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区考察报告范文

自然保护区考察报告篇1

关键词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公益诉讼行政司法协作环境污染专项基金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7）05-0125-04

在党的十报告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将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具体到我国中部地区，对于秦岭北麓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监管与保护是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工作内容。

一、秦岭北麓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现状

现阶段该地区仍主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监管治理，这种方式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缺陷：

1.信息传递缓慢，行政执法缺乏主动性

从秦岭北麓地区几起典型的案件处理情况来看，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以及经济利益、人际关系的纠葛，行政机关在执法过程中缺乏积极主动性。以秦岭北麓202栋违建别墅为例，早在1997年就有新闻媒体对相关情况进行了报道，在其后几年间违建别墅数量又陆续增加到200余栋，但直至2014年在批示下当地政府才开展整治活动，统一协调各个部门开展违建别墅拆除工作。①又如秦岭北麓地区长期存在的非法挖沙采石现象，除经济利益的驱使以外，行政机关怠于履行监管职能也是导致该行为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近日来，因对秦岭北麓河道非法采砂采石监管不力，渭南市多名行政人员被给予行政处分的报道，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行政机关在自然环境保护方面存在不作为的现象。②

2.行政权力分散，各机关之间权责不明

现阶段，承担秦岭北麓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职责的行政主体主要包括三方，即各县行业部门、乡镇（街道办）及市区县秦岭办。然而，多权责主体的设置使行政机关之间权属不明，不利于各机关积极

开展行政执法行为。以各县行业部门为例，各区县的农林局、环保局、国土资源局，以及各街道办、各区县秦岭办等均为有权机关，究竟由谁来主要负责，权责不明，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的情况。再加之秦岭北麓地域范围广袤，仅西安段沿线地区就涉及蓝田、长安、户县、周至等多个区县，各区县之间往往是各管一段，不仅不利于统一安排管理，对于一些区县交界处也失之监管。

3.常态化监管不足，行政处罚效果有限

从各个行政机关的处理方式来看，秦岭北麓地区缺乏常态化的监管。各行政机关在开展各类专项活动时，该地区自然生态环境能得到较为明显的恢复，但在专项活动结束后各种乱象往往又再次滋生。相关区县及执法部门的处罚方式也是重形式、轻效果；重罚款、轻处理，行政机关在巡查发现违法现象后，往往仅通过下发停工通知书、案件移交单或其他行政处罚命令的方式进行处理，缺乏后续执行监督问责机制，监管责任落实难以完全到位，导致行政处罚成为一纸空文，违法乱象在处罚后仍时有发生。

二、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主体分析

通过前文分析不难看出，目前单纯依赖行政执法已不足以有效遏制各类环境污染行为。因此，近几年来我国加大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力度，其中检察机关是我国开展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重要主体。

1.域外理论借鉴

从域外各国的相关规定来看，早在1970年，美国颁布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中就设置了公民诉讼制度（citizen suits），该制度规定了广泛的原告范围，任何人均可针对空气污染行为提起环境侵权诉讼。结合各州的法律规定来看，其原告范围也包括一些行政机构以及检察官。陈冬：《美国环境公民诉讼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1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巴西在1981年颁布的《民事公益诉讼法》中规定，环境保护是一种公共利益，授权普通市民、符合规定的环保组织、检察机构和其他政府机构，可以代表受到损害的环境利益、消费者权益以及艺术、美学、历史和景观价值在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李挚萍：《环境公益保护视野下的巴西检察机构之环境司法》，《法学评论》2010年第3期。除此之外，在英国，总检察长可以作为公共利益的总体保护人，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对危害公共利益者可以提出告发人请求诉讼。刘佑生、石少侠主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中国检察制度》，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第417页。在日本，检察官也通常被认为是以公益代表者的形象出现在法庭上的，其职权更多体现在维护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公共利益。孙乾、刘立宪主编：《检察理论研究综述1989-1999》，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第344页。从上述域外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检察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身份已经得到了多数国家认可，而且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法律及判例中明确确定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地位，充分肯定了检察机关在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2.法律基础分析

在法律规定层面，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检察机关对于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刑事领域内，着重打击涉嫌环境犯罪案件，如走私废物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以及隐藏在环境污染背后的职务犯罪案件等等。为此，在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机关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意在促进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有效联接，加大此类犯罪的打击力度。在民事领域，2012年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首次在立法中_立了公益诉讼制度。公益诉讼制度的诞生为检察机关以民事、行政诉讼主体身份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前提条件。但理论界曾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民诉法55条中的“法律规定的机关”是否包含检察机关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针对污染环境行为提起公益诉讼；翟建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程序性问题探析》，《政法学刊》2010年第8期。但也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不宜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章礼明：《检察机关不宜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法学》2011年第6期。但随着对于公益诉讼制度探讨的逐渐深入，多数学者倾向于赞同检察机关应积极参与环境公益诉讼，并建议应从立法层面赋予其合法的主体身份地位。顺应这一理论研究现状，2015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试点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履职过程中可以以原告身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或行政公益诉讼，并规定了相应的诉前程序。至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刑事领域参与环境保护诉讼，均具有合法的依据。

三、检察机关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优势

1.检察机关较之行政机关更具积极主动性

行政机关作为自然环境保护的主体，由于其机构设置，执法力量较为分散。“执法主体多、各部门分割执法的多头分段式管理工作格局，容易导致工作衔接不到位，各部门相互扯皮推诿，执法手段软弱，执法权威性不足，难以实行协调高效的科学执法体系，导致很多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无法得到查处和追究”。宋寒松：《当前环境保护和监管领域渎职犯罪特点、成因及对策――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视角看》，《中国环境法治》2009年第6期。也有部分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效益而牺牲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对当地企业造成的环境污染视而不见，怠于行使职权，致使环境污染现象难以遏制。而我国检察机关从组织机构设置来看，力量更集中、更统一；从职责范围来看，检察机关对打击环境污染犯罪，维护自然生态环境更具积极主动性；从主体身份来看，检察机关较之其他行政部门更独立，更有利于抵御地方保护主义，以法律监督者的身份监督地方政府行为。

2.检察机关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方式更具有多样性

根据现有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我国检察机关在刑事领域负责直接打击环境犯罪案件。根据《实施办法》的规定，检察机关还可通过诉前程序或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参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在民事诉讼领域，首先，检察机关可通过诉前程序督促法律规定的机关或者建议有关组织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其次，在有关组织提出需要人民检察院支持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其；再次，对于法律规定的机关及有关组织没有提起公益诉讼的，或者没有适合主体提讼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而在行政诉讼领域，检察机关可对违法行使职权或不作为的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对经诉前程序仍拒不纠正违法行为的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可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可见，在民事、行政领域，检察机关主要承担着监督者的身份，督促行政机关及有关组织积极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对于“无人诉、不愿诉、不敢诉的公益案件，由检察机关担起来”。谢文英、王治国、郑博超：《对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提起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有独特优势大有可为》，《检察日报》2016年11月8日第4版。

3.检察机关参与更有利于全面处理各类案件

实践中，不少环境污染事件背后还隐藏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等渎职犯罪案件，在有些案件中还存在与渎职相关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的数据，仅2015年，全国检察机关就查办生态环境领域贪污贿赂犯罪案件482件，渎职犯罪603人。王涵：《反渎职侦查在环境污染领域面临多重挑战》，《民主与法制时报》2016年5月5日第6版。这些环境污染事件往往造成影响大，危害后果严重，单纯依赖行政机关或公益组织难以充分深入开展案件调查。检察机关积极参与自然环境保护，更有助于全面处理环境污染事件，尽早发现环境污染事件中的贪贿犯罪、渎职犯罪案件线索，强化环境污染渎职犯罪的打击力度。

四、完善检察机关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机制之建议

由于检察机关在刑事司法领域对于环境犯罪案件的规定较为成熟，因此，笔者在此主要从民事、行政领域探索检察机关生态环境司法保护机制的完善。

1.强化行政检察机关协作

奈夜检察机关参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方式来看，在民事及行政诉讼领域检察机关主要处于监督者的地位，通过提出检察建议、督促、支持相关机关、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等方式，来推动各主体开展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由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从目前实践中的数据来看，也基本肯定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者身份。“报告显示，至2016年9月，各试点地区检察机关共在履行职责中发现公益案件线索2982件，办理公益诉讼案件1710件，其中办理诉前程序案件1668件、提讼案件42件”。蒲晓磊：《试点检察机关办理公益诉讼案1710件》，《法制日报》2016年11月7日第2版。因此，要真正落实生态环境保护，避免检察机关的建议成为“橡皮图章”，就需要强化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行政司法协作，加强两者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工作衔接。笔者认为，首先，政府部门应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信息平台建设，相关行政部门应及时上传行政执法案件信息，保证信息共享机制公开化、透明化。其次，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的检察建议，相关行政机关应给予高度重视，根据检察建议内容在一个月内及时开展各项整治工作，遏制环境污染案件所带来的侵害，并将处理情况及时向检察机关进行书面回复。再次，对于督促法律规定的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检察机关也应加强与该机关的沟通联系，对于案件在办理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以及办案经验总结及时向该机关告知，确保行政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案件质量。

2.采取多样措施鼓励民众积极参与

目前，我国民众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以及环境监管的参与度仍略显不足。特别是秦岭北麓沿线地区村民，受经济利益驱使，环境保护意识较为薄弱。笔者建议，检察机关可以考虑制定一系列措施来鼓励民众参与环境保护，提升公民环境保护意识，打造全社会共同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良好局势。首先，检察机关可定期开展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普法宣传、环境污染典型案例宣传等形式多样的法律宣传活动，使民众认识到自然环境保护与其个人利益息息相关，提高民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意识。其次，检察机关对群众举报、控告的线索应积极受理、认真查实，深入摸排可能存在的案件线索，充分发挥自身监督职能。最后，检察机关可以建立公众举报小额奖励制度。扩宽环境污染案件信息的来源渠道，弥补单靠行政机关及自身进行监管的人力资源缺口。

3.设立环境污染案件专项基金

环境污染案件在处理过程中，常常会涉及到环境污染情况鉴定以及环境恢复费用评估等问题。但目前，我国现有环境污染鉴定评估机构数量较少，环境污染鉴定费用较高，为公民个人以及公益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带来一定经济压力。可以预见，检察机关在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时，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目前我国部分省、市已经开展此项工作，如福建、山东等省份均已设置生态环境修复基金。因此，应考虑在全国范围继续推进该专项基金的设置，专门用于支付污染损害鉴定费用及环境恢复评估费用。基金资金可通过企业募集、政府拨款以及环境污染案件赔偿等多种渠道汇集，并设置专门的审计人员负责审查基金项目经费使用情况。对于在环境污染诉讼案件中败诉的污染企业，应由其承担诉讼伊始所支付的鉴定评估费用，其所缴纳的赔偿或罚金，应通过一定的流转程序再汇入基金账户，确保资金的循环流动及合理利用。基金资金的使用应保证单独管理、专款专用，避免目前实践中存在的环境公益诉讼赔偿归于地方财政后“易进难出”的问题。

4.加强检察机关的人员配置及理论培养

目前，检察机关参与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主要部门为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还有可能涉及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对于要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还应经集体讨论形成意见。由于环境公益诉讼在我国仍处于试点摸索阶段，在案件实际处理过程中也缺乏详尽的法律规定及理论支撑。因此，要妥善处理环境污染案件，保证提起公益诉讼案件质量就应加强对检察机关的人员配置及专业理论水平的培养。而根据目前各地基层检察院的人员配置，民事行政检察科的人员配置一般仅为1～2人。因此，在出现较为复杂的环境污染案件时，仅依赖检察机关内部人员配置恐略显薄弱。因此，建议各地检察机关应遴选经验丰富的检察人员组成灵活多变的检察小组，共同对重大案件开展办案研究，保证案件处理的效率与质量，在成立检察小组时还可吸收专业鉴定人员及理论界学者参与，为案件处理提供理论支持。

自然保护区考察报告篇2

关键词：刑事诉讼；简易程序；适用范围；简化审判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286-01

简易程序的实质就是刑事诉讼中通过程度不同地简化审判程序的一些环节以达到使案件快速审结的一种诉讼程序。由于简易程序在我国实属首创，具有实验价值，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一、我国刑事诉讼简易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单一立法模式导致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

简易程序关系到刑事诉讼的公正与效率的协调统一，我国采用的标准既要考虑案件所涉及的罪行轻重程度，或被告人可能被判处的刑罚幅度，也要考虑被告人的自愿选择及与此相关的控辩双方的协商情况，还要考虑被告人罪行轻重和控辩双方等原因的综合因素。我国刑事诉讼法仅仅从刑罚轻重的单一角度对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分类，除了法律规定之外的其他案件。虽然简易程序也有较大区别，但必须按照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从而限制了案件的范围，导致了简易程序本身并不简易，诉讼效率自然也就没能提高。

（二）简易程序缺乏有力的监督

司法程序的公正与完备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公正、完备的司法程序能够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而简易程序正是一般刑事诉讼程序的减缩，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当事人尤其是被告的诉讼权利，因此，为了使简易程序能够更好地运行，发挥刑事诉讼的作用，充分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应对简易程序设置严格的监督程序，不至因程序的简略而损害了诉讼的最终目的。而我国在对简易程序的监督方面有所欠缺。

（三）缺乏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的保障性规定

有控诉就有辩护，控诉和辩护是审判中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控诉和辩护的矛盾是审判中的主要矛盾，控辩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决定了审判中的一切诉讼行为的存在与发展。辩护方作为审判中主要矛盾的一个方面，在诉讼中处于重要的主体地位。与普通程序相比，适用简易程序，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更需要辩护律师的参与、指导和帮助。否则，被告人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四）普通程序简化审与简易程序界限模糊

为提高审理刑事案件的质量和效率，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司法部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规定：对于被告人愿意认罪并同意适用《意见》进行审理的，在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和程序，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切实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可以对具体审理方式作出一定简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通程序简化审。由于“普通程序简化审”与“简易程序”有许多相似之处，司法实践中要特别注意二者的区别。

二、我国简易程序的改革完善

（一）强化简易程序的法律监督

针对检察机关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法律监督存在着某些薄弱环节，我们应从以下两方面进行强化监督：首先，在审查阶段，建立专门的预审法庭，专门负责审查案件，针对预审法庭设立专门监督人员对其进行监督，办案人员须定期向监督人员汇报，确保被告人充分享有合法权利和及时履行法定义务。其次，赋予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必要的案卷查阅权。

（二）提高辩护人的参与程度，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已规定了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12条规定，被告人要求适用普通程序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不建议或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这是对被告人否决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利的规定。《若干意见》第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建议书》，在提起公诉时连同全案卷宗、证据材料、书一并移送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征得被告人、辩护人同意后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制作《适用简易程序决定书》，在开庭前送达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人民法院认为依法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的，应当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并将全案卷宗和证据材料退回人民检察院。此条规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必须取得被告人的同意。

（三）严格划分简化审中适用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案件

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仍然属于普通程序，我国立法认为“普通程序简化审”不是独立于普通程序与简易程序的第三种诉讼程序，而是属于普通程序。因此，在实践中不能因为二者的相似性而混用，不严格区分它们各自适用的案件。

参考文献：

自然保护区考察报告篇3

朋友义气惹来刑事案件

王佳出生于1993年，从小读书平平，最终考上了某职校。王佳虽然年纪不大，却长得比较憨厚，为人也比较讲义气，无论在学校还是社会上，都认识很多所谓的“好朋友”。他们经常一起聚会，彼此有事就相互帮忙。

2011年冬日一个寒冷的晚上，就读于某中学初三的张峰因与某职校学生郝刚为争夺女友发生矛盾，两人相约于本市四季酒店附近进行谈判。得知郝刚可能要带些朋友，张峰为壮胆，就打电话给“大哥”陈斌：“我有麻烦，快找些人帮帮忙。”恰好，陈斌和王佳等人在玩桌球，就和王佳等一起赶了过去，并要求王佳再找些朋友帮忙。朋友有麻烦，肯定得出手相助。王佳把朋友盘算一番，很快就想到了王杰，同样出生于1993年的王杰初中一年级就辍学在家，2008年还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500元。然而，正因为有这个经历，在“圈子”里，王杰是个公认“搞得定”的人。

果不其然，在某酒吧上班的王杰接到电话后，随身携带一把尖刀，带着另两名朋友乘出租车赶到了四季酒店附近。下车后，王杰等人二话不说，上前就殴打郝刚等三人，造成一人轻伤，两人轻微伤。郝刚报案后，公安人员先后将王杰等人抓获。

王佳没有想到，本来只是帮朋友一个忙，却导致了这样的后果。接到公安人员的电话后，王佳主动至公安机关投案，随即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取保候审。

心理测试的结果

2012年2月，王佳等四人寻衅滋事一案移送至静安区人民检察院未检科审查。承办该案件的徐衍检察官审查后发现，这起案件的情节简单，犯罪事实也非常清楚。王佳生活在上海一个普通家庭，因为是家中独子，父母对他很是溺爱，不仅努力满足他经济上的各种要求，在家里更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虽然对王佳的管教较严，但交流较少，不了解王佳的真实想法。在对王佳的家庭教育方面，父母存在一定的偏差。笔录中，王佳不仅一五一十地交代了自己的犯罪行为，更对案发当天，自己盲目讲兄弟义气，触犯法律的行为，流露出了深深的悔意，并表达了对被害人补偿和修复关系的愿望。

2012年3月，静安区检察院委托专业机构对王佳开展了社会调查和心理测试。社会调查结果显示，王佳具有较好的家庭监护条件，并且能够自我控制和约束，人身危害性较小。心理测试结论也显示其有明显后悔心理，重犯可能性较小。

鉴于王佳是初次犯罪，且属从犯，犯罪情节较轻，其个人对犯罪的认识比较深刻，静安区检察院决定联合青少年保护办公室、青少年事务社工站、公安机关、监护人等组成考察教育小组，对王佳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观护帮教，经评估再作出是否的决定。

随后，检察官与王佳监护人、所在学校的帮教老师及社区青少年社工小李共同签订了《观护帮教协议书》。

在王佳初涉人生途中首次迷航之后，检察机关为他打开了一扇门，带着宽容给了他一次转入正途的机会。

谁也没有放弃他

在自己眼中懂事听话的儿子却涉嫌犯罪，王佳的父母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这时，静安区检察院未检科宋宪琳检察官的一通电话，让他们开始反省自己的教育方式。平日里，除了关心儿子的吃穿，王佳的父母抽出了更多时间教育和陪伴他。王佳就读的某职业学校，也成立专门的帮教小组对其进行重点帮教。

宋检察官与社工小李也一起向王佳伸出了关爱之手。三个月的考察期内，宋检察官定期与王佳母亲和小李联系，及时了解王佳的日常表现与心理变化，并给予相应的指导和帮助。小李也经常找王佳谈心，带领他参加各种公益活动，培养他学习和工作的兴趣。

潜移默化下，王佳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从最初的不愿与人交流到主动接受社工的教育和思想辅导；从最初对宋检察官的排斥到主动按时提交思想汇报，及时向宋检察官反映思想认识的变化；从一贯的懒散到通过自己的勤奋赢得了在上海某五星酒店实习的机会。

2012年6月27日，王佳所在的职校出具了对王佳观护帮教的情况报告，反映王佳在观护帮教过程中，态度端正，思悔改过，主动配合帮教老师交流思想，汇报实习工作，在实习期间能主动向带教师傅学习，工作积极主动，不友，无任何违纪和不良表现，希望能给其宽大处理。

2012年7月，静安区检察院经检委会讨论，认为王佳构成寻衅滋事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系初犯偶犯，具有自首情节，作案时系未成年人，在观护帮教期间确有悔罪表现，具有法律规定的应当减轻处罚、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且在社会观护期间具有悔改表现，对王佳作出了不的决定。

帮助回归的力量

得到了在五星级酒店工作的机会，王佳倍加珍惜。实习的工作虽然辛苦，但王佳每天早晨四点半准时起床上班、工作时积极主动地跟着师傅学习，踏踏实实，他的表现也得到了师傅和众人的一致认可。

眼看就能通过他的努力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但由于单位要求学校开具“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他卡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家长犯愁了，老师也为其惋惜，王佳更是陷入无尽的悔恨中……

此时，王佳接到了宋宪琳检察官的电话，得知检察院将对其开展轻罪记录封存，即王佳被公安机关立案、采取强制措施以及检察院做出的相对不决定等不进入他的人事档案、学籍档案，而是封存于办案机关，非经法定事由，不得对外披露；同时王佳在继续求学、就业的时候，免除前科报告义务。

2012年9月12日，王佳犯罪记录封存宣告仪式在静安区检察院举行，未检科负责人、区未保办、其所在学校老师分别对王佳进行教育，并向王佳及其法定人送达《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通知书》。同日，将副本送达静安区公安分局、静安区未保办备案。

未检科科长顾文告诉记者：“日后我们在工作中将不断完善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相关制度，保证失足未成年人在复学、升学、就业、生活保障等方面与其他未成年人享受同等权利，维护其家庭关系的和谐，使其顺利回归社会，并将进一步降低重新犯罪率。”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往往会面临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会迷惘于何去何从。此时，更需要家庭和社会的关怀来引导他们回归正途。

自然保护区考察报告篇4

第二条 申请设立的省级风景名胜区范围与自然保护区不得重合或者交叉，面积宜在10平方公里以上。

第三条 申请设立省级风景名胜区，由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县级或者州、地、市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组织开展风景名胜区资源调查评价，并会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论证，提出意见，报所属人民政府审定后，由县级或者州、地、市人民政府向省建设厅提出申请。

对于跨州、地、市、县的风景名胜区，由所在地人民政府协商一致后，由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涉及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联合申报。

第四条 风景名胜区内的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和房屋等财产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申请设立风景名胜区的人民政府应当在报请审批前，与风景名胜区内的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和房屋等财产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充分协商。

第五条 申报省级风景名胜区必须提交下列材料：

（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关于设立风景名胜区的请示；

（二）风景名胜区申报书；

（三）风景名胜区资源调查评价报告。

第六条 风景名胜区资源调查评价报告应包含下列内容：

（一）拟设立风景名胜区的范围及核心景区的范围；

（二）拟设立风景名胜区区位分析；

（三）拟设立风景名胜区现状分析；

（四）风景名胜资源分析评价；

（五）拟设立风景名胜区利用开发条件；

（六）拟设立风景名胜区的性质和保护目标；

（七）风景名胜资源调查评价意见及建议；

（八）风景名胜区位置图、地形图、风景名胜资源分布图、风景名胜区土地利用现状图等图件；

（九）重要景点、景物照片、录像光盘和有关材料。

第七条 省建设厅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组织成立多学科、多专业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省级风景名胜区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工作，提出审查意见。必要时可组织专家小组赴申报风景名胜区实地考察，并提交考察评估报告。

第八条 省建设厅依据评审委员会审查意见，并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协商一致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第九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省级风景名胜区，如因多种原因所致已不具备省级风景名胜区条件的，经省建设厅调查核实后，报请省人民政府撤销其命名。

自然保护区考察报告篇5

关键词　未成年人犯罪；社会调查；主体；公安机关

中图分类号　D916.3　文献标识码　A

社会调查是指在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时，除了要调查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事实外，还要调查分析与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主、客观原因密切相关的事实，如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经历，家庭环境，社区环境，交往对象、交往范围，是否具有不良行为习惯、不良经历，未成年人的心理、人格特征等。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中，有关国际公约和许多国家的立法都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如《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第16条明确规定了社会调查制度，即“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者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

一、我国目前关于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就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来看，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中的社会调查制度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在诸多问题上都存在争议，社会调查主体便是其中之一。目前，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应该是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行政机关还是接受委托的其他组织作为社会调查的主体；二是应该以哪个机关或者组织为主进行调查。具体的争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法官成为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有人认为，法官不能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原因有两点：其一，裁判权是消极、被动的，行使裁判权的法官也应当是消极、被动的主体，法官若亲自参加社会调查，便有损其公正、独立的外在形象。其二，法官亲自进行社会调查，便有可能造成先入为主，无法给予被告人公正的处置。

但同时有人认为，应由法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理由是：从法理上而言，社会调查结论会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应慎之又慎，委托他人调查难以确保其结论的真实性、公正性。虽然由法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难以摆脱先入为主的嫌疑，但较之控方、辩方、其他社会组织，有理由相信法官是最能体会刑事政策本义的。另外，各地审判机关在较长时间的实践中，对社会调查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锻炼和储备了相当部分的人才，与司法行政机关相比具有较好的基础和专业人员保障。

(二)控辩双方成为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否定论者的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社会调查主体必须中立，而警察、检察官、律师由于自身所处的诉讼地位，与案件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牵连，所以，无法独立、公正地作出社会诃查报告。第二，从成本角度分析，若由控辩审三方各自来进行社会调查，会出现多份社会调查报告，可能相互冲突，这样不仅浪费诉讼资源，也不便于法官正确裁判案件。

肯定论者认为，由公安司法机关实施社会调查最大的优势在于这些机关拥有社会调查的相应手段和权力保障，效率高，社会阻力小。

(三)控辩审三方之外的其他组织、人员担任社会调查主体的争议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来自控辩审三方之外的社会调查主体包括各级共青团、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以及聘任的社会调查员。有人认为，从调查的客观、公正以及专业化要求来看，社会调查主体必须由控辩审三方之外的主体来担当，这也是社会调查工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有人认为，由执行缓刑的机关和人员来承担这一工作更为合适。具体地说，由各司法局、所内设的部门进行社会调查。理由有两点：一是从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作用看，是为人民法院的量刑提供参考依据，具体地说，主要是对该未成年被告人是否适合判处缓刑提出意见。二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承担社会调查工作，有利于对其缓刑实施分类处遇的监督考察。

但同时有人认为，在我国不宜将社会调查权全部交由社会机构去实施，调查结果的客观公正性难以得到保证。因为，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调查人员通常是基层社会工作者，调查对象或多或少地与被调查人存在某种关系。我国目前对社会调查员的失职与渎职行为也没有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对他们的行为缺乏相应的约束。另外，现在绝大部分地区能够担当调查主体的社会团体组织不发达，体系不完备，调查的规范性、客观性、科学性等均缺乏制度保障机制。

二、确定社会调查主体必须考虑的几个因素

本文认为，确定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会调查主体，必须综合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社会调查的含义与目的

对社会调查含义与目的的理解不同直接影响社会调查主体的确定。国外的社会调查制度有两种，一种是刑事司法程序启动前的调查制度，这种调查制度首先应当是未成年人案件的一种分流机制，通过这种调查可以完成对案件的分类，防止将未成年人不当交付刑事司法程序。一旦启动刑事审判程序，这种调查所获得与提供的信息还可以为未成年人刑事问题的处置提供参考性依据。国外另一种社会调查制度是量刑判决前调查制度，它是在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启动的人格调查程序，其目的在于为法官恰当量刑提供参考性依据。本文认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的社会调查应当是广义上的，应当包含上述两种含义，贯彻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处理的整个过程，而不是仅局限于量刑前的社会调查。

我国的社会调查制度要实现的目的应当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1)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程序的启动和每个诉讼阶段的处理提供参考。具体地说，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否启动刑事司法程序，立案侦查后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是否移送审查，移送后是否提起公诉，是否不，审判后如何量刑、如何执行等，社会调查的结果都应当是重要参考之一。另外，本文还认为，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每一个诉讼阶段，都应当将司法转处作为重要原则之一，以减少未成年人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可能，尽量减少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停留的时间，这也是未成年人司法的原则之一。司法转处的具体应用必须要考虑社会调查的结果；(2)为全面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提供参考。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都应当贯彻此方针，而社会调查的结果是公检法机关在各自的诉讼阶段找准感化、教育点，挽救未成年人的重要依据；(3)为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实现预防与惩治犯罪相结合的目的提供参考。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一般都有着较为复杂的家庭、学校、社会和个人生理、心理方面的原因，通过社会调查，分析这些犯罪原因，对于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十分重要。公检法机关都是我国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主要力量，在办案过程中都要将惩治犯罪与预防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参考社会调查的结果。

目前，很多地方将社会调查仅仅理解为量刑前调查，仅在审判阶段实行社会调查，甚至这

些地方仅将社会调查作为能否对犯罪未成年人适用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的参考，只在被告人有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中适用社会调查，如江苏省、北京的门头沟区法院。所以，这些地方将社会调查的主体规定为人民法院委托的其他机构(主要是社区矫正机构、司法局)的社会调查员，这应该说没有真正发挥社会调查的全部作用，没有全面实现社会调查的目的。

(二)社会调查的对象

无论是从法律适用平等性的角度，还是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年人的角度，社会调查的对象都应当包括所有的犯罪未成年人，不管他们的罪刑轻重，不管他们是司法辖区内的人还是外地人。但是，因客观条件的限制，现在绝大多数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地方都将社会调查对象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往往仅局限于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司法辖区内，犯罪事实较轻，具备管制、缓刑条件的案件。如根据江苏省《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审前调查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司法局)只对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本省各市辖区内，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具有管制、缓刑条件的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告人实施审前调查。北京的门头沟法院自2005年7月试行社会调查员制度至2007年10月，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45件，但其中仅对24件案件中的32名未成年被告人进行了社会调查。其他未进行社会调查的案件主要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被告人户籍在外地或外区。二是被告人长期不在当地居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实行社会调查制度的一年时间内，启用社会调查员制度参与办案的数量也只有5起。对调查对象的限制，不仅大大限制了社会调查制度作用的发挥，同时对其他未成年犯罪人也是不公正的。因此，应将社会调查的案件范围扩大到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

(三)社会调查的能力

根据前述，社会调查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这就要求社会调查主体必须要具有相应的调查能力，才能使调查的事实全面、真实。目前，在很多地方从事社会调查的社会调查员，不论他们是司法局、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少年法庭的工作人员，还是从社会聘任的人员，在社会调查能力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无法对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不在本辖区的犯罪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因为，这无论在时间、人力还是物力上都不允许。这也是很多地方将社会调查的对象仅局限于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在本司法辖区内的犯罪未成年人的主要原因。第二，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社会调查员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无法通过查阅案卷来详细了解犯罪事实；对于犯罪未成年人被羁押的案件，社会调查员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无法接触到其本人，无法与之会见进行交谈，无法开展心理测试等活动，甚至连未成年犯罪人在犯罪后的表现材料都难以获取。因此，目前很多地方的社会调查员都只能进行一些性的调查活动，如对未成年人的亲属、邻居、同学等进行调查，当然，这也能反映一些事实，但肯定不是全面、深入的。例如，某些国家的社会调查十分注重心理测试，事实也证明侦查阶段引入心理测试是顺利开展侦查工作和有效矫正、改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客观需要，但现在的社会调查员显然无能力进行此项工作。

很多接受社会调查委托的机构或者组织在人员配备方面也达不到要求。以司法所为例，虽然自1996年以来，司法部先后了《关于加强司法所业务规范化建设的意见》等一系列规定，但司法所的建设仍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司法所立户列编问题目前尚未在全国统一解决，有的地方司法所尚未建立。已经普遍建立司法所的地区，也面临着保机构、保编制、保队伍的问题。另外，司法所任务繁重，职责广泛。因此，由司法所进行社会调查在人员保障方面存在着现实问题。

(四)社会调查的时间理提供参考，也为后面的审查、法院审判阶段提供了重要依据。

2　在调查时间方面，如果将社会调查前移到侦查阶段就可以有效地解决目前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时间不足的问题。同时，与审查、法院审判阶段相比，侦查阶段最为充分。公安机关在立案前的初查中可以在调查犯罪事实的同时进行社会调查，在立案后，如果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侦查期限也要长于审查和审判期限。

3　在调查能力方面，公安机关无疑是最强、最全面的。首先，公安机关对未成年人涉嫌的犯罪事实相比较于司法所、共青团等组织的人员，有更为清楚、直观的了解，通过侦查讯问，对涉案未成年人的犯罪经过、性格特征、犯罪原因等有更全面的认识，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的表现也掌握得最及时、全面，这有利于更有针对、更全面地进行社会调查。其次，公安机关在社会资源利用方面也是其他机关、组织所不能相比的。公安工作的很多内容如收集掌握情报信息、人口管理、治安管理、犯罪预防、安全防范、服务群众等都与社会调查密切相关，公安机关还有丰富的社区资源和辅警资源可以利用，这些都为社会调查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再次，公安机关在全国拥有庞大的组织系统，相互之间的警务协作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这能有效地解决目前社会调查对象有限的问题，对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不在本司法辖区、流窜作案的犯罪未成年人都能进行有效的社会调查。可以说，如果要将社会调查的对象扩展到所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那么就必须将公安机关作为社会调查的首要主体。

4　在调查成本方面，公安机关也具有相当的优势。因为公安机关在对犯罪事实的调查过程中，必然会同时涉及到许多社会调查的内容，如果在立法上明确公安机关负有社会调查的职责，那么公安机关就可以顺利地将犯罪事实调查与社会调查结合起来，从而降低调查成本，减少调查时间。

5　在职责方面，公安机关也应当进行社会调查。我国的警察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多部法律都明确规定，预防犯罪是公安机关的职责之一，而社会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分析犯罪原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参考，因此，公安机关必须承担起社会调查的职责。

6　在社会调查结果的真实性、公正性方面，公安机关比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等机构、组织的人员更有保障。首先，如前所述，在调查时间、调查能力方面，公安机关更有优势；其次，公安机关组织比较严密，人员配备比较完整，调查的组织性、规范性更有保障；再次，公安机关执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工作人员的丰富经验，能有效地避免目前社会调查工作中存在的恐吓、蒙骗社会调查人员的形象。

检察机关、法院是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检察机关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不够详尽，可以补充调查。但由于起始时间晚，审查时间短，所以在司法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承担社会调查的主要任务不合适。法院更不适合成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因为法院庭前的审查是程序性审查而非实体性审查，而且人民法院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更晚，当然，法院认为应该对未成年人的情况进行社会调查而公安、检察机关没有进行的，可以依职权进行社会调查或者直接委托有关社会机构进行调查。

公检法机关既可以委托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某一方面的专业机构或者专家，也可以委托社区矫正机构、共青团等机构的社会调查员进行部分社会调查工作。我国目前只注

重对后一类机构及人员的委托，这与我国在社会调查中不注重对犯罪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调查有关。实际上对前者的委托更为重要，因为，他们所具有的专业知识正是公检法机关所缺少的。

辩护人可以成为社会调查的补充主体。很多人反对由辩护人进行社会调查，认为其提供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往往失之偏颇，总是片面强调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和情节，达不到法院原本所期望的那种客观全面而又真实公正的要求。本文认为，辩护人在社会调查中只收集提供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的事实，正是其职责的体现。从维护未成年被告人合法 社会调查内容的广泛性决定了社会调查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如有些国家，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的缓刑官一般要花30至60天时间方能准备好社会调查报告。我国目前很多地方的社会调查是在法院审判阶段才开始，从司法实践情况来看，社会调查时间不足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案件的审理期限，普通程序的为一个半月，简易程序的为二十日，因此，各地规定社会调查的时限普遍不超过十天，而社会调查人员必须走访众多单位和人员，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分析，才能出具高质量的调查报告，如此短的时间难以保证调查质量。社会调查时间的不足甚至导致在某些地方出现先判后补调查评价报告现象。在法院审判阶段才进行社会调查，这在客观上也会延长审判时间，从而不利于未成年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违背了设立社会调查制度的宗旨。

(五)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与公正性

这无疑是整个社会调查制度构建的核心之一，只有真实性与公正性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调查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有人认为，调查主体的中立性是保障社会调查报告真实与公正的关键因素，因此，主张由控辩审以外的其他机构、组织或者人员来进行社会调查。本文认为，社会调查的真实性与公正性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来规范、保证，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由中立的主体来调查，其就会自然实现。其实，由社区矫正机构等所谓中立组织的社会调查员进行的社会调查，其真实性和公正性也很容易受到干扰，理由已在前文阐述。在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社会调查报告不真实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的家长或亲属为了使被告人获得从轻处罚，故意夸大优点，回避缺点，甚至编造谎言，以图让调查员产生被告人平时品行良好的印象；二是被告人的亲友出于对自己亲人的关系，采取贿赂、恐吓等非法手段人为干预调查，进而影响报告内容的公正性和真实性。

另外，现在对中立性的含义也存在简单化的理解，认为只要是执行控诉、辩护职能的主体就丧失了中立性，如果这样理解，共青团、未成年人保护机构、社区矫正机构都不具有中立性，因为，前两者执行的是保护职能，后者执行的是追究犯罪的职能(对刑罚的执行也是追究犯罪的一部分)。本文认为，调查主体中立性的本质是指该主体与案件所涉的利益和当事人之间不存在利害关系。我国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虽然执行的是控诉职能，但不能据此认为它们就与案件存在着利害关系，丧失了中立性。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都必须全面搜集犯罪嫌疑人有罪和无罪的事实；从机关职责方面讲，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都负有预防、惩治犯罪的职责，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都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这就决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都有义务进行社会调查，都有义务全面收集对犯罪未成年人不利和有利的事实。同时，我国法律为保障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公正执法，对其执法行为都规定了一系列的制度，从而比其他机构或者组织调查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更有保障。

三、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社会调查主体的建议

全面综合地考虑确定社会调查主体的上述几个因素，本文建议，我国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调查主体应当是以侦查阶段的公安机关为主，检察院、法院等其他机关或者组织、人员为辅，主要理由如下：

从上述社会调查的含义及多重目的来看，社会调查工作应起始于侦查阶段，并一直延续到和审判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主导机关都有进行社会调查的职责，因此，公检法三个机关都应当是社会调查的主体。但是，同时必须确定调查的主辅机关。根据我国实行的公检法流水作业的纵向诉讼构造，确定以公安机关调查为主，其他机关、人员调查为辅的调查主体体系，可以有效地避免因重复调查而浪费司法资源或者因相互推诿而材料不全现象的发生。

公安机关应当是社会调查的首要主体。因为：

自然保护区考察报告篇6

一、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趋势,对社会治安影响较大。未成年人犯罪已与环境污染、贩毒吸毒并列为三大社会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2008年全国法院判处未成年罪犯88312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10.85%。（1）以笔者所在的河南省信阳市两级法院2005-2008年判处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例，2005年判处未成年罪犯267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12.07%；2006年判处未成年罪犯187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11.59%；2007年判处未成年罪犯191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10.79%；2008年判处未成年罪犯231人，占当年全部刑事罪犯总数的11.09%。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对该类群体的犯罪问题应当引起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依法予以矫治。由于未成年人在生理、心理等方面与成年人相比有较大的差别，这些因素必然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目的、方法、后果等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的内在本质全然不同，对他们的司法处理也不能照搬成年人的模式。英国著名学者培根说:“执法也不可过苛，不能把法律变成使人民动辄得咎的罗网。在考虑法律正义的同时也应当有慈悲救人之心，以无情的目光论事，以慈悲的目光看人。”（2）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刑事实证学派将犯罪原因归结为犯罪人自身、环境、社会等多方面因素，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在于惩罚犯罪人，而在于矫治犯罪人，使之改恶从善，复归社会，认为刑事政策主要应以特别预防为目的，应依照犯罪人恶性程度的差异以及犯罪具体原因的不同，落实刑罚个别化原则。（3）对走上犯罪道路的未成年人，惩罚打击只是手段，保护教育才是目的。国外司法机构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普遍遵循“保护处分优先”的原则，即将刑事处分作为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最后手段。为了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有效预防、矫正未成年人犯罪，保护犯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建立一整套不同于成年人的审判和执行的特别司法制度。这种制度设计，应突显“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体现教育、保护和适度惩罚的职能；根据未成年人的心理及成长特点，赋予犯罪未成年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及保证实施的措施；制度设计更为灵活多样、缓和宽松，满足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实践的需要。

实践中，一些法院也探索适用特殊制度依法矫治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例如，北京市丰台区法院于2006年首次将道德调查纳入量刑参考，南京市司法机关于2005年首创暂缓起诉制度和暂缓判决制度，广州市自2006年始实施社会教育、感化、挽救违法犯罪青少年“金不换工程”，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出台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实施办法》，以激励失足青少年改过自新，上海市综治办等8家单位于2007年共同制定了《关于对违法犯罪情节较轻的未成年人实行考察教育制度的意见》，并在全市范围内施行，（4）等等。实践证明，这些举措均收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因此，设立未成年人犯罪诉讼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二、社会调查制度

犯罪人格理论认为，对未成年人判处刑罚应探讨未成年人犯罪原因，根据犯罪行为及罪犯的人格形成过程和复归社会的可能性大小来决定刑罚。（5）法国著名刑法学家安赛尔认为，为了正确处理案件，法官必须了解他负责审理的犯罪人。为此，必须对犯罪人的人格进行调查，调查应从“社会、医学和心理”等方面进行。务必使对犯罪人的处遇与其人格相符合，便于其尽快地复归社会。（6）社会调查制度在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的国际公约中普遍得到确立。《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以下简称《北京规则》）第16条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外，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置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审判。”英国《2003年刑事司法法》也规定：“法庭在判处监禁刑、社区刑时必须获得判刑前报告，法庭有责任获得并考虑判刑前报告。”（7）

在我国，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形式提交给法庭作为量刑参考，乃司法实践探索的结果。2006年北京市丰台区法院首次将道德调查纳入量刑参考就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实践中我国的社会调查,主要是针对那些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悔罪态度较好、有可能被判处缓刑的刑事案件被告人。调查的组织者一般为司法行政部门，调查的内容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家庭和邻里关系、单位表现、社会交往等情况。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公众关于被告人的评价意见的记载，是公众参与司法的新途径，体现了司法民主。实施社会调查制度，有利于调动相关司法部门参与未成年人犯罪矫治工作的积极性，形成多部门相互配合，齐抓共管，共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的良好局面，促进社会和谐。

但是，司法实践中适用社会调查制度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依据问题。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小或者有可能适用缓刑的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实行判前社会调查，这仅是司法部门的一种实践探索，现行刑事诉讼法尚未对此作出规定。司法解释的少许规定也较原则，并没有具体的规定社会调查实施的程序以及对社会调查报告的运用程序，实际操作上随意性较大，不够统一。第二、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问题。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出发点是保证量刑的公正性，但是，量刑的公正要以社会调查报告的准确性为前提。如果这种社会调查报告为部分人利用，内容不真实，必将会影响量刑的公正性。（8）

针对上述不足，应立法规范社会调查制度，明确社会调查制度的性质，调查的主体、调查的对象、内容以及适用的案件范围等内容，在赋予社会调查法律依据的同时，保证报告内容的真实性，真正发挥该制度的作用。                         

其一、调查报告的性质。社会调查报告为刑事审判中的道德调查, 是量刑的参考因素, 不影响定罪。故不应把调查报告当成判决内容，否则庭审也失去应有的地位。被告人在案件中的行为仍是案件评判的主要依据。

其二，调查的组织者与制作主体。调查的组织者与制作者为受案法院平级的司法行政机关。从事庭前调查的人员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及广泛性，可以由司法所工作人员、社区矫正机构人员、人民陪审员、以及心理专业人员、志愿者等组成。调查者一般不少于两人，并且应当全部出庭。调查报告的具体组织人与制作人适用刑事诉讼法有关回避的规定。                         

其三，调查的对象、内容。调查的对象包括被告人的邻居、同事、单位领导、居委会或村委会负责人等熟悉被告人的人。调查的内容应分清案件轻重程度，来考虑调查的范围及详略情况。对情节轻微，以及过失犯罪等明显适用缓刑的案件，可以简化调查模式；对量刑刑期在三年以上，可能判缓，以及可能存在争议的案件形成详细的报告，主要针对罪犯的个体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包括被告人的家庭结构、性格特点、社会交往、工作情况以及案发后表现以及被害人的相关意见等多方面。（9）从而分析出未成年罪犯成长过程中存在的积极与消极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并于调查结束后形成书面意见，为对罪犯的量刑、矫正、帮教工作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其四，调查适用的案件范围。社会调查报告适用案件范围主要为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对刑期在三年以上，具备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可能判处缓的案件，也适用社会调查制度。案件审理中若审判人员认为量刑需要社会调查报告的，可以通知司法行政机关制作报告。检察人员、被告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诉讼人、辩护人认为本案需要制作社会调查报告的，可以向法官提出申请，由法官决定是否进行社会调查。       

三、暂缓判决制度

暂缓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经开庭审理后，根据其所犯罪行和悔罪表现，暂不判处刑罚，而是作出延期判决的决定，让其继续就业或就学，对其进行观护帮教，考察期满后，再根据原犯罪事实和情节，结合被告人在考察期间的表现予以判决的法律制度。（10）实践证明，暂缓判决制度既能对未成年犯罪人起到惩罚作用，又能对其起到教育、挽救之功效。

暂缓判决是对现代西方国家观护制度的借鉴。1974年颁布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少年刑法》第27条规定，“审理少年刑事案件，根据侦查的材料，不能确有把握地断定少年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否已造成非判不可的危害时，少年法庭的法官可以判定少年被告人有罪，但是判刑的决定在确定的考验期内暂不作出。在考验期限内，少年被告人由任命的考验期监督人进行监督和观护。如果该少年被告人在考验期间表现不好，法官可以对其随时宣布刑罚判决，并且不许缓期执行。反之，如果该少年被告人在考验期间真诚悔改，表现良好，犯罪倾向已消失，法官则可撤销原判。”（11）

我国司法机关在实践中也探索适用暂缓判决制度。2004年12月17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少年刑事审判庭对4名被指控犯抢劫罪的未成年刑事被告人宣读了《暂缓判决决定书》，4名被告人获得了3个月的考察机会，如果在此期间表现良好，4人可获大幅减刑，甚至可以“定罪免刑”。最终，4名被告人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减刑，该制度的施行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是，实践中暂缓判决的适用仍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首先，暂缓判决的适用对象不统一。一些法院对暂缓判决仅适用于未成年人，有的则扩大到在校大学生，还有的适用于轻罪犯罪嫌疑人。其次，暂缓判决的适用条件不明确。由于刑事诉讼法律对适用暂缓判决的案件类型、法定刑以及犯罪情节轻重等问题没有明确地规定，实践中不同法院掌握暂缓判决的适用条件不统一，有的过严，有的又偏宽。再次，对暂缓判决考察方法的设计不科学，随意性较大。有的法院作出暂缓判决决定较随意，只是让未成年人回到社会，一放了之，由于缺乏系统的、科学的考察方法，不能有效地对考察对象予以必要的监督、检查，因而其做法有放纵犯罪的嫌疑。   

在我国推行暂缓判决制度，笔者有以下建议。第一，立法规定暂缓判决的内容、性质和适用条件，赋予暂缓判决法律依据。在刑法中规定“对未成年被告人单独宣判有罪”的制度，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未成年被告人暂缓判决中犯罪认定判决和刑罚裁量判决分开。第二、统一暂缓判决的适用对象和条件。适用暂缓判决应当具备以下条件：适用对象为已犯罪的未成年被告人；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刑；共同犯罪中，系从犯、胁从犯或被教唆犯；不是累犯，犯罪情节轻微，平时表现良好，且认罪态度好，人身危险性不大；愿意接受社区服务考察；具有家庭监管条件等。第三，建立科学的暂缓判决考察制度。作出暂缓判决决定后，应对未成年被告人建立考察制度。由社区矫正机构下设的专职考察部门制定考察帮教计划，并对未成年犯建立考察评议档案，负责对少年犯进行教育、管束，在考察期届满后对暂缓判决对象作出综合评定报告。法院在考察期满后，应开庭听取法定人、辩护人、公诉人的意见，结合考察部门提交的考察评估报告，分别作出判决，对考察期表现良好、确认不致再危害社会的被告人，应当适用缓刑；对犯罪情节较轻、暂缓判决考察期表现良好的未成年被告人，可以适用免刑；对于极少数表现不好的暂缓判决被告人，按其原犯罪事实和情节判处实刑。（12）最后，规范暂缓判决书的制作。一般而言，暂缓判决书应由以下几部分组成：①判决被告人犯有何罪以及拟判处的刑罚；②规定考察期限，期限一般为为1—2年，期限由犯罪情节轻重决定，并决定“社区服务令”内容；③写明如果被告人在考察期间如果其表现符合“社区服务令”要求的，将免刑、减刑或者缓刑判决，具体刑罚种类和刑期待考察期结束后最终予以判决。

四、非刑罚处置制度

现代刑法理论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追究，目的应当重在教育挽救，而非惩罚报复。英国法学家莫里森在《少年犯罪人》一书中论述道，监禁会将一个天真的少年犯罪人变成一个顽固的、习惯性的犯罪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能使用监禁，监禁机构和自由社会差别极大，它不可能交给少年犯罪人在自由社会中所需要的行为方式。（13）虽然该论断有些片面，但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对未成年人犯罪予以非刑罚处置的重要性。

目前世界上较多国家淡化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的观念，而代之以保安处分和教育处分等非刑罚处理方法。国际人权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儿童权利公约》第40条第4款规定：“应采用多种处理办法，诸如照管、指导监督令、辅导、察看、寄养、教育和职业培训方案及不交由机构照管的其他办法，以确保处理儿童的方式符合其福祉并与其情况和违法行为相称。”《北京规则》第18.1要求：“应使主管当局可以采用各种各样的处理措施，使其具有灵活性，从而更大限度地避免监禁。有些可以结合起来使用，这类措施包括：a、监管、监护和监督的裁决；b、缓刑；c、社区服务的裁决；d、罚款、补偿和赔偿；e、中间待遇和其他待遇的裁决；f、参加集体辅导和类似活动的裁决；g、有关寄养、生活区或其他教育设施的裁决；h、其他有关裁决。”（14）

我国刑法对非刑罚处理方法规定在该法第37条、第17条第4款等条文之中，主要包括以下七种方法，即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责令父母或监护人严加管教，收容教养等。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上几种非刑罚处理方法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难以实现教育未成人的目的，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对非刑罚处理方法缺乏系统、专门的规定。如前所述，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规定于《刑法》第37条、第17条之中的，总体而言，这些方法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更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作出专节、专条的规定。其次，非刑罚处理方法种类偏少、体系性不强。与《北京规则》第18条相比，一些方法如社区服务、参加集体辅导等没有涵盖在内。最后，多数方法的强制性不足。除收容教养具有强制性教育外，其他方法强制性不够，实践中易造成一放了之的局面。而收容教养以剥夺自由为前提的，且没有明确的期限限制，很多情况下，处罚又可能过重。因此，各种非刑罚处理方法之间悬殊较大，没有形成一个轻重有别、逐级递进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系。（15）三是一些非刑罚处置方式的适用效果不够显著。例如，训诫、责令具结悔过和赔礼道歉这三种措施教育时间短，难以使未成年人体会到自己犯罪给他人、社会带来的切肤之痛，从而促使其真正悔悟，教育效果不佳。

针对非监禁处罚适用存在的上述不足，应采取如下措施依法予以完善。首先，完善刑法中现有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在刑法典中设立专条、甚至专节，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作出专门规定。具体而言，“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完全可以同时适用，将这三种方法合并为一种；基于未成年人一般不存在行政单位的归属，可排除“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严格“责令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配以具体的监督保证措施；将“收容教养”加以司法化改造，纳入刑法规范中，作为一种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理方法。其次，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增加未成年人犯罪的其它非刑罚处理方法。⑴担保释放。即由司法机关责令未成年人的父母或监护人交付一定数额的金钱，或者由某些有固定住处，又有能力对未成年人进行监护的人员或单位作出担保，保证未成年人在一定期限内不再实施任何违法犯罪的行为，在此前提下，免予未成年人的刑罚处罚。一旦未成年人再次犯罪，则由司法机关撤销担保释放的决定，没收担保金，或取消担保资格，并重新对未成年人适用刑罚措施。⑵监管令。是指司法机关可对未成年人发出并由其监护人监督执行，禁止未成年人在一定期限内进行某些限制性行为的书面指令。例如，不得游荡社会、夜不归宿；不得吸烟、酗酒；不得进入营业性的歌舞厅、网吧、酒吧等场所。同时，监管令还可以要求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保证监督其行为。⑶社区服务令。即指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不予关押，而是将其置于社区之中，在特定委员会的监管下，要求未成年人必须完成一定的社会公益性服务劳动或社区工作的一种处罚方式。⑷工读学校。工读学校以前主要是作为一种行政处罚的手段，适用于有违法或不良行为的少年。当前，可以将工读学校纳入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理方法中。对于某些犯有轻罪的未成年人，可以送入工读学校加以严格教育。⑸社会帮教。即将其置于社会上，对其活动场所、交往活动进行一定限制，要求其定期向社会矫正人员汇报，离开本地或有其他重大事项必须向社会矫正机构报批，若在保护观察期内无任何不良倾向，则对其免予刑事处罚。（16）

五、刑事污点消除制度

刑事污点消灭制度也称前科消灭制度，指被判处刑罚的未成年罪犯，如果在前科考验期内无违法违纪现象，根据其本人或其法定人、社区矫正机构的申请，由原判法院组织调查、听证，确定其已改过自新的，则取消其刑事污点并通知有关部门，依法视为未受过刑事处分或没有刑事前科的法律制度。（17）

美国犯罪学家弗兰克·坦南鲍姆指出，制造犯罪人的过程，就是一个（给他）贴上标签、下定义、认同、隔离、描述、强调以及形成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过程，它变成了一种刺激、暗示、强调和发展被谴责的那些品质的方式。这就意味着人们容易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保有成见，给其贴上“坏人”的标签，一定程度上导致一些犯罪的未成年人自暴自弃，难以改过自新。（18）现代多数国家意识到刑事污点对未成年人教育和成长的较大影响，纷纷立法建立刑事污点消除制度。《北京规则》第19条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德国现行的《少年法院法》第97条规定：“少年法官确信，被判刑少年行为无可挑剔，证实已具备正派品行时，少年法官可依其职权，或经被判刑少年、其监护人或法定人的申请，宣布消除前科记录。”日本《少年法》第60条规定：“少年犯刑期执行完毕或免于执行，使用有关人格法律的规定，在将来应视为未受过刑法处分。”法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第770条规定：“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作出的裁判决定，在此种决定作出起3年期限届满后，如未成年人已经得到再教育，即使其已经达到成年年龄，少年法庭得应其本人申请、检察机关申请或依职权，决定从犯罪记录中撤销与前项裁判相关的登记卡；经宣告撤销犯罪记录登记卡时，有关原决定的记述不得留存于少年犯罪记录中；与此裁判相关的犯罪记录登记卡应销毁。”（19）

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却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该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的刑事处罚，不得隐瞒。”然而，实行前科报告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存在一些问题。 2004年，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制定并实施了《“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实施办法》，以激励失足青少年改过自新。该制度解决了前科对未成年罪犯将来学习、就业等方面的不利影响，受到了罪犯家属的欢迎，可受到一些法学专家的质疑。他们认为，在没有相关立法的情况下，前科消灭举措会因为执行中的一些难题无法克服而难以实际地发生作用。实践中人民法院尝试适用刑事污点消除制度面临尴尬局面。

刑事污点消除制度使得符合条件的有过犯罪记录的未成年人，避免前科带来的负面影响，能够平等的享有与其他正常人一样的权利和机会，使其真正改过自新，回归社会。因此，我国也应确立与国情相符的未成年犯刑事污点消除制度。可以规定，对犯有不同罪行的未成年人给予不同的考验期，如果在此考验期内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在期限届满后根据未成年犯人的申请取消其刑事犯罪记录：被免予刑事处罚的；被判处有期徒刑缓期执行，缓刑考验期满没有故意犯罪的；被判管制、拘役，刑罚执行完毕后6个月内，没有故意犯罪的；处刑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1年内，没有故意犯罪的；处刑为3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2年内，没有故意犯罪的；处刑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3年内，没有故意犯罪的。（20）另外，如果未成年被告人在此考验期内未成年人有特别突出表现的，例如，阻止他人重大的犯罪活动，见义勇为的，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人的，有发明创造重大技术革新的，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可以根据未成年犯人的申请在考验期限届满之前提前消灭其刑事污点。

六、社区矫正制度

关于社区矫正的性质，我国刑法学术界与实务界有不同观点。有的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社区矫正定义为：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有的观点认为，社区矫正并不完全等同于非监禁刑，社区矫正不是刑种概念,而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21）还有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刑罚执行活动和社区社会工作，应当放宽社区矫正的范围，还应包括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受刑人的安置帮教工作、监狱行刑社会化等内容，实现犯罪人再社会化的目的。（22）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法国刑法学家卡斯东·期特法尼指出：“刑事政策极其严重的困难之一是，我们尽力使犯罪人能够适应社会，其本人也恢复了信念。尽管如此，这些人却发现对他们的真正惩罚是在他们走出监狱之后才开始的，社会专门排斥他们，使他们的全部生活都由犯罪打上了烙印”。（23）可见，在惩治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时，更应强调对未成年罪犯的权利维护和保障。社区矫正的最终目的是“矫正可以矫正的罪犯，不能矫正的罪犯不使为害”，减少未成年罪犯重新犯罪并帮助其回归社会。社区矫正不仅能降低行刑成本，而且有利于犯罪的未成年人回归社会。它不仅充分彰显了人文关怀，体现法治文明及社会进步，而且符合世界行刑制度的发展趋势，是建立和谐社会秩序的良好方法。

自2003年我国司法机关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的试点范围逐步扩大和不断深入。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已经在我国25个省（区，市）的123个地（市）、517个县（区，市）、4189个街道（乡镇）展开，分别占建制数的78.1%、36.9%、18、1%和10.1%。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114320人，其中解除矫正45226人，现有社区服刑人员69094人。（24）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应当承认，社区矫正制度的适用仍然存在诸如没有明确法律依据、适用范围过窄、缺乏专门的矫正机构等问题。因此，应总结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先进作法，依法予以完善。

1、立法规制社区矫正工作。将社区矫正的内容纳入刑事执行中, 促进狱内行刑与狱外行刑的一体化。另外，应适时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完善有关社区刑罚的实体和程序方面内容, 规定社区矫正的公开宣告、回访以及对矫正对象的监控、教育、评估、奖励等可具操作性的规范，为社区矫正的实践运作提供一体化的立法保障。（25）

2、适当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目前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主要包括下列五种罪犯，即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笔者认为，可以适当扩大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特别是针对部分轻微犯罪，如故意轻伤害、交通肇事等，如果未成年犯人犯前述轻微犯罪在监狱等机构服刑期间能认真悔改，并不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当其刑期执行达到三分之一或一半的时候，也可以转交社区矫正机构进行矫治。

3、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明确其职责。笔者认为，可以设立一个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机构，在现阶段可以设立由政法委牵头，法、检、公、司、教育、工会、团委、妇联等组织的工作人员以及心理专家和志愿者组成社区矫正委员会，下设判前社会调查、帮教扶助、监督考察等部门。判前社会调查部门负责组织未成年犯的判前社会调查，启动社区矫正程序。帮教扶助部门与未成年犯及其法定人签订帮教协议，制定定期跟踪矫正的计划，由心理辅导专业人员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提供就业安置、心理咨询、行为指导等方面的管理和服务工作。监督考察部门监督各类非监禁处置措施的执行，对未成年犯执行非监禁刑的情况进行考察监督，出具社会考察评估报告，提出减刑建议。通过一个固定的专职机构统一负责未成年犯的改造和矫正工作，真正发挥社区矫正制度的功效。

4、丰富社区矫正的教育内容，充分发挥其职能。一是对未成年罪犯进行适当的心理引导，告诉其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如何正确分辨各种社会现象。二是让未成年罪犯参加公益劳动。这不仅能使他们对自己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予以弥补，而且可以增加其荣辱感、责任感，改正生活中的一些不良习气。三是加强对未成年罪犯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生活能力。大多未成年罪犯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缺乏谋生技能，他们无论在心理还是谋生能力各个方面都存在问题，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社会生存能力。（26）

结语

美国少年法庭运动代表人物、著名法官朱力安·马克指出：“如果发现他（未成年人）走向犯罪并被控告，则不应一味地予以处罚，而应该实行改造；不是让他从此堕落下去，而是要叫他振奋起来；不是要把他摧垮，而是要他发展；不是要把他变为罪犯，而是要把他造就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公民。”（27）因为，处在人生特定阶段的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具有特殊性，更需要社会的关心，法律的呵护。在未成年人因多种原因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时，对未成年人的关心和保护，对其改过自新和保持家庭的幸福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都是十分重要的。

自1984年以来，我国司法实践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探索已经走过了20余年的历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有效矫治犯罪的未成年人，促其悔过自新，应当总结实践探索的成果，针对存在的问题，规范和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必需强调，这种制度设计不应一味地强调处罚的宽缓性，而忽视刑罚的强制性，应当宽严相济，体现教育、保护和适度惩罚的职能。如果对未成年人犯罪一味地宽缓用刑，甚至以罚代刑，放任自流，就会矫枉过正，不仅不利于未成年罪犯改过自新，刑罚也会因为欠缺惩罚力度，难以保证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均衡而有失公允。笔者认为，应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为契机，在增设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特别程序篇”中重点规定前述几项制度，主要内容为：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实行社会调查，考虑未成年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根据其在校表现、家庭情况、犯罪原因、悔罪表现等情况，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对符合一定条件的未成年被告人决定暂缓判决，在考察期内对其进行观护帮教，于考察期满后视帮教具体情况予以恰当判决；整合现有的非刑罚处置方法，吸收、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非刑罚处置方法，形成科学的、系统的非刑罚处置体系；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前科消灭制度，即具备一定条件的犯罪未成年人，在其人事档案中隐匿其犯罪记录；正确界定社区矫治的性质，适当扩大其适用范围，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明确其职责，丰富社区矫治的内容，充分发挥其职能，等等。

（1）王胜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09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载《法制日报》2009年3月17日第4版。

（2）李冰海：《培根的司法理念》，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0期。

（3）王越飞：《少年审判制度架构研究——以司法的相互衔接性和社会资源的可利用性为纬度》，/，下载日期：2009年8月19日。

（4）吴献萍：《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载《行政与法》2008年第7期。

（5）【日本】大塚仁：《人格刑法学的构想》，冯军译，载《刑法论文精粹》，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6）马克昌著：《比较刑法原理》，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53页。

（7）齐树洁主编：《英国司法制度》（第二版），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07页。

（8）何欣：《浅论未成年人刑罚制度—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载《学习月刊》2008年第3期。

（9）刘立霞：《合适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研究—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视角》，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4期。

（10）肖丽容：《论暂缓判决在我国的试行》，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8月6日第6版。

（11）房传钰著：《现代关护制度之理论与实际》，（台北）三民书局1977年版，第137页。

（12）郭俊：《暂缓判决的司法价值与完善》，载《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

（13）转引自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01页。

（14）吉朝珑 赵晓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制度构建》，载《辽宁公安司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

（15）林维：《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理念研究》，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6期。

（16）高铭暄 张杰：《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的完善—基于国际人权法视角的考察》，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12月5日第6版。

(17)徐留成：《从宽严相济刑事立法政策谈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7期。

(18)吴宗宪著：《西方犯罪学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719页。

(19)姚建龙著：《少年刑法与刑法变革》，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20)杨蜜：《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研究》，载《人民法院报》2009年5月6日第6版。陈光中 汪海燕：《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载《中国司法》2007年第11期。

(21)于志刚著：《刑罚消灭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31页。

(22)刘强著：《美国犯罪未成年人的矫正概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

(23)【法】卡斯东·期特法尼著：《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08页。

(24)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2008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cn/，下载日期：2009年10月25日。

(25)冯卫国 储槐植:《 刑事一体化视野中的社区矫正》，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

(26)曹扬文：《社区矫正制度本土化构建研究》，载《中国司法》2007年第6期。

自然保护区考察报告篇7

【关键词】缓刑；考察机关；监督；矫正

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如果被判处附加刑，附加刑仍须执行。”还有第73至77条的规定知道我国刑法中的缓刑，是对社会危害较轻的犯罪分子判处一定刑罚，规定一定的考验期，暂缓其刑罚的执行，若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考验期内不再犯新罪，或者未被发现漏罪，或者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原判刑罚不再执行的制度。此为我国刑法中的一般缓刑制度。在我国，由于受司法观念，犯罪形势、及我国“严打”刑事政策的影响，缓刑的适用率一直比较低。然而，缓刑符合刑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潮流，因而在我国刑罚制度中占据重要地位。

1、缓刑的功能

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某些符合条件的一些案件宣告缓刑，体现我国刑罚制度的人性化和理性化。

1.1缓刑制度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刑罚目的。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特殊预防达到一般预防，从而预防和减少犯罪。这也符合我党“惩办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所以缓刑的适用，首先要考虑的是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如说，像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女性犯罪、过失犯罪人、初犯、偶犯，这些犯罪人的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就比那些成年惯犯、累犯和故意犯罪人小的多，因而比较适宜适用缓刑。对上述这些人适用缓刑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和刑罚制度的人道、民主化地趋势。

1.2缓刑制度有助于促进犯罪改过自新，从新做人，是实现刑罚制度社会化的重要制度保障。缓刑是对判处一定刑罚的犯罪分子，在一定期间内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刑罚制度。也就是是说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可以不脱离社会，不脱离家庭，可以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从而避免了因为执行刑罚给其本人的学习、工作和家庭带来影响，但是适用缓刑对犯罪分子也是一种威慑，也让其感受到法律的威严的同时体会到法律、国家和社会的宽容，从而较自觉地完成改造任务，收到比执行实刑更好地效果。

1.3缓刑制度还可以克服因我国监禁条件的限制，偶犯和累犯、重犯和轻犯杂居在一起而容易产生交叉感染的弊端，同时也能够消除他们同政府的对立情绪，鼓励他们自觉地弃旧图新，进行思想改造。

2、我国缓刑制度存在的问题

2.1我国《刑法》第75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二）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三）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四）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法没有为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设置任何惩戒性和补偿性的内容。因此，在我国，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实际上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制裁，这样，社会上大多数人认为缓刑就是一种无罪释放，从而让我国《刑法》的第75条没有任何意义。

2.2我国缓刑制度的适用范围过窄也过于？原则，不利于司法实践中操作。从我国《刑法》第72条可以看出仅仅根据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来判断，这个过于原则，不利于把握和操作。

2.3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的考验尽管根据《刑法》第76规定由公安机关来实行，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担负的维护社会治安的工作量比较大，再加上各地警力不足等原因，根本就很难执行，使缓刑犯罪分子基本处于脱管的状态。

2.4“悔罪表现”的具体含义不清。实践中，被告人有的认为只要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就可以认为有悔罪表现而适用缓刑；有的认为，适用缓刑必须是被告人有真诚的悔罪表现，不仅要彻底坦白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而且要有其它的实际行动，如：坦白、交待同案犯、积极采取补救措施防止危害后果的发生、积极进行退赃或经济赔偿、自首等。这些差别因为理解和掌握的标准不同、直接影响了缓刑适用的平衡。还有“不至再危害社会”的规定主观性强，缺乏评判的辅助标准。以致一些主观恶性深、性质严重的危害社会的犯罪也仅凭法官认为不会再危害社会而判缓刑，结果缓刑考验期未到就又犯新罪。

3、对我国缓刑制度的完善

3.1对缓刑适用条件的完善

从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的适用条件过窄和过于原则，不利于充分发挥缓刑制度的功能。建议做一些完善：

3.1.1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范围。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和经济建设的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几年的人口流动也非常频繁，留守儿童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离婚率也逐年升高，等等这些原因导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也逐年升高，对于这些未成年人犯罪该如何处理，我国的法律一贯都是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那么是不是可以考虑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条件加以明确。比如说那些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还有那些身体有残疾的未成年人犯罪的；还有未成年人之间因为逞强好胜引发的犯罪；还有那些过失犯罪等等情形，这些情形都可以明确是否适用缓刑，怎么样适用缓刑，在程序和条件等方面加以规定，便于司法实践中易于适用。

根据相关部门的调查显示，我国老龄化程度程度呈现加速之势，长期以来，我国老年人犯罪率一直保持比较低的比率，但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数量的增加、老年人的生活还有精神上缺乏照顾和关心等相关因素，老年人犯罪也相应增长。但是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再次犯罪的能力比成年人差，对他们羁押的时间不宜太长，对他们这个人群不需要施以重刑就可以打到特殊预防的目的，相反，如果对老年人适用重刑，不仅不能有效的惩戒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反而还会让人觉得刑罚的残酷，所以对老年人犯罪的可以适用缓刑，但是要有明确的适用条件，避免缓刑的滥用。

3.1.2适用缓刑的条件也待完善。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且这几年的物价的飞涨，老百姓的生活压力增大，就业压力增大，尤其是女性找工作更是比男性更难，让一些意志力不强和心存侥幸的女性走上犯罪道路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其中还有一些是怀孕和哺乳期的妇女，这些人犯罪了，也是不适宜羁押，那么能否适用缓刑，如何使用缓刑，需要一定的条件，既确保我国法律的严肃性，也要彰显我国法律的人性化。

3.2察内容存在的问题

缓刑考察的内容，是指考察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内，是否具有《刑法》第77条规定的情形，即是否再犯新罪或者被发现漏罪，以及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监督管理规定，且是否情节严重。我国《刑法》第75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应当遵守下列规定：（1）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2）按照考察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3）遵守考察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4）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以上几条规定对缓刑考察内容存在一定的问题：

3.2.1关于缓刑的监督措施过于原则，缺乏应有的规范标准，体现不了刑罚，让缓刑流于形式，让缓刑变成了变相的“放人”。首先，“遵守国务院公安部门有关缓刑的管理规定”，实际上公安部门似乎没有出台有关缓刑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其次“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那么哪些活动情况需要报告？具体向谁报告？什么时候报告？多长时间报告一次？如何报告？这些都没有具体的规定可以遵循；其次，“遵守会客规定”是什么样的规定，似乎也没有健全的规定；“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考察机关批准”那么批准之后怎么进行监督，也没有了后话，所以在缓刑犯的交付监管方面要细加以规定。

3.2.2考察制度仅仅是规定了监督，但是没有教育和矫正等相关规定，前面提到了一些特殊人群，尤其是青少年，这些人的可塑性非常大，那么对他们的教育和矫正就很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他们怎么样重返社会，这一点，目前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案草案中就考虑到了这一点草案中的九十一条，将第二百一十七条改为第二百五十五条，修改为：“对于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这是一个好的设想，但是实际中许多社区并没有专业的矫正机构，也没有专业的矫正人员，那么如何矫正，矫正的时间多长，也是需要明确的。缓刑的一个主要目的是给予犯罪分子改过自新的机会，促使其重返社会，但是仅仅是对其行为进行控制而不是给予积极的行为指导和帮助，那么这些人重返社会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3.2.3对未成年犯罪分子的特殊保护。世界各国都推行对未成年人采取特殊的刑事政策，注重教育感化，也注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引导他们继续学习和工作。我国历来都非常注意保护青少年，把他们的健康成长作为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就有专门的章节规定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第38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一直以来，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采取从宽的政策，实际中，这些未成年人犯罪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在成年人的引诱和逼迫下走上犯罪的道路，在司法实践中他们判缓刑后重新犯罪率比成年犯要低的多。但是任然有一部分未成年人还是数次“进宫”，尽管在司法政策上对未成年人倾斜，但是如果让这些处以缓刑的未成年人在社区的到一定的矫正，进行一定的教育改造，并让他们学习一定的技能。现在的职业技能培训是不是应该考虑下对这个犯罪的未成年人进行一下职业技能培训，也可以考虑让那些处以缓刑的未成年人不脱离原来的学校和单位，有利于他们在健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中顺利完成学习和工作，避免处以实刑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3.2.4监督机构和体制，配备一定数量的矫正人员，尝试与公安、司法、学校和社区联合对缓刑人员进行考察、教育和帮助。实际中，由于没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对缓刑犯进行监督和管理，这些缓刑犯在社会上基本处于放任自流，不受任何拘束的状况。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宣告缓刑后，由于不能及时将相关的法律文书送达公安机关，缓刑犯的档案管理不健全，而且公安机关基本上都没有具体配合监督考察的单位和组织，监督手续怎么样办理。在实际工作中，我国的公安机关承担这大量的社会治安案件和绝大多数的刑事案子的侦查，警力已经严重缺乏，导致绝大多数基层派出所不知道辖区内缓刑犯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有的甚至都不知道缓刑犯的下落，法律规定的缓刑犯应履行的有关义务，根本就无法落实，况且现在的社会人口流动非常频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做生意，还有一些居民去外地投资、做生意，人口流动性非常强。这些对于缓刑犯的监督检查的难度加大，这些流动人口中也有一些缓刑犯，常年在外地做生意常年不回，也没有人知道，有的因为婚姻，迁居、等等原因导致不在原居住地，无人监管的情况严重，这些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法律严肃性，使缓刑的功效得不到发挥。

3.3我国的缓刑考察制度

3.3.1缓刑考察机关。一直一来，我国的缓刑执行机关都是公安机关，但是众所周知公安机关的任务繁重，尤其是基层的派出所，有的所只有数名干警却要管着几万人口，甚至十几万人口，甚至更多，把缓刑考察的任务交给公安机关，不仅加重了公安机关的任务，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得到实行，所以应该将缓刑考察机关改为司法行政机关为好，因为一来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管理监狱及其他劳改场所，而缓刑就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刑适用制度，缓刑的考察也是行刑制度的一部分，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考察缓刑犯与其自身的职责相吻合；二来司法行政机关下设大量的司法所和法律服务所，还配备了一定的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法律工作者，这些人与人民群众接触的多，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所以司法行政机关有足够的人力和精力来执行缓刑的考察与监督，改由这个机关来负责缓刑的考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

3.3.2缓刑考察的内容。目前我国的缓刑考察制度的内容不是很完善，比较空洞，所以要规定符合实际需要的缓刑犯应该遵守的义务，并要规定的详细，便于执行，这样有利于缓刑犯改过自新，也便于让他们重返社会。

3.3.3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怀孕哺乳期的妇女犯罪的特殊保护。对这三类人更应该充分体现教育、感化和帮助。对他们的考察可以由相关的考察员深入到社区、家庭和学校定期进行帮教。

3.3.4对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由专门的缓刑考察机构上报有管辖权的法院，同时相应的缩减缓刑考验期。

目前，我国的犯罪总量在持续上升，但我国的司法资源有限，对那些轻刑犯应该大力推行缓刑，那么就要尽快对我国的缓刑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通过规范法律规定，加强监督制约，充分发挥改造犯罪分子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2]李大欣.浅议我国缓刑制度的性质.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3]张爱艳.我国缓刑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自然保护区考察报告篇8

（陕西省渭南职业技术学院，渭南714000）

摘 要：1932年陕西实业考察团在森林资源方面的考察，是陕西省乃至西北地区最早的森林资源调查活动，其考察报告记载了当时森林资源分布、利用、发展潜力以及存在的滥伐等问题，留下了一些可资研究森林变迁的文字材料，提出了保护森林、建设苗圃、开展植树造林、发展林业经济、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等合理建议，对当时确定林业政策和指导方针、制订造林规划、发动生态建设起了一定的作用，值得重视和研究。

关键词 ：林业史；民国时期；陕西；森林资源调查；《陕西实业考察》

中图分类号：S757.2

文献标识码：B

收稿日期：2014-12-21

基金项目：渭南职业技术学院重点科研课题“近代西北地区环境保护和林业建设研究”(WZY220130)

作者简介：冯尕才（1968 -），男，甘肃省宕昌县人，讲师．

森林资源状况如何、究竟有多少，是研究、分析森林变迁和森林资源消长变化的起点，也是合理经营和利用森林资源、进行规划、编制科学的森林经营施业方案的必要依据，所以，森林勘查相当重要。1949年以前，陕西省从未进行过全面系统地的森林资源调查。由于区域生态环境恶化的警示以及西北开发建设和抗战大后方建设的需要，民国时期有些组织和个人对陕西局部地区的森林资源进行过调查踏勘，留下了一些可资进行林业发展历史和森林变迁的珍贵研究资料。严格来说，1932年由陇海铁路发起组织、陕西省政府协助进行的大型综合性考察——“陕西实业考察”所进行的林业方面的调查，并不是一次林业专业调查，但却是陕西省最早的森林资源调查，首次提出了陕西省林业发展初步设想，值得重视和研究。

1 考察过程和林业资源调查结果

1.1 考察过程

陕西实业考察团团员由实业部、铁道部、交通部、学术团体、新闻界、陕西省政府等44位专家学者组成，考察内容包括交通、农林、畜牧、矿产等，林业为考察重要内容之一。考察团分为陕南、陕北两组。陕南组有团员26人，胡庶华任主任，赵国宾、凌鸿勋为副主任；8月15日由西安出发，经柞水、镇安、安康、汉阴、石泉、西乡、城固，以达南郑，再北向褒城、留坝、凤县、宝鸡、凤翔、岐山、扶风、武功、兴平、咸阳等18县，历时41d，行程1250余km。从凤翔开始乘车东返，后6县都只是看看，未做详细调查，所以，调查较多的只有前12个县。北组有团员18人，主任胡博渊，副主任马进、刘澄厚；从西安北上，经咸阳、泾阳、三原、耀县、同官、宜君、中部、洛川、鄜县、甘泉、肤施，折向东行，由延长南下宜川、韩城、颌阳、大荔，以迄华阴，向西经华县、渭南、临潼，回到西安，共历16县，行程1000余km，历时35d…。

考察结束后，编写了20多万字的《陕西实业考察》一书，作为此次考察报告。农林部分由徐埏瑚、李德毅、刘和、张铨、李永振和孙仲逸执笔，记录了林业方面的考察结果和陕西省今后林业发展意见。

1.2 陕南考察组森林资源调查结果

陕南组对各县面积、人口、地形、土壤、气候、农民生活状况等与林业相关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内容都进行了走访和踏勘。因内容庞杂，现只将县境面积、森林覆盖率、树种及林副产品调查结果介绍如下：

考察团对陕南林业发展提出初步规划意见3条：

一是提倡造林。陕南为天然造林区，应就各地荒山，划分造林区域于相当地点，分设苗圃，广育苗木，实行大规模造林，既能调和气候，增加降雨，避免水旱灾害。

二是开发各种林副产品。陕南林业特产，如漆、桐油、药材、五倍子、薹黄、乌药、单宁等，产量极多，应分别设立工厂，以新机器，用科学方法，改良制造，便于畅销。考察组发现，陕南各县野生漆树极多，从各县建设局统计数据得知，生漆产量，多者可达20余万斤，少者也有数千斤。产地价格每斤0.5～1.2元，平津沪宁等地则每斤2～3元。所以，山区如果发展漆业，比种植庄稼获利要多，因而提出《发展陕南漆业之建议》，建议各县应该以漆业为主要产业。发展途径，是县建设局进行指导，广泛栽植漆树，增加产量，提高效益。漆树栽植、培育、施肥、割漆等技术，予以较大篇幅的介绍和指导。陕南各县桐树也很常见，欧美各国用桐油制涂料、润滑剂、油墨等，需求量很大。陕南山区群众开垦山田，终年劳作不得温饱，考察组提出《发展陕南桐业之建议》，建议大力提倡植桐，将山田栽植桐树。如每亩植桐树数十株，则每年有数百元收入，从而穷苦偏僻之地变为富饶之区。当时世界先进国家已经采用新法榨油，但陕南一时难以办到，所以，建议改进冷压法等旧法，增加出油率。如油比较浑浊，就要进行过滤，提高品质，从而扩展销路。考察团建议集资设立大规模制油厂，采用新式设备生产桐油，则该产业将大有前途。

三是发展交通，特别是开通宝鸡——汉中公路，便于森林资源开发利用。

1.3 陕北考察组森林资源调查

陕北考察组关于森林资源的考察比较概略，内容如下：

韩城、洛川、宜君、甘泉四县之间的黄龙山，为梁山山脉，东西200余里，南北约75km，千岩万壑，层峦叠翠，向以森林带著称。甘泉县北境东山大岭一带，树木丛荫，种类繁杂，惜人迹易至，斧斤不时，稍大树木，砍伐殆尽，所存留者，径不盈尺矣。若深入山中，树木之盛，或远过所见。闻大岭东北之五峙山，其南峙、北峙、西峙，各有十里广之松林。大岭以下至柏峪村，两侧山坡，尽是扁柏老树，故村以柏峪名。沿途核桃树及白杨树等均大可合抱。

富县、肤施，均有零星小森林，每处一二里或七八里不等，中幼龄树木居多。

陕北组提出了陕北林业发展规划意见3条：

一是保护天然森林。黄龙山林区面积广大，应该加以保护和经营管理，使之发展广大，“能给以充分之保护，并与以相当之整理，十百年后森林之盛，可想见也”。富县、肤施以中幼龄树木为主的小片森林，“尚须加以作育耳”。考察组主张在公有林林区设立林务管理局和森林警察，进行森林管理保护。为了鼓励人民爱林护林的积极性，私有林不宜任意收归为公有林，尊重森林的私有权。不过私有林要纳入国家林业统一管理范畴，砍伐利用前要通知管理局，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择伐。

二是培植森林。林区的林务管理局应成立苗圃，因地制宜，培育树苗，在荒山植树造林，并免费发放给私有林所有者栽植，使公、私有林共同发展。

三是勿垦森林地。要接受宜川、延长一带陡坡开垦的教训，切忌占用陡坡林地开垦梯田，“如贪目前之利，任意耕种，行见数年之后，山坡之沃土，为山洪冲刷尽净。既损林业，复淤河床”，且耕作施肥都不方便，得不偿失。

2 陕西实业考察团森林资源调查的意义和影响

2.1 陕西实业考察团提出了一些发展陕西林业的合理建议

陕西实业考察内容繁杂，调查设备、装备简陋，社会、自然环境条件艰苦，人力、时间都有限，“跋涉时间多，考察时减少”，“以路程平均，每日须行七十里之谱”，且没建立严格的调查标准，所以，以现在目光来看，其森林资源调查较为粗陋，效果难以令人满意。不过，这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陕西林业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关于陕南、陕北林业发展意见，已如上述，都相当中肯。最为难得的是考察团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思想。陕西近代以来，森林植被减少，生态环境恶化，农牧业生产条件日益艰苦，各种自然灾害接连不断，而旱灾的破坏性尤其巨大和深远。发生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前后的以旱灾为主的综合性灾害，打击尤其巨大，仅1929年，就有250万人饿死，30余万外逃，灾民535万。考察团考察之时，灾害仍余波未尽。考察团认为陕西旱灾趋于严重，与森林砍伐过度、植被减少，生态环境失去平衡有很大的关系，明确提出通过发展林业来改善生态环境和农牧业发展条件。陕北“山深草茂，便于造林牧畜”，主张优先发展林牧业，以免陡坡开垦加大水土流失。针对陕北雨水稀少，水利灌溉不便，容易遭遇旱灾的不利条件，提出利用当今先进科学技术，“凿井开渠，造林蓄水，则水旱调矣”。陕南实行大规模造林计划，“既能调和气候及雨量，更可避免水旱灾害之困扰”。这些主张，可谓是生态环境修复和建设的先声，确属真知灼见。

考察团关于发展陕南林业的意见，实业部十分重视，拟全国保安营林计划时，将陕西省列入第四保安林区，另饬陕西林业主管官厅从速调查宜林山荒，制订全省造林计划，呈候核定施行。这是民国时期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对陕西林业发展作出指示，也就是说，陕西林业第一次被纳入到全国林业建设规划当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考察为次年（1933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即今之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筹建起到未雨绸缪的作用。

2.2 开陕西森林资源调查之先河

著名学者竺可桢指出，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准很容易从这个国家对于其国境内的地形、气候、动植物和矿产的普查工作做得怎么样而看出来。晚清政府和1932年以前的民国政府都曾为了采伐而对部分林区作过勘察，但都不涉及西北地区，体现出中国林业发展的落后性，而西北地区尤甚。相反地，自19世纪后半叶以来，有大量西方人，如法国谭微道(A．David)、俄国的普塔宁(G.N．Potanini)、德国的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和菲尔奇纳(W.Filchner)、英国的法月(R. Farrer)和拍东(W. Purdom)等，深入陕西地区进行各种考察，获取了大量的森林以及生长于其中的动植物信息和动植物标本、种质资源，运回国内进行科学研究和动物园、植物园以及园林建设。仅以谭微道来说，他于1862年来华，采集植物3000多种，运回法国2000多种，引入80种左右的植物到巴黎博物馆所属的植物园栽培，其中尤以秦岭山区、穆坪、挂墩采集最为重要。法国植物学家弗朗奇特(A．Franchet)据谭微道采集的植物编了《谭微道植物志》151。外国探险家的采集和科学家对中国动植物的研究，使得中国学者深以为耻。

更重要的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东三省沦陷，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人们把目光投向广袤的西北地区，陕西的战略地位迅速提高。然而这里不仅落后，更因受到大旱灾的打击而社会经济极端凋敝，亟须制订计划，恢复元气和开发建设。

陕西实业考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组织起来的。这次森林资源调查虽然比较潦草，但总算开了一个好头。正如《陕西实业考察》总结所说：“所望国人闻风踵起，准备较长时间，进而为精密与普遍之考察，则本报告书之充实发扬，可翘首而待矣。”此后，陕西的森林调查活动越来越多。1933～1935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德籍教授、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芬茨尔博士在东自韩城、西到陕甘界地、南到汉中的广大地区进行了森林考察；1937年，陕西省林务局技术人员史国华在秦岭和汉中一带进行考察；1938年，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牛春山登太白山考察；1938年春，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组成森林植物考察组，对延长、安定（今子长）、米脂、绥德、榆林、安塞、保安（今志丹）等地的森林和植物进行了考察；1940年夏，乐天宇、江心等红色林学家组团对陕北一带的森林进行了考察；1943年初，美国水土保持专家罗德民博士主持组织了西北水土保持考察团，带领章元羲、梁永康、傅焕光、张乃凤、蒋德麒、叶培忠、冯兆麟等著名学者，由甘入陕进行了水土保持考察。历次考察活动所提出的考察报告，记录了大量森林信息，为了解森林资源消长变化和环境变化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提出了许多切实合理的意见和建议，为建国后陕西林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3 结语

1932年陕西实业考察团开陕西省森林资源考察历史之先河，记载了当时陕西局部地区森林资源分布、利用、发展潜力以及存在的滥伐等问题，留下了一些可资研究森林变迁的文字材料，提出了保护森林、建设苗圃育苗、开展植树造林、发展林业经济、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等合理建议，促使陕西林业第一次被纳入到全国林业建设规划当中，因而，是一次比较重要的林业考察活动。

参考文献：

[1]陕西实业考察团．陕西实业考察[M]．台北：文海出版社，2009.

[2]李振民，陕西通史·民国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3]何玲，陕西实业考察团建议该省实业计致致行政院函暨实业部核办情形[J]．民国档案，2001，(1)．

[4]竺可桢，中国生物学地学的发展状况与前途[c]．竺可桢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

[5]罗桂环．近代西方人在华的植物学考察和收集[J]．中国科技史料．1994，(2)．

[6]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陕西省志·林业志[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6．陕西地情网．www．sxsdq．cn／dqzlk/sxsz/l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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