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文学论文范文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传统的教学方法问题分析

传统教学的特点就是以时间为线索，对人物的出生背景、代表作品、写作风格进行记忆，而且如果课程设置比较少的话，每星期一次课，半个学期就让学生掌握英美文学的全部内容，这样是绝对谈不上文学赏析的。事实、历史的不断罗列，只能让学生感到疲倦和乏味，有的时候甚至出现对事实的混淆，感觉上学了很多东西，但其实没有对任何一个作家有深刻的研究，甚至等到学完了全部内容，连一本经典原著都没有读过。在最后的考核当中，也只是对一些作家、作品进行记忆性的考核，根本不能反映出一个学生是否通过英美文学这门课程的学习，真正提高了文学素养和语言的运用水平。针对英美文学这门课程，传统的教学方法存在许多问题，具体如下：由于传统教学方式能够利用的工具只有黑板和粉笔，因此，英美文学这一类原本画面感很强的课程最终只能体现在黑板和教材中，教师在这类课程的教学中能起到的作用很小，学生主要依靠教材中的内容，教师则或多或少丧失了在学生中的威信，这种方法也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教师在课堂中的作用。英美文学具有两面性，它既罗列了数不清的作家和作品，堆积了大量的信息，同时又包含了很深厚的文学色彩，为了体现英美文学课程的文学性和生动性，教师需要一种生动的手段去体现课程的特点，否则，文学便成为了停留在纸片上的文字，学生也很难通过单纯的文字来提高自身的文学修养。制作课件、查找网络资料也是学习的过程。对于教授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师，特别是以前没有接触多媒体和网络的教师，他们对于课程内容的掌握主要来自于自己在学生时代学习的内容以及多年来积累的知识，但许多文学类作品的评论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的，因此教师的知识也需要不断的补充，掌握前沿的一些理论和看法，这对于文学修养的培养和提高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多媒体教学和网络并不发达的年代，学生可以使用的资料主要是教材和练习册，在学习英美文学的过程中，如果需要评论一部文学作品，学生往往只从有限的资料出发，思路得不到扩展，评论的内容也相对狭隘。若借助多媒体和网络的优势，学生可以搜索到很多资料，了解不同的思路和评论，对于学习英美文学课程十分有益。

多媒体辅助教学的优势

多媒体的四个主要特征为：集成性、可控性、交互性和数字化，借助于这些特性，人们不再被动地接受文学、声音、图像、视频，而是主动地进行检索、提高和回答，这种特点远远超过了普通书籍和录像带的内容，因此被广泛使用于教育领域中。多媒体的技术构成包括：音频技术、视频技术、数据压缩和解压缩技术、大容量光学存储技术、超文本和超媒体链接技术、媒体同步技术、多媒体网络技术。多媒体计算机系统的六个组成部分分别是：多媒体CAI应用、多媒体创作系统、多媒体核心系统、多媒体输入\输出控制接口、多媒体实时压缩和解压缩、多媒体计算机硬件。多媒体的内容丰富，它将视频、文字、音频等传统课本无法涵盖的内容汇集一体，对于以往只能用口头或文字描述的内容，通过多媒体将其动态地展现给学生。特别是对于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将一些原声资料、文学作品、背景介绍等内容，通过视频或音频展现给学生，可以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生动形象地了解授课内容。传统的教学活动中，能供教师使用的工具主要就是黑板、教材和练习册，多媒体教学却有效地解决了这个信息量不足的问题。随着多媒体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功能的不断强大，它应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因此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巨大的容量和极大的共享性，它在教育领域中的优势体现得更为突出。多媒体可以营造优美、高效的学习环境，使课堂教学更有灵活性、实效性，并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同时提高学习的趣味性。多媒体因其便捷、高交互性的特点，能有效避免填鸭式的教学，更有利于学生跟随老师的思路，节约了上课记笔记的时间。多媒体的使用可以促进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兴趣，无形中还能拉近师生间的距离，营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多媒体教学可以合理地将色彩、声音、动画及视频进行统一，色彩可以消除学生学习的压力，缓解紧张的情绪；文字可以用来突出课程的主题，增加课件的美感；动画可以将静态的文字动态化，增加文学作品的生动性；图片和影音则可以增加教学的直观性，给人美的享受，这些方法都可以为课堂教学注入无限的活力。根据以上对当前高校英美文学课教学现状的调查和分析，并结合英美文学课程自身的特点和多媒体技术综合思考，制作多媒体课件、并将其应用于英美文学的教学会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同时，课件也非常便于资料的归类整理和信息综合储存，如果将其与光盘或局域网结合利用，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多媒体课件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通过课件的展示，可以将书面上的文字形成丰富的图像、视频等。下面就介绍一下笔者在制作课件过程中总结的一些方法和步骤。如今的课件制作主要使用PPT软件，这种软件可以很大程度上满足多媒体辅助英美文学课程的要求。（1）授课提纲：主要是对课程的简要介绍和学习者的学习目标，针对不同单元的课程内容，学生在课前就可以通过课件对授课内容有大体的了解，课件制作完成后可以定期更新和整理，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相应的调整。（2）背景资料：选取权威资料作为背景知识，可以在网上下载大量的图片信息，同时用网络视频作为辅助。（3）作家和作品：可以制成模块，将作家的年龄、性别、国籍以及作品的年代、文体、特点进行分类，并搭配电影、视频片段或图片资料进行展示。（4）代表作选读：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亦可将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片段放在课件中，供学生在课上探讨，用以扩大知识面；也可以针对难懂的句子，让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集思广义，充分思考。（5）测试：通过不断地收集和整理，将课程中重点的内容整理为一个通用的资料库或测试库，并定期更新，用于考查学生的学习情况。（6）文学评论：针对不同的文学作品进行小组讨论，集思广益，从而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7）相关网站：不定期地向学生介绍一些实用的网站，但要保证所介绍的是高质量的网站，让学生能够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8）为了保证课堂上的学习效率，任课教师可以把介绍英美文学概况的录像或纪录片分成几部分，在下课前几分钟，给同学们放映与这堂课内容相关的录像，以加深学生印象，让学生更加有效地掌握所学知识。通过多媒体辅助教学，师生都能从中受益，且效果十分明显。首先，教师可以把自己备课的资料和多年总结的一些重点放到课件中，学生便可以清楚地了解上课要学习的内容、重要信息以及对知识的应用，以这种方式，教师每一次备课便可以对原有的课件内容进行修改和补充，适时地更新和替换原有的资料，并可以根据不同的学生群体设计不同的课件，以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增强学习兴趣。其次，图片和视频这类辅助工具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由于课本内容比较枯燥，但学生对图片和视频更加感兴趣，这就有效地提高他们学习的效率，并使文字资料变得更加生动。最后，多媒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它不仅丰富了资料，也增强了学生感官上的享受，教师可以根据需要调整课本内容和多媒体内容的比例，从而使课本从原来的主体成为新式课堂的辅助资料。这种由多媒体主导的、师生互动的教学方式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的备课和教学水平也会得到促进，因此，多媒体辅助教学的手段是一种双赢的教学手段，也是革命性的教学方法。

多媒体辅助教学存在的一些误区

虽然多媒体的使用可以极大地丰富课堂的教学，但有些教师由于对多媒体的理解欠缺或理解不深，往往会使多媒体的应用进入一个误区，问题主要出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一个好的教学课件，制作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料，与传统的黑板粉笔的教学方法相比较，它的准备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英美文学这样的课程又没有现成可用的课件，这些问题大大影响了教师使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的积极性。（2）多媒体辅助教学有时会成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屏障，由于它取代了传统的面对面教学，而一旦这种机械式的教学模式使老师由原来的主动式教学变成了由电脑控制的被动式教学，这种先进的教学手段最终就沦为了“黑板搬家”。（3）对于那些对多媒体辅助教学接受较慢的教师来说，在制作课件方面会存在一定的困难，他们对于如何用课件来辅助教学没有深层次的理解，片面追求收集信息的量，使课件成为一种信息的堆加，在课件操作方面也略显生疏，不但不能有效发挥课件的作用，反而耽误了大量的时间，分散了学生的精力。（4）多媒体教学在教学中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多数教师还不能够准确地理解多媒体在教学中应该发挥的功能，及扮演怎样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传统板书的代替品，有的教师会把教案中的内容直接拷贝到课件中，这种方法只是最基本的一种多媒体辅助教学的方法，而并不能将这种方法发展成为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方法，学生对课件的过度依赖也是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中的一大问题，在传统教学的课堂中，学生会用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记笔记，这无形上也是一种帮助学生加强记忆的方法，但是，多媒体的应用有时不但没能帮助学生学习，反而降低了学生课上听讲的效率，许多学生认为只要把课件拷贝下来，就可以重现老师上课的内容，所以即便是注意力不集中或逃课，也不会对学习有什么影响，因此，这种过度依赖反而降低了学生的注意力。所以，如何有效并科学地使用多媒体手段或制作课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5）课件的内容的选择也是十分关键的，有的教师为了用课件或视频吸引学生，会在课件中加上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虽然学生的注意力被有效集中了，但往往课上应该强调的重点没有得到有效的讲解，因此，虽然内容新颖但却偏离了教学目标，这种做法对学生的学习不利，是一种不负责的做法，过分地强调炫丽的图片、视频和画面，只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并不能有效地利用多媒体手段加强课堂的教学环节。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使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要解决以上的问题，要实现应用多媒体教学手段辅助英语教学的目标，应该将提高课件的制作水平和应用技巧作为一项重要的课题研究，并加强语言教师的实践训练，为基础较弱的老师提供适当的培训，将双方的知识融合并整合，使带有实践教学思想的创意设计与计算机的高新技术有机结合，从而打造既富有创意又能吸引学生的教学课件，从而丰富语言教学的课堂。

多媒体辅助英美文学教学对教师的要求

对多媒体技术的熟练应用毫无疑问可以极大丰富和生动英美文学课堂，但是，如何才能提供高质量的多媒体教学也成为任课教师的一大难题，这就要求我们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不但要对专业知识方面有深刻的理解，并能熟练地应用多媒体设备进行演示，学校也应适当对教师进行计算机方面的培训，从而使专业教师可以轻松地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并能指导专业学生如何上网获取有效的相关资料；除此之外，还要求教师具有高度的责任感，抓住学生的学习兴趣，经常搜集相关方面的多媒体资料。制作生动的教学课件对于教学质量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要求任课教师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下载符合课堂氛围的模板，并具有极高的创造性，真正给学生带来耳目一新的课堂。在用课件进行演示型教学的的过程中，师生也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交互式的探讨。例如，可以上网查找一些国外的网站，通过超链接在课堂上给学生演示，并能通过网络媒介与学生进行交流和沟通，例如，可以通过电子信箱，检查学生对课上内容的掌握情况和课后的预习情况，还可以让同学之间相互交换学习心德，尽量提高课堂效率，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英美文学课堂变得生动、形象。制作好的教学软件或课件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制作人员首先要能熟练地使用计算机和PowerPoint软件，其次要了解课程授课的提纲和重点内容，并将其有机合理地体现在课件中。对软件的使用或许成为了多媒体辅助教学中教师最需要学习和提高的部分，这对从事计算机辅助英语教学的教辅人员在理论上和技能上的巨大挑战，同时，也需要将原有理论与先进的课件制作思路相结合。因此，学校应该定期对教师进行培训，充分地利用多媒体软件进行课件的制作，使教师能够逐渐充分、有效、合理地使用多媒体软件。在英美文学这门课程中，通过多媒体可以将授课内容动态地展现给学生，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将一些原声的资料、文学作品、背景介绍等通过视频或音频展现给学生，这可以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生动形象地了解授课内容。随着多媒体技术的不断成熟和功能不断强大，它应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因此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巨大的容量和极大的共享性，它在教育领域中的优势体现得更为突出。

小结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素质教育;文学课

一、历史上外国文学教育与人文素质培养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号召,英语专业外国文学教学也可以围绕这个中心,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中的文化素质就是人文素质,这种素质是通过文化修养获取的。文化修养主要是指人掌握的各种知识,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对生活的感悟,对社会各种规则的自觉遵守,以及高度的道德境界。[1]而这诸多方面都以模拟的形式出现在文学作品里,因此文学教育是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中国不仅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而且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正在与国际社会完全接轨,中国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文化进行交融、渗透。因此学习了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必须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学教育一定要包括外国文学教育职称论文。

外国文学教育在我国有很长的历史。最早的外国文学教育应该从1862年洋务派在北京开办的京师同文馆算起,同文馆主要的学习科目是外语。二十世纪初,清政府推出了“新政”,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外语进入了中国的课堂。上世纪四十年代国民时期颁布了《修订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在这个标准中提出了“从语文中认识英语国家之大概”,[1]这强调的就是一种文化素质教育。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文学在教育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规定:“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的了解”。

在西方,文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一个倍受尊敬的教育传统,因此,文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也是不容质疑的。伴随着这样一种教学观念,他们在外语教学中采用的是语法翻译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主要是为了给学生打好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基础。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学究式的教学方法一直都被认为是一种理想的教学方法。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教育工作者称之为“综合性的教学方法”(Kulturekunde)[2]的运动,它把德语的语言教育与德国的文学教育,历史教育和地理教育融合为一体,使之成为一个教育实践的核心。这种综合性的教学方法在德国也被用于了外语教学:外语教学把语言教学与文学、历史、地理的教学结合起来,从而拓宽了外语教育的范围;还有些外语教育者把外语教学与外国的文化史结合起来,这样,学文学就成了通过作家、作品来了解作家、作品所处的那个社会以及它的文化思想。

在英国,莎士比亚、弥尔顿、济慈的作品是文学的典范,是民族精神的表达,是文化、美学、宗教和政治价值观的体现。英国的外语教学也体现了相似的教学观念:他们开设的希腊语课、拉丁语课显然不是为了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而是为了让学生学习古典文化,他们采用的语法翻译的教学方法也是适合文化学习的;一旦学生掌握了基本的语言技能后,就阅读古典原文。这种方法也被用到现代外语教学中,并且学生能否阅读外语原文是评价学生等级的重要标准。

与此同时,在美国和其它一些欧洲国家,在英属的一些殖民地国家,外语教学都强调文化的教育,强调具有历史意义的风俗习惯,强调所学外语代表的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3]

但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种不同的教学观念,人们开始改变外语教学的原则和方法。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成为了外语教学最重要的目标,语法翻译的教学方法被屏弃,文学也被认为没有一点实用价值,甚至还被某些人认为会障碍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因为文学语言为了取得一些特别效果常常不同于标准语言。威德逊(Widdowson)[4]说,一种普通的观点认为“文学、特别是诗歌语言常常被认为是不规范的语言,因此会起到误导的作用”。这样,文学作品就被那些具有交际语言功能的语言结构所代替(这段时期语言实践室和磁带录象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也促进了这种教学观点的应用)。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外语教学也受到其影响。外语教学强调句型、模式。这种方法把语言变成了一种公式,强调语法的“正确”。通过对句型做反复、机械的练习后,学生就可以在相似的情况下得以应用。这种方法强调的是语言的实用性,而不是它的文化价值,更谈不上美学价值。如果要根据典型的句型提问,我们只能提一些很低级的问题: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很显然这种方法是不适合文学教学的。再看看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一行诗“我像一片游云……”(Iwanderedlonelyasacloud),根据这行诗我们就可以问:谁是“我”?为什么他把自己比喻成“游云”?这种问题就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从课文中得到一些感受。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交际教学法的缺陷,很多学者都站起来反对这种实用主义的教学原则。这样文学课又重新回到了课堂,重新受到了重视。语言教材中又出现了现代和古典的诗歌和散文,还包括引导学生理解和欣赏这些诗歌和散文的练习。在这个学术圈里,卡特、李特尔伍德、威德逊、布鲁姆菲、郎(Carter,Littlewood,Widdowson,Brumfit,Long)等都是积极的文学教育倡导者,他们写有大量论文和著作探讨文学教学的途径。

从历史上看文学和外国文学教育一贯都是以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为目的的,文学是语言最高的表达形式。

二、文学教育的作用

在中国,利用文学作品进行外语教学一般有两个目的:语言教育和文化教育。从文学的性质上看,利用文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要远远超过语言教育的价值。

文学能培养学生的情感。读文学作品比其它任何活动更能激发学生的情感,并给他们的情感释放开辟了一条道路。文学作品能把学生带到遥远的地方,使他们感受大自然的美丽、和谐、神秘和伟大。文学作品能使学生感受他们在生活中还没遇到过的各种人生经历:他们与作品里的主人公一起去冒险、一起去爱、一起去恨、一起去分享胜利、一起去分担失败。结果,他们对人生的洞察力会更敏锐、更深刻。

文学作品还能培养学生与他人的认同感(而与他人的认同感是人类必须具备的品质)。罗森布莱特(Rosenblatt)认为与他人的认同感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来培养。通过了解他人的生活经历,学生会体会到人的复杂性,多面性的本质;文学给他们提供的“生活,不是所谓的知识能够提供的:[5]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甚至科学家他们提供的是一些不具人情味的信息、事实,而没有提供对这些信息、事实的人性的了解;而文学也能转播这些信息,并且还能提供对这些信息人性的了解。这在今天国际化的社会里尤其重要:学生的生活环境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很容易导致他们相信只有一种生活方式,而文学能使他们接触到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文化所代表的生活态度、信仰、思维方式,使他们认识到社会多样性和各种生活方式共存的必要性,这样他们就不会陷入偏狭的心态。

文学能向学生展示人与人之间需要包容的必要性,培养他们的同情心、包容心。长期阅读文学作品能使学生接触到不同文化、不同性格、不同类型的人,这样他们就常常把自己放入他人的位置,为他人着想,理解他人,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会注意自己的言行对他人的影响。学生缺乏对社会的包容心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激烈,讲究实际的社会里,这很容易导致他们对别人的感觉和需求漠不关心,而文学能改变这种状况,给学生的世界观带来积极的影响。

三、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文学课

卡特和郎在他们《文学课》这本书里提出了文学教学的三种模式。[6]文化模式:通过文学学文化;文学是“智慧的积累,是一种文化的精髓”。[6]语言模式:通过文学学语言;文学能帮助学生掌握更多的词汇,提高学生对语言结构的理解,还能帮助学生了解如何创造性地应用语言,如比喻、象征等。个人成长模式: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帮助学生了解人的本质,探讨人生;阅读是读者和作者的对话,能帮助学生的个人成长。很显然第一和第三个模式都与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有关。老师可以通过选择不同主题和题材来帮助学生了解西方重要的文化思潮,文学流派,哲学思想和宗教思想等。还可以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把自己的文化经历与作品所表达的文化经历联系起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鉴别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欣赏和判断能力。

李尔伍斯给文学做了个透视,找出了文学在外语教学中的五个功能:[7]语言功能、内容功能、主题思想功能和社会发展及文学史功能。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功能都与素质教育有关,特别是第四个作用,它要求学生探讨文学作品里人物和事件的含义,探讨作者的世界观,对事物的看法。学生通过了解那些对世界文化有影响的思想和文化思潮,他们的生活视野会拓宽,他们对生活的选择会更广泛。并且他们还能学会站在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提高他们对生活的洞察力。

布鲁菲特在他的论文“阅读能力和外国文学学习”[8]这篇论文里提出了一种提高学生文学能力(也就是文化能力)的文学教学理论。他的理论既直观又全面系统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以素质教育为中心的文学教学方法。他认为阅读文学作品的能力并不是普通阅读能力的延伸,你也许阅读能力很强,你也许认识文学作品里的每个字、每个短语,但如果你不了解产生这一文学作品的文化习俗,你就无法了解它所要表达的思想。因此,文学教学需要采取一种不同的教学途径。他认为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学生的阅读经历,二是学生的生活经历。学生的阅读经历与学生是否了解所读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化习俗背景有关,如果不了解,就无法把那些“字和短语”构建成意思。这个能力的培养需要老师有意识地将某类作品联系起来进行比较,把作品联系起来的方法有很多:内容的联系,形式和结构的相似,风俗习惯及传统的比较,主题的表达等。学生的生活经历包括学生是否有足够的生活阅历来理解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这需要学生把作品与作品以外的世界连接起来。阅读是读者与作者的对话,如果学生无法与作者对话,对作品没有感觉,是无法理解文学作品的。这与卡多拉斯和哈里斯(Cadorath,Harris)[9]的理论很相似,“书本身是没有意思的,它只给读者提供一条路线,读者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构建意思。”因此,文学作品是在学生理解了原文,并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构建了意思之后才有意义的。从教学上来说,教师要帮助学生构建意思必须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开始可以让学生读寓言类的作品,这样学生较容易把作品和他们的亲身经历联系起来,逐渐地再过度到探讨人生观的文学作品。

文学教学不是一条直线的教学,它需要培养学生同时从多方面感受文学的能力:学生必须通过文化习俗来理解文学作品,还必须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构建意思。布鲁菲特的“文学能力”理论。

培养学生的文学能力必须要与以上的模式一致,但是根据学生的文学经历在程度上(难易度上)可以根据情况而变。学生的文学理解力不等于他们的语言能力,所以在选作品时既要考虑语言因素,也要考虑文化因素。(1)语言因素:语言可以用词汇和句子结构来测量,但语言简单并不代表学生就能理解其意思;布莱克(Blake)的诗歌,海明威(Heminway)的“老人与海”语言都很简单,但学生要真正理解它们的含义却有相当大的困难。(2)文化因素:不同的作品引起不同读者的共鸣;对于不太成熟的读者来说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比现代文学作品更适合;对于中国学生来说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思想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

以上是几位学者有关文学与外语教学的理论,这些理论给以素质为中心的外国文学教育很多启示,但在具体的教学中,教师要根据作品的内容和学生的水平不断地进行调整、选择。教学从来没有固定的方法和模式,“教什么决定怎么教”永远是教学最基本的原则。

四、结语

伴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文化也正在走向一体化。文化因素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在各个人文学科的学者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参入了西方文化的研究,这说明了研究文化的重要性。中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对西方文化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部分。学校是培养现代化人才的地方,而我们的外国文学课是研究西方文化的一块重要阵地,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这块阵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参考文献:

[1]聂珍钊.论科学文化素质与外国文学教育[M].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2004.

[2]Stern,H.H.FundamentalConceptsofLanguageTeach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3.

[3]Kachru,B.“Non-nativeLiteraturesinEnglishasaResourceforLanguageTeaching”.InC.BrumfitandR.Carter(eds.),LiteratureandLanguageTeach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6.

[4]Widdowson,H.ExplorationinAppliedLinguistics[M].OxfordUniversityPress,1984.

[5]Rosenblatt,L.LiteratureasExploration[M].NewYork:TheModernLanguageAssociationofAmerica,1995.

[6]Carter,R,andLong.M.TeachingLiterature[M].Longman,1991.

[7]Littlewood,WilliamT.“LiteratureintheSchoolForeignLanguageCourse.”InC.J.BrumfitandR.ACarter(eds.),LiteratureandLanguageTeaching,(pp.177-183)[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

[8]Brumfit,C.“ReadingSkillsandtheStudyofLiteratureinaForeignLanguage”.InC.J.BrumfitandR.A.Carter(eds.),LiteratureandLanguageTeaching[M].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献计量学 引文分析 研究人员 信息获取能力 信息吸收能力 科学评价

中图分类号： G250.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1）06－0021-05

Evaluation of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of Researcher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Wen Tingxiao Liu Xiaoying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Hunan， 411105）

Abstract： According to bibliometrics theory and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the quantity and distribution of referen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based on citation analysis principle， and chooses five evaluation indexes such as paper publishing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references quantity per paper， ratio of Chinese and English references， ratio of all types of references. In order to prove the hypotheses and inferences， this paper chooses nine authoritative Chinese academic periodicals as sample to carry out citation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the result makes known that reference quantity and structure can be used as the foundation to assess researcher's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and information absorbing ability.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citation analysis； researcher； information access ability； informatin asorbing ability； scientific evaluation

CLC number： G250.25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11）06-0021-05

文献计量学和引文分析法告诉我们：科学发展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科学研究人员总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对研究现状掌握越充分，越能表现其创新性和创新能力。而把握研究现状最好的方式就是了解现有文献和信息，对现有文献和信息了解越充分，就越能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上进行创新。所以牛顿说：“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对文献和信息的查寻与获取能力也自然成为衡量和评价研究人员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依据和指标。创新是相对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的，为了体现其研究成果的创新性，研究人员在从事研究过程中会尽量查寻现有文献和信息，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会尽量列出相关文献。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一般来说，信息获取能力越强，参考文献列举就越充分。除非研究者认为无须列举或有意省略，而这往往会带来学术风险，如违反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

按照文献引用规范的要求，被引用文献应当是全部相关文献中质量最好和相关度最高的，而且只要引用就必须列举。这就意味着，文献引用必须建立在对相关文献实现充分获取的基础上。在信息查寻中存在一个“索普定律（M・E・Soper）”［1］［2］：文献引用与相关文献和信息的可获得性密切相关。用户在利用信息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距离较近、容易获取的信息源。这一方面说明，用户在信息获取中存在求便心理和占有准则，另一方面也说明，用户信息获取量与其能力大小有关。这种求便心理是建立在用户平常注意信息源获取和积累的基础上的，这也是一种信息获取意识和能力。由此可以认为，利用引文数量特征及分布规律来初步判断研究者的信息获取能力是可行的。

1 引文分析的基本原理

1.1 引文分析的理论依据

从根本上讲，科学文献之间的相互引证由科学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规律所决定。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认为：［3］［4］研究人员的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受一定规律的支配。科学文献的引证与被引证，是科学发展规律的表现，体现了科学知识和情报内容的积累性、连续性和继承性，也体现了科学发展的统一性原则以及学科之间广泛的交叉、渗透和综合现象。科学文献作者在创作科学论文时，不可避免地要引证他人的文献，汲取别人的经验和成果。因此，科学工作者的引证行为是科学活动普遍存在的现象，是科学交流不可缺少的部分。科学文献的作者一般不会在论文中无缘无故地引证与其论述主题完全无关的文章。文献的相互引证有多方面的原因。温斯托克（M・Weinstock）在进行系统归纳后指出，文献被引证大概有15种原因。引证行为和引证动机为我们从事引文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1.2 标注引文的重要意义

标注引文（参考文献）在学术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的基本要求，而且也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和科研活动健康发展等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在学术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标注引文可以起到如下作用：［5］［6］［7］

（1）体现科学文化的继承性和发展历史；

（2）尊重和保护他人的著作权；

（3）精练文字，缩短篇幅，避免重复；

（4）便于编辑和审稿人准确评价论著的学术价值和技术水平；

（5）提供情报信息线索，与读者共享信息资源；

（6）通过引文分析对论文、作者、期刊、机构等的学术影响力（应用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他引率等指标）做出客观的评价；

（7）有助于建立科学公正的国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评价平台；

（8）促进科技信息、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研究，推动学科发展。

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实事求是地标注参考文献，而科研工作者在论文写作和发表过程中也会根据所获取的信息和实际需要来列举参考文献。

1.3 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

引文分析原理告诉我们：“引证行为为何会发生”、“引证行为的测度指标、工具与方法”、“引证原理的主要应用”，但并未指出“引文量大小的决定因素”以及“引文量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

一般来说，科学文献中引文量的大小取决于如下因素：

（1）与信息获取能力有关，信息获取能力强则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2）与学术规范和引用规范有关，学术研究越规范和引用要求越规范的领域和地区，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

（3）与科学论文的类型有关，综述性和述评性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一般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

（4）与学科领域有关，不同学科领域的论文的包含的引文量大小不同；

（5）与研究主题有关，原创性和前沿性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小，热点和焦点研究主题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大，普通主题研究论文引文量相对来说要更大。

据美国科学基金会统计，一个科研人员花费在查找和消化科技资料上的时间自占全部科研时间的51％，计划思考占8％，实验研究占32％，书面总结占9％。［8］［9］由此可见，科研机构、企业或者科研人员花费在科技出版物上的时间为全部科研时间的60％左右。如果能够提高信息获取能力，就能缩短文献查阅时间，提高科研效率，将有限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创造性的研究中。可见，一个科研工作者如果其信息获取和吸收能力不强，要想提高科研效率，开展创造性研究是不可能的。

1.4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假设

基于引文分析原理，我们可以建立以下假设：

假设一：所有的学术论文都是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完成的，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尽可能多的列出相关参考文献，以体现其论文的创新性。

假设二：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一般都会尽量把其能够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列在参考文献中，以表明当前研究现状、论证其学术观点。

假设三：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在列举参考文献时，一般都会优先列举容易获得的文献、权威人士的文献、高质量的文献、高级别的文献来论证其观点。

假设四：学术论文中没有列举参考文献，一般可以认为，要么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有限，无法获取所需信息；要么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观点为完全创新，不需要列举参考文献；要么学术论文中所述观点为常识性知识，无须列举参考文献。

假设五：基于以上假设，可以认为，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研究者在完成学术论文的过程中获取相关文献信息的能力，也就是说学术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与研究者信息获取能力相关。

1.5 基于引文分析理论的推论

如果以上假设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推论：

推论一：不同学科的学术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平均数能反映各自学科领域研究人员信息获取能力。一般来说，不同学科对研究者在论文写作过程中需要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求不同，要求越高，学术研究越规范，列举的参考文献就越多，对研究人员的信息获取能力要求就越高。

推论二：不同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按影响因子区分的期刊类别），一般来看，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创新程度要高于普遍期刊中的论文，为了体现其创新性，高级别的学术期刊中的论文应包含更多的参考文献。

推论三：不同学科、不同级别学术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中文和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不同，反映了不同学科和不同学术期刊对研究者外文水平的要求和获取外文信息能力的要求。

推论四：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不同类型载体的参考文献数量不同（如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等），反映了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载体文献信息的能力。

推论五：不同学科和不同期刊的学术论文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中，被引期刊的影响因子之和和平均影响因子，反映了该领域研究者获取高质量信息的能力。

2 基于不同学科期刊引文的数据调查

2.1 样本选择

为了证明以上假设和推论的合理性，本文选择了图书情报、经济管理、法学、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领域中11种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权威学术期刊来进行数据调查，基本覆盖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学科领域。由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及论文中所包含的引文量大体相当，变化不大，相对稳定，因此本文仅以每种中文学术期刊2011年第1期刊出的论文中所包含的参考文献为调查统计样本。实际调查表明，这种随机样本抽取方法抽出的样本尽管数量不大，但具有代表性，能够有效反映样本整体情况，具有稳定性和可检验性。进行尝试性研究是可行和有效的，能够推广。这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及所属学科如表1所示。

2.2 指标选择

根据引文分析原理，本文重点选取了5个关键指标来重点统计分析中文学术期刊中引文数量及分布特征，据此来考察引文量及分布与信息获取能力的关系。5个关键指标如下：

（1）载文量：即每种中文学术期刊每期发表的论文数。

（2）引文量：即参考文献总量，包括每篇论文的引文量和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

（3）篇均引文量：即每种学术期刊中每篇论文的平均参考文献含有或占有量，等于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引文量除以每种学术期刊每期的载文量。篇均引文量可以反映每种期刊的平均引文量和每个学科论文的平均引文量。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的信息吸纳能力。

（4）中英文参考文献的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推广至期刊和学科中英文参考文献在引文量中所占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英文信息的能力。

（5）不同类型参考文献比例：即每篇论文所含参考文献中图书、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文献、研究报告、学位论文、网络引文等文献类型的比例。它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吸纳不同类型信息源的能力。

2.3 数据调查

通过调查统计，2011年第1期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量及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3 数据分析及基本

3.1 引文格式不统一，有待规范

在文献计量学中，引用一般分为两类：一是“引”，即直接引用（观点、数据、结论等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号标出，按照一定的格式标注，如括注、脚注和尾注，通常也称为注释）；一是“用”，即间接引用（观点引用，援引已有的知识成果，作为信息源而利用，一般不用引号标出，以尾注的方式标注，通常称为参考文献或引文）。

在我国，不同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的标注要求和格式不统一，即使是在同一学科内的不同学术期刊对参考文献标注的要求和格式也不统一，学科和期刊差异较大，不利于有效开展信息计量学和科学计量学中的引文分析研究，有待规范。借鉴国际标准或建立我国统一的参考文献标注格式和标准都是有效的举措，需要学术界呼吁和有关部门重视。如国际通用1979年创建温哥华格式，2006年2月采用最新版本。我国文后参考文献标注格式采用GB/T 7714-2005。但很多学术期刊并未规范使用这些标准。

从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引文（覆盖经济学、法学、管理科学、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11个学科）的调查数据整体上来看，我国学术期刊引文标注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引”（注释）、“用”（参考文献）不分或不完全区分。大多数学科领域的期刊都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或者是将两者混在一起。如《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数学学报》、《化学学报》、《物理学报》和《计算机学报》就没有区分“引”（注释）和“用”（参考文献），而《法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则将两者混在一起脚注。二是格式不统一。自然科学各学科领域的期刊在标注格式上基本一致，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基本上是一个学科、一种期刊一种标注格式。三是标注不完整。在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除《管理学学报》、《中国管理科学》和《计算机学报》有文献类型标识外，其它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都没有。《经济研究》期刊论文中还没有标注引文序号。

3.2 篇均引文量不高，信息获取能力有待加强

论文和期刊的平均引文量，是考察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他人学术思想的水平。平均引文量通常可以反映论文、期刊和作者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科学交流程度的高低。篇均引文量反映的是论文、作者、期刊和学科等的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篇均引文量是与情报信息吸收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密切相关的，虽然篇均引文量小可能不能说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差，但篇均引文量大则能表明作者信息获取能力强。在从事科学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应尽量对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或主题进行全面的了解，这必须建立在充分掌握本领域或主题相关信息的基础上，没有一定信息获取能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篇均引文量来看，尽管每种期刊的篇均引文量都高于全国各种学术期刊的平均水平，但与国外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据2008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国内1 765种科技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10.01条/篇；另据2008年版《中国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国内6082种期刊发表的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为7.92条/篇。而国外期刊的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超过30条/篇。［10］这一方面说明国外研究者注重相关研究领域信息的获取，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外研究者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注重信息获取能力的培养。从所调查的9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的篇均引文量来看，高于30条/篇的只有《法学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分别为42.89和60.6，如果去掉注释的话，则篇均引文量只有37.33和51.13。虽然仍高于国外科技论文的平均引文量，但是与国外高质量、高水平的学术期刊相比，则又存在较大的差距。［11］据统计，每篇外文论文的引文量平均比中文论文的引文量要多6篇，它反映了国内外研究者在文献利用上的差距。［12］综述性论文的引文量则尤其如此，我国综述性学术论文的引文量一般在15～100篇之间，个别论文引文量较小。而国外综述性论文一般较长，参考文献量也较大，大多在100篇以上，多则达几百篇。

3.3 英文引文比例上升，仍需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国际化，世界各国的研究人员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流十分频繁。研究者在从事创造性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会尽力了解国内外某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站在学科研究和发展的前沿上，才能生产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研究科学论文中引文语种的分布，正是测度作者获取和利用国外文献和信息能力及情报信息吸收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查寻和获取外文资料和信息的能力在科学研究活动过程中意义重大。

引文是由不同语种的文献构成的。中外文引文比例的大小反映的是研究获取和吸取外文信息的能力。某一种语种的引文量越大，说明该语种比较重要和常用。对我国《大气科学》、《金属热处理》等10种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期刊1979年的引文统计表明：［13］［14］中文引文量占全部引文总量的27%，英文引文量占58%。这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要掌握英文，再加上中文，就足以查阅所需文献和信息的85%。而对《数学学报》的引文统计分析表明：［15］［16］引文语种只有四种，中文、英文、俄文和德文。其中英文占73.99%，中文占23.88%，约为英文的三分之一，俄文和德文数量极少，只占2.14%。在数学领域，我国科研工作者只要掌握英文，就可获得97.86%的信息量。两种调查的结果都表明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都特别高，这一方面说明国际上以英文发表可供查阅的相关学科文献和信息数量多，另一方面说明我国研究人员多数是以英语为工具检索国外资料的。

从本次调查的结果来看，11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中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分别为：《中国图书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71.54%，英文28.46%；《情报学报》中文引文量占46.08%，英文占53.92%；《经济研究》中文引文量占39.23%，英文占60.77%；《法学研究》中文引文量占71.51%，英文占28.49%；《管理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2.9%，英文占67.1%；《中国管理科学》中文引文量占39.69%，英文占60.31%；《中国社会科学》中文引文量占68%，英文占32%；《数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22%，英文占93.78%；《化学学报》中文引文量占21.37%，英文占78.63%；《物理学报》中文引文量占33.87%，英文占66.13%；《计算机学报》中文引文量占6.99%，英文占93.01%。其它语种的引文极少，几乎没有。调查结果表明，除《中国图书馆学报》和《中国社会科学》两种权威中文学术期刊中文引文量的比例大于英文之外，其它期刊9种学术期刊的英文引文比例都高于中文，自然科学中文学术期刊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在社会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如哲学、历史、法学、文学等中文引文所占比例大于英文，而经济学、管理科学和情报学等英文引文所占比例要稍高于中文。《数学学报》和《计算机学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最高，特别是《数学学报》，较之前的引文统计调查，英文引文所占比例大大提高了，从73.66%上升到93.78%，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调查中还发现，一些学术期刊在投稿须知中还明确规定了英文引文所占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或一半，如经济学和管理学学术期刊。如此看来，我国部分学术期刊在引文语种的分布上具有倾向性和导向性。总体来看，英语已成为我国科研工作者获取国外资料和信息的主要语种。

3.4 引文类型来源狭窄，有待拓展

研究引文的文献类型分布，可以了解本学科论著的文献信息来源及其构成比例，从而确定各类文献载体的情报价值以及研究者获取不同类型文献信息的能力。引文统计调查表明：［17］［18］在所有被引文献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图书，特种文献中的专利说明书、科技报告、会议文献、技术标准、产品样本、学位论文等的被引率有上升的趋势。

从这次调查的结果来看，9种中文学术期刊论文所包含的引文中，除《中国社会科学》图书所占比例最高外，其它学术期刊引文中期刊论文所占比例都远远高于其它文献类型。可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更多地倾向于引用图书，尤其是经典著作，如哲学、历史、文学。本次调查还有一些新的发现：一是期刊论文所占的比例在逐渐上升；二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更多的引用会议论文；三是网络引文开始作为一种重要的信息来源逐渐增加，图书情报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关注最多，而经济、管理和哲学、历史、文学等领域则极少使用网络引文，法学领域使用网络引文主要是做案例分析；四是报纸和各类报告受到经济、管理和法学领域研究者们的青睐；五是大量具有重要情报价值的信息源被我国科研工作忽略，如学会论文、专利等。这一方面可以说明我国研究者获取信息的渠道狭窄，需要拓展，另一方面也证明我国科研工作者在获取和利用不同类型信息方面的能力有待提高。

参考文献：

［1］文庭孝等.信息咨询与决策［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69.

［2］［5］［13］［15］罗式胜.文献计量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183-184，116-117，134-139.

［3］［6］［12］［14］［16］［17］邱均平.信息计量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17-318，370-371，424.

［4］［7］［18］王佃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写作规范及几个相关问题［EB/OL］.［2011-04-28］..2010-04-09.

［10］翟凤岐，张芝兰.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引文调查与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2，（1）：35-46，95，98.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早在100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就在《论译书》一文中明确提出：“故今日而言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①其中，“择当译之本”被列为首义，可见先生对文本选择的高度重视。这对今天的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依旧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然而在探讨这一课题时，多数研究者将译者置于研究中心，而对译本选择问题研究不足。在此方面，莫言作品的成功外译有着重要启示作用，本文欲结合影响莫言作品成功外译的重要因素，深入探讨中译外文本的选择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应的策略。

迄今为止，莫言的多数作品都被翻译成了外文，包括越南语、希伯来语、意大利语、波兰语、瑞典语和挪威语等十多种语言。其中，以翻译成法语和越南语的作品数量居多，均至少翻译了15部，其作品在法国的影响力也较大，曾出版过的《十三步》《酒国》《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又都出版了简装本。莫言作品的英译本也已经有11部之多，且选译的均为其中最优秀的作品，如《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檀香刑》《蛙》等。其作品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例如，2001年，《檀香刑》获得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图书奖，2008年又获得红楼梦奖――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法译本《酒国》，2001年获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2004年荣获法兰西文化艺术骑士勋章，2005年又获得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大奖；2006年，日文版《生死疲劳》获得日本“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大奖”，2009年，该书英文版又获得美国纽曼中国文学奖；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有关莫言作品的评论文章，在西方世界层出不穷，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是2000年6月，美国文学类学术期刊《今日世界文学》刊载的一系列有关莫言作品的评论文章，除莫言本人的《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外，其余均为美国顶尖学者或权威翻译家撰写，如葛浩文、王德威、托马斯・英奇等。上述文章的发表，使得莫言开始在西方世界享有盛誉。

总之，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就外译作品数量和在国外受欢迎程度而言，莫言可谓首屈一指，其世界影响也因荣获“诺奖”而到达顶峰。

一、莫言作品吸引西方读者的要素分析

关于莫言作品备受西方读者青睐的原因，学界已经做了探索，提及较多的有译者的作用、电影的宣传作用、出版社和文学评论家的作用等等，上述原因多为外界因素。本文认为，莫言作品之所以深受西方读者喜爱，与其作品本身的特点密不可分，其中最重要的两点是其作品表现出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主题及其对社会现实所持有的深刻批判精神。

首先，莫言作品所表现出的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主题，使得他的作品很容易跨越国界。莫言作品虽然大多描写了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不仅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更是探讨了诸多有关人性的深层次问题，因而具有显著的世界性意义。例如，莫言的代表作之一、曾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蛙》，通过讲述乡村妇科医生姑姑的人生经历，反映了新中国农村近半个世纪以来波澜起伏的生育史。小说中的姑姑，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一名妇产科医生，为高密东北乡的百姓们接生了无数的新生儿，表现出了她对新生命的无限热爱。然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以后，她同时又成了这一政策坚定不移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同样在她的手里，又有数千名尚未出生的胎儿断送了生命。拥有上述双重身份的姑姑在晚年陷入了极度矛盾和痛苦之中，致使她产生了深深的愧疚感，幻想通过和丈夫一起捏泥娃娃来赋予那些死去的胎儿新的生命。然而，在该部小说中，计划生育只是莫言描写的一个浅层表象，其写作目的并非是评判计划生育政策的对与错，实际上他是要借助这一时代背景，通过塑造姑姑这一形象，来探讨有关人以及人性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以此来表达他对生命的关照与敬畏。

《天堂蒜薹之歌》则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山东苍山县数千农民响应县政府的号召，大规模种植蒜薹，蒜薹大丰收之后，出现了严重的滞销局面。然而，地方干部不仅不执行中央的改革政策，不给予农民相应的支持与帮助，还钻政策的空子千方百计剥削农民劳动，愤怒的农民闯进县政府办公大楼，砸了办公设备，酿成震惊全国的“蒜薹事件”。莫言看到报纸上这则消息后，为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写作的强烈责任感，使得他放下手头的创作，历时35天完成了这部小说。小说形象地再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民复杂的生活状态：他们的物质、精神生活和心理状态，以及包含其中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实践等。对百姓生活的密切关注，为百姓而写作的高度责任感，同样表现了莫言深刻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容易跨越国界，为不同国家的读者所理解并产生共鸣，这一点也是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在一篇演讲中，莫言这样讲道：“高密东北乡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我努力地想使那里的痛苦和欢乐，与全人类的痛苦和欢乐保持一致，我努力地想使我的高密东北乡故事能够打动各个国家的读者，这将是我终生的奋斗目标。”②由此，莫言将高密东北乡与中国、与全人类的命运密切联系到了一起。

其次，莫言作品对社会现实具有强烈而深刻的批判性，客观上迎合了国外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阅读期待，这一点从西方文学评论家对莫言作品的评论文字中可见一斑。在《禁食》一文中，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分析了《酒国》的多重意义，指出小说戳穿了中国人的国民性：嗜酒、贪吃、讳性等，探讨了各种古怪的人际关系，其中描写的领导干部烹食男孩纯粹是为了满足口腹之乐，揭露了干部对老百姓的压迫。同时，那些被吃掉的孩子全部来自农村，有力地揭示了城市对农民的压榨与剥削，然而在这一剥削过程中，农民也乐于参与其中，从而质疑了整个社会是否还存在人性这一深刻问题。③

对于莫言作品中的这种批判精神，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在写给莫言的授奖词中做了着重介绍。授奖词第一段这样写道：“莫言是一位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海报，从无名众生中突显出个人。莫言运用嘲弄和讽刺的笔法抨击历史及其虚妄、贫困以及政治虚伪。他以掩饰不住的戏谑般揭露人类生存的最阴暗面，几乎在不经意间便找到了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种种形象。”④“在莫言的笔下，那代表着毫无节制的消费、过度放纵、废物垃圾、享乐以及无法描述的种种欲望，只有他能跨越所有禁忌限制，尝试阐述。”⑤对于《丰乳肥臀》，授奖词称之为“莫言最著名的小说”⑥并进一步介绍说，在这部女性视角占据主导地位的小说中，莫言详细描述了1960年的和。葛浩文曾经指出，一般的美国读者比较喜欢多一点的、政治多一点的以及侦探类的中国小说⑦，《丰乳肥臀》对上述事件的描述势必迎合了国外读者的阅读期待。

可以说，莫言作品对中国社会现实所持有的深刻批判精神，对于长期持有东方主义偏见的西方读者和文学评论家而言，无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成为他们了解中国当代社会的重要渠道。

二、中译外文本选择的“全球本土化”策略

在中译外文本选择过程中，经常出现对国外读者的阅读期待重视不足的问题。根据译介学的观点，中国文学“走出去”不仅要关注翻译本身，还要关注译作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问题，而在选择中译外文本时，如果能够了解并适当顺应国外读者的阅读需求，无疑将有利于译本在国外的传播与接受。接受美学也认为，只有那些符合读者阅读期待的文本，才更有可能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也才更有可能取得较好的接受效果。在当前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并未产生浓厚兴趣，需要我们选择主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的情况下，尤其要考虑译本在异域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与接受效果。莫言作品的成功外译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选择对外译介的文本时，我们不仅要使文本反映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主题，还要更多地尊重对象国读者的阅读期待。笔者将这一文本选择方法称为“全球本土化”策略，即全球主题，本土视野。

莫言作品外译的成功，是国外汉学家按照国外读者的阅读习惯进行文本选择、改写和翻译的。对其作品的译介本身就体现了文本选择的全球本土化倾向，因为他的作品不仅表现了世界性意义的主题，同时还具有满足西方读者阅读需求的因素，如对社会的深刻批判、对性和对人物复杂性的描写等。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莫言是在用批判现实的方式为国家的前途尽着自己的职责，在看似俗媚的文学表象之下，渗透着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的一颗赤诚之心。对此，笔者认为，莫言作品对人性的思考、对中国当下国民生活的关注，注定莫言是人民的作家。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文本选择的全球本土化呢？毋庸置疑，对于文本要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主题这一点并非难事。而对于文本选择要具有本土视野这一点，笔者提出如下四点建议。

第一，密切关注海外学术期刊或海外媒体对中国文学的批评动态。透过这些批评文字，能够看到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阅读期待，从而为今后的选材工作提供重要参考。莫言的作品就在国外文学批评界产生了强烈反响，这些批评文字为其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在当前的世界文学领域，西方文化霸权依旧占据统治地位，海外学术期刊或海外媒体对中国文学的批评文字中难免带有东方主义偏见，存在故意歪曲事实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在关注这些海外批评文字的时候，能够进行仔细甄别，在文本选择过程中，尽量选择那些贴近国外读者合理阅读需求的作品进行翻译。

第二，为了更好地把握对象国读者的阅读倾向，需要积极邀请国外汉学家的参与。汉学家对本国读者的阅读期待有着比较清晰的了解，同时他们对中国作品的解读与批评对本国普通读者起着重要引导作用，因而能够在中译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当然，像葛浩文这样的世界一流汉学翻译家确实屈指可数，我们不能被动地等靠他们来译介中国文学，但主动邀请汉学家参与文本选材、进行译文校对等活动，将有助于提高译本在译入国的传播与接受效果。

第三，海外华人学者以及华裔作家亦是一支可以信赖的、不容忽视的生力军。一般而言，海外华人学者以及华裔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了解或熟悉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观念，且长期在西方国家的生活经历使得他们熟悉本地读者的阅读期待，他们中间成功的学者和作家，依靠娴熟的英文写作，已经在西方主流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也为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译外文本选择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

第四，大力发展和依靠本土化机构。在此方面，中国外文局的一些措施对中译外选材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海外推行中国图书的过程中，外文局在海外设立了本土化机构，聘用多位当地雇员，这些当地雇员参与了书刊的选题策划、设计和发行等工作，使得图书从装帧设计到选题内容都能够更加贴近当地读者，因而大大提高了发行效果。

结论

对外译介是跨文化交际活动，国外读者对中国文学仅做有选择的认同，只有那些符合他们阅读期待的作品才更有可能进入他们的阅读视野。如今，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与接受都非常有限，在我们选择主动向外译介的前提下，尊重并顺应国外读者的合理阅读需求显得尤为重要。总之，我们需要以更加宽容的心态接受世界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与解读，以便使更多的中国文学为国外读者阅读和接受，促使他们更全面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逐步改变目前中外文化交流不平衡的局面，最终达到双向交流的目的。

「注释

①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6页。

②莫言：《我在美国出版的三本书》，《小说界》2000年第5期。

③Goldblatt Howard. Forbidden Food： the “Saturnicon” of Mo Yan [J]. 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74， 2000 （3）： 477-485.

④瓦斯特伯格：《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肖遥译），《英语世界》2013 年第1期。

⑤同上。

⑥同上。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莫言获奖；谢天振

1.引言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与加快，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国人的认同。近年来，中国文学界也在不断地思考与“如何走出去”相关的重大问题，并摆出了积极的姿态，设法推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关注。今日拜读了谢天振教授于2014年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上面的一篇文章《中国文学走出去： 问题与实质》，观点明晰，论证有力。但是仔细赏读，个别地方还是有不完美之处，笔者欲对整篇文章进行简单评述。

2.文章的结构

笔者认为文章结构是整篇文章的骨架，结构清晰是论证清楚的前提。谢天振教授于2014年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上面的这篇文章《中国文学走出去： 问题与实质》，结构清晰，过渡自然。首先，本篇文章的标题是“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作者在文章开头首句就亮明文章的论点，“中国文学如何才能切实有效地走出去？” （谢天振 2014：1）其次，文章的1到5段先介绍了写作背景“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实践由来已久，但是一直以来都是收效甚微，直到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引发人们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问题的再次思考”。然后文章的6到9段介绍了“莫言作品外译的成功让我们注意到在中国文学走出去道路上所忽视的问题”。接下来的一句话“以上关于莫言作品外译成功原因的几点分析，其触及的几个问题其实也还是表面上的，如果对上述《中国文学》期刊等个案进行进一步深入分析的话，那么我们当能发现，真正影响中国文学、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的原因还与以下几个实质性问题有关。”（谢天振 2014：5）自然过渡到文章的论点，最后针对论证分析做出结语。

但是，笔者认为，如果作者给文章加上小标题，比如：文章的1到5段可以是“写作背景”，6到10段可以加上“从莫言作品外译成功中得到的启示”，11到27段可以加上“中国文学走出去存在问题的实质”，最后一段加上“结语”。加上这些小标题的话，整篇文章的结构更会是跃然纸上。

3.文章的主题内容

令笔者佩服的除了文章的结构，还有作者严谨有力的论证过程。比如文中的第2和第3段在介绍《中国文学》和《熊猫丛书》在当时中国的传播情况以及在文中第8段介绍《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在国外的接受程度时使用了脚注，对于论据的来源做了说明，便于读者进行后续查阅和研究。另外，文中的第6段、19段和24段使用了尾注，虽然作者引用的内容来源于作者本人的书籍，但还是清晰地标明来源和出处，显示了作者对于学术的严谨态度。

文中出彩的还有作者使用的反问句，比如开篇首句“中国文学如何才能切实有效地走出去？” （谢天振 2014：1）直接引出本文论点，第5段末尾一句反问“原因何在？”就自然地引出下文“从莫言作品外译成功中得到的启示”。第14段开头，“问题出在哪里？”引出下文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所存在的实质性问题的论证。这些反问用的恰到好处，既转换了话题，引出论点的同时又能勾起读者的好奇心。原文作者并没有使用什么华丽的词藻，但仅是匠心独运的几句反问便使得整篇文章锦上添花，层层深入，对文章论点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4.文章需要改进的地方

文章确实是一篇优秀的论文，但是也有需要改进之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1）原文论证内容有一处不当；（2）文中有四处没有标明出处和来源；（3）文章的题目、摘要和关键也需改进。

（1）文中第8段，笔者对于作者的这一论点稍有异议，笔者认为“谁来出版的问题”应改为“作品的译介途径的问题”，因为“谁来出版的问题”包含面太广，并且直接跳过了“如何寻找和确定谁来出版”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莫言的作品是国外一流的出版社出版的不假，但是“如何找到这些外文出版社来出版莫言的作品”才是根源所在，并且在谈到外译作品的译介途径时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在一次访谈中提到“莫言就聘请了外国的文学人作为他的，帮助他寻找愿意出版他作品的外国出版社。”（鲍晓英 2013：63）

可见作者直接把“事情的结果”归为“从莫言作品外译成功中得到的启示”则显得有些不当。

（2）第6段末尾“实际上可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民族接受外来文学和文化主要都是通过本国和本民族翻译家的翻译来实现的，这是文学、文化跨语言、跨国界译介的一条基本规律。”（谢天振 2014：3-4）本句作为关键性的论据，却没有标明出处。第7段中“外文我不懂，我把书交给你翻译，这就是你的书了，你做主吧，想怎么弄就怎么弄。（谢天振 2014：4）这是直接引用莫言所说的话，作者没有给出引文出处。第9段中提到莫言作品翻译成外文后，“既接近西方社会的文学标准，又符合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期待”，（谢天振 2014：5）也没有标明出处，还有文中第20段“数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翻译出版物仅占美国全部出版物总数的3%，占英国全部出版物总数的5%。”亦没有标明来源和出处。

（3）综观原文我们可以看出，文章花大量篇幅介绍了“莫言作品外译的成功让我们注意到在中国文学走出去道路上所忽视的问题”。并且我们通过下文的过渡句“以上关于莫言作品外译成功原因的几点分析，其触及的几个问题其实也还是表面上的，如果对上述《中国文学》期刊等个案进行进一步深入分析的话，那么我们当能发现，真正影响中国文学、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的原因还与以下几个实质性问题有关。”（谢天振 2014：5）可以看出，作者是借由分析莫言作品外译成功的原因提出文章的论点的，可以说是“对莫言作品外译成功原因的几点分析”是贯穿全文的一条主线，但是无论是文章的题目，还是文章的摘要和关键词都对这一点只字未提，笔者认为可以给文章加个副标题“写在莫言获奖之后”，这样更为贴切。原文中摘要可以改为 “……然而长久以来收效甚微。自从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通过对莫言作品成功外译的分析，发现很长时期以来，……”另外，我们知道关键词是供我们在文献检索时可以找到需要的文章，因此应该是文中的核心词，笔者认为原文中关键词应该加上“莫言获奖”，然后因为关键词最好控制在5个以内，可以把最后两个合并，改为“语言差和时间差”。

5、结语

通过品鉴谢天振教授于2014年发表在《中国比较文学》的《中国文学走出去： 问题与实质》一文，文章构思巧妙、论证有力、过渡自然，反问句更是运用巧妙，笔者受益匪浅。同时对于文中的不当与不足之处，进行了简要评析，希望对提高自己的论文写作能力有所帮助。（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鲍晓英.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3（5）：62-65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研究生教材“严重抄袭”

“2007年第1号”通告称，自2007年5月以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收到三起学术违规举报，分别是：匿名举报外文学院陆教授等人所编教材涉嫌存在严重抄袭现象、匿名举报五官科医院迟教授等人涉嫌论文抄袭、实名举报信息学院博士生叶某及其导师顾教授两篇论文涉嫌抄袭等。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按《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及违规处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规范》)中有关要求、规定和调查程序进行了相应调查核实和审议。

第一起学术造假事件来自2007年5月8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语学院某教师的举报，由复旦大学外文学院陆教授主编，数位青年教师参编的《研究生英语论文及应用文写作》(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存在严重抄袭现象。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接到举报后对此事件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举报内容基本属实，该书确实存在着严重违反学术道德和规范的情况。

2007年9月30日，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后认为：陆教授与几位青年教师在所编教材中严重抄袭国外公开出版的书籍的事实已调查清楚，他们所犯抄袭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对此，陆教授应负主要责任，其他几位教师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建议对陆教授及其他四位教师的错误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陆教授已到退休年龄，建议外文学院不再续聘。同时将此事通报研究生院和出版社，建议出版社将存书全部销毁，已经发行的也尽可能收回处理；建议研究生院撤销该教材，并对陆教授申报的课题(包括资助的经费)追加处理。

对其余四人，建议外文学院根据他们所犯错误和认识的程度作出必要处理。对他们之中正在在职攻读学位的教师，应会同研究生院作出相应处理。

记者了解到，陆教授的头衔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其简历显示，他曾主编过多部研究生英语教材；其余几人，则是外文学院年轻教师。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U教授告诉记者，学校学术规范委员会成员曾向外文学院个别教师征求过对此事的意见，而对陆教授与其他四名青年教师的学术抄袭行为的处理建议，约2个月前在外文学院全院教职工大会上宣布过，陆教授是1970届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算是‘’前最后一届进校的大学生”，他也一度被派到上海海关学院外语系任教。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委员葛剑雄教授告诉记者，外文学院这位教授刚满60岁，“对他已是很严重的处分，本来如果没这事，可以返聘他，他完全能工作到65岁，我们不续聘，等于取消了他继续执教的资格；另外，那几个年轻教师都是他的学生，他带头这么做，无形中也害了这些学生。事后他也很沉痛，多次向我们和他的领导检讨，他希望给他一个继续从事教学的机会，但我们认为原则问题，没法迁就”。

博士后窃用他人图片

第二起学术违规事件来自网络举报。2007年7月中旬，在知名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上出现一篇题为“发生在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界的‘黄禹锡造假事件’”(以下简称“事件”)的匿名信，举报复旦大学五官科医院迟教授在“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2006年2月第41卷第2期第132页一文中，实验结果中的图片”涉及造假、剽窃。不久，复旦大学纪委等有关方面收到内容相同的匿名举报信。

根据《规范》有关规定，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对此事件进行了全面调查。经查，信中涉及的“造假、剽窃”文章的第一作者是刘某，于2004年9月至2006年7月期间在复旦大学五官科医院做博士后，该文章的通讯作者是五官科医院迟教授，当时是刘某博士后工作指导教师。

刘某承认，被举报文章的设计和实验是他在郑州读博士生期间的部分工作，到五官科医院做博士后以后，为便于将这部分工作作为成果发表，他窃用了他人部分图片来说明观点，并且写成文章，申请到国家科技项目资助，文章其他作者(包括迟教授)对其剽窃行为并不知道。

2007年9月5日，五官科医院学术委员会研究对该事件的处理。与会委员认为，该论文的抄袭是刘某个人行为，迟教授负有把关不严的责任；会上，迟教授做了检讨。

9月14日，医院学术委员会以无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对此事件的处理意见：1、此篇论文属抄袭；2、取消并收回刘某博士后出站证书；3、迟教授停止招收博士后两年；4、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批评，导师迟教授作检讨；5、各科室予以传达，重申纪律，加强科研道德教育。

9月30日，复旦学术规范委员会全体会议对此事件进行审议，同意五官科医院学术委员会对此事件的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并建议在全校博士后流动站会议上对刘某论文抄袭行为进行通报。

一篇文章变成两篇论文

第三起学术造假事件亦来自“新语丝”网站的举报。2007年8月14日，“新语丝”网站出现举报复旦大学信息学院叶某、顾教授两篇论文涉嫌抄袭的帖文；不久，学校又收到信息学院退休教师发来的实名举报信件，称叶某的一篇英文论文A和中文论文B的内容基本相同。作者先将英文形式的论文A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然后将其译成中文形式的论文B，发表在中文期刊上，实质是同一篇论文的内容，其部分内容涉嫌抄袭自论文C。

接到举报后，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责成信息学院组成学术规范小组，负责调查此事。学院学术规范小组经过对论文A、B与论文C的内容的细致比对，发现论文A有28处和两张图的内容与论文C的内容基本一致，使用的公式一致，仅对其中的一些字母进行了替换，认为论文A、B有明显的抄袭论文C之嫌。信息学院学术规范小组认为举报情况属实，论文A和B具有严重抄袭行为。

叶某是顾教授的博士生，他承认这两篇论文是其本人独立向ISPCA国际会议和通讯学报投稿的论文，顾教授知道其投稿并表示同意，但叶某在投稿时忘记将投稿论文同时传给顾教授。

当论文涉嫌抄袭一事被举报后，论文作者均意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立即用电子邮件向论文C的作者进行道歉，向登载论文B和C的刊物作了说明和道歉，并多次做书面检查。

2007年9月30日、10月31日和12月3日，校学术规范委员会举行三次全体会议，就叶某、顾教授的两篇论文涉嫌抄袭一事进行审议。委员会认为举报情况属实，叶某、顾教授的两篇论文具有严重抄袭行为。叶某作为主要责任人，建议学校做出开除其研究生学籍的处理；导师顾教授在叶某抄袭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建议研究生院暂停顾教授两年内招收研究生资格；并建议学校同意顾教授辞去信息学院副院长职务的请求。

要打苍蝇还应打老虎

2005年4月，经复旦大学校长办公会议审议，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作为复旦学术委员会下属的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调查、处理学术规范问题。

首届学术规范委员会成员共7人，其主任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俞吾金。其他委员包括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经济学院教授华民，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迅，光源与照明工程系教授朱绍龙，以及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郭慕依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林祥通。俞吾金教授介绍，分管此项工作的是复旦大学副校长陈晓漫。

华民强调，学术规范委员会受理的举报包括实名与匿名，举报人一般是有备而来，目前举报的途径很多，“有群众来信举报、网络举报等”。葛剑雄表示，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收到的投诉不少，不止这3件，有的举报是夸大事实，有的查下去是没有的，但也有的举报基本准确，凡是正式转到我们学术规范委员会的举报，我们每一件都调查；能答复的，我们全部答复”。

葛剑雄教授认为，学术规范委员会的委员们遇到的问题是，事情查清楚了，怎么处理？“当然会有不同意见，我们最后的处理结论要给被举报人看，他们都承认错误。但人之常情，被举报人总希望能尽量宽大处理。抄袭的事情，都是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在责任认定上有时的确比较困难，比如，这次有位以前是副院长，根据调查情况，学生承认是自己做的、没通过老师，但他的文章用了老师的名字，像这种责任认定，我们只能往最低限度认定，学生承认了、老师跟学生讲的一样，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认定是学生做的、老师不知道。”

一些被举报人担负着领导工作，但华民认为，学术规范委员会的调查是针对学术方面，“行政职务不起作用”，他表示，总体而言，复旦大学大部分学者是按科学规范做研究，整个调查过程中，他本人尚未遇到过有人说情的情形，比如，将被举报人的论文与抄袭的原文放在一起，“我们拿着举报信件去谈，他是不是学术侵权、是不是抄袭？铁证如山，逃不掉的”。

也有人指出，此次揭露的学术不端行为只是“冰山一角”，对学生的处罚“太重”，而对导师暂停招生这一处罚“太轻”。

外文学院的一位教授则提出更警醒的意见，“学校不但要打苍蝇，还要打老虎”，此类学术抄袭行为，好比“在超市中抓到小偷”，证据确凿，如不严惩，终将影响高校声誉。

但一些高校因为害怕“丢人”，也会对有学术造假行为的教授进行庇护。“所谓的庇护，一种可能他跟领导有利害关系，甚至领导本身也学风不正，我知道有这种情况；另一种，在现行的考核制度、竞争条件下，学校尽管关起门来可以对他批评、教育甚至处理，但为了怕影响学校的学术地位，也会对外不公布或给予庇护”，葛剑雄分析。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经济型保障方法个案介绍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外文文献服务是公共图书馆需要加强的工作内容。外文学术资源在公共图书馆馆藏建设中是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公共图书馆在实践中对外文学术资源保障已有比较好的探索。低成本方式:譬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于2006年改为按需申请NSTL外文学术文献团。读者通过“联合参考咨询与文献传递网”在线提出文献请求后，省立中山图书馆向NSTL提出订购申请，NSTL直接把原文发送至读者邮箱。该馆2006年外文原文申请量389篇，获取全文162篇，年费用约3240元，读者满意度达90%以上I4]。费用与订购ABlj1N-FORM相比大幅降低，达到图书馆与读者、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的效果。无成本方式:譬如无锡市图书馆申请开通了国家图书馆Emerald回溯期刊数据库资源。无锡市图书馆针对高端读者的外文学术资源全文服务，主要依托国家图书馆的Emerald回溯库和互联网上的开放存取(OPenAccess，oA)资源。2010年Emerakl数据库使用量是497人次，工作人员帮助读者检索到OA文献30余篇，外文文献服务取得较好的开端。馆际互借也是满足读者需求通常采用的方式。由于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之间资源的不对等、读者可承受的经济成本、馆员的介入、使用体验、服务效率等因素制约，这种方式只能作为一种补充手段，而不能成为资源保障的根本措施。图1显示，OA资源在各学科领域都有一定的规模;在医学、生物化学及与医学相关领域中，资源以OA期刊形式实行开放存取的占多数:在社会科学等其它6个学科领域，多数资源以仓储库实现开放存取。如图书情报学176种OA期刊上共有约35000篇文献，而56个图情OA仓储库中典藏了150多万份文献闭。这些期刊和仓储库中的文献，不需要图书馆投入任何经费，不需要占用图书馆服务器存储空间，所有读者都可以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而使用，为图书馆馆藏建设提供了学科广泛、数量可观的免费来源。

外文学术资源保障的新途径:OA资源

开放存取(OpenAccess，oA)资源的出现和发展给公共图书馆建设外文学术资源提供了新途径。OA资源对于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性，一是体现在可以免费扩充图书馆可用的外文学术资源，二是体现在可以通过图书馆网站，将重要OA资源站点全面推介，读者可以自助使用，无需馆员介入，不受认证制约。OA资源的数量规模已经十分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增长，质量也在逐步提高。开放科学目录(openscienceDi-rectory)收录的oA期刊已有13000种，开放存取仓储目录(OPenDoAR)中己有1952个OA仓储。传统期刊出版商对开放存取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有的改为OA模式出版，有的改为部分OA出版(论文作者需交付OA费用)。RoMEO上注册的523个出版商有329个实行绿色OA政策，所涉及的10190种期刊有9668种为绿色OA期刊[n，占97%，大多容许研究人员将论文预印本/后印本存放在OA仓储库中。国外学者还进一步从文章层面统计分析了各学科资源可开放存取程度。2008年经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论文平均可开放存取比例为20.4%，其中8.5%可从OA期刊(GofdOA)获取，11.9%可从OA仓储库和WEB站点(GreenOA)获取，各学科学术期刊论文可开放存取的比例

认识开放存取资源的价值

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对OA资源的开发利用，说明OA资源的学术价值受到了研究人员的充分肯定。据统计，2008年，国内112所“211工程”高校中，有72所在校图书馆网站揭示了OA资源[81;2009年，39所“985”院校图书馆中，有21个图书馆提供了OA资源的网址链接[9];2010年，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RL)99个成员馆中，有87个馆将OA资源纳入馆藏范围[l0]。OA期刊被商业数据库所收录且所占比例增长较快。2008年Elsevier数据库全部25个学科大类，平均可开放存取期刊比例是57.53%，所有学科均超过30%[1’了。到2009年时，Elsevier的开放存取期刊比例已达到81%，该文也同时调查了wiley数据库和sPringer数据库，开放存取期刊比例分别为47%和38%[，2]。OA期刊也得到传统的文摘索引服务商的认可，并成为它们收录的对象。DOAJ中的OA期刊约三分之二被《乌利希期刊指南》(ul‘eh，5Pe‘odiealsD计eetory)收录[，，了。151弓l文数据库收录的OA期刊超过了900种I1’]。开放存取现象的出现和发展始终受到国际图联(IFLA)的高度关注。IFLA在2011年4月又详细表述了对开放存取的立场和战略措施，将进一步推动、支持OA政策实施和OA资源的长期保存，并规划将IFLA出版物实行开放存取[lfl。充分揭示并利用OA资源，对公共图书馆弥补馆藏不足和提升服务层次的价值不言而喻。

开放存取资源的推广使用

2005年，中国50余所大学图书馆馆长提出了《图书馆合作与信息资源共享武汉宣言》，表达了图书馆界参与和研究OA运动的决心，OA理念在大学得到广泛传播。相比之下，公共图书馆利用OA资源的情况还不普遍。2010年，31个省级公共图书馆中，有2家对OA资源作了收集和推广阴。2009年，广东省内21家市级公共图书馆和广州地区14家公共图书馆中收集OA资源的有7家，占20%;经常使用OA资源的图书馆工作人员比例为18%，其中因工作需要的占30%，其它70%是出于自己研究目的〔1刀。调查显示，公共图书馆对OA资源认识普及程度还比较低，大都没有将其纳入馆藏建设工作中。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尤其是参考馆员，要了解并熟悉主要OA资源集成系统使用方法，向读者推介使用。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和其它服务机构凭借技术开发专长，为提高OA期刊和OA仓储库的可见性，己将分散在不同国家、不同服务器上的OA资源建立了目录，极大地方便了资源的使用。国外著名的oA期刊集成平台有openscieneeDirecto尽和DOAJ，OA仓储库检索系统有openDoAR和ROAR。国内开发的OA资源检索平台有Socol盯。我国高校图书馆也为OA资源有效利用开发了检索系统。如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开放存取(OPENACCESS)期刊共享集成平台”，收集了17000多种OA期刊，提供刊名、期刊关键词和IsSN号为检索词的检索方式l’团。大连理工大学图书馆自主研发的“Op即Access期刊检索”平台，收录18000多种期刊，提供完整刊名、简略刊名和刊名关键词检索途径，并对每种期刊是否为SCIE，SSCI、AHCI及EI刊源予以注明[19]。武汉大学图书馆将DOAJ收录的OA期刊与本馆购买的外文期刊建立了统一的查询系统，可按刊名、lsSN和刊名首字母查找期刊，并将中文刊和外文刊(包括DOAJ)一道作了学科二级导航[20]。在OA资源推广使用中，公共图书馆最简捷的方式是在本馆网站首页上设立资源访问入口，提供上述集成平台链接。读者点击链接进入资源所在OA站点后，即可进行浏览、检索、阅览、下载全文等操作。当然，如能像武汉大学图书馆将OA资源与本馆OPAC资源整合，或按学科建立导航，会更加便于读者使用。

结语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玛丽・雪莱；述评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7-0157-03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福特・雪莱（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1797-1851）的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开始的，相关研究在中国经历了30多年历史。相对于西方学者近200年的玛丽・雪莱研究跨度（从1818年玛丽・雪莱首部小说《弗兰肯斯坦》问世至今），中国的玛丽・雪莱研究正在努力同步西方的研究步伐。改革开放30年，玛丽・雪莱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即1978年至1999年，2000年至2013年。

一、第一时期（1978年―1999年）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局面都打开了新的篇章。学术界随着经济的复苏也愈加具有生命力。

这20年中，中国玛丽・雪莱研究逐渐起步。期间共有2篇译文发表，3篇学术论文分别刊登于《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评论》。1984年2月，钟世文在《世界文化》上刊登了第一篇关于玛丽・雪莱的译文《雪莱夫人和她的〈弗兰肯斯坦〉》，该文介绍了玛丽创作《弗兰肯斯坦》时的情境，是中国学者与玛丽・雪莱的一次正面接触，无疑有助于扩大中国研究者的眼界。1988年5月，《世界文化》再次刊登了徐凡翻译的《新发现的玛丽・雪莱的书信》，原文由赫伯特・米特跟着笔，发表于1987年12月5-6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介绍了美国大学贝蒂・贝奈特（Betty Bennett）教授新发现的大量玛丽・雪莱的珍贵手稿信件。该译文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学者对玛丽的研究兴趣。但这一时期首篇真正意义上的玛丽・雪莱学术论文却停隔了10年之久。1997年，刘玉红发表题为《简评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国外文学》1997年第3期）一文，从孤独感切入，分析小说中人物悲剧形成的原因，正式拉开了中国学术界玛丽・雪莱研究的序幕。1998年，艾晓明发表《科学与怪人――重读一部女性小说经典〈弗兰肯斯坦〉》（《外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1期），从时下时髦的克隆人出发，追溯最早科幻作品中的科学造人，并以女性批评已发现的分裂母性为前提，期求发掘玛丽想象的经验来源。1999年，《外国文学评论》第4期刊登题为《玛丽・雪莱的一篇佚作被发现》的文章，该文介绍了一篇据考证玛丽写于1820年的短篇小说《莫里斯》（Maurice： or the Fisher’s Cot）。该文的价值不仅在于介绍了玛丽除《弗兰肯斯坦》外的其他作品，更在于它启发了中国学者新的研究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研究呈现两个鲜明特点。首先，学术论文数量少。刚刚起步的中国玛丽・雪莱研究还不成气候，众多学者处在观望状态，推进十分缓慢。其次，研究范围狭窄，研究水平低。此时的玛丽・雪莱研究处在以介绍性为主的阶段，无论译作还是评论视野都相对狭窄，如没有学者向中国学术界翻译玛丽・雪莱的作品，抑或西方学者的玛丽・雪莱研究专著。这些特点与中国当时的国情也有一定关系。改革开放后，中国推行一系列的兴国政策，包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大力发展科技，科教兴国等，而这些理念恰好与玛丽・雪莱作品中的科学观有悖。这也是玛丽・雪莱的作品在当时不受中国学者青睐的原因之一。

二、第二时期（2000年―2013年）

第二个时期是中国学者努力追赶西方学者的时期，也是中国玛丽・雪莱研究逐步迈向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玛丽・雪莱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良好势头：（1）学术论文明显增多。（2）研究方法更加多样。（3）研究范围日趋广泛。（4）研究环境、研究条件更加优越。

（一）学术论文明显增多

截至2013年，中国学术期刊网上所能检索到的以《弗兰肯斯坦》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多达160篇以上，另含2篇除《弗兰肯斯坦》之外玛丽・雪莱其他作品研究的论文，其中硕士论文32篇。

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刘新民从小说的主题和艺术风格做的评述《评〈弗兰肯斯坦〉》（《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第1期），指出其反映当时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尖锐的矛盾斗争以及揭示英国大众渴求知识、开拓进取的社会风貌这一主题；郭方云从叙事角度撰写《分裂的文本 虚构的权威――从〈弗兰肯斯坦〉看西方女性早期书写的双重叙事策略》（《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以叙事学为依托，从叙述话语（视角）、叙述内容（人物形象）和叙述动作（叙述者与作者）三个方面，分析了小说中表层叙事维系男权，深层叙事批判男权的双重叙事策略。相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第二时期的玛丽・雪莱研究正在努力追赶西方学者的研究步伐，并呈现逐步迈入繁荣阶段的发展趋势。

（二）研究方法更加多样

第二个时期玛丽・雪莱研究的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改革开放至新世纪到来的20年中，玛丽・雪莱的研究方法还停留在小说主题研究及作家生平研究，研究方法单一且不成体系。步入新世纪以后，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的精神分析法，新马克思主义，生态批评，哥特文学批评，女权主义研究，互文性研究，与浪漫主义的关系分析等研究方法都被运用到玛丽・雪莱作品的分析上，可谓是百花齐放。

以女性主义批评为研究方法的有郭方云《怪物魔镜中的自我――〈弗兰肯斯坦〉造物神话的女性主义解读》，指出两性都在维克多创造的怪物身上找到了自我的影子，一个怪物的产生都是由于对另一个的压抑，而男权则是男性形象怪物化和女性书写怪物化的根源。雷倩的《〈弗兰肯斯坦〉的女性主义解读――从其叙事结构谈起》，探讨了玛丽在父权社会中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反映出社会对女性的构想，同时，叙事结构颠覆了占统治地位的父权文化，强调母性的重要性和女性自我的重要性。

以生态批评为研究方法的有盛丹《呼唤和谐：论〈弗兰肯斯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探讨小说中玛丽・雪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和反思，认为小说试图告诫人类若无视自然法则，一味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只会导致大自然的反噬和人类的灭亡，也反映玛丽・雪莱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呼唤。杨春晓《毁灭 拯救 和谐――〈弗兰肯斯坦〉的生态主义解读》，认为作品通过反映人的主观“唯我”价值观对自然规律的破坏，表达对科学中心主义的批判，对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批判以及对工业文明的谴责，揭示大自然对人类心灵净化与救赎的力量。

（三）研究范围日趋广泛

这一时期的玛丽・雪莱研究者也开始不满足于单纯对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单部小说的研究，开始将目光移至玛丽・雪莱的其他作品。

王隽的《超越边界：玛丽・雪莱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分析》可谓是这一分水岭的先驱。该论文分析了玛丽・雪莱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涵盖《弗兰肯斯坦》中的莎菲，历史小说《沃帕戈》中的尤莎内兹亚和比阿特丽丝，家庭小说中的《娄多尔》中的范妮和《伐克纳》中的伊丽莎白等。这是国内第一篇分析玛丽・雪莱其他作品的学术论文，且不论该论文是否成熟到位，单从其首开先锋地分析玛丽・雪莱的其他作品这一点，对中国学术界拓宽玛丽・雪莱的研究范围意义就已非同一般。阮世勤的《突破男性叙述藩篱之下的顺从――玛丽・雪莱〈玛西尔达〉中的女性叙述》，介绍了玛丽・雪莱另一部小说《玛西尔达》中文本和文本外的女性叙述。尽管分析并不十分详尽，但它所介绍《玛西尔达》中的女性叙述也领跑了未来中国的玛丽・雪莱研究者。

目前国内只有这两篇学术论文专题撰写了除《弗兰肯斯坦》之外的玛丽・雪莱其他小说。这个还未被充分开垦的肥沃土地，对后继的玛丽研究者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四）研究环境、研究条件更加优越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迅猛发展，互联网的建设与应用已使学术界受益匪浅。通过学术期刊网，学者可随时了解其他学者的最新研究动态，同时也可下载大量学术论文。凭借便捷的网络，中国学者即使不出国门，也可下载国外珍贵资料，了解国外同领域专家的最新研究兴趣。这对于国内玛丽・雪莱研究无疑是打了一剂强行针。

此外，《弗兰肯斯坦》的中译本也在不断涌现出来，较常用的版本有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版陈渊、何建义译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版丁超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版刘新民译本，以及航空工业出版社2007版毛荣贵、朱琳译本。

值得欣喜的是，关于玛丽・雪莱的传记中译本也开始出现，如英国女诗人罗赛蒂撰写的《雪莱夫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多萝西・胡布勒与托马斯・胡布勒合著的《怪物――玛丽・雪莱与弗兰肯斯坦的诅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但中译本也仅此两本。

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

经历了30多年的中国玛丽・雪莱研究，尽管已经起步，却也存在着广大学者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歪曲事实，言语措辞随意性很大

《弗兰肯斯坦》在首版发行的前14年约有1000册，还抵不上拜伦和司各特作品一天的销售量；前40年也只有7000册，尚不及拜伦和司各特作品出版发行一周的总额；而在19世纪50-70 年代几乎退隐印刷市场。由此可见，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并非一出版便成为学界宠儿，而国内一些学者想当然地以为《弗兰肯斯坦》一经出版便是经典。如《评〈弗兰肯斯坦〉》写道“小说于一八一八年出版后即引起轰动，并很快被改编成戏剧”（刘新民，2001：61）；《〈弗兰肯斯坦〉中的超现实主义因素研究》写道“《弗兰肯斯坦》从发表伊始就一直是评论界的宠儿”（周景辉，2007：ii）；《玛丽・雪莱国外研究述评》也写道“国外对《弗兰肯斯坦》的研究最早始于1818年，即它一问世便成为当时英国众多作家评论的焦点”（王月明&刘兵，2008：85）。

论文内容的随意性还体现在一些数据上。《对浪漫理想主义的阐释与反拨――评〈弗兰肯斯坦〉》中写道“她（玛丽・雪莱）一生创作了十七部作品，《弗兰肯斯坦》是唯一流传至今仍为人品评的代表作”（侯丹，2003：iv）；王月明、刘兵（2008：86）写道“玛丽・雪莱虽然永远的去了，却给人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16本书和专著，多篇短篇小说、散文、论文、游记、诗歌、信件等”；《外国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刊登的《玛丽・雪莱的一篇佚作被发现》中写道：“实际上，玛丽・雪莱的文学成就比一般所了解的要大的多。她写过6部长篇小说，5卷传记型的文章，2部诗体神话剧，20来篇短篇小说，以及2卷旅游札记”（宁，1999：138）。同样以玛丽・雪莱为研究对象，得出的数据却是如此不一致，实在令人堪忧。

（二）低水平重复研究现象严重

低水平重复研究在玛丽・雪莱研究中尤为突出。部分学者闭门造车，全然不顾及前人的研究状况，同一观点不同人反复刨挖，缺乏新意。杨春晓（2008）和盛丹（2007）论文中的生态批评观点类似；霍晓珊、李定清（2007）论文和郑峥（2007）论文都就怪物对身份的寻求展开讨论，观点几乎一样。马笑春（2009）和刘伟（2006）论文都借用了热奈特的时间叙事理论，都从时序、时距、频率三个层次进行分析，观点十分雷同。

（三）研究范围不够广泛

当国外玛丽・雪莱研究日趋饱满时，国内玛丽・雪莱的研究范围却还十分局限；当国外学界玛丽・雪莱研究涉猎广泛，风生水起时，国内研究清一色倒向《弗兰肯斯坦》，且至2013年只有两篇学术论文探及《弗兰肯斯坦》之外的作品；当西方学界早已成立玛丽・雪莱专门的研究中心，国内至今没有一篇博士论文以玛丽・雪莱为研究对象；当国外学界已有数百本玛丽・雪莱专著，国内玛丽・雪莱专著至今零突破，甚至没有一部除《弗兰肯斯坦》之外的玛丽・雪莱其他作品译作。

从总体上看，中国玛丽・雪莱研究正在迈向繁荣时期，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只要我们能把每一次的挑战当成机遇去迎接，必然迎来中国玛丽・雪莱研究的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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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明月，刘兵.玛丽・雪莱国外研究述评[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2008（4）：85～89.

〔17〕杨春晓.毁灭 拯救 和谐――《弗兰肯斯坦》的生态主义解读[D].上海大学，2008.

〔18〕钟世文.雪莱夫人和她的《弗兰肯斯坦》[J].世界文化，1984（2）：18～19.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21世纪是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文献载体的多样化、文献数量的急剧增长,使任何一个图书馆都不可能将全部文献收集齐全,必须依靠图书馆界各种形式的合作,建立不同形式的文献资源保障系统,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读者的不同需求,这是图书馆界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

敦煌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是为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中外学者提供图书资料和信息服务的学术性专业图书馆,是目前收藏敦煌学资料最为丰富的专业图书馆之一。馆藏图书资料的收集工作主要围绕敦煌学的研究工作展开。敦煌学是一门交叉学科,它具有交叉性、立体性和国际性;同时,它也是一门内涵丰富、结构庞杂、功能多样、个性独特的学科。敦煌学又是一门发展中的学科,随着敦煌学研究领域和学科范围的不断深入、充实和扩大,如何为敦煌学学者提供各专业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和信息,合理地构建馆藏图书资料,为敦煌学学者搭建一个合理、全面的信息平台愈发显得重要。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敦煌学研究进一步呈现出综合化、纵深化的发展趋势,在这一高度信息化发展趋势下,只有跟踪最新敦煌学国际研究信息、把握其前沿学术动态,我们的研究选题、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才能具有前瞻性、原创性和较高的学术价值。要想借鉴和学习国际前沿研究动态,就必须把外文文献作为了解国外敦煌学信息最重要的参考文献,外文文献也是国内学者进行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因此,外文文献的作用日益引起广大学者的重视和关注。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要提高馆藏外文文献的利用率,就要利用高效的自动化管理,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联机编目、联机检索,开展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工作,使现有的馆藏资源充分发挥作用。随着国家全面对外开放,外文文献资源需求不断扩大,一方面,原版外文文献价位过高,图书馆财力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国外电子图书的飞速发展,读者对外文文献的需求与日俱增,而且这种需求还会进一步扩大。

一、敦煌学外文文献资源建设概况

图书馆外文文献包括外文图书、期刊、报纸及电子出版物等。作为专业图书馆馆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外文图书是国外最新科学技术研究成果的总结,具有广泛性、针对性,且学术水平高、前沿性强,是国外科技、文化信息的载体, 能及时反映当今世界科技、文化现状及发展水平。同时,外文文献是掌握国外信息和科技动态的主要情报源。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对国外科学、教育、管理等学习需求日益增加,专业图书馆外文书库的地位越发显得重要,敦煌学外文文献同样如此。

敦煌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根据本单位工作实际和敦煌学学科的发展,也在不断增加藏书数量及品种。经过60多年的努力,已拥有专业图书和期刊约15万册,其中,中文图书10万余册,中文期刊合订本2万余册,外文图书和期刊合订本2万余册,是目前国内外收藏敦煌学图书资料较为丰富的专业图书馆之一。

(一)外文文献采访工作是外文资料组织建设的第一步

外文文献采访工作是外文资料组织建设的第一步,如何把好这一关,直接影响外文文献的质量和利用率。搞好采访工作,要确定合理的采访原则。作为敦煌学专业图书馆,信息资料中心应根据敦煌学专业图书馆藏书特点、读者对象、经费预算等因素,组织建设外文资料。在外文文献采访工作中重点突出馆藏特色,把敦煌学以及与敦煌学相关的宗教研究、佛教艺术、石窟考古、史地研究等作为重点建设项目。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资料中心定期制定“外文资料需求调查问卷”,并发送给各研究所专业人员,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集思广益,准确选择具有一定权威性、利用率高的刊物。针对重点研究领域,采购时尽量将这些专业的最新外文资料收齐,以保持资料的连续性和系统性。

(二)外文文献书目数据库建设

信息资料中心采用深圳大学图书管理自动化集成系统,完成了外文书目数据库的建库工作。目前,完成的主要是西文图书、期刊资源的数据库建设。今后更要逐步建立标准的馆藏外文图书数据库,为学者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

(三)建立外文文献馆藏目录

近年来,信息资料中心组织人员对外文期刊目录进行了整理,英文论文的内容广泛,敦煌学专业涉及的核心期刊包括《Bulletin of the Ancient Drient Museum》、《The Metropolitin Museum of Art Bulletin》、《The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Feast of the Morning Light》、《Arts Asiatiques》、《Studia Philogica Buddhica Monograph Series》、《Asian Ethnology》、《Orient Ations》、《Art of Asian》、《Artibus Asian》、《Bddhist Studies Review》、《Central Asiatic Journal》、《Art Orientalis》、《The Silk Road》、《Journal of W orld History》等。

日文核心期刊包括《佛教艺术》、《东洋学报》、《东洋文库和文纪要》、《印度学佛教学研究》、《东方学》、《东方学报》、《密教学研究和密教图象》、《东洋学报》、《东洋文库和文纪要(东洋文库)》、《龙谷大学论集(龙谷学会)》、《国际佛教学大学院大学研究纪要》、《シルクロ-ド学研究(シルクロ-ド学研究センタ-)》、《アジア研究所丛刊》、《东洋史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会)、《东方学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东洋学术研究》(东洋哲学研究所)、《龙谷史坛》(龙谷大学史学会)、《东洋文库年报》(东洋文库)、《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馆纪要》(古代オリエント博物馆)、《美术研究》、《东洋学文献类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

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所藏外文期刊(包括日文和英文)达80余种,外文图书与期刊合计约2万册。信息资料中心收藏的外文文献主要是印刷型书刊,因此,建立外文图书与期刊的馆藏目录就显得十分必要。对此,信息资料中心已建立了完整的外文(日文和西文)馆藏目录,读者可以直接利用馆藏目录进行外文书刊检索。

二、充分利用世界敦煌学网络资源,拓宽外文信息服务范围

资源建设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给读者提供文献,而对文献的利用,反过来也促进和改善了馆藏发展。因此,以共建、共知、共享为原则,使人文社科文献资源建设实现最终保障,是直接面对用户的前沿,也是这项工作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这方面的服务主要包括:其一,共知。即对文献内容的报道和揭示,例如建设敦煌学书刊目录、数据库目录、介绍图书章节目次、期刊篇名目次等数据库;其二,共享。即提供文献的检索、浏览、借阅和传递服务,以及深层次的课题咨询;其三,共建服务网络。特别是在服务基础上构建学科和区域服务节点,以针对某学科、专题更好地进行服务和推广。

作为一个跨学科、跨领域的专门学科,敦煌学具有资料零散、成果丰富等特点,因此,学术资源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显得更为迫切。近年来,经过海内外敦煌学者的不懈努力,敦煌学在数字化、网络化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海内外一些权威性的敦煌学研究机构先后建立了专业网站。另外,一些海外网站的相关研究领域也充分涉及敦煌学研究的范畴。这些网站建立的专业性资料库与数据库实现了网络检索。下文主要对海外敦煌学以及与敦煌学研究相关的资料库与信息资料中心馆藏相关期刊与论著相结合所开展的一些工作作一简要介绍。

日文图书在中心馆藏外文文献中占很大比重,因此,资佛教学的论文、论著检索目录。在编译工作中经常需要查询的海外相关网络资源有以下几处:

第一,国立情报学研究所网站(ci.nii.ac.jp/)。这个网站侧重于日文期刊论文检索,信息含量比较全面。

第二,国立国会图书馆网站(www.ndl.go.jp/)。国立国会图书馆在日本有两个分馆,一个在东京,一个在京都。这个网站收集的论著、论文相当全面。但是,这两个网站上的论文只可检索书目或论文索引,90%以上的文章不可下载,读者如果需要看原文,只能自己去图书馆复印或委托图书馆工作人员复印邮寄。

第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网站(zinbun.kyoto-u.acjp/)。这个网站主要研究所纪要――《东方学报》。《东方学报》自1930年创刊,每年一册,现已出版80册,所刊文章均为研究所内部研究员以及东方学研究部所属的所外共同研究人员撰写的东洋学相关论文,每期大概刊登10篇论文。同时,研究所还集结出版专题论文集,即特辑,例如《东方学报》第35册就是“敦煌研究”特辑。

第四,新泻大学敦煌研讨班网站(h0402.human.niigata-u.ac.jp/)。由新泻大学人文学部主办,内容丰富,除及时报道研讨班最新动态外,还提供众多学术论文和报告的PDF文本下载。

第五,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网站(zinbun.kyoto-u.ac.jp/)。网站提供委员会最新动态,《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ILCDS)通讯》下载,并筹备建立郑阿才编《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网络检索。

第六,东洋学文献类目网站(www.kanji.zinbun.kyoto-u.ac.jp/)。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汉字情报研究中心发行,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的中国史研究索引之一。该书始自1934年,原题为《东洋史研究文献类目》,自1963年起改称为《东洋学文献类目》,以年为单位逐次出版,目前仅出版至1999年版。《东洋学文献类目》资料库的检索栏目包括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政治、法制、宗教、学术思想(附教育)、科学、文学、艺术、考古学、金石・古文书学、语言文字学、杂纂(附革命文物)、学会消息16个类目,检索结果包括ID、题目、著者、杂志名、号、页、出版年、分类、地域、时代、卷号和注记等,检索极为便利。

第七,JSTOR网站(/)。JSTOR是梅隆基金会(The Andrew W.Mellon Foundation)的一个项目,是为了解决图书馆长期积累的大量学术期刊资料的保存问题而启动的。JSTOR全名JSTOR STORGE,成立于1995年8月,是一个对学术期刊进行数字化的非赢利性机构,其主办的JSTOR西文过刊数据库内容涉及44个学科,全部为西文核心期刊,主要以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历史等人社会学科主题为中心,兼有一般科学性主题共十几个领域的代表性学术期刊的全文数据库。作为互联网上最主流的西文回溯期刊全文数据库之一,JSTOR提供从创刊号到距今五年前的海量回溯学术期刊供读者以影像方式阅读全文,该数据库提供了全文检索功能以供读者有针对性地检索以往期刊。另外,JSTOR还具有四种强大的检索功能:一般检索功能、高级检索功能、专业检索功能及论文类型定位检索功能。需要指出的是,JSTOR的任务是存档,这个检索系统收录有五年以前发表的文章。为了保护版权,近五年的文献不上传。

现阶段,信息资料中心为了网络资源组织建设的需要,逐渐加大了对外文电子文献的收藏。敦煌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于2006年8月取得JSTOR期刊全文档案库授权,在电子阅览室开通JSTOR,并向所有读者开放,读者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检索自己需要的期刊全文。信息资料中心在内部编印的刊物《信息参考》第8期,及时向读者介绍了JSTOR网站的信息和功能,并同时组织人员对JSTOR收录的敦煌学研究相关论文目录进行了筛查、编译,并将中文目录进行了。资料中心还计划从有关丝绸之路、西域历史地理、中西文化交流以及艺术与艺术史、考古学宗教学等更为广泛的领域检索较为全面的相关研究文献目录,以给读者提供方便、快捷、全面的信息。

三、开展外文期刊专题深加工,做好文献信息服务

随着电子信息资源的不断增多和大批联机数据库的问世、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和图书馆传统印刷本馆藏的数据化转化,数字信息资源将成为未来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网络电子信息资源的存取和本馆电子出版物数字化馆藏的加工利用,图书馆可以更加快捷地为读者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信息服务。根据读者需要进行信息资源的重新编辑和排序,帮助读者尽可能地快速完成文献检索工作。

外文文献是一种重要的文献信息资源,其文章反映了国际前沿时效性最强、内容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讯息。而外文文献利用率的不断提高, 有赖于图书馆管理人员的推陈出新和不懈努力,图书馆馆员只有不断改进服务质量和模式,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才能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图书馆的业务水平才能得到质的飞跃。

信息资料中心经过不断实践和探索,逐步提高了对外文文献有效的开发和利用。最初,资料中心编印的馆藏外文图书目录,虽然涵盖了信息资料中心馆藏的外文专著、期刊及资料集目录,但也只是从刊、集总体分类或刊、集名的角度揭示馆藏。现在虽然实行了开架阅览为读者服务,解决了外文文献资料直接与读者见面的问题,但读者仍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去查找自己实际需要的某一专题的具体论文。

在这种情况下,信息资料中心于2002年开始组织一部分既懂专业知识又有一定外语技能的工作人员开展了外文文献编译工作。文献编译是根据读者的特定需要,对以汉语以外的语言出版的期刊文献进行翻译,将编译的成果提供给读者使用的一种信息服务方式。外文期刊的编译有利于开发期刊信息,提高外文期刊的利用率和期刊服务的针对性及其服务效率。

编译工作是专业图书馆体现主动为敦煌学相关研究提供服务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利用外文文献资源体现资源组织建设的新特色。2002年,信息资料中心推出内部刊物《信息与参考》,一年出两辑,主要选择编译近一两年发表在权威的国际东方学和敦煌学方面的外文期刊上的较有影响的文章。文章筛选的标准为“四新”,即选题新、材料新、方法新、成果新。为了全面体现国际敦煌学学术研究的价值,信息资料中心采用全文翻译的形式。限于篇幅,译文略去了图版和文末注释,只在文中标明索引号。如果想进一步引证,读者可以到资料中心直接查阅原文。《信息参考》创编以来,已编印了10期,累计登载“海外动态”栏目译文近120篇,其中,英文篇目72篇、日文篇目48篇、研究综述26篇、专题目录15篇。另外,还有部分新书目录、域外论文信息等栏目。

专业图书馆开展文献编译工作,有利于图书馆信息研究和信息储存,增强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的主动性。通过编译专题目录、文摘、索引等二三次文献,可供图书馆用来开展高层次的信息服务,使馆藏期刊资料更好地发挥作用,这对于实现资料共享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另外,开展有效的编译服务,亦可提高外文书刊工作人员的潜力,既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提高他们的信息工作技能,又可以扩大服务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图书馆对馆员业务工作管理的规范化。

四、开展多种形式的外文编译服务,充分揭示馆藏信息

目前,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已经在各大型及中、小型图书馆广泛使用, 图书编目人员应当建立完整的编目体系, 使读者能够应用馆藏终端从多途径检索所需图书资料, 提高查全率。此外,还应根据本馆主要读者群的实际需要和馆藏特点,编制外文文献专题目录、推荐书目、导读书目以及各种文摘、索引等二三次文献,使之成为一个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完整检索体系, 以便读者从不同角度检索, 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需求。

因此,向读者进一步揭示外文期刊资料的具体篇名就显得十分必要。随着编译工作的开展和工作经验的不断丰富,在继续做好《信息与参考》的同时,信息资料中心还不定期编印系列丛书《敦煌学译丛》。此系列丛书的宗旨是:翻译出版国外专家学者与敦煌研究相关的著作目录;收集整理国外期刊杂志中的敦煌学论文目录;收集整理与敦煌学相关的中国史学、敦煌学史、佛教及佛教艺术研究的论文、论著目录,开展资料篇名题录编译工作。

编制题录的具体工作包括选择期刊资料、确定著录格式、编辑排版、校对、印刷装订、向外发送和交换等。著录内容中简录以下几项:篇名、著者、刊名、年、卷、期、页,编制的题录属于书本式专题题录索引。这项工作不仅能深入揭示馆藏外文文献的全貌,而且还能不断积累专业、系统的文献资料索引。

通过编制题录获得的二次文献,有助于更多的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专业学科的研究热点,使他们在大量分析研究的基础上,随时修订和调整自己的研究计划,以增加研究目标的准确性。另外,编制外文书刊题录工作可以充分揭示馆藏信息,使外文期刊充分发挥作用,为敦煌学研究及时而准确地提供文献资料。因此,编译题录是行之有效的外文文献检索工作之一,也是图书馆信息情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

五、加强外文文献的参考咨询服务工作

从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可以看出,文献信息数字化是自动化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来提高文献信息服务水平,使文献信息资源共享达到越来越高的水平。未来的图书馆将以服务特色和技术手段论高低,能否迅速占有信息资源向社会提供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将成为衡量图书馆工作效率的新标准。

(一)建立网络参考咨询服务的评价标准

网上参考咨询服务是图书馆传统参考咨询服务在网络上的延伸,其全新的服务模式和服务手段, 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参考咨询服务的面对面或电话咨询的方式。建立有效的数字信息咨询评价和用户反馈机制, 在现有的以数量为量化标准的基础上, 建立一套科学、完整、操作性强的评价标准, 实现网上参考咨询服务质量评价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积极开展质量评价、跟踪与控制, 使咨询馆员对自己的服务做到心中有数。在网上咨询答题的过程中, 需要按比例安排不同类型的馆员, 实行分层服务。不同难度、不同学科、不同语种的问题由不同层次的馆员承担。建立一套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多倾听用户意见来改善服务质量。网络参考咨询服务的特殊性使许多咨询提问并不存在统一的答案, 咨询员应该根据不同的提问在咨询技巧上作相应的调整, 注重咨询结果的针对性、准确性, 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需求。

(二)优化参考咨询服务模式,开展多元化工作任务

近十年来,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尽管增加了外文书刊馆藏数量,提高了藏书质量,但外文文献的利用率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读者由于语言障碍影响了外文文献的利用率,二是工作人员的服务工作不够积极、主动。

积极开展外文图书目次、摘要服务,实行开架阅览服务,及时打印新书快递、外文书目、外文新书推荐阅读。在新书刊到达后,还将一些外文书刊目次、摘要、重点内容简要译成中文,于敦煌研究院网站,读者可以随时登陆敦煌研究院网站浏览外文图书信息,这样既有利于读者方便、快捷地了解国外敦煌学最新研究动态,还提高了馆藏外文文献的利用率。

同时,资料中心还加快馆藏外文文献资源向数字化转换。主要是将传统的印刷型外文文献资源转化为电子文献,将馆藏中有价值的印刷型文献通过扫描转化为电子文献,上网运作传播,以利于实现文献资源共享。

(三)加强图书馆员的角色转换,提升服务水平

网络环境下新技术对传统图书馆的冲击同样对馆员服务模式提出了挑战,需要图书馆馆员首先要具备图书情报专业知识、基础科学知识、心理学知识和外语知识;同时,还需具备捕捉、收集信息的能力、科研能力、熟练操作计算机的能力以及代查代译的能力。

从事外文图书采购的工作人员,不仅要有图书情报方面的知识及图书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要具备一定的外语水平。另外,还要求有丰富的采购经验,树立“按需入藏,藏以致用”的思想,及时了解各专业学科的最新动态以及相关文献的出版情况,兼具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沟通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做好外文图书的重点审订工作,使采购的图书具有权威性、代表性和完整性,形成本馆的特色资源。

(四)建立有效的资源和服务绩效评估机制

专业图书馆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并坚持执行下去,会起到不断改进资源建设、促进和规范文献服务的发展、发挥经费使用效益的作用。

(五)提高参考咨询馆员的综合素质和水平

在当今信息时代,图书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在图书馆的广泛应用,使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而图书馆馆员过去所受的教育以及知识的老化,无疑阻碍了图书馆的发展。因此,对图书馆在职人员进行培训,使其知识得到更新,是非常必要的。

总之,敦煌研究院信息资料中心需要逐步改变敦煌学文献资源收藏的结构性缺失状况,最终目标是把信息资料中心建设成敦煌学科研的文献资源保障基地。同时,通过共建共享平台的服务,使国家投资购买的文献得到充分利用,为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有效解决外文文献图书匮乏的途径,进一步实现外文图书与中文图书之间的信息平衡,开创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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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文菊.浅谈高校图书馆外文文献资源的利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6).

国外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当代陕西文学虽处在我国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却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世界文学的刺激和影响，形成影响者-接受者的二元互动格局；同时，它已被纳入世界文学格局，以自身独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学行列，成为世界文学体系的一个单元，与他国文学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构建起世界文学的复杂模式。以贾平凹、实、路遥、高建群、叶广芩、红柯为代表的当代陕西作家虽身处内陆，但却有着开放的文化视界，他们运用全球化思维审视世界多元文化，并通过作品将他们的思考、疑虑、态度传达出来。虽然在其创作中，明显地表现出受外国外民族异质文化影响的印记，但这是在经历了对异质文化、文学的选择、批判、模仿、过滤、借鉴、之后的融合。如贾平凹曾明确表示自己喜欢川端康成、推崇泰戈尔，以及学习借鉴马尔克斯、海明威等，他曾说过，“近年写小说，主要想借鉴西方文学的境界”f，明确表达了其对异质文化的态度。实曾坦言自己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莫泊桑、肖洛霍夫等是他最喜爱的也是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外国文学作家。路遥酷爱外国文学,他曾说:“我的精神如火如荼地沉浸于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开始直至欧美及伟大的拉丁美洲当代文学之中，他们都极其深刻地影响了我。”

他认为有必要“借鉴一切优秀的域外文学以更好地发展我们民族的新文学”。h在高建群小说里，可以看到艾特玛托夫、劳伦斯、塞万提斯、尼采、普希金、叶赛宁、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的印记，尤其是对艾特玛托夫的倚重，他第一部重要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具有较明显的模仿艾特玛托夫的痕迹。外国文学对红柯的影响独特而深刻，不仅为他的文学生涯提供了养分，还改变了他的生活，引导了他的异域之行。安徒生、巴乌斯托夫斯基、哈菲兹、纳博科夫、梅里美等都对红柯创作产生影响。尤其是他的小说语言，受俄裔美籍作家纳博科夫影响很大，红柯曾直言道:“我写一篇小说后,总要读一下纳博科夫,清清脑子。”i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中国文化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文学也逐渐走出国门，在世界文坛展现自己。当代陕西文学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愈来愈为世界所重视。尤以贾平凹、实为主，其作品已被译成英、法、俄、日、韩、越等多种文字，受到多国研究者的关注。以贾平凹为例，其作品主要通过三种形式传播到国外。一是中国官方主办的旨在把中国文学推向国外的英语刊物《中国文学》（ChineseLiterature）和“熊猫丛书”（PandaBooks）刊登、出版的译成英文的作品；二是国外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集收入的部分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三是国外的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翻译出版的部分长、中篇小说。《中国文学》杂志从1978年贾平凹创作初期就开始向海外译介他的作品，至2002年杂志终刊，共刊登包括小说、散文在内的十余篇作品，如《果林里》、《帮活》、《满月儿》、《端阳》、《林曲》、《七巧儿》、《鸽子》、《蒿子梅》《丑石》、《月迹》、《我的小桃树》等。1981年问世的“熊猫丛书”出版了贾平凹的两部作品集，一是《天狗》（TheHeavenlyHound，1991）；一是《晚雨》（HeavenlyRain，1996），分别收入了《天狗》《鸡窝洼人家》《火纸》和《晚雨》《地》《五魁》《白朗》共7篇小说。“熊猫”丛书发行到世界上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让贾平凹的作品更好地走向世界，扩大了他在国外的知名度。另外，外文出版社还出版了贾平凹的英文版散文集《老西安：废都斜阳》（OldXi’an：EveningGlowofanImperialCity，2001）。国外出版的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选集中也收入了贾平凹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如《人极》和《木碗世家》收入了朱虹编译的《中国西部今日中国短篇小说》j中；《水意》收入了萧凤霞编译的《犁沟：农民、知识分子和国家，现代中国的故事和历史》k中；《火纸》收入了作品集《时机并未成熟：中国当代作家及其小说》l中；散文《秦腔》《月迹》《丑石》和《弈人》收入了汉学家吴漠汀编的《20世纪中国散文译作》m中。另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6个国家的出版社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了贾平凹作品，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具体情况统计如下：1.《贾平凹小说散文集》(越南文)，越南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2．《浮躁》(越南文)，越南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3．《浮躁》(英文)，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4．《废都》(韩文)，韩国汉城文化社1994年出版。5．《中国现代文学选集•贾平凹卷》(日文)，日本德间书店1988年出版。6．《废都》(日文)，日本中央公论社1994年出版。7．《土门》(日文)，日本中央公论社1997年出版。8．《古堡》(英文)，加拿大多伦多出版社1997年出版。9．《贾平凹小说选》(法文)，外文出版社1988年出版。10．《贾平凹小说选》(法文)，外文出版社1998年出版。11．《逛山》(法文)，外文出版社2000年出版。12．《废都》(法文)，法国司托克出版社1997年出版。13．《废都》(法文)，法国司托克出版社1999年出版。14．《土门》(法文)，法国司托克出版社2000年出版。……相比于贾平凹作品输出状况的热闹，陕西其他几位作家的作品的海外翻译情况就显得较为落寞。作为实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白鹿原》在国内目前已经有40多个版本，包括台湾的两家出版社的版本，在海外，出版了韩、日、法、越四个版本，英文版的翻译目前正在进行中。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青木川》英文版已由由美国PrunusPress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发行。短篇小说方面，在2011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陕西作家短篇小说集》举行了首发式，这部英文名为OldLand,NewTales:20BestStoriesofShaanxiWriters，的作品集汇集了改革开放30年来陕西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如路遥、贾平凹、实、红柯、叶广芩、高建群、冯积岐、李康美、张虹等20位著名陕西籍作家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并且在会上引起了西班牙大众出版社和Kailas出版社、美国亚马逊公司等国外出版发行机构的注意和喜爱。

陕西文学在海外的影响与其翻译情况相似，主要集中于贾平凹的作品。《废都》在日韩出版受到空前欢迎，学术界的汉学家几乎全部介入研究，举行了多次研讨会。该书在日本一版即印6万部n，这在鲁迅著作多年的累计印数之外是外国文学在日本发行的新纪录。1997年,《废都》获法国国际费米那文学奖，这是亚洲作家第一次获此奖项。西方媒体对《废都》获奖反映强烈,曾竞相发表评介文章。法国著名的《新观察》杂志每年都要评选世界十大杰出作家,贾平凹当年榜上有名。2003年，贾平凹又获得由法国文化交流部颁发的“法兰西共和国文学艺术荣誉奖”。前不久，贾平凹又获得了法兰西金棕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海外对当代陕西文学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贾平凹及其作品，主要是对其《浮躁》《古堡》以及《废都》《人极》等的研究。英文版《浮躁》出版当年（1991）就有5篇书评分别在《新书推介》、《柯克斯评论》《纽约时报》（2篇）《图书馆学刊》上发表，之后，又有5篇评论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威尔森图书馆学报》《选择》《现代中国文学》《今日世界文学》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废都》出版后，哈佛大学的陈建华、旅美华人查建英以及国外的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都撰文发表他们的观点，如陈建华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的《〈废都〉及其启示：末世文士的历史“覆影”》；查建英的《黄祸》；澳大利亚华人学者王一燕的《叙说中国：<废都>和贾平凹的小说世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郑明芳（音译）的《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四部小说中的悲剧意识》、方金彩（音译）的《中国当代作家张贤亮、莫言、贾平凹创作中的男性气质危机和父权制重建》、多伦多大学的汉学家司徒祥文的《农民知识分子贾平凹的生活与早期创作的历史—文学分析》等评论文章。法文版《废都》出版后，法国一时出现了热议《废都》的局面。《世界报》《费加罗报》等都很快发表了书评。国外举办的一些亚洲研究会议上，贾平凹及其创作也成了热门话题，学者们提交了十余篇相关论文，这些会议论文标志着贾平凹在国际上的影响进一步扩大o。

“本土化与全球化从来都彼此依存，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自身发展不仅在冲突中融合而成，而且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进而达到更高的融合”（王岳川语）。陕西作家们都深受民族文化的熏陶和浸淫，又都自觉地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审视本土文化，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即既不以一种二元对立思维去看待世界，也不以多元及无元的心态对所有价值进行解构而走向绝对的个体差异，而是在全球文化转型的语境中，重视民族文化中的差异性与特殊性的同时，又超越这一层面而透视到人类某一方面所具有的普适性与共通性，即人类相通的意识，而因此具有了文学主体范畴内的“世界性因素”。首先，当代陕西文学有着宏阔的涵盖面，真实地为时代、社会做记录，准确地再现了时代精神和民众心态，探讨人类的生存价值和生存意义，这样全人类的内容，自然能够跨越民族、地域的界限，具有世界性意义。路遥的、实、贾平凹等紧跟时代的脚步，摸准时代精神的脉络，真实地为社会作记录，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心态的复杂而微妙的变动，都通过作品一一呈现。路遥的《人生》准确地再现了在“包产到户”的时代浪潮下在农村和城市发生的种种裂变——社会阶层、价值标准、生活方式……将随着改革进程的推进所带来的世俗化、功利化、社会阶层重组社会问题如实展露。贾平凹自《浮躁》以来的小说“从现实生活中抓住当时的时代社会心态问题”，真实地为时代、社会做记录，准确地再现了时代精神和民众心态。《废都》写出了城市人在旧观念失去新观念未确立之时心灵无以附着的惶惑状态；《古堡》揭示了变革与守旧的矛盾冲突，表现了来自各方面的变革阻力；《土门》表现了传统被现代无情摧毁的必然命运。实在《白鹿原》的扉页直接引用了巴尔扎克的“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表明自己的创作态度。作品不以政治意识形态规范历史,而是在更真实的层面上展现民族的文化史、心灵史，抒写人物的悲欢离合,展示社会的本真。把宗法制下小生产者为主要构成因子的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局限,作为历史的真实活脱脱地呈现给作为读者的后来人,令其品味。如同巴尔扎克先生称自己是“法国社会的书记员”一样，陕西作家坚持民间立场，胸怀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真实地记录了我们民族转型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原生态，表现全人类相通的内容。

其次，文学是人学，对人性的关注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但人性，实在是个很宽泛的概念，人性包括人的肉体，也包括人的意识、心理以至灵魂；还有人的眼耳鼻舌身意种种作为生命存在必要和必需的一切要素，等等。《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时期著名的悲剧，它为我们揭示了世界悖谬、人性悲戚这一人类无法回避、但又无法解决的难题，成为世界范围内揭示悲剧人性的示范文本，对后来西方文学、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路遥的《人生》，实的《白鹿原》同样在以自己的方式述说着这一人性命题。虽然高加林、白嘉轩们面临着人类生存永远难以克服的悲剧命运，面对无罪的“我”陷入一系列纠缠不已的灾难中而产生了极度惶恐与不安，但他们并不甘于屈从命运的安排，在困境中依然力图主宰自身的命运，并由此引发出了对世界的荒谬性存在和人类的悲剧性生存的强烈观照与质疑。这种对人类生存终极命运的关怀与审视，是中外文学共同的母题。《废都》面世后不少专家认为这是一部集人性之大成的作品。苍凉的埙声，寻钱的男人，糊涂的女人，织成一幅生动的废都世相图。庄之鲽为名利所累，将博爱人性的理想之根误植于异性诸友，终而导致性的滥殇和畸变。在他身上，映照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残缺和精神迷茫。

中国新时期小说自“伤痕文学”始，历经“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诸流派的演变，到今天，作家已具备了表现整体人性的思想基础。世道升迁中善与恶的较量，美与丑的争夺，真与假的搏斗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外化；作为生命存在必要和必需的一切要素，食、色、性等等是人的自然属性的表现；儒释道的阐释与表现，是中国人文化属性的基因。人性之核是生命，紧裹其外的是自然属性，再复而盖之的便是文化属性；之上才是社会属性；近二十年当代文学，写尽了人性诸元，那么将这些零件总装配再以大作品的形式塑整体人性，当代陕西作家做到了。人类的生存与命运，人类的悲剧意识、宗教意识、家园意识等人性的诸多方面，在路遥、实、高建群、红柯等的作品中有不同的思考。从实笔下的人物群像中，我们能更加清醒地看到农村文化变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而唤醒人们对自我异化的警觉，对违背人性健康发展的的自觉否弃；高建群的《统万城》让大善和大恶相望、相交、相撞击，书写一则永恒人性寓言。红柯小说中张扬的生命意识和原始的自然之美亦使人性内涵更加丰厚多元。民族文学的世界性除了在内容上表达人类共同的意识之外，在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上，一般来讲，如果作品真实地再现了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大趋势的进步意识和现代意识，弘扬了美和善,那么,无论作品的人物、事件、语言多么独特，其民族性多么鲜明,它都会被世界各民族的读者理解。现代化因民族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相异的标准和尺度,但一定要符合人类文明进程的共同规律,顺应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一部作品的世界意义不在于其叙述的故事内容的古老或现代,而在于其意识和境界是否具有进步性、现代性和普适性。陕西作家的创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外国文学对陕西文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存在，但它绝不是当代陕西文学的成因的全部。当代陕西文学的“世界性因素”不仅仅来自于对外来文学的吸收和借鉴，来自于陕西文学向外的输出拓展和世界对其的关注研究；它还包含了基于民族文化精华之上，生成于传统文化的转型和民族新文化的建构之中，并且经过过滤、整合外来文化因子之后的“大境界”。这种“大境界”由于受异质文化及西方文学的启迪和激发,在本土文化和自身处境中生成而具备了本土语境下的世界性，才能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确立自身的优势，并进而在世界性的文化格局中得到鉴别和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