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系统理论的概念范文

家庭系统理论的概念篇1

【关键词】　家庭治疗；理论；基础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022-01

一、 结构家庭治疗模式的理论背景和理论基础

结构家庭治疗模式（structural family therapy）是由美国学者米纽钦（S.Minuchiin）及其同事在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1954年，米纽钦在纽约贫民窟工作，使用当时盛行的心理分析治疗法去帮助不良青少年，但后来他发现这种方法很有限。而后他借用帕森斯核心家庭理论中的概念，认为贫民窟青少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和功能的失调有关。因此，米纽钦决定以家庭作为重心，治疗的目的在于去除阻碍家庭功能发挥的结构，使得家庭成员在健全的结构中扮演角色。他与合作者不断探索和创新，发展出多种行动技巧，邀请家庭成员以演出的方式将问题带进治疗室，以便让工作人员进行观察并设法改变。这种治疗方式功效显著，在20世纪70年代盛极一时，成为治疗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模式之一。

（一）控制论

控制论是指在自我调节的系统内研究反馈机制，家庭与其他控制论系统的共同特征是通过信息交换来维持家庭的稳定性。控制论的核心是反馈圈，这是系统获得必要信息以维持稳定的过程，控制论系统是描述家庭如何维持稳定的一个有效比喻。控制论运用于家庭治疗时聚焦于一下几个方面：（1）家规，它代表着家庭系统也可以容忍的行为范围；（2）负向反馈机制，家庭用他来加强这些规则（负疚感、惩罚和症状）；（3）围绕问题的家庭互动顺序，说明系统的反应；（4）当系统习惯的负反馈无效时，引发正向反馈圈系统理论

系统理论对家庭治疗模式的影响十分深远，至今许多家庭治疗的分支流派仍以系统理论作为理论背景。根据系统理论，一个最简单的有机体都是整体系统中的一部分，具有其他部分所没有的功能。

（二）社会建构主义

20世纪80年代后，建构主义捕获了坚挺治疗师的想象力，建构主义者对系统取向持批评态度，坚持现实是观察者的精神创造物。因此家庭治疗师必须对治疗过程中家庭成员认为他们所感觉的东西加以认识，因为它仅是他们假定的产物。

构建主义不是聚焦在互动模式上，而是关注人们对自己问题的假设。他们的焦点是探索有关人们的问题以及他们所赋予这些问题的假定含义。受建构主义影响的家庭治疗，其目的从打断行为的问题模式转向通过解放对话的过程帮助来访者发现他们生活中的新视角。此理论对后来家庭治疗中的两种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解决中心模式和叙事治疗模式

（三）依附理论

依附理论的出现，成为描述最深层次亲密关系的有力工具，它对夫妻治疗尤其有效，说明健康平等的成年人是如何相互依赖的。此外，依附理论还用于解释孩子对父母的依附关系。依附理论可以帮助父母理解孩子的破坏行为是源于孩子得不到父母的关注和照顾的焦虑。家庭治疗师可以运用依附理论，通过展示孩子的不良行为如何与不安全依附相关，从而说明现有的关系，指出家庭成员需要被安全地关怀。因此，依附理论为家庭治疗中探索成员间关系提供了不同于其他理论的新视野。

二、 结构家庭治疗模式的主要概念

结构家庭治疗模式对家庭的解析主要从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功能入手，以家庭系统、家庭结构、家庭病态结构和家庭生命周期等基本概念作为主要内容，使工作人员清楚家庭交往的过程，进而定出介入的方向和政策。

（1）家庭系统：该模式认为，家庭是一个系统，家庭成员是构成这个系统的基本元素，在家庭这个整体中，其功能并非单个家庭成员功能的简单相加，家庭作为整体重新生成了全新的结构和功能。构成家庭的每个成员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并共同隶属于家庭，家庭内部的交互反应是发生在一个相互影响的互动网络内的，一个家庭系统内每个成员的态度和行为都是紧密地、长期地联系在一起。

（2）家庭结构：在结构家庭治疗模式看来，“家庭的结构是指一组无形的功能性需求，家庭成员借此建立他们的互动方式。家庭是一个借由互动模式运作的系统，这些重复出现的互动模式建立了如何、什么时候和跟谁的联结，而这些模式则奠定了系统的基础”。

可以说，家庭结构是家庭成员实际交往过程中的产物，家庭结构是固化的家庭关系。结构家庭治疗模式者在表述家庭结构时主要采用了次系统、边界、角色、责任分工、权利构架等重要概念来加以说明。

（3）家庭病态结构主要有：

1)纠缠与疏离。主要指家庭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边界模糊，导致家庭角色错位、责任不明、家庭权利混乱，从而引发家庭问题。例如父母对子女过分溺爱，是一种由于边界模糊导致的情感纠葛，容易使子女产生过强的依赖感。

2)联合对抗。主要指家庭成员彼此之间“结党营私”，而与其他成员疏远乃至对立，造成家庭问题甚至引起家庭破裂。例如家庭中出现争吵时，母亲和儿子站在同一边，而父亲和女儿站在对了的另外一边互相对抗。

3)三角缠。主要指家庭成员之间一种非直接的互动，它是通过第三方来实现的，如夫妻之间长期分居，通过子女作为中间人来传话。这一方面表示出家庭成员的割裂，另一方面表面家庭成员的错置，这很容易引发家庭关系的混乱。

4)倒三角。指家庭权力分配的错位，如子女反过来支配父母等。倒三角的家庭权力结构对孩子的成长极为不利。

（4）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生命周期主要用于表示家庭处于周期性的运动变化过程中，一般来说，都有经过形成期、发展期、扩展期、完成期和解体期等五个阶段，它有助于家庭变化规律的揭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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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志霞.个案社会工作[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265-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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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米纽钦.结构派家族治疗入门[M].刘琼瑛译.心理出版社有限公司,1996:74.

家庭系统理论的概念篇2

【关键词】纳人；亲属制度

一直以来亲属关系人类学被视为人类学的王冠领域，因为人类学发端于对亲属关系的关注。而亲属制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家庭的建构原理及其运作机制，它被认为是社会结构的基础。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一直以为已知的社会都存在着婚姻制度和家庭组织，但中国云南永宁纳西族社会的状况引起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的观点视角研究带来截然不同的结论。笔者就詹承绪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与蔡华的《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这两本书的观点进行简单的评论。

关于云南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和婚姻家庭，　历来是我国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1962年宋恩常先生首次在我国公开发表了《纳西族母系家庭》一文，就提到民主改革前，在云南永宁纳西族的社会里还存在着母系氏族社会的许多特征，其婚姻形态是通过望门居的“阿注”关系表现出来的，表明他们还处在对偶婚的早期阶段。1965年，詹承绪在《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一文中，对其特征列为三点：第一，以“阿注”异居为主的婚姻；第二，母系家庭的基本特点；第三，由母系向父系的长期过渡。近十余年来，许多有份量的调查报告、学术论文和专著也陆续刊出和出版，争议颇多。1980年詹承绪、王承权、李近春、刘龙初著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婚姻家庭理论对纳西族的社会生活状况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调查分析，他们将纳西人的访宿婚（走婚）称为阿注婚，并认为家庭形态是母系家庭，也就是说仍然认为在当地社会存在婚姻和家庭。而面对同样的情况，　蔡华在《一个无父无夫的社会——中国的纳人》一书中认为纳人是一个没有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在亲属称谓方面则表现为无父无夫。他通过详细描述纳人社会独特的母系制度，归纳出纳人社会的建构原则和运行机制，并得出结论：一个社会在没有婚姻制度和家庭组织的情况下不仅可以存在，而且和其他社会一样运行正常，这个案例给人类学对传统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与挑战。

通读了詹承绪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之后，第一感觉就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意味比较浓厚，该书通篇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进化论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对纳人社会进行分析，感觉有些时候理论与材料结合的比较牵强。当然这与作者所处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有很大的关系，导致在写作时难免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比如说按照恩格斯的关于婚姻家庭的理论：人类最初的两性关系处在一种杂乱的状态之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嗣后相继出现了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和一夫一妻制家庭的四种家庭形式。作者在介绍和论证阿注婚及其产生的母系家庭时，不是孤立地论述这一社会现象，　而是以介绍这一现象为重点，全面考察纳人社会存在的血缘婚、普那路亚婚、一夫一妻婚等多种不同的婚姻家庭形式。

血缘婚是从原始杂乱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其特点是按辈份区分婚姻集团和范围，把性生活的范围限制在同辈的男女之间。作者认为这种血缘婚姻在永宁纳西族中表现为同母兄弟姐妹之间的偶居，并在永宁盆地各乡中典型调查了六例。“普那路亚”婚是从血缘婚的基础上进一步排除了兄弟与姐妹之间的通婚，其特点是一群年龄相近的兄弟与一群年龄相近的姊妹共同为夫妻。作者指出这种普那路亚婚在永宁纳西族中主要有“姐妹共阿注和兄弟共阿注等形式。这种婚姻关系为数较多，几乎遍及每个村落”。[1]　但同时又通过具体实例的比较，说明纳西族的兄弟或姐妹共阿注与古典的普那路亚婚的不同特点。对偶婚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但这种结合极不稳固，双方可以随时离异。作者在介绍作为初期对偶婚的阿注婚姻时，对建立阿注关系的方式、选择阿注的条件、结交阿注的范围和限制、阿注之间的联系、阿注关系的临时性和相对稳定性、阿注关系的解除、阿注婚姻向一夫一妻婚过渡及阿注婚姻长期延存的原因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从中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出现，作者指出是随着永宁纳西族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某些男子的权力的日益增长，以及男娶女嫁的出现，再加上周围兄弟民族一夫一妻制的影响，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开始向一夫一妻制家庭过渡。

实事求是的讲，詹承绪的《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以大量生动的原始资料和实例，向人们再现了恩格斯所说的四种婚姻形式，特别是初期对偶婚存在和发展的图景。就该书整个分析而论，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的见解是全面的、辩证的，具有很高的学术理论意义。当然该书的不足之处就是受当时条件的影响，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还没有发展起来，整个学界的理论根基还不是很深厚，作者在该书的理论分析上尚显薄弱和牵强。有些章节的内容还停留在原始材料本身的归纳和铺叙之上，而没有同时从婚姻理论上作出充分的论证。比如说对于各阶段的婚姻形态，作者仅仅是找出实例但没有论证出各阶段的特征及阶段之间的变化。而且现在回头来上看，今天国外人类学界对于人类社会是否存在血缘家庭持否定意见的占多数，国内学术界信奉进化论的血缘家庭发展思路也有所拓宽，所以说詹承绪分析该问题的理论就容易引起人们的质疑与争议。

同时正如前所述，詹承绪分析认为纳人存在婚姻和家庭，而蔡华认为纳人是一个没有婚姻和家庭的社会，　在亲属称谓方面则表现为无父无夫。以走婚为例，在他的《纳人》一书的第八章，他详细介绍了纳人的走婚，例如走婚的定义、过程、选择的标准、礼物的交换、各种走婚中产生的关系等等。他总结出纳人社会中大致有三种性生活方式，即“暗访”、“明访”、“共居”，但这三种方式都没有产生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婚姻与家庭，因为他经过调查发现纳人伴侣之间不存在经济联系与性的特权，双方都各自独立生活在自己的家中，说明了纳人是一个有婚姻现象但没有婚姻制度、家庭组织的社会。这个结论不仅颠覆了人们已经接受的关于家庭、血亲和结婚的全部概念，并且对当时人类学界布朗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单系血统理论与联姻理论提出了挑战，引发了一场尝试建立新的普遍理论假说的革命。

早在1941年，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家布朗提出建构亲属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基本家庭的观点。而同时代的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他认为是横向的联姻关系构成了所有亲属制度的基础。但无论是布朗所说的横的关系还是列维-斯特劳斯认定的纵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家庭基础上的，都是家庭内部存在的一些关系，如果离开家庭这个基本元素，两者的观点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正因为如此，蔡华得出的纳人是没有婚姻与家庭的社会事实的结论，雄辩地证明婚姻家庭都不能再被视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这直接质疑了布朗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基本理论。蔡华否定了列维-斯特劳斯亲属关系领域里的四个常数的说法，即：有单偶婚、核心家庭、近亲性禁忌和两性劳动分工，而提出了只有“社会血缘关系和社会血亲之间的性禁忌”两个常数的观点，二者之间的关联构成了“社会血亲性排斥定律”，他认为这才是对整个人类的社会约束。同时，在他对纳人的研究中提升了一种认识，即从对自然和文化乐趣的追求中产生出运作机制相互对立的两种欲望：独占伴侣和多伴侣，而婚姻与走访就是这个“欲望原理”的两种社会结果。因此，蔡华认为，“社会血亲性排斥定律”和“欲望原理”是两条支配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定律，这解释了先前理论无法解读的纳人个案的独特性，并对各民族的方式的多样性中是否存在同一性这个难题有更深的认识，这也正是纳人案例对于认识人类文化和社会而蕴含的重大科学价值所在。

通过简单的比较詹承绪与蔡华的研究，简要地梳理了人类学界布朗和列维-斯特劳斯的单系血统理论与联姻理论，蔡华《纳人》一书给我启示很大。一是方法论上要注重概念、定义的重要性。没有清晰而明确的概念，对研究对象本质把握就不可能，因为同一个行为会由于表述词语的内涵与外延界定范围不同，导致理论层面的混乱，使得探求真理的努力都成为徒劳，因此在本书的一开始，蔡华就以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家庭？什么是性禁忌？什么是血统？等等一连串基本概念的提出，让我们对本以为是常识的概念重新有了思考和认识。这种做研究的科学方法提醒我们今后无论做什么研究一定要注意对研究对象概念的界定，这样才能有效地分析研究对象的特征或本质，尽量避免学术研究上走弯路。二是研究事物要转换视角。以往亲属关系人类学家始终把生物维度作为研究人的亲属身份的基础，使得研究在理论层面上走入死胡同，比如说直接影响到进化论的发展，这在詹承绪借鉴进化论立场分析纳人社会的牵强套用中有所体现。而蔡华对纳人的研究使我们得以从亲属关系领域排除了来自生物观念的“杂质”，强化了社会文化人类学在该领域确定的知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亲属关系的元素，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为在该范围内人类的精神结构提供新的视角。联系到我们的实际研究工作中，要考虑变换视角从多种角度去看待问题，或许会找到新的视野和分析工具。比如说研究少数民族现代化问题，那到底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如果说拿某种统一的衡量标准去评价不同文化模式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是否合适？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深思考，需要转换视角的是也许跳出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从多角度来思考如何发展现代化才是最重要的。

【参考文献】

[1]詹承绪等.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29.

[2]蔡华.人思之人[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3]蔡华.婚姻制度是人类生存的绝对必要条件吗？　[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1）.

[4]蔡华.不可抗拒的反例——纳人亲属制度的意义，　兼回应C.列维-斯特劳斯[J].云南社会科学，2008（5）.

[5]胡阳全.建国以来永宁纳西族母系制与婚姻家庭研究综述[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S2）.

家庭系统理论的概念篇3

关键词：大学生；自我概念；生命意义感

中图分类号：B84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81-03

引言

近年来大学生的自杀现象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2]。有研究显示，大学生生命意义与死亡态度各维度显著相关[3]。弗兰克尔[4]认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就是人们想要达到目标的决心以及为此所付出的努力和过程，如果一个人缺乏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一旦他遇到一点挫折，他发现的不是挫折给人带来的意义，而是由此产生的消极情绪、自卑心理、忧郁焦虑等心理，这些心理都能成为自杀行为的诱发因素。

生命意义感也和心理健康有密切的关系[5]。有研究显示，缺乏生命意义感与精神病理有大致的线性相关：意义感越低，则精神病理的严重程度越高[6]。

Crumbaugh[7]将生命的意义界定为是一种能给予个体存在方向感与价值感的目标，借由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个体可以获得“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的认同感。Steger[8]将生命意义定义为对个体存在的意义感和对自我重要性的感知。Baumeister[9]也提到人要觉得生命有意义必须要满足四个条件，即：目标、正当化、效能以及自我价值。他认为，肯定自我的价值、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追求个人独特的使命及目标，是一个人感觉到自己生命是有意义的主要条件之一。

很多研究者都提到生命意义和个体存在的价值感之间的关系。那么生命意义和自我概念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自我概念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自我评价：它指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对我们“自尊感”也称自我价值的认识[10]。如果我们对自己有很高的评价就认为我们有很高的自尊感。如果认为自己没有太大的价值，我们就会有更多否定性的自我概念。自我认同也是自我概念的一个方面。陈秀云[11]的研究就发现大学生自我认同状态对大学生个人生命意义有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积极看待自我的人也能更积极地看待人生，看待生命的意义。

自我概念并非与生俱来，它是透过经验以及与人的互动过程中学习而来，所以有其可塑性[12]。弗兰克尔[4]认为由于不同的人生阶段所面临的情境不同，所以每个阶段的生命意义都是独特的，人的整个一生就是由一系列独特的人生境遇所组成的，因此，不同的人看待生命的意义也是独特的。还有研究者认为个人的生命意义会随着年龄、身份、角色、时空的转变而转变[13]。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来看，儿童对自我概念的发展要早于对生命意义的觉察[9，11，14]。如果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有关。那么是否自我概念对生命意义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呢？

本研究旨在考查大学生的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感是否存在相关。如果存在相关，考察是否自我概念对生命意义感具有一定的预测作用。

一、研究方法

（一）被试

本研究选取湖北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农业大学的本科在读学生为被试。随机发放问卷450份，回收有效问卷421份。有效率为93.5%。其中男生205人，女生216人，大一157人，大二116人，大三90人，大四58人，文科212人，理科209人。

（二）研究工具

1.自我概念量表

该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Fitts编制，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林邦杰进行了中文版修订，量表共70 道题，包括生理自我、道德伦理自我、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会自我、自我认同、自我满意、自我行动和自我批评9个维度。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介于0.8471—0.9008之间。总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403[15]。

2.生命意义量表

原生命意义量表（Purpose in Life Test，PIL）是由Crumbaugh和Maholic在1964年依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理论所编制。台湾学者宋秋蓉[16]对其进行了中文修订，包含20个题目，分为生命热诚、生活目标、自主感、逃避未来期待5个维度。本量表在信度方面，内部一致性Cronbach a系数为0.847，适用于大学生人群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 a系数为0.870。五个维度解释了总方差的90.32%。肖蓉等[17]人针对大陆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也表明，PIL在中国大学生中的应用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其内部结构良好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3.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输入Spss19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二、结果

（一）大学生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感的相关检验

对自我概念的各个维度和生命意义各维度之间进行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除了道德伦理自我和未来期待之间相关性不显著之外（r=0.022，p>0.05），其他自我概念的各维度和生命意义各维度之间均呈显著相关。其中自我批评维度和生命意义各维度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二）对大学生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感回归分析

以生命意义为因变量，自我概念的各个维度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全部进入回归方程显著（F（8，412）=70.648，P

三、讨论

（一）大学生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感之间的相关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除未来期待和道德伦理自我之间没有相关关系外，其他自我概念中各维度和生命意义感各维度间均呈显著性相关。 其中自我批评和生命意义感各维度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大学生对自我的评价越积极，生命的热诚也就越高，生活更有目标，在生活中的主动性就越强，对生活越少逃避，对未来更充满期待。

相关分析结果符合本研究的理论假设。也和一些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一致。比如，王亚杰[18]的研究表明，大学生的自我和谐与生命意义显著相关。杨牡娟[19]的研究表明，大学生自我价值感和生命意义感呈显著相关。陈秀云[11]用自编的大学生个人生命意义量表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来自不同家庭氛围的学生的生命意义总分及各个维度上都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说明家庭氛围融洽与否影响生命意义感体验。江慧钰[20]在探讨人际关系和家庭气氛与生命意义之关系时发现：家庭气氛融洽的学生，其生命意义相对较高，即学生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会受到其家庭气氛融洽与否的影响。

未来期待和道德伦理自我的相关不显著。表明对自己有高的道德伦理评价的大学生和对自己有低道德伦理评价的大学生，在对未来的期待上没有显著差别。关于这一点，其他的研究还很少，还有待进一步的验证。从理论上说，道德伦理自我和未来期待没有直接关系，但可能有间接的关系。比如，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认为，道德伦理属于超我，其受到早期父母养育环境及文化的影响[21]。而一个人对未来的期待也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

（二）大学生自我概念对生命意义感的预测作用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自我概念对生命意义感具有预测作用。其中心理自我、家庭自我、自我批评是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进行预测的最显著的三个变量。

这一结果也和心理学相关理论一致。例如，自体心理学就认为，一个人内在的自体影像影响一个人生命的各个方面[22]。客体关系理论认为早期与家庭成员之间的满意关系会让一个人在面对未来生活时更积极且更有安全感[23]。人际沟通分析理论也认为早期家庭环境塑造了一个人未来生活的脚本[24]。阿德勒[25]认为自卑是影响一个人生活的主要因素。一个陷入自我批评的人总是负面看待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长处只盯着自己犯的错误。这种对自己的态度会限制一个人的自主性、逃避生活而不能客观地看待生命的价值。根据艾瑞克森的看法，人必须解决自我价值和建立认同感的任务，才能发展满意的生命意义感。如果一个人不能明确和巩固个人统一性，他们就可能体验到抑郁，甚至绝望。这种感觉再加上无意义感和自我贬抑，就是埃里克森所称的“统一性混乱”[26]。

基于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感确实具有密切的关系。对于那些自我价值感低及自我认同混乱的学生，就很容易感到生命缺少意义，从而导致他们对生活悲观失望。自我概念的发展是一生的事，而大学生是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阶段，是培养大学生适应社会生活和竞争的关键时期，也是容易对自我认识混乱对未来人生茫然的时期。对大学生积极自我概念的培养是大学生积极面对人生的关键环节。由于自我概念在生命意义感上的显著预测作用，所以通过改善大学生的自我概念来提高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感是个很好的切入点。尤其通过培养对大学生心理自我、家庭自我、自我批评的培养来提高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从而提升大学生对生命的热诚。通过培养学生的自我概念来让学生主动探索生活目标，提升学生的自主性，使大学生能更积极健康地面对未来。

四、结论

第一，大学生自我概念和生命意义感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第二，大学生自我概念对生命意义感具有预测作用。其中心理自我、家庭自我、自我批评是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进行预测的最显著的三个变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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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系统理论的概念篇4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河北秦皇岛066004

摘要院家庭暴力主体应当包括配偶、前配偶、直系血亲、共同生活一年以上的家庭成员以及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男女异性。同性恋者、有配偶与他人同居者均不能成为家庭暴力主体。家庭暴力行为应是经常性或偶发性作为。家庭暴力后果应是给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性等造成一定伤害后果或存在一定伤害后果可能性。

关键词 院家庭暴力；法律内涵；分析；定位

1 问题的提出

目前，“家庭暴力”的法律内涵仍然没有被统一界定。《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将基于性别的家庭暴力定义为：“对女性危害特别严重的暴力。包括身体、心理、性的伤害行为或者威胁施加此类行为以及其它剥夺自由的行为。”[1]美国《家庭暴力标准法》明确指出，在家庭中，家庭成员实施的行为如果导致身体受到残害则就是家庭暴力。英国皇家警察认为家庭暴力是指“在曾经或现在有亲密关系伴侣之间发生的在身体、性、情感、经济上的伤害行为，其性质不由发生时间或地点决定”。[2] 在我国，对家庭暴力无明晰界定。2001 年，家暴在我国正式入法后，《婚姻法司法解释一》才给予了明确的定义，即家庭暴力意指暴力行为人以作为的方式，通常包括殴打、捆绑、强行限制他人的人身自由或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在身体上、精神上等造成了一定伤害后果或存在一定伤害后果可能性的暴力行为。这一定义自立法出台以来，一直存有争议，如家庭成员是作广义还是狭义理解？家暴力行为是否与虐待同一？冷暴力是否是家暴行为之一？诸多质疑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家庭暴力的认识存有偏差，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施暴者的违法犯罪行为等。

2 家庭暴力法律内涵之分析

2.1 暴力主体

在家庭暴力内涵的界定中，“主体”占据核心地位。一般来说，家庭是指在社会中，家庭成员构成的并且是处于社会主流规范概念的单位。然而其在诸多情形下并不符合“当代家庭模式”。比如，越来越多的未婚同居现象、寡居离婚现象、代孕生子与试管婴儿现象等导致数量激增的单亲家庭以及性观念开放下的同性结合现象。以上现象组合在一起的现代意义上的家庭与传统家庭的概念相去甚远，因而其主体之间发生的暴力行为一定时间内也很难被归属于传统的家庭暴力内涵之中。

在国外，针对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各国立法与司法均存在认识上的不一致。在美国立法中，尚无明确的家庭暴力之定义，只指“发生在当前和前任伙伴间的暴力”。英国《1996 年家庭法法案》规定家庭暴力主体包括配偶、前配偶、同居者、前同居者。法国《1996年家庭法案》第4 部分“家庭住宅和家庭暴力”规定了“因家庭暴力而接受家庭救济的人员有（前）配偶、（前）同居者”。由此可见，在对家暴主体范围的认定上，大多数外国国家均认可家暴主体须有共同生活之实，不局限于婚姻、血缘、法律关系构成的家庭，基本都将由同居者、前配偶、前伴侣、同性者维系的现代意义上的“家庭”包括在内。[3]

我国应当从本国国情与传统德道观念出发，家庭暴力的主体不应以具有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抚养、赡养、扶养关系为限；直系血亲之间因血缘、日常生活关系的特殊性和社会对家庭成员身份的普遍认同，无论是否同居都可以成为家庭暴力主体。[4]此外，应当从我国一般民众的认识出发，将非婚同居者附带一定条件地列入家庭暴力主体较为妥当。因为同居关系是指没有进行结婚登记的当事人（不分性别），自愿地持续地公开共同生活两年及两年以上，或自愿地持续地公开共同生活一年及一年以上并有子女。其中，同性结合在我国因尚未成为广大民众可接受的主流观点，所以“不分性别”应当予以删除，仅保留异性即可。

2.2 暴力行为

2.2.1 虐待与家庭暴力

关于“家庭暴力”与“虐待”的关系，可简要概括为四种：第一，“家庭暴力”包含“虐待”。第二，“虐待”包含“家庭暴力”。第三，二者各自独立，互不交叉。第四，二者本质相同，后果相异。第一种将家庭暴力外延无原则地扩大，这是不科学的。第二种将偶然、一次性的家暴被包含于虐待之中，实际上是将法律意义上的虐待之内涵曲解。第三种认为二者独立的观点忽视了二者的联系。第四种认为二者本质相同后果不同的观点将伤害后果作为区分二者的唯一因素不妥。

家庭暴力与虐待内涵的界定关乎到国家立法例选择。就世界范围而言，存在两种立法例，即以是否区分为界限。互为其内容不作区分的典型国家是英国。区分二者的典型国家是法国。我国立法体例属于前者。2006 年，《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针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必须禁止对其进行虐待、残害以及实施家庭暴力（第10 条）。1996 年，《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针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必须禁止对其遗弃、杀害以及遗弃（第4 条第3 款）。2001 年，家庭暴力的概念正式入我国《婚姻法》，在立法条文中明令家庭成员禁止实施家暴、禁止对家庭成员进行虐待或遗弃（第3 条第2 款）。同时，在第32 条的法定离婚理由中，家庭暴力被列属其一（第32 条第2 款），并且，其也是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条件之一（第46 条）。针对家庭暴力行为的预防与制止，立法还规定，居（村）民委员会，当事人所在单位亦由责任家暴行为予以制止（第43 条）。实施家庭暴力达到刑事处罚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45 条）。可见，在我国，禁止虐待的立法条文的出台是早于禁止家庭暴力立法条文的出台，也就是说，在家庭暴力概念尚未入法之前，关于虐待的立法中并无家暴的概念，在2001 年家暴概念入法后，我国在立法上才开始对二者之界定有了区分。主要表现如下：

虐待的特征是持续、经常、非暴力（作为和不作为）。从现有立法对家庭暴力的概念分析，其特征主要是作为，无论是否是偶然性行为。可见，二者在主体、行为方式、后果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

第一，虐待的主体与家暴主体基本一致；

第二，虐待包括作为的非暴力行为，且具有经常性特征，因此，作为的、经常的家庭暴力既可被归属为虐待，而其本身也是立法界定的家庭暴力内涵之一；

第三，虐待与家暴行为造成的后果均包括对家庭成员的身体侵害和精神侵害；

第四，婚姻法第32 条和第46 条中，法定离婚理由和离婚损害赔偿法定理由都有二者。

尽管如此，虐待与家庭暴力仍并非完全一致，仍然存有差异，主要表现有：其一，行为方式不同。如前所述，积极行为与消极行为均是虐待的行为方式，前者如殴打，后者如歧视。但家庭暴力只可是积极行为；其二，发生时间不同。前者典型的时间性特征就是持续与经常，但基本除此之外还具有偶发与间断之特征；其三，刑事法律责任不同。家庭暴力在我国刑法中并非类罪，我国法律中也并无家庭暴力罪，因此，行为人实施了家庭暴力，如果构成犯罪，多是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以及虐待罪，而因虐待行为构成的犯罪是确定的，只能是虐待罪。

综上所述，对家庭暴力的概念重新定位应当赋予立法背后的隐义。笔者认为，家庭暴力应当满足四个“必须”，即必须是作为、必须是非对称的法定暴力、必须对家庭暴力造成伤害后果及相关可能性以及在因家庭暴力行为构成的法律责任中，“经常性”必须成为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2.2.2 家庭“冷暴力”

界定家庭暴力，不得不提“冷暴力”。笔者以为，“冷暴力”的说法欠科学。因为冷暴力即非暴力，而家庭暴力本身并非是非暴力，因此，将二者等同是误解了立法界定的家庭暴力内涵，是一种将非暴力与热暴力都归属为家庭暴力的泛家暴之错误观点。此外，冷暴力与法定暴力、“因感情不和而分居”、“虐待之不作为方式”均易混淆，不利于司法、执法的统一。因此，冷暴力并非法律概念，不应是法律调整对象。

3 家庭暴力法律内涵之定位

综上分析，家庭暴力是指配偶、前配偶、直系血亲之间；共同生活至少一年年以上的家庭暴力成员之间；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异性之间，一人经常性或偶发性以作为方式，给家庭成员造成了法定的伤害后果或存在造成法定伤害后果可能性的行为。第一，家庭暴力主体。其一，直系血亲，无论是否共同生活，均为家庭暴力主体。其二，家庭成员，包括共同生活的兄弟姐妹、公婆与儿媳、岳父母与女婿。其中，共同生活应当理解为两年及两年以上，或自愿持续地公开共居一年及一年以上并有共同子女的异性。第二，家庭暴力行为。如前所述，家暴行为是作为的且无论其是否是偶然性的行为。最为常见的家暴行为有残害、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等。立法中出现的弹性条款应当理解为比照作为行为而造成同等或类似严重后果的其他行为。

第三，家庭暴力后果。行为人实施家庭暴力造成的后果一般而言包括三方面，即身体、精神、性。此外还包括财产侵害。暴力造成的后果需要用法定的标准予以衡量，造成的伤害程度应当对应刑法上的轻伤和重伤进行认定，而可能性则应当理解为行为人施暴之时，受害者已经能够预见行为人实施的家庭暴力行为必然会对自己造成法定伤害后果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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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霞.家庭暴力法律范畴论纲———基于性别的角度[J].社会科学研究，2005(4):90.

家庭系统理论的概念篇5

作者简介：丁冬，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

通讯作者：郑风田，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社会管理与维护社会稳定机制研究”（编号：07&ZD04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加强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建设研究”（编号：07BJY08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农民工回乡创业行为的理论及实证研究”（编号：70872109）。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摘要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的关系是多层面的，可以从国家、区域层面来研究，也可以从社区、村庄范围来切入，还可以从家庭层面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总之，关于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时至今日仍无法达成共识。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区域层面，社区、家庭层面的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从社区、家庭范围入手，依据网络规模、公共参与、人际关系三个指标考察社会资本、农户家庭福利、农村贫困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资本更丰富的家庭，更容易获得较高的经济福利；丰富的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农户规避风险，降低陷入贫困的概率。

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户福利；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122-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19

长期以来，关于家庭福利、家庭贫困的研究主要是从“传统”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金融可及性）的角度进行考察，而社会资本对于家庭福利增长的作用长期被忽视。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资本概念发展尚未成熟，存在着许多争议，导致对社会资本的量化比较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社会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作用机制，从而导致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的相关关系未能形成定论。此外，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的内生性也导致了社会资本对经济福利的影响难以确定。

就研究对象而言，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的关联考察可以是多层面的，可以考察国家、区域层面社会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考察社区、村庄范围社会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可以考察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之间的关系。目前，大量研究集中在国家、区域层面［1］，例如，近年来兴起了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社会资本和经济福利关系的考察，如印尼［2］、南非、尼日利亚、坦桑尼亚［2］等。当然，也有研究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家庭经济福利和社会资本的相关关系［10］。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发展大国，社会资本和农村经济福利之间相关关系的研究尚少，只有少数立足于村庄层面研究社会资本对经济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当前中国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社会背景下，社会资本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可能更为复杂［3］，我国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占有量的差异到底能否对家庭福利产生影响？社会资本是否能够作为农民摆脱贫困、规避风险的有效手段？

本文试图利用2009年河南省焦作、开封两市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村级社会资本水平作为工具变量，测量家庭社会资本拥有量与家庭经济福利的相关关系，探究家庭社会资本对家庭贫困的影响。

1文献回顾

社会资本这个概念由来已久，但学界至今依然没有一个十分明确而统一的定义。该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涂尔干对社会整合观念的理解和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解［4］，他们认为社会关系也是一种资源。随后，社会资本逐渐被概念化，被比喻为“个人之间或家庭之间的名声、友谊、互相怜悯、社交礼仪”，Jacobs于1961年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将邻居网络关系作为构成社会不可替代的资本。显然地，对于社会资本的使用，此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只是将其看成是一个与社会紧密联系所构成的公共物品。Bourdieu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完善和拓展做出了跨越性的一步，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指在相互熟悉和认同基础上建立起的持久的社会网络所具有的潜在和实际的资源集，是可以为个人所拥有的，Bourdieu尤其强调象征性资产以及资产的相互转化［5］。Lin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该概念，将社会资本定义为镶嵌在社会网络之上的可利用的资源，能够为个人提供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性支持［6］。

丁冬等：社会资本、农户福利与贫困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Coleman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和Bourdieu不尽相同：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存在于两个人以上的关系中的公共资源，具有再生产的能力，而且，社会资本能够在家庭内部和外部产生（即社会网络），他尤其强调社会资本对于人力资本代际传递的作用［7］。Putnam将社会资本看作是社团成员互动、社会信任及公民参与，根据这些指标，美国的社会资本在不断地下降，不得不出现“独自打保龄球”的现象［1］。

根据以上研究，可以确定本文的研究前提：社会资本依附在社会网络之上，通过长期进行网络互动可以产生社会资源，能够促进群体内部的信息对称［8］、信任［1］与合作。因此，社会资本具有如下特征：第一，社会资本从组织成员中产生正外部性；第二，这些外部性通过共享信任、规范、价值及行动所带来的结果实现；第三，这些共享的价值规范和信任是产生于组织的非正式规则，是基于社会网络和联系的实现［9］。

无论是在国家、地区层面上的研究，还是在社区层面上的研究，都显示出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关关系，目前学界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Putnam考察意大利南北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时，发现北部意大利比南部意大利发展更快，因为北部意大利拥有更加丰富的社会资本（其运用组织和俱乐部中成员的数量来考察社会资本），而且社会资本能够促进集体行动问题的解决。但是，Putnam也考察了美国1950年来的发展经验，发现在这50年间尽管美国的社会资本（正式和非正式俱乐部）显著下降，而国家经济并没有出现显著的衰退，即社会资本与经济增长并没有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urlauf和Fafchamps对此进行了解释：因为社会资本包括普遍的信任（General trust）和个人的信任（Personal trust），对处于经济发展中期的意大利地区而言，个人的信任占据主要地位，因而俱乐部的存在能够扩大个人信任半径，促进更多互惠交易的完成；而美国作为更为发达的国家，普遍信任已经建立起来，互惠的交易不需要依赖个人信任完成，因此，尽管在这五十年中俱乐部数量下降了，但是对经济发展并不产生显著影响［9］。

家庭系统理论的概念篇6

[关键词] 技校学生 问题行为 自我概念 参与体验

1 前言

自我概念是人格发展的核心要素,它不仅为个体提供自我认同感和连续感,调节和维持有意义的行为,而且自我概念的发展标志着个体社会性的发展和人格的健全程度。

自我概念发展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使其成为了心理学家历来的一个研究热点,而自我概念与青少年行为问题之间的相关研究也被许多人所关注。技校学生作为当前我国教育体系内特殊的一个群体,较其他普教学生更早接触社会,同时有相当一部分技校学生还面临家庭问题,这些压力已经超出他们所能承受的范围。所以他们出现行为问题的几率也远远高于其他中学生。有研究者对技校学生进行SCL-90测试,认为技校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全国青年组常模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从理论上看,通过提高技校学生的自我概念,从而改善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无疑是一种可以尝试的心理教育模式。本研究拟通过参与教育模式的干预措施以及问卷调查,探索技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有效模式。

2 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选取苏州市高级技校学生300人,其中操行分数低于60分的学生150人,普通学生150人,各占比50%。学校操行分数的评定由学生迟旷次数、违纪等情况而定。操行分数低于60分的学生里05级28人,06级35人,07级62人,08级25人,男生91人,女生59人。年龄16至22岁之间。

2.2研究工具

采用信效度较高的由费茨编制的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TSCS)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括身体自我、家庭自我、社会自我等内容,各部分内容又从自我认同、自我满意和行为三个方面测查。量表共计70个题目,采用5级评分方式,分别为完全相同、大部分相同、部分相同部分不相同、大部分不相同、完全不相同。

2.3研究过程

2008年1月研究启动,随机选取了34个班级中150名操行分数低于60的同学,操行分数的评定依据学生违纪等相关情况而定。所有被试均接受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前测,对其自我概念状况进行调查。自2008年1月至2010年1月,所有被试均参加多项志愿服务、团体辅导等参与体验活动。志愿服务活动具体形式为在一所特教学校开展助教等义工活动,每周一次,由学校组织20名左右的学生参加。在特教学校,所有义工均深入到各个课堂协助老师开展教学工作。

3 结果

3.1技校生的自我概念

对问卷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被试总体自我平均分为206,稍低于社会总体常模水平。

自我概念各项内容进行年级间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从结果可看出生理自我、家庭自我两个因子以及总体自我在被试的年级水平上出现差异。其中总体自我差异显著性水平达到0.00。进一步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发现总体自我差异均出现在05级与08级被试之间(p

3.2对照组与实验组的比较

表3是对实验组与对照组自我概念各因子进行t检验分析的结果,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只在家庭自我这个因子上与对照组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3参与体验活动对技校生自我概念的影响

对实验组被试的前后测数据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各因子检验结果如表4。结果显示,4个因子差异均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分别是身体自我(p=0.04)、家庭自我(p=0.02)、道德自我(p=0.03)和总体自我(p=001)。

3.4实验组的行为问题

在实验进行前后,分别对150名被试的操行分数进行统计。如下表所示: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经过参与体验活动之后,有16.7%的被试脱离了不及格区域;另外,49分以下的人数比例也从78.7%下降为28.7%。

4 讨论

4.1技校生的自我概念状况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技校生的自我概念各个因子以及总体自我在性别水平上没有显现出统计差异,总体自我以及身体自我、家庭自我两个因子在不同年级水平上的差异达到了统计学意义。本研究发现高年级被试在身体自我评价上要高于低年级被试,这与被试的年龄阶段可能有关。本研究中,被试年龄分布在15～22岁之间,处于青年初期,同时也是青春后期。伴随身体与性的成熟,他们对于自己身体的认识渐渐增多。

被试自我概念中的家庭自我因子也在年级水平间出现显著差异。家庭自我指的是被试对自己作为家庭成员一份子的价值以及胜任感的看法。从本研究来看,被试因为接受职业教育,其学习目标指向就业,而且在学习的过程中有近一半的时间在进行社会实践。因此,本研究中的被试往往比普教学生更多接触社会。社会角色的体验也促进了他们对于自己在家庭中所承担责任的认识,因此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渐渐增强了家庭自我评价。

4.2对照组与实验组的自我概念比较

在本研究之初,同时选取了150名问题行为较少的学生接受问卷测评。从测评结果来看,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总体自我以及家庭自我出现差异。有研究表明,父母的养育方式是青少年自我概念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而父母养育方式无疑对于青少年形成自己在家庭中角色以及所承担责任的认知有重要作用。这也与对被试的访谈中发现多数问题行为多发学生都面临家庭问题现象相一致。在社会自我因子中,实验组的自我评价甚至高过了对照组,尽管这个差异并没有达到显著性(p>.05),但是这个结果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技校中问题行为学生对于自己在与他人关系中的价值与胜任感评价并不低。与其他所谓“好”学生相比,他们对于自己的社会能力同样持有积极态度,只是在当前所处环境中没有激发他们去运用自己的能力,表现出好的行为,扮演更为环境所赞许的角色。

4.3参与体验活动对被试自我概念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学校设置的参与体验活动,被试的总体自我以及家庭自我因子、身体自我因子、道德自我因子均有显著改善。在总体自我的子项目的分中,自我认同(p=.03)与行为(p=.02)均达到了显著差异变化。自我认同指的是个体对自我现状的描述。行为指的是被试在接纳或者拒绝自我后实际所采取的应对行动。本研究结果说明,被试在接受活动干预之后,能够更加客观地认识评价自己的现状。

从结果来看,参与体验活动显著改善了被试的自我概念水平。这个结果验证了陈肇基等人的研究。陈等人的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与本研究有一定差别。但是从自我概念的发展来说,二者的研究对象均经历同样的过程。对于技校学生的自我概念,我们同样可以采用乔韩窗口理论将其划分为公开区、盲目区、隐秘区和未知区四个领域,自我概念的发展就是这四个窗口结构的不断刷新。通过与他人分享秘密扩大公开的自我、通过他人的反馈减少盲目的自我、通过探索体验挖掘未知的自我,从而不断促进自我认知的良性变化,建立健康的自我概念,发展积极的社会适应行为。

本研究中,被试的行为问题以学校的操行分是否达到60分为标准,而操行分数的评定标准在不同的学校并不相同。因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本研究中被试的问题行为在其他学校可能并不一定被判断为问题行为。而且,操行分数是一个连续变量,而问题行为与正常行为却是一个非连续变量。用一个连续变量来描述一个非连续变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客观性问题。所以,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相对的。这也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对于技校学生问题行为作更加规范以及更加客观的界定。

5 结论

5.1技校学生的自我概念水平稍低于社会总体水平,但差异并不显著。在被试的不同年级间,高年级学生在总体自我以及家庭自我、身体自我两个因子上显著高于低年级学生。

5.2实验组被试的总体自我与家庭自我因子低于对照组;此外,实验组被试的社会自我因子高于对照组,差异未达显著性。这也提示教育者应该对问题行为多发学生的社会角色自我认知多做积极关注,通过其社会自我的发展积极带动自我整体的良性发展。

5.3参与体验活动能够显著提升问题行为多发学生的自我概念,同时能够改善其行为问题。积极创设参与体验式活动平台,是提升技校学生自我概念水平、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的一个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林崇德.发展心理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2]Watkins D.QI Dong. Assessing the Self-esteem of Chinese School Children. Educational Psychology,1994,4(1):129-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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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雷雳.学习不良少年的自我概念与父母评价的特点及关系.心理科学,1997,(4):340-346.

家庭系统理论的概念篇7

关键词：家庭教育；家庭教养方式；学业水平

中图分类号：G648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6）07-0017-02

心理学家长期以来对于父母如何影响孩子的社会化和健康成长都有很大的兴趣。父母教养方式也是他们感兴趣的点之一，父母教养方式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态度的群集，包括父母行为表达所带来的情感氛围等（Darling and Steinberg 1993）。父母教养方式捕捉到两个重要的要素：父母的应答和父母的需求（Maccoby and Martin 1983），父母的应答就像父母的温暖或者支持性的，它主要涉及"父母有目的地培养孩子个体，自我规范，和自信，通过协调、支持和迁就孩子的特殊需要和要求。" （Baumrind 1991， p. 62）. 父母的需求它着重强调的是行为的控制，主要包括"父母要求孩子去变成家庭的一部，以此来让家庭便成为完整的整体，通过他们成熟的需求、监管和纪律的努力，和面对孩子的不服从。"（Baumrind 1991，p. 61）父母教养方式被分成严格型、严厉型和溺爱型基于Baumrind的父母类型划分。权威型的父母是高应答和高期望的，他们强调监督和制定清晰的标准为他们的孩子，但没有侵犯性和限制性。而严厉型的父母也是高期望的，但是很低的应答。这些父母提供一个良好秩序和结构的环境，带着清晰的规定。他们期望孩子遵守规定无需解释。溺爱型的父母是具有很高的应答，但有很低的期望需求。他们是宽容的，没有导向性的，不需要成熟的行为。之后，马克比和马丁（Maccoby&Martin1983）基于维度理论将家庭教养方式分为四个基本类型：权威抚养型、独断扶养型、宽容溺爱型和宽容冷漠型。类型化弥补了单纯维度片面性的不足，又系统地探讨了家庭教养方式的各个变项与儿童的人格特质、情绪适应、学业成就、价值观念、道德判断等各方面的关系，揭示了儿童的个性形成并非由父母的某个行为维度决定，而要受到父母整个行为模式的影响，但这一取向依然局限于亲子关系中的单向影响，未能探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

关于父母的家养方式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的研究较早，1874 年英国著名心理学家高尔顿研究家长的工作对儿童教养的影响。1966 年美国心理学家科尔曼创建研究小组进行相关实验研究，发表《教育机会均等》的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学生的能力和父母教育方式影响儿童的学业成绩，是导致学业差异性的主要两个因素，该研究使家庭教养方式成为教育学及其心理学的重要范畴。文献表明，育儿风格影响了学业成就、学业自我概念和自我概念。研究结果表明育儿风格可以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孩子的学业成就。权威型的父母教养方式被认为最适合的育儿方式（Chao 2001）。Turner and Heffer （2005） 也发现权威型的父母教养方式是最有意义和价值去预测大学生的学业成就。学生的父母高度牵扯进来，是非常鼓舞人的，同时给与高自主性产生高的学业成就。 Weiss and Schwarz （1996）也证实，父母教养方式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权威型、民主型和The 放任型的父母教养方式，都能够促进青少年积极态度的发展。据Darling （1999）称，权威型父母教养方式是一个持续预测的方法，预测青少年的认知能力。 Pong et al. （2005）也发现，相比权威型的父母，专制型和溺爱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孩子的学业成绩相对更低。Tiller et al. （2003）也发现，专制型和溺爱型的父母教养方式会消极的和孩子的认知成就有关。Ruzina （2005） 和Matnizam（2004） 也证明，权威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对于孩子的学业成就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专制型和溺爱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却没有发现这种关系。Aunola et al. （2000）的发现指出，权威型教养方式下的青少年倾向于应用更多的适应性的学业策略，例如自我提升的归因。权威型的教养方式可能会鼓励青少年控制信念，这可能会提高一个青少年在学校成功的动机。Juang and Silbereisen （2002）报告称青少年的学业能力信念与权威型的父母的变量，比如父母的温暖、父母的兴趣参与教育和讨论的学术知识与父母很重要他们之前有一个重要的积极关系。这个结果表明他们有更好的学业成绩，这之间有一个有意义的连接在青少年的学业能力信念和学业成绩之间。

父母教养方式对于自我概念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自我概念是一系列关于他（她）是谁的属性、能力、态度、和价值的集合体（Berk 2000）。这些概念是从一个人的经历和个人的环境的解释中形成（Shavelson et al. 1976）。 自我概念可以分为学业自我概念和非学业自我概念。学业自我概念的定义是个体在学校和其他同学相比而形成的关于自己能力的评价认知 （Brookover 1959）。而非学业自我概念包括社会的、心理的、道德的、个人的和家庭的自我。文献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能够影响自我概念。Nasrin （1999）在对大学生进行研究时表明，家庭教养方式和自我概念之前有着密切的关系。Ainol （2000）在对中学生的研究也证发现了这种关系。Sallay 和Munnich（1999） 报告称，专制型父母教养方式对于自我概念的形成具有消极的影响，而权威型的父母教养方式对于孩子的自我概念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他们进一步证实了父母教养方式对于孩子的学业成就具有间接的影响，因为权威型的父母教养方式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个积极的自我概念，这对于提高他们的学业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一个积极的自我觉察能够带来更多的自信，而且能够激发一个人成功的动机。本项研究的大部分目标是为了测试有经验的学业成就的完整模型。通过使用结构方程（SEM），这种方法基于权威型和专制型父母教养方式资料的收集。它旨在了解更深入的家庭教养方式在自我概念方面和中学生的学业成就。这个模型是假设权威型和专制型问卷的信效度很好，适合做模型。此外，这个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检验家庭教养方式对于自我概念和学业成就是不是其调节作用。此外，在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不再采用单一的质性研究和静态分析，而是借助更多的研究方法，借助 SPSS 和 LISREL 等统计软件，使研究的结果更复杂、全面、精确，提高了研究的质量。

参考文献：

[1] Levine， D. U.. Society and education （9th Ed.）（M）. Boston： Allyn and Bacon， 1996.

[2] Lareau，A..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family school relationship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capital（J）.Sociology of Education， 1987.

[3] Rhine， W. R.. Making schools more effective： New direction from follow through [VI].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7.

作者简介：

家庭系统理论的概念篇8

    1.研究对象

    上海戏剧学院叶长海教授认为,"对戏剧的研究,可以在不同的空间层次内进行:一是案头文学,二是舞台演出,三是剧场活动,四是社会现象。也就是说,研究者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研究,视野可以更加开阔,切入点可以更加丰富、多元。当然,也可以表述为:戏剧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戏剧史、戏剧理论史、戏剧演出史、戏剧剧场史、戏剧文化史、戏剧传播接受史等,都可以是戏剧研究的对象。

    本文研究的对象即是明代的家庭戏剧演出这一文化活动。主要针对在明代戏剧发展的过程中,家庭戏剧演出的内外因、存在形式,演出内容、演出特点及演出对戏剧甚至是其他艺术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为了进一歩明确研究对象,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对研究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争议的几个概念进行必要的厘清与界定。

    "戏曲"与"戏剧""戏曲"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末明初陶宗仪的《南村缀耕录》,但此后的曲论着作却少使用甚至提及"戏曲"这个词,曲家论曲常用的只是南曲、北曲、杂剧、南戏等词。直到清朝晚期姚燮的《今乐考证》出现,"戏曲"才首次作为一个演出艺术的概念,在曲家的曲论着作中"被"使用。而"戏曲"一词作为中国传统意义上用于戏剧性表演的"曲体"和"文本"的概念被大量使用,则是在清末民国初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中。需要注意的是,也正是从王国维开始,"戏曲"一词才被广泛地用来作为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以及近代以来的京剧、昆剧、秦腔、梆子、滚调等地方戏、地方曲调的总称。

    关于"戏曲"与"戏剧"::者的关系,有代学者提出了 戏曲:戏剧的一个种类,一种样式"2的观点。从世界表演艺术形态的度和:者"能指"的范围来讲,"戏剧"是世界上一切以语言、动作、音乐和舞蹈为辅助手段来达到叙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艺术的总称,其中包括古印度梵剧、中国古典戏曲、古希腊悲剧,以及后来世界各国出现的新的戏剧性表演艺术方式,比如话剧、歌剧、能剧、亚剧、地方曲调等等。而"戏曲"仅仅是指产生于中国古代的带有戏剧性表演的艺术方式,比如宋元杂剧、明清传奇和京剧、梆子、滚调等地方戏、地方曲调。

    因此,在此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将使用概念外沿相对更大的"戏剧"一词作为中国传统戏曲文化的总称。"家庭戏剧演出"关于"家庭戏剧演出"这一文化活动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周华斌认为始于宋金时期,康奔认为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桓宽《盐铁论'散不足》中"夫民家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的记载。而中山大学黄天骥、康保成等学者则认为,无论是汉代,还是宋金时期,其所谓的家庭戏剧演出都只是一些以歌舞、杂耍或逗笑片段为主的包含戏剧艺术因子的演出,并非真正的戏剧演出。元杂剧虽然是成熟的戏剧样式,但是,就目前可以见到的文献记载来看,他主要的演出场所在勾栏瓦舍。因此,家庭戏剧演出的出现,最早应该在明代。事实上,元代末期已经出现了以散曲演唱为主,偶尔也演出杂剧的家庭戏剧演出活动。比如杂剧作家杨梓所蓄"家僮"就是当时家庭戏剧演出的一个重要团体。学者们之所以对"家庭戏剧演出"这一文化现象的最早出现时间各执一词,很明显是因为大家对"家庭戏剧演出"这一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不同。因此,在此篇学位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笔者将以黄天骥、康保成等人的观点为理论基础,结合前人的相关成果,对"家庭戏剧演出"的概念作出以下界定:

    兀代水期,尤其是明代以来,以厅堂、宅院戏台、楼船作为演剧场所,以家庭的交际、庆贺、娱乐或艺术实践为目的,组织戏剧家班或邀请商业戏班、个别着名优伶,甚《是聚会举办者亲自出马、施粉傅疆充当演员等方式进行的屮国古典戏剧的演出,都可以称作"家庭戏剧演出"。

    2.研究思路

    中国古典戏剧是一种文学性与舞台性高度结合的艺术形式。因此,对中国古典戏剧的研究,应该是围绕以剧本文学为基准的戏剧文学研究和以演出实践为基准的戏剧传播接受研究两条线索逐歩深入展开的。

    尽管当前的中国古典戏剧研究仍然主要集中在对戏剧文学各层次的研究上,但是,近二十年来,已经逐渐有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戏剧的传播接受问题。虽然他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具体,但是,已经较广泛地涉及到了剧作家、演员、观众、戏剧评论家、戏剧理论家、戏班班主、出版商、剧场以及声腔剧种等戏剧传播接受的多个方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努力对于开拓中国古典戏剧研究的新局面、新途径,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第一章明代中前期家庭戏剧演出的兴起.......19

    第一节明代中期的社会文化背景......19

    第二节明代中前期家庭戏剧演出的概况......22

    第二章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的繁盛......26

    第一节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繁盛的原因......26

    第二节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的组织形式.....30

    第三节明代后期家庭戏剧演出的声腔剧目.....35

    第三章明代家庭戏剧演出的历史影响......39

    第一节明代家庭戏剧演出对明代戏剧发展的影响.....39

    第二节家庭戏剧演出对明代社会文化的影响......44

    参考文献.........48

    第二节家庭戏剧演出

    对明代社会文化的影响从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到思宗朱由检自缢,最终山高度专制的大统走了积贫积弱的封建权的没落。在这两百多年,随若封建统治的歩歩松懈,义人缙绅开始主导社会文化的重新构建。也即是郭英德先生所说的"文化权利移","明代文化构建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即以家贵族为代表的贵族文化,以文人士大夫为代表的文人文化和以下层百姓为代表的平民文化,三者共同构成相对平衡的文化结构。一般地说,贵族文化总是顽固地接续着古典的传统,平民文化往往活跃地标示着时代的风貌,而文人士大夫则处于这两种文化的夹缝中,与贵族文化和平民文化都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因缘联系,形成一种亦此亦彼而有非此非彼的独具风貌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