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古迹调查报告范文

文物古迹调查报告篇1

论文摘要: 金华文物古迹众多,拥有丰富的实践资源。通过对文物古迹现状的社会调查,学生能掌握基本的社会调查方法,增强社会实践能力和探究能力,激发爱乡热情和建设家乡的使命感,树立自觉保护文物古迹的意识。 

 

探究式学习,或称探究性学习、研究性学习,是指从学科领域或现实生活中选择和确立主题,在教学中创设类似于学术研究的情境。学生通过独立自主地发现问题、实验、操作、调查、收集与处理信息、表达与交流等探索活动,获得知识,培养能力,发展情感与态度,特别是发展探索精神与创新能力。它倡导学生的主动参与,其特点是自主性、实践性、综合性、开放性。探究式学习活动是综合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发展学生的探究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奠基性的价值。处处留心皆学问,从生活实际入手,有利于开启学生探究性学习的窗户,开拓学生研究性学习的视野,激发学生参与实践活动,开展探究学习的欲望。 

金华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众多,古迹资源十分丰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16处:市区的太平天国侍王府、天宁寺大殿、铁店窑遗址和法隆寺经幢;东阳市的卢宅、土墩墓群;义乌市的古月桥、黄山八面厅;兰溪市的诸葛长乐明清古建筑群、芝堰村古建筑群;武义县的延福寺、俞源村古建筑群;浦江县的郑义门古建筑群、上山遗址;磐安县的玉山古茶场、榉溪孔氏家庙。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2处,即市区八咏楼、法隆寺经幢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33处,即通济桥等。武义县的俞源和郭洞是2003年国家建设部公布的首批12个国家历史文化名村之一。以这丰富的古迹资源为载体,可以开展探究学习。 

一、围绕古迹,确定探究主题 

教师可以提出探究方向,如:“金华文物古迹众多,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金华的文物古迹情况。”确定研究方向,让学生设计问题或提出自己想要了解的关于金华文物古迹的某方面情况,然后让学生讨论投票确定共同的探究主题。学生提出了以下问题:“金华有哪些文物古迹?”“金华文物古迹有什么特点?”“金华文物古迹是怎么保存下来的?”“金华文物古迹在保护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金华文物古迹的保护遇到了哪些困难?”“你认为除了各省、县、部级文物古迹外,还有哪些值得保护的文物古迹?” 

根据同学提出的这些问题,学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之后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金华有哪些文物古迹?”这样的问题太浅显,没有探究的趣味性;“金华文物古迹有什么特点?”这问题太专业,难度太大,容易打击同学探究的积极性;“金华文物古迹是怎么保存下来的?”和“你认为除了各省、县、部级文物古迹外,还有哪些值得保护的文物古迹?”这两个问题范围很广,适合探究,但需要大量的实地考查,研究成本对初中生来说可能太高,所以选择的学生较少;“金华文物古迹在保护过程中存在什么问题?”和“金华文物古迹的保护遇到了哪些困难?”这两个问题有共同性,是针对古迹保护过程当中的某一方面展开的,可以看作是前两个大问题的子问题,相对可行,所以最终大多数学生把票投给了这两个问题。因此,最终确定探究主题是:金华文物古迹保护过程中的问题。 

二、分析主题,确定探究方法 

学生认为对“金华文物古迹保护过程中的问题”的探究,发现问题只是任务的一部分,解决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使金华的文物古迹能妥善完好地长期保存,让后代子孙瞻仰研究才是最重要的。 

根据探究内容选择探究方法,学生提出了一些想法。有的认为可以访问文物古迹的管理人员,有的说可以利用网络查找相关信息,有的说可以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的古迹实地考查,也有的说可以进行问卷调查。 

当说到问卷调查的时候,很多学生提出了质疑。质疑的学生认为,探究主题具有一定的专业性,问卷对象该如何选择是个大问题:如果随意抽取学生或普通市民可能收集到的知识一些猜测并不能如实反映现实问题;如果针对专业人员如古迹管理人员,直接访问可能获取的信息会更多,而且不必浪费问卷的精力和资金。 

最终,学生们决定采用访问法、实地调查法、文献资料法。在确定探究方法的同时,引导学生注意这些方法实践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如访问时,要有礼貌,提问要言简意赅,可事前准备好问题;实地调查时要观察仔细,从整体和局部来看问题…… 

三、分组实践,形成探究成果 

根据地域的远近,学生自由组合,形成探究小组。各个组根据组员的能力情况进行简单的分工,如采访人、网络资料收集人、资料汇总人、报告展示人等。最后,展示各组调查情况,由各组代表介绍各自的成果。 

“我们通过上网查询和实地参观,了解到金华名胜古迹数不胜数。像天宁寺大殿、兰溪诸葛八卦村、义乌吴晗故居、东阳卢宅、磐安明建昌文塔…… 

就以卢宅为例,它坐落在东阳市区东门外1公里的卢宅村。当地卢姓居民,八百年来在此聚族而居,是典型的封建家族聚居点。祠内有工字形平面的肃雍堂,建于明景泰七年,至天顺六年,建筑上有精美的木雕和彩绘。 

可是,如此杰出的木雕建筑,在历史的洗涤、风雨吹打下,还能风采依旧吗?所以当下该解决的难题就是如何更好地保护遗迹。 

我认为,古老的文明是一定要妥善保护的,人类要从自身做起,杜绝私欲,尽己所能,保护文物;其次,政府也要出钱出力,以现代化手段加以保护,不要让它成为‘世纪遗憾’。朋友们,行动起来。愿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能欣赏到历史留给我们的‘佳作’。” 

“金晗小组的报告发人深思,他们的倡议感人肺腑,可见他们是用心去关心爱护身边的文物,下面哪个小组再来展示你们的成果?” 

“我们调查的是金华市区的八咏楼,该楼造型典雅,风格古朴,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千古风流的八咏楼,如今因为游人过多,八咏公园内的一些设施被人为破坏,地上还有游人乱扔的垃圾。我们认为应该禁止游人乱摸文物,设立相关保护条约。在道路上多设垃圾箱并竖路牌,提示游人注意保护公共场所的卫生。 

调查后,我们感受很多。中华民族的古文明就像明珠闪耀在世界的东方。然而,由于保护不力,总有些文明渐渐离我们远去。身为华夏儿女,我们真应该为它们做些什么。” 

还有吴迪组发现兰溪诸葛八卦村地面有很多口香糖残渣;一些老房子因为改装,原有的一些牛腿装饰已经残缺…… 

从探究成果展示中,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学生那强烈的使命感,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得到了培养和锻炼,保护文物古迹成为了学生自觉的意识。当然,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问题,有的组与探究主题联系不紧密,有的组个别学生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没有真正参与;有的组浅尝辄止没有深入研究等。虽然在利用古迹资源开展探究实践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很多问题,但我认为,教师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求全责备,只要学生努力尝试,广泛参与,积极探究,就应该给予肯定评价。当然,对于探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教师也应当做出适当的引导。 

 

参考文献: 

[1]初中综合实践活动手册.教师用书.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金华市教育局.锦绣金华.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 

[3]blog.sina.com.cn/s/blog_58655b710100crxz.html.什么是探究式学习. 

文物古迹调查报告篇2

我县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众多，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共登录不可移动文物579处。近年来，随着城乡建设步伐的加快，文物保护任务日益严峻。为了进一步加强全县文物保护，避免历史文化遗产遭受破坏，保障重点项目建设工程、城乡基本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山西省文物考古管理办法（试行）》、《太原市文物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现做如下通知：

一、各乡（镇）、各部门实施的建设项目，在项目选址、规划、设计和进行可行性研究阶段，须按程序征求文物行政部门的意见。上述选址、规划、设计的项目，涉及到文物保护单位的，需按程序报批。各建设项目立项后，项目建设单位应当按程序到县文物旅游局办理相应的文物保护手续。

二、所有建设工程必须实施文物调查和文物勘探。在进行工程建设时，建设单位应自取得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之日起20日内向县文物旅游局申请对工程范围内（包括采矿区和取土区）进行考古调查或勘探。经考古调查或勘探，确认建设工程范围内无文物埋藏后，县文物旅游局出具相关的书面意见书，方可开工建设。

三、文物勘探工作由县文物旅游局统一管理负责并组织实施。勘探结束后，应及时向建设单位提供勘探报告。对于文物勘探中发现的古文化遗址(迹)或古墓葬等，报请市文物部门实施发掘。发掘清理工作结束后，方可批准工程开工建设。

四、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文物调查勘探、发掘费用由建设单位或投资方列入工程预算并及时支付。

五、建设、土地、规划和文物等部门，要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共同做好文物调查和文物勘探管理工作。土地、规划等管理部门应及时向文物旅游局提供建设单位的土地规划和征用计划等；建设管理单位应及时向文物旅游局提供建设单位或个人的建设项目情况，以保证各类建设项目不违背《文物法》和文物调查勘探规定要求。

六、施工过程中一旦发现古代的文化遗迹、遗物的，建设方应立即停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报告县文物旅游局。出土文物要上交文物旅游局。对隐匿不报，擅自处理，造成文物流失、损坏的，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等有关规定对建设单位的法人及当事人给予处罚。

文物古迹调查报告篇3

关键词：吴哥古迹；文化外交；功能性合作；文化遗产；区域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4-0018-09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吴哥古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同时将其列入濒危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作为促进和援助柬埔寨和平与复兴建设的重要一环，1993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拯救吴哥古迹国际会议。会议发表了《东京宣言》，设立了吴哥古迹保护与发展国际协调委员会（ICC），并从1993年开始每年召开1次大会以及若干次技术小委员会的会议。这一国际协调委员会由日本和法国共同担任主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到秘书处的作用。1995年，柬埔寨成立了吴哥窟文化管理局（APSARA）。此后世界各国纷纷与这一管理局保持协作，协助柬埔寨政府共同推进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工作。

日本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的国际合作中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一合作主要由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上智大学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奈良文化财产研究所、东京文化财产研究所等机构负责。为了协调国内各个机构的工作，日本文化厅还于1993年7月成立了“吴哥文化遗产保护共同研究商议委员会”。文章将简要梳理上述机构的主要职能及其取得的成就，从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视角分析日本在吴哥古迹的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并进而通过这一案例透视日本的文化外交及其国际政治意义。

一、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

1989年，出于援助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保存的目的，日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设立了“文化遗产保存日本信托基金”，截至2012年，日本共出资6 307万美元，资助了41个国家的40项遗迹保存修复事业。吴哥古迹是这一信托基金资助的重要项目之一，见表1。受其资助，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JSA）于1994年成立，由早稻田大学教授中川武担任团长。

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参与吴哥古迹保护修复的工作分为几个阶段。第1阶段从1994年11月到1999年4月，为期4.5年。第2阶段从1999年5月到2005年4月，为期6年。在第3阶段结束之前，合计有700人次以上的日本专家和平均180人以上的柬埔寨工作人员共同参与了修复活动。第3阶段从2006年1月到2010年12月，为期5年，在这一阶段，除了传统的修复活动之外，日本保护团队注重提高柬埔寨方面的自立能力，因此与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联合建立了“JSA-APSARA吴哥古迹保护框架”（JASA）。上述各个阶段的资金主要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存日本信托基金。根据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当地近70人的柬埔寨专家团队得以与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携手合作。这一团队参与的大部分主要项目已顺利完成，包括巴戎寺（Bayon）南藏经阁修复工程、十二生肖塔修复工程、吴哥窟北藏经阁修复工程、组织巴戎寺国际研讨会、建立《巴戎寺》、出版《巴戎寺保存和修复大纲》、出版有关修复和研究的资料等，巴戎寺南藏经阁修复工程尚在进行中b。

自1995年起，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公开出版年度技术报告及相关绘图c。1996年起，由其主办的巴戎寺国际研讨会每年召开d。在2005年的研讨会上，根据其保护修复的经验和成果，还通过了《巴戎寺》。这一基于1964年的《威尼斯》（《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和1994年《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为以巴戎寺为中心的吴哥历史古迹的保护实践建立了指针。

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还通过每年召开的国际研讨会、报告书、网站等方式，公开修复活动和科学调查的各种记录，供专家和一般公众及时了解相关信息。2002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存日本信托基金建立的“JSA项目暹粒办公室”竣工。除了日常办公之外，这一机构还可用于国际会议、研讨会和研究会，以及相应的文化交流活动。此外，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还在巴戎寺北侧建立了“巴戎寺展厅”，用于展示与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调查研究和保护修复工程有关的材料。一般游客得以在其中了解这一团队的各种活动成果、今后的计划、工程报告书等。

二、在吴哥古迹开展文化遗产国际合作的三大日本机构

除了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之外，上智大学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东京文化财产研究所、奈良文化财产研究所等大学和研究机构也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工作。

（一）上智大学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

上智大学亚洲文化研究所早在1980年就应柬埔寨政府的邀请，对吴哥古迹开展调查研究和保护修复工作，而当时日本与柬埔寨甚至尚未建交。1985年，上智大学主持召开了关于吴哥古迹保存的国际研讨会，并发表了保护这一遗迹的《上智呼吁书》（Sophia Appeal）a。至1998年，上智大学已经派遣了4次预备调查团和21次正式调查团，并出版了《柬埔寨的文化复兴》等大量出版物。上智大学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则是由上智大学牵头、日本国内数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一个大型调查团b。

上智大学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的工作重点和主要成就之一在于协助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引入环境保护的国际标准ISO14001c。吴哥古迹周边的24个村落约2.3万人口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每年产生大量垃圾。游客数量从1995年的约5 500人大幅上升至2004年的约60万人。同时，古迹周边的旅馆等设施也从1995年的15家跃升至2005年的65家。有鉴于此，上智大学亚洲人才培育研究中心联合日本品质保证机构（JQA）、国际规格研究所（ISRI）、品质保证综合研究所（JQAI）等财团法人和企业从2003年5月起对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提供了为期3年的援助。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还在日方团队的协助下建立了吴哥环境维护系统小组（EMS Unit），通过保护吴哥古迹及其周边的环境、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为柬埔寨的环境教育建立样板，努力实现“自然、寺庙、村落”和“环境、文化、社区”的和谐共存d。

上智大学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在这一项目中的援助内容主要分为两方面：通过柬埔寨学生赴日本研究生院研修；上述机构向柬埔寨派遣研究员等形式，一方面为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培养环境保护方面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培养在废弃物处理、水质改善、森林保护、历史景观维持等环境改善领域的柬埔寨当地人才。采用ISO14001的标准后，通过呼吁商店减少垃圾、设置垃圾箱、委托民间垃圾收集企业、在小学开展垃圾减量教育等方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也切实提高了当地政府和居民的环保意识。此外，上智大学还开展了名为“绿荫讲座”的调查访问之旅，组织日本大学和高中学生在赴柬埔寨开展访学的同时参与垃圾捡拾和遗迹清扫工作e。经过3年努力，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于2006年4月成功取得了ISO14001的认证。

（二）东京文化财产研究所

东京文化财产研究所起始于1930年成立的日本帝国美术院附属美术研究所，1965年改名为东京国立文化财产研究所，2001年取消“国立”二字，成为独立行政法人。东京文化财产研究所参与的文化遗产国际合作遍及亚洲各国及世界其他地区f。对东南亚地区历史遗迹劣化现象及其保存修复的调查研究是其研究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而柬埔寨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合作对象和伙伴。

1990年，东京文化财产研究所建立了亚洲文化财产保存研究室，后经过多次调整，这一研究室于2006年变身为文化遗产国际合作中心。从2001年起，文化遗产国际合作中心开始与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共同对吴哥古迹内塔内寺（Ta Nei Temple）遗迹的石质文化财产的保存特别是如何抵御生物影响开展调查研究。吴哥古迹内各种地衣类、苔藓类、蕨类植物以及树木异常茂盛，明确这些植物对于石材的具体影响，采取妥善的保护措施尤为重要，既要做好清理，又要防止清理工作对石材的损伤。为此，东京文化财产研究所还积极与开展相关研究的法国布莱兹・帕斯卡大学调查队相互交换信息，开展合作a。基于与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的合作，已经在塔内寺遗迹内查明藓类8属9种、苔类1属2种、地衣类20属22种，并对不同物种的生长环境条件开展了观测和研究b。

（三）奈良文化财产研究所

奈良文化财产研究所是日本与柬埔寨开展文化财产国际合作的又一重镇。这一机构成立于1952年，经过多次调整后于2007年成为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产机构。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更基于其对平城地区、飞鸟和藤原地区宫廷遗迹的长期发掘调查，使得对古代都城的研究成为该机构的核心和专长。1991年柬埔寨《巴黎和平协定》签署之后，从1993年开始在日本文化厅的合作和指导下，奈良文化财产研究所就积极推进对吴哥古迹的保护研究工作，并与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签署了协议。根据协议，其共同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6个项目：挖掘调查、应对遗迹建筑物的劣化、应对石质建筑物的劣化、遗迹探查、修复和保存科学、大范围遗迹的整备等。与其他机构相比，对于陶器窑迹的挖掘调查和保存科学是奈良文化财产研究所的工作重点和特色之一c。

在与早稻田大学、上智大学等调查团队合作的基础上，从2002年度起，奈良文化财产研究所开始与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合作，重点对吴哥窟内的小寺院、西多寺庙（Western Prasat Top）开展独立研究和保护。第1和第2个中期计划（各为期5年）已经于2010年度完成，从2011年度开始执行新的中期计划d。从2010年起，奈良文化财产研究所又开始对洛韦（Longvek）、乌栋（Oudong）等“后吴哥时期”的柬埔寨古城进行挖掘调查[1]。

三、作为一种区域公共产品的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加权汇总的视角

对于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是日本在东亚开展功能性合作、供给区域公共产品的重要案例。传统上，日本在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上主要表现为加权汇总（weighted sum），即在共同参与、总体计量的基础上合作参与国的贡献权重各有不同[2]。这一供给方式在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案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方面，日本的上述各个机构各有专长、分工不同，又相互协同、密切合作。而事实上，除了日方机构之外，参与吴哥古迹修复工作的国外机构还包括法国远东学院（EFFO）、德国飞天女保护工程（GACP）、中国政府援助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意大利的土工和结构工程学会（I.Ge.S）、印度考古研究所（ASI）、瑞士的女王宫保护项目（BSCP）等其他国家的队伍以及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WMF）等国际机构。吴哥古迹规模庞大，但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损坏及人为破坏的情况各异，因此对其保护和修缮的具体方法也有所差别。这为各国和各个机构发挥其“比较优势”提供了用武之地。经过各国的共同努力，2004年7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吴哥古迹从濒危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剔除。

另一方面，纵观80年代初期以来30余年的合作历程，日本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的具体实践中又具有以下3个特点，这为其他国家和其他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提供了诸多启示。

第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为代表的各个机构，自成立之初起就将实现由柬埔寨国民自主开展古迹保护和修复工作作为根本目标，为此，知识传授和技术交流成为核心内容。正如上智大学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后任上智大学校长的石泽良昭所强调的，对于日本而言，国际文化合作的援助体制并不仅仅是提供资金、技术和高新设备而已，国际合作说到底是“人的交流”，重点在于“在差异中相互学习”a。

由于常年战乱和政治浩劫，柬埔寨本国的知识阶层和技术工匠大量离世，所剩无几。为此，除了日常的保护修复工作之外，日本专家和专业工匠与柬埔寨当地的专家和技术工人共同开展工作，并对其提供培训、传授技术，培养本地人才。其中，当地专家主要负责调查和修复计划的立项、实施、运营和报告工作，而技术工人则负责现场实际修复工作的各个领域。例如，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与柬埔寨皇家艺术大学（Royal University of Fine Arts）合作，提供分别为期3至4周和1年的短期和长期研修项目，柬埔寨学员经过选拔，参与考古发掘调查和建筑实地调查等，根据现场操作学习基本技术和知识，并通过讲座、课程等形式学习出土文物和建筑物的实际测量、分析和绘图制作、日志和报告写作等技能。

日本政府还为“塔内寺培训项目”提供资金。这一项目自1999年11月开始，由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和东南亚教育部长联合组织考古与艺术地区性中心联合实施，并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项目为期5个月，学员为柬埔寨国内高校毕业生，教师来自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日本金泽大学以及其他国家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项目的初衷在于，通过高水平的实地训练，在考古、建筑、工程等领域为柬埔寨培养本国的核心技术团队b。

柬埔寨皇家艺术大学考古系和建筑系的学生也有机会参与上智大学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的实习研修，接受现场指导和训练。部分学生毕业后作为研究生继续在日方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优秀学员还利用日本文部省和各个财团的奖学金至上智大学、东京艺术大学研究生院等日本高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第二，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系统和综合工程，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建筑学、园艺学、艺术学、博物馆学以及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相关技术学科，同时又与政治学、社会学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日本国内拥有为数众多的文化遗产，在长期的实践中对于文化遗产的保存修复也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行之有效的制度和高超的技术，这些都在对吴哥古迹的保护合作中得到充分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日本在测绘、信息处理、生物等高新技术领域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1996年，柬埔寨政府请求日本政府在绘制暹粒北部和东部的地形图项目上给予协助，这一地区汇集了大量吴哥遗迹。为此，1996年9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派遣了先期研究团队。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和日本国土交通省下属的国土地理院分别成为这一项目的管理机构和技术支持机构。2000年，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物资和技术支持下，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GIS），由日方志愿者指导柬方工作人员如何在上述系统中操作和编辑地图。1998年至2003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先后几次向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提交了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和吴哥地区的地形图。此外，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还分别在日本和当地接受了日方的技术培训a。又如，2006年，东京大学池内克史教授领导的团队，成功对吴哥古迹内寺院进行了电子立体成像。团队对寺院表面进行激光成像，又通过高空气球测定方位，在室内狭小空间利用独立开发的测距感应器，并配合解析软件。这为今后的修复奠定了重要的数据基础b。

其次，日本在本国文化遗产修复过程中积累的有形和无形特长在柬埔寨也获得了施展才华的契机。对古迹的修复不仅要维持其外观原貌，还应保持原有的建筑方法。印度考古团队就曾碰到难题，盖因印度的沙土构造与柬埔寨有所不同，故在印度长期积累的保存修复技术和诀窍一时在柬埔寨难以有用武之地。而考虑到人力、石材不足等客观条件，日方团队经过反复讨论和实验，最终在巴戎寺基座夯土的修复过程中采用了日本传统的“三和土”（たたき）技术，即将少量熟石灰加入沙土中经时固化，使其颗粒分布与原有沙土近乎一致，这种技术使土层既保持了吸水渗透性，又具有较高的强度，从而在外观和功能上都实现了与原有石材的一致c。又如，吴哥窟的石筑技术与日本传统的石制灯座、墓石中所使用的无砂浆干砌筑（空み）技术极为相似。因此，经验丰富的日本工匠不但在保存修复现场给予技术指导，而且在当地开设学校、传授雕刻和石工技艺，为培养柬埔寨新一代的工匠做出了独特的贡献d。日本国内名古屋城、姬路城等大型石建筑的修复工程也为在日本研修的柬埔寨技术人员提供了第一手的学习和借鉴机会e。

第三，日本团队在国际文化遗产合作中充分重视政官商学研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和互补。2006年6月，日本开始实施《关于海外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推进法》。基于“文化财产国际合作推进会议”的建议，日本政府设立了“文化遗产国际合作联合体”，主要包括文部科学省、外务省等相关省厅；教育研究机构（包括各个公立和私立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独立行政法人与民间资助团体（如东京文化财产研究所、国际交流基金、国际协力机构、国际协力银行等）。

除了上述提到的政府部门、大学、研究机构之外，不少企业也积极加入柬埔寨文化遗产保护修复的队伍。奈良文化财产研究所在对西多寺庙的考古挖掘中就得到了位于高松市的起重机制造企业多田野株式会社和飞鸟建设株式会社的大力协助。多田野株式会社免费提供自行式全路面起重机、高空作业平台车、船货起重机。多田野株式会社曾与奈良文化财产研究所共同参与奈良高耸古墓石室的解体工作，并为石材的吊装开发了特种机器设备。飞鸟建设株式会社也曾参与日本国内石室解体和国宝壁画的保护工作。这3家机构的再一次共同合作无形中把日本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的团队带到了国外a。

又如，永旺集团（イオン）为配合上智大学与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主动出资，在吴哥古迹周边地区新建了“诺罗敦・西哈努克吴哥博物馆”，用于展示上智大学亚洲人才培养研究中心挖掘出土的石像及窑迹、陶瓷器等其他出土文物，这些石像在公元7世纪柬埔寨由大乘佛教向印度教转变时期被埋藏于地下。2007年11月2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西哈莫尼还曾亲临博物馆的完工仪式b。

四、文化外交与日本的东亚区域合作政策

首先，吴哥古迹保护修复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从理念到实践不断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成为其文化外交的成功典范。“文化外交”强调尊重文化交流的自立性和多样性，目的在于实现开放的国家利益，促进多样的交流。文化外交具有三大目的：促进对本国的理解，提升其形象；培育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与信赖，避免纷争；为培养全人类共有的价值和理念做出贡献。因此，日本的文化外交具有“传播”本国文化、“受容”异文化、通过相互交流实现多元文化价值观“共生”等三大理念c。

随着日本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70年代之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与日俱增。而在广义的文化外交中，对于文化遗产的国际合作又得到特别重视。日本政府从1975年开始将政府开发援助（ODA）中无偿资金援助的一部分用于发展中国家文化和教育事业的振兴活动。1988年5月竹下登首相在出访欧洲之际发表了著名的“伦敦演讲”，其中提到，为了保存世界文化遗迹和振兴文化，日本应与国际组织妥善合作，积极做出贡献d。进入90年代之后日本在国际文化遗产合作中的进程更是明显加快[3]。

从2000年开始，日本政府将文化无偿援助拓展到文化遗产的保存修复、“草根的文化无偿合作”等领域，并始终将文物古迹特别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合作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支柱。无论是从确保文化多样性的视角出发，还是出于建立“珍视文化大国”的目标，日本都积极推进“拯救文化财产”的活动和人道主义援助。对于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正是在上述文化外交稳步推进、深入拓展的背景下展开的。

其次，文化外交是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载体。1997年1月，桥本龙太郎在出访东盟诸国之际在新加坡发表了纪念东盟成立30周年的演讲。他把加强国民间的相互理解、树立多彩文化的合作关系作为今后日本与东盟进一步强化关系的3个侧面之一。以吴哥古迹文化项目等为例，桥本龙太郎强调，日本将继续与各国积极合作，保存和修复文化遗产，维持和发展各国固有的文化。

日本在亚太地区开展文化财产保护的国际合作具有3方面的重要背景。第一，尽管近年来亚太各国普通重视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但相当多的国家面临行政和技术人才不足、法规制度不健全、缺乏必要资金等困难，而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以及出于旅游观光的目的草率修复，更使文化遗产的保护迫在眉睫。第二，日本普遍被视为一个经济高度成长和传统文化保护有加并存的典范，其完善的制度法规、充分的基础研究和高水准的修复技术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第三，1992年日本缔结《世界遗产条约》、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世界遗产保护等实践、桥本龙太郎“伦敦演讲”等一系列政策宣示又为日本积极推进在亚太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提供了制度性和机制性保障a。1999年8月1日还在奈良建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事务所”（ACCU奈良事务所）。这一事务所由日本文化厅与奈良县、奈良市共同合作，成为日本推进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的又一个重要据点b。

根据对1990年―2006年17年间日本文化遗产国际合作项目的统计，亚洲地区始终是其最主要的对象，而从国别来看，越南、中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又分别排名前5位[4]。一方面，东亚各国与日本基本同属一个文化圈，在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联系紧密。另一方面，亚洲地区的文化遗产与日本自身的文化和宗教等关系密切，以亚洲为中心推进文化遗产的国际合作，对于加深对日本自身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以吴哥古迹保护修复为代表，日本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和保存修复等领域积极推进国际合作，有助于构筑日本与他国的信赖关系，奠定和平外交的基础，增强日本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存在感。日本通过国内“善治”经验的外化、官民并举协同参与等方式，在地缘政治制约、历史心理牵绊下较为有效地开拓了战略空间，改善了双边认知，提升了地区话语权乃至领导力[5]。

吴哥古迹是柬埔寨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其民族精神的象征，其国旗正中即为吴哥窟。由于柬埔寨常年饱受战乱和国内政治动荡，对于吴哥古迹的保护和修缮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化和历史意义，以此建立文化认同被认为是柬埔寨迈向民族和解的重要一步，对于重获新生的柬埔寨回归国际社会、参与区域合作也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从80年代末开始，促进柬埔寨和平进程就成为日本大国外交和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充当中间人积极外交促和，到派驻自卫队，再到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促进柬埔寨的和解和重建成为90年代之后日本区域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实践[6]。

日本在战后涉足东南亚问题时长期采取“政经分离”的原则，将关注的重点投向经贸投资和社会文化等领域，而对于政治和安全议题退避三舍[7]。但文化遗产又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对于吴哥古迹保存修复的国际合作是古迹（文化）、村落（人类）、森林（自然）三位一体的，需要构筑“消除国境的信赖关系”，因此这一合作进程的意义和价值是多重的[8]。

功能性合作和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维护和促进各国之间积极的国民认知具有重要作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等案例，使柬埔寨等国获得了某种地区一体化的“实感”和日本外交的“善意”。近几年，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认同感和亲近感显著提升与这些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是分不开的。日本的上述理念和实践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提供了诸多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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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Functional Cooperation and Japan’s Cultural Diplomacy： A Cas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of Angkor

HE Ping

（Fuda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rvation of Angkor is an important case in Japan’s funct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 this case is a vivid example of the “weighted sum” in terms of aggregation technology， which shows three characteristics in practice： to strengthen Cambodia’s self-capability through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echnical exchanges； to regionally externalize Japan’s domest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echnology， know-how， institutions and apparatus， and to pursue a “synergistic effect” among multiple actors. Therefore， the conservation of Angkor becomes a successful model of combining Japan’s postwar cultural diplomacy with its reg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y， which has been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for Japan to improve its international image， enhance regional influence， and promote its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ambodia.

文物古迹调查报告篇4

关键词：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世界遗产公约

反应性监测（Reactive Monitoring），是世界遗产委员会（World Heritage Committee）对世界遗产的监测方法之一。通过反应性监测，敦促《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提升世界遗产保护管理水平。

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首次将“反应性监测”写入《执行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根据《操作指南》的表述，反应性监测是指由世界遗产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他部门和咨询机构，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的有关受到危胁的世界遗产保护状况的报告的行为。具体说来，就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等，发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的突出普遍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有可能或已经受到损害或危胁，向缔约国询问情况、收集信息、派遣专家组实地检查评估、对所有材料进行汇总分析等一系列做法，形成的报告要求递交到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状况及缔约国管理工作成效做出客观中肯的评判。这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而狭义上，反应性监测是指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对于那些突出普遍价值可能或已经受到影响的世界遗产地进行工作协调，以便专家进行现场检查评估。简要的说，就是反应性监测的现场检查评估。

国内学术界对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的研究尚不普遍。曾纯净等提出，反应性监测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监督机制，是针对所察知的紧急情况进行的反应。周海炜等认为，反应性监测是一种被动监测，对遗产地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闫金强梳理了世界遗产监测的体系，回顾了监测的历史，将反应性监测定性为“被动反应性监测”。、赵云对近年来三处世界文化遗产反应性监测进行了分析，对建立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反应性监测机制提出了建议。综合看来，学术界对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导开展的反应性监测还缺乏技术层面的理解和阐释，也鲜见对于中国的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的独到见解。本文将主要阐述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等对世界遗产开展反应性监测的工作形式和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这种监督制度对于推动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的启示和意义。

一、反应性监测的实施

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规定，缔约国提名一项遗产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缔约国要采取适宜的法律、科学、技术、行政和采取有效措施，保护、修缮和展示好世界遗产。

为了实现对世界遗产进行有效的监督管理，《操作指南》第172条规定，《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将在受《世界遗产公约》保护地区开展或批准开展可能影响到遗产突出普遍价值的大规模修复或建设工程，世界遗产委员会促请缔约国通过秘书处（世界遗产中心）向委员会转达该意图。缔约国必须尽快（例如，在起草具体工程的基本文件之前）且在做出任何难以逆转的决定之前通告，以便委员会及时帮助寻找合适的解决办法，保证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得以维护。

这条规定，授权世界遗产中心对已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的重大工程和项目进行评估和监管。但这条规定过于模糊，操作性不强，因不同缔约国对该条款的理解程度不同，便会有多种不同的处置方式。如对某个修缮项目或者建设工程，缔约国可能认为修缮原则正确、方法得当，没有影响到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于是便不会将项目或工程方案通告世界遗产中心。但如果世界遗产中心通过非缔约国的“其他渠道”知道了这个项目的存在，认为缔约国可能没有对保护遗产安全进行必要的、正确的处置，或认为该项目会威胁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便会对缔约国进行质询，要求缔约国确认消息是否属实，对工程、项目和存在问题等进行澄清，并需于规定日期前提交。

一般来说，上文提及的“其他渠道”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新闻媒体的报道。如2014年对武当山古建筑群进行的反应性监测，就是世界遗产中心在新闻媒体的报道里注意到“遇真宫”的顶升工程，认为这项工程有可能会影响到世界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的突出普遍价值。二、国际组织或非政府组织的反馈。如2014年对曲阜孔庙、孔林及孔府进行的反应性监测，就是与当地文物部门合作的某国际组织，认为当地政府对位于曲阜三孔缓冲区内的古泮池区域进行的环境整治工程，有可能会影响世界文化遗产曲阜三孔的突出普遍价值，而向世界遗产中心反映了有关情况。三、个人的举报。对世界遗产关注的个人，发现了在世界遗产缓冲区内、可能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有影响的工程、项目，也可以向世界遗产中心反映情况。

通过上述三种情况，世界遗产中心知晓了缔约国要开展的某个项目，或世界遗产有可能受到损害的消息，世界遗产中心会要求缔约国对此提交信息、说明情况。之后，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咨询机构，对缔约国上报的材料以及“其他渠道”获取的信息等，一并进行分析评估，以保护状况报告的形式提请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一般情况下，世界遗产委员会会做出以下两种决议：一是认为目前所有的信息足以说清楚事实，并不需要缔约国提供更多的信息；另一种情况是，认为世界遗产确实存在潜在的风险，就会在决议中，要求缔约国，邀请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专家，组合联合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造成潜在负面影响的项目进行现场考察、评估。二、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的内容和工作形式

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的内容，主要是对触发反应性监测的大规模修复或建设工程进行现场检查，评估其是否会对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产生影响。

另外，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决议要求和世界遗产中心的授权，反应性监测现场专家组，还会对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管理体制、管理规划的实施情况等进行全面检查评估。所以说，反应性监测，也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对世界遗产地开展的一次全面检查。

反应性监测现场专家组开展工作的方式包括地考察、听取遗产地管理机构的汇报、与利益相关者座谈等多种形式。现场考察结束后，反应性监测现场专家组须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反应性监测报告。

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对缔约国提交的遗产地保护状况报告、反馈的信息，通告的项目方案、文物影响评估报告、“其他渠道”提供的信息、有关文章、反应性监测报告等全部资料，进行汇总、评估和分析，形成遗产地的保护状况报告，上报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

三、反应性监测的决议

根据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的决议要求，对附有推荐决议草案的保护状况报告，要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进行讨论；如果没有，就不再进行讨论。后来，鉴于《操作指南》确定的程序和遗产数量的不断增长，现在采取的方案是：对涉及要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提议列入或移出《濒危世界遗产名录》、需要进行加强监测机制、遗产地需要最紧急的保护措施、收到关于遗产地新的材料、需要对决议草案进行修改等事项，要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进行公开讨论。其他的项目，均可以不进行公开讨论。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21个委员国，对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提交的遗产地保护状况报告，进行讨论后，可以做出以下五种决议：（一）如遗产未受到严重损害，则无须采取进一步行动；（二）遗产确实遭到严重损害，但损害不至于不可修复，只要缔约国采取必要措施在合理期限内对其进行修复，就仍可保留在《世界遗产名录》内；（三）遗产面临严重的、具体的危险，要将该遗产列入《濒危遗产名录》；（四）遗产所受损害已使其不可挽回地失去了赖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诸项特征，将该遗产从《世界遗产名录》中除名；（五）当获取的信息不足以做出以上决议，可以采取必要手段、措施，进一步了解情况，确定遗产状态、所面临的危险及修复的可靠性。

反应性监测的有关程序，可以用下表表示：

四、反应性监测体系的特点

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通过《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设立的反应性监测，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总体上来说形成了一套完整、严谨和规范的体系。反应性监测不是一种惩罚机制，其最终目的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保护好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避免遗产地从《世界遗产名录》除名。反应性监测体系不仅加深了缔约国和遗产地管理者对《世界遗产公约》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利于提高保护管理水平。世界遗产委员会愿通过与缔约国合作，提供技术支持，实现世界遗产的更好的保护。分析起来，反应性监测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反应性监测触发的信息来源广泛，有个人，有机构，有新闻媒体。现今时代，信息传播极为迅速，使得各缔约国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都面临着全面、实时和全世界的监督。

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规模灵活，根据对世界遗产突出普遍价值潜在的影响程度，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由1-13人组成。一般来说，每位专家代表一个国际组织，如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等。如2014年对曲阜三孔的反应性监测，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一位专家承担；2014年对武当山古建筑群、2015年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的反应性监测，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均由三位专家组成，分别代表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

在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的遴选方面，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有明确的标准和清晰的指向性。分析起来，选择标准和要求如下：一是需要对世界遗产事务熟悉。如对武当山古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景峰，任职世界遗产中心亚太部主任，长期协调、管理亚太地区的世界遗产事务。对武当山古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乔・金，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加米尼・维杰苏里亚，均在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遗址部任职，两人长期代表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事务，执行过多次反应性监测任务。二是来自同一地理文化圈。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吴瑞梵先生，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任副主任，常驻上海；狄丽玲，香港大学教授，常驻香港。三是具有同类型世界遗产的专业背景。承担曲阜三孔反应性监测任务的印度专家穆尼什・潘尼特，是名建筑师；承担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反应性监测任务的韩国专家蔡美玉女士，获得景观建筑硕士学位，城市规划博士学位。

反应性监测的工作流程有严密的规范和约定。如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均持有世界遗产中心出具的“授权调查范围”证明；在结束反应性监测现场考察后的六个星期内，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须向世界遗产中心提交详尽的考察结果和建议报告；报告须按照反应性监测任务的报告格式，附件包括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有关决议、考察团组成、行程和活动、人员列表、地图等全部资料；如无特殊情况，反应性监测报告须向社会公开等。

在反应性监测的全过程，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特别注重与缔约国的沟通，通过缔约国上报的保护状况报告、有关工程方案、文物影响评估报告等，听取缔约国的意见和解释；反应性监测专家组在现场检查时，多次召开会议，与缔约国和遗产地代表沟通，并反馈反应性监督专家组的考察评估意见。

按《操作指南》的表述，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在考察期间的费用由世界遗产基金承担。在实际工作中，考虑到世界遗产基金的资金困难，对我国进行的反应性监测，一般由我国承担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在境内发生的正常费用。

五、对中国的启示

对缔约国来说，反应性监测是一种被动的，是从国际到国内的监测方式；对世界遗产委员会和世界遗产中心来说，反应性监测体现了“问题导向”，是一种主动行为，可以理解为是对缔约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能力的检查。近十年来，中国的明清皇宫、丽江古城、澳门历史中心、武当山古建筑群、曲阜三孔、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等六处文化遗产接受了反应性监测。而同是东亚国家的日本、韩国，则无一处遗产地接受反应性监测。虽然不能单纯以反应性监测的频次，来判断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至少可以说明，日本、韩国的世界遗产管理方面，还没有出现大的缺陷和问题，引起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中国应该从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这种体现“问题导向”、“灵活”的世界遗产监督形式中有所启示，不断提高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

（一）以“内容大于形式”为指导原则，做好准备工作

因为反应性监测是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对世界遗产地已经出现“问题”的现场检查，其结果或会导致世界遗产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甚至被移出《世界遗产名录》。因此，各遗产地人民政府对反应性监测都备感压力，对反应性监测专家组的现场考察极为重视，比如各遗产地管理机构和地方政府往往会以“超常规格”接待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安排警车开道、入住豪华宾馆等。

但实际上，对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的接待，把握的原则应该是“内容大于形式”。也就是说，遗产地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准备向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提交的各项资料，给反应性监测专家组提供详实、准确的项目方案、解释拟建项目与世界遗产的关系，论述项目的可行性，做好文物影响评估以及保护管理规划的汇报，而不应过多关注专家组的衣食住行。

（二）与国际同行分享中国遗产保护经验和做法

虽然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没有世界遗产的有关概念，但中国是《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从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第一天起，就应遵守《世界遗产公约》的规定，履行缔约国的职责。

201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8届会议对武当山古建筑群反应性监测的决议中，指出对缔约国没有按照《操作指南》第172条的规定，将遇真宫提升工程报告世界遗产委员会，表示强烈遗憾。但又坦承，遇真宫环境的环境和背景的改变，没有对武当山古建筑群整体的突出普遍价值造成威胁。事实上，反应性监测的报告中，也认可目前选择的抬升方案，而且认为已经实施的工作的技术质量“非常杰出”（Excellent）。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在遇真宫顶升工程勘察设计阶段，向世界遗产中心通告该项目，寻求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上游”（upstream）咨询建议，事实上也是与国际同行分享中国遗产保护的经验和创举。然后，根据世界遗产中心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提供的建议进一步完善、修改方案并实施，遇真宫顶升工程或会成为我国遗产保护历史中值得浓墨重彩的一个章节，而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反应性监测自然也是可以避免的。

因此，对开展的重大文物修缮项目和环境整治工作，我国应该以更开放和自信的心态，通过世界遗产中心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咨询机构沟通，与国际同行分享中国遗产保护的经验，同时，敞开胸怀，广泛听取国际范围内专家的意见，接受国际社会的监督。这也符合世界遗产中心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咨询机构一直强调的，愿与缔约国加强合作沟通，提供有关项目的“上游”咨询服务。

（三）严格控制世界遗产缓冲区内的环境整治和建设活动

世界遗产缓冲区的设置，是为了有效保护申报遗产而划定设立的遗产区周围的区域。申遗成功以后，往往伴随而来的是游客的增多和各种旅游服务设施需求的增长。有些地方政府，以经济利益为重，肆意进行大规模的环境整治和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或者管控不力，缓冲区内出现超高、超大体量的建筑。此类建设，如果没有履行相应程序，往往会触发国际组织的反应性监测。如对曲阜三孔进行反应性监测，就是缘于当地政府对位于三孔缓冲区内的古泮池区域进行大规模环境整治；对布达拉宫历史建筑群进行反应性监测的起因，是在大昭寺缓冲区两侧兴建了八廓商城、神力商城，高度超过《大昭寺文物保护规划（2015-2030）》等规划中关于建筑高度的控制要求。

因此，各地方人民政府和遗产地管理机构，应该严格遵守缓冲区内的管理规定，对缓冲区进行的环境整治、新建建筑等，都要请第三方机构做文物影响评估；新建建筑的样式、体量、风貌等，都应与周边环境和遗产地保持协调；更重要的是，按照《世界遗产公约》及其《操作指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报告和通告手续。

虽然《操作指南》第172条规定模糊，但我国应该制定具有操作性的内部标准，减少自由裁量权。总的原则应该是，除有保密需要或该项目几乎不会对世界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周边环境景观造成任何损害的项目外，应尽可能通告国际组织在世界遗产缓冲区内开展的工程项目，主要包括方案文本、文物影响评估报告、保护管理规划等。通过通告，既可以增进交流，更重要的是展现缔约国政府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水平和能力。

（四）建立中国国内的世界遗产反应性监测制度

根据世界遗产中心的授权，反应性监测现场检查评估专家组，实际会对整个世界遗产工作进行全面的现场检查和评估。这也是一处世界遗产，除了在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有国际专家进行现场检查之外的，又一次接受国际专家进行的全面的现场检查、评估。

世界遗产委员会对缔约国世界遗产开展的反应性监测，以发现的问题为导向，突出重点，明确任务，能够使缔约国政府、遗产地管理者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世界遗产公约》，帮助遗产地管理者发现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敦促遗产地管理者进行整改和完善，采纳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风格。目前，反应性监测成为世界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等，对缔约国世界遗产地进行有效监管的一个重要工具和体系。

2006年《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中，提出了中国国内“反应性监测”的概念。但在具体操作实施上，还缺乏进一步的细化和推进。

文物古迹调查报告篇5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南水北调工程勘察人员眼里，在众多公众眼里堪称为瑰宝的安氏古宅，却抵不过一纸张贴在村内的因“合村并城”、将“限期拆除”的征迁公告，拆迁人员更振振有词：“老建筑刚好在村中央，要是附近都拆了，留几处老宅子也不好看不是？”为此，河南新郑市龙王乡庙后安村的安氏后人们寝食难安。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近30年来全国消失的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一半以上毁于各类建设活动。面对咄咄逼人的城市化浪潮，散落各地的文物古迹危若累卵。别说安氏大院这样“是文物但不是文保单位”该不该保护成为问题，即便像镇江“千年粮仓”、青岛双山水塔、郑州三棉苏式风格建筑群，这些名正言顺的文保单位，还不是照样在“误伤”、“偷拆”、“维修性拆除”中，化为一地瓦砾。文物古迹正频频成为一些地方追求商业利益的牺牲品，无不是明证和说明。

“这些文物中，上有新旧石器时代古遗址、汉唐宋古墓葬，下有数量众多的明清民国的古建筑，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河南绿色中原志愿者组织古民居项目负责人彭保红说，“如果它们在合村并城过程中被一拆了之，总有一天我们会后悔的。”

目前，一些志愿者正在呼吁“原址保护或者易地重建”，而郑州市文物局也“介入协调”。

媒体评点：越是急剧变化的社会，越应该把根留住；越是大迁徙的时代，人们的乡愁也越发浓烈。乡愁是什么，每个人或许有不同的答案，但无论是船票还是老井，精神上的怀旧总需要有物质上的寄托。故乡没有了老树、老坟、老房子，没有了记忆的躯壳、割裂了历史的文脉，没有了灵魂与底蕴的村庄，还何处去寻找乡愁呢？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的一句“记得住乡愁”让无数人唏嘘感慨，一个地方的独特乡愁就是一棵老树、一间老屋、一出家乡戏，或是一泓碧水……难道能让我们记得住的乡愁就只能是乡痛？在这个意义上，保卫安氏大院理应成为一种公民共识。（王烽《新京报》；直隶巴人，凤凰网）

话题拓展：文化的沉淀；乡愁与乡痛；把根留住；敬畏历史；心浮气躁与急功近利；“毁古迹建新城”折射文化沙漠化；“百年老宅”被拆，让文明蒙羞……

文物古迹调查报告篇6

【论文摘要】河北是宋辽对峙的前沿地区，在宋辽金考古中的区域位置十分重要。河北的宋辽金时代考古有许多重要的发现，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重要资料，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一、宋辽金时期的河北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8］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12期；b.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1973年5期。

［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4期。

文物古迹调查报告篇7

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公园建设情况汇报

政协第十一届潮州市委员会常委会议《关于“加快重点项目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议》和市政协常委会第五调研组《发掘潮州陶瓷文化，丰富中国瓷都内涵—关于加快笔架山潮州窑考古保护工作的调研报告》，既提出了高瞻远瞩的发展思路，也提出了若干具体的实施建议，对推进我市笔架山潮州窑遗址的保护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笔架山潮州窑遗址是去年1月公布的首批广东省大遗址之一。为了推进文物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探索我省大遗址保护建设的新路子，去年9月，广东省文化厅和潮州市人民政府签订了笔架山潮州窑遗址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合作协议确定在“十二五”期间，广东省文化厅、潮州市人民政府将积极协作，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笔架山潮州窑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充分发挥该遗址在加强潮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促进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将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建设成为我省大遗址保护的示范点。为了充分发挥大遗址在考古研究、文化传播和城市品位等各方面的综合价值，笔架山潮州窑遗址的保护利用定位为考古遗址公园，其规划框架是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相关规范为指导，结合我市韩江东岸（广济桥至韩江大桥）成片改造的用地规划设计，在保护范围外西侧（即10号窑址西面，现粉丝厂一带）拆迁出保护管理及展示利用的建设用地，利用遗址本身及周围的自然环境，把遗址保护与展示结合在一起，打造成一个集遗址陈列馆、重要遗迹展示区和绿化园区为一体的部级考古遗址公园。

为切实推进合作框架协议的既定目标，全面掌握遗址范围内地面、地下的遗存状况，给笔架山潮州窑遗址总体保护规划和遗址公园的建设规划提供详实可靠的科学依据， 2012年6月，潮州市文物旅游局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制定了《潮州笔架山窑址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方案》，并于8月份进场开展第一阶段的调查，主要任务是摸清笔架山范围内有关陶瓷遗址的分布情况、周边环境的影响情况；10月份进入第二阶段的勘探工作，主要目标是通过开挖探方、探沟，确定遗址范围内窑址遗存和遗存堆积。截止12月上旬基本完成野外调查勘探任务，开始进入室内资料收集、汇总和调查勘探报告编写阶段。经过近三个月的努力，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地方文博部门克服了历史资料缺失、地形复杂变化等难题，基本摸清了遗址范围内的遗存堆积分布和窑址遗存状况，找到1972年发掘清理后回填的4号、5号、6号三条窑址，并新发现了三处窑址，完成了预定的工作目标，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成果。特别是新发现了几处较有价值的窑址，为高起点、高要求地推进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公园的规划建设奠定了坚实的遗存保护基础。2013年春节后，我们将召开正式的勘探工作成果汇报会。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以潮州市人民政府和广东省文化厅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为指导，结合市政协的有关建议，扎实做好各项工作。重点任务是依托考古调查成果，全面启动整体保护规划的编制，为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建设确立坚实的法律保障。在考古遗址公园的规划过程中，我们将遵循国家有关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建设的规范，充分评估该遗址的区位条件、资源条件等，实事求是，对各个规划建设项目进行严格的可行性论证。合理布设相关设施，尽量弱化建筑设计，以满足最低功能需求为限，多在遗址价值阐释上下功夫，营造既符合遗址保护又充分阐释遗址价值的公园场景。在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宗旨上，强化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核心目的和科学性。扎实依托考古遗址的发现和保存，充分认识考古工作的基础性作用，坚持将保护为主、考古先行的工作思路贯穿于遗址公园建设的始终。在考古遗址公园的运营模式上，坚持遗址公园的公益性，将其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注重文化产品的开发，延长文化产业链，扩大文化消费总量，增强自身造血功能，进而反哺遗址保护。同时积极做好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工作，为笔架山考古遗址公园的运营储备管理和研究人才。

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建设是一项大规模的综合性工程，在规划和实施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必将面临诸多问题和困难，比如大面积的用地规划、用地拆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遗迹保护展示的技术处理等等。因此，建议在笔架山潮州窑遗址总体保护规划及遗址公园建设规划正式启动之前，由市政府成立专门的领导机构，切实加强对笔架山遗址公园保护建设的领导，协调有关用地规划、用地拆迁、资金筹措等重大事项，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

 

 

潮州市文物旅游局

二0一三年一月二十日

文物古迹调查报告篇8

历史并不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学科，它隐含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具有很强的趣味性、现实性、情感性和人文性。我们在教学中要善于引导学生去体验历史学科的这些特性。在教学实践中，利用乡土历史可以较好地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2004年，我在罗定实验中学初中部教学。当时的情形是，罗定市的中考还不考历史，很多学校和学生对历史学科不够重视，学生对学习历史也不怎么感兴趣。也正在2004年，我校被列为新课程改革的实验校。科长交给我的课程改革任务就是要摸索出一种提高学生学习历史兴趣的方法。经过思考，我想到了利用乡土历史去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的方法。例如在开学第一节课时，我开展了一个小组活动。

活动过程：(1)先让学生列举我市的历史名人，比一比哪个小组列举得多。(2)然后让各组派代表讲一位历史名人的事迹。(3)教师总结：历史就是人类过去的一切活动轨迹，内容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我们要了解更多的人物和历史知识就必须学好历史这门学科。

学生都非常积极地参与这项活动，学习历史的兴趣有了很大提高。又如在讲到“祖国境内的远古居民”一课时，我也让学生了解我市的远古居民。远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罗定大地上生息繁衍。他们居住在今天苹塘、金鸡等地的洞穴中，过着渔猎生活。距今四五千年前，罗定的泷江河、罗镜河、太平河流域已遍布人类生活的踪迹。通过了解身边的乡土历史，学生对那些看似久远的历史就会觉得离我们很近，学习兴趣自然就会得到提高了。

2005年，我到高中部教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我的第一要务仍然是想办法提高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我始终坚信，学生对某一门学科感兴趣就会想办法学好这门学科。因此，我依然是利用乡土历史去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

在上必修1政治史中的“抗日战争”这课前，我想到罗定出了一个抗日名将蔡廷锴将军，因此想把他的事迹引入本课的学习中去。蔡廷锴是广东罗定人，因在1932年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时率领驻守在淞沪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而闻名全国。1933年11月，蔡廷锴与十九路军其他爱国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决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逐步转向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1946年，在广州与李济深等共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第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深受全国各界的尊重。罗定人民为了纪念他，建立了蔡廷锴中学、蔡廷锴小学，还把他的故居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在上课前让学生搜集关于蔡廷锴的材料，然后在课上举行一个题为“弘扬蔡廷锴将军爱国精神”的演讲比赛。通过这次活动，不仅对学生进行了爱国爱家的情感教育，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在上必修2“古代的商业发展”这课时，我告诉学生，明清以来罗定商人遍布两广，是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粤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这课时，我告诉学生，明末罗定的冶铁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上“物质生活与习俗的变迁”这课时，我让学生调查近代罗定物质生活与习俗的变迁情况。活动中他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了解近代以来我市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化?影响近代我市人民生活变化的因素有哪些?

在上必修3“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这个专题时，我设计了一个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调查罗定市的古代建筑工程。罗定市是广东省人民政府于1991年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市区内著名的古代建筑工程有明代建筑三元宝塔、明代罗定州城墙、清代建筑罗定学宫(孔庙)、清代菁莪书院等。

活动过程：(1)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对上述古代建筑工程进行了调查、取照；(2)查询相关的乡土史料；(3)进行综合分析，概括这些建筑的艺术特点；(4)写出调查报告。通过这次调查活动，不仅使学生对我国的古代科技成果有了较深入的了解，而且也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