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哲学概论范文

自然哲学概论篇1

关键词:中国哲学;概念;范畴;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

一、前言

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在各学派各系统的分门研究上,当然已有相当的成果,虽然尚不能说各学派及各专家体系皆已形成了专业学者群,但对各领域研究的地毯式覆盖,也已有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但是,关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议题,却很难说有明确的成果,这个议题的重点在于:作为当代哲学研究对象的中国传统思想,如何在经过西方哲学洗礼后的当代学术氛围中,以清晰的哲学问题意识与解释架构予以表达。面对这个问题,除了要有对传统中国思想深刻且准确的理解之外,还需要对以哲学理论体系的方式来诠释及表达中国思想有正确的认识。过去的一百年来,中国学者对于以哲学体系的方式讲述传统中国思想的工作,尽了极大的努力,经历了不同的尝试,但能否系统化以及系统化的程度,各家有不同的方法。这个系统应如何定位?究竟是在西方哲学传统所使用的基本哲学问题上,还是另求他途?抑或就将系统定位在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上?

一种做法是以西方哲学基本问题或某一家西方哲学体系来谈论中国哲学的系统,这种做法缺点很多,本文将予说明。另一种做法是以中国思想中的概念范畴建构中国哲学体系①,它有优点,也有缺点,这也是本文要分析的。第三种做法是将基本问题与概念范畴结合起来,认为概念范畴是必要但不够充分的研究方法,应以概念范畴为材料,以哲学基本问题为讨论中国哲学的解释架构,至于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则不能直接平移西方哲学的系统,而应建立专属于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

笔者所采取的工作态度就是第三种,本文即是对于第三种工作态度的合理性申述。本文将首先讨论概念范畴研究法,反省其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的优缺点,其次将定义及讨论基本哲学问题

研究法的相关方法论问题。

二、概念范畴研究法的问题意识及其优缺点

所谓概念范畴研究法,是以传统中国哲学词汇为对象,将这种研究当作整个哲学体系研究的中心,认为特定的概念范畴代表了特定的哲学问题,甚至是明确的哲学立场,整个哲学系统的建构目的就是对于几个核心概念的论述及定位。其结果是,一则以特定概念范畴为研究中国哲学某家某派或各家各派甚至是整个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本身①,二则以不同的概念范畴代表整部中国哲学史内的不同学派或同一学派内的不同分支系统②,前者是以概念范畴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方法,后者是以概念范畴为哲学基本立场的研究方法。

概念范畴研究法之所以会普遍地发展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是因为以西方哲学基本问题作为研究中国哲学文本时充满了错置、歧义与失真的种种缺失,而中国哲学问题的表述及解答都是聚焦于几个核心概念之中。这种方法首先是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概念范畴作为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从而取代西方哲学传统以来的基本哲学问题,其次是将特定概念的强调及运用视为各家系统内的不同哲学立场,因此它们一方面被视为哲学问题的本身,二方面被视为理论主张的本身。

(一)作为问题的概念范畴研究

被视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来对待者,就是演变成“理”、“气”、“心”、“性”、“道”、“物”、“天”“、人”等几个最核心的中国哲学概念范畴。这样的研究方法,展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问题的内部实况,它作为促进传统中国各学派系统的内部知识细节之呈现的研究方法而言,有重大贡献。关键在于它甩开问题意识极不相应的西方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视野,而直接以中国哲学的核心概念为研究对象。这就像是在西方哲学研究中直接将个别哲学系统中的“实体”、“上帝”、“心灵”、“物质”等概念拿出来研究,而不是从形上学或知识论的问题意识来进入个别的哲学系统。这种从基本问题或从核心概念来研究一个哲学体系的不同方法,对西方哲学研究而言,或许产生不了太大的差异,且必定是交互使用以为分析工具的。但是,以概念范畴或以哲学基本问题作为分析解读哲学体系的工

具,这在中国哲学的当代研究中就会有差别,关键在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相应与否上,也就是用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来讨论中国哲学体系是否相应的问题,这也正是在西方哲学的讨论中以哲学基本问题为分析哲学体系的方法,到了中国哲学就必须转为以传统中国哲学概念范畴为分析工具的原因。

然而,概念范畴研究法在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所获致的成果,虽然有其功能与贡献,但也有它不能充分解决的问题存在,那就是问题意识的不明确以及体系性建构力的不足。

11问题意识不明确

就问题意识的不明确而言,任何哲学理论的表达当然都是透过文字的,而任何的文字都负担了表意的功能,作为重要概念范畴讨论的中国词汇,主要有两类,它可以是作为存有类项的概念范畴,

如“:

理”“、气”、“心”、“性”、“天”、“道”、“才”、“情”,也可以是扮演抽象功能的概念范畴,如“动静”、

“有无”“、一多”“、阴阳”、“体用”,但它们都仍然是为表意而形成的单字或复合辞。当然它们也可以被视为是提出问题的概念,但是单一概念所扮演的问题意识的功能之重点并不在概念而还是在问题本身,是问题藉由这个概念来述说,而不是这个概念本身就承载问题意识,概念本身就是在提问题的话,那就是“如何”“怎么”“是吗”等等概念,但显然这些并不是我们所正在讨论的中国哲学的概念范

畴。就一个概念在一个系统中负担的功能与扮演的角色而言,它首先是被用来讨论问题及提出主张

①这里指的就是张立文先生的方法。

②这里指的是宋明儒学研究中的将不同哲学家的体系定位为理学派、心学派、性学派及气学派的做法。例如:王立新《:胡

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6年。向世陵《:善恶之上:胡宏·性学·理学》,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0年。以上二书皆是以胡宏为性学派的创作者而有别于宋明儒学中其他理学、心学、气学立场者。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51

的工具,只有当它作为特定问题的讨论材料时,它才附带性地获得了作为问题的角色功能。然而,概念作为单字本身虽然不能改变,概念被赋予的问题意识却会被改变,因此就会出现同一个概念范畴却被使用在各种不同的问题意识中,以作为表意材料的现象,这也正是同一核心概念在不同哲学史时期的不同哲学系统中,使用意义会转变的原因。然而,转变的都是问题,把问题说清楚了,理论就清楚了,至于用什么概念作为表意的材料,其实并不影响理论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概念本身作为哲学问题的角色功能只是附带性的,因此也是不易锁定的,企图将哲学问题放在概念范畴中讨论,是不易说清楚问题的,而这也就连带地影响到体系性的问题。

21体系性建构力不足

就体系性的建立而言,将传统中国思想作当代性研究的特点,就在于作出系统性的架构以形成理论,但是,系统是发生在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命题的关联,命题是个别哲学体系的主张,主张是回应问题而提出的,问题清楚了主张才能被真正了解,从而形成不同问题间命题的关系,并建构出一套套的哲学理论。例如孟子的性善论是结合了在人性论、修养论及本体论中的各项命题而形成的性善理论,而人性论、修养论及本体论之间的关系是清楚易说的。如果不把孟子的性善论放在人性论、修养论及本体论中说,而放在“心论”“、性论”“、道论”等概念范畴中去说,就不易形成系统性的结构,这就是以概念范畴作为哲学问题论说哲学理论时,体系性建构力不足的意思,原因在于“心”、“性”、“道”、

“理”“、气”等概念之间问题意识的区别不明确,虽然学界企图建立这些概念范畴间的逻辑结构,但是逻辑结构的背后还是问题而不是概念,因此直接以问题建立系统结构,比以概念建立结构来得清楚,更何况中国哲学还有儒释道三大传统在,事实上概念在三大传统之间不易有统一的使用意义,除非我们潜意识里以其中某家的立场建立体系,而这就会导致不能平等对待三教的缺失。

当然,这又导向了另一个问题: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是否已将传统思想的哲学问题说清楚了?说清楚问题就是说清楚问题意识,说清楚问题意识之后才知道各种理论主张的意思,如果不以概念范畴作为问题,那么各种直接表述问题的词汇是否能有清楚的意旨呢?例如:本体论、本根论、宇宙论、世界观、人性论、人体宇宙学、修养论、修练论、修行论、工夫论、工夫次第论、境界工夫论、境界论、伦理学、政治学、价值论、道德论、心性论、形上学、存有论、认识论⋯⋯显然这些关于问题的词汇需要一番调整,知道各种问题的意思之后,就能将各种哲学问题整理、汇编、统合,形成少数几个哲学基本问题,并由哲学基本问题收摄或剔除其他所有发生在中国哲学讨论中的各种哲学问题,形成由哲学基本问题所组成的中国哲学解释架构。在这里,中国哲学研究才真正进入了哲学研究的当代化及全球化的国际视野中,因为它的问题意识及系统性建立都达到了清晰的要求。至于哪些问题才是中国哲学基本问题,以及这些哲学基本问题如何组成系统性的解释架构?这是下一节要谈的主题。

(二)作为主张的概念范畴研究

就概念范畴作为哲学主张而言,即在当代研究中,将特定概念在某一哲学系统中的角色视为就是这个系统的哲学立场,例如宋明儒学研究中理学派、心学派、或性学派、气学派的讨论模式①,这是将各家哲学系统主要讨论的概念视作仅是该系统关于儒学问题的主张,这样的研究方法比起将概念范畴视为哲学问题的讨论方式,有着更不易落实的困境。关键在于概念本身主要是讨论问题的材料,而不是哲学问题的主张,因此以概念范畴作为哲学立场的研究方法,对于分辨哲学主张而言是十

①这不同于在易学研究中,将易学传统分为象数派、图书派、数学派、义理派等等的模式,易学中这种分类法毕竟还是依研究方法及哲学立场来作的区分。参见朱伯崑《:易学哲学史》第二卷,台北: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8、132页。这也不同于佛教哲学研究中,将佛学分为般若系统与唯识系统或佛性论系统的区分模式,般若与唯识都是佛教哲学的主张,因此确实扮演了哲学立场的角色,它的问题只在于这些不同的立场本身是否有着对立冲突?这是佛教哲学本身的问题,笔者不主张它们有立场的对立,认为它们只是对几种不同哲学基本问题的佛教立场上的主张,因此就哲学立场而言,它们的立场甚至是相同的。以为它们立场不同的研究者其实不能深入这些命题背后问题意识的不同,可以说是有各种不同的问题及不同的主张共同构建了佛教哲学的理论体系,因此厘清哲学问题永远是哲学研究的第一要务,而不宜停留在表面上的文字同异、纠缠在概念范畴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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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足的。并且,任何一个系统都不会只使用某一概念,因此断定某一特定系统属于以哪一个概念范畴为中心的哲学立场,是缺乏明确标准的,例如,被称为理学派的朱熹一样大谈心性概念,心学派的象山更谈理概念。再者,任何概念在各个系统中都可以在不同问题的讨论中被使用,强硬地以特定概念范畴为特定哲学体系之哲学立场的做法,不易分清它究竟针对什么问题提出什么样的主张,因此一旦拿来作系统区别时,极易沦于文字表面上或同或异的论断。

总之,不论是以概念范畴为哲学基本问题,还是作为哲学立场,都是哲学基本问题研究法不成熟所致,问题在于以西方传统的哲学基本问题来讨论中国哲学体系是不相应的,但我们能否在中国哲学研究中找出哲学基本问题呢?这个问题作为一种任务时,它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目标。

三、哲学基本问题研究法的相关方法论问题

在传统西洋哲学史的认知里,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是其中的三大哲学基本问题,所谓哲学基本问题,就是个别哲学体系所讨论的问题莫不属于这几个哲学问题之中。通常的情况是,个别哲学体系所谈的哲学问题就是形上学、知识论或伦理学问题中的某一个问题,当然也有同时谈其中某两个问题的,甚或三个问题都谈到。总之,这三大哲学基本问题并非时常同时出现在同一家哲学体系中,依照哲学史的发展来说,启蒙运动时期之后的哲学史才主要是知识论问题上场的时代,在此之前所谈的主要是形上学的问题,至于伦理学问题则是一直出现的,但也可以说它伴随着形上学思路或知识论思路在进行。就此而言,哲学基本问题在西方传统中与在中国传统中尚有一角色功能特殊性之差异在,那就是作为分类项目还是作为解释架构的差异。

(一)哲学基本问题的分类项目与解释架构的角色功能之差异

就西方哲学传统而言,无论个别哲学体系对基本哲学问题的或一或二或三怎么谈,它都仍然贯通着各个哲学体系自己的思路脉络。因此一般来说,研究某一家传统西方哲学理论体系时,是在研究了其哲学体系后才将之划归为形上学、知识论或伦理学的,而不是用形上学、知识论及伦理学共构一套哲学基本问题的解释架构,来研究这个哲学体系三方面的问题。这就是说,西方哲学史上的个别哲学体系,是以它自己所创造的哲学问题意识作为其哲学理论发生的要件,在其系统中,分属不同哲学基本问题之间的理论关系不必然具有推演性,亦即未必有内在一致的理论推演关系,所以哲学基本问题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只是哲学体系问题意识的分类项目而不是解释体系。

所谓解释体系,是用来分析个别哲学理论的系统性架构,它将个别哲学理论所涉及的哲学问题设定为必然属于这一套解释架构中的某些部分。作为一套好的解释体系,当然尽可能地要关涉到个别哲学理论所涉及到的哲学问题,更重要的是,架构中的不同哲学问题之间是有着互相推演关系的。我们说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哲学基本问题对于个别哲学理论系统的研究意义主要在于作为问题意识的分类项目,但是,中国哲学传统中的哲学研究,哲学基本问题所扮演的角色却必须更多地作为解释架构,而不只是问题意识的分类项目而已,关键就在于这个推演关系上。

这是因为,就学派分类来说,整个西方哲学史并不存在中国哲学史的三大主流学派的现象,而是一家一家自成学派,各家当然会有贯穿于漫长哲学史的继承者及推崇者,但是后来的哲学家之所以成为哲学家就在于他的哲学理论又是自成一派而成为哲学家,亦即他总是了前人的问题与结论而重新定义问题与重新提出解答的体系。而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家至少在两汉以后就几乎都属于儒释道三家中的某一家,这就导致在漫长的两千年来的发展中,同一学派中各位哲学家的理论,莫不是为捍卫特定的哲学立场而在创造新问题提出新解答中完成的。如此一来,这许多理论之间就势必要有某种关系,将这样的关系模型化地架构起来,就形成了解释体系。中国哲学史因为是在漫长的时代中有创造有继承地发展起来的,因此寻找个别学派的各家理论之间的解释体系成了理解各家的关键任务,也唯有解释体系的形成才有中国哲学的系统性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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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儒释道三学的思想,在当代研究的意义上,之所以能够成为哲学理论的关键就在于它们的理论被系统性地架构了起来,这个系统性就在于解释架构之中,而解释架构中的个别项目就是中国哲学的哲学基本问题。个别西方哲学体系既然不以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为一套解释架构,则它们的哲学理论的系统性是个别地发生在形上学、知识论及伦理学的个别理论内部的,而个别中国哲学理论体系既然以整个学派理论为更大的腹地,因此它们的系统性便可以发生在类似于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这样的哲学基本问题所形成的解释架构之内①。

(二)以西方哲学基本问题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限制与转化

要谈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还是要从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之使用经验上做反省开始,以下分别从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问题来讨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就形上学问题而言,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所创作的中国哲学理论中,从形上学进路解说并建构传统中国哲学理论的做法是最常见也最有创获的一路,几乎谈中国哲学的理论系统没有哪一家能忽视形上学在中国哲学各学派哲学问题中的重要地位,这跟西方哲学传统中从启蒙运动之后便更重视知识论进路的哲学问题,以致到了当代哲学更几乎要否定传统形上学作为哲学基本问题之理论地位的工作态度大相径庭。

11形上学

虽然中哲史上各家都有形上学理论,但却有其形上学问题的特殊性在,因此在当代中国哲学讨论中,便跟中国哲学儒释道三家实践哲学的问题混杂在一起,或者以为这就是中国哲学形上学的殊胜之处而高于西方形上学,或者挑出与西方形上学讨论极为类似的理论部分来强调之,而忽略了其他更为核心的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理论。从熊十力到牟宗三及其以后的当代新儒家哲学理论,将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与实践活动相关的理论嫁接入中国哲学的形上学讨论中,以致认定中国哲学的形上学具有实践及实证的特色而优于西方形上学,却遭学界批评,认为是混乱了西方形上学的问题意识②。而在《贞元六书》中提出“新理学”系统的冯友兰先生,却是将类似西方哲学思辨讨论的新理学思维提出来,建构一套新的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系统,结果遭受学界批评,认为是只见到西方哲学的思路却看不到中国哲学的特质③。

问题的关键就在,形上学在西方有它自身的问题意识,它并不是没有歧义,更不是定于一尊,但硬要以中国哲学具有实践特质的思路镶入形上学概念意旨时,则不易取得当代中西方哲学各界的认同,如果不从传统中国哲学具有的实践哲学特质来谈中国哲学的形上学,又不能让当代中国哲学界满意。于是这便逼使我们必须在中国哲学自身的问题意识特点中找到既能沟通中西又能区分中西的形上学表达方式④。

21知识论

就知识论的讨论而言,西方哲学史上正式的知识论课题始自启蒙运动后的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

①但是依据本文最终立场,我们会提出依据思辨哲学及实践哲学的区分,能够对应中国实践哲学特质的另一套哲学基本问题

的解释架构。

②参见张汝伦先生的批评意见“:现代中国谈形而上学的人,大都不但对西方metaphysics的深刻内容不求甚解,对它自身的

批判发展更是一无所知。⋯⋯不仅无法使西方哲学思想真正成为中国哲学的他山之石,反而使我们在对中国本土哲学的理解和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两个方面都受到损害,更不用说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哲学了。”张汝伦《: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

哲学研究的反向格义问题》,见《中西哲学十五章》,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7374页。

③陈荣捷先生批评冯友兰“:冯氏最大的革新当然是他将理学的观念转变为逻辑的概念。他这样做就根本改变了理学。理学

在实质上本是内在的哲学,现在却换成了超越的哲学。⋯⋯丢掉理学的内在哲学,他也就损坏理学的实践性和入世性。这是与中国哲学坚持的趋向直接反对的。”陈荣捷《:冯友兰的新理学》,见单纯、旷昕主编《:解读冯友兰·海外回声卷》,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年,第186187页。

④笔者的倡议是,以宇宙论及谈价值意识的本体论作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的两大核心型态,以工夫论及境界论共构为实践哲

学的基本哲学问题,四方架构彼此互相推演形成中国哲学的实践哲学的解释体系。而另外再开出思辨哲学型态的存有论,作为宇宙论及本体论之外的另一套形上学,但是存有论的讨论与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的四方架构的推演关系,就要另外议定了。参见杜保瑞、陈荣华《:哲学概论》,台北:五南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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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在希腊哲学时期就有认识问题的讨论,但尚不能说当时已将所有哲学命题的成立诉诸认识能力的可能性基础上,这是启蒙运动以后才有的工作态度,因此知识论课题可以说是与形上学课题相当不同的问题意识与哲学理论。在认识的可能性基础上建立普遍命题的思考方式,这在中国哲学的讨论中确实极不充分,先秦名家墨家有为于此,但在随后的哲学史发展中讨论中断,直至佛教哲学传入后才有新传统,但却再度与实践活动紧密关联。也就是说,西方哲学传统意义上的、以知识论课题为对象讨论哲学问题的中国哲学传统思想材料是有的,那就是名家、墨家以及佛学中的若干理论,但是以知识论课题为对象来研究儒释道三大主流学派时,这样的讨论传统是不存在的。儒家的格物致知之学与佛教的心性之学与其说是认识能力的讨论毋宁说仍然是修养理论的讨论,因而实践哲学的形态与它的形上学理论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

因此,笔者认为,知识论课题在中国儒释道三教哲学讨论中可以是一个全新的当代新课题,而不能只就传统材料寻找它们已经谈过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与整个学派的理论成立问题不甚相关。至于这个新课题,就是要就着儒释道三学具有实践哲学特质又有形上学普遍命题的事实去研议它们的知识成立的问题,亦即从它们的实践哲学的命题中去讨论如何实证的问题,以及从它们的理论系统的解释架构去说明它们的知识客观性的问题,并因着它们的实践性格去研究不同教派的实用性问题以及学习者如何在三教中选择其一的问题。因此,仅就理解与诠释而言,在传统中国儒释道三教哲学思想中找寻知识论命题与理论的做法与三教理论成立问题无关。所以,针对中国哲学的特质进行知识论的研究绝对是一个崭新的领域,这将会有辉煌的成果。但是,知识论问题是一套独立的新问题,就三教传统的理解与诠释所建构的解释体系之哲学基本问题而言,知识论问题将不在这个架构之内,而另为一独立的新问题。

31伦理学

就伦理学的讨论而言,可以说中国儒释道三学的理论都是西方伦理学意义下的个别伦理学派,以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的哲学基本问题项目来讨论中国哲学儒释道三教时,可以说三教都是伦理学,但是三教之学又具有中国哲学的特色,因此有更多问题超出传统或当代西方伦理学议题之外,当然有的议题在传统或当代西方伦理学已充分讨论而并未在中国三教哲学中被处理。中国三教伦理学课题中最有特色的是修养理论,亦即人格养成理论,但三教的理想人格目标各不相同,因此完整的中国伦理学讨论还必须配合实践哲学的特质结合形上学的普遍命题而为一整个体系的讨论。

当前的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首在理解与诠释,这个工作有了大量的成果与足够的共识之后,才能有效地针对哲学问题作创新讨论。针对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或其他重要哲学问题的讨论,而由中国哲学的思想基础出发的工作当然可以合法地进行,但是基于以哲学这个学科作中国哲学这些思想材料研究的任务,仍然只是这一百多年来的新课题①,中国哲学的哲学研究还纠缠在理解、诠释、创新的种种研究态度问题时,建构一套适合中国哲学的充满实践哲学性格的解释架构,以做正确理解准确诠释的工作,实为目前的首要任务。因此我们要追求的就是形成解释架构的中国哲学基本问题,它并不是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的三大哲学基本问题项目,而应该另有其他的架构。

(三)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学派性格与实践性格谈到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以及解释架构问题,必须先定位好它的理论形态的两大特点。其

一为前述的学派性格,即各家哲学理论都是属于儒释道三教中的某一学派下的创造发展,因此同一学派的个别哲学理论彼此之间必然是有关系的,否则就属于不同学派的体系。可惜的是,在同一学派内却时常发生不同体系间的批判辩争,因此一套好的解释架构必须是能厘清学派内部争议的重要

工具,藉由问题意识的厘清而解消表面上的差异;其二为其实践哲学的性格,亦即其理论建构是为着

①中国哲学的当代研究的困境,在于这个学科在中国仍然是个新事件,而过分丰富的中国思想材料则既是中国哲学的当代研究的资产也是负担,在做好研究方法及方法论的澄清工作之后它们便是资产,否则就是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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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目的而提出的思想体系,因此当以学派为单位,就着许多不同的哲学体系订定理论系统时,实践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便成了系统中必要而不可或缺的理论单元,因此一套好的中国哲学解释系统必须包含实践哲学的要素①。就是为什么当我们以西方哲学传统的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的基本哲学问题项目来讨论中国哲学时,会有问题的原因。因为这个架构不能有效处理实践的问题,因此会有种种扞格不入的现象,以致令人不得不另辟蹊径。前述的概念范畴研究法就是这条新的路径,这个路径固然有它真能深入各家系统说明知识细节的绝对优势,但是却不能同时兼顾建构中国三教思想的系统性哲学理论的要求,当企图仍然以哲学基本问题来作中国哲学研究时,就碰到了究竟是哪些才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以及是否能够扮演好解释架构功能的问题。

(四)中国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解释架构

为着建立解释架构而定义的、以儒释道三教的实践哲学为主的中国哲学基本哲学问题,依笔者之倡议,应该是“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四项哲学基本问题。宇宙论是论说世界观的知识系统;本体论是论断价值的系统;工夫论是就着宇宙论的知识进行的身体修练工夫,或就着本体论的价值意识进行心理修养工夫的系统,或是同时进行身心两路的修行工夫系统;境界论是依据宇宙论、本体论与工夫论而说的理想完美人格的理论系统。这是四项哲学基本问题,也是一套解释架构,形成内部一致的严密性推演系统,适合处理儒释道三教具有实践性格的哲学体系②,当然也适合处理中国三教哲学以外的其他实践哲学类型学派之理论。

(五)以思辨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作中国哲学研究的意义

西方哲学传统下的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是一套思辨哲学形态的基本哲学问题项目,这种类型的理论工作方式在中国哲学传统中亦非全然缺乏,只是并非主流大宗,因此我们一样可以找到中国哲学的素材来作这些哲学基本问题的讨论,这些问题讨论中的意旨,并非与实践哲学四方架构内的意旨无关,而是问题意识不同,因此不必形成内部的推演关系,两造之间就是针对同样的材料进行不同哲学问题之研究的关系,这种讨论的形态有两类:其一,发掘传统中国哲学素材中本来就类似于这种思辨进路的理论,以为讨论对象,并且可以相当切题地进行中西相同问题的理论交流;其二,依据传统素材的实际内涵为材料来进行思辨哲学的创新讨论,并且就在这种形态的研究中,以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哲学为材料,正是最具有创造力的当代中国哲学之所以现身的条件。

11以中国哲学的类似素材进行思辨哲学研究的传统形态

形上学问题第一种形态的讨论,是过去已经进行过许多尝试的项目,例如将老子哲学与希腊哲学及斯宾诺莎哲学进行比较,将朱熹哲学与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比较,这确实有具体成果的研究③。但是,无论是老子的道论或朱熹的理气论都不只停止在思辨哲学问题意识的讨论中,许多实践哲学的思路与问题没有办法在这种方法中被充分呈现,这也就是为何需要前述的以实践哲学的解释架构为角色的哲学基本问题四方架构来谈中国哲学的原因。也就是说,从中西交流的层面我们可以研究思辨哲学形态的中国形上学讨论的既有成果,但如果从深入理解的层面来说,我们就需要进入相应于中国哲学本身的解释架构,来研究具有实践哲学性格的中国哲学。

就知识论问题的第一种研究而言,墨家及名家的议题就与西方知识论的相关课题极为相应,过

①笔者以实践哲学定位中国哲学的特质,这是相对于西方哲学思辨哲学之性格特质的说法,而这也正是劳思光先生屡屡强调

的重点,他指出“:我愿意诚恳地表明,我确信中国哲学的基本旨趣,不在于思辨,而在于实践。说得更确切些,中国哲学是以‘自我境界’为主题的引导性的哲学。”劳思光《: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刊辞)》,见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一辑《反向格义与全球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因此劳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巨著便是以心性论为论述旨趣,批评中

国哲学史中的形上学及宇宙论思路。

②此义笔者已在其他著作中申述极多,不在此处展开。参见杜保瑞,陈荣华《:哲学概论》。

③最明显的例子便是冯友兰先生借程朱理气论谈新理学的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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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相关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十分可观①。但是有若干研究其实是将具有实践哲学性格的中国哲学素材当作知识论课题在阐述②。这样做,一方面就中国哲学的理解而言不准确,另一方面就知识论的研究而言也不能有积极的贡献。

21将中国哲学的实践特质置入思辨哲学研究的创新形态

第一种研究方法的问题意识,基本上是西方哲学的思辨形态,因此无法掌握中国哲学的实践哲学性格,而一旦企图掌握中国哲学的实践哲学性格,就势必要有新的问题意识与概念使用。

就形上学而言,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纷纷提出具有中国哲学特色的形上学理论,提出具有超越甚至颠覆西方形上学问题意识的论点。例如:可以实证的中国形上学、动态的形上学、无执的存有论等等③。这种做法争议很多,主要是混淆了中西不同的哲学问题,而企图以改变形上学的概念定义来统一中西哲学。如前所言,笔者倡议,一方面以第一种形态的形上学研究来讨论中国哲学中思辨形态的形上学理论,另一方面以实践哲学的四方架构来理解与诠释中国哲学的相关形上学问题。亦即分形上学问题为思辨哲学的讨论传统与实践哲学的讨论传统两部分,不企图议论高下,更不妄冀结合。第一种形态有它可贵的成效,不必舍弃,但不能以为就是中国哲学的全部。第二种形态是最重要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创作,但必须放弃结合第一种形态的形上学议题,而以实践哲学性格的中国哲学的形上学问题作全新的讨论。笔者以为,冯友兰先生《贞元六书》中的“新理学”建构,在纯粹谈“理气道大全”四概念及四命题时④,正是形上学的第一种研究的成功范例,但是当他在《新原人》及《新原道》中谈“四境界说”及“中国哲学的精神发展”等理论时,就是以第一种研究进路为基础跳到了第二种研究中,但并没有舍弃第一种形态的问题,以至于将具有实践哲学特质的“四境界说”及“中国哲学的精神发展”与思辨哲学特质的“新理学”四命题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因而不能算是当代中国哲学形上学研究的成功范例。

就知识论的第二种形态研究而言,这种讨论可以说是尚未展开,硬要找一些素材来进行这种研究,反而既不能对应于西方哲学也无法作中西交流,而且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与诠释并无助益,应有的做法是,在前述基本哲学问题的四方架构下,将儒释道各家的素材藉此架构展现出来,然后就着这样的成果,进行具有实践哲学性格的中国哲学特殊形态理论的知识论问题反思。这就包括了:解释体系的客观性及主观性问题、哲学系统的实证性问题、三大学派的经验有效适用性问题、个人生命实践的选择性问题等。新晨

四、概念范畴与基本哲学问题的视域交融

当前,研究中国哲学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就是在比较层面上,通过西方哲学问题意识下的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展开相关中哲素材的讨论,但更有意义的研究是站在创造的层面上以中国哲学的

①参见李贤中《:中国哲学概论》中《中国认识论》《、中国逻辑》等章节,台北:五南书局,2005年。

②方立天就将佛教的禅观、中观、顿悟等工夫论观念置于知识论章节下讨论。参见方立天《:

佛教哲学》,台北:洪业出版社,

1994年。

③可以实证的形上学是熊十力的观点,他指出“:今人言综合各科学之原理,以求得哲学上普遍之根本原理。此其说非无似

处,而实不通哲学。哲学是智慧的学问,非仅在知识上用功,可悟一贯之理。⋯⋯盖哲学之究极诣,在识一本。⋯⋯儒之体认,佛之内证,皆非今人所诮为神秘,而是应实证会之境。所以于科学外,必有建本立极之形而上学,才是哲学之极诣。”“谈哲学,如不能融思辨以入体认,则其于宇宙人生,亦不得融成一片。”“《新论》根本精神,在由思辨趣入体认(亦云证量或证会),即从智入而极于仁守。”见郭齐勇编撰《:熊十力学案·熊十力新儒学资料选辑》,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第477、485、486页。动态的形上学,参见牟宗三《:四因说演讲录》,台北:鹅湖出版社,1997年,第95页。无执的存有论,参

见牟宗三《:圆善论》,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340页。

④冯友兰《贞元六书》中有《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书。总体为提出新理学的理论系

统,内部还有涉及三教辩证而高举儒学的“四境界说”及“中国哲学的精神发展”两套理论在其中。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57

实践哲学性格的特质建立解释体系,就着相应于中国哲学的实践哲学思考模式及术语使用的哲学基本问题,进行各家哲学体系的理解与诠释工作,使中国哲学的义理内涵因为问题意识的准确与系统性建构的成熟,而能获致易于取得理解共识的研究成果。站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回到西方思辨哲学意义下的哲学基本问题项目,进行纯粹哲学问题的创新讨论。此即前节的讨论重点。而准确理解的工作,还应该结合传统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研究法的长处,但是,从概念范畴切入中国哲学研究应该注意几个研究方法上的问题,以便与哲学基本问题研究法有充分的交流。

(一)概念范畴在语句脉络上的属性要作出区分

在一个哲学论述语句中,概念的语意属性既有材料、也有问题、也有主张,例如孟子的人性论,藉由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心,主张仁义礼知我固有之的性善论。这其中人性论是问题,四端心及仁义礼知之性是材料,性善论是主张。一个性概念已经同时出现在问题、材料、主张的语意使用之中,这就是通过概念范畴研究时首先应该要处理的问题。就问题而言,性概念也不只是会出现在人性论的问题之中,在其他哲学体系中,它也会出现于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之中。就主张而言,在不同的哲学体系里,性概念也不会只作为性善论的主张而已,荀子就主张性恶说。因此以概念锁定问题与主张的做法将出现理论分析的重大混淆,应该要将概念范畴仅仅作为材料的功能来分析讨论,才最不会有问题。而欲定位问题时,则以哲学基本问题的模式提出,如实践哲学的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或思辨哲学的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而提出主张时则以命题的形式来提出,如荀子主张人性为恶,大乘起信论主张一心开二门,庄子主张逍遥的价值本体。问题定位不清楚,文本分析就不能清楚,要将问题与问题之间的结构关系弄清楚,才能形成具有分析讨论功能的以基本哲学问题为架构的解释体系,从而将哲学主张以命题的形式表述清楚。谈问题与谈主张时并不适合以概念范畴的方式进行,这样才不会有哲学理论的混淆。概念范畴就是被用来分析讨论问题的材料,这样定位传统中国思想中的概念范畴,则概念范畴的知识表意功能才能清晰呈现,而有助于中国哲学当代研究的系统化及清晰化的需求。

(二)概念范畴在指涉意义上的类型要作出区分概念范畴在指涉意义上的角色功能是有多种类型的,将之区分后可以看出概念范畴在文本脉络

中扮演的角色,而有助于文本理解。参照哲学基本问题意识来区分时,主要可分为存有类项、价值意识及抽象功能的三种概念。首先,存有类项的概念是其中最重要、种类最多的一类,又可再区分为:谈人性位格存有者的理气、心性命才意念、君子贤人圣人、至人真人神人仙人、鬼神、精气神形魂魄、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识、居士菩萨佛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等;谈整体存在界的天地、道器、理气、法界、太极阴阳、法界、世界等;谈最高概念范畴的天道、上帝、真如法性实相佛性如来藏阿赖耶等。其次,谈价值意识的仁义礼知、诚、善、无为、逍遥、至虚、般若、空、苦等。最后,谈抽象功能的有无、体用、动静、本末、一多、阴阳等。而以上的区分还可就哲学基本问题的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再度为之,这样就可以明确看出,同一概念范畴可以在不同哲学问题中担任重要核心材料的角色,而有助于文本的分析及理解。

(三)概念范畴在不同哲学学派间的使用差异要作出区分概念范畴在学派之间的使用也是有差别的,应将之作出区分,区分之后可以看出共同问题与不

同问题在概念的可共用性和不可共用性上的差别。一般而言,谈整体存在界及存有者类别的和宇宙论相关的概念,在不同学派间是不能共用的,如道教与佛教的宇宙论概念难有共用的可能,因为事多涉及它在世界,且没有共同的超越性经验,故而只能各用各的。而儒家与道家的宇宙论概念却多有

共用的现象①,这是因为它们都是直接就着经验现象世界而说的宇宙论。价值意识的概念在三教之

①一般而言,三教指儒释道三教,但是就宇宙论而言,道家一派仍应区分在经验现象世界谈智慧的道家,与具有它在世界的道教两型。

58文史哲·2009年第4期

间也不宜共用,就算共用了意旨也不相同,如无为一概念在三教中都被拿来使用,但意旨重点各不相同,并非都用了“无为”一词就有共同价值。至于抽象功能的概念在三教中都被充分地用来谈各种问题,但是它们的意旨却最不能一概而言,即便在同一体系中甚至都会有不同的使用意义,因此最难建立通用的定义,抽象功能的概念完全必须就着各家各系统甚至各文本分开讨论才会有确定的意旨。

(四)对概念范畴在不同哲学基本问题上的使用要进行区分每一个概念通常主要被用来讨论的哲学问题,但是不少概念被用来讨论的问题却十分丰富,尤

其是抽象功能及存有类项的概念。问题在于,概念都是在文本的脉络中出现并被使用,就其文本脉络的问题意识而讨论它的问题以及主张才是哲学研究的宗旨,并非本来作为材料的概念能独立于文本脉络之外而有它自身的性质。就着材料理解问题、研究主张,这就是最能使概念范畴研究得到系统化研究的方法。例如“道”概念,它就同时可以被使用在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的各种哲学基本问题上,因此研究老子的道论,并不需要去争议它是什么样的性质,而是要分析在不同的哲学问题中,老子使用“道”概念所提出的意见为何即可①。这就是说,概念本身既不是问题也不是主张,而是被用以讨论问题、发表主张的材料。只是因为它既在问题的脉络中也在主张的脉络中出现,因此总是被以问题的角色或以主张的角色来定位,这样就会永远说不清楚问题也会说不清楚主张。问题是个别哲学文本正在谈什么哲学问题,使用什么概念,提出什么主张,只有在这样的系统性研究下结合概念范畴与哲学问题研究方法,才能有效地处理传统中国哲学思想的当代研究。

五、结论

自然哲学概论篇2

关键词： 概念图 大学哲学教学 个体概念图 创新思维

一、引言

哲学教学尤其是大学哲学教学在学科教学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长期以来，哲学学科的重要地位一直得不到重视，甚至在大学，这样一个个体心理健康成长的关键期内，哲学地位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是哲学本身的学科特点，赋予其在教学法上的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殊属性；而现在大多的哲学教学仍然走在简单识记哲学知识和概念这条老路上，这不仅断送了大学哲学课在大学中的命运，而且抹杀了学生对哲学课的兴趣，当前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这种弊端。本文以概念图为基础，探求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以达到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目的。

一、概念图理论

（一）概念图理论的概述。

概念图是19世纪60年代由康乃尔大学的诺瓦克（J.D.Novak）博士根据奥苏贝尔（David P.Ausubel）的有意义学习理论提出的一种教学技术。诺瓦克博士认为概念图是用来组织和表征知识的工具，它通常将某一主题下的有关概念置于圆圈或方框之中，然后用连线将相关的概念和命题连接，连线上标明两个概念之间的意义关系，它是一个表示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空间网络结构图，有四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分别是概念、命题、交叉连线和分级结构（Novak，J.D，Gowin D.B，1984）［1］。作为一种科学的教学策略，它可以主动自觉地在教学活动中帮助教师与学生提高教与学质量。

（二）概念图理论的认知心理学基础。

1.有意义学习理论

奥苏贝尔（David P.Ausubel）于1962年第一次提出关于人学习的认知理论，他认为，人的学习应该是意义学习，影响学习的最主要因素是学习者已掌握的知识。当学习者把学习内容与自己的认知结构联系起来时，意义学习便发生了（David P.Ausubel，1998）［2］。

2.图式理论

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勒通过实验发现，我们对语篇的记忆并不是基于直接的复制而是解释性的，这一解释过程运用所接触语篇中的信息连同与手头语篇相关的经验一起构建出一种思想表达（Bartlett，1932）［3］。这里所指的过去的经验并不是单一的事件或经验的简单堆积，而是组织好并易于驾驭的事物形态。他把这一结构块称为“图式”。图式是个不断发生作用的既存知识结构，当遇到新事物时，只有把这些新事物和已有的图式相联系才能被理解，因此图式又被称为认知框架。

3.认知负荷

认知负荷是指人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所必需的心理资源的总量。认知负荷理论是澳大利亚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John Swelter）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其理论基础主要是资源有限理论和图式理论（施良方，2001：P265-267）［4］。资源有限理论认为人的认知资源（主要表现在工作记忆容量上）是有限的，而任何学习和问题解决活动都要消耗认知资源，都有可能造成认知上的负荷。认知负荷理论为影响认知负荷的基本因素有三个：①学习材料的组织和呈现方式；②学习材料的复杂性；③个体的专长水平（即先前知识经验）。概念图可以降低无关认知量的消耗，同时通过让学习者制作概念图可以让学习者隐性的认知结构外显，使教师更好地了解学习者现有知识的水平，使学习的新内容建立在学习者现有的水平之上，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三、哲学学科的教学特征

（一）哲学教学要以问题为中心，注重抽象理性思维能力的训练。

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经验领域里的客观对象，而是超验的对象，具有最大的普遍性。而且，哲学家们在所有问题上都是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从来就未曾达到一个统一的、终极的答案，只存在着围绕哲学问题而产生的不同解答方式，而这种种解答方式没有一个可以最终解决这个哲学问题，因而它们都是“平等的”、“等值的”、“多元的”（佩维奥，2003）［5］。一个好的哲学家并不向人们提供哲学问题的现成答案，他的答案只属于他自己，但他的问题却属于我们大家，属于时代、民族乃至全人类。哲学研究对象的超验性决定了其结论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和确定性。这反映在哲学教学上就必然以问题为中心，注重思维能力的培养。

（二）哲学教学要以心智参与、对话互动为教学形式。

哲学是一种思想活动，一种通过抽象的理智的概念构造来进行的思想活动。各种哲学观点、理论和原理，是这种思想活动的成果和进一步展开这种思想活动的前提。哲学是思，活生生的思;哲学家在不断地思，无穷无尽地思。连绵不绝之思构成了哲学深厚久远的传统，所以主体心智的参与是形成思想的关键。哲学作为一种思想活动，是精神的产物和人性的结晶，是由哲学家的个人气质、性格和心理等因素相配合而形成的东西，带有强烈的人性和主观性色彩。这就决定了哲学教学必须以对话互动、心智参与为教学形式，从而也就成为哲学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的最大区别。通过对话我你均走进了对方的内心世界，体验着彼此之间思维的乐趣，感受着彼此的激情与沮丧;领会着彼此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是一种精神求索的过程，它能激发人精神上的、心灵上的呼应、震荡和激动。这种精神、心智的参与是超越一切时代与地理条件制约的，在这种课堂氛围中，师生共同进步提高，一起领略哲学的魅力。

（三）哲学教学要以人格铸造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为最终目标。

哲学与科学不同。科学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在这个层面上哲学是无以匹敌的，如前面所述，哲学是思，活生生的思。思有何用?对于人类来讲，思是人与兽的区别标志之一;对于个人来讲，思是个人学习独立思考、谋求精神自由的唯一途径;对于世界来讲，哲学作为思想和理论，能够影响人的行动，推动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并且最终导致人类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现实世界的改变。哲学对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对社会的影响是以理论先声为主要形式的。所以哲学教学应竖起“思想自由、人格高尚”的大旗，在学生的心田播撒人文主义的种子，真正关注他们的内心，促进他们身心健康成长。

四、概念图理论在大学哲学教学中的优越性

（一）概念图是一种知识的组织与呈现的工具。

概念图由概念、连接线和连接语构成（Novak，J.D，Gowin D.B，1984）［1］。概念又称为节点，是感知到的事物的规则属性，通常被放在方框或者是圆圈中。连接线就是图中概念之间的连线，用来表示概念或命题之间的关系，位于连接线上的连接语则用来具体说明概念或命题之间到底是如何联系的。哲学家的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原理和观点体现出来的，要想掌握哲学的智慧精神首先就必须抓住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这时使用概念图，可以帮助学生将书本的知识化繁为简，帮助学生抓住基本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帮助学生从总体上、宏观上把握知识的体系。

（二）概念图是帮助学生学习哲学的有效工具。

概念图是一种空间网状结构，最概括的、最核心的概念位于图的最顶层，最一般的、最具体的概念位于最底层。因此，概念图可以直观地、清晰地呈现概念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从整个概念网络中帮助学生把握各个子概念及概念间的区别与联系，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而区分概念是学生学习哲学的一个难点，帮助学生准确地掌握概念就是一道坎。因此，概念图是帮助学生学习哲学知识、理清哲学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保持所学思维的一种最有效工具。

（三）使用概念图时可以用相关的下位概念来帮助学习者理解所要学习的概念。

概念图可以简洁明了地向学生展现哲学原理、观点的逻辑论证过程，由于哲学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必然要使用较多的材料进行论证。现行的哲学教材引用的材料较多，涉及的内容既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又有其他方面的，这就要教会学生怎样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而概念图能够以概念网络的方式将复杂的思维过程简洁化、可视化，从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五、概念图运用于大学哲学课堂的探讨

哲学学科自身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在教学法上的独特性，而概念图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其在教学法上的这一需求。

（一）新课堂模式的理论背景。

杜威（Dewey）是世界现代教育的开创者。1916年，杜威出版了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该书全面反映了杜威对教育的深刻认识。他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生活，就是儿童的生长，就是对儿童经验的改造（Dewey，1985）［6］。因此，在教学法上，杜威从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论出发，提倡“从做中学”，要求教学从儿童的现实生活出发，并且依托于儿童的现实生活；教学应为儿童设想，以儿童活动为依据，以儿童心理为根据。

（二）新课堂模式的基本原则。

1.学生为中心

在哲学课堂上，知识的问题首先是作为一个思维的问题呈现出来的，而思维的问题又是以一个自我意识问题摆在学生的面前。直觉、质疑、反思、理解和表达等一系列生命情态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成为学习活动的主要形式。因此在哲学课堂里，学生个体生命当下的体验和直觉对于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重塑其人格结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书本知识的基本概念，其有效性必须经过个体经验的检验过滤，并以独特的方式与个体的生命体验相结合，生成带有个体经验印记的种种变体，成为生命个体人格和能力的新延伸。在这一过程中，生命体验不再是单一向度的信息加工，知识的普遍性从属于学习者生命个体的本真体验，教师必须从讲台上的传授者退居为幕后的组织者、引导者和支持者，学生作为生命个体直接面对知识本身，充分展开直觉、质疑、反思、理解和表达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生命情态，使学习成为生命飞扬的一种形。

2.以概念图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必然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概念图为中心，作为一种先行组织策略，先于教材呈现，概括性水平高，通俗易懂，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或直观材料概况出相关章节的主要内容。

（二）课堂的组织。

课堂组织包括三个先后继起的学习阶段：自主学习阶段、合作学习阶段、互动式学习阶段。

自主学习阶段是学习的第一阶段，其任务是熟悉将学知识的基本概念，掌握逻辑体系，联系个体人生体验和已有知识，发现和提出相关问题。该阶段的任务由学生个体在课前独立完成，是第二阶段的合作学习得以顺利展开的保证。

合作学习是学习的第二阶段。这里所说的合作，指的是学生之间在课前或课后的相互合作。在本课堂系统中，学生被编为若干长期活动、荣辱与共的学习小组，每组4-6人，轮流承担在课堂上展示自己对当下所学知识的理解并提出相关问题的任务。因此，在课前，当值的小组必须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合作学习，商议并确定本组将要在课堂上进行陈述的要点，然后进行分工，各自调动一切可用资源（查阅相关资料，与人切磋，小组再讨论等），准备在课堂上展示自己对相关知识最有心得的理解。

互动式学习是学习的第三阶段，是课堂上生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对话式互动。在课堂上，当值小组的成员轮流上台展示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提出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在每一陈述完结之后，陈述者必须继续站在讲台上，或是接受其他小组同学的质疑，回答他们的问题，或是回应其他小组同学对他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作为生生互动之补充的是师生互动。其中教师的任务有三：对生生互动中学生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提出教师的思路；对生生互动加以适当引导，使生生对话不断拓展和深入；对生生对话加以点评，指陈得失，褒扬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对之加以进一步的拓展。

六、结语

概念图是促进学生有意义学习的重要工具，把概念图引进大学哲学课堂，不仅符合哲学本身的学科特点，而且符合广大学生的认知心理学特征，极大地鼓舞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在不断构建和重构自身的知识体系中，促成自我概念的改变和完善，以培养创新思维，实现大学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转变。

参考文献：

［1］Novak J D，Gowin D N.Learning how to lear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1-56.

［2］Novak J D.Learning，creating and using knowledge：concept map TM as facilitative tools in schools and corporations［M］.Mahwah，NJ：Lawrence Erlba um Associates，1998 in Experimentaland Social Psych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Uni2versity Press，1932.

［3］Bartlett1 F1 C1 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Uni2versity Press，1932.

［4］施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

［5］姜勇.呼唤有“思”的教育.教育理论与实戏，2002，（2）.

自然哲学概论篇3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本体论；概念框架

一

今天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判断——马克思实现了某种本体论革命。但是这个判断已经蕴含了一个前提，即从本体论的视角进行马克思哲学理解。其实，从逻辑的先后顺序上看，是海德格尔创造了或者说实现了本体论革命，而不是马克思：海德格尔颠覆了本体论，并在新的意义重建了本体论。这种重建是在对传统形而上学做了深刻的反思之后进行的一次哲学革命，是哲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海德格尔的这种创造一方面是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一次大决裂，同时在另一方面，由于他采取的不是完全拒斥和抛弃的态度，而是内核重建的新本体论态度，这也是对西方本体论哲学生命的给养和拯救，实现了广义上的本体论的延续，开始了一条具有现代特色的本体论道路。

应该说，任何一位哲学家，必是要面对先行的哲学家的思想，通晓其历史，针对现实的生活而做出批判的。他所处的生活世界不仅包括现实的人和社会的物质活动，也包括传承下来的思想所构成的思想世界（也就是如波普尔所说的世界Ⅲ）。当哲学家面对“思想”的“现实生活世界”时，它由以进行的批判是在两个方面的因素下成为可能的，一是哲学家的个人思想旨趣，一是思想得以表述出来的概念框架。以往我们常常在思想本身与现实生活世界的二元关系中去理解哲学，仿佛关切到现实的思想与表现的形式都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而在肯定之余，忽视了思想对表现形式(概念框架)的选择性和依赖性。而这个概念框架，与哲学家所处的学术传统、文化传统都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甚至包括个人在表述方式上的兴趣侧重。所以，我们应该给予它选择以足够的理性重视，使对哲学的认识进入到“思想—概念框架—现实批判”的三元环节的理解生态中去。

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一部分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的思想批判聚焦于本体论，对“贯穿”于西方哲学两千年的“本体”概念进行了解构与重释。但是，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从古希腊哲学流衍至近代哲学并进而“延续”到现代哲学的本体论哲学，不是一个先验的事实，它毋宁说是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一批现代西方哲学家“选择”和“创造”的结果。哲学家对现实的关注在形式上必要以哲学的批判来实现、来表达，这种批判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以今日之时代精神的把握去反思昔日之哲学的。由于任一种哲学思想必在一种概念框架上得以构建，甚至概念框架本身也是一种历史的构建，那么，作为批判者的后来的哲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概念框架上，必是继承与批判、肯定与拒斥交织相成的。对于概念框架，表现为批判、拒斥它的某一些方面，而在另一些方面则表现为一种继承。这种在形式上的拒斥和继承是与哲学家所接受的传统以及个人旨趣密切相关的，并且，在思想未在其上建立之前，抽象地谈论框架形式的优劣对错是毫无意义的。然而，这恰恰也是最为复杂的，因为思想的建立和概念框架的形成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过程，对哲学概念框架做出某种的理解或指认之后，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好像一种“先验的结构”了。语言创造了世界，我们生活在语言之中，就是这个层面的解释。我们往往刻意地突显了二者在时间上同时生成的整体性，因而不予区分对待，而忽视了其在逻辑构建上的张力结构。

二

再来看看马克思的哲学。今天对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思考态度，无论是拒斥还是赞同，是赞同这一种还是主张那一种，都是在各自视角下的“整体”合理性，而不是在“概念框架之间”有意识地保持张力性的对话。这一点类似于传统理解将整部哲学史进程划分成唯物唯心的斗争史，在一种既定的框架内去追溯和塑造历史，并安居在这个整体之下，这种弊病在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突显出来。相应地，就本文讨论的话题，我们应该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理解放入一种较宽松的视野中去，不要将理解变作一种本体论“指认”，在哲学和它的本体论理解之间，加入对“概念框架”的适度呈现，不要将这个存在着的理解框架放在反思之外。

略览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并未有对本体论做出系统的论述，这说明至少就思想表现的“形式”上，扬弃、改造本体论不在他的视野之中。也就是说，马克思在面对传统哲学而进行反思与批判的时候，在创造他的新哲学的时候，为他的新哲学寻找概念框架的时候，并未以本体论作为切入点，作为思考的主线来展开。个人的学术传统甚至兴趣偏好使得一个哲学家在概念框架选择方面的可能性空间很大，所以我们毫无必要将其完全“归约”到本体论哲学的谱系中去，进行本体论框架选择的主观确认，甚至在马克思创造他的哲学之前就先知般地肯定这种框架的必然性，突显其积极意义。

从物质本体论向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等新本体论理解的转变，诚然是对马克思哲学深化理解的结果，但毋庸讳言，它仍是诸多理解视角的一种，这里内涵了西方哲学对本体论理解上的变革，没有后者的启示借鉴，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理解是不会成立的。甚至单单就“物质本体论”这个称谓，一定程度上都是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框架下思考的产物。因为它指称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理解，一种以“物质”为阐释起点的理论构建，将这种构建称之为“物质本体论”的几乎不是坚持这种构建的人，更多的恰恰是它的反对者，物质本体论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的名称。这样，一方面将原来的马克思哲学构建斥为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的产物，又在另一方面，通过“本体论”的关联，“抛引”出现代意义上的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理解。所以，连“物质本体论”在一开始也都内涵了对本体论的确认，使讨论不是在“为什么是本体论”而是在“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本体论”的层面上进行开来，将对马克思哲学的思考导引至“它究竟是那一种本体论”的方向去了。

这种倾向与马克思哲学的被模式化的历史有关，与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态度的转变有关，前者要求我们对传统理解进行批判，后者驱使我们在积极寻求可资借鉴的思想。我们应该赞成基于视角切换的理解，实现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实现融通，但无论如何不是受一种基础统摄主义情结的驱动，陷入非此即彼的简单切换，针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某种本体论的“确证”。

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理解是一种现代本体论哲学概念框架下的理解。它以被创新了的本体论视角对马克思哲学加以审视，以“哲学史”上“传承”下来的独特话语加以构建。对于长期以来马克思哲学的僵化理解状况，本体论概念框架本身的相对陌生性和疏离性的确为理解视角的转换创造了相当的空间。传统模式化理解使马克思哲学的某些具体论断成为可以随处套用的万能公式，失却了哲学特有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自身的概念框架由于僵化的教条磨灭了其思想上的深刻性。在这种教条语录的模式所带来的“理解疲劳”，使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和批判性，不是被充分、准确地突显，而是被埋没，所有的“重申”仿佛只是在原概念框架之结点的“重新描画”，这种重描的工作由于对结点的相对不敏感而成为“被突显的无”，大大降低了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原本框架的理解道路仿佛走不通，而在另外一个方面，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在思想上对传统哲学有着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对现实有着深切的关注和思考，它的思想成果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就是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理解的最初契机，是一种概念框架上的视角切换的合理依据。

我们的确应该更加关注哲学间的通约性，但如果超越概念框架的相对独立性，去实现相互的理解，表面上看似绕过概念框架的层面，其实恰恰在概念框架层面上做出了独断，将一种概念框架纳入到另一种，必将造成理解上的新的误导。通过上面的分析，对于当下的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理解可以借鉴的是：首先，我们并不要突显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的绝对差异，而是要明确这是由两种不同概念框架构建起来的哲学思想，它们不在概念框架的层面上一致，不在此处呈现“同质”的“像”。不要以其中的一个化约另外一个，因为恰恰是概念框架的差异体现了它们各自哲学的传统延承和致思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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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要积极实现是各自内在思想的相互通约，共同实现对话与交流，对现实的生活世界给予更多的关注，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而不是语言表述的切换。然而，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是，当下的马克思哲学本体论研究不正是在实现两种哲学的通约么？如果是的话，突显概念框架，指出其中存在的“对概念框架的僭越”意义何在呢？我的看法是，从一种事后表征的意义上说，这种概念框架的确达到了一种通约和对话，但就对话的“当事者”而言，则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一种概念框架的僭越。历史上，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二者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比较曲折的过程。在过去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现代西方哲学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一直被批判和拒斥，这是一种将现代西方哲学纳入马克思唯物主义概念框架的思想，这是一种否定性的对他者的批判。与此不同的是，今天将马克思哲学纳入本体论框架的理解，则是一种对肯定性的自我理解的探索。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无视概念框架的差别性去理解哲学。

今天马克思哲学基础研究的部分现状是，视角的切换发展成了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本体论确证的“矫枉过正”。由于当下马克思哲学研究的这种强烈的构建情结，我们将看到，即便在现代本体论框架内部的研究前景仍旧很不明朗。以“本体”去“切合”马克思哲学，由于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背景和关注侧面不同，这个引入的概念框架必将得出不同的理解结果，陷入新的本体论之争。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本体论之争”已经不单单是一个描述，指出这是一场关于“马克思哲学是何种本体论”的争论，而更是一个判断，是指争论陷入了“本体论”之辙。为了澄清概念上的含混，我们可以区分为两种本体论。一种是旧的传统形而上学所蕴含的那种本体论及其思维方式，它追求超验、永恒和绝对，且具有统摄整体的作用，是被理解对象的核心、基础和实质。这种本体论，是包括马克思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在内都予以拒斥批判的。另一种是由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及其思维方式，它反对追求超验，反对实体性思维，是通过对哲学史的反思，在批判旧本体论哲学基础上加以构建的。前一种是传统本体论理解，后者是现代本体论理解。马克思哲学理解由于与现代西方哲学有许多一致的哲学关怀，因而在现代本体论哲学视角下进行自我审视必会产生许多启发的精当之处。然而，当第一个声音将马克思哲学的传统模式理解定位为物质本体论，并对本体论本身给予一种批判的宽容，指出马克思哲学是另一种本体论时，已经在概念框架切换的同时，进一步将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变成一种理解的结果，在新视角引入的同时，进一步将问题的对话交流变成对某种“实质”的确认。这种马克思哲学理解发生了过度的超越，它非反思地将理解的问题变成“是何种本体论”的讨论问题，许多思考都从这里作为起点。于是，诸如“实践”、“社会存在”、“历史”或者“生存”等本体论主张先后被提出，形成一种在现代西方哲学本体论概念框架上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二级框架的构建和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从过去的“传统哲学”，而今转而又变成了一种“现代西方本体论哲学”，成为一种自我遮蔽的自我解蔽。这种本体论的确证，使思考围绕如何最“深切”最“真实”地把握马克思哲学开展起来。而不易觉察的是，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使马克思哲学一方面作为一种哲学，一种反思批判精神而存在，另外又俨然被置于被认知的“对象”，变成了一个二阶的“自然物”，使理解变成它自己的反面，成为一种“高级”的传统本体论哲学了。这是无论马克思哲学还是现代西方哲学都拒斥的，然而，由于它的这种“二阶性”，并随着现代本体论理解的合理化和突显，使得这种运思方式极为隐蔽且不易加以批判。传统和现代本体论的理解混淆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当下许多针对本体论理解的指责，在已经形成范式的“究竟是那一种本体论”的争论之中，诸如“为什么是本体论”的这些指责往往被反指责为没有看到现代本体论理解的现实意义。于是，恰恰这个现代本体论理解下深藏着的二阶的传统本体论的运思方式被的保护带保卫下来了。

Journal of 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 Vol22，No6这是一种隐蔽的传统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复归，它从来没有远离我们，只不过以往本体论断 言的对象是世界本身，而现在的对象是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本身的哲学性，和它作为认知对象的对象性，交织在一起。正如两种本体论理解交织在一起一样，它将“本体的视角”变成“本体的确证”，变成高级而不自知的传统本体论范式。它将问题的“前提的批判”变成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基础的发掘”，仿佛只有确证了一个合理的恰切的本体，才能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内涵，才能构建出真实准确的现代形态。事情绝非简单，我们已经看到，本体论不仅勾连着至少两大哲学概念框架，且还涉及马克思哲学内部对其思想构建的不同理解传统，着眼点的不同、理论框架的背景的不同，都使本体论确证变得十分困难。哲学的理解如同历史上对世界进行本体确证一样，在各自的合理性肯定的基础上各说各话，造成思想的混乱，智力资源的浪费，唯可在事后思索的表征思维中获得积极意义。不容乐观的是，当下的本体确证工作将是一个无止境的努力，它基于一种统摄主义和狭隘的构建情结，认为马克思哲学唯有在这种合理的本体上和由之而形成的框架上方可被真实突显自身意义。这种本体论研究进入到了一种集体的无意识，每一次的努力都想将本体确证下来，去完成对马克思哲学的时代性构建，去“实现哲学”，推进哲学的现实化。但是，恰恰确证在一开始就在各种道路上相互拒斥，各自申诉合理性的话语变成一种“独白式的对话”“封闭式的交流”，使基础理论在一开始播下了注定争论不休种子，停留在自我的小圈子里循环申辩。

于是，无意识地形成了一种准经院哲学，陷入“真正的事情还没有做”的自我悖论。它以深切关怀现实的初衷，反而将哲学理解变得经院化，二者交织在一起，不易厘清，更无谈进行准确地批判。每一种本体论观点都以自我的合理性去批判对方的“不合理性”，必将造成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哲学构建困境，陷入新一轮超越概念框架的误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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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北京：三联书店，1999.

自然哲学概论篇4

[关键词]旅游哲学；逻辑走向；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9-0094-08

1 引言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已开始重视旅游哲学和休闲哲学的研究，在2008年召开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休闲哲学专业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上，著名学者成思危先生强调休闲与旅游研究应该在哲学、理论体系构建和应用三个不同层面上展开。同年，在中国休闲与社会进步学术年会上，多位学者的论文涉及休闲哲学和旅游哲学的内容，发表了诸多真知灼见。著名理论家、长期关注旅游与休闲研究的于光远先生强调指出：“任何一门学问离开哲学的考察，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眼前，不见长远；只见表面，不见本质……我认为，目前的旅游理论研究中缺少人文文化精神，缺少哲学的思考……我希望能从哲学的角度思考旅游问题。”同时，于光远强调对于旅游的概念、旅游的本质、旅游的精神价值、旅游的价值观等旅游哲学问题的研究。他还着重指出：“哲学对于休闲研究来讲是灵魂，是核心。”众所周知，旅游是休闲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或主要方式，那么，哲学显然也应该是旅游研究的灵魂和核心。哲学既是认识旅游的起点，也是认识旅游的归宿。离开哲学思考，旅游研究便有可能囿于浅薄和功利，就有可能沦人低俗或庸俗，旅游科学也无疑失去了作为一门“人学”的真正意义。

笔者撰写并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旅游哲学引论》，作为国内第一本旅游哲学专著，张斌先生肯定了它的价值和意义，并指出了研究上的一些不足。《旅游哲学引论》出版后，笔者也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研究能力、学术积累和环境条件等有限，该书存在诸多不足和缺憾，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充实。《旅游哲学引论》的出版只是旅游哲学研究的一个小的起步，主要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事实上，自《旅游哲学引论》出版以来，旅游哲学研究领域进一步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国内发表的有关对旅游进行哲学思考或以哲学视角探究旅游的文章日益增多。近年来，笔者仍一直在坚持旅游哲学这项研究工作，现已完成《哲学视野中的旅游研究》书稿。该书稿在《旅游哲学引论》一书的基础上有了较大改进和提高，弥补了《旅游哲学引论》存在的一些不足与缺憾。目前，笔者在旅游哲学的研究探索中，时常感到一些困惑与迷茫。值此之际，笔者拜读到张斌先生《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旅游哲学——兼评（旅游哲学引论）》的文章-z-，对某些问题感到茅塞顿开并深受启发，该文对促进旅游哲学研究和探索颇有意义。

笔者认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旅游哲学——兼评（旅游哲学引论）》一文颇有新意和见地，其中有些观点非常中肯且具有启示和建设意义，作为《旅游哲学引论》的作者，笔者对文章中的大部分观点表示认可和赞赏，但对某些观点觉得有进一步商榷和探讨的必要，基于学术争鸣和学科建设的需要，故此撰文以求教于张斌等方家。

2 对文章中值得肯定并具有启示意义观点的思考

张斌先生认为：“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要坚持对其进行前提追问、反思和清理，才能在此上逐步建立起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主体的哲学体系。这种建立在哲学逻辑之上的研究体系，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旅游哲学体系。”笔者对此观点非常赞同，也意识到《旅游哲学引论》“没有很好地坚持和贯彻自己提出的逻辑思路”。这的确是笔者今后在旅游哲学研究上应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将“论旅游的真善美”放在旅游本体论中论述有些不当，提出的“作者在此用价值论代替了本体论的理解，用‘旅游的真善美’代替旅游存在问题的研究”出现了偏差。笔者对此观点基本认可。笔者在写作《旅游哲学引论》时主要是从对本体论追求的角度考虑的，因为本体论是理性思考的产物，但更是一种终极关怀。哲学的终极关怀具有崇高的理性，它致力于追求终极之真、终极之善和终极之美。旅游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从本体论的观点出发，努力揭示旅游现象的本质，力图阐明旅游的真、善、美，寻求旅游的“安身立命之本”，为旅游者及旅游利益相关者创造真善美相统一的理想与现实指明方向，体现对旅游的终极性关怀。而哲学对真善美的寻求，从根本上说，是寻求真善美之所以为真善美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对“本体”的追求。换言之，求真、求善、求美也是哲学本体论应有的承诺与追求。基于这种考虑，笔者将“论旅游的真善美”放在旅游本体论中进行论述，但从旅游哲学体系的构建和知识逻辑上考虑，将其放在张斌先生所认为的“旅游价值论”中论述可能更为合理，因为西方哲学广义的价值论包括对伦理学（善）和美学（美）的研究。

张斌先生对旅游价值论基于“需要”的价值取向进行深入思考后提出：“旅游对发生需要的主体才有价值。我们要追问的是，什么时候主体才会出现旅游这种必然的需要？旅游价值对主体需要是偶然性的还是必然性的？如果产生了旅游需要，那么这种需要在主体内又是以什么方式构成？不同的旅游价值主体和客体，旅游价值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旅游价值客体如何满足不同旅游主体的需要？按照社会中人们的正常生活逻辑，旅游价值必然是建立在人的生存需要和价值满足基础之上的。”笔者认为，这些都是旅游哲学研究应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为旅游哲学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与研究课题。

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旅游哲学引论》从旅游本质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本体论、旅游方法论和旅游实践论八个模块展开论述，有些不够严谨，有些内容安排欠妥当。张斌先生就旅游哲学体系的构建提出了一些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和部分采纳。

此外，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关于旅游伦理等研究内容尚未能上升到应有的理论高度、有的地方论述欠严谨等一些观点，笔者大都表示赞同，这里不一一敬复。

3 对文章中一些观点的商榷与进一步认识

3.1 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逻辑思路问题

张斌先生认为：“作者没有很好地坚持和贯彻自己提出的逻辑思路，导致了《旅哲》的旅游哲学构建和逻辑走向出现了偏差。例如，在对旅游概念进行评述时，并未对概念本身进行‘追本溯源、寻根究底，做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在列举了六种旅游概念后便直接做出了判断：‘除其一、其四中谢彦君教授的两种定义外，其他大多没有抓住旅游的目的和本质’。”笔者认为，张斌先生不应该孤立地从第二章“旅游概念的哲学辨析”来看这个问题，《旅游哲学引论》在第三章“旅游的表象、内涵与本质”就对旅游的概念进行了“追本溯源、寻根究底，做一番反省性或前瞻性的思考”，深入论证了第二章笔者提出的旅游概念。这样安排，主要是考虑到著作写作的需要（如章节平衡等问题）。旅游概念不能凭空提出，因此，首先有必要对现有的旅游概念研究的“地基”进行清理。德国大哲学家康德（Kant）把哲学视为一种“清理地基”的工作，认为哲学家的事业就是对“自明性的东西”进行分析。哲学总是不断批判性地澄清现有的一些常识，对人们熟知的概念进行反思分析，这是哲学研究的起点，这同样是旅游哲学研究的起点。旅游哲学认为，澄清现有的有关旅游的常识与概念，进而认识旅游的本质，是旅游哲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基于旅游本质认识的旅游概念不能凭空产生或妄加臆断。因此，在论述旅游概念与本质时，首先列举和综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概念后，再做出分析判断是很有必要的（何况林林总总、纷繁芜杂的旅游概念犹如一团乱麻，更有梳理、缕析的必要）。这与旅游哲学“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坚持对其进行前提追问、反思和清理，在此上逐步建立起以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为主体的哲学体系”的逻辑思路并不矛盾，而且是比较顺理成章的。

张斌先生质疑《旅游哲学引论》论述旅游概念“建立在休闲的概念框架之上”的逻辑或思路的合理性。笔者认为，这个逻辑思路并没有错，也是本人一直所坚持的。这是因为，在理论原则上讲，旅游与休闲本质同一，休闲属性是辨识旅游的试金石。休闲是指在非劳动及非工作时间（或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的自由时间）内以各种“玩”的方式求得身心的调节与放松，达到生命保健、体能恢复、身心愉悦等目的的一种业余生活。旅游的本质是以消遣、审美等为主要目的的异地身心自由的体验，它实质上是人们的一种异地休闲活动。澳大利亚旅游学者维尔（Veal）曾经明确指出：“休闲和旅游两种现象的重叠之处在于：旅游可以被看作是发生在离家较远地方的一种休闲形式。”国内外类似的旅游定义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旅游人类学对旅游的基本定义更是纳入“休闲”的范畴。经过多年的讨论，我国绝大多数学者或越来越多的学者都持这种观点并基本达成共识。如徐菊凤认为，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进行的一种休闲体验活动。谢彦君认为，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彭兆荣在《旅游人类学》一书中详细论述了旅游与休闲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笔者认为，休闲是旅游的主要目的与归宿。旅游发生的必要条件是闲暇、闲钱（可自由支配收入）、闲趣，须臾离不开“闲”字，休闲是旅游研究的逻辑前提，旅游是休闲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旅游与休闲都是人与日常生活、工作背反的另类生活方式。休闲属性是旅游的基本属性之一，如果完全脱离休闲的概念框架，旅游研究就容易误入“概念泛化”或“本质异化”的歧途。当然，严格地讲，旅游与休闲也有着区别，只能在理论原则上和范畴意义上把旅游视为一种休闲活动，而落实到具体的旅游活动时，对休闲概念的使用和认识应该有意义边界的限定。笔者曾经在《哲学视野中的旅游与休闲》一文中深入分析说明了这个问题，并在《对“旅游”概念的进一步探讨》一文中提到：旅游用最简略、最通俗但不很严谨的语言表述，旅游在本质、原则上可以被视为“休闲型旅行”或“异地休闲性活动”，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表述。但在定义旅游或表述旅游概念时，为严谨起见，似乎不宜采用“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进行的一种休闲体验活动”或“旅游是人们利用余暇在异地获得的一次休闲体验”这样的定义。因为这种表述虽然不算错，但由于过于简略而显得欠严谨，同时也不够明了，缺乏“目的”、“内容”和“本质”等必要内涵的清晰表述，且有些解释不够到位的感觉，也容易让人“钻牛角尖”。笔者倾向于这样定义旅游的概念：“旅游是人们以消遣、审美、求知等为主要目的，利用余暇到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的旅行、游览和逗留的各种身心自由的体验。”总之，基于旅游与休闲本质的同一性（身心自由体验），旅游哲学研究应正确认识旅游与休闲的联系，并将旅游概念这一涉及哲学问题的研究建立在休闲的概念框架之上。至于张斌先生追问“按照书中的逻辑，旅游既是一种休闲，那么将旅游的理论放在休闲学中论述就可以了，还有必要单独建立一门旅游学吗？如果对旅游概念向前进行逻辑清理，我们会看到：休闲本身是否成为一门学科？”笔者以为，这一认识有些偏颇。众所周知，国外许多发达国家的绝大部分学者都是将旅游置于休闲的框架进行研究的，不少高等院校将旅游人才培养放在休闲专业。因此，将旅游置于休闲框架进行研究是有一定道理和依据的。笔者一向认为，旅游虽然是一种休闲，但不等同于一般休闲活动（休闲是“必需品”，而旅游是“奢侈品”），旅游以异地性等特征明显区别于其他休闲活动，具有研究对象与矛盾运动的特殊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矛盾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而科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乃是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揭示特定研究对象的特殊的矛盾运动规律。主席在《矛盾论》一文中曾经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由此可以看出，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了学科之间区分的依据。旅游研究的对象与休闲研究的对象有很大的不同，具有矛盾的特殊性。旅游现象中的具体矛盾主要表现为：旅游者日常生活环境禁锢和生命自由追求之间的矛盾，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空间距离的矛盾，旅游供给与需求矛盾，旅游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矛盾，旅游开发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对立统一构成旅游科学和旅游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旅游与休闲的联系质疑旅游和休闲各自的学科地位是不合理的。

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逻辑思路，结合张斌先生的认识，笔者认为，应以哲学理论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旅游概念为逻辑起点，以旅游本质为核心，以旅游的现实问题为主要研究内容，将旅游学与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有机结合，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实践论等哲学领域的角度，系统研究旅游的概念与本质、旅游的功能与效应、旅游伦理、旅游异化、旅游者的精神世界与旅游境界、旅游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社会文明进步、旅游发展观、旅游研究方法论、旅游学科体系的构建等有关旅游学研究中基本的、切关宏旨的、但目前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见图1）。笔者以为，对这些问题或内容的研究理应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旅游哲学。

3.2 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某些概念与观点问题

关于张斌先生对《旅游哲学引论》中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元概念——“旅游”定义中的“异地”、“愉悦体验”的质疑，笔者新近发表的《对“旅游”概念的进一步探讨》一文重点说明和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本文就不在此展开赘述了。这里仅仅作两点简要说明：一是关于“异地”的理解。《旅游哲学引论》中所讲的“异地”主要应是指“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张斌先生在文中反诘的特例“飞机或者火车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到了异地之后，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与朋友一起上咖啡馆喝咖啡聊天或者到当地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这些活动按《旅游哲学引论》中对于旅游的定义到底是属于休闲活动还是属于旅游活动？笔者认为，这显然是休闲活动而不属于旅游活动！因这些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的这些短暂行为并没有完全远离“工作环境之外的地方”和完全脱离工作职责的束缚（不具真正的“身心自由的体验”），这个所谓的“异地”仍是这些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的“工作与生活环境”，而不是旅游概念上的真正“异地”。何况这些短暂行为与《旅游哲学引论》中旅游定义中的“以消遣、审美、求知为主要目的”的前提根本不符。这些交通行业的乘务人员来这个“异地”的主要目的是履行工作职责而不是来短暂地“喝咖啡聊天、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因此，《旅游哲学引论》中对于旅游的定义并没有矛盾和错误，是基本抓住了旅游的本质的。二是关于“愉悦体验”的理解。笔者曾经同谢彦君教授进行过交流并达成基本共识，“愉悦”一词并不等于“快乐”，它更接近的意思是“”。而“”未必都是以快乐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可能以“痛感”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探险旅游始于“痛感”而终于“”，悲剧审美来自“痛感”的克服）。“愉悦”主要是指旅游者因某种身心匮乏而得到的“补偿感”，“愉悦体验”是旅游的主要价值追求所在。只要认真钻研一下有关美学理论方面的书籍，对于“愉悦”这个疑问就会涣然冰释。总之，对旅游的“愉悦”这一本质特性不能狭隘地片面地理解，更不应以偏概全、以矛盾的特殊性（如黑色旅游、中国特色的红色旅游）否定普遍性（愉悦体验），对此还是应该本着唯物辩证法的原则，正确处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味地钻牛角尖。再说，旅游概念根据接近本质的程度有着元旅游、准旅游、泛旅游的层次区别，黑色旅游、红色旅游（所谓的红色旅游在我国大多是单位组织、公款消费，目的主要是思想政治教育，与旅游发生必要条件“闲暇”、“闲钱”、“闲趣”等不大搭边，且“身心自由体验”比较有限）只能视为准旅游进行理解。笔者近年发表的有关文章中，将旅游的本质视为“异地身心自由体验”，已很少使用“愉悦体验”一词，主要不是因为“愉悦体验”的观点有什么错误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曲解、误解，并有利于更准确地表达旅游的本质。

张斌先生不认同“体验是旅游的本质”的结论，认为“在这种泛用普适的逻辑结构中，旅游认识论被彻底遮蔽，如何认识旅游的本真性已经遥不可及”。“体验是旅游的本质”这句话是《旅游哲学引论》第三章第四节标题，它是对应书中前面第二节“经济是旅游的表象”、第三节标题“文化是旅游的内涵”而言的，主要是为了追求文字上的对仗与工整，这里的“体验”有特定内涵，不能简单化地仅从这两个字面上理解。笔者在《旅游哲学引论》第三章第二节花了大量篇幅论述旅游的本质是“异地身心愉悦体验”。这种“体验”（笔者新的认识是“异地身心自由体验”）是旅游活动所特有的，是旅游学科和旅游哲学构建的“原点”和“共核”，是旅游哲学研究应贯穿的红线。除此以外，很难找到其他别的东西。笔者研究认为，旅游学科的构建和研究应该以“体验”作为基本视角，具体来讲是紧紧围绕“体验”这个共核或基于“体验”这个视角进行研究，进而向相关学科领域拓展、融合。如旅游地理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环境与资源或旅游体验场景，旅游经济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经济规律与旅游消费规律，旅游心理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心理与行为，旅游美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审美活动，旅游伦理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道德伦理规范，旅游哲学侧重于研究旅游体验的本质，如此等等。凡是与“旅游体验”无关的或游离太远的学科领域，就不宜作为旅游学的分支学科。这样，可以避免旅游科学研究迷失方向或信马由缰、四处游离的现象，从而形成具有旅游本质特征与深厚人文内涵的分支学科和中心凝聚、有机整合的学科繁荣局面。这也是对旅游学科构建的哲学分析和旅游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中将旅游的功能放在“旅游价值论”中论述不妥，认为作者混淆了旅游功能与旅游价值的区别，“忽视了旅游功能的价值关系前提，必然造成旅游功能的误读”，认为“旅游对发生需要的主体才有价值”，用“需要”界定价值更为合理，用大量篇幅并举例进行了思辨。笔者认为此观点很值得商榷。目前，学术界对价值的理解是多元化的。如国内外学者对价值所下的定义有数十种之多。有的学者用“需要”界定价值，有的学者用“属性”界定价值，有的学者用“关系”界定价值，有的学者以“合目的性”界定价值，有的学者以“有用性”界定价值，也有的学者用“意义”（或从“价值与意义相类比”的角度）界定价值、理解价值。早些年在哲学研究上，较多的学者用“需要”界定价值，即在满足主体需要的意义上理解价值；也有较多的学者用“关系”界定价值，认为价值属于关系性范畴，“价值是表示客体（一切客观事物）与主体（人）的需要关系，是表示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肯定与否定关系”。那么，主体需要是不是科学的价值标准呢？从当今哲学观点看，显然不是！如生态哲学认为，把主体需要作为判定价值的标准或单纯用“需要”界定价值是人类中心主义或私利主义的观点，大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是指自然万物所固有的、不依赖人的评价而客观存在着的非工具价值。它是生态哲学的核心概念和基本范畴，是自然获得道德关怀资格的基础，是自然获得权利的前提），它离开人的需要也有自己的重要价值（如孕育、繁荣生命的内在价值），不只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思考价值关系不一定非拿人的需要作为参照系，人虽然是价值的评价者、发现者、衡量者，但却不是价值的赋予者。更重要的是，实际上主体需要并非天然合理。需要有正当与不正当、健康与不健康、合理与不合理、有益与有害之分。例如吸毒、、挥霍、掠夺性开发资源，都是从主体需要出发的，这些需要都是有害的需要。以主体需要作价值标准，必然产生混乱，甚至会做出荒谬的评价。所以主体需要不是科学的价值标准，更不能作为根本的价值标准。什么标准是科学的价值标准呢？现代哲学研究倾向于用“功能”或“效应”界定价值，这种观点认为，价值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主体与客体双向建构、相互制约、相互对待的效应关系，或者说是客体属性与功能满足主体需要的效应。价值的本质是客体主体化，是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主要是对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从根本上说是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这种观点，既肯定了主体在价值形成中的主导作用，又克服了忽视客体作用的缺陷。旅游功能不同一般自然物的功能，它不可能脱离人而存在，它必然涉及主体与客体的复杂的效应关系，在价值的评判上更应该以社会效应为标准，而不仅是以人的需要为标准。因此，刘长凤等学者研究认为，以效应的视角来界定旅游价值更为科学。旅游价值是旅游客体对旅游主体的效应或者说是旅游客体对旅游主体的功用和影响。旅游价值取向上必须全面满足旅游与人、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和谐发展，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基于旅游客体对旅游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和对社会主体发展完善的效应，《旅游哲学引论》从旅游的综合功能和旅游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两个层面论述了旅游的价值。撇开旅游功能与效应而单纯从人的需要角度谈旅游价值没有多大意义，甚至会误入歧途。何况发挥旅游的应有的功能与效应是当前旅游发展切关宏旨的大问题，更应值得旅游哲学研究的关注和思考。经过认真思索，本人目前还是较倾向于将旅游功能与效应放在旅游价值论中论述，不过有必要对于这一部分进行逻辑分析与缘由说明。至于张斌先生认为《旅游哲学引论》中“‘旅游批判论’和‘旅游矛盾论’列举的负面效应，仍然是旅游功能，只不过是负面功能，将这两论列在‘旅游价值论’之外，而且并列成章似乎不符合哲学逻辑”。笔者以为，张斌先生可能对“功能”、“价值”的概念理解有些偏差或不够全面，而且没有很好理解作者的著述意图。《辞海》、《百度百科》等都明确解释“功能”的词义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或效能”；“价值”是具体事物具有的一般规定、本质和性能，其词义一般多指“积极作用”。因此，“旅游批判论”和“旅游矛盾论”中列举的旅游异化现象与负面效应最好不宜放在“旅游价值论”中论述，否则有些不符合哲学逻辑，也不大符合基本常识。哲学的本职工作就是反思与批判，矛盾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旅游特别需要用“反思与批判”和“对立统一”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将其独立成章（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主要是基于这种考虑。

张斌先生对《旅游哲学引论》关于旅游价值观中对于旅游价值判断的论述提出质疑，认为把旅游价值判定为“旅游是生命对外部世界的渴求，是精神的放飞，是对现实生活羁绊或人生枷锁的挣脱，旅游是对世俗生活的超越，是灵魂的洗礼”，“旅游是充盈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是灵魂的升华”等内容有点失之简单，并对旅游层次中的“神游”的价值判断提出商榷，认为“又有多少人能达到作者所设想的‘对旅游本质与真谛的认识最为透彻’的境界”，这一内容是在“旅游与人的精神世界”的标题下进行论述的，笔者认为，这不是“判定”（张斌先生所言）旅游的价值，而是指旅游的理想追求。哲学研究应是理想化的追求，如海德格尔提出“诗意栖居”观点并为此坚贞不渝的研究。事实上，人类社会的生态与人文环境现已千疮百孔，人的心态已严重失衡，哪能“诗意栖居”？但哲学是一个追求本真、纯粹、理想、崇高与诗意的学科，最有责任为人们提供精神指归。何况，《旅游哲学引论》并没有否定低层次旅游（如“俗游”）存在的价值或意义，只是说明旅游层次与价值有高下之分，应注意引导而已。这与张斌先生认为的“旅游者的需要不同，对旅游价值的评价也会不同”的观点不存在矛盾。

3.3 关于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构建问题

旅游哲学理论体系按照什么模块来建构，关乎整个旅游哲学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在《旅游哲学引论》中，笔者是按照旅游本质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本体论、旅游方法论和旅游实践论八个模块来构建旅游哲学体系的。张斌先生在作必要的肯定的前提下认为：“作为学术研究来讲，开拓与创新固然可贵，但不意味着可以抛弃传统而不顾。旅游哲学作为应用性的创新哲学，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哲学框架时，其依托思路还是要参照哲学原有的成熟框架。《旅哲》的八个部分很容易使读者理解为旅游哲学体系含有八个相等的层级内容。对应哲学的基本框架，笔者认为《旅哲》框架划分方式及内容还是有必要进一步澄清其内在逻辑。”张斌先生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现代西方哲学的角度来讲，哲学基本框架大体分为三个部分：本体论（或存在论、形而上学等）、认识论或知识论等和价值论”，并认为应按照此传统来构建旅游哲学的研究框架。笔者按旅游本质论、旅游价值论、旅游伦理论、旅游批判论、旅游矛盾论、旅游本体论、旅游方法论和旅游实践论八个模块主要是考虑著作编写的需要（如追求体系的完整、章节内容的全面与平衡。现在看来，其中有些地方显得不够严谨，如将旅游本质论与旅游本体论并列，且对某些内容的写作安排产生了一定束缚作用），但不意味着笔者就认为旅游哲学研究的理论体系应该按照这八个方面来构建，这只是该著作的一种写作风格而已。对于旅游哲学的学科体系如何构建的确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问题是仅仅按照西方哲学传统的“三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是否过于机械和简单？这“三论”的内容也不能截然分开，是一种“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相对关系。何况认识论的外延太广，有些旅游研究内容的归属很难准确界定。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实践论又如何在旅游哲学研究体系中体现，也需要进一步研究。构建旅游哲学研究体系，笔者认为还是应该明确旅游哲学的“应用哲学”性质，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其他哲学和中国哲学等有机结合起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着重解决旅游中的实际问题，在研究上有所发展和创新，这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4 结语

旅游哲学是一门有关旅游的智慧之学，旨在帮助人们认识旅游的本质与发展规律，以减少对旅游和旅游业发展认识的盲目性与短视性，增强对旅游和旅游业发展认识的自觉性与前瞻性。旅游哲学是旅游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研究意义重要。旅游哲学研究是一项艰巨、持久的接力跋涉，作为哲学的应用性学科和旅游学的新兴学科——“旅游哲学”学科的建立可能要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也需要旅游学者和哲学学者的长期通力合作、不懈攻关和奋力攀登。笔者愿同张斌等学术同仁和有识之士，对旅游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和理论体系建构及主要内容等领域不断探索，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度的旅游哲学而矢志努力，贡献绵薄。

自然哲学概论篇5

德勒兹是一位哲学家,可以说是著述等身。他的主要著作有《尼采与哲学》(1962)、《康德的批判哲学》(1963)、《普鲁斯特与符号》(1964)、《柏格森主义》(1966)、《意义的逻辑》(1969)、《反俄狄浦斯》(1972与瓜塔里合著)、《卡夫卡,朝向一种少数文学》(1975与瓜塔里合著)、《千座高原》(1980与瓜塔里合著)、《斯宾诺莎:实践的哲学》(1981)、《弗兰西斯・ 培根:感觉的逻辑》(1981)、《电影1:运动―影像》(1983)、《电影2:时间―影像》(1985)、《福柯》(1986)、《皱褶:莱布尼兹与巴洛克》(1988)、《何谓哲学》(1991)等。其中的《电影1:运动―影像》和《电影2:时间―影像》,是他惟一一部探讨电影的两卷本专著。该书表现出他对电影的高度关注和浓厚兴趣,堪称离我们最近的一部世界性的电影理论经典著作。我曾指出过,“直到目前为止,电影理论界还基本上不太知道如何来评价这位写出过《反俄狄浦斯》和《皱褶:莱布尼兹与巴洛克》等震惊世界的著作的已故的哲学家对于电影的有野心的兴趣之作。这确实是对电影理论工作者的智慧的一个严重的挑战:如何面对这部有分量的著作的真知灼见与谬误。”[2]当然,这些问题还可以暂时搁置不论。我更关心的是,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样一位哲学家对待电影理论和电影之间关系的看法。

他在两大本关于电影的煌煌巨著的最后一本《电影2:时间―影像》最后一段,说了一句经常被讨论电影的人引用但是基本上搞不清其含义的没头没脑的话:不应该再问什么是电影,而是应该问什么是哲学。这是一段绝妙的经典文本。他在劳神费力地写完了电影之后,告诉别人,他写的不是关于电影。或者说,他的这本书跟电影无关。那只是他的自言自语。这也太唬人了,把电影理论和电影的关系搞得那么玄奥。

看来,这段话确实值得逐字逐句地读解和批评。下面就是这位法兰西哲学翘楚据说其名字成了法兰西民族创新精神见证的德勒兹的《电影2:时间―影像》一书的最后一段[3]及我的读解。这一段估计是一般人都不会读也读不大明白的一段。不过,有了这一段,20世纪能不能成为德勒兹的世纪已经没有疑问了。

我们会质疑电影理论书籍的用处(特别是在时代不好的今天);高达就喜欢提醒说当未来的新浪潮作者进行书写时,他们不会再写关于电影的事,更不会从事电影理论,因为这些都已经成为他们拍片的手法。无论如何,这样的看法并未真的表明出所谓理论的伟大见解。

戈达尔说的是,他们的电影理论已经化进了他们的电影创作之中。所以就没有必要再搞电影理论了。德勒兹并不赞同这种观点。

因为对于理论自己就跟它的对象一样,各行其事。对许多人来说,虽然哲学是一种并非“闭门造车”的东西,但却常常明镜高悬地先于它的对象而存在。

德勒兹认为,理论是理论,创作是创作。不少人都认为,哲学虽然不能凭空捏造,但是却高于和先于它的对象。但是,德勒兹却并不这样。

然而,哲学理论自身跟它的对象同样是一种实践。它是概念的实践,并根据与它产生互涉的其它实践来检讨自身的实践。一套电影理论并非“关于”电影,而是关于电影所诱发的诸种概念,它们跟对应于他种实践的其它概念之间皆有所连系。概念实践一般来说没有理由优于其它实践,而概念这样的客体同样没有理由优于它种实践的客体。从许多实践之间的互涉层面来看,像存在、影像、概念以及所有种类的事件等等都是自行生成的。电影理论并非针对电影,而是针对电影的概念,它就跟电影自己一样是实用、有效而实存的。

在处理哲学研究和电影研究同它们的对象的关系的问题上,德勒兹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人们不是经常贬低理论抬高实践吗?大概是为了防止这一点,德勒兹说哲学研究和电影理论研究也是一种实践。是一种概念的实践。这两种实践是各有各的用处。我觉得,使用“操作”倒是比较好一些,概念操作和非概念操作。原因是,既然是概念就不应该是实的,而应该是虚的。接下来,德勒兹开始玩弄概念了,说电影理论不是“关于”电影的理论,而只是由电影所诱发的概念的操作。这就意味着,电影理论并没有讲述什么电影,而只是由于有了电影引起的一些概念有人借此进行自娱自乐的游戏。电影理论和电影创作是各玩儿各的。电影理论并不优越于电影创作。当然反过来也是如此,但是,德勒兹的这句话还是暴露出了一种心态,这种心态表明,他希望理论能够攀上实践的高枝儿,这恰恰是缺乏理论自信的某种表现。

电影的伟大作者就像伟大的画家或音乐家一样:对各自的创作谈得最好的就是他们自己。可是在进行谈论时,他们就不再是创作者而完全变成另一种人,尽管霍华・霍克斯不想要理论,或高达假装轻蔑理论,毋庸置疑,他们就是哲学家或理论家。

正是由于这种缺乏理论的自信,使得德勒兹在创作者面前表现得如此的卑躬屈膝。肆无忌惮地鼓吹“欲望生产”的那个德勒兹不见了。因为,他在这里说的话正好跟他在前面说的话相矛盾了。既然创作者玩儿的是非概念,而不是概念,那么概念他是一定玩儿不好的。如果他们都成了哲学家,那还要你德勒兹干什么?看来,德勒兹已经被具有优势地位的创作者吓得语无伦次了。勇敢的德勒兹变成了自卑的自轻自贱的德勒兹。一个“已经给足了哲学的斤两”的人,一个“他不是哲学家,谁又能够得上哲学家”的人,一个“经过哲学正规训练的科班翘楚”,就这样轻易地把哲学家或理论家的昂贵且高贵的帽子给了不应该给的人。以创造哲学概念为己任的哲学家的帽子突然变得廉价起来。哲学家变成了哲学家帽子的廉价推销员。

电影的概念并非在电影中被给予,而且就只是电影的概念,而非关于电影的理论。所以常会有一个小时,就是中午一午夜的12点,不应该再问说“何谓电影?”而是“何谓哲学?”电影本身是一种新的影像与符征的实践,而哲学在其中就负责作为概念实践的理论工作,因为没有任何一样技术性、应用性的确定(像精神分析或语言学)或反射性的确定足以形成电影自身的诸项概念。

德勒兹担心大家不懂他的意思,打了一个关于钟表的比喻。中午12点,或半夜12点,这是一个分界线。算是德勒兹耍的小儿科的小聪明。德勒兹的意思是,12点之前是电影,12点之后是电影理论。因为,电影理论是关于电影概念的,而不是关于电影的,所以呢,千万别问什么是电影,问一问什么是哲学就行了。德勒兹忽略了,这是一个圆圈,1点钟慢慢地延伸到12点钟,这一切都是关于电影的。也许德勒兹一时糊涂,忽略了物理学和原子弹的关系。原子弹的制造者和物理学家肯定不是各玩儿各的。就算德勒兹认为科学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不同于哲学与其研究对象的关系,电影理论研究者和电影创作者是各玩儿各的,他们的共同指向还是电影。德勒兹很善于使用比喻,什么“千座高原”,“皱褶”,“晶体”等等。这回,一时犯了傻,打了一个对自己很不利的关于中午和午夜的比喻,因此而走向自我的反面。

尽管如此,德勒兹的意思还是能够被我们充分理解。

自从库恩提出“科学革命”的理论以来,科学哲学家们都很清楚,对于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可以发明或者建构出一个以上的理论。这并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关键在于,新的理论范式一旦确立,其他的理论范式便会受到压制。库恩认为,范式(其实就是概念)对于科学家来说,如同工具对于工匠的作用,范式是学术生产的手段。只要范式能够解决问题并表现出有用,这些范式就不会被轻易更换,否则便违背了“经济”的原则。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则大为不同。这是一个充满了利益角逐和勾心斗角的领域。即使是在现有范式仍能继续解决问题的时候,“科学的革命”有时也会发生。德勒兹就是希望在电影研究领域发动一场截断众流的革命的雄心勃勃的学者。他希望把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和存在主义等等从电影研究领域全部清理出去。对电影进行一场真正的纯粹的研究。向女性主义一样,这是一种极端理想主义的电影研究的思路。

德勒兹还说过:“我喜爱那些要求将运动、‘真实的’运动引入思想的电影作者们(他们公然废除了黑格尔式的抽象的辩证运动)。我怎么能不发现电影呢?正是它将‘真实的’运动带入影像。我不是试图将哲学应用于电影之上,而是直接从哲学走向电影的。反之亦然,一个人会直接从电影走向哲学。电影的异乎寻常令我震惊:它具有让人难以置信的能力,不仅可以表现习惯,还有精神生活……这精神生活不是梦境或幻想……而是冷静的决定、绝对的顽强、生存的抉择的领域……一个人很自然地在哲学中发现电影,正如他很自然地在电影中发现哲学一样”。[4]

他标榜自己不想运用任何现成的哲学方法,这就是他提出的“两个直接”,反正都是一样的:“直接从哲学走向电影”(即哲学研究要包括到电影),或者“直接从电影走向哲学”(即电影出哲学,就像担水劈柴中有哲学一样)。当然就像一个人一定要想拽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面上提起来是不可能的一样,他也绝对做不到如此纯粹的赤手空拳的电影研究。无论如何,他还是运用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运用了皮尔斯的符号学方法。他根本做不到把一切都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的对于电影的哲学研究。

他说,“将语言学运用于电影的尝试是灾难性的。”但是,他并没有说出究竟是怎样的灾难,一点也没有。他充其量也只是嘟嘟囔囔地说,“对语言学模式的参照最终还是证明:电影是另外一回事,就算电影是一种语言,那也是一种类比或变调的语言。可以相信,参照语言学模式是一条歧路,最好放弃。”[5]既然是灾难性的,就应该坚决进行抵制,为什么最好放弃呢?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又似乎颇有恻隐之心。再说了,如果在类比的意义上,就算是把电影当成了一种变调的语言,这不仅没有贬低电影的地位和作用,反而极大地提升了电影对于人类文明的地位和作用,这又有什么不好呢?难道他想反对电影的进步不成。

我很佩服德勒兹为写作此书看了大量的电影,而且对其中的艺术处理的细节能够进行几乎是信手拈来的引证。但是,我们还是看看他动用了他的哲学之思得出的研究成果吧。他把电影分成两大类别“运动―影像”和“时间―影像”,运动―影像包括三种主要的变化形式――感知―影像(对应于全景,也可称之为感知蒙太奇,由维尔托夫发明),动作―影像(对应于中景,也可称之为动作蒙太奇,由格里菲斯发明)与动情―影像(对应于特写,也可称之为动情蒙太奇,由德莱叶发明),[6]时间―影像是一种纯视听影像,其中包含回忆―影像、梦幻―影像和晶体―影像。从这样的理论框架中,就算保证了电影不是另外一回事,也没有让我们对于电影有什么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我们从中几乎感受不到一点儿的理论激情,我们从中所知道的基本上等于电影成像机制、感知、运动、特写等司空见惯的电影常识。根本看不出哲学在其中能派上什么用场。我们的感受是只有失望。德勒兹很反对使用的结构主义的能指概念,我倒觉得相当有效。相反,倒是他的晶体、皱褶之类的概念无论怎样使用到电影理论、电影批评之中都会感觉是一种多余的故弄玄虚的累赘。德勒兹激烈地反对把精神分析运用于电影研究,从反面提醒了我们运用精神分析来看待德勒兹电影理论研究的白手起家一尘不染的洁癖,我们从中已经不难发现一个高调的哲学概念创新鼓吹者的创新能力匮乏的不可遏止的焦虑。这种焦虑的核心就在于,已经发现按照现有游戏规则没有任何胜算可能的极端绝望。再来看看他使用的那些词汇:“劈开事物”,“劈开字词”,比起自诩使用锤子进行哲学研究的尼采,当然要更加勇猛。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位自称“空手道”的人其实是使用斧子的。但是,我们知道,对于中国古代的潇洒的庄子来说,斧子是没有用场的:“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

注释

[1]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02页。

[2]王志敏:《电影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德勒兹:《电影2:时间―影像》,远流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751页。亦可参读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的中译本,第443至444页。

[4]转引自:

[5]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2页。

[6]德勒兹:《电影1:运动―影像》,远流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34至135页。

自然哲学概论篇6

【关键词】马克思实践概念；哲学转向

自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首次将“实践”概念纳入到哲学范畴，哲学问题便从此发生了转向。马克思把实践作为其哲学的核心，将实践与人、社会和自然三者统一起来，这在马克思之前的哲学研究中绝无仅有，堪称哲学史上的一个伟大突破。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马克思实践概念对于哲学转向的作用。

1.哲学转向的基本内容及其作用

哲学转向是指哲学研究内容的转变。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多次转向，这些转向的出现促使了西方哲学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哲学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经历的转向。哲学转向决定了在未来某段时间内的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这个状态会持续到下次哲学转向的出现。不同于以往的转向，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出现，将哲学从以往的形而上研究转向实践领域，哲学不再是抽象模糊的，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切实可触的。

2.马克思对于实践概念相关阐释

实践概念并非马克思的首创，早在亚里士多德诞生以前，实践的概念就已经存在了。但是在亚里士多德将实践范畴提炼出来并且确定其主体为“人”之前，“实践”只能算作一个日常生活概念。亚里士多德确立了从实践角度出发分析人类行为的思考方法，之后的哲学家们又对实践概念进行了完善。但是这时的哲学领域中的“实践”只是思考人类行为的一个凭证，“实践”本身并不属于哲学的研究内容。直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通过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的批判而首次将“实践”纳入哲学研究范畴，实践才正式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此后，辩证唯物主义替代缺乏主动性的传统唯物主义，实践观念得进一步完善。

在《提纲》中，马克思对于传统唯物主义的评价一针见血，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由此可见，要深刻理解马克思关于实践的概念，就必须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在实践中进行思索，将感性的认知转变为理性的思考。在《提纲》中马克思进一步强化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属于“实践”，这种活动都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关于传统的哲学研究方式，马克思在《提纲》中直言：“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申到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换言之，实践本身就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哲学的研究内容都可以在实践范畴内得到解释。

3.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对哲学转向所起到的具体作用

相较于其他哲学的实践理念，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主要具有以下突破：

3.1将实践概念扩大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

传统的哲学史上哲学家对于实践的认识都只包含着片面的真理，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并非一种与人有关的可有可无的外在事物，它的实质是人类本质的存在形式。整个人类世界都充满了这种存在方式。作为人的本质存在方式，实践兼顾了主观性和客观性两种特性。在作为人类本质存在方式时，实践本身又是一种现实的感性活动，它使得自己成为物质性的力量。这样看来，实践本身已是包罗万象，足以成为本体论的研究对象。简单说来，马克思对于实践进行了两种方面的阐释，一是认为总体性的实践是人类本质的存在方式，它包含着人类本质的一切因素，二是认为实践本身是人类世界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过程。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无论是人类本身，还是人类活动，无一不包含在实践概念中。当然这之中也包含哲学研究，哲学研究即是人类活动，便也是一种实践行为；而哲学的研究对象为人类的社会活动，实践是人类社会活动的总和，因此哲学的研究对象应当包含实践。

3.2将生产劳动行为确定为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基础性层面

在提出实践概念之后，马克思将生产劳动作为了实践活动的基础实践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为了解决衣食住行等生产问题而创造出了人类历史。可是说，人类的整个历史活动都围绕着人类的基本生存而展开的。而维系人类基本生存的，无疑是各种物质，这些物质的生产和消耗行为，共同构成了人类的基本生活。马克思指出，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它哪怕只停顿一年，整个自然界和整个人类世界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旧唯物主义者自诩不已的直观能力会和这些哲学家一起不复存在。

马克思的这种构成感性世界基础的感性活动，区别于单纯的思想活动，具备极大的物质能量。首先，它是一种实践活动，具备着直接现实性，既可以被哲学研究者所观察，又可以被客体化。其次，这种具备着实践意义的感性活动本身还包含着主观性，它是人类目的和理想实现的必要途径。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活动也不再局限于满足生存，而是更多地和理想目的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种感性活动远远超越了动物的本能活动。正是由于人类的这种实践性感性活动具备以上特征，所以他才能成为实践本体论结构的重要组成因素。

3.3马克思将实践哲学的本质确定为生存论的本体论

马克思在阐述实践哲学时，声称实践概念是处于本体论的解释框架之中的。人类世界是由自然和社会共同组成的，人们面对的并不是独立着的自然和社会，而是社会的自然与自然的社会。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并非人类未诞生时自然。现今的自然处处充满着人类的痕迹，是人化了的自然。人类无法脱离自然本身去创造一个新的自然，而是需要在各种自然物质的基础上，通过展现自身的力量来建造一个适合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环境。这种因人类活动而造就的自然中包含着人类的需求、目的、意志和本质力量。它自身既具有主体性，又对主体的实践活动存在着一定的依赖，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人的对象世界。人类诞生以前，物质世界便已存在，但是它是一个整体，不存在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区别，人类以及人类活动开始后，自然才逐渐一分为二，而导致自然分化的主要因素便是实践。实践对自然的改造，不仅表现在对其形态的改变上，更重要的是在自然界中注入了人的本质力量和社会力量，这样自然就具备的历史性。这样，人化自然便和实践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成为实践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在第一点中，马克思将哲学纳入实践活动的范畴，并且证明实践本身也属于哲学，这样就扩充了哲学的研究范围；在第二点中，马克思证明实践活动具备感性色彩，需要从具体的实践活动中着手研究，这样就打破了传统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旁观性；在第三点中，马克思证明自然是人类活动的对象，带着人类的意志和目的，具备历史性，应当成为哲学关注的内容，这样就是哲学的研究对象从人类社会活动扩大到人类社会活动和人化自然。因此我们可以得出，马克思实践概念确实促使哲学研究出现了转向。综上所述，本文认为马克思从现实的经济生活和思想逻辑上出发，对现有的实践观念进行批判和继承，逐步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了他的实践观点，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正式、明确地提出将其作为其哲学的核心范畴，最终促使了哲学发展的转向。

【参考文献】

[1]王希琴.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形成和嬗变[D].西北师范大学，2010.

[2]陈名财.从马克思的哲学转向看“以人为本”[J].求实，2006，（1）.

[3]张国艳.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本真含义[J].哲学研究，2010，（3）.

自然哲学概论篇7

  黑格尔之后，伴随近代西方的强盛兴起，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导了学者的心灵，一般学者认为，中国形上学传统不强，认识论与逻辑不发达，即使中国有哲学，也偏于政治与伦理。其实，这不仅忽视了中国哲学中的道家传统和佛教传统，而且更反映了近代西方哲学问题意识影响下的局限。近代西方哲学从“认识论的转向”发展到“语言的转向”，出现了消解西方传统形上学的努力，乃至海德格尔以来西方哲学关于“哲学的终结”的断言，彻底改变了现代哲学的问题视界。另一方面，分析哲学对古典哲学的傲慢也越来越失去意义，在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越来越成为哲学的关切焦点。不仅如此，美国和欧洲近年来坚持“中国哲学”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的学者也日益增多，并取得了一些对欧美哲学界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认识中国哲学的不同于20世纪前期的新背景。

二

  当冯友兰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撰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在他看来，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所谓哲学为标准，较严格地取中国义理学中可与之对应相当者，以此为“中国哲学”，研究之，撰写《中国哲学史》。一是以中国义理之学本身的体系为完整对象，研究之，而撰写《中国义理学史》。甚或进而以中国义理学为标准，写成西洋义理之学史。冯友兰自然选择前者，因为20世纪的中国学术就是一个与世界，或者说西方“接轨”的世纪。他对第二种选择之不宜，解释说：“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若指中国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为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以此之故，吾人以下即竟用中国哲学及中国哲学家之名词。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所谓中国哲学家者，即中国某种学者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家名之者也。”② 可见，这里所说的作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关联着作为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定位与合法性。所以，冯友兰的这个说法表明，是否写“中国哲学史”，涉及是否设立“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涉及到是否设立“哲学”学科，涉及到是否整个引进近代西方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不仅仅是“中国哲学史”如何写作的问题。如果我们肯定源于近代西方的现代大学建制，肯定大学建制中“哲学”一科的必要性，则必然要肯定从“哲学”的方向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的研究与教学。

  如何处理中国固有的义理之学体系中与西洋所谓哲学不甚相当者呢?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家又以特别重视人事之故，对于宇宙论之研究亦甚简略，故上列哲学中之各部分，西洋哲学于每部皆有极发达之学说，而中国哲学则未能每部皆然也。不过中国哲学家注重内圣之道，故所讲修养之方法，即所谓为学之方，极为详尽。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然在此方面中国实甚有贡献也。”③ 冯友兰一方面承认“此虽或未可以哲学名之”，而另一方面，在他的《中国哲学史》中则对此有不少叙述。就是说，某些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的内容虽不见于西洋哲学的讨论，但仍可以作为中国哲学史的内容加以叙述。

  可见，由于中国古代义理之学与西方所谓哲学范围并不相同，故完全以西方所谓哲学之范围而切割古代义理之学中之一部或大部而谓之中国哲学，则古代义理之学的固有体系之完整性可能遭到破坏，且其体系中必有部分不能列入所谓中国哲学。这样一来，在事实上，我们在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外，还可以有第三个选择，那就是，我们可以把中国义理之学即作为“中国哲学”，而不必按照西洋所谓哲学严格限定之。可以说，自冯友兰以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都是以此种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即一方面在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的内容为标准，另一方面在实际上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0世纪的学者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愿望去在理论上充分解决这个问题。

三

  30年代后期，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的序论中，也是一开始先讨论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定义。在他的讨论中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西方哲学中没有统一的哲学定义，他说：“西洋哲学家所立的哲学界说甚多，几乎一家一说。其实都只是一家哲学之界说，而不是一般哲学之界说。总各家哲学观之，可以说哲学是研讨宇宙人生之究极原理及认识此种原理的方法之学问。”④ 虽然哲学家们的“哲学”理解往往各立一说，但哲学教育家需要一种综合的“哲学”定义，张先生的这个说法是把哲学归结为有关宇宙、人生、认识方法的学问。

  第二，中国古代没有与哲学意义相同的总括性名称，他说：“中国古来并无与今所谓哲学意义完全相同的名称。”他同时指出，先秦所谓“学”、汉人所谓“诸子之学”与今所谓哲学大致相当；魏晋时所称玄学，意谓约略相当于今之哲学；宋代以后所谓道学、理学、义理之学，其内容与今所谓哲学甚相近。但是，玄学、道学是各有其界域的，各是某一派哲学或某一类型哲学的名称，“与今所谓哲学之为一般的名称，并非相同。而总括玄学与道学的一般名称，在以前实在没有。”⑤ 这符合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实际情形。

第三，在东西文化的视野中，“哲学”应当是一个类称。张岱年提出：“中国先秦的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清的道学或义理之学，合起来是不是可以现在所谓哲学称之呢?中国以前的那些关于宇宙人生的思想理论，是不是可以叫做哲学?关于此点要看我们对于哲学一词的看法如何。如所谓哲学专指西方哲学，或认西洋哲学是哲学的唯一范型，与西洋哲学的态度方法有所不同者，即是另外一种学问而非哲学，则因中国思想在根本态度上实与西洋的不同，而中国的学问当然不得叫做哲学了。”他自己并不赞成这种看法，他提出一个很为重要的思想：“我们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为此类者，都可叫做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⑥

  张岱年最后说明，哲学又有一般的和特殊的之不同，历史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都属特殊哲学，一般哲学则不包括特殊哲学，专指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而他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所用的“中国哲学”乃是指一般哲学，故不论及中国的各种特殊哲学。事实上，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家对于有关中国思想的“哲学史”研究的分界，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明确的自觉，中国哲学史家从来没有企图以哲学史的研究代替整个的古代思想研究。

四

  哲学一词是西方文化在近代大量引进后，日本学者西周由philosophy 翻译而来，而被国人所接受。“中国哲学”的概念亦因此而产生。但这一概念的建立过程是内在于、并被规定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的总进程的。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的总趋向是，在整个国家近代化的总方向及框架规定下，在学术教育上，以西方学术的分类为标准，而全盘承受之，通过建立哲学、文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概念而形成中国近代化的学术体系，建立这些学科概念的作用，一是本原于西方学术的分途，可以有条理地了解西方学术的内容；二是便于引进西方教育体制，以这些学科概念为支住，建立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分科体系；三是与世界文化接轨，使中国现代文化依照这些学科概念的分工加以发展；四是以这些学科概念来分类整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学术体系。这是近展的大势。

  然而，就人文学科而言，西方近代以来的学术分类难免根据于西方的历史文化经验，如果以之为绝对的标准或普遍的模式，去规范非西方的文化经验时，就难免遇到削足适履的危险。与其他中国近代建立起来的学科概念相比，“中国哲学”似乎略显尴尬。正如以上诸先生所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古代有无“哲学”一词，而在于中国古代学术体系的分类中，并没有一独立的系统与西洋所谓哲学完全相当。中国古代确有自己的义理之学，这种义理之学是中国古代哲人思考宇宙、社会、人生、人心的理论化体系，而其中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并不相同，论述的方式亦不相同。象宋明理学中所反复讨论而且极为细致的“已发与未发”、“四端与七情”、“本体与功夫”、甚至“良知与致知”等，都是与西洋哲学不同的哲学问题。在这一点上，前辈学者对此似少注意，如冯友兰认为，哲学的内容确定了，其问题也就确定了，他始终认为，中西的哲学问题是一样的，只是深入和讲述的程度不同。张岱年也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的态度不同，但哲学的问题及对象相当。其实，中国与西方，虽然都有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理论化的思考体系，但用以构成各自体系的问题并不相同。就中国大陆而言，五十年代以后，在当时的学风影响之下，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史有共同的基本问题的观念，对中国哲学研究者更造成了较大的困扰；八十年代以来此种影响虽已渐消失，但学术界并未就东西方哲学史是否有共同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取得共识。而西方哲学界长期以来拒绝把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只是作为思想、宗教来研究，正是因为认定中国哲学中没有讨论西方哲学中的问题，或没有以西方的方式来讨论。以西方哲学的问题为“哲学”的问题，或把哲学只理解为论证之学，而判定非西方文化是否有哲学，实质上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表现。

五

  上述中国文化的情况。并不是没有解决的方法。正如张岱年所提示的，我们应当把哲学看成文化，换言之，我们应当立基于全部人类文化，把“哲学”看作一共相（并非本体意义的），一个“家族相似”的概念。是西方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西方哲学)、印度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印度哲学)、中国关于宇宙、人生的理论思考(中国哲学)，是世界各民族对超越、自然、社会与人之理论思考之总名。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殊相、一个例子，从而西方哲学的问题和讨论方式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标准。因此，“哲学”一名不应当是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而应当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富于包容性的普遍概念。

  因此中国的义理之学即是中国哲学，虽然其范围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其问题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恰恰体现了哲学是共相和殊相的统一。所以，非西方的哲学家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发展起一种广义的“哲学”观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解构在“哲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西方中心立场，才能真正促进跨文化的哲学对话，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哲学智慧。如果未来的哲学理解，仍然受制于欧洲传统或更狭小的“英美分析”传统，而哲学的人文智慧和价值导向无法体现，那么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前途将不会比二十世纪更好。

  另一方面，这种态度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要学习西方哲学。西方哲学是人类智慧中理性分析和建构的精致代表，西方哲学的形态虽然是特殊，但其中不少问题的讨论是具有普遍性的。西方哲学哲学的论述虽然不是哲学所以为哲学的根本规定，但学习西方哲学可以为研究其他哲学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方法。特别是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虽然它仍然内在于西方语言的限制，但伴随着人类的历史走向世界史，其中的讨论地方性局限渐渐减少，与科学与工业文明发展的普遍性之连结越来越多。

六

  与前面所说的问题有关联的另一问题是，“儒学是不是宗教”也是中国学者多年讨论未决的论题。“儒学是不是宗教”本来是西方传教士初到中国来提出的问题，西方传教士当初所以判定儒家非宗教的理由，和中国今天某些学者坚持儒家是宗教的理由，其实是一致的，他们的“宗教”观念都是以基督宗教的历史形态为标准作为判断的基础。在中国，儒家和道教佛教的交往已有上千年，但从未提出过儒家是否为宗教这类问题，三家都彼此承认为“教”，只要有形上关怀、人格理想、价值体系、实践方法的体系而又为众多人所秉持的思想—实践体系，皆为“教”。

自然哲学概论篇8

关键词：维特根斯坦；奥斯汀；哲学治疗；概念考察

中图分类号：B5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3）05-0001-04

各门具体学科的任务是对各种自然和社会现象提出假设、理论和观点，而哲学与其他学科不是平行关系，哲学是要对理论与观点的背景进行考察，这种考察就是语言分析。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发生语言转向，在这一转向中，哲学的这种任务更为明确了，因为过去的哲学与其他学科没有完全分化，理论建构与语言分析这两种工作在哲学中是并存的。在语言转向之后，理论建构的任务留给其他具体学科去做，而语言分析这项工作则是哲学的职责。也许，有些人仍然会认为，理论建构也属于哲学的任务，这是因为，在各个具体领域的探索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分化为一门学科之前，对它的探究就离不开思辨，这种思辨属于哲学。因此，我们可以说，现代哲学中尽管依然存在理论建构，但哲学的核心任务是语言分析。

在二十世纪的语言转向运动中，语言哲学流派中的两位代表人物——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起着深远的作用。他们从不同路径提出哲学的任务是哲学治疗，是对观念的批判和对概念的澄清。我们可以看出两人的思想互相沟通，交相辉映。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奥地利裔英国人，在剑桥大学接受哲学教育。他早期认为，日常语言虽然完美，但它的表面语法迷惑我们，我们需要建构一种理想语言，即逻辑语言，来对世界的结构进行分析。后期他转向日常语言分析，他不再认为精确的理想语言是可能的，我们只需要分析日常语言的用法。他不再专注于建立整齐划一的命题理论，而是强调对多样性的语言游戏进行分析。

J.L.奥斯汀（J.L.Austin，1911—1961），英国哲学家，是个有着深厚古典语文学素养的学者，对语言有着敏锐的直觉。他的语言分析即有微妙严谨的逻辑性，又显示出对语言的精微感觉，是日常语言哲学的典范。他的旨趣就是努力去挖掘日常语言中蕴含的智慧。

一、为什么说哲学就是对哲学病的治疗？

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常常在两个意义上使用“哲学”一词。维特根斯坦有时把哲学看作是一种哲学病，这种哲学病是人们普遍具有的，它指人们的理智受到语言的蛊惑而形成的思想疾病，这种作为哲学病的哲学正是他所要批判的。有时，他又在正面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在他的一些重要的哲学著作的书名中都有这个词，如《逻辑哲学论》、《哲学研究》、《哲学评论》、《哲学语法》等等，这个意义上的哲学指哲学治疗。奥斯汀的哲学著作和论文大多是论战性的，是对其他一些哲学家的反驳，他认为这些哲学家体现出的混乱其实是替罪羊，哲学疾病是每一个人都会犯的。

为什么会产生坏的哲学呢？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一开始就踏上真理的道路呢？古希腊人一开始就被这个问题困惑，就思考真理的道路与意见的道路。西谚云：to be human is to be err。是人就会犯错误。越是低等动物，越是依本能生活，也就越少犯错误。人是理智的动物，有自由，也就有出错的可能性。陈嘉映说：“从我的看法和体验开始，才有超越我的看法和体验的真理来临……成见对真理具有积极的构成作用。真理是一种克服，是对我们成见的克服。”[1]（P171）因此，没有坏哲学就不会有哲学，去掉坏哲学就是真正的哲学。

人始终是在迷途中领悟。在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看来，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哲学家。这里说的“哲学家”，指被哲学问题困惑的人。奥斯汀说：“我想，如果我们关注这些事情，我们能清除哲学中的一些错误；毕竟，哲学被用作替罪羊，它展现的错误实际上是每个人都犯的错误。”[2]（P252）维特根斯坦始终认为，哲学问题来自语言的蛊惑，一旦消除了蛊惑，哲学问题也就消解了。前期维特根斯坦说：“人生问题的解答在于这个问题的消除。”[3]（P104）后期维特根斯坦也说：“哲学问题应当完全消失。”[4]（P78）

人是语言的动物，我们在语言层面上与现实打交道，语言性质的经验就是我们的原初经验。当然，建筑、绘画、音乐、舞蹈等等也有意义，甚至这些形式是语言不可替代的。不过，我们仍然可以说，语言是我们最重要的意义凝聚的形式，其他的形式或多或少离不开语言这种形式。但是，语言不是透明的，它犹如一座复杂的迷宫。语言在显现着的同时也在掩蔽着，在说出什么的同时就有掩蔽，这种掩蔽恰恰保护语言的丰富性。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语言的这种本质特征，不能把握语词的恰当用法，我们在理解时就容易做简单化的概括，把管着某一片事情的道理任意拉抻，延伸到其他事情中去。

奥斯汀常常批评哲学思考中的过度概括的习惯。奥斯汀说，很多哲学家有理论的野心，容易做出简单轻率的概括，嗜好野心勃勃的二分法，热衷于发明一些光溜溜的单薄的技术性术语。这样，看上去似乎清晰、抽象，其实充塞着大量无意义的观念与行话。他说我们需要“摒弃一体化的积习，摒弃根深蒂固的对外观整饬的二分法的膜拜。”[5]（P7）“一体化（ gleichschalten）”一词有着政治上的暗示意义。在纳粹时期的德国，它成了一个流行词，意指将工会、警察、媒体、大学等等原先多少有些自治的团体全部整合在一起，归于纳粹的控制。这个词语进一步意指把知识精英整合入纳粹政党。奥斯汀在使用这个词时，自然暗示了权力以纯粹化的名义对精神进行规训。

哲学思想不是对精神的规训，而是让精神就事物本身的样子来看待事物。事物如何显现，事物是什么，这由语言道出。在做哲学时，我们需要倾听语言的道说。因此，哲学探索面对的不是事物现象，而是事物现象的陈述方式。维特根斯坦说：“本质在语法中道出自身。”[4]（P178）道理就蕴含在语言之中，做哲学是挖掘出这种道理，把它明述出来。我们不可以用理论建构的方式来讲述道理，那样恰恰扭曲了道理。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两人对“哲学理论”都抱有高度警惕。哲学不是存在于某些命题、理论中，而是体现在整个语言中。我们需要做的，是澄清语言中哪些表述是有意义的，哪些是无意义的，以此来消解哲学问题。

我们总是倾向于问些没有意义的问题，这源自一种心智的不安。我们需要划出概念有意义使用的界限，禁止这些问题的提出，这样才能使心智安宁。越界的问题表面上似乎有一种深度，其实是伪问题，它没有答案。只有在有答案的地方，才有问题。这种心智的不安，是每一人在思考时都会产生的，它并不唯独属于哲学家。奥斯汀说：“哲学被用作替罪羊，它展现的错误实际上是每个人都犯的错误。”[2]（P252）

二、在日常语言的地面上消解哲学困惑

两千多年的哲学史充斥着争论、反驳和反反驳，很多争论往往没有成效，甚至是可笑、混乱的。在分析哲学流派看来，这种局面是可以结束的，只要我们对概念的使用进行分析、论证。

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认为，要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我们必须回到日常语言这个地面。很多哲学家往往认为日常语言不准确，希望构造一种元语言，一种理想语言。奥斯汀反驳说：“我们所拥有的共同词汇体现了许多世代的生存中人们所发现的值得划分的一切区分以及值得标示的联系：与你或我在午后的安乐椅上构想出来（这是人们最喜欢采用的方法）的那些词相比，这些词确实可能数量更多，更可靠（因为它们已经经受住长期的适者生存的考验），更微妙（至少在一切日常的合理的实际事务中是这样的）。”[6]（P121）

日常语言中天然呈现出的差异比一些哲学家做出的语词意义的区分更坚实、更自然、更丰富。因此，奥斯汀做哲学，要求转向日常语言这个曲折回环的地面。同样，维特根斯坦不承认有超级语言，他要求从理想语言回到日常语言，从光滑的平面下降到粗糙的地面。[4]（P107）日常语言这个地面是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和坚实的脚踏石。回到日常语言这个粗糙的地面上，哲学思考就不会生造出高度概括的理论大厦，这样才能真正澄清事物现象，而不是伪造出清晰。

哲学不是建构理论，它只是描述语词的用法。“哲学只确认人人认可的东西。”[4]（P243）这里，我们需要解释“描述”这个词的用法，或者说描述“描述”这个词的用法。“描述”这个词，容易使人误解，让人以为哲学家可以任意描述语词的用法。但是，如果我们不用“描述”这个词，而是用“陈述”这个词，又会带来另一层误解，让人以为哲学家对语词的用法具有权威性。因此，我们还是只好说“哲学描述语词的用法”，毕竟这种说法暗含了语词的用法有客观性。

说哲学只是描述语词的用法，这并不是认为我们的语言就是最终的上诉法庭。日常词语不是最后之词，它处于变化之中。语言没有什么完美不完美的，只有在一具体的范畴内，我们才可以谈论某事物是否完美。人类语言总是符合于并相应于一定的人类生活形式的，对于不同的生活形式，我们不可以说哪个更完美，语言同样如此。维特根斯坦说，语言没有是否完备的问题。他说：“把化学符号和微积分符号纳入我们的语言之前，我们的语言是否完备呢？因为这些新符号就像我们语言的郊区。（应该有多少房舍和街道，一座城市才成其为城市？）我们的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座老城，错综的小巷和广场，新旧房舍，以及在不同时期增建改建过的房舍。这座老城四周是一个个新城区，街道笔直规则，房舍整齐划一。”[4]（P13）完美、完备是相对一定范型而言的，我们不好说一片森林、一种语言是否完备或完美。它们是逐渐生长起来的。在语言中，我们当然可以设想出一些新的重要的区分和联系，但它们依赖于更基层的分分合合。

哲学只是描述、整理语言中天然存在的分分合合，这些差异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因此，哲学不提供任何新的东西，而是把语言中暗含的那些分合与差异明述出来。哲学的困难在于对这些琐碎的事情进行综合。由于传统哲学中很多概念的用法混淆不清，才产生这些哲学问题。哲学问题发生在语言空转的时候，而不是在它正常工作的时候。概念考察致力于整理这些概念，提供关于这些概念的恰当运作的综观，由此揭示出传统问题的混乱。

经过哲学分析后，我们仍然停留在日常语言这个起点上。语言分析揭示出一些基本概念被误用了，也就自然消解了哲学问题和理论。 “我们摧毁的只是搭建在语言地基上的纸房子，从而让语言的地基干净敞亮。”[4]（P74）摧毁了哲学理论，我们没有任何损失，因为它们只是纸房子。维特根斯坦说：“学习哲学实际上是回忆。我们记住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这种方式使用语词。”[7]（P39）因此，我们可以在这种意义上重新理解柏拉图的“学习即回忆说”。在做哲学时，我们是在回忆我们实际上是在用这种方式使用语词。思想就是返步、怀念，对已有的思想（它就蕴含在我们的语言中）的怀念。

三、哲学治疗是探究的艺术

哲学是对语言的反思，作为治疗的哲学就是分析语法或者说考察概念。这种治疗活动是一种艺术，它没有一定的程式。概念考察是具体而微的，是在各种具体的语言游戏中分析概念的意义。 “语言游戏一旦发生变化，概念也就随之发生变化，而概念的变化又引起词的意义的变化。”[8]（P12）语言游戏是指语言活动与非语言活动交织成一片，因此，语言哲学并不是叫我们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上，它重视事物本身。在语言游戏中分析句子和语词，这恰恰是回到原象（ürbild）来谈问题。这是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共同的思考特点。哲学家们制造了大量的超级概念，例如，心中意象、自在之物、超验对象。它们脱离了语言游戏，是由超语境的东西保证其意义的。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在瓦解这些概念时，是通过对基础层次的概念的考察。例如，奥斯汀说，我们谈论“行为”这个大概念时，可以通过分析更基层的概念，谈论各种具体的行为方式。

在语言游戏中做概念考察，这就不可能很迅溜地推导，只能在语词的密林中穿梭往返，揭示密林中的种种陷阱。维特根斯坦说，“在虚假路径的岔口，我就贴上一个标志，帮助人们注意这个危险之处。”[7]（P43）奥斯汀说：“从事这项工作并无简单的途径——我们将看到，这部分是由于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的‘论证’；我们的工作是要一针一线地剔解一大堆诱惑人的（主要是字词上的）谬误，揭示各式各样藏在其后的动机——在某个意义上，经这番忙碌之后，我们仍留在我们的起点。”[5]（P8）

因此，哲学治疗这种活动是一门艺术，它是在整个语言中耕耘。哲学应该写得像诗一样，要对语言有敏锐的感觉，要呈现出世界的多样性，让人看到事物之间的微妙联系。

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在做哲学时，常常举些具体的例子，让我们看看一个语词是怎么用或不能怎么用的。这些例子交织在一起，就像艺术批评的分析。在比较、辨别艺术作品中，单件艺术作品的独特的品质在相互映射中凸显出来。奥斯汀所举的例子和故事也是用作呈现差异的舞台。这与罗素、艾耶尔甚至摩尔等人不同，他们只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差异贴标签，匆匆忙忙地做出哲学概括。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奥斯汀分辨出的差异记录凝聚着现象，而很多传统哲学家谈论的只是词语。

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对哲学理论抱有相当的警惕，他们喜欢具体而微地探究语言中为哲学设置的种种陷阱，这种探究有如游击战。

奥斯汀感到系统、明确地分析论证的困难。他不断重新开始，把原先的推倒又重来。维特根斯坦也曾经尝试把他的研究成果熔铸为一个整体，但都失败了。“我看出我能够写出的最好的东西也不过始终是些哲学札记；当我违背它们的自然趋向而试图进一步强迫它们进入单一方向的时候，我的思想马上变成了跛子——而这当然同这本书的性质本身有关系。这种探索迫使我们穿行在一片广阔的思想领地之上，在各个方向上纵横交错地穿行。——这本书里的哲学札记就像是在漫长而错综的旅行途中所作的一系列风景速写。”[4]（P2）维特根斯坦比奥斯汀更自觉地认识到，哲学不是理论，不能系统化地论证问题。

他们的非系统的论述风格是由哲学和语言的本性决定的。种种哲学偏见就纠缠在语言游戏本性和我们的心理本性中，我们得一点一滴地去解释，不能一下子整体解开。他们俩写句子往往存心不写得那么流利。维特根斯坦为什么喜欢用破折号？是因为他不想让人读得那么顺，他要让人读一会儿就停一会儿。他用破折号不是为了解释，而是为了打断读者的思路。他们都反对学院派哲学中快速、流利的论证，而要求我们压制速度。

奥斯汀在解构一个哲学理论时，往往是从几个概念入手，分析它们是怎么被哲学理论扭曲的。维特根斯坦说：“要让某人相信真理，仅仅说出真理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找到从错误到真理的道理。”[7]（P9）哲学论述应该不断地向我们揭示出我们是如何被语言诱惑的。

维特根斯坦的概念考察更像是定点爆破，他是瞄准某一个哲学问题去揭示相关概念的混乱和矛盾。维特根斯坦总是围绕一个具体的问题，以一种问答的方式展开讨论。他“在各个方向上纵横交错地穿行”，“一次次以不同的方向重新论及同样的要点，或几乎同样的要点，画出新的图画”，从而让人切实地看出问题所在。[4]（P2）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论证常常从一个主题转向另一个主题，因为所有哲学理论都是在同一个背景下做的。维特根斯坦是要解决哲学问题，使它消失。他探究的是这个背景。奥斯汀虽然没有明确区分经验研究与概念考察，但他做的工作主要也是在探究这个背景。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大量工作是在揭示出，很多话一看似乎能懂，它也合乎语法，但一细究，未必如此。

[参考文献][1]陈嘉映.无法还原的象[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2]J·L，Austin： Philosophical Papers[M].Thir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3]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5]奥斯汀.感觉与可感物[M].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J·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7]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论伦理学与哲学[M].江怡，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8]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论确实性[M].张金言，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hilosophical Therapies of Wittgenstein and Austin

LAI Cheng-bin，ZHANG Ping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Philosophy does not stand side by side with other disciplines， but it reflects the premises and concepts of them. Philosophy is therapeutic activity， which is a battle against the bewitchment of our intelligence and conceptual confusion by languages. Philosophy is a reflective activity that investigates the concepts and makes clearer the basis of theories. The great linguists Wittgenstein and Austin both held that the task of philosophy was a therapy of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