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政策风险范文
时间：2024-02-08 17:45:23
金融机构政策风险篇1
关键词：农村；农村金融；金融风险
在现代农村经济体系中，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的核心，更是保持农村经济活力的关键点。经过近些年来的努力，我省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已经逐步完善，对于推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内的金融主体及组织通过资金的融通激活农村市场经济活力，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对于推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及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金融发展的弊端和风险也在逐渐凸显，金融组织结构不尽合理，效率低下，资金流失严重等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村金融发展。这些困境及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河南省农村经济的持久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此，加强研究农村金融风险的有效管控和金融创新对河南省农村经济发展、缓解“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河南省农村金融风险分析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带动了农村经济、金融体系的完善，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结构。从河南省农村金融体系上看，主要包括正规和非正规的两类金融机构，其中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和村镇银行等；非正规金融机构包括自由借贷、银背、私人钱庄、合会和其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农村金融体系建设做出了全局规划。着力激活农村金融市场，大力提高中国各类涉农金融机构的对农业支持能力，为农村建设提供资金及其他帮扶。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允许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其他金融类机构进入农村市场，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潜力，综合运用财政及货币政策保证涉农金融支持。但是，当前河南省的农村金融发展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和不利因素。金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农村金融机构由于基础设施落后，自身发展先天不足，背负历史遗留的沉重包袱，再加上自身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运营风险。另外，农村金融机构服务的广大农村地区自然条件差，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弱，脆弱的外部环境使得农村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远远不如城市。有些风险的产生非常隐蔽，不容易觉察。农村金融机构的未来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农村金融机构一旦受到金融风险的威胁，波及范围很广，对农村经济的冲击很大，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足发展，更不利于农村金融机构的稳健高效运行。所以，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及时的识别风险、计量检测风险，是今后河南省农村金融发展的重中之重。
（一）河南省农村金融风险的类型
1.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金融市场普遍存在的风险，金融市场的发展实际上与风险并生，因此信用风险也是河南省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风险之一。所谓信用风险本身是指农村金融服务过程中，对投资对象支持的风险，简而言之就是在农村金融服务三农的过程中由于三农发展存在的风险性所引致的风险，通常表现为投资失败、坏账、抵押物价格流失等问题。而农村金融的信用风险则主要表现在各类农村金融组织如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模式如无抵押贷款、小额风险投资等，所引起的坏账率提高、投资失败、抵押物价值流失等问题的风险。因此，信用风险实际上是制约农村金融发展及创新的主要风险。在风险识别上信用风险一直都是属于交易、服务对象的风险所引致的风险。因此，推动农村金融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前提是对农村金融创新的信用风险进行有效地风险识别和管理，降低农村金融的信用风险，从而推动农村金融创新快速发展。
2.制度风险。制度风险是农村金融的又一重要风险，从风险识别角度，农村金融的制度风险属于系统性风险，即农村金融市场的各种机构在农村金融的过程中将广泛受到制度风险的影响。所谓农村金融的制度风险，主要是指农村金融服务过程中，金融产品、金融市场受到国家制度，包括法规、行政命令的影响所引发的风险。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出台相应的金融支持政策或者产品，一旦受到制度风险影响极有可能造成利润下降、交易终止、违约等问题的出现。同时，制度风险还表现在国家政策法规变化对现有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的影响，包括利用调控政策影响农村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交易产品税收以及与农村交易对象的利润分配关系等，因此制度风险是农村金融的重要风险，对农村金融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但是，从现阶段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上看，我国对农村金融服务、河南省对农村金融具有政策的倾向性和支持性，尤其近年来国家进一步重视了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大了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支持力度，实际上已经降低了因政策、法规、行政命令所引起的农村金融服务机构萎缩的可能，降低了制度风险，但这种风险及所可能引发的结果并未完全消失。
3.技术风险。技术风险是农村金融发展中的又一重要风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所谓技术风险是指农村金融服务受到技术的制约，例如电子金融平台搭建、风险评估、绩效评估等技术因素所引致的农村金融风险。之所以说技术风险具有一定特殊性，主要是指从风险分类的角度上看，技术风险既有系统性风险的特点，同时也具有非系统性风险的部分特点。所谓技术风险具有系统性风险的特点主要是指一定时间内国家或者地区的农村金融服务系统的技术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因此共同受到技术风险的制约，如农村金融电子平台搭建问题，属于我国农村金融的共性问题，实际上技术风险短时间内共同制约了整个国家农村金融的进展，所以称其具有系统性；但是，从技术风险的内涵上看，技术风险并不完全属于系统风险，尤其在农村金融领域，由于创新实际上具有不可控性和独创性，因此技术风险因农村金融的目标和手段不同又有一定区别，具有非系统风险性，即技术风险既有非系统风险性又具有系统风险性，所以较为特殊。
4.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与制度风险有着相似性。由于农村金融服务作为我国关注和发展的领域，加之金融市场对国家政策发挥极为敏感，因此制度风险往往影响着整个农村金融服务市场，从而导致市场风险的出现。前文已经论述，农村金融过程中，金融产品、金融市场受到国家制度、包括法规、行政命令的影响所引发的风险。农村金融服务机构出台相应的金融支持政策或者产品，一旦受到制度风险影响极有可能造成利润下降、交易终止、违约等问题的出现。所谓的农村金融的市场性风险，主要针对农村金融的模式和产品的市场适应能力和盈利能力，如果创新的农村金融服务产品或模式不能满足市场的实际需求，则造成了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或者虽然创新的农村金融服务产品可以满足市场需求但是坏账率较高、抵押物价值历史严重则也将引起农村金融发展的风险。此外，农村金融也受到技术风险的影响，受到技术因素的制约，因此市场风险同样具有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的特点，是目前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风险之一。
（二）河南省农村金融风险的特点
1.政策敏感性强。政策敏感性强是农村金融的重要特点。所谓政策敏感性强是指农村金融对国家政策、法规、行政命令的敏感度较高，容易受到国家对农村金融政策的影响。前文已经论述，由于农村金融服务作为我国关注和发展的领域，加之金融市场对国家政策发挥极为敏感，因此制度风险往往影响着整个农村金融市场，一旦受到政策影响极有可能造成利润下降、交易终止、违约等问题的出现。而且，相比城市金融，农村金融的政策敏感性更强，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服务对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作用，对三农问题解决的推动作用使得农村金融具有巨大的正外部性，因此国家政策将进一步向支持农村金融服务倾斜。然而国家又为了平衡农民与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和交易关系，政策的稳定性实际较低，这就使得规模较小、经营较为分散、抵押物价值不明确的农村金融机构对政策的关注度更高，最终造成农村金融的政策敏感性强的特点。
2.风险的破坏性强。风险的破坏性更强是农村金融风险的又一特点。所谓农村金融风险的破坏性更强，是指农村金融一旦发生风险损失，对农村金融服务、农村金融的冲击力巨大，进而影响整个农村金融服务平台及农村金融的发展。农村金融风险的破坏性更强主要因为：首先，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相比国有商业银行和规模较大的外资银行，规模较小、损失的承担能力较弱，一旦发生风险损失就很有可能出现倒闭的问题；其次，农村金融本身属于农村金融服务的探索，失败的可能性极大，这就进一步提高了农村金融的风险，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得农村金融的风险破坏性更强，严重制约农村金融的发展。
3.风险的复杂性强。风险的复杂性更强是农村金融风险的又一重要特点，所谓风险的复杂性更强不仅指农村金融风险的种类较多、风险的破坏性更强，更主要指农村金融的风险相互影响形成合力。正如前文所论述的，农村金融受到市场风险、制度风险、技术风险、信用风险的影响，而这四种风险本身又相互影响作用：制度风险加深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反过来加深制度风险；同时技术风险加深市场风险，市场风险加深信用风险；这几种风险之间相互加深、影响，使得农村金融的风险复杂性加剧，严重制约了农村金融的长远发展。
二、河南省农村金融发展的风险防控
（一）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
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是推动河南省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提高河南省农村金融的风险防控措施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农村金融机构改革是河南省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改革的核心是扩展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项目并且增加营业网点，尤其是在偏远地区。农业银行成立时间较早，发展较为成熟，应该继续开发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业务项目和金融产品，增加其营业网点数量，为偏远地区的农民提供便利服务，加强政策性金融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并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在具体发展上，邮政储蓄银行发展对服务三农的时间较晚，经验不足，要学习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的先进经验，多开发符合农民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贷款数量，适当的降低农民贷款门槛，并在贷款利率上给予农民一定的优惠。农村信用社在1997年从农业银行分离出来以后，独自奋斗十余年，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是，由于农村信用社基础薄弱、缺少专业人才、融资渠道匮乏、投资项目少等原因，还有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农村信用社要利用好河南省作为全国农村金融改革示范省份这一契机，努力完善自身的不足，突破发展瓶颈。农村金融机构改革要结合农村的实际经济情况，了解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需求，鼓励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创新和改革，加大对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针对农村地区的贷款公司、小额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的扶持力度，支持其他金融机构、企业及个人为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注资。从目前河南省农村的发展情况来看，存在经济总量规模小且不够集中的问题，如果利用政策性和商业性的金融服务作为辅助，用以开发农村金融市场，就会很好的促进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为此河南省要长期坚持民主管理、一人一票、非赢利性和合作化制度。
（二）加强农村金融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村的好项目越来越多，农民的致富欲望也越来越强烈，但是他们往往苦于没有资金，不能进行生产，作为服务于农村的金融机构应该加大对于农民的扶持力度，积极开发农村金融信贷产品。要开发出适合农民的小额、低利率的信贷产品，适当的降低农民贷款门槛，对于偿还能力高、信用好的农户要优先放贷并给予一定的优惠，对于那些信誉不好的农户要采取惩罚机制，增加其违约成本。河南省农村金融机构要继续支持和发展小额信用贷款，结合一系列关于扩大实效，创新农村金融信贷产品，扩大对于农村地区的贷款覆盖范围。人民银行及银监会要加大力度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指导，帮助其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机构服务机制，开展行之有效的针对农村金融机构创新的帮扶工作，与此同时积极调解在创新工作中产生的新问题。河南省政府还要引导农村金融机构提高自身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创新适合农村的服务形式，并利用网络平台，使农民在办理银行业务时更加方便。农村金融机构要加强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态度，提高从业人员的工作效率，更好的为农民服务。
（三）加大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政府扶持
合作金融与政策金融的本质区别是决策主体和决策方式的不同，二者并不是以资金来源为区分方式的，国家应该鼓励民间资本对其进行投资，政府也要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支持。国家可以通过政策的导向性，向合作金融提供优惠政策，扶持合作金融发展，但是国家不能够干涉组织内部决定。日本的先进金融模式河南省可以尝试借鉴，就是把归属于国家的信贷银行作为最基本的核心合作组织，长期性的为其提供信贷服务支持。
（四）加强对农村合作金融的监管
农村合作金融想要健康、稳定的发展，就要完善行业监管机制，倡导行业内部自觉遵守管理条例。坚持农村合作金融就是为了防止其商业化，所以要完善外部及内部的管理机制，让其更好的为农村经济做出贡献。农村金融监管方面河南省表现的能力较弱，特别是在合作金融上，目前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监管制度，所以河南省政府应该建立完善的行业管理机构，运用行政管理和法律两种手段对金融行业进行鼓励、引导和监督管理。
（五）完善农村金融的扶持政策
河南省政府要充分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两种有效手段，给予农村金融机构一定的纳税政策倾斜，并且利用地方财政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适当的补贴，引导信贷资金更多的向农村地区投放。首先，对准特定方向的涉农贷款给予税收减免，并给予一定的费用补贴，根据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税费减免政策，针对县级以下的农村金融机构进行税收减免，以减轻农村金融机构的税负压力，保证其有更大的利润空间用于自身发展建设，对金融机构涉及农业贷款的坏账处理方式给予宽松政策，帮助农村金融机构缓解压力。其次，有效的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指导作用，积极的使用差别存款预备金率，可以针对性的把对农村经济发展贡献作为评价的重要手段，将农村金融机构率先进入到债券市场，鼓励银行间积极拓展市场资金来源途径。最后，依照“宽准入、严监管”以及“区别对待”的理论，对农村金融机构进行规范，以便更快更好的达到市场准入绿色通道标准。
金融机构政策风险篇2
作为G20的重要成员，我国正在着力加强和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这是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金融危机教训、深入总结国内实践经验、准确把握金融改革方向基础上做出的重大安排。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对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工作做出了部署。贯彻落实好中央关于推进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工作的有关精神和要求，对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提升系统性风险防范能力，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保持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内涵
宏观审慎的概念首先是由国际清算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其核心思想为：仅加强单个机构的风险监管将不足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应强化金融监管的宏观视野，强化以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为目标的监测（Davis & Karim 2009）。2000年9月，国际清算银行行长克罗切特（Andrew Crockett）首先主张将金融稳定划分为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两个方面。微观审慎指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而宏观审慎则指的是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与这两个层面相对应的就是以确保单个金融机构稳健为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和以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稳定为目标的宏观审慎管理。相对于微观审慎管理以单个机构为管理对象，宏观审慎管理着眼于防范整个金融体系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从系统性风险的类型来看，宏观审慎管理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从跨机构维度看，宏观审慎政策主要针对不同机构间相互影响、传播导致的系统性和网络化风险，当前集中表现为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与风险控制，防范风险过度集中与风险扩散；其二，从跨时间维度看，宏观审慎管理旨在防范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导致的系统性风险和经济波动风险，当前则集中表现为逆周期的政策调节与政策工具创新，约束机构的同质，调节金融体系的频率特性等内容。
宏观审慎管理目标的实现需要相应的政策工具与制度框架。这其中不仅包括已有各项政策工具的使用与发展，更包括可能的政策工具创新与制度创新，因此可以说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框架，其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强的、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
具体而言，目前的宏观审慎政策主要包括了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杠杆率要求、拨备规则、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要求、会计标准以及衍生产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等方面。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微观审慎监管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但又有差异。宏观审慎政策会运用一些类似微观审慎监管的工具，如对资本、拨备等提出要求，但其本质上采取的是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主要目标，不同于仅盯单一机构稳健与合规性的微观审慎监管。同样，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虽都有逆周期调节的特征，但货币政策主要针对实体经济状况和总量问题，而宏观审慎政策则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传播，主要目标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都是逆周期的宏观管理工具，但在作用范围和着力点上又有一定差异，恰好能够相互补充、互相强化。
宏观审慎管理的国际实践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上推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工作已取得积极进展。
各经济体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和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
已正式生效的美国金融改革法案提出建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负责识别和防范系统性风险。法案要求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授权美联储负责对资产规模超过500亿美元的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并对金融市场至关重要的清算、支付、结算体系进行监管，发现、衡量并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且，法案还提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实施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杠杆限制、流动性和风险管理要求。
英国政府也宣布授权英格兰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管理，通过在英格兰银行内设立金融政策委员会来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并把金融监管权从金融服务局转移到央行。同时，建立专门委员会来重新审视银行的业务结构，包括是否分离投行和零售业务等。欧盟则建立了专门的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测和评估系统性风险，开展压力测试，实施宏观审慎管理。
“巴塞尔协议Ⅲ”改革框架等关于宏观审慎管理的进展
巴塞尔委员会（BCBS）在近期提出的“巴塞尔Ⅲ协议”的改革框架中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高度提出了一系列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其中包括逆周期资本缓冲、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等。
在应对顺周期性方面，一是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提出资本留存缓冲的要求。当缓冲接近最低资本要求时，将限制银行的收益分配，促使银行通过内部积累提高资本实力。二是提出逆周期资本缓冲的国际统一标准，要求银行在信贷扩张时期建立更具前瞻性的资本缓冲，并在危机时使用，降低整个银行体系的顺周期性。此外，BCBS还正在研究其他应对顺周期性的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包括公允价值的衡量，以及在对预期损失进行定性和定量估计基础上，建立更完善的、更具前瞻性的拨备制度等。
在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均提出要从规模性、可替代性与关联性方面评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巴塞尔委员会（BCBS）要求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具备更强的吸收损失能力。BCBS和FSB正在制订针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相关政策，包括额外资本要求、应急资本和自救债券（Bail-in debt）等，估计很快就将会有相关的具体措施出台。此外，有关风险处置的措施也在加紧研究，了《跨境银行处置工作组最终报告及建议》，提出综合利用各种工具和技术改善跨境危机管理，并应加强国际合作。
此外，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一定进展。BCBS采取慎重办法确定流动性标准，设计了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SFR）作为流动性的国际标准。明确原则上应采取前瞻性预期损失的拨备制度，并正在对有关规则进行研究。而且，各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还正在加强对影子银行、衍生品交易和集中清算、评级机构、会计准则等机构和规则的监督和改革。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下的中国银行业发展
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未来金融宏观调控与管理的新蓝图。一方面，在宏观审慎框架内，各种宏观经济与监管政策将进行重新的整合与创新。货币政策、监管政策与宏观审慎等政策将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更好地维护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另一方面，在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下，金融调控与监管的思路也将面临新的调整和转变。可以预见，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将表现出以下特点：其一，管理方式上将从现有的单一合规性约束向着机制约束与合规性约束共存的方式转变；其二，调控和监管的目标也将从当前的单一目标朝着多目标转变；其三，各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制度安排的发展与创新将不断涌现。宏观审慎性政策框架也将对整个金融行业的发展，尤其是银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总体来看，可以认为是风险、挑战和机遇并存的。
新的风险。依照国际经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引入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动态拨备、额外资本要求等监管指标和顺周期应对工具。这些政策工具的使用，将改变原有的以单一合规性约束为主的金融管理方式。游戏规则的改变将会给金融机构的经营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在宏观审慎的标准下，银行面对的监管要求将随着整个宏观经济波动、全行业的发展以及机构本身的业务发展情况而不断地发生改变。监管约束的不断调整，不仅增大了违规风险，而且也会放大已有的各种业务风险。从业务发展来看，新的监管框架将要求业务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切合，避免顺周期性。从流动性风险来看，业务不确定性增大，对流动性的要求也会相应增加，流动性风险也必然会增大。
面临的机遇。宏观审慎政策直接作用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风险传播，在管理方式上强调机制约束，主要目标则是维护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与稳定。从国际实践与各项审慎政策的模拟效果来看，动态的逆周期调节政策较好地制约了金融机构的顺周期扩张和收缩行为，不仅有利于维护整体稳定，而且对银行业内部结构也起到了调节作用。审慎政策的实施将改变银行只追求规模，不注重效益，不注重风险防范的发展方式，鼓励抗风险能力强，且发展方式和增长速度与宏观经济相适应的机构的发展。审慎视角下的监管政策将使我国的银行业结构得到优化，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银行体系的融资功能。
未来的挑战。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的建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完善的过程。审慎性政策框架在增强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也对我国的银行业发展提出了诸多挑战。
首先，在贷款科学化管理方面与宏观审慎政策的目标间存在差距。审慎政策的目标是贷款的总体投放速度应该与实体经济的需要相适应。近两年来，我国银行业的贷款规模和业务量在短期内快速增长，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管理粗放、贷款“三查”不到位等问题多有发生。同时，部分中长期贷款行业集中度高、贷款中长期化等趋势日益明显。
其次，在风险管理水平方面与宏观审慎要求间存在差距。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实施，将会对银行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当前，部分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管理意识弱化。2010年底，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案件出现反弹。齐鲁银行案件等多数案件发生在所谓低风险业务领域，且多为内部人员作案，这反映出部分银行内在风险管理机制方面存在缺陷。而且，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风险意识不强、风险管理经验欠缺，尤其是面对货币政策转变、利率市场化和汇率体制改革的挑战，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市场风险管理能力与审慎政策的要求还有相当差距。
最后，在业务模式与管理水平上还需要积极适应审慎政策的变化。宏观审慎政策的实施将要求银行业建立新的管理模式与之相适应。传统的以监管指标为上限，确定增长速度和发展方向的模式将无法适应新的审慎政策要求。应该从实际经济发展出发，结合机构的业务特点和优势，理解并顺应审慎政策的变化，在可够承受的风险范围内，科学规划测算，注重效率积极发展。
金融机构政策风险篇3
关键词：宏观审慎政策；系统性风险；应对措施；分析论述
经济全球化能够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然而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危机，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其危机导致的成本损失也会进一步增加，如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有关财政部门越来越重视经济监管的作用，设定审慎政策以预防部分金融机构引起的风险传播到整个行业里面来，通过调控来降低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为降低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不但应保持微观审慎的调控，还应加强宏观审慎政策方面的力度，找到不同风险的起因以及建立相应的防御设施系统，保障金融市场健康安全地运行。
一、系统性风险的起因及分类
（一）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因素
风险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并不能彻底根除，关键在于对于风险的认识。例如，以前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误解扭曲风险价值的评估，所以才会导致社会经济的严重损失，给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带来重大的影响。怎样应用宏观审慎政策控制系统性风险，就系统风险的评估方法而言，就应考虑到这些风险源自哪里，通过什么途径进行传播。
可从金融内部摩擦以及系统风险的传播途径来评估系统风险。我们从微观审慎系统中得知：由金融内部摩擦造成的经济市场失灵已经在实践中得到应证，所以我们对金融内部摩擦如何在金融体系以及社会经济中传播的问题更加重视。其传播途径有杠杆以及期限转换两种方式。杠杆对资产及其对应的债务比率大小做出规定；期限转换对短期负债应用于长期投资的程度方面做出了规定。二者都对社会经济起着关键的作用。例如，在某个家庭因某种原因收入中断，通过负债仍能进行正常的消费活动。期限转换让人们应用社会资金进行长时间的投资，从设定的目的来讲，二者的初衷是良好的，但是被人们使用过度，超过当下社会经济所能承受的范围，这个时候，现在的系统性风险就产生，如果这种现象较为普遍，就会全面导致金融风暴，给社会经济造成冲击。
（二）系统性风险的分类
通过分析我们得知，引起系统性风险危机发生的潜在可能性原因是：金融内部摩擦造成的经济市场的失灵，从而刺激加速了杠杆与期限转换被人们过度使用，进而加快了社会资金的流动性与人们偿付能力的不足，对整体社会经济造成冲击。
1. 综合性风险
由于在社会经济中，个人、公司和银行系统具有聚集性，如在经济昌盛期力图更高的利益，而在衰弱的时候往往会避开它们，此种特性会随着金融系统以及期限转换的使用呈现出周期波动现象，因此一旦这种波动的峰值超过社会经济的承受范围，就会造成整体经济的波动幅度过大，其信贷和资金流动的周期也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再加上很少有人对社会经济每个周期波动的幅度、持续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及个体金融部门和相关监督机构往往忽略行业性质的综合性风险方面的准备工作，进而造成社会经济的动荡。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具有积累性的期限错配、具有全局观的个体风险、有效性战略的盲目仿照三个原因引起的。
2. 网络性风险
很多金融机构在采取发展方法的时候，往往以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原则选择，很少顾虑到其行为对整个金融行业带来的溢出后果，同时也很少留意到他人的抉择对自身负债所造成的影响。这种现象可能让金融系统中一些风险未及时发现，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控制。就以此而言，金融结构网络性风险是附加的金融系统风险。每个金融机构都有造成此风险的责任，然而无人有充足的理由去解决并消除网络性风险。金融危机在爆发过程中，风险溢出效应就更为明显，惶恐情绪的传染比金融危机的扩展更具危害性。溢出效应对流动性风险有着放大作用，例如因某种原因一些银行对其资产进行巨量抛售，对市场经济正常流动性造成损害，间接地导致其他银行的利益损失。网络型风险随着在金融机构中传播中慢慢扩大，长此以往，金融企业间的联系就会大大超过自身预期，这就需要一种强力的规则来约束这种因聚集而产生的溢出效应，而宏观审慎政策就是针对这些风险的良药。
二、贯彻宏观审慎政策处理系统性风险
通过对系统性风险充分论述可以看出贯彻宏观审慎政策处理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性。由于导致风险的可能性有多个方面，因此在宏观审慎政策对系统性风险作出有效控制时，应根据风险来源的不同以及传播途径的不同具体处理。在保证经济下滑的时候能够进行风险有效投资来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运转的基础上，合理制定相关政策，有效地对风险进行控制，强化社会经济系统在流动资金波动周期的适应力。
（一）有关综合性风险对金融系统金融机构集体的脆弱性的增加方面
制定宏观审慎政策就是为了降低经济昌盛时期不断出现的综合性风险发生概率，让金融机构在应付危机的时候更有韧性，保证金融体系发生偏差时能够自动回复正常。从理论上来讲，很多政策都可以调节控制银行的相关风险，但根据实践得出，能否对资产及流动性的监督管理有明显的效果，很大程度上由是否能够对风险传播中的杠杆效应和期限错配进行有效的控制。
1.保持信贷杠杆平衡。为保持信贷杠杆平衡，最简单可行的做法是在微观审慎规定内容的前提上加上一个附加费的规定，用来估计可能造成的损失。附加费应随信贷量的迅速涨高综合性风险提升时而增加，以加大贷款的成本；而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应减少或者不设力附加费用，用以维持信贷供应的平衡。按照设定附加费的反周期调节措施，就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因综合性风险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在实际应用中应考虑多个方面的标准，例如对有效市场结构的标准进行评估，根据结果设定附加费的数额，还有运用宏观审慎的标准制定金融系统稳定性的指标，所有这些结果作为评测综合性风险的高低。
2.减少期限错配的概率。我国对中长期贷款需求量大，银行存款活期化以及贷款中长期化发展趋势越来越为显著，流动资金的短存长贷造成银行资产期限结构错配现象的加剧，其相关风险在不断出现。现在实施起来较有效的措施就是把不同类型的资产组合放在恶化市场情形下进行压力的相关测试并观察关键不同变量随压力改变时的变化情况，根据结构来判断当前的经济风险。这种方式要求政府把市场压力具体化，来检测金融系统是否真的可以适应压力而正常作业。
（二） 网络性风险有关聚集性而造成的溢出效应
综合性风险发生概率的提高对金融体系违约率的增加有促进作用，而有关网络性风险发生概率的提升则加大了违约损失，例如某些银行经营不善而破产，它们的倒闭会带给其他银行的间接额外利益损失，而个体机构没有能力完全解决自身造成的损失。为解决这样的问题，网络性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处理方式就是设置相关激励体制，减少因个体崩溃而带给其他机构的损失。
1.预防关键机构倒闭，减少溢出效应。实际应用中，宏观审慎政策内容要对金融系统合理设定一个附加费来反映整体市场的现状，要对关键性的金融机构如大型银行规定较高与其他机构的附加费，对调节好自身负债资产做出相应的激励，来达到间接对其他金融机构的控制，以防其倒闭，从个体到范围，实现控小制大的良好效果。因此对金融机构资本要求不光是满足自身状况，还要对它们面对风险时的溢出效应有所考虑。
2. 减少金融行业间资金流动，降低其网络关联程度。宏观审慎政策不但能从制定附加费来预防关键机构倒闭的方式达到控制网络性风险的目的，而且可以从限定金融行业间活动往来来控制网络性风险的传播。首先很明显的是，要完成这个目标就要限制金融机构间的资本流动，例如，设置银行同业拆借限定金额量的大小，来降低金融网络之间关联性和复杂程度。其次，要采用一些非量化手段对业内资金流动进行限制，采取国外的先进经验对金融机构跨地域设定分支，最大程度地让它们分到不同地方，以降低它们的关联程度；严格把金融机构核心交易活动与其他机构分离开来，防止网络性风险的扩散。最后，对某些微观审慎指标的控制也能达到宏观控制的效果。
三、对相关政策的一些建议
一是尽量不要过分采用相对比当作宏观调控的指标，相对比率对真实数额的差异有所遮盖，过分追求结果很可能导致相反的后果。二是绘制动态的附加费用与风险高涨程度的函数。在经济衰退时加大资本与资产的比率大小，达到降低面对危机时的经营压力。三是提升监督管理资本质量。监督管理人员不仅要运用一级资本的比率去把握资产风险状况，还要将其与普通股权联系来加强监督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四是限制负债期限与资产之间的流动性。对它们错误的使用会导致杠杆过高与期限错配问题的产生，对系统性风险的传播有加速作用。五要限制银行分支系统。六要控制行业之金融活动的往来，加强单个金融机构的独立性，来减少业内系统性风险。
四、结论
基于以上论述，对金融市场体系的宏观审慎调控应是把对系统性风险的控制当作核心，在制定宏观审慎政策的基础上，对系统风险进行充分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可有利于得出相关宏观审慎政策设定的目标方面的内容。由于金融行业综合性风险与机构间网络性风险的相关调控政策对减少系统性风险起到不同的效果，因此可控制不同风险传播途径，针对性地实行宏观审慎政策调控，既降低金融体系市场整体风险发生概率，又能达到预防金融危机爆发的成果。
参考文献：
[1]张晨栋，李卫兵.系统风险分解下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分析[J].武汉金融，2011（5）
[2] 刘广伟.系统风险、宏观审慎与中央银行的相对独立性[J].西南金融，2011（5）
[3]包勇恩.论宏观审慎层面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向[J].时代法学，2013（1）
[4]涂志勇，雎岚.论信用衍生产品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的角色[J].上海金融，2012（8）
[5]程海波.宏观审慎监管的文献综述[J].致富时代：下半月，2010（2）
金融机构政策风险篇4
(一)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财政的基本职责。实施宏观经济管理、防范系统性经济风险是世界各国财政普遍具有的职能，是公共风险管理的重要参与者之一。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公共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以来的历次全球性或区域性经济危机多发端于或形成于金融系统内部，并演化为实体经济危机。因此，管理宏观经济风险必须充分关注金融系统的稳健运行。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组织都在积极探索新的宏观调控和系统风险管理工具，非常关注宏观经济因素变化与金融整体形势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从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角度加强系统性金融风险管理，并提出加强宏观审慎管理的金融改革建议。根据改革建议，2009年4月G20峰会决议设立由各国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和金融监管部门负责人组成的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管理。
(二)财政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损失的主要承担者，应当参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管理，以利于综合考虑财政救助能力与成本，采取更有效应对措施。自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在历次世界金融经济危机中，各国财政在危机救助的关键阶段无一例外地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财政担保、购买问题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政府股权注资甚至国有化问题金融机构等救助措施，有效缓解了问题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低、信贷紧缩以及流动性不足等金融困境，及时稳定市场信心，阻止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进一步扩散和彻底崩溃。在2007年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美国、英国、欧元区国家均开出了财政担保或财政股权注资的救助大单。各个危机国家的财政承担了大部分系统性金融风险损失。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欧盟的部分国家(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等)在危机救助过程中由于没有平衡好本国财政的救助能力与成本，导致财政赤字大幅增长和债台高筑，爆发主权债务危机。因此，财政作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损失的主要承担者应当参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机制，以利于综合平衡财政的救助能力与成本，采取更有效的应对措施，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演化为财政风险。
(三)系统性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
具有相互转化的联动性，防范财政风险需要监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现实经济中，财政与货币金融在宏观与微观的诸多重要领域存在交叉与融合。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财政与货币政策协调是确保宏观经济持续稳定运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政策因素。在微观市场领域，包括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国债市场建设、基准利率体系建设、政策性金融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建设、人民币国际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财政资金管理等方面也存在广泛合作的基础。但是，这些领域的深度融合，也为货币金融系统与财政系统之间风险的相互转化创造了传导渠道。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即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向财政风险转化的经典例证。不仅于此，财政风险的积聚或财政危机的爆发，也会导致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大量政府债权资产缩水，迫使金融机构重新调整资产负债组合，进而引发新的资产抛售、紧缩流动性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将金融系统进一步拉向崩溃的深渊。因此，从防范财政风险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相互转化的角度，财政应当参与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的机制建设和管理，监控系统性金融风险。
另外，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国有控股或参股的金融企业，无论是资产规模、机构分布、业务领域、交易规模、技术能力均占据着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全国大型股份制银行、地方商业银行、大型证券机构、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机构、基金公司、财务公司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都是由各级政府、大型国有企业控股参股，且财政是其中多数金融企业的实际出资人。长期以来，财政部根据国务院授权对我国国有金融资本实施监督管理，制定管理制度及会计制度，对国有金融资本的监管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人才储备。因此，从行使出资人合法权益，履行保障国有金融资本安全、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部门职责看，财政部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管理中应当占据重要一席。
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在我国的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体系快速发展，资产规模快速扩张，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动力，在这期间，我国金融机构虽然没有发生显性的系统性风险，但某些领域的金融风险一直在集聚，突出表现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受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甚至超过资产总额的50%以上，大量的不良资产已经危及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管理。在化解不良资产问题以及处置发生的金融风险事件时，各级财政作为国有金融机构的出资人和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机构，积极配合央行及监管机构的举措，并且在特定时期还主动采取措施，为防范和化解我国金融机构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制度安排与措施
1.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为金融机构提供健康的外部宏观环境。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政策支柱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货币政策一起，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是这样一种快速増长的国民经济环境，不但为我国金融机构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为防范和化解金融机构风险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外部环境。
2.发行特别国债，探索外汇储备的
投资管理模式，降低金融风险。2000年以来，随着加入WTO,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贸易盈余迅速增长，外汇储备余额不断创新高。外汇储备的增加虽然増强了我国经济抵抗外部冲击的能力，但由于币种的单一和投资渠道的狭窄，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风险积聚。经过慎重研究，中央财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2007年先后发行了155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购买约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以此作为资本金成立了中国投资公司，专门开展对外投资。这一举措对于降低外汇储备规模、提高外汇储备收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具有重要意义。
3.支持相关部门先后成立了证券投资者保障基金、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保险保障基金，为降低相关行业金融风险提供了后盾。为了保护证券投资者和期货投资者的利益，防止在这些行业内的金融机构出现系统性风险时缺乏对投资者的救助，同时，为了增强保险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并对问题保险公司进行救助，中央财政与相关金融监管部门一起，先后批准成立了证券投资者保障基金、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保险保障基金等专项金融保障基金，以维护证券市场和保险市场的稳定。这些基金的设立和运行，对于稳定相关金融领域的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
4.发挥国有金融机构出资人和资产管理者的作用，督促相关金融机构稳健经营，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财政作为国有金融机构的出资人和金融类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者，长期以来一直督促各国有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经常会与金融监管部门一道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问题进行提示，防范各项业务风险，为此先后多次出台了相关的规章制度，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例如通过调整国有金融机构的绩效评估指标，引导国有金融机构规范经营，并且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在日常开展业务过程中加强风险管理，时刻注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5.以金融机构会计制度制订者的身份，及时对金融企业会计制度进行调整，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加强风险控制。为了促使各类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防范风险，财政在制订和调整金融企业的会计制度过程中，认真考察各类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的状况、收益亏损的认定、准备金的拨备等，有助于各类金融机构在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注重风险资产的控制，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基础上获取收益，从而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水平，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切实起到促使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目的。
(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财政制度安排与措施
1.财政注资金融机构，提高风险抵御能力。为了降低不良资产水平，提高国有金融机构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尤其是应对1997年东南亚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商业银行体系带来的不利影响，
1998年8月财政部向工、农、中、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长期特别国债，所筹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这一举措直接增加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实力，对于有效降低不良资产比率、提高国有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之后，中央财政也积极参加相关商业银行的再融资活动，不断充实商业银行的资本金。
2.在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财政出资直接对国有商业银行的部分坏账进行了核销。2004年在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中央财政把这两家银行以前积累的3000多亿元的国有股权益拿出来，专项用于两家银行部分坏账的核销。2005年工商银行还有2400多亿元损失类贷款被放入到汇金和财政的“共管账户”之中，预计用工行今后几年内缴纳的所得税收入、汇金和财政部的部分股本收益和未分配利润及财政部通过对工商银行的股份减持所获得资金等方式来核销。从资金来源上看，工商银行这些不良资产的核销，除了中央汇金公司拿出的部分股本收益和未分配利润之外，其他部分都属于财政资金。
3.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1999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决定将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的1.4万亿元的巨款坏账果断剥离，对口设立华融、长城、东方和信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以求换得金融业和整体经济的轻装改革。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每家注资100亿元作为资本金。此外，为了帮助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筹集资金，财政部提供担保从央行获得6041亿元再贷款，同时向四大国有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共发行8110亿元金融债券融资，并按1:1的对价向商业银行购买了不良资产。由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均属于财政部独资企业，处置不良资产过程中没有收回的部分资金实际上都是由中央财政出资核销掉了。此外，财政事实上还承担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发行的金融债券的利息费用和向中央银行借入再贷款的利息费用。
4.财政为地方金融机构风险事件处置提供了大量支持。我国各级财政为地方政府辖区内金融机构风险事件的处置提供了大量财政支持。如近年来我国农村信用社破产倒闭过程中，很多地方的不良资产问题都是由财政出资解决的，在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农村信用社出现风险问题时，由于地方政府的实力不足，甚至可能还会通过中央财政出面解决;再如2008年以来，为了鼓励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贷款，很多地方政府成立了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以及专项担保基金，这实际也是财政降低商业银行金融风险的举措。
三、财政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总体思路
(一)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有机融合，有效防范金融泡沫化。当前，金融服务“脱实向虚”具有全球性特征，在我国也很严重。长此下去，金融自娱自乐必然走向不断的泡沫化，不仅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社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而且会不断积聚风险。为此，需要通过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等方面协调共进，加强经济总量与结构调整，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扶助“三农”和中小微企业，逐步实现金融服务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奠定宏观基础。
(二)促进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扩散。金融稳定是指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市场基础设施运行稳定良好(尤其是关键性金融机构和关键性的市场要保持稳定)，抵御各种冲击而不会降低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的一种状态。而确保价格稳定是金融稳定的重要条件，因为相对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可以给市场主体以稳定的预期，保持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由此可见，维护金融稳定是一个全局性、综合性的问题，单纯依靠中央银行一家机构的力量是不够的。国际上处理金融危机的实践表明，维护金融稳定需要中央银行、财政部门以及金融监管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相互协调。事实上，在次贷危机过后，不少国家纷纷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其中有不少国家的金融稳定委员会是由财政当局主导的。可见，财政在维护金融稳定中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为此，财政需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有效切入：一是要实施灵活审慎的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针对经济运行状况，灵活调整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金融业的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为化解金融风险或救助金融危机提供信用、资金和税收支持。如逐步完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保险保障基金，构建存款保险制度，及时提振信心，防止市场恐慌和挤兑，乃至于在必要时由财政注入新的资本或收购不良资产，帮助问题金融机构恢复正常经营，或者采取国有化金融资产措施以恢复和稳定金融体系，为金融业重组提供时间;三是通过征收“托宾税”等方式有效地节制跨境短期资本流动抑制投机性跨境资本流动，稳定汇率水平，并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四是作为公共风险的最终承担者、兜底者，承担金融救援的最终成本;五是作为国有金融资产的出资人，稳健管理资产，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切实杜绝因唯利是图而“兴风作浪”的冲动，为金融稳定奠定微观基础;六是健全和完善金融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切实履行金融企业财务监管职责，防范金融机构风险;
七是控制财政风险外溢，避免“殃及池鱼”在正常情况下，通过财政纪律，减控赤字，强化国债余额管理，控制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非理性增长，把握债务资金用向，提高其使用效率，实行良性循环，能够有效地减少金融不良资产，有利于金融稳定。
(三)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要相互协调，整体推进。从欧元区成员国的货币统一和财政分立酝酿的主权债务危机恶果看，财政与金融不协调会引发不良后果。当前，我国财政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而金融体制改革也面临利率市场化、产权多元化、筹融资渠道多样化、经营混业化、国际收支进一步开放等一系列的变革阶段。财政、金融改革相互关联、相互影响，需要相互协调。以地方政府融资为例，如果在其融资冲动得不到有效制约的情况下，过快金融放权，发展地方金融体系会进一步积聚系统性金融风险。反之，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客观上存在着巨大的融资需求。在金融约束尚无法立刻取消的时候，利用透明举债方式取代隐性的融资平台公司融资也是难以有效施展的。着眼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不仅要强化财政与金融的协调，而且一定要注重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之间的协调，确保在改革进程的每个时期不能因改革缺乏协同性而使金融风险不断积聚。这就需要财政改革与金融改革在改革的定位、改革的进程，阶段性改革目标之间要协调共进，良性循环。财政金融协调改革还要在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焦点问题中注重协调改革，如在国库现金管理、政府过度负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庞氏骗局”金融跨市场风险、高额的外汇储备、“热钱”涌动等方面协调改革，有效解决问题，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转向宏观审慎监管，财政难以置身事外。吸收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
金融机构政策风险篇5
一、建立有效的行政推进机制
一是要加大宣传。针对当前不少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对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不了解、不重视和不知道如何作为的问题，建议河南省金融办、银监局等有关部门牵头，举办全省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高层论坛，并借助电视、报纸、期刊、网络等媒体在全社会范围内介绍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宣传国家促进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的政策措施，提高社会对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认知度。二是成立新型农村金融组织领导小组。借鉴先进省份发展经验，在目前联席工作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进行部署和推动，尽快使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工作提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三是建立政策协商机制。由金融办、银监局、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财政、税务及其他产业政策部门组成，针对新型农村金融组织运行中的困难，协商给予监管、补贴、税收等方面政策优惠。
二、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门槛
随着国家全面启动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试点工作，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民资金互助社和小额贷款公司这四类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得到了初步发展，发挥了激活农村金融市场的积极作用。但出于监管方面的考虑，目前新型农村金融组织设立的门槛较高、限制的条件较多，如村镇银行必须由商业银行发起、贷款公司只能由银行机构设立、农民资金互助社存贷活动只能在当地会员之间进行、小额贷款公司必须得由地方政府承担风险责任等，这些限制使得大量有意愿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产业资本和社会资本，或因商业银行缺乏到农村地区设立新机构的积极性，或因地方政府害怕承担风险责任不愿支持，或因当地监管部门担心难以有效监管不敢推动，而徘徊在农村金融市场之外，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速度较慢，数量较少，不能形成规模，难以发挥更大作用。这个方面在河南表现尤为突出，这也是河南省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较为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此，一定要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防范风险的关系。一方面要认识到创新是整个金融业发展的动力所在，特别是在我国农村存在着严重金融抑制和供给不足的背景下，金融创新不管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的主旋律。大力鼓励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支持金融创新，激活农村金融市场，是现阶段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工作重点，对此一定要坚持；另一方面，要考虑到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刚刚起步，其经营的风险性高，抗风险能力不强，更应坚持审慎经营的原则，在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同时，也要探索出与之相适应的监管手段，在风险提示、流程控制等方面给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更多的指导和帮助，使金融监管能跟得上创新的步伐，切实帮助金融机构增强抗风险能力，保持金融服务后劲。总的说，对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不能“求稳怕乱不发展”，也不能“只推进不监管”，应坚持“低门槛、严监管”的原则，进一步降低门槛，放宽条件，吸引各类资本开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同时从实际出发，根据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机构网点分散、管理层次多元、区域发展水平不一致的情况，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创新监管手段，实施分类监管，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
三、大力推进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
目前，我国农村现代金融体系之所以没有有效建立起来，是因为银行与分散的农户一对一的交易存在市场交易瓶颈，这是制约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在我国小规模家庭经营将长期存在的条件下，在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过程中，解决农村金融不足的难题，必须要从解决市场瓶颈着手，首先解决“小农户”与“大银行”难以对接的问题，提高农民资金组织化程度，才能根本上解决农村金融改革和发展问题。农村资金互助社是农户生产与信用合作组织，是连接商业银行和分散农户的纽带和桥梁。大力发展农村资金互助社，将分散的、小规模的农村金融需求整合为一定规模的有效需求，能够改善农户面对银行机构市场交易地位低和银行面对分散农户市场交易成本高的问题，实现“小农户”与“大银行”的顺利对接。但是，由于认识以及政策方面的原因，虽然目前我国农村已自发成立了一定数量的农村资金互助社，但尚没有得到银监部门的市场准入政策的支持，这些游离于监管体制外的资金互助组织面临着“转正难”的尴尬。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教授统计，截至2009年底，没有注册的村级资金互助组织就有5000多家，在银行监管机构申请并注册为金融机构的组织只有16家，众多自发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不仅缺乏合法的金融市场的主体地位，无法享受如向银行融资等国家优惠政策，还极易被市场推向流动性陷阱，面临随时被取缔的风险，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鉴于此，建议有关部门对自发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展开全面调查研究，并进行规范和认定，对符合条件、运转良好的农村资金互助社颁发金融许可证，加强培训、监督、服务与管理，促进现有农村资金互助社成为正式金融组织。同时，国家可通过财政或中央银行支农贷款向农村资金互助社提供资金支持，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支持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委托农村资金互助社向农户贷款，形成商业银行向合作金融组织批发资金经营，合作金融组织向社区农户和小企业零售服务的新的经营体制和机制，使农村资金互助社成为商业银行回归农村的中介传导组织，从而形成农村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合作性金融组织有机结合、运转规范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和运行机制。河南省自发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已具有了一定的基础与影响，政府应特别重视自发成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转正”的工作，要立刻着手对其进行全面的摸底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资质认定，对符合条件、运转良好的农村资金互助社颁发金融许可证，并加强培训、监督、服务和管理，促进农村资金互助社健康发展。
四、加大对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政策扶持力度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质产业，涉农金融业务成本高、风险大、收益低，在农村开展金融业务与其商业化运作之间客观上存在矛盾，这就需要借鉴国际上成功有效的经验和做法，针对农村金融出台相应的政策扶持措施，并将其长期化、制度化。要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原则，建立以财政、税收、货币和监管政策为主要内容的长期化、制度化的农村金融支农政策体系，加大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政策扶持，健全合理的支农贷款项目的财政配套机制、农业贷款的保障机制和农村金融的利益补偿机制，调动投资主体的积极性，保证农业投资的连续性、有效性，降低投资的风险，吸引金融机构对农业加大投入。一是出台扶持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的优惠政策。制定财政扶持政策，以建立农业贷款贴息政策为重点，发挥“财政小补贴撬动信贷大资金”的政策效应；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明确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享受免征所得税和减免营业税的优惠政策，减轻农村金融机构负担；出台货币支持政策。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重，实行有差别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增加农村金融机构可用资金规模，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筹措资金能力，加大对三农的贷款投放。二是大力鼓励金融设点增资。借鉴湖北省的做法，出台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奖励办法，鼓励市县政府和相关部门积极牵头引进金融资本。2009年1月份，湖北省下发了《湖北省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奖励暂行办法》的文件，明确人行分行、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每新增1家全国性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证券、期货、基金公司、保险业金融机构等奖励20万元，每新增1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全国性后台服务中心或区域总部奖励2万元，每增加1家村镇银行奖励1万元，每增加10家小额贷款公司奖励2万元，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全年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幅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奖励5万元，全省保险深度和密度在全国各上升一个位次奖励2万元等奖励政策；明确银行业金融机构等新增贷款、小企业贷款、助学贷款、就业再就业贷款，以及引进全国性总部机构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各项具体奖励办法，鼓励金融机构改进金融服务，加大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力度，这些政策措施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的快速健康发展。
五、加快建立农业政策性保险体系
目前，农业政策性保险严重缺乏，农业贷款风险集中在银行金融机构，农村金融组织的资金安全难以切实保障，必须健全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全国范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网络和农业保险基金，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国外发展农业保险的经验表明，提高投保人的参保率是农业保险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提高参保率的通常做法就是国家给予保费补贴，国外的补贴水平一般是保费的50%左右。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多是收入较低的农户，承担高额保费有较大困难，需要国家的政策支持尤其是财政的支持。一是加大财政对农业保险补贴力度和政策扶持，扩大保险范围和保险对象，提高中央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比例，根据农业大县财政困难的现实状况，可将种植业保险中央财政补贴比例由35%提高到70%，将养殖业保险中央财政保费比例提高到65%。二是支持专业性、商业性保险机构的发展，鼓励引导商业性保险机构到农村地区设立机构、开展业务、开发适合农村需求的各类保险产品，探索建立多层次、多主体的农业保险网络。三是采取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有力措施，鼓励各类商业性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建立有效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只有建立与农业信贷制度相配套、相适应的农业保险制度，才能有效地改善农户信贷融资的条件，提高其信贷市场融资能力，实现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的良好互动，为农村金融组织服务三农资金的安全提供保障。河南省要在积极争取国家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范围之外，学习和借鉴北京市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的做法，结合河南省农村发展的实际，在农民自愿与政策引导的基础上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政府财政给予参保农民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鼓励农民参保，扩大保险范围，为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服务三农资金的安全提供保障。
六、加快构建农村担保、征信、支付清算、教育培训等农村金融基础服务体系
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成立初期，各级政府、人民银行、银监局等有关部门要为其开辟一条“绿色通道”，出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发展所需要的配套政策，完善其业务经营所需的基本金融工具。如：账户管理系统、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身份证核查系统、同城票据清算系统、汇票和结算专用章等。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扶上马，送一程”，让村镇银行尽快摆脱“借米下锅过日子”的局面，使其快速成长壮大。要加快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积极探索新的抵押担保方式，如农舍抵押、农机具抵押、门店抵押和商家协会联保等贷款方式，养殖水面使用权、经营权、经济林权、订单、动产抵押、权利等作为抵押质押，解决农村信贷抵押品不足的问题。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把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支持农村金融机构账户管理系统、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身份证核查系统、同城票据清算系统、教育培训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金融特别是新型农村金融业务经营所需的基本金融工具，切实增强农村金融机构服务能力。
七、进一步创新金融手段
新型农村金融组织要积极进行金融创新，用新金融工具、新金融技术、新金融产品、新金融服务、新金融机制来解决吸储能力不强、运营成本较高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提高核心竞争力。一是完善小额农户贷款和联保贷款管理机制，将龙头企业与农户、中介机构和担保机构等具有法人地位的利益主体纳保贷款范畴。二是探索新的抵押担保方式，如探索农舍抵押、农机具抵押、门店抵押和商家协会联保等贷款方式，积极推广河南省农信社创新的“一次抵押、集中授信、余额控制、循环使用”的管理方法；探索养殖水面使用权、经营权、经济林权、订单、动产抵押、权利等作为抵押质押；三是积极创新金融产品。新型农村金融组织要结合当地实际，设计出多种贷款类型，推出符合三农实际需要和需求特点的多层、多元的金融产品，切实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八、探索有效的监管方式
考虑到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刚刚起步，其经营风险高，抗风险能力不强的实际，坚持审慎经营原则，加强相应的监管。要根据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机构网点分散，管理层次多元，区域发展水平不一致的情况，因地制宜、区别对待，创新监管手段，实施分类监管。要结合不同机构组织形式特点，明确相应监管目标和要求，采取不同的监管手段和差别化的措施，在风险提示、流程控制等方面给予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更多的指导和帮助，使金融监管跟得上金融产品创新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步伐，切实帮助金融机构提升抗风险能力，保持金融服务后劲。同时，根据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快速发展的实际，在监管部门内部设立专门机构，增加和充实监管力量。建议河南省银监局新设立新型农村金融监管处，加强对新型农村金融组织指导、培训、监管等工作，并引导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组织体系，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机制，帮助它们提高风险防范能力，促进新型农村金融组织稳健发展。
《促进河南省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发展课题组》
主持人：禹晋卿
金融机构政策风险篇6
文化产业金融支持的三种模式
和文化的多样性一样，世界各地的文化及其产业管理政策也呈现多样性特征，包括英国“一臂之距”的分权模式，法国的中央集权模式，北欧的福利财政模式，美国的不干预模式等等。如果我们将这些类别再做一些简化的话，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类别：以法德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以美英为代表的非政府机构主导型以及以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代表的政府主管型。我们将通过文化产业与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的不同关联，解读这这三类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政策，并辨析其特征及借鉴意义。
首先，我们讨论政策性金融的不同模式。
产业政策理论认为，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经济的重要增长点，目前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不可避免存在大量市场失灵的现象。因此，世界各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政策不仅包括市场化商业性融资的政策，也包括政策性融资政策。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管理体制，各国政策性金融和文化及其相关产业之间都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就政策性金融而言，这三种模式的差异性主要体现了政策性金融支持文化及其相关产业的范围、力度以及方式方面，这里以英、法、中三国为代表加以说明(见表1)。
从图示中不难看出，就政策性金融支持的范围而言，文化管理体制的集权性愈强，其支持的范围就愈广，如其中的法国型较之英国型，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围要广得多。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型模式之政策性金融支持的范围应该更为广泛，这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也确是如此，即几乎所有文化产品都由国家提供。但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化方向转型，加之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财政收入有限，特别是文化方面的财政投入不足，所以即便是政府主管型的体制，我国目前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文化领域十分有限。其次，就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方式而言，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机构主导型文化管理体制，也不论是金融市场还是金融中介主导的金融体系，西方国家的政策性金融除了强调专项扶持资金的政策性导向作用之外，更强调政策性担保、政策性投资等政府信用的投资杠杆作用，如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有国家层次的具有投资基金性质的管理机构或者基金种类。而我国作为Ⅲ型模式的代表性国家，其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方式多集中在政策性贷款或者贴息等传统方式，还没有充分发挥政府信用的投资引导和杠杆作用。
综上所述，与法国、英国型模式相比较而言，我国政策性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尚存在投入不足、投入范围有限以及投入方式落后等明显不足。因此，我国文化产业领域的政策性金融还存在巨大的改革空间，特别是要改革和优化政策性金融的投入方式，创新地使用政策性担保、政策性投资等方式，充分利用政府信用的投资引导和杠杆作用，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其次，我们来分析商业性金融的不同模式。
欧洲《文化金融报告(2000)》在评述银行对文化产业类贷款的现状时这样描述道，“这些银行对文化产业的特征还缺乏基本的了解，文化产业是知识产权和创新驱动型的，因此它们具有高风险、缺少固定资产、短期利益预期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得金融与文化产业的结合面临诸多的瓶颈，其中最为重要的瓶颈就是文化产业金融产品的风险补偿，即文化产品轻资产以及文化企业缺乏稳定的现金流等特征使得该领域的投资风险高且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因此，全球范围内商业性金融机构对该领域的投资都极其谨慎。但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意识到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本国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国家竞争力提升的重要意义，因此它们都采取一定的措施推动商业性金融机构加大该领域的投入力度。这也使这些国家的商业性金融政策中常常有政府支持的影子，特别是发达国家政府通过建立完善的风险补偿机制化解文化产业类金融产品的风险，保护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从而保证文化产业融资渠道的畅通。因此，即便是商业性金融政策中也不乏政府的作用，在这方面三种模式的差异性主要体现了商业性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方式、方法上，这里以美、法、中三国为代表加以说明(见表2)。
从图示中可见，商业性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方式在相当程度上和该国的金融体系有关，金融市场主导型的国家多强调金融市场的融资主渠道作用，而金融中介主导型的国家多强调金融中介的融资主渠道作用。但是，不管其金融体系以及融资方式如何，要想使这些融资渠道保持畅通都需要完善的中介服务机构和风险补偿机制。以美国为例，美国资本市场发达，对文化产业的介入也十分全面和深入，特别是针对文化产业专业性强、风险高等特征，通过金融创新设立多种形式的投资基金解决文化产业融资难问题。自2004年华尔街的电影投资基金出现以来，仅2005-2006年间，GunHillRoad分别向索尼和环球提供7．5亿美元和5．15亿美元，magic Films向迪斯尼投资5．05亿美元，华纳兄弟和福克斯分别获得来自Legendary Pictures和DuneCapital的5亿和3．25亿美元资金，而派拉蒙获得Melrose Investment3亿美元投资。这些专业性的投资基金，以其“集合投资、专家管理、分散风险、运作规范”的市场化机制，能够更好适应文化产业投资特点，建立文化产业与资本市场连接的创新通道，一定程度上解决文化产业融资的瓶颈问题。
而法国实施政府主导型的文化管理，政府负责文化管理、投资等事务，但是上个世纪末以来法国政府也开始尝试一些新的文化投资方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算电影与文化产业融资局Institute for FinancingFilm Productions and the CulturalIndustries(IFCIC)。电影与文化产业融资局是由文化部与财政部于1983年共同发起的一个独立的融资机构，其目的是通过帮助文化产业类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从而推动法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电影与文化产业融资局的资产只有1250万法郎，但是，它旗下掌管总额为6000万法郎的担保基金，其中有国家电影中心提供的电影以及视昕艺术担保基金，文化部提供的文化产业基金以及新闻出版担保基金，这些基金使其能够担保的贷款总额达到2．11
亿法郎。也就是说，法国政府设立专门性的金融机构，并通过政府性基金建立文化产业投资的风险补偿机制，从而通过政府与社会的联动打通文化产业的融资通道。
与上述两个类型相比较而言，我国作为政府主管型的代表性国家，其商业性金融对文化产业的支持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金融产品的类别还是力度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且目前尚缺乏系统的中介服务体系和风险补偿制度，这构成了文化产业融资的商业性金融通道的直接瓶颈。因此，我国目前文化金融政策面临最大的任务是建立系统的中介服务体系和风险补偿制度，为商业性金融全面介入文化产业投资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几点建议设立专门政策性金融机构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无论是政府主导型还是非政府机构主导型，它们都有专业性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机构，在非政府机构主导型模式中如美国有市场化的电影投资基金等专业性的金融机构，在政府主导型模式中如法国则有电影与文化产业融资局这样政府性质的专业机构为文化产业提供融资及其相关服务。在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当中，专门性机构的设置十分重要，因为文化产业的专业性以及风险性让很多综合性的金融服务机构很难提供专门性的金融服务产品。而我国现有的政策性银行体系之中，无论是哪一家政策性银行都不能为文化产业提供专业性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因此，我国目前文化金融政策中应该优先设立专门政策性金融机构，或者优先设立政府主导的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为文化产业提供专业性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这不仅有利于全面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为文化产业振兴提供切实的金融支持，而且有利于为其他金融服务机构提供运行模式、服务方式等方面的业务指导。
建立全面、系统的风险补偿机制
众所周知，文化产业的轻资产、高风险等特征与金融产品之间存在明显的冲突，如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文化产业类企业的贷款业务中其业务风险缺乏应有的补偿机制，导致这些机构往往基于资金安全性的考虑，贷款的动力往往不足。因此，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金融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完善的风险补偿机制，分担金融机构的风险。如德法等国在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中，普遍设立担保等中介机构化解投资风险，并由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实现风险补偿，甚至设立专门性的金融机构，为文化产业提供贷款直接承担风险。即便是被称为“无为而治”的美国，也通过设立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门机构――中小企业管理局，为企业获得贷款提供担保、风险资金等风险补偿手段。因此，文化产业金融政策应该着力建立文化产业金融产品风险补偿机制，解决金融机构由于风险收益不匹配而支持文化产业动力不足等问题：一方面通过直接补偿，提高文化产业类金融产品的收益；另一方面通过间接补偿，即通过对文化产业金融产品的担保、保险来转移或化解风险。我们认为，文化金融领域只有建立完善的风险补偿机制，才能建立文化产业与金融机构链接的商业机制，才能吸引社会资本进行文化产业投资，从而构建完善的文化产业投资体制。
建立完善、系统的中介服务体系
从上述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支持政策与其他两个模式的差距，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文化产业与金融机构自身的问题之外，包括担保、保险、咨询、管理等金融服务在内的中介体系不完善也构成了我国文化产业金融服务落后的重要原因。巴罗克拉夫(Barrowclough)等人在研究各国的文化产业政策时特别强调，除了资金的支持之外管理、商业、保险等中介服务亦不可少。而这里所比较的两种类型，无论是金融市场还是金融中介主导，它们都有着十分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中介服务包括价值评估、知识产权保护、风险补偿以及管理咨询四大板块。因此，我们认为，我国的文化产业的金融支持应该尽快建立完善、系统的中介服务体系：完善包括文化资产评估在内的价值评估机制，这样文化产业的价值才能被发现和得到合理的评价；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这样文化产业的商业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健全包括担保、保险在内的金融中介服务，这样才能通过文化产业金融产品的风险补偿机制打通文化产业融资通道；完善包括融资方式、企业管理以及商业营销在内的商业服务中介体系，这样才能提升文化产业类企业融资能力与盈利能力，融资的价值才能实现。
健全多元、高效的投资体制
金融机构政策风险篇7
关键词：市场经济 地方金融风险体系 预警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地方金融机构得到了飞速发展，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难以回避的问题。地方金融风险正从经济发展中的隐性问题转变为显性问题，多年积累的隐患问题正呈现集中爆发的趋势；过去不被重视的地方金融风险日趋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风险；量变到质变的转换是地方金融风险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地方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地方金融机构信贷质量普遍较差，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行政干预过多，使不良贷款比例逐年增高，与国际标准相比，我国的不良贷款划分标准依然较低，如按国际标准来划分，不良贷款的实际比例会更高，这种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改变。许多地方金融机构未收本金及利息长期居高不下，致使其盈利能力下降直至亏损，并导致日常经营困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地方经济支撑的造血功能。一些地方金融机构出于追逐利润的考虑，放松了对投放资金的监管，造成资金无序流动，形成地方金融秩序混乱的局面。当前，我国地方金融机构经营管理水平较低，社会乱办金融，乱集资现象依然较为突出；犯罪分子运用债券、股票、信用卡、电子货币等新型金融工具进行诈骗日益增加，数额也越来越大。随着对外资的门槛要求降低，大量外资进入国内及地方金融市场，造成外债及外汇市场风险逐步增加。综合各种数据资料，我国地方金融机构风险指数远远高于国际金融业风险指数警戒标准。地方金融风险（local Financial Risk）主要是指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地方性证券公司、担保公司及其他地方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发生某些偏差，从而导致地方金融秩序混乱、资产及社会福利损失的后果及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与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在全球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往往出于经济增长及当地财政收入的考虑，过多干预地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加之当地企业盲目扩张等引起的地方金融风险发生的事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对地方金融风险体系预警的研究对于建立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金融风险预警，以确保区域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性与紧迫性。
二、地方金融风险的特征与类型
（一）地方金融风险的特征 （1）传染性。2009年10月，希腊新任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宣布，其前任隐瞒了大量的财政赤字，随即引发金融市场恐慌。截至2010年12月，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惠誉纷纷下调了希腊的债务评级，投资者也纷纷抛售希腊国债。与此同时，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债券收益率也大幅上升，至此，欧洲债务危机全面爆发。时至今日，由希腊引起的欧洲债务危机并没有出现丝毫降温的迹象，反而持续发酵、扩大和蔓延，不仅有席卷希腊、西班牙等国的趋势，就连一向财政状况稳健的意大利也将难以幸免。这一事实说明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的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同样，作为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区域经济也会受到金融风险的影响。近年来，金融混业经营在我国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使金融机构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纽带关系，结成了一定的利益链条，金融风险沿着这些链条迅速传播。技术创新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为金融市场提供快速、便捷的交易通道，同时，也为风险的溢出创造了条件，区域内某个金融机构一旦产生危机，就会通过计算机网络体系平台加速传播、扩散，进而影响到该区域的其他金融机构，危及到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的稳定。（2）不确定性。经济学中通常把不确定性与风险联系在一起，对于二者的具体界定，学术界仍然没有取得一致共识。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确定性即风险。另一种观点认为，不确定性与风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地方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在日常的金融交易活动中，由于对交易结果、价格、环境等无法准确预测，从而产生获利或亏损的可能性。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和市场的非“完全有效”是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的两大主要来源。交易主体“有限理性”是指交易主体因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往往不能准确推测投融资决策的结果以及产生各种结果的概率。市场的非“完全有效”是指在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高昂和交易主体心理变化无常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与影响下，市场资源配置失灵，对市场隐藏的风险不能预测与确定。（3）区域性。在一定的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地方金融机构发生的信贷危机、融投资风险等是地方金融风险的直接表现形式。由于地方金融机构范围仅仅局限其所在的行政区域，呈现明显的地域性，所以它对经济的危害往往会停留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但如果某一区域的地方金融风险让社会公众和投资者失去了对地方金融机构的信心，那就会影响到附近区域的地方金融机构，从而使地方金融风险扩散和蔓延，这时区域性金融风险就不会仅仅局限在某一特定区域。由于特定区域内的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与总部及其他分支机构有着紧密的联系，区域金融风险因传导效应，容易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同时，区域金融风险也具有一定的传染性，一旦出现诚信危机，易在其他区域产生“蝴蝶效应”，引起社会公众和企业的恐慌。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当地经济的增长，过多地干涉地方金融机构的日常活动，导致地方金融机构盲目发放贷款，违规乱办金融、乱集资，造成支付困难，挤兑风潮等区域性金融风险的严重动荡局面，不仅对当地的金融秩序造成破坏，还威胁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和谐。部分区域的行政领导处于政绩及其它原因的需要，往往对金融风险采取避重就轻的态度，甚至护短姑息，给地方金融风险带来极大的隐患与危机。
（4）复杂性。金融市场是一个复杂系统的综合体，其风险是不断发展与演化的。地方金融风险作为整个金融市场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必然具备金融市场复杂性的共同特征：金融工具的复杂性和金融体系结构的复杂性。从金融学的角度对复杂性进行定义本身就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尤其是对金融产品的复杂性进行准确的定义。金融市场的复杂性与投机性使得金融市场极易处于失衡状态。自90年代以来，像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一系列重大金融风险事件不断地警示我们必须对金融风险的复杂性有深刻的认识。金融产品需求的易变性、交易信息的高速网络化、市场异化、系统关联强化是地方金融风险复杂性形成的重要来源。地方金融风险往往伴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地方金融机构的规模、信息化发展速度等不同而呈现出复杂性。（5）可控性。《中国的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的金融安全现状不容乐观，发展趋势也不十分明朗，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依据国际历史经验，我国在未来20年的发展中出现金融危机的概率是目前的2倍。主席曾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讲话中指出，在我国现行体制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对金融风险的调控不当，金融风险有可能形成财政风险，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总理也在其《政府工作报告》别强调今后要强化金融监管，尤其是对地方金融风险的监控力度，维持金融机构及秩序的运行。政府领导与广大专家学者也开始对金融安全问题的可控性给予重视。金融在目前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安全对我国经济与区域经济安全的作用是显而易见。地方金融风险尽管对地方经济乃至宏观经济的破坏力巨大，但也是可以控制与调节的。单一金融机构风险是地方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因此，加强对单一金融机构风险的可控就可以实现对地方金融风险的控制。
（二）地方金融风险的类型 （1）信用风险。在金融市场中，很多交易活动通过信用活动来完成，这种活动由于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引发损失的可能性即为信用风险。地方金融机构的主要风险就是信用风险，一方面成因是地方金融机构在日常经营方面进行违规操作，造成客户贷款不能按时还款，进而形成呆账、坏账损失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成因是地方金融机构在投资活动中出现决策失误而带来收益损失的风险。随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市场环境日趋复杂，部分区域企业因为经营不善出现倒闭、破产现象在所难免，但由于我国大部分区域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等，大量的风险就直接转嫁到这些地方金融机构。有些企业尽管没有出现破产、倒闭现象，但却存在各种明亏、暗亏现象，造成及时还本付息的难度，进而增加这些地方金融机构的风险，目前，这类风险是整个地方金融风险的主要来源。（2）政策性风险。政策性风险主要是指地方政府借助经济政策或通过行政手段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正常经营进行干预，从而使地方金融机构面临不可预知的风险。就目前情况看，我国市场经济机制尚不完善与健全，还处在建设与完善的过程中，新的政策、措施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断推出，但这些政策、措施本身固有的缺陷，容易使地方金融机构遭受巨大损失。由于我国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很多企业在与市场经济接轨的过程中出现不适症，不能在现行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策释放的积极信号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导致政策性失误，进而出现经营行为盲目化，必然产生风险，最终由地方金融机构买单。行政干预现象在我国一直普遍存在，地方行政领导往往从经济发展角度出发，容易在信贷等方面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进行干预，这也是形成地方金融风险的重要原因之一。（3）流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是指存款人要求取款时，地方金融机构没有足够的资金清偿债务和满足客户支取存款的要求，使地方金融机构的信誉受到质疑而形成的风险。这种风险的形成原因主要是地方金融机构违规放贷，超过了地方金融机构本身的承受能力；或者由于贷款和投资期超过资金来源期，容易产生挤兑风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出于追逐利润的需要，必然减少现金资产、存款货币，增加高盈利的资产，从而使地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加大。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对资金的使用普通缺乏计划性，地方金融机构对其取款的动态情况难以准确掌握，容易出现支付困难，进而引发流动性风险。（4）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利率、汇率、股票及商品价格的变化，地方金融机构遭受收益损失的风险。利率风险是指由于利率变化使金融机构持有的资产价格变动或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协定利率跟不上市场利率变化而带来的风险。汇率风险是指地方金融机构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债权债务因以外币计价，随着汇率变动引起其价值上下波动的可能性。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进程速度加快，金融机构包括地方金融机构的国际金融业务也将逐步扩大，汇率风险对金融总风险的影响也日益增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政府为实现经济复苏计划，采取了大量发行美元的做法，导致美元大幅贬值，我国因是美国最大债权国而遭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这就是汇率风险在现实中的真实写照。（5）操作风险。操作风险是指地方金融机构在进行经营管理的过程中由于不够严密或失败的内部流程、人员和系统或外部事件造成的直接或间接损失的可能性。随着我国加入WTO，对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很多外资金融机构纷纷抢滩登陆国内金融市场，像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都第一时间在上海设立分行，提供广泛的金融产品服务。国内金融机构尤其是地方金融机构与外资银行相比，普遍缺少核心竞争力，对市场环境的变化不敏感，加上信息的传递不及时，未能科学决策，容易造成投资失误，从而使地方金融机构面临灾难性的风险。
三、地方金融风险体系预警构建的策略
（一）加快地方金融体制改革 随着国际环境和金融市场的变化，原有的地方金融体制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与需求，这就迫切需要进行地方金融体制改革。要从源头上消除地方金融风险的各种诱发因素，就要结合区域经济的实际情况，积极稳妥地推进地方金融体制改革。同时，转变思想，进行地方金融体制改革的创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金融机构体系。2007年11月3日在天津举行的“全国地方金融第十一次论坛”上，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蒋定之在为论坛提供的书面报告中指出，中国地方金融机构体制改革持续深入，农村信用社初步摆脱历史包袱，城市商业银行加快联合重组步伐，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试点工作稳步推开。今后一段时期内，要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组建农村村镇银行，开展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和联合，加大地方金融机构的开放力度，适时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增强地方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做到未雨绸缪。
（二）减少地方金融风险 近几年，部分地方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乱集资、乱批设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简称金融“三乱”）的问题比较严重，造成社会各届大办金融机构，然后乱办金融业务，最后再把吸收来的资金投入高收益项目如房地产项目等，获取高额利润。以1993年为例，大量地方金融机构大办公司、实体，仅仅一个信用社就控制上亿的资金，这种作法在现在看来风险依然是很大的。这些行为不仅违反了相关金融法律、法规，还扰乱了当地的金融秩序，侵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影响了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局面。要加大对非法集资的清理力度，防止人民群众的财产受到损失，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对未获批准的行业基金会进行清退、清算处理，停止办新的基金会，对保留的基金会要进行债务清理，并规范自己的业务范围。
（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必须按照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增强适应市场能力和竞争力。降低造成地方金融风险的企业因素。要建立产权明晰，权责分明的地方金融机构现代企业法人制度，打破单一的法人制度，建立二级或多级法人制度，进行跨区域的地方金融机构试点，组建地方金融机构的“航空母舰”，增加自身抗御风险的能力。当前，地方企业发展的资金主要来自地方金融机构，这就造成了国家垄断信用制度和以地方金融机构为主导的融资制度，要想从根本上打破这种垄断，就需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首先，结合地方金融市场的发展实际情况，发展资本市场，增加直接融资在企业融资中的比重，摆脱企业发展过程中对地方金融机构的过度依赖，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其次，积极推进企业筹资主体多元化，引导居民进行多方位投资理财，改变居民的传统储蓄习惯，引导其进行直接投资，进而减少地方金融机构的风险。
（四）加大金融改革创新 在民间投资活跃的部分地区，中小企业主要通过民间借贷的办法来解决自身的资金需求。这种基于个人信用和高利息的融资模式，由于没有法律、法规支持，无法防范风险。2011年，温州、鄂尔多斯、江苏石集乡发生民间借贷崩盘，因民间借贷引发的“跑路潮”至今发人深思。在此背景下，要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如何进行地方金融改革创新，为当地企业融资提供新的渠道。由于温州是民间借贷崩盘的首发区，2011年温州市全面实施“1+8”地方金融改革创新战略，企图从根本上解决温州当地中小企业的资金和债务问题。2012年国务院批准温州为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4月26日全国首家合法的民间借贷金融机构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在正式挂牌成立。该中心采取公司制、市场化运营模式。这些措施与方法都可以为未来地方金融改革与创新提供思路，为中小企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促进中小企业健康、良性发展，降低地方金融机构的风险。
（五）加强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 2011年温州、鄂尔多斯、包头等多地民间借贷市场表现异常，高息化、危害化、全民化倾向严重。针对这些情况，金融办应在在现行金融监管框架下，配合“一行三会”做好金融监管，并负责部分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的监管，维护地方金融稳定和消除地方金融风险，同时，要建立地方财政风险基金，提升应对地方金融风险的能力。此外，地方政府加强对地方金融机构的监管同时不能过多地对具体金融业务进行干预，影响地方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使地方金融机构失去独立性。许多金融机构选择性进入财政补贴及政策倾斜的项目本身就表明地方政府无形干预其决策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地方政府在进行金融监管时，不应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强制干预地方金融机构的日常运营。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各地分支机构要处理好与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关系，加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协调配合，共同打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1]刘璐、裴平：《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之辨析》，《金融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6期。
[2]邹小艽、牛嘉、汪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研究：文献综述视角》，《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8年第4期。
[3]人民银行乐山市分行联合课题组：《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成因及对策》，《西南金融》1997年第4期。
[4]吴冲锋、宋军：《金融复杂性》，《系统工程》2002年第4期。
[5]方城县金融学会课题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风险与防范机制的建立》，《金融理论与实践》1994年第12期。
[6]陈立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风险与防范机制的建立》，《甘肃城市金融》1996年第12期。
[7]沈洋：《金融风险问题研讨会综述》，《金融经济》1998年第1期。
[8]汪远权、焦春红：《金融风险现状及防范化解对策》，《金融理论与实践》1999年第12期。
金融机构政策风险篇8
近年来，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人民银行总行将系统内分支机构的主要功能定位于加强金融监管，确保一方金融平安。从保持金融秩序稳定的角度看，这一措施是对的，但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职能转换过程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淡化了组织辖内金融机构实施货币政策的基本职能。在实际工作中，对金融监管工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要求很高，而对正确实施货币政策的职能发挥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实施有效的监管手段的同时，如何改善货币政策运行环境，是目前中央银行必须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在金融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及金融监管定位面临着困难的选择
（一）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与金融监管力度不适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近年来，人民银行所采取的一系列强化监管的措施已收到了相应的效果，如加大对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和盈利水平考核的力度，但是这种做法却使信贷活动的交易费用倍增，在客观上起到了体制壁垒的作用。在人民银行的严格监管下，防范金融风险受到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高度重视，各金融单位普遍加强了风险控制，把贷款风险与个人利益挂钩，加大了信贷人员的责任。但是在风险约束机制加强的同时，未建立起相应的比较完善的利益激励机制，责任与利益不对称，信贷人员镇贷、畏资压力沉重。同时，人民银行把建立金融安全区作为首选监管目标，把风险监管放在首位，加大了对不良贷款、盈利水平的考核，并落实金融监管责任，层层把关负责，从金融机构外部形成风险抑制机制。在此情况下，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重越高，其降低不良贷款的任务就越大，放款的意愿就越不足，目前商业银行关心的是贷款的风险，而不是贷款的盈利。这种状况形成了金融机构的“镇贷”，制约了总需求的扩大。总需求相对不足，企业销售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企业还贷能力下降，金融机构正常贷款转化为不良贷款的可能性上升，其盈利水平就会下降。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居高不下，使其在发放贷款时更加保守，将进一步加重企业生产与经营的困难。由于监管与整顿规范的力度在增强，而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工作力度没有相应加强，资金从金融部门进入产业部门的通道变窄了，只得在现有的金融体系内循环，使货币信贷的扩张作用难以实现。
（二）人民银行对利率实施严格监管与货币政策的传导所需的利率市场决定机制之间的不适应，影响了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作用。目前，在人民银行对利率实施严格监管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可能太高，货币政策工具配置的市场化仍处于较低水平，弱化了货币政策的效应。人民银行虽然扩大了利率调整及浮动的范围，并对外币利率实行了市场化改革，但现行的利率管理体制从总体上还是一种管制体制，在这种管制体制下，利率水平并不能完全反映资金的价格和供求状况，也难以有效发挥对资金的调节作用。单纯通过调整利率水平、利率浮动范围来影响金融机构贷款行为的效果不明显。当经济景气状况不佳、企业效益下降、信贷风险上升时，金融机构为规避风险，将自动减少贷款，资金供给下降。如果利率由市场决定，资金供给减少会推动利率上升，从而使金融机构预期收益增加，会相应增加一部分贷款，相反在利率仍未开放的条件下，资金供给下降并不能推动资金价格上升，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难以有效激发。加之我国货币市场虽已初步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但票据市场、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尚未形成规模，票据市场发展缓慢，使人民银行通过再贴现调控金融机构贷款、增加基础货币投放的作用受到限制。
（三）人民银行没有树立起督促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威，货币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作用难以真正落实。基层人民银行在督导金融机构实施货币信贷政策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手段。“窗口指导”只是一种道义的劝告，是一种软约束，贷款程序、贷款投向和数量的决定权仍掌握在各金融机构手中。基层人民银行虽然强调了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和资金引导，但忽视了对其执行货币信贷政策效果的监管、检查，即督促的多，检查的少，“软约束”多，“硬措施”少。由此导致了货币政策传导线路发生了反向变化：一是商业银行正在自下而上集中资金、集中权力、集中客户；二是中央银行正自上而下放权力、下拨资金。商业银行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追求利润最大化，扩大响身生存空间，对中央银行的货币信贷政策的调整就不再步步紧跟了。目前，基层人民银行比较有效的手段是再贴现和支农再贷款，可以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但总、分行对再贴现实行额度管理，控制较严，难以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四）过分强调防范和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忽视了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上的应有作用，中小金融机构游离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外。由于内外部原因，中小金融机构资金融通遇到困难，出现一些支付风险，引起各级政府和人民银行高度关注，在对中小金融机构监管政策上采取综合治理，过分强调防范和化解风险，而对其在货币政策传导上的作用没有给以足够重视。这就出现了两种状况：一是信贷重新向国有银行集中，与此联系，中央银行“窗口指导”主要面对国有银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传导。二是存款向大银行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缓慢，为防范流动性风险保持了较高的备付金率，金融体系的货币衍生能力受到抑制。
二、强化金融监管，促进货币政策发挥效能的构思
（一）明确金融监管根本宗旨，正确处理好金融监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当前，从严监管，防范风险，促进金融机构合法经营、稳健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但若监管失当，金融机构经营困难，货币政策的传导就会失去稳健的金融基础，从而给国民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监管必须把握好力度。要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关系。金融监管对金融创新具有双重作用，既可促进其发展，又可抑制其发展。因此，一方面金融监管要为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创造公平、有序、稳定的竞争环境和发展空间，积极鼓励金融创新；另一方面又要对金融创新加强监管，并把金融创新纳入法制和规范的框架内，确保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要增强与被监管者的沟通，形成互动式监管，事实上，监管是互动的、双向的，沟通与交流是监管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监管人员要正确理解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加强沟通与交流，掌握被监管者的实际情况，同时也使得被监管者进一步了解央行的政策与标准，自觉接受监管。
（二）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提高金融监管有效性。一是建立货币政策考核评价体系，全面考察金融机构落实货币政策的业绩，并将此作为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审查与离任稽核的一项重要内容。二是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要建立以央行监管为核心，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为基础，社会监管为补充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明确各有关单位、部门和具体监管人员的职责，彻底解决内设机构不规范、职能重叠问题，并制定相应责任追究制度，形成监管合力。要适应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及时解决我国银行、保险、证券公司之间业务交叉和金融分业监管的矛盾。要推行银行、证券、保险三方信息交流制度，通过三方联合执法，促进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有序流动。搞好前瞻性金融监管，解决对外资银行监管中的“漏斗”现象，在保护其合法经营的情况下，切实保护好民族金融业。三是改进监管方式和手段。在监管方式上，应在完善现场监管的基础上，加强非现场监管。明确规定各金融机构向央行提供统一报表和报告的时间，并实现央行与各金融机构的联网。在监管手段上，由主要靠行政手段向主要靠法律手段，并注重将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综合运用转变，要对金融业的资产质量、盈亏、资本充足率、内控制度的真实性进行全面检查，严肃查处在新形势下的违法违纪经营。四是实行金融监管再监督，提高人民银行监管的透明度，确保金融监管的公正性、有效性和权威性。此项工作应由监察部门负责，配备有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负责对本级的金融监管实施同级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