数,但股权却被众多的机构投资者所分散。我们选取2000年9月12日总市值排名前5位的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添惠、高盛、美林、嘉信、雷曼兄弟来分析,可计算出这5家投资银行的机构投资者股东(加权)平均持股比重为49.3%；它们由数百个甚至1000多个机构投资者拥有。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机构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为54%,这部分股权分散在1822个机构投资者手中。

二是个人投资者所拥有的投资银行股权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十大投行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为53.5%,远远高出S&P500公司的个人投资者平均持股比重42.8%,其中高盛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高到8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个人投资者股东持股比重更是高达95%。

三是投资银行的股权集中度较低。在美国前五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5%的只有一家,十大投行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超过了5%的也只有3家；其中高盛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仅为1.72%；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只有1.52%。前五大投行中只有美林证券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重较高,为13.35%。如以投行前五大股东持股比重作为股权集中度的衡量指标,则美国五大投行的平均股权集中度仅为15.6%；TDWaterhouseGROUP?熏Inc的股权集中度为3.34%,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股权集中度为4.56%。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股权具有高度流动性

美国投资银行绝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其发行的股票大多是可以在证券市场上公开交易的活性股(即扣除公司高管人员和员工的内部持股、持股比例达5%以上的股东所持股票以及其他在交易上受到限制的股票后,其余交易比较活跃的股票)。在美国前五大投资银行中,活性股(加权)平均所占比重达到74.9%。其中摩根士丹利添惠的活性股比重高达98.2%,美林证券的活性股比重为82%。而美国十大投行中的活性股平均所占比重为68.8%。由于股权比较分散,美国投资银行的股东直接参与公司治理的成本常常大于其可能获得的收益,因此股东更倾向于通过在市场上“用脚投票”来间接参与公司治理。

(三)美国投资银行推行员工内部持股制度

为了有效地激励员工的工作,美国投资银行除采用高工资、高奖金对员工进行短期激励外,还普遍通过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来对员工进行长期激励。通过内部职工持股使公司的高成长性与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从制度上保证了投资银行长期稳定发展。内部持股大多是发起人持有或实施长期激励策略(如员工持股计划)而产生的,这部分股权的流动大多受一定限制,反映了经理层和员工持股计划等激励约束机制在治理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美国10大投资银行的平均内部持股比重为11.9%,前五大投资银行平均内部持股数为24.9%,其中高盛内部持股比重最高,达78%。

综上所述,由于历史上的银证分业管理、法规上的限制以及机构投资者对组合投资策略的偏好,美国投行的股权极为分散。在这种高度分散化的股权结构下,机构投资者股东由于本身的短视性、信息和专业能力的局限性、参与治理的成本约束及其公共产品特性,一般不太愿意积极主动的直接参与投行的公司治理,而采取买入和卖出股票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投行经营效益的评判,使投行的股权具有较高的流动性。

二、董事会结构

作为公司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和其他行业的公司董事会一样,负责公司的日常决策。同时,由于美国投资银行内部不设监事会,因此其董事会还兼有审计监督的职能。一般的,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具有以下特征:

(一)美国投资银行中独立董事占有重要地位

美国投行不专设监事会,而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人数较多,独立董事成为监督公司经营管理的主力。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会中只有两个内部董事,美林证券、帝杰则只有3个内部董事。对独立董事的数量规定,如NACD(1996)要求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实质性多数”；美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基金(Calpers)的《美国公司治理原则》甚至采取了更为极端的准则,认为最“理想”的董事会构成中,CEO是唯一的内部董事,其余完全由外部董事构成。同时,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这实际上表明了独立董事可以履行批准管理者薪酬、选择决定公司审计师、独立与审计师商讨有关会计和内部控制事宜、挑选董事会候选人等职责。

尽管美国投资银行中的内部董事所占比重很小,但这些内部董事在公司内一般都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两个内部董事,一个是董事长兼CEO,另一个是首席营运总裁COO。内部董事身居要职,一方面有利于董事会所进行的公司重大经营决策活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美国投资银行董事会与公司经理层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这有利于减少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摩擦,但不利于董事会对经理层行使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二)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长普遍兼任CEO

美国五大投资银行的董事长和CEO都是由一人担任,在美国十大投资银行中,董事长兼任CEO的比重高达70%,同时,多数董事长在董事会中具有绝对的权威和核心作用,副董事长则辅助董事长工作。

(三)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以协助经营决策并行使监督职能

美国投资银行的董事会大多设有以下三种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负责人主要是独立董事。①审计委员会:负责督察公司的内部审计程序、财务控制及存在的问题,并和外部审计机构的监督审计相结合,保证公司的运作和财务报告等满足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②薪酬委员会:制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分配方案；③提名委员会:对内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系统的评价。如美林证券董事会下设稽核与财务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管理发展及薪酬委员会等。这些委员会一方面为董事会提供管理咨询意见、协助行使决策与监督,另一方面也对公司内部管理的改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三、激励机制

西方国家投行一般都制定了明确的薪酬激励政策。激励机制采用了流动性、收益性、风险性和期限互不相同的多元化金融工具,激励机制公开透明,形式灵活,并通过这些不同金融工具的组合运用以达到最佳激励效果。美国投行的激励机制具有以下特点:

(一)激励机制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倾斜

美国投行对高级管理人员实行重点激励,给予他们极为丰厚的待遇。以董事长兼CEO的现金收入为例,1999年度,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Purcell,PhilipJ)总收入达2109.7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为77.5万美元,奖金1211.3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为821万美元。五大投行的董事长兼CEO总收入平均为1752.4万美元,其中工资收入66.5万美元,奖金收入982.18万美元,股票期权等其他收入703.76万美元。

概括起来,高管人员的收入结构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奖金数额远远超出工资总额,美国5大投资银行1999年度董事长兼CEO的奖金平均为其工资的14.8倍；其中高盛董事长兼CEO(Paulson?熏Jr.,HenryM.)的奖金是其工资的53.5倍。

二是股票期权等其它激励性收入在现金总收入中占有很高比重,美国前5大投资银行董事长兼CEO的股票期权等其它收入在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高达40.2%。

三是对高管人员的股票期权激励程度总体较高。主要表现是高管人员手中持有的大量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例如,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董事长兼CEO除已实施的股票期权外,手中还有到期尚未实施的股票期权316万股,未到期不可实施的股票期权49万股,加上已实施的股票期权44万股,共获股票期权409万股,占公司发行在外股票的0.36%；雷曼兄弟董事长兼CEO的这一比例更高达1.77%。

(二)激励形式多样化

如美林证券根据员工在公司的不同职级、不同服务年限、不同工作特点,采取了多种不同的奖励计划,使员工从进入公司到离退、从年轻新手到资深专家都能享受不同的阶段性激励。

(三)激励目标长期化

美国投资银行普遍采用即期激励和远期激励相结合、注重引导高管人员行为长期化的激励机制。如美林证券在保证员工基本薪酬不低于本行业平均水平的前提下,利用不同期限的金融工具进行组合设计出以中长期为目标的激励方案。美国投资银行采用的这种激励机制,使公司的成长性和高管人员、普通员工的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保证投资银行长期持续稳定发展。

四、监督约束机制

美国投资银行不设监事会,投资银行对经理层的监督约束机制一般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实现。一是在董事会下设立审计委员会或其他类似的调查稽核委员会,部分地代行审计监督职能。二是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美国的证券立法对包括投资银行在内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做了较详细的规定,公司必须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公司的发展战略和计划；公司股权结构及其变化；董事和主要执行官员的资历、信誉和报酬；与雇员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有关的重大事件。健全的信息披露制度是对经理层的一种制衡约束手段,也是对公司进行市场监督的基础,它使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经营成果始终都受到市场的评判,是对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三是外部市场监督与制约。投资银行经理层的管理策略、经营行为及最终的经营成果都要接受市场的评判。投资者会根据自己的评判采用不同的投票方式。公司业绩和股价的不良表现可能会引发公司被收购兼并的危险,公司的经理层也有被取而代之的职业风险。这是对经理层滥用权力、实行内部人控制的很好的外部市场制约。

五、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

美国投资银行的一大特色是董事长是否兼任CEO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司业绩相关。我们权且选取权益资本回报率作为治理结构的绩效指标,从美国十大投资银行中选出权益资本回报率高于25%的投资银行共5家,将这五大投资银行作为一组,剩下的5家作为第二组。通过对比分析发现,董事会和经理层越是融合,越是有利于权益资本回报率的提高。这种融合一方面表现为董事长和总裁在公司运营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董事长也是公司经营班子的成员(兼任CEO),能够保证董事会和经理层的高度一致；另一方面表现为内部董事在董事会身居要职,而他们一般也属于公司经营班子。

参考文献:

[1]《中国证券业发展报告(2004)》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9;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3]蔡鄂生主编《银行公司治理与控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2;

国外投资范文第8篇

【关键词】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单边模式；双边模式；混合模式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overseas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又称海外投资保证制度（investmentguaranteeprogram），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或保证，投资者向本国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赔偿其损失的制度。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在获得批准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蒙受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国际法条文中，通常用“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代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讲，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海外投资保证制度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承保范畴的区别：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国家政府支持下的一种特殊的保险制度，承保范围只限于政府指定的政治风险；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不仅包括对政治风险的承保，而且也包括对非政治性的商业风险的承保。赔偿方式上的区别：投资保证，一般对所受损失进行全部补偿；投资保险，只按投资的一定比例并且基于一定条件进行补偿。从功能的联系上讲，二者是一致的，都是为了鼓励、促进、保护本国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保障制度。

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立法模式的几种类型介绍

（一）双边模式

双边模式是以双边保护协定的存在作为承保海外投资风险的前提，即美国与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只有在于美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可以申请保险。当规定的政治风险出现，美国向投资者赔偿损失后，就取得了法定的代位权求偿权。美国政府就有权向东道国索赔。

（二）单边模式

日本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采用的是与美国截然不同的单边模式。即不以日本同东道国订立的双边保证协定为前提，只依据日本的国内法，就可以对海外投资进行保险。

（三）多边模式

多边模式又称混合模式，以德国为代表。多边模式将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结合在一起，以双边模式为主，以单边模式为辅，比单纯的双边模式和单边模式更具有灵活性。即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双边模式，未与德国订有双边保护协定的东道国采用单边模式。将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结合在一起后者，交相为用，以便更好得促进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保护海外投资。

三、关于建立我国海外头投资保险制度模式选择的几种学说

目前，过于构建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学界的学说基本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采取日本式的单边主义模式。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主张单边模式的理由是，我国与他国订立的投资保护协定数量并不多，若实行双边模式，会使许多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的投资者，得不到投资保险的保护，即投资保险制度不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制度为法定前提，也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发挥作用的范围受到限制。

第二种主张，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实行美国式的双边主义模式。即，投资者只能在与母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才能加入保险。也就是将国家间的海外投资保护协定作为投资母国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法定前提。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最大的优势是，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第三种主张，采用德国式的混合模式。一部分学者主张，采取单边模式还是双边模式要依东道国的政治风险的大小而定，对于在政治风险小的国家投资，采取单边主义的模式，对于在政治风险大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主义模式。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对于在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投资，采取双边模式；对于在没有与我国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采用单边便模式。

我国在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应充分考虑我国的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海外投资的发展现状。依据现实，根据实际需要，全面考察三种制度模式的利弊，做出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模式设计。

四、单边模式与双边模式的比较分析

就双边模式而言，他有许多单边模式所不具备的优点：

1.双边保险制度可以解决本国政府在私人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中的出诉权问题。出诉权是指，投资国母国政府将本国海外投资保险的保险机构的向东道国政府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请求提交国际法庭，或通过外交渠道支持这种代位求偿请求权的资格。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经常出现投保人国籍不连续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出诉权是否要遵守国籍连续原则，国际上尚无共识，而双边保护制度中投资国和东道国可以通过签订条约商定是否适用“国籍连续”原则。

2.双边保险制度能加强本国海外投资的保险机构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效力。投资母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通过代位权的行使将投资者与东道国的经济关系转化为投资母国同东道国间的官方的关系。对于求偿主体的变更往往会遭到东道国拒绝，在这种情形下，承保机构可以寻求外交保护或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然而外交保护受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和严格原则的制约，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可以使代位权确定化、公法化，为保险机构代位权的实现提供了充分有效的制度保证。

但是，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和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相比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以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保护协定为前提，这就排除了一部分与投资母国未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无法享有投资保险制度的保护。而单边模式投资保险制度下的海外投资者不受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限制，在任何国家地区投资的海外投资者都可以受到平等的保护。但是单边制度下通过外交权途径行使代位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国籍连续原则”“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卡沃尔条款”的限制，这些限制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施行处于不确定状态。

五、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双边模式的确立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海外投资发展的现实以及我国国情，我国适合采用美国式的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证制度。双边模式最大的优点在于能保证海外投资承保机构的代位权的实现。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承认两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代位权的前提下，国际法上的履约义务使得原属国际私人契约关系的这类代位赔偿关系上升为国际法上的法律关系，从而使得海外投资行为受到国际法层面的保护。相对单纯依靠外交权追偿的单边保证模式，双边模式可以有效地消除东道国政府援引“卡沃尔主义”条款拒绝投资母国依据外交保护提出国际索赔。也可以避免因“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给纠纷处理带来的不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根据国际法原则，国家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将本国的意志施加给别的国家，因而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重要的权利——代位权，只有在东道国认可的前提下，才可以顺利实现。因而双边模式是在两国订立双边投资保障协议的前提下，投资母国的代位权得到东道国的认可的前提下实施的，因而双边模式更有利于代位权的实现。

通过外交保护来行使代位权相比通过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来行使代位权要受到更多的限制。外交保护权只有存在投资者在东道国受到不法侵害或不公正待遇时，东道国不提供救济或救济不合理时，投资者要求母国通过外交途径对其进行保护。但实践中外交权的行使是相当琐碎复杂的。在国际惯例中，国家代表投资者通过外交途径向东道国求偿，要受到严格的条件（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际持续原则）制约。除非投资者得不到东道国合理的司法行政救济，否则外交保护权利是不可以行使的。同时，要求投资者受侵害期间或提出外交保护时属于被请求国国民。可见如果不符合“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国籍持续原则”，便会使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的代位权的实现受到阻碍。除此之外，“卡沃尔主义”被拉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认可，投资者只有在放弃外交保护的前提下，才可以在东道国投资。目的在于防止发达国家滥用外交权以此损害东道国的国家利益。我国目前海外投资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在这种单边模式下，通过外交途径来实现代位权是相当困难的。

双边模式可以快捷地解决投资争议。从对海外投资者提供的保护的实际效果来看，双边保护模式能跟有效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潍坊学院教师王春燕认为，投资者能否得到有效的保护不仅要看投资者的损失能否及时得到赔偿，更要看赔偿后投资者能否尽快摆脱与东道国的投资纠纷。效率对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在单边模式下，投资者只能在用尽当地救济之后，才可以向母国寻求外交保护，此过程耗费时间和精力使整个运作过程效率低下。而双边模式下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使投资者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脱离纠纷，把精力尽快地投入到建设投资项目中去。及时得到赔偿、尽快解决纠纷是投资者投保的真正目的，卷入无休止的繁琐的政治纷争绝非投资者所愿。所以，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能使经济纠纷通过商业化途径解决，避免了国际经济纠纷的政治化。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降低政治风险的可能性。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不仅有“防患于未然”的功能，也有“补救于已然”的功能。在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下，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没有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东道国的政治风险活动不受协议约束，同时对投资国没有保障对方投资安全的义务。这就造成了在东道国制造有可能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时就可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尤其是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事后利用“卡沃尔条款”来拒绝投资母国的外交保护。而目前，我国的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相对政局动荡、法律不健全，采用单边模式风险太大。而双边模式与单边模式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投资母国与东道国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两国之间的关系由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关系，转化为东道国对投资母国具有保护其投资安全的国际义务的关系。在东道国违约时就不得不顾及由违约导致的国家责任。在制造政治风险时就会有所考虑，从客观上降低了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用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符合我国国情，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模式确立，应由我国的现实国情和投资发展的现状来决定。即根据国情需要，如何最大程度上维护好国家利益是选择投资保险制度模式的根本标准。双边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使投资东道国的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这个缺陷与投资母国代位权的顺利实现相比，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整体水平比较弱，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海外投资的规模、质量、效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还是资金不足，所以引进外资和国际融资一直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旋律。目前，国家也鼓励有能力的企业“走出去”，但是国家的政策只是鼓励、支持，不是大力提倡。我国的海外投资还处于初级阶段，发展还不成熟完善，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引导。而双边模式的保险制度，可以通过对投资项目的审批，引导投资者的投资方向。向与我国订立双边保护协定的国家投资，这样的国家一般与我国的关系比较友好，社会、政治、经济、法律发展相对稳定完善，在这样的东道国投资会更有利于海外投资事业的发展。对海外投资的引导调控作用是单边模式的保险制度所不具备的。

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事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根据国际惯例，海外投资保险都是由国家财政支持，一旦代位权无法实现，就等于用国家财政补贴私人海外投资的由政治风险带来的损失。这对于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是相当不利的，对海外投资事业的长远发展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相辅相成，不可分而治之。国内法层面上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需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支持。国际法层面上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具有“防患于未然的作用”，而国内法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可以“补救损失于已然”，两个功能相互补充、相互作用，从而防范风险的发生，补救风险带来的损失，促进我国海外投资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与世界100多个国家订立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其中已经包括了我国海外投资的相对集中的20多个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条款都规定了“代位权”，而且目前签约国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这样从签约的数量和范围上看基本能满足我国海外投资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要求。

综上所述，双边模式顺利的解决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中最核心最关键的代位权问题，具有单边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根据我国国情，双边模式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立对海外投资的长远发展都十分有利。

参考文献：

[1]余劲松。国际投资法。法律出版社，1997.

[2]王传丽。国际经济法。高教出版社，2005：367.

[3]王春燕。我国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模式研究。湖北法学，2007，（02）。

[4]孙晓晖。借鉴外国经验，构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信用保证制度的设想。财经研究，2001，（3）。

[5]吴智。建立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体系的法律思考。现代法学，2002，10.

国外投资范文第9篇

十年后我们看到，期间的儿子在新西兰读书真的十分出色，尽管在新西兰不大的基督城，儿子读书的成功，使他成为学校的骄子，数学比赛成为代表学校出赛的骄傲。到了初中阶段，喜欢计算机的儿子，在游戏中投入了计算机的程序编制，代表地区，代表新西兰国家中学生到澳洲，到加拿大参加国际比赛，并获奖。高中一年级的他已经开始学学课程，他的比赛成绩已经被新西兰最好的大学看中。最近，儿子为了能够到奥克兰最好的学校读书，坚持要离开基督城，因为他大学的目标是去美国计算机最好的学校攻读。

新西兰的义务教育到高中阶段，可是学生读书是严格按照居住地区划分的。儿子要上的奥克兰高中，那地区房价很贵。朋友为了儿子，多次去奥克兰看房子，最近通过电话拍卖，买定了一套不错的房子，儿子入学条件已经具备，明年开学，儿子可以如愿入学。可是生活的问题有很多，朋友在基督城买了一个小农场，经过几年自己打理，已经初具规模，离开的决定，让朋友开始卖去自己养大的羊群，送走喜爱的大狗，还要处理大批的鹅，鸡。这可是很大的工程。

朋友是个很有文化底蕴的事业女性，一位强势、和蔼的女性，一位能够为了目标牺牲其它的女性，在丈夫的帮助下，为了儿子他们十年努力。记得几年前，他们拿到新西兰身份以后，带着儿子去澳洲生活，买了房子，住了一年多，拿澳洲和新西兰比较，让他们一家还是感到新西兰是他们生存最好的环境。很小留洋的儿子，已经接受了比较深的国外文化，可坚持中国文化的朋友，坚持让儿子在读书以外的艺术熏陶和艺技的培训，儿子已经成为经常被邀请演出的大提琴演奏者。

儿子长大了，外人看到的是儿子的成绩，父母感觉的是儿子的一些不足，尤其在叛逆期的儿子，有很多地方父母和儿子是有不同观念的。可是，还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开明的朋友，还是以儿子为中心，再次为了儿子而迁移，从新西兰的南岛迁到新西兰北岛开始新的生活。

朋友和她的先生是实在人，他们有了儿子以后，以培养儿子作为第一生活目标，他们在满足儿子发展的前提下，打理好自己的生活。他们在上海的生活十年前就相当优越，在最繁华的城区有高楼内复式的豪宅，当然家务可以有工人帮助。在新西兰，他们甚至于放弃繁华的奥克兰生活，到幽静的基督城生活。曾经去过朋友的家里，看到他们自己动手进行房子的装修，花园的打理。在他们买好小农场后，我们从交流中看到他们的农场一点点地改变，他们在享受自己的田园生活。

国外投资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储蓄投资转化率；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国外投资；脉冲响应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3－0011－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3.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储蓄主体与投资主体、储蓄结构与投资结构分离的变化过程：计划经济下政府主导的直接转换机制，转变为了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的转换机制，又逐渐变为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资本市场的转换机制。

一、文献综述

古典学派认为储蓄与投资是均衡的，且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马歇尔认为在利率使二者达到均衡时，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在经典的Solow模型中，储蓄投资转化率为1。大部分学者采用这个假设。随着储蓄与投资开始分离，Kuznets提出的储蓄转化成投资的形式和渠道逐渐成为学界重要研究领域。

Feldstein和Horioka（1980）运用16个OECD国家的截面数据检验了储蓄投资之间的相关性，得出储蓄与投资具有高度正相关性的结论[1]。之后Feldstein（1983）等进一步验证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相关性。

随着我国储蓄与投资主体分离，储蓄投资转化率成为国内学者的研究热点。武剑（1999）从国内资金的供求关系分析了投资压抑的原因，发现银行的大量坏账、政府对投资规模的过度压缩以及信贷偏向等是主要因素[2]。中国资本使用效率方面，包群，阳小晓（2004）的研究表明中国国民储蓄主体的居民储蓄投资转化率偏低[3]。

上述文献基本上是在封闭经济条件的实证研究。在一国内储蓄资源只能被用于国内投资，储蓄与投资会显示出高度正相关性。在开发经济条件下，国内储蓄输出到国外转为为实物资本，国外储蓄流入国内成为投资，使得国内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只有在开放经济环境下，研究国内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率才有实际意义。假设企业储蓄完全转化为投资，Feldstein和Horioka（1980）用OLS法对21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检验。包群（2004）对其模型进行了改革，在封闭经济中采用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来研究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本文对其进行了修正，引入外国部门，把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转化为在开放经济下研究。引入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国外投资三个变量用VAR模型来解释投资率的变动。

二、模型建立及数据

本文基于开放经济中的国民收入核算法，有支出法得到式（1）。对式（1）变形得到（2）式。Y-C是国民除去消费后的经济体的总量。Y-C等于居民投资，政府购买和进出口净额。

Y=C+I+G+X-M（1）

Y-C=I+G+X-M（2）

从国民收入收入法得到式3。把C移到左边，得到式4。右边是储蓄，税收和国际转移。国民收入减去消费等于居民储蓄，政府税收和国际转移支付。

Y=C+S+T+Kr（3）

Y-C=S+T+Kr（4）

由（2）和（4）得到I=S+（T-G）+（M-X）+Kr （5）

把式5都除以GDP，得式6

即投资率等于居民储蓄率加上政府储蓄率、进出口率和转移支付率。因此，本文以式6来建立模型：

把T-G和M-X视为政府部门和进出口部门的储蓄率得到式8。

时期的国外部门储蓄率，为衡量一国国际资本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指标。?琢=0且?茁1，?茁2和?茁3都等于1时，公式（8）表明国际资本流动为0的封闭经济体系。

相对量，大小不会对结果产生影响因此不做通胀调整；SP用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乡居民在银行中的储蓄；SF为中国政府在银行系统的存款，在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中得到；SF为每年的国外投资总额。tzl代表投资率；jmcx代表居民储蓄率；zfcx代表政府储蓄率；fcx代表国外投资率。因这三者的时间序列数据不平稳对其求导。对变形后的模型为

tz1t=?琢+?茁1jmct+?茁2zfcxt+?茁3fcxt+?着t（9）

初步回归检验得到的R2值为0.7749，即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国外投资可以解释3/4的投资来源。在t统计值中，国外投资的统计意义不显著。时序数据的非平稳性导致伪回归，即长期储蓄与投资变化不稳定的，则储蓄和投资可能不存在（9）式表示的线性关系，可能是非线性关系。如前所述，中国储蓄投资的渠道经历了3个阶段。（9）式只考虑了储蓄投资之间的相关性，而其他的经济因素被忽略，因此可能存在自变量内生问题。如果储蓄不是外生的，而是由经济系统中其他变量决定，则居民，政府和国外投资并不独立于误差项。本文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解决自变量内生问题。变量的ADF检验，各个变量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

从ADF检验结果来看，在1%水平下，4个变量是不平稳的，但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国外投资率回归系数不显著的原因可能是长期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不是水平平稳的，导致伪回归的原因是对非水平平稳的国外投资率变量进行直接回归，储蓄投资的相关性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在这里有两个不平稳时间序列的某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则这些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所以，采用协整分析分析储蓄投资的长期关系是适合的。对4个变量的一阶差分进行Johansen检验得到：

表2和3表明，在5%水平下，投资率和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国外投资率的一阶差分存在3个协整关系。一般来说，第一个协整向量具有较强的经济意义。所以，对关于投资率的协整向量进行正规化后得到标准化的协整向量（表3）和协整方程为：

DTZL=1.1332DJMCX+0.7478DZFCX-0.1691DFCX

从协整方程中可以看出，在影响储蓄投资率的因素中居民储蓄对投资率的影响是最大的为1.1332，即居民储蓄率变动1%会使投资率增加1.13%，是影响投资率的主要原因。居民占储蓄率主导的主要原因是随着收入分配倾向于居民，使得居民的收入成为国民收入的主体。随着直接融资渠道的增加，居民开始把资金从银行账户转移到证券账户里。其次是政府储蓄对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影响，即政府储蓄率每增加1%会增加投资率0.75%。由于政府储蓄主要来源于税收等比较稳定的因素，因在国民储蓄比重较小，所以政府储蓄只是对企业投资和国外投资的一种补充和宏观微调的手段，而不是储蓄投资的主体。政府储蓄率的投资转化率虽然比较高，但由于只占国民储蓄的15%左右，对投资率的影响不是太大。国外投资系数为-0.1691，表明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为资本净输出国。而且，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投资在高收益低风险的项目，对中国资本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根据VAR模型构建的一般步骤，依据表4输出的值，经表4比较，得出4个变量以4阶VAR模型比较合适，其矩阵见公式（10）。

检验得到VAR(4)模型所有根的倒数与单位圆的关系如图1，结果表明VAR(4)模型所有倒数全部在单位圆内，满足稳定性条件。

从统计值来看，R2在0.8以上但调整后的R2达到0.5，方程拟合度较好。AIC和SC较好。做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其模型矩阵为：

dtzldjmcxdzfcxdfcx=Ct+A1dtzldjmcxdzfcxdfcx+A2dtzldjmcxdzfcxdfcx+A3dtzldjmcxdzfcxdfcx

+A4dtzldjmcxdzfcxdfcx+?着t（10）

利用Eviews6.0对模型式（10）进行参数估计（表5），由表5可知，总投资率主要受居民储蓄和国外投资的正向影响，受政府储蓄的负向影响。投资率（tzl）变化与t-1时期的估计相关系数为0.376，前期投资率对本期的影响不能忽视。但t-2期之后的自身影响系数都为负，说明之前2至3期投资率高会让本期投资有个负面影响。以前投资率高，会降低以后的投资率增长的速度以及规模，也间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会出现库兹涅茨拐点。从其他量估计系数来看，居民上期的储蓄率对投资率只有0.022的影响，但t-2期后都对投资率有负的影响，说明对储蓄投资转化率的渠道，即间接融资是低效率的。而且，居民储蓄率对投资率影响不显著，即使提高居民储蓄率，改进间接融资渠道的效率对投资率的影响会出现大的波动。国外投资率对投资率的影响始终是负的，这也符合中国的现实。

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国外投资三者受自身影响，相互交叉影响持续4期。居民储蓄对政府储蓄和国外投资的影响在t-1期分别为0.055和-0.129，在5%的显著性下通过检验。说明居民储蓄高的情况下，对政府储蓄有促进作用，同时会抑制国外投资。居民储蓄在t-4期对国外投资率的影响才是0.089，说明中国提高居民储蓄达到抑制国外投资会出现3年的抑制期。居民储蓄的提高总是对政府储蓄有促进作用。

从图2中看出，在本期给政府储蓄一个正冲击后，中国总投资在第2期内没有变化，在第3、4期有大幅上升。而在第5期有开始归于0。并在之后在0之上波动，但波动不大。因此，可以看出政府储蓄受到外来正冲击后，滞后2期后才经储蓄投资渠道传递到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这一冲击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和长的持续效应。国外投资的正冲击对总投资的影响，围绕0波动，几乎可以忽略。而居民储蓄的冲击对总投资的影响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大。在第5期之前，居民储蓄的正冲击对投资总额几乎没有影响，在第6期开始，这种影响逐渐增加。这种影响围绕0大幅度波动。所以，居民储蓄的正冲击对投资总额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同时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纵轴表示冲击造成的标准差信息。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间数。一个投资总额标准差的波动对居民储蓄投资变化产生比较大的不确定冲击。第一期的正影响最大，之后下降到第5期为负的最大。在第6期开始上升。从第7期以后，冲击维持在0以上。说明中国投资总额受自身影响刚开始有正影响之后为负，长期看有正的促进作用。

从表6看出，投资率增长的变化受前期自身影响逐步减少，从100%到55.67%。而其他因素扰动项对投资率的增长都呈现递增趋势。居民储蓄，政府储蓄和国外投资从最初的0分别增长到20%、9.4%和14.8%。因此，居民储蓄的方差贡献率最大，方差分析表明居民储蓄在储蓄投资转化机制中发挥重大的作用。因此，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的提高重点应是提高中国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效率。

三、结论

本文在开放经济环境下，从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国外投资率角度来分析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主要结论有：无论长期还是短期，居民储蓄对中国储蓄投资转化率的影响比较大，且在短期对储蓄投资的转化有很大的冲击。居民储蓄是影响投资的主因，且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政府储蓄因在国民储蓄的份额越来越少，对储蓄投资转化的影响作用在减弱。长期来看，国外资本的流入对储蓄转化投资有抑制作用，即国外投资会对本国资本产生挤出效应。

参考文献：

[1]Feldstein. M Horioka. C. Domestic Saving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J]. TheEconomic Journal.1980.

[2]武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中国资金供求的动态分析[J].经济研究，1999（11）.

[3]包群,阳小晓,赖明勇.我国储蓄-投资转化率的经验性研究：1978～2002[J].统计研究，20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