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保护条例范文
时间：2024-02-23 10:05:18
非物质文化保护条例篇1
今年2月26日，我委收到省人民政府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议案后，即将条例草案印发11个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征求意见。2月28日、3月1日分别召开专家学者和省级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会，听取意见和建议。2月底至3月上旬，我委会同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赴杭州和湖州等地进行调研，召开了由当地人大、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参加的座谈会，征求对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3月16日，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现将审议情况报告如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智慧与文明的结晶，其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是我们的文化之魂、民族之根，也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和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如“三雕一塑”(东阳木雕、黄杨木雕、青田石雕和瓯塑)，享誉海内外。作为沿海经济较发达省份，如何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我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几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绩显著，保护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但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保护意识淡薄，工作不平衡。不少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未得到政府足够的重视，一些地方领导对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保护意识较为淡薄，重申报、轻保护；重开发、轻管理。有的甚至在未实行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急功近利，盲目开发，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严重破坏。二是资源流失加快，传承后继乏人。近年来，有些团体和个人受利益的驱使，将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转让出卖，以谋取私利。不少境外人员也以各种名义到我省各地，搜集民族民间艺术资源，造成民族民间文化珍品流失境外。同时，部分传承人的生存状况较差，特别是一些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年逾古稀，后继乏人，使得这些独门绝技随着老人的离去而失传灭绝。面对现代化物质生活的改变与市场的冲击，民族民间艺术的消亡速度正在加快。三是立法滞后，保护力度有待加强。由于缺少相关的制度规范，我省不少地方的保护工作仅仅停留于文化行政系统的部门行为，尚未形成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局面，保护措施得不到很好落实。大部分市县保护和管理力量较为薄弱，经费投入较少，一些地方连整理抢救等基础性保护工作都难以开展。因此，亟需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职责和保护措施，以进一步推进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目前云南、贵州、福建、广西、宁夏、江苏等省区已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极大推动了当地的保护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列入了本届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广东、安徽等10多个省区也将相继制定地方性法规。我们认为，及时制定《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对于加快推进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法制化进程，进一步提高保护和利用水平，是十分必要的。
省人民政府提请审议的条例草案，较好地总结了多年来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验，吸收了各方面意见，内容基本上是可行的，建议提请本次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同时，条例草案在有些方面还需作进一步的研究、修改，主要是：
一、关于保护范围。条例草案第二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作了界定，并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在调研中，有的专家和地方提出，草案第二条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第一项和第六项的表述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国务院办公厅文件([2005]18号)的提法不一致，表述不够规范合理。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应再作斟酌。为进一步突出保护重点，明确保护范围，建议将该条第一项、第六项分别修改为“口头传统，包括作为其载体的语言；”和“与上述表现形式相互依存的实物资料和场所；”。
二、关于保护职责和保护经费。条例草案第二章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有的地方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需要明确政府职责，强调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主导作用。特别是针对当前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各级政府更应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机构和队伍建设，加大财政投入，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建议将草案第九条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加强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第十条第一款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并根据需要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对“专项资金”的用途可适当扩大范围。
三、关于名录和继承。建立名录体系和确定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两大核心制度。条例草案第三章专门对此作了规定。有的部门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大多依靠口授身传，应积极鼓励传承人和传承单位开展各种形式的传承活动，以进一步建立以人为核心、科学有效的传承人制度，这也是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大不同之处。因此，建议在草案第三章中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对传承列入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和传承单位，授予相应的荣誉称号。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另外，该章第十五条关于确认传承人或者传承单位资格的规定不够严谨，表述不够准确，建议作适当修改。
四、关于特别保护措施。条例草案第二十二条规定，可以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和命名民间艺术之多。在调研中，有的部门和地方提出，在生态保护区内除了要保护好群众广泛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外，还需要保护好与传承活动相关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这些都需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行政部门的积极支持配合。因此，建议将草案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修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初审，经省文化行政部门会同省建设行政部门、省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组织评审后，由省人民政府批准命名，划定保护范围，设立保护标志。”同时，建议在该条中增加命名民间艺术之乡的相关条件和程序，以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
五、关于法律责任。条例草案第三十条规定，“侵占国家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珍贵资料和实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部门依法予以追回，并作出处理。”在调研中，有的部门提出，非法占有国家财物的行为种类很多，根据治安处罚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才由公安机关作出相关行政处罚。建议对该条作适当修改。草案第三十八条规定对擅自从事工程建设活动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破坏的行为，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作出相应处罚。有的部门提出，根据城市规划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此类行为不应只由文化行政部门进行处罚，应根据违法行为的不同性质，由有关行政部门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另外，该条款与第四章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内容不对应，建议对该条作适当修改。
六、其他修改意见。(一)建议在总则中进一步明确保护工作原则。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是一项全局性、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既是政府的重要责任，也是全民的义务。国家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方针。建议将“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的保护工作原则写入条例总则。(二)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于民间、生长于民间、繁荣于民间的特点，尤其需要基层乡镇政府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鼓励和支持开展各种形式的健康有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承等活动。建议在规范政府保护职责的相关条文中更加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如草案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议改为“各级人民政府”。(三)第五章《科学研究与合理利用》的条款太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建议适当修改。(四)草案个别条款的规定与文字表述尚需进一步斟酌推敲。
非物质文化保护条例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行政法保护 实施细则
行政法是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行政法律规范的总称。行政法以行政关系为调整对象，其目的是保障国家行政权运行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尽管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存在明显的缺陷。随着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我传承的原动力渐渐消失，有些文化遗产甚至在“保护中”失去其原真性，有一些老艺人的生活状况堪忧，很多优秀的文化瑰宝濒临灭绝。因此，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保护中存在的问题非常迫切。
行政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已获得学界的共识：第一，能克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中私法失灵的缺陷。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需要行政法合法合理的介入。第三，行政法特有的制裁和奖励等功能能更好地引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良心运作。第四，加强行政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中心思想，同时也是践行国际义务的需要。
公法保护模式是世界各国包括国际公约所采用的最普遍也是最具成效的保护方式。例如日本，1996年以来，日本新修订的《文化财保护法》确立了登录制度。日本从中央到地方都专门设立了“文化财保护委员会”这样一个专门的行政机构来从事这项工作。日本文化厅表示，其有“保护10万件历史遗产的”决心。①韩国于1962年出台了《文化财保护法》。韩国的文化遗产法非常重视行政手段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强调奖励机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作用”，并建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文化财厅”来承担全国文化遗产的保存、管理、利用、调查、研究以及宣传职责。②此外，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三章专门规定了国家一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义务，将各缔约国政府置于保护的主导地位。我国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公约的内容已成为具备法律效力的国家责任。
因此，无论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还是从国家行政权的特殊优势角度，或是从我国现有法律和国际责任角度分析，行政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性法律都是毋庸置疑的。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现状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始了行政法保护，但是立法比较零散，走的是一条从地方开始立法之路。
在地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宁夏、江苏等地制定了保护民间美术和民间艺术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从21世纪起，云南、贵州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等省市先后对传统文化保护进行了立法，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这些立法为后来的中央一级立法奠定了基础。
在中央一级，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标志着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进入了法制化管理阶段，但它并未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其中第六条确认了采用著作权法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原则。1997年5月20日，国务院颁布了《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强调了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者保护的重要性。在2011年6月1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生效之前，该条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效力最高的规范性法律文件。除此之外，在地方性立法的基础上，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就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的最高指导意见。2005年12月，国务院又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并决定把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接着，2006年，文化部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管理进行了规范，有利于保护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11月14日，文化部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该办法是回应相关国际公约而出台颁布的，有利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
值得强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填补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法律层级的空白，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领域的基本法。这部法律成为中国各级政府依法展开文化遗产行政的基本形态。③
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的总结分析可以看到，目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做到了有法可依，从法律层面到行政法规再到地方性法规都较齐备。行政机关在具体的活动和项目上，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民众的保护意识初步确立。但从整个法律体系来看，这些保护措施并不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体系并未真正建构。第一，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呈现临时性、应付性，导致多头管理、协调性差，行政成本增加。
一方面，由于立法技术的不成熟，加之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萌发较晚，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是先后出台的，而且是地方先于中央。每次新条例的出台，反映了文化和文化遗产的危机状态日益深刻化，需要弥补现有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这就导致了我国的立法缺乏前瞻性，新法的出台仍不能解决现实中的许多问题。
另一方面，单行立法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最大的形式特点。单行立法固然体现了我国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与积极态度，但容易出现与其他法律衔接问题突出化。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目前有两部法律，一部行政法规。也就是《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在分管部门上，这样就出现了三个行政机关，分别为国家文化局、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商务部。此局面导致在国家文化遗产政策的制定实施时，难以协调和合作。④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作为基本法没有很好地发挥其统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作用。如规范的名称，部分地方性法规（如2000年制定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名称中诸如“民族民间文化”、“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等都没有正式更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分地区依然没有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在具体制度上与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没有很好地衔接。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作为一部以行政保护为主的基本法，与其他部门法也没有实现很好的衔接。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部基本法，需要其他配套法规和制度的落实，也需要与现有的其他法律制度相协调才能得以有效实施。如：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但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中，却没有可以直接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定。再如，该法第二条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做了规定，接着第四十四条又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实际上指向了《中医药条例》，但是该条例涉及传统医药知识保护的内容却很少。
现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还有一系列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未得到协调解决。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虽然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但是还有一系列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未予以解决。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性质问题，是公权还是私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是谁？是集体还是个人还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期限有多长？是否应和《著作权法》衔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是否应当考虑境外侵权问题？我们知道，现在一些发达国家的个人、企业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发展中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宝贵资源，并对其进行商业化的开发利用，从中获取巨额商业利润。而我国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只规定了境外组织及个人在我国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情况，并没有涉及到境外组织或个人使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用于商业开发利用的情形，也没有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权人进行维权的可能性。再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退出机制问题，传承人的传承方式问题。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未解决目前的一些问题，还存在诸多不足。
目前行政法规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具体制度无法落实，造成法律体系的不完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许多条文只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而对目前纷纭复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不能加以简单化、一刀切的处理，需要分别不同情况予以细化、个别化的处理。没有实施细则，这部法律实际上就无法实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之后，一些地区已经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制定了适于本地方的地方性法规，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在本地区的落实，但还有部分地区未及时进行立法跟进。而且，行政法规层级的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对于已经出台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的修订和完善工作也尚未完成，无法确保这些旧的规定与法律一致。这些现状都造成了法律的不协调、不统一，急需改善。
总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存在很多缺陷，而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重心已由普查、抢救转向全面保护，构建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是做好全面保护工作的必然选择。⑤
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体系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行政法的保护，这已是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已确立了以行政法保护为中心的立法模式。但笔者认为，构建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以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
处理好公法保护和行政干预之间的关系。本文强调以“建立以行政法为主体的公法保护模式”，其目的在于强调国家、政府在保存、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强调政府部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财力、物力、政策等全方位的保障措施，而非运用行政审批程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不当干预。⑥因为，行政法为主导意味着政府的行政立法、行政检查、行政指导等行政行为，在遗产保护事务中具有统帅的性质，然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⑦对于“活化石”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这种滥用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会使我国的文化遗产流失，使文化传承的纽带断裂。因此，强调行政法保护主导的同时，政府执法时应当严格遵循宪法行政法义务，对行政行为的规制也是一项重要课题。
处理好公法保护和私法保护之间的关系。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保护，并非摒弃知识产权等的私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性质一直是学界备受争议的话题。但不容否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有公共属性，也具有一定的私权性质，有些是家族私权，有些是集体私权，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会产生经济价值。一些政府行为的生产性保护因利益的驱动被过度开发而偏离了其本真性，比如皮影、剪纸、酿酒等工艺，原本是手工的，现在有些地方却变成用机器生产。农耕时代的手工文明变成了工业时代的机器文明。而延续了多年的技艺是现代技术根本达不到的。所以私权保护还是必要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体现其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也保护其经济价值。
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保护的同时，要注重国内保护与国际保护相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际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些条款已成为我国制定国内法的立法依据。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教科文组织促使文化财产送回原有国家或归还非法占有文化财产政府间委员会章程》等法律性文件。再如，在适用《著作权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我们可以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提出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正当利用和其他损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条款》的有关规定。
此外，国际社会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工作，很多国家和地区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订了相应的法律保护制度和政策。例如，亚太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在这方面就走在前列。日本曾在1950年颁布了综合性的《文化财产保护法》，规定由国家对无形的文化艺术遗产进行保护。韩国在1960年颁布了《无形文化财保护法》，随后经过40多年的上下推动，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全面保护和振兴，并使其在保护过程中得到了传承。可以说，法律的制定和具体制度的实施奠定了日本和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⑧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已是全世界共识，对它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本文仅仅是粗浅地论述了其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现实生活中不排除民间保护、国际保护等多种保护机制的参与。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了，但是这仅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长治学院法律与经济系）
【注释】
①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②王云霞：《文化遗产法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3～25页。
③王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探讨”，《人民论坛》，2012年第29期，第190～191页。
④周超：“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制体系的形成与问题”，《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
⑤徐蓓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探析”，《安康学院学报》，2012年4月第2期。
⑥[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45～50页。
⑦刘红婴：《世界遗产概论》，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年，第30页。
⑧邓建辉，单人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人民论坛》，2011年第20期，第98～99页。
非物质文化保护条例篇3
随着国际社会及我国对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重视程度的提高，加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研究更属必要。笔者认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应当站在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应有高度，同时应当特别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保障，并且充分发挥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的优势。只有这样，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为此，笔者在以下几个关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浅见。
一、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民族自治权的应有组成部分
法律手段介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我国理论界与实践界经过反复讨论而达成的共识。然而，以往理论探讨的视角仅停留于相应规范的修补和改造层面，缺乏对具体的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问题进行应有的科学的法理审视，从而常常得出对各民族等齐划一的结论。从科学的法理视角予以审视，价值目标定位是完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逻辑前提。不可否认，以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思路，例如，有学者呼吁国家立法机关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民族民间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法”，并且这种呼吁也得到了国家立法机关等有关部门的积极响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的制定即是成果之一。也有学者指出，知识产权制度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想选择，为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可操作性，如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还应高度重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域外保护。还有学者认为民事保护与行政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的双支撑，二者同时写在同一部法律中，这是最理想的状态。更有学者指出，与有些国家相比，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已严重滞后，这样就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人、传承人、传播人的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公共利益也时常遭到侵害。因此，靠法律的普遍约束力加强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加快这一方面国家层面的立法进程，这已是当务之急。
上述观点对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上述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过于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单项权利的法律保障问题，没有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特定民族的价值定位进行考量，同时缺乏将汉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与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障问题的不同特质区分开来，更没有将普通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障问题与作为自治民族的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障问题区别开来，从而得出不切合中国多民族国情的等齐划一的结论。笔者认为，作为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问题，首先是涉及该少数民族整体民族权益的法律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只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人、传承人、传播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同时，它不单单是普通法律保障问题，更是一个宪法问题，是涉及该少数民族整体所享有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宪法权利的问题。
根据联合国1992年所通过的《少数人权利宣言》，国家对其领土管辖范围内的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具有消极的不作为与积极的作为两个方面的义务。所谓国家的消极的不作为义务是指国家负有义务，不得利用其权力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实行肉体上或文化上的灭绝或同化，也不能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实行歧视待遇或排斥其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该宣言第1条第1款规定：各国应在各自领土内保护少数群体的存在及其民族或族裔、文化、宗教和语言上的特征，并应鼓励促进该特征的存在。简而言之，该消极义务即不灭绝、不同化、不歧视、不排斥。当然，国家仅仅负有上述消极的不作为的义务对于少数人权利保护方面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要真正实施这些权利还有赖于国家积极地行动，创造和提供实现少数人权利的各种条件，即国家在有所不为的同时，还必须有所作为。国家的积极行动，主要包括采取适当的保护少数人权利的立法和具体措施，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和侵害少数人群体成员合法利益的行为，提供适当的资源，对少数人群体的语言保护、文化教育以及充分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予以积极地帮助，并在国家国内政策的制定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合理关护少数人群体及其成员的利益。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特性的维护、少数民族的自由、少数民族的，语言权利、少数民族有效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即《少数人权利宣言》第2条第3款所规定的“属于少数群体的人有权以与国家法律不相抵触的方式切实参加国家一级和适当时候的区域一级的关于其所属少数群体或其所居住区域的决定”的权利。可以说，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层级与汉民族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及其他非自治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不同，它不单单是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民族民间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法”的问题，也不单单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创人、传承人、传播人的权益问题，而是直接涉及我国少数民族所享有的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所确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权这一基本法律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家在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负有比保护汉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因为这直接涉及宪法所规定的民族制度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特性的维护等重要的少数民族权利问题，而不单纯是民间艺术、民间文学和民俗的保护问题。汉民族的民间艺术、民间文学和民俗等法律保护的缺失并不会因此改变汉民族的文化特性，而少数民族的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民俗等保护的缺失却可能因此造成某一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的改变或者丧失。
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应当真正提升到应有的高度
语言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的思维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不仅具有物理属性和生理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语言通常以具体的民族语言形式得以存在，因而也具有民族性，是民族特征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人们平时讲的所谓“母语”就是指本民族语言，是指生来最早习得的语言。对于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而言，民族语言和文字是各种民族文化的一种载体，也是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一个标志。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程度、发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的活力和存在形式。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目前53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有同一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语言以上的现象，因此50多个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在80种以上，使用民族语言的人口达6800万人左右，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0%左右。
根据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规定，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同样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法律保护与前述同样不仅仅是单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更不能将这种法律保护等同于对汉语方言的保护以及对汉语普通话的法律保护，它首先是贯彻宪法所规定的各民族平等的语言文字权利问题以及少数民族的自治权问题。如何对待弱势民族的语言，如何借立法平衡各语言的地位和权益，是多民族国家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我国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适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的时候，依照本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的规定，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同时使用几种通用的语言文字执行职务的，可以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语言文字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重申了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精神，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依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
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作为我国最早成立的省级民族自治地方，早在1962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就试行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暂行条例（草案）》。2004年11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自2005年5月1日起实行，共6章40条。该条例规定其宗旨是促进蒙古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和学习使用制度化及其繁荣发展，使蒙古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作用。2001年9月10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了《内蒙古自治区学习使用蒙古语文奖励办法》。内蒙古自治区有关部门以及一些盟市还制定了有关的法规，如《内蒙古自治区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呼和浩特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包头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条例》、《鄂尔多斯市社会市面用文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乌兰察布市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锡林浩特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乌海市社会市面蒙汉两种文字并用管理办法》等。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还设定了《蒙古语语料库建设工程》项目，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牵头的“蒙古语语料建设工程”，力图通过20年的努力，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和多媒体设备，建设一个2亿词级的蒙古语网络化、数字化、多媒体化的语料库。国家和内蒙古自治区有关民族教育问题的法律法规也重申对包括蒙古语言文字在内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高度重视。上述法律保障努力以及具体措施对于蒙古语言文字这一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在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现实中，蒙古语言文字作为自治地方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并未有切实的体现，这种状况尚有进一步改善的必要。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多是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区域，在一个群体中流传，自身具有特殊性和局限性，始终存在着被同化的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特别是经济趋于全球化和信息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和相互吸收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必然受到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同时，就业问题的制约、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其他功利性因素的影响，导致年轻一代少数民族人群学习本民族语言的积极性不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高科技虽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和快捷，但也会加快一些语言的“灭绝”，使全世界的语言文字趋于统一，语种的多样性遭到破坏。随着时代的变化及社会环境的变迁，特定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少数民族地区乃至全国成为濒危语言文字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有学者指出，保护语言首要的是保护语境。保护语言文化，不能只保护文字文本的形式，也不能只保护几个民间歌手，那些千百年来少数民族赖以生活的广大区域，那些少数民族的生活生产方式，他们交流的方式、心态与信仰，都要尊重和保护，才能真正从源头上使他们的语言文化得以流传下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不只是外在的形式，而是要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正因为如此，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应当立法确定相应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保护区域，在这些区域采取特殊的制度措施，如严格限制外来移民、加大照顾力度、重点扶持该区域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民间文学和民俗等具体制度性措施，使传统少数民族区域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切实有效的法律保护，从而使之长盛不衰。
三、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寄希望于民族地方立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一两部法律就能解决的，它与全社会的法治状况息息相关。同时，由于各民族、各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也不能认为单靠中央的有关立法就能解决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所有问题。有很多学者寄希望于中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近年来，在每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都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要求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笔者认为，即使中央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少数民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问题。各民族、各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有其特点，这些特点是一个统一的中央立法所无法完全涵盖与有效规范的。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根据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享有充分的自治权，民族自治地方有权基于所具有的两种地方立法权力进行立法活动，即一般地方立法权力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利。笔者认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首先应当求助的是民族自治地方所具有的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的自治权，完全可以依据宪法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自治授权，在自治条例以及单行条例中规定具体而切实可行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
首先，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应当尽快制定各自的自治条例，并在其自治条例中明确规定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与具体制度。自治条例是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依照自治地方政治、经济及文化特点制定的、用以调整民族自治地方内基本社会关系的自治规范。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有大量的民族自治地方没有自己的自治条例。这种状况无疑会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该自治地方的实施产生不利的影响，同时也不利于该民族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这种状况应当尽快改变，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机关应当对此有所作为。
其次，应当通过民族立法对上升为部级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重点保护。对于重要的少数民族民俗，应当立法确定为民族自治地方的传统节日。2007年国务院决定将清明、端午、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确定为法定假期，国内外反响良好。藏族有雪顿节等传统节日，壮族有“三月三”等传统节日，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已经具有通过当地民族法规确认民族传统节日的成功范例，例如内蒙古的鄂伦春自治旗与鄂温克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所制定的《鄂伦春自治旗自治条例》就明确规定每年6月18日为鄂伦春民族的传统节日篝火节。鄂温克族自治旗所制定的《鄂温克族自治旗自治条例》规定每年的6月18日为该民族的传统节日瑟宾节。各民族自治地方也应当通过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将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确立为地方法定民族节日。这样，人们在过节的时候就在保护自己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非物质文化保护条例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律实证研究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千百年来存留下了十分丰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下述非遗)。这些非遗既是中华民族经年累月创造出来的不可再生的财富，也是我们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渠道。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无数宝贵的非遗都在走向衰落和灭绝，如果不对其加强保护，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终将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尤其广西地区作为我国11个民族聚居地的集中区域，遗留下来的非遗不仅数量繁多，而且历史厚重，对中国历史发展历程的研究具有相当大的价值。因此，对广西地区非遗保护的法律框架的研究是确有必要的。
一、广西非遗保护的国际法渊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少国家就开始关注非遗的存在及应当如何保护的问题。尤其在美洲和非洲等地的一些国家，对于自己国内的民间文学艺术十分重视，也一直采取有效措施来避免民间文学艺术的盗用现状。而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些传统文化资源受到窃取、迫害的国家之间才联合起来制国际性条约并相继通过国内立法区保护其非遗，且这些条约保护的非遗也仅限于已形成作品的民间文学艺术。①直至发展至今，非遗保护才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定体系、规范。中国自古以来都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保护工作，从戏曲杂艺到文学艺术，从声乐舞蹈到民族歌舞，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积淀了厚重的文化瑰宝，一直传承至今，少有断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中就有收录我国的昆曲艺术，到2003年公布的第二批名录又收录了我国的古琴艺术。同时我国也非常重视国际上对非遗保护的法律构建工作的开展，并于2004年8月加入了《保护非遗公约》，与其他缔约国之间订立多个友好条约，为国内非遗的传承、发展，以及国内非遗保护的立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自2005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非遗保护工作在国家文化部和非遗保护中心的具体指导下，就受到各级党政机关和文化部门重视和保护。2005年，广西政府出台了《广西政府关于加强我区非遗保护工作的意见》;2007年到15年广西政府共计公布5批非遗名录。部级非遗名录中已在册44项。②2016年10月，广西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特色型知识产权强区建设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提出建设左右江革命老区知识产权特色区，挖掘少数民族物质与非遗等知识产权资源，对广西地区非遗保护工作重申重视和保护。
二、广西非遗保护的国内法渊源
第一，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性大法，早在1954年就对民族地区的历史文化保护问题作出了规定。宪法第4条，第119条以及第122条款的规定表明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的发展尤为重视，从财政、人力、物力、技术、政策等方面大力支持民族地区的文化产业，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第二，我国在加入《保护非遗公约》同时，也一直致力于推动国内非遗保护法的立法进程。从2005年将非物质文化保护列入人大立法安排后，在多次调研并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2年2月25日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遗法》。我国非遗保护进入了法律保护的新阶段。其中第三章第十八条的规定，也标志着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关于自治区内非遗法律保护的文件及法规规章规范等都有法能依、有法可依了。③第三，在我国其他基本法中，如《民族区域自治法》中也有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相关规定，除此之外，一些环保方面的法律规范如《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环境保护法》、等法规中规定的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对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也产生比较有效的保护作用。④
三、广西非遗保护的地方法律构建
对于广西地区非遗保护现状而言，拥有一部地方特色的地方法规尤更能有效的保护广西地区非遗。事实上，追溯我国非遗地方法律保护的历史，早在2000年时，云南省就颁布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失效)》，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保护非遗的地方性法规。随后，其他各省相继制定了地方非遗保护规范，这些地方法规的出台使得非遗保护逐渐走向了法律化、规范化，为广西地区非遗保护的法律构建提供了有益经验。广西亦在2005年就出台了《广西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为广西非遗保护工作的实际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⑤此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不断出台非遗保护的相关性文件，且到今年止，广西已经公布了5批自治区级非遗代表作名目，可以说已经远远走在其他省、市、区的前面。
四、总结
如前所述，广西地区作为非遗资源大省然其已经申报成功的部级广西非遗名录数量还远远不够，从广西现存非遗情况调查结果来看，广西的非遗相当丰富繁多这都需要法律的大力保护。因此，依靠当前广西地区地方保护力度还远远不足，只有增加越来越多的部级非遗名录，靠国家引导、扶持和保护，才会有更多人关注广西非遗进而增强保护力度。自05年颁布地方条例后，一直未对其进行适宜性的修改。随着广西非遗工作的开展，其非遗保护的地方法规也应随之进行适宜的变更。更重要的是，广西地区后续关于自治区非遗的保护工作的开展一直都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下发各市、县展开，该规范性文件的法律效力的不确定，对于非遗保护的的工作顺利开展是尤为不利。因此，尽快建立完善的广西地区非遗保护的法律体系，推进广西地区非物质文化部级非遗名录的申请工作，在当下尤为迫切。
非物质文化保护条例篇5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工作采取的是“先地方、后中央”的路径。2000年6月26日，云南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以全票赞成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的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2006年10月25日，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原则等进行了规定。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该法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走上了依法保护的阶段，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据。但我国目前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规多为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地方性条例，立法分散且彼此间缺乏协调性和系统性。尤其是，现有法规强调了建档和建立数据库的意义，但没有明确责任主体和工作要求。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第十二条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认定、记录、建档，建立健全调查信息共享机制。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收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代表性实物，整理调查工作中取得的资料，并妥善保存，防止损毁、流失。其他有关部门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应当汇交给同级文化主管部门。”这就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管理主体并不明确，也造成了不同文化机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及档案管理等工作中的各自为政、标准不一。因此，我们必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基础上，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档案管理、数据库建设方面的法规制度，进一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主体以及各类文化机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及建档工作中的职责权限，指定专门的组织机构保管和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形成的档案资料及实物，进一步明确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管理的监督、指导职责。同时，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管理、数据库建设的工作标准。
2.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知识产权法规。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科技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部分发达国家剽窃、占用发展中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同时，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不法商家也随意地盗用、滥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档案记载的内容本质上是一种信息范畴，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也不例外，它所记载的是人们累世传承下来的智力创造成果的结晶，具有重要价值，但是这种信息具有无形性和易复制性特点，很容易被人获知[1]45。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所有权、知识产权的认定就存在一定的困难，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固化在档案上的过程中又增加了文字记录者等权利主体，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形成还融入了建档者的知识创造，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知识产权更难以认定、保护。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知识产权难以认定、保护；另一方面，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又在不断地被人盗取和掠夺。例如传统中医药，国外药企利用极易得到的传统中医药药理和配方，辅以先进工艺进行生产，如日本“汉方药”、韩国“韩药”利用基因技术提取我国遗传资源档案发明的生物药品，纷纷抢占国际市场，使我国本土药企遭受资源和经济损失[2]45。尽管我国已有《档案法》、《著作权法》等的相关规定，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特殊性，《档案法》、《著作权法》等法规并不能覆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利用的全部情况。因此，必须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知识产权法规出台的脚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及档案的管理、开发和利用提供一个公正、合理、法治的社会环境。
3.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归档范围及保管期限表。
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都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和演变过程，由于人们的保护意识和档案意识较低，很多相关的、重要的资料在传承过程中都出现了损毁和消亡的现象；而且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申报材料在申报成功或失败后没有及时归档，处于随意保存或无人看管的状态，直接造成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流失。
非物质文化保护条例篇6
关键词：甘孜州 音乐 遗产 保护 现状
甘孜藏族自治州是康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格萨尔王的故里、嘉绒文化中心、茶马古道中枢、康定情歌的故乡，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甘孜州也是中国第二大藏区，拥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500余项。其中，部级民间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项目，部级舞蹈类3项，部级传统戏剧类3项，省级民间音乐、舞蹈类55项，传统戏剧8项，是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最多的地区。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发〔2005〕42号）的精神和有关要求，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切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甘孜州也于2013年8月1日执行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充分发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作用。
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
（一）遗产的地理位置及分布状况
甘孜州面积有15.3万平方公里，约占整个四川面积的三分之一，处在青藏高原的东南缘。本土藏族人口占78.4%，汉族、彝族、回族、蒙古族、土家族等25个民族，均以大范围聚居与小范围杂居的形式，分布在全州。甘孜州1市与17县中，由于地理等多方面的原因，交通仍然不便利。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极主要分布在交通不便利的康定、九龙、甘孜、巴塘、德格、色达、道孚等地区。
（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
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有第一批申报部级非遗产项目的巴塘弦子、玛达咪山歌和川族山歌。第二批申报成功的甘孜州得荣学羌，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中增加的甘孜锅庄、马奈锅庄。传统戏剧包含有德格格萨尔藏戏、巴塘藏戏、色达藏戏。省级项目中，甘孜有顶毪衫歌、康定溜溜调、扎坝嘛呢舞、热巴舞、甘孜踢踏、真达锅庄、木雅锅庄、丹巴阿克日翁（兔儿锅庄）、乡城恰热（疯装锅庄）、新龙锅庄、德格卓且、岚安锅庄、理塘锅庄、木雅藏戏、理塘藏戏，以及甘孜州色达文化旅游局申报的骨笛。
二、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绩
1.《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和实施
2013年，甘孜州通过了《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标志着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也充分体现了甘孜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和支持。该条例是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性文件，为保护的规划实施等做了详尽的指导。比如拟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建立非遗档案与数据库，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准确采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名录》，对濒危遗产进行重点保护。该条例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别，如：民俗、传统手工艺、传统民间医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同时，条例对保护内容、经费支持、科研、保护团体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2.甘孜州采取多样的形式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
甘孜州政府一直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且取得了较大的成果。甘孜州各市、县均设有文化局、文化馆，部分地区设置有非遗传习所。州各级政府部门在非遗项目申报，认定非遗项目传承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占据比重大。同时，甘孜州还打造藏彝走廊民歌大赛、拍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片等活动，加大了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宣传活动。尤其是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设立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展示、开发、利用的平台。2009年5月1日，甘孜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是本地优秀文化展示的重要平台。坐落在跑马山脚的博物馆共三层，第一、二层分别陈列藏民族服饰、农耕系列、唐卡艺术、经版印刷、藏医药类，展厅的三层为民族歌舞视听大厅，参观人员能在博物馆里感受到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同时，这也是非遗重要的保护平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的建成与投入使用，诠释了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分项目，也意味着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加了博物馆保护的模式。
除此以外，甘孜州加强与高校的合作以拓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的途径。甘孜州分别在2012年和2013年期间，与西南民族大学、中国音乐学院签署协议，甘孜州将为西南民族大学提供研发基地及教育培训实践基地等支持，而西南民大方面将则为对方提供培养、培训各类相关人才，中国音乐学院与甘孜州共同建设民族音乐研究教学实践基地。同时，甘孜州本土民族高校也专门设立了康巴歌舞音乐研究所，康巴文献馆等机构，力图在加强非物质文化学术研究的同时，能够为藏区培养后备队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人才支撑平台。
3.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学术研究成果
甘孜州学者们对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极为重视，在涌现了大量的科研成果的同时，逐步形成了一批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颇有研究的专家和学术研究团队。
杨嘉铭、林俊华、赵勇是其中的杰出的代表。杨嘉铭在《甘孜州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中的亮点―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几个常识性概念》一文中，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护提出宝贵的指导。林俊华主要从事四川藏区历史、文化、音乐研究，其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并获奖。其中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康巴藏族民间歌舞艺术的调查与研究》，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采录、整理详尽，同时对遗产的保护，也起到重要作用。赵勇主持多项省部级课题，其发表的《甘孜州音乐舞蹈类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述略》《川族民歌类型及特征述略在遗产的特点》等均对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除此之外，彭绍文、蔡川、王博等研究人员，开始对当地的优秀民族音乐文化进行初步研究，涌现部分研究成果，如：《甘孜藏区不同锅庄艺术风格异同研究》《川西康巴高原的明珠――“新龙锅庄”述略》《民族高校传承民族民间音乐舞蹈文化遗产优势述略》《民族院校音乐欣赏教学启示――保护、传承与发展甘孜藏族自治州原生态音乐艺术》等。
（二）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存在的不足和问题
即使甘孜州政府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中还有许多的难题。
1.生活与劳作方式的改变使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土壤变质
在甘孜州调研与采访过程中发现，即使身处在高原地区的人们受到信息、交通等问题的阻挠，也挡不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当地生活习俗与劳作方式的冲击。往内地与城市迁徙，是大趋势。除去老人们熟知当地传统的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外，青年一代，普遍不会演唱与表演，更谈不上对遗产的保护。
2.母语环境及文化的缺失与传承人老龄化增加了保护和传承的难度
甘孜藏区母语环境有其特殊性。州内有接近十种独立的语言，大多具有唯一性。多数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民歌，都具有母语文化特点，在音乐文化保护的同时，因为母语文化的消逝，音乐文化保护也受到极大的挑战。如部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玛达咪山歌由纳木日语歌唱，但其主要传承地甘孜州九龙县子耳乡会说纳木日语言的不足30人。这意味着这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真正能够参与的人数，在全国仅仅几十人。母语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将是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大难题。同时，在年龄结构上，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绝大部分传承人均为老者，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人亡艺绝的尴尬境地。
3.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缺乏专业类人才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对人才的专业性有较高的要求。目前，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以音乐作为职业的极少，能够完成文字记录、整理、采录等的传承人更是微乎其微。部分国家认定的传承人除在非遗传习所教习，接受研究人员、文化部分采录演唱或者展示，其余时间主要务农或者经商，没有成为专职人员。传承人在的文化水平和音乐素养极度缺乏，也缺乏这方面的培训。
同时，甘孜州各地方政府、文化部门专业人才相对匮乏，部分文化部门，几乎没有正规军，主要从舞蹈、歌唱者中吸纳，提拔部分文艺干部，缺乏音乐专业人才，更缺乏音乐类非遗保护专家。因此，如何解决传承和保护的人才缺口，提高传承和保护的意识，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又一个重大课题。
四、结语
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传承和保护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也面临着各种困难。为了更好地保护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各部门需要更多的思考，不仅仅是政策法规的制定，更重要的是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憾保护的实施程度。本土高校则可以在加强传承人和学生的保护意识培训，进一步开发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和教材等方面投入更大的力度。随着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及其努力，甘孜州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保护和传承必然能够迈向新的台阶。
基金项目：
本文为2011年度四川省“高校教育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川教函【2011】659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非物质文化保护条例篇7
内容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与民间文化或民间传统文化属同一含义。本文首先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然后在此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素进行阐述，最后基于立法保护、产权保护及法律责任方面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进行研究，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除民事法律外，还有行政和刑法的保护。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要素 法律保护 立法保护 法律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2004年我国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的用语，简称非遗。之前，人们所说的民间文化，或者民间传统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同一含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在第二条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了相同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是“各族人民”，表现为“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需是遗产，这种遗产是世代相传的，其核心是非物质的。历史上曾有、但未被传承下来已失传的文化，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今社会刚刚出现的文化现象，也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优秀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进的，是善良的，是文化精华。文化糟粕，如女人裹脚、童养媳，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征突出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各异，色彩鲜明。例如，朝鲜族农乐舞、蒙古族长调，西北花儿、新疆花帽都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丰富。被各族人民认为是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但它也在演绎发展。例如龙尾的造型，秦汉时期是蛇状秃尾巴，明清后呈大尾状，尤为壮观。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般可分无体和有体为两部分。一部分是 “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此为无形财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部分。另一部分是 “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此为有形财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辅助部分。例如古琴、针灸，古琴的奏法、针灸的针灸术，属无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演奏的古琴、医治的银针，属有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体加有体，共同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一不可。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仅靠无体部分，无需实物或场所辅助，就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如语言、太极拳术。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二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表现形式丰富。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文明史，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为丰富，据目前统计就有87万余种，这其中一些代表性的项目已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
1.国际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世纪中叶，为了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且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差额，国际上开始保护民间传统文化。20世纪50年代日本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20世纪60年代韩国颁布了文化财保护法，1976年的突尼斯样板版权法规定了保护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条款。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了《保护民间文学表达形式，防止不正当利用及其它侵害行为的国内法示范法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9年推出《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2001年发表《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2002年第三次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伊斯坦布尔宣言》，2003年9月29日至10月17日在巴黎举行的第三十二届会议制定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于11月3日由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和大会主席签字生效。2004年12月2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大使在巴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递交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签署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批准书。上述文献促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气候的形成。
2.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最初起草时称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2004年我国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后改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2010年8月国务院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提请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及草案说明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2010年12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草案）》，法的名称去掉“保护”二字。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该法自2011年6月1日起施行。至此，《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它是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法。该法律的制定，将极大地促进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从而保持我国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增强各族人民的文化创造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是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其属于民事权利中的知识产权范畴。是与著作权并行的一项知识产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是创作、保存、使用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群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事保护，首要任务是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归谁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态不同归属也不同，国家、民族、省市、乡镇、家族都可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方面的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主体享有署名权，享有确认自己是该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的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享有演绎权，可以在传承中又有所创新，丰富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促其发展。署名权和演绎权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人身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财产权利有多种形态，“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是常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体财产，无占有可言。“使用”含自己使用和许可他人使用。自己使用没有疑义。许可他人使用权是指：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进入公有领域，故他人可以自由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信天游大家都可以唱，清明节是公共的节日。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对此无专有权，不能阻挡他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用。只是在他人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应当注明出处，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不得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的在先权。“收益”类同使用。收益权俗称获酬权，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自己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取收益，或者他人使用获得报酬。也是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多进入公有领域，他人在常态下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不享有收益权。但是在他人于传统和习惯之外特定范围内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下，法律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收益权。例如，某企业将花木兰拍成动画片在外国营利播放，其应当取得花木兰传说权利人的许可，并支付报酬。“处分”，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放弃非物质文化遗产，任其自由发展，或者决定停止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活动。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消亡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例外。处分权不包括转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转让权，不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卖给他人。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还享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性的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五条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人歪曲、贬低、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有权加以制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法律责任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呈多种形态，在不同形态的保护中确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确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确认亦非易事。譬如，诸葛亮躬耕南阳，佳话隆中对。隆中在何处？湖北人认为在襄樊，河南人则认为在南阳。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确权，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可通过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进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归属发生争议，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通过行政确权解决，也可以诉诸法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有异议，可以行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请求确权保护。
二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署名权、演绎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的人身权利主要由民法通则人身权进行调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的署名权、演绎权。他人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的署名权、演绎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精神赔偿等民事责任。
三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技术秘密的保护。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虽属公有领域，但掌握其要领离不开勤学。除苦练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技艺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有决窍。例如，全聚德的挂炉烤鸭、便宜坊的闷炉烤鸭，都有其技术秘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秘密由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调整。违反竞争法规定，窃取传承人技术决窍的，承担不正当竞争责任。
四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政府进行经费资助，是行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技术秘密应当得到民事保护；其制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受物权保护；其运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向他人提供服务，受债权保护；其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受邻接权保护。
五是对注明出处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人受尊重。他人使用、演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或者习惯需要注明出处的，使用人、演绎人应当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使用人、演绎人未注明出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有权请求其注明出处。
六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收益权的保护。他人在传统和习惯之外的特定范围内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需经许可和付酬，或不经许可但需付酬，使用人违反规定，不经许可、不付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有权请求其支付报酬，必要时责其停止使用。
七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性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受尊重。使用人不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篡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歪曲、贬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涵，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应当承担停止侵害、停止使用、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精神赔偿等民事责任。
八是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别保护。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施之多重保护。其它法律、行政法规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侵犯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适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特别规定，追究侵权人责任。
非物质文化保护条例篇8
一、领导大力支持精心安排宣传活动
为了确保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活动顺利进行，我州专门成立了宣传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全州活动实施方案，围绕“非遗保护--传承发展的生动实践”的主题紧密结合工作实际通过举办展览、展示、讲座、咨询服务等活动，突出对改革开放以来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工作所取得成就的宣传，展示我州非遗事业发展的喜人局面和广大非遗和文博工作者的精神面貌。
二、活动准备充分内容丰富多彩
参加主会场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演系列主题活动
6月10-6月13日敦煌参与《丝路记忆》全省宣传展示活动。在80平米的甘南馆展区内，共展出了甘南藏族唐卡、甘南藏医药、卓尼洮砚制作技艺、甘南藏族民歌、舟曲织锦带、卓尼木雕、玛曲民歌弹唱、牛角琴演奏等10个部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项目共240余件展品，组织牛玉和、安拉木九、金东秀等12位省、州、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了现场技艺展演，其中卓尼洮砚制作技艺最引人瞩目。卓尼洮砚历史悠久，地方志记载，洮砚石料的采掘及雕刻始于唐朝，盛行于宋、明、清，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洮砚石质简润细密，淡绿色中含有墨绿色条纹，形成变化万端的流水、云霞、风漪、雾霭，其中以带黄膘者更为名贵，故有“洮砚贵如何，黄膘带绿波”的赞语，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同时传统音乐类甘南藏族民歌、玛曲龙头琴弹唱、牛角琴演奏等项目进行现场展演。
全州各县（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展演系列活动
一是6月10日参照省上举办的系列主题活动，全州组织开展了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宣传展示活动。主要展示近年来我州非遗和文物保护成果。二是6月15日组织开展了“非遗保护进万家”宣传活动。由州非遗中心设计制作甘南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册50000册（主要内容为：《中国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国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非遗宣传册》等），同时将宣传册发到各县市，分别安排在社区、学校等公共文化场所发放。三是7月7日举办全州民间艺人绝活展示大赛活动。为了进一步挖掘、保护、传承我州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示传统民间艺人的风采，展示我州各族群众团结拼搏、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由州人民政府、州委宣传部主办，州文广新局、合作市委宣传部承办，州文化馆、市文广新局协办的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系列活动-----甘南州首届民间艺人绝活展示大赛，定于7月7日（农历6月14日）上午10:30在合作市香巴拉主题文化广场举办。四是7月8—13日举办全州首届甘南“南木特”藏戏调演。为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弘扬我州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加强基层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丰富农牧村文化生活，引导和促进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大力宣传巩固我州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南木特”藏戏保护和传承成果，由州人民政府、州委宣传部主办，州文广新局、合作市委宣传部承办，州文化馆、市文广新局协办的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展示系列活动-----首届甘南“南木特”藏戏调演，定于7月8日（农历6月15日）上午10:00在合作市香巴拉主题文化广场举行启动仪式，7月8日（农历6月15日）----7月13日（农历6月20日）进行演出。五是7月12—21日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系列活动。部级、省级非遗项目展演、邀请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讲课等形式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六是组织州电视台、新闻中心等新闻媒体对我州2017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所有活动进行集中宣传报道。特别是敦煌展演期间，玛曲县的牛角琴、龙头琴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央电视台记者现场进行了采访，并在中央电视台6月10日新闻联播和11日的朝闻天下栏目中相继播出，更全面的展示了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七是各县市结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活动现场制作文物宣传展板，开展了“青少年走进博物馆”等活动。
三、文化和遗产日宣传活动收益良好
通过“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系列宣传活动，宣传了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等内容彰显了文化遗产的社会作用与功能，带动了更多的人关心、支持和参与非遗和文物保护事业增进了全社会认知，增强了公众文化保护意识，营造了全社会共同参与非遗保护的良好氛围。我们深切感受到全州人民群众对非遗和文物保护的认识显著增强，参与保护为荣已渐成风气，人民群众的参与意识更加理性，除了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刻外对如何保护、参观也有了一个相对平稳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