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价值范文

文物价值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物；文物价值；文物作用

1.文物的概念

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惯例，文物是指一百年以前制作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遗存。文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反映的是社会的变革、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获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改变的过程。

文物是在现实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自然环境状况下产生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产生的文物虽然具有地域特点，具有自己的文化内涵，但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属于全人类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

2.文物的价值

（1）历史价值。任何历史遗迹和遗物，是产生它的那个时代的人们根据需要，运用当时所能得到的生产资料和所掌握的技术创造出来的，具有时代的特点，即历史性。这是文物历史价值的重要反映，是文物的首要价值。

（2）艺术价值。现存中国古代文物中，有大量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是艺术史研究的实物史料。文物在供人们鉴赏、娱乐时，给人以艺术的启迪、美的享受，陶冶了情操。其表现形式、手法技巧等，为后人从中汲取精华、学习创新提供了依据。

（3）科学价值。劳动者所创造的一切，都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的限制，超越现实科学技术水平的产品是制造不出来的。文物中包含产生它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信息，也就是反映了文物产生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水平。

3.文物的作用

（1）史料作用。文物作为实物，无论是撰写历史、恢复其社会面貌；还是对农业史、畜牧业史、 陶瓷史等专业史的研究，都是基础史料，特别是远古无文字记载时期，只能依靠文物揭示史实。像壁画、碑刻等文物，使人一目了然；具有特殊的史料作用。

（2）证史作用。将文献和文物相互印证，以佐证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以此凸显了文献的珍贵性，还增加了文献的实物史料，两者相得益彰，使反映的史实更真实、立体。

（3）正史作用。由于历史文献的作者、记录者往往受到社会因素和他们本身认识甚至主观上偏见的局限，有些史籍在形成或传抄过程中出现偏差或错误，有些被统治者删改等，因而不可能全面地、真实地记录当时的社会现象和史实，因此，文物起到了校正古籍记载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的正史作用。

（4）补史作用。由于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实未被记载，造成史实缺载或失传被历史湮没，有些文献则记载史实过于简略，无法完整表达史实内容。而文物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失，填补了历史空白，起到了补史的作用。

（5）借鉴作用。文物被考古发现， 经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检测和研究，获取了蕴藏的科学信息，如冶金、水利、陶瓷等，成功的经验和技术为今日所借鉴和使用，得到传承和光大。文化艺术文物如书法、绘画等，当代有许多优秀作品就是在借鉴前人技法的基础上，经创新创作出来的。

（6）教育作用。①文物直观、具体、形象，无须更多语言、文字来说明，尽显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祖先的创造力和辉煌成就，使后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②通过文物可以增长知识，提高艺术欣赏水平，提升个人修养。③以文物为媒介，与各国各界开展多种形式文化交流，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尽可能完善地保留祖先珍贵遗产并使之传于后世，充分发挥文物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积极作用，是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也是我们的责任。文物工作者要注重提升文物研究水平和博物馆管理水平；文物展陈要融知识 性、科学性、艺术性于一体，以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同时，利用互联网开办不关门展陈，方便大众获取文物信息。走进社区，宣讲文物知识，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只有做到“保护文物，人人有责”意识家喻户晓，文物才能得以保护，其价值才得以体现，其作用才能得以发挥。

参考文献：

[1]王 蕾.文物的价值和作用探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3，（9）.

文物价值范文第2篇

【摘 要】河北一些家族的族谱至今保存品相良好，内涵也很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与史料价值，东光《马氏家乘》便是其中的代表。除了在版本收藏上的价值，东光《马氏家乘》在内容上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对于我们考察河北宗族组织的存在，意义颇大。

随着宋代以来宗族组织的平民化发展，明清两代进入家族族谱纂修的普及时期。学者们对明清以来的族谱问题已有相当的论述，但研究方向多集中于南方族谱，而缺乏对北方家族族谱的研究，其主要原因当在于北方族谱资料的匮乏。笔者曾对明清以来河北族谱存留状况做过大体的归纳与总结，得出的结论是“量少、简约成为明清以来河北族谱的存留特点”[1]。但是其中也存在着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如今河北沧州一带就是历史上北方家族修谱比较集中的地方，并且一些家族的族谱至今保存品相良好，内涵也很丰富，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与史料价值，《马氏家乘》便是其中的代表。

一、《马氏家乘》的历次纂修与版本价值

马氏家族主要生活在河北东部的东光县一带。据马氏《四世祖马杲墓志铭》[2]记载，该族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由山西泽州陵川县迁至东光县城南十里，“占产立庄”，族人靠耕读传家，当时并无功名。一直到五世祖马尧辅，娶明朝正德年间吏部尚书廖纪之女为妻，家族得到廖氏资助发展加快，顺利成为有名的地方大族，并且开始有族人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官，其中包括曾经弹劾严嵩的马汝松、断案如神的马允登等等，马氏家族在当地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明廷颁布“议大礼”的推恩令，允许庶民祭祀始祖。以此为契机，许多地方大族都开始从事修族谱、建家庙等家族活动。而此时正值马尧辅之子马汝松高中嘉靖甲辰（1544年）科进士，为感谢祖上阴德，东光马氏族人也积极地进行家族建设，并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创修《马氏家乘》，至民国十年（1921年），共续修10次。如《马氏家乘历修纪》所载为：

创修于万历四十六年 （1618年）

二修于顺治十年 （1653年）

三修于康熙三十五年 （1696年）

四修于雍正元年癸卯 （1723年）

五修于乾隆三十年乙酉 （1765年）

六修于嘉庆十六年辛未 （1811年）

七修于道光九年己丑 （1829年）

八修于咸丰十年庚申 （1860年）

九修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1898年）

十修于民国十年辛酉 （1921年）

目前，《马氏家乘》除第一、二次“修本”无存，第三次“修本”只存一册（缺首页及末二页）外，其余均保存完好，分别称“癸卯谱”、“乙酉谱”、“辛未谱”、“己丑谱”、“庚申谱”（图一）、“戊戌谱”、“辛酉谱”。古人云：“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三世不修谱，大不孝”。马氏族人谨守古训，其续修族谱的时间间隔都不长，短者18年，最长者为46年，基本符合族谱“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纂修要求。这种不间断地连续修谱，并且历次谱保存较好的现象，在北方家族发展史上并不多见。

马氏家族自明代直至民国时期的10次修谱中，尤以清乾隆年间的“五修谱”最具影响力，这主要与其纂修者马永图有关。据谱内“志传”所载：

马永图，字周，号旭亭，廪贡生，任四川江津、山西稷山知县，升内阁中书，继任山东城武知县，后罢归家居。从父显娶于夏，数载而亡，夏抚孤守节，孤复夭逝，贫至不能日一食。永图以钱帛恤其家，岁时靡缺，三十年无倦色。及夏卒，力为请旌建坊，复以从子兆清为之后，割田三百亩，宅一所赡之。建宗祠，置祭田，刊族谱，罔弗及身毕举，卒年八十二岁。

从以上记载可知，马永图是一位热心家族事务的人，并富于担当精神，是明清时期传统士大夫的代表。清代以来，沧州许多家族的族产较之明代明显减少，资金的来源问题往往是困扰家族修谱的大问题，有的宗族有族田，但其收入除了用于祭祀之外，无法满足修谱所需，向族人劝捐或“按丁筹集”就成为各家族的主要做法。而东光马氏“五修谱”所需费用是马永图一人担当，“谱序”记其“谱费曾捐资独任”。这一做法使马永图成为家族建设的榜样，后世族人纷纷效仿他，如道光九年（1829年）《马氏重修家谱序》记载：

吾家自上世以来，性秉耿直，率以义气相尚，修谱之事一为首倡，而出重资以垫谱费者不下十余人，其余族中稍有力者亦竭力捐资，毫无吝色，俱有先代遗风。数百年来子孙蕃庶，科第连绵皆食旧德之报也，且先人之奇节异行，播之传闻载在郡邑志者不可枚举。

东光马氏家族是一个总体发展平稳的家族，明清以来连续修谱，这一点与族人对纂修族谱普遍重视、踊跃斥资，“俱有先代遗风”分不开，从中也可见马永图的模范行为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影响。在后人的眼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祖上累积的德行使马氏多有族人出仕为官。同样，这些家族士大夫积极参与族谱的纂修，热心于家族事务，马氏家族逐渐走向组织化。

马永图所纂修的“五修谱”的特殊价值还在于其女婿纪昀所作的序言。纪昀，字晓岚，号观弈道人，河间府献县崔尔庄人（今属河北沧县），《四库全书》总纂修官，人称“一代文宗”。马永图生有四女，次女嫁给纪昀为妻。考取功名之前的纪昀曾就读于马氏族学“生云精舍”，并见过《马氏家乘》旧谱，对马氏家族较为熟悉，“昀，马氏婿也，乾隆甲子读书外舅周公家，得读其旧谱，详其世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四月，马永图嘱托门婿纪昀为《马氏家乘》作序，纪即于当年七月完成，为其增色。序言中，纪昀对马氏家族赞赏有加：“东光以马氏为甲族，自明嘉靖以来，一支之中，登进士者凡九，亦云盛矣；谱至今日凡五修，亦云绵远矣。非其世美，能之乎？”序言后加盖“河间纪昀”、“观弈道人”印章，收入族谱当中更加彰显了《马氏家乘》的文物价值（图二）。

继马永图的“五修谱”之后，《马氏家乘》“八修谱”、“九修谱”为家乘之外附“补遗本”，内涵更加丰富。而其中又以“九修谱”品相为最。《马氏家乘》“九修谱”，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马等修，一函六册，第一册为圣旨敕命，第二、三册为谱系，第四册为宗祠图、茔图和跋文，第五、六册为补遗。马氏“九修谱”的主体为刻本。清代版刻技术已达较高水平，出于对家族文化的重视，刊刻族谱尤为精审，马氏“九修谱”刻印精良，当属当时的代表之作。与其他族谱不同的是，该谱第一册扉页上的“纶生辉”四个字和圣旨敕命均为套红的。其实“九修谱”之前的“八修谱”也有套红页，但很快褪色，变为暗紫色。据说为了防止这种现象再出现，九修谱就在刻印时加入了朱砂，故字体颜色至今红润亮丽，没有任何脱色（图三）。这样的族谱版式在北方族谱中较为少见，弥足珍贵。“九修谱”的序文为同郡宁津吴浔源撰写，全部为原文影印录入，说明在清朝末年，沧州一带的出版业已经使用了影印技术。据《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统计，该谱仅有日本、美国有馆藏记录，国内各大图书馆并无收藏[3]。由于后来马氏族人多有迁出，马氏家族到底收藏有几部，至今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据马氏后人回忆，还有一套“九修谱”在“”期间包好放在坛子中，埋在一椿树下，目前仍未找到。

由于自然和人为的损坏及兵燹战乱，《马氏家乘》的老谱日渐稀少，犹如凤毛麟角。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多为民国十年（1921年）的“十修谱”，由族人马春晟、马春垌等纂修，木刻本，凡八册。除了东光马氏族人保存有该谱，另在河北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吉林大学、苏州大学等各大学图书馆也有收藏。马氏“十修谱”是一部融合前九次修谱内容的综合谱，秉承“祖先手泽不可失”的修谱原则，如实地将以前族谱中的诰命、序文等相关内容加以收录，并以“例言”的形式辨析了“十修谱”与前九谱的不同之处。对比之下，马氏历次修谱的异同，历历在目。

二、由《马氏家乘》看北方宗族组织

《马氏家乘》除了在版本收藏上的价值，在内容上同样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界定宗族组织的存在与否，学者一般认为宗祠、族谱、祭田是其三大着眼点。在东光《马氏家乘》中都能找到相关内容，其对于我们考察河北宗族组织的存在，意义颇大。

第一，《马氏家乘》有关宗祠的记载，证明明清时期河北一些家族建有宗祠。如《马氏家乘·祠庙》记载马氏宗祠的建设情况：

在城内南街路西，为肱堂，大参公建，始在今祠北，乾隆二十九年仁膏公积祭田余赀重建于此。又咸丰十年买庙西宅一所。

在土山后马庄，为增荣堂，鲁阳公建，祀自始祖以下六世，与城内宗祠同。

在城内南街路东，为绵泽堂，周公建，祀始自师皋公。

在城内官学前，慎五公积余北茔地租建，后圮，光绪三年润田公、画芳公复建。

修建宗祠是仕宦家族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中庸》言：“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后世世家大族往往要建立宗祠家庙，以便岁时祭享祖先，以敦合族敬宗之意，河北一带的大家族当然也不例外，东光马氏宗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进入民国时期，摄影技术传入民间，家族都为宗祠摄影留念，《马氏家乘》“十修谱”中也收录有宗祠照，这些就为后人留下了河北一些家族建有宗祠的更确凿的证据。从宗祠照片可见，北方宗祠虽不及南方宗祠恢宏，但也颇具规模。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东光马氏家族的宗祠建设是北方宗族建设较成功的实践。

第二，东光马氏家族重视族谱的纂修与续修，并且内容丰富，尤其族谱中的科第表、诰敕是其中最为彰显的部分。以相关内容专门上谱，体现了宗族“贵贵”的宗法观念。《马氏家乘·太学历科进士题名碑录》是一份明清马氏族人高中进士的名单，马汝松中嘉靖甲辰（1544年）科进士，马允登中隆庆辛未（1571年）科进士，马中周中万历癸丑（1613年）科进士，马之腴中顺治己丑（1649年）科进士，马廷赞中顺治己丑（1649年）科进士，马中霜中顺治戊戌（1658年）科进士，马孔怀中康熙癸丑（1673年）科进士，马咸厚中雍正癸丑（1733年）恩科进士，马兆鳌中乾隆壬戌（1742年）科进士等等。对照《马氏家乘》“志传”部分的记载，马氏家族还有一位武进士，即乾隆乙未（1775年）科武进士马金马，至于为什么武进士在族谱记载中会有不一样的待遇，该家族是否有“崇文抑武”的倾向，容待日后考察。族谱中收录进士名录，有激发子孙读书上进、显亲扬名之意，也是族人的骄傲。在一个始终以地缘、血缘为核心的互识社会，族谱中展示出来的文化印象，能长久地建立起族人的自信，树立起本族在地方社会的威信，成为家族永久的文化资本。这些也是家族有计划地进行组织化建设的一部分。

《马氏家乘》中的荣耀记忆还体现在联姻上。明清两代河北沧州一带为畿南重镇，“科贡接踵”，人文茂盛，出现了一大批像东光马氏这样的科举家族，如南皮张氏、景城纪氏、献县陈氏等等。《马氏家乘》中有出自这些家族的纪昀、张之万、陈硕龄等人所作的序言，其中显示的是马氏与景城纪氏、南皮张氏、献县陈氏的通婚状况，不仅一代文宗纪晓岚、状元张之万是马氏的女婿、再甥，而且这些家族间是世代姻亲。张杰教授认为：“在科举家族的婚姻行为中，除了从政治上考虑之外，更受重视的是双方的文化背景，在中间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家族的文化素养。”[4]门当户对，借以壮大本族的文化声势，应该是他们之间联姻的主要原因。这种传统婚姻模式中体现的是一种文化认同，进而由文化认同连缀成一个大的婚姻关系网，马氏在这个文化、权力大网上，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联缀点。并且由于《马氏家乘》的记载，这种联姻关系会被后世族人不断提及、强调，从而在地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第三，学界一般认为北方家族少有祭田，但据笔者搜集到的有关“祭田”的资料证明，明清时期的北方家族，尤其是河北沧州的一些大家族普遍拥有祭田。这些祭田所收入的租金单纯用于家族建设，而不像南方的许多大家族所拥有的大片祭田是一个“控产单位”。东光马氏家族从其七世大参公始置祭田，数量明确、产权在邑志有记载，但后代还是产生了产权纠纷，《马氏家乘·马氏宗祠碑序》（断案附）记载：

我马氏五支之有祭田也，始于七世祖，公讳允登（字大参），念先世无祭田，祀事无资，置祭田二百亩，上祭至始祖以隆美报。举子五，长钟宇公，次闻宇公，三瑞宇公，四泰宇公，五隆宇公，即为我五支。闻宇公复置祭田二百亩于南茔，俱详载邑乘。厥后五支又公增祭田六十亩于北茔。三百余年来，置祭田者我五支之祖，承祀事者我五支之孙，而他支特随祭享，不得司祭田之出入以董事也。不料自四世分支之子正因我五支祭始祖，藉端狡赖五支祭田成合族祭田，以便己私，胆敢捏控。盖报本追远人有同情，凡有祭田未有不祭始祖者。邑侯陈公至公至明，洞悉彼奸，将以法惩，彼惧，入祠服罪，我五支亦念族情不究，案据存房，但恐族众人繁复有如子正者贻累宗祠，公请县印勒之碑石。

在以上这个“祭田纠纷案例”中，明确记载了马氏设立祭田的目的、数量、纠纷缘起、解决情况及结果。除了最终通过官府立案、树碑确认了祭田的归属问题，整个过程被后人收入族谱备忘，并且该族又撰写《马氏南茔祭田序》收入《马氏家乘》中，不断重申祭田“几三百年董此事者，悉大参公裔，他支固不得预闻也” 。由此可见，与学者多怀疑族谱记载的真实性不同，族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家族档案，在族人心目中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三、小 结

学界一般认为明清以来北方地区的大家族不多，所以几乎没有成规模的族谱，本文通过对东光《马氏家乘》初步的考究，展示了北方族谱的另一面，希望转变学界对其不够全面的认识，证明北方也有宗族组织存在，也有规模可观的族谱存世。宋代以前，族谱由于其实用价值而受到官方和私家的高度重视，宋代以后，其实用价值降低，族谱成为民间读本。明清两代，族谱被排斥在官方整理的文献之外。近代以来，是梁启超第一个认定了族谱的学术价值，称其为“史界瑰宝”，认为辅以其他文献及社会调查资料，族谱的价值会更加彰显。从这个意义上讲，东光《马氏家乘》如能与方志、碑刻等地方文献一起形成较为完整的资料链，将可为北方区域社会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最近南开大学的冯尔康教授提出：史以治国，谱以齐家，族谱是民间的史书，应挖掘利用之[5]。所以，以作为“大传统”的宏观历史为背景，引进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的概念，进一步挖掘族谱等民间文献的社会文化价值，对深入解析区域社会的变迁将会有重要的学术及现实意义。

但也有一些学者担心族谱传递的信息是不确定的，甚至是虚假的，而排斥对这一史料的采纳。事实上，在目前的后现代史学研究语境中，这一切已经不是障碍与问题。对于任何史料，即使是选择性的记忆、抑或是传说，我们都可以通过语言的“建构与解构”来加以解读。发掘族谱中包含的历史记忆，也许对我们找到更丰富的重新认识历史的资源有帮助。

另外，明清以来的东光《马氏家乘》与南方族谱一样，属于近世族谱的基本形式，故也具有族谱资料共同的不足之处，即其过多重视对家族职官、士大夫的记载，而对普通族人的生活细节缺乏关注，这样就缺少了对同时代衣食住行生活状况的足够反映，不尽符合社会史兴起后对社会群体关注的初衷。另外《马氏家乘》是分类分册记事，不分卷，尤其“补遗”部分，与谱系、“志传”部分有重复，内容略显杂乱。但瑕不掩瑜，不可小视其价值。

[1] 于秀萍：《清代河北族谱的纂修》，《沧桑》2007年3期。

[2] 明·徐阶：《四世祖马杲墓志铭》，该墓志现藏东光县文化馆。

[3]《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中华书局，1997年，第304-305页。

[4]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28页。

文物价值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物价值;敦煌莫高窟;价值现象学;象征价值

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5）06-0114-08

A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Cultural Relics

―A Case Study of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LIU Mu DENG Jingyi WANG Mingming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Abstract： Properly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of cultural relics is the premise and foundation of cultural relic conservation， yet a consensus has not yet been reached on the value of cultural relics 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relic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Focusing on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this paper uses the analysis methods of value phenomenology to analyze the valu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expresses the belief that， among the aesthetic， instrumental， and symbolic values of cultural relics， the most fundamental is symbolic value， which derives from symbolization of history in the form of a unique， irreplaceable item. This symbolic value form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aesthetic and instrumental values as well.

Keywords： value of cultural relics;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value phenomenology; symbolic value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物质遗存，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价值，正确认识文物价值是文物保护工作的前提和基础。目前在文博领域，大多数文物工作者都认可文物价值的多重性，但对于文物的根本价值及各价值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形成统一、清晰的认识，很多文物保护工作者并不十分清楚，文物保护到底应该保护什么或怎样管理才适当，这无疑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一定的盲目性。

从世界范围来看，把对遗产价值的评估作为保护工作的基础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人们逐渐认识到，应该改变过去单纯强调技术的保护模式，设计出以价值为核心的遗产保护模式。20世纪80年代，美国内政部颁布的《考古与历史保存标准与指南》和澳大利亚ICOMOS颁布的巴拉中，对遗产价值的评估作为保护过程中的一项独立工作被突出出来。在之后的奈良文件（1994年）和圣安东尼奥宣言（1996年）等文件中，遗产价值在保护工作中的核心地位被进一步强调。

因此，对文物价值准确的、透彻的认识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本文将以敦煌莫高窟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为例，从价值哲学的层面，运用现象学方法对文物价值进行探讨，力图揭示出文物的根本价值，并对各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 文物价值研究的现状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文物具有多重价值，但是对于这些价值之间的关系却存着不同的认识。大多数论者对文物的诸多价值都采取一一罗列的方式加以描述。1931年的《历史纪念物雅典修复》中提出文物“具有历史、艺术、科学旨趣”。以该为起点，之后的国际遗产法律文件对文物价值的列举越来越丰富多样，除了历史、艺术、科学这三大价值，文物还被发现具有考古、建筑、人类学、社会、文化、精神、宗教等方面的价值。这一渐进的变化过程反映出国际上对文物价值的认识在逐步扩展。思罗斯比在《经济学与文化》一书中列举了六种价值：审美价值、精神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符号价值和真确性价值[1]。美国学者梅森则认为遗产主要包括以下价值：历史价值、文化或象征价值、社会价值、精神或宗教价值、美学价值、经济价值[2]。中国学者徐嵩龄认为文物具有美学价值、精神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价值、科学价值、“原创性”价值、符号价值等[3]。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文物价值被列举出来。这种列举式研究的优点是比较详尽，通过不断补充文物价值的清单，使我们对文物的各项具体价值有了较为全面、充分的认识，对文物保护工作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价值罗列的方法并不能够说明文物各项价值之间的复杂关系。

我们可以合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对文物而言，有没有某一种价值是最根本的，也就是说，一件文物可以不具备其他任何价值，但是若失去这种根本价值就不再是一件文物？把文物的所有价值罗列在同一层面上，是不是反而会使这种根本价值受到忽视？

有鉴于此，一些学者认为文物的不同价值不应该被置于同一层面上，而是存在层次差异的，有些价值对文物而言是根本的，有些则是非根本的或派生的。海认为，文物价值产生于稀有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都是文物在个别领域内的价值，“比个别价值更一般、更普遍的价值就是稀有”，“表现为稀有的收藏价值就成为文物的一般价值或称普遍价值”[4]。稀有价值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前提和基础。章建刚在思罗斯比所提出的文物价值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这些价值未必应罗列在同一层面上”，并借用符号学的概念将文物区分为“能指”与“所指”两个层面，而真确性价值“是针对各种文化符号尤其史迹的能指或载体的”，这就使得这种价值不同于其他各种价值并具有“无可取代的独特意义”[5]。上述观点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文物的根本价值具有启发性的，但是仍有可斟酌之处，比如海认为“稀有”是价值的前提，但是“稀有”并不等于数量客观上的稀少，而是主体对对象数量的一种感受，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对象是“稀有”的，往往因为它首先具有某种积极价值（一种具有负价值的事物并不会因为单纯数量上的稀少就会变得有价值）。章建刚认为，真确性价值是文物“作为文化载体被实际地制作出来这一历史事实或事件所具有的价值”[5]12，但是一件文物“被实际地制作出来”只是一个客观事实，我们并不清楚这一事实为何会使文物具有一种价值。

二 价值现象学理论

价值一直是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价值哲学成为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自此，价值问题得到系统、深入的探讨，出现了众多影响深远的价值哲学流派。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文博领域对上述成果仍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对文物价值的研究大多仍停留在经验思维的层面上，尚未达到哲学高度，这与文物价值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是极不相称的。因此在文博领域引入价值哲学研究中的主要思路与方法是极为必要的。

价值哲学领域的各种学说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主观论、客观论、关系论，价值现象学理论就是客观论的代表。

主观论是从主体的需要、兴趣、情感、欲望等角度对价值进行解释。这种观点认为客体之所以具有价值是由于主体对之有欲望或有兴趣等，其在逻辑上存在巨大困难，因为需要、兴趣、情感、欲望等主观因素本身就存在价值上的区分。既存在高雅的兴趣，也存在庸俗的兴趣，这两种兴趣的对象并不会具有相同的价值。一种需要或欲望本身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单凭我们需要一事物似乎并不能证明其有价值。

关系论认为不能单从主体或客体一方对价值进行解释，“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产物”，“价值存在于主客体相互作用产生的客体对主体的作用和影响中”[6]。这种观点也存在巨大的困难。实际上所谓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并不能涵盖所有的价值。首先，这种观点把客体的实际存在作为主体体验价值的必要条件，只有此时客体才可能“作用”于主体，但是当客体仅仅是意向性的时候――比如在想象与梦境中――主体也可以体验到价值，而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是不可能的。其次，这种观点过于关注“物”或“客体”的价值，实际上主体自身也可以具有价值，比如人格的价值就很难解释成客体对主体的作用。使这两种理论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都持有“自然主义的谬误”，即都急于把价值还原为某种非价值的事物，比如欲望、兴趣、关系等，而没有坚持就价值自身来认识价值。因此所有这类还原都会把价值误认为它所不是的东西，从而注定不会成功。

价值的客观论则坚持就价值自身来认识价值，认为价值是客观的，独立于主体变幻不定的需求、情感和兴趣。这类理论包括了直觉主义和价值现象学。直觉主义认为将价值还原为任何非价值的事物都会造成“自然主义谬误”，价值是不可定义的，因此价值不能依靠文字知识来把握，只能靠“直觉”来把握。然而由于未能区分价值与价值载体，直觉主义无法解释随着主体、时空等的变化，价值判断会发生变化的现象。而价值的客观论在价值哲学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现象学引入后发生的。现象学运动是20世纪初发源于德国的一场哲学运动。其宗旨是反对自然科学的还原主义和简化主义，认为自然科学用“解释”的方法来认识世界，只能得到盖然性的知识，如果要得到绝对确定性的知识，必须运用现象学的本质直观的方法，对世界进行直接的、细致的描述，以取代间接解释的方法，简言之，由“猜世界”，转变为“看世界”，即“回到事情本身”。通过系统地运用现象学方法，现象学家们在人类的精神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发现了大量复杂得令人惊叹的现象，而此前这些现象都被人们熟视无睹。德国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和尼古拉・哈特曼将现象学方法运用于价值哲学和伦理学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现象学的价值哲学反对其他价值理论所采取的还原论思路，拒绝对价值的本质、起源等问题进行盲目的解释，而是要求首先对价值现象进行细致的描述。这背后的动机是拒绝一切“或然性”的知识，而只接受绝对确定的、必然性的真理，关于价值的知识只有在被我们“看”到的情况下才是可接受的[7]。

本文应用价值现象学理论对文物价值进行研究，以期得到对文物价值清晰的认识。

三 文物的根本价值――象征价值

对文物价值的现有讨论都低估了对价值进行描述的难度，认为几句话就可以把价值呈现出来，这样做非常容易忽略某些微妙的差异，使得对文物价值的认识发生偏差。文物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但是对文物来说最根本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是否存在一种所有文物都共同具备的价值呢？文物的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有可能借助现象学理论来解决这些问题。舍勒在其代表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中，对价值的本质和分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对我们研究文物价值的本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文物的象征价值

人们对于“价值”通常是从有用性的角度来理解的，讨论事物的价值往往被等同于讨论事物的用途。因此，对于文物的价值，传统的研究思路往往从工具价值入手，即考察文物所具有的功能，比如文物对历史研究的价值、文物的教育价值、文物的外交价值等等。谢辰生先生将这种工具价值称为“文物的作用”，包括“教育作用、借鉴作用和为科学研究提供资料的作用”[8]。总之，文物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从某些方面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有助于实现我们的某些目标。但仅仅如此的话文物就缺乏崇高性了，与斧子、锤子这样的日常工具没有本质区别。这就难以解释我们对文物的崇敬，也很难解释一件珍贵文物被损毁时我们痛惜的心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并没有想到文物所具有的历史研究价值、教育价值、宗教价值，但是文物身上仍有某种价值被我们感受到。我们可以敦煌藏经洞为例来分析这一问题。1900年，敦煌藏经洞这一巨大的文化宝藏被发现，但时值清末，国势衰微，而发现者王道士又缺乏学术素养，导致大量珍贵的敦煌文书流散到世界各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9]。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思想实验对不同性质的损失进行区分。不可否认很多敦煌文书的书法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但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定人们只关注其文字的内容而不是书法，同时假定在流散过程中文书的原件没有任何损毁。这种情况下，藏经洞文书的流散带来的损失到底是什么呢？很明显，这给我国的敦煌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我们必须依靠从英、法等国取得的缩微胶卷等有局限性的替代手段来进行研究。敦煌文书当初未能得到整体保存，给我国的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造成巨大损失。但是假定随着数码摄影技术的发展，拷贝可以清晰、准确地呈现敦煌文书原件的文字，而同时我们又从英、法、俄、日等国获得了完整的相关数字拷贝，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当初的流散其实并没有给我们造成任何损失呢？可以想象，绝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将是否定的。尽管通过现代技术我们并未失去这些敦煌文书身上可资利用的东西，同时又省去了巨额的保管原件的费用，但我们却仍能感受到某种无法弥补的损失，某种珍贵的东西离我们而去了。我们用“珍贵”来形容敦煌莫高窟这类文化遗产和文物，但是很少用这个词来形容一件工具。这说明这种价值有可能不是工具价值，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舍勒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中，把价值分为“自身价值”和“后继价值”。“自身价值”的特点是“不依赖于所有其他价值而保持它们的价值特征”，艺术品和自然风景的审美价值是典型的自身价值，不需要理解或感受任何其他价值我们就能把握一处风景的美。而“后继价值”是指“在它们的本质中包含着一种与其他价值的相关性，没有其他价值，它们便不再是‘价值’”[10]。后继价值又分为“工具价值”和“象征价值”两个类型[10]125-126，前者如斧子、镰刀、机器等工具，它们因促进某一价值事物的实现而具有价值;“象征价值”如国旗、国徽、家族徽章，它们因象征着国家或家族的荣誉和尊严而具有价值，从而本身也要求被尊重。

按照舍勒的这一区分，文物同样会具有自身价值、工具价值和象征价值。但是哪种价值是文物的根本价值呢？首先我们能够确定自身价值对文物来说并不是本质性的，即并非所有文物都具有自身价值。不可否认，很多与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古建筑、古遗址和精美的古代艺术品确实直接就具有审美价值，但还有大量的文物并非如此，比如很多粗陋的生产工具和被严重损坏的文物，缺乏自身价值并不妨碍它们成为文物。一件粗陋的文物，直接看起来似乎不会让人感受到价值，但是一旦我们了解到它是上古先民的遗存就会对其肃然起敬。敦煌莫高窟是一座雕塑、绘画及建筑艺术的博物馆，包含自两晋到明清跨越千年、数量惊人的古代艺术珍品。我们固然可以笼统地说，其中每一件都是无价之宝，但这是否意味着每铺壁画之间、每座雕塑之间在审美价值上没有任何差异呢？价值一词从本质上已经蕴含着高低的差异。当我们说某座雕塑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时，不是已经默认有些雕塑可能会具有更高的价值，而有些会具有较低的价值吗？承认事物具有价值就等于承认不同事物可能具有不同的价值。认为敦煌雕塑和壁画具有高度艺术价值，同时却否认不同作品之间有价值差异在逻辑上似乎是悖谬的。当人们用“艺术风格趋向简朴厚重”[11]这样的话来描述早期敦煌塑像艺术时，不就是委婉地指出相对于盛唐精美、细致的艺术风格，早期敦煌艺术略显粗糙吗？更不要说即使是同一时期，不同画匠的艺术水准也是参差不齐的。承认艺术是可以不断发展的，同时又否认这一发展至少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从低到高的运动过程，这会令人非常费解。因此为了欣赏某些较早期的艺术作品，人们有时不得不改变甚至降低评价标准，否则那些珍贵的历史遗存可能看起来近似于今日儿童的涂鸦。我们假定某铺敦煌壁画本身艺术价值较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通过复制品对其进行研究，发掘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这是否意味着这铺壁画本身已经不再有价值了呢？事情可能远不那么简单。只要它是某种艺术风格仅有的遗存，或只要它与历史上的某位著名人物或大事件发生关联，那么即使不考虑其历史研究价值，它仍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复制文物的艺术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的难度仅仅是技术性的。假设我们拥有了完美的复制技术，复制品也许同原件分毫不差，此时我们可以像欣赏原件一样来欣赏它，像研究原件一样来研究它。但是复制品与原件之间仍有一种根本的差异，复制品不可能是某种艺术风格的唯一遗存，也不可能同历史上的人物或事件发生关联。文物身上有某种东西是不可复制的，即使复制品与它的外观与材质完全相同，也不会成为我们膜拜的对象。文物由于是历史的遗存而成为文物，也因依附于历史而获得独特的价值。这一点对所有文物都是适用的。因此，文物最本质的价值不是自身价值，而是后继价值。

其次，对文物来说其后继价值的本质并非是工具价值，而是象征价值。不可否认，很多文物在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发挥着重要功能，其中最显著的莫过于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的作用，比如荣新江先生从归义军研究的角度指出：“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书，却提供给我们一批从未经过任何史家所整理、订正、甚至篡改过的原始材料。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可以利用一个事件发生的当时所遗留下来的材料，来看这个事件本身。甚至我们可以从原始的文件揭示出旧史所掩盖住的某些历史真相……有关归义军的敦煌史料，提供给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出发点，也提供给我们研究历史的新的视角。”[12]但是工具价值的本质是可替代性，比如由于电子计算机的出现，计算尺等马上失去其工具价值。因此，如果文物的根本价值是工具价值的话，那么它至少在理论上只是暂时的。如果我们只是把文物看作工具，我们最关心的就不是尽可能保护文物，而是尽快发明出或发现比文物更加经济有效的工具来替代它。比如，如果我们可以通过缩微胶卷同样有效地进行归义军研究，那是不是意味着相关敦煌文书原件保护工作的意义会大大降低呢？这显然不是我们对文物价值的理解。在我们的心目中，文物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如果一件珍贵文物被毁，我们会感到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我们对文物满怀崇敬，但是对一件工具却很少有类似的感情。所以，如果文物有永恒的价值，那首先应该不是工具价值，而只能是象征价值，即文物由于是历史遗存而获得的价值。

象征价值是所有文物都具备的价值，也是文物的核心价值。我们前面只是运用了排除法、从否定的角度得出这一结论，应该也能通过意向性分析从正面得出这一结论。

（二）文物象征价值的意向性分析

事物的价值是在我们对它们的意识中被体验到的，比如一处风景的优美是在我们对它的欣赏中被体验到的，一部小说的精彩是在我们对它的阅读中被体验的。所以价值只有在我们的意识活动中才会呈现出来。胡塞尔认为，意识的基本特征就是意向性，意识不是一个被动地放在那里的东西，它总是指向某个对象，它是有方向的[13]。风景总是被“看到”的，音乐总是被“听到”，亲人总是被“思念”的，包括看、听、思念在内的纷繁复杂的意识活动的共同特征就是它们都指向某个对象。事物身上的价值也是在意识活动中被把握的，这些价值都是特定意识活动的对象。脱离一切意识活动谈论价值没有任何意义。这意味着对文物价值的讨论不能脱离人们面对文物时的意识，而对不同价值进行把握时，意识的意向特征也是不同的。要确定文物最根本的价值，应该对人们面对文物时最基本的意识特征进行描述。

一个事物具有象征价值，必然有另一事物具有自身价值，后者的价值是前者象征价值的源头，象征物总是要象征着什么。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从一个事物上体验到象征价值，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仅仅意识到该事物自身，必然也同时意识到其象征价值的源头。我们看到情人的信物或亲人的遗物，会勾起对他们的回忆。但是这些象征物并不是纯粹的中介或通道，仅仅使我们的意识穿过它们指向其价值源头。相反象征物本身就是“珍贵”的，值得我们崇敬或珍视，我们的目光停留在它们上面，我们的意识驻足于此。象征物仿佛是其价值源头的代表，我们见到它们，就如同见到其价值源头本身，象征物的本质在于它能把原初的、具有自身价值的事物带到我们的面前，“象征不仅指示某物，而且……替代某物”[14]。象征物在我们的心目中具有和其价值源头类似的地位，对二者的情感也是相似的，虽然程度会有所不同。

具有这种特征的象征物，在生活中广泛存在着，大体上分为两类。第一类象征物是把已经消失的东西带到眼前（比如文物、信物、纪念物等等），第二类是把精神性的价值事物带到眼前，把抽象的事物感性化（比如十字架、旗帜、佛像）。我们面对文物时的意向特征与其他象征物是类似的。文物并不只是勾起我们对历史的回忆，相反当我们面对文物时，就仿佛面对着当初的历史人物与事件，正如信物在，就如同故人还在，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既然斯人已逝、无法挽回，保留他的遗物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面对文物时，也会驻足在它面前，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方式驻足：象征物被幻化为其价值源头。否则就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崇敬象征物，这些象征物可能就是一个粗糙简陋的物品，但是我们把它就当作另一个事物来膜拜。由于已经逝去的历史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并值得我们崇敬。这就要求我们对历史本身的价值有准确的把握。在历史学和考古学领域，主流观点仍然把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与文物看作异于研究主体的事物，认为历史本质上是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类活动，而文物则是这些人类活动的遗迹，历史与文物和我们的现代生活已经没有直接关系。这种观点把历史和文物看作外在于认识主体的对象，误解了它们的本质。从认识论角度，历史是指今天的人们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认知，这与个人对自己的过去的生命历程的记忆类似。如果这个类比可以成立，我们就可以追问过去或记忆对一个个体的价值。事实上，我的记忆并不外在于我，我也并不独立于我的记忆。可以说记忆和我是同一的，我就是“我的记忆”，我记住了自己的哪些经历，也就意味着我是如何理解自己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历史作为人类整体的记忆，就构成了人类本身。简而言之，当我们面对历史时，我们实际上是面对我们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其实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因此所谓历史的价值无非是人类自身的价值。只要我们承认人类具有崇高的价值，历史的价值就无法被否认，所以文物作为历史的象征物才值得崇敬。对文物的崇敬行为和膜拜行为已经意味着我们驻足于此，我们的意识停留在文物本体上。

与单件文物相比，上述意向特征在敦煌莫高窟这类大型遗址中体现得更为鲜明和生动。当我们欣赏一件商代青铜器或宋代名画时，文物被我们注视，但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件静止的器物，而是满怀崇敬地面对着历史，或更准确地说，我们面对着当年的工匠和艺术家的艺术创造活动及他们对人生与世界的思考。不过，这种情况下，历史在我们的对面，我们只是历史的观众，我们与历史之间的界线仍然是明晰的。但是，当我们进入敦煌石窟，看到法相庄严的佛陀、温婉慈祥的菩萨、灵动飘逸的飞天，所有的塑像与壁画浑然一体，气势恢宏又不失细腻严谨，我们的意识体验与其说是历史被带到我们面前，不如说我们被带入了历史之中，我们的身心受到强烈的震撼，以至于不可能继续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倒变成了历史的参与者，从而融入历史之中。接着，如果我们按照年代顺序在不同洞窟中流连，这种融入历史的感觉又会进一步地加强：从魏晋的古朴浑厚，到盛唐的瑰丽绚烂，从五代的精细柔和，再到北宋的雅致，但渐趋黯淡拘谨。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石窟艺术有时有浓郁的西域色彩，有是却具有明显的中原风格，这其实也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各种政治力量乃至各种宗教流派势力的消长[15]。这正是莫高窟这一跨越千年的大型遗址与单件文物和普通遗址的最大不同，后者的完成过程相对于历史长河而言，更近似于时间点，而最终的成品则像是该时点上历史的一个截面。如果说这样的文物容易被当做静止、凝固的历史标本的话，那么这种误会对于莫高窟而言几乎不可能发生。作为各个时代不断积累的产物，莫高窟本身就是流动的。在莫高窟中，人们可以清晰感受到历史的滚滚洪流，而这并非是对一个已经逝去的外在事物的感知，而恰恰是对人类自身的生命脉搏的感知，历史与现在融合在一起，这有助于解释我们面对文物时的奇特感受。敦煌佛像神秘的微笑带给我们的既不是一个纯然外在事物的陌生感，也不是我们同时代事物的熟视无睹的感觉，而是一种陌生感与熟悉感的奇妙结合。之所以陌生，是由于那个时代离我已经非常遥远，那时的信仰对我来说神秘难解，今天我们再难看到这样神圣安详的微笑;而之所以熟悉，是因为尽管有这种种距离和障碍，我却完全能够理解这种笑容，我虽从未这样笑过，它却分明是我的笑容。对佛像的观看，其实就是对我自身的观看。在古老的艺术品中，在艺术风格的演变中，我感受到了历史及人类的一体性。这正如一个人翻看自己童年的相册，一方面知道这再也不是我，另一方面同样深刻地感受到这些其实就是我。

但是，当我们把握事物的自身价值或工具价值时，意识的意向特征却截然不同。具有自身价值的事物的特征在于，它要求人们停留在它之中。牛排已经很好吃，风景已经很美丽，我们的意识停留在对象上，不再指向别的东西，事物作为其自身被把握。自身价值是自足的，它令我们驻足于此，但是并不把任何其他事物带到面前。很多文物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但此时文物是作为其自身，而不是作为另一事物的代表被我们欣赏。工具价值的意向特征与象征价值也不相同。越好的工具越不让人们停留在它上面，一件工具越成功越会使我们的意识指向其他东西：我们能拿它干什么？一件好工具让我们想到的是要利用它干些什么事情、达到某个目的，而不是藏起来或供奉起来。如果我们喜爱它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舍不得拿它去干点什么，那我们就已经不把它当工具来看，让人们的意识停留的工具是失败的工具，比如一把过分精致的斧子使我们把它当艺术品看待，舍不得拿它去砍柴，或者一把生锈的菜刀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需要磨一下了。工具价值发挥得越好，工具就越不引人注目，这与另外两种价值截然不同，自身价值或象征价值越高，其载体就越引人注目。工具价值的本质是不驻足、不停留，它只是引导我们的意识指向另一个事物的中介和通道。如果我们能够完美地复制莫高窟的话，那么这一复制品的价值至多类似于一种工具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复制品了解当初的历史，但我们的目光不会停留在复制品上，而是穿过它指向遥远的历史。复制品不会象征历史，它至多会反映历史，因此它不能把历史带到我们面前，也不会令我们崇敬。复制品所缺乏的正是象征价值，而象征价值是文物唯一不可复制的价值。这也就解决了很多人的一个困惑：文物保护工作有什么用，或更直接地，文物有什么用。即使所有的文物都毁掉了，对我们又有什么损失呢？如果考虑到文物可以被完美复制的话，这一问题似乎就更有力度。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文物的根本价值并非工具价值，因此不能是否有用来衡量。如果文物得到妥善的保护，那么我们就保存了与历史之间的物质性联系：历史已经逝去了，但又仿佛还在那里，先人已经故去了，但又仿佛还活着。若我们失去了文物，这一物质性纽带就消失了，除了在我们的记忆里，历史就真的逝去了，我们永远失去了同历史的血肉联系。

简言之，以上意向性分析，表明文物的根本价值是象征价值。

（三）文物象征价值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人们普遍认为，文物具有极高的价值，而且是不可替代的。上面的分析表明，正是象征价值使得文物成为不可替代的并具有崇高性。人们通常都能感受到这种价值，但是却未能很清晰地描述出来。因此文物的不可替代性和崇高性也就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每当人们试图把自己从文物身上强烈感受到的独特价值表述出来时，就会使用一些含义模糊的说法。这突出地表现在人们对历史价值的理解上。尽管许多学者的做法是对文物价值进行罗列，但是通常会首先提及“历史价值”，人们都默认历史价值是文物最重要的价值，然而却往往把这种历史价值理解为由于文物承载了历史信息，因此要么反映了历史，要么见证了历史。由于信息的本质在于可传递，因此，如果文物的历史价值仅限于其承载的历史信息，那么文物就不是绝对不可替代的。这样，象征价值总是从人们的指间溜走。

实际上，在人们越来越多地列举出来的文物价值中，审美价值属于自身价值，而文物所发挥的作用属于工具价值（包括文物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教育价值等），除此之外都属于象征价值，它们把人类历史的不同侧面带到我们面前。文物对我们来说，是作为已逝去历史的代表，因此人们像崇敬历史一样地崇敬文物，像守护着历史一样地守护着文物。这样被人们不断罗列出来的许多价值就获得了定位：它们都是文物由于象征了人类历史的某一侧面（如科技、政治、军事、艺术、经济等）而获得的价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尽可能减少对遗产本体的干预，保护遗产本体的真实性”[16]成为莫高窟保护的准则。正是因为文物的根本价值是象征价值，而文物本体则是这种价值的载体，过度的干预由于破坏了遗产本体的真实性，也就破坏了它的象征价值。过度修复的文物已经无法把历史带到我们面前，从而失去与历史之间的物质性联系。可见，象征价值的揭示为莫高窟的保护工作乃至整个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 结 语

本文运用现象学方法对文物价值进行研究，认为文物的价值可分为三大类，即审美价值、工具价值和象征价值，其中象征价值是根本价值，因为文物如果没有象征价值就不应称其为文物。文物的审美价值概念比较清楚，争议不大。文物的工具价值反映了人们在利用文物时对收益的价值取向。文物象征价值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文物由于象征了历史而获得了价值，并且为多种文物价值提供了关系纽带，为进一步研究文物价值的基本结构和不同价值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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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价值范文第4篇

关键词：山西晋祠；文物；保护

晋祠，地点在太原西南25公里的悬瓮山下，处于晋水源头，占地面积多达130余万平方米，是奉祀西周初晋国开国侯唐叔虞的祠堂。晋祠的历史非常悠久，根据史籍记载以及专家考证，晋祠的历史距离现在大约有1500余年，是一处集自然山水、古建园林、雕塑碑刻等集于一体的著名风景名胜区，具有重大的文物价值，其中难老泉、侍女像、圣母像被誉为“晋祠三绝”。1961年3月公布晋祠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公布为第一批国家AAAA级别旅游景区晋祠， 晋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古典宗祠园林建筑群， 有三百年以上的建筑98座、塑像110尊、碑刻300块、铸造艺术品37尊。晋祠属于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精品，即使在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也属于极为罕见的瑰宝。

1 晋祠介绍

晋祠坐落在太原西南的悬瓮山麓，始建于北魏前，是为了纪念周武王的次子叔虞而建，初名唐叔虞祠，又因位于晋水的源头，故名晋祠。史书《晋祠志》中曾有记载：“晋祠者，周成王母弟唐叔虞之祠也。成王剪桐叶封叔虞于唐，故名唐为桐封之地。晋水源发于斯，故名叔虞祠曰晋祠。”其中的圣母殿始建于北宋天圣年间，是现在晋祠内最古老的建筑。圣母传为叔虞之母邑姜。圣母殿原名“女郎祠”，殿堂宽大疏朗，存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1尊、明代补塑2尊。之后历代予以多次的修建和扩建，逐渐形成了一处自然山水与历史文物相结合的园林式建筑群，同时在晋祠庙外原有的几处私家花园基础上，经过几次扩建，现在形成了占地53.3公顷的晋祠公园。景区的周边村也存在着大量的散落文物，如石窟、石寺、堡墙、遗址等。太原市政府非常重视晋祠及其周边环境的保护，每次建设都先行合理的规划。

晋祠博物馆总占地面积多达10公顷，里面包含一百多座建筑。虽是历代陆续建造，但总体布局却严谨有序。祠区坐西向东，主入口为东门，总体呈南北较长、东西略短的长方形。从北墙开始，向南延伸为主建筑群，由西向东展开，以圣母殿至东门为中轴线，形成南北两线。晋祠分为三个景区。以中部景区为中轴线，进入景区后就可以看到，水镜台会仙桥金人台对越坊献殿钟鼓楼鱼沼飞梁圣母殿，所有的景物排列有序，意味深长。

2 晋祠的文物保护现状

晋祠现存文物较多，文物的保护离不开地方政府的修缮和维持。随着山西省对文物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以及国家资金的支持，山西省、太原市两级党委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新中国成立以后，采取多项措施对文化增强保护，旨在将这一历史瑰宝流传下去。

3 依法保护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其中便有晋祠。属于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物类。2002年3月21日，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了《太原市晋祠保护条例》， 2013年9月1日起施行《晋祠泉域保护条例》。2015年《太原市晋源区晋祠镇总体规划方案（2015-2030）》。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宪法》、《刑法》、《文物保护法》、《环境保护法》、《晋祠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律、法规对晋祠文物进行了有效的保护，对违反法律规定，破坏文化的行为和人员给予严厉的处罚和处分，同时也加大了文物安全宣传力度，增强了广大群众的文保意识。

4 维修保护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各级政府和领导不断加强对晋祠的保护工作，每年都要投资进行相关的修缮，不仅有正常的维修维护，还包括重点项目的修整。如五十年代对鱼沼飞梁、献殿的维护；六十年代对中轴线两边建筑的维护；八十年代对奉圣寺山门过殿、大殿的进行搬迁保护；九十年代对圣母殿的修缮等等，一系列的举动使晋祠古老的历史文化重新焕发了青春；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加大了文物保护的力度，2003年5月，投资40万元，完成了晋祠国宝建筑鱼沼飞梁的落架大修工程， 2004年在悬瓮山上恢复修建了悬瓮寺。2007改造了北湖、博物馆门前广场、景区入口广场， 新建了入口牌楼、中湖、主景阁、围墙、管网、古唐路商业街、南、北停车场， 恢复了上生寺、下生寺、市楼、北极阁、以及维修了老君庙等， 现在景区基础设施建设仍在继续， 文物维修保护从来没有停止。

5 晋祠文物保护的相关对策

（1）政府要承担更多责任，加强保护力度

各级政府要在各种法律法规的指导下，深刻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其实质上是各地区的文化财富，是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资源。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深入，不可避免的会有各种重大工程建设，但是各级政府不能仅仅追求利益，而要履行文物保护的责任，不能盲目开发和更改建设，要注重建设规划，加强对文物的保护，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要将文物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充分发挥文物在延续城市历史记忆、构建城市文化特色中的资源优势，激发公众对城市的自豪感、归属感中作用。

（2）加强市民的保护意识，避免人为破坏。

针对人为破坏因素，晋祠地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可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例如可划定保护范围，禁止在历史园林及其周边建造高楼、烟囱等影响景观的建筑物，对于现有的不合理的、对景观有严重影响的要坚决拆除，无法拆除的采取合理手段进行美化，例如可使用垂直绿化等手段加以遮挡。同时注重提高市民综合素质，加强宣传力度。在各种媒体定期宣传山西古文化的内涵，保护好历史园林的意义，以提高历史园林在市民心目中的地位，让广大市民一起参与到文物的保护过程当中，杜绝各种有损文物保护的不良习惯和现象，加强公共道德宣传，提高市民道德品质，增强爱绿护绿意识。

（3）在确保原有历史风貌保存的基础上，融入现代景观要素，增强市民对文物的兴趣和保护力度。

现在山西晋祠依旧保持了历史文物特色，但是景区内各个景点的独立性较强，没有很好地衔接起来，缺乏良好的组合性，可以建议在每个景点之间进行适当的修缮，完成很好的衔接，以形成整体性和特色性。近些年来，山西晋祠的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景区周边的娱乐设施不断增强，例如水上乐园、小吃街等项目吸引了众多游客，还有各种新时代的歌厅酒吧也在周围逐渐兴起。新的景观充满了时代气息，为景区带来了勃勃生机，但是开发要适当，有个别地方使人觉得新景观破坏了晋祠的传统历史气息。因此，政府和景区部门要注重对新建设的开发和规划，要营造出既保持浓郁的传统的历史园林风格，又配合协调和谐的现代园林。

（4）完善建档立卡，做好数据录入。

利用最新的近景摄影测量技术对主要古建筑进行测绘，记录建档立卡，同时要注意香瓜历史数据的录入和保管。可以定期邀请国内相关专家对古迹进行定期的修缮和维护以及动态的观测记录，防微杜渐，维持古迹的完好。除此之外，还要重视对文物价值的探索和研究，这就需要加强和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和培训，努力训练一批专业化知识团队，为晋祠的保护工作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刘大鹏遗著，慕湘，吕文幸点校.晋祠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2]太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太原市志（四）[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3]太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太原市志（二）[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4]曹丽娟.关于保护历史园林遗产的真实性[J].中国园林，2004.

文物价值范文第5篇

前不久，有人要我谈谈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文物有没有经济价值？说是知道我学过文史。其实我哪懂文物啊！考古课考过满分也没学这个呀，愣是“赶鸭上架”。赶紧临阵磨枪的我，却越发“呆若木鸡”——原来这不仅是现今顶说不清的“动态热点”（否则“文物保护法”也不至于修改了两百多处还没成），更是要牵动许多基本理论。于是，只好“临阵脱逃”，可又被本茶座的“詹小二”发现，只能硬着头皮聊聊所思与困惑，也奢望就教于方家。搞文博考古的，谈到文物（包括可移动与不可移动两类）的价值，都会说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经由专业性评估定级。这三大价值得到公认并有法可循，即文物用于历史或科学研究、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使用价值。要说文物的经济价值，却多有回避或干脆否定。珍贵文物被称为“无价之宝”（当然真情更无价！）谁能说清司母戊鼎值多少钱？可经济价值就是得说值多少钱，其体现即交换价值，而交换就是商品，但文物作为商品有严格的法律限制。《文物法》第23至25条明文规定“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单位的文物藏品禁止出卖”，“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未经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物款可依法罚没。因此，考古学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可不能说文物有经济价值！那不就给买卖文物提供了依据？”可事实却很无情！近年来，人们有了钱，就变着法儿的“钱生钱”，连老头老太也到股市、邮市赌一把；而倒腾文物，像淘旧市、争竞拍、蒙老外等等都屡见不鲜。为什么？还不就是“来钱”吗？别说走私贩假，就连割佛头、盗陵墓之类惊动神灵祖宗的勾当也干得出来。2000年5月2日香港一家拍卖行不顾国家文物局的禁止要求，以3300多万港元拍卖出两件圆明园的珍贵文物――虎首铜像和乾隆款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这是继另一家拍卖行4月30日以1600万港元卖出圆明园珍贵文物猴首铜像和牛首铜像后，对圆明园被掠文物的又一次拍卖，引起强烈反响。同年7月15日，在大连有人欲拍卖1957年天安门城楼重新修葺时替换下来的“金丝楠木立柱原件”，这大概是明代的物件。好像是马克思他老人家说的，资本来到世间无孔不入；唐人白居易曾感叹——“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虽白刃冒焉。”甘肃一位文物商店总经理说，以前能用低价收购好文物交博物馆收藏，现在国有文物商店的主渠道地位丧失了，他不得不与文物贩子争购文物。可低价收购、无偿上交的经营原则使他根本竞争不过文物贩子。更使他痛心的是，文物贩子肆无忌惮地把车开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盗墓，他认为哪里有文物市场哪里就盗墓成风！虽偏颇，却说明文管的执法力度远远没有跟上文物市场的开放程度。另一位“老文管”谈起文物现状就感情难抑，看到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文物落入根本不懂文物的大款手里、一件件国宝流失海外，他的心就痛楚就流血！他想着常年在野外风餐露宿的考古学者，想着经手千万件珍贵文物却一生清苦的文博专家，担心这么下去后人再也看不到博物馆了。北京一位经营古玩的负责人认为，当前正常的文物市场交易与非正常的文物走私活动交织混杂，这样的状况还会存在相当一段时间。还有很多人对雨后春笋般的拍卖行及过热的拍卖市场担忧，文物市场的大环境又比较混乱，极易诱发盗墓、走私活动，造成文物的流失。难怪上边三令五申要加强文物市场管理——“都是市场惹的祸”！的确，文物大多价格不菲才使人跻身此道乃至铤而走险，怎能咬死了说文物没有经济价值呢？可要回答就得遭遇法律诠释的尴尬与经济理论的普适两难抉择。若视而不见则又有更多的麻烦无法回避，不仅无法合理解说现状、无法提供必要的政策依据，而且直接影响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小到割个佛头该怎样量刑？大至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该怎样协调？权且避开文物的商品性质及法律诠释之吊诡，来直面其经济价值构成和决定因素。搞经济的都知道，价值论是经济学的核心，学说史上的劳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其实，早于边际革命约二百年的英国人巴尔本(1640—1698)就认为商品价值由效用决定）、均衡价值论等等，都有很大影响。直到今天，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还在下大功夫。可是，与文物经济价值相关的理论研究却不多见。倒是老古典李嘉图在他《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开篇的《论价值》中说：“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泉源得来的，——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他认为前者只由稀少性决定，劳动不能增加其数量，所以其价值不能由供给增加而减低。这类商品包括罕见的雕像、图画、稀有的书籍和古钱、特殊的葡萄酒等，其价值决定于供求关系，与劳动量全然无关，“而只随着希望得到它们的人的不断变动的财富和嗜好一同变动。”强调了购买力和偏好。再一位是自认继承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约翰·穆勒，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将商品分为三类，一类是数量有限、供给不能任意增加的商品，如古画、古玩、稀有货币、邮票等，其价值取决于供求关系；另外两类如工业品和农产品，价值主要由生产费用决定。上述大概是与文物的经济价值最直接的论述了，可惜稀少商品没有成为经济学家深入研究的内容。如今，中国的文物市场供求两旺，既有滚圆的腰包撑足的购买力，也有衣食无忧之后不可遏止的嗜好，加上市场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与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文物经济价值的日趋显见及其投资收益的相对稳定与攀升，这一行当的发展势头不容小觑，而文物经济价值问题也越发受到关注。199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历代古钱图解与价格指导》，论列从商周到民国的金属铸币1700余枚，目的就是帮助人们辨别古钱真伪和正确认识文物的价值。北京古钱博物馆馆长杨玲在序言中谈文物的价值，明确说“包括了文化（如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然而，人们对于经济价值大多语焉未详，有的按劳动价值论说文物价值应当包括生产、保存、保护以及开发所付出的劳动；还有人为了解说文物经济价值的存在，又不触动其商品属性的马蜂窝，提出文物是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如同一张纸，绘成图画售出就是画，在磁介质上输入信息就能制成录像带、光盘。出售的不再是纸与磁介质本身，而是其上附着了信息价值。人们通过消费附着于文物上的信息，得到精神和艺术的满足，于是信息成为商品并产生经济效益。例如故宫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并非通过出售文物，而是通过观众购买附着于古文物之上的信息而产生的。（舒小峰：《关于文物的价值》载《北京文博》2001年第2期）这就把文物分离为载体与具有商品性质的信息。但无论“劳动价值说”还是“信息价值说”，都不如实际市场分析具体。有人分析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字画价格的急剧上升，说是字画由于其经济价值重新确立而不断得到人们的青睐，还说排斥字画商品属性的时代业已不再。进而分析字画价格是由市场调节规律和供求关系决定的，认为决定字画价格的因素有体制、政策、生产力水平、国民素质及社会文化心理等等。（周安庆：《字画上涨有其因》《中国文物报》2001年9月12日）可惜分析驻足于价格层面，但也提供了一条思路——与其抽象谈经济价值不如看看近年来具体的交易价格，从中也许能发现点什么。其实，文物的交易价格很复杂。从古至今的古玩铺或文物商店，陈列古董珍玩有真有假，许多不标明是真是假明码实价，买卖靠的是买主的眼力和卖主的嘴皮。能用低价买到真品，行话叫做“拣漏”，反之则称“打眼”，其价格可未必只因供求关系而“围绕价值或生产价格波动”。譬如，一件仿品放在北京潘家园旧市，买主不容易上当；若在陕西哪个村的农民家中，就极易让人信以为真——文物价格的学问可大了，除了专业技术和实践功力还有心理因素等。既然文物种类多多，交易方式不一，就选较有代表性的字画之类的拍卖情形看看——拍卖行拿到文物后首先要鉴定估价，根据其性质、质量和存量等，结合其艺术与历史、科学等价值预估底价。一般说，估价应该与其价值接近，成交价也大抵相应。事实却不尽然。如中国传统收藏中善本、珍本、碑帖是首选，其次是宋版古籍，再次才是书画，而现在的情况却不同，古籍、碑帖等的价位与字画相比跌落约十数倍。有人提到20世纪20年代，某大收藏家公开出售善本碑帖与历代名书画，其中字画有宋代郭熙《寒鸦秋水图》，价格是银元1200元，明代沈周《山水》长卷为600元，明代唐寅《品茶图》是650元，清代赵之谦花卉四条屏是200元；而同时出售的碑帖价格是：宋拓唐《皇甫君碑》2000元，北宋初拓《丰尔亭记》（有残）2000元，明拓梁《瘗鹤铭》500元，明拓汉《张迁碑》300元。可见当时名碑帖早期拓本和初拓本的价值，与同时期书画名家作品的价格基本持平或略高。现在却相反，名书画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而碑帖价格多在一两万元上十万的都少；古籍也是如此，1995年北京秋季拍卖会上，宋代张先的书画长卷与宋刻孤本《文苑菁华》，其拍卖价格也相差在10倍以上。在国外拍卖会中，中国古籍与外国古籍相比，价格也有很大落差。现今拍卖价格为何与传统收藏价值背道而驰呢？另外，拍卖中成交额最高的单件艺术品，大都是难觅的今人艺术珍品，如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吴冠中等名家作品纷纷创出高纪录。北京翰海1994年秋拍齐白石85岁画的工笔《贝叶草虫》，尺寸103.4×34厘米，成交价为50万元；半年后，其另一幅画题材、笔法、构图大致相同尺寸110×50厘米，成交价达80万元。有人研究凡·高的画，生前一幅约80美元，现在卖到8250万美元。可见凡具备真、精、稀少等特点的名家作品，价格增幅在中外均很可观。我国市场上不仅古籍、碑帖与书画的价格相悖，而且艺术家的作品也高于伟人、名人、学者的遗墨、遗迹，这至少说明了重观赏性轻文化历史内涵和重利轻实的倾向，也是竞拍者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修养的反映。买书画者多资金雄厚，既可欣赏艺术又可保值增值；购古籍、碑帖者则多是学者专家收入有限，目的多是收藏研究，面对真正有收藏价值的拍卖品，往往因囊中羞涩只能望洋兴叹。至于靠倒腾文物谋生者，自然逐潮推浪，投资文物者的获利需求大于收藏、鉴赏与研究目的的越来越多，故炒作的结果加剧了部分文物价值与交易价格的背离；而牟取暴利的动机更会因法制跟不上而越来越疯狂！文物的经济价值大体可视为其文化价值的外化，但表现为价格则较复杂——供求、存量、年代、时尚、题材、偏好等等都有影响。仔细想想，对文物的经济价值而言，以往的价值论大都有用，特别还要提及“预期”的意义，因为恰是增值的预期促发了投资的热望和市场的火爆。但是，似乎现有理论也还不能充分说清相关问题，尤其对于文物这一集中了若干特有价值的物品。姑且突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藩篱来看一下——所谓“价值”即法文和德文Axiologie的意译，也称为价值哲学。最初由法国哲学家拉皮埃（PaulLapie,1869—1927）和德国哲学家哈特曼所用的哲学术语。此后，德国的弗赖堡学派，美国的杜威、厄本（W.M.Urban1873—1952）、培里（R.B.Perry,1876-1957）、刘易斯（C.I.Lewis1883—1964）以及人格主义者和新托马斯主义者都致力于价值论的建立和研究。企图将经济学、逻辑学、美学、伦理学和神学结合起来，名之为“价值论”，将人文科学称为“价值科学”，把价值当作人文科学的基本范畴，并建构一套价值的等级体系。认为经济的价值（功利）是极低级的价值，宗教的价值（圣洁）是最高级的价值，介乎二者之间的则是科学、艺术和道德的价值（真善美）——这是不是也有助于文物价值问题的思考呢？文物价值问题，可能不仅有健全法制、解释现实和规范市场等应用意义，还对学科渗透交叉、学理内涵外延发展等有理论启示，例如对经济学。我注意到近年来一些学者的创新研究，主要如李江帆研究第三产业经济学，力图丰富和发展学科理论；易中天阐释艺术市场，指出艺术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建议制定《艺术产权法》、《艺术投资法》等；程恩富考察文化资源，提出“文化资源就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或可资利用的各种资源。”其不仅指物质财富资源，同时也是精神财富资源。（程恩富《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至于认为文物是资源的也很多，说文物是一个民族的遗脉，是一种特殊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它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它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我自己对经济文化及精神财富等也作点粗浅思考（在本茶座第4辑侃“马尾巴功能”时涉及过），比较注意人类的物质与精神两类财富及相应的两类需求的一致性，还有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破坏与精神感情失落的代价等问题。经济学科基础理论与界域涵延的发展深化，社会、人文乃至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综合——这或许正是新世纪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学者知识结构与素养的更高要求。有种说法讲经济学家要多些人文关怀，我很赞成。诚然，在这儿是显得严肃了点，可怎么着也别把脍炙人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说成是欧阳修的话呀！

文物价值范文第6篇

据《重庆晚报》报道，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华路168号的国民参政会旧址，是一座别致西式小楼，2000年9月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如今却变成了一家洗脚城。据了解，该参政会旧址原为重庆某机关单位的办公用房，该单位搬离后租给了富侨开洗脚城。一些文物保护专家却认为此举无可厚非――这么好、这么有价值的老建筑，闲置起来有些浪费，除了保护，还应活化再用，让更多市民享受。

评论

见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国民参政会遗址，居然成了一家洗脚城，这恐怕是2008年最具震撼力最“雷”人的遗址改造了。最近那座西式小楼有了崭新的名字：富侨会馆。屋里不时有洗脚的客人进出，但俺想他们多半是不知道这里以前是什么地方的。试想这边洗脚小妹轻抚过您的贵脚，一边啜口小茶，一边遥想国共两党代表当年谈判的瞬间……连那些平素里高深莫测的文物保护专家，也认为此举无可厚非。

专家都这么说了，俺本来是应该闭嘴的，但俺是个俗人，俗人难免有俗人的一点小想法。不是俺不明白，是这个世界变化真的太快了，什么文化，文物，遗址，只要一遇到钱都得让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实在是那君子太笨了，“盗亦有道”那一定是这个强盗太傻了，俺们在遗址改成洗脚城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是俺们脑筋太不会转弯了。遗址保护是要钱的，钱从哪里来，这才是大问题。可是照此逻辑，历史博物馆里闲置的空间都可以用来开铺子?所有历史名人故居都可以当旅店?

俺其实是不反对历史遗迹再开发的事情的，关键是开发方式要合理，并且能被公众认可。历史遗迹属于全国人民，在其开发和再利用上，公众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如果咱们老百姓都反对的事情，专家们再怎么说对想来也是有问题的。

脚的事情再大，也大不过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的历史吧?!

声音

相关部门将这个旧址变成洗脚城，自认为做的是件好事。理由是商家在保护好文物前提下利用，弥补了文物保护经费不足等问题。理由是冠冕堂皇。但利用文物还必须是建立在对其保护的基础上。现在遗址变成洗脚城，难说在商家经营过程中，不会损坏。一旦损坏，那就因小失大了。

――中国网

发展经济，繁荣市场与保护好历史文物并不是矛盾的，记住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的未来，因此，还是让“洗脚城”走开吧，别亵渎革命历史文物。

文物价值范文第7篇

一、提高旅游的文化含量

旅游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呢?一方面，旅游可以提高人们对文物的认识，增强文物的保护意识；另一方面，保护好文物可以提高旅游的文化含量，吸引更多的旅游者。旅游与文物保护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但两者之间又有冲突，因为参观的人越多，文物保护的难度就加大。因此要正确处理好旅游与文物保护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原则，站定立场，保持纪念馆工作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要思想解放，全面权衡，找到事业发展的最佳路子。

二、增强文物的保护意义

众所周知，名人故居、革命遗址，具有直观、形象、生动的特点，它的教育作用与感染力是其它教育手段难以替代的。革命文物遗址是旅游观光的主要客体，那么如何处理旅游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呢?首先，博物馆、纪念馆要全面贯彻实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在实际工作中，应大力加强对革命文物遗址的保护措施，把经济建设与文物遗址的保护有机结合起来，在投入一定资金用于维修的同时，还应加强对自然风化，人为因素的防范措施。安装红外线监控探头，配备了必要的消防设施，从源头上消除一切安全隐患，去发挥纪念馆的社会经济效益。

三、提高文物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

要不断提高博物馆、纪念馆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加强文物保护意识，了解有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努力学习和探索文物工作的规律，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人人懂得文物保护法，个个都是文物工作宣传员，进而可以对游客进行有效的文物宣传，对游客的不良行为进行制止，说服、教育。当然光靠工作人员素质的提高还是远远不够的，其关键还在于加大有关文物保护方面的宣传力度，开展广泛深入的宣传普及活动，争取各级领导重视和全社会支持，运用多种形式，宣传党和国家的文物保护政策，唤起他们来共同保护文物的意识，使每一位游客都能意识到保护文物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全社会树立起“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新风尚。

四、加大保护文物的资金投入

不少纪念馆在当初建馆之时，由于缺乏经验和前瞻性，经费困难等原因，对一些用地没作明确的管理权归属界定，不仅造成纪念馆与村民集体之间的矛盾，而且给纪念馆扩建带来困难。就拿我们馆来说，纪念馆与当地居民紧密相连，村民的生产和生活对纪念馆的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一些村民在纪念馆和故居前占地摆卖，与纪念馆的庄严肃穆大不相符，有损于纪念馆的馆容馆貌。如此情景，庄严何在?文化何在?

面对这些景象，回避，掩饰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取得当地政府的支持，与周边村民共同协商，在“互赢互利”的前提下，我们相信只要有妥善合理的方案，大多数村民会积极支持的。其实纪念馆与当地民众应该像鱼与水一样互相依存、互相映衬，建设好纪念馆是彼此共同的心愿。我们正在努力争取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纪念馆周边的旅游环境对纪念馆的生存发展有很大影响，反之亦然。革命纪念馆的发展应该定位于以自然资源为依托，以人文资源为主体，以名人文化为特色的风景名胜区。争取在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协调下，参与到当地旅游资源开发、整合中去，逐步形成一条旅游链。

长期以来，纪念馆存在着一个理论误区，那就是耻于谈经济效益。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不是排斥的，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讲求经济效益是适应时展的需要，经济效益的实现，反过来又可以促进社会效益的提高。

免费开放后，门票损失部分由国家财政负担，从根本上解决了文博工作存在的一大难题，似乎谈经济效益是多余的话题。其实不然，从大局的角度看：革命纪念馆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体，可以启蒙心智，洗涤思维，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让全社会群众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同时，大量的游客必将带动当地餐饮等其他消费，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对于纪念馆而言，一方面以开放的思维，积极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地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支持参与纪念馆建设。今后我们必须放开思路积极探索文化传播新途径，开发多层次的纪念品，让观众将纪念馆文化带回家，使历史文化传播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同时也可以增加经济效益。

文物价值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文物保护；牟氏庄园；旅游资源

牟氏庄园作为清代地主庄园的杰出代表，不仅在我国古代建筑风格，社会发展情况等方面有着较高的研究价值，还对宣传当地传统文化，开发旅游资源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随着社会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的不断的提高，我国进一步加大了对文物的保护与发展力度。但是，我国在牟氏庄园文物价值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依然存在这一些不协调的现象。为此，本文将以牟氏庄园为例，深入探讨文化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开发的协调同时发展问题。

1 文化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开发中存在的具体问题

1.文物保护意识缺乏

我国在文物保护方面的意识还不够强，牟氏庄园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最典型的地主庄园，作为封建社会晚期的一个缩影对社会史研究与文化产业发展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近年来牟氏庄园的历史文物价值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发掘，这主要是社会各界文物保护意识淡薄造成的。首先，文博部门与群众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很多游人给牟氏庄园自然环境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毁坏周围的植物，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其次，当地政府只重视经济将设，对文物进行发展的同时缺乏保护环节，偶而会出现文物经费进紧张情况，使修缮工作因为资金不到位而拖后。

2.专业技术人才匮乏。

我国在文化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中缺乏专业的技术人员。据调查研究显示，目前我国文博的工作人员很多都是

“半路出家”，缺乏相应的考古，文物鉴定，历史知识，工作素养较低，使得文博工作质量也受到影响。比如在牟氏庄园的开发过程中，由于专业知识不够，往往在处理文物的过程中存在改变格局的现象。而且文博工作人员在保护文物的过程中由于不了解文物的价值属性，有时候在复原的过程中损坏其原有的文物价值

3.文物保护法不健全

目前我国相关的文物保护法还不够健全，破坏历史景点的现象屡禁不止。由于文物管理部门对破坏历史景点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不够，更加助长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比如牟氏庄园附近已经明确规定禁止周围高层建筑施工，对餐饮业的盲目发展业不断地叫停，但是依然有个别的施工单位和经营者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违规施工或者营业，对该地区旅游业的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甚至以房地产商利用历史文物价值的效应在周围建造别墅来谋取暴利，这也是严重影响了牟氏庄园的观赏价值。

2 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开发的具体措施

1.提高文物保护意识

我国要提高文物保护意识，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与利用，从而促进区域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首先，文博部门要加强宣传力度，积极向社会宣传牟氏庄园的历史价值，引导并加深人们对文物重要性及意义的了解，有利于群众积极配合文物部门的工作。其次，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强相关的文物经费，为文物保护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比如拨款支持牟氏庄园的修缮，进一步维护其历史的原貌。此外，提高政府与相关部门的文物保护意识，积极处理好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避免当地领导急功近利，按照规定将文物工作人员纳入总体规划，并结合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强对相关历史文物资源 的开发利用。

2.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大文博工作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为文化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开发提供智力方面的支持。首先，提高文物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与福利待遇，进一步完善高校的相关专业，比如文献学，考古学，文博等，从而为文物保护与利用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其次提高文博工作人员的录入的门槛，尽量录取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从而提高的文物工作队伍的整体素质。此外，建立健全文物工作者的培训与考核体系，定期对相关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与考核，从而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提高我国文物保护与利用的水平。

3.要完善文物保护法

我国要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法治理念，进一步完善文物保护法。首先，严厉打击损害历史文物价值的行为，并将具体责任落实到个人，对情节严重者进行法律的制裁。其次，完善文物保护机构的只能，并在文物违法犯罪多发地区进行重点监督，建立专门的机构对违法犯罪行动进行严厉的打击，此外，加大文物保护的监督力度，充分利用社会媒体的监督功能。比如，利用监控仪对牟氏庄园进行全方位监督，并且实行联防联管，对破坏生态环境，损坏历史文物价值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

4.合理开发文物价值

我国应该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文物价值。首先，文博工作人员应该明确文物的类型，进行有针对性的开发和利用。比如，对牟氏庄园的宣传内容进行编订，既突出其地主庄园风格的建筑特点，又突出其保护完整的历史价值。其次，旅游行业在开发文物资源的过程中应该注重连环效应，与周围的历史文物完美结合，有利于进一步提高文物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此外，文物价值的开发与利用要与地区的民族风情相一致，这样有利于形成典型的文化代表，进一步提升文物自身的价值，促进该地区旅游也的健康快速发展。

3 总结

综上所述，文化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开发关系着国家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扬光大。但是近年来，我国在对文化产业发展与文物保护开发过程中依然存在着由衷的问题亟待解决。为此，我国应该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大对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全民的文物保护意识，从而进一步促进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琳 尧 ・论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开发与文物产业问题，《数字化用户》。2013年33期

[2]赵东・陕北历史文化产业初探。《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2年3期

[3]李姬俊男，耿国华，周明全，文物碎块虚拟拼接中的表面特征优化《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图形学学报》。2014年12期

文物价值范文第9篇

关键词：博物馆 文物保护 社会价值

文物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是人类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见证，是一部无言的史书，其除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外，还蕴含着丰富的历史、科技和文明信息，社会价值非常高。博物馆是收藏文物的主要机构，直接承担着保护与修复文物、防止文化遗产受到损害的责任，因此，作为博物馆管理者和文物保护工作者，我们有义务确保这些精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久传承。

1.博物馆文物社会价值的实现

文物社会价值要得到实现，前提条件是交换，其和商品价值的实现相同，只不过商品价值的交换以等价物、货币为中介，而文物价值的交换则是非物质交换，属于精神的范畴，其本质上属于文化的交换。文物社会价值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基因，这需要主体不断去研究、去挖掘，另一方面，文物社会价值即文化内涵会以精神的形式转移到主体思想中，此时文物社会价值的量在文物客体之外就得以增加，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博物馆文物社会价值的实现可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以专业人员为价值主体进行文物价值的研究，为主客体之间价值交换的实现提供基础条件；其次是博物馆开展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对文物社会价值进行展示和提升，吸引更多受众参与文物社会价值的交换；再次就是文化受众比如参观者、游客等作为价值主体主动或在专业人员引导下认知文物社会价值，从文物的参观实践中和对周围活动的参与中得到精神陶冶，提升自身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程度。在文物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博物馆文物工作者与客体的交换面越广、交换程度越深，文物价值实现的就会越充分、越彻底。

社会教育是博物馆的主要任务之一，而文物作为博物馆文化中具有透鲜明特色的精神产品，直接承担着教育功能，我们必须紧紧把握社会形势发展，积极创新，努力创造艺术性、观赏性、趣味性、教育性相结合的形式多样化的展览，或是通过馆校共建提高国民对文物价值认识，延伸博物馆教育内容，将博物馆的“博”真正体现出来。博物馆文物的社会价值还体现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所以，我们要处理好文物保护和文物旅游的关系，正确认识两者的统一性，可与旅游企业合作，将精品文物或资料作为旅游产品制作的科学依据，让人们通过旅游获得教育、陶冶情操、提高认识，最终促进博物馆文化和旅游文化的共同发展，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收。

2.博物馆文物保护规划策略分析

2.1重视研究和保护文物的社会、情感价值

博物馆文物社会价值的主体是文物工作者和文化受众，这些主体需要在与文物客体的交换中撷取精神力量，而由于文物社会价值没有精确的量化标准，所以主体职业、文化程度、生活阅历不同，所实现的文物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情感价值的质量、内容也会有所不同。在博物馆文物保护规划中，我们有必要重视对文物社会、情感价值的研究和保护，通过不同方式比如展览、宣传等引导文物价值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在不损害其他价值的同时尽量保留并延续文物社会、情感价值所需的设施及场所，比如壁画、塑像等。另外，博物馆应鼓励与建筑性遗产相关的宗教活动、文化活动比如祭祀、描绘等对文物的再利用，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将文物社会价值和情感价值最大限度发挥出来。

2.2根据文物自身特点进行分库分级管理

科学的管理是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条件，博物馆在进行文物保护规划和管理的过程中，应根据文物特点进行分库分级管理，确保账目清晰、鉴定准确、保管妥善。这主要是因为博物馆中具有较大的馆藏数量，受到各种因素特别是人为因素的影响，文物难免会出现损伤，只有建立一套健全的规章制度和完善的科学管理步骤，严格按照文物接收、鉴定、登录、分类、编目、定级、建档、入库、排架、提用、注销和统计等程序进行管理，才能使文物保护工作有秩序的开展。当然，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信息化管理是不可少的，我们应加大相关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充分发挥文物保护管理信息化系统的功能作用，利用信息技术对文物进行科学管理。

2.3处理好基础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关系

由于社会公众保护文物的意识尚不足，特别在城市基础建设中，很多建设工程未走法律审批程序，也没有制定完善的文物保护措施，导致文物损坏的情况时有出现，这不仅会延缓工程建设进程，还对文物造成了破坏。基于此，在博物馆努力保护和管理藏品的同时，政府还应给予相应的支持，针对文物保护现状尽快出台相关管理条例，处理好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使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也使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得以永久传承。

3.结语

总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博物馆最能将这个国家的形象、这个地区历史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展现出来，我们应正确认识文物的特点和社会价值，做好文物保护规划和管理工作，利用文物所具备的特殊价值为社会服务，加强博物馆与社会公众的交流，促进博物馆事业和我国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发明.社会服务：博物馆的价值体现[J].文物世界.2011，（3）：67-68.

文物价值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文物保护；文物修复；传统文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促使人们开始关注精神文化需求，从国家顶层方案到文化需求，挖掘、修复与保护文物工作，受到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并且，文物保护修复能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因其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美学性、历史性，能够进一步实现社会与自我认知，从而反映出文物保护修复所面临的挑战及传承的必要性。

一、文物价值及保护修复理念

第一，文物价值及存在现状。文物是具有悠久历史，且集艺术、科学、技术于一体的古代遗产，其体现出设计者与制作者的思想与精湛技术，反映当时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从而被社会认可，且赋予其一定的价值，并具有观赏或使用价值。文物不仅具有外在的艺术之美，同时蕴含着社会性、历史性，还有科学美、文化美。而目前，研究者未从更加全面的角度，来认识文物科学性，其科学价值对文物价值的影响也没有完全彰显出来。若想要更好地理解“古为今用”思想，就需要重视科学技术与文物间的辩证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开始对文物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趋于文物认同感。文物修复的工作认识也在加强，但是多数情况是从文物病害及复杂程度来进行解读与探究文物价值。一方面，文物修复包含很多意义，促进我国的历史发展，且能够提升社会向心力，从而使文物社会价值得以体现。另一方面，重视文物修复工作，对宗教、民族、地域文化及特色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精神层面的发展。社会历史的向前推进，文物价值及功能逐渐凸显出来。对此，文物修复，首先应考虑到文物自身承载的历史价值及稳定性，在平衡社会、历史与艺术价值的基础上，尽量还原其本真价值。并且，文物明显特点是真实性与高价值，且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人们不重视文物保护，尤其是历史建筑景区的不恰当行为，导致文物的价值、完整性受到影响。对此，应采取合理方式保护、修复文物，用科技弥补历史文物缺陷，促使文物达到完美境界，同时也使其生命力更加鲜明［1］。第二，修复理念及现状。现代文物的修复理念兼并文物修复和保护理念，以及观念、意义和方法，存在科学认知。文物保护修复的工作起源于19世纪，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了一套系统且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对这项工作的发展非常重要。现阶段，文物修复既要还原文物真实性，同时还要保障其自身艺术、文化与历史价值的小概率影响。并且要区别看待艺术作品和文物，文物是不同时期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性，超高价值与不可再生性特征明显。对此，应小心对待出土文物，尽量保留与还原其原有信息，如历史与艺术等特征，进而才能促进相关历史、科学、艺术的研究。可以说，研究意义与研究价值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已出土文物，需要对其进行科学保存，还应“延长”其寿命，保障文物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而相对于破损严重的文物来说，在修复中应该去伪存真，弥补文物不足。文物修复也是赋予古文物新生命的过程，相关人员在修复中，应从文物原有生命的角度进行技术研究。

二、文物保护修复对策

第一，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文物建筑保护范围中，文物自身、原生环境、历史原貌、历史信息等，促使其共同维护文物保护标准。而文物保护修复过程中，应坚持“保护兼修复”的原则，促使其延续历史文化。重视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不是进行简单或机械的技术性保护，而是需要保持文物和保护修复技术的平衡。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涉及多个领域，如环境监控、灾害防治、历史考古等，且包含文物信息展现工作。并且，文物保护修复中，修复技术人员应了解修复材料的性能，促使保护修复效率，提升文物修复水平。古文物的保护，需要研究新修复技术，已经逐渐被人们重视。文物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文明的一种延续形式。因此，要制定科学步骤及技术，针对不同的文物性质采用针对性的修复技术非常重要［2］。但是，缺少新的、必要的文物保护修复理念，会影响修复技术发展。对此，提升文物修复保护技术，是更好地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内容之一。第二，文物保护修复方法。加强文物保护修复的完整性与生命力，新技术和传统技艺的融合发挥着积极作用。传统技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受到保护与传承，其精湛的工艺符合文物修复需求。文物保护修复从传统技艺上入手，是比较好的突破点。相对来说，传统技艺对修复文物有尽善尽美的作用。但是从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我们了解到，技术落后也不利于文物保存和修复。对此，不能完全依靠传统工艺，而要结合文物历史文化背景，将传统技艺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最大程度还原文物原有形态，并利用现代材料筛选、修复检测等手段保障修复效果。这一过程，减少了不必要的物力、人力和财力方面的消耗，如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之前，利用现代电镜微扫描、X射线等技术，了解文物结构，为选择合适的修复技术提供支持。采用传统技艺发现的新信息，为科学技术的改进等提供了参考。按照科学技术检测结果等采取针对性办法，使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促使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更加科学与规范［3］。第三，加大文物保护修复资金的投入。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作，因其自身的不可再生及珍贵性，增加了工作难度。文物保护同时也是文物修复，资金支持是保障各环节顺利进行的基础。国家各级政府应给予文物保护与修复支持。尤其是博物馆建设，应调动各主体的参与活力，扩展文物保护的资金渠道，促使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开始关注精神世界，博物馆及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无论是当地的旅游建设，还是人文的传承与发展，都应保障其建设资金的充足。第四，建立文物保护修复管理系统。应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参考及引用文物保护数据，并建立文物保护修复数据库。一是相关单位从数据库中，可以便捷地查询与提取文物信息，有利于为相似类型文物保护与修复提供经验。并且，根据不同文物的差异性，还能进行对比分析与修改等数据操作。二是在线评估文物修复的质量。智能数据库对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发挥了积极影响，人工操作环节不能省去。对此，建立专家评估部分，借助于数据库编制文物保护修复方案。针对情况复杂的文物修复保护，应对比新旧数据库，再进行方案的编制。三是输入文物保护修复档案信息，并建立导出功能。按照不同性质的文物及保护修复技术特点进行分类管理或查询，其形成的文档形式也存在一定差异。对此，将不同类型文物保护修复档案，如TDS/TCS/WORD等文档，导出PDF或视频格式，便于展开不同工作的需要。四是建立文物保护修复及相关知识的图谱。按照文物类型、材质及年代等，还有历史文化等信息，对其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手段进行文物知识图谱的架构，提出文物及文化保护的排序算法。五是建立文物保护修复的信息知识数据库。知识数据库同文物自身所建立的信息库相比，存在一定差异。知识库一般应用分区化处理原则，数据处理效率会更高，处理结果也更加准确。利用PHHON等技术采集处理WEB中的内容，分析其对应的数据。对于ETL处理技术，通常采用HADOP、框架及风暴技术平台，选择是否进行流处理和批处理等管理技术，促使其完成数据提取、清理及转化等数据挖掘、分析技术，从而加强信息知识的查询与分析功能［4］。第五，科学设置文物保护修复流程。在文物保护修复上，因文物自身性质与年代等不同，工艺及艺术价值或破损程度不同，选择合适的修复技术与保护方式非常重要。首先，在文物前期调查与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对文物自身的保护价值及修缮情况进行分析，精准判断文物真实情况。同时，设置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尽量还原文物自身属性而对其进行适度的修复工作。设计文物保护修复措施，可按照调研情况选择合适的技术。其次，编制文物修复文本。前期采取总结、归纳的修复文本编制方法，为接下来的修复工作提供指导。文本编制应明确文物保护原则及目标，提出详细的修复步骤与建议，避免后期因意外事故影响到文物保护修复效果，甚至出现非常严重的损坏。最后，全面实施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基于客观条件反复确定修复方案，对于无法探明的问题，可先进行部分研究，再进行修复工作，促使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更加切实可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要求工作者应扎实地掌握不同时期的美学、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历史文化等知识，这些维度的差异导致文物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属性、特征等不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实施之前，还要透过文物所处的年代判断文物价值及其背后所要传达的内容。因此，思考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意义，可保障在修复工作中，不会减少文物自身的艺术或者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舒光强.文物修复保护制度建设的紧迫性［N］.中国文化报，2021-01-04（3）.

［2］周希婧.对可移动文物修复中涉及法规、标准与原则工作思考［J］.首都博物馆论丛，2020（00）：338-343.

［3］平小娟.论文物修复对于文物价值体系的重要性［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22）：60-62.

［4］龚德才，等.文物保护学科建设的思考与建议［J］.中国文化遗产，2020（6）：4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