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利益的重要性范文

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篇1

利益关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

从理论方面来讲，按照马克思主义利益观，人类社会从本质上讲，就是一个利益关系的集合体，是共同的利益把人们结合在一起。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必须重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以促进和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政治等各种社会利益的需要。

从现实方面来讲，利益资源是有限的，即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社会所能产生出来的利益产品是有限的，与社会民众对利益要求总是存在着差距，同时，人们获取利益的能力也是有差别的。这就必然产生利益差别，有利益差别就有利益矛盾，就会产生利益冲突。正是利益差别、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存在，才使社会的和谐成为问题。对有限利益资源和利益产品的争夺是一切社会矛盾产生的最终根源。正因为有社会差别、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冲突，才要构建和谐社会，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妥善处理和协调社会利益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妥善处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利益关系的动态协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

当今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的特点

客观分析和正确把握中国社会现实利益关系的特点，是妥善处理和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基础。从当今中国社会利益关系格局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完善，在扩大对外开放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新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构成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社会阶级、阶层格局。

与传统的计划体制下相比，新时期的社会利益关系具有和以往不同的特点，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尽管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需求，有的侧重于经济利益，有的侧重于文化利益，有的侧重于政治利益，并且对各种利益需求的紧迫程度和利益组合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从根本和长远来看，人民的整体利益是一致的，这就是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各阶级、阶层人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的实现。

其次是利益主体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具体表现为作为人民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行业利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阶级阶层利益、小团体利益以及个人利益等，各有不同的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转变，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对任何一个利益主体的忽视都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不良后果。

第三是利益构成的复杂性。概括地讲，人民利益主要由经济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三个方面构成。但我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每个阶级、阶层在三大利益中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存在着各种利益主体，每一主体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这就是当代中国人民的利益构成十分复杂，很难用一个或几个模式来概括，表现出极端的复杂性。

第四是利益关系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是由利益客体的有限性和利益主体的多元性、利益构成的复杂性决定的。改革就其本质上来说是一次利益的大调整。虽然全国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但由于利益客体是有限的，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由于其自身的条件，所处的环境、地位等的不同，获得利益的程度自然就有很大差别，很难使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获得大致相同的利益，甚至不得不损害部分群体和个人的利益。这种获利程度的不平衡必然造成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矛盾，有些矛盾甚至十分尖锐，个别的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对抗性。

最后是利益需求的发展性。任何个人、任何团体的利益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的利益需求可能变得更强烈，有的则可能淡化，变得不那么重要，并且可能产生新的利益需求。总的看来，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总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即便是同一利益需求，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也会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满足需求。所以研究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必须以特定的发展时代为背景。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必须用发展的观点来对待。有些利益需求和利益矛盾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自行解决，而有些不很强烈的需求和矛盾可能随着发展更加突出。必须结合实际，具体分析，绝不可静止地、孤立地看待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和利益关系。

在上述有关新时期人民利益的五大特点中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利益关系的矛盾性和利益需求的发展性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本利益的一致性是一个社会赖以产生、维系、发展的根本；利益关系的矛盾性是社会得以发展的原动力，也是社会不稳定性的根源；利益需求的发展性是解决利益关系的矛盾性，实现人民共同的根本利益的主要途径。正确把握这三个特点，正确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基础。

妥善处理和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对国家来说，更应该强调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但绝不能忽视人民的具体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和人民群众的个人利益。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没有后者的实现，其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也不可能实现。国家应把着眼点放在前者上，把着力点放在后者。我们只有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人民的具体的、局部的、眼前的、甚至个人的利益上，这样才能兼顾各个层次的利益，从而更好地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不论哪个阶级，阶层或个人，总是希望社会能够满足他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利益要求。这种要求具体表现为现有的利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并进一步扩展；发展新的更广泛的利益；尽可能地满足他们对未来利益的预期三个层次。

妥善处理和协调社会利益关系，首先要实现、维护和发展好工农的利益,但也决不能忽视其他社会阶层的具体利益。其次在各种利益层次中，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放在首位，并照顾人民的具体利益、局部利益、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做到各种利益层次的有机统一。再次在人民利益的构成中，要把人民的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同时兼顾人民的文化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这不仅是因为经济利益是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物质基础，这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

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篇2

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的核心人物弗里曼在1983年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任何可以确认的、能够影响公司目标实现或者被公司目标实现所影响的群体或个人”。根据这个定义，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就是任何可以确认的、能够影响高等教育或者被高等教育影响的群体或个人。

高等教育有多个利益相关者，一部分来自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包括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另一部分来自高等教育系统外部，包括政府、用人单位、家长、校友、社会公众等。各利益相关者由于立场和角色的不同，其利益诉求也纷繁复杂，存在着种种差异，需要对其梳理分析才能进一步明晰，而对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就是明确各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的有效途径之一。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分类进行了研究。李平根据社会学“差序格局”理论，将高等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分为三类:亲人维度包括教师、学生、院校管理人员等，熟人维度包括政府、校友、家长、用人单位等，生人维度包括学生家长、市民、媒体等。高伟从重要性和影响力两个维度将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划分为四种类型，其中，影响力强、重要性高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管理者、教师、学生等，影响力低、重要性高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家长、社区、用人单位等，影响力低、重要性低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校友、社会公众等，影响力强、重要性低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科研经费提供者、产学合作者等。匡美国学者米切尔和伍德提出的多维细分法影响较大，他们从合法性(指某一个人或者群体是否被赋有法律和道义上的或者特定的职责)、权力性(指某一个人或者群体是否拥有影响决策的地位、能力和相应的手段)和紧迫性(指某一个人或者群体的要求能否立即引起管理层的关注)三个属性对利益相关者进行评分，然后根据分值的高低划定类型。虽然这一分类并不是特别针对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的，但其思路和方法对研究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亦有可借鉴之处。从以上对相关研究的回顾中可以看出，第一，不管用何种标准分类，所要回答的不外乎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二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在高等教育发展中被满足及其被满足的程度。第二，在利益相关者的研究中，有应然和实然之分，而且对某些利益相关者来说，往往应然和实然的情况还存在较大差别，如从应然的角度讲，在某些类型的高等教育中，用人单位的利益诉求应该被重视并被尽可能的满足;但在实然状态下，用人单位的利益诉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因此，对用人单位来说，其应然状态下的重要性和其实然状态下的重要性是不同的，而明确这一点，对判断它是哪一种类型的利益相关者非常重要。第三，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及其分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本土文化、本土高等教育体制、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重点等的影响，如美国的联邦政府与我国的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很不同，因此在这两种不同的高等教育体制中，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将属于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同时，利益相关者及其分类也要受到不同类型高等学校使命任务、不同学科一专业特点等方面的影响，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如工科与理科、研究型大学与地方高校等都有较大差别。

综上所述，不分时间阶段、地域特点、高校类型等笼统地对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进行分类，虽可从宏观和理论层面对这一问题加以研究，但对高等教育在实际发展中如何体现、满足和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帮助不大，而后者才是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迫切关心的问题。

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篇3

要坚决克服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胡锦涛 转引自《求是》杂志2005年第1期

在现实生活中，公权机关或者其官员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常有发生，但再没有比滥用公共利益之名侵害群众合法利益的事情更让人沮丧和伤心的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被侵害的人失去了所有正常的救济途径，因而显得那么无奈和无助。许多著名法学家，对此也深感无能为力。因为，在我们的法律词典里，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概念比“公共利益”这个词更加模糊，更少受到限制，以至于许多汉语词典拒绝将其列作一个词汇加以解释（例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辞海》四卷彩图本）。而我们的法律、法规却又在大量使用这一概念，仅法律就不少于60部。

我也想回避这一课题。因为探讨公共利益合法性边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且可能是费力不讨好。但我在“二论私权优先”一文（《燕南学术网》，2005年3月21日）里，为私权优先原则设定了唯一例外：就是私权和公权发生冲突时，如果公权的行使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那么应当实行公共利益优先。让我感到不踏实的是，如果这一例外处理不好，足以颠覆私权优先的原则或者使其成为一句空话。因此，我必须试一试。好在已经有不少学友做过不少有益的尝试。我也就站在他们肩膀上，论述一下为什么“公共利益”会被滥用的根源，以及怎样确定公共利益合法性边界。

一、“公共利益”之名容易被滥用的原因

也许，许多人会觉得：滥用公共利益之名侵害私人的基本权利，是由于某些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为满足其个人私利所至。其实也未必。有些滥用者还真是以为在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因此，我想探究更深层的原因：

(一)“公共利益”的意义被不适当地拔高，被神化了，其真实属性被掩盖了

公共利益是在个人利益发展中，需要相关的其他个体给予帮助时发生的，是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终点的。没有个人利益的地方，也就不存在公共利益。这本来是不难理解的。但自从维护公共利益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之后，也就是国家机器产生之后，统治者为了说明其统治的合法性，为了说明其特权的合法性，将本来源自个人利益、服务于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无限拔高，直到被描述成为个人利益的源泉和目的（正好颠倒过来了）。

公共利益被披上神圣的外衣之后，就被赋予了完美无缺的外表和不受质疑的特权。只要人们祭起“公共利益”的大旗，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就被赋予了正当性，至少他们自己这么认为，也有相当多的人会这么认为，甚至还有一些被侵害的人也这么认为。正义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了。

我并不否认公共利益存在的合法性。即使是最强烈主张优先保护个人权利的各种学说以及立法，都不得不为“公共利益”让出一条通道。著名的《法国人权宣言》（1789年）第十七条庄严宣告，人的财产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如果确系合法认定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并经过公平和预先补偿的条件下除外。联合国宪章、许多发达国家宪法都有保护公共利益的有关规定。

人类从野蛮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开始，就非常关注部落、氏族和国家整体公共安全等公共利益。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人类有组织的集体活动成为生存的基本方式，整体的生存安全经常要求个体利益作出牺牲。宗法制度、封建专制制度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得以产生和发展。从目前到可以预测的遥远将来，看不出人类可以完全脱离整体而以个体的方式独立生存。因此，人类个体对整体的依赖只是程度问题；公共利益的存在也只是范围和方式问题。

我要提请各位注意的是：人类个体对整体的依赖程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成反比的。人类文明程度越高，个体对整体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存在的方式也会相应发生改变。

（二）“公共利益”概念没有法定边界

一切存在都有边界，连我们所在的宇宙也是有边界的，没有边界的存在是不合法的存在。在自然界如此，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也应当如此。如果一个概念没有明确的边界，要想不被滥用是不可能的。一切以特定事物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首要的任务就是研究该事物存在的边界。

除此之外，我国法律使用“公共利益”概念基本上是以下三种情况：

1．大多数法律是要求有关行为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或者说不得违背“公共利益”，属于义务性规范，例如《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2．也有不少法律是授权公共权力机关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对私人权利进行适当的限制甚至剥夺，我国宪法仅有的两处关于“公共利益”的明文规定（第十条第三款、第十三条第三款）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近20部法律就属于这一类；

3．还有一些法律是为了说明立法的宗旨，或者规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责，前者如《行政许可法》第一条规定：“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后者如《法官法》第七条、《检察官法》第八条。

如果法律对“公共利益”规定表述基本一致也罢了。问题是许多法律将“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公德”等本属于公共利益范畴以内的概念并列使用，使得“公共利益”的含义更加扑朔迷离。

还有一个更大的法律问题。比起它来，上面讲的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请看这样的法律规定：

“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著作权法》第四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无效（《信托法》第十一条）。

这些法律规定暗含这样一个规定：即使你的行为符合全部的法律、法规要求，但如果违反“公共利益”，也是不合法的。这相当于刑法上的类推和国际私法的“公共秩序保留”。但刑法上类推也好，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也好，其适用是有非常严格的限制的。由于类推制度的种种弊端，我国新刑法已经取消了类推。

我不反对公法上保留“公共利益”作为具体法律规定的补充，但应当是在非常特定的场合使用，并需要作出非常严格的限制。

（三）公权机关单方面垄断了关于“公共利益”的话语权

公共利益的名义被滥用，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公权机关单方面垄断了关于公共利益的话语权。

其实法律上并没有明确授权国家公权机关解释什么是公共利益和如何补偿。但由于许多人受公权本位观念的影响，认为对公权机关来说，法律不禁止就是授权。" 也就是说，什么是公共利益，以及如何保障公共利益实现，对为实现公共利益做出牺牲的当事人如何进行补偿，应当由国家公权机关说了算。而国家公权机关，特别是国家行政机关，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即个人说了算。因此，如果行政首长，特别是基层公共机构（如乡镇政权机关、村委会等）负责人，有意或者无意地滥用“公共利益”的名义侵害群众的利益，在法律程序上并没有太大的障碍。

小结：滥用公共利益之名损害私人基本权利，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在政治伦理上，都是一种恶行。

二、如何界定公共利益的合法性

许多学者提出了界定公共利益合法性的不同方案。例如韩大元提出了“六性”：公益性、个体性、目标性、合理性、制约性、补偿性；①莫于川也提出“六性”：合理性、受益性、补偿性、参与性、制约性、权责统一性；②袁曙宏也提出了“四性”：公共性、合理性、正当性、公平性。③还有其他一些论述，在这里不一一提及。

上述意见基本上是将所有特征放在同一个维度里论述，可能让人感到不十分明晰。因此，我把公共利益的合法性划分为三个维度：内涵的合法性、外延的合法性和具体发生程序的合法性。

（一）公共利益内容的公共性

公共利益一词由“公共”和“利益”两部分组成。“利益”比较好理解，它的核心内容是使人受益。这种“受益”，可以是财产方面的，也可以是精神方面的，也可以是其他方面的。对“公共”的理解就费劲一些了。一般理解为“公众”。就一个小的范围而言，公共利益也通常被理解为“公众利益”。学术界有许多观点，胡锦光、王锴在“我国宪法上公共利益的界定”一文中有比较详细介绍。④

我认为，在公法上谈“公共”一词的含义，应当注意与私法衔接。换句话说，就是凡私法可以界定的法律关系，通过私法去解决。只有通过私法无法界定的受益人的共同利益，才纳入公法中的“公共利益”的范围。例如，在城市建设中，一栋新的楼房太高，对附近房屋业主利益（如采光、通风等）造成了一定的损害，如果可以通过民法上相邻关系进行民事诉讼，那么，这就属于私法的范畴。尽管受影响的人可能比较多，也不构成公共利益，公权机关不宜以公共利益的名义进行干预。但如果新楼对附近较多的邻居产生的危害（如交通不便利、与其他楼宇功能相冲突等）无法通过普通民事诉讼解决，就要考虑通过城市规划等公法渠道协调解决。

如果这样说还不是很清晰的话，我想换个说法。即公共利益的受益人应当是不特定的人。公共利益中“公共”或者“公众”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群体，而不是特定的群体。例如城市基础设施的受益者是不特定的，受益群体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如果受益人是特定的，属于私法范围。例如在某一块地上建一个大型商场，其直接受益者是商场业主和经营者，是特定的，因此不是公共利益。有人说，建商场方便群众购物，顾客也受益，而顾客也是不特定的，为什么建商场就不是公共利益呢？道理很简单，顾客和商场经营者的关系是普通民事关系，顾客对商场的使用也是民事法律行为，可以也应当通过私法调整。这同公众使用公共基础设施的性质是不同的。这里用得上我国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说的一句话：私权所至，公权所止。⑤

如果还不十分轻清晰，我再换个说法。即依法应当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纳入公共利益范畴，例如改善治安、环境、公共基础教育、基本社会保障等。政府是面向不特定的人群提供公共服务的，或者是提供与商业服务性质不同的服务。之所以说“可以纳入”，而不说应当纳入，是因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有许多可以通过向私人购买提供，如政府补助的公共设施特许经营；也可以直接授权私人以商业经营方式提供，如建设收费高速公路。这些行为应不应当纳入公共利益的范围加以特别保护，可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至于有些公共机构对某些人群有所偏好，有意无意地为其提供法律规定以外的特殊服务，包括为公共机构职员谋取特殊利益，那当然就超出了“公共利益”的范围，不属于本文研究的问题。

（二）公共利益范围的确定性

如果我们假定公共利益就是能让很多不特定的人受益的利益，那么，其范围仍然是过于宽泛而不具有可操作性，仍然难以避免公共权力的滥用。因此必须要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它的具体范围。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范围内的“公共利益”才是合法的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的外延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传统的公共利益重点是国家安全、抗击自然灾害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关于国防建设、军事行动、防灾减灾、市政建设、公共基础教育等工作成为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

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满足上述利益要求的前提下，又有新的共同利益要求。最重要的例如环境保护、安全生产、公共卫生、残疾人保障等，都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被提到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也许，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其“公共利益”的外延也会有所区别，至少是需要给予关注的程度不同。例如在干旱地区，公共饮水是重要的公共利益，有序的引黄（引黄河之水）灌溉也是公共利益。在经济发达地区，保障居民就业是公共利益，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也是公共利益，旧城改造也有公共利益在其中。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依法保护民族工业也是公共利益。

因此，通过国家法律具体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就显得十分必要。否则，你说是公共利益，他说不是公共利益，问题就复杂了。

但是，为了防止公共利益外延不适当地扩大到不必要的领域，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的权力只能到国家法律为止。其他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都不应当被授予解释公共利益具体范围的权力。

建议修改《立法法》，对解释“公共利益”具体范围的权力作出规定。

（三）公共利益实现程序的正当性

有学者提出：其实公共利益的范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由谁、通过什么程序决定那些属于公共利益，以及如何进行合理补偿。而我认为两者都重要。

公共决策正当程序的重要性怎么讲都不过分。这也正是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试图阐述的。在许多领域，结果是什么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是怎样产生的。换句话说，无论目的是多么正当、合法，如果不通过正当程序产生的结果，仍然是不正当、不合法的。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强调，实现程序的正当性是公共利益合法性的三个必要条件之一。

我在前面引用过《法国人权宣言》第十七条。其全文是“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利益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其中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词语，就是“经合法认定”、和“公平而预先赔偿”。这里讲的就是公共利益实现的基本程序要求，它包括公共利益的认定和预先赔偿两个基本环节。

1．公共利益的认定。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的范围仍然是抽象的。在具体发生的事件里，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还有一个具体认定的问题。例如某居民区小学学位不足，需要新盖一所学校，是不是公共利益？建设经营性的高速公路是不是公共利益？搞经济开发区是不是公共利益？显然这里都有一个认定的问题。

授权什么机构、通过什么程序认定所发生的需要是不是公共利益，是我国公共利益保护法律制度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宪法没有要求，法律也没有规定。目前我国关于公共利益认定程序主要散见于各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一般说来，公共利益的认定属于公共行政决策的范围。现代科学决策理论强调公共决策一般应当经过三个环节：征求公众意见（包括当事人的意见）、技术论证和公共权力机构决" 定。后一项以前两项为重要依据。

完善公共利益认定的程序，许多人首先想到的也许是成立一个委员会，有专家、有民意代表，有行政长官，大家共同决策；也有的提出提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决定。这些意见我都赞成。但我还想说的是，要尽可能让公众直接参与。如果不是突发事件，又不是纯粹的技术问题，让公众参与公共利益的认定，甚至直接交付公众决定，包括“是”与“不是”的认定，和“需要”与“不需要”的认定，更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即使是对突发事件的处理，在可能的条件下征求公众意见也是十分必要的。正如俗话所讲的：鞋合不合脚，脚最清楚。

2．对私权造成损害的赔偿问题。对因服从公共利益需要作出的牺牲进行赔偿，是公共利益实现的重要环节。我国宪法也有关于必须给予补偿的明确规定。可惜对如何补偿没有提出具体要求。许多滥用公共利益之名侵害群众利益的事情之所以酿成悲剧，主要原因就是赔偿（在这里与补偿同义）问题没有处理好。

我认为《法国人权宣言》第十七条基本上讲清楚了：公平和预先的赔偿。公平赔偿是指足以弥补其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包括私法上规定各种损失（直接的和间接的损失，物质的和精神的损失等），其计算标准原则上是同期市场价格。预先的赔偿是指在实际损害发生之前给予赔偿。但这里的预先，我理解主要指约定的预先，而不一定是实际支付的预先。如果情况紧急，可以约定在前，实际支付在后。

3．因公共利益发生的合法损失只能是财产权益和其他非人身利益。人的生命、肢体和心智的健全、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不能为任何公共利益所牺牲，至少法律上不能允许。

小结：公共利益的实现和个人权利之间发生冲突的范围大小和激烈程度，与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文明程度成反比。

三、实现公共利益并不是必然要牺牲私人合法利益

现实公共利益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保障和促进具体人的个人利益。如果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过程中伤害个人利益，第一原则是避让，第二原则才是补偿。

我的一个朋友是主管市政工程设计的。他给我讲过一个实例：一条市政道路改造原图纸上是直线，要经过某大楼。如果机械执行，就要拆除该大楼。但拆除该大楼会产生许多问题，补偿问题是大问题，还有这么多企业的经营问题，员工的就业问题等。最后他决定绕过这座楼，将市政道路转了个弯。多花的钱比起补偿费用和其他利益损失，还是值得的。

我倒觉得，经济上合算不合算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充分尊重私权的观念更有价值。如果每一个公权机关在作出任何决定之前，先认真考虑一下如何充分维护私人的基本权利（尽管结果不一定每次都能像我的朋友所做的那样绕过冲突）这样的政府还能不受人民拥护吗？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呢？

其实我国宪法第十三条也包含了这一层意思。它的第三款是这样说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里讲的是“可以”，不是“应当”。也就是说，实现公共利益不一定要牺牲私人利益，如果可以不牺牲，就不能牺牲。

可以不牺牲而让公民的利益受到了牺牲，就是公共利益名义的滥用。

小结：公共利益对于个人利益的优先权是可以，不是必须，更不是必然。

在文章结束之前，我举一个许多成年人不愿意回答的问题反证公共利益的边界问题。说的是在一个飞行中的热气球上载有5个人，有医生、教授、科学家、诗人、商人各1名，因为故障承受不了这么大的重量，需要推下去一个人才能保证其他4个人的生命。原来的问题是：应当把谁推下去？得奖的回答来自一个儿童。他的回答是：把最胖的人推下去。

但在政治伦理和在法律理论上，这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它超出了政治学和法学的研究范围。你也可以问：其他4个人的生命是公共利益吗？我也不知道。

但我可以回答的是：在法律理论上，即使是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人或几个人将他人推下去，都是不合法的。

亲爱的官员，尊敬的公民，请您对不合法的“公共利益”说“不”！

注：

①参阅韩大元“宪法文本中公共利益的规范分析”，《法学论坛》2005年第1期

②参阅莫于川“判断公共利益的六条标准”《法制日报》2004年5月27日）

③袁曙宏“公共利益”如何界定？转引自《中国农村研究网》2004年8月11日

④文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1期

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信赖利益保护;合理信赖;正当性

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内涵

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最早源自于德国的行政法院的判例，是德国行政法院基于法律的安定性以及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而确立起来的一项行政法原则。关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内涵，我国学术界具有不同的理解与定义，至今也尚未能对该原则的界定形成统一的阐述。我国学者大都从其中一个侧重点出发，比如从行政机关的职能要求、信赖利益的主体、行政管理的目的性等为切入点予以界定其内涵。笔者认为，信赖利益保护原则指行政相对方因合理信赖行政主体所作出的生效行政行为而产生信赖利益，且这种信赖利益具备正当性且应当得到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撤销该生效行政行为，即使行政机关符合法定条件需要改变或者撤销该行政行为，也必须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补偿。

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狭小

行政活动构成了整个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的社会活动都受到行政法的调整。但是我国目前只在《行政许可法》中确立该原则，并未在其他行政法律法规中予以确定，即是说，我国的信赖利益保护原则仅局限于行政许可这一授益性行政行为，并未对其他行政行为纳入信赖利益保护的范围之中，而在实际生活中，大量存在非行政许可行政行为损害公民信赖利益的案件发生，尽管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积极能动性而在非行政许可案件中有意识地采用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精神，但由于无法可依，法院也只能是作为阐释理由，并不能作为判决的直接依据。例如，2011年3月，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海安绿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海安县国土资源局土地行政确认案”。在本案中，尽管法院在判决理由中并未出现“信赖利益”的字眼，但实际上体现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精神，形成了“企业因信赖利益取得国有土地竞买人资格够国土部门物权取消”的审判规则，这同时也说明了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并不仅仅发生在行政许可案件中，在行政确认、行政登记中也存在对信赖利益的损害，信赖利益保护原则的适用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方的信赖利益的保护。

(二)对公共利益的司法判断基准不明确

《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生效的行政许可。此处使用的“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这种不确定概念往往赋予行政机关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要求行政主体应在法律框架内进行价值判断以便决定是否将该概念适用于个案之中。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往往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摇摆不定，因为法官面对“公共利益”这个价值性描述的概念，只能依据法官的良知、自我良知来判断个案中的“公共利益”的概念、范畴，并判断是否适用了于个案。但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公共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本就混淆不清，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在判断不明或者判断标准不明确的情况下，极容易出现公共利益的错误判断。另一方，我国长期采取“公共利益优先”的文化传统以及价值取向，社会本位主义在社会主流价值中一直占主导地位，个人利益往往需要让位于集体、社会、国家利益。于是，我国在立法层次方面也是以公共利益优先原则为主导的，例如，民法领域中规定的违反公共利益的合同属于无效合同。因此，从我国的社会发展历程以及司法实践的经验来看，个人利益“一直被置于利益保护次序的末端，一段时间甚至被完全否定”，法官在审判中缺乏明确的司法判断基准，且法官素质良莠不齐，缺乏对价值进行实证分析的法学思维，在司法实践中易形成“公最优，私最后”的惯性思维，陷入“凡是侵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个人利益即是违反公共利益”的思维，对公共利益的司法判断具有恣意性，过度偏向和重视公共利益，造成“公益优先变成了公益必须优先”，导致法院在拥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又忽视对信赖利益的保护，片面注重公共利益，这是对信赖利益予以保护尤其是存续保护所遇到的最大阻碍。

(三)行政补偿制度的缺位

我国《行政许可法》虽规定了侵犯信赖利益的补偿保护方法，但对补偿的标准、补偿方法、补偿程序并无明文规定，造成行政补偿制度的缺失。主要是行政补偿标准的不明确，《行政许可法》第八条并未明确应采取何种标准，尽管规定的不明确给行政机关拥有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但“适当”的认定权由行政主体拥有，作为补偿主体的行政机关往往会选择对自己损害最小的适当补偿标准，将会损害行政相对方的信赖利益，也不利于化解、协调行政补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之间的分歧。

三、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司法适用中的完善

鉴于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对当前我国构建诚信政府、维护社会安定的重要意义以及我国目前对信赖利益保护制度的立法空白，应有针对性的加以完善。

(一)明确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

目前，我国《行政许可法》并没有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在法律上，公共利益属于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学者们对该概念的认识与理解各有不同，有人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考虑，也有人将公共利益区分为不同种类，认为公共利益是这些利益之和。但是上述抽象的界定始终不能严格控制行政机关对“公共利益”判断的自由裁量权，司法适用的过程便是要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恣意性，必须摆脱单纯的主观判断而探究客观标准。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标准、方法予以界定，既要进行价值性判断，又要注意司法适用的可操作性，下面进行简要阐释:首先，通过法律列举方式，目前，各国基本采用此方式界定公共利益，例如日本的《土地征用法》列举了17种“公益事业”的情形。我国可以采取列举形式将显而易见的公共利益通过法律条文体现出来，例如国防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国民教育等范围。其次，价值判断形式。法官需要对个案中涉及的权利主体的人数、范围、权利性质、公众对其需要的迫切程度等因素予以考虑，并要注重对公共目的的调查，即要求在对“公共利益”进行价值判断的同时还要量化公共利益。一般而言，如某一利益在广泛的地域内符合该地域所有人的利益即公共性、内容上具有共需性即满足公共需要或具备公益性性质即对多数人的共同利益的实现，如上则可认定其公共利益。再次，行政程序形式。由于公共利益的状态并非一成不变的，往往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法律条文也不能囊括所有的公共利益情形，所以有必要制定行政程序予以界定、判断，主要包括听证程序以及调查程序。听证程序通过征求公众或者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予以判断;调查程序通过行政机关或者其他专业性、独立性的机构的深入调查意见予以判断。如前文所述，行政程序的功能在于限制权力、保障权力，其过程就是一个通过事实、证据的支撑下保证参与人之间平等、理性地进行对话协商的过程，而不是由行政主体恣意、专断地作出决定，因此，行政程序能有效地控制行政主体在“公共利益”自由裁量界定权的恣意性。因此，笔者建议修改《行政许可法》，根据正当程序的要求，确定行政许可、撤销的程序规则，例如行政主体资格、申请、审查、通知、说明理由、听证、调查、期限、责任等程序的细化规定，这也是程序公正和程序理性的要求。

(二)利益权衡司法规则的确定

主要是公共利益与信赖利益的衡量规则，这也是笔者从事民事审判以及行政审判实务中遇到的难题。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处理要经得住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双重评价，而公共利益以及信赖利益的权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两个效果的体现。要权衡两者，必须要理清两者各自的价值，运用价值位阶原理予以判断，首先是量化信赖原则和公共利益，把握信赖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性质和位阶方面的衡量，对公共利益涉及的群体人数、群体性利益性质、群体性需求及其对社会需求的可期待性方面予以考量，此阶段，如有必要可采取听证方式听取利害关系人或者相关民众的意见，实质上是确定信赖利益构成。其次，确定个案中的信赖强度，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标准予以判断，比如行政机关的级别越高，信赖度约高;书面形式要比口头形式的信赖度要高。信赖度越高，信赖利益就越高。再次，通过比例原则予以确定衡量规则，此阶段，我们要侧重考察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即正当目的)、必要性与最小性(及是否符合公共需要、损害最小)、均衡性(是否合理考虑了相关要素)，确定孰轻孰重，如果个案中，公共利益要重于信赖利益，则可改变或者撤销生效的行政行为。

(三)构建完善行政补偿制度，量化行政补偿的标准

有权利就有救济，但救济的功能得以全部实现，需要完善的救济制度的构建。首先，应当确立行政补偿标准。我国《行政许可法》并未明确规定具体的标准，仅是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在法院对具体的案例中，也出现了行政相对方所获之补偿远远低于所受之损失，甚至会出现相同条件的、相同情况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处理后出现相差较大的判决。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应当确定公平补偿标准，既符合我国的经济水平的国情，也合理弥补了行政相对方的信赖利益损失。其次，扩大行政补偿范围，目前，我国的形成补偿范围仅限于财产损失，但是信赖利益的损失并不仅仅包括财产损失，并不仅产生在财产权中，例如信赖利益也存在于非财产权利中，如受教育权、选举权、婚姻权等人身权利中。笔者认为应将补偿范围扩大到人身权，毕竟信赖利益包括既得利益与期待利益，如果仅仅补偿既得利益而忽视或者舍弃对期待利益的补偿，既违背了信赖利益保护的目的，也不利于维护受损方的合法权益、社会稳定。第三，完善行政补偿程序。公平、公开、科学的程序可以减少暗箱操作的发生，有效地限制行政权力的恣意性。结合我国目前行政补偿制度的缺失，笔者建议制定可行的行政程序，以规制与保障权力为目的，借鉴行政赔偿程序的经验，从行政程序的启动主体、义务主体、申请、听证、决定、告知以及救济途径告知上均应明确规定。

作者:李振枢 单位:广西兴业县人民法院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70．

［2］马怀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法制大学出版社，2015．52．

［3］应松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45．

［4］益民公司诉周口市政府等行政行为违法案［J］．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8):23－33．

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集体主义；集体利益；个人利益；权利与义务

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是处理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根本准则，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各种规范要求的最基本的出发点和指导原则。集体主义既是一个公共行动的原则，也是一个个体行动的原则。若一旦将其提升为一个绝对的不受限制的高度，那么它就会成为一个不合理的原则，而如果将其看作一种有限的可被弱化的原则，那它就是一种几乎无需被辩护的原则[1]。所以，正确认识和理解集体主义，对集体主义的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在实践中的有效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1 集体主义的内涵

对于集体主义如何界定，当前学者观点不一。因此，在新形势下，正确全面地阐释集体主义十分必要。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教授的观点，集体主义大体可概述为三个方面的内容：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以及重视和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2]。

1.1 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集体主义的总原则，是集体主义原则的内核。然而，何谓“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最低层次的要求是以消极的否定的方式表达的不要损害集体利益，即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集体利益，中等层次的要求是在符合集体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正当利益，最高层次的要求则是要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只有在不牺牲个人利益就不能保全集体利益的情况下，集体主义才要求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的需求。

1.2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体现着个人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是集体所有成员根本利益的统一。同时，每个人的正当利益，又都是集体利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首先，个人要积极关心、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其次，对于国家和集体而言，要高度重视个人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尽力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使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再次，集体和个人都要从各自的角度重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与协调，在协调中使双方的利益得到保护和发展。

1.3 重视和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

集体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促进和保障个人正当利益的实现，使个人的才能、价值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不但与集体主义不相矛盾，而且正是集体主义思想的应有之义。集体主义虽然强调集体利益的优先性，同时主张从具体的现实个人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来把握个人的道德选择。集体主义所强调的个人权利，其前提是不能侵犯社会整体和其他人的正当权益。

2 集体主义原则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

在贯彻集体主义原则时，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对“集体”应当如何理解。集体主义中的“集体”有两个层次的内容。它既可以表现为作为国家、民族、社会等普遍的“集体”，也可以表现为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不同的、局部的集体。我们也可以说，这里的集体，既有一般意义上的集体，又有个别意义上的集体，但是集体主义所探讨的集体是代表所有成员利益的“真实的集体”。

2.1 集体主义原则的理论依据

集体主义的总原则是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所谓集体利益，从其本质方面来看，主要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人们通过交往而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体现整体力量的集体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是集体活动的组织结构、目标结构、规则和秩序，正是这些结构和规则、秩序等保障着集体成为集体，并使集体充满活力[3]。因此才说这是集体的根本利益所在。我们可以说，正因为这样，人们才格外地珍视和维护个人所属群体的内部组织联系和秩序，自觉遵守集体的行为规则，人们在评论集体成员行为及其价值时，也总是以是否符合并有利于维护和加强集体内部组织秩序角度展开的。

一般来说，凡是符合集体存在和发展的要求，并能增强集体活力的个人行为和活动，都是有价值的，所以要求人们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一原则。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集体内部的和谐有序以及繁荣发展，是个人利益之根本所在，人们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领域的一切具体利益，如财产、地位、荣誉、机会、身份等，都是由集体的内部结构和规则所决定的，并且仅仅作为个人在遵循结构和规则基础上的活动结果而存在。再者，由于集体活动方式和组织方式又受到集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制约，不同性质或不同类型的集体，由于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它所获得的社会活动条件也不同，从而也进一步制约着集体成员的活动条件。因此，对于个人来说，他们不仅关心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关心所属集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二者是内在地一致的，所以，凡自觉的集体成员，都会致力于这两个方面的改善工作。因为，离开了集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离开了个人在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集体利益就无从谈起，个人利益也就无从谈起。

2.2 集体主义原则的现实依据

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主义要求个体牺牲自己的利益以成全集体利益，那么这一原则的现实合理性源于何处呢？我们可以从权利与义务均衡的角度来理解。

每个个体自出生开始，就享受所在群体给予的各种权利。在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受教育权、人身自由权、言论自由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等等。处于一定群体中的个体所享有的权利不仅仅局限于上述法律赋予的权利，甚至包括所在群体给予的庇护以及个体对于群体的心里依赖。个人在自然享有这些权利的同时，也相应地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冲突，并且不牺牲个人利益就不能保全集体利益的情况下，个人有义务为集体利益牺牲自身利益。

当然，这种义务可分为两种类型，即自愿让渡与非自愿让渡。第一种类型的义务是自愿的自我施加的义务，第二种类型的义务是强制性义务或通过欺诈等手段达到的个人让渡。个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全集体利益如果是一种自愿担负自我施加的行为，那么在道德范畴的确是值得赞赏的。

3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统一的路径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相互依存的，无论是从集体还是从个人的角度，都应当坚持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和谐统一的价值取向，选择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最大相融的判断方式和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最大统一的行事方式[4]。

3.1 在价值立场上应强调集体与个体权利义务的均衡对应

集体和个人之间权利和义务是均衡的、对应的，集体的权利即是个人的义务，个人的权利即是集体的义务；个人诚然应当为集体尽到自己应有的义务，个人通过自己义务的履行相应地从集体获得对应的权利；集体当然应当从个人那里获得自身权利的实现，但集体亦须为之支付对应的义务或责任；不能单纯强调集体对个人的权利而忽略其应有的义务，或者片面坚持个人对集体的义务而漠视其应有权利。集体主义原则只有注人这种新的内涵，才能在各类群体性组织中具有普遍适用性，因而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具有普遍指导性意义。

3.2 在集体与个体关系上应重视集体对个体的责任

传统集体主义原则的不足之处在于单纯强调个人对集体的义务和贡献，集体对个人的满足和尊重的一面虽然也曾提及，但把它放置于次要的和非根本的位置。集体的责任即是个人的权利。漠视个人权利、忽视和贬损集体对个人的必要责任，既与马克思倡导的社会主义终极价值“人的个性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先决条件”的观点相背离，又与现代社会对个性权利的主张和崇扬的精神相冲突。

社会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它怎样和在多大程度上服务于个人利益、个人的发展和完善，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志。因此，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其次，在集体利益面前，个人能否实现利益自愿让渡，也取决于集体对于个人的满足程度。当个人对于集体的认同程度较高时，集体主义原则就能够较顺利的落实；反之，个人利益让渡则是强求。由此可见，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满足的程度，反过来也决定了集体自身权利和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

3.3 在具体情况下把握和完善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实现方式

从国家社会而言，个人是国家社会存在的基础，国家社会的管理机构――政府只是个人作为权利人的委托人，公民个人则是委托人。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是一种委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公民只是将权利委托给政府而非转让给政府，因此，政府应维护个人的权利。但是政府维护的不是某一个具体人的权利，而是作为公民的一般性权利。所以，一方面，无论是政府亦或是个人都不能损害有利于维护个人一般权利的公权。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警惕，现实工作和生活中提到的所谓“集体利益”是否是代表全体成员的利益。针对这一点，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应当尽可能地完善集体中个人利益的表达途径，通过民主公开的活动方式使个人诉求逐渐清晰化，从而尽可能厘清集体利益的内容。同时，应当注意，集体中个人的利益诉求具有多维度的特点，集体利益也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个体多样化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杨伟清.集体利益如何能够高于个人利益？――重新认识集体主义原则的本性以及有效性[J].天津社会科学，2010（6）：45-49

[2]罗国杰，关于集体主义原则的几个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2（6）：36-39

[3]李一平，吕飞云.“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范畴的内涵及辩证关系新探[J].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3）：61-64

[4]陈文庆，论个人权利与集体利益现时代的和谐统一[J].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8）：38-41

作者简介

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篇6

 

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各大城市的机动车保有数量快速的增长，而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管理经验却相对滞后，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完了西方国家三百年的发展过程，同时，西方国家三百年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也在这三十年之中集中的爆发，以汽车为例，中国的老百姓还没有完全享受到汽车所带来的便利，就要开始为其所产生的问题来埋单。随着交通管理理论的不断成熟，决策者们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完善路网和增加道路容量的这一类以增加交通供给的治堵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更为先进的旨在控制交通需求的交通需求管理理论(TDM)取而代之，并在交通行政法决策中发挥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以单双号限行为代表的交通管制措施近年来频繁的出现在“中国式治堵”的舞台之上，其中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的单双号限行规模最大、影响范围最广。自单双号限行政策出台以来，争议不断。其成本与效益之疑，临时性与长期性之争，合法性与合理性之惑都持续而广泛的存在着。其赞成者与反对者针锋相对，各执一词，意见纷呈的背后实际上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博弈。

 

一、单双号限行行为性质的界定

 

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交通部门于2008年奥运会期间下达了临时禁令，进行了汽车尾号的“单双号”限行规则，保证了奥运会期间城市交通的顺利运行。2008年9月28日，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将“尾号限行”做进一步调整并延续下来。其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办法》的相关规定。在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实施过程中，对于“违反单双号规定上路，将被处以100元罚款;擅闯奥运专用车道等交通管制路段，将被处以200元罚款，如强行闯入，见到交警示意停车手势拒不停车，或不听交警劝阻，罚款额度将高达1800元，并处拘留。”

 

单双号限行措施是具有行政权能的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产生法律效果并且表之于外部的行为。北京市政府运用行政权力，通过通告的形式设立了行政法律关系。符合行政行为成立所需要具备的主体要件、权力要件、内容要件和形式要件，是一种行政行为。进一步看，单双号限行是北京市政府针对不特定的相对人，做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并能够反复适用的行政行为，符合抽象行政行为的一般特征，属于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

 

单双号限行措施出台以来就争议不断。学者们就单双号限行措施的性质和其究竟有没有侵犯到公民的基本权利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的学者站在公共资源的管理和分配角度，认为“限行措施的本质上并不是对私人财产权(汽车)的限制，车主仍然完全占有汽车的所有权。限行措施只不过是对作为公共资源的道路的一种“分配”，其目的在于保障交通通畅等公共利益。在公共资源有限性的前提下，无限扩张的私人财产及其自由就不再具有确定的正当性，而必须接受某种分配性的限制”笔者对此表示怀疑。首先，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分配的权能，对其任何一方面的剥夺都可以构成对所有权侵害。对于车辆的尾号限行，“从物权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是禁止车主在限行的时段和路段行使自己对于其汽车的使用权，这直接影响了私家车主所有权的价值和效能的实现。本质上就是行政机关运用其行政权力将自己的意志施加于物权人的权利行使之上，因此使得物权人对物的排他性支配受到了干扰甚至于剥夺。”其次，笔者认为，不能将对汽车的使用和道路的使用完全隔离开来。毋庸赘言，对汽车的使用正是基于对道路使用的基础上，以此来作为没有影响公民对汽车所有权的借口无疑为一种诡辩。退一步讲，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在强调公民权利本位和国家义务本位的今天，国家当然的承担着公共物品的兴建义务。公共物品的稀缺与紧张不能成为对一部分公民权利进行限制理由。

 

也有学者认为，限行实际上是改变行政许可的设定内容。根据该观点，在存在交通拥堵的情况下，道路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需要对其进行重新的配置。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2条规定，对于公共资源的配置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该观点还认为：“车主购车后，要想实现车辆的使用价值，必须到车管所登记，车管所所做的登记，即为一种行政许可这意味着，车主对车辆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实现，是行政许可的结果，而不是购车行为的必然结果”。笔者认为该观点同样值得商榷。首先，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第14条和第15条的规定，能够设定行政许可的法律文件仅限于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决定、地方性法规、省级政府规章，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而北京市发布的限行令是以北京市政府为主体，以通告的形式发出。性质上应属于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范畴，进而不具有设定行政许可的权限。其次，前文已经提到，限行措施是一种抽象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许可的设定和改变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综上，限行措施不是一行政许可行为。

 

笔者认为，单双号实际上就是禁止车主在限制的时段和路段行使自已对于汽车的使用权，是行政机关为了追求特定的行政目的而对车主所有权的使用权能的一种限制，车主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额外承担的一种财产上的不利益，是一种公法上行政限制的结果。也有学者认为：“限行并非是对车主物权的损害，而是对道路通行权的限制，针对的是道路，不是机动车本身，因此，限行与物权法并无关系”。笔者认为，限行并不是对道路通行权的限制，因为对于道路通行权的限制，根据平等原则应当平等实施，不仅包括机动车辆，而且还应当包括非机动车辆，甚至是行人。而尾号限行所限制的仅仅是机动车。综上所述，限行措施属于北京市政府发布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抽象行政行为，该抽象行政行为构成了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

 

二、单双号限行的利益结构的分析

 

支持与反对限行的双方立场泾渭分明，针锋相对。双方的观点归纳起来就是，限行措施能够减少环境污染、缓解交通拥堵，这是政府和公众所能够获得的最大的公共利益。但是，限行措施无疑会损害车主的利益，因为限制了他们对车辆的使用权，并相对地增加了停车和养车的成本。而且，继续限行也可能会损害汽车产业及相关的车辆检测、驾驶员培训等行业的利益。单双号限行措施涉及到政府、无车族、有车族、汽车厂商等各种利益主体。运用利益分析法，拨开这种利益交错的纠结，我们会发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间的博弈，是单双号限行措施利益关系的主线。

 

(一)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优位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尽管该至理名言常被用以引证权利限制权力的合理性，然而笔者认为它同样可以应用于对权利的限制。权利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有条件的。而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是限制私人利益最具有正当性的理由。《宪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七条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

 

从我国宪法和部门法的字里行间之中，我们不难推断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位阶关系，公共利益较之于私人利益拥有更高的价值位阶。这不仅体现在法律的规定之中，而且在我国的政策和文化宣传中也多有体现，比如我国强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而集体主义原则的主要内容则是坚持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相结合，促进社会和个人的和谐发展、倡导把国家、集体利益放在首位，充分尊重和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当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利益应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公共利益的优位有理论与现实的支撑。首先在数量上，公共利益的总量上势必会超过个人利益。公共利益是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个人利益只是单个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所有社会成员个人利益总和势必大于单个社会成员的利益，个人利益应当服从公共利益。其次，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服从也有其必要性。社会之所以把个人利益聚合形成公共利益，目的就在于保障个人利益的安全，最终实现个人利益的增长;公共利益的发展，对社会成员来说只会意味着利益的扩张。况且个人利益只有在国家和平安全、社会秩序稳定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现实化。最后，我国当前处正处在一个矛盾多发期，经济过快增长带了如社会发展不平衡，两极分化严重等诸多负面影响。维护社会稳定已经成为了政府的重要任务。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应当更加注重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过分强调有些不合时宜。

 

在当双号限行措施中，政府为了提高空气质量，缓解交通拥堵这一公共利益采取了限行措施。根据相关民意调查，“对于北京限行可能带来的影响，95.2%的受访者都选择了“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空气质量”，成为提及率最高的答案;第二位的是“有效缓解交通压力，保障路面畅通”，比例达到88.8%。”减少环境污染，保障交通通畅这种正面效益惠及了社会不特定的、绝大多数的相对人。正是对于这种公共利益的最求为单双号限行这一行政措施提供了依据和合法性。而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也成为了对个人利益进行限制的最具正当性和合法性的依据。

 

(二)公共利益对私人利益的补偿

 

任何一个社会，对于个体利益的不尊重就会导致更多个体的背叛。民主不仅包括少数服从多数的决策导向，而且还应当充分尊重少数人的利益，尤其应当重视那些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其私权受到限制的权利主体。如果漠视私人利益的存在，公共利益就可能衍化成为对少数人暴政的工具。针对国家对所有权的限制，“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征收或具有征收效果的干预列为所有权人“特别牺牲”的情形，并规定相应的救济。”

 

单双号限行这一行政措施实际上就是禁止车主在限行的时段和路段行使自己对于其汽车的使用权。这实质上是对车主物权上的一种限制，是车主基于公共利益而额外承担的一种财产上的不利益，应纳入一种广义征用的范畴。对征收或征用，我国法律都有相关补偿的规定。

 

“在北京奥运单双号限行中，北京市政府决定对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停驶的车辆相应减征车船税和养路费。据介绍，由于北京奥运期间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实施，北京市交管部门对停驶的车辆相应减征了三个月的车船税和养路费，减征的税费数额达13亿元。在广州亚运会举办期间，广州市政府也推出了包括十大惠民项目的“亚运大礼包”，其中包括向市民发送感谢信并赠送亚运相关纪念品、亚运及亚残运期间增加放假3天、30个工作日免费享受公共交通服务、免费赠亚运会及亚残运会门票、15万人免费参观亚运主要场馆、向特殊群体发放500元补助等。”对于私权利主体的补偿，不仅是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一种平衡，而且也是实质合法性的应有之义，亦或者是一种合法性的补强。随着现代社会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从管理行政走向服务行政，形式意义上的合法不再成为合法性的惟一内涵，实质合法性的应当成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不懈追求的目标。

 

(三)比例原则之下的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

 

在分析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时，比例原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理论。行政法意义上的比例原则，也称禁止过度原则，“一般认为具体包括必要性原则和合比例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侵害原则、不可替代原则、最温和方式原则，是指行政权的行使应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损害保持在最小的范围内，也即所采取的手段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所绝对必要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合比例性原则，又称相称性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干预不得超过所追求的行政目的的价值，两者之间必须合比例或相称。”　单双号限行措施长期存在着长期性与临时性之争，以北京奥运期间的限行为例，在奥运会期间，逾九成的北京市民支持限行方案。北京奥运事关国家形象，其成功举办能够提振民族精神，促进经济发展。如果将其纳入公共利益的考虑范畴，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要在短时间内提升北京的空气质量和交通环境，限行无疑是最为立竿见影的措施之一。因此，在奥运会期间，单双号限行措施符合必要性原则和和比例原则的要求。这也是限行措施在奥运会期间拥有超高支持率的原因。然而在奥运会后，该措施缺产生了巨大的争议。实际上，奥运会结束后比例关系发生了变化，改善大气和交通环境的寻求虽然存在，但已经丧失了紧迫性和措施的不可替代性。限行措施也失去了民意的支持。奥运结束后，北京将限行改为每周一次实际上是对比例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重新去向平衡。一种理想的“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关系结构应该是，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作出基于合意的让渡，公共利益给予这种让渡以公正的补偿，这一切都建立在相称的手段和目的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比例模型之上。

 

三、对单双号限行措施进路的思考

 

对城市交通拥堵的治理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任何一项城市拥堵治理措施的出台，最终都要上升为政府的公共行政决策与执行层面。每一项治理措施的决策出台都会涉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法律的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之间的冲突与均衡。因此城市拥堵治理本质上是一个公共政策选择的政治法律过程，在政策措施的决策，执行和保障的全过程应当引入有效的原则和制度保证其民主性，科学性和合法性。

 

(一)民主性的实现：公众参与制度

 

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实现“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的目标。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包括“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公平地对待行政管理相对人，不偏私、不歧视;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当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时，应当避免采取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为之”。

 

“公众参与是实现各种利益充分表达、进行富有意义的交流以及协商的制度过程。”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公众参与最重要的两个环节是各种利益的充分表达和富有意义的交流以及协商。“公众参与的核心实际上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民主的协商。行政过程的民主化主要体现为公众参与。公众为行政过程提供多元的、分散化的决策基础信息与公众偏好结构。”充分的讨论和论证对于一项行政决策的出台是必需的。在其各个环节比如议程设定、方案草案准备、公众参与评论，都需要充分的讨论和论证，如果建立了充分的公众参与，合理考虑公众的利益诉求，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就会有更加坚实的民意基础，也才会真正地实现公共利益。表面上看，没有民主参与程序的政策制定与加入民主参与程序的政策制定相比，也许节省了时间，提高了效率。但却可能在方案在出台后遭到很多关于民主性和正当程序的质疑，这样决策者又不得不采取一系列弥补性的弹性化措施，反而破坏了行政决策的安定性，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决策的权威性。

 

“单双号限行措施涉及到政府、有车族、无车族、汽车厂商等多个利益主体。在参与式行政决策的模式之下，公共利益实际上是多元利益的合成。”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在措施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听取来自社会群众和利益相关者的意见。行政机关在做出重大决策时，应通过座谈会、协商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的参与方式保障公民的意见能够得到顺利表达，使受行政权力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参与到行政权力的运作过程之中。这不仅是参与行政决策模式的要求，也是行政程序正当原则项下的行政参与原则的应有之义。

 

(二)科学性的保障：专家咨询制度

 

专家是掌握与公共议题有关的专业知识的专门人才，在某一领域具有权威性，可以以其专业知识在行政决策的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事实认定时。专家具备专门性的分析工具，在公共决策体制结构中拥有相对独立的角色空间。当遇到价值偏好的选择之时，应当通过广泛的公众参与，由公众充分地表达他们的价值偏好，而在事实认定之时，则需要专家的职业性和专业性的判断。专家论证不是民主决策的体现，而是科学决策的要求。“民主决策强调民众的感受和各方利益的平衡，然而却未必是最明智的选择。”

 

行政决策程序包括重大决策程序、一般决策程序、建议决策程序和应急决策程序。专家论证是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决策要达到的终极目的是决策结果的科学性。民主性和科学性之间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试想，如果一个决策经过了民主程序，最终是不科学的，那么这样的决策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多数人的价值偏好可能会导致对事实的认定产生偏差。而专家论证制度在则用理性的观点和思维防止全民的暴政的悲剧。专家的意见应当得到尊重，对合理的意见应当予以采纳;未予采纳的，应当说明理由。作为一项程序法律制度，专家论证应当具有法律约束力，重大的行政决策没有经过专家论证，不能做出决策。以此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

 

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是一项复杂和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经济学、交通管理学、交通工程学等诸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和专业性。而单双号限行作为城市交通治理的一种手段，自然具备专业性和技术性的特点。一般大众由于专业知识所限和易受到价值偏好的影响，其选择未必是科学和明智的。因此，在交通拥堵治理的过程中，专家应当运用其专业知识，发挥对公众的引导作用，将决策的依据充分公开，这样才能获得民意的理解与支持，最终形成科学性与民主性的良性互动。

 

(三)民主性与科学性的基石：依法决策制度。

 

依法决策是指行政决策应当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依据，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依法定程序作出决策。没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决定。民主性和科学性是决策正确性的保证，而决策的法定化则是民主性与科学性的保障。没有法律的保障，无论是专家咨询还是公众参与，都可能会成为流于形式的过场。实现决策的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必须使民主决策程序和科学论证的程序法律化和制度化，因为通过法制化，人民群众才能通过法定的权利参与到政府的决策过程之中，如果其权利受到侵犯，也能够运用法律手段及时的获得法律救济。专家咨询制度只有法制化，专家的意见才具有法律效力，进而成为行政决策的重大依据。

 

决策是决策者的主观行为，人的意志因素在决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意性和片面性就难以避免。而决策程序具有客观性，是制约决策中主观随意性的重要手段。为了保障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就要使决策程序法制化，使行政机关严格的遵守程序，依法决策。

 

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利益;系统;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利益机制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利益系统的构成、构成系统诸要素间的因果关系及其运行方式,以及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机理。本文拟就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利益系统的接受主体利益、实践主体利益、本体性主体利益等利益圈层进行描述和分析,指出他们间的相互关联和作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对利益系统的运行模式,遵循原则及其运行路径和指向作简要分析。

一

利益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一个基础性范畴,利益在人们的思想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马克思曾深刻指出:“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1]“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利益是思想的基础,利益决定思想,“‘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3]列宁更是把物质利益归结为“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7]“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是从执政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人民群众利益问题。在坚持科学发展观,全面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时期,我们更加注重从人民切身利益看待和衡量人们思想反映。“坚持从解决好人民群众各种现实利益矛盾上来开展思想教育工作,这无疑是利益方法在新时期的重大创新与发展”。[5]同样,利益范畴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本身中也是一个重要范畴,“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因其以惟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符合历史进步的总趋势,所以具有科学性的特点”。[6]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分析它的特殊性质,而其特殊性质在于它的目的性,在于“反映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和一定阶级的根本利益”。[7]在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把物质利益原则和精神鼓励的原则结合起来”,这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必然要求”。[8]这里提到的利益范畴,利益分析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分析方法,是用新理论,新视角,新概念从不同维度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遗憾的是,尽管近年来学者们关于利益问题多有研究,但从利益视角分析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并不多见,更没有把利益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机制作为一个系统加以探析。

机制本指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借指由事物内在规律及其与外部事物的有机联系所形成的系统。离开系统谈机制是毫无意义的。系统论认为,系统是由各种要素以一定方式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各部分在整体制动下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部分按着系统整体的目的,发挥各自的作用,系统整体是由物质、能量、信息以及更多子系统构成的综合体,整体内在结构是由要素、层次、中介构成的,系统整体与部分处于运动发展变化中。思想政治教育利益系统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思想政治利益作为一个关系范畴,是一个两位一体统一体,它既包含利益主体,又包含利益客体,是二者的辩证统一。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利益主体就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从事、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或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以便直接间接地追求道德需要和精神满足的人(个体或群体),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利益的追求者、承担者、生产者,实践者、消费者和归属者,不同形式,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思想政治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要通过它来传递,利益主体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构成网络式利益主体关系。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利益客体是主体所指向,所需要,所欲求,所消费的客观对象,它在与主体相对应的层面上,形成各种客体间关系。第四,思想政治教育利益主体和思想政治教育利益客体组成利益圈层,形成一个子系统,这个子系统又从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利益大系统。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利益系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利益主体,利益客体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在利益主体对客体的认识、改造、利用,消费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诸利益圈层。诸利益圈层依主体类型不同,分布在不同层次上,从而构成一个多层次,多领域,多功能,纵横交错主体网络式思想政治教育利益体系。

二

所谓利益,就是“好处”,“是一定的客观需要对象在满足主体需要时,在需要主体之间分配时所形成的一定性质的社会关系形式”,[9]利益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利益,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属性,在满足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社会化的需要中,在不同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形成的关系形式。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利益机制,必须从主体的角度作为切入点。从利益范畴构成要素上看,主体需要构成利益的自然基础,社会关系构成利益社会基础,社会实践是形成利益的客观基础,利益客体作为人的需要对象而存在,形成利益的实际内容,人的欲求是利益形成主观因素,可以看出利益在内容上是客观的,在形式上则是主观的。[10]利益始终围绕主体而展开,相对主体而指认。主客体相互作用,从而在主体不同层次上形成了诸利益圈层。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利益可能有多种视角,如社会学视角,心理学视角,经济学视角,政治学视角,这些研究的视角,为我们从主体视角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利益提供了借鉴。遵循科学分类的同一原则,周延原则和相斥原则,从主体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利益系统,可分为三个类型和层次: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利益的接受主体利益圈层(以个体为主体);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利益圈层,如地区、企业、部门、学校、单位、家庭、社区等主体利益圈层;三是本体性主体利益圈层,即代表国家、民族、阶级的利益圈层。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利益圈层是由教育主体——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和教育内容——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构成的纵向横向关系网络。从个体主体角度看,个体首先产生需要,需要表现为各种利益,需要和利益是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因。思想政治教育利益个体主体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⑴利益主体是有着各种需要,尤其是有着为满足个体全面发展而追求真理、信仰、道德等的精神需求的个体。⑵利益主体是有着自然性、社会性、意识性、主动性、实践性的人。⑶利益主体在纵向上与实践主体、本体性主体发生关系,在横向上与其它主体产生关系,在对象上,与客体形成辩证统一体。从与思想政治教育接受主体对应的利益客体的角度看,思想政治教育利益个体客体有以下特点:⑴精神性,它不同于物质性等实体利益客体,它是非物质的,既包括思想、道德、政治观点、世界观,又包括心理、情感、文化、信仰等。⑵教育性,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以形成它期望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个实践活动就是利益的消费活动,而这种利益的消费过程,就是个体接受教育的过程。⑶交叉综合性,利益客体从类型上看,既有长远利益和[前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集体和国家等不同利益;又有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等。纵观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是主、客体互动的过程,就是利益互动的过程。主要产生六层利益关系:欲求与被欲求关系,需要与被需要关系,满足与被满足关系,利用与被利用关系,认识和被认识关系,改造内化与被改造、外化关系。这种利益关系有三层含义:第一,这种利益关系是一种利益主、客体关系;第二,这种利益关系是利益主体关系,即利益分配关系,是利益主客体互动中形成的利益主体间的社会关系;第三,是利益客体关系,是利益主客体互动中主体对客体体认、认识、内化、选择、分析等主观因素作用中,形成的客体关系。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荣辱观”等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内涵的利益客体不仅极大地满足了人们追求真理,提升自我,全面发展的渴求,而且因为它们是与时俱进的,为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不同主体人们所消费,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生命力与根本动力之所在。

应该看到,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利益机制仅仅看到接受主体利益圈层这一层面是不够的,这是因为:⑴人是社会的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1]而社会关系是构成利益的社会基础。⑵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一定社会实践的人,必然要形成各种利益群体,为了自身利益,它必然要对成员施加一定影响。⑶个体利益只有通过群体利益才能实现。因此,还必须看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主体利益圈层,实践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利益的组织者、管理者、实现者、教育者和创造者,接受主体的思想品德是一个由心理、思想、行为构成的三维立体结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一个内化、外化过程,也是一个通过知情意行改变受教育者品德结构的过程,受教育者把社会要求的思想、观念规范纳入自己的意识体系,通过感受、分析、选择等过程、在一定道德动机制约下,选择合适的行为方式加以外化,实践主体是这一过程的调控者,是满足个体思想政治教育利益的实践者,是居于一定阶级、国家、政党与个人之间的中间系统操作平台,在这一过程中,实践主体应充分看到个体利益需求,要创设和优化教育环境,选择和创新教育方法,分析和把握教育对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把受教育者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代表好。同时,实践主体还应在群体中倡导一种适当价值准则,以确保利益取得方式方法的合法性。正因为实践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利益实现中的这些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我们把这一群体主体的利益关系体系称为实践利益圈层。

实践主体利益圈层有以下特点:⑴主体是一定组织,在利益群体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利益主、客体之间形成一定利益关系;⑵从客体看,实践主体的客体是一定的个体,是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是以一定方式联系起来的受教育者的利益的集合;⑶由主体间、主客体间相互交错形成的实践主体利益圈层,是基于一定的利益结合而形成的有着共同利益的集合体,联系他们的纽带是思想政治教育利益。此外,实践主体利益圈层还具有宽泛性,历史性,交叉性,多样性,多元性,矛盾性等特点。

历史发展证明,作为接受主体的个体利益,实践主体的群体利益,最终必然要上升为代表社会、国家、民族、阶级、政党的本体性利益。本体性利益从本质上讲,是一定社会现实矛盾和冲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表现和反映。本体性利益所代表的思想,是这些利益在观念上的反映,一定阶级、政党、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必然要对其成员施加一定意识形态上的影响,以培养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政治观点、思想观念,从而,也就形成了相应的以代表社会、政党、国家的本体性主体利益圈层。

本体性利益圈层和思想政治教育关系表现在:第一,作为宏观主体来说,就是要协调、平衡不同层次,不同性质,不同主体的利益,除用政策、法规、制度调控以外,还要用思想政治教育,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功能、内容、方法方式等。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在于使社会成员形成统治阶级要求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防止利益对立个体的负面博弈使社会成员在观念上分化,进而用别的意识形态代替。第三,利益的多元化、异质化会导致不同阶层人们意识分裂,产生群体间隔阂的心理对应,通过思想政治工作,能够使公民意识到,公民在其共同利益基础上,通过正式的政治制度安排达成的公共利益,不是通过利益对立一方消灭另一方来实现的,即不是消灭对方共同利益实现的,这有利于构建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接受主体利益圈层,实践主体利益圈层,本体性利益圈层它们在性质、特点、构成、功能等方面是不同的。在思想政治教育利益系统中,接受主体利益是基础、核心,个体有接受思想教育和全面发展的需要、动机、愿望,才为思想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可能;实践主体是利益的实现者,实践主体利益圈层是接受主体和本体主体利益的交汇点,是中介和桥梁,其利益圈层可以向上拓展,向下延伸,具有较强的张力和融合空间;本体性主体是利益的代表者、调控者,其最大利益是政治利益。在通过意识形态维护本阶级统治中,它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标、任务等,属于“顶层设计”。

三

接受主体利益圈层,实践主体利益圈层,本体性利益圈组成三个子系统,三个子系统又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利益这个大系统,它们共存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由此产生思想政治教育利益动力,从而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发展。

接受主体利益圈层,实践主体利益圈层,本体性主体利益圈层组成的利益系统是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就是三个圈层交错运动的过程。接受主体利益圈处于核心地位,一旦这个圈层发生重大变化,利益系统其他圈层也要相应地变化,它们形成一波又一波浪潮,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前行,思想政治教育动力就是在这些浪潮的相互冲突,前后相涌的基础上,由主体、客体、介体、环体形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合力。

思想政治教育利益圈层互动遵循一定的原则。⑴利益最大化原则。利益最大化原则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各利益圈层外延最大,内涵最丰富。不同主体在追求利益时,总是趋利避害,希望利益最大化,总是把更多的利益纳入自己的利益范围,由此产生的利益圈层力求达到最大。⑵利益重合最多原则。所谓利益重合最多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三个利益圈层的利益交汇重合应最大,当他们的利益重合最多,当三者利益趋于一致时,由此产生的合力就强,就会产生具有新质的合力,反之,合力就会削弱甚至抵消。⑶利益圈层波峰最高原则。当利益圈层相遇时,必然形成波峰,这是利益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叠加,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在当代中国仍然具有较强的优势,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既代表和满足了受教育者的利益,又是不断用马列主义等与时俱进的先进理论作指导,就是在不同时期、时间与空间上与受教育者的利益相契合,不断发展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看到了思想政治教育中利益的作用,并不意味着只讲利益的功利、实用主义。利益从来就有两个方面,一是重视主体利益,二是看利益获取方法方式如何、看如何获得利益。如果只看到利益,而看不到利益取得的方式,那么,当个体一味满足自身需要的时候,可能对社会对他人造成损害。在利益问题凸显的今天,怎样使人们以合适的方式取得利益,既牵涉到“荣辱观”等价值准则问题,又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

用利益圈层理论反观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解读当代中国现实,具有重要意义。至少可以说明三个问题:⑴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应重视对待不同主体的利益问题,坚持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不同主体的利益的统一。目前,最大、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去发现个体利益之所在,维护好,代表好,实现好他们的利益。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倡导和建立,确立了利益价值准则,规范了利益圈层运行的路径和方向,扭转了是非不分、荣辱不辨的局面。⑶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解决了如何发展、为谁发展的重大问题,社会文明与和谐进步是当代中国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追求和实现目标;而要构建和谐社会,首先是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没有个人的和谐全面发展,就没有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是个体利益之所在。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文明和谐进步和个体的全面发展这两种利益最能把各种因素凝聚起来,各种力量调动起来,它就是力量汇合点,是利益圈层运行的指向,是思想政治教育取之不竭的力量之源。在各种思潮不断冲击的今天,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文明社会,维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坚持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最大、最迫切的利益,由此产生的力量也是最强的。个体全面发展和社会文明和谐进步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统一于思想政治教育和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

参考文献:

[1][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7]列宁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5]魏连.试论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利益分析方法[J].理论月刊,2005,?穴1?雪.

[6][7][8]吴潜涛.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9][10]王伟光.利益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个人利益的重要性篇8

一、环境公共利益的解释

(一)公共利益解释的困境

环境公共利益可以说是公共利益的下位概念，对环境公共利益的解释可以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先入手。公共利益是一个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现实生活中出现频率都非常高的概念，而且其思想内容出现的时间也极其久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概念，无数学者都曾经试图去对它的含义做出准确的解释，界定其范围。对于公共利益最一般的解释就是社会全体的或者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的解释可谓是见仁见智，极不统一，甚至有学者感叹公共利益是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行政许可法》第12条对公共利益进行过简单列举，下列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一)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宏观调控、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直接关系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等特定活动，需要按照法定条件予以批准的事项;(二)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三)提供公众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确定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者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四)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需要按照技术标准、技术规范，通过检验、检测、检疫等方式进行审定的事项;(五)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等，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设定行政许可的其他事项。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8条规定了公共利益的范围:(一)国防和外交的需要;(二)由政府组织实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三)由政府组织实施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和资源保护、防灾减灾、文物保护、社会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业的需要;(四)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的需要;(五)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区改建的需要;(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人们对于公共利益的研究如此热衷，首先是因为其关系到很多人的利益得失，因为公共利益的实现往往意味着一部分人利益的丧失。有学者就认为，公共利益是一种否定性的主张，是抑制某些个人权利正当性的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公共利益对于社会秩序的维护具有很大价值。公共利益在实现时不管所牺牲的是私人或者集体的利益，甚至国家的利益，都会在公共利益实现的地方或多或少地造成一些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进而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有一定影响。所以，准确解释公共利益的含义，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并对其实现过程进行严格控制，就可以减少公共利益实现过程中所造成的其他利益损害，尽量消除公共利益的消极影响。

(二)环境公共利益的解释

环境法和其他法律一样，归根结底调整的还是利益关系，只不过环境法所调整的利益可以说只能是公共利益，并且是由社会成员所均等享有，而且不仅是本代人现实地享有，更是为子孙后代谋福利。1988年《美洲人权公约圣萨尔瓦多议定书》第11条宣布:每个人应有权在健康的环境中生活。环境是全人类共同所有，这就决定了环境的公益性。

我国环境保护法是为了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其就是公共利益的保护法。可以说环境保护法就是环境和资源的公共利益法。对于环境公共利益来说，对其解释与界定不仅与公共利益具有共性，更有其独特性。环境公共利益不仅对其他利益以及社会秩序意义重大，也时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前进和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对于环境公共利益的含义，一般的学者会从实体角度进行解释。比如，有学者认为环境公共利益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创造并仅由自然成员所享有的一种共同利益。还有学者认为公共利益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一个国家、一个社区全体居民的共同利益，而且在许多方面常常指人类以至今后世代人的共同利益。环境的公共利益实质上转化为民众环境权利理论后，环境公共利益就是公民的环境权利的保护问题。

试图通过对环境公共利益进行目的或功能的实体性的解释，很容易像对其上位概念公共利益的解释那样陷入云雾之中。环境公共利益的创造主体，受益主体以及其内容，较之其他公共利益更为复杂。首先就其创造主体来说，人们通常认为政府、企业等是环境公共利益的创造者，人们只是受惠者，其实不然。政府治理污染，企业排放环保达标确实是创造环境公共利益的主要方面，但是公民也可以在之前主体所做的基础上以自己的行为对环境公共利益有所裨益。可以说，环境公共利益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其次就其受惠主体而言，全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是环境公共利益的受惠者，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被排除在外。当然，主要的受惠主体还是民众。它表现为公民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对政府的重要利益诉求和政府应履行的法律义务。最后就其内容来说，环境资源就其自然属性和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来说，应该是全体国民的共享资源，是全体国民的公共财产，其缘起于自然环境，社会化为人类共有资源。有学者总结认为前两点可以总结为创造主体的共同性，受惠主体的普适性，最后一点为内容的广泛性。由此，笔者认为，环境公共利益可以解释为，由全社会成员共同创造并由全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与自然环境有关的利益。

二、环境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

公共利益范围的界定一直是一个难点，因为其主体、内容等均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较之传统的公共利益，环境公共利益的界定因其利益的抽象性以及内容的专业性、不断变动性等原因，界定起来更为复杂。环境公共利益的界定，既要参考公共利益的界定方法，也要有自己独立的标准。传统的公共利益界定标准一般为立法规定、数量标准、合理性等实体性标准，但是这几项实体性标准对于环境公共利益的界定目前都不太适用。

就立法规定来说，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中很少有对所谓的公共利益进行定义或者列举，目前的法律规定只有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5条对环境公共利益有简单的规定，更别说对其范围进行界定了。环境公共利益的立法确认，除了使得对其进行保护具有正当性以外，还具有以下机能:一是环境政策机能。也就是使环境立法具有合理的目的性，进而使得环境准立法、环境司法的创法具有可被人接受的规范性;二是违法性评价机能。即宣告行政相对人(包括公民、法人、其他组织，但主要是造成环境破坏或污染的企业)违反环境法的行为在本质上是对环境公益的侵害。因此，凡是对环境公益造成损害的，均应视为实质违法;与之相对，仅仅在违反环境法的明定义务时，即为形式违法。三是解释论机能。环境公法的目标是环境公益，故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及学理解释均应由此目的论解释起最后决定作用。由于我国属于成文法法源，因此，对于立法技术要求很高，完全依赖立法确定环境公共利益，可能也只是一种抽象性概括。

对于所谓的数量标准，因为环境问题影响的不仅仅是各方的经济利益，更有可能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造成危害，这种特殊性决定了无论是简单多数还是绝对多数主体的利益，都不能成为环境公共利益的界定标准。

而将合理性作为判断标准，因其过于抽象，其弊端更为明显。从理论上说，环境公共利益的合理标准的界定体现了项目参与者各方包括民众利益的权衡，需要通过环境资源利用行为进行综合的评判，衡量这一利用行为的产出、对社会的贡献程序、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与损害以及发生损害后的补偿与补救措施。更主要的是，在利益权衡时，必须考虑代际利益。而在这方面，现任政府官员并不一定关注。合理性标准的难点在于，某种利益是否属于环境公共利益，政府、企业、民众等各方往往都可以证明自己说法的合理性。环境公共利益牵扯的利益范围非常广泛，各个主体的利益博弈无时不在，个人利益与政府利益，政府利益与企业利益，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甚至还包括代际利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都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行为指导，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不会顾及社会公共利益。就算有所顾及，如果外部惩罚力度过轻的话，企业也不会有所收敛。此外，我国《环境法》将很多权力下放给省、市、县，这就造成一些地方为了本地的经济利益往往对企业排污等破坏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放纵不管。合理性标准的抽象加上行政权力缺少有效的监督而发生权力寻租，导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资源被过度开采，最后的受害者都是普通民众。此种情况下政府和企业利益的实现是以破坏环境公共利益以及民众的身体健康为前提的。因环境问题而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如厦门PX项目，启东排污水管道项目，以及稀有金属开采项目等等，都是政府与企业合作而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为。

综上，笔者认为，对于环境公共利益的界定，特别是事前的确定，不宜采用实体性的方式，而应该采用程序性的方法，进行个案审查，不仅是为了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更是为了将民众纳入对环境公共利益的确定程序中，提高民众的参与程度。

三、环境公共利益的界定方法

环境公共利益的界定注重于形式要件，即在保障广大民众知情权、环境权的条件下，由社会民间组织(学术机构)、政府和民众共同界定环境公共利益。其方法可以采取如下程序:

1.专家(学术机构)咨询程序。学术机构和专家作为政府和民众信任的群体，在重大项目规划、建设、实施前，将可能影响环境资源的事项，交由学术机构专家进行论证。环境公共利益毕竟和环境有密切关系，由此是否关系到环境公共利益往往需要与环境有关的专业知识。这种专业性决定了环境公共利益的确定在很多时候必须由有专业知识的人员给出意见。所以，在确定某种利益是否为环境公共利益的时候应该咨询专业人员的，由其出具意见书。该意见书只是作为企业、政府和民众判断环境公共利益的一个参考因素，不具有决定性要件。

专家意见应在当地有影响的报纸上刊登，并在政府门户网站、地方社区网站上公布，以便于公众参与谈论。政府应积极回应民众对专家意见的反馈意见，对于民众质疑的问题，应认真解释或修正。

2.听证程序。就某种利益是否属于环境公共利益的争论，通过弱化政府在听证程序中的影响力，将听证程序交由独立的第三方主持，民众自发推选听证代表作为主要参与人，参与听证程序。在听证代表的选择方面，政府应相信民众，而不可以自定代表，以免使得民众产生被代表的排斥心理。2006年《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在具体实施时，建设单位和环评机构一直将公众参与当成一种装点门面的形式，甚或一种可有可无的程序，审批部门在重视政府理性(包括审批部门所认可的科学理性)的同时也潜意识地轻视社会理性。建设单位和审批部门在具体实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时候都只看到了公民的利己本能，而忽视了公众的合作本能。这种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内的轻视和忽视，不可避免地导致制度外的群众抗议。2007年厦门PX项目事件就是一个显见的例证。

为了不使听证程序流于形式，首先要保障参与的民众一定是和此环境公共利益的确定有利害关系的人。这样利害关系的确定不仅要考虑地域因素，还要考虑时间因素，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受影响的民众。这是因为很多污染环境或者破坏其公共利益的行为，其影响要等到一段时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比如涉及到稀有金属的开采、化工产品的生产所涉及的污水处理、有污染气体的排放等。听证程序应通过官方微博、民众自媒体、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同步向社会公开，切不可忽悠民众。特别是涉及到代际利益的重大项目，环境公共利益应优先得到保障和维护。这增加了环境公共利益的确定难度，但是可以更好地保护民众的利益。

3.诉讼程序。诉讼程序是与环境公共利益相关的民众通过提起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环境公共利益。在政府、企业和社会民众因实施某项工程对环境公共利益造成影响而产生重大分歧时，法律应允许民众以代表人诉讼方式，提起行政诉讼，将环境公共利益的界定交由法院裁判。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环境公共利益民事诉讼制度是发生于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严重侵犯以后的权利救济途径，因而在界定环境公共利益时，只适用于项目或企业已经投产并产生环境侵害事实发生后的情形。本文主要论述的环境公共利益界定方法是在重大可能影响环境和资源方面的建设实施以前所使用的方法，因而民事环境公共利益诉讼不在本文谈论范围。

有学者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其一是非行政行为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其二是具体行政行为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可分为作为诉讼和不作为诉讼;其三是抽象行政行为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其四是环境预防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