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范文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篇1

1•1对规模经济的考察

厂商的平均成本会随着产出增加保持不变、上升或下降[1]。因此规模经济与规模报酬递减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通常是伴随大规模生产、高度专业化、资源集约利用和不可分性而来。规模经济因不同的厂商和不同行业而有差异。规模经济的来源:规模经济主要与成本不可分性、规模因素扩大、专业化、大规模资源、生产技术的改进以及学习效应相关。成本的不可分性是指有些成本与规模关系不大,甚至是独立于规模之外的,即这些成本相对于产出规模而言,是部分的或者是完全的不可分的。一个最明显的方面就是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成本往往与产品的产量部分的或者完全的不可分。比如新车型的研究成本与汽车的产量。因此当产量增加时,不可分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使得单位成本降低。规模因素扩大往往带来经济。对于资本性设备而言,初始成本和营运成本的增长速度一般低于设备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比如写字楼电梯的初始成本和营运成本一般变化不大,而电梯的效益则随写字楼的使用率增加而增加。专业化带来经济效益。工厂或企业的产量越高,劳动力和资本性设备的专业化机会越多,相关的收益就增加。

产量增加可以使企业招聘具有专门技术的员工,也为采用专用设备提供了可能性。并且为相关的垂直联系和水平联系的企业提供了专业化机会,由此也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大规模资源带来的经济效应。大规模资源可以带来经济上的相对效益。比如企业只用一台机器生产,每月需要储备一个零部件以防意外故障,当有十台机器生产时,每月储存的零部件不必要为十个,而是少于十个。与此类似,对于原材料供应、产品、半成品订销等也存在类似的大规模经济。此外引进新技术与学习效应(经验)也能产生规模经济。一些成本函数展示了规模经济,而另一些则没有。一个典型的制造过程至少在最初展示了规模经济。而这一典型厂商的其它功能,如管理、监督、营销和运送会引起成本,并用尽规模经济[3]。

所以规模到达一定程度,会产生规模不经济,主要原因:管理成本上升。管理的有效性随着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从而限制了规模扩大的程度。随着规模扩大,管理链条延伸,管理有效性可能下降,表现为决策过程的延迟,最终决策者不能把握会影响决策的事件。决策者收到的信息被限制、改变。规模还可能影响到管理人员的动机,比如扩大权利,增加管理者福利等目标追求的影响减弱了正常的工作管理效率。劳工关系障碍产生。一方面,随着规模扩大,专业化和重复性的工作增加,员工产生厌倦感与缺乏追求企业目标的成就感,而导致员工绩效下降;另一方面企业或工厂规模扩大,等级链条越长,员工远离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就越不理解管理者的意图。销售成本的增加。随着经营规模的增大,销售和分销成本也能成为规模不经济的来源。规模增大,市场范围更广,平均运距和平均运输成本上升,如果增加的销售来自新的客户分布更加广泛的分散市场,平均销售成本上升是必然的。此外,随着规模的扩大,生产要素成本随需求上升而升高,这也是导致规模不经济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在要素充分流动情况下,并且研究规模经济一般假定企业要素供给是具有完全弹性的,因而在规模经济分析中这类因素不作为规模不经济的原因。

1•2对范围经济的考察

当两种产品一起生产(联合生产)比单独生产便宜时,就产生范围经济[2,3]。用成本函数来表示,考虑Q1单位产品1和Q2单位产品2的生产,单独生产每一种产品的成本是C(Q1,0)+C(0,Q2),一起生产的成本是C(Q1,Q2),那么范围经济(SC)的衡量:SC=[C(Q1,0)+C(0,Q2)-C(Q1,Q2)]/C(Q1,Q2)如果SC总是正的,就存在范围经济。国外有关研究指出,在1968年,200家最大的制造业厂商中的146家在11个或更多的行业中经营[3]。而多恩、罗伯茨和萨缪尔森研究了在数量上是有非常小的厂商占统治地位的制造厂商,发现在1982年厂商平均生产1到2种单独产品,多工厂厂商平均生产2到3种单独产品[2]。还有的关于范围经济实证研究指出,对通用汽车公司而言,将大汽车与小汽车、卡车组合在一起生产有足够大的好处。令人吃惊的是,将卡车与大、小汽车一起生产就没有产生范围经济[3]。以上说明,范围经济也是普遍存在的。范围经济并不必然意味着多种(两种)产品应该由单个厂商生产。大型企业比较容易实现企业内部的范围经济(建设多工厂,进行多样化经营);小型企业集聚通过水平的或垂直的生产与销售联系,也能产生范围经济。范围经济与企业以及产业的特征等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事物总存在辨证的两个方面,既然存在范围经济,也必然存在范围不经济。并非所有的集聚都能产生范围经济,有时就存在范围不经济,这是由产品的生产函数决定的。比如多样化经营或联合生产导致的成本上升。许多可能因素有利于范围经济,最重要的一个是共同投入的使用[1]。可以用知识(信息)来说明,知识是生产和销售相关产品的最重要的共同投入之一。一种产品的信息很可能与另一种紧密相关的产品有关。比如知道肯德基的营销方式,可能有助于麦当劳的营销。了解了电风扇的营销状况,可能有助于空调的销售(共同的市场)。否则象信息这样的资源,会因重复建设而浪费。并且信息难以购买和销售,所以单个厂商经常生产相关的产品。

1•3对外部经济的考察

所谓外部性是指经济主体(个人或企业)生产或消费活动受到其它经济主体活动的直接影响,使其生产函数或消费函数之值发生了改变。因此生产或消费之决定受到其它经济主体活动的影响,甚至其它主体经济活动成为其决策函数之变数。由于研究角度的差异,外部性又分为不同的类型,一般有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externality)与货币外部性(pecuniaryexternality)。技术外部性是指纯粹由技术或其它方面的关系,而不是由市场机能所产生的外部性,比如邻居家花园为四周邻居提供了宜人的景色。货币外部性是指生产者彼此之间透过市场所产生的外部性,例如某一工厂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产量增加,该产品及其相关产品价格下降,消费者受益,同时以此产品或相关产品为原料的生产也因降低生产成本而受益。无论货币性的还是技术的外部性都有两种类型: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一般人们把货币性的外部性又分为(货币性)外部经济和(货币性)外部不经济,即按照马歇尔的分析,外部经济是指整个行业的规模扩大和产量增加,而使个别厂商得到好处。包括修理、服务、运输、人才供给、科技情报等方面的便利条件,从而使个别厂商减低平均生产成本,得到外部经济。外部不经济是指整个行业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而使个别厂商成本增加,收益减少。引起外部不经济的因素。包括由整个行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招工困难、原材料和动力不足、交通运输紧张以及地价上涨等。技术外部性①也可以分为技术-外部经济和技术-外部性不经济,这是福利经济学中常用的解释,是指经济活动的主体对外部影响而言,而不是外部因素对一经济主体的影响。将一经济主体有利的外部影响称作技术—外部经济,而将不利的外部影响称为技术—外部不经济(加“技术”是便于与货币外部性相区分)。

2经济集聚的机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理论上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聚集形成企业,首先是由于规模经济的效果,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集聚体规模增大,达到一定程度便产生了规模不经济,规模不经济一经产生,单位产品的成本停止下降,规模再扩大失去了规模经济的效益。各种生产要素仍然集聚,这种集聚是范围经济作用的结果。范围经济并不排斥规模经济,它本身就含有规模经济的要求(体现在成本的次加性,即追加新产品和服务进行联合生产比单独生产成本要低)。理论上不存在先产生范围经济后产生范围不经济的过程,它与生产函数、企业管理与营销等相关(比如前文通用汽车公司卡车、小汽车、大汽车的生产)。如果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都不存在,那么生产要素是否还集聚?生产要素还具有集聚的趋势,这是由于外部经济作用的结果。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直接相关,货币外部性与整个产业规模相关,技术外部性与企业间关系、企业环境相关。对于货币外部性而言,由于外部经济的动力,生产要素产生了集聚的趋势;当集聚到一定程度,产生了外部不经济,单位产品成本开始上升,就出现了经济要素扩散的趋向。对于技术外部性而言,吸引与技术—外部经济相关的经济要素(主体),而排斥与技术-外部不经济相关的经济要素(主体)。总之存在外部经济产生集聚引力,产生了外部不经济导致经济要素的扩散。此外,经济要素由集聚向扩散转变,还是集聚体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区域分工的要求。当集聚体由一种经济功能向另一种经济功能升级转变时,往往扩散旧功能相关的经济要素,而集聚新功能相关的经济要素。所以,当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外部经济三者存在一个(不超过两个)时,并发生的经济集聚效果可以称作一般集聚经济;当三者都存在并发挥作用形成经济集聚,称作纯粹集聚经济;当三者都已经成为不经济时称作纯粹集聚不经济。

3经济集聚的空间类型和特点

经济地理学与产业经济学从空间形态的角度对经济扩散进行了分类[6,7]。主要将经济扩散划分为墨汁似(就近)扩散、等级扩散、跳跃似扩散、发展极似扩散、串珠扩散和随机扩散等六种表现形式。区域经济学将集聚分为偶然性集聚(由于区域因素导致的)和纯粹集聚(集聚经济产生的);纯粹集聚又分为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8]。外部经济包含有地方化经济(货币性外部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货币性外部经济与技术—外部经济),因此,可以用外部经济来解释和区别集聚。

3•1经济集聚类型划分依据

本质上,经济集聚与经济扩散是并存的,是经济要素流动的两种表现方式,并且经济集聚与扩散具有共同的作用过程。所谓存在集聚与扩散之分,不过是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而言,即集聚是对于一个地方,有不同的要素流的汇集;扩散是对于一个地方,要素流的向外部流出。对于区域发展而言,可以说集聚是绝对的,扩散是相对的。因为要素流动,必然集聚(不同要素集聚才能产生经济活动);并且要素流的扩散是在形成新的集聚点。因而研究集聚更具有一般意义。在任何科学中,现象的研究肯定包括其关联性在内。地理学现象的关联性或因果关系有两类:在一个地方不同现象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地方诸现象的关系或联系。后者必然包括地区间运动在内[9]。对要素流动直接相关的经济集聚进行分类,也应该遵循这一基本规律,一是便于分析判断集聚体发展,二是便于分析判断集聚体对区域发展作用和意义。而以往对集聚与扩散的分类,如等级扩散、跳跃扩散、串珠扩散等,很难分清哪一种有利于地方发展,有利于形成新的集聚中心。依据集聚分类的两个基本目的,可以制定集聚分类的两个依据:①经济集聚过程中的经济联系;②经济集聚过程中或集聚体形成的与地方之间的关联程度(经济的和社会的关联)。根据①可以将集聚分为关联性经济集聚和非关联性经济集聚,前者是指集聚过程中,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具有产业上的水平或垂直的联系,或者具有管理上的从属关系。后者是指不存在这样的联系或关系。根据②可以将集聚分为根植性经济集聚和非根植性经济集聚。前者是指经济集聚过程中经济活动与地方已经存在的经济活动或者社会活动形成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包括经济联系和社会关系。后者是指没有发生类似的经济联系或社会关系。

3•2经济集聚的类型

同样,对经济扩散也可以根据以上两种依据,对经济扩散进行分类:关联性经济扩散和非关联性经济扩散,根植性经济扩散和非根植性经济扩散。只不过集聚是相对于要素流的“汇”而言,扩散是相对于要素流的“源”而言。概念上具有相应的含义。由分析得出经济集聚与扩散的一般类型和特点如表2。根据以上的论述,规模经济首先引起经济集聚,并且不断强化集聚的程度,直至产生规模不经济,形成的是以企业构成为主体的集聚产业点,是经济集聚区域的基本组成单元,一般地域范围不超过几平方公里,集聚了少数几个规模不大的企业,结构较简单,基础设施比较简陋,往往依托于周围的小城镇或接近交通干道。集聚产业点形成后,由于范围经济的作用,经济进一步集聚,吸引更多的外来要素,企业间关系更加复杂,形成了多样化经营与联合化生产,不同的企业(原有企业间或与新产生的企业间)间产生了水平或垂直的经济联系。形成具有一定地域范围的企业群体,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共同推动下,企业群体的发展为集聚产业区。一般集聚产业区在几平方公里到几十平方公里不等。集聚产业区内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基础设施(交通、通信、动力等),大大节约了企业外基础设施投资。并且加强了与地方社会经济联系的程度,以利于产业区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整体发展。集聚产业区与周围大城市或口岸城市经济关系逐渐密切。当集聚产业区不能够为集聚提供范围经济时,外部经济作用继续使得产业区继续扩大,逐渐形成集聚产业核心区(或枢纽区),乃至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大的城市。集聚产业核心区一般在几十平方公里以上,成为区域一个或多个行业的增长中心,核心区内部经济联系紧密,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更加广泛,成为大量生产要素(人口、资本、技术等)的集聚体,不仅吸引生产性行业,而且也诱导生产者服务业[10](信息业、咨询业、金融产业等)的集聚,使集聚核心区的功能得到健全和发展。形成了经济集聚的过程中的集聚产业点、集聚产业区、集聚产业核心区的三种基本经济景观。

3•3几点说明

(1)尽管在经济景观形成分析中,先从规模经济开始,然后是范围经济、最后是外部经济。实际中不一定如此,只是为了便于理论分析。有可能后两者同时进行,或外部经济在范围经济之前起作用。这与企业规模、行业特点等相关。

(2)在经济集聚景观形成中,规模经济是最基本的,没有规模经济就无从谈起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规模经济是集聚体形成发展的基础。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外部经济三重效应叠加作用下,推动了经济集聚体从集聚产业点向集聚产业区、集聚产业核心区演变发展。

(3)并不是所有的集聚产业点都可以发展为集聚产业区或集聚产业核心区。起主要作用的是集聚产业点本身的性质,即集聚的关联性如何?地方的根植性如何?汇集的流要素与“源”之间的关系,以及流要素之间的关系?关键是前两者,如果是关联根植性的集聚,那么具有比较广泛的产业联系网络和地方联系网络,发展动力大,发展成为集聚产业区乃至集聚产业核心区可能性就大,反之可能性很小。当然还受产业区位因素影响,最主要的是经济距离〔经济距离是指包括了取决于地理距离以及跨越地理距离的运输方式(铁路、公路、水路或空运)及其成本〕因素。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篇2

在被审计主体所涉及管理的区域。它的界定是在审计调查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在审计计划中予以界定，通过审计通知书的形式告知被审计单位。被审计主体所涉及管理的区域大小由其自身的行业特点、经济规模、经营模式、投资者风险嗜好、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范限制等所决定。在审计现场区域界定范围内所有对被审计主体管理所涉及的区域内发生的经济事项都要囊括在审计现场。如发现个别经济事项对审计目的有较大影响，又不在被审计主体管理所涉及的区域，可扩大被审计主体管理所涉及的区域直至可实现审计目的为止。但扩大被审计主体管理所涉及的区域须由审计组织与委托方协商一致后方可界定实施。

审计现场哪些证据属于审计取证范围

被审计主体管理所涉及的区域界定的审计现场，审计取证范围以审计目的不同，对审计现场内的经济事项要素提取也不尽相同。如：经济责任审计的审计取证范围是以经济责任期内的全部经济事项，制约因素是时间跨度；预算执行审计的审计取证范围是以预算期内的全部经济事项，制约因素是时间跨度；两者的区别是时间跨度不同，相同点是都包含期间内全部经济事项。审计取证范围在审计目的确立后，经济事项与审计目的相关的元素在时间、空间坐标走向及运动区域就已锁定，审计的取证就是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轴内标出每一个经济事项包含元素所对应的时间和空间。因此我们根据审计目的可以确定在既定的时间区域和经济行为、行为效果所构成的三维时空就是我们的“审计取证范围”。在审计取证范围内的经济事项所产生的经济行为、行为效果并不都对审计目的产生作用，要根据对审计目的产生作用的大小进行科学分类，找出易造成审计结论出现偏差的经济行为、行为效果，进行分析纠正，并就产生偏差的原因进行剖析，找出经济行为出现偏差的真正诱因，并予以披露。这些被披露的经济行为偏差的真正诱因就是审计证据，审计证据多维靶向性验证就构成了对审计结论法理依据的多维靶向性支撑。最终形成审计现场需要的“审计取证”对象。

审计现场描述与审计模型建立

审计现场在基本界定的基础上，划定审计取证基本范围，根据审计计划和分工，按照审计工作流程逐步展开审计现场查勘，并将查勘结果用文字结合数据图表将审计现场数据所处的系统描述展现出来。数据是具体的法律规章、财务制度、业务流程量化表示，文字是具体的法律规章、财务制度、业务流程本质展现，所以审计现场获取的数据必须与具体的审计对象本质相结合，构成对应审计实体的审计模型，将数据还原到审计现场所体现的业务本质上来。审计模型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也就是用获取的基础数据结合财务业务流程进行验证，是一种业务人员能够理解并建立，可以借助计算机进行描述和处理。审计模型的建立，前期准备工作主要是通过学习审计相关法规文件资料和财务业务办理流程，勾画出业务流程图、资金流程图、数据流程图、业务流程图等模型，把纷繁复杂的业务过程拆分成相对独立的子模块，再进一步理解、整理获取的基础数据，将数据与业务子模块对应起来。到了这一步，审计人员就可以根据审计的重点，着手建立业务审计模型。这和审计对象的具体情况和审计人员的技术水平、经验等息息相关。我们常用的是针对每个具体的业务环节进行建模，这是直接面对具体问题的审计模型，方法有：根据政策法规建立审计模型；根据审计对象的业务逻辑和数据钩稽关系建立审计模型；依据审计对象和其他单位的外部数据关联关系建立审计模型；利用审计人员的审计经验建立审计模型。经过多年摸索，笔者认为综合上述四种审计模型基础上构建的模型集合并不能还原审计现场和管理现状。应构建以被审计主体审计目标相关经济行为、行为效果、行为时间为轴线的四维管理空间，建好了将审计现场数据汇入四维空间，数据就有了用武之地，根据重点和关键数据建立的四维管理空间就是审计模型，因为管理和审计都是通过控制重点和关键环节数据达到管理和审计目的。因此将审计现场取得的数据通过计算机的验算和分析，一方面验证数据自身的有效性，将财务与业务数据进行核对，验证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对关键的业务控制点和业务处理逻辑进行模拟和验证，掌握审计对象整个业务处理过程，从而得出具体业务是否真实、合规，是否有疑点或者可提供进一步分析的线索等。在这个过程中审计现场获取的审计证据，以数据的形式作为信息的载体，作为审计模型的基础对象，既能反映出被审计单位管理的本质，也能体现出被审计单位管理的最大价值，也是审计模型构建的核心所在。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篇3

市制的形成发展与撤县设市模式的弊端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发源地之一，但建制市的诞生可以说是“舶来品”。1909年清朝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规定了“城”“镇”的设置条件、机构级别与职能，以及区域界线，从而首次从法律上诞生了市制。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设市模式基本上与世界各国相同，即实行所谓城乡分治的“切块设市”，只是标准各异。然而，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当时的情况和认识理念，城乡合治的撤县设市成为主要模式。从此，中国的城市政区制度出现与传统设市模式相异的重大转变。自1986年以来，整县改市占到设市数量的90%以上。

应当指出，我国转型期产生的撤县设市模式有其深刻的体制背景和一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在行政区经济运行下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得到多数政府部门的支持。但同时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诸多弊端。首先是出现较严重的虚假城市化现象，“城市人口”概念被滥用，城乡统计混乱，难以进行科学的城市比较分析，尤其是国内外比较；第二，导致城乡性质混淆，城区盲目扩展，大量耕地流失，“三农”投入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的基础地位；第三，难以实行城乡两类政区的分类管理，也与国际普遍的城乡分治相悖；第四，从政区制度角度看，大规模撤县设市将会动摇我国传统基层政区的基石，“县”有可能逐步消失；第五，对一些县域非行政中心、规模较大的经济强镇来说（如浙江苍南县的龙港镇、江苏吴江市的盛泽镇等），在推行撤县设市模式下，由于得不到应有的政区地位，从而在制度上大大制约了进一步发展；第六，撤县设市一旦停止，还导致出现城市化快速推进而城市数量不变，甚至减少的奇特现象。

单一的“镇”政区体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

相对于县乡，我国镇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唐朝的坊（城镇），但作为正式的建制镇也是在清朝末年，即1909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后才得以确立的。镇与市一样，也是近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近百年来，我国乡镇有了较大发展，2003年中国大陆有38290个乡镇，其中镇20226个，占乡镇总数的52.8%。众多乡镇虽属同一级最基层行政区，但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县域生产力空间布局的变化，乡镇的规模、实力出现分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部分县市内的乡镇差异十分显著。有的中心镇人口规模已经超过10万，经济规模达到许多县级市、甚至中西部的地级市的水平，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显然，现有的乡镇政区与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这些乡镇经济社会发展、城镇规划建设管理的需要。权力小、责任大、能力弱是这些乡镇普遍存在的矛盾。特别是缺少决策权和独立的财政，因而严重影响这些乡镇的施政能力。

我国乡镇改革的思路不外乎有两种：一是强化乡镇，使其成为真正的基层实体政府；二是弱化乡镇，使其成为县派出机构，执行和完成县政府交办的事务和指导村的自治活动。我认为这两种思路都应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在服从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全局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层级，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第一种方案是虚“县”强“乡（镇）”的道路；第二种方案是强“县”弱“乡”之路。从我国各地区自然、人文、经济社会条件、发展水平等差别很大的国情来看，这两种方案都有可取之处，都可选择不同地区试行，但仍存在一定缺陷，即没有解决一部分强镇发展中的政区体制矛盾。本文探索的就是将部分县市的部分乡镇，即人口规模较大、经济实力很强的少数镇，实行“县下辖市”改革，把条件特别优秀的镇作为小城市政区进行管理，这实际上是第三种方案。近几年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实行大规模乡镇合并，产生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强镇，已经为县下辖市提供了良好条件。

县下辖市的十条设想

在县以下的城镇制度改革中，我们主张尝试实行县下辖市。即根据各县域的经济水平、空间格局、城镇体系布局、交通网络系统和未来发展前景等条件，按照一定标准，选择县以下个别规模较大、条件优越的乡镇改设为市。这一制度与现有的县辖乡镇制度融合，形成我国完善的基层政区制度。

在中国，一个城市行政区一般有以下要素组成：区域范围、人口集聚规模、城市专名、隶属关系和行政等级。县下辖市的“市”，其性质和基本要素应体现以下基本特征：

（1）县辖市的隶属关系不变，仍归属县领导，由县统筹；

（2）县辖市的空间范围适度，不搞“切块设市”，实行“城乡合一”，其范围大体为经过调整后的乡镇（主要是中心镇）范围，适度微调；

（3）县辖市不搞县城设市，不搞“一地两府”。县城（直属镇）达到一定规模（如10万人）可改镇为街道或街区；

（4）县辖市专名不与“县”专名同名；

（5）县辖市的建成区人口积聚规模近期大致在8万人以上，镇域人口10万以上，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000人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积聚力增强、非农人口的增加，这一标准可逐步提高；

（6）县辖市是乡镇政区制度的发展，并非替代，是我国城市制度的完善和规范，乡镇建制仍然是县以下政区的主体；

（7）县辖市的“市”，其行政等级一般等同于乡镇，某些管理权限可根据县域经济全局发展规划的需要适当放宽，也可由一名副县长兼任县辖市市长；

（8）借鉴国外经验，总结我国台湾省县辖市的经验教训，从大陆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县辖市的“市”试行新的行政管理体制；

（9）科学定位县辖市的职责功能，处理好“市”县关系，在全县统筹规划与发展的前提下，促进“市”的健康发展，防止分散化和重复建设；

（10）未来的县下政区将形成街区（县城）―居、市―居、镇―居、乡―村多模式并列，功能性质各异、合作分工、紧密联系、互为一体的新格局。

县辖市模式目前可选择沿海少数县域经济较发达的非县城的镇（如浙江龙港镇）试行，也可在具备条件的中西部地区试行。

推行县下辖市意义不可低估

县下辖市有利于壮大县域经济，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实现小康。县域占有中国大部分的国土和人口，县域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县域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基石。推行县下辖市将大大调动有发展潜力的中心镇的积极性，发展县域小城市，通过小城市的发展增强县域经济，促进县域经济的全面、稳定、持续发展，在当前十分有利于推行“三个集中”，落实解决举国上下关注的三农问题，从而全面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真正实现国家的整体繁荣、富强。

县下辖市有利于完善城市制度，保持县的稳定，推进县制改革。县下辖市是我国乡镇政区体制改革的一种创新，积极推行这一制度对于解决目前我国撤县设市体制存在的诸多缺陷，完善城市政区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推行县下辖市制度是对撤县设市模式弊端的重要修正，有利于加速和规范城市化进程，克服“虚假城市化”现象。同时，这一制度还有利于保持“县”制的稳定，使“县”这一不可替代的传统地域型政区能够长期稳定，即使推进“县”制改革（虚化等），也不会使“县”消失。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篇4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体制；和谐财政；效率与公平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目标之一，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在重要位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高度的责任心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表明我们党致力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的决心。和谐社会需要和谐财政，优化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一、现行财政分权管理体制的弊端与不足

近些年来，虽然中国公共财政转型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弊端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财政支出结构不均衡，导致其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就财政的提供公共产品责任而言，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在无法脱离对传统生产建设财政依赖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财政支出在规模或结构上对经济建设的掣肘，无法满足纳税人对基本公共需求的满足。更值得关注的是，财政支出在转型期内由于既要兼顾原有体制框架下的支出需求，又要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支出，使支出结构更趋复杂，存在着不均衡的供给情况。在现有条件下，中国财政在转型期内无法完全满足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服务性支出和保障类支出，与此相对应的传统财政性支出项目在短期内所占比重仍较大，社会公共性财政支出不足和结构性短缺制约了财政体制转型的步伐，财政职能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拉大了区域差距。随着财政分权的进行，地方政府掌握了相当大部分的财政自，为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并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往往会产生保护本地市场的冲动，并通过税收竞争等手段吸引投资。对发达地区而言，其原始的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对企业和投资的税收优惠较大，有利于本地企业的竞争及投资的引入，进一步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其财力本来就相对匮乏，为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完成正常的财政职能，无法给予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面临比发达地区更加严重的财政压力。

(三)转移支付机制滞后，冲抵了财政分权收益预期。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由于各地方经济基础、资源禀赋有较大差异，产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为避免地区差异过大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建立一套完善的转移支付体系以平衡地区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清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财权和事权得到了较为明确的划分。但与此相配套的转移支付体系并未能尽快建立并发挥应有作用，甚至转移支付本身加大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程度，一方面，税收返还偏高；另一方面，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偏低。

二、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的一般性原则

(一)和谐财政分权体制构建要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核心。公共财政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其理论核心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建立包括财政主体在内的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社会公平。

(二)和谐财政需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是建立在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基础上，但公平问题、特别是社会公平也需要摆在重要位置。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技术进步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作用。在这种社会和经济背景下的财政政策应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作用。财政分权体制改革要以财政政策调控和构建和谐财政体制为目标，在保证分权效率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和谐，实现财政基本职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需要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渐进式地突出公平的地位。

(三)和谐财政要以增进社会福利为出发点和前提。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当市场无法通过自发机制和手段来保证“福利和生活质量”的时候，政府就会在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政府的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弥补市场失灵，而财政效率和公平的均衡发展必将承担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转型进入关键时期，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及时更新理念和思维模式，通过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和财政政策的调整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增进社会福利，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和进步。

三、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关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关系，在于理解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增长和平衡、竞争和协调三方面的关系。其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经济发展中的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全局利益要兼顾局部利益。财政分权所体现的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根本在于处理好各个层面的利益关系，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动力，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其二，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还体现了增长与平衡的关系。分权会导致少数地区经济增长过快，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过大。这种由于增长的不均衡带来的差距过大问题会影响到社会安全与稳定。正确处理好增长和平衡的关系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合理分权的前提和保证。其三，地方之间在分权体制框架下通过竞争获得经济增长，不断提高经济效率。中央和地方乃至地方与地方间的关系，在于下层增长前提下建立上层协调机制，以实现均衡发展的目标和全局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

(二)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核心在于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因此，要确定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在政府责任和收入权力上的关系，实现各级政府“收——支”的合理匹配。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集权或分权，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也不可能包揽所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事权的下放，所有的公共产品也不可能由哪一个地方政府独立承担。地方政府在本辖区范围内具有相对事权，而事权范围依其管辖范围而定。如果原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推卸给地方政府，则地方就会由于激励不足而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高或者数量不足；如果原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上收到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则会造成过度集权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资源浪费。在笔者看来，处理中央和地方的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关键在于界定政府间的职责范围，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各级政府的权责利，分别承担其责任和使用其权力，在渐进化分权过程中不断提高分权效率。

(三)处理好财政支出和收入的关系。分权化改革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提高财政运营效率。财政政策凭借着收入和支出两翼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而这两个方面既涉及到政府各层面内部规模和结构的关系，也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利益调整问题。处理好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关系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一，要关注政府间财政收支规模。地方为自身经济发展，充分挖掘本地区税源，以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然而，地方财力在规模上毕竟存在着局限性，其收入规模无法满足支出需求。中央有义务在地方出现资金缺口的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内通过必要的机制进行资助。其二，要关注各级政府的支出结构。中央从全局利益出发，存在着对地方财政支出渠道和结构的指导，以避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兼顾财政支出结构的重点和一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地方通过意愿表达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向中央反馈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以利于经济效率的全面提高。其三，要关注财政收入结构的优化和协调。在税收的制度性约束和中央财政增加财力的前提下，地方存在着不断扩大预算外收入甚至制度外收入规模，以非税收入弥补税收收入不足的冲动，从而会弱化分权化改革的效率。中央事权的下放必然需要以一些财权的下放为前提，以保证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四、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的策略选择

(一)进一步规范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范围。1994年财政分权体制改革虽然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范围，但却没有将事权具体化，省以下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仍旧含糊不清，容易导致职责划分不明确，甚至出现相互干扰的情况。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政府间事权范围，相应对财政支出进行结构性调整。概括地讲，各级政府要关注于本级的基本事权和重点事权，实现以点带面的策略。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规范行政管理体制的前提下，相应下放一些事权到下一级行政部门，并相应下放财政权力，以杜绝省以下政府事权“落而不实”、“一刀切”等低效率状况，减少“给政策不给经费”情况下“体内损失体外补”等变相缓解财政压力的不规范行为，缓解由于事权下放、财权上收而导致的“倒逼机制”的发生。

(二)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规范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从立法权来看，参照一些国家实行彻底的分权做法，赋予省级以下政府部门适度的税收立法权，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筹集财政收入。从收入权来看，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从现有模式逐渐过渡到由一套机构同时征收两级税款，在财政或银行部门按照税种或者分享机制分别划转到中央和地方两级收入的管理体系；同时，建立比较精干的(税务)稽查和(财政)审计机构，对纳税人的完税情况进行检查，保证税法执行和各级税收收入实现。从税收分配权来看，进一步完善分享和共享并存的机制，一方面，确保中央财政在总规模中所占比例；另一方面，适当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满足地方支出需求。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篇5

【关键词】 萝岗区 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

一、萝岗区征地及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发展的现状

截至2013年底，中新广州知识城范围内征地共涉及18个村、1个社区，面积达到4090公顷（62350亩）。其中，征地面积处在第一档次（600～699公顷）的是何棠下村和枫下村，征地面积分别达到696.68公顷和661.53公顷；征地面积处在第二档次（300～399公顷）的是燕塘村、黄田村和佛村，征地面积分别是399.91公顷、360.66公顷和300.64公顷；征地面积处于第三档次（200～299公顷）的有四个，分别是凤尾村、汤村、长庚村和重岗村，征地面积分别达到273.58公顷、253.24公顷、248.58公顷和230.91公顷。

中新知识城征地空间分布主要以2020年为时间分界点，2020年以前规划征地面积为2024公顷（30360亩），而2020年以后规划征地为2066公顷（30990亩）。中新知识城2020年以前征地占整个征地规划的49.5%，而2020年以后征地占整个征地规划的50.5%。

1、中新知识城留用地规模划分

中新知识城留用地规模规划分为近期留用地布局、中期留用地布局和远期留用地布局。

近期留用地布局。萝岗区在征地的过程中，考虑到重点项目引进、产业结构升级、产业集聚等多重因素，规定各批次的征地过程中都可以使用留用地，前提条件是符合土地利用总规划、城乡规划。

中期留用地布局，又称2020年留用地布局。中新知识城规划2020年留用地共322.3公顷，其中符合2020年土地规划建设用地的留用地为189.2公顷；在已征地的4090公顷范围内的有153公顷。

2、中新广州知识城留用使用情况

留用使用主要包括留用地性质和留用地开发。中新广州知识城留用地性质主要分为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商务用地和教育科研用地四种。一般而言，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规模较大。2020年留用地中工业用地和商务用地分别达到105.73公顷和122.75公顷，占留用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33%和38%；而远期留用地规划中工业用地和商务用地分别达到212.82公顷和162.30公顷，占留用地面积的比例分别为37%和28%。这充分表明，留用地的主要用途在于工业和商业。

二、萝岗区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1、留用地产权不明确

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等文件中，对农村集体土地收益、增值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存在缺陷，导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的集体土地行使权是不充分的。同时，地方性的文件规定，集体经济留用地不能以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个人名义进行登记管理，而要以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义进行登记管理，且不允许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把土地分配到集体组织中的个人。

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的产权分割政策不明确。在《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和《关于贯彻实施〈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文件中，都没有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用地的产权问题。只是规定留用地原则上保持集体土地性质，而在城镇规划范围内的留用地可以征收为国有土地。留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或通过其他形式用于经营性项目和工业用地，可以参照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假意的程序和办法，通过招拍挂土地市场方式进行。

在政府实际操作层面，由于留用地产权不明确，致使村集体经济组织及村民个人在地方政府实际征地的过程中对留用地的地块选址、留用地价值等方面只有简单的知情权，没有实质性参与土地估价、议价和定价的过程，农民合法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得到保障。

2、留用地规划不详细

广州开发区留用地规模只是根据征用地的10%进行保留，但是，没有对其用途、地块的选址等进行合理的规划。没有对留用地的规模进行详细的规划。从《广州市萝岗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0―2020）》中可以清楚看出，在土地规划中，严格控制城镇建设用地扩张规模，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大力推行城镇建设用地集中布局和产业集聚，总体上形成中新知识城与七个城区共同发展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到2020年，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1443公顷，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控制在10373公顷，城镇工矿用地总规模为8900公顷；而全区耕地保有量为5150公顷，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4500公顷。而对经济留用地没有进行总体的规划和控制。

3、留用地政策不够细化

首先，国家层面的关于土地方面的法律和政策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第二次修订）》（简称《土地法》）、《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其中《土地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是没有进一步将集体土地在征收的过程中进一步细分为留用地和非留用地，留用地的土地性质、土地用途、开发性质等都没有相关的解释，从而会引起留用地在项目开发实际操作过程中较多的问题。《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第十六条“要高度重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规划管理”中规定“利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进行非农建设，必须符合规划，纳入年度计划，并依法审批。严格禁止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严格禁止‘以租’将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第十三条“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中规定“对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农民可以经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入股”。以上的文件均没有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留用地问题，留用地如何储备、如何评估、如何入股、留用地开发、留用地项目处置、留用地项目的增值分配、留用地融资抵押等一系列问题均未涉及。

其次，广东省关于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方面的政策法规主要有《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关于贯彻实施〈广东省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施行〉的通知》、《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以上的文件虽然对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的留用规模、选址、补偿方案、开发模式等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范，但是对于留用的性质仍然没有完全界定清楚。《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留用地应当依法转为建设用地。留用地原则上保留集体土地性质；在城镇规划范围内的留用地可征收为国有土地”。这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规定了留用的性质问题，但是还比较含糊，在实际操开发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都不敢轻易开发留用地。

三、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有效利用开发的政策建议

为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同时满足重点项目的用地需求，使萝岗区成为“知识经济先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智慧城市样板区、宜业宜居生态区”，要切实做好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极大限度地利用开发好农村经济留用地，使之既能有效统筹城乡空间资源配置，优化城市空间功能布局，保护好耕地资源集约节约可利用，保证经济留用地合理开发，又能确保国家、省乃至市县等重点项目的顺利实施，促使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1、进一步明确留用地产权

首先，要进一步明确留用地在国家征用的过程中产权转变问题，即由集体土地转变为土地的过程中，应该享有国有土地在市场上同等的待遇，不应该进一步区分为集体留用地和非集体留用地，应统一视为国有土地，按照市场价格统一在市场上流转。其次，明确留用地项目产权问题，主要指留用地开发的房地产项目的产权分割问题，产权分割问题又进一步涉及到房地产前期购买问题和后期转让问题。

2、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的规划管理

对经济留用地要严格按照可建设征地（符合“两规”）的10%返还留用地，同时结合中新知识城开发建设实际情况，采取“货币补偿、物业置换、实地返还”等多种方式，确保被征地农民合法利益得到保障。应按照中新广州知识城当前征地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升级的需要，对农村经济留用地进行总量控制，并结合萝岗区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在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同时，也能保障国家建设用地需求。结合知识城发展的阶段和规划，按照“服从规划、同一部剧、合理安排、节约集约使用”的原则，对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的选址进行科学合理的统一安排。由萝岗区政府、广州经济开发区和中新广州知识城会同国土规划局等单位进行规划，鼓励各个村之间实现跨村选址、集中连片区留地。

3、加强农村经济集体组织留用地的开发管理

首先，要按照城市发展规划、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规划、重点项目发展规划等要求，对留用地进行有序开发，鼓励公益性项目，限制环境污染项目。其次，在对农村留用地的开发管理过程中，应该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功能、产业发展规划、重点项目引进计划等，将中新知识城合理划分为核心区、一般区和边缘区，分类对留用地进行开发建设。对核心区应该遵循城区标准进行规划、建设，从而提高城市规划和建设档次和品味。再次，对留用地要采取规划、开发和监管并重措施，有效盘活留用地，加快中心城区发展，同时有效壮大集体经济，在征地的过程中，要全面考虑留用地政策的适应范围、留用地指标核发、留用地指标管理、留用地指标使用等，从而能够合理对留用地的位置、规模等进行科学布局。最后，进一步完善留用地项目开发方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出让开发应该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自行选择。集体经济组织可以选择自主开发、留用地货币化、合作开发等模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在充分考虑当地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城镇规划的基础上，对集体经济留用地进行自主开发。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项目可以根据新建项目用地实际需求出发，参照国有土地出让方式，以招拍挂方式在土地市场上进行公开出让。为进一步规范集体经济组织留用地出让，可以先通过土地储备中心备案，通过土地评估机构对留用地进行客观评估，交易过程公正公平合理，使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的利益最大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根据自身实力和合作方的需要，共同开发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

4、加强审计监督及土地监管

以土地出让收支为切入点，加强对经济留用地规划、供应、开发、融资等环节的审计监督，以进一步加强对土地的监管。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审计：对土地储备管理进行审计，以了解土地储备动态；依法加强土地出资金审计，追踪资金的来龙去脉；加强土地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加强征地补偿金等方面审计，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利益。

【参考文献】

[1] 李一川、薛东：农村集体经济留用地开发模式与开发方案的研究[J].学理论，2010（15）.

[2] 杜茂华、汤鹏主：农村征地留用地模式分析及政策建议[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篇6

关键词：区域性供水供水模式

1、问题的提出

在八十年代初，在城市供水水源的调研基础上，于1982年2月四川省给水排水情报网年会期间，第一次提出重力流供水的方案，在研究重力流供水的范围过程中我们引伸出区域性供水的思路，并进一步讨论区域性集中供水系统和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系统模式的区别、联系及其实用价值。

2、区域性供水的模式

区域性供水系统的主要特征是不仅为中心城市供水，还同时向作为城市、场镇及广大农村集居点供水，按照水源水系、地理环境特征或一定的行政区划确定供水区域，供水面积小至数十平方公里，大至数千平方公里。它把一个区域内的若干个净水厂及其配套企业联合为一体，统一开发、分配水资源，水费的收取办法又因输配水距离及高差而有所差异的新型网络供水系统。我们认为，区域性供水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即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的模式和区域性集中供水的模式。

2.1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的模式

2.l.l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是所辖区域的供水及其配套服务企业实行统一管理，但管网系统不一定连成一体，即水源和管网都可能是分散的。例如，台湾有两个水公司，一个台北市自来水公司，另一个是台湾自来水公司，后者就是区域性供水管理型的企业。另悉，山东省济宁市已将该市下属各县镇自来水公司统一联合成立济宁市供水集团总公司。

2.l.2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系统是一个跨行政管理辖区概念的系统，跨地区的供水企业可以浓缩一定数量的技术人才、管理人才，为整个区域经济服务，从而有利于人才素质的提高与效能的发挥。

2.1.3区域性供水管理型的企业，可以不受一城一镇的限制，较合理地综合考虑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借助集团化的优势，可以开拓为此服务的诸多工业项目，特别是水工业项目，组织社会化生产，确保原材料、消耗材料的合理调配，减少流动资金的占用。整个企业的运转可以更为有效，求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2.2区域性集中供水的模式

2.2.1区域性集中供水是水源相对集中、管网连成一片的供水系统，较多地实行长距离输配水，水费的收取办法又因输配水距离及高差而有所差异，这种多水源、多水厂并网的区域集中供水系统，比原先分散的、独自的、小规模的供水系统，提高了系统的专业性、合理性、可靠性与经济性。这样的系统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是较多的。在日本于1986年已有166个，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亦很多，譬如华盛顿北方水厂的供水范围已达2849km2，供水区域内的地面高差达274m，由两个水厂（一个取湖水、一个取河水）并网供水。

2.2.2区域性集中供水系统是一个多水源合并管网的管理系统，多水源统一的供水环状管网系统的建立，极大提高了供水的安全可靠性。通过强化调度功能，协调供需关系，使系统处于合理、经济的运行状态。

2.3两种区域性供水模式的密切联系

2.3.1我们在探讨区域性供水的同时，提出了区域性集中供水模式与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模式两个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二者同属区域性供水范畴。我们认为作这样的区分是有特别意义的。区域性集中供水是区域性供水的高级形式，区域性供水管理系统也可能过渡为区域性集中供水系统。在一定时间、空间或经济发展程度条件下，即使不能进行区域性集中供水，仅仅通过采用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对其管辖范围内的供水部门和相关企业实现人才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提高水质和供水普及率（水量），提高供水整体服务水平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2.3.2在可能实行区域性集中供水的地方，首先实行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是必要的，可以避免各自为政和各种短期行为，造成长期分散重复小规模建设投资，从而对一定区域统一分配水资源、提高供水基础设施服务能力、发挥区域性供水企业的规模效益起着促进作用。

3、区域性供水研究的意义

3.1社会发展的趋向

数千年来的文明历史表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城镇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近两个世纪以来，科技的进步，大型工业、集团化经济的崛起，人们更加速了向城市迁移。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区域性经济带逐步形成，以当今经济发达的国家为例，日本有1／3人口集中在东京的周围地区。就是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数量增长很快，城市的规模在扩大，以大城市为核心的经济带正在形成，这也许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向。

3.2水资源的合理分配

自古至今，凡是有人群起居的地方必然有水源，凡是现代化的城市必然有相应的集中供水事业。工农业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水作为一种无法替代的资源是有限的，就全世界而言，已有不少专家预测下世纪的主要危机是水危机。而我国的水资源相对而言是不丰富的，平均年水资源总量约为28000多亿m3，居世界第六位，但人均水资源量只有2730m3／人，仅为世界人均值的l／4。总之，淡水资源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对于淡水资源科学开发、合理分配、区域性综合规划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3.3区域性供水是供水事业发展的趋向之一

3.3.l区域性供水系统在经济发达的国家里是较多的。但在国内尽管我们在1990年提出建立这样的系统，经四川省科技情报所查新表明还属首次。我们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区域性供水系统的出现与发展，必然成为普及城乡供水的趋向之一。

3.3.2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一个村设一个供水站，一个镇设一个水厂，一个县市设一个自来水公司，他们之间彼此独立、各自为政的现象在国内是普遍的，他们在开创供水事业上曾经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区域性经济带的形成，作为重要基础设施的供水系统不进行管理上的深化改革，很难为高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服好务，很难为人们提供优质的饮用水。供水系统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区域性供水管理模式是一个趋向。

4、区域性供水的可行性

4.l跨行政辖区的供水，这将打破目前供水企业隶属一个行政辖区管理的惯例，但供水企业通过股份制管理模式可以协调各行政辖区对供水的需求关系，还可缓解水利部门与城建部门对供水企业隶属关系上的争议。

4.2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伴随中心城市经济带的形成，区域内对供水的水质、水量以及供水连续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供水企业间的横向联合，促使区域性供水管理模式的形成，促使中心城市的供水企业更好地为区域范围内的供水事业服务。

4.3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那种小而全、各自为政的管理模式受到了冲击，为了取得更大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的努力，有利于供水企业之间的联合。

4.4由于水资源的紧缺，区域内水资源的统一规划、合理开采、统筹分配，有可能促使区域内供水部门、供水企业之间的联合。否则争水、抢水等问题必将导致社会化矛盾。

4.5近十多年来作为供水系统的建设投资，主要是向用水单位筹集的，政府部门只是政策上的照顾，因此跨行政区划的区域性供水企业亦可按此途径解决。

4.6在条件许可的实施区域性集中供水模式中，以谁受益、谁出资，谁出资、谁优先的原则，由点、连线到面的实施策略，并且以区域集中供水与局部分散供水相结合的模式规划，不作一刀切。

5、区域性供水量的预测方法

区域范围内的需水量主要分为中心城区的需水量、卫星城镇及县制镇和村镇的需水量，根据各自的供水特点和城市总体规划布局，宜分别用不同方法作预测。预测期限可分为三个期间，即近期、中期、远期。中期的预测应是目前作区域性供水研究中供水量预测的重点。

5.1中心城区

对中心城区的供水量预测，针对其历史数据资料较为完整的特点，可收集近数十年的供水量、售水量、供水人口、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等数据，采用微观定额法、供水量递增率法、时间序列趋势法、多元回归分析法等多种预测方法，然后对预测结果作相应检验和综合分析，即得出中心城区各预测时期的需供水量。

5.2卫星城市和一般县镇

5.2.l对卫星城市的需水量预测，主要依据政府对城市总体规划的卫星城市布局及人口规划，采用微观定额法预测和专家调查法为主，其用水定额与中心城区取值相近，并结合工商业分布确定其需水量。

5.2.2区域内现有的各区、县（市）独成体系的分散供水系统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力就近解决当地城镇的供水而自然形成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发挥着积极作用。随着各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乡村呈现出一体化趋势，城市化水平普遍提高，新建和内迁了不少企业，其需水量不是简单按自然递增率递增，而是呈阶跃式剧增，市政供水基础设施能力明显不足。结合各县城目前供水现状特点和供水发展阶段，参照中心城区相应阶段和类似城镇用水量标准，考虑到供水发展规模和水量平衡，可选择多个方案分别计算，结果可能与接问卷统计的专家调查法相差较大。原因较明显，主要是围绕中心城区的周边县区城镇，随着农村集镇化、乡镇企业的广泛兴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趋势所至，其社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这种按自然常规递增测算的结果已明显不能适应客观发展的要求，建议采用在广泛征集各县区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专家调查预测法结果，较为符合地区实际。

5.3农村集镇

这里所指的村镇供水量，是经调研后确认需由集中供水方式解决的部分村镇的需水量。可参照有关村镇供水的资料，结合农村经济改革，乡镇企业及村镇规模发展迅速的状况，城市市域内村镇的用水水平必然向城市水平逼近，仍可根据以定额法为主的计算结果确定其需水量。

6、结论

6.l区域性供水模式的研究，是区域性经济迅猛发展的前提下，对供水企业深化改革的一项综合性研究成果。

6.2本文提出了两种模式，对于区域性供水集中管理的模式，具有广泛的推广意义，它有利于水资源的合理使用，它有利于供水企业服务水平的提高，它有利于水工业相关项目的发展；而区域性集中供水模式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较好的供水模式，它又是区域性供水的高级模式，它虽没有推广的普遍意义，但它具有独特的优越性。比如成都地区采用了重力流方式的区域性集中供水模式后在规划的2010年供水工程中可节水10950万m3／a，可节电达2亿kwh/a。

6.3区域性供水摸式是供水事业发展的趋向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模式，决不应一刀切、一风吹，应因势利导，自愿联合。但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应有所导向。

参考文献：

[1］何维华，试论成都地区区域性供水，成都建筑，1990年10月。

[2］越性藩成都地区实施区域性供水势在必行，市政科技文摘（总第145期），1991年5月。

[3］何维华、钟泽彬，成都地区区域性供水的研究报告，1994年6月。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篇7

关键词：共享经济；民族地区；协作分享；资源共享

一、共享经济理念概述

（一）共享经济的概念的提出

现代共享经济学早期萌芽于19世纪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其首次提出是在1978年Marcus Felson和Joel.Spaeth[1]将其作为一种通过第三方平台进行合作消费的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分享个人的闲置资源和知识技能及筹资。Botsman Rogers[2]称之为“协同消费”，由于消费者逐渐更偏好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非私有价值，共享性的优势日益凸显，改变了传统的消费模式。

共享经济指能够让商品、服务、数据以及才能等拥有共享渠道的、以“共同享有但不占有”为理念的经济社会体系，主要包括所有权的转换与使用权的转换两种形式（二手交易；租借）。具体来说即将闲置的资源通过网络分享或出租给其他人，包括资产、资源、时间、技能在内的各种私人物品[3]，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获得了回报。

（二）共享经济的本质和特征

1、共享经济的本质是协作分享，具体如下

在规模经济角度，利用规模效应，当生产率在竞争及创新的驱动下大幅提升时边际成本递减甚至趋近于零。正如Jeremy Rifkin在《零边际成本社会》中所强调，交易成本几乎为零的经济活动将使财富得到更平均的分配。

在科斯定理角度，共享的概念下使得使用权和所有权“两权分离”，产权界定更为深入，在不失去所有权的条件下让渡商品的使用权，提升了商品价值，满足了更多效用，从而实现了帕累托改进。

在信息经济学角度，共享经济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形式，通过网络为大众建立一种特别的联系，并且云计算、大数据平台能够实现数据信息的及时性、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弥补了部分市场失灵现象。

在组织结构角度，共享经济采取了一种能够让每个人都平等参与其中的扁平化结构，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金字塔结构，集权管理模式下的垂直整合型机构也有利于社会效率的提高。

在资源环境角度，利用个人闲置资源实现效用最大化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社会效益，节约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提高了生活质量，为实现“绿色地球”、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可行性路径。

2、共享经济有以下特征

（1）成本低。大多数闲置资源的盘活使得与大规模的专业供应者相比具有价格优势，从而边际成本逐渐降低，经济效率逐步提升。另一方面，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以及新型的组织方式会节约运行和管理成本，使得整个共享经济呈现出低成本特征。

（2）高效便捷。供求双方通过第三方平台需求信息，增加可选择的交易对象，这种方式快而直观，并且双方信息更为公开透明，提高了交易质量的同时扩大了主体的可选择空间。

（3）可持续发展。共享经济改变了传统的产业运行模式，通过调整存量资产实现了从“闲置型”到“再利用型”的转变，物尽其用，一切可再利用的闲置资源都可开发出无限可能。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利用率，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合作信任。这种建立在分享与合作意识基础上的方式深刻的改变了人们作为单一个体的生活角色和思维方式，拥有了新的就业模式，扩大了交际圈，推动了人际关系的发展，使得社会重新注入了信任值。

二、共享经济的发展模式及其领域

（一）共享经济的发展模式

共享经济是消费者通过公平的互利合作，共同分享资源的一种协作经济，其核心模式为“合作――竞争”。在这种模式下，消费者同时也可以作为生产者，在特定条件下扮演不同角色，产消者可以利用一切自有资源，通过让渡其使用权的方式获取收益。具体来说，共享经济主要通过O2O（Online To Offline）方式，以在线支付为核心，将线上与线下商务的机会相结合，兼具两者优势。其发展模式有以下几种：

1、资源的供求个体间的共享模式

P2P（Peer-to-Peer）：指个人间提供小额借贷的金融模式，其中通过第三方平台（P2P公司）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

C2C（Consumer to Consumer）：指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消费个体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的交易类型。

2、资源的供求个体与组织间的共享模式

P2C（Production to Consumer）：通过生活服务平台把商品和消费者联系起来，从生产企业直接将商品送达消费者。借助平台聚集生活中的各类服务信息，如房产、家政、餐饮、票务、健康等。

B2C（Business to Consumer）：即商家建成网上商店，消费者通过网店购物并在线支付的模式，一般以零售业为主，借助网络资源进行线上销售活动。

3、组织间的共享模式

B2B（Business to Business）：指商家之间通过技术平台进行业务交易的模式。

（二）共享经济的领域及发展现状

共享经济属于新兴市场，然而发展速度迅猛，短期迅速渗透到很多行业及其细分市场，范围涉及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以消费对象为标准进行划分的话，共享经济的行业领域主要分为交通领域共享、住宿旅行共享、服务共享、物流共享和其他闲置物品共享。共享经济的交易对象可以从个体之间、组织之间延伸到所有的经济体，扩展到日常生活、办公用品等更细致的领域。租车行业的Uber以及短租住宿行业的Airbnb是共享经济的典型代表，目前国内共享经济的发展欣欣向荣，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平台列举如下：（租车业）滴滴快的；（短租）木鸟短租；（家政）阿姨帮；（二手市场）闲鱼；（创意服务）猪八戒网；（课外辅导）疯狂老师；（厨艺）阿姨厨房；（美容）河狸家。

三、民族地区共享经济发展困境

我国新生经济体如暴风骤雨般的发展，产品和服务更新的速度令人瞠目，短短两年多时间共享经济市场已呈现出蓬勃的趋势，民族地区赶上了这趟快速发展的列车，但其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很多困境。

（一）内部风险控制能力不足

虽然发展速度快，但问题也逐一显现出来，例如内部控制缺失，主要表现在：一方面风险控制指标严重缺乏，风险量化能力不足，不能有效识别和评估风险；另一方面内部监督制度缺失，对交易的执行缺乏进一步监督，对风险的再次确认不够明确。共享经济重要的是要看长久的收益和信誉，只有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获得长久、健康的发展。

（二）虚拟网络下的不信任

共享经济把现实生活中的需求通过网络平台深度融合，充分结合了两者的优势，体现出开放、分享、平等、协作的共享精神。但基于网络的虚拟特性，存在很大的信用违约风险，在识别交易当事人的资信状况、真实资料、道德品质等信息真伪上存在很多问题，再加上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其缺陷大肆伪装，让我们更加难以识别与区分，导致一些“跑路事件”、诈骗事件时有发生，揭示出了社会中存在的诚信与道德问题。

（三）平台技术不成熟

“互联网+”是共享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保证平台技术安全尤为重要。但我国网络技术还不够成熟，其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经济交易的扩展速度，大数据、云计算的需求难以被满足。技术上的落后，不但难以满足共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难以确保第三方运行平台的系统安全，一旦发生技术风险，客户的信息和资产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对经济业务的正常有序运行产生恶劣影响。

（四）法律法规不健全

我国目前的经济、金融法律法规主要针对传统经济活动，不完全适用于新兴的共享经济形式，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部独立完整的法律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和规范，权责不够明晰，尤其在市场准入、合同的履行、交易主体身份认证、维护顾客信息、收费标准、市场监管、市场退出、权责关系等方面极其欠缺。导致许多人打着法律法规的“球”，投资者信心不足，也制约了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加紧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刻不容缓。

四、民族地区共享经济发展路径探析

（一）促进共享经济的市场发展

共享经济主要包含三方面：闲置的可利用资源，资源供应方和需求方。因此，共享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从发现可利用资源和汇集供求双方入手。

1、发现可利用的闲置资源。闲置的资源有很多种，共享经济的发展方向也很多，但并非所有行业都可并入共享经济范畴。共享经济中的共享资源有明确的条件：资源本身可持续利用，具有共享价值并且其产权相对清晰。一般分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两种，其中大多以有形资产为主的闲置资源基本上涵盖了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而类似于时间、知识、技能等无形资产由于其形式的特殊性，比较难于量化评估，在共享经济市场中占比也相对较少。总体来说，只要是具有可利用价值的闲置资源，就有可能加入到共享经济中发挥出更大的效用。

2、吸引供应方。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来讲，最初的吸引主要以利润为主，可以给予适当的补贴，在利益驱动下使得供应方从共享自己的闲置资源中获得一定的收益，这种方式较为直接。通过共享的过程，如拓展交际范围、分享经验等，供应方从中获得精神层面的效用，促进人文情感交流，获得更多的满足感，从而形成更具有吸引力的良性循环。

3、吸引需求方。需求者方面则应该从满足其需求入手，在选择多样化、价格优惠以及质量有保障的条件下，更容易吸引更多的需求者加入到其中。因此，市场中应该具备多元化产品和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此外还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量优惠，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良好的合作与信任关系。

（二）加强共享经济的风险控制

1、实行业务许可证制度及信息披露制度。主要是加强市场准入监管，对共享经济的市场准入资格进行详细审查的规定，为一些条件充足、信誉好的组织机构颁发许可证，比如第三方支付许可证、交易业务许可等。同时要保证相关信息的及时披露，比如注册资本、技术协议、网络设备标准、业务范围与计划、交易记录保存方式与期限、责任界定等，为参与者提供参考。

2、完善征信体系。对参与者形成完善的征信体系，尤其是对涉及范围较广的组织机构，可以把电商、社交网络的大数据并入到征信体系中，扩大共享经济征信体系的范围，但征信体系只能用于监管之用，不得谋取商业利益。加强诚信教育机制，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逐渐形成以信用为主要评价标准的氛围，从而减少不道德事件的发生。

3、实行数据数据实时监测制度。对实时数据、信息以及资金走向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测和分析，部分风险较大的交易可以实行资产第三方托管制度。在确认交易如约完成前，这些资产可以由独立于交易双方的其他组织机构代为保管，每一笔资金的流入和流出都会详细记录，并且按时对资金进行账实核对，能够有效保障资金安全，保护投资人合法利益。

4、建立适用于共享经济的主要法律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主要在法律层面规定互联网金融的范围、性质、地位、市场准入标准、市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等，建立一部完全用于规范共享经济的法律，明确其在法律上的合法经济地位，对于共享经济的规范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

本文为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成果（项目编号：YCX1629，项目名称：民族地区共享经济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1]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A Routine Activity Approach[J].美国行为科学家，1978.

[2] What’s Mine is Yours》[M].On：HarperCollins，2009.05.

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区别篇8

关键词：国家理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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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以下简称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是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展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审计新领域。由于当前国家政治授权产生的问题与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是当前对权力监督的一个重要手段，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的两个“暂行规定”和2006年修订通过的新审计法为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我国经济责任审计尚处于探索阶段，尤其是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制尚未建立起来，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对象特殊,审计范围广泛,不同层面的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范围、工作对象差距很大，因此，探索和规范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经济责任审计是针对“个人”的责任审计，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直接涉及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的是非功过，关系到党政领导干部的升黜，因此，审计评价是经济责任审计诸环节的核心与关键问题。本文拟在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基础上，构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整体框架，并扼要探讨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具体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为进一步出台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的实施细则或经济责任审计准则的制订、规范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一个参考依据。

一、相关研究评述

界定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是构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的基础。2006年修订的新审计法第25条规定:“审计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国家机关和依法属于审计机关监督的其他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任职期间对本地区、本部门或者本单位的财政收支以及有关经济活动应负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审计监督。”，这仅仅给出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监督的总体内容，对构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提供了指导意义。现实中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十分复杂，想用一把尺子来界定其审计内容是很难做到的。吉林省审计学会课题组［1］在总结一些典型地方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归纳了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他们将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范围分为四个层面、三个范畴和二个系统。四个层面主要由省部级、地厅级、县(区)局级、乡、科级四个层面的干部。三个范畴主要包括块块领导干部、条条领导干部、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二个系统包括党委系统和行政系统。并提出采用一般分类与特别分类两种办法来探讨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容，认为党政领导的经济责任审计的一般内容应该包括三个方面:（1）审计党政领导干部所在地区、部门、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性。（2）审计党政领导干部在执政期间重大公共投资项目的效益。（3）审计、评价党政领导干部在执政期间主要工作目标完成情况。最后根据行政区党委，行政区政府领导、政府部门领导界定了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特别内容。在审计署2007—2008年立项课题研究报告（2009）中，以蔡春教授领衔的西南财经大学课题组［2］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将党政领导和企事业负责人的目标经济责任的内容分为治理责任、管理舞弊控制责任、经济权力控制责任、效益或绩效责任和环境保护责任，并根据各类目标经济责任，构建相应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将党政领导经济责任评价指标分为民主政治建设和绩效两个方面的评价。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主要包括权力范围、组织结构和问责体系、信息透明度、廉洁自律、申诉和执行机制、党风廉政内部监督制度落实、政务公开程度等指标；绩效方面包括真实性、客观性、合法性、投入产出的“3E”、内部控制、资源利用等指标。青岛市审计局课题组［3］的《部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将政府部门分为经济运行管理部门和社会事务管理部门，在确定部门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基础上，将部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分为经济决策权指标、经济管理监督权指标、经济执行权指标和履行廉政职责情况指标四大类。刘世林和牛玉韬［4］认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应与评价对象、评价责任、任职目标、评价范围挂钩，并构建了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给出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一级与二级指标为：（1）财政财务收支评价（主要包括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资金收入与支出、企业财务收支情况等）。（2）资产管理与购建评价（主要包括资产综合情况、长期资产管理情况、流动资产管理情况、固定资产购建情况等）。（3）经营业务管理绩效评价（主要包括综合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环境情况、领导干部决策能力和水平等）。（4）个人及行政执法情况评价（主要包括组织性违法违纪情况、个体性违法违纪情况）。

以上研究对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但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局限性：（1）审计内容界定和审计评价指标框架的构建多采用归纳法对评价指标进行分类，没有运用演绎法，将审计评价指标框架构建在一个扎实的理论基础上。（2）各研究采用不同的分类标准构建审计评价指标框架，但由于主要采用的是归纳法，没能显示各类指标之间逻辑关系，同时各类指标也难免存在一定的重复交叉内容。本文拟以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为基础，着眼于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整体框架的构建及具体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但本文并不涉及具体的审计评价指标的构建。

二、以国家理论为基础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的构建

现代西方产权经济学中的国家理论包括规范的国家理论和实证的国家理论。所谓规范的国家理论，主要是对国家行为的矛盾性质进行思考，它有三个基本内容：一是从国家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任何其它组织和个人所无法替代的角度论证国家行为的合效性；二是从信息的缺失和国家行为的个人性来论证国家行为所包含的违背经济效率原则的性质；三是界定国家经济行为的边界；而实证国家理论主要是探索国家行为根据的理论，主要是关于国家的本质和对国家“悖论”的解释。由于规范国家理论可以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内容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这里是以规范的国家理论来构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根据规范国家理论，国家在产权界定、保障私人权利、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具有任何其它组织和个人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具有合效的性质；但由于国家行为的强制性（即非市场自由交易）和关于国家行为成本和收益的可靠信息的缺乏以及国家行为的个人性可能导致国家行为对帕累托效率的偏离，具有违反效率的性质。国家经济行为的边界是国家组织比其它任何组织和个人具有优势的经济领域。图1是从规范国家理论的角度，给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整体框架。

在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实务中，六个审计评价模块可进行相应简化：（1）国家界定产权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一般不能归结为党政领导的“个人责任”，因此，有关法律法规的制订一般不作为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与评价的内容。（2）权利范围模块并入日常行政与执法和重大经济决策两个模块中，但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现代国家大多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充当“守夜人”的国家模型，现代国家基本奉行凯恩斯的经济干预政策，不仅是公共物品的供应者，而且充当了私人物品的供应者和需求者，因此，重大经济决策审计评价不仅包括了提供公共物品经济决策，也包括了其它如大额非常规经济拨款、大额非日常采购等重大决策。总之，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框架可分为四个模块：（1）日常行政与执法，简称“日常行政”评价模块。（2）重大经济决策，简称“重大决策”评价模块。（3）遵纪守法与廉政建设，简称“遵纪廉政”评价模块。（4）工作业绩、经济目标完成情况与社会满意度等，简称“工作业绩”评价模块。

由于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具体指标在不同级别、不同类型的党政部门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且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具体指标也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本文将着重于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体系的整体框架的构建（如表1所示）。

在以上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几个模块中，重点和难点是重大决策中的重大经济决策和工作业绩的评价。重大经济决策的特点是：（1）重大经济决策责任一般可以直接问责到负责人。（2）重大经济决策的效果复杂，往往涉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很多效果无法进行定量分析。（3）重大经济决策的效果往往具有时滞性，甚至有的项目的短期和长期效果是矛盾的，党政领导重大经济决策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按照决策—执行—结果的顺序，主要是对三个方面的评价：重大决策的合规性评价、执行过程评价和结果的效益性评价，效益性评价是对重大经济决策的经济性、效率性、效果性、公平性和环境性评价，即通常说的“5E”评价。显然具体评价指标对于不同的重大经济决策也是不同的。由于公共投资项目是重大经济决策中最为复杂，审计评价最难的，所以这里给出公共投资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表2党政领导重大公共投资项目

决策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层次与具体指标

合规性立项程序合规性；可行性研究科学性；概预算合理性

决策执行过程项目内部控制及其执行情况（项目责任制、建设程序控制、现场控制）；概预算执行情况；项目进度；项目质量指标；项目安全指标

效益性经济效益（常规的财务指标如投资回收期、投资收益率、财务净现值，财税贡献等）；环境效益（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等指标）；社会效益（增加就业，增加群众收入，促进公平等）

党政领导的工作业绩、经济目标完成情况和社会满意度的评价在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间的差异最大，变化最大，这方面的评价往往存在着指标设计争议大，数字不易获取，缺乏客观评价标准等困难，工作业绩评价指标如表3所示。

表3中社会和谐度评价的具体指标包括恩格尔系数、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就业率、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等；社会满意度评价的具体指标包括基尼系数和发生率等；干部管理水平评价指标包括：中层以上干部群众评议合格率、中层以上干部群众投诉升降率和高级技术人才流失率。

三、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

下文笔者将在扼要分析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特点及各评价模块间的逻辑关系基础上，总结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设置的原则，但完整具体的评价指标不是本文研究内容。

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目标是对党政领导在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评价，包括对“经济履行过程”和“经济履行结果”的评价。“日常行政”模块是对党政领导日程行政执法的经济履行过程的评价，包括对财政财务收支、行政执法、资产管理、内部控制、权力范围等内容的评价；“重大决策”模块是对重大经济决策程序合规性、决策执行管理与重大经济决策结果的效益性等三方面的评价；“遵纪廉政”是反映党政领导在日常行政和重大经济决策过程中的遵纪守法和廉政建设情况；“工作业绩”模块从履职结果上集中反映了以上三个模块的履职情况。由于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政府部门的工作业绩表现不同，所以该模块宜分不同类别、不同级别设置评价指标。各模块的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

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与国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相比，具有的特点主要有：（1）由于党政领导从事的社会宏观经济、社会事务和行政事务管理工作，其工作结果大多不能进行定量分析，所以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设置应涵盖党政领导履职过程与履职结果，而对国企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评价偏重于负责人对企业最终经济业绩的影响。（2）动态性。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党政领导的职责与目标经济责任在不断发展，因此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应是动态发展的，这点在“遵纪廉政”和“工作业绩”两个评价模块中表现更为突出。（3）差异性。区域党委、区域政府、政府部门之间；经济管理政府部门与社会事务管理政府部门之间；不同级别政府之间，其党政领导的经济责任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不同类型和级别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点在“工作业绩”评价模块表现最为突出。

（1）逻辑统一原则。各评价模块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保持逻辑一致，应避免指标间的重复、脱节和冲突的现象。（2）过程与结果并重原则。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要涵盖党政领导履行经济过程和履职结果。（3）动态发展原则。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的设置要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在评价指标的框架内，做到动态调整和不断发展。（4）一般指标和特殊指标相结合的原则。正如上文所述，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工作业绩”评价模块上，为了设置简化科学的评价指标，对“日常行政”、“重大决策”与“遵纪廉政”三个评价模块，可设置通用的党政领导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至少可设置通用的二级评价指标，而对“工作业绩”模块，可分不同类别、不同级别设置特别的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1］吉林省审计学会课题组.谈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内容的界定［J］.审计月刊，2007，（4）.

［2］西南财经大学课题组.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R］.审计署立项课题研究报告（2007—2008），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3］青岛市审计局课题组.部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方法研究［R］.审计署立项课题研究报告（2007—2008），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9.

［4］刘世林，牛玉韬.经济责任审计评价指标和评价程序［J］.中国内部审计，2006，（12）.

［5］刘世林,方伟明.经济责任审计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