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宣传实践报告范文

反诈宣传实践报告篇1

一、总体要求

按照市物价局《关于在全市开展查处价格欺诈专项行动的通知》要求，全局检查干部要把查处价格欺诈专项行动作为，坚持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作为重点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问题的大事，切实抓出成效。各有关科所要采取集中时间、集中力量、宣传与整治相结合、检查与规范并举的工作方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决查处价格欺诈行为，逐步建立公开透明、公平交易的市场价格秩序，创造消费者放心的良好购物环境。

二、检查范围

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商业和服务业：

（一）商品零售：钻石珠宝、家电、服装等；

（二）美容美发：各类美容美发服务等；

（三）电信：电信运营、业务等；

（四）旅游：公园景点、旅行社、宾馆酒店、餐饮服务等。

三、检查内容

重点查处下列价格欺诈行为：

(一)标价签、价目表等所标示商品的品名、产地、规格、等级、质地、计价单位、价格等或者服务的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内容与实际不符，并以此为手段诱骗消费者购买的；

(二)标示的市场最低价、出厂价、批发价、特价、极品价等价格表示无依据或者无从比较的；

(三)虚构原价，虚构降价原因，虚假优惠折价，谎称降价诱骗他人购买的；

(四)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带有价格附加条件时，不标示或者含糊标示附加条件的；

(五)降价销售所标示的折扣商品或者服务，其折扣幅度与实际不符的；

(六)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前有价格承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的；

(七)其他价格欺诈行为。

四、时间步骤

查处价格欺诈行为专项行动的总体时间为一年，具体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准备部署阶段。时间：去年6月20日前。重点做好四项工作。一是制定工作方案。按照市物价局《通知》要求，制定详细的检查工作方案，做出全面安排，经报告区政府后，组织实施。二是搞好舆论宣传。在区有线电视台、*报播放、刊登有关专项检查范围、内容和要求，推动专项检查工作顺利开展。三是落实检查力量。成立四个专项检查小组，明确任务，责任到组。第一组：检查一所，责任人：李敏。第二组：检查二所，责任人：王伟连。第三组：检查三所，责任人：张艳波。第四组：流动检查所，责任人：满开建。检查一、二、三组按管辖区域进行检查，第四组负责全区范围内巡回检查。四是组织专题培训。召开工作部署暨业务培训会议，向全体检查人员传达有关专项文件精神，对我区检查工作全面进行部署，在此基础上，聘请市和兄弟区有关同志讲解查处价格欺诈问题的技能，虚心学习先进经验，提高检查质量。五是召开政策提醒告诫会。区职工物价检查站负责召集超市、旅游、百货等行业重点单位会议，宣传价格法律、法规，进一步重申和明确禁止价格欺诈的有关规定。

(二)组织实施阶段。时间：去年6月21日—今年5月10日。采取重点抽查、行业检查、全面普查等检查方式，使检查工作有声势、有影响、有成效。一是重点抽查。四个检查组每月组织一次检查，各组选择辖区内重点大型商业零售企业及与旅游业相关的公园景点、旅行社、宾馆酒店、餐饮等单位进行检查，检查户数在5户以上。二是行业检查。集中安排对钻石珠宝、家电、服装、美容美发、旅行社、宾馆酒店、餐饮服务等行业专项检查，各检查组按照规定时间，统一行动。三是全面普查。元旦、春节、五一、十一等节假日期间安排全局干部投入市场价格检查，提高检查工作覆盖面。在此基础上，安排好下查一级和交叉检查工作。

(三)总结阶段。时间今年5月11日至6月上旬。各组要在开展查处价格欺诈行为专项行动中注意积累有关材料，进行全面工作总结，认真分析当前价格欺诈行为的特点和产生原因，提出加强和改进管理的建议，并附1—2宗查处案例，以书面形式于今年5月14日前报送综合法制科。

五、保证措施

(一)提高认识，落实工作责任。查处价格欺诈行为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体体现，全局检查人员要对开展查处价格欺诈专项行动给予充分重视，各检查组组长作为第一责任人，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明确任务、落实责任，不走过场，使查处价格欺诈专项行动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二)标本兼治，积极探索反价格欺诈的长效机制。局流动检查所要以开展查处价格欺诈专项行动为契机，积极推进经营者价格诚信建设，引导经营者强化价格诚信意识，弘扬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倡导明码实价、诚信经商。

(三)加强舆论宣传。通过新闻媒体宣传表扬认真执行价格法律法规，加强价格自律、诚实守信的经营者，发挥他们的示范作用；曝光典型价格欺诈案例，揭露价格欺诈行为。采取各种形式大力宣传价格法律、法规及《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码标价的规定》、《禁止价格欺诈行为的规定》等规定，提高全社会的价格法律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四）充分发挥价格举报电话的作用。严格执行12358价格举报电话专人职守制度，认真受理并依法查处有关价格举报案件，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反诈宣传实践报告篇2

保卫处牢固树立为广大师生提供安全学习生活环境服务的初衷，时刻不忘为学校教学科研保驾护航的使命，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全面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推进平安校园建设。

一、“学党史、办事实、保安全”，推动“反诈、防诈”走深走实。5月12日，保卫处牵头在教育大楼报告厅举办主题为“学党史、办实事、保平安”的“反诈、防诈”集中宣传周启动仪式。成立“湖北师范大学反诈协会”，聘请属地公安干警担任指导老师。联合团委制作防范电信诈骗展板，在校园主干道巡回展览，切实提高广大师生“反诈、防诈”意识，有效降低网络诈骗发案率，为庆祝建党100周年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

二、深入践行“我为群众办事实”，构筑防疫安全屏障。保卫处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加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安保工作。4月25日召开专题工作部署会议，安排精干力量，深入疫苗接种点开展安全保障工作。为防止疫苗接种人员集中涌入，造成踩踏事件，执勤人员每日早上7:00准时到达疫苗接种点，设置警戒线、指示牌、接种通道，督促引导师生佩戴好口罩、有序排队，确保接种工作平安推进。截止5月底，共出动巡逻车16辆次，出动安保人员60余人次，圆满完成师生两剂疫苗接种的安保工作。

三、开展“学党史、缅怀先烈”现场教学。6月5日，机关第九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前往阳新革命烈士陵园，以现场教学的方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在庄严肃穆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大家整齐列队，鞠躬默哀，齐声重温入党誓词，瞻仰革命遗址。通过学习，让党员干部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时刻铭记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扬革命先烈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岗位建功，以优异成绩向建党100周年献礼。

反诈宣传实践报告篇3

论文关键词 非法集资行为 社会公众 亲友

在我国，非法集资案件最常见的就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和集资诈骗案件。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一些涉及非法集资的企业、个人资金断裂，随之短期内爆发了一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刑事案件。2014年1月28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向社会通报，该市2013年共新收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46件100人，7年间案件数量上涨了22倍，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44件98人，集资诈骗案件2件2人。案件涉及的被害人数达6923人，涉案金额总计38.1亿余元豍。该通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非法集资现象的严重程度。由于非法集资案件涉案金额高、涉及人员广、影响面大，已然成为危害国家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非法集资案件在认定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相对复杂，笔者在本文中不欲讨论所有的法律问题，仅针对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如何界定“社会公众”这一议题展开分析。

一、“社会公众”认定的现有规定及其问题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为了便于司法实践的操作，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四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第二条规定，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第一条第一款规定了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据此，要判断某行为是否成立集资诈骗罪，首先要认定其吸收资金是否面向社会公众。如果其行为不存在面向社会公众，那么就不能定为集资诈骗罪。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在本罪的认定上，社会公众存款这一犯罪对象成为判断罪与非罪的一个标准。为了更好地界定这一标准，《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30人以上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对社会公众的准确界定是关键。另外，许多民间借贷与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之间的界限尤为模糊难辨，其核心就是社会公众判断存在争议。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借贷非常普遍。不仅有公民之间相互借贷，也有企业及其他组织之间开展集资造房、修路、搞绿化等情形。这些吸收资金的行为，也基本都存在利益回报，对象范围也可能不确定。特别是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借贷一般都约定利息，也不需要银行管理机构的批准，而且这些借贷还受到《合同法》的保护。《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民间借贷的行为与该法条规定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极其的相似，一旦认定为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就有可能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在对集资对象的认定上，司法界和学术界存在不少争议，争议的本质在于集资对象是否符合社会公众的要求，或者哪部分集资对象符合社会公众这个条件，哪些集资对象不应该被认定为社会公众。对于“社会公众”的不同理解，直接关系到许多案件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

《解释》第一条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必须具备“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条件。该条第二款同时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它虽然对社会公众这一概念做了肯定和否定两方面的限制，但是仍未明确“不特定对象”、“亲友”等概念的内涵，进一步加深了分歧。

有学者认为，对于“社会公众”的界定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吸收资金的主观态度，有无特别的指向；二是吸收资金的方式，是否公开宣传；三是吸收资金的对象，是否限于亲友、熟人范围。这个观点从主客观方面判断，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仔细分析还是有问题的，集资者的主观态度一般很难直接判断，在司法实践中只能根据吸收资金的方式来推定的，而集资者在吸收资金的过程中大都规避了《解释》明文规定的那几种公开宣传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口口相传”是否为公开宣传的方式本身就有分歧，以此来推定也是有争议的。此外，第三点又陷入了对“亲友、熟人”认定的循环，亲友的范围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二、司法实践中“社会公众”认定的争议

吴英案件中的“社会公众”特征是争议的焦点之一。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被告人吴英先后从11人处非法集资77339.5万元。辩护方认为，首先，吴英没有采取《解释》规定的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其次，所涉被害人均属亲戚朋友和熟人，根据《解释》第一条第二款，不具备“社会公众”的条件，不能以非法集资论豐。公诉方认为被告人吴英明知集资对象是做融资生意的，他们的资金也系非法吸存所得到，其中有四人的集资对象有120多人，受害人涉及多地大量普通群众。被告人吴英除了本人非法集资外，还委托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向社会公众集资，吴英显属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非法集资豑。最后审判意见也只是略带说了大肆向社会公众集资和“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虚假宣传的欺骗方法非法集资”中提到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并没有明确对此作出解释。简而言之，就是吴英向11个熟人吸收资金，没有使用法定的公开宣传的手段，没有发布统一的吸收资金和利益回报的条件，却又放任地通过他们吸收其他人的资金，分别与各个出借人单独协商借款事宜，且逐一向出借人出具了借条的行为，到底能不能认定为面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如果不是面向社会公众，就不能认定为非法集资行为，也就不能定集资诈骗罪。

在李X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被告人李X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限内，因为公司缺乏周转资金，采取支付高息和给他人提供帮助的方法，多次向一些认识的人吸收资金，过程中也曾有过要求认识的人去向他人借钱救急、安排几个公司员工向一些认识的人借钱。过程中没有采取法定的公开宣传的手段，也没有发布统一的利益回报标准。资金累计总额2775万元。辩护方认为李X向认识的人借款，该行为系民间借贷，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社会公众的要件，不能因为数额较大没有偿还，便予以刑事追究。公诉方认为李X通过自己或公司工作人员向一些认识的人吸收资金，这些人分布在不同地区，且这些认识的人有的是经他人介绍的，有的是经出资人介绍，资金额达到2775万元，可以认定为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在该案件中，最关键的还是李X与这些集资对象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民间借贷和非法集资案件很常见，这些集资对象是社会公众还是集资者的亲友，争议很大。如果是社会公众，那么就有可能定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如果是集资者的亲友，那么只能是普通的民事行为。

三、对“社会公众”认定分歧的解决措施

（一）对“亲友”的认定

法律中对“亲友”的概念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亲友”，我们一般理解为亲属和朋友。亲属的范围百科解释包含直系血亲、旁系血亲和姻亲；民事诉讼中所指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行政诉讼中所指的"近亲属"与民事诉讼中所指的“近亲属”相比较，多了“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刑事诉讼中所指的"近亲属"与民事诉讼中所指的“近亲属”相比较，少了“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可见行政诉讼中的“近亲属”外延最广，每一类案件根据各自的特点，都有自己特定的亲属范围。

朋友的范围因人而异，可大可小，可以是同学、邻居、同事、员工、合作伙伴等一系列人。法律之所以把亲友排除在非法集资的对象之外，是考虑到这些人与集资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而且集资范围能够控制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不至于影响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在现实生活中，集资人与集资对象通常存在或远或近的关系，如果说集资人和集资对象仅仅是见过一面或者集资人与集资对象是通过其他出资人或他人介绍人认识的，而这样的集资对象也能算作“亲友”，那么集资人的集资对象的范围就会很大很大，集资人如果利用这一点大肆集资，那么事态会难以控制，法律也难以制裁，这与设立非法集资犯罪保护公众投资的初衷是不一致的。

鉴于“亲友”在法律上的笼统规定和理论上、实践中认识的模糊，有必要根除这一模糊概念。笔者认为具体对策有以下两种方法可以选择：一是取消“亲友”的规定而代之以其他合理内容，彻底根除对“亲友”的模糊认识，使之具有可操作性豓。二是立法上明确界定“亲友”的含义和范围，使之具有明确性。由于我国民间借贷活动频繁，为了保证正常的金融活动，笔者认为暂且保留“亲友”，并作进一步规定。

笔者建议《解释》中的“亲友”可以分开来规定，“亲”规定为：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和《婚姻法》中规定的三代以内旁系亲属。这里的“亲”甚至比行政诉讼中的“近亲属”的外延多了一层“三代以内旁系亲属”的关系。笔者之所以扩大“亲”的外延，是为了顺应“入世”后打破金融垄断、鼓励金融市场竞争、民间金融逐步合法化的趋势。“亲友”范围的缩小会导致非法集资犯罪罪名的扩大化。如果放任这一扩大化的倾向继续发展，必将成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障碍。

对“友”的范围的认定，笔者认为最符合司法实践要求的就是从集资者吸收资金的环节上判断，集资者如果自己直接就能从集资对象吸收到资金，不需要通过公开宣传手段而接触的集资对象可认定为“友”。所谓“公开宣传”的手段，不仅仅局限于《解释》明确规定的“媒体‘推荐会、传单、手机短信”这些手段，“等”字表明公开宣传还有其他手段，这些手段使得本来不能直接吸到收集资对象的资金的集资者最后吸收到了他们的资金，这样的手段就认定为“公开宣传”的手段，这样的集资对象就认定为“社会公众”。最常见也是最有争议的手段是“口口相传”，笔者认为这也是公开宣传的手段，“口口相传”的作用和《解释》明文规定的公开宣传的手段的作用效果是一样的，把集资对象介绍给集资者使得集资者可以从他们身上吸收资金，而集资者自己本来是不能直接从他们身上吸收资金的，这些人不能认定为“友”。

（二）从集资者的行为方式来认定“社会公众”

如果集资者不仅自己直接吸收资金，而且委托或者放任助手去吸收资金，像吴英说的那样“只要有钱借来就是了”，从集资者的言语等行为来推定集资者的意向，集资对象显然属于“社会公众”的范畴。此时，我们可以把这些助手看成是集资者吸收资金的工具，集资对象认定为“社会公众”。试想，如果这些集资对象不认定为“社会公众”，而任由这些集资对象去层层发展下线，集资者既没有诈骗却又把自己直接接触的集资对象控制在《解释》规定的30人以内，那么非法集资行为就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这种行为所作用的对象或造成的后果往往是不可预料的，具有不可控的风险，不能有效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发展。

另外一种情况，许多集资对象出于高额稳定的利益回报，主动将资金借给集资者。此时应该根据集资者的态度来判断，集资者有没有对这些集资对象进行甄别，是否无论从何人、何处吸收的资金都符合集资者的本意，是否多多益善，有没有把这些集资对象限于可控范围之内，是默认、鼓励还是采取措施限制。如果集资者采取来者不拒的方式，我们就应该把这些集资对象认定为“社会公众”。

（三）“社会公众”与集资数额的认定

在明确了“社会公众”和“亲友”的范围后，又进一步产生了新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时往往会碰到这样的问题，集资者既向“亲友”集资，又向社会公众集资。在对集资对象的认定过程中，除去亲友，其他社会公众人数达不到《解释》规定的人数，就不按照犯罪处理。如果除去亲友，其他社会公众的人数依然达到了《解释》规定的人数，就应该按照犯罪处理。但是集资数额的认定就产生了分歧。姜雪秀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判决书中，法院把对亲友的集资数额纳入非法集资总额中。龙关松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骏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法院却把对亲友的集资数额剔除在非法集资总额之外。司法实践中操作不统一。有人认为“如果将特定的多数人也纳入社会公众的范围，则必然扩大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外延，有出入人罪之虞。豖”因而向其亲友借款的金额不应计入非法集资总额；但有人认为，集资者从从亲友处获得的集资额不能从非法集资总额中剔除。一方面，当集资对象开放后，国家金融秩序所承受的是集资人所有集资数额的冲击；另一方面，集资对象开放后，集资人还本付息能力下降，亲友和其他社会公众面临同等的安全风险，出于对出资人的保护，也不能将其剔除。

反诈宣传实践报告篇4

一、完善证券欺诈民事责任制度的现实意义

我国目前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相对于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而言处于明显的薄弱地位。在立法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证券欺诈的刑事责任作了规定，新出台的《证券法》以30多个条文规定了证券违法的行政责任；在理论研究方面，学术界对证券欺诈刑事责任的研究日趋精微，而民事责任领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尽管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对证券欺诈有关行为追究民事责任的必要性，（注：陈晓：《论对证券内幕交易的法律规制》，载《民商法论丛》第5卷， 法律出版社第104页。）但也有学者认为证券欺诈是证券犯罪的一种， 仅指刑事上的欺诈，排除了民事欺诈的深入研究。其实，目前西方学者从已经取得的经验中认识到，单独依靠刑事处罚是不明智的，不应引导各国片面地注重规定刑事处罚的效力；相反，民事赔偿、行政部门的行政法规和证券行业自律组织给予的处罚则显得更为有效。（注：白建军：《证券欺诈及对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在执法实践方面， 一般以行政处罚代替民事赔偿。在已经查处的案件中，对当事人的违法所得全部由国家罚没，但无一例民事赔偿，这种忽略对受害人利益的民事保护的现象，实质上是对公民合法诉权、财产权的变相剥夺，值得立法与执法者深思。

造成我国目前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立法、研究和执法的薄弱现状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是观念上的原因，人类社会的法律制度都曾经历“诸法合体”的阶段，但西方国家自罗马法以后，民商法获得极大的发展，至今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制，私权观念深入人心。与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强调的是“重刑轻民”，进入现代社会后，不仅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重刑思想，而且还十分重视公权力的运用，加大了行政处罚的广度和力度，唯独忽视民商法的私权保护精神。具体表现在法律上就是注重制裁而忽视补偿，注重打击遏制而忽视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保障，仍然是传统的“重刑轻民”法律思想的延伸，这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二是证券欺诈行为本身复杂性的原因，证券欺诈行为形式多样、方式复杂，难以适用一般的民事赔偿原则。例如在内幕交易中，证券交易是集中竞价并由电子计算机自动撮合完成的，在投资者众多，证券交易价格又瞬息万变的情况下，难以确定受害人和计算赔偿数额。即使在规定有民事赔偿责任条款的国家，对于这些问题也难说有完满的解决，这也给进一步探索与实践造成了一定的障碍。三是现行法律模糊性的原因，现行法律对证券欺诈没有明确的定义，没有区分合法与违法、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的界限，使得实践中的注意力集中于罪与非罪的区分，对民事责任的追究就易被忽略。

对证券欺诈民事责任制度的积极作用应充分认识。证券欺诈民事责任制度是对证券市场资源扭曲分配之后的补救，反映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证券市场在分配某一经济体的资源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一个有效率的证券市场发挥作用是建立在“自由竞争”的假定基础之上的，而证券欺诈、操纵市场则是对“自由竞争”的反动，任其泛滥将扭曲资源的有效分配，破坏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民事赔偿制度可使扭曲的资源分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恢复。

证券欺诈民事责任制度是对投资者的保护。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主要主体，如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投资者就会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证券市场也丧失了其存在的基础。因此，通过对投资者的民事救济实现对已经失衡的利益关系之整合，从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发展。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如苏三山事件、琼民源虚假报告等等，都是以无辜的投资者利益受损为代价的。建立我国的证券欺诈民事责任法律制度确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证券欺诈民事责任制度也是建立完整的证券法律责任制度的需要。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的三种方式，各有分工，各有侧重，构成完整的体系。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重在打击和遏制违法犯罪行为，剥夺其进一步实施违法犯罪的条件，恢复正常的交易秩序；民事责任重在消除违法犯罪行为的后果，使侵害人与受害人之间已经失衡的利益关系得以恢复原状，使受害人的利益得到救济，由此实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体现补偿与制裁的双重功能。在对证券欺诈行为的制裁中，民事责任对受害人的救济作用是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不可替代的，缺少民事责任的法律责任制度无法实现对受害方补救，也就谈不上真正的公平与正义。目前这种法律责任上规定的严重失衡不仅是对法律“公平”的一个讽刺，也被西方国家的实践证明是不可能有效发挥其作用的。

建立证欺诈民事责任制度还有助于转变法律观念。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特征，对于证券法等市场经济立法，我们应更多地注入民商法性质的私法观念，而不应再过分地强调其公法性质。要改变证券欺诈研究领域重视刑事责任、行政责任，而轻视民事责任的现状，在完善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的同时，扭转法律观念。

根据我国当前的国情，证券欺诈民事责任还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初步发育阶段，市场需要效率和发展，一些市场规律还需在探索中认识，证券法制和社会法制意识还需提高，各种关系还需理顺，各类主体（包括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性都需保护。在此条件下，对证券欺诈行为不可过多采用严刑重罚，但亦不可放纵。因此，在对证券欺诈行为追查相应的（而不是加重的）刑事、行政责任的同时，追究其民事责任，或者单独追究民事责任，可以起到惩罚与教育、预防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我国当前完善证券欺诈法律责任制度的重点是完善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制度。

二、完善证券欺诈民事责任制度的若干原则

（一）广泛适用性原则。无论从理论或实践上看，证券欺诈的法律责任中，适用范围最广的应是民事责任，因为几乎所有的证券欺诈都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而对这种损害最直接的救济方法就是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保持适度的法律威慑力，非民事责任莫属。

首先是伴随证券欺诈刑事责任产生的民事责任。在证券欺诈犯罪的受害人是特定人时，可通过刑诉附带民诉，由法院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依据受害人的诉请求，追究犯罪人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当受害人人数众多或一时难以确认时，应采用与刑诉分离的另行民事诉讼方法追究犯罪人民事责任，即由受害人在闻知证券欺诈已被确认为犯罪并追究刑事责任后，提出证据请求损害赔偿。证券欺诈刑事犯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不仅侵犯了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管理秩序，还侵犯了投资者的财产所有权及其他财产权益。判令犯罪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既是对犯罪的惩罚，也是消除犯罪后果的重要措施。

其次是与证券欺诈行政责任共生的民事责任。对尚未构成犯罪，但也已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的证券欺诈行为，由证券监管机关根据其违法情况，追究其行政责任。证券监管机关在查处过程中，可依据已确认的事实或相关当事人的请求，责令欺诈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关于责令赔偿的性质，我们认为是在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同时，就违法行为所包含的侵权损害（往往具备民事纠纷性质），由行政机关责令行为人赔偿，这是行政主体在法定权限内处理行为人法定义务或作出行政裁决的行政行为，该行政行为的后果是命令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其本身不属行政责任。所以，责令赔偿可与行政处罚同步作出，也可单独作出。当然，如果证券监管机关未就民事责任作出处理，则相关当事人也可以以证券欺诈行政责任的确认、处理为依据，而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

第三是单独的证券欺诈民事责任。当证券欺诈行为情节轻微，尚不足以追究行政责任时，仍可因其行为的民事违法性而承担民事责任。这种民事违法性，表现为违反诚信原则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或从事其他民事活动，损害其他投资人的利益，理应承担民事责任。此时的民事责任，可以是侵权赔偿责任，也可以是缔约过失的赔偿责任，可因诉讼、调解或协商而承担。

此外，民事责任与刑事、行政责任也可三者同时存在。如证券欺诈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被处以刑罚，又被行政机关处罚取消证券经营资格，同时对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应指出的是，不论刑罚中罚金或行政处罚中的罚款数额多寡，都不应影响民事赔偿责任的承担。

（二）规范具体化原则。 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的规范具体化是指：1、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责任，难以适用民法通则的一般规定，必须在有关证券立法中专门加以规定；2、 各种证券欺诈行为模式的特征各异，归责方式和赔偿计算也各不相同，不能作统一规定，而宜在具体的行为表现之后规定制裁方式。

我国民法通则第六章对民事责任作了规定，将民事责任分为侵权的民事责任和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两类。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并无违约责任，除有少量缔约过失责任外，主要是侵权责任，并且与一般民事责任相比有其特殊性。一般民事责任的追究都有明确的当事人及具体的赔偿金额，而在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赔偿中，当事人较难确定，当事人的损失也是抽象和无形的，必须给予一定的标准和规则才能判断，故仅适用一般规定难以解决，必须提出具体的操作方案，民事责任条款才有实际的意义。

另一方面由于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具有较强的技术性、程序性和复杂性，对证券欺诈的四种行为模式的民事责任也不宜作统一规定。例如在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中规定责任主体的连带赔偿原则就不同于其他证券欺诈行为，这主要是针对在虚假陈述中，责任主体一般为多个相互勾结者（除作不实、误导、重大遗漏陈述的发行上市公司外，一般还包括证券承销商、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师等中介服务机构或个人等）的特征而设立，具有相对的特殊性。在立法技术上采取行为表现与民事责任相结合的模式，也是各国在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立法上的通例。例如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9节（e）规定，操纵证券价格者应对受该行为或交易影响的价格购买或卖出证券的的任何人负赔偿责任。第16节（b）规定公司内部关系人6个月内的短线交易所得收益归入公司所有。第18节（a ）规定作出误导性陈述之人员应对依据陈述而以被陈述影响之价格买、卖证券的人员因此种信任引起的损害承担责任。并且各种民事责任承担的诉讼时效也都不尽相同。（注：见《1934年证券交易法》，《美国证券法律制度与实务》，上海社会科学院1997年版。）日本《证券交易法》也于16、17、18、24条分别规定了非注册证券出售、公开说明书虚假或重大遗漏、欠缺、申报注册文件虚假或重大遗漏及信息公开文件等方面的民事赔偿责任。我国台湾1988年《证券交易法》对证券欺诈的民事责任的规定采取了一般规定与具体规定相结合的方式，点面结合，规定较为完善，值得我国立法加以借鉴。另外由于我国刑法和有关行政法规对证券欺诈的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是采取逐条规定的方式，故民事责任规范的具体化不仅有利于操作，在整个法律体系上也不失对称和严谨。

（三）交易关系有效性原则。通常不合法行为所产生的交易关系被宣布无效，并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如我国《经济合同法》第7 条中就规定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合同为无效合同，从订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对于证券欺诈所形成的交易（即订立的合同）一律宣布为无效，则并不可行。

首先，即使就一般的因欺诈而成立的合同而言，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均作为可撤销的合同而不是无效合同来对待。这主要是因为一方受欺诈而订立的合同主要是意思表示不真实的问题，而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局外人往往难以断定；另外某些欺诈行为尽管对受害方来说造成了损失，但受害方仍可能认为合同对其有利或考虑到返还成本的问题而不愿宣告合同无效。因而，法律赋予被欺诈人以撤销权，由其在充分考虑利害得失后决定是否撤销合同。而我国出于对经济合同应加强管理的考虑，扩大了无效合同的范围，使得实践中无效合同的数量已达到惊人的程度，这种情况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如造成财产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不利于尊重和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不利于鼓励交易等等。（注：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其次，证券交易不同于一般的交易形式，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在一般的交易合同中，交易双方都是确定的；而在证券交易中，欺诈方是确定的，但受欺诈方往往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另外，证券交易采用集中竞价方式，由电子计算机撮合配对，买卖契约即时订立，即时履行，无需经历较长的履行过程，交易双方都无法确知其交易对手是谁。对这种即时、快捷、不确定的大量交易行为，如要一一确定其无效从而使交易双方承担返还责任，必然比一般的合同更加费时费力，这种返还成本有时是惊人的，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或效果。有时，受欺诈影响（受虚假行情的误导）而成立的交易关系并非合同当事人的过错，而是当事人以外的人实施欺诈行为所导致，因此也不能适用合同无效、由一方当事人负缔约过失责任的制度。

另外，确认无效还易造成已追究民事责任的假象。证券交易行为与一般买卖行为的区别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买卖行为，更是一种投资行为。对于一般的买卖合同来说，宣布合同无效而发生双方返还的法律后果对于受欺诈方来说，就基本能够弥补其损失了。而因证券欺诈导致的损失，情况就比较复杂。有的证券交易对受欺诈方来说，除了直接损失之外，还包含了间接损失（即可以避免的损失），后一种损失是无形的和抽象的，但往往远远高于直接损失。而有的证券交易中，受欺诈方从表面上看不仅没有发生直接损失，而且在交易中盈利，但即使如此，受欺诈方的投资损失（即可得利益的损失）仍可能是巨大的。如果对这些不加分析，在宣布交易无效、双方返还后就对受害方的损失不闻不问，就会造成已追究民事责任的假象，为进一步追究实施欺诈行为者的民事赔偿责任设置障碍，既不利于惩治违法者，也不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和对证券市场的信心。

我们认为，对证券欺诈交易行为一律宣布为无效，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立法应当回避毫无必要的形式主义，而注重对实施欺诈行为者追究民事赔偿责任，以实现对受害投资者之救济。证券交易关系中即使有欺诈因素，也允许其成立，但欺诈方应负赔偿之责。当然在个别情况下，如证据确凿、欺诈行为影响较大、受害者众多以至严重侵害市场正常秩序的恶性案件中，也不排除采取及时宣布交易无效的手段，以保护正在进行的交易或尚未完成交易的当事人的利益免遭进一步的损失，如在“327”国债期货事件中宣布某一时段时的交易为无效，及时采取措施，制止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就是必要的明智之举。

三、完善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的实践问题

首先是如何确定因果关系的问题。

依一般侵权行为法则，原告必须证明其损害事实与被告的违法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然而，在现实的证券交易中，这一点往往不易做到。一方面由于证券交易并非面对面的交易，而从事证券欺诈行为的人相对于一般公众投资者来说往往具有资金或信息上的优势，且欺诈行为都较为隐蔽，没有专门机构的调查，一般公众投资者甚至不易发觉自己的损失是由人为原因造成的，举证十分困难；另一方面证券价格的波动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即使专业证券分析人士也难以确定各种不同因素对证券价格的影响及影响的程度，更遑论一般的投资者了。在这种情况下，适用一般侵权行为法则对受害人十分不利。

在交易的因果关系（transaction causation）的判断上， 美国法院经历了一个由严到宽的过程。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10 节（b）款及sec据此制定的规则10b－5，为规制内幕交易的主要法律依据。在60年代以前，原告欲提起10b－5 之诉讼， 必须证明被告因违反规则10b－5造成损失，即除证明被告知情等要件外，还必须另证明原告对被告之诈欺有信赖（reliance）之事实及被告之行为与原告之损害有因果关系存在。原告能否证明“信赖事实”及“因果关系”的存在，每每成为诉讼是否能成立的关键。然而，对原告赋如此沉重的举证责任势必阻碍对投资者的保护而纵容内幕交易。因此在1965年list v. fashionpark（2dcir.）一案中，被告未履行重要信息的披露义务，法院认为“决定‘信赖’要件是否具备，应视假如该消息被披露时，原告是否会有不同的投资行为而定。”由此可见对原告之举证责任已渐趋缓和。（注：转引自刘连煜：《论证卷交易法一般反诈欺条款之因果关系问题》，台湾《法商学报》第219期。）

在1972年affiliated ute citizens of utan v. united states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无信赖之证明，并非即不得请求赔偿。在本案之情形，被告有公开披露之义务，却未履行。而法院所重视者，乃是该未公开之消息是否为重要，以致可能影响合理投资人之投资决定……是以，持有重要事实却迟未揭露，其本身即足构成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causation in fact）。 ”（注：转引自刘连煜：《论证卷交易法一般反诈欺条款之因果关系问题》，台湾《法商学报》第219期。 ）进一步放宽了对成立诉的限制：1）无信赖关系的证明， 不一定不得请求赔偿。2）因果关系的证明，由单纯由原告提供变为事实的推定， 只要事实存在即可构成因果关系，无须原告证明。

近年来同意同时交易说观点的人增多。该理论源于1981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对于wilson v. comtech telecommunications inc.648 f. 2d88（2dcir 1981）案所作的判决，该理论主张， 在证券市场中与内幕人员之内幕交易同时为相反交易之善意投资者，是内幕交易的受害者，具有对内幕交易人员提出损害赔偿之诉的资格。1988年，美国《内幕交易与证券欺诈施行法》更进一步认可了“同时交易说”，只要欺诈行为人隐瞒内幕信息与相对人交易，那么在同一时间进行相同证券交易的同时交易者，均可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法律推定因果关系成立。我国台湾《证券交易法》第157条之一也规定，内线交易行为人须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负赔偿责任，委托经纪商以行纪名义买入卖出之人，视为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

欺诈行为的受害者往往为无辜之公众投资者，在信息获得、资金实力以及操作技巧等方面处于弱势；同时有的欺诈行为如内幕交易涉及面广、手段相当隐蔽、技术含量高，非相当精密的监察系统无法发现其作案线索，这些决定了对内幕交易的成立与否只能由专门机构通过调查来证明，而普通投资者只要能证明其为善意并同时为反向交易即可。正是认识到这些客观原因的存在，美国及世界各国法律都渐渐放弃了传统的“谁主张、谁举证”，而改采因果关系推定说，赋予善意为相反买卖的投资者以起诉权，加强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推定因果关系”尽管扩大了行人的责任，但并不排斥被告有提出反证的权利。如果被告确属无辜完全可以提出证据证明原告的损失是由其他独立因素所造成，从而排除“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另外，“同时交易说”还有两个具体问题需要明确：一是“善意”的含义；二是“同一时间”究为同一秒、同一小时抑或同一天？我们认为，“善意”可以理解为对内幕信息不知情，根据可以理解的投资判断而为证券交易：“同一时间”则不宜作具体规定，可以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

其次是如何确定赔偿金额的问题。

确定赔偿金额是追究证券欺诈行为者民事责任中的又一个难点问题。如前所述，在具体案件中，受欺诈方的损失情况相当复杂，而证券交易价格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瞬息万变，因此，要准确地确定赔偿金额有一定的困难。

从理论上讲，因内幕交易而导致投资者的全部损失应为受害者进行证券交易时的价格与当时证券的实际价值之差额。但由于市场中证券的价格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波动的，操作中的难点是如何确定证券在某一时点的实际价值。在另一方面，因欺诈行为而造成受害者的经济损失是抽象的，如果不规定具体的标准，实践中又无法操作。因此，受害者的损失只能通过法律特许的推定方法来计算。如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条第5项就规定， 原告请求赔偿的计算标准为原告购买有价证券之价金（不能超过公开承销之价格）与下列三种价格之差：（1 ）原告起诉前，已售出该有价证券的，为实际售出价格；（2 ）原告提起诉讼前及诉讼进行中，均未出售该有价证券的，为起诉时该有价证券的价格；（3）原告起诉后裁判前将该有价证券出售的， 如其卖价高于起诉时该有价证券的价格的，以其实际出售价格为准；如果卖价低于起诉时价格的，仍以起诉时的价格为准。台湾于1988年修正之《证券交易法》第157条之一第二项规定，以行为人于消息公开前所买卖证券之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的限度内，作为赔偿范围认定之标准。对违法之内线交易、情节重大者，法院得依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人之请求，将责任限额提高至3倍。加拿大证券交易法也有类似规定。

反诈宣传实践报告篇5

一、近年来集资诈骗案件呈现的特点

(一)金额巨大,涉及面广,社会危害性大。

从发案地域来看,遍布全国各省市,近几年,江浙沪尤其突出,正从城市扩展至乡村,涉及的地域迅速蔓延,形势严峻。从涉案行业来看,主要波及房地产、医疗保健、金融证券、商贸、农业等行业。从受害群体来看,人员多,少则几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主要以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和中老年为主。从危害后果来看,涉案金额巨大,且基本上都无法追回,从近几年案发的集资诈骗案件来看,涉案金额少则几百万,多则几亿元,近期南京发生的“润在”集资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40多亿元。

(二)作案形式多样,手段不断翻新。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群众投资需求,编造各种名目,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骗取群众资金,其手法多样,不断翻新。如以返租、放养或者代养,许诺高额汇报的方式骗取资金;以国家对农业方面采取的鼓励政策为幌子,许以优厚汇报,通过联合开发农业形式非法集资;利用股票或者债券等有价证劵,或者成立“投资咨询”或者“投资担保”等类型的公司,通过金融工具的形式吸收客户资金,进行诈骗;以及利用“拉人头”传销、变相传销等方式非法集资。

(三)合法掩护,编制光环,隐蔽性强。

为给犯罪活动披上合法外衣,犯罪分子往往利用社会公众对单位的信任度,在非法集资过程中成立公司,办理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成立完整的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执行等现代企业制度和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积极开展公益捐款、举办公益讲座、创办文化节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大力进行广告宣传、投资大的经营项目以及开办分公司、子公司,以貌似合法的经营活动,骗取公众的信任,掩盖其违法犯罪的目的。

(四)组织结构严密,犯罪职业化突出。

非法集资犯罪成员从预谋犯罪到设立公司、招募人员到具体实施犯罪,都是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涉案公司、企业内部有着严密的组织分工,组织结构具有很浓的传销组织的色彩。首犯大多隐藏在幕后,异地遥控操纵指挥,下设若干分公司,分公司负责人多为先期投入获利后出局者,有这些分公司对投资人进行传销式的授课宣传,有时还聘请专业引资中介人,利用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积极在群众中大肆宣传,拉拢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公司集资,分公司负责人及引资中介人等再根据集资款分得提成。

二、近年集资诈骗案件高发的原因分析

(一)金融市场不够发达,投融资渠道不顺畅。

一是金融市场不完善。当前我国经济体制不够成熟,金融市场还不够完善,金融机构还处于创新开发或者探索实践阶段,相关配套机制不到位,相关金融衍生产品欠缺,投资渠道还不够顺畅,尚不能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投资需求。二是社会公众投资渠道不丰富。持续低迷的股市、微薄利息的存储,以及我国金融机构远远没有能够消化上千亿民间资本的能力,规模庞大的民间资本在面临“投资无门”的尴尬局面下总要找到一个出口,寻求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犯罪分子因而采用召开投资理财讲座,散发诱惑性宣传材料等手段,诱使社会不特定公众参与投资。

(二)投资者自身对犯罪的识别能力不强,防范能力弱。

投资者缺乏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缺乏防范心理,对非法集资者行为的违法性认识不够,贪婪和幻想使其放松了警惕、忽视了常识,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错误的认为自己参与集资活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快速致富的方式,部分投资者心态具有很大的投机性,缺乏理性,幻想“一夜暴富”,也有少数人明知是投资陷阱,仍抱有侥幸心理,冒险参与,还有的人为了获取优厚提成,甘愿充当犯罪嫌疑人的帮凶,害人害己。

(三)民间金融监管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政策,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聚集了大量的民间资本,相应的金融监管,存在着空白,民间金融管理者的缺位,使民间融资事实上处于管理上的真空,对于社会集资,监管部门和司法机关近年来基本上处于不审批、不出事不管、不控告不管的“三不”状态,相关职能部门对企业的经济实力、资金用途和偿债能力缺少审核把关,公安对企业的实际经营活动难以掌握,缺乏打击、防范非法集资诈骗的主动性,等到案发时,公安机关才立案侦查,破案成本高,侦破难度大,挽回经济损失低,直接影响了打击处理的力度和效率。新闻媒体对企业广告内容难以甄别,缺乏实质审查就大肆宣传报道。

(四)依法打击面临诸多制约。

司法实践中,对集资诈骗的打击面临诸多困难。一是案件定性困难,集资诈骗一般以合法外衣做掩护,有些是合法成立的公司,有些是招揽拉拢亲戚朋友相互间借贷,真实利息口头约定,借据看似平常民间借款,容易与经济纠纷相混淆,罪与非罪难以界定。二是取证追缴难。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打击,对公司、企业的财务管理极不规范,账目凭证五花八门,记账方法简单粗糙,加之部分受骗人员希望犯罪嫌疑人能“出来”还钱,不配合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这些都给案件的调查取证带来很大的困难。有的集资诈骗犯罪嫌疑人拆东墙补西墙,导致无赃可追或者追赃无据。日常工作中,金融机构与公安机关、工商管理部门基本数据资源不共享,犯罪嫌疑人多以现金方式转移赃款,这都会导致追缴赃款线索中断,给追缴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三、集资诈骗犯罪高发的防控对策

(一)强化宣传,提高人民群众的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

要充分运用新闻媒体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提高社会公众投资防范意识。公安、工商、银监、司法等部门应加强法制教育和典型案例的宣传工作,使广大群众了解非法集资方面的法律、法规,增强法律观念,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同各种非法集资活动做斗争。

(二)提高认识,建立多部门参与的联动机制。

非法集资犯罪涉及稳定问题,因此党委、政府各部门要从维护稳定的高度出发,进一步提高认识,树立风险意识,建立“党委政府牵头、部门联动、各司其职、共同防控”的机制。各级公安、工商、税务和银监、证监等应认真履行职责,加强沟通协作,建立和运行部门会商机制,促进金融监督、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间的有序衔接,构筑管、防、控、打一体化的大格局,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预警、早处置,形成从根本上遏制民间非法集资犯罪的猖獗势头。

(三)切实做好集资诈骗犯罪的防范预警工作。

首先,对可能发生非法集资的业务领域和区域,要定期组织排查,特别是对近年来非法集资案件多发的行业,要主动开展风险排查,防止风险进一步积聚,并将排查情况及时相互通报。对可能发生的非法集资行为,要积极的采取管理、控制措施。

其次,各行业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管,牢记“不介入是失职,介入了不作为仍然是失职”。银行、银监会等部门应建立民间融资检测制度,将民间融资纳入日常检测范围,准确的判断其规模、利率、流向、特点等,在日常工作中,应当对大额资金的流向及动态随时掌握、及时监控,注意发现非法集资的苗头、倾向。工商部门要加强监督管理职能,把好企业注册定级和经营范围的核定关,防止犯罪分子利用注册登记公司名义,实施集资诈骗活动,同时应加强监督管理,严格履行法律职责,发现有疑义的人或者单位,要及时转告或者送交公安机关受案处理。治安部门,应及时把握经商集资的动态,同时对发现因非法集资等引起的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苗头,积极的向党政部门汇报,防患于未然。

(四)公安机关应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强化侦查破案。

公安机关要注意对此类犯罪的规律特点的调查研究,始终保持严打的高压态势,把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面广,领导关注的重大案件为主攻目标,力争快侦快破,摸清涉案资金的来龙去脉,最大限度的追缴赃款赃物,为人民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五)完善金融制度,构筑合理、规范、诚信的集资管理秩序。

反诈宣传实践报告篇6

论文关键词　动拆迁　合同诈骗　诈骗手段

一、问题提出

案例一：被告人赵某、王某某为非法获取钱财，合谋通过冒充动迁户至房产中介机构挂牌出售动迁所得期房的方法行骗，并共同找人伪造了动迁协议书、身份证、户口本。2009年12月下旬，被告人赵某化名“庄某某”至上海某房地产经纪事务所，谎称欲出售动迁所得的一幢期房。后通过该房地产经纪事务所介绍联系购房人张某，赵某以上述伪造材料骗取被害人张某的信任后，于2010年1月某日，与张某签订总价为人民币142万元的购房协议，张某当场给付定金5万元。同月28日，张某再次给付购房款66万元。事后，被告人赵某将所获71万元赃款与王某某平分，并共同潜逃至外地。

案例二：被告人袁某某、潘某某、陆某利用某市某某村将开发生产业集聚区的信息，明知该村还未列入动拆迁计划，在没有获得任何政府批文或意向书内的情况下，成立北京甲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负责人袁某某，总经理潘某某，副总经理陆某，然后对外宣称有某某村拆迁工程可发包，通过与近十名个体工程队签订拆迁协议、合同，共收取定金人民币37万余元。

案例三：被告人汤某某获悉上海市某区某镇因开发农业园区旅游项目，计划对某村的农宅进行动拆迁。为骗取他人钱财，2009年10月，汤某某虚构该村16余万平方米的动拆迁房工程，以共同承包为名，与被害单位上海某技术工程联合有限公司的陈某某签订了总标的为人民币170万余元的拆迁工程合同，并盖上私刻的“农业发展园区”公章，同时请刻章人假冒该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签名。随后以承包工程要请客送礼为由，先后向陈某某骗取人民币8万元挥霍花用。之后，汤某某为骗取更多的钱财，以虚构的拆迁房工程转包的形式，提供变造的上海某技术工程联合有限公司法人委托书，以该公司全权代表的身份将拆迁房工程以总标的260万余元转包给吴某某，并以承接上述工程需向有关领导请客送礼及预收工程款为由，伪造一份房屋抵押承诺书，先后向被害人吴某某骗取人民币27万元，用于还债、支付中介费、购置房产、日常开销等。

二、三起合同诈骗案所呈现的特点

（一）行为人主观上的欺诈性

在三起案例中，行为人主观上都具有欺诈性，即行为人都利用动迁房或拆迁工程来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要么虚构单位，要么冒用他人名义，或者伪造一些虚假的文件，来签订合同，使被害人产生错觉，从而骗取钱财。

（二）诈骗行为的隐蔽性

在三起案例中，都存在动拆迁或土地开发的事实或者意向，使行为人的诈骗行为与一定的客观事实相联系，更容易让被害人上当受骗。如在案例一中，被告人王某某自己确实是动迁户，手上有动迁房，赵某和王某某合谋后，是利用王某某真实的动迁协议书为范本，请人作假，同时伪造了假的户口本、身份证。被害人在买房过程中，被告人赵某还带被害人至工地，告知被害人房子已经造好，并在数月后交房，这些都是事实。由于在伪造动迁协议中的房子为9楼，电梯还未安装好，被告人赵某还带被害人至2楼看房。因此，被害人轻易受骗，在看完房子后，当天就签订了购房协议并支付了定金。

在案例二中，尽管该村未列入动拆迁计划内，但该村确实要开发生产业集聚区，并在进行计划及筹备过程中；案例三则是该镇因开发农业园区旅游项目，计划对某村的农宅进行动拆迁。被害人如根据拆迁合同中的工程所在地打听，也确实有拆迁工程存在或者将有可能存在，加上行为人为了使被害人相信，也主动带被害人到工程现场查看，再拿出一些真实或者伪造的书面文件，更容易骗取被害人的信任。正因为该类合同诈骗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所以往往能给行为人带来较高的成功率，从而进一步增加行为人实施这种犯罪的诱惑性。

另外，在这三起合同诈骗中，诈骗行为完全被形式合法的合同所掩盖，方式上不用制造假象，都是利用动拆迁与被害人或者被害单位签订合同的方式，再要求签订合同的对方支付定金（案例一和案例二），或者以承包工程要请客送礼以及预收工程款为由来骗取被害人的钱财（案例三）。这种利用动拆迁签订合同的作案方式，使得该类合同诈骗具有极强的隐蔽性。

（三）严重性的社会危害性

与传统型的诈骗犯罪相比，利用动拆迁实施合同诈骗的犯罪活动造成的社会危害后果要严重得多。一方面，行为人在利用土地开发中的动拆迁工程来实施诈骗行为时，往往需要数人一起行骗，形成多人实施的共同犯罪，有组织，有分工，甚至还出现一些中介人，为犯罪嫌疑人合同诈骗寻找被害人。另外，行为人还经常会为了诈骗成立一个形式合法的公司，来骗取对方当事人的钱财，如案例一。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尤其在动拆迁领域，存在大量的个体工程队，这些个体工程队有时就是一个独立个人，一般都挂靠在一些工程公司，在签订合同时，是以工程公司的名义来签订，但这些工程队往往没有实施拆迁的资金和实力，他们签订合同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将工程转让给他人来赚取差价，所以，这些工程队在签订合同后或者意识到被骗后，利用形式合法的动拆迁合同和合同内容上所谓的高额利润，再次转包，以赚取转让差价，从而也扩大了诈骗的范围，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三、防范和遏制此类犯罪的对策研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动拆迁随处可见，如何防范和遏制利用动拆迁实施犯罪，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加强对动拆迁及土地开发领域的管理，增加透明度

由于在土地开发、工程建设领域，权力相对集中、资源比较紧缺、竞争也相当激烈、商业利润空间又大，往往容易成为诈骗犯罪的高发领域，亟须深入整顿和规范工程领域的违规操作和竞争秩序，加强土地开发和工程建设的全程监管，同时，还应加强对土地开发和工程项目的透明度，可专门将土地开发的范围、开发商，以及工程进展的程度等内容以一定的方式公开，让相对人知晓，或者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确保相对人可以查询，避免“黑箱操作”，防止因该领域各种环节的不公开性，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二）强化市场监管，加大执法力度，并完善监督管理部门的内部管理

在上述案例二和案例三中，动拆迁办公室等相关管理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是知道行为人利用动拆迁工程在实施诈骗的。如在案例二中，一名被害人因感觉自己有可能上当受骗的前提下，找到该村招商办去调查了解，招商办的人讲根本就没有拆迁这个事情，招商办的人还反问该被害人：“是不是北京某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签的合同？”当被害人回答是肯定后，招商办的人告知其上当受骗了。另外，行为人还在该村村委会门口等地拉了横幅，称自己公司是投资开发商，为此，该村管委会还就此事向派出所、工商所等部门反映，这些横幅后来因为工商局的阻止而被撤走，但工商、派出所也没有对该公司进行处理。另外，在这两则案例中，行为人都与拆迁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关系。如在案例一中，袁某某就通过村里拆迁办公室姚某某提供信息，并弄来《土地梳理表》等骗取工程队的信任。

为了有效制止这种利用动拆迁合同实施欺诈或者诈骗的行为，应强化市场监管，赋予派出所、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一定的行政处罚权，并督促这些部门严格执法，加大对违法违规案件的查处力度，在严重的刑事犯罪产生之前就给予有效制止。同时，应加强对动拆迁相关部门的内部管理，可通过制定相应的内部规章制度，设定奖惩规则，使管理部门真正发挥有效监管的作用。

（三）加强法制宣传，提高经营者的守法意识

加大法制宣传的力度，并可以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如制作法制宣传片、用典型案例通过电视、报刊等媒体广泛宣传，或者深入企业、社区等进行普法教育等方式，让广大群众了解诈骗分子如何利用动拆迁工程实施诈骗的手段、方式及其危害结果，开展警示教育。一方面震慑犯罪分子和社会上蠢蠢欲动的不稳定分子，使他们不敢铤而走险，实施犯罪；另一方面可以增强企业和群众的法律意识、防范意识，提高警惕性，防止为贪利而被骗，同时，通过法制宣传，让经营者了解相关法规政策，鼓励、引导他们通过合法、正规方式从事经营活动，从源头上减少该类合同诈骗的发生。

（四）行政、司法等部门应加强联系、协作，形成打击合同诈骗犯罪的合力

反诈宣传实践报告篇7

信用卡于1915年起源于美国。最早发行信用卡的机构并不是银行,而是一些百货商店、饮食业、娱乐业和汽油公司。美国的一些商店、饮食店为招徕顾客,推销商品,扩大营业额,有选择地在一定范围内发给顾客一种类似金属徽章的信用筹码,后来演变成为用塑料制成的卡片,作为客户购货消费的凭证,开展了凭信用筹码在本商号或公司或汽油站购货的赊销服务业务,顾客可以在这些发行筹码的商店及其分号赊购商品,约期付款。这就是信用卡的雏形。

所谓信用卡,是一种非现金交易付款的方式,是简单的信贷服务,由银行或信用卡公司依照用户的信用度与财力发给持卡人,持卡人持信用卡消费时无须支付现金,待结账日时再行还款。除部分与金融卡结合的信用卡外,一般的信用卡与借记卡、提款卡不同,信用卡不会由用户的账户直接扣除资金。我国立法意义上的信用卡分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狭义的信用卡,按是否向发卡银行交存备用金而分为贷记卡和准贷记卡两类。2006年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有关信用卡的解释规定,刑法规定的“信用卡”,是指由商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支付、信用贷款、转账结算、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

信用卡犯罪,是指利用信用卡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行为人一般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各种方式欺骗发卡人或持卡人,达到骗取大量公私财物的行为。常见的信用卡犯罪方式主要有:伪造、变造信用卡,使用伪卡,使用废卡,冒用他人信用卡,恶意透支等。

近年来,为逃避警察的打击,信用卡犯罪已开始呈现集团化和科技化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以下几种手段和方式:一是套取客户银行卡密码。行为人利用手机短信发送虚假的消费提示或中奖提示,诱骗客户拨打假冒的银行服务电话、银联信用卡管理中心、公安部门等部门的咨询电话,套取客户的银行卡、密码等信息进行诈骗。二是ATM机上贴虚假告示。在ATM机上以银行名义张贴虚假告示,谎称“银行的业务系统正在升级”,诱骗顾客按操作程序,将账户内资全转入指定活期账号。三是电话截取银行卡密码。通过电话连接各银行的电话银行,截取客户的银行卡、密码、身份证等信息,从而盗取客户账户内的资金。四是利用假网站实施犯罪。五是通过互联网网上交易。六是克隆银行卡窃取资金。通过拾取被丢弃的取款凭条等手段窃取客户银行卡号及密码,克隆银行卡窃取客户资金。七是利用普通卡片结合持卡人的卡号、密码制造伪卡。不法分子往往经过多次踩点后,在自助银行门禁系统或ATM机上加装具有无线发射功能的盗码器和摄像设备,当持卡人使用银行卡刷卡开门时,自动记录并发回银行卡磁条信息,同时通过ATM机上方的微型摄像头偷拍获取用户密码。八是恶意透支。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期内持信用卡在不同的特约商户、网点频繁使用、取现,积少成多,最后形成大量透支,而后携款潜逃,使发卡银行无法追回透支款。另一种是持卡人使用假身份证明申办信用卡后,进行恶意透支。

信用卡犯罪的界定

我国《刑法》中关于信用卡犯罪的规定,主要有第177条中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第196条信用卡诈骗罪,其中第177条明确规定,伪造信用卡的,构成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根据第196条的规定,行为人使用伪造信用卡的行为应该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如果行为人伪造信用卡并使用伪造的信用卡,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因此在处理时,应当是择一重罪从重处罚,实践中一般以牵连犯中的结果行为即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

关于骗领信用卡行为的定性问题,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诸多争议。骗领信用卡是指行为人提供虚假的申请领取信用卡的材料,骗取发卡银行发放信用卡的行为。比如行为人通过制作虚假的身份证件,以假名骗领信用卡后大肆消费和透支;又比如冒用他人的名义及身份证件,冒领信用卡后进行消费和透支,使他人为己承担恶意透支的责任。从行为人提供虚假的申请材料骗取信用卡的行为来看,其采取的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方法,客观上采用恶意透支、大肆消费的方法骗取财物,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银行资金的目的,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因此,当前实践中对此类行为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是较为妥当的。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刑法明文规定应当以盗窃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盗窃数额按照实际使用的数额予以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可见,对于盗窃信用卡未使用的,只要卡面金额巨大,并且具有多次盗窃情形的,就应该认定为盗窃罪。

我国现阶段预防和控制信用卡犯罪的基本策略

目前,我国主要从预防和控制两个方面防止信用卡犯罪的发生。所谓预防,主要是从源头上防止信用卡犯罪的发生,一般要求发卡机构要严格审查申请人的资格,加大对持卡人防范意识的宣传等;所谓控制,是指通过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严厉打击信用卡犯罪,加大对犯罪分子的处罚力度,不断完善信用卡犯罪的刑事立法。我国现阶段预防和控制信用卡犯罪的基本策略如下:

(一)完善信用卡管理制度

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信用卡发行量2003年中约为300万张,而到2006年底,达到5,000万张,截至2008年6月30日,中国信用卡发行量已猛增到1.22亿张。目前不少信用卡犯罪的发生与发卡银行疏于内控制度建设、片面追求发卡量和市场占有率有密切联系。因此,发卡银行应该不断完善信用卡管理制度,加强对信用卡的监管力度,做到审慎发卡,在受理客户信用卡申请业务时,发卡银行应当严格审核客户所提供的身份证件、工资证明等信息材料,确定其真实性后,进行相关资信评估、区别授信;及时反应,即在受理信用卡业务过程中,注意可能发生的异常情况;建立黑名单资料库,即对已发生资信问题的持卡人和特约商户进行标识警告。近期我国推行的个人存款实名制及个人资信系统的建立,也为各发卡机构审核各户资料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保障。

(二)加大防范意识的宣传

对于持卡人来说,在持卡消费或是在自动取款机上提款时缺乏防范意识被不法分子获悉自己的密码、签名及其他个人信息资料进行诈骗,会给合法持卡人带来相当的损失。事实上,防范意识弱也是我国信用卡诈骗犯罪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媒体等宣传机构一直注意加强对持卡人进行防范意识宣传,并及时为公众了许多自我保护窍门,以最大限度避免不必要的风险损失。

(三)完善信用卡犯罪的刑事立法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85年发出了《关于转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处理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活动的几点意见”》的通知,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关打击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法律规定。后来,随着信用卡在大陆的广泛应用,信用卡诈骗犯罪也开始在境内大量出现,故“两高”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5年先后分别制定了《关于办理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决定》。为更加有效地打击信用卡诈骗犯罪,全国人大在1997年《刑法》内增设了信用卡诈骗罪。近年来,由于卡类诈骗犯罪日趋增多,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4年又出台了对信用卡范围的立法解释,强化打击银行卡犯罪;2005年全国人大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规定,加重对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打击力度。

虽然我国在预防和控制信用卡犯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但是可以看出,我国在预防和控制信用卡诈骗犯罪上存在很多不足,例如:执法机构与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交流与合作;执法机构内部队伍专业化建设缺失;投入不足,防范技术落后等等,这些都是造成我国信用卡犯罪不断攀升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不断完善信用卡犯罪的防控措施。

信用卡犯罪的防控措施

设专职人员以预防和控制信用卡犯罪。设立专职联络员,这些联络员的主要职责是负责与不同的信用卡组织、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联络工作。建立专职人员加强对情报的搜集,与相关部门相结合共同打击信用卡诈骗犯罪。同时加强网络警察的建设力度,打击通过互联网进行诈骗的行为。

促进银行和执法机构的合作以预防和控制信用卡诈骗犯罪。建立警方与银行之间的整体作战机制是打击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有效对策。目前,我国信用卡组织和发卡人、警方都开始建立自己的数据库,将有关欺诈的信息录入数据库中,并使用专家对这些情况进行分析。但是,双方在沟通上缺乏必要的机制,信息共享上还不能做到互通有无。因此,发卡行要和警方密切合作,及时将可能发生和已发生的欺诈事件通报警方以便防范和及时打击犯罪,其实,凡与信用卡发行使用有关的行业应与执法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预先识别并警告诈骗活动的新动向、最新的诈骗手段以及及时锁定可能的诈骗目标。同时,警方也应通过警方和发卡行之间的在线网络及时通报自己所掌握的情报信息,做到及时的沟通联络,确保信息交流的通畅和准确。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加强国际合作,有效预防打击跨境的信用卡诈骗犯罪。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境内犯罪分子利用国际市场,境外犯罪组织向国内渗透,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实施信用卡诈骗犯罪上升趋势明显,同时,犯罪人在境内犯罪后携款逃往境外的情形不断增多。基于此,我国的发卡行和有关执法机关还应加快与世界各种组织的合作,共同合作打击来自国际犯罪团伙的攻击。

综上所述,我国在预防和控制信用卡犯罪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为了从源头上杜绝信用卡犯罪的发生,要不断提高信用卡犯罪的防范意识和手段,同时加大对信用卡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完善信用卡犯罪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形成对犯罪分子的强大心理震慑,以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保障持卡人、发卡机构以及商户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单惟婷.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与案例.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王立志.信用卡诈骗犯罪及其对策[J].问题探讨,2002(6)

3.孙军工.金融诈骗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

4.顾肖荣.经济刑法(5).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内容摘要:信用卡犯罪严重威胁到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影响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会给发卡机构、持卡人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为有效地防范信用卡犯罪的发生,有必要对信用卡犯罪进行界定,并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不断加强信用卡管理制度的建设,完善打击信用卡犯罪的法律法规体系。

反诈宣传实践报告篇8

伍佳佳，2012年2月考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荆楚网，分配到总编室工作，2015 年调入新成立的频道编辑部，任部门副主任至今，兼任湖北日报新媒体集团第三支部组织委员。截至目前，“拆二代办养老院”等新闻作品在全国获得较大影响。先后获得湖北新闻奖一等奖（集体），湖北网络宣传好作品奖，湖北日报传媒年度好新闻二等奖、月度好新闻奖，荆楚网好稿奖二等奖等多项；2014年获得湖北日报新媒体集团最佳新锐奖、2015年获得湖北日报新媒体集团明星人物奖、湖北日报传媒集团“先进个人”称号。

[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信息在多平台交互使用中，形成了一种不可逆的累积过程。个人信息泄露，导致关联危机发生，而电信诈骗就是最为严重的一类。打击电信诈骗，一直被认为是公安机关的使命，然而，在愈打愈烈的情况下，有必要跳出传统的逻辑分析框架，重新厘清电信诈骗与信息安全之间的逻辑关系，转变单一主体破解难题的狭隘空间，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化治理模式，从而形成“安全为人民，安全靠人民”的良性社会生态。

[关键词]电信诈骗 社会化治理 信息安全 全民参与

据新华社报道，20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电信诈骗案件59万起，同比上升32.5%，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2016年1月至7月，全国共立电信诈骗案件35.5万起，同比上升36.4%，造成损失114.2亿元。电信网诈骗已成为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毒瘤”。如何根除电信诈骗这一社会“顽疾”，成为当前一道亟待解决的社会难题。

一、电信诈骗的社会化治理：一种有效的治理模式

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开放演进、具有耦合作用和适应性的复杂网络系统，在这个庞杂的系统内，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需要及时予以疏导、缝合。在传统的观念里，社会治理政府主导是主流。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错综复杂的问题不断涌现，单靠线性管理模式很难快速给出有效应对方案。因此，有必要引入新的治理模式。

1.电信诈骗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治理模式的多元。

电信诈骗是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盗用个人信息，骗取钱财。其借助的是电信、互联网等技术，在实名制还未全面普及的情况下，其手段还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它有别于普通的诈骗，普通诈骗的受害方与施害方是可视或者可识别的。电信诈骗既关涉电信企业，又与银行有一定的黏度，受害人一旦报案，又牵涉到公安机关。假若受害人身份特殊，譬如学生，又牵涉了教育部门。因此，电信诈骗是一种关乎全民的社会化结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其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2.多主体合作是治理电信诈骗的最佳选择。

多主体合作共治是当代公共治理理论中较为核心的机制建构与制度设计。具体就电信诈骗而言，其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单一行动或者决策失效。电信诈骗与当前互联网技术紧密相连，需要专门的互联网技术手段、侦查办法、防骗宣传、舆论监督等共同作用。而关联主体的广泛参与，有利于快速补位，使得失序的社会关系逐渐回归本位。

多主体合作需要价值观的引导与重塑，需要构建利益趋同的参与机制，需要共享治理成果。电信诈骗作为全社会识别度较高的问题，亟需整合社会资源，多主体互动，以实现社会秩序良好。

二、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的体系构建

合作协商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治理主体由政府 “本位”向多元转化。电信诈骗作为社会治理中的特定问题，除国家和政府外，还应吸纳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社会群体等力量共同参与。这种新型的社会联动关系，需要一套完整的体系将其统一。构建这样的内容体系，至少需要符合三大要素。

1.全民参与：培育多元化的治理主体。

《2016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显示，54%的网民认为个人信息泄露情况严重，84%的网民曾亲身感受到因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不良影响。根据这份民意调查，不难看出，民众对于信息安全的关注度空前，个人信息保护刻不容缓。而201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也旨在呼吁全民参与网络安全建设。

除了民众参与，政府相关部门也应积极参与。早在2015年6月，国务院建立由公安部牵头，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23个部门和单位参与的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这一多部门参与的形式，高效，且能形成惊人威慑力。

此外，媒体也应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将电信诈骗作为一项长期的报道工程来建设。遇到重大电信诈骗案件，要做好议程设置，通过多媒体手段，进行有针对性的传播。再者，与电信诈骗相关的企业，因业务原因，天然掌握用户信息，更应积极参与到保护个人信息的行列中来。

2.成果共享：治理电信诈骗的终极目标。

任何治理体系的构建，落脚点不仅仅是解决问题，还在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成果要全民共享，切忌人为制造壁垒。否则，会损害到因共同的目标形成的利益联盟。利益共享的更高层级是服务增效。具体就治理电信诈骗而言，无论是政府部门，电信企业，银行等，在协助解决问题的同时，要提高服务水准，提升技术安全级别。以民生为向度的服务供给，是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最好路径。

譬如银监会与公安部研究制定的《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返还若干规定》，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已查明的冻结资金及时返还受害群众，同时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返还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这就是典型的成果共享。

三、电信诈骗社会化治理的实践推进

电信诈骗是社会“顽疾”，治理起来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社会化治理体系的构建，最终还是要通过实践去推进。除了理论上行之有效的体系构建之外，还需要从技术、管理、立法和舆论监督等多个具体层面着手。

1.技术引领：大数据、实名认证等实时反馈。

电信诈骗寄生于移动通信和互联网技术，那么，回归到技术本身，能否通过更为先进的技术来阻断已经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很多监管难题都是依托技术进步才找到了解决之道。治理电信诈骗，离不开以信息化治理为基础的技术支撑。

譬如，据广州日报报道，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研发了“诈骗电话预警系统”，当用户接听或拨打疑似涉骗号码时，用户的手机屏幕就会同步显示该号码已被标记为诈骗电话，提醒用户谨慎接听。这种利用大数据技术手段从侧面打击电信诈骗，见效快、成本低、效率高。

再者，电信、银行等，要加快推进实名认证。进一步完善身份信息和证件核验技术手段。同时通过人脸识别技术，深化实名认证，让多重验证聚力，确保个人信息安全。实名制只是准入，之后还需要企业引入并匿名技术、数据泄露保护模型技术，此外，还需要不断升级业务系统，防止黑客攻击。

2.法律保障：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无缝衔接。

我国目前还没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因此，有必要针对电信诈骗，构建立法、执法、司法三位一体的法律框架体系。建议根据我国国情，尽早推出《个人信息保护条例》，明确个人信息的保护类别，保护措施等。设置专门行政机关来保护个人信息，赋予其行政处罚权。同时，将个人信息侵权案件纳入各级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并制定配套的民事赔偿制度等。立法、执法、司法无缝衔接，才能确保与电信诈骗相关的违法行为，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3.舆论监督：媒体作为与公众参与合力推动。

电信诈骗的社会化治理，还需要引入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机制。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之一，理应时刻以民生为本。电信诈骗作为危害社会的毒瘤，媒体作为社会的“眼睛”，要敢于对于个别政府部门不作为，电信企业、银行等不作为，予以曝光，督促其积极作为，共同给力，解决民生顽疾。

媒体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就电信诈骗中的热点，做好议程设置。此外，可以设计专门的防骗APP，开辟专门的通道，收集线索。还可以开辟举报平台，政风行风热线，鼓励公众参与。在传播方式上，可以采取分类传播，定向传播，譬如，可以与高校合作，社区合作，制定针对特定人群的防骗报道、防骗常识等。还可以及时引导舆论，避免因个别案例而引起的不必要的恐慌。

治理电信诈骗还需要在实践中摸索，社会问题通过社会化治理模式，必然会得到有效解决。只是在这个寻求解决过程中，需要多方主体参与，达成共识。

注释：

[1]谢宗晓、林润辉、王兴起：《用户参与对信息安全管理有效性的影响――多重中介方法》，《管理科学》2013年3期

[2]林元庆：《电子商务环境下客户信息安全问题研究》，《现代商贸工业》2016年4期

[3]王菲菲：《公民意识和网络舆论监督――兼论网络舆论监督影响力》，《新闻前哨》2010年1期

[4]章海宁：《关于网络通讯中信息安全的保障研究》，《电脑知识与技术》2016年13期

[5]葛磊：《电信诈骗罪立法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12年2期

[6]谢连觯骸兜缧耪┢的防控体系研究》，《法制与社会》2011年14期

【网友热议】

高霞：徐玉玉事件侧面凸显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还存在漏洞。该事件之所以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方面在于其准大学生的特殊身份，另一方面则是作为贫困家庭，其生命的陨落，引起广泛的同情。希望悲剧不再重演，所有与之相关的部门能够从这一事件中看到切实的社会管理、公民教育、福利供给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综合措施，不断加以完善。

李欢：电信诈骗、骚扰、推销是信息时代的切肤之痛，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只是有的人警惕性强，置之不理，而有的人因为疏忽，上当受骗。徐玉玉事件，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信息安全，越来越多的网民通过社交平台痛陈遭遇，要求彻查电信诈骗，肃清通讯环境，这对于信息安全相关措施、政策法规的出台是一个很大的触动。

杨虹磊：电话诈骗案发生后，一些专家总是提醒人们要提高警惕，注意防范。诚然，个人防范固然重要，但如果本可以从源头上就堵住电信诈骗，问题就能从根源上得到解决。因此，单纯的呼吁人们提高警惕来应付日益多变的各类诈骗，这无疑是社会的一种悲哀，也会进一步稀释社会信任度。所以，面对屡禁不绝，越来越猖獗的电话诈骗案，需要制定法律，来进行更细致的指导和规约。

李克伟：如果说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提高人们警惕心和识骗防骗能力，形成长效机制，可让电话骚扰、电信诈骗无机可乘，那杜绝提供平台载体，斩断依附于电信平台的各种灰色“利益链条”，避免电话骚扰诈骗恣意横行，更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唯有建章立制，依法确立电信企业兜底责任，对电话骚扰诈骗造成的消费者损害，进行违约赔偿或者连带责任先行赔付，甚至依法进行刑事追责，才能真正起到震慑促动效应，倒逼电信企业提升自律、服务和质量意识，堵住电信运营管理“漏洞”，进而有效防范电信骚扰诈骗愈演愈烈，有效保障人们的正常通讯权利，维护好健康安全有序的通信消费环境。

景纯：徐玉玉事件虽然是发生在山东省，但是湖北的媒体也应该紧跟热点，结合本地实际，采访本地受骗者案例，再找专家给予指导，或者通过深度报道做调查和对策，或者通过微信、微博、专版等形式介绍防骗知识。纸媒可以宣传一些网络安全典型，做防骗知识小贴士等；网媒可以通过访谈、漫画、动画、H5等形式提醒大众提高安全意识。如果可行的话，也可以开发防骗APP。

李琛：媒体在整治电信诈骗方面也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议程设置方面。从徐玉玉事件的报道脉络来看，最初由沂蒙晚报网，后经澎湃新闻、南方都市报等主流媒体持续追查、跟踪报道，将电信诈骗产业链、信息贩卖多方关系呈现给读者，分析愈深入，关联方愈多，话题热度持续，且向多维度多层次扩展。这样，一个个案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广泛影响，也提醒了更多的人关注信息安全。因此，媒体在做关乎民生的报道时，要在议程设置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