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诈骗表态发言材料范文

反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1

【英文摘要】Insurancefraudthreatenshealthydevelopmentofinsuranceindustryseriously.Tocrackainsurancefraudcase，thefollowingpointsshouldbegrasped:registerofreportingacaseshouldbemadeindetail;thesceneofaccidentshouldbesearchedseriously;thedocumentshouldbeexaminedstrictly;theprocessofinsuringandclaimingforcompensationshouldbeanalyzed;technicalauthenticationisalsoneeded

【关键词】保险诈骗；侦查

【英文关键词】insurancefraud;investigation

【正文】

当前，随着保险业务的不断拓展，保险诈骗犯罪愈演愈烈，成为危害保险业健康发展的毒瘤。“入世”以后，我国保险市场将逐步开放，保险业面临的风险也将增大，保险诈骗犯罪将对保险业构成更加严重的威胁。对此，急需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加以遏制。加强保险诈骗案件的侦查，严厉打击保险诈骗犯罪，是公安工作服务于保险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方面。笔者在此对保险诈骗案件的侦查方略作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做好报案登记与谈话，详细了解发案经过

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一般会通过各种方式向保险人报案。有的案件，如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伤亡的案件，投保人、受益人在向保险人报案的同时，还会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保险人接到报案后认为其中有诈，再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登记与谈话认真、细致与否直接关系到侦查工作的成败。在这一阶段，由于案发不久，即使行为人有意诈骗，也不可避免地会留有漏洞，而来不及弥补。而对于出险真正原因、经过可在日后通过有关部门的调查、鉴定加以证明。因此，报案时陈述的案情可能与事后的调查结果或鉴定结论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对于识破保险诈骗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有可能为侦查人员查明保险诈骗事实提供线索。所以报案登记、报案时所作的登记与谈话记录，对于侦查工作至关重要，如果不能及时收集证据，固定出险经过，不仅无法全面掌握案情，而且会使骗赔者有了任意改变陈述的机会，使以后的侦查工作陷于被动，甚至导致骗赔得逞。

二、认真勘查出险现场

出险现场是证据的可靠来源地，勘查现场是收集证据、识别诈骗的重要途径。现场勘查的任务，一是查明事故的原因及有情况；二是收集、记录、固定现场的有关证据。对于具有保险诈骗嫌疑的保险事故现场应重点勘查。正常的出险现场与当事人陈述的出险经过相吻合，而且痕迹物证的分布排列也符合客观规律。而骗赔案件，不仅出险情节反常，而且现场布设离奇，并且常有顾此失彼的破绽。[1]如某杀人骗赔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初某以自己为受益人，为其母亲投保意外伤害险，随后趁其母亲熟睡时，将她放火烧死。向保险公司报案索赔时，初某称因为前一天烧热水渍酸菜，炕烧得很热，才导致被褥被烤着，其母亲被烧死。经仔细勘查，发现炕头位置的地板革表面被烧焦，但背面却无过火痕迹，说明火不是自下而上燃烧起来的，因炕热失火的理由并不充分。另外，从屋内被烧烤的程度看，瞬间火势很强，好象是汽油酒精等易燃物突然爆燃所致。对此，初某不能自圆其说。经侦查，证实了其杀人骗赔的犯罪事实。[2]

三、严格审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和卷宗

在保险诈骗案件侦查中，对有关证明文件的审查是重要环节之一。受益人提供的证明文件因险种不同而各不相同，无论何种证明文件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一）审查证明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审查中须注意证明文件的内容与报案时提供的情况有无矛盾；证明文件的各项内容之间有无矛盾；各种证明文件之间有无矛盾。如对医疗保险索赔证明文件的审查主要看用药处方及其治疗药物是否符合病（伤）情诊断，如果符合病（伤）情诊断，则要进一步审查所用的药物是否超过正常用药量、药品价格是否符合规定等有关事项。此外，还应结合案情，对诊断书和病历作全面分析，必要时可对伤病的部位进行复查。

（二）审查证明文件有无伪造、变造迹象。在审查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关单证各联的编号是否连续；二是证明有无涂改；三是证明文件上的印鉴是否清晰。

如美籍华人张某在美国某保险公司为自己及全家投保了意外伤害险，随后其受益人谎称张某及全家在中国遭遇车祸身亡，向保险公司索赔并提供了相关证明文件。美保险公司委托中国一商业调查机构对此案进行调查。调查人员在审查证明文件时发现以下几点疑点：1、“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所用印鉴为“XX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在印鉴中，将“交通警察”缩写，违反常规。2、“死亡报告单”中所用印鉴中心为红“十”字，而不是红“五角星”，这在中国，同样是不可能有的。3、“火化证明”中的字迹比较模糊，并有涂改痕迹，这也非常可疑。后经深入调查，真相大白：1、“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及印鉴系伪造，经证实该交通大队并未处理过这样的交通事故。2、“死亡报告单”及印鉴系伪造件，经核实该医院根本没有治疗过因车祸而送来抢救的一家三口，另外医院的公章中间是“红五角星”而不是“红十字架”。3、“火化证明”是用他人证明的复印件篡改而成。至此，投保人张某及受益人的保险诈骗事实被彻底揭露。[3]

（三）审查理赔卷宗，发现内外勾结骗赔线索。保险诈骗案件除了不法分子刻意而为，还有相当数量的案件是保险公司内部人员内外勾结作案。这类诈骗案件通常是在诈骗得逞之后通过复查才会被发现。全面审查理赔卷宗，是发现这类案件的重要方法。[4]涉嫌骗赔的理赔卷宗有下列特点：一是重要情节模糊不清。如出险、报案、勘查的确切时间不明；出险的具体地点和详细经过不明；不登记出险损失的细目情况等。二是卷内材料矛盾和漏洞较多。如出险情节不合逻辑；材料内容自相矛盾。三是证明文件明显虚假。如应由多部门、多人完成的文件却只有一人笔迹；材料制作不规范，数量不配套；印鉴模糊等。

四、研究投保、索赔经过，发现骗赔征象

骗赔征象，是指保险诈骗犯罪在初期所暴露出的疑点。在保险诈骗案件中，尽管行为人采用各种手段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但仍会暴露出蛛丝马迹，只要抓住疑点，认真核查，多数保险诈骗犯罪是能够揭露的。

（一）主动投保

即投保人主动到保险公司或找保险人投保，或详细了解索赔事项及要求。目前，一般人的风险意识还不强，对保险了解不多，绝大多数投保人在保险人反复动员下才决定投保（当然确实有一部分投保人文化素质、经济地位较高，具有风险意识而主动投保），但意图实施诈骗的人则往往主动上门投保。因此，虽然主动投保的不一定都有道德风险，但具有道德危险的保单往往是主动投保的。

（二）超额投保

对于财产保险而言，超额投保是指投保人所投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投保人夸大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或将别人的财产冒充自己的财产投保，并提供虚拟的证明文件，一旦发生保险事故，即可获取高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赔偿。对于人身保险而言，超额保险是指所投保险保费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衡量是否为超额投保，是以投保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为标准的。如果投保人的收入较高，其投保的高额保险也不一定是超额保险，而是正常的投保。也有些超额投保是未考虑周密，只想到要有保障，但没想到自己的经济能力。但无论怎样，超额投保是值得引起重视的，因为保险诈骗也大多表现为超额投保。

（三）高额保险

即保险金额畸高。高额保险中未超过投保人的经济承受能力的部分，道德风险相对较小；而超过其经济承受力的超额保险，则蕴藏着较高的道德风险。

（四）集中购买

即在多个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保险利益的保险标的中，在较短的时间内只为其中的一个购买了高额保险，表现出保险标的集中、投保时间集中、投保金额较高的特征。集中购买的保险，通常蕴藏较高的道德风险。

（五）分散投保

即为了避免保险金额超过保险公司核保调查的标准，分别在多家保险公司投保中小额保险，从而获得高额保险。

（六）重复投保

即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二个或二个以上保险人投保。重复投保虽不为《保险法》所禁止，但须将重复投保的有关情况通知各保险人，且保险事故发生后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如果投保人违反上述规定，不将重复投保情况通知保险人，则有欺诈之嫌。

（七）隐瞒情况

即对于保险人承保决定有重大影响的保险标的的实际情况。如投保人身保险，当保险公司提出体检要求时，起先是坚决反对，百般阻拦，当阻拦不成时，又可能转而欺骗被保险人接受体检，或者找替身接受体检。

（八）保险利益可疑

人身保险中，投保人为表亲、干妈、干女儿、未婚妻（夫）等非直系亲属投保，而且保险金额较高；抚养者、赡养者为被抚养者、赡养者投保高额保险，且投保人与受益人为同一人，而被保险人并不知情。

（九）投保人有酗酒、吸毒、赌博等恶习或有诈骗等前科

这类人具有实施保险诈骗的可能性。

（十）增加保险金额

投保时属于正常投保，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投保人要求增加保险金额，变更后的保单如果出现集中、超额、高额的特点，则要特别注意是否存在诈骗的可能。

（十一）变更受益人

人身保险在保险期间变更受益人的情况下，要注意受益人与被保险人的关系，看是否存在道德风险，被保险人同意书是否有疑点。

（十二）保险单质押

在保险期间，受益人将保险单质押，也可能导致道德风险。《保险法》第55条明确规定，依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或质押。

（十三）索赔时表现可疑

保险诈骗案件侦查中，如果发现受益人在索赔时出现以下反常表现，应进行进一步查明原因：

一是索赔要求异常迫切。有的受益人经常打电话，并威胁要向有关部门投诉或请律师催办。

二是保险事故的发生存在疑点。如事故原因、性质不明；事故发生日期距离索赔日期较远；事故发生日期距离投保日期较近或距保险合同终止日期较近。

三是索赔前表现反常。索赔前不久向保险公司查询保单是否有效；索赔前不久向保险公司咨询索赔事宜；索赔前不久变更受益人。

四是索赔时对出险经过的陈述自相矛盾。

五、围绕案件关键问题进行技术鉴定

保险诈骗案件中涉及到的技术问题较多。通过技术鉴定，能够有力地揭露作案人实施的诈骗行为。在查明发案经过，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针对案件的不同特点，可采用多种技术手段对案件中涉及的专门问题进行技术鉴定，以揭露假象。常用的鉴定有有痕迹鉴定、笔迹鉴定、法医鉴定。通过痕迹鉴定，根据遗留痕迹的数量、方向、形态、距离、角度可推断形成痕迹的工具种类和痕迹形成原因；通过笔迹鉴定，可以查明证明文件是否原始书证，字迹是谁所写，内容有无添加、涂改和伪造，印章是否为私刻；通过法医学鉴定，可以确认病（伤）情是否存在，是否自伤等。

在侦查中，如果发现受益人、投保人、被保险人涉嫌保险诈骗，而因无确凿证据，其拒不承认实施诈骗的情况下，可委托司法机关对其进行“测谎”，以判断其是否实施了诈骗。如河南某市郭某于1997年11月30日在当地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为他身患重病的儿子投保了99鸿福终身保险。2000年8月，其子猝死。保险公司在调查中发现其为儿子带病投保，但郭某拒绝承认。保险公司即通过当地司法机关用“测谎仪”对郭某进行测试，结果表明郭某在儿子投保前是否生病的问题上说了谎。郭某被迫承认了诈骗事实。

六、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案件线索

保险诈骗犯罪的知情面较窄，广泛开辟线索来源显得尤其必要。实践中，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发现犯罪线索：

（一）与保险公司联合设立举报电话，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布，利用合理的物质奖励，鼓励知情人提供保险诈骗线索。

（二）根据特定案件侦查的需要，物建犯罪嫌疑人的关系人作为耳目收集线索。需要注意的是，所物色关系人应具备知情条件，并且愿意为公安机关收集线索。如有必要，应给予关系人一定的物质鼓励。

（三）与有关单位建立固定联系。根据保险诈骗案件侦查的需要，加强与医院、药店、检察机关、法院等单位的联系，从中获取可资利用的线索。

（四）广泛走访有关知情人员。走访的范围：一是通过事故现场周围群众，了解事故发生的详细经过及反常现象；二是通过当事人的工作单位，了解当事人的经济状况、经营状况、平常表现等；三是通过与事故有不同利益关系的其他人，收集他们对事故的看法及其依据。

七、加强与保险公司的联系，主动挖掘保险诈骗线索

对于保险诈骗而言，惩治是一种最好的防范。因为通过惩治不仅剥夺了违法犯罪分子再次实施保险诈骗的能力，而且对于潜在的违法犯罪分子能够起到震慑作用，使其不敢轻易“越雷池一步”。目前，一些保险企业对于惩治保险诈骗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担心司法机关介入会影响企业形象，吓跑客户，减少自己的市场份额，因而对保险诈骗一味姑息，仅拒赔了事，而不向公安机关报案。这种做法实际上纵容了违法犯罪分子，助长其侥幸心理，使其变本加厉地进行保险诈骗。从长远来看，还将导致保险市场环境恶化，进而损害保险业自身的利益。因此，公安机关应加强与保险公司的联系，主动挖掘保险诈骗线索，严厉打击保险诈骗犯罪。具体而言，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动员保险公司在发现保险诈骗线索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应向其宣传相关法律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第48条，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2．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标准是公安机关的立案标准，但不是报案的标准。对于未达到上述标准的，也应向公安机关报案，由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行政处理。另外，对于在实施保险诈骗过程中被及时发现，未能得逞的不法分子，也应报告公安机关。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保险诈骗未遂能否按犯罪处理问题的答复》，已经着手实施保险诈骗行为，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获得保险赔偿的，是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只要发现保险诈骗行为，无论是否骗取保险金，都应报告公安机关。二是向保险公司调取有关证据材料。在接到保险公司报案时，应让其将掌握的有关证据材料提供给公安机关，以便对对案件性质做出判断，并开展进一步的调查。三是布置保险公司配合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应交代保险理赔人员，在报案前设法稳住涉嫌诈骗的行为人，以免其逃跑、毁证；在侦查阶段，应充分利用保险从业人员专业知识丰富及对当事人情况熟悉的优势，由其帮助调查取证，向咨询保险业务及相关法律问题。四是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联系，共同防范和打击保险诈骗。如有些地方保险企业与当地公安机关联合成立了“防诈骗侦破小组”，联合调查有疑点的理赔案件，查处骗赔案件，有力地打击了骗赔违法犯罪，维护了保险企业的合法权益。[5]这一做法值得在实践中推广。

【注释】

[1]李玉泉．保险欺诈及其法律对策[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55．

[2]中国保险网：故意纵火烧死生母骗取保险金案[EB/OL]．/juan/newslist.asp？id=14950，2000-09-05．

[3]中国保险网：境外出险理赔调查的最佳途径/juan/newslist.asp？id=23483，2001-03-19．

[4]庄洪胜、刘志新．保险欺诈骗赔特征与对策[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167．

反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2

阅读下面材料，根据要求作文

一位同学要参加一个演讲比赛，主题是“手机与我们”，要求谈谈对手机及其相关产品、相关现象的看法和思考，为了准备得更充分，他搜集了一些热点素材，总结了一些思考角度，概括起来有：朋友圈、移动支付、碎片阅读、低头族、直播、电信诈骗、手机游戏、自媒体

假如你是这位同学，请你从中选两三个关键词组织这篇演讲辞，来呈现你对手机的看法和思考，帮助青少年更深入地认识手机及相关现象。

要求选好关键词，使之形成有机的关联；选好角度，明确文体，自拟题目；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少于800字。

【文题解析】：

这是一个有明确写作任务的新材料作文题型。首先，我们要审题。包括审材料和审任务。通过划分材料层次，概括提炼，我们得出以下信息。作文的写作语境是演讲赛。主题是“手机与我们”，本质上是物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物的属性、功能与人的追求之间的关系。

写作内容是谈谈对手机及其相关产品、相关现象的看法和思考：

思考角度，也就是作文的角度，它有8个关键词，即朋友圈，移动支付，碎片阅读，低头族，直播，电信诈骗，游戏和自媒体。

文体是演讲辞。写作时要有读者意识，要不断通过呼告、设问等手法，与听众呼应。有时，甚至需要对对立观点进行反驳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

写作对象是青少年。那就意味着，在写作过程中，可以和读者平等对话。

写作目的是帮助青少年更深入地认识手机及相关现象。

这些任务必须一一落实。因为任务型作文把完成任务的程度、好坏作为评价作文优劣的最主要的依据。

其次是立意。

也就是选取的关键词形成有机关联，完成思维驱动。

第一步，我们要明白8个关键词的含义：

朋友圈，是人们通过手机进行社交的平台，现代人非常爱在朋友圈展示生活现状，转发分享文章，要求点赞，进行评论等；有些时候，在朋友圈的交流多于现实的交流、沟通。

移动支付也称为手机支付，是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一，带上一个手机，基本就可以应付衣食住行的各种需求，非常便捷。

碎片阅读，就是指通过手机短信、电子书、网络等进行的不完整的、断断续续的阅读模式。每天从手机上，我们能接触到海量信息，似乎一切信息、知识唾手可得，阅读显得如此轻松、容易。碎片阅读既有好处也有危害。

低头族，也叫拇指族，形容那些只顾低头看手机的人，有人笑称56民族都变成了一个民族——低头族。据统计手机每天占用中国人人均72分钟。

电信诈骗，是指犯罪分子通过手机、网络和短信方式，编造虚假信息，设置骗局，对受害人实施远程、非接触式诈骗，诱使受害人给犯罪分子打款或转账的犯罪行为。如今，手机诈骗盛行，新的诈骗形式层出不穷，中大奖、法院传票也考验着人们的情商、智商。

手机游戏很多，比如王者荣耀等就非常火爆，如何合理控制，引导人们对游戏的态度和行为是社会热点。

明确了各关键词的深刻含义之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积累组合立意了！

比如，选手机诈骗和游戏，可以谈手机的利与弊；

选朋友圈、低头族，可以谈人们与现实的隔膜;

选直播、自媒体，可以谈创业、创新和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选碎片化阅读和游戏，可以谈人们对手机的过度沉溺和依赖；

选移动支付、自媒体，可以谈创新等等。

【佳作赏析】：手机，让生活更美好！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手机，让生活更美好！》。

有人说，自从有了手机，就有了低头族，它使人际关系更隔膜；

也有人说，自从有了手机，就有了手游，让万千儿童沉溺其中；

更有人说，自从有了手机，就有了手机诈骗，让万千家庭妻离子散。

我却认为，手机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让生活更美好。

手机只是一个工具，它是一把双刃剑，是利是弊，关键取决于使用它的人类。下面我只从“自媒体”和“直播”两个角度谈一下我的看法与思考。

自媒体不仅让我们更便捷地获取个性化信息，而且还可以让我们分享信息获取价值。

自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是伴随手机出现的一种新的媒体传播方式，又称"公民媒体"或"个人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媒体传播者。人们不仅可以在自媒体上获取信息，还可以通过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赚取受益。

在纸质媒介时代，书刊报纸发行速度慢，而且价格不菲，一般公民获取信息非常滞后。后来，到了电脑端时代，人们可以通过腾讯、新浪等门户网站获取海量信息，但由于信息量极大，人们获取个性化信息选择起来还是比较困难，况且，通过电脑阅读信息还会有时间空间的限制。

智能手机的普及使自媒体空前繁荣，人们仅仅通过一部手机，随时随地就可以获得最新的资讯以及有用的信息，而且是智能推荐，也就是说，你需要什么样的专业知识或者生活常识，平台就会给你推荐什么样的知识，更重要的，人人都可以成成信息的传播者和知识的创造者。

同学们，你们知道目前比较火爆的自媒体平台有哪些吗？你们在自媒体上分享过知识吗？我想，大家应该都在今日头条上刷过信息，都在简书上写过青春洋溢的文字，都在抖音上秀过舞蹈。因为，自媒体都成为了现代人的标配，仅仅是今日头条的注册用户就有10亿。

自媒体改变着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也改变着一些人的创业方式。信息创造价值，自媒体让生活更美好！

人们对个性化信息和表达欲望的渴求催生了自媒体，同时，也催生了网络直播。

直播比电脑、摄影设备更容易携带，技术准入门槛更低，能把节目制作和播出同时进行，非常快捷，使得传播效率极大提高。有了网络直播，人人都可以是主播；有了网络直播，人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有了网络直播，人人都能创造价值。

同学们，你们看过直播吗？你做过直播吗？如果做过，请坚持；如果没做过，请先看一看。

网络直播内容真是五花八门。有农村生活原生态，有直播吃东西，直播跳舞、画画，直播答题分奖金狂潮等等。我们可以通过观看直播获取知识，我们也可以通过直播张扬个性，我们也可以通过直播分享知识创造价值。

不可否认，自媒体、直播，这些与手机相关的产品，在丰富我们生活内容、创造价值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某些内容生产者，为了获取流量、赚取收益，在自媒体上“洗稿”，甚至抄袭搬运，利用直播传播俗文化等等。但是，瑕不掩瑜，这些问题只是新事物产生的过程中的一点点不足。我相信，随着公民素质的提高，以及网络监管部的重视，这些都会解决。

同学们，信息创造价值！手机让生活更美好！

无论是自媒体，还是网络直播，都是科技发展的产物，都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至于，那些瑕疵，随着人们核心价值观的增强，都会得到很好地解决！

谢谢大家的倾听！

我的演讲完毕！

【点评】：

反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3

保险诈骗罪的成因有社会环境和诈骗心理的原因，也有保险业管理制度的原因，同时，环境的相对不完善也是保险诈骗罪的成因之一。本文认为：现行《刑法》的规定，已经不能实现对这种状况的有效规制。同时提出如下立法建议，保险诈骗罪的目的性要件即“以非法占有保险赔偿金为目的”应在刑法中加以明文规定；对保险诈骗犯罪的行为特征应规定灵活条款；对保险诈骗犯罪应重视罚金刑的适用。

防范保险欺诈的关键在于社会舆论正确导向；社会有关方面协作预防；保险行业之间加强联系与合作以及提高保险从业人员的素质，保险机构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查勘理赔流程以及建立完善保险诈骗罪的司法制度等。

关键词：保险欺诈；保险诈骗罪；犯罪构成；犯罪防范；立法完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迅速发展，对稳定经营、保障经济发展、安定人民生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保险事业的发展，保险欺诈行为也凸显出来，并且成为当前保险业最大威胁之一。

一、保险诈骗犯罪的法律特征及犯罪构成

所谓保险欺诈，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以虚构保险标的，编造保险事故或保险事故发生原因，夸大损失程度，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等手段，致使保险人陷于错误认识而向其支付保险金的行为。

同传统的经济诈骗相比，保险诈骗罪有其显著的法律特征：

1、 犯罪主体多元化。

保险诈骗不仅涉及人，而且涉及法人（单位）。从当前的司法实践看，一些特大保险诈骗案往往由法人（单位）实施或参与实施。

2、 社会危害的多重性。

保险诈骗不仅侵犯了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和整个社会的财产，破坏了国家的秩序，而且对他人的人身安全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如在人身保险中，有的投保人、受益人为了谋取巨额保险金而不惜铤而走险，故意杀害被保险人。

3、诈骗数额巨大。

与其他民事欺诈不同，保险领域内的诈骗往往以巨额保险金为行为指向。这在团伙作案、集团作案、跨国作案、法人（单位）作案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而其危害性更为严重。

4、具有极强的隐蔽性。

保险诈骗打着合法保险合同的幌子而制造假象，从中骗取赔偿金；保险人的经营对象遍及整个社会，难以对每个投保人都十分注意，保险诈骗在制造违法事件的时间上有选择性，只要在合同有效期内，随时都可以进行，所以它有极强的隐蔽性。

5、犯罪黑数较高。

所谓犯罪黑数，指客观存在的犯罪活动中，没有被揭露或没有受到司法机关查处的比数。在所有诈骗行为中，保险诈骗犯罪的黑数是最高的。究其原因，除了本身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在短时间内难以受到司法机关的追究外，主要是许多人并不认为欺诈是一种严重的犯罪。一些人认为欺诈保险公司只是一种“公众游戏”，似乎是可以原谅的。而在保险欺诈者看来，这只是一种“扯平帐务”的方式。

根据我国新刑法的规定，保险诈骗罪的构成必须同时具备如下要件：

第一，保险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保险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和国家的金融秩序。首先，保险欺诈侵犯了我国的保险制度，这是本罪区别于一般诈骗罪和其他金融诈骗罪的本质所在。国家设立保险制度，创办保险事业，目的在于消解危险，为工商业和社会大众提供安全保障。行为人实行保险欺诈，骗取保险金，其行为直接侵犯了这种保险制度。其次，保险诈骗破坏了国家的金融秩序。我国保险公司的保险资金是银行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保险诈骗必然会扰乱和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

第二，保险诈骗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一般只能由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构成。根据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第三，保险诈骗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违反保险法规，采取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制造保险事故等，骗取较大数额保险金的行为。据此，保险诈骗罪具有三方面的特征：（1）已实施了保险诈骗行为。（2）保险人受蒙蔽而进行理赔。保险诈骗是结果犯，即保险诈骗罪既遂，不仅实施了诈骗行为，而且必须使保险人受骗进行了赔付。（3）骗取数额较大的保险金。

第四，保险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必须是故意，并具有非法占有保险金之目的，过失不构成本罪。保险诈骗的故意既可以是事前故意即产生在投保之前，也可以是事后故意即产生于投保之后。

二、保险诈骗的成因

1、从社会环境和诈骗心理

社会公众对保险业的认识的局限性，造成比较多的是从个人的投资回报和利益角度来看待保险，因而，不少人的保险意识有偏差，认为投保得不到赔偿就是“吃亏”，应当说这是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实施诈骗的内心起因之一。

2、从保险业管理现状分析

保险人自身制度不严、有章不循，是造成保险诈骗案件屡屡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一是承保核保把关不严。重业务开拓，轻制度管理;重数量扩张，轻质量效益，是近年来保险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倾向性。二是现场查勘不到位:许多案件特别是车险案的第一现场到达率低，现场查勘、调查不及时，第一手资料匮乏，容易使诈骗者在事件性质、受损程度、证据等方面做手脚、钻空子;三是一些保险人员素质不高，责任心不强，法制观念淡薄。工作粗枝大叶，敷衍了事，不按章办事，对一些本该识破的骗局未能及时发现。有的甚至与诈骗者内外勾结，共同诈骗。

3、从法律实施的环境分析

激烈的同业竞争和社会法律环境不完善，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保险诈骗之风的蔓延。《保险法》与新《刑法》出台之前，对保险诈骗行为的法律性质没有明确界定，在实际工作中遇到此类情况，保险人也只是追回被骗款了事，很少对诈骗者依法诉讼。

三、认定保险诈骗罪应当注意的问题

认定保险诈骗罪，总的标准是其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同时，在本罪的司法裁量中，以下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1、保险诈骗罪与非罪行为的区别。

根据刑法典第一百九十八条的规定，诈骗保险金，数额较大的，才构成保险诈骗罪。由此可见，保险诈骗罪与非罪行为区别的关键在于骗取保险金的数额是否达到了较大。对于骗取数额较小的保险金，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可用一般的违反保险法的规定处理。

2、保险诈骗罪与一般诈骗罪的区别。

保险诈骗与一般诈骗有着共同点：在客观方面，两者的犯罪手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主观方面，都有诈骗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主体不同：保险诈骗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后者则为一般主体，即任何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可构成。除此之外，两者在犯罪客体方面亦有所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保险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和国家金融秩序；后者侵犯的是简单客体，仅为公私财产所有权。

3、保险诈骗罪中的一罪与数罪的问题。

由于保险诈骗可能是采用恶性制造保险事故的手段来进行的，因而故意人为地制造保险事故往往不仅构成保险诈骗罪，而且还会触犯刑法典的其他条文，构成其他犯罪。根据刑法典第一百九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为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或者是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例如，行为人为骗取保险金而故意制造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如纵火、损毁等，可能还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或侵犯财产罪中的一罪或数罪；或者行为人为骗取保险金而故意致人死亡、伤残或疾病的，可能同时构成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虐待或遗弃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正是考虑到上述保险欺诈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新刑法对这些犯罪分子实行数罪并罚予以严惩。

四、保险诈骗犯罪的防范

追究保险欺诈的法律责任是一种对保险违法行为的事后处理，而保险欺诈的对策，则是一种事前的防范，两者的相辅相成，不可偏废。保险欺诈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社会原因，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原因，也有保险人自己的原因。因此，保险作骗犯罪的预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社会的有关方面提高认识，密切配合，切实采取有力措施，堵塞漏洞，消除各种诱发犯罪因素，抑制诈骗案件的发生，把发案率降到最低点。

（一）宏观防范

宏观防范是覆盖面广，针对犯罪现象的全面性防范。其主体相当广泛，包括国家和各类社会权威性机关，主要举措有减少和抑制犯罪诱发因素，落实罪犯改造及回归社会工作等。具体而言，这些宏观层面的工作主要有：

1、保险诈骗对社会造成严重危害，不能再将欺诈作为一种微小的失常而忽视。

社会对欺诈者的正确看法，即正确的社会舆论导向对遏制欺诈是很有效的。应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变人们的观念上，以使保单持有者在头脑中形成一个固定的思维方式，即保险欺诈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行为。然而，这样一项工作是任何一家保险公司无法单独承担的，需要保险公司之间更多的交流与合作。此外，无论是保险界还是司法界，对保险诈骗的严重性、危害性都应给予充分的重视。

2、保险界、司法界、新闻界等要加强彼此之间的相互协作，协助保险界搞好预防。

首先，国家的公安、检察、审判机关应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认真查处各类保险诈骗案件，严格执法，坚决打击犯罪分子。在办理各类保险诈骗案件中，应及时将保险诈骗的状况、动态以及预防保险诈骗的经验教训以各类司法建议书的形式通知保险机构，以便其及时调整和改进防范措施。各类出险的损失证明机关（包括公证机关）在证明过程中，应认真调查研究，严格审查，力求证明事项客观、真实、准确、合法，避免因证明失实而导致保险机构被骗。其次，新闻界可以有选择地把一些典型的保险诈骗案的破获及其判决结果予以报道。这不仅是一种有说服力的教育，而且还会对一些潜在的犯罪人产生震慑作用。

3、另一个加强反欺诈斗争力度的武器是利用新技术、共享各种信息。

在保险欺诈案中，威胁最大的是那些欺诈惯犯，他们往往一次得手后，会连续不断地进行欺诈活动，而且其欺诈行为都经过精心策划，手段狡猾、隐蔽，不易被发现。但这类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及欺诈手段都十分相似，只是欺诈的保险人不同而已。由于以前各保险人之间缺乏联系，一个保险人掌握的保险欺诈人和欺诈行为特征的信息不能被其他保险人广泛知悉，致使这类欺诈行为屡次得手。因此，建立一个反保险欺诈中心，收集有关信息，使保险人共享该类信息，加强保险人之间的联系与协作，使之能够及时发现以相似手段进行的保险欺诈，将有效地防范保险欺诈的发生，降低欺诈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爱尔兰、挪威、英国和美国等都有这样的组织，并且运作得相当成功。，我国还未成立该类专门组织。这种有组织地同保险诈骗作斗争的运作模式，值得成长中的商业保险业和借鉴。

（二）微观防范。

微观防范是人们针对犯罪行为的具体防范，其主体是保险单位和从业人员。保险诈骗的微观防范，笔者认为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1、严格贯彻执行《保险法》及其他中的有关规定。

我国现行的保险立法中，对保险欺诈已有不少具体规定，它们是预防保险欺诈的重要武器。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首先必须认真学习《保险法》及有关法律，领会其精神实质，正确掌握各项法律规定，并积极向各界，尤其是要向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宣传，使他们自觉地防止各种保险欺诈行为的发生。其次，当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实施保险欺诈行为，损害了保险人的利益时，保险人应该理直气壮地依据有关保险法律的规定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并积极向有关部门揭发、检举，要求对欺诈者予以行政或刑事处罚。

2、加强风险评估，提高承保质量。

从许多欺诈案件中都可以看出，承保过程中的失误和疏漏往往为保险欺诈打开了方便之门，甚至会成为导致欺诈行为发生的诱因之一。加强承保环节可以杜绝一部分欺诈行为的发生，使一些有欺诈企图的人望而却步，打消不法念头，从而消除一部分欺诈隐患。所以，保险人承保时的危险勘查及风险评估是绝对必要的。保险人在风险勘查及评估过程中获得的资料对保单的具体设计及厘订保险费率具有重要意义。保险人在制定保险条款时，必须用词准确、规范，对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必须明确具体。目前我国的许多保险条款均没有明确列明保险欺诈是除外责任，仅仅是在除外责任中笼统地规定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显然这样的规定并没有包含保险欺诈的全部。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防止保险欺诈行为的发生，在保险条款的除外责任中应列明欺诈责任。

3、建立的理赔规程，提高理赔人员的素质。

欺诈人进行保险欺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骗取保险公司的保险赔偿金，因而保险公司的理赔工作就成为识破保险欺诈行为，阻止保险欺诈结果发生的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因此，保险业必须做到以下几点：（1）承保和理赔相分离，建立专门的高水平的理赔队伍。保险是一门融法律、医学、管、心理学、公共关系学等于一身的综合学科，从事保险行业需要具有各类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保险公司应加强对员工的业务培训，提高理赔人员的素质，增强员工的辩别能力。（2）建立健全核赔机制。无论保险诈骗的手段多么狡猾，但最后一关都必须经过保险理赔人员的确认。如果保险理赔的承办人员把好这最后一关，则诈骗罪犯的阴谋绝不会得逞。建立健全核赔机制，要求切实加强事故调查、证明材料的审核机制，严防假赔案、骗赔案的发生。具体而言，首先，要建立事故调查、材料审核经办人责任制，以增强经办人员的责任心；其次，要建立查勘定损与理赔经办人岗位分离制，杜绝“一人包办到底”的现象；再次，要建立对查勘定损和理赔工作的集中后续监督制度；最后，应建立错赔、被骗赔责任追究制度，对造成错赔、骗赔的责任人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予以处罚，严防道德风险的发生。

五、保险诈骗罪立法完善的几点建议

1、应当明确规定“以非法占有保险金为目的”

保险诈骗行为人的手段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利用了一个形式上完全合法的保险合同，而且行为人本身就是合同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相勾结，故而极易与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合同纠纷相混淆，因此，考察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保险金的目的无疑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志。

综观世界各国家或地区的刑事立法关于保险诈骗犯罪构成的规定，多数国家或地区的刑法也明文规定了目的性要件为保险诈骗罪的必备要件。因此，为了终结上的不必要的争议，纠正实践中的不当偏差，应在刑法中明确规定主观目的性要件为宜。

2、对保险诈骗犯罪的行为特征应规定灵活条款

我国《刑法》第198条第（5）项对保险诈骗罪仅仅规定了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行为，而排除了被保险人自杀、自伤、自残以使受益人（在自伤、自残的情况下受益人也可能是其本人）获取保险金的情况。由于保险合同本身是一种射幸合同，保险人就是利用保险事故发生的不特定性来实现风险的转移与分担，故而后一种保险诈骗行为无疑极大地损害了保险机制的有效运作。这类行为在尚未实施保险诈骗之前不能认定其为犯罪预备行为，而且被保险人自杀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还可以获取保险赔偿金，这是世界各国的通例。另一方面，在被保险人自杀身亡的情况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还不能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实际上只是被保险人自伤、自残、自我感染疾病并以此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才可能构成保险诈骗罪。但在实践中保险人识破这种诈骗行为的比较少，犯罪暗数较高，即使识破了，也往往由于同情所使而不追究其刑事责任，其实这是不利于对保险诈骗犯罪的一般预防作用的发挥的。因此，将保险诈骗犯罪的行为类型加以立法上的灵活性规定，对于有效打击保险诈骗犯罪是十分必要的。

3、应重视罚金刑的适用

针对保险诈骗犯罪“以非法手段获取不义之财”的特殊原因，笔者认为在对保险诈骗犯罪人的刑罚处罚上应重视罚金刑的适用。首先，在市场体制日益完善的今天，社会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重义轻利观逐渐为义利并重的观念所替代，有时甚至出现了唯利主义的倾向。在保险诈骗分子重利、甚至唯利的情况下，罚金刑就具有了比一般自由刑更强的惩治与作用，真正触及罪犯的心理障碍区，彻底摧毁其“坐牢一阵子，幸福一辈子”的犯罪心理，可见对其适用罚金刑才是对症下药。其次，如果保险诈骗犯并未采取严重的暴力手段实施诈骗的话，对其适用人身自由刑还有可能导致其与其他犯罪人交叉感染，不仅使犯罪预防的效果落空，而且适得其反。再次，对保险诈骗犯适用罚金刑效果也十分明显，因为强制犯罪人交纳一定数额的金钱，不仅使其失去一定的物质享受的条件，而且对其产生强烈的刺激，使其感到犯罪无利可图，从而打消再犯罪的意图。而且，罚金刑虽然对于犯罪人来说无疑是一种经济损失，然而对于国家却是一种收益，因为罚金刑使国家在经济上之得足以抵销其被犯罪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上之失，构成一种“收支平衡”。总之，司法人员应当更新刑罚观，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这是我国刑罚手段走向民主化与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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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文兵　龙　晖：《论保险诈骗案的特点及其防范对策》

反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4

关键词:贷款诈骗;立法演变;司法认定

中图分类号:DF4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6-0191-02

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假理由或手段等骗取金融贷款的行为。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金融业务也日趋国际化、市场化,现有的法律法规在规范金融活动中体现出滞后的一面。一些犯罪分子为了牟取暴利,便纷纷将犯罪目标对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诈骗等金融犯罪活动日益猖厥。由于立法上的原因,司法实践部门对贷款诈骗罪的认定处理存有一定难度。为了提高司法适用水平,亟须加强深入研究。

一、贷款诈骗罪的立法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对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并予非法占有的行为,司法适用时均以普通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我国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虽仅对诈骗罪作了原则性规定,但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这部刑法典仍在打击诈骗犯罪活动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然而,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期,金融领域的犯罪犹如其他经济领域的犯罪一样,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就信贷业而言,有的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有的不具非法占有目的但在取得贷款的过程中使用了欺骗手段;有的持续取得贷款,用“后贷”还“前贷”,“拆东墙补西墙”,不断循环;有的取得贷款后拒不还贷;还有的明知资不抵债而买通贷款经办人员获取贷款等。对这些行为,司法实践部门有的以诈骗罪定罪处罚,有的以违反合同纠纷处理等,造成执法上的不确定性,给一些不法分子规避法律、钻法律漏洞或空子以可乘之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助长了这类犯罪的严重化。为维护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促使刑事执法的统一规范,及时、有效地遏制这类犯罪的滋生蔓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5年6月30 日颁布实施《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普通诈骗罪的罪状、罪种及其量刑原则等作了较大的修改、补充,并在第十条中专门规定了贷款诈骗罪。1997年《刑法》吸收了《决定》的立法精神,在《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明确规定了贷款诈骗罪的罪状和法定刑。

从立法演变的过程看,贷款诈骗罪是诈骗罪的提炼物,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实质是“骗”,以欺骗手段侵吞金融机构的贷款,立法机关也充分注意到此罪的这一本质特征,在界定此罪罪状时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此罪的五种客观表现形式,并考虑到此类犯罪的复杂性,采用概括形式规定第五种诈骗情形,即“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来拓宽《刑法》适用的涵盖面,有利于解决司法适用时遇到的“法无明文规定”等问题,加强对此类犯罪的惩罚。

二、贷款诈骗罪的司法认定处理

当前,司法实践部门在具体认定贷款诈骗罪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非法占有为目的之认定

对贷款诈骗罪,既要求客观上具备骗取贷款的行为,又要求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诈骗贷款之目的,两者不可或缺。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当前司法实践部门办理这类罪案的一个难点,也是贷款诈骗罪区别于借贷纠纷等罪与非罪界限的关键所在。在办理普通诈骗罪案过程中,如何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同样是一个“老大难”。一般地说,从民法理论上讲,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权能。非法占有是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对贷款的管领、控制和支配,这种占有是对金融机构贷款所有权的实质犯。因此,被认为从以下三个方面去把握:一是在发生到期不还的结果时,要看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履行能力不足的事实是否已经存在,行为人对此是否清楚。二是要看行为人获得贷款后,是否积极将贷款用于借贷合同所规定的用途。三是要看行为人在贷款到期后是否积极偿还。总之,要将上述因素综合起来考察,通过多方位客观行为全面考虑行为人主观心态,从而得出是否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就司法实践而言,对上述观点很难把握:一是无法确认是否积极还贷的情况下,资能抵债或者资不抵债,可否定罪?二是客观上采取骗贷行为,主观故意不明确,资不抵债或资能抵债的情况下,可否定罪?三是未按借款用途使用贷款,是否还要考虑资能抵债或资不抵债的情形?四是是否具有履行能力,能否直接影响定罪?五是如何界定“拒不偿还”和“无法偿还”?事实上,对上述问题,司法适用时有难度。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讨论通过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三款吸收了以往的司法经验,列举了六个方面的行为表现用来认定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只要具备其中一种行为即可构成。从国外的立法看,有的国家也规定只要具备法定的客观表现情形即可构罪。如德国现行刑法典第265b条规定,行为人只要提供了不正确的证明材料或者报告就构成此罪的既遂,不必具有造成他人错觉或者已经获得信贷的结果。同时,该刑法典第263条规定,上述未遂行为可以诈骗罪予以处罚。我国1997年《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列举的五种情形,我们认为,实际上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上述司法解释的经验,可以理解为只要具备《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列举的五种情形之一即构成贷款诈骗罪,而不应再去考虑其中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司法适用问题,不致于因认定上的分歧影响对此类犯罪的处罚。

(二)有真实担保的贷款行为能否构成贷款诈骗罪

司法实践中,常遇到一些有真实担保的借贷活动,因借款人无法偿还或者资不抵债,从而发生纠纷。如曹某向某银行贷款200万元,而提供了某公司的250万元的贷款担保合同。事实上,曹某当时已资不抵债,亏损达600余万元。 司法机关认为,此案因有真实担保而在处理上有难度。我国1997年《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了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或者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而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情形作为贷款诈骗罪的客观表现之一,而对有真实有效的担保的贷款行为,法律没有规定可以构成犯罪。对此,可以理解为不属于《刑法》调整的范畴,即使发生纠纷,也属借贷纠纷,由民法来调整。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一是担保人基于自身真实意思表示所作的担保行为,是否不受借款人即债务人要求担保人提供担保时有否隐瞒事实真象或者虚构事实的影响?二是担保法第三十条规定的担保人免责条款没有包括借款人单方采取欺诈等方式骗取担保的情形,如果此种情形发生,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如何确定?三是担保人受骗而提供担保,致使贷款行为得逞,借款人之行为侵害了哪种客体?能否定罪?定何罪?司法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当前贷款担保,其法定担保方式包括保证、抵押和质押三种。其中,虚假保证的主要形式有互相保证或连环保证、空头保证、名义担保及重复担保等。虚设抵押权或质权的形式主要有: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用债务人或第三人无处分权的财产抵押或设质,使抵押权或质权形同虚设;以范围不明的财产设定抵押或质押等。这是就虚假担保或重复担保而言的。我们认为,在善意取得担保且担保真实有效的情况下,行为人取得贷款不存在贷款诈骗问题。如果借款人与担保人恶意串通,在担保人资不抵债或一物多抵或一物多押的情况下仍提供担保,使借款人骗取贷款的目的得逞的,则构成贷款诈骗共犯。如果担保人被骗而为借款人提供担保,最终导致金融机构的贷款被骗,假如金融机构放贷时没有瑕疵,担保人则要按照民事法律承担连带责任,借款人即行为人不能因侵害结果的转嫁而逃脱贷款诈骗罪的罪责。因为行为人上述行为侵害的客体仍是金融机构对贷款的所有权以及金融机构的信贷信用。

(三)如何认定“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

对于认定“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司法人员有着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当然,具体认定时应当谨慎从事。我们认为,总的原则是,其他诈骗贷款的方法应当在性质和程度上与前四种诈骗方式类似、相当,并足以表明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下几种行为方式应当属于“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范围:

1.获得信用贷款之后,恶意地处分(如大肆挥霍)贷款,导致贷款到期不能偿还的。

2.获得担保贷款后,未经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意,擅自处分业已质押、抵押、担保的财产、有价证券等,导致到期贷款不能偿还的。

3.合法取得贷款后,因投资经营严重亏损等原因不能偿还贷款,携带部分贷款潜逃的。

4.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就贷款用途有特别约定,却将贷款用于其他高风险投资领域,导致贷款不能偿还的。

5.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就贷款用途没有特别约定,但没将贷款用于合法经营,却将贷款使用于走私、非法经营等犯罪活动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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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5

一、欺诈之含义

研究欺诈犯罪的原理，首先遇到的就是“欺诈”、“欺骗”、“诈骗”“诈欺”、“诈伪”这些词语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诈骗犯罪与诈欺犯罪、欺诈犯罪同义（注：参见王晨：《诈骗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说明”第2页和正文第1页。），有人把外国的诈骗罪译为欺诈罪或诈欺罪，（注：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6页；马克昌等主篇：《刑法学全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713页。），也有人把金融诈骗罪称为“金融诈欺犯罪”、“金融欺诈犯罪”等。（注：参见陈兴良：《金融诈欺的法理分析》，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3期；《“惩治与预防金融欺诈”研讨会观点综述》，载《政治与法律》1996年第2期；赵秉志：《中国金融欺诈犯罪的特征及其法律惩治》，1998年北京预防和控制金融欺诈国际研讨会论文。）这种词语使用上的混乱，无益于刑法概念的严密化，无益于理论思维的清晰化。英国学者哈特引导我们以分析语言的要素、结构，考察词语、概念的语源和语境，来确认、选择或者给定语义，而不是直接采用定义的方法或从定义出发。（注：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第21-22页。）

我们在语言的使用中常常碰到同义词。词义包括理性意义和附加色彩两方面，同义词的“同”，是指理性意义相同或基本相同。语言里完全同义的词（等义词）是很少的，绝大多数同义词都是意义基本相同，但有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可以表现为词义所概括反映的侧面和重点有所不同；或者在词义的附加色彩方面有差异。词义的附加色彩可以是感情色彩，也可以是风格色彩。（注：参见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8-142页。）“欺诈”和“欺骗”就是同义词而不是等义词。《现代汉语词典》把“欺诈”解释为“用狡猾奸诈的手段骗人”，而把“欺骗”解释为“用虚假的言语或行动来掩盖事实真相，使人上当”。可见，“欺诈”与“欺骗”的理性意义是基本相同的，并且词义所概括反映的侧面和重点也是相同的，但两个词义的附加色彩有差异。这表现在：一方面，人们对“欺诈”与“欺骗”附加的感情色彩明显不同。“欺诈”的附加感情色彩要比“欺骗”浓重得多，而这种附加色彩表现了社会对“欺诈”的道德否定评价要大于对“欺骗”的道德否定评价，尽管两者都是贬义词。另一方面，人们对“欺诈”与“欺骗”附加的风格色彩也不相同。“欺诈”与“欺骗”的上述不同之处，就给刑法的措辞提出了相应要求。一方面，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十分密切，刑法作为对道德底线加以保障的最后手段，在使用具有不同附加感情色彩的词语时应当严肃认真，使所用之词语与所规定之犯罪在道德评价上尽量一致。然而，现行刑法在使用“欺诈”和“欺骗”时有很大的随意性，这表明立法者没有注意到这些词语的语言学特征。更重要的是，我国民商法和经济法上都使用“欺诈”而不使用“欺骗”，然而作为其保障法的刑法却使用“欺骗”，使人无法知道“欺诈”和“欺骗”到底谁更严重。另一方面，法律条文的庄重性要求尽量采用书面语风格鲜明的词语，所以应采用“欺诈”而不是“欺骗”，民商法和经济法都不用“欺骗”一词，更具庄重性的刑法就更不应采用“欺骗”一词。所以，在将来修改刑法时，应尽量将“欺骗”改为“欺诈”。

“欺诈”与“诈骗”也是同义词，但它们在词义所概括反映的侧面和重点方面以及在词义的附加色彩方面都有细微差别。就前一方面而言，“欺诈”强调行为的性质和方式，而不注重结果；“诈骗”虽表明了同样的行为性质和方式，但强调的是行为的结果和行为的目的。也就是说，“欺诈”的外延要宽泛，只要有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意图使人产生错误认识的行为就够了，他人是否产生错误认识以及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之有无不是“欺诈”所关心的；而“诈骗”的外延要窄得多，不仅强调行为人非法占有的目的，还强调行为造成他人的错误认识。就后一方面而言，“欺诈”的附加感情色彩比“诈骗”弱一些，所以“欺诈”的道德否定评价没有“诈骗”那么严重。这两方面的差别，要求刑法在罪名上使用“诈骗”时应当是注重行为目的和行为结果的场合；使用“欺诈”的场合则不必如此。正因如此，传统上对诈骗犯罪既遂形态都要求是结果犯。如果对构成上不需要非法占有目的和不需要结果的欺诈行为以“诈骗”罪名冠之，则文质不符。因此，诈骗是欺诈的一种特殊行为形态，诈骗犯罪是欺诈犯罪的一种特殊犯罪形态。换言之，欺诈犯罪是诈骗犯罪的属概念。有些学者没有注意到“欺诈”与“诈骗”的上述区别，而把西方刑法上的欺诈犯罪翻译成了诈骗犯罪。例如，把津贴救济欺诈罪译为津贴救济诈骗罪，把保险欺诈罪译成为保险诈骗罪，等等。（注：参见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的学者把上述犯罪译为“津贴救济诈欺罪”、“保险诈欺罪”等是较为可取的。这就涉及到“欺诈”与“诈欺”的关系问题。

“欺诈”与“诈欺”也是同义词。许慎《说文解字》曰：“诈，欺也。”我国民商法和经济法中都使用“欺诈”而不是“诈欺”。而我国学者一般都把西方民法上与“欺诈”同等意义的词语翻译为“诈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也使用诈欺一词。既然如此，那么在刑法学上使用哪个词为好呢？有的学者认为以采用“诈欺”为好。理由是：我国古代刑法上都使用“诈欺”而不是“欺诈”，旧中国1928年和1935年刑法也都使用“诈欺”而不是“欺诈”。（注：参见陈兴良：《金融诈欺的法理分析》，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3期）笔者持相反意见。“诈欺”与“欺诈”的细微差别仅在于附加的风格色彩方面。具体说，“诈欺”是古代法律中使用的一个词，西方民法相关词语之所以被翻译成“诈欺”，主要是因为大陆学者直接从旧中国学者以及我国台湾学者中沿用过来的，而其之所以翻译成“诈欺”，是由于受到文言文的深刻影响。大陆早就革除了文言文的使用，“诈欺”因而显得不通俗；相反，“欺诈”则是白话文运动的结果。可见，“欺诈”具有“白”的风格色彩，而“诈欺”具有“文”的风格色彩。既然我国民商法和经济法中都使用“欺诈”而不是“诈欺”，那么为了保持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的一致性，还是以使用“欺诈”一词为好。因为欺诈犯罪在现代社会是以经济性欺诈为主体，而经济刑法对经济性欺诈犯罪之规定，是国家维护经济秩序的最后法律手段，所以在刑法学上使用“欺诈犯罪”一词可以与民商法和经济法上使用“欺诈行为”一词形成明显的对应关系。美国人类学家霍贝尔说：“如果能完全不致歪曲事实和含义，又能用大家熟悉的术语讲述这些问题，看来总是受人青睐的。因此，在对法的任何研究中，只要有可能运用法学已经提供给我们的术语和概念，是人们所希望的。”（注：（美）霍贝尔：《初民的法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二、刑事欺诈与民事欺诈

在古罗马法中，欺诈分为两种：一是作为法律行为瑕疵之欺诈，指以欺骗手段使相对人陷于错误或利用相对人的错误使之成立不利的法律行为；二是作为私犯的欺诈，指行为人用欺骗手段使对方为或不为某种行为。（注：参见周枬：《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90、794页。）在现代各国民法上，欺诈有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欺诈与侵权法上的欺诈之分。前者主要涉及行为的效力，后者主要涉及违法责任。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欺诈，又称表示行为中的欺诈，其构成要件包括：其一，欺诈人的欺诈行为；其二，欺诈人有欺诈的故意：其三，相对人因欺诈而陷于错误；其四，相对人因错误而为意思表示。（注：参见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7-249页。）在多数大陆法系国家，侵权法上的欺诈是指行为人通过欺骗或隐瞒等手段故意从事的“不法侵害他人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其他权利者，对被害人负赔偿损害”责任的行为，它实际上包括欺诈侵害他人财产权、人身权和其他权利的各种行为，但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侵权法上的欺诈行为往往仅指财产欺诈。按照各国司法实践，构成侵权法上的欺诈应具备以下要件：其一，行为人须有欺诈侵害他人权益的故意；其二，行为人不仅须有虚假陈述或隐瞒真相的行为，还须有骗取或侵害他人权益的作为或不作为；其三，该不法行为须造成实际欺诈后果，即造成他人的实际损失；其四，欺诈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须有因果关系。可见，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欺诈以导致受欺诈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为最终构成要件，侵权法上的欺诈则以导致受欺诈人的实际损失为最终构成要件。

欺诈犯罪与民事欺诈行为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欺诈犯罪的立法应当同时考虑对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欺诈行为和侵权法上的欺诈行为提供第二次性的法律规制力量。经济性诈骗犯罪与财产性诈骗犯罪的立法都是为侵权法上的欺诈行为提供第二次的法律制裁力量。我国刑法比较注重这方面的规制，但对于为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欺诈行为提供第二次性的法律规制力量，则不够重视。例如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刑法中，仍然以非法占有的欺诈犯罪为主，虽在1995年《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规定了有关公司犯罪中的虚假陈述的欺诈犯罪，如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等等，但是同年通过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中，只对非法占有的金融欺诈作了规定，而对虚假陈述的金融欺诈未作规定，如贷款诈骗罪，未将在申请贷款中虚假陈述的行为犯罪化。随着我国金融活动的进一步发达，虚假陈述的金融欺诈行为必然更多地出现并表现出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而也就提出犯罪化的客观要求。（注：参见陈兴良：《金融诈欺的法理分析》，《中外法学》1996年第3欺。）笔者认为，对法律行为制度中的欺诈行为实行犯罪化，必须以这种欺诈行为危害了超个人法益为必要，因为这种欺诈行为在不危害超个人法益的情况下，由于没有给相对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害，所以社会危害性完全不足以实行犯罪化。对侵权法上的欺诈行为实行犯罪化，则应从法益侵害的超个人性与财产损害的严重性两个方面分别考虑，只要其中之一十分重大即可考虑犯罪化。

三、欺诈犯罪的表现

任何词语尽管核心意义明确，但总会向边缘扩展，使其外延模糊。词义的模糊性，源于事物的复杂性与词义的概括性。同样，欺诈犯罪外延的模糊性，是由欺诈犯罪的概括性与欺诈行为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欺诈犯罪这个概念，仅仅是选择行为方式的视角对同类犯罪的概括，但对欺诈犯罪行为还可以分别从行为主体的特征、欺诈所依托的社会关系特征、欺诈所危害的社会利益特征等多个视角进行观察和分类。这样，欺诈犯罪内部的行为，又具有各种不同的质。刑事立法对欺诈犯罪行为，本着最有利于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公正原则和最有利于预防犯罪的政策精神，在其各种质中先取最能反映其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的方面加以规定，同时这种规定还必须有利于刑法体例的科学化。比如，立法者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欺诈手段骗取国有财物的行为，最关注的是它的渎职性，而不是它的欺诈性，所以这种欺诈行为没有被冠之以“欺诈”或“诈骗”的名称，而是用最能体现其渎职性与侵财性的“贪污”罪名规制之；同时，为了刑法体例上的考虑，立法者对这种行为进行规定时，还考虑到了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贪污行为，对它们一并加以规定从而形成贪污罪罪名。这样，贪污罪与欺诈犯罪之间就形成了某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刑事立法上对欺诈犯罪的规定方式有以下几种：其一，对欺诈犯罪的某些行为，立法者最关注其欺诈的行为方式侧面，所以就直接而肯定地以“欺诈”或“诈骗”命名这种犯罪。例如刑法上的诈骗罪、欺诈发行股票、企业债券罪、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等等。其二、对欺诈犯罪的某些行为，立法者最关注的不是欺诈的行为方式侧面，而是行为的其他侧面，所以对这种带有欺诈之侧面的犯罪就不以“欺诈”或“诈骗”命名。例如刑法上的伪证罪、诬陷罪等等。其三，对欺诈犯罪的某些行为，立法者最关注的同样不是行为方式侧面，而是其他侧面，但由于连带考虑了同样具有这些侧面的非欺诈行为，所以就更无法直接以“欺诈”或“诈骗”来命名。例如刑法上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等等。这种立法思路上的区别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大陆刑法关于“妨害清算罪”的规定与我国台湾刑法关于“破产诈欺罪”的规定。但是，以前两种方式规定的欺诈犯罪，欺诈行为方式在其中是唯一行为方式，而以最后这种方式规定的欺诈犯罪，欺诈行为方式仅是其中一种。同时，以这种方式规定的欺诈犯罪，欺诈行为在其行为方式中所占的比例又各不相同。

虽然欺诈犯罪的外延具有模糊性，但这不应成为对欺诈犯罪进行分类的障碍。事实上，分类是尽量使欺诈犯罪外延清晰化的必要方法。而且，通过分类，我们才能在比较中鉴别各类欺诈犯罪的个性，才能为各类欺诈犯罪设计科学的构成要件，并规定合适的法定刑。此外，通过对各类欺诈犯罪立法的考察，可以从中发现欺诈犯罪演变的基本规律。

首先，从犯罪构成模式的基本特点上，可以把欺诈犯罪分为诈骗犯罪与其他欺诈犯罪。刑法学传统观点认为，诈骗犯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可以包括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被害人或第三人的财产损失、行为人获得财产或财产性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但由于欺诈犯罪的复杂性，一方面欺诈的对象不限于财产，而是广泛的利益，而相对人利益的损害又是错误地行使权利的结果，（注：纵向欺诈中的相对人错误地行使的是权力，但这种权力从法律关系角度上说也是一种权利，因为权利义务是法律的内容。参见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另一方面在立法设计上并不能都采用同一的构成要件模式。所以，不违反欺诈犯罪本义的构成模式可以概括为了下两类十种：一类是主观上只要求欺诈故意但不要求非法获利目的之构成模式；一类是主观上要求同时具有欺诈故意和非法获利目的之构成模式。而这两类构成模式在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上又都可以采用以下具体模式：一是客观上仅需要有欺诈行为即可的构成模式；二是客观上要求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的构成模式；三是客观上要求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行使权利的构成模式；四是客观上要求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行使权利——被害人或第三人的利益损失的构成模式；五是客观上要求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行使权利——被害人或第三人的利益损失——行为人获得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的构成模式。诈骗犯罪的传统构成模式一般要求行为客观上具有上述五个基本构成要素。但此为就诈骗犯罪之罪质，传统刑法理论上提出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虽各国刑法对诈骗犯罪之构架，略有出入，并无将此五个客观之构成要件要素全部规定于构成要件之中者，但即使未加明确规定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也被认为是“不成文之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例如德国与瑞士刑法上之诈欺罪则只规定欺诈行为、错误引致与财产损失，而其余两个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笔者认为，只要具备主观上的诈骗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客观上的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行使权利三个要素即可称为诈骗犯罪。所以，诈骗犯罪是指采用上述第二类五种构成模式中的后三种构成模式立法的犯罪。不言而明，以其余七种构成模式立法的欺诈犯罪则统称为“其他欺诈犯罪”。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欺诈犯罪的发生领域和行为特点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仅用上述传统的诈骗犯罪构成模式已经无法对付了。德国联邦司法部曼弗雷德·默亨施腊格博士指出，实践已经表明尽管刑法典传统的犯罪规定，例如诈骗、背信与伪造证件（逃税和矿产中的犯罪规定除外），依然是追究经济犯罪的主要基础之一，但已不足以对经济犯罪中的某些新的现象进行地惩处。特别是诈骗的犯罪规定主要是针对个人一目了然的经济案件设置的，并且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财产，在保护个人财产方面虽然可以将其视为法治及其效果的合理代表，但它还是管不了这样的问题，即无名氏的犯罪方式和现代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经济网络的背后隐藏着的犯罪行为，如果任其蔓延，经济制度重要部位的正常运转就会受到威胁。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当时的立法机构就已断言：“诈骗的定义对于普通的生活环境是够用了，但在股份业方面适用这一定义就不灵了。”在投资诈骗案和招揽客户的其他非法手段上，将诈骗与财产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联在一起，就会给案件的审判带来问题，因为断案时必须确定财产的损失，这是很困难的。在投资活动中，要追究对方在报价上的欺诈行为，就要在法庭裁定时确定投资所获得的实际价值，而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尤其是投资者的最终损失往往要在很久之后才能显示出来。（注：参见储槐植主编：《美国德国惩治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法律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3-444页。）在经济刑法中规定抽象危害构成的做法，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为德国立法者所采用。典型的抽象危害行为有资助欺诈与信贷欺诈，这种犯罪构成只要有单纯的欺诈行为就可以构成。抽象危害构成这种立法方式与传统的德国刑法理论不一致，因此受到了批评。而反批评方面的意见主要是：抽象危害构成中，在个人法益方面危害仅仅抽象地表现为与个人财产利益有关；在超个人的法益方面，把这种行为构成形态作为抽象的危害，经常是难以想象的。例如，股票法、公司法和合作社法中的犯罪构成已经将单纯的欺诈儿为规定为犯罪，不必以财产损害的出现为条件。通过对股份公司财产状况的不正确说明，将损害大众在信息方面的利益，这种损害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危害。这里涉及的决不仅仅是与刑法保护的法益有关的证据利益。很明显，在这些情况下，实践中经常无法适用传统的财产刑法、尤其是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来处理这类案件。这些理由，说明了在实践中产生了对新的法益采取新的手段提供新的保护的必要性。（注：参见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162页。）这就要求立法者面对欺诈犯罪，凡能以传统的诈骗犯罪构成模式立法的则仍尊重传统，凡不应再以传统的诈骗犯罪构成模式立法的则应建构新的模式。具体而言，在罪名和犯罪构成的立法设计上，以“诈骗”为名的欺诈犯罪应是那些可以按照诈骗犯罪上述三种构成模式来构架的欺诈犯罪行为，否则就会发生罪名的评价机能与犯罪行为的危害性不相符的现象。例如，如果我们对犯罪构成上仅要求欺诈行为的行为犯命名为“诈骗”，或者诉讼中无法证明行为人非法占有目的的犯罪命名为“诈骗”、则罪名的评价都超越了行为罪质，这种“文”与“质”不相称现象显然不容易为犯罪人和社会所接受，不利于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机能。那么，哪些犯罪行为才是可以按照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来构架的呢？笔者认为，应当同时从两个方面考虑：一是从刑事实体上考虑，对那些侵犯重大法益特别是超个人法益（国家法益和社会法益）并且隔离犯特征明显的犯罪不宜以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规定，而应当将刑法的防线提前，采取堵截的或截短的犯罪构成模式；而对于那些侵犯非重大法益主要是个人法益并且隔离犯特征很不明显的犯罪，则可考虑按照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来构架。这样就将犯罪构成的事后惩罚性机能尽量转化为事前制止性机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且为刑罚的尽快轻缓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二是从刑事程序上考虑，对于能够并有必要在诉讼中证明行为人非法获利目的以及客观上的欺诈行为，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行使权利之犯罪行为，则可以按照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来构架。而其他欺诈犯罪，包括以“欺诈”为名的和不以“欺诈”为名的欺诈犯罪，客观要件要素仅仅具有欺诈行为足矣，主观要件要素也不需要非法获利目的，因为这样的犯罪在诉讼中都难以甚至无法证明非法获利目的，或者行为的实施还远未达到接近实现非法获利之程度，即使能够证明非法获利目的，也无此必要。因此，在立法上区分诈骗犯罪与其他欺诈犯罪有着重要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意义：本着对主观上的非法获利目的和客观上的犯罪结果尽量予以查明的原则，对相应的欺诈犯罪采取以诈骗犯罪的构成模式加以规定的方式，可以使刑事立法最在程度地贯彻主客观相统一的刑事责任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从而体现法律应有的公正价值；而对主观上的非法获利目的和客观上的犯罪结果难以查明或无必要查明的欺诈犯罪，采取较诈骗犯罪宽松的模式加以规定，也就是在立法上把诈骗犯罪之构成模式“截短”来规定其他欺诈犯罪，即用所谓“抽象的危险构成要件”或“截堵的构成要件”以遏制欺诈犯罪进一步发展到诈骗犯罪的程度，这不仅有利于预防欺诈犯罪，实现刑罚的轻缓化，还降低了证明程度，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与质量，从而体现法律应有的功利价值。

其次，从现代社会欺诈犯罪发生的领域特征上，可以把欺诈犯罪分为经济性欺诈犯罪和一般性欺诈犯罪。在自然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可以将欺诈犯罪分为政治性欺诈犯罪和一般性欺诈犯罪。政治性欺诈犯罪，也就是欺诈性政治犯罪，是自然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占主体的欺诈犯罪。因为自然经济社会中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关系（注：参见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35页。）是：道德——政治——经济，道德是维系社会结构的支柱，政治披着道德的外衣；而计划经济社会则是：政治——道德——经济，道德不再是维系社会结构的支柱，但政治赤裸裸地走上前台。但是自然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政治国家极度扩张，市民社会极度萎缩，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社会关系以纵向为主导，欺诈犯罪也高度政治化，也以纵向为主体。《唐律·诈伪》中所规定的欺诈犯罪，就明显包括政治性欺诈犯罪和一般性欺诈犯罪两大类，并以政治性欺诈犯罪为主，其处刑也明显重于一般性欺诈犯罪。在自然经济社会和计划经济社会，把欺诈犯罪区分为政治性欺诈犯罪和一般性欺诈犯罪具有重要的分类意义。但随着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推进，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关系表现为：经济——政治——道德，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日益分离，政治国家日趋收缩，市民社会日趋扩大，经济性欺诈犯罪在欺诈犯罪立法中的比例日益上升，且占据主要地位，而政治性欺诈犯罪已趋于灭绝，所以政治性欺诈与一般性欺诈犯罪的区分不再具有现实意义。相反，在市场经济社会把欺诈犯罪区分为经济性欺诈与一般性欺诈犯罪则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经济性欺诈犯罪，亦即欺诈性经济犯罪，是以经济秩序为唯一客体或者主体客体的欺诈犯罪。

再次，根据相关具体罪名是否只能由欺诈方式构成，可以把欺诈犯罪分为纯正的欺诈犯罪与不纯正的欺诈犯罪。所谓纯正的欺诈犯罪，就是以欺诈行为为唯一构成要件行为的犯罪。除此之外的欺诈犯罪都不是纯正的欺诈犯罪。不纯正的欺诈犯罪，包括以欺诈行为为法定构成要件行为之一犯罪，以及构成要件行为虽未指明包括欺诈行为，但其中包括以欺诈行为实施的情形的犯罪。这种区分的意义主要在于，可以使我们从多个侧面看到行为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以及立法者所关注的重心是什么。金融诈骗罪则属于纯正的欺诈犯罪。

复次，根据欺诈犯罪所凭据的社会关系的方向特性，可以把欺诈犯罪分为横向欺诈犯罪与纵向欺诈犯罪。横向的欺诈犯罪，是发生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欺诈犯罪，如合同诈骗罪、金融诈骗罪等。纵向的欺诈犯罪，是发生在不平等主体之间的欺诈犯罪，往往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欺诈犯罪，如各种欺瞒过关的走私罪，骗取出境证件罪，隐瞒、谎报军情罪，假传军令罪等等。自然经济社会与计划经济社会，由于社会关系具有明显的纵向特性，所以欺诈犯罪在法律上也表现为以纵向欺诈犯罪为主。在市场经济社会，由于社会关系横向化，所以欺诈犯罪在法律上就表现为横向的欺诈犯罪为主。

四、欺诈犯罪的构成模式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欺诈犯罪以经济性欺诈为主，故对其构成模式进行重点探讨。

综观各国刑法对经济性欺诈犯罪的规定，大多采用行为犯的构成模式，即客观上只要有欺诈行为即可，主观上或者只要求具有欺诈故意，不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或者要求同时具有欺诈故意和非法占有目的之欺诈犯罪。其中，对多数经济性欺诈犯罪，各国主要采用非目的性的行为犯技术。例如，《德国刑法典》第265条b规定的是信贷欺诈罪，根据该条第3款的解释，该处的信贷是指一切形式的金融借贷、承兑借贷、金钱债权的有偿及延期、票据贴现、担保、保证及其他担保，所以其信贷欺诈的对象范围宽于我国刑法上规定的贷款诈骗罪。其行为表现为：(1)就有利于贷款人且对其申请的决定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状况提出虚假的或不完全的报告，特别是财政报告，盈亏报表，资产报告或鉴定书，或者作虚假的或不完全的书面报告；(2)资料或报告所表明的经济状况未就经济恶化作出报告，而其对申请的决定又是非常重要的。可见，德国信贷欺诈罪在立法技术上采取行动犯的构成模式，而未采用传统的欺诈犯罪构成模式和立法技术。而我国刑法上规定的贷款诈骗罪采取的则是传统的诈骗犯罪构成模式。再如，德国保险法第137条规定的保险审查人欺诈罪是指保险审查人或其助手，对审查结果作虚假报告或者在报告中对重要情况不作说明的行为。又如，在1976年7月29日颁布“第一部反经济犯罪法”之前，德国对危害不是基于税法条文提供的直接的政府资助的犯罪行为，只能根据德国刑法典第263条规定的“诈骗罪”即普通诈骗罪加以惩罚。德国刑法学界认为，运用普通诈骗罪来惩罚对政府资助的诈骗，在理论上有许多不妥当之处。普通的诈骗罪最初就是为保护个人的财产规定的，而对政府资助的诈骗不仅侵犯了国家的财产，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国家通过预算拨款，即特种资助款项，所要达到的社会目的无法实现。这种“社会目的落空理论”是建立专门资助欺诈罪的重要理论根据。1972年通过的共同市场经济执行法，第一次实现了用刑法的特殊规定对欧共体市场组织有关的直接资助加以保护，但那时的资助欺诈罪保护的对象，仅仅限于根据欧共体的有关法律提供的公共资金。第一部反经济犯罪法规定的资助欺诈罪扩大了保护范围，然而这个法律中所指的资助的概念并非包含了一切资助种类。这个范围在德国刑法典第264条第6款中有明确的规定：“本条意义上的资助，是指根据联邦或者州法，或者根据欧洲共同体的法律，向工厂或者企业发放的公共资金，这种资助至少应当：1.在没有市场性回报的情况下提供；2.旨在促进经济的发展。第1句意义上的工厂或者企业也包括公共企业。”根据这条规定，德国刑法规定的资助欺诈罪中所涉及的资助，除了无偿获得这个特征外，还必须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性质。因此对私人提供的各种补助，例如，住房津贴、儿童津贴、教育促进费、以及各种与促进经济无关的公共补助费，将不为德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的资助欺诈罪所包括；骗取上述款项的，将继续在普通诈骗罪范围内受到惩罚。德国刑法典第264条资助欺诈罪规定的资助欺诈行为主要有：(1)为了自己或者他人的利益，向负责批准资助的机关或者参与资助程序的机构或者个人（资助发放人），不正确或者不完全地说明资助有重大意义的事实的；(2)使资助发放人违反关于资助发放的法律规定，对与资助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处于不知晓的状况的；(3)在资助程序中，通过不正确或者不完全地说明而取得了对资助资格或者对资助有重大意义的事实的证明的。可见，德国刑法上的资助欺诈罪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不要求发生财产损失的犯罪结果，基本上是作为抽象的危险行为加以规定的。它并不以行为人取得国家资助为条件，而是在对法定的与资助有重大意义的事实作不正确或者不完整的说明或者轻率地不告诉时，就能够构成了。

不仅大陆法系如此，英美法系刑法基本上也是如此。在美国刑法中，经济性欺诈犯罪主要是以行为犯的构成模式规定的，或者说是仅以虚假陈述的欺诈行为为构成要件的。一般虚假陈述罪是指在美国政府部门或其代理机构管理的事务中，明知或故意地弄虚作假、掩盖真相、制造或使用虚假文字材料欺骗政府部门或其代理机构的行为。在金融欺诈犯罪中，美国刑法规定了各种与金融活动相关的虚假陈述的犯罪。例如《美国法典》第18篇第1014节规定了虚假的贷款与信用申请罪，指在向联邦提供保险的银行提交贷款或信用申请时，明知地制作虚假陈述或故意过高估计财产的行为。又如，《美国法典》第18篇第1344节，称为《银行诈骗法》（注：笔者认为应译为“银行欺诈法”以及“银行欺诈罪”。）该法规定了银行欺诈罪，内容是：“凡明知地实施，或试图实施如下犯罪计划或阴谋的，处100万美元以下罚金或30年以下监禁刑，或者二者并处：(1)诈骗金融机构；(2)为了得到由金融机构所有、监管或控制下的金钱、资金、信用卡、资产、证券或其他财产，而为虚假或诈欺性陈述、承诺等行为。”在美国司法实践中，构成银行欺诈的行为有：向银行提出各种形式的虚假陈述，向银行提供虚假信息等。在美国《证券法》中，证券欺诈罪更主要是指虚假陈述的欺诈行为。因而欺诈一词是在相当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为此，美国学者甚至认为，从本质上讲，联邦证券法律就是反欺诈法。联邦证券法律把消除欺诈的责任完全置于知道事实的人身上，即使揭露事实真相不符合这个人的利益。相反，潜在的受害人则没有查明事实真相的义务。这一点与普通法的诈骗原则完全不同。普通法的原则是：“如果一个人用谎言伤害了另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本来就不应该相信这个谎言。”换言之，在联邦证券法律中已经抛弃了这种“买主自行当心”的原则。（注：参见周密主编：《美国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258页。）由此可见，在美国联邦证券法中，对证券管理机构与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诚信要求。联邦证券法律甚至明确规定，沉默本身有时可以构成欺诈，因为不说出事实本身就会导致对已知事实的误解；同时，如果负有责任的一方隐瞒真实情况，可能会破坏某些信任关系。美国证券法律中的证券欺诈包括以下这些行为：与股票的提供、购买、出售等活动有关的各种欺骗行为；出售未注册证券；注册登记中的虚假说明；在证券注册的豁免申请书中作虚假说明等。有的学者认为，美国联邦证券法律中使用“诈骗”一词存在过于宽泛的倾向，甚至把某些操纵股市行为也纳入证券诈骗之中。（注：参见陈兴良：《金融诈欺的法理分析》，载《中外法学》1996年第3欺。）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翻译上的原因造成的，如果把相应的英语词汇翻译成“欺诈”，则即不非所谓“过于宽泛的倾向”了。

西方刑法中一些经济性欺诈犯罪则采用以特定目的为要件的行为犯技术加以规定。例如，德国保险法第134条规定的虚假说明罪，是指为了保险企业取得经营业务的许可、许可的延长、关于修改经营计划的批准、或者再保险的批准，向德国监管机关作虚假说明的行为。再如，德国刑法典第265条保险欺诈罪是指以骗取为目的，对已投保火灾险的物品纵火，或者使已投保火灾险或者对船上货物和运费已保险的船舶沉没或者搁浅的行为。而我国刑法对保险欺诈罪的规定采取的传统欺诈犯罪的立法模式。也就是说，我国现行刑法对经济性欺诈犯罪采取的主要是结果犯的立法技术。例如，刑法第158条规定的虚假注册资本罪，是指申请公司登记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虚假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又如，刑法第160条规定的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是指在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企业债券募集办法中隐瞒重要事实或者编造重大虚假内容，发行股票或者公司、企业债券，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此外，刑法第179条规定的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第180条规定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第181条规定的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罪，第182条规定的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等证券欺诈犯罪，也都是采用结果犯的方式规定。

反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6

按揭的由来和“假按揭”的一般界定

一般认为，按揭是由香港学者对源于英美法中的Mortgage（一种重要的担保制度）的音译。在英美法中，按揭强调以土地和不动产为了担保一定的债务履行或义务的解除而进行的转移或让渡。香港学者认为，按揭是属主、业主或者归属主将其物业转让给按揭受益人作为还款保证的法律行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按揭制度传入国内并得到迅速发展。由于法制不同，我国的按揭已丧失英美法的原始含义，而一般被认为是指购房人（按揭人）、售房人（第三人）和银行（按揭权人）签订有关合同，约定购房人将其已经预付部分房款的房产的全部权益设定抵押作其按期清偿银行贷款的担保，售房人对购房人的贷款承担不可撤销的保证责任，在购房人不能按时履行债务时，银行有权处分该抵押物并优先得到偿还的民事法律行为。

在银行按揭贷款逐步成为广大购房人弥补资金不足的首选购房方式的同时，“假按揭”也频繁出现，危害巨大。一般认为，“假按揭”是房地产开发商等串通无真实购房意愿的购房申请人（即抵押借款合同中的借款人和抵押人，以下统称借款人）以虚假购房交易套取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并代替借款人统一归还贷款的行为。

“假按揭”贷款的简要分析

“假按揭”的类型分析

从购房合同载明的交易标的类型划分。假按揭包括一手房假按揭和二手房假按揭，又可分为个人住房假按揭和个人商业用房假按揭。

从假按揭制造主体划分。假按揭包括房地产开发商、房地产交易中介、借款人、银行内部员工和其他主体制造的假按揭。

从假按揭具体表现形式划分。（1）借款人资料和签名真实，但所购房产不存在或被重复销售或被重复抵押（真人假房）；（2）借款人资料和签名真实，所购房产存在，但没有真实购房行为（真人真房）；（3）所购房产存在，但借款人资料或签名虚假，没有真实购房行为（假人真房）；（4）借款人资料或签名虚假，所购房产不存在或被重复销售或被重复抵押（假人假房）；（5）所有资料和交易行为均为真实，但价格严重高估。

“假按揭”的动机分析

房地产开发商制造假按揭的动机。（1）弥补建设资金不足，避免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各种手续；（2）偿还即将到期的房地产开发贷款；（3）将销售不畅的楼盘特别是尾房变现；（4）将不愿或无能力继续开发的房地产项目扔给银行，骗取按揭贷款后脱身。

房地产交易中介制造假按揭的动机。（1）将收购的尾房变现；（2）弥补资金周转困难；（3）通过协助办理假按揭获取中介收入；（4）实施金融诈骗，套取银行资金。

借款人制造假按揭的动机。（1）将不愿继续拥有的自有房产变现；（2）以自有房产作为抵押物，获得按揭贷款用于其他个人消费或投资，以享有按揭贷款在利率、期限、办理程序等方面的优势。

银行内部员工或其他主体制造假按揭的动机。骗取银行贷款。

“假按揭”的主要特征分析

一手房假按揭主要特征

借款人特征。（1）工作单位为拟购买房产的开发商、开发商母（子）公司、销售商、承建商、材料供应商或其他关联企业；（2）收入证明上的联系人、联系电话为开发商或销售公司工作人员、联系电话；（3）收入很高但不能提供证明材料，或其收入明显高于所从事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或对所从事的职业不熟悉；（4）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身份证件等重要资料的原件，或提供的资料明显虚假；（5）签名虚假或多处签名不一致。

所购房产特征。（1）事实上不存在该房产；（2）房价明显高于周边相同或相近档次楼盘；（3）精装修楼盘装修部分价款明显高于市场装修价格水平；（4）开发商营销策略或优惠措施没有大的改变，滞销楼盘或尾盘突然热销。

购房行为特征。（1）一人购买多套房产，或同一单位多人购买同一楼盘；（2）《商品房买卖合同》多项重要内容空白；（3）借款人不知晓购实，或对所购买房产的位置、小区名称、楼号、层数、朝向、房号、户型、面积、价格、入住时间等基本情况不熟悉、不关心；（4）开发商委托银行代收首付款的，借款人不能提供进账单或进账单显示首付款由开发商通过转账或现金方式代缴；（5）由开发商自行收取首付款的，开发商出具了借款人已缴纳首付款的收据或发票，但在账务上没有收到款项的反映。

贷款行为特征。（1）借款人不出面，由开发商或中介机构代办所有贷款手续；（2）多个借款人集中在同一天或相近几天内办理贷款，贷款金额、期限相近，贷款成数达到或接近最高成数；（3）借款人对贷款利率、月还款额等要素不关心，对借款合同内容无所谓或不知情；（4）借款人选择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方式。

开发商行为特征。（1）不愿存入按揭贷款保证金；（2）不愿接受资金监管；（3）房屋竣工后，迟迟不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或抵押登记手续；（4）将大量按揭贷款挪作他用，项目工程进度缓慢或形成烂尾。

贷款偿还特征。（1）贷款偿还日前由开发商通过转账方式往借款人还款账户内存入与月还款数相同或相近金额的款项，或以现金方式存入，但多个借款人存款凭条上的签名为同一人笔迹；（2）同一楼盘多个借款人同时违约，违约期数相同或相近，且非因借款人与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或贷款银行产生纠纷所致。

其他特征。（1）达到入住条件后，借款人所购房产一直处于空置状态；（2）所购房产的使用人不是借款人且与借款人不存在租赁关系。

二手房假按揭主要特征

借款人特征。（1）为所购房产交易中介的内部员工，或与售房人为直系亲属；（2）无正当理由不能提供身份证件等重要资料的原件，或提供的资料明显虚假；（3）签名虚假或多处签名不一致。

所购房产特征。（1）事实上该房产不存在；（2）售房人不能提供《房屋所有权证》或其他合法产权证明的原件；（3）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之前借款人就已是所购房产的所有权人；（4）借款人拟购房产建成时间较早，成新度较低，正常市场上难以成交；（5）评估价格明显偏高。

购房行为特征。（1）借款人不知晓购实，或对所购买房产的位置、小区名称、楼号、层数、朝向、房号、户型、面积、价格等基本情况不熟悉、不关心；（2）购房合同多项重要内容空白；（3）借款人未按规定将首付款交到指定账户，而是由售房人直接收取但难以证明借款人已支付首付款。

贷款行为特征。（1）借款人不出面，所有贷款手续委托房地产交易中介、某一机构或某个人代办；（2）借款人一次或分次以现金方式提取贷款或以转账方式将贷款转入另外一个与购房行为不相关的账户。

“假按揭”各方的法律责任分析

由于“假按揭”涉及到借款人、银行、房地产商三方主体、四个法律关系，现实情况又相当复杂，加之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尚不完善，因此，“假按揭”的责任区分和法律认定具有相当难度，已成为银行风险管理、金融案件治理乃至司法实践的难点问题之一。

借款人和开发商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如果是开发商通过伪造借款人签名“假按揭”的，由于根本不存在借款人，因此应由开发商承担全部的还款责任。如果是开发商和借款人串通进行“假按揭”的，由于借款合同有效，借款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清偿贷款，并由开发商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当然，借款人履行义务后，可以以其并未真正购房，也未使用贷款为由要求开发商返还贷款。在借款合同中一般约定开发商的保证责任为“阶段性”保证，在借款人所购住房的抵押登记手续办理之后，开发商的连带责任即告免除，该笔贷款由借款人以其所购住房提供抵押担保。

刑事责任

借款人和开发商的刑事责任分析

借款人在“假按揭”过程中，借款人明知开发商有通过“假按揭”骗取银行信贷资金的企图，并且和开发商配合通过签订购房合同和借款合同的方式来共同实施诈骗行为，因此，如果开发商的“假按揭”欺诈行为构成犯罪，则借款人便应构成共同犯罪。但是在“假按揭”诈骗中，一般均是由开发商对其员工或亲友进行指使、强迫或者利诱，开发商在整个“假按揭”欺诈的操作中居于组织和主导地位，属于共同犯罪中的主犯，而借款人由于协助开发商实施了诈骗行为，应属于共同犯罪中的从犯。

根据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以欺诈手段骗取银行贷款的，首先应考虑的是贷款诈骗罪。但是，由于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年满16周岁的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因此，虽然借款人的欺诈行为可构成贷款诈骗罪，但开发商的贷款诈骗罪不成立，这是当前我国刑法的一个重大疏漏。

其次，虽然合同诈骗罪没有犯罪主体的要求，但是一般认为合同诈骗罪的犯罪主体应限于合同的当事人，而在“假按揭”中，开发商并非借款合同的当事人，因此，开发商亦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虽然由于主体不符不能以《刑法》中的特殊诈骗罪来追究开发商的刑事责任，但至少可以以对犯罪主体没有特殊要求的普通诈骗罪来追究开发商的刑事责任。除了对于主体的不同要求外，无论是贷款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还是普通诈骗罪，均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犯罪客观方面均是以欺诈的方法行骗;犯罪主观方面是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于开发商以“假按揭”手段获取银行信贷资金而言，犯罪客体和犯罪主体均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但对于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是否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则须根据“假按揭”的不同类型再进行具体分析。

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分析

银行及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共同犯罪?

所谓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成立共同犯罪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是犯罪各方须有共同故意，除要求各共犯人在主观上相互沟通、彼此联络外，还要求各“共犯人都明知共同犯罪行为的性质，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在“假按揭”中，虽然在某些情况下银行及其有关人员明知甚至参与了“假按揭”的操作(如帮助开发商收集身份证件等)

，但银行或其有关人员一般在主观上并没有诈骗银行信贷资金的意图，因此，在“假按揭”中，银行及其有关工作人员一般不构成和开发商的共同犯罪。但是，如果有证据证明银行某些工作人员确实在主观上有诈骗银行信贷资金的意图，并在行为上和开发商共同实施了“假按揭”行为的，该工作人员可构成共同犯罪。

是否构成“渎职发放贷款罪”?

所谓渎职发放贷款罪，根据我国《刑法》第186条第2款的规定，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银行和工作人员均可构成本罪的犯罪主体。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构成本罪的要件之一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发放贷款的行为“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如上文的分析，在开发商和借款人串通“假按揭”的情况下，银行发放贷款的行为并不违反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直接规定。虽然《商业银行法》中有关于银行应严格审查借款人用途的规定，但这一规定不应作为借款合同无效的依据，也不应作为判定银行及其工作人员刑事责任的依据。因此，银行发放“假按揭”贷款不应构成渎职发放贷款罪。

是否构成“国有单位主管人员合同渎职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167条的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国有单位主管人员合同渎职罪。“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是指国有单位主管人员在签订履行合同中，对签约对方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以及履约能力等不进行认真调查，致使对方通过合同骗取财物，或者明知对方根本没有履约能力而仍然签订合同的。本罪属于结果犯，只有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导致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结果的，才构成本罪。商业银行(此处指国有商业银行)

在发放个人按揭贷款时，本应对借款人的主体资格和履约能力进行严格审查。但是在“假按揭”中，特别是在所有借款人资料和购房合同均系伪造的“假按揭”中，开发商之所以能够得逞，其主要原因就在于银行没有对借款人的主体资格和履约能力进行审查。如果开发商无法还款，也无财产可供执行，造成大量银行贷款无法收回的，贷款银行的主管人员即构成本罪。另外，如果在“假按揭”贷款中，银行工作人员的行为尚不构成犯罪但符合《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16条所列情形的，贷款银行和有关责任人员亦应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

贷款银行的法律责任及处罚

根据银行工作人员是否知情，又可分为两小类:

(1)

银行毫不知情的“假按揭”。这一类是银行工作人员对开发商的“假按揭”意图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发放了贷款。从目前实际发生的情况看，多数是由于银行工作人员未严格按照银行内部规定和操作流程对按揭贷款申请进行审查，对本可以识别并防范的“假按揭”申请未能识别而发放了贷款。(2)

银行知情的“假按揭”。实际上，这一类“假按揭”在表现形式上可分两种:一种是银行明知开发商和借款人的“假按揭”意图，但没有表示反对，并发放了贷款;另一种是银行不仅明知开发商和借款人的“假按揭”意图，而且还参与了“假按揭”的操作过程，如为开发商顺利进行“假按揭”出谋划策等。这两种类型“假按揭”的不同之处在于银行对于“假按揭”参与程度和主观恶性不同;相同之处在于，从《合同法》的角度看，银行在抵押借款合同中均非善意的当事人。

需要说明的是，

银行某个信贷员“知情”是否构成银行的“知情”?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43条的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信贷员作为银行的工作人员，其对借款人资信审查的行为属于经营行为，其在经营行为中做出的意思表示视为银行的意思表示，其在经营行为中所获知的信息亦应视为银行获知的信息。因此，银行工作人员对开发商和借款人进行“假按揭”的明知，应视为银行的明知。银行不得以不知情为由拒绝承担有关责任。

监管部门对“假按揭”的处置职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赋予银行监管部门的职责，我国银行监管部门有权对“假按揭”案件进行查处、对有关银行业机构和有关人员进行处罚，并负有移送“假按揭”涉嫌犯罪的案件的责任。

监管部门对“假按揭”的处置

一旦发现“假按揭”，监管部门一方面应及时介入案件调查，甚至动用延伸调查权，分清参与各方的法律责任，有类别地采取不同措施对有关银行、责任人进行处罚；另一方面也督促涉案银行及时采取法律、经济、行政手段保全银行信贷资产的安全，对其他银行进行适当的风险提示。

其中，分清各方法律责任，采取不同监管措施是监管部门处置“假按揭”的关键和难点。根据上文对“假按揭”各方法律责任的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一是对开发商恶意骗贷但贷款行不知情的，贷款行可依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有关规定，停止发放贷款或提前收回贷款，提前行使担保权利并要求借款人和开发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或者通过转按揭等方式转移风险。贷款行自身应承担“贷款三查”不严的责任，监管部门应酌情对贷款行或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二是对贷款行降低按揭贷款门槛、内控制度执行不严及违规操作造成贷款损失的，监管部门应对贷款行及相关责任人给予严厉处罚。三是对开发商与购房人或银行员工串通，以非法占有银行资金为目的的，应在追究贷款行及相关责任人责任的同时，对假按揭是否涉嫌犯罪进行认定，并依据认定结果决定是否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完善、行政法规不完备、部门规章不具处罚依据、规范性文件缺乏制裁效力等等问题，监管部门在现实中往往遇到的是缺乏足够而有力的处罚依据和措施的问题。当前，对于“假按揭”涉及到的违法违规问题，监管部门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21条、第37条、第45条等，《商业银行法》第7条、第82条、第83条、第84条等以及《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有关规定采取处罚措施，也可依据《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和《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等采取适当监管措施。

移送“假按揭”涉嫌犯罪的案件

对于“假按揭”涉嫌犯罪的案件，监管部门应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行政执法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意见》，及时移送司法部门，避免由监管部门承担逾期移交或该移交而不移交的法律责任。

移送标准。根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3条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的追诉标准的规定》第42条之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向公安机关移送。

移送要件。一是移送书要对案件所涉行为的性质作出判定，认为其已超出本单位政执法部门管辖范围，涉嫌犯罪。二是涉嫌犯罪案件的调查报告，要对案件的事实、结果、原因和必要证据等所作的调查以及对上述材料的认证，作出具体和完整的报告。

对不予立案的救济。监管部门将涉嫌犯罪的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后，若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可依据《规定》第9条：行政执法机关接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通知书后，认为依法应当由公安机关决定立案的，可以自接到不予立案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提请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复议，也可以直接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行政执法部门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复议决定仍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复议决定通知书之日起3日内建议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立案监督。

总之，“假按揭”案件的频繁发生是现阶段我国银行内部控制不健全、监管处罚不到位、法律法规不完善、房地产金融不发达、社会信用环境不良好等诸多因素综合引发的现象，因而也必须从上述几个方面综合整治才能全面防范“假按揭”的发生。

反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7

摘要现代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以票据为代表的各种信用支付手段因其便捷高效的特点被广泛使用，但同时票据诈骗犯罪也随之呈现高发多发的态势。虽然我国刑法对于本罪客观方面规定了使用伪造的票据或作废的票据、冒用他人票据等多种方式，但综合实践，本罪行为最为集中和突出的还是签发空头支票，因为现有社会经济生活中尚存在诸多不规范操作，这类犯罪多与民事经济纠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认定起来往往存在一定困难。 关键词票据诈骗 犯罪构成 主观目的 一、基本案情 2003年7月，广州市A公司注册成立，主营范围为生产销售发动机及配件等，被告人张三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2011年以来，A公司向江门市赛富达涂料有限公司等多家供应商购买零配件，组装生产摩托车发动机后销售给豪剑、雷利诺、大奔摩托车厂商。2006年以来，A公司从上述有关厂商处如期收取产品销售货款，但累计欠付多家供应商大量货款。至案发时，A公司经被告人张三及公司财务部负责人李四(另处理)策划安排，在供应商追讨货款情况下，为继续骗取有关供应商货物，签发大量空头支票、过期旧版支票支付货款，累计票面金额达人民币1130386.9元。2007年1月4日，A公司歇业停产，被告人张三等人逃匿。2007年3月10日，公安人员在广州市火车站将正准备乘火车潜逃的被告人张三抓获。 二、论证的基本原则和逻辑 第一，把握证据整体性分析，切忌将某些细节抽离出来进行单独评价。必须把A公司连续数月大量欠付供应商货款情况下，仍然开具空头支票继续购货，后来A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集体消失，法人代表逃匿这个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 供应商纷纷提到因之前A公司已经大量欠付货款，而他们为了追回货款，就不得不继续按照A公司要求向其供货，但此期间，有时部分支付，部分却仍用空头支票支付。也就是说，A公司虽然间或曾经支付过部分货款，但从整个行为整体来看，这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类似于合同诈骗中的“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为了继续用空头支票骗取货物的欺骗伎俩，而并不能因此推论出在期间内曾经有过付款就没有非法占有目的。 第二，透过现象看本质。须认真研究企业生产经营特点，产销状况，结合会计鉴定结论等对于企业的原材料采购、货物销售、资金流、货物流等状况进行细致分析: 一般而言，生产企业在供，产，销链条中，如果资金链条出现延迟甚至断裂，的确可能在原材料支付货款的过程中出现延迟，拖欠。 本案认定的关键在于结合A公司的生产经营状况来分析。一方面，证据显示A公司属定向供货给有关摩托车厂商(有厂商反映A公司还出现未按照合同全数供货情况)，充分证明A公司的产品销路及货款收回不存在问题。另一方面，根据A公司还几次采用借贷等方式筹集了资金入账。 正常情况下，一家生产企业销路顺畅并如期收回货款，又有大量资金注入。如果偶尔出现一些空头支票尚属正常。但A公司大量欠付多家原材料供应商货款，还大量频繁使用空头支票，显然有悖资金周转临时性偶发性的特点。 关注张三关厂停产，手机停机，搬离原住所外出藏匿，及后来的逃跑等等行为。A公司有关员工证言，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证明、联通公司客服人员证言等等证据。 三、分析论证的框架和层次 第一，A公司生产经营基本状况:产品供销正常，货款收取正常，故该公司长期持续性账户资金不足，多次开具空头支票周转资金系异常现象，根本不属于正常的暂时性资金短缺。 零配件商(原材料)―A公司(定向供货，无销路不顺现象)-豪剑、雷利诺、大奔 A公司支付能力来源于其供货给豪剑、雷利诺、大奔后对方支付的货款。正常情况下，组装后生成产品销售所得货款肯定不小于原材料的进货金额。A公司开具空头支票支付原材料货款究竟是否资金周转，首先要看其是否在收取销售产品的货款时出现问题，以及其他现金入帐情况。 (1)大奔、豪剑公司法人代表均证言证实与A公司的货款已全部如期结清。 (2)豪剑、雷利诺、大奔提供2006年A公司向该三家公司供货与该三家公司向A公 司付款的明细表:2006年7-12月，豪剑、雷利诺、大奔均向A公司足额支付货款。 (3)司法会计鉴定结论证实: ①2006年7-12月，A公司发货给豪剑、雷利诺、大奔公司出货金额与A公司确认收取货款金额基本相符。 ②豪剑、雷利诺、大奔与A公司的业务往来对比明细、A公司现金银行存款收入明细表反映:2006年7月至12月，每个月内(因做帐时间一般为每月月底，即实际在7-12月每月期间)，均有A公司从豪剑、雷利诺、大奔公司处收取的支票、承兑、现金等形式货款入帐。其中支票形式货款也均支取为现金或付款入行。结合与豪剑等公司业务往来帐目，可知A公司均如期收取了相关货款。 另7-12月间以李四个人借款、张三借款名义(实际为公司借款)大量现金入帐、2006年12月A公司以大奔公司支付货款的5张期票做质押向他人借入现金50万元已入内帐增加现金收入。 综合上述证据，证实豪剑、雷利诺、大奔与A公司之间货款的结算支付正常。证实A公司的货款收入不存在滞销、货款无法收回入帐等情况。加之其是定向向豪剑、雷利诺、大奔销售产品，在每月产品全部都正常生产、销售并收回货款的前提下，A公司根本不应存在因为货款的拖欠，或资金回笼不及时等问题而出现现金流的断裂、不畅，因而根本不应该出现本案这样一种长期持续性的账户余额不足，而导致开空头支票来进行所谓“周转”最后却无法“周转”情况。 第二，考察资金流，分析A公司的实际清偿能力。截止2006年9月，A公司已欠下巨额供应商货款，且非法转移大量原材料导致账面库存与实际库存间巨额短缺，A公司因此根本缺乏实际支付能力。 1.已报案的多家供应商被害人陈述证实:A公司从2005年底，2006年初开始，支付货款不正常，大量货款未付。 2.相关供应商提供了大量对账单据，且有关公司报案人均提到一个共同细节:在其公司与A公司对帐后，A公司的人从来都不在对帐单上签名或盖章确认，而其为追回货款就没有再坚持。 这些证据都证实了2005年底2006年以来，A公司已经欠付多家供应商大量货款。 3.司法鉴定结论显示:2006年7-9月，A公司的财务账册制作都正常，产品成本都已经正常结转。截止到2006年9月30日，A公司财务挂帐欠供应商货款949万多元;财务挂帐的库存金额为854万多，而仓库库存货物仅为95万多，财务挂帐的库存金额与仓库实际库存对比短少货物759万多，如果仅仅是资金周转出现问题，显然不会出现金额如此巨大的供应商货款拖欠。 而且截止到9月，A公司与豪剑、大奔等厂商的货款回收也都正常，但欠供应商的货款已经达到940万之多，实际支付能力显然极低，在之后仍然开具大量的空头支票支付供应商货款，显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第三，分析货物流，研究A公司对于所收取原材料的处置情况:库存产品及原材料巨额短缺暴露A公司大量非法转移原材料。 1.依据会计基本准则，生产企业从购进原料到产品销售流程在会计科目中应记账为:原材料进仓出仓车间产品(生产成本结转)销售(计算利润) (1)有关财务明细证实A公司供货和厂商确认收货;厂商支付货款与A公司收款入账，都基本相符，即A公司已生产出的产品销售部分不存在问题。 (2)截止一定时期内，原材料的购进数额相对固定，在此前提下: 原材料的处理财务账册(科目显示)实际库存/产品 甲:公司出仓进车间生成产品-库存金额相应减少-增加 乙:留仓库待用-财务挂帐的库存金额增加-无相应产品产出 财务挂帐的库存金额=实际库存(原材料&原材料+产品) 2.但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显示:截止2006-9-30，A公司存在700余万元巨额的货物短少，即A公司将大量原材料既没有用于生产产品也没有保存在仓库中待用。一个生产企业对于原材料应有也仅有的两种方式就是转出仓库生产产品、保存仓库待用。巨额的原材料并没有按照一个生产企业所应有也仅有的两种方式进行处理，它们只可能被非法处理(或转卖套现，或利用A公司骗取原材料而输入另设的新公司生产销售等)，而最后有关部 门赶到现场封存厂房时基本已无原材料或产品在仓库内。 综上，巨额价值的原材料实际上被非法转移出A公司仓库，即被非法处置。因此这700多万的原材料就必然无法转化为产品销售收入入账增加A公司支付能力，A公司资金链条也必然因此出现了巨大的黑洞，出现既大量欠付前期货款，又无法支付后继相应货款。 第四，持续性开具空头支票、已过期旧版支票，且不及时补充银行余额，及2007年1月A公司关闭，张三等人逃匿等，均证实开具空头支票并非资金周转，而是假借延迟支付为名骗取财物。 1.A公司开具空头支票进行所谓“周转”后，收取厂商货款支票入行，很多时候却都不会选择开出空头支票的银行账户来兑付支票。如果是资金周转，显然应当是一有货款收入，支票兑付的就到余额不足的账户入行，收现金的就及时存入账户等，而不是一拖再拖，到最后人去厂空。 7月，A公司开具空头支票支付货款集中在光大、浦东发展银行账户下，而7-8月间，豪剑、雷利诺支付货款的多张支票显示先后已入帐，入帐银行偏偏选择民生银行，农行，广东发展银行，而非上述开具了空头支票的银行账户。 2.A公司使用多张已停止使用的旧版民生银行支票、使用伪造的电汇凭证付款，性质无异于使用伪造票据和凭证(被害公司报案陈述，相关书证单据，司法鉴定显示A公司账目中也未见相应货款支出)。 3.有关供应商入行被退票，或者入行时A公司张三告知账户余额不足，暂不要兑付，等今后再换取有效支票或支付现金，但实际情况是到最后这些供应商的货款被一直拖欠，到最后也无法收取。 4.2006年底，A公司集中开具了多张空头支票后，2007年1月过完元旦假期，A公司的法人代表张三及有关负责人均不知去向，张三搬离原住所，有关供应商等也无法联系上张三，电话关机;该被告人是在3月10日搭乘火车准备离开广东的时候被抓获(被害人报案陈述、A公司员工，劳动和社会保障中心证明、豪剑负责人证言、破案经过等证实)。 综上，笔者认为，认定票据诈骗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应具体到个案中研究行为人所涉及公司企业具体生产经营特点，以行为人的清偿能力为基本出发点和关键，细致分析资金流即资金链条流向、货物流即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以及事后有无逃匿的行为，组织证据分析论证，综合认定

反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8

中国人多 多到骗不赢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等部门联合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一年的时间，全国超过6000万网民因网络诈骗损失300多亿元，而三成网购消费者遭遇的是诈骗网站。

这些诈骗网站绝没有特别高精尖的技术支撑，大多数诈骗网站的骗术都是相似的。“从最早仿冒淘宝、腾讯公司业务，到仿冒银行、航空公司等金融、旅游、票务类网站，甚至捆绑大闸蟹、李宗瑞等社会热门关键词，不法分子对社会热点的捕捉效率极其快速，用户基数大、牵涉面广和社会影响力大的网站都会成为网络钓鱼犯罪的攻击对象。”网络安全专家、腾讯桌面安全产品部副总经理吴波就指出，当前网络钓鱼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从钓鱼网站源代码编写—销售—建立假银行、假QQ网站，实施钓鱼欺诈——骗钱，每个环节都有专职人员负责，这使得其作案效率非常高，给反网络钓鱼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从一些业内人士处获悉，流水线式的生产，之所以能够得到高效实现，关键就在于技术难度不大，甚至只要两三个人，无需有任何技术背景，就可以完成。其关键点就在于勤、钱、快、移。

勤，即指时时盯住热门的关键词，特别是一些涉及商品销售的关键词，比如iPad mini上市后，该商品的关键词必然成为热门搜索，又如各种节假日期间，各大航空公司的机票网站定会成为消费者最为需要的关键搜索，而如果用这样的关键词作为钓鱼网站的关键词，则可能让许多人上当，在这类假网站上花了低于真产品许多的钱，以为捡了个便宜，却落得一场空。

钱，即先期花钱搞定域名和空间，这需要骗子们预先拿出资金来购买一批域名“存好”，并在确定骗局关键词后，第一时间做好高仿网站，这一部分不需要创意，只要全盘照抄即可，素材、模板都是现成的。

快，这是网络骗术的关键，用最短的时间让假网站上线，以最快的速度通过相关人员用各种SEO（搜索引擎优化）手段，让自己的网站在各大搜索引擎的相关关键词搜索上排在第一页的前几位，甚至通过搜索引擎审核漏洞，购买关键词竞价排名。许多朋友曾经在机票订购、移动网上营业厅充值过程中遭遇钓鱼网站。它们都是用竞价排名成为关键词搜索前一二名，看似准确无疑，实为假网站。

移，则是以游击战的方式，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次这样的出击到收场，不管赚没赚到钱，都在一两天内快速结束，特别是有多人上当后，立刻取消整个网站，人间蒸发，让人在发现受骗后，回过头来却人去楼空、查无实据。

技术何以有大骗局？

相比那些在假网站内植入木马盗窃用户账号信息的手法来说，前面提到的钓鱼网站简直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但却更加的直接。因为植入木马不仅仅要挑战网民的智商，更要和安全软件硬碰硬。而只是用“形似”的方式来诱骗网民，用网上银行或第三方支付来“购物”的钓鱼网站，则只需要和网民的智商进行一番较量。

他们成功骗人的办法，就是利用了网民贪便宜的心理。

简而言之，中国人多，不缺上当受骗的。一个这样低技术含量的骗子网站，成本低，以销售假iPhone 5的骗局为例，只要有一个网民上当，即可回本，如果多几个上当的，则是几倍的利润了。而最简单的诱惑往往是最有效的，只要价格低到了一定的程度，再每日多几个热门关键词的诈骗网站，撒网捕鱼，何愁没有上当的。

其中关键的一个节点在于搜索引擎，因为大多数网民本身并不会记住一大串字幕、数字和符号组成的网址，通过搜索引擎快捷寻找是最直接不过的方式，而大部分搜索引擎对于虚假网站的收录没有过细的筛选，甚至于一些搜索引擎唯利是图，对于竞价排名和广告完全不审核，以至于诈骗发生的频率更高更快。

这一招屡试不爽，在近三年的时间，早已经成为网络上的一大公害。

而近期，由于安全软件开始设定主动防诈骗网站的功能，已经让假冒网站的手法变得越来越没有市场。骗子们的手法也转移到了网购平台上，而且其欺骗性更强。

原则上，网购平台如淘宝、拍拍有一整套的机制来防范假冒伪劣产品，但其实不然，本身就是网上秀水街之称的这类平台，其漏洞原本就多，而近来诈骗者将原来假冒网站的方式平移到网购平台上，只是将做假网站的流程换做了在网店里做手脚，其技术难度和成本反而进一步的降低了。

这种钓鱼方式其实是利用网店的装修功能对店铺页面中部分内容的布局进行修改，利用背景图片在正常显示的内容中插入伪造的信息（如商品成交数量、买家评论等），来达到欺骗消费者的目的。以0件销量的裤子为例，卖家利用CSS代码将原本页面的计数显示向后挪了两个字符的位置，同时在真实数字前面插入了一个图片，该图片显示的内容为“58”，并与计数器显示的数字使用同一种字号、字体和颜色。

这样，这个商品的销量看上去就是580件，而不是0件了。同时，假担保、假评论也是利用类似的手法，在页面插入一些以假乱真的图片，欺骗买家。

一旦如此，则缺乏辨别能力的网民会照样上当，而且基于对网购平台的品牌信任，其上当的程度较之假网站模式更高。

留给骗子的关键难题就是信誉度，不过这一切一样可以靠刷的方式在行骗之前解决好。

不管是何种骗术，其关键还是在于攻击人性的弱点，而要真正做到破解，也一定要在这方面做文章。

搜索引擎、网购平台和安全软件需要做一点事，不仅仅是在技术上予以封堵，更应该类似QQ聊天出现金钱信息时那样“不分青红皂白”给网民以安全提示，这是在源头上进行封杀的最佳手段，只有让网民时刻保持警惕性，才不会让自己的钱包很受伤，而网民未尝不可和相关平台建立发现举报机制，即将问题网站第一时间举报给搜索引擎、网购平台和安全软件，从而让诈骗术陷入人民战争的大海中，甚至于利用云计算技术，通过相关机构建立公共云端信息交互，确保举报在第一时间被发现、被处理和被自动共享和标注在相关网页上，确保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