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8 22:56:26
金融法论文范文第1篇
法律的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就国际金融法而言，其作用在于建立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保障国际金融安全、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简言之，安全和效率是国际金融法的两大基本价值。这两个价值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也就无所谓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又是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的根本保障。任何金融的低效率运行或停滞不前，都可能导致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的混乱与动荡。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的一面。要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然要求对金融业加以严格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可能导致金融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反过来影响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这两大价值的博弈直接影响到国际金融法功能实现的程度。我们知道，国际金融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价值取向的定位不能因人们的主观认识而转移，它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并与经济基础的要求相一致。事实也是如此，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着。在国际金融法形成初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之后，安全曾一度是其基本价值取向。各国都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视为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
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重大。金融全球化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各国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联动，几秒钟内就能实现上千万亿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全天候的市场。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关系朝着多方向发展。从货币体系的全球化到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到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从金融信息流动的全球化到金融风险传递的全球化，从金融政策协调的全球化到金融法制建设以及金融交易规则和契约条款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可谓丰富多样、无所不及。例如，从国际货币体系看，伴随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转和拉美、亚洲、非洲等区域货币合作的开展，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货币格局正在形成；从国际资本流动看，近二十年来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流速、冲击力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中，私人资本已取代官方资本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体，其逐利本性使资本流动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金融市场作为开展金融活动的平台，其全球化则构成了金融活动的全球基础，表现为各国金融市场的贯通和连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异类金融市场间界限的日益模糊，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价格和利率的差距日益缩小，市场相关度显著提高。货币、资本、金融市场等金融全球化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国家间和不同层次上转移、划拨、金融和
互动。从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重组，促进金融效率的总体提高。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
我们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在为金融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同时，又具有放大金融风险的效果。纵观金融危机接踵而至的经济现实，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带来了金融风险的全球化，包括金融风险发生和传导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体遭受国际投机资本冲击的概率大大增加，金融脆弱性演变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加之一体化的市场为金融风险之跨国传递提供通道，“一荣具荣、一损具损”已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由此警示我们，在看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高效率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金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调整国际金融关系的国际金融法也要随着经济的变化而调整其价值取向。各国的立法者和监管者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加剧了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一方面要加大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通过增加竞争以增加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另一方面要为确保金融稳定和公众对金融体制的信任而维持审慎监管。因此，法律必须在开放金融市场与加强管制之间加以选择。换言之，在促进金融效率与保障金融安全之间进行权衡，单一的注重安全优先或是单一的注重效率优先都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的经济发展趋势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以美国为例，在经历了20世纪70-80年代的效率优先的放松管制时期后，尽管金融自由化给美国金融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与活力。但是给银行业带来的危机也逐年增加。据统计，1982-1992年间，美国共有1442家银行倒闭。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对于开放程度高的美国来说，强调效率优先而放松监管也加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危险。有人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放松管制改革主要是制定新法，对废法的废止是不充分的。其结果就是解除管制部分不足以提高银行的竞争力，而保留管制的部分又无力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健。立法者和监管当局不得不重新审视放松管制的进程。在90年代里，美国立法开始体现出了对安全与效率的并重。这些法律从不同的角度，鼓励金融机构的竞争，注重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加强对金融活动的风险管理。尤其是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提出重整金融资源、实行混业经营和功能监管，实施兼顾安全和效率的审慎监管。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日本自1994年着手进行的“金融大爆炸”改革无不如此。如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提出了“有效监管”的六条原则，要求在实施监管时必须同时考虑，并将其作为新监管方式的指南。这六条原则是：使用监管资源的效率和经济原则；被监管机构的管理者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权衡监管的收益和可能带来的成本；促进金融创新；保持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避免对竞争的不必要的扭曲和破坏。
考查有关国际金融的国际条约，也能看出对效率和安全并重这种价值取向的认同。无论是WTO还是NAFTA都强调放松金融管制，加强金融监管，促进金融自由化。WTO倡导金融服务的多边自由化，但同时也注重对安全的保护。WTO有关协议规定了有关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例外，如各成员方可以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在出现严重的收支平衡和对外财政困难时，对已作具体承诺的服务贸易部门采取或维持有关限制措施；《金融服务附件》规定的“审慎例外”，允许成员方出于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保护投资者、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措施，或为保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采取措施。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协调了“效率与安全”的目标冲突。NAFTA推进金融服务的区域一体化，都要求成员方拆除各种贸易壁垒和限制，有条件的开放金融市场，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促进金融领域的竞争，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基金组织和《基金协定》、世界银行和《世界银行协定》也都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强调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要求尽量排除政府的干扰。而市场机制主要是强调效率。这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三大国际经济组织都是推行也鼓励成员国坚推行的金融体制和制度都是以效率为基本导向，注重对安全的兼顾。
晚近国际金融法价值取向上的这一变化，与金融全球化的国际环境有密切关系。因为金融全球化势必加剧金融竞争，而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活力、运行低效，势必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自然就谈不上安全与稳健，更不必谈发展了。正是对效率与安全观的重新检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轨国家，在其金融立法或金融体制改革中，都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和核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与促进金融发展相协调，当然，在以效率为基本价值目标的同时，国际金融法在发展中也体现出对安全价值的兼顾。
三、对我国的启示
回顾我国的国际金融立法，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一直都是主要目标。为此，我国限制金融机构的经营业务范围、控制金融产品的价格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这种做法会导致金融市场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金融业竞争力低下，整个金融市场十分脆弱，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以牺牲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代价。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也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市场已经大幅度的对外开放了，外资金融机构将利用其雄厚的资金实力、灵活的经营手段和先进的管理水平，与国内金融机构展开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是通过强化监管，恐怕难以有效地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我国应该转变这种模式，在立法上应以效率为基本导向，兼顾金融安全。放松金融管制，通过强化金融市场竞争，促进金融市场的发育与金融业的发展。这也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在管制逐渐放松的过程中，一方面，使已有的金融风险不断暴露和释放出来，在应对风险的过程中，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和监管机构的风险监管能力均得以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金融安全；同时这样做也有可能使金融领域的不确定性增加，因此，为了维护金融安全，防止过快放松管制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必须把握住放松管制的顺序、路径和节奏。
参考文献：
[1]何焰.国际金融法晚近发展的若干特点.法学杂志，2005，（4）．
[2]贺小勇.国际金融立法的新趋势与中国金融法的完善.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4）．
【摘要】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国际金融法迅速发展，表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国际金融法一方面受到全球金融环境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对全球金融环境施加影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分析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
金融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高潮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其次，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世界范围广泛兴起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因打破了资本跨国流动的政策，使金融交易的市场空间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的界限，为金融的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第三，从金融全球化的内容看，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的各种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得各国的金融资源可以在各个层次上以多种形式转移、划拨、融合和互动，金融创新日趋活跃，全球资金光速流动，金融领域的国际竞争异常激烈，可谓是21世纪国际经济竞争的最主要领域之一。金融全球化一方面加剧了金融竞争，促进了金融效率、经济发展和人类的福利，但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负效应，它使金融风险明显加大，金融波动通过一体化的市场得以迅速传导，局部的金融灾难动辄演化成为地区性、全球性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成为当代国际金融生活的写真。在金融全球化的形势下，每个国家的金融均成为国际金融的有机组成部分，单个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明显削弱，国际金融市场的失灵现象不时出现。
第四，从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看，一方面，世界金融发展已经历了中介金融、信用金融和资本金融三个阶段，目前正在步入产业金融发展阶段。从其产业地位看，金融不仅是第三产业中的独立组成部分，而且日渐成为第三产业中的龙头产业。与产业化相伴生和相适应，世界金融发展又衍生出工程化、信息化、混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对传统的金融管理体制、金融经营理念等产生强大的冲击。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金融运行不再是简单地从属、外生、决定于实体经济，而是在相融、适应、内生于实体经济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独立、超越、背离于实体经济的特点，表现出强烈的符号性和虚拟性。据统计，目前在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动中，只有10%与实体经济有关。而与实体经济运动无关的国际资本流动大量属于投机性资本流动，其全球游荡和肆意攻击成为威胁世界经济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再者，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全球金融市场间的相关度提高，经济大国通过金融渠道对世界经济施加影响更为便利和直接，已超出了贸易、投资等传统渠道对世界经济发生的影响。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方向和进程等方面往往被迫依从于发达国家的战略利益，致使金融全球化的运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为个别金融霸权主宰的金融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
显然，当经济全球化发展到金融全球化阶段，其深度和广度已然大大推进。实践证明，晚近世界经济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上述趋势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已对或正在对国际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生活发生着广泛的影响。国际金融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国际经济生活的调整器和控制机制，植根于国际经济生活并灵敏地回应着国际经济生活。全球经济环境的上述变化对国际金融法势必也会发生重大影响，简析如下：
第一，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金融全球化作为经济金融化的结果，深刻地揭示了金融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如金融在全球市场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金融在国家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中的枢纽地位和作用等，对于全球的法制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使国际金融法在当代社会经济即金融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上升，成为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最重要的法律部类之一，在国际经济法中逐渐占据核心地位。反映在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上，表现为学者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经济法还是以研究国际直接投资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贸易、国际货币等领域的研究；到80年代末，学者们的研究重心就开始转向以研究国际金融的法律问题为中心，辐射国际投资、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问题。从国家层面考察，金融全球化对各国的国内法制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金融法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凸显，金融法发达与否已成为衡量现代各国经济环境优劣的重要标志，以及国家法律、文化乃至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如果一国的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金融法制比较完备，就可以推定该国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推定其经济和社会环境相对安全和稳定，那么该国就可能成为人气旺盛的“网站”，吸引大量国际资金的流入。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和金融业在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使金融法成为各国法律体系中最富特色的一个组成部分。金融业所具有的显著的系统性、宏观调节性和时间信用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传统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设计。相应地，现代金融法较之其他部门法，更加重视维护货币资金的使用权，更加重视鼓励和保障金融资产的跨国流动，更加重视营建信用环境、契约环境、产权环境和会计环境等金融业发展之必要环境。此外，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还呈现出机构国际化、体制混业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创新化等特点，这些特点使金融法成为当前各国法律体系中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法律部门之一。[next]
第二，金融全球化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跨国银行及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发展，国际信贷和国际证券融资规模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市场、国际金融工具和国际金融服务方式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国际金融活动，国际金融关系无论在主体范围方面还是客体范围方面都得到极大的扩展，并呈现出缠结交叉、异化衍生、变幻莫测的特点。国际金融关系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客观上要求国际金融法扩大调整范围、改进调整方法，随着国际金融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例如，伴随国际保付业务的兴起，国际保理联合会（FCI）的《国际保付通则》（1987年制订、1997年最新修订）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的《国际保付公约》（1988年正式通过）相继问世；随着互换、期权、票据发行便利、远期利率协议等金融工具的出现，巴塞尔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了1994年《衍生工具风险管理指南》、1998年《关于银行与证券公司的衍生交易的监管信息框架》等建议案；随着广泛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务的金融企业集团的出现，由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三方组成的“联合论坛”（theJointForum）于1999年推出了一套《多元化金融企业集团的监管》文件。晚近国际金融创新的层出不穷势必要求国际金融法制度跟进创新，从而导致国际金融法的调整范围不断扩大，迄今已涵盖国际银行、国际证券、国际保险、国际信托等国际金融的各个领域，所管辖的金融市场由传统市场扩大到欧洲债券市场、欧洲货币市场、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等新兴市场。由于全球化使得国际金融关系变得复杂多样，促使国际金融法在调整方法上不断尝试、改进和发展。例如，各国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越来越强调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体现在监管思路和方法上就是发生了如下变化：由全局性管制为主向日常性监督为主转变，由质性金融控制机制向质性与量性相结合的金融控制机制转变，由事后监管向涵盖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转变，由针对个案的被动型业务监管向系统性的主动型全面风险管理转变，由东道国当局单一监管向东道国与母国当局合作监管转变。
第三，金融全球化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首先，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金融业务的规模化与国际化、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必然要求冲破地域性金融管制的藩篱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冲击了国别金融制度壁垒，推动了各国金融政策和法制的国际化；其次，金融全球化意味着金融交易量增多、金融风险扩大，为了保障金融交易的有序和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各国一方面加快本国的金融法治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参与多边金融谈判和条约缔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放弃或让渡金融，由此促进了金融法的统一化。例如，各国金融服务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促使跨国金融服务立法纳入法律统一化进程，最终导致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金融附件、《全球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等条约和协议的问世。从此，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开放方面必须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必须对照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和其承诺对相关国内法进行“立改废”。我国为履行入世承诺，于2001年底颁布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进行破旧立新，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金融竞争，各国在金融实践中还积极移植和引进他国先进立法，竞相采行金融惯例规则，以重塑或改善本国的金融投资环境，促进金融交易安全与发展，并避免本国金融业遭受歧视性待遇而陷入筹资难、进驻难的被动境地。各国的自发行动不仅促进了金融统一惯例的形成和发展，而且也促进了各国金融交易规则和监管制度的趋同。研究表明，近20年来，国际金融惯例取得了长足发展，内容广泛涉及国际货币兑换、国际商业贷款、国际证券交易、国际支付结算、国际融资担保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催生了一大批金融监管的行业性惯例，如国际银行业监管的巴塞尔原则和标准、国际证券业和保险业监管的原则和规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实践中自觉贯彻和推行这些惯例和标准，其结果是各国金融监管制度表现出相当程度的相似性。
此外，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重大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作用的演变、相互间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以及各类区域性金融组织在推动区域金融法治方面的活跃表现，则为金融法的统一化和趋同化提供了组织基础和制度条件。金融全球化呼唤金融治理的全球化和法治化，作为全球金融法律秩序的主要构建者和维护者，重大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一方面注重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如发展国际金融监管职能，加强对国际金融事务的领导能力，建立和完善多边谈判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为国际金融统一法的形成和实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另一方面注重加强组织间的政策协调和信息沟通，例如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国际清算组织在监控私人资本跨国流动方面的金融合作与交流，金融行业性组织在监管规则创制方面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全球性金融组织和区域性金融组织在金融危机预警和救助中的协调行动等，在合作中促进国际金融统一法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实施。
第四，金融全球化暴露出现行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金融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其一方面促进金融资源全球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国际金融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金融风险的全球扩散变得更为容易和迅捷，从而破坏国际金融的稳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方面使人类休戚与共从而促进了人类的协同互助，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金融问题日益增多，从而给金融投机势力兴风作浪以及金融霸权国家转嫁风险提供了可乘之机。20世纪最后十年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便是各类国际金融问题的总爆发。惨痛的教训为世人敲响了警钟。分析这些问题的生成，它们固然暴露出某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的种种缺陷，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暴露出了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的调整真空与软弱性，暴露出了新形势下国际金融体制的落后与低效。而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如果长期缺乏健全有力的国际金融法治，缺乏完善有效的国际金融宏观调控机制，则任何国家难以独善其身。由此，改革国际金融体制、完善国际金融立法呼声雀起，推动了国际金融法制度的变革。在国际层面上，基于货币金融领域的权威地位和职能与业务便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责无旁贷地担负起改革使命。世纪之交，基金组织多次组织修订《基金协定》，增加和调整资本份额、改革特别提款权制度、改善决策机制、整肃货币纪律；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试验，根据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调整基金宗旨、完善信贷制度，发展金融风险预警与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基金组织所领导的国际货币金融制度改革作为国际金融法对国际金融实践的积极回应，目前仍在进行之中。
在国家层面，晚近，各国金融立法和改革空前活跃。从执世界金融发展之牛耳的西方发达国家，到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发展中国家，均采取积极态度，在强化金融法治上大做文章。这一方面是出于各国完善金融法治、保障金融安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呼应国际货币金融体制改革的结果。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每一项修改，关涉世界184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利益和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立法改革中发挥了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有关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规范方面，相关的国际法规则和法律秩序主要是几个发达国家国内法律和惯例的境外延伸；而且表现在对国内法的示范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在金融全球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其对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化往往更为敏感，反应更为迅速，因而金融立法和改革更贴近市场，引领着金融立法现代化的潮流。如日本1992年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美国1999年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英国2000年通过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等，提出了功能监管、并表监管等金融监管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尝试和发展了金融企业集团监管、网络银行监管等新制度，对其他国家的涉外金融立法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效应，对金融法的统一化方向也具有潜在的影响。
第五，金融全球化开辟了国际金融法研究的新视野。例如，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使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金融等跨国经济活动的关联性不断提高，对国际经济法律的协调性要求也就相应提高，从而为国际金融法的研究和发展创造了新的视角和空间。TRIPs、TRIMs、GATS和FSA等的通过，标志着WTO的管辖范围已从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扩大到国际技术贸易领域、国际投资领域和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国际服务贸易领域。从此，国际金融法的某些问题，既通过WTO多边贸易体制与国际贸易法问题、国际投资法问题相连通；也在WTO制度框架内得以形成、解决和发展。国际金融法与其他国际经济法制度间的内在联系和协调关系在法学研究上也有所反映，如我国国际金融法学界知名学者刘丰名教授就据此提出独到的国际金融法之三分研究法，即将国际金融法解构为国际货币金融法、国际贸易金融法和国际投资金融法三个部分，建立起了既能反映学科内在发展规律、又能解决当今国际资金融通中的复杂问题的新型国际金融法学体系。又如，金融全球化带来金融风险传导的全球化，进而推动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的快速生成。针对国际金融监管惯例的公法性质和形成机制上的即时性特点，有学者对传统的国际惯例理论（即惯例一般具有私法性和任意性、在形成上具有长期性等）提出质疑并进行突破。上述类似的学术创新一方面源于学者们对晚近国际经济环境之于国际金融法的实际影响和作用的深刻洞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国际金融法之于晚近国际经济环境的反向影响和作用的认识与评价。
金融法论文范文第3篇
该书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了“国际上主要金融市场的法律与监管”，在这部分介绍了美国的证券法，美国的国际银行法，银行与证券领域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欧洲单一金融市场，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体系，欧洲货币联盟和日本银行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等问题。
第二部分介绍了“国际金融工具和离岸市场业务”。在这一部分介绍了欧元存款和银行存款，国际支付系统，跨国的资产冻结，欧洲债券和全球债券，国际资产证券化，国际股票市场的竞争，国际清算结算系统，国际期货与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国际掉期和离岸互助基金等内容。
第三部分介绍“国际新兴金融市场”。这部分着重介绍了亚洲一些国家的项目融资、新兴市场国家的民营化与机构投资者、亚洲货币危机。
从内容来看，书中收录了两位教授的有关论文，选摘了其他著名教授的有关论文和著名著作中的片断，还引用了一些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原文，严格说来，本书是作者“半写半编”而成的。由于本书的领域涉及广泛，内容复杂，每部分都请最好的专家来写，请最有名的权威来支持。这种既突出重点，又体现合作的方法，使本书内容的每个部分都是最好的，全书也是最好的。
这两位法学教授在分析国际金融法的时候，不是就有关法律条文或判例进行介绍，而是从经济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出发，用统计数字和图表向读者展现国际金融的现状与发展，然后进行金融市场的各种交易分析，再转入各国的国际金融政策分析、国际机构的政策分析，最后才落实到各国的有关法律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条约。这种风格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同美国法学院着重案例教学和司法技术研究不同，在曾经创立了案例教学法的美国哈佛法学院里，这两位教授居然不用案例分析，却用经济统计的数字来分析，以引起读者对国际金融宏观的兴趣。
维仑斯教授进入法学院之前，是经济学教授，而斯卡特教授则是欧美“30人小组”的专家之一。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著名的经济专家，斯卡特教授作为法学专家参加这个小组可见他的经济学功底之深厚。
美国的法学院近20年来有跨学科研究与教学的倾向，经济学与法学，管理学与法学，政治学与法学，国际关系与法学等不同学科，现在越来越融合在一起。法学院聘请了经济学博士当教授，欢迎国际政治学的教授到法学院加盟，法学家与经济学家在一起开研讨会，他们之间使用同样的跨专业术语，使用同样的语言，对原来属于两个领域的概念，现在有同样的认识，学者们的跨学科融合导致了研究的融合，这本书就是国际金融学与法学相结合的产物。
金融法论文范文第4篇
（1）就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各种风险情况来讲
信用风险是我国金融行业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对于我国金融机构来讲，其两大主线业务分别为贷款和投资。这两大主线业务都需要对借款对象以及投资的项目的信用等级进行准确的评定。不过信息拥有不对称的特性，这就造成了金融机构对借款对象以及投资项目所作出的判断经常出现不准确的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借款人以及投资对象的信用等级。所以，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进行交易的客户没有能力履行约定的风险，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信用风险。在金融机构运营的过程中，如果其不能对有问题的金融财产进行及时准确的区分等，都将会对金融机构的持续平稳运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2）金融的操作风险
也是目前我国众多金融风险中的一种较为常见的表现。根据金融界著名的巴塞尔银行有效监管的核心理论，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操作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第一种来源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运行所用的信息技术系统出现失效等情况或者是受到灾害性实践的影响，对金融机构造成的影响；第二种来源是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控制以及公司的管理制度出现问题，造成相关制度的失效，金融机构对一些不良事件的发展不能及时进行应对从而造成的损失。通过对近年来我国金融行业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来看，由于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机制起不到作用所引起的操作风险占据了绝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也成为我国金融行业所面临的一个共有性问题。通过对我国最近一年到两年的金融机构发生的事故进行整理分析可以发现，金融行业出现操作风险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种原因所导致的：第一，操作风险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管理层的腐败造成的；第二，造成金融机构存在操作风险是由于金融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进行违规操作所造成的；第三，金融机构存在操作风险也可能是由于金融诈骗等违法事件的发生所造成的。特别是近些年来，在我国金融行业别是一些商业银行经常出现一些事故，这与金融机构实行内部的监管模式发展完善、管理模式的改革以及对金融机构的投资、借贷等业务实现规范化管理，使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发现的较为隐蔽的案件集中的被发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总体来讲不管是何种原因引发的案情，都说明了我国的金融行业中存在着非常高的操作风险，这在极大程度上违背了我国构建现代金融企业的战略规划，频繁出现操作风险，在使金融机构受到较大的资金损失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影响了我国金融机构的在海内外的声誉。
（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跨行业
跨市场的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我国金融行业所面临的新的危机。就目前我国金融行业的组成情况来讲，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证券、期货市场；二是各银行之间的债券市场以及外汇市场；三是同行业的拆借市场。目前我国金融行业的各机构之间都在快速开展金融的创新，但是这种创新的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但是也给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2从金融法律的视角看待我国的金融风险
就目前我国的金融行业的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大多都是因为多年的积累造成的，这是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一个集中体现。造成我国金融行业高风险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改变，同时社会的环境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二是我国的金融体制设置不合理，相应的监管模式相对落后；三是我国的金融法律缺失等。如果从金融法律的角度分析，金融法律从其发挥作用的情况来看主要起到工具的作用，其主要作用是协调金融监督管理者、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产品当事人之间的一系列的交易关系。金融法律制度除了规范法律关系这一功能外，还具有惩罚、鼓励或禁止、引导等多种功能，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使各方当事人能准确地计量一种可期待的利益或可预期的损失。因此，金融法律的完善与否在本质上影响着金融交易中的产权保护力度，也就直接影响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程度与金融运行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以规范金融监督管理行为、规范金融经营主体和经营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基本金融法律制度。而在行政法层面上，又有《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约束金融监督管理者的行政行为。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日益深入、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日渐加快以及金融业自身创新动力日益明显的大背景下，现行的金融法律制度安排已经难以适应变化着的金融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需要。
3我国金融立法的价值取向
就目前我国的金融行业发展趋势来讲，其改革以及发展的速度正在逐渐的加快，与此同时伴随着金融行业的快速改革与发展，我国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工作也越发变得重要。金融法律虽然并不能彻底的避免金融风险的出现，但是却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机构的风险，金融立法是减小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方式，从宏观上来讲，良好的法律环境也是金融行业发展的基础。
金融法论文范文第5篇
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两者间存在很多问题，成为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重点内容。以下将对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矛盾的统一体
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制度是矛盾的统一体，相互依存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持续金融创新正逐渐推动在金融制度的逐渐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能有效的提升运行效率。但是在金融监管体制的制约下，要想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明确金融产品和服务过程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并对其进行详细的规划，必要时增加约束机制，达到推动金融监管制度发展的目的。
2.保证彼此的安全性
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监管之间存在很多必然的联系，提升金融效率，能有效的提升金融安全。在处理效率和安全过程中，金融法律通常以强制性为主，在任何阶段都占据主导性的地位。由于没有安全作为提升效率的基础，如果持续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会直接构成安全隐患。
3.相互影响
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监管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金融创新对法律监管的表现趋于多样性，包括金融创新推动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反作用给金融创新等，如果两方面协调管理机制不明确，则无形中增加了金融风险，进而减少了金融法律监管的成效。其次金融创新加快了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发展过程，对金融法律的监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如何完善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监管间的关系
由于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的同时也存在很多差异，因此为了处理两者间的关系，必须明确两者间的意义，突破原有管理形式的限制，促进两者间的共同发展。以下将对如何完善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监管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1.以金融在法律为金融创新的主要手段
金融法律监管必须从金融监管方面入手，金融监管指的是政府发挥主导性地位，对管理过程中涉及到的管理程序和应用方向进行详细的分析，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好自我监督管理和内部控制管理。金融法律是通过国家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及其他金融体系进行监督和管理的一种形式，如果涉及到相关金融活动，则必须根据金融机构的相关形式和监督体系确定合适的发展理念。金融监管受制于法律制度的管理下，由于金融法律制度不是比较简单的构成部分，因此需要重视监督管理的形成方式，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通过立法手段和司法手段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督管理。同时必须按照规定的制度原则和应用方式进行管理，在现代法制社会管理中，需要从规则的连贯性、稳定性及协调性方面入手，保证其朝着金融法律监管的方向发展。
2.用新的理念指导金融法律制度
金融法律监管涉及到法律制度的制定和颁布，在设置过程中，必须保证监管管理机制的有序性。金融创新式对原有金融监管体制的创新，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说，由于不同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创新起到了不同的发展效果。进入到金融发展阶段后，必须重视双刃剑的作用，随着金融发展制度的不断发展，在金融创新过程中，市场经济是发展主体，金融创新直接涉及到成本、风险转移和规避手段等，必须实现金融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放松管理机制，实现金融资源的自由流动和配置，在此种情况下，必须按照效率优先的发展形势，实现基本法律目标。但是在其他因素的影响，对经济发展危机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打击，主要体现在金融行业的发展和监督过程中，如果没有设有完善的安全管理屏障，则会对社会本位主义的基本法律概念和自身价值造成影响。
3.在创新语境下更新法律观念
在金融创新实践管理过程中，金融法律起到制约性的作用，在效率和安全的双重管理中，安全管理制度起到一定的约束性作用，创新和监管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在实践中必须坚持安全优先的原则，必须坚定不移的对金融创新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金融法律监管是金融创新的有力保障，金融法律监管能有效的刺激金融创新，金融法律监管必须对金融创新进行监控与引导。
三、结束语
在新时期的发展形式下，金融创新和金融法律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发展关系，在实践中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引导。在创新发展过程中金融市场和法律监管之间必须建立桥梁，并且能及时对市场发展形势做出应答。进而在实践中制定高质量的监督管理制度，使其符合经济发展形势。金融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在发展过程中能为大家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存在很多内在风险，因此必须将其和金融改革规范结合在一起，逐步建立一套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协调好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
金融法论文范文第6篇
一、维护货币政策原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对国民经济的总量控制和经济结构优化具有灵敏、有效的调节作用。运用金融手段，借助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国家可以通过控制信用货币的供应量，间接控制社会总需求，从而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因此，建立和完善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至关重要。在整个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中，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完成其任务和实现其调控职能的核心所在。货币政策不是对单个银行或某一经济部门采取的具体经济政策，而是一种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相结合，并以总量调节为主的经济政策，其涉及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应量、信用量、利率、汇率以及金融市场等诸多宏观经济指标，并通过对这些指标的调节和控制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的重要手段，在社会经济中开始扮演“制动器”的角色，并与其他发挥驱动作用的宏观经济政策相互牵制，从而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的实质，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货币稳定的关系，使国民经济的有关指标通过货币机制的调控服从和服务于国民经济政策，并成为国民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在国家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内容相当丰富，按照其运行机制，一般将其分为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效应等。为了保证货币的合理发行，保持人民币的币值基本稳定，就要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入手，使各种金融业务活动和金融监管活动朝着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发展。
因此，金融法应将维护货币政策确定为自己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区别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两个概念，并进一步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确保政府有效转变其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坚持这一原则，就要坚持稳定货币，抑制通胀，优化结构，发展经济，通过制定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客观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一致起来，使货币政策在金融法的保障下在各种金融活动中得到积极有效的贯彻和实施，进而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规划目标。
二、安全流动效益原则
以商业银行为例，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由该立法规定和立法精神看，各商业银行的经营宗旨就是围绕维护银行资金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而展开，银行资金的安全和效益不仅仅是银行的立足之本，同时也是存款人和贷款人的利益重心。应该看到，除商业银行之外，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财务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其业务经营也同样把资金（或金融资产）的安全、流动和效益作为根本宗旨，这在货币、有价证券、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资产的经营和金融服务的市场化中都可以获得证明。如证券上市制度，其目的就是赋予证券更强的流动性。从这一宗旨的含义看，安全性着重强调金融机构旨在追求业务经营的长期稳定和免遭风险损失；效益性则突出反映了金融机构同样要追求盈利和经济效益的企业性质，盈利是所有企业经营的首要目的，当然也是终极目的；流动性关注的则是资金或金融资产的周转速度和频率，它和安全性和效益性显然不无关系。实际上，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其相互之间既会发生冲突，又可以协调统一并进而形成有效的平衡。流动性既保障安全性，又以效益性为物质基础，效益性则以安全性和流动性为实现前提。细言之，流动性是金融资产发现市场、在市场上寻求最有效利用机会的现实要求。可以说，流通是金融市场的使命，流动性是金融市场的本质。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是连接其安全性和效益性的纽带，是实现其安全性和效益性的手段和工具。金融法律制度的设计必然以保障市场流动性为其前提和目标，从而最终实现金融市场存在的资金融通价值。金融法通过规定具体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利率制度、汇率制度、存贷款制度以及结算制度、保证金制度等充分保证金融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平衡和实现。
因此，应该把金融资产的安全、流动和效益也确立为金融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强调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利用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这是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和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业稳健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当前金融业竞争加剧、投机升温、市场波动和管制放松下克服金融业脆弱性的治本之计。坚持这一原则，就是要在保障金融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金融资产的周转速度，增强金融资产的使用效益，使一切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都认真贯彻这一原则，严格各项管理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三、利益平衡优化原则
在金融法律关系中，不同利益的存在是客观的，单纯、一味地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或者客户利益会有失偏颇。笔者认为，在金融法中应当集中体现出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协调思想，把利益平衡优化确立为金融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金融市场的发展既离不开个人以及工商企业等投资者的积极参与，也离不开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用心经营，更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扶持与协调。投资者的利益固然重要，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不能以损害金融机构利益为代价，同样，对金融机构的利益保护也不能以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例如，证券法律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以克服证券市场中的欺诈、误导、过度投机和市场操纵为基本目标，保护投资者利益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证券法律制度除了保护投资人利益之外，其终极目标则是保证证券市场运行的顺畅，保证证券流通的顺利进行，这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证券市场主体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同样有着重要关系。国家通过公权力的介入而干预证券市场时，显然不能因为过分强调投资人的利益和安全而牺牲上市公司的利益，削弱证券市场上市证券的流通性，否则就会阻滞证券市场的发育。金融市场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利益关系是冲突的。作为投资者，总是希望使自己的投资在安全条件下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但实际上两者一般不可兼得，高收益总有高风险相伴；作为筹资者则相反，他们总希望自己在能顺利筹措到资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降低筹资成本，同时也尽可能地把筹资风险转嫁给投资者。金融市场供求双方在资金流通中的利益矛盾是客观的，能协调这种利益矛盾的金融市场才是有效的。金融法应以“调解人”的角色出现，为双方设定合理的私权益分配，补充双方的意思表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使双方磋商谈判的交易成本得以降低，或者降低法律救济成本，通过快捷地解决投资纠纷而使资本流通恢复正常。
在金融法中，各方利益的平衡优化说起来简单，实际做起来并非那么容易。平衡优化并不否定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然而，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不能代替利益平衡优化。实际上，利益平衡优化原则只是一种价值体现，其旨在消弭个体追求私人利益所生之流弊，这是由金融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本身所决定的。在我国金融法中，商业银行接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证券交易禁止欺诈客户制度以及内幕交易制度等都是该原则的具体表现。该原则作为一种金融法律规范，在多数情况下未必在具体的金融法律关系或金融执法中直接适用，而是作为金融管理、金融执法与司法活动所遵循的一个根本理念或宏观标准，它要求有关机关在履行其职责时要仔细权衡利弊，而不是机械地理解法条而做出有违实质正义和社会利益的决定或裁判来。
四、有效监管原则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和对外依存度的逐步提高，国际服务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波动对国内经济和金融业的影响日益增加。我国金融业在发挥动员、分配资金作用的同时，也使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和风险向自己集中。在此情况下，在金融法中强调确立有效监管原则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机构多元化、业务交叉与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从1998年起我国逐步建立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使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三个金融监管部门（即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各司其职，分工合作，集中专门人才，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使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职能更为凸出，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能更富效率。然而，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方式仍比较单一，监管手段以直接监管和外部监管为主，科技水平比较低，无法实现实时监控，从而导致监管成本高效率低，直接影响了监管的效果。从现实情况看，金融业的综合经营将随着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发展而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它以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要求建立严密的金融风险防范监控体系。有效监管原则强调，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监管的作用无法取代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尤其是在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转化的过程中，必须要从传统的政府监管包揽一切，转向激励被监管的金融机构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建立与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制度，倡导政府统一监管与行业自律监管、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有机统一。如何发挥金融机构的自律功能，如何进一步加强社会监督，扩大它们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途径，从而辅助政府监管去实现监管目标，将是今后金融监管立法和监管体制改革的重点。在金融法中确立有效监管原则，其核心就是通过法律的明确授权，为金融监管提供有效的法律保证，坚决杜绝监管过程中的随意性，保证金融监管的客观性、程序性和公正性，使金融监管工作法制化和规范化。
金融法论文范文第7篇
余额宝自2013年6月13日上线以来，其累计用户数和累计转入资金规模呈逐增趋势。截至12月31日，余额宝的客户数已经达到4303万人，规模1853亿元，余额宝自成立以来已经累计给用户带来17．9亿元的收益，自上线以来，日每万份收益一直保持在1．15元以上，在所有货币基金中万份收益最为稳定，自成立以来的总收益水平稳居同类货币基金的第二位。余额宝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风靡，取决于其如下特点:
(1)投资门槛低，易被小额资金持有者所接受。“增利宝”的投资起步价只需1元人民币，这相对于银行代售的各种基金理财产品5万、10万不等的“最低消费”来说，更容易吸引手持小额资金的投资者。余额宝吸引了海量的小额投资者和无数碎片化的资金，把用户存款坐标轴那条巨大的长尾收入囊中。在高昂的运营成本面前，银行难以惠及小额投资者，而余额宝恰恰满足了这批被金融机构忽视的小客户。
(2)性价比高，收益透明。相较于其他投资渠道，余额宝能够给用户带来比活期存款高出10倍的收益。在余额宝的官网上可以看到收益的计算公式，即当日收益=(余额宝已确认份额的资金/10000)X每万份收益，例如已确认份额的资金为9000元，当天的每万份收益为1．25元，则当日的收益为1．13元。而且转入资金在基金公司确认份额的第2天可以看到收益，就金融理财周期而言，传统的金融理财产品运行周期较长，有关收益率的详情不能及时被客户所知晓，而余额宝恰恰解决了这项难题，满足了投资者随时随地了解所买产品的收益或亏损情况。
(3)随时消费转出，不受投资固定期限的限制。天弘基金和支付宝在后台系统为余额宝提供了大量技术支持，实现增利宝“一键开户”流程。客户将钱转入余额宝，就即时购买增利宝，而客户如果选择将资金从余额宝转出或使用余额宝资产进行购物支付，相当于赎回增利宝基金份额。故相较于银行代售的理财产品而言，客户可自由支配余额宝中的资金而不用担心“钱到用时方恨不能取”。
二、余额宝的风险
事实上，余额宝势如破竹的盈利模式背后，潜藏着来自自身和网络的两大主要风险。余额宝的本质仍旧是一款针对广大个人用户的基金理财产品。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货币基金出现年度亏损的情况。不过，货币基金作为基金产品的一种，并不等同于保本的活期储蓄，理论上依然存在亏损的可能，只是从历史数据来看收益稳定、风险较小。余额宝的流动性风险首先受制于货币基金的流动性状况，短期大额赎回和货币基金流动性管理不当都有可能导致余额宝出现流动性风险。所以说，即便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代销代售的同类理财产品，同样受制于其自身的风险性，受投资市场利率波动的影响。就其自身风险来说，随着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化，证券市场的收益水平也呈周期性变化，基金投资的收益水平也会随之变化，从而产生风险。同时，一旦余额宝发展到一定规模，流动性管理压力会明显加剧。货币基金每日收盘后才能与余额宝结算，这期间实际是支付宝为货币基金进行了信用垫付，如果货币基金无法按时与支付宝进行交割，支付宝则面临头寸风险。另一方面，有报道称支付宝用户账户曾被网络黑客盗取帐号和密码，则与之绑定的余额宝同样不能“幸免于难”。通常余额宝用户不会每天登录自己的帐号查看基金的收负盈亏情况，这也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至于余额宝官网宣传的“被盗100%赔付—平安保险全额承保，理赔无上限”的可信度也不免遭受用户质疑。这种与互联网挂钩的金融理财产品同时也伴随着网络技术风险，再加上众多网络不可控因素，余额宝的资金账户安全更加得不到有利保障。
三、反思
1、规范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基金销售资质管理是当前解决类似余额宝打“球”所引发问题的首当其冲的方案。支付宝公司之前仅获得了基金销售的支付牌照，而未获取基金销售牌照的这一争议点使得近日工农中建四大行均对支付宝发难，下调银行卡快捷支付转入余额宝额度，单笔最高五千，每月不超过五万。显然余额宝业务的迅速壮大已经直接影响到银行吸收现金流和代销基金等理财产品的“垄断”势力。控制余额宝交易数额的上限一方面体现了监管层放宽并认可第三方支付平台“类销售”基金理财产品的经济行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已开始采取措施严加监管并规制第三方支付平台开展的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同类业务的竞争。未来第三方支付平台能否被授予销售基金类理财产品资质直接影响到互联网金融健康良性的发展。不过，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机构互联网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足显政府支持和鼓励互联网金融创新及弥补商业银行在诸多业务上的不足的决心。
2、加强第三方支付平台“余额宝类”业务的风控，减少投资用户的利益损失。以余额宝为例，购买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的用户多为拥有支付宝账户及开通网银支付功能银行卡并于账户内存有余额的群体。这类群体选择理财渠道时往往具有盲目性，他们通常都会选择投资门槛低、获益相对高的金融理财产品而忽视了其依附于网络载体所带来的风险。抛开金融理财产品自身的流动性风险不谈，未来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业务的架构模式可以设定为在集结三方主体的基础上融入保险或担保公司的业务，以最大化保护投资用户的财产利益。投资者在购买余额宝的同时就相当于同保险或担保公司签订了协议，当投资者因产品流动性风险以外的风险致使利益受损，则可以通过双方协商或诉讼形式主张“第四方”主体理赔。另外，互联网技术风险也可考虑纳入到理赔事由之中，因为对于一般的投资者而言，他们并没有专业的网络技术知识和驾驭网络风险防范的能力，其在购买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时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于提供技术支持平台的公司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加快互联网金融支付业务立法是当前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法律监管体系尚不健全，立法机构应当构建多层次的具有前瞻性和预期性的法律体系构建，如金融法律体系的修正和完善;相关的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础性立法;行政规章、部门规章和国家标准的制定等。综上，未来以余额宝为例的金融理财产品能否活跃在互联网金融平台上，取决于监管层对于第三方支付平台开展销售基金等产品业务的开放程度及相关法律制度完善的大力保障。
金融法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现代金融法；品性；历史考察；金融规制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法在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是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壮大而凸现的。但金融法在法学体系中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受到了种种非难。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未能历史地审视金融法及其发展演变，缺乏结合金融法的发展变化对金融法基本理论进行提炼和建构。欠缺理论的支撑和担纲。这导致在诸如现代金融法品性等问题上缺乏科学认识和定位。并进一步影响到对金融法主旨和任务的分辨，同时导致金融法缺乏支撑其整个内容和体系的理念和思想，并进而造成其组成部分因有机联系的迷失而似乎呈现出一种东拼西凑的“杂烩”状态。没有坚实的科学理论支撑，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成为科学。从这一意义上讲金融法还没有完成从金融法学科向金融法学的转变。
科学地建构现代金融法理论，需要首先回答：现代金融法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品性?这是关系到金融法的主旨、任务、目标、定位、内容体系和金融法在法律体系中是否有立足之地的大问题。对此问题，国内外虽然有一定的阐述和观点，但实际上是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的。其中，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倾向于将金融法定性和定位为混合法或。即认为金融法既调整金融调控与监管关系，具有公法性特征，同时也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金融交易关系，包含有大量的私法规则和制度，具有明显的私法性，金融法是典型的公法和私法相融合的法，是“一个法群”(abodyoflaw)；或者认为“金融法”也是一个以“金融”事项为参照的“法域”。由性质不同的调整金融交易、金融组织法律规范与调整金融监管规范构成的二元结构的“法域”。
但是，这些看法在理论上进而在金融法制建设上由于没有解决以下问题。因而需要慎加对待：金融法为什么同时调整两类不同的关系，进而有两类不同的规范组成?难道金融法就是相关的行政法规范和民商法规范的简单累加吗?如前所述，有学者就认为金融法呈现二元规范结构。既包括金融交易、金融组织法律规范，也包括金融监管法律规范，提出金融法是以事项为参照标准的法律规范群，与作为法律部门存在的法是不同的。据此，金融法就是为调整金融关系而由两类不同规范的简单叠加和习称而已。果真如此，金融法就没有任何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可以发挥，因而“可有可无”，可以纳入到行政法和民商法之中，没有必要“另立门户”。如果金融法不是上述两类规范的简单叠加，那么，金融法是什么?金融法有无独有的个性、作用和独立存在的理念?如果有，这些个性、作用和理念在哪里?在所谓私法性和公法性的规范中。哪些应属于或不属于金融法的范畴?决定相关规范归属的理念、标准和界限在哪里?这些问题是金融法的重要基础问题，不回答这些问题，金融法作为一门法律科学的基石仍然是缺失的，且难以厘清和厘定金融法学的体系。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奠定现代金融法学的基石和科学体系，宜历史地对金融法律规范的发展演变进行考察，进而辨识现代金融法存在的理念、作用和品性。
法的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表明，法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和人类的文明进步而演进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决定了法的演变。这意味着在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金融业和金融关系需要不同的法律规范来调整，金融业和金融关系如果发生了发展变化，金融法律规范迟早地会做出相应的改变，以满足其发挥调整金融关系之功能的需要。对于金融法及其品性，需要历史地结合其在不同历史时期需要发挥的作用来考察，而不宜一概而论。为此，以下主采史学通说并适当考虑金融法律规范的发展演变的历史特征，以自由资本主义出现前后和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为界将金融法律规范的变迁分为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时期，比较和辨别金融法规范随金融业发展而出现的变化。
二、古代金融法
金融的原本意义是资金融通，即资金剩余者与资金需求者以信用方式进行的资金余缺调剂。这一含义本身就表明金融的产生需要具备社会产品及其体现的财富出现剩余这一条件，原始社会因缺乏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因而没有金融。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之后，金融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条件所产生出来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开始出现，但在自由资本主义出现前，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社会经济的主导模式是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自我积累、丰衣足食构成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推手、主导驱动模式和形态。这不是说这一时期就没有资金融通的发生，而是说资金融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居于辅助和补充的地位。纵而观之，这一时期的金融主要有以下体现和特征：第一，伴随货币的出现而派生的金融活动。在金属货币出现以后，人类社会就出现了早期的金银兑换、保管、汇兑和借贷业务，形成了早期的货币兑换商和钱庄、银号等机构，如欧洲的古希腊与古罗马就有金银保管兑换与放贷的记载。但直到漫长的中世纪结束前，这种钱庄业务一直停留在传统的形式上而没有进一步的突破，究其原因是低下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主导模式的限制所致。第二，当时的金融活动主要体现为人们之间借贷关系，这种借贷通常是直接的而不需借助金融媒介，金融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弱小而非庞大，简单而非复杂，零散而非集中，自发而缺乏组织性、专业化和社会化。适应金融的这种发展状况，早期的金融法萌芽于货币兑换、收支、借贷等活动中逐渐形成并普遍遵循的各种契约和习惯，在奴隶社会成为奴隶主和大商人高利借贷的习惯法。而在封建社会，金融法的最具重要意义的发展是统一货币制度的建立，并使有关借贷关系的不成文习惯法成文化。受到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文明的统制，调整金融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现在诸法合体的法律典籍中，并体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依现代部门法的标准和观点来看，当时的金融法律规范不仅
民刑不分，而且实体法与程序化不分。第二，当时对金融关系的法律调整，以当今观念看来，以强制性的公法性规范为主，并且金融违法行为通常都具有刑法上的效果，即对金融民事违法行为通常采取刑事制裁的方法。法律对金融关系的“严讯峻法”式的调整。反映了当时的法律极力保护奴隶主和封建主私有制，剥削小生产者和其它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不是将金融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普遍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也不是出于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对社会危害的需要。
三、近代金融法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特别是工业革命的发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依靠传统自给自足条件下的家庭世代积累以及具有浓厚人际色彩的偶发借贷。已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的需要。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金融业发生了严重的依赖，并催化了包括银行业和证券业在内的金融业的大发展。就银行业而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工业革命推动了传统的货币经营业向近代乃至现代金融业的转变。虽然16世纪中叶。为满足地中海沿岸各国工商业与贸易的发展而出现的融资需求，最早的商人银行出现了。虽然这些商人银行既办理存款与贷款，也从事转账结算业务，但其贷款往往带有高利贷性质，使一般工场手工业主和商人很难获得贷款，即使获得也因高额利息而无利可图。这显然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推动下，近现代意义上的银行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逐步发展起来了。这些银行取代传统的货币经营业、利贷商，以其雄厚的资本大规模地吸收社会资金，同时以较低的利率发放贷款，逐步成为社会信用和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形式。就证券业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催生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例如，工业革命后涌现出一些高回报项目，但这些项目需要大量和长期的资本投入，而财富所有人通常并不愿意长期放弃对财产的支配，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临将资产便利地转化为交换媒介的瓶颈。资本市场应需而生。有了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存在，人们可以放心地以股票、债券等形式持有资产，在需要变现时可以方便和迅速地出售。资本市场通过这种方式将流动性的金融工具转换成了对生产过程的非流动的长期资本投资。据考证，工业革命最初几十年生产的产品远在此之前已经发明出来，许多发明创造需要大量和长期的资本投入，没有金融市场的配合而仅有技术创新并不能引发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在18世纪的英国引发经济增长的关键性的新要素是资本市场的流动性。因为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长期资本投资，没有这种流动性的转换，工业革命可能就不会发生。“所以，工业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
伴随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金融业的依赖及其导致的金融业的发展，近代金融立法有了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适应资本主义对市场统一、货币统一的要求和币值稳定的需要而颁布的立法，主要体现为中央银行法律制度的建立。如1844年，英国国会通过了《英格兰银行条例》，该条例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央银行法。第二，规范金融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立法，主要包括银行立法和票据立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银行在有效聚积和配置社会资源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故一些国家在这一时期开始重视对银行的管理，对其组织和业务开展予以规范，例如，美国在1864年颁布了《国民银行法》。根据该法，美国联邦财政部设立了货币监理署(OCC)，用于负责国民银行的注册、检查和监督，并以统一的纸币代替州银行券，开始了联邦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加拿大在1871年颁布了《加拿大银行法》。在票据立法方面，1807年拿破仑主持制定的《法国商法典》第一编第8章规定了汇票和本票。1865年法国又制定了《支票法》。统一前的德国各邦都有自己的票据法，德国统一后于1871年将《普鲁士票据条例》稍加修改，颁行全国。日本于1882年制定了《汇票本票条例》，英国也于同年制定颁布了《票据法》，规定了汇票、本票和支票。
由于上述立法的颁行，这一时期的金融立法具有了一定的规制性质，例如，银行法从一开始就具有对银行的组织和经营行为进行规制的天性。但是，纵观这一时期的金融法，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私法自治鲜明。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扮演着“消极政府”、“守夜人”的角色，在经济领域实行不干预的自由主义政策，原则上不干涉经济活动。资本主义法制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在维护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和政治利益的同时，维护私法自治，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权利。在私法自治中，私法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取决于个人意思。国家和法律的任务是保护个人意思。国家一般不主动干预私法关系。只在个人有所请求时才进行干预，即便干预也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思。”私法自治源于对市场“无形之手”的推崇。19世纪，贝戈豪特面对运行良好的英国资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发挥的作用，感叹道：“在英国，资本总是肯定地和立即地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和资本能够赚取最多的地方。就象是水总能流向需要它的平面”。在这种条件下，各国对大量的市场行为并没有制定强制性的立法。例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虽然资本市场有了巨大的发展，但对其进行规制则基本上是20世纪之后的事情。由于证券的发行和出售属于当事人私法自治的领地，因此，在证券的发行和出售中便出现了“通过出售蓝天中的建设地块而轻易收取资财(sellbuildinglotsintheblueskyinfeesimple)”的现象，即便如此，法律在长时间里仍然采取隐忍和不干预的态度。
第二，由于对市场“无形之手”的推崇和实行私法自治，金融规制范围和程度有限，而其中可视为规制金融机构市场行为的相当数量的规制性规范乃属于商法的范畴，例如。当时出现的票据立法就是规范票据行为的商法规范，而对大量的金融市场行为缺乏规制。这些有限的规制的目的除维护货币统一和币值稳定外，主要在于维护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信誉和秩序，虽然其中固然蕴含着维护金融安全稳健的成分，但防范金融风险等现代金融法的目标并不是这一时期金融立法的主旨。也正是因为金融业缺乏必要的规制，这一时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仍发生，但一般被看作是市场机制的自我修复和修补。例如，从1825年英国发生世界上第一场经济危机开始，这种危机就频繁地造访西方国家，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如1837年、1847年、1857年和1866年都有发生。美国自1783年取得了对英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到19世纪70年代之前，先后在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总之，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除少数情况外，对金融关系的调整主要依靠民商法，金融法就其主流而言是金融民商法，这是当时金融法的真实写照，金融法也因而缺乏独立的品性而不具有不可或缺的法律地位。
四、现代金融法
从历史发展体现的脉络来看，现代金融法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
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引起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的巨大发展，资本主义大工业确立了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加剧了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过程，使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由于工业高涨和经济危机的交替作用，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大大加快，垄断组织急剧增加。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形成。与此同时，银行业也迅速地向集中和垄断发展，并出现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溶合的金融资本。金融资本通过对工商业的长期贷款、股票和债券的买卖以及直接向工商业投资。支配着整个工商企业，统治着整个国民经济活动。
由于金融在整个经济中取得和占据了支配性地位，频繁、深刻的经济危机对整个经济带来的创伤愈益严重，特别是1929～1933年的大危机发生后。一味强调市场自发调节的自由放任主义信条遭到沉重打击，强调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成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此情况下，为维护金融稳定，防止和制止金融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被动摇和侵蚀，并为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金融法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转向和转变。
首先。几乎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大致同步，中央银行的重点转向维护金融稳定，其在消除危机中的作用也不断增强。英格兰银行在这方面的作用尤其显著。1866年。英国发生了欧沃伦?格尼银行(0verendandGurney)危机，英国通过贴现率的及时适当调整，避免了严重危机的沉重打击。这种由中央银行采取适当行动避免危机的方法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并受到效法之后，欧洲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减少了危机的发生。大西洋对岸的美国则代表着一种不同的发展路径和历程。约翰-昆西·亚当斯曾指出：“即使是上帝手中的权力不仅可以行善，也可以行恶”。这一格言概括了美国人对任何种类权力集中的不信任。1836年至1914年期间美国没有没有中央银行，此间美国爆发了多次危机，但仍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表明这一时期美国的危机与增长并存。1907年，美国爆发了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并蔓延的其他国家。一位法国银行家在其报告中评论到：“美国是金融界中非常重要的麻烦制造者”。这次危机带来的严重损失和经济衰退，引发了美国是否需要中央银行的再次争论。美联储于1913年建立并在1914年正式运营，但亚当斯表达的美国人对权力集中的不信任被继承了下来，其体现就是美联储的组织机构与英格兰银行等传统的中央银行是不同的。美联储具有区域结构，决策权是分散式的，自从其建立之后一直没有获得防范危机的能力。始于1929年波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之后是1933年银行业的恐慌。银行系统的问题催生了1933年的《银行法》即《格拉斯一斯蒂尔法》(Glass-SteagallAct)，依据该法美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并规定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业经营，以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1935年的银行法扩展了美联储的权力并改变了其运作方式。可见，1933年美国银行业危机和美联储防范风险的失败，导致了美国对金融规制的广泛采用，尤其是将存款保险和其它谨慎干预作为防范危机的方法。
其次，证券规制立法开始大量出台，以保护投资者、维护资本市场的根基。以证券法对世界影响最大的美国为例，虽然美国证券法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建国前几个世纪的英国有关立法，但美国建国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制定规制证券市场的立法。在20世纪之前美国证券市场处于自由放任状态，这导致证券欺诈泛滥。为了制止欺诈，堪萨斯州1911年率先对公募证券进行规制，通过了第一部“蓝天法”(blueskylaw)，瞄准的就是“通过出售蓝天中的建设地块而轻易收取资财”的证券出售者。此法通过后，其它各州竞相效仿。1929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导致了美国证券市场的崩溃和美国经济的瘫痪。而各州分别立法的方式不能有效地对付欺诈活动，许多证券发行者利用州与州之间法律的差异和州际竞争，逃避法律的规制。1929年证券市场崩溃使人们认识到，要建立一个统一、高效、公平、有序的证券市场。必须要有统一的联邦立法。1933年5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美国在联邦层面的第一部规范证券交易的法律《证券法》，要求所有的新股发行必须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而且披露特定的信息，美国接着又在1934年颁布了《证券交易法》。这两部法律所包括的两项基本内容就是强制披露和禁止欺诈，其中强制披露包括公开发行时的初始披露和上市交易后的持续披露，两部法律都强调政府对证券发行和交易活动的监管，特别关注对证券交易违法行为的查处和制裁。1933年的《证券法》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不仅奠定了美国证券法的基础，也为其他许多国家的证券立法提供了蓝本。例如。日本就效法美国证券立法于1948年4月制定了《证券交易法》。
最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许多国家加强了银行立法和银行监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29年～1933年的大危机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的银行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结果银行业在所有国家都受到严格的规制和监管。在美国，银行制度事实上一直以规制和监管为发展趋向的。1863年国民银行制度的建立和1913年联邦储备系统的建立就是这个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里程碑。尽管如此，大危机还是暴露了当时银行制度的软弱和混乱，并给予银行业以致命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保证银行体系的正常运转，就必须对原有的银行制度进行改革，于是1933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如前所述，该法确立了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明确分开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所有证券发行、证券包售、证券分销、证券经纪人业务都属于投资银行的业务范围，由投资银行专门经营。任何以吸收存款为主要资金来源的商业银行，除了可以进行投资、经营指定的政府债券、用自有资金有限制地买卖股票债券以外，不能同时经营证券投资等长期性投资业务。同时。经营证券投资业务的投资银行也不能经营吸收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持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和金融稳定，美国根据《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存款保险制度，同时对存款利率实行限制。美国1933年《银行法》及其确立的体制影响了许多国家的金融立法，其中对英国、日本和我国的金融立法影响尤为明显。英国仿效美国实行了银证分立的模式，英国的银行主要有《1979年银行法》和《1987年银行法》，前者赋予英格兰银行监督的责任。后者加强了这一监督职能。日本在吸收英美银行监管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银行监管法律体制，其主要银行监管立法是1981年《日本普通银行法》、《日本银行法》，对银行业务范围、财务监督、经营管理、法律责任进行了具体的规定。
总之，由于大危机的作用和结果，在有些国家，政府直接干预金融体系来分配资源，利率被控制，系统风险得以避免。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失被认为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不论以多大代价也要避免其发生，银行业监管的目的就是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或许是严格监管的作用，也或许是限制市场力量的结果，在二战后相当一段时期，各国政府都没有出现与银行有关的系统风险。波尔多和埃肯格林指出，除了1962年的巴西之外，1945年至1971年期间没有爆发银行业危机。
2.从20世纪80年代至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凯恩斯主义陷于重重矛盾的境地。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重新抬头，并在80年代后成为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自由市场的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严格监管，特别是强调金融资本的作用，主张放松金融规制，推动金融自由化。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成为了西方政府的基本理念。以尽力减少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让市场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㈣，将新自由主义经济信条作为“普遍真理”向全世界推广，也标志着西方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形成的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经济政策的逆转。
在新自由主义支配下。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许多国家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金融自由化改革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兴起，许多国家逐步放松并最终取消利率管制，降低强制性的准备金要求，降低金融体系中的市场准人限制，放松政府对信贷配置的直接介入，许多国家还进行了国有金融机构的私有化。这些改革使得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而竞争又促使金融不断创新，金融业通过兼寻求优势互补，拓展业务领域。新技术特别是电子通讯、信息处理、计算机技术广泛应用于金融业，为金融创新以及跨国银行的跨地区经营提供了支持。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浪潮的冲击下。并伴随着金融市场全球联系的日益加强，以英、美、日为代表的金融分业经营模式在冲击中遭到挑战并最终瓦解。20世纪80年代以后，分业经营的代表——美国为了提高金融业和金融机构的竞争能力和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对其金融体制不断地进行调整，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放松规制的规定，并于1999年11月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正式肯定了银行业的混业经营模式。英国、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也纷纷放弃分业经营，采用混业经营。
金融自由化导致了金融规制和监管的放松或放弃。以美国为例，在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冲击下，美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如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机构，或监管职能弱化，或监管标准降低，或不实行监管。例如，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年里，美国住房信贷机构实行了“忍者贷款”(NINJA(NoIncome，NoJobandAssets)loans)，即无收入、工作和资产，也就是无需任何证明、只要有脉搏的人都可以申请的贷款。这是金融机构为了逐利而不惜降低借贷标准，忽视住房贷款的第一还款来源即借款人自身的偿付能力的典型体现，也为次贷危机的发生埋下信用风险的巨患，而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却在金融风险的火山口上呼呼地睡起大觉。又如。在金融衍生产品监管问题上，美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前主动放弃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规制与监管，尤其是以格林斯潘主政美联储期间更为突出。1998年春季，当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主席对场外衍生工具激增表示担忧时，格林斯潘则表示，出台新监管措施有扰乱资本市场的风险。正是受到以格林斯潘为代表人物的影响，加之华尔街金融大鳄的推动，美国国会于2000年通过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彻底解除了对包括CDS(CreditDefaultSwap，信用违约掉期)在内的金融衍生工具的规制和监管。国会通过该法正是基于对市场自我约束的考虑，认为投资者的自我选择可以有效地约束金融机构。无需政府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监管。而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金融衍生工具一直没有被人们真正认识，这不仅是因为衍生产品本身过于复杂，缺乏透明度，同时投资者也不允许调查最初借款者即抵押贷款借款人的信用状况。投资者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基本信息都无法全面了解，市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自我约束从何谈起?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人发现在许多问题上很难找到哪个监管机构来承担监管不力的责任，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新自由主义支配下的立法抛弃了金融规制。可见，金融自由化的开展、规制和监管的放松或抛弃、带有自发、盲目性的市场力量的回归，加剧了金融动荡，导致了系统风险和金融危机的再现，防范系统风险和金融危机的问题再次凸现。
3.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金融规制的松懈，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在那些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曾经受到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金融危机成为金融自由化的伴生物。但直到2007年始于美国、扩展全球、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社会才不得不对放松金融规制而付出的沉重代价进行深刻反思和矫正。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社会的主要经济体、相关重要的国际机构和G20峰会等，对这场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检讨，并相继出台了防范和医治金融风险和危机的系统方案，极力寻求未来避免如此规模、代价如此沉重的金融危机的重现之道。纵观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尽管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不能保证今后不发生金融危机，但国际社会对有效的金融规制与监管至少能够防范如此规模金融危机的发生、降低危机的严重性和爆发频率深信不疑，因而各金融改革方案不约而同地都将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作为防范和医治金融风险和危机的处方。
纵观危机后主要经济体、国际机构的改革方案和G20峰会的努力与成果，它们具有以下主要共同特征：
(1)各金融改革方案都以改革和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作为统领性主题和主导内容。从国际社会对金融危机的反思来看。对于引发这场金融危机的根源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归结为金融规制与监管的问题。在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的危机根源中，金融规制与监管薄弱或失败作为危机的主要根源自不待言。其它根源。如金融市场失灵可以说是规制与监管的“渎职”，因为金融规制与监管存在的基本理念就在于医治市场失灵；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和国际经济失衡，是宏观审慎理念和宏观审慎监管缺失的典型体现。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都把加强金融规制与监管作为防范和医治
金融风险和危机的疗法。
(2)金融规制与监管的改革，体现为相关法律制度的改革和调整，最终凝结为相关法律的出台或对原有法律规定的修改。危机发生后，许多经济体在总结危机教训的基础上而展开的一轮造法运动就是充分的体现。
(3)金融规制与监管制度的改革具有一些共同的趋势，主要体现在：加强宏观审慎与对系统风险的规制与监管改革，改革规制资本要求，提高抗周期性的规制与监管改革，加强流动性监管改革，改革对对冲基金的监管，加强对证券化和对场外衍生品的规制与监管改革，加强支持金融稳定的薪酬改革，改革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加强金融监管结构和模式的改革，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规制与监管改革，改革会计制度，加强危机化解与解决的改革等。
(4)这些金融改革方案都强调，国内金融规制和监管制度的改革需要有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配合，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这是因为在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如果国际社会没有共同一致的监管及其规则和标准，必然会出现监管套利(regulatoryarbitrage)，造成金融规制和监管的短板，无法有效防控金融风险与危机，因此，改革国际金融监管制度就成为各经济体进行金融规制与监管改革的自然延伸和重要补充。事实上，危机后国际社会出台的金融改革方案。都十分强调各项规制和监管改革，如果不能在国际间配套地、一致地实施，就不能收到应有的成效。因此，都要求在国际层面进行相应的金融监管配套改革，以保障各国监管改革取得应有的成果。
五、余论
从金融法嬗变的历史考察及由此适当拓展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和启示：
第一，金融法律规范适应不同时期金融业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任务、角色的不同以及受限于法律文明的状况而具有不同的品性。在古代，金融法律规范体现在诸法合体的“峻法”中。在近代，虽然有规范金融机构及其市场行为的少量规制性规范。但金融关系多是由民商法律规范来调整，因此，这一时期的金融法基本上是在金融领域适用的民商法原则和规则。但意思自治和由此而致的市场自发性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严重金融危机，因此，到了现代，金融法转向强调金融规制，以防范金融风险和危机、保护金融消费者和维护金融市场的效率及信心。尽管在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人类围绕规制和放松规制发生过激烈博弈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这些也表明金融法在历经曲折之后以不可逆转之势愈加展现出自身的品性和科学定位。这就是现代金融法是金融规制之法，规制是现代金融法的基石和支柱，现代金融法制建设的主旨在于科学的金融规制，至此金融法才获得了不同于民商法的独立品性。
从实证来看，各国有关金融立法多为规制之法。从国外来看，以备受推崇的美国证券法为例，美国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所包括的两个基本内容就是强制披露和禁止欺诈，这些制度都是公权力对证券的市场发行和交易的干预和介入，具有突出的规制性质。近而言之，美国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于2009年12月12日由众议院通过了长达一千多页的《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etl。201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以另一名称通过了《2010年重建美国金融稳定法》(RestoringAmericanFinancialStabilityActof2010)。接下来，二者合并通过后，即可送交美国总统签字生效。这一法律的重心在于加强规制及监管，其通过生效后，将成为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改革幅度最大、最彻底的金融规制及监管改革法。从我国的情况来看，纵观我国商业银行法、银行监督管理法、证券法、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等金融法规，规制性规定占到了压倒性的优势。有些法律和条例，如银行监督管理法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等，由清一色的监管性规范构成。有些法规即便含有少量的调整双方当事人在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这些规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规制的原因而规定的，目的是使有关当事人因违反规制而给交易对方造成损害承担相应的责任，是规制的延伸，带有显著的规制性质和烙印。
第二，需要指出的是，金融规制因具有坚不可摧的经济社会根基而不可或缺，同时这些根基也为金融规制确立了内在的规定性，内设了金融规制的目标及任务、程度及范围、方式等，从而赋予了现代金融法以科学性。金融规制的经济社会根源就在于金融市场失灵和金融业的特殊性。金融业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如垄断、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性，从而使得对金融业的监管必要、正当且合理。金融业具有战略重要性、高风险性和公共信心维系性等特性，客观上要求通过规制使金融机构依法运营，维护社会公众利益。金融规制产生的这些社会经济根源决定着金融规制和金融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消除金融垄断需要放松限制竞争的金融规制，以引入竞争和提高效率，但放松这些规制并不是要放松或取消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审慎监管措施，相反，随着更充分的市场化，金融风险更易滋生和蔓延，因此，引入竞争和提高效率需要加强和完备金融审慎规制。外部性、金融业的战略重要性、高风险性以及公众信心维系性，更突出地表明金融规制旨在防范金融风险与危机，特别是系统风险及其可能引发的危机。信息不对称性意味着金融规制需要保护存款人、投资者、保单持有人等，同时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是为了防止金融滥用和金融欺诈对公众信心进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的侵蚀和动摇，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因此，金融规制的目标主要防范系统风险和危机，保护保护投资者、存款人、被保险人等。提高效率。金融规制所根植的经济社会基础及其决定的金融规制目标。又决定了金融规制的范围和程度。金融规制只有出于上述经济社会根源并服务于上述规制目标，才具有正当性、合理性和科学性，否则，则不应规制，因此，金融规制不是漫无边际的，是有限度的。进一步的问题是，国家在什么情况下应通过规制介入金融业，在什么情况下不应介入?这一问题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但从金融规制所根植的基本理念来看，规制只有在其避免发生的损失或取得的利益大于规制监管的成本和代价时，才是正当和合理的。
第三，规制是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则而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整和管理，隐含着公权力对市场的介入和干预。规制可以看作是国家运用权力规定的法律限制，通过这种限制，国家期冀产生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不会产生的结果，或阻止在没有规制的情况下会发生的结果。规制作为国家公权力对金融市场的干预和限制，表现为两种法律关系：金融监管关系和金融交易关系。金融规制离不开金融监管，因为规制需要借助监管来实现，因此，现代金融法的许多规范体现出行政法的特点。但值得注意的是，金融规制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重塑或再造金融交易关系来表达和实现，只不过这种权利义务关系是根据规制的需要进行了重新配置而已。这种重新配置不是消灭了而是创设和改变了有关的法律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金融规制是基于和服务于金融市场的金融活动和经营行为而为的，而不是行政法单纯调整的行政关系。即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金融法发生的环境是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而行政法发生的环境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能进行的行政管理。因此，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是导致金融法在强调对金融监管关系调整的同时，亦包括对金融交易关系调整的根源所在。因此，金融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行政法，它包括了因金融规制而产生的金融交易规范。
第四，现代金融法也不是金融民商法。虽然金融规制会导致交易类规范的出现，在交易当事方之间产生、变更或消灭权利义务关系，但这类规制易规范通常就是金融规制的产物和体现。很难归属于传统“纯粹自治”的民法规范。从实证来看，在金融领域，许多传统的民法规范在调整金融交易关系时普遍受到了规制性的限制，从这一意义上讲已经被改造为规制性的交易规范，不受限制的纯粹民法规范在金融法中已经很少，金融规制已遍及金融交易关系，因此，现代金融法中调整金融交易的法律规范除少数情形外几乎都有规制的性质和色彩，或者说现代金融法中调整金融交易的法律规范除少数情形外都受到了规制性的限制，从这一意义上讲，在调整金融交易关系过程中具体甄别哪些规范是规制易规范，哪些规范是“纯粹自治”的非规制性规范已经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尽管如此，我们至少在观念上不能将在金融领域适用的所有的交易性规范都纳入金融法的范畴，确定相关规范归属的理念、标准和界限就在于其是否基于金融规制而生。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研究、教学和司法实践中。在关注诸如当事人意思自治等传统民法规则的同时。需要更多地把握现代金融法在调整金融交易关系时对其施加的形形的规制性限制，将民法规范与在其之上附加的规制限制既要分离开来，又要结合起来。
第五。现代金融法虽然同时调整金融监管关系和金融交易关系，进而由此两类规范组成，但金融法不是调整这两类关系通常所对应的公法性的行政法规范与私法性的民商法规范的简单累加。其实，金融规制作为现代国家对金融实行干预和介入的产物，本身就是对公法与私法分立依据的破除，因为公法与私法划分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政治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但金融规制打破了政治国家与社会原有的分野，因此，对金融法律规范的理解如果仍然采取公法与私法非此即彼的观念是不适当的。随着规制的出现和加强，法律规范出现了新的划分，即规制性规范和非规制性规范的区分。而由金融规制而产生的规制性管理规范和规制易规范的有机组合，共同服务于金融规制的目标和目的。金融规制所根植的社会经济根源及金融规制的目标，意味着金融法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决定了以金融规制为基石和支柱的金融法不可分割在民商法和行政法等相关部门中，否则，金融法通过监管性规范和相关交易性规范的结合所要达到的金融规制目标就无法实现。金融法也不是要将在金融领域适用的所有的私法性和公法性规范都纳入金融法的范畴，确定相关规范归属的理念、标准和界限就在于其是否基于金融规制而生。
金融法论文范文第9篇
一、维护货币政策原则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其对国民经济的总量控制和经济结构优化具有灵敏、有效的调节作用。运用金融手段，借助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国家可以通过控制信用货币的供应量，间接控制社会总需求，从而实现国家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因此，建立和完善以中央银行为中心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至关重要。在整个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中，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完成其任务和实现其调控职能的核心所在。货币政策不是对单个银行或某一经济部门采取的具体经济政策，而是一种总量调节和结构调节相结合，并以总量调节为主的经济政策，其涉及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应量、信用量、利率、汇率以及金融市场等诸多宏观经济指标，并通过对这些指标的调节和控制进而影响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的重要手段，在社会经济中开始扮演“制动器”的角色，并与其他发挥驱动作用的宏观经济政策相互牵制，从而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货币政策的实质，是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货币稳定的关系，使国民经济的有关指标通过货币机制的调控服从和服务于国民经济政策，并成为国民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在国家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内容相当丰富，按照其运行机制，一般将其分为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效应等。为了保证货币的合理发行，保持人民币的币值基本稳定，就要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入手，使各种金融业务活动和金融监管活动朝着稳定货币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发展。
因此，金融法应将维护货币政策确定为自己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区别货币政策与宏观调控两个概念，并进一步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确保政府有效转变其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坚持这一原则，就要坚持稳定货币，抑制通胀，优化结构，发展经济，通过制定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使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客观经济规律的基本要求一致起来，使货币政策在金融法的保障下在各种金融活动中得到积极有效的贯彻和实施，进而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规划目标。
二、安全流动效益原则
以商业银行为例，我国《商业银行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由该立法规定和立法精神看，各商业银行的经营宗旨就是围绕维护银行资金运行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而展开，银行资金的安全和效益不仅仅是银行的立足之本，同时也是存款人和贷款人的利益重心。应该看到，除商业银行之外，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财务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其业务经营也同样把资金（或金融资产）的安全、流动和效益作为根本宗旨，这在货币、有价证券、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资产的经营和金融服务的市场化中都可以获得证明。如证券上市制度，其目的就是赋予证券更强的流动性。从这一宗旨的含义看，安全性着重强调金融机构旨在追求业务经营的长期稳定和免遭风险损失；效益性则突出反映了金融机构同样要追求盈利和经济效益的企业性质，盈利是所有企业经营的首要目的，当然也是终极目的；流动性关注的则是资金或金融资产的周转速度和频率，它和安全性和效益性显然不无关系。实际上，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其相互之间既会发生冲突，又可以协调统一并进而形成有效的平衡。流动性既保障安全性，又以效益性为物质基础，效益性则以安全性和流动性为实现前提。细言之，流动性是金融资产发现市场、在市场上寻求最有效利用机会的现实要求。可以说，流通是金融市场的使命，流动性是金融市场的本质。金融资产的流动性是连接其安全性和效益性的纽带，是实现其安全性和效益性的手段和工具。金融法律制度的设计必然以保障市场流动性为其前提和目标，从而最终实现金融市场存在的资金融通价值。金融法通过规定具体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制度、利率制度、汇率制度、存贷款制度以及结算制度、保证金制度等充分保证金融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的平衡和实现。
因此，应该把金融资产的安全、流动和效益也确立为金融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强调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利用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这是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下，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和化解金融危机，维护金融业稳健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当前金融业竞争加剧、投机升温、市场波动和管制放松下克服金融业脆弱性的治本之计。坚持这一原则，就是要在保障金融资产安全的前提下，提高金融资产的周转速度，增强金融资产的使用效益，使一切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都认真贯彻这一原则，严格各项管理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三、利益平衡优化原则
在金融法律关系中，不同利益的存在是客观的，单纯、一味地强调保护投资者利益或者客户利益会有失偏颇。笔者认为，在金融法中应当集中体现出对各方利益的平衡协调思想，把利益平衡优化确立为金融法的基本原则之一。金融市场的发展既离不开个人以及工商企业等投资者的积极参与，也离不开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用心经营，更离不开国家和社会的扶持与协调。投资者的利益固然重要，但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不能以损害金融机构利益为代价，同样，对金融机构的利益保护也不能以牺牲社会整体利益为代价。例如，证券法律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以克服证券市场中的欺诈、误导、过度投机和市场操纵为基本目标，保护投资者利益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证券法律制度除了保护投资人利益之外，其终极目标则是保证证券市场运行的顺畅，保证证券流通的顺利进行，这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证券市场主体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同样有着重要关系。国家通过公权力的介入而干预证券市场时，显然不能因为过分强调投资人的利益和安全而牺牲上市公司的利益，削弱证券市场上市证券的流通性，否则就会阻滞证券市场的发育。金融市场投资者和筹资者的利益关系是冲突的。作为投资者，总是希望使自己的投资在安全条件下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但实际上两者一般不可兼得，高收益总有高风险相伴；作为筹资者则相反，他们总希望自己在能顺利筹措到资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降低筹资成本，同时也尽可能地把筹资风险转嫁给投资者。金融市场供求双方在资金流通中的利益矛盾是客观的，能协调这种利益矛盾的金融市场才是有效的。金融法应以“调解人”的角色出现，为双方设定合理的私权益分配，补充双方的意思表示，明确双方权利义务，使双方磋商谈判的交易成本得以降低，或者降低法律救济成本，通过快捷地解决投资纠纷而使资本流通恢复正常。
在金融法中，各方利益的平衡优化说起来简单，实际做起来并非那么容易。平衡优化并不否定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然而，保护投资者利益并不能代替利益平衡优化。实际上，利益平衡优化原则只是一种价值体现，其旨在消弭个体追求私人利益所生之流弊，这是由金融法的社会性和公私交融性本身所决定的。在我国金融法中，商业银行接管制度、信息披露制度、证券交易禁止欺诈客户制度以及内幕交易制度等都是该原则的具体表现。该原则作为一种金融法律规范，在多数情况下未必在具体的金融法律关系或金融执法中直接适用，而是作为金融管理、金融执法与司法活动所遵循的一个根本理念或宏观标准，它要求有关机关在履行其职责时要仔细权衡利弊，而不是机械地理解法条而做出有违实质正义和社会利益的决定或裁判来。
四、有效监管原则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和对外依存度的逐步提高，国际服务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波动对国内经济和金融业的影响日益增加。我国金融业在发挥动员、分配资金作用的同时，也使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和风险向自己集中。在此情况下，在金融法中强调确立有效监管原则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金融机构多元化、业务交叉与竞争的格局已经形成，从1998年起我国逐步建立了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金融体制，使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三个金融监管部门（即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各司其职，分工合作，集中专门人才，提高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使中央银行的金融调控职能更为凸出，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职能更富效率。然而，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方式仍比较单一，监管手段以直接监管和外部监管为主，科技水平比较低，无法实现实时监控，从而导致监管成本高效率低，直接影响了监管的效果。从现实情况看，金融业的综合经营将随着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发展而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它以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要求建立严密的金融风险防范监控体系。有效监管原则强调，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监管的作用无法取代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尤其是在分业经营向综合经营转化的过程中，必须要从传统的政府监管包揽一切，转向激励被监管的金融机构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建立与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制度，倡导政府统一监管与行业自律监管、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的有机统一。如何发挥金融机构的自律功能，如何进一步加强社会监督，扩大它们发挥作用的范围和途径，从而辅助政府监管去实现监管目标，将是今后金融监管立法和监管体制改革的重点。在金融法中确立有效监管原则，其核心就是通过法律的明确授权，为金融监管提供有效的法律保证，坚决杜绝监管过程中的随意性，保证金融监管的客观性、程序性和公正性，使金融监管工作法制化和规范化。
金融法论文范文第10篇
各国雾霾治理框架可以发现，由政策向市场的转化是大的趋势。我国早在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出台之前，便开始了对雾霾治理的立法工作，但从其效果上看雾霾情况持续加重，原因在于市场对污染产业的依赖大大削弱了法律实施的效果，因此运用市场手段的碳金融制度对雾霾治理具有特殊意义，且经过多年发展其已形成体系。
1雾霾治理的碳金融基础性
立法雾霾治理的碳金融法律制度以排放权的清晰界定为基础。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雾霾治理工作便已开始，197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但受到“”的影响其并未很好的落实，1979年我国开始试行《环境保护法》（1989年正式生效），1982年又对《宪法》进行了修改，其26条将保护环境作为一项政府职责，以此为依据1987年我国专门制定了针对雾霾治理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从其内容上看，该法历经了1995年、2000年两次修改后充分借鉴了国际碳金融制度的排放权思想，将政府的监督职责转变为对雾霾污染源责任主体权利、义务及责任的清晰界定，具体包括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的目的在于界定雾霾治理的主体权利，从而可以有计划地控制乃至逐步减轻雾霾天气。雾霾产生的原因是有害气体的过度排放，因为大气作为公共产品难以界定其权利主体，因此利用市场机制对其的保护就面临着主体缺位的尴尬，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与工业的高度集中，即使污染源的浓度达标也无法抑制雾霾的进一步恶化，因此目前总的趋势是有针对性的将一些污染严重地区划定为酸雨控制区、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在这些地区由地方政府进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其实质是对大气这一公共物品权利主体的具体化，即由地方政府履行对大气的所有者职责。征收排污费制度与大气污染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相对应，明确了雾霾排放主体的具体义务。既然大气的权利主体被确定为地方政府，则市场主体具有排放权就是建立在其承担相关义务基础上的，排污费用的征收是科斯定理的实践，即通过市场手段对市场主体进行制约：一方面，对排污者而言排污费意味着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成本将抑制雾霾的排放促进生产者改进其生产；另一方面对国家而言排污费的收取目的在于治理雾霾天气，特别是当城市雾霾较为严重时所收取的费用不仅应该包括控制现有雾霾的费用，还应该包括改善空气整体质量的费用，用以弥补排污费征收之前市场主体对空气造成的污染。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是对地方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基于排放权所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强制力保障。市场主体对大气使用的权利是基于政府对大气这一自然资源的所有者地位而言，因此超标使用即意味着对所有权的侵害，与普通私权利相区别的是由于大气这一公共物品难以衡量其所有权的真正价值，因此此处并不包括普通民事责任中的返还财产、赔偿损失，而替代以行政处罚，从而体现出大气的公共物品属性。如果说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与征收排污费制度是以市场手段限制排放，则污染物排放超标违法制度就是当市场手段无效时的行政干预。
2雾霾治理的碳金融减缓性
立法治理雾霾的最终目的是消除雾霾，特别是在目前全国各大城市雾霾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减缓性立法意味着碳金融制度中排放权的收紧是总的立法趋势。如果说碳金融的基础性立法着力于界定排放权的权利义务关系，则碳金融的减缓性立法不仅使排放权的创设与分配有了具体依据，更为未来碳金融业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具体而言包括三个层面：首先，以节能减排为手段的碳金融立法。节能减排是缓解雾霾最为直接的途径，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大量有关节能减排的相关法规，其中既包括全国性质的，例如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关于印发2009年节能减排工作安排的通知》《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也包括地方性立法，例如《甘肃省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沈阳市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山西省贯彻实施〈汽车排气污染监督管理办法〉暂行规定》《河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从表面上看这些制度似乎与碳金融无关，但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政策的存在，排放权才变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具有进行交易的价值。其次，以调整产业结构为目的的碳金融立法。为了经济发展，中国替西方购买者承担了大量高污染型的制造业，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雾霾问题，产业结构的调整是无法避免的：“十一五”期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服务业的若干意见》等多项规定；“十二五”期间国务院又进一步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等多项规定；同时也包括各种地方性立法，例如《山东省六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导计划》等也相继出台，这些指导性意见的出台可以说是地方政府对碳金融排放权在企业之间、产业之间进行分配的具体依据。最后，以循环经济为指导思想的碳金融立法。雾霾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能源的污染，因此雾霾治理不仅仅是限制能源使用、提高能源利用，更重要的是找到新的绿色能源来替代现有能源，从根本上消除雾霾。21世纪开始我国对循环经济的立法逐步开始重视，2002年我国制定了《清洁生产促进法》，2005年我国开始实施《可再生能源法》，根据该法规定各有关部门出台了大量配套规范，例如财政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发改委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有关管理规定》，之后2009年我国开始正式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其中第三章明确提出了实施减量化的排放权立法思想，为了配合该法的实施又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这些规定的出台为碳金融业务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说是对现有排放权模式的突破。
3雾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性立法
近年来，雾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性立法在我国发展迅速。交易性立法是雾霾排放权利清晰界定的体现，也是以市场机制治理雾霾的核心，随着联合国气候大会华沙会议的落幕，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以及广东、湖北等省先后根据当地的雾霾实际情况出台了有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地方雾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制度体系由此确立：首先，基于公权力展开的碳金融权利创设。与一般的金融权利基于民事权利而创设相区别，碳金融制度中的排放权交易不仅基于公权力而形成，且更加关注有关的公权力属性：一方面，其创设所依据的是各式雾霾治理的有关计划。另一方面，整个碳金融交易过程以对雾霾治理的监督为基础。其次，碳金融业务治理雾霾的市场构建。根据该办法的规定，开展排放权交易的城市将建立交易所，实行会员制交易，包括自营会员与综合类会员，除了允许企业参与交易，同时允许个人参与。交易标的为相关排放权的配额，并鼓励在此基础上进行产品创新，交易方式为公开竞价，并引入传统证券交易的管理模式。最后，碳金融业务治理雾霾的监管制度。与一般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活动的监管相区别，发改委对碳金融的监管不仅涉及对金融交易的监督，同时涉及对相关主体遵守排放义务的监督，且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地方发改委的权力包括对碳排放的监测、对第三方机构与交易活动的核查等；市场主体的责任则包括未履行报告义务、未按规定接受核查、未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等；第三方机构的责任包括出具虚假、不实核查报告、核查报告存在重大错误、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或者被核查单位的商业秘密等；交易所的责任包括未按照规定公布交易信息、违反规定收取交易手续费、未建立并执行风险管理制度、未按照规定向市发展改革部门报送有关文件、资料等，由此可以看出碳金融实质上并非是纯粹的市场活动，而是以此为手段来替代政府以行政方式治理雾霾。
二碳金融制度的雾霾治理机制
排放权的价格属性如上文所述，碳金融制度既区别于纯粹的行政行为，也区别于普通的商事行为，若将其视为行政行为，则难以回避其交易特征，若将其视为商业行为，其中又不乏行政属性。碳金融业务纷繁复杂，虽然目前在国内仅仅局限于权利交易，但在欧洲、北美市场有关的衍生品已层出不穷，那么碳金融业务对于雾霾治理的逻辑起点又在于何处呢？笔者认为碳金融制度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一般的行政治理行为，核心在于排放权的特殊属性，因为几乎所有的碳金融交易活动都是围绕着排放权这一基本权利而展开的。随着碳金融治理雾霾国际立法的推进与国内立法的发展，近年来有关排放权性质的分析正不断完善。基于早期的国际法视角，排放权被认为具有三种属性：环境权利，从权利标的上讲排放权的基础是大气这一自然资源；条约性权利，从权利形式方面讨论，其表现为《京都议定书》等一系列国际协定；成员性权利，从权利主体的角度看，排放权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之间。随着碳金融制度在我国的发展，从国内法的角度看，我国学者认为排放权另具三种属性：金融权利，随着碳金融法律制度的发展，排放权的作用更多的体现为融资属性；发展性权利，从权利目的上看，其是为了保障人类社会生存发展而诞生的权利；准物权，从权利设定的方式上看，由于碳排放权基于大气这一公共物品而产生，因此具有物权属性。而在发改委2010年出台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0年度报告》《关于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的通知》以及2013年11月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华沙会议所议定的《<京都议定书>缔约方会议第-/CMP.9决定》②中更为注重的却是排放权的价格属性。
1排放权设立过程中的价格属性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有关排放权的设立实质上是国家之间在排放权价格之间的博弈。基于国家之间在国际公法上的平等地位，大气作为公共物品的有效利用是难以在国家之间进行分配的，谁有权多使用谁又应该少使用如何确定？国际协议产生的目的在于以条约之效力在国家之间形成约束，但协议本身即是国家之间协商一致所形成的“合同”，是在自愿的基础上订立的，例如美国作为污染排放大国虽然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但全球也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因此真正在国家之间发挥作用的并不是道德力量或是政治力量，而是价格机制，具体而言各国虽然都希望能够实现雾霾的治理，但排放权的产生却源于其价格属性：与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相比，发达国家的高收入使其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购买优质环境，因此才会出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看似不公平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另一方面是对于雾霾的治理成本而言，随着发达国家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雾霾往往更多的源于发达国家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而治理悬浮于空气中的有害物质成本要高于对其源头进行治理，但发展中国家本身又难以承受相关费用，因此才会有《京都议定书》中有关排放权的清洁发展机制（CDM）、联合实施机制（JI）、排放权贸易机制（IET）以及绿色气候基金的安排。因此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并非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施舍或帮助，而是基于发达国家自身的利益由价格机制所推动的环境治理活动。
2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属性碳金融制度能够充分的发挥雾霾治理效能，建立在排放权的交易过程能够充分发挥价格属性的基础上。限制排放、环境补偿是排放权的价值属性，是其作为雾霾治理行政行为的表征，与之相区别排放权的价格属性则体现为受与雾霾污染相联系的各种市场供求因素的影响：首先，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受雾霾地理位置的影响而不断调整。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不同国家之间由于地理气候上的差异受雾霾的影响是不同的，例如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英国基于其海岛气候使其立法严于欧盟内部其他国家，从而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在排放权交易价格上产生差异；从我国国内法的角度看，排放权的设立也同样更具地区性色彩，相比于东部地区，西部、北部地区的雾霾不仅来源于工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破坏也有密切关联，因此在排放权的定价上会有明显差异。其次，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受本国工业水平发展的制约而不断波动。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各国基于工业发展水平的不同所承担的雾霾治理义务有所区别，发展中国家承担较少义务的结果是排放权价格的下降从而吸引发达国家的投资；从国内法的角度看，雾霾治理又是一个国家之间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发达国家不可能无限制的转移其污染产业，发展中国家也不可能无限制的接受污染产业，随着工业、经济差距的缩小，排放权价格将逐步趋同，而其过程则会受国际、国内双重因素的影响而波动。最后，排放权交易过程中的价格因公众雾霾意识的进步而趋向上涨。影响价格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市场预期，环境保护本身是一种道德观念，但如果污染影响其生活乃至威胁其健康就会演变为一种市场力量，近年来随着PM5指标的公开，公众对空气污染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建立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证，可以预计随着空气污染的加剧与公众对雾霾问题的持续关注，排放权
3排放权制度完善过程中的价格属性
排放权制度完善过程中的价格属性体现为碳金融交易方式的创新对雾霾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新问题的解决。碳金融交易方式的不断创新是建立在对排放权性质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创新的排放权金融产品之间在价格上存在差异，但其目的在于使碳金融制度更好的适应实际的雾霾治理活动，从而促进雾霾治理方式趋向于多样化。从国际法的角度看，一方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是各国之间排放权价格差异的结果，但另一方面排放权的价格差异也阻碍了这些协议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对排放权定价的放弃不仅造成发达国家污染产业的转移，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依赖，而发达国家随着产业的转移同样导致其经济受到损害，由此新的以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碳金融制度就需要发展，例如针对发达国家汽车尾气的排放，农业生产燃烧的排放权衍生品，显然对于这些领域的排放权定价方式也会发生变更。从国内法的角度看，排放权的市场交易活动同样会影响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排放权将大气作为一种有限的资源纳入经济运行之中，这意味着企业原有的生产模式将发生根本的改变，由于排放权基于行政权力而创设，这意味着政府对企业的影响将被进一步提高，同时作为一种有限的、稀缺的自然资源，排放权的创设意味着企业之间资源争夺的加剧，很有可能引发对排放权这一资源的垄断，那么基于市场竞争的考虑对不同规模企业的排放权差别定价行为就显得十分必要。
4我国雾霾治理的碳金融制度完善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雾霾治理步伐较发达国家落后，目前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雾霾治理方式使完善碳金融对雾霾的治理制度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不仅能够提高雾霾治理的效率，同时能够减少雾霾治理的各种经济障碍，甚至可以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但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对碳金融雾霾治理进行全面的制度完善：首先，宏观上应注重雾霾治理过程中碳金融制度的基础资源配置作用。碳金融制度的核心是排放权的定价问题，各大城市虽然建立了相关的排放权交易所，但也只有纳入排放权管理的企业才能够参与，碳金融市场要提高效率就必须扩大交易的规模，加快各地发展碳金融交易的步伐，建立更多的交易所，允许更多的企业参与碳金融交易，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竞争性碳金融交易市场，避免个别企业对碳排放权的垄断。其次，中观上碳金融对雾霾的治理应注重政策手段与市场之手的相互结合。在立法体系上我国雾霾的治理制度更加强调行政手段，但从执法效果上看雾霾情况却愈发严重，这是因为通过行政强制手段治理雾霾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天然的矛盾，因此碳金融作为一种通过市场手段对雾霾的治理手段不仅应该强调其背后的政策目的，更应该注重将政策手段融入具体的金融活动，使企业将雾霾治理作为一种与其他企业的资源竞争策略来自发开展。最后，微观上碳金融对雾霾的治理应积极规划新的节能产业，开发新的融资渠道。排放权的设立提高了整个工业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仅靠限制生产是难以持久的，对雾霾治理的最终目标是发展更加清洁的生产方式，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雾霾治理大有经济潜力，这意味着随着以碳金融为核心的融资手段的完善，很有可能带动我国一大批环保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