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在行政执法的应用范文
时间：2024-03-08 17:54:18
民法典在行政执法的应用篇1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和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充分认识民法典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将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法典与深入学习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结合起来、与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结合起来，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依法治县重大任务，确保民法典在我县得到全面有效执行，为全县高质量赶超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二、目标任务
以“三个讲清楚”为主要内容，大力宣传民法典的重大意义。阐释好民法典实施的深刻意义，引导群众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
以加强审核备案工作为重点，完善民法典关联配套法规制度建设。加强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备案审查工作，及时纠正与民法典相抵触的制度文件。
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把民法典作为县乡政府行政决策、行政管理、行政监督的重要标尺，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以提高办案质量和司法公信力为目标，加强民事司法工作。司法机关秉持公正司法理念，加强重点领域的民事审判工作和监督指导工作，提高民事案件审理和监督水平效率。
三、重点工作
（一）扎实开展民法典宣传教育活动（县委依法治县委员会守法普法协调小组牵头，有关部门分别抓好落实）
1、各级党委（党组）、政府要将民法典列入理论学习中心组和政府领导年度集体学法学习计划，每年至少组织1次专题集体学习；要将民法典作为干部培训的必学内容，列为党校培训重要内容。
2、各级领导干部要做学习、遵守、维护民法典的表率，提高运用民法典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和水平。县司法局要会同县直机关工委，组织县直机关党员干部学习民法典知识，组织民法典专题考试，检验学习效果。
3、宣传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要将学习宣传民法典作为宣传工作和普法工作的重要内容，牵头抓好学习宣传工作落实。要在全县开展以“民法典与生活同行”为主题的民法典专题宣传月活动，讲准讲透讲活民法典精神，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二）不断完善民法典配套制度建设（县人大办公室、司法局牵头，有关部门分别抓好落实）
4、加强民法典关联、配套制度建设。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开展我县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着力清理不利于规范民事主体行为、不利于保障民事主体权益、不利于构建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有关制度措施，与民法典规定和原则不一致的，该修改的修改、该废止的废止。
5、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作用，通过听取报告、开展执法检查等多种方式加强对民法典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政府依法行政和法院、检察院公正司法，确保民法典在我县全面有效实施。
6、认真办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据民法典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提出的审查建议，积极回应人民群众诉求。
（三）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县委依法治县委员会执法协调小组牵头，有关部门分别抓好落实）
7、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规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收费、行政检查、行政裁决等活动，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8、民政部门要依法推动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收养登记制度、婚姻登记制度等完善落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当事人利用合同实施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要依法处理；生态环境部门要认真推动生态环境侵权修复等制度落实；县仲裁委要依据民法典等法律法规开展民商事仲裁活动，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
9、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等要充分发挥法律专业机构、专业人员作用，帮助群众实现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各级各部门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据民法典等法律法规，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化解在基层，务实解决民事纠纷，提高运用民法典调处化解矛盾纠纷能力。
（四）加强民法典司法活动（县委依法治县委员会司法协调小组牵头，有关部门分别抓好落实）
10、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要通过民事案件审理和监督，依法及时定分止争，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要加强对涉及财产权保护、人格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等重点领域的民事审判和监督指导，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11、审判机关要依法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上解决民事案件执行难问题，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纾解企业困难。
12、检察机关要加强民事检察工作，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畅通司法救济渠道，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坚决防止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
13、公安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能、行使职权，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对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公安等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14、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强人民调解、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等工作，多方面推进民法典实施。
15、政法部门要完善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依据民法典开展各类矛盾纠纷调处工作。
四、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级党委（党组）、政府要始终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民法典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全过程，将组织学习宣传贯彻实施民法典纳入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重要内容，把遵守民法典、执行民法典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年度工作重点和督察考核内容。
（二）务求工作实效。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学习宣传贯彻民法典工作的重要意义，突出工作实效，力戒形式主义。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各协调小组和各部门要结合任务分工和工作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细化任务、明确时限，并于7月20日前报县委依法治县办备案。
民法典在行政执法的应用篇2
2020年，区局法规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法治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和区局关于建设法治政府的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区局党委确定的各项中心工作，加强统筹谋划，聚力攻坚克难，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全面加强法治市场监管建设,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主要工作开展情况
（一）严格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紧法治政府建设
1、围绕中心工作，及时安排落实上级工作部署。全年围绕中省市区法治政府建设各项工作部署和区局各项中心工作，一是先后下发转发区委依法治区办、市局法制政府建设2020工作要点、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征求意见稿）、《法治政府示范创建工作方案》等工作文件，安排部署法治政府示范创建、省级行政普法宣传示范创建、市级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示范创建等工作。二是对照创建指标和要求，牵头查找工作短板，完善规章制度，按时报送创建资料。三是坚持边创建边整改，督导检查行政执法依据、处罚信息等公开公示和落实情况，牵头落实中央依法治国办法治政府建设实地督察反馈问题、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示范创建自查问题的整改，目前起草完成区局行政执法“三项制度”、行政处罚案件审核制度，省级行政普法宣传示范创建单位已进入公示阶段。
2、加强法制审核，提高执法案件质量。为进一步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促进公正、文明、规范执法，积极落实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截止2020年11月底，科室审核行政处罚案件170件次，提出法制审核意见300余条，审核意见的采纳率达90%以上。审查行政机关合同6件，召开听证会2次。提请案审会、局长办公会审核研究案件7次，审核决定案件57起。
3、加强行政执法指导，从规范执法源头抓起。对执法单位在执法过程中，特别是在处理消费投诉、查办案件中的法律咨询、程序性问题，第一时间给予指导解答，减少执法错误或者执法不规范的问题，防止或降低执法风险。对于一些案值或社会面影响较大的案件，密切跟踪关注，全程沟通指导，在今年疫情初期，对市场出现的一些哄抬市场价格、价格欺诈、不正当竞争等违法行为，总局和省市局相继出台行政执法指导意见，加快对上级政策的学习和对下的行政指导，行政执法快查快办的工作指示和要求得到了有效保障。
4、及时做好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积极做好对行政执法证件的新申领、到期换领、变更领取工作的进行全面摸底上报，沟通协调区司法局，于11月13日，组织全局到期和变更证件130人，参加全区行政执法资格培训和考试，等待进一步的考试结果。至此，经过机构改革队伍整合后，全局执法人员的证件申领和换发工作基本完成，暂告一段落。
（二）加强普法宣传，工作成效显著。
行政执法普法先行。今年科室的普法工作重点围绕民法典的宣传贯彻和七五普法验收工作开展。在民法典宣传贯彻方面，制定下发全局民法典宣贯彻实施方案，牵头落实民法典宣传“十进”活动。一是加强干部队伍民法典的学习。第一时间组织购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典》单行本1000册，并于7月29日下午和8月21日利用区局和市局的市场监管大讲堂，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民法典》专题宣讲培训。结合疫情防控工作下的特点和要求，加强线上学习力度，在法制工作群发送学习强国、西北政法教授等关于民法典的专题讲座以及相关解读的视频和文字内容。二是积极组织民法典进社区、进商场、进超市、进乡村等宣传活动3场次，参加其他科室组织的宣传活动宣传民法典6场次，发放《民法典》书籍280余本、法律法规资料2500余份、印有法律知识的日常生活用品200余件，法律咨询35次。三是组织迎接“七五”普法验收工作。今年是“七五”普法的收官之年，牵头各级对区局的“七五”迎检工作，上报“七五”普法工作总结，组织准备全局七五普法工作资料，以及七五普法开展情况宣传展板。8月24日下午，由市司法局XX局长带领全市“七五”普法中期督查第二检查组一行4人，对区“七五”普法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实地查看点位，接收检查。检查组对区局的普法宣传工作予以肯定。
（三）认真开展行政执法监督，规范执法行为。
年初，对全局2019年全年办结的行政处罚一般程序案件组织了案卷评查，评选出2019年度全局先进执法办案单位和执法办案能手。10月上旬，结合市局案卷评查工作，组织各执法办案单位对2019年4月1日以来办结的案件进行自查，并有针对性的重点评查，评选出5个优秀案卷参加全市市场监管系统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在市局评查会上，接受评查组依据《市行政执法案卷评查标准》对5个上报案卷进行了审核，对执法行为进行监督。二是严格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省市区《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实施方案》等法律规定的要求，对全年办结的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件信息，按照“公开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坚持“谁产生、准负责”，按照时限规定，在区政府官网、信用平台进行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全年公示案件信息197条。三是严格执法办案程序，对执法办案单位案件查办时限、查办进度、查办情况，结合监督抽检、案件信息公示等相关工作，予以监督检查，纠正不规范的行政执法行为。四是加强专项行政执法监督检查。10月底，结合省局对全市市场监管系统重点专项执法检查督导，组织对全局打击市场销售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产品等专项执法行动进行执法监督检查，11月初，组织开展全局《XX市生态环境保护条例》专项法治检查，牵头查看资料、上报工作自查情况。并针对打击整治产品质量和市场秩序、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扫黄打非等情况，梳理上报稽查典型案例和存在的执法问题。
（四）务实精准，做好规划和统计工作。
十四五近在眼前，为谋划好市场监管未来五年的发展工作，作为十四五规划的牵头单位，积极对接区发改委，联系起草规划工作。分管领导带队，深入基层科所队和辖区企业，组织召开座谈会，下发规划征求意见通知，收集各层面对全区市场监管领域十四五规划的设想建议。并及时关注跟进，中省市区和市局有关规划的最新指示和要求，组织学习习近平关于统计和规划工作的重要指示讲话精神2次，参加区政府和市局十四五规范推进会、意见征求会、培训会等4次，协调区局科队，11月20日，牵头起草的全区市场监管十四五规划基本完成。年初，按照职责调整，牵头负责全局国家总局市场监管和药品监管两大系统的统计报表工作，坚持每月按时统计，汇总上报报表69张。
(五）强化法制培训，增强规范执法的能力水平。
利用微课堂、案卷评查会、市场监管大讲堂、视频讲座、以案释法、新法推送等方式开展了《民法典》、《食品安全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行政复议法》以及常用法律法规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全面治国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培训。7月9日上午，牵头组织市局领导培训调研会，XX副局长以“如何做好新形势下市场监管工作”为主题，在区局第二期市场监管大讲堂上授课，副区长、局领导、所科队长、机关和基层代表100多人参加了培训会。 7月29日下午，组织区局第二期市场监管大讲堂，邀请XX律师事务所主任、党支部书记XX律师对民法典的专题培训解读。局领导、局全体干部职工、辖区企业代表及消费者维权服务站工作人员共约260余人参加培训，现场向企业发放《民法典》宣传资料60余册。参加市局的民法典讲座，以视频进行，局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基层执法100余人参加了视频培训会议。11月13日，组织全局120多人，参加区政府组织的行政执法法律培训，省司法厅执法监督处副处长围绕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相关业务进行授课。全年，组织干部参加无纸化考试234人，参加《XX条例》线上线下网上答题竟赛2次。另外，为进一步提升科室干部综合业务素质能力，在区局的大力支持下，选派组织干部积极参加相关法律业务知识培训。参加省局药品执法骨干培训1人，外出成都参加药品监管培训1人，参加省局依法行政培训1人。
（六）强化依法行政，减少行政复议和诉讼。
今年行政执法发生行政诉讼案件5起，行政复议1起。协助办案单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6次，行政出庭应诉1次，申请法院强制执行1件。行政诉讼案件和解1起，变更1起，胜诉1起，其余2起，截止目前，法院未作出裁决。行政复议案件驳回复议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诉讼和复议相对有所减少。
（七）充分发挥法律顾问工作，提升全局行政执法决策
水平。
加强区局聘请法律顾问的日常管理，注重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合同合法性审查等法律事务中发挥积极法律顾问作用。2020年以来，法律顾问积极参与区局房屋装修改造、国有资产确权、重大复杂处罚案件、行政诉讼等工作。同时，积极推行法律顾问制度，今年8月17日，区局2名干部参加市司法局公职律师宣誓活动，被省司法厅授于 公职律师执业资格，实现区局公职律师零的突破，不断壮大区局法律顾问队伍。
（八）加强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维护公平市场秩序。
进一步加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力度，特别是与《民法典》、《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相关文件、法律、法规规定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的规定进行了重点清理，经清理，全未发现有不符合相关规定的规范性文件。
（九）协同配合，确保工作一盘棋。
今年以来，按照区局和相关科室的工作案排，在全国
文明城市、药品放心工程、打击保健品违法专项行动、国抽系统食品药品抽检处置、促进政策落地、语言文字督查、政务公开标准目录、“互联网+监管”等工作中，积极配合协助，保障工作顺利开展完成。
二、工作特点
1、今年区局法制工作主要围绕中央省市区法治政府建
设为主线开展，区局相关的行政执法制度和规定，得到逐步建立和统一。
2、加大行政执法各类创建工作，在创建规范完善执法行为。先后参加了全市的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示范创建和全省的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普法宣传示范创建工作，取得了较好的预期效果。
3、机构改革科室内的业务融合、人员融合、思想融合得到进一步深入，各自对在业务学习上顾虑和担忧，逐步减少，主动学习交流增多，对各自简单业务已能够基本掌握，改革融合成效逐步呈现。
三、2021年主要工作打算
1、继续牵头深入法治政府建设，以制度管队伍，建立和完善区局相关执政执法系列配套制度规定。
2、根据综合执法队伍改革情况，合理调整行政处罚案件法制审核模式。
3、加强法制培训，在做好“请进来”学习培训的基础上，加大“走出去”学习的力度，加快行政执法和法制审核综合素质能力的提升。
4、结合十四五规划开局第一年，切实牵头做好规划工作的落实工作，保障开局之年工作顺利推进。
5、加大行政处罚案件指导和监督力度，在减少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上再想办法下功夫。
民法典在行政执法的应用篇3
[关键词]卫生;行政复议;案例
一、案例简介
行政复议申请人,王某,男,45岁,系A省A市A区居民。被申请人,A市卫生局。申请人王某于2003年4月30日在A市市立医院做骨外科手术失败。实施手术者为张某。张某,2001年大学毕业后到A市市立医院骨外科工作,2002年9月参加了全国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2002年12月1日获得执业医师资格,2003年底领到执业医师资格证书,但未进行医师注册。王某多次要求A市市立医院及张某进行人身损害赔偿未果。2004年6月7日王某向被申请人A市卫生局请求认定张某诊疗行为为非法行医。A市卫生局于2004年7月15日给予书面答复,认为张某直到2003年底才拿到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是因为证件制作、上报验印有个过程,因此不能认定张某诊疗行为为非法行医。王某不服,于2004年7月20日向A省卫生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以张某没有医师执业证书,不能单独实施医疗手术为由,请求撤销A市卫生局作出的不能认定张某诊疗行为为非法行医的答复。
二、审理经过
A省卫生厅接到申请人王某的行政复议申请以后,经过审查,于2004年7月23日受理了此案,向王某寄发了受理通知书,同时向A市卫生局寄发了提出答复通知书,要求A市卫生局在接到通知书之日起10日内提交书面答辩,并提交当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A市卫生局于2004年8月5日向A省卫生厅提交了书面答复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认为张某未能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执业注册是因为当时正处于“非典”的特殊时期,属于不可抗力,A市卫生局对此没有解释权。张某实施手术有上级医师台下指导,不属于单独执业。
A省卫生厅经过书面审理,于2004年9月22日做出行政复议决定,撤销A市卫生局作出的不能认定张某诊疗行为为非法行医的答复。
三、案件分析
(一)此案是否属于行政复议范围?
有办案人员提出,王某与A市市立医院及张某发生的医患纠纷属于民事纠纷,王某应该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不应该请求卫生行政机关认定张某属于非法行医,因此对于王某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应当不予受理。
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和第九条的规定,只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就可以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法第六条以列举的方式明确了行政复议范围。从中可以看出,行政复议是针对具体行政行为而言。本案是否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关键看A市卫生局的答复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是相对于抽象行政行为而言的,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就特定事项对特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作出的单方行政职权行为。从类型上讲,行政机关依法裁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权益争议的活动称为行政裁决,行政裁决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A市卫生局对王某和A市市立医院的医患纠纷作出认定答复是行政裁决,也就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这种行为属于行政复议范围,应予受理。
(二)如何进行事实认定?
本案中,申请人王某在申请书中提到,是张某单独对其施行的手术。而被申请人采信的是A市市立医院的主张。A市市立医院称张某实施医疗手术有上级医师指导,不属于单独实施手术的情况。A市市立医院还出具了上级医师李某于2004年7月7日签字的书面证明。在证明中,李某提到张某接诊王某后就向其请示,李某给予制定手术方案,然后张某在其指导下完成手术。
如果王某的说法成立,则存在张某单独实施手术的事实;如果A市市立医院的说法成立,则张某不是单独实施手术,其上级指导医师李某承担手术失败的主要责任。如何进行事实认定?
在这个问题上,病历记录对事实的认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事实不可能重复。但是事实发生以后,总会有证明事实的信息保存下来。在医疗纠纷中,病历记录是证明事实真相主要证据。如果院方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正确书写病历造成不利的法律后果,也只能以原始病历记录为判断事实的依据,因为“以事实为依据”诉求的只能是法律事实。在本案中,病历中明确记载手术者为张某,并无医师李某的签名纪录。由此可以认定,是张某单独实施的医疗手术。
(三)不可抗力能否成为适用理由?
A市卫生局在书面答复意见中认为张某未能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执业注册是因为当时正处于“非典”的特殊时期,属于不可抗力。这种理由成立吗?
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引起不可抗力的原因有两种:一是自然原因,如洪水、暴风、地震、干旱、暴风雪等人类无法控制的大自然力量所引起的灾害事故;二是社会原因,如战争、罢工、政府禁止令等引起的。不可抗力因公民个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而成为民事活动中适用的一种免责理由。
本案中,“非典”的发生人们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属于不可抗力,人们正常的行为也因为政府采取的控制、防治“非典”措施受到了限制。但是“非典”的发生与张某没有申请医师执业注册的行为之间是否有必然因果关系呢?
答案是否定的。我国《执业医师法》规定,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也可以为本机构中的医师集体办理注册手续。可以看出,张某有两种途径申请医师注册。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张某完全通过信函、电传等形式与当地卫生行政部门联系申请医师注册。“非典”的发生与张某不申请医师注册之间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因此以“非典”的发生属于不可抗力作为不申请医师注册的抗辩理由是不成立的。
(四)本案的法律依据
我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本案中,张某虽然于2002年12月1日取得了执业医师资格,但是并没有进行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因此按照法律规定不能从事医师执业活动。
《卫生部关于取得医师资格但未经执业注册的人员开展医师执业活动有关问题的批复》(卫政法发[2004]178号)中规定:取得医师资格但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而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的人员在行医过程中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处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以上法律规定,可以得出明确结论,张某在无医师执业证书的情况下为王某施行了医疗手术,手术失败,张某的医疗行为应认定为非法行医。
四、结论
民法典在行政执法的应用篇4
【关键词】重典治吏 制度建设 制度反腐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古代刑法重典治吏的产生及价值归属
刑法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都是统治者维护和巩固统治地位的工具。特别是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刑法更是君主集权制的标志，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历朝历代总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重典治吏，对的官吏处以严刑峻法，对清廉守正的官吏给予表彰重用，从而保障统治的稳定与社会的有序。
重典治吏，简言之就是对犯罪官吏的惩罚要重于常人。“重典”即“严法”或“重法”之意；“治”有管理、惩办之意，“吏”是古代大小官员的简称，“治吏”指古代对于官员的管理制度，包括选拔、奖惩、升迁等。重典治吏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一项政治制度，更是统治阶级保障长治久安的法宝。
在中国古代，将人分为三六九等是社会的一种必然。作为一国之主、万人之上的君主，若要治理好幅员辽阔的国土，则需要死心塌地、誓死尽忠的管理人才，即官吏。这种由人组建的统治工具，有使命，更有权力。在等级观念、帝王需求的双重刺激下，作为行政职位的官职，意味着不同于常人的特殊身份，意味着特权与利益。在这种人治的大背景下，吏治是否清明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是否强盛。
重典治吏最为显著的特征体现在一个“重”字上：官吏一旦犯罪，将受到严于常人数百倍的惩罚。芸芸众生多是凡夫俗子，都会受到权、钱、欲望、利益的熏陶和引诱，“见利忘义”似乎成为人之常情。尤其是官场的贪污受贿之风会加剧官民冲突，激化阶级斗争，将导致阶级统治岌岌可危、皇位摇摇欲坠。简言之，皇家江山易主都与贪官污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明的君王都懂得治国先治吏，在赋予他们权力之后，给与相应的制度性约束。法律便应运而生，重典治吏更成为重中之重。因为官吏仅靠精神上的自我约束与道德觉悟难以杜绝金钱、权力与美色的诱惑，只有完善制度，加强约束，才可能从根本上保障官场的清明、官吏的廉洁。
重典治吏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其巧妙之处便在于利用官与民的矛盾掩盖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使民众在遇到不平之事时具有可指责的对象，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借此保证最高统治者的神圣性、公正性及崇敬性。统治阶级通过官吏对民众进行管理、又通过重典治吏转移阶级矛盾、保证政治清明、维护阶级统治，确保政权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简言之，重典治吏既是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需要，也是社会安定的根本。
古代刑法重典治吏的特征
重典治吏的法律法规数量庞大、形式多样、严厉苛责。在古代，明君一向奉行治国先治吏的思想，在制定刑法典或行政法典时，总是将重典治吏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唐朝的《唐六典》作为世界最早、最齐全的行政法规汇编，其作为一部专门的行政法典存于世间。明朝的《大诰》，更是重典治吏的榜样与典范。除此以外，还有相关的条纹散见于令、格、式等行政法规中。权力的扩张性滋生腐败，官僚系统的经常性腐败更是刺激了众多惩处贪官污吏法条的诞生。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寄希望于重典治吏，并将官吏的选拔、任用到升迁、奖惩等都囊括其中，不断催生新的刑罚种类、加重刑罚力度，以此确保政权的长治久安。
为了从根本上杜绝罪臣再次犯罪，历朝历代都坚定不移地贯彻了禁锢刑，即禁止犯罪的官吏再次做官，并累及亲友子孙。禁锢，顾名思义，指封建时代统治集团禁止异己的人做官或不许他们参加政治活动。也就是说，古代的官员一旦犯罪，则本人及其亲友终身将与官场无缘，并不会因为后期的优良表现得到做官的机会，以便保证官场的清廉与正气。官吏一旦犯错，不仅损及自身，还要祸及亲朋与子孙，真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
从汉代至唐朝，禁锢仅仅作为一种附加刑使用，类似于现在的剥夺政治权利等附加刑。《汉书・贡禹传》中记载，“贾人、赘婿及吏坐臧（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晋朝的规定有所缓和，贪官犯法后，虽然可以免于一死，但活罪难逃，终身与官场无缘，如果有些官员运气比较好，碰到皇帝大赦特赦，则有可能在被禁锢二十年之后，在自己知天命或者花甲之年重新为国家效力，为皇帝效忠，但也仅仅是一种可能性。在唐朝，并没有规定明确的禁锢之刑，但是却有免除官职的惩罚，并扩大适用于官吏犯罪的各个方面。在此之后，禁锢基本上是“永不叙用”的代名词。简言之，罪臣不得再入仕，在统治阶级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无论何朝代，这一条都在刑法典中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从刑法的预防功能上来说，这属于提前预防与特殊预防，彰显刑法的否定性、惩罚性与严厉性。
官吏犯罪的定罪深刻化、严格化、制度化。作为我国第一部成文的封建法典，《法经》确立了“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基调。也就是说，一旦官吏贪污受贿，其所接受的刑罚要远远重于一般人的盗窃罪。与一般人的盗窃罪相比，盗窃国家权力和财产的“贪贼”的命运貌似更加悲惨。官吏觊觎并用秘密的方式通过切实行动获取公有财物不仅有严重的危害，更深层次的是因为其破坏了官员执行公务的廉洁性，破坏的不仅是帝王对官员的信心，更是普通民众对执行国家管理制度的公仆的失望。因此，皇帝严惩贪官污吏，不仅可以维护自身的统治，更能够赢取大众的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的贪污受贿，也是行为犯，即只要有贪污受贿的行为，不论何种形式的利益或好处，都可以认定为贪污，数额、是否枉法行事仅作为量刑依据。在秦朝时，官员如果将公家的一枚铜钱据为己有，那么等待他的将是在脸上刺字、服苦役等一系列的肉体上、体力上的处罚，更有精神、荣誉上的处罚。即使没有财物，仅仅是通过别人向官员说情，谋取官方批文或工作机会，也是法律所不允许的。
官吏犯罪的量刑科学化、合理化，做到罪行相适应。重典治吏并不等于加重刑罚，同样要科学化、合理化，做到罪行相适应。唐律规定，想要定官吏之罪，必须要有与赃物紧密联系的犯罪，同于现代的刑法理论，即讲求犯罪结果和犯罪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该规定可以有效预防出现各种冤假错案。“唐六赃”在明清两朝得到继承和发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六赃”罪并不是对犯罪人的动机不加区分、一视同仁，而是划分为公罪与私罪。如果仅仅是因为公事而治罪，但是没有个人其他情节的，就等同于现在的渎职犯罪、。与之相应，私罪指的则是犯罪人的犯罪意图虽然源于公事，但是实际目的为个人私利，即，这就与现代的贪污受贿有雷同之处。当然，私罪的量刑大大重于公罪，这也是为了彰显法的公平性与合理性。
另一面，“六赃”罪区分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即因犯罪结果不同而展开区别量刑，有损害结果、危害社会的量刑重于没有的损害结果的。这也与中国近代刑法异曲同工。
重典治吏法律法规的执行效果兼具有不平等性与不彻底性。立法是静止的法，司法是动态的法。立法是司法的前提与基础，司法是立法的延伸与贯彻。立法需要公正合理，同样的，司法更需要公正合理。也就是说，虽然吏治立法是吏治管理的前提与基础，但是吏治管理更与司法效果休戚相关。若是吏治立法的执法效果不佳，那么即使立法完善、制度完美，那么吏治立法也只能是一纸空文，重典治吏也形同虚设。
在我国古代刑法中，重典治吏在立法的层面上已经趋于完善，但是由于古代官吏职责不明、分权不确，同时由于地方官吏集行政权、执法权与司法权于一身，没有独立、中立、公正的司法队伍，重典治吏又必须依靠官吏，很容易导致官官相护、利益相守，有法不依，使重典治吏流于形式。同时，古代社会是一个特权社会，没有实现人人平等，其法典本身就具有这种明显的阶级性与特权性。
因为古代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最高统治者需要的是最忠实的统治工具，而不是最廉洁的官吏。对于那些最忠实的但有微小瑕疵的统治工具，最高统治者采取的是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只有涉及自己最根本的利益，危害了所谓的江山统治时，最高统治者才会拿着“秉公无私”的面具，依法处理、重典严刑。这就造成了在某些时候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但是在另一些时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人治性，导致了吏治立法不能有效的得到贯彻，也更是由于人治性，使得重典治吏的执行效果兼具不平等性与不彻底性，不利于吏治的廉洁与政治清明，更有碍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从重典治吏看制度对腐败的约束性
腐败指国家公职人员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腐败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为了获取政治、经济等私人利益而滥用国家权力或偏离公共职责，使国家权力沦为私欲工具的蜕变现象。腐败，简言之即权力变异或权力错位，直接表现为，内容可以是权钱交易，也可以是色情交易，更可以是权力交易。腐败使公共权力沦为私欲工具，使国家公职人员沦为利益熏心之人，使国家权力弱化、人民监督不力、公共秩序混乱。总之，腐败是国家进步的障碍，是社会发展的毒瘤，我们应该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其滋生与蔓延。
在我国古代，重典治吏的立法很完备，定罪量刑准确科学，具有相当的进步性与合理性，但是由于没有专门的人员来执法司法及相配套的规则细则，加之古代的人治性，使得重典治吏流于形式，止于立法，无法在执法、司法上实现公平合理。简言之，正是由于重典治吏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才导致古代的反腐极难成功，换来的是社会停滞不前、皇权交叠更替。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的腐败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如群体化、高官化、巨额化、期权化、国际化、学术化等，加大了预防与惩处腐败的难度。解决腐败，需要借鉴历史，吸取重典治吏的经验与教训，对于今天的反腐倡廉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制度，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泛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具有人为性、价值性、秩序性，更具有约束性、目的性与稳定性。在这里，制度作为国家机器运行的一种模式，其包含社会通用的伦理规范、价值信念、道德观念、行为守则、交往模式等多项内容，对社会公众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与制约性。
早在时期，就提出反腐败需要做到“惩治腐败严厉，压制腐败强势；思想教育在先，端正人心至上；充分依靠群众，实行民主监督；树立先进榜样，营造反腐氛围；注重制度建设，依法解决问题。”①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已经认识到文化反腐、制度反腐、依法反腐的雏形。邓小平明确提出，在改革开放中依然要坚持靠法制、靠制度反对腐败，保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与廉政性。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重申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依靠制度，并提出要注重制度的规范性，做到科学合理，切实可行；要加强制度的系统性，做到配套完整，形成体系；要提高制度的针对性，做到抓住关键，突出重点；要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紧迫任务。”②简言之，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实现了从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的过渡。”③制度反腐，是当下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与核心。
比之于权力反腐，制度反腐更具有进步性、合理性与全面性。权力反腐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之间的监督，且处理意见由上级领导掌握，具有明显的主观性、专制性与具体性，缺乏客观性、民主性与普遍性。制度反腐能从源头上预防腐败并防止腐败蔓延，能在分配职权、执行行政与惩罚奖励等各个角度预防、避免腐败的发生，彻底制止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做到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预防与惩罚并重，从根本上预防、杜绝腐败的滋生。因此，制度是预防及杜绝腐败滋生、防止腐败蔓延的根本途径。
“权力过分集中，权力不受制约，权力必然腐败，这是一条历史的铁的规律。”④制度作为一项人为建构，必须做到以下三点，才能起到约束腐败、打击腐败、预防腐败的目的。首先，立足法律、建构体系，做到依法反腐。党的十强调，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模式，反腐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因为“依靠法律制度来预防和反对腐败官员，是被历史证明了的最有效的手段。”⑤“要着力于法律和制度的健全完善，不断提升反腐倡廉建设的法治化、制度化水平；要着力于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逐步实现制度反腐与文化反腐的会通融合。”⑥
其次，锁定目标、注重层次，做到切实可行。制度反腐作为公共权力合法化的工具，必须要有一整套的运行机制，且这套机制必须兼具层次性、合理性与可操作性，能够将反腐倡廉贯彻到底。
最后，依法行政、执法必严，做到违法必究。制度重在执行，否则形同虚设。同时，只有制度切实可行且执行有效，才能保证反腐的严厉性、稳定性与持续性，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并将反腐倡廉内化为国家公职人员的自身守则，形成反腐文化，引导他们勤政、廉政、优政，从根本上预防、杜绝腐败。
古往今来，反腐一直都是无法避免的话题。因为“腐败是民主政治的顽疾之一，治理腐败是各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⑦当前，反腐必须以制度为依托，以法律为准绳。只有加强反腐立法与廉政建设，做到文化反腐、依法反腐、制度反腐，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使国家公职人员不愿腐、不能腐、不敢腐，保证公共权力的合法合理运行。
（作者单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本文系“北京市教委就业特色工作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71C1310860）
【注释】
①邵景均：“反腐败的基本经验及启示”，《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3年第6期，第15页。
②王明高：“制度反腐的当前难题”，《人民论坛》，2010年第3期，第28页。
③谢云飞：“十六大以来党的反腐新策略”，《人民论坛》，2007年第9期，第9页。
④步云：“为‘司法独立’正名”，《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2期，第22页。
⑤卢景辉：“依法反腐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行政与法》，2007年第4期，第33页。
⑥梁丽萍：“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形成、特征与发展”，《理论探索》，2012年第1期，第10页。
⑦李旭辉：“关于我国制度反腐的思考”，《人民论坛》，2012年第10期，第52页。
民法典在行政执法的应用篇5
Abstract: Enforcement of quality police work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s lifeblood, strict, fair, and civilized people's police law enforcement is the most basic ethical requirements. Standardization of the Central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Enforcement Committee and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deployed Party "three-building," one of the important elements.
关键词:执法 党建 公安基层
Keywords: law enforcement party building grassroots public security
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是一项涉及统一执法思想、规范执法主体、完善执法制度、规范执法行为、强化执法监督和执法信息化建设等内容的系统工程,没有执法的规范就没有队伍的规范、业务的发展、形象的提升。近年来,通过一系列加强法制建设的专项行动,公安执法机制日益健全,执法行为不断规范,执法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有效提升。但仍存在诸多不适应和不完善的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执法主体的责任心不强,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不高;制度落实不到位,有章不循,有禁不止;执法主体的执法水平和执法能力低下;法制部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结合在基层公安工作的实际,就加强公安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建设,全面提高执法质量谈几点认识。
一、转变执法观念,树立依法行政、依法办案的思想
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首要的问题是不断深化端正执法思想、执法观念,从根本上提高执法为民意识。具体要做到“三个树立”。即一是树立法律至上意识。每位执法民警都必须掌握本执法领域的相关法律知识,并能做到熟练运用;其次,在各项执法活动中,都能以“法律为准绳”、“对法律负责”作为执法民警的自觉行动。使每一起案件的办理、每一次行政许可、每一次管理活动,都能按法律要求经得起质证。二是树立证据意识。在办案过程中,公安执法主体必须强化证据意识,按照证据规格的要求,做到依法主动、及时、客观、全面、公正、细致地收集与案件有关的各种证据,并注重对证据的来源、真实性进行审查,使收集的各种证据之间能互相印证,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坚决防止因取证不及时,造成拖案、积案;坚决防止因取证不客观、不全面、不公正而造成冤假错案。三是树立程序公正意识。程序法与实体法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实体的公正要通过程序的公正来实现,二者同等重要,在实际执法过程中,要坚决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和“只问结果,不要过程”的实用主义思想,转变重职权,轻人权的观念,以及重领导批示、重经验,而轻法律的观念,严格执行程序法,用程序法来保障实体法的顺利实施。
二、规范执法环节,推进公安执法规范化、法制化
对公安机关的每一个执法行为、执法环节、执法措施制定明确、严密、标准、可操作性强的规定,使执法工作规范化、标准化、法制化、正规化。既解决“怎样为”的问题,又解决“不作为”的问题,当前应着力规范好“四个环节”。一要规范执法依据,使每一项执法活动都有充分、准确、具体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二要规范执法程序,使每个执法民警明确执法职责,减少执法工作的随意性和偏差。三要规范执法行为,使民警明确在执法活动中应该如何做,哪些应该做,哪些不应该做,并在具体工作中自觉遵守,逐步形成良好、规范的行为模式。四要规范执法责任,建立领导和民警的执法责任制度,确保执法办案质量。
三、坚持制度建设,以规范化建设带动公安工作的正规化
针对公安执法工作实际和存在的问题,制定一系列执法的规范性文件和执法守则,如:执法责任制、案件评查考核制、案件办理终身制、案件审核把关制、办理案件主办科员制、一案一评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案件受理、移交、承办、督办、回复、执行责任制》等。从110接处警、现场取证等方面入手,严把执法“源头关”,从执法办案网上流转、网上审批、网上管理入手,严把“过程关”,从规范卷宗和涉案财物管理入手,严把执法“结案关”。以适应新的执法要求,必须有完善的执法制度,保证每一项执法活动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四、坚持典型引路,扎实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多年工作的实践证明,典型引路具有形象、易学、示范引导的作用。要积极培养和推出本警种的执法规范化建设“执法标兵”和“优秀执法民警”,表彰先进,及时总结先进经验和有益做法,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做到以点带面,整体推进。通过抓典型、树标兵、立样板,让每个民警都有身边看得见、够得着的执法榜样和执法标杆。
民法典在行政执法的应用篇6
强盛，并为日后在各自地区成为盟主奠定基础。现在与全球化风潮之下，即各国面临的全球环境、政治秩
序、法律秩序趋于一致而又存相异的大前提下，对两位先贤在他们的时代所运用的模式进行一些比较，也
许对我们当今的改革做一番思索是有所裨益的。
个人经历之异同
管仲（？--bc645（643））又称夷吾、敬仲，字仲，颖上人。其出身在平民或者贵族之间，资料各说不
一。从史记的记载中可知 ，管仲年轻时曾与鲍叔牙一同经商。但在经商没多久后，俩人各事其主。在公子
纠和公子小白争夺齐国君主之位的斗争中，小白胜而为君，管仲而受辱乃幽囚。后经鲍叔牙引荐而始辅齐，
此后主齐辅政四十余年，管仲采用一系列改革，促进齐国政治、经济得以长足发展，使齐国日益富强，终
助齐君桓公成就霸业，并使齐桓公成为春秋诸国之盟主多年，后于齐国之相位上辞世。
梭伦（约bc638---bc559）古代雅典著名的改革家、立法家和诗人。他作为古代希腊谦和美德的集中
体现者，被誉为古希腊颇有名望的七贤之一。梭伦是雅典萨拉米斯贵族后裔，但由于其父乐善好施，到梭
伦年轻时，家庭经济已不宽裕。故他就外出做生意，以养家需。同时体会外出经营商业的酸甜苦辣，并游
历地中海沿岸城邦。其足迹遍及希腊许多城邦及小亚细亚等地，他了解各地风土人情，考察各种社会制度，
结交各地名贤之人。后因萨拉米斯大捷而声震雅典，并因他的才华和人品使其声望和威信在雅典人心中逐
渐提高，在雅典各阶层都有一定的认可度。终于在bc594年成为九执政中的第一执政（首席执政官），此
后他开始立法变革。于执政二十二年之后，在雅典人发誓十年不改其法律的誓言的情况下而离开雅典，远
行至埃及等地进行游历，周游各地十年后梭伦返回雅典，又与僭主庇西特拉图做了抗争，最后终老雅典。
从两者的经历中能看出俩人都曾经作为商业从事者于所在地域游历，并获取了详实的资料，这为两人
在后来担任改革重任时（尽管一位是辅政者，一位是主政者），都能制定出切合他们所在时代和所在区域的
实际状况的策略打下坚实基础。用太史公之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来表述两
位先贤不畏艰难，四处经商寻求利益是有一定切合之语。
但是两位先贤由于诸多情况，各自的经历又是相当有差异的。首先，两者在经商的成绩上有所不同。
史记中虽未记载管仲经商成功与否，但从管仲言“吾始困时，尝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
贪，知我贫也。” 可知，至少在管仲和鲍叔之间，管仲的经营资力出于下位。“吾尝与鲍叔谋事以更穷困，
鲍叔不以我为愚，只时有利不利也。” 可推知其在商业经营中没有获得较大成功才谋事以更穷困。加之西
周商人的地位并不是较高，能否推算管仲在商业经营上虽然获得一定成绩，但很快就转入予他人谋其事的
方向，即成为谋划策事之人。而梭伦则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梭伦在出身与名望方面均属上等阶层，但在财
富与现实地位方面属于中等阶层。” ，可知其在家道渐微之时，含辛茹苦，励精图治，恢复其经济实力，
使他处于中上等的地位，但仍然不是大工商主的地位。其较管子的社会地位已经不同，这其中原因与希腊
原本就对商业不贬有关，商业的成功有益于社会综合地位的提升。这些使两人在后来的策事时所采取的方
略有所不同。
其次，两人改革的权力之获取方式不同。管子经过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之争，已处于幽囚，在鲍叔的举
荐下方为桓公（小白）所用，后渐握相权。而梭伦则是在萨拉米斯之战中获得威望，又因其原系雅典望族，
故在雅典各阶层获得认可，经公推而成为首席执政官。这样就必然形成两人在改革中寻求之目的有差异，
管子必须协调其上位之人的意志与社会现实，且以上位之人（君主）的意志为首位；而梭伦则以协调各阶
层的意志与社会现实，往往以社会现实为首位，寻求各阶层之共益。
再次，两者改革立法时所处之位置相异极大。管子是以辅政之位来推行其改革，而梭伦则以主执政之
职实现其立法改革。故而管子所推行之策略必须经君主的批准方可实行，这里就出现了君权不能触及之瑕，
而梭伦则以首席执政官来立法并通行雅典，限制其立法的因素甚少，主要为全雅典人所共识的正义与公平。
各自所面临的社会实况
从史籍记载中可知，春秋时齐国背河临海，土地贫瘠又非常少，形成齐国较其他诸侯国要重视商业和
手工业。根据有关资料可看出雅典（阿提卡）的地理状况与齐国的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古希
腊有众多岛屿城邦，而
>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管子所处的是王室渐衰，诸侯渐大之春秋。各诸侯国基本上对王室指令不重
视，而更重视其自身的强弱。而梭伦所处的是希腊诸各城邦国家各兴其政，以图发展。但整个希腊当时以
寡国小民成实际状态，并不多见相互间的兼并。
其次，从自身来看，齐国当时为诸侯国中的大国，其所寻求的目标是维持强盛，并对其他之诸侯有兼
领之图。而雅典当时是希腊的二流城邦，并不是很有实力，其目标是不断发展自身以图强。
再次，齐国虽然有因无君而争君之乱，但其社会各阶层并没有出现相互间裂缝难合之态。而雅典之况，
则已是剑拔弩张，处于冰山崩溃的前夕。
因诸多相似及特异也必然使管仲和梭伦面临的问题有同有异，而他们在对问题之解决的策略上就必然
会各有韬略，而其中有异曲同工之作，也有同曲异效之策。
所采策略的比较
两位改革者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下，都从经济、政治及社会诸多方面对当时各自国家进行继承、革新，
以达到治国兴邦之效。两者相同之处就是都不约而同的以经济为首要方向，而且对原有法律在继承的基础
之上予以修订，在人们如何进行政治生活也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各自国家在以后的措施中奠定基石。
但因形势及各自传统等不同，必然是的它们在具体措施方面有相当不同。
首先，因管子以辅政来实现其改革，那么其必须依靠其上的君王（桓公）之令才能使其策略得以贯彻，
故他的法治思想必须与君王的意志寻求某种协调，因此没能形成系统的法典。而梭伦作为立法的首席执政
官，则可以完成其系统的思想而颁成法典。当然梭伦也是在其执政期间逐步完善其法律。
第二，从经济方面来看，管子采取“相地而衰征。” “陵、阜、陆、墐、井、田、畴均。” “与民分
货。” 等策略。并根据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而兴渔盐，设立盐、渔、铁官职加以管理，鼓励渔盐交易。
他主张的法令的制定必须适应民众好财争利的习性，将法规建立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之上，以适应人们对物
质利益的追求。即“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 。而且管子还认为物质利益不仅是人性的追求，还
是人们遵守礼仪法度的前提。即著名的语句：“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梭伦则基于经济考
虑，立法的第一步就是颁布“解负令”。将已沦为债务奴隶的雅典民众恢复自由，使雅典平民收回他们已失
的土地，即首先恢复雅典平民的经济地位。接着梭伦采取鼓励手工业、商业发展的措施，加强对外贸易。
禁止农产品出口以使雅典粮食供应充足。为促进雅典农业的发展，梭轮还就水井的公用、灌溉系统的整顿、
植物的栽植设立条例。尽管两位改革者所采用的方法各异，但从他们的方略中可探知他们都以极其敏锐的
观察力看到一个社会稳定的根源首先要解决人们的基本生存，并且必须因势就利来发展各自的经济以达到
富强，这可谓是异曲同工之妙。
第三，从政治方面来看，他们都对已有的法规既有继承并有革新。春秋时期，三代以及西周所奉行的
人格政治暂失优势，但礼之遗风尤在。故管子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而业用之。” ，并主张以法理政，以法
统军，以法治民，并将三者在制度上结合起来。即“作内政而寄军令焉。” 其“旧法”是指西周的礼制和
刑罚，但范围较广。管子把礼、义、廉、耻视为“国之四维”，强调“饰四维”、“张四维”，强调礼义的强
制作用 。同时对礼的一些方面有所突破，诸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尊尊” 、“刑不可知”
等，以达“礼以导民”， 任用贤能，及以法令作为人们言行之准则。官子在齐设立“三国五鄙制”， 将齐
人分成士、农、工、商四民，使四民分居定业。梭伦则继承德拉古之法律并有革新。就如亚里士多德所记
载那样：
在阿里斯泰喀摩斯执政期间，德拉科（德拉古---摘注）定立了他的法规：9位执政官从那些拥有不少
于10米那之自由财产的人中选出，其他诸种较低官职则选自得以具备武装的人。将军与骑兵将官从那些显
明其拥有不少于100米那自由财产并且其处于合法妻室的子女也已超过10岁人中选出。（官员必须为其官
职交保，且担保人资格严格限制。---摘注）……议事会由401人组成，从公民中通过抽签产生，这一官职
以及其他官职由年龄超过30岁的公民抽签决定；在所有人都轮到过之后，将重新开始抽签，在此之前同一
人不得任职两次。（对未到会（议事会、公民大会）有罚金制。---摘注）……战神山议事会（元老院---摘
注）为法律保护者，并且监督各类官员，以使其依照法律来统治。……这一政体中的组织形式就是这样一
种性质，大多数人为少数人所奴役，平民们起来反对显贵阶层，派别之争十分激烈，而且各派别长时间的
相互对峙。
他（梭伦---摘注）建立了一个政体，并另行制定了法律，人们停止使用德拉科除关于凶杀之外的各种
法令。他确立的法律延续上百年之久。根据财产把人划入四个阶层，与先前的划分一样，500麦第姆诺户、
马户（骑士）、有轭牲户、雇工；其各种官职分配给前三个阶层中的人担任，如9名执政官、财政官（司库）、
主买官（监契官）、“十一人（狱吏）”和掌俸官。各种官职按各阶层财产多寡进行分派，属雇工阶层者仅仅
得到参加公民大会和公审法庭的权利。……他组建了一个400人的议事会，每一部族出100人；但他指派
战神山议事会负责保卫法律，就像它先前作为政体的监督者而存在那样。（梭伦并对早先时候由战神山议事
会召集并自行决定适合于每种官职的人选，任期一年的制度进行了改革，由每一部族选出10位候选人以角
逐9名执政官之职位，再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而定。---摘注）
从外在表现来看，官子与梭伦都以全民皆兵的形式寄政于军，又都将辖下之人分为四等，但他们所取
得的功效却大相径庭，截然不同。管子在人格政治渐失效用之时，从社会现实中选择了“引荐”、“挑选”
制之来形成国家管理官员的构成方式。而梭伦则以“级级自选”并互有制约之制来形成其官员的构成方法。
管子将齐人四分并离居定业（以身份为基，但相互间存在一定的可变性）。梭伦则以财产为基将民四分，而
各自等级之间的流动性要较管子所设的要大。
分析其各自策略得源头，则可知华夏民族自原始之末，氏族向国家过渡的时候就是以各部落的自足为
先，部落间的互换为次。每每部落之间发生争端，往往会有一存一亡之果。故而渐次形成“以食为天”、“自
给自足”的主要发展模式，而此种模式下必然要形成一个群体中要有统一意志，综合成有序的规范。故三
代至周形成王为独尊，官员皆归属于王之下。尽管王的中央集权并不能全部贯彻于全部领地，但王在名义
上是独尊的。管子之改革自然不能完全脱离这一框架，也只能最大限度的突破，通过曲折的方向来对王的
独权作一番制约。其所用“引荐”、“挑选”都是上位者通过在下位者的推荐，然后根据其意志而选，甚至
于上位者可以不依引荐而自选。所以其构成之模式是以从上向下的。管子将人四分也是依据其治世之需。
士为谋治之主，故将士列在首位；
农为人食的基础，故紧列其次；工商则在当时为主辅的行业，故列三四
之位。而管子之策更推进了此种模式的发展。管子对各民的自身权利未给予强调，而主要强调的是社会秩
序怎么稳定。而希腊民族则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记述所示，希腊民族是众多的城邦构成的，以城邦立国，
并且大多数为小国寡民。而小国要自给自足则难度相当大，其生存之道就不能尽靠自产之食来维系，必须
通过各国之间的互换。而互换必然引起人们的流动，推进商业，进而要求行动之自由。故梭伦之改也必然
在其民族习俗的基础上来格制创新。所以他所采用的“级级自选”制度形成自下而上的官员构成模式，且
官职之间存在制约。依此形成的法就不是某一个人的个人意志，而是众意。而众意又需有机构来保护，于
是就有了元老院之制来保护法律。又因希腊民众的流动性较大，其政治之基为全民，物质基础是工商经济，
梭伦必然依据财力将民四分。这更能符合希腊当时之现实。梭伦的立法不仅根据希腊的民风，而且进一步
推动了希腊民族的社会意识的发展，为希腊的民主宪政奠定了基石。
第四，从社会改革方面来看，官子主张“礼以导民”、“伸张君主权威”，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使人服政、
循政”来概述。梭伦则主张国民参政，并创立陪审制度来赋予贫民司法权。服政、循政往往是人们处于被
动的地位，故对自身的权利的主张及义务的遵循始终不处于积极状态，而参政使人们能处于政治活动之中，
从而推动政治之演进，也使人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
所实现的成果的比较
齐桓公因用管子之谋而成春秋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此后又经李悝、申不害、商鞅各自发
展这样的理论，形成法家思想并应用于不同的诸侯国。到韩非乃集法家之大成，构建完整系统的法家理论。
李斯将这一理论实践于秦国终使赢政并六国成一统。梭伦执政雅典二十二载，使雅典的强国之基坚实。其
后，庇西特拉图僭主之政虽成专制，但在很大的范围上继承了梭伦所立之法。正因庇西特拉图用梭伦之法，
渐使雅典成为希腊的一流城邦。终于在两位贫民出身的执政官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先后进一步完成民主
宪政，使雅典登上希腊盟主之位。并号称“全希腊的学校”。管子和梭伦的改革所取的效果是人所共知的，
其对后世的影响也各有千秋。管子以辅政执齐，则他的策略之效用因主上采用必然能达到迅捷之效，快速
使齐国成为春秋首霸。但同时由于管子处于辅政，在桓公之后他的政略必受影响。齐国后来之亡于管子之
政的渐消不无关系。但是其理论又在其他君王诸侯中得以更新发展，使这些诸侯国交替强盛。梭伦因其是
雅典的首席执政，在立法的时候必须考虑雅典各阶层的利益，寻求在各阶层之间达到平衡与协调。故他的
立法的效果就不是能够立竿见影的，而是经庇西特拉图的继承并执行多年后才渐显良效。然而梭伦制定的
法的效力却是非常长久的，以致罗马的西塞罗时期，西塞罗仍说梭伦的法律在雅典仍有效。
管仲因其政绩之宏和思想之博，不仅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后来既为法家所尊崇，有为儒家所称
道，还为道家所赞誉。甚至到
亿人民中，各类人口所占比率
如何？各生活在什么样的区域？等等。
*胡晓东 男，法学研究生e-mail:huge70@netsoffice.com
管仲夷吾者，颖上人也。少时常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
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纠。---《史记.管晏列传》
《史记》
《史记.管晏列传》
《史记.管晏列传》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pa298
attica之土壤甚为贫瘠，几乎所有地区的地下石均接近地表面，使生活所需的极简单之农作物亦甚困难，
令人极为沮丧。仅有冒险性之行业及需要耐心培植之橄榄与葡萄，始促成attica之文明。……因为土地贫
瘠，接近海岸以及港口众多，遂诱使attica人民从事贸易；因为人民坚定勇敢，富于发明创造遂使其赢得
爱琴海的市场。通过这个商业商国，雅典在伯利克利时期获的财富、权力并达到文化之巅峰。---《世界文
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1--143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6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60
《管子.乘马》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9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6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9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8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9
《管子.牧民》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8
《礼记.曲礼上》转载于《中国法制史》pa28
《礼记.大传》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13
《管子.枢言》转载于《中国法律思想史》pa28
《国语.战国策》卷六 齐语 pa57-58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pa296--298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pa298--302
《史记.管晏列传》
《先秦诸子法律思想》梅仲协 著 转载于《管子的法律思想》pa一四六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pa147
《改革精英》pa47
《历史研究》pa148
参考文献：
《国语·战国策》 左丘明/刘向 著 岳麓书社出版 1988年版
《管子的法律思想》 戴东雄 著 中央文物供应社
《中国法律思想史》 杨鹤皋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中国法制史》 张晋藩 主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世界文明史·希腊的生活》（中译本） 威尔·杜兰 著 译者：幼狮文化公司 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颜一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历史研究》 阿诺德·汤因比 著 刘北成 郭小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民法典在行政执法的应用篇7
二、单项选择题：
1.对整个西方乃至当今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被恩格斯称为“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的是以下哪一部法律？（b）
a德国民法典
b拿破仑民法典
c美国民法典
d日本民法典
2.下述说法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的是：（b）
a坚持党的领导，即党权应高于一切
b依法治国，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c党的政策的权威应高于国家法律的权威
d道德对社会关系调整的范围比法律更广，作用更大
3.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它的经济秩序是通过（d）来形成和维护的。
a诚信
b道德
c行政命令
d法治
4.有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依法治国的下列表述，哪一选项是正确的？（d）
a以法领导
b以党代政
c以党代民
d依法执政
5.县政府某机关干部回乡探亲，遇两邻居因宅基地纠纷持械殴斗，致一人重伤一人轻微伤。
公安机关前来调查取证时，该干部以不愿意得罪殴斗双方为由，拒绝作证。该干部的行为违反了（a）
a法律
b道德
c公务员条例
d党的纪律
6.某地级市一个技改项目从立项到开工需要17个部门办理34道手续，至少要盖25枚公章。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市政府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在行政许可中应确立什么原则？（a）
a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
b行政许可定期评价制度
c行政许可事项范围法定制度
d行政许可的程序制度
7.某甲在未取得建筑许可证的情况下建房两间，对此，区城建局做出责令其在一定期限内拆除违章建筑的决定。甲在指定的期限内未拆除违章建筑，因而区城建局应当：（d）
a申请其上级行政机关强制执行
b对甲进行罚款
c采取代执行的方式强制执行
d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8.就宪法的实质而言，其主要作用是界定和协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除明确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外，并侧重于通过限制国家权力的范围及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一意义上，宪法被誉为（b）
a国家根本法
b人权保障书
c“母法”
d自由大
9.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国家主席行使的职权？（c）
a公布法律、命令
b任免权
c制定法律权
d外交权
10.根据我国宪法，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指下列国家机关：（a）
a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b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c国务院
d中央军事委员会
11.下列哪一项不属于特别行政区享有的高度自治权？（d）
a行政管理权
b经中央授权，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对外事务
c立法权
d拥有军队权
12.下列选项中哪一个国家由普通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c）
a英国
b中国
c加拿大
d朝鲜
13.某工商行政管理局执法人员在查处一商贩强买强卖违法行为时，被该商贩持刀扎伤。执法人员为查明违法行凶事实，将该商贩押回工商局关押数日。下列选项对执法人员作法的评述哪些是正确的？（d）
a符合鼓励国家机关、普通公民同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的法律精神
b部委规章明文授权，工商局有权拘押该商贩
c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国家的执法机关，有权对违法行凶人员采取拘押措施，构成犯罪的才移交公安机关
d工商局应及时将该商贩交公安机关处理
14.下列哪一选项体现了我国行政法的效率原则？（d）
a听证制度
b回避制度
c告知制度
d不停止执行制度
15.下列选项中哪个作法符合行政法的责任政府原则？（b）
a某县分管生产安全的副县长由于辖区内连续发生重大煤矿安全事故，死伤多人，被免去职务，改任市局副局长
b某卫生行政部门负责人隐瞒疫情不报，致使传染病大面积流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该负责人引咎辞职
c某税务局对一无理取闹的个体户提出的复议申请，既不受理也不说明
d某公安局干警见被拐卖妇女被转移到邻县藏匿，即以无权管辖为由，停止解救
16.下列选项中哪个是不能提起行政复议的行为？（b）
a某市交通管理局了小客车实行按单双号分日上路行驶的通知，并据此对钱某汽车给予处罚
b某乡政府通告劝导农民种植优质高产农作物的行为
c某乡政府对一村民焚烧秸秆行为予以罚款
d某环保局对烘烤鸡粪严重污染环境的加工厂采取措施，强行拆毁其设备
17.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某饭店因违反擅自采用地下水被有关部门查处的行政案件中，发现地方规章与部门规章不一致时，该法院应当选择下列哪种作法？（c）
a由该法院的上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司法解释
b适用地方规章
c由最高人民法院送请国务院做出解释或者裁决
d适用部门规章
18.孟某系某市市长秘书。一日，孟某的老同学魏某为承包本市一扩建工程来访，请他“做工作”，并送给他5万元活动资金。孟某假借市长的名义与市建委主任联系，要求将该工程承包给不具备资质条件的魏某。魏如愿以偿，又送给孟8万元。该案中，孟某的行为构成什么犯罪？（c）
a贪污罪
b诈骗罪和
c
d罪
19.下列选项中，哪些人员可能构成我国刑法规定的造成破产、亏损罪的犯罪主体？（b）
a某民营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谢董事长
b某国有钢铁公司程总经理
c某合伙企业负责日常管理的合伙人江某
d在中国登记的某外商独资企业财务总监丁某
20.某厂生产的办公桌椅使用了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核准注册的“蓝雀”字形的商标，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对其产品及商标该如何处理？（c）
a不得在市场上销售，应当对该厂给予行政处罚
b可以在市场上销售，其商标享有专用权
c可以在市场上销售，但其商标不享有专用权
d暂停在市场上销售，待商标注册后继续销售
21.某商场为了促销，在门口树起一个大招牌，上面写到：凡在本商场购买办公品、慰问品的，给予购买者购买商品总价款5%的回扣，介绍推销者给付总价款1%的佣金。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前往调查，发现该商场给付的回扣、佣金，账面上都有明确详细的记录。该商场的促销行为属于什么性质？（c）
a商业贿赂行为
b变相低价倾销行为
c正当的促销行为
d违反规定的有奖销售行为
22.刘某在某电器商店购买了一台25英寸彩电，使用半年后，彩电便出现图像抖动，画面灰暗等毛病，在"三包"有效期内，经修理后，彩电仍不能正常使用，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应当如何解决此事？（b）
a刘某可要求该电器商店赔偿双倍于货款的损失
b刘某应请求该电器商店再次修理，若仍不能正常使用，该商店应予退货或者更换
c刘某可要求该电器商店予以退货
d刘某应请求该电器商店再次修理，直至能正常使用
23.某国政府为了避免外国香蕉的大量进口给国内果农造成损害，遂规定国内经销单位销售外国进口香蕉的必须办理特别营业许可。这一作法违反了wto的哪个基本原则？（a）
a国民待遇原则
b一般取消数量限制原则
c互惠原则
d最惠国待遇原则
24.某药厂生产的板蓝根冲剂因“非典”传染病的流行大受人们欢迎，价格猛涨，供不应求。
该药厂决定扩大生产，以低价收购了一批变质的原料，并大量加入淀粉颗粒，制成后迅速推向市场。人们看到该厂的板蓝根冲剂包装上印有：经专家鉴定，本冲剂能迅速提高机体免疫力，抵御“非典”病毒传染的字样，更是疯狂抢购。关于此案的处理，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a）
a应追究该药厂生产、销售假药的法律责任
b应追究该药厂生产、销售劣药的法律责任
c应追究该药厂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的医用卫生材料的法律责任
d应追究该药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法律责任
25.某保险公司委托某航空港代办航空人身意外险，许诺在国家规定的代办手续费之外再付给航空港5％的手续费。该保险公司的作法的性质是：（c）
a正常回扣
b贿赂
c商业贿赂
d商业欺诈
26.下列选项中，哪一纠纷属于我国劳动法规定的劳动争议？（d）
a某行政学院曲教师因辞职和所在单位发生纠纷
b王师傅退休后，在一机关收发室值班时被打伤，王要求按工伤处理
c某装饰公司工人在给一商场施工时被砸伤，该装饰公司要求商场按劳动法支付工人治伤的费用
d某建筑公司雇佣一包工头组织施工，包工头手下的民工在下班途中因机动车事故受到伤害，该民工要求建筑公司按工作处理
27.下列选项中，哪一情形不允许解除土地承包合同？（b）
a发包方、承包方双方协商同意，并且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
b承包的耕地闲置、荒芜一年以上的
c承包的土地全部被依法征用或者批准占用的
d承包方成员全部转为非农业户口或者迁徙并落户外地的
28.下列有关乡镇政府执行计划生育法和政策的行为，哪一种做法是正确的？（c）
a因超生户拒不交纳社会抚育费而扣押拍卖其财产
b对计划外生育的夫妇处以罚款
c对违反计划生育法的人员决定征收社会抚育费
d强制育龄妇女计划生育检查
29.某村村委会为了进一步搞好本村的工作，召开村民会议修改了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中的有关内容，并报乡政府。下列乡政府对村规民约的做法哪一种是正确的？（d）
a乡政府认为，该村村民不懂法律，通过的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漏洞太多，因此决定否决，由村委会召集村民会议重新制定。
b乡政府认为村规民约的制定程序合法、内容公正，因此予以批准
c乡政府认为，通过的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不够完善，因此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
d乡政府对呈报的村规民约和自治章程依法予以备案
30.下列有权办理婚姻登记的乡镇政府的行为哪一选项超出了法律授权？（a）
a撤销公民离婚登记
b撤销公民结婚登记
c办理公民结婚登记
民法典在行政执法的应用篇8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想
列宁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他根据俄国的具体情况对如何搞法制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深刻阐明了法制在国家政权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应当充分体现法制完备、人权保障、权利制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行政、司法公正等基本原则，强调只有完备的法律才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同时还指出完善的法律如果不在现实生活中执行，便是一纸空文，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不仅如此，还要加强法律监督保证。列宁还认识到法律意识在法治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价值功能，无论是对法制建构，还是对法律运行，法律意识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列宁所处时代的严酷的政治环境及他过早的去世，使他的许多法治思想没有充分展开，但是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理论问题对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
一、有法可依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
列宁十分重视法制工作，在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夜里，就亲自起草了《土地法令》和《和平法令》。从1918年到1924年，在列宁的直接关注和指导下，苏维埃政权制定了两部宪法和一部带有宪法性质的权利宣言。特别是在1922年，先后制定和修改了《苏俄刑法典》、《检察机关条例》、《律师机构条例》、《苏俄民法典》、《苏俄法院组织条例》、《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等，使苏维埃国家从根本大法到各主要部门法大体制定完备，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列宁在领导苏维埃的立法活动中提出了一系列基本原则，这些原则贯穿社会法制建设的全过程，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强调党的政策主张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来实现。列宁认为：法律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表现，而“意志如果是国家的意志，就应该表现为政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党的土张和政策要变为国家意志，变为法律，也要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按照一定立法程序来作出决定。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因为苏维埃政权“高于各政党”，“党必须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实行自己的决定。党要努力领导苏维埃的活动，但不能取而代之”。
第二，坚持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的原则。列宁曾经以非常赞赏的态度肯定了普列汉诺夫1903年在俄国社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一个命题：“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普列汉诺夫认为：“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该孤立地、抽象地去看待，而应该把它同可以称为基本民主原则的那个原则联系起来看，这个原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列宁指出这段话“恰恰对我们今天的时代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发表了意见”，是“大有教益”的。十月革命胜利的当天夜里，在列宁主持下通过的《土地法令》就是一个典型的立法实例。当时，俄共(布)是主张实行土地国有化、实行集体的“共耕制”的，而由非党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根据242份地方农民的委托书拟定的《农民土地委托书》中，却提出了土地社会化、私有化，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的要素。对此，列宁没有强行推行党的主张，而是认为：“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下层人民群众的决定，即使我们并不同意”。“这个委托书的全部内容表达了全俄绝大多数觉悟农民的绝对意志，应立即宣布为临时法律。”并将它同时附在列宁起草的《土地法令》上予以颁布实行。
第三，坚持立法的民主原则。社会主义法律是在总结群众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而不是按照什么“计划”或由法学家杜撰出来的，因此，制定法律应当坚持民主原则，要使法律真正体现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要吸收广大工人和劳动人民参加立法。列宁指出：“民主的组织原则，其高级形式就是由苏维埃建议和要求群众不仅积极参加一般规章、决议和法律的讨论，不仅监督它们的执行，而且还要直接执行这些规章、决议和法律，这就是说，要给每一个群众代表、每一个公民提供这样的条件，使他们既能参加国家法律的讨论，也能参加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执行国家的法律。”
第四，坚持法制统一的原则，防止法出多门。在列宁的领导下，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对立法权作了明确规定：除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主席团和人民委员会外，其他任何机关都没有颁布全国通行的法律的权力。1922年，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中更加明确地阐释了法制统一的思想，认为“法制不能有卡卢加省的法制，喀山省的法制，而应是全俄统一的法制，甚至是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的法制”。’。
第五，坚持法随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立、改、废的原则。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法律不能一成不变，而必须随着革命斗争的需要，随着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修改补充、彻底废除或另立新的法律。他指出：“如果法律妨碍革命的发展，那就得废除或修改。”“经验告诉我们，修改法令是必要的，因为遇到了新的困难时，修改法令就可以从这些困难中汲取力量。”与此同时，列宁又提醒人们，法律的修改要十分慎重，实事求是，不能随心所欲任意为之，否则法律就失去了稳定性和权威性。
第六，坚持法律可以继承，但不能照抄旧法的原则。列宁认为，法律具有继承性，在制定、修改和补充社会主义法律的活动中应当注意全面正确地吸收外国有益的立法经验，既不能拒绝吸收，又不能照搬照抄，而应当批判地继承人类优秀的法律文化遗产。1922年在制定《苏俄民法典》时，列宁曾明确指出：不要“随波逐流”，“不要因袭(确切点说，不要被那些昏庸的资产阶级法学家所愚弄，他们总是因袭)陈旧的、资产阶级的民法概念，而要创造新的”。同时，“西欧各国文献中和经验中所有保护劳动人民利益的东西一定要吸收进来”。列宁的这些思想原则直接指导了苏维埃国家的立法工作，并且成为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中的宝贵内容。在确立了立法的原则之后，列宁还十分重视立法的技术和立法质量。法作为社会调整(或控制)的技术，其中包含着主体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关系及其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包含着人们调整社会关系的创见和智慧，包含着人们控制各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技术手段。这些认识成果及调整技术一旦形成，就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而具有普适性。社会主义法不仅要更准确、充分地表现和实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也应该积极地学习和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法律文化成果，绝不能闭门造车。社会主义法在摧毁旧法体系、改变旧法本质的前提下，吸取其中的有益成果，是提高社会主义法的立法质量、改善立法技术的有效途径。列宁认识到经济规律的巨大作用，认为“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社会主义国家应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以市场经济基础进行法律调整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因此，列宁便派遣法学家去研究革命前的俄国法典和西欧的法律体系，仿效它们的法律条款，使之能为社会主义政权所用。在列宁的领导下，到1924年，苏维埃政权已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法律体系，先后颁布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本法(宪法)》、《苏俄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苏俄刑法典》、《苏俄民法典》、《苏俄土地法典》、《苏俄劳动法典》、《苏俄刑事诉讼法典》等，这些法律并不是苏维埃政权自行杜撰的，而是在总结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吸收了资产阶段立法经验、教训后制定出来的。这就使得社会主义国家得以摆脱简单的爬行主义，在人类已有的法律文明的基础上，快速出台法律，使法律更迅速、更准确、更周到地体现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
二、严格执法、守法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
第一，法律应得到普遍的遵守和执行。一切社会关系主体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执政党、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包括普通公民，应自觉守法，不得以任何方式践踏法律的权威和尊严。1919年12月4日，列宁在农业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土地规划的法令中帮助农民的条款“如果不认真地执行，很可能完全变成儿戏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法律的颁布，并不等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得到贯彻实施。法律规范要转化为合法的法律关系，必然会遇到各种障碍和阻力，法律的实施要求克服这些阻力。广大人民的意志要转化为现实的法律关系，离不开法律的执行和遵守。因此法律的权威性，既体现于法律规定本身，也体现于法律的贯彻实施中。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指出：“我们已经用法令规定的事情还远没有充分实现，而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全力，认真地切实实现那些已经成为法令(可是还没有成为事实)的改造原则。”
第二，反对任何形式的法外特权，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要严格守法。列宁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带头守法，应成为守法的模范。如果他们其身不正，将对群众的守法行为产生很坏的影响，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手中已握有某些权力，一旦违法犯罪，其社会危害性更大，因此，对特权人物的违法犯罪行为，更应从重处罚。司法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关于惩办受贿的法令》草案经列宁修改后，由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5月8日审议批准。1921年11月24日，在列宁参加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共产党员因一般刑事案件交法庭审判时应加重处罚，以“消除任何利用执政党地位得以从轻处理的可能性”。列宁认为：“对共产党员的惩办应比对非党人民加倍严厉”这是“起码常识”。与普通群众相比，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更有机会破坏依法办事原则，争取非法利益，满足私欲，如果不对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会使更多的人犯禁效尤，形成一个腐败层，动摇无产阶级的基础。预防和打击腐败，法治是最有效的手段。只有健全法律、严格执行、加强监督，才能防止某些人滥用党和国家的权力，，权钱交易；实行法治，才能对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进行最有效的打击，杜绝以后类似行为的发生。列宁本人也十分注意遵守法律、维护法律的权威。1919年2月，达尼洛夫纺织厂派代表向列宁提出按纺织业口粮标准发给他们口粮的要求，列宁在回信中写道：“由于这个问题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的，而根据宪法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高于人民委员会，所以无论我这人民委员会主席，还是人民委员会都无权改变此项决定。”
三、加强法律监督，促进法制的统一和实施
法律监督对促进法制的统一和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保证上升为法律的广大人民的意志得到切实的普遍的实现。列宁十分重视法律监督的作用，他认为：究竟用什么保证法令的执行呢?第一，对法令的执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令的加以惩罚。社会主义法律监督是全社会的事情，主要包括党组织的领导监督、专门法律机关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
第一，加强党对法律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列宁在《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文中明确指出：地方检察机关只受中央领导，地方检察长由中央任命。中央总检察长、最高法庭和司法人民委员部委员。要受党中央组织局、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这三个党机关的最密切的监督；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党内的最高监督机关，只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为了使中央监察委员会有效地发挥监督作用，它的任何委员都不得在任何人民委员部、任何主管机关及任何苏维埃政权机关中兼职。列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实际有效地抵制地方影响，使全共和国、全联邦真正统一地实行法制。。同时，列宁还认为，法律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其有效性、约束力具有普遍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党员也不例外，因此也应加强对党员的法律监督，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
第二，坚持专门机关的监督。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即着手创建专门负责法律监督工作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它的一项重要职能是检查、监督国家机关对法律、法令、决议和命令的贯彻执行情况。因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本身存在的问题以及客观形势的变化，它的工作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1920年2月，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根据列宁的建议，将苏维埃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改组为工农检察院，并通过了《工农检察院条例》。列宁认为这个新的机构的设立以及条例的颁布，是“反对的措施之一”，它从组织上保证了更广泛地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参加国家的法律监督工作。列宁认为，要通过工农检察院的工作，“把工人和农民输送到这种机关中去”，“把赶出我们的机关。必须让广大的非党群众来检查一切国家工作，学会自己管理”。。条例规定，工农检察院的职责是：对一切国家管理机关、经济管理机关和各社会团体的工作实施监督；同一切机关中的和因循守旧进行斗争；检查苏维埃政策法令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监督管理机关遵守法律的情况等。为了保证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列宁认为它应只受中央机关领导，保留检察机关对地方政权机关的一切决定或决议是否合法的观点提出异议的职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维护法律统一、保证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实施、保证国家意志的最高权威性、反对地方主义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监督。针对当时法律没有得到严格遵守和执行，还存在相当数量的违法犯罪的社会现状，列宁认为，“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地道的俄国现象作斗争。是什么东西妨碍我们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呢?是我们的法律吗?是我们的宣传吗?恰恰相反!法律制定得够多了!那为什么这方面的斗争没有成绩呢?因为这一斗争单靠宣传是搞不成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帮忙才行。”社会主义国家是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是代表人民，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行使国家职权的。人民对其代表守法情况进行监督，也是无产阶级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列宁鼓励工兵农群众勇于同破坏法治的行为作斗争，并保证他们行使揭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犯罪行为的权利，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法律监督作用。列宁要求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申诉、控告信件，调查属实后即对当事者严肃处理。同时，为了保证群众监督的实际效果，列宁重视处理人民群众申诉、控告的制度建设。1919年1月，列宁批示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命令您立即向我汇报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收到的对所有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控告，其中书面控告应在24小时内、口头控告应在48小时内向我汇报。办公厅应对这类控告进行专门登记，同时责成办公厅的办公室主任认真检查我就这些控告所作批示的执行情况。”
四、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为实行法治创造良好条件
列宁认识到一个民族的法律观念等文化因素与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密切联系。他指出：“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作出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上的落后性却限制了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并使官僚制度复活。”社会主义革命是在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俄国取得胜利的，在这个经济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小资产阶级的涣散性的无政府主义，给实行社会主义法治造成许多消极的影响。长期实行专制统治的沙皇俄国，缺乏实现法治的历史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不可能指望广大人民群众一朝一夕就培养起守法、爱法、护法的思想观念。再者，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旧法律深恶痛绝，也影响了对新法律的态度，有一部分群众的观念中往往分不清新法与旧法的区别，将对旧法的仇恨情绪泛化为对全部法律(包括社会主义法律)的仇恨。此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为了保卫、巩固新生的政权，政府不得不以军事的、行政的命令推动政策，这使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偏好单纯的行政手段的倾向。因此，为了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就应该清理人们的思想观念，使其分清哪些是与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相容、需要进一步发扬光大的，哪些是与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相排斥、需要予以清除的。然后，对公民进行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在这方面“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长期的巨大的努力”。。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将是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应循序渐进，而不能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