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学结合的意义范文

工学结合的意义篇1

关键词：句法 语义 关系

王维贤（1991）指出，“形式和意义的对立和相互制约是语言的本质，如何在语言研究中解决形式和意义结合的问题是永恒的主题”。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同领域的学者对于句法和语义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长久的讨论和思考。本文从理论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两个方面着手，对句法和语义关系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

一、理论语言学对句法、语义间关系的研究

在汉语语法研究的不同时期，对于句法和语义研究的重视程度有所不同，从中也反映出理论语言学者们对于汉语句法和语义间关系问题的思考。

（一）早期的语法研究以语义分析为重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标记和形态变化，不能同印欧语法一样按照形态对词类进行划分，所以在1898年《马氏文通》中转为以意义作为划分词类和句子成分的标准。认为“故字类者，亦类其义焉耳”“义不同而其类亦别焉”“字无定义，故无定类”，同时根据语义进行句子成分的分析，划分出起词、语词、止词、转词、表词、司词、加词等。正如熙所说，早期的语法学著作难免要以印欧语法为蓝本，“但由于汉语和印欧语在某些方面有根本区别，这种不适当的比附也确实给当时以及以后的语法研究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熙，1980）

（二）语法研究以句法分析为重

语法研究以句法分析为重这种研究态度的转变主要受到西方结构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倡语言的科学描述，主张从形式入手，谨慎对待意义。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汉语语言研究者开始注重结构形式分析，“凭形态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方光焘，1958）。在词类划分上，有的学者注重从词形形态变化、形态标记等“狭义形态”上着手进行词类划分。这样的狭义形态在汉语中不具有普遍性，因此这种研究方法与汉语语法特点是不相符合的，由此总结出的语法规律必定缺乏概括性、强制性，最后导致得出汉语没有词类的错误结论。在句法分析上，有的研究者从句法结构形式入手进行语法研究，如邢公畹（1955）认为“主语就是一句话里在前头的体词或体词结构”“宾语是谓语中的体词或体词结构”。吕叔湘（1979）指出，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来确定主语和宾语，“干脆倒是干脆，只是有一个缺点：‘主语’和‘宾语’成了两个毫无意义的名称，稍微给点意义就要出问题”。在这种观点影响下，语义研究多是在对句子主语、宾语语义类型的讨论上才被提及，语义研究成为句法研究的附庸。

（三）语法分析中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并重

由于语法研究的外因和内因两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句法分析和语义分析并重。随着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对歧义结构的研究，逐渐暴露了单纯依靠结构主义的层次分析、变换分析等研究手段的弊端。例如：层次分析法只能揭示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和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线性语法结构关系，不能揭示句法结构内部所隐含的语义结构关系，所以对于“我在屋顶上发现了他”这种由于语义结构关系的不同造成的歧义句，就不能用层次分析法来加以分化。另外，变换分析虽是用以分化歧义句式的有效手段，但是却不能用来解释歧义形成的原因。上述因素是影响语法分析的内因。

外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外语言学开始了对语义研究的重视。这表现在生成语义学、格语法、关系语法、功能语法、蒙太古语法等重视语义研究的学说相继出现。此外，对于推崇句法应该是自给自足的生成语法理论也由最初的完全排斥语义，转变为在“标准理论时期”将语义引入并定义为投射规则，把深层结构里各个成分的语义信息按结构关系逐步合并，最后形成全句的语义。“修正后扩充标准理论时期”进一步提高语义的地位，语义表达式不再同深层结构有任何直接关系，改为由表层结构导出，导出过程必须通过语义规则的运用得以完成，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句法结构的投射直接获取，发展至“支配和约束理论时期”及“最简方案”时期更是专门提出与语义相关的格理论和题元理论，足以可见对语义在语法中重要性的肯定。二是计算机语言学的发展提醒语言研究者对于汉语研究不能仅仅着手于形式，还要关注语义研究。有学者认为在自然语言的发展中，格语法理论对许多系统的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然而相关的研究在汉语理论学界并未受到重视，从而延误了语义组合关系理论在大规模自然语言系统中的应用。也有学者表示从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理解或翻译来看，动词和形容词是句法结构和语义解释的中心，因此对动词与其周围的名词性成分发生的语义组合关系做出具体详尽的描写就可以大大提高自然语言理解系统或机器翻译系统的性能。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语言学者在句法结构研究的同时加强了对语义的关注。熙（1980）提出区分显性语法关系和隐性语法关系，指出两者不是一回事，并在《语法答问》中强调“要使形式和意义相互渗透。讲形式的时候能得到语义方面的验证，讲意义的时候能得到形式方面的验证”。陆俭明（1990）指出，句子成分之间总是同时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即语法结构关系和语义结构关系，吕叔湘（1984）再次强调要区分语法结构与语义结构，“语法结构是语法结构，Z义结构是语义结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分别。”胡明扬（1994）、邵敬敏（1997）、马庆株（1998）等提出语言研究的三个平面和“语义语法”概念，希望通过建立在语义基础上的更为抽象的语义范畴对汉语语法进行研究。至此，学者们开始重视语义对句法的制约作用并展开研究，利用语义特征分析、配价、语义指向等不同的语义分析手段使汉语的语法研究逐步深化。

（四）句法、语义关系的争议

回顾理论语言学对于句法、语义方面的研究历程，可以明确理论语言学领域逐渐明晰了句法和语义在句子中都承担了一定的作用，尽管如此，对于句法和语义究竟是如何相互影响的问题仍然没有给出让人满意的答案。如例（1）～（3）所示，在汉语中同是“动词+动词”“名词+名词”“动词+名词”的词类序列，却可以构成不同的句法结构，表示多种语义关系：

（1）打算回家（述补结构） 研究结束（主谓结构） 唱歌跳舞（联合结构） 挖掘出来（述补结构） 访问回来（连谓结构） 生产管理（“定―中”结构） （他）讽刺说（“状―中”结构）

（2）祖籍安徽（主谓结构） 北京上海（联合结构） 首都北京（同位结构） 北京胡同（偏正结构）

（3）训练工作（定中结构） 训练队员（动宾结构）

按照一般语法教科书的解释，不同的语义关系由不同的句法结构决定。但是有些学者认为是词语之间语义关系的不同决定了句法结构的不同（史锡尧，1995；邵敬敏，1995；张黎，1996；陆俭明，2001、2004），有些学者提出“语义决定性原则”，即汉语语法的决定性因素是语义，而不是形式（邵敬敏，1997），“语法是意义之法，……句法形式上的规则只不过是意义的组合之法的表现形式，”（张黎，1996），“语义关系制约着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构造层次的不同只是不同语义关系在句法结构的线性层面上的反映”（何洪峰，2003）。当然，也有些学者表示“我们能把它们区分开来，凭的不是严密的规则，而是综合了语义理解、自己的经验和部分句法规则”（陆俭明、郭锐，1998），是各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二、心理语言学对句法、语义间关系的研究

心理Z言学认为句子的理解是一个包含了多个层级结构（句法、语义、语用）的复杂加工过程，但针对各个层级在加工中如何运作持有不同的观点。

（一）句法自主理论

句法自主理论又称模块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句子加工中句子不同层级的信息是由大脑的不同功能性模块完成的。句法加工是一个独立的模块，只受到句法结构信息的影响。语义、语用信息的加工位于句法加工之后，处于第二个加工阶段，根据语义和语用信息可以对句法分析结果做出评价，如果句法分析结果与语义分析结果有矛盾，将重新进行一次句法加工过程（Frazier&Rayner，1982）。由于这种理论认为句法和语义加工阶段有先后之分，因而又称为序列加工理论。

花园路径模型（The Garden Path Model）是最为典型的句法自主理论的模型，由于强调句法结构的作用，又称为结构驱动模型（Phrase Structure-Driven Models）。模型的构建来源于对花园路径句子的研究。所谓的“花园路径句子”是对将读者的理解引向暂时性错误的一种句子的隐喻性说法。当我们对这些句子进行加工时，可能会按照通常情况下句子的理解策略，无意识地形成暂时性的理解错误，直至句子后面相关的信息出现时才能发现理解错误，然后再重新找回正确的理解方式。例如：

（4）董事长解雇了李经理十分信任的一个工人。

在例（4）中，当读到“李经理”时，通常会将“李经理”作为动词“解雇”的直接宾语先进行加工，认为“董事长”解雇的是“李经理”，但当“李经理”之后的信息出现时，才能发觉“李经理”实际上是“工人”的修饰限定性成分，“董事长”真正解雇的是“工人”。是什么样的加工机制使人们产生这样的理解方式呢？

花园路径模型认为，在句法加工的早期，读（听）者的句子理解策略是使用词类范畴信息，根据构建短语结构的相关原则，将句子中的词语指派为短语结构成分，这是对句子进行初始化的加工。语义信息在句子结构构建的基础上产生作用，对初步结构构建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当句子包含歧义时，读者会放弃最初的分析结果，重新开始构建句子的结构。（Frazier&Rayner，1982）

Friederici（2002）在总结了相关实验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句法、语义加工时间进程上分化出句子加工理解的三个阶段：1.基于词类范畴信息的初始句法结构的构建阶段；2.词汇―语义和句法形态加工以及题元角色的安排阶段；3.不同信息的整合加工阶段。

（二）交互作用理论

交互作用理论认为，在句子的加工中，句法信息和语义信息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词汇、语义和语用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初始的句法分析判断和句法结构构建。

Marslen・Wilson&Tyler（1980）在实验中分别给被试朗读了四个句法结构相同的句子即例（5）～（8），实验任务是让被试听到句中“guitar”这个单词时作出反应，这些句子的后续句都是“The crowd was waiting eagerly”，句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对谓语动词的语义合适度作了改动，实验结果是当动词结构中动词语义上由合理向不合理转化时，句子加工时间是相应增加的。

（5）The young man grabbed the guitar.

（6）The young man buried the guitar.

（7）The young man drank the guitar.

（8）The young man slept the guitar.

由此，他们提出了限制满足模型（Constraint Satisfaction Model）。该模型认为句法分析不需要任何策略性的加工原则，只要符合语义、句法规则的分析都可以同时得到激活进行并行加工，直至最后判断出正确的理解方式。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句子所有的理解方式都可以被激活，每种理解方式的激活强度受到频率、语境、心理预期等因素的影响，最后形成的理解方式必须满足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的限制要求。词汇信息在对被激活的各种可能句法结构的判断、评价、选择中起决定性作用。

Trueswell（1996）的实验说明了动词在语义上限制了与它共现的名词时，句子更易于加工，可见语义即时参与到句子的加工中来。实验设计了两种句子。例如：

（9）The witness examined by the lawyer was useless.

（10）The evidence examined by the lawyer was useless.

如果按照花园路径模型的推测，根据最小附加的原则，两个句子具有相同的句法结构应该使用相同的加工方式，但是实验结果显示，对例（10）的加工速度要快于例（9）。Trueswell认为，只有限制满足模型可以给予合理的解释。根据限制满足模型，动词识别后将同时激活与动词有关的论元结构，各个结构的激活强度则取决于其不同的使用频率，句法信息限制论元结构的选择，而论元结构又随动词的识别影响句子结构的构建。在例（9）和例（10）中，“witness”本身在句中既可以作为施事出现，也可以作为受事出现，所以在例（9）中，“examine”不能即时地对题元角色起到限制作用。但在例（10）中，“evidence”只能作为受事存在，“examine”可以直接对题元角色起限制作用。正是这种语义的限制作用使例（10）较例（9）更便于加工，加工难易的不同并不是由句法结构分析的不同造成的。

以上两种理论和模型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句法的早期加工是否具有独立的地位，语义信息是否会对句法分析产生即时的影响。西方学者对此产生了很大分歧。

三、结语

综上所述，在语言理解中，句法和语义的关系研究还存在很多争议，理论语言学在经历了以意义研究为重和以结构形式的句法研究为重的两个r期之后，逐渐明确了语义研究的重要性，强调汉语语法研究在重视句法研究的同时，语义研究不容忽视。对于两者的关系问题仍然有分歧，并且对于句法和语义信息究竟在句子理解的过程中如何即时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存在争议，这是理论语言学依靠静态思辨论证的研究方法不能解释的。心理语言学理论更注重从人类认知规律出发探讨语言理解中句法和语义加工的认知机制，是未来厘清句法和语义关系问题的重要研究方向。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4YJC740122]；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13YYC016]；江苏省高校哲学社科基金项目[2014SJD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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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学结合的意义篇2

 

关键词:法律　高职　工学　结合　权利保护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工学结合是实施人才培养模式转变的重大举措。创新教育培养模式，积极推行工学结合，学生权利保障是关键。学生是工学结合中最重要的主体。他既是受教育者，也是产品或服务的生产者、提供者，同时更是生产第一线最直接的体验与风险承受者。这种复杂身份与学习场地和方式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使学生权利保护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从法律视角研究和探讨工学结合中的学生权利保障，对规范和完善工学结合保障制度，促进工学结合健康、快速发展，全而提升教育品质，意义重大

    一、当前工学结合学生权利保护的司法实践考察

    (一)从学生法律地位来看，工学结合中的学生不是法定意义上的劳动者。我国《劳动法》所指称的“劳动者”，是指依据劳动法律和劳动合同规定，在用人单位从事体力或脑力劳动，并获取劳动报酬的自然人。对于工学结合中的学生而言，其所有的档案户籍关系都在学校，其主要任务是在学校学习，其在校期间的工学结合行为无论是经由学校介绍还是通过自己寻找，都只是学校根据专业培养目标与教育大纲的要求而实施的旨在强化学生动手能力、加深学生对书本知识理解的实践性教学环节。与传统教学模式相比，他只是教学方法、教学场地等方面的改变，是学校课堂教学内容的自然延伸。工学结合本身是基于学校的教学计划安排，其实践内容仍属于学校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的组成部分，其工学结合时间也归属于相关法律所规定的学制年限。工学结合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更好的掌握在校所学知识和技能，为更好的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做积累。所以工学结合期间学生身份仍然是在校学生，不属于法定意义上的劳动者。

    (二)从法律关系来看，工学结合中学生与企业不是法定的或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劳动关系是指依照国家劳动法律法规规范的劳动法律关系，即双方当事人是被一定的劳动法律规范所规定和确认的权利和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其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是由国家强制力来保障的。劳动法律关系的一方(劳动者)必须加人某一个用人单位，成为该单位的一员，并参加单位的生产劳动，遵守单位内部的劳动规则;而另一方(用人单位)则必须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或质量给付其报酬，提供工作条件，并不断改进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生活。劳动关系是由当事人双方按照平等协商的原则建立的，双方当事人各自有平等的相互协商的权利;但劳动关系一经建立，则劳动者必须听从用人单位的指挥，把劳动力的支配权交给用人单位，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劳动关系兼有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性质，兼有平等关系和隶属关系特征的社会关系。工学结合中的学生是为了积累实践经验，不是以劳动作为自己谋生的基本手段，用人单位也没有为学生付出的劳动支付对价的意思。尽管有的单位会也会给付一定数额的费用，但是这种费用只是一种补偿性的报酬而不是劳动关系意义上的工资。学生在工学结合期间虽然得服从企业的实习管理，但是对企业并不具有依附性。因此学生在工学结合期间与用人单位建立的不是劳动关系。

    (三)从权利救济途径来看，工学结合中学生因工伤害按一般民事侵权处理。因工学结合中的学生不是法定意义上的劳动者，其与企业的关系也不是法定的或事实L的劳动关系，加之国家对工学结合中学生因工伤害的责任承担及承担形式又缺乏特别法的规定，尽管有教育部制定并于2002年9月1日起实施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但对此问题的处理，《办法》也无明确的规定。故工学结合下的学生因工伤害既不适用《劳动法》，也不适用《工伤管理条例》，而是据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按民事侵权纠纷处理，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民事法律规定。

    二、工学结合中学生权利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司法资源缺失，学生权利保护难有法依。从现有法律规定来看，无论是《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还是《职业教育法》，对工学结合只有原则性、抽象性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都只是些倡议性规定和指导性规定，缺少义务性或强制性规定，加之相配套法律法规与规章还没有构建，在实践中，这些本就不完善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对工学结合中学生权利保护作用甚微。更重要的是，这些司法资源对工学结合中各主体的法律地位、权利和义务、工学结合中权利损害与责任承担及相应的归责原则都无规定。同时，国家也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学生工学结合期间的合法权益，学生工学结合权利保护属于法律管理的“真空地带”，造成大学生实习生活中权益受到损害时无法可依。

    (二)学生权利救济方式单一。根据劳动法、工伤管理条例及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规定，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其基本的权利救济方式有多种:可由工会出面协商调解，也可由劳动监察部门介人调查，可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对仲裁不服还可向人民法院起诉，出现因工伤害，可申请工伤事故认定。尽管1996年A月12日颁布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61规定:“到参加工伤保险的企业实习的大中专院校、技工学校、职业高中学生发生伤亡事故的，可以参照本办法的有关待遇标准，由当地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发给一次性待遇。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向有关学校和企业收取保险费用。”但国务院2003年4月27日颁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将此项规定完全删除，而且没有另外作出规定。而现行工学结合中学生法律地位的尴尬，使得学生权利救济只能通过民事诉讼，因工伤害也只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规定执行。

  (三)工学结合合作协议中学生权利保护缺位。因为法律规范的缺失，工学结合在我国主要体现在宏观政策倡导和学校与企业的实践层面。尽管在相关教育法规如《职业教育法》中对工学结合有所涉及，但都只是些指导性而非强制性规定。学校、企业、学生在工学结合中的权利义务界定，是通过学校与企业的工学结合合作协议来约定的。而合作协议的内容确定因无法定要求，其随意性较大。学校与企业基于各自的利益关系考虑，往往在协议中对学生权利保护及责任承担要么避而不谈，不作任何约定，使学生权利保护轮空;有的只做概括性规定，导致一旦出出问题，校企双方相互扯皮;有的干脆约定由学生自身承担，违法设定第三方的义务，加重学生责任。这样一来，学生权利保护被人为的忽视，如果一旦受损，就只能依靠学校与企业的人道与良知了。

工学结合的意义篇3

【关键词】 高职教育 校企合作 模式创新 法律保障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指出：“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与企业紧密联系，加强学生的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高职院校和企业行业合作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才能促进高职教育不断地、可持续地、健康地发展，这也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浙江省义乌市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于2008年10月经义乌市政府批准创立义乌市创意园，至2010年底止引进企业55家，其中有浙江大学现代工业设计研究所等研发机构9家。搭建校企合作的产学研平台，引进创意人才，开发集聚义乌创新、创意的智慧，促进义乌小商品转型升级，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众多高校学子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学习、实践、调研、设计、创新，提高大学生的职业能力，使理论知识和技能训练相结合，为大学生走上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向社会输送合格过硬的具有一定理论知识的高技能人才。本文试图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分析校企合作模式创新及运行特征，并提出进一步推动校企合作的思考。

一、创新校企合作模式——义乌创意园的实践探索

义乌具有闻名全球的国际商贸城，有批发零售各种商铺6万多家。截至2011年9月底，有针织、内衣、服装、饰品、玩具、拉链、文具、工艺品等行业为代表的中小企业20546家，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高新技术产品不多。创立创意园，通过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可以服务义乌产业经济，促进义乌经济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

1、政府助推校企合作。义乌市政府为创立创意园公布了《关于促进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义政发〔2008〕66号）等文件，明确了入驻义乌创意园的条件、奖励措施，管理要求；下拨了人民币500万元启动建设义乌创意园，制定了创意园按年度预支管理资金的办法。创意园管理人员由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和聘任校外人员组成。2009年11月国家旅游局在义乌创意园成立了国家旅游商品研发中心，由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兼任主任，先后有多家企业进驻，并且和义乌市旅游户外用品行业协会、义乌市文化用品行业协会进行业务联系、洽谈合作。在2011年中国义乌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上，国家旅游商品研发中心组织40余家旅游研发机构、企业，在义乌国际会展中心D1馆设立了34个展位，展览旅游、文化等新产品近300项。推动了校企合作的深入开展。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措施，来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并且政府通过搭建研发、展览的平台，将学校和企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确并协调校企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从而通过制度和形式来保障校企合作的良性进行及发展。

2、校企合作研发创新。2010年初浙江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与艺术设计研创中心进驻义乌创意园，并和义乌爱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帮助该公司的化妆品外包装设计。该校发挥美术、产品、艺术设计的专业优势，与义乌国际商贸城的企业、商家需求相结合，帮助企业进行装饰设计、包装设计、产品设计等研发创新工作，将创意设计转化为经济成果，服务企业、服务社会达成双赢。

作为入驻义乌创意园的高校之一的江苏大学，2010年3月由一名工业设计系副主任带队，1名教师和18位研究生、本科生参加校企合作的研发队伍。通过调研、参观学习，7天内在义乌创意园提交了30余种设计作品，并通过企业和专家的评审，对于设计作品浙江真爱毛纺有限公司表示满意。随后江苏大学与浙江真爱毛纺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就设计成果转化，校企合作、毕业生就业等方面愿意继续深入合作。把企业文化和管理引入创意园，学生在创意园就可以接触到市场经济的需求行情，熏陶到企业文化、职业心态；提升专业知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筑艺术分院在创意园通过建立研发设计中心等，构建企业化真刀真枪的真实环境，在近2年时间已有数百学生先后在创意园学习、实践、设计、出作品成果，参加了中国义乌文化产品博览会、义乌小商品国际博览会。义乌的一些知名企业，之所以诚心诚意和义乌创意园合作，是源于这些企业的人才需求恰恰切合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开拓创新和发展都需要大批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企业通过校企合作，获取了智力、创造力的源泉，同时也传播了企业文化，增强和扩大了企业的社会影响力，提升了企业形象和社会知名度。

二、校企合作模式创新的特征分析

1、双师合作共育学生。与企业联合办班双师共同培养学生，是校企合作模式创新的特征之一。2010年5月建筑与艺术分院又和浙江正华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共同培养“正华”班学生，该公司是一家中国装饰百强企业，愿意为教师学生进行设计施工实践提供场地、机会和物力；学校为该企业创新设计研发提供人力、智力、创造力。努力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2010年12月人文旅游分院与宁波南苑饭店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合作办“南苑班”。曾经荣获国际五星钻石奖——世界服务最高奖的宁波南苑饭店，是浙江省首家五星级饭店，在酒店文化沉淀积累、管理服务模式创新、操作技能精益求精等方面值得师生学习借鉴。人文旅游分院在职业技能鉴定、员工培训方面为南苑饭店提供服务，各取对方所长，共同提高。企业一线的真实教学环境，确实改变了原来缺乏生机活力的学校课堂教学环境，激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动力，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和培养质量。学校还出台了鼓励青年教师到义乌市企业定期挂职锻炼的规定，学校和义乌市科技局合作，下派科技特派员到企业一线锻炼、指导、学习，推动青年教师掌握实践知识技能，获得行业最新的发展成果信息；另一方面，企业把需要的人才规格与标准融入到实践教学的内容和培养目标上，有利它们发现所需的人才，减少企业员工的培养成本。

工学结合的意义篇4

一、开展“爱国守法”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和指导思想

爱国守法，反映的是公民个人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最基本的规范。对于培养爱国主义情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对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维护国家利益，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对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于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对于规范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强化公民法律意识，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及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爱国守法作为基本的公民道德规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爱国，二是守法。爱国，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也是对每一个公民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守法，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也是每个公民必备的文明素质。要通过开展“爱国守法”学习教育活动，有针对性地解决爱国主义观念淡薄、法纪意识缺乏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使爱国爱企、遵纪守法成为全局干部职工的自觉行动，让职工深切理解我们从事的每项工作，都是祖国建设大业不可缺少的，爱国就要从爱岗开始，立足岗位做贡献，引导职工从遵守厂规、劳动纪律和安全生产规程做起，自觉遵守和维护各项公民规范和国家法律，积极为我局的改革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做贡献，为构建和谐的“一强三优”现代化供电企业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开展“爱国守法”学习教育活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爱国”为核心、“守法”为重点，以突出群众性、注重针对性、强调实效性为基本要求，大力开展思想教育和道德实践活动，不断提高全局干部职工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

二、基本思路和主要目标

㈠基本思路：坚持以教育为先，不断创新教育载体，积极探索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方式方法，注意把思想道德教育融入广大干部职工的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把强化教育与制度建设、评价考核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完善自律与他律相互补充和促进的运行机制，对职工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引导和规范。

㈡主要目标

1、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家观念和爱国情感，使广大干部职工做到：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安全和尊严，维护民族的团结；热爱祖国和家乡的历史文化与优良传统，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积极承担公民义务，把爱国爱企之情转化为敬业奉献的实际行动，为我局早日建设成为“一强三优”供电企业多做贡献。

2、开展知法守法教育，增强法制观念，使广大干部职工做到：具有强烈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自觉维护社会稳定；正确行使公民权利，积极履行公民义务；人人学法、知法、守法、用法，依法办事。并延伸到自觉遵守我局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生产规程。

三、时间安排及方法步骤

我局“爱国守法”学习教育活动从2月份开始，到12月份结束，主要分为部署动员、组织实施、考核总结三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工作如下：

第一阶段：部署动员阶段（2月10日－3月31）

各单位党总支（支部）要认真做好本单位职工的教育引导和组织发动工作，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宣传“爱国守法”学习教育活动的目的、意义、内涵，扩大活动的舆论影响，充分调动广大职工积极参与活动的热情，掀起“爱国守法”主题教育活动”的热潮。同时各单位党总支（支部）要结合各自的实际，进一步充实活动内容，认真制定活动安排实施意见，并于3月1日前将制定的实施意见上报局党委宣传部。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阶段（4月1日-11月30日）

㈠认真抓好学习。要把“爱国守法”学习教育活动作为党员培训、职工培训、岗位培训和班组学习的重要内容，有的放矢的确定学习重点，并通过网络教育、集中学习、专题讲座等形式组织干部职工进行学习，使广大干部职工进一步深化对“爱国守法”内涵的理解和认识，并落实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㈡创新活动载体。开展“爱国守法”学习教育活动要突出群众性，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主体作用。在活动开展中各单位党总支（支部）要切实做到讲求实效，防止形式主义，常抓常新，鼓励创新，要充分利用各种重大节庆、纪念日和“六五”普法教育，广泛开展内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道德实践活动，使广大干部职工在参与中受到教育，得到提高。

第三阶段：考核总结阶段（12月1日-12月20日）

本次主题教育活动纳入20*年党群目标管理考核，由局党委宣传部按月（季）度进行考核。各单位党总支（支部）在12月初要认真对本单位的“爱国守法”学习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并于12月20日前将活动总结上报局党委宣传部。

四、工作要求

㈠加强组织领导。各单位党总支（支部）要把组织开展“爱国守法”主题教育活动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企业的重要内容，切实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健康有序地推进。

㈡加大宣传力度。各单位党总支（支部）要充分利用我局的网络优势，开辟专栏，一是要及时将本单位的活动开展情况以及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在网上，以便加强交流和学习。二是要定期刊登一些有份量的理论文章，加强对活动的引导。

㈢抓好工作结合。开展“爱国守法”学习教育活动，要努力做到“五个结合”。一是与加快建设“一强三优”供电企业和“树形象、创先进”活动相结合，突出思想内涵，强化道德要求。二是与展示“全国文明单位”形象和创建“和谐企业”相结合，增强思想教育与道德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共同创造和谐美好、积极进步的企业风貌，大力提升*的文明水平。三是与加强“四有”干部职工队伍建设相结合，使广大干部职工升华道德境界，构筑精神支柱。四是与弘扬企业文化、提升服务水平相结合，强化责任意识，倡导岗位奉献，提高服务社会和服务用户的能力。五是与本单位的重点工作和中心工作相结合，让职工把爱祖国、爱家乡的热情转化为爱企业、爱岗位、做贡献的动力，把遵纪守法的观念意识落实为守纪律、守规章的自觉行为。

工学结合的意义篇5

【关键词】VanPatten 输入加工理论输入加工教学法

一、输入加工理论简述

上世纪90年代，VanPatten等通过对美国的西班牙语作为第二外语的教学实践调查发现，当时的教学把重点放在输出环节上，效果并不理想。并反对在初学阶段进行大量机械性的输出训练，强调应着眼于习得的第一个环节，即从输入到吸收的环节，逐步建立了输入加工理论。该理论提出后，经过了不断地修正和补充，最终形成完整的二语习得过程模式。输入加工理论认为二语习得过程分为四个步骤：输入、吸收、发展的系统和输出，包含三个心理加工过程：输入加工、系统变化和输出加工。在习得过程中，学习者首先接触输入，然后注意输入，再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建立联系。为了在形式与意义之间建立连结，仅有注意是不够的，学习者还需要理解输入的形式所附有的意义，进行输入加工并整合。最后，融入发展的系统中的语言素材可能最终被学习者利用作为输出，这个过程叫做输出加工（VanPatten，2004）。

二、实践应用输入加工教学法

VanPatten和Cadierno（1993）以英国西班牙语学习者为受试，首次对比研究了输入加工教学法和传统语法教学在西班牙语宾格代名词学习中的效应。其输入加工教学的设计包括：研究者教授学习者如何正确理解OVS语序，然后学习者进行两类结构性输入练习。首先学习者进行指示性练习，即倾听或阅读含有目标结构的句子，然后根据听到或阅读到的内容选择正确的图片。然后学习者再进行情感性练习，根据输入内容选择“同意”或“不同意”、“符合我的情况”或“不符合我的情况”等。在练习中，学习者将阅读过的短文中的宾语代词用突出的方式呈现，并按要求回答这些突出呈现的内容所含的意义。最终，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输入加工教学法显著优于传统语法教学。继VanPatten和Cadierno之后，许多研究者针对不同国家的受试，对输入加工教学法和传统语法教学法进行了进一步对比。Cadierno（1995）对美国大学生学习西班牙语过去式进行研究后，也发现输入加工教学法优于传统语法教学。Potowski等（2009）则探讨了美国大学生对较为复杂的西班牙语虚拟语气的学习，研究结果也进一步证明输入加工教学法显著优于传统语法教学。不过，输入加工教学从学习者认知机制出发，在语言输入到语言吸收环节推动形式与意义连结的建立，从而促进中介语发展。VanPatten等人提出的实词优先原则等加工策略也有心理语言学依据（桂诗春，2000），所以输入加工教学法的优势不可否认。针对输出环节的传统教学促进的是显性知识的提高，只提高了学习的输出能力，未能促进他们对目标结构的理解。而输入加工教学不仅让学习者理解输入，提高学习者的理解能力，还能提高学习者的输出能力。输入加工教学法强调注意语言形式，是一种输入强化方式，能够促使学习者在正确理解输入意义的同时注意语言形式，从而促进语言能力的提高。

三、总结

VanPatten的输入加工理论对学习过程包括从输入到输出的完整构想，而且每个过程又包括一些重要的心理机制：

（1）输入加工，包括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连结和句法理解；

（2）系统变化，包括吸纳和重构；

（3）输入加工，包括词汇通达和产出策略。

主要着眼在从输入到吸收的加工过程，更确切地说是形式与意义联结建立的初始阶段。该理论因为结合了习得过程和一些重要的心理加工机制，如吸纳与重构，不仅分析了习得的步骤与过程，也反映了一些重要的习得机制的作用，因此它对习得系统的阐述也更加全面，所反映的习得过程的动态变化及其原因也更清晰（戴炜栋，2010）。而且，在该理论的基础上，VanPatten等人提出了输入加工教学法，为二语教学开辟了先河。但是，该理论关于语言和语言加工的这些显性知识并不能保障学习者在语言使用中的流利运用，必须通过有意义的练习帮助学习者在加工输入的过程中建立、巩固并强化正确的形式与意义连结。

基于输入加工理论的输入加工教学法，通过对语言输入的有效处理能使学习者不仅注意到语言形式本身，也注意到自己的加工策略，通过意识增进改变可能阻碍高效输入加工的默认策略，因此该教学方法不失为促进学习者从语言输入得以吸收的积极尝试。不过，研究证明，在某些教学内容方面，输入加工教学法并不是完全超越传统的教学方法的，在目的语语法形式等内容学习中的效应仍需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1]Cadierno.T.Formal instruction from a processing prospective：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panish past tense[J].Modern Language Journal，1995.（79）：179-193.

[2]VanPatten.B.Processing instruction：An update[J].Language Learning.2002.（4）：755-803.

[3]VanPatten.B.Input processing in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A].In VanPatten，B.& J.Williams（eds.）.Theor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C].Mahwah.NJ：Lawrence Erlbaum.2007.

[4]戴财运.戴伟栋，从输入到输出的习得过程及其心理机制分析[J].外语界.2011.（1）：23-40.

工学结合的意义篇6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思政；爱国主义

教育是国富民强的根本，是国家未来发展的基石。一国的教育水平关系着其国民素质的高低，是国家保持持续发展动力的源泉，也是增强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依托。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中国的教育明确了办学宗旨，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当今时代东西方文化融合碰撞，教育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背景下，如何坚持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落实有关教育的系列讲话精神，坚持高校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是目前高校思政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要性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肩负着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摇篮，是坚持正确办学方向的重要依靠，也是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高校思政工作事关高校的稳定发展，也决定着社会主义办学事业的兴衰成败。具体来说，高校思政工作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政工作是保障大学生群体稳定的重要抓手高校思政工作是掌握大学生思想动态，确保大学生群体稳定的重要手段，也是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高校历来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配备了思政工作人员，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从制度上保障大学生思政工作的落实。高校依托思想政治工作在化解学生心理危机，确保学生心理健康，稳定学生群体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大学生群体作为高校的重要存在力量，其具有思想活跃、张扬个性的思想特征，思想行为很容易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当遭遇多元文化的冲击时，往往不易辨别真伪，会受其影响导致心理和行为上的一系列变化，个别学生甚至受其蛊惑滑向了犯罪的深渊，以致悔恨终生。个别学生由于受到家庭和社会双重环境的影响，存在严重的心理障碍，情绪低落甚至抑郁，以致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个别学生由于受到暴力文化的影响，热衷于使用暴力解决问题，以致形成行为偏激的处事方式，给大学生群体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个别学生因为恋爱中遇到问题，无法找到合适的解决途径，加之过大的心理压力，往往在恋爱失败后不能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甚至酿成悲剧。大学生群体存在的各种不稳定因素是新时代高校稳定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结合时代要求和社会发展形势变化采取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成为了高校的重要抓手，也是确保学生群体稳定，保障高校健康平稳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思政工作是新时代高校教育工作的有力手段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在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文化的同时，国外腐朽思想和文化的渗透也逐渐成为了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西方腐朽文化中所宣扬的自由、民主、暴力、色情等内容逐渐向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渗透。在面对多元文化价值的冲击时，高校大学生群体首当其冲，面对多元文化的交融，大学生往往不能充分认识到国外腐朽思想和文化的危害性，致使思想上受到侵蚀，行为受其影响，导致出现了一系列教育问题。新时代高校的思政工作面临新的形势和考验，结合形势的发展变化，高校思政工作应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充分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掌握和了解国外意识形态发展的最新动态，了解其发展和传播的规律性，结合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政工作。充分发挥高校思政工作的优势，在现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大学生群体特点，采取灵活的教育方法，以大学生易接受的方式开展思政工作，及时掌握大学生群体动态，对大学生群体中存在的思想问题及时发现，将矛盾和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作为高校学生教育工作的重要手段，高校应充分掌握并加以运用，采取有力措施保障思政工作的顺利开展，从各方面积极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规范有序进行，确保大学生群体的稳定。

（三）思政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培养社会主义人才的重要保障思政工作是高校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工作形式，也是确保培养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的有力保障。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鲜明特色，也是立足中国国情，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经验总结，是指引中国教育发展方向，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积蓄后备人才的重要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的方针、政策在高校的贯彻落实，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用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理论指导教育工作，使高校教育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规范有序进行，凸显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特色。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强高校思政工作，针对高校的社会主义办学特点和规律，结合当代大学生群体特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思政工作，创新思政工作形式，发挥课程思政、网络思政的优势，结合日常思政工作的特点，综合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思政教育工作，让思政工作贯穿高校教育工作全过程，有力推动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为社会主义高校事业发展培养具有高尚的社会主义理想情操、专业性和理论性兼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复合型人才。

（四）思政工作是应对国内外形势变化，实现高校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当今世界国际形势日趋复杂，大国之间的博弈渐趋加强，在进行国与国之间竞争的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难免碰撞，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之间相互冲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尤为激烈，西方国家通过意识形态输入妄图掌握思想斗争领域的主动权，企图通过意识领域逐步渗透到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面对日趋复杂的形势，要取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权，确保高校的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做好高校的思政工作。思政工作是实现高校长期稳定的重要工作手段，是高校必须常抓不懈的重要工作，也是实现高校社会主义全方位育人的重要依托。利用思政工作做好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工作，结合当前形势发展变化规律，制定符合高校实际的工作措施，将思政工作与学生工作实际相结合，切实掌握学生群体的思想动态，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结合高校工作实际，制定思政工作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对思政工作的各阶段规划设定明确的规划纲要，规划纲要的实施要有明确的实施方法和步骤，各发展阶段应确定合理的规划目标，有计划、有目的地实现各阶段的规划目标，逐步推动思政工作的开展。

二、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长效发展的工作路径

（一）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改革，发挥课程思政的协同效应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社会主义人才的重要理论课程。在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时，应在结合理论教学的同时充分将国家的方针、政策贯穿于教学的全过程，将理论中的精髓与社会和时展相结合，充分运用案例、研讨等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学习，激发学生的理论学习热情。根据课程教学特点和规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引入教学全过程，在思政课教学中加入中华历史人物故事讲解，用历史人物在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方面的良好道德修养激励和引导学生，培养学生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国学经典融入思政课程的教学体系之中，利用国学经典中的国学知识提升大学生的国学素养，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价值观念，逐步将传统美德教育深化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全过程，实现思政教学理论的升华。注重发挥课程思政的协同效应，将思政理论引入多领域学科的教学之中，实现不同课程的思想政治理论的示范效应。制定科学合理的课程思政实施规划，规划中要明确课程思政的实施要点、步骤、引入内容、效果、经费投入、保障措施，确保课程思政的实施有章可循，保障课程思政的教学效果，最大限度发挥课程思政的育人效应。

（二）深化理论宣传，建设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行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社会主义国家教育发展，建立社会主义高校的重要理论依据，是社会主义国家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针的重要理论来源。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依托，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肩负着培养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人才的艰巨使命。深化理论宣传，应当结合高校工作实际，依据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理论宣传工作，综合运用报纸、杂志、网络、微博、微信等传播媒介开展形式多样的理论宣传工作，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以师生容易接受的方式加以宣传，激发师生的理论学习兴趣；广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传统美德教育，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加大理论宣传力度，推动理论宣传的制度化和长效化。加大理论宣传人员的培训力度，实现培训的制度化、常态化，提升理论宣传人员的理论水准和综合素质，切实保障高校理论宣传效果。

（三）构建思政工作长效机制，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思政工作是高校思想工作的重要手段，也是长期以来高校进行思想教育的主要措施，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有效工作方式，也是高校必须坚持的思政工作模式。构建思政工作的长效机制，是确保高校长期稳定发展的制度基础，也是实现思政工作制度化的重要保障。应从高校发展实际入手，结合高校办学规模、师生数量、人员构成、海归人员比例、思政工作人员队伍结构等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机制，机制中应明确学校思政教育的目标、措施、考核体系、培训体系、工作制度、奖惩机制、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等内容，从各方面完善机制内容，确保高校思政工作的顺利开展。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培养学生的政治素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引导和教育学生，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学生头脑，提高学生的理论修养和政治素质；培养学生的思想素质，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学生的教育工作，培养学生掌握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用历史人物故事和当今社会中的鲜活案例教育和引导学生，发挥榜样作用，以榜样的力量影响学生，实现学生道德的升华。

工学结合的意义篇7

关键词： 句子处理 外语教学 原则 策略 三大模型

每天我们都会听到成千上万的句子，可对其中的大部分句子，我们几乎都没有注意其结构就作了回应，有些句子晦涩难解其意，还有些句子意思清楚但意图模糊。理解一个句子涉及句法、语义和语用因素，以一个简单的主动陈述句为例：Tom says goodbye to Kate.（Tom向Kate道别）在句法水平，我们要确定的是句子的成分或短语结构。即Tom是名词，say goodbye to动词短语，Kate是名词。从语义水平上来说，可能是Tom要离开，向Kate告别。

理解句子的第一步是将句子表层结构的各个成分归属于相应的语言学范畴，这个过程叫做语法分析（parsing），通常我们采取两种原则进行语法分析：即时原则和等等看。即时原则，Just和Carpenter（1980）认为我们看到一个词就会立即作出决策，他们把这个原则叫即时原则。这种观点认为当我们听到一个词时，就能从长时记忆中提取出其意义，确定其所指并把它放到句子句法结构的具置。采取这样一个原则的主要原因是即时加工可以减轻记忆负担，但是它可能导致错误的语法分析。比如说：The florist sent the flowers was very pleased.乍一看这个句子似乎不符合语法，较难理解，采取上述原则比较容易出错。等等看的方法就是在句子后面会说什么比较清楚之后再对单词或短语进行解释。这种原则可以减少语法分析的错误可是会增加记忆的负担。比如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句子：John bought the flower for Kate.这个句子在句法上存在歧义。可能是John买花送给Kate，也可能是John顺便帮Kate买了花，Kate想把它送给别人。如果我们采取等等看的原则，那么我们就要保留两种解释或更多，我们的工作记忆就会承受不住这么多。

在我们理解句子的时候通常会在抉择一些词该放到句子句法结构的哪些位置，我们根据什么来作决策？下面介绍两种得到大量经验支持的策略：

迟闭合策略（late closure strategy）它倾向于把新词汇项目附加到当前成分（Frazier，1987，Frazier & Foder，1978，Kimball，1987），这一策略可以减少语法分析中工作记忆的负担（Frazier，1987）。下列句子是迟闭合的一个例子：Tom said that Bill had taken the cleaning out yesterday.Frazier和Fodor（1978）认为我们一般偏好后中解释。

最小附着策略（minimal attachment），它倾向于把新项目附加到那些能够使用最少的、与语言规则相一致的句法节点即可建构的短语标记上（Frazier，1987，Fazier & Fodor，1978）。

为了更好地处理句子，Michael Harrington 在Sentence Processing中提及三个模型。

原则模型（principle approach）

该模型是Pritchett在Chomsky的GB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它认为词汇的加工和提取是自动的操作，不需要词汇以外的信息。语境对词汇的加工不产生直接的影响，但对词汇加工的输出起作用，进而选择合适的意义。它认为句法信息优于语义信息，句法加工支配着句子理解的过程。可是这种强调句法优先的理论受到了一系列ERP研究结果的挑战。这个和模块模型相似。运用这个模型可以减少工作记忆的负担，但是可能会引起错误的语法分析，比如花园小径效应。

约束模型（constraint-based approach）

该模型认为，在句子加工中，句法结构的建构是各种信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与满足的结果。在句子进行语法分析的最初阶段，我们就会同时利用所有可获得的信息――句法的，词汇的，语篇的，还有非语言信息和情境信息（Tanenhaus，Spivey-Knowlton，Eberhard & Sedivy，1995），这个模型能尽量减少语法分析错误的产生，可是会增加理解者工作记忆的负担。

指称模型（referential approach）

这一模型结合了以上的两种理论。在进行语法分析的时候，同时利用所可获得信息――语篇来分析歧义，认知者需要根据交际语境（认知语境）对具有歧义的语言结构作出顺应语境的选择，意识到哪一种语义更顺应语境，这就涉及顺应过程的意识程度。认知者在选择歧义句句法语义、作出顺应时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反应程度越高，对歧义句认知消解也就越容易实现。这一模型兼顾了上述两种的优缺点，

在外语学习和教学中难免会遇到句子理解的问题，恰当地运用句子处理的模型，有助于帮助学习分析和解决歧义，从而更好地掌握外语的学习，提高学习效率。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不断深化对语言现象的认识，正确理解语言结构及其运行规律，以便能按照语言的规律去学习和教授语言。作为语言工作者和学习引导者的教师，应重视这一语言现象，将英语歧义理论研究与实际教学相结合，使其产生语言学和教学两方面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吴彦文.歧义心理意义建构理论述论［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4.

［2］章艳.英语中歧义句常见的类型［J］.同济大学学报，2000.

［3］Michael Harrington.Sentence Processing.Cognition and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2001.

［4］David W.Carroll.Psychology of Language.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Frazier，L.Making and correcting errors during comprehensions：Eye movements in the analysis of structurally ambiguous sentence［J］.Cognitive Psychology，1982，（14）.

［6］MacDond，M.C.Lexical representations and sentence processing：An introduction［J］.Language and Cognition Processes，1997，（12）.

［7］Boland，J.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yntactic ambiguity Resolution［J］.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1997，（4）.

［8］陈潇.歧义句型及认知解读模式.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2004.

［9］董燕萍.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外研社.

工学结合的意义篇8

关键词:十七年;电影艺术;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结合;电影美学

中图分类号:J909文献标识码:A

在“十七年”时期,“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简称“两结合”)是颇为引人注意的一种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方向。如果说,1949-1958年的中国电影坚持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1959年至“十七年”结束,“两结合”至少在宣传上逐渐取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跃而为此时主导性的美学与创作原则。那么,“十七年”时期的“两结合”思想对中国电影到底产生了何种影响,原因何在?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对“十七年”时期“两结合”思想的提出及其对中国电影的影响进行解读。

一、“两结合”的提出与其后影响

“两结合”之所以能迅速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然,首先是与倡导者有关。早在1938年,就在给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题词中写道,“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到了1958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建议艺术工作者搜集民歌时,又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1958年5月8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二次会议讲话中,又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创作方法,是他继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又一次对党所领导的文艺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这一艺术创作方法的提出,集中反映了在新中国成立近10年后,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导向与任务所作出的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文艺美学思想的一种新的认识和理解。从前苏联移植至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固然强调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中国文艺创作中的主导地位,但是在政治家兼诗人的看来,仅仅强调现实主义还是不够的,艺术还应该以革命的浪漫主义为广大社会主义建设者描绘更美好、更浪漫的共产主义蓝图和远大的革命理想。于是,以往被许多学者认为完全不同,甚至有时还是截然对立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那里得到了对立的统一。通过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才会既有革命的现实描绘,又寓于革命的远大理想。的“两结合”文艺创作方法提出后,马上得到了文艺界相关人士的积极响应。1958年6月1日,周扬在《红旗》杂志发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首次正式传达了上述讲话的内容,并对之进行了理论阐释与论证:

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我们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时代,劳动人民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都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共产主义精神空前高涨的时代。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的斗争中,就是把实践的精神和远大的理想结合在一起的。没有高度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就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我们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风格。人们过去常常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当作两个互相排斥的倾向,我们却把它们看成是对立的而又统一的。没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就流于鼠目寸光的自然主义;……当然,浪漫主义不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也会容易变成虚张声势的革命空喊或知识分子式的想入非非……。

我们应当从我国文学艺术传统中吸取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丰富经验,并且在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发扬光大之。①

1958年中共结束后,《文艺报》文联主席团会议也对提出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论断,进行了阐释,他们认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要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出不断革命的现实发展,并且充分表现出崇高壮美的共产主义理想;要求文艺创作者创作出最真实的同时又是具有最高理想的文艺,忠于现实而又比现实更高的文艺。只有这种文艺能够完满地反映出跃进再跃进的现实,鼓舞人民向更新更美的目标前进。”②郭沫若在《红旗》第3期上发表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认为,文学史上许多文学家既是现实主义者又是浪漫主义者。

1959年5月3日在发表的《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问题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即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就是说,既要有理想,又要结合现实……主导方面是理想,是浪漫主义。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和情操更美好、高尚。现在的作品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都不够,尤其是浪漫主义更差一些。”③ 1960年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讲话中,周扬再次强调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贡献,他说:

这个艺术方法的提出,是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思想,根据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规律,从当前革命斗争的需要出发提出这个方法来的。他把革命气概和求实精神相结合的原则运用在文学艺术上,把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艺术方法辩证地统一起来,以便更有利地表现我们今天的时代,有利于全面吸取文学艺术遗产中的一切优良传统,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作家、艺术家不同的个性和风格,这样,就给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开辟了一个广阔自由的天地。这两种精神的结合,不只适合于文艺创作,也适合于文艺批评。④

“忠于现实而又比现实更高”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法,在原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方法论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当时的中国文艺创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不仅迅速在文学界得到响应,而且在各界的广泛呼应下,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口号逐渐取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至成为“十七年”后半段整个中国文艺的指导原则,实际上也成了后来样板戏和电影的理论资源和美学依据。

为与“两结合”主导原则相适应,1959年至1966年这段时期的中国电影,也在历经了“十七年”前半段的政治磨砺与思想激荡后,呈现出一番新的景象。1959-1966年的中国电影创作和电影美学形态,可以说,形成了两条发展主线。一条主线是自上而下的对“两结合”的推介与倡导。另一条路线则是思想解放、艺术创新与进一步对提倡“双百”方针的落实。

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作为1959-1966年文艺创作的主导方法,无疑是这个时期中国文艺创作中,最受关注的一个带有方向性暗示性的创作理论命题,也是当时学术界引起普遍重视的研究话题,这一创作方向后来成为电影的重要理论支柱之一。

1958年提出并倡导“两结合”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方法后,文艺界立即展开了广泛的学习与座谈。其中较多谈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做到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也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开始了最初的尝试,特别是在最先提出“两结合”的诗歌创作领域,出现了一批具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气质的新诗歌创作。但在最初阶段,电影界对“两结合”的探讨比文学界要低调一些。如罗艺军在他的《电影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学习笔记》中就指出:“提出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主张,引起了文艺界的热烈响应和讨论。在诗人和戏剧家中间,这种讨论尤为热烈,但截至目前为止,关于如何在电影艺术创作中贯彻的这一主张,还缺少见诸文字的探讨。”⑤

二、电影界对“两结合”的理解与实践

当然,电影界对“两结合”也不是完全置之不理。为了配合“两结合”的提出以及对一些相关问题进行探讨,电影界内部也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如1958年《中国电影》与上海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就在上海举行了电影工作者座谈会。陈鲤庭、瞿白音、杨师愈、应云卫、郑君里、徐韬、李天济、崔嵬、秦怡、林朴哗等人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在会上,大家探讨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区别,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的内容、含义等,认为我国古典文学中就已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传统,李白等中国古代诗人的作品中就存在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内容。就此再作深入探讨,有的与会者着重从民族传统的承继和发扬视角理解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认为“两结合”说到底是一个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问题。他们指出,在30年代的电影创作中,田汉、、金山、郑君里等人的作品也都有浪漫主义色彩。五四以后,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写实主义流派,主要受高尔基、左拉、易卜生等人的影响;以郭沫若、田汉等为中心的创造社,则代表了浪漫主义一派,更多的受拜伦、席勒、王尔德的影响,他们的浪漫主义大多是从西洋生吞活剥地搬来,并且主要是从手法上开始的。这些与会者从历史的线索力图对中国文艺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发展脉络作出梳理,并籍此为中国电影中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提供一种历史背景。也有与会者认为,革命的浪漫主义不是表现手法的问题,而是思想境界即思想感情的问题。我国的电影艺术还没有创作出真正能体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秀作品。但《黄宝妹》、《十三陵水库狂想曲》等电影已带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如《黄宝妹》中最后将纺织女工比作七仙女、《十三陵水库狂想曲》中描绘二十年后生活的段落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这些作品有着丰富的想象与远大的理想。此次座谈会的主持人陈鲤庭最后在其总结陈词中指出:“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革命浪漫主义并不是某些表现手法的问题,也不是追求对未来事物的描写,而是对人物的思想、灵魂的更高境界的追求。革命浪漫主义不只是要恰如其分地反映革命的现实,而且要突出地反映现实中的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为了要追上时代的革命精神,追上先进的思想,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必须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这样才能创作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来。”

由于此次座谈会与会人员多为当时上海电影界的重要导演与演员,因此,他们的观点也代表了当时相当一批中国影人对“两结合”的理解。

电影理论界也积极响应“两结合”,他们从专业角度对电影创作的“两结合”进行解读。罗艺军在《电影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学习笔记》⑥一文中,对“两结合”的内涵进行了美学释义,对相关创作实践问题展开了理性思考。他说,以往“在理论上,我们承认革命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却似乎是一个次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对革命浪漫主义的理解也不是很准确的。在创作实践中,革命的浪漫主义往往被当作可有可无的部分而被舍弃了,或者是被当成一种外加的东西而被表现得肤浅和简单化。因此一般的说来,我们的影片中是非常缺少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在罗艺军看来,《白毛女》是我国较好地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影片,他特别对影片中喜儿这一角色身上所体现出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进行了分析。此外,罗艺军还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为例,在中外对比中,对“两结合”的美学特征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新现实主义的影片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现实生活作了批判,但没有指出前景;新现实主义的作品缺乏理想和激情,缺少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也即是缺少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在对电影如何探索革命浪漫主义的问题进行论述时,罗艺军指出:电影艺术的写实特性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并不矛盾,电影的一些视听语言手段有助于创造出革命浪漫主义的影像。但究竟如何利用电影的语言、音乐、色彩、特写、蒙太奇等手段,如何充分运用电影艺术特性,创作具有高度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品,则需要电影艺术工作者去探索。此外,在大力倡导革命的浪漫主义的同时,罗艺军也提醒人们:“我们的电影艺术在对革命的浪漫主义进行探索的道路上,有时也会走入歧途。对革命的浪漫主义曾经有过这样的理解,即是把生活提高一步来表现。这种理解是含混的,不周全的”。从总体上看,罗艺军对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解读,在当时是比较细致的,除受当时政治因素影响而做出的若干判断有些不妥外,对“两结合”的领会与诠释在总体上是比较专业的,代表了当时电影理论界对“两结合”的学习心得。

此外,当时电影界的各级领导层对“两结合”也予以了相当的关注。其时身为文化部部长的周扬在各种场合曾多次对“两结合”加以阐述,强调其重要意义。他在1960年全国第三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被视为当时国内文艺界高层对“两结合”进行的最权威阐述之一。周扬始终强调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辩证结合。他在报告中指出:“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批判地继承和综合了过去文学艺术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上将两者最完满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完全新的艺术方法”、“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同历史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又有本质的不同。它要求革命作家,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既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又具有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既要从现实出发,充分认识它的现状和特点,又要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善于预测未来,从而推动现实的前进。”⑦

1960年7月,袁文殊在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做了名为《沿着的道路大步前进的电影文学》的发言,他在发言中指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革命理想和求实精神相结合的方法,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精神在文艺创作上的运用,因为它是从无产阶级的哲学思想发展出来的革命的创作方法。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解放了的时代,是一个群众革命热情高涨的时代,广大的人民群众具有远大的理想和雄伟的气魄,他们正以冲天干劲要求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幸福美好的未来,因此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精神。……而我们认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最适合于表现我们的时代的方法,是最适合于塑造先进形象的方法。”⑧

陈荒煤在评论影片《聂耳》时指出,“光讲现实主义,不讲革命浪漫主义就不能鼓舞人。完全局限在当时琐碎的事实上,革命浪漫主义不但出不来,反而是陷入自然主义的表现,甚至是损害聂耳的形象。革命的现实主义一定要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起来。历史的背景、时代气氛、生活场景、细节的描写、人物内心活动的表现等等,都一定要真实。可是这种真实如果不和人物的理想――革命精神结合起来,不能反映时代的最大真实――革命主流,就不能创造出生动鲜明的英雄人物。”⑨他在评论影片《战火中的青春》时,认为:“我觉得,这部影片,对我们理解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也是很有启发的。我们有些创作者,往往不大注意题材的选择,不大理解题材的新颖是和广泛反映生活,更加突出地反映生活本质的东西相联系的。有人这样认为:只有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现象,才是我们应选择的题材。不去发现、概括和创造在目前看来是少量的,却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新事物,至于从那些特殊的、稀有的题材中去发掘、显示它的时代的、历史的意义,就更难做到了。《白毛女》是一个传奇性的故事,是一个特殊的题材,但是有非常强烈的典型意义。《战火中的青春》也证明了:这个极个别的、稀有的事件,也能够反映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本质的东西,也有很大的典型意义;表现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中那种高昂的战斗精神,表现了中国人民之所以战无不胜的某些本质的东西――决定战争胜利的最重要的因素,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新的人。”“我们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创造一个令人信服的英雄形象,既要使观众承认这个英雄人物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感到的确是真实可信,同时,又要感到,这个英雄人物应当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不但表现新的英雄人物是什么样的,更重要的,表现新的英雄人物应当是怎么样的。这两者都要达到真实可信的程度。”“只对英雄人物的行动和心理作了具体真实的描写,而不注意充分展开冲突、情节、揭示英雄人物的丰富的精神面貌,充分表现人物的革命精神、革命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这就使得影片缺乏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相反的,只是外表地或者人为地把英雄人物的精神面貌加以简单地夸张、美化,而不注意对英雄人物的行动和心理作深刻、具体、真实的描写,不以革命现实主义作基础,那么,影片同样不能产生真正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⑩

陈荒煤在这两篇评论中,注意到了电影创作应该如何体现革命浪漫主义,涉及到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中的真实性。并对如何从实践层面把握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阐释。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对“两结合”的阐释中,又不约而同地将其与当时进行的反对修正主义结合起来。如周扬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的报告中便以修正主义为靶子,将“两结合”和当时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革命的浪漫主义从根本内容上讲,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我们的文艺应当创造最能体现无产阶级革命理想的人物,现代修正主义者攻击我们的文艺,正是因为他们痛恨我们文艺中所表现的革命倾向性。他们故意把倾向性和真实性对立起来,他们排除生活中的先进理想,他们的所谓‘现实主义’也就是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实际上不是现实主义,而是卑琐的自然主义和颓废主义。”B11

袁文殊在对“两结合”进行论辩时,也对修正主义进行了反击。他指出,“现代修正主义者标榜的所谓‘写真实’,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然主义。他们拒绝去表现生活的主流,去发现富有时代特征的人物和事件,而热衷于所谓小人物、小主题。看来这似乎只有两种不同创作方法的分歧,但实际上却是两种世界观的分歧。修正主义者正是企图用那种繁琐的、局部的‘真实’,来抗拒我们电影作品中应有的党性和倾向性,这是必须坚决驳斥的。只有和这种修正主义文艺思想进行不断的斗争,才能够把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完全一致起来,才能够不断发现我们的正确的创作道路。”B12如此一来,“两结合”不仅有着较强的政治色彩,而且,也打上了非常明显的时代的印记。

显然,作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方法论,“两结合”在当时的确受到了较多的关注,也吸引了文艺理论家、评论家与各级官员对其进行阐释与解读。当时之所以提出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实则是号召人们既要表现革命的现实主义,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同时也不要只拘泥于眼前的革命现实,而是要在革命现实的基础上,体现出浪漫的理想、革命创造的激情与明确的倾向性,他以其领袖的高瞻远瞩和浪漫的诗人气质提醒人们:社会主义的革命现实固然美好,也应该反映,但远大的革命理想与无比辉煌、浪漫的共产主义未来同样让人憧憬与期待。

“两结合”所要求体现的文艺创作中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现实和理想的统一,不过,尽管当时的电影主管部门、电影理论界自上而下地对“两结合”强力推荐,但在电影创作者心中,如何恰当地展现“两结合”还是一个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难题。特别是在体现革命的浪漫主义上,很多影人对它的尺度把握,还是不甚明了或深感力不从心。周扬的阐释是“革命的浪漫主义从根本内容上讲,就是革命的理想主义。”,但革命的理想主义又如何在创作实践中给予准确地表述?这些问题环环相扣,往往一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圆满解答,便随之又带来一连串解不开的系列难题。另一方面,作为革命浪漫主义要求创作者必须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展望“未来”,这对创作者显然要求也非常之高。正如1958年《中国电影》与上海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召开的电影工作者座谈会上“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表示”的,“目前在生活中,共产主义风格正在形成。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写出它的成熟和发展来。但如果我们的思想感情不高,就无法表现生活已经萌芽的共产主义精神并展示其未来。……这是目前电影创作人员所感到最苦恼的问题。”B13在创作者“两结合”的艺术探索实践中,对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处理始终也存在一些疑问,如有人提出的:“是否要在结尾描绘一下未来才算是革命浪漫主义?”。如严寄洲导演的影片《赤峰号》,是否要在影片结尾时让死去的水手长和小兵“奇迹般地出现在甲板上微笑着遥望前方”,就算表现了“革命的浪漫主义”?在这些具体的导演处理中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与困扰。更富代表性的是郑君里和他拍摄的影片《聂耳》,这部影片被许多人视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范本,但郑君里本人却相当直白地指出,在影片具体的拍摄过程中,自己并没有按照“两结合”的艺术方法进行创作。他坦承:“有几位评论家提到影片(《聂耳》)运用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我最初读到这些说法时,感到有点意外。说实话,在剧本写作和影片拍摄过程中,在我们创作人员之间,并没有提起过这个方法,并没有企图在影片中运用这方法。我们在这方面知道得实在太少,就是有意问津,也不知从何下手。”B14从郑君里的这番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创作者对“两结合”的理解仍然存在较多困惑。

为此,当我们对1959-1966年的中国电影美学形态进行审视时,不免惊讶地发现,虽然“两结合”被视作此时主导性的文艺创作方法,但却很少有故事片真正完美地体现了“两结合”的艺术魅力。被评论界认可的较好做到了“两结合”的代表作品不过有《聂耳》、《战火中的青春》等几部。这种电影美学上的“雷声大,雨点小”的现象或许也正是这个时期中国电影界现实状况的最直接反映。相对电影创作来说,文学(特别是诗歌)更能发挥革命浪漫主义的绮丽想象,而中国电影工作者则更注重真实(生活真实/艺术真实),对于一种美好浪漫的理想如何才能恰到好处地落实到视觉形象中去,这在当时是十分考人的一道难题,处理得不好就成为严重脱离现实的“空想”,而这恰恰是许多严谨的电影艺术工作者长期以来特别忌讳的。此外,虽然这个时期大力提倡“两结合”,但从上至下,并没有一个指令性的具体措施。即便是很热衷于提倡“两结合”的一些领导,对“两结合”的创作也不是没有一些担忧。如袁文殊就认为:“整个说来,我们在浪漫主义表现手法上的探索还很不够,有待于我们的剧作家和所有的电影艺术家们共同努力,大胆创造。”但他也指出:“浪漫主义的手法,是为了更好地表现英雄人物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如果离开了这个目的,一味去追求手法上的奇特,则会走上形式主义的道路。”B15

此外,在当时的电影创作和批评中,虽然大力提倡“两结合”,但大家有意无意地认为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英雄”形象的塑造似乎更具可操作性。而且有的理论家认为“两结合”可以作为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和革命英雄形象的一种方法。如陈荒煤在《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英雄人物》一文中指出:“我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正是一个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最好方法。恩格斯当时给哈克纳斯的信件中提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希望他写出那个资本主义时代中已经觉醒了的工人阶级的新生力量。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就是要描写我们时代的新的典型。”同时,他也注意到了“两结合”的形式与题材多样性的关系。“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也只有在题材更广泛、形式更多样化这个基础上才能获得更好的、更广泛的发展。政治上的一致性和艺术形式的丰富多样性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国革命无比丰富的经验,能在电影艺术中得到充分的反映。”B16

另一方面,1959年以后“两结合”虽成为文艺创作的主导创作方法,但“双百”方针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更受重视。1962年,在《文化部党组、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只有认真贯彻执行这个方针,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鼓励文学艺术创作上的个人独创性,提倡风格多样化,发展不同的艺术流派。”“可以写今天的生活,也可以写历史的事迹,可以写尖锐的政治斗争,也可以写普通的日常生活;可以写正面人物,也可以写反面人物;可以写敌我矛盾,也可以写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写喜剧,也可以写悲剧。可以歌颂,也可以批评或者讽刺。任何题材,只要是用正确的态度去写,并且写得好,都是为群众所需要的。一切文学艺术作品,只要不违背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六项政治标准,都可以存在。”在这个草案中,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包含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而不是相反。我们提倡这种方法,认为它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但是,不要求所有作家艺术家都必须采用这种方法。”

因此,在这个时期,电影艺术工作者对“两结合”虽也作了大量的阐释。但在实践中,真正体现“两结合”的作品却并不多见。真正对“革命浪漫主义”进行大规模实践并将之推向极端化的应该还是在时期。正如1986年夏衍所指出的:“要求写一种题材、一种人物,用一种创作方法,这就是所谓样板。按样板行事,当然更谈不上流派和风格了。先是写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落后人物、中间人物不能写,写英雄人物也不能有一刹那的杂念。创作方法呢,那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求纯、求一,结果是十年中十亿人民的国家只出了‘旗手’炮制的八个样板戏。”B17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特定语境下的产物,“两结合”在特定的时挥了自己特定的功能,也体现了当时的政治审美需求,一经结束,“两结合”也随之而退出了历史舞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人们重新认真、全面地去理解现实主义,尤其是后来自觉不自觉地引入了不少西方现代主义理论和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在电影创作中突破,反思传统,批判,提倡人性以后,则“两结合”更作为一种历史的陈迹,留在了属于它那个特定时代的文化记忆之中了。(责任编辑:郭妍琳)

① 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1958年《红旗》创刊号。

② 社论《掀起文艺创作的高潮建设共产主义的文艺!》,《文艺报》,1958年第19期。

③ 《关于文艺工作两条腿走路问题的讲话》,吴迪(编)《中国电影研究资料》(中),第242页。

④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9页。

⑤ 罗艺军《电影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学习笔记》,《电影艺术》,1958年第10期。

⑥ 罗艺军《电影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学习笔记》,《电影艺术》,1958年第10期。

⑦ 蔡仪《文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4页。

⑧ 袁文殊《电影求索录》,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27页。

⑨ 陈荒煤《从一个人表现一个时代――〈文艺报〉座谈彩色故事片〈聂耳〉》,《聂耳――从剧本到影片》,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年版,第404-405页。

⑩ 陈荒煤《漫谈〈战火中的青春〉》,《文艺报》,1960年第24期。

B11 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1960年7月22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文艺报》。 B12 袁文殊《电影求索录》,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B13 《敢想敢说赶上时代――上海电影工作者座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电影艺术》,1958年第10期。

B14 郑君里《在银幕上再现聂耳的英雄形象――影片〈聂耳〉导演后记》,《画外音》,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年版,第107-108页。

B15 袁文殊《电影求索录》,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29页。

B16 陈荒煤《创造无愧于时代的新英雄人物》,李道新《中国电影批评史》(1905-2000),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300-301页。

B17 夏衍《对当前文艺形势的随想》,《夏衍电影文集》(第二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The "Two Combination " Aesthetics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Period

And Its Impact On The Chinese Film

JIN Dan-yuan,XU Wen-ming

(School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072 )

Abstract: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s "Seventeen Years" (1949-1966) period, the "revolutionary realism and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combined" (referred to as "two combination "),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eation of socialist ideas. This advocated by Mao Zedong's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aesthetics at that time, also has some impact on the Chinese film . In this paper, following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ilm aesthetic ,we sort out and analysis the history of the "two combination "and its impact on Chinese fi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