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范文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1

2013年年初，我收到一个部门评价中国“2012年十大科学成果”的初选项目，其中有一项是董文杰先生的一个成果，董研究发现大气里增加的温室气体，发达国家有2/3的责任，可是现在西方国家提出的减排责任只有1/3，显然不公平。我给它投了票，最近公布的十大进展里没有此项。可能反映了人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研究的意义，这一研究的突出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气候伦理的基础研究。在西方批判我们是气候沙文主义时，我们太需要应对气候变化的伦理学研究了。在IPCC第5次评估报告就要出台时，中国太需要自己的伦理应答了。

伦理（Ethic）一词来自希腊语（Ethos），意思是惯例，在这个意义上，伦理是指一般的信念、态度或指导惯例行为的标准。这样，认识到任何社会都有确定的惯例、典型的信念、态度和社会标准，因而任何社会都有其伦理。气候伦理问题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但是2004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0次缔约方会议是一个关键点。在这个会议上，由于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争论，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罗克伦理学研究所发起了气候变化伦理维度的合作研究计划，他们于2007了《气候变化伦理维度白皮书》 。实际上此前，国际著名伦理学家、英国爱丁堡大学的Michael S. Northcott出版了气候伦理向世界发出警告。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提出了谁绑架了世界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中第一次将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提到“国际伦理”高度，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响应。

目前，在人类众多的研究中，气候伦理被强调要同舟共济，人类协作应对气候问题。有一个广泛流行的寓言故事反映了流行的气候伦理的核心。在一条大船上有各种各样的游客，现在船要沉，只有抛弃游客的行李才能让大船平衡，保持不沉。因此大家不应该争论谁该抛弃行李。这个寓言，反映了气候伦理观点核心：同舟共济。同舟共济是一种合适的伦理，也是传统环境伦理的表现。由此，一些学者批判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强调国家利益的国家是“气候沙文主义”。然而，发展中国家从自己的发展中发现了新问题。各国同舟共济的责任不能仅仅如西方国家学者强调的是关于环境的理论问题的认识，它提出了发展的伦理问题。前面的大船故事可以进一步演化为：由于游客富裕程度不同，大量携带行李导致船体破裂的富人，是不是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这就是说，行李的抛弃，存在如何分配的问题。如果每人抛弃一件行李，富人，由于多带了行李有责任也有能力把自己的众多的行李抛弃一件，而对于穷人来说，现在的行李已经是唯一了，他们抛弃行李意味着冻死、饿死，我们要求每人抛弃一件行李，在伦理上公平吗？这就提出了气候伦理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的问题。进一步的，那种认为发达国家技术先进，获得同样碳排放权可以为人类增加更多GDP。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气候殖民主义思想，发达者有权进一步占有资源。他们完全忘记了，同样的排放权，发展中国家增加的净福利虽然可能比发达国家少，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前期福利水平低，这种增加对发展中国家提高的福利倍数更为突出。

伏尔泰说，中国古展了最完整的伦理学。对于环境伦理，中国古代有着完整的发展，因此我们有5000年文明历史，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的伦理学上，应该也可以对世界有更大贡献，也让自己在气候谈判中占领道德高点。最近我的一个学生提出申请关于气候保护的地缘政治经济关系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我叫他把气候伦理问题列进去。希望评审人员识货，支持他研究下去。他申请的是地学部课题，因为气候问题是地学，环境伦理离开地理环境讨论，只能陷入空谈了。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2

关键词：Rb/Sr比值　古气候　古环境　反演

中图分类号：P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973（2012）003-132-021 引言

第四纪以来，全球经历了多次重要的气候变化，这些变化对现代气候的形成及早期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第四纪古气候及古环境的研究无论在地质学还是在环境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都不可忽视。关于古气候古环境的研究方法有多种，其中地球化学参数是研究气候和环境演变的重要指标之一，Rb和Sr元素因其在表生环境下独特的地球化学性质而被广泛应用于古环境变迁的研究中。早在上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通过研究发现Rb/Sr比值可以反映母岩的风化程度，此后许多学者又将Rb、Sr元素应用于黄土古气候及湖泊沉积物的研究中，目前Rb/Sr比值已成为区域气候环境演变研究中较理想的替代指标。

2 Rb、Sr元素的地球化学性质

Rb是典型的分散元素，在自然界中主要以类质同象的形式分布于各类造岩矿物中，很少形成独立矿物。从Rb +的地球化学特征看，离子半径较大(147 pm) ，和K+(123 pm)比较接近，因此在各类岩石中Rb主要以类质同象形式分散于含K的矿物中，如黑云母、白云母，钾长石等；在表生风化过程中这些矿物被分解并释放出Rb，被释放的Rb很容易被富含K的粘土所吸附，只有一小部分被迁移或淋溶，这就决定了在风化成壤过程中Rb不可能有十分强烈的淋溶迁移。

Sr也是典型的分散元素，Sr2 +的离子半径( 112 pm) 介于Ca2 +( 99 pm)和K +( 123pm) 之间，在自然界中常以微量元素形式赋存于方解石、斜长石、钾长石，云母等矿物中。由于Sr2 +在表生环境中的地球化学行为更类似于Ca2 +，较易以游离Sr的形式(主要以碳酸盐形式)随土壤溶液或地表水进行迁移，结果导致地层中大量的Sr被淋溶。

Rb和Sr的上述地球化学性质决定了其表生地球化学行为既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同时也体现了二者表生地球化学行为的差异性即，一定气候环境条件下二者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淋溶迁移规律，但Sr的淋溶迁移性却比Rb高很多。

3 Rb/Sr比值在黄土—古土壤及湖泊沉积物中的应用

基于表生环境中Sr相对于Rb的迁移活性差异这一原理，前人系统分析了沉积物不同赋存形态下Rb/Sr比值与古气候、古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

在对黄土—古土壤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Rb/Sr比值的变化能较好地揭示中国黄土层古季风气候的变化规律：在夏季风强的年份，风化成壤作用增强，Rb一般分布在颗粒较小的粘粒中，在风化成壤作用中，Rb和含K 的矿物相似，稳定性相对较高，因此Rb在风化成壤过程中是不活动的元素，而Sr则容易在成壤过程中淋失。由于Rb的相对富集和Sr的淋失，造成在夏季风驱动下Rb /Sr比值的增高，而在冬季风的驱使下Rb /Sr比值正好相反，因此，黄土-古土壤中Rb /Sr比值的高低反映了冬季风和夏季风的循环交替，这对研究黄土高原古季风气候有着重要意义。

利用湖泊沉积物Rb/Sr比值的变化序列反演古气候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湖泊沉积物记录的Rb/Sr比值反演流域古环境变迁比利用海洋沉积物、黄土一古土壤更为直接，减少了不确定性，优势明显。由于湖泊沉积物记录的 Rb/Sr比值所反演的古气候的时间分辨率可达101-102a级，因此还可以和Rb/Sr比值所反映的黄土古气候做对比研究。此外，开展湖泊沉积物不同赋存形态 Rb /Sr比值的研究，也进一步提高了运用湖泊沉积物Rb /Sr比值反演古气候和古环境的科学性。

一般来说，湿热气候条件下，降水丰富，化学风化作用强烈，Sr的淋溶丢失程度大，Rb/Sr比值高，指示夏季风占优势的温暖湿润期；反之，气候干冷，Sr 的淋溶丢失程度小，Rb/ Sr比值低，指示冬季风占优势的寒冷干旱期。上述Rb/Sr比值的环境指示意义反映的是以黄土—古土壤为代表的陆相沉积物，这与湖沼相沉积物的环境指示意义恰好相反。湖沼沉积物中，在湿热气候环境条件下，由于化学风化作用的增强会使更多的Sr进入沉积盆地，从而使湖沼沉积物的Rb/Sr比值变小；当气候干燥寒冷时，由于降水量小使得化学风化作用减弱，湖沼沉积物中Rb/Sr比值也相应变大。因此，在进行Rb/Sr比值和古气候反演的研究中，要注意不同来源的Rb、Sr在沉积物中的赋存形态不同，其反映的古环境信息也显著不同。

4 Rb/Sr比值在环境考古学中的应用

旧石器考古证据表明，在早更新世时期可能的人类迁徙事件与转型时期气候和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内在关系，而全新世以来多次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也对早期人类社会及其古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第四纪古气候和古环境的研究也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Rb和Sr的上述明显不同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反映古气候变化的时间分辨率高的优点，Rb/Sr比值方法目前也逐渐成为环境考古中研究区域环境演变中较为理想的替代指标。

前人曾对长江三峡中坝遗址地层中Rb、Sr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所研究的剖面地层中Rb含量偏低，而Sr含量偏高，Rb/Sr比值变化较大。研究人员结合遗址考古断代定年及遗址剖面地层Rb、Sr含量与Rb/Sr比值分布情况，认为所研究区域气候环境演化共经历了6个阶段，其中有4个明显的温暖期（图1中对应的Ⅰ、Ⅱ、Ⅲ、Ⅳ期），这4个温暖期总体上对应了该遗址文化发展相对繁荣的时期，这些时期对应地层中出土的大量文化遗物是其佐证之一。其中有考古发现证明，古代人类正是利用了第Ⅱ阶段的温暖期开始了该地区的制盐生产活动。

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某一古文化遗存进行古气候古环境研究时，为了提高研究的精确性，往往不止采用一种古环境替代指标，Rb/Sr比值一般会和磁化率、孢粉分析、粒度分析等其它古环境代用指标共同反映研究区域的古环境及古气候信息。由于各环境指标同环境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程度差异以及人类活动对环境指标的不同影响，不同环境指标对气候变化的反演在细节上并不完全一致。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3

关键词：气候变化；不确定性；成本—收益分析；历史责任原则；平等主义原则；功利主义原则；差别原则

中图分类号：b82-0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2005年8月29日，卡特里娜飓风袭击了美国的南部海岸，这场美国历史上损失最大的飓风横扫几个州区，造成了至少1 800人死亡，近百万人被迫转移，财产损失高达812亿美元。虽然不能将气候变化和卡特里娜飓风直接联系起来，但这场风暴可以说为我们呈现了有关气候变化的直观图景。

现在，气候变化的起因和机制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证实：ipcc在2007年的报告中指出，自工业化时代以来，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显著增加，大部分已经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气温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人为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所致。报告还指出，如果以当前的速度继续排放温室气体，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将在现有基础上再上升2℃，到那时海平面将升高0.4~0.7米，许多沿海地区和国家将被吞没，随之而来的全球降水模式的变化将威胁到更多人口的生存条件。[1]

气候变化的复杂性为研究提供了多种视角，气候伦理的研究集中在对气候变化的伦理维度上，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很多重要的伦理问题，无论是对气候变化的研究还是制定应对决策，都需要以一定的伦理观作为支撑。气候伦理是环境伦理的进一步扩展，它突破了环境伦理的中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强调纵向的可持续发展，注重代际公平。另外，在空间维度，气候伦理更强调一种国际性，即探讨如何在国际层面实现平等、公正。[2]当代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参与到了对气候变化伦理维度的研究中来，对气候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气候变化中的科学不确定性

虽已取得一定共识，但气候变化问题中仍存在大量不确定性。《科学美国人》的编辑david biello说：“实际上无论是国际专家小组还是其他什么人都不能对全球变暖究竟有多糟给出任何确定的说法。”大气物理学家gerard roe认为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来源于气候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因为它极复杂，所以不可控的变化极易发生；又因为它极其敏感，所以小小的变化都会带来结果的巨大差异，不确定性就这样产生了。[3]全球变暖的怀疑者以不确定性作为不立即采取行动的借口，一些工业团体和保守派反对政府现在就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他们觉得即使要采取行动，也要等到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和技术才行。在“怀疑派”中，代表人物之一是丹麦统计学家bj rn lomborg，他认为气候变化并不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世界性的贫困、艾滋病的蔓延、核武器才是现在人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远大于听之任之的代价，因而他认为无需采取任何措施应对气候变化。[4]

密歇根大学教授henry n.pollack认为科学中的不确定性和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并无本质差异，人们应当用与处理生活中不确定性相类似的方式去理解和适应科学的不确定性。华盛顿大学副教授stephen m. gardiner指出，因不确定性而拒绝采取行动就是拒绝承认全球变暖这一事实或者认为“不作为原则”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明智之举。gardiner认为前者就像鸵鸟将头埋进沙子里一样，而后者也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这都不能应用于我们的实际。gardiner认为当务之急并不是考察确定性本身，而是要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5]rock ethics institute制定的《气候变化的伦理尺度白皮书》明确提出了“不再将科学的不确定性作为拒绝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至全球安全总排放所分配的公平份额的理由”[6]。鉴于当前气候变化正在侵害部分人群，严重且无法挽回的损失很可能在所有确定性被消除以前就已出现，因此，即便存在大量不确定性，我们仍应立即采取行动防范风险，以不确定性为理由拒绝行动是找不到任何道德支撑的。

比较通行的处理不

定性的理论原则是预防原则，《里约宣言》将其定义为：“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当根据其能力，广泛运用风险预防原则。只要存在严重的或者不可逆转的破坏的威胁，不可将没有充分科学证据作为延缓预防环境恶化的理由和采取成本有效性合理措施的原因。”[7]道德哲学教授john broome则认为无需特别的预防理论，“预期效益”即可应对不确定性问题。他认为，人们在抉择时，考虑的不是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而是它的结果也就是预期效益。这样，在面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有可能出现的危害巨大的极端气候现象，无论它发生的概率是多少，鉴于这种极端变化所带来的严重损失，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并及时行动。[8]

此外，在主流派和怀疑派之外还出现了第三种观点，这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物理海洋专家卡尔·温施教授的“保险论”：将人类现在花费高昂的代价来应对气候变化看做是为自己和子孙后代买了一个“保险”，即使最后发现并未出现极端的气候变化，这个代价也是值得的。虽然这种观点受众很小，但它也为争论不休的主流派和怀疑派提供了一种看待问题的全新视角。二、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

在自然科学之后，率先探索气候变化的社会科学当属经济学，经济学家主要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应对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由英国政府经济顾问nicholas stern主持发布的《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经济学》（《报告》）就是对气候变化进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范例。报告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综合、长期有效的经济分析，是目前较有影响的经济学研究成果之一。报告采取的极低贴现率犹如一颗重磅炸弹，激起了赞同者和批判者的激烈争论，而这正是气候伦理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一些传统经济学家对《报告》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鉴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不能轻易得出悲观的不利结论。即便气候变化的危害是确定的，我们也可以通过不断适应以增强抵御灾害的能力，而在《斯特恩报告》中，最坏的影响延续了二百年而人类没有有效适应，这意味着，报告采取的经济模型过于简化，其分析方法是存在问题的。剑桥大学的partha dasgupta教授指出，《斯特恩报告》设定的极低贴现率，意味着当代人必须要把收入的90%以上用于储蓄留给子孙后代，这根本不现实。[8]

而一些哲学家认为较高的贴现率会使后代的权利被剥夺，严重违背了代际公平。john broome指出，在“成本—收益分析”中市场利率影响了贴现率的设定，而市场只反映当代人的偏好，事关后代利益的贴现率被当代人主观地决定，后代人就这样被剥夺了“话语权”。《气候变化的伦理尺度白皮书》也认为贴现只考虑了当代人的利益，没有按照代际公平的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当代人和后代人。

为什么贴现会引出如此大的争议呢？stern认为经济学家关于贴现率的确定，不能简单地归为数学公式和统计学，它本身就是一种反映特定社会价值的道德抉择。[9]broome则对贴现率问题作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经济学家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而需要对未来进行贴现[10]，而贴现率究竟是多少，首先看经济增长率。更重要的是，broome认为经济学家在对气候变化进行分析时，已经预设了一个伦理前提，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这一伦理立场行事，这就使得贴现率还需要取决于一个纯伦理因素。即经济学家在确定贴现率时必须在“优先主义”和“功利主义”、“纯贴现”和“一视同仁”之间作出选择（“功利主义”和“一视同仁”都会导致一个相对较低的贴现率，而“优先主义”和“纯贴现”则相反）。[8]正是基于这样选定的伦理立场，不同的人才会得出不同的贴现率。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的经济理论中根据gdp来衡量经济增长，并将这种经济的增长等同于人类福利增加的计算方法。gardiner指出，传统的经济分析并不能充分反映所有相关的成本和收益，例如非人类成本和非经济成本。[5]传统的经济分析或是没有将环境、社会等成本计入其中，或是将其转化为量化的货币成本和收益，只承认了相关的市场价值，将事物的内在价值归结为工具价值，这就违背了一些赋予有生命事物以内在价值的伦理体系，贬低了万物存在的意义。

诚然，对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不能完全回答面对气候变化时我们应当如何行动这一问题，但它也是不容忽视的。我们需要经济学的实用方法，但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学，要将经济学建立在道德哲学基础之上，应首先讨论其伦理基

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学家应该重新思考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重视经济活动中的伦理考量。三、温室气体排放与减排的分配原则

有关全球变暖的核心伦理问题就是如何分配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减排，我们可以将温室气体的排放简单地分为存量（历史排放）和流量（当下排放）两部分，针对这两部分排放制定相应对策所依据的分配原则即为气候伦理研究的基本对象。

（一）存量

由于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留存时间长，温室效应的结果显现有一定的滞后性。那么就目前和将要出现的全球变暖的危害，谁应负责呢？对此，伦理学界有一个颇为一致的答案：根据历史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5]历史责任原则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自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在利用廉价能源发展经济的同时，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导致了全球变暖，因而，发达国家对于温室气体的存量负有主要责任。历史责任原则也叫污染者付费原则，它要求发达国家在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原则与矫正正义的要义相符，因此历史责任原则对发达国家的要求是其对自己过错的纠正。

这一原则受到一些发达国家及其学者的质疑：伦理学家peter singer和环境伦理专家dale jamieson认为发达国家直到最近才知道了自己排放的恶劣影响，“无知者无罪”，因此认为发达国家不应为之前的历史排放负责；还有一种观点对侵权者身份提出了质疑，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eric a. posner 和 cass r. sunstein认为，目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存量是过去人们所排放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去世了，当今的美国人并不是制造危害的侵权者，让他们承担历史责任，有失公平[11]298-301；另外，历史责任原则存在着实践上的困境，没有一个温室气体的排放标准，我们对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量也没有具体的测量数据，很难制订出具体的减排责任分配方案。[12]

（二）流量

当下温室气体排放的分配原则主要有以下三个：

1.平等主义原则

平等主义原则有一个伦理前提，即将地球大气吸纳温室气体的能力当做公共财富，根据所有人对公共财富都拥有平等使用权得出：每一个人都拥有权利排放同等数量的温室气体。这一原则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因为无论以哪一年的排放量为基准，发达国家都远远超过了平均排放水平，而发展中国家还远未达到平均水平。 这就意味着按照平等原则的要求来进行分配，在发达国家需要大量减排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可以继续增加排放量。

就像john ashton所说的，“与抽象的公共事物，如自由、安全相比，更加实际的物质产品更难适用平等主义原则”[13]，平等主义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局限。dale jamieson认为各国很可能为了获得更多的份额而想方设法地增加人口。另外，gardiner指出，这一原则并没有考虑到排放份额在人们生活中的不同作用。一些排放被用来生产奢侈品，而另一些则被用于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5]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平等的分配方案对于境遇不同的人来说似乎不够公平，并不符合分配正义的基本要义。

2.功利主义原则

功利主义追求功利的最大化，也即在投入一定的前提下，将能产生最大实用性或“福利”的方法作为最优选择。[14]这一原则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伦理观，而体现在决策制订中，就需要一个十分有用的工具，即“成本—收益分析”。根据功利主义原则，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分配应当这样来安排，即这种分配能使受其影响的人获得最大的“功用”。因为偏好满足是可以测量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采用以偏好为基础的功利观点。 利主义原则被经济学家广泛使用，但其自身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它以总量、效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却忽视了分配的公正与公平，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温室气体的排放份额应更多地被给予高效率的发达国家，以达到最大实用性，但这显然有失公允；另外，以偏好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只关注偏好的满足，却忽视了偏好的价值与是否合理[15]，这也不能达到分配正义的要求。

3.差别原则

差别原则又叫“惠顾最不利者原则”或“按能力支付原则”，是以罗尔斯关于分配正义的理论为基础。这一原则要求给予最贫穷人口以最大的排放权，而给予最富裕人口以最小的排放权。[16]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是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贫穷的热带国家基本上没有能力应对气候变化，

因此，差别原则给予他们特殊照顾，这正是分配正义的一种体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是差别原则的一个例证，该原则要求各国基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责任和当下排放来承担有差别的减排责任。

这一原则虽然在伦理道德角度可以获得一定支撑，但由于利益立场的不同，不被一些发达国家及学者所接受，eric a. posner 和 cass r. sunstein就称这样一种分配原则实质上是“一种（适度）伪装的跨国再分配要求”，他们认为该分配原则由于受到各方利益的钳制，是根本不受欢迎的。[11]271 因此，鉴于当前的国际形势，这样一个原则在实践中是很难得到完全履行的。四、结语

上面所涉及的气候伦理研究仅仅是影响较大且被广泛认同或是备受争议的问题，还有许多学者从更加多样化的角度对气候变化进行伦理维度的研究。例如，从博弈论角度和从基督教等宗教信仰角度进行气候伦理的研究，但由于篇幅和能力有限，在此仅能点到为止。

通过对上述气候伦理问题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着正义这个伦理概念进行的。科学研究和经济分析最终都是为决策制定服务的，究竟以什么样的伦理原则来引导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才能达到正义的最大化是气候伦理研究的焦点，通过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伦理分析，最终为政治决策提供价值导向，促进应对方案的达成，真正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是气候伦理的最终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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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彼得·辛格．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m]．应奇,杨立峰,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41．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4

内容摘要：狭义的低碳经济关注于如何避免温室空气的排放，广义的低碳经济则着眼于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文章认为低碳经济不仅只关注于资源利用问题，还在深层次上涉及平等、正义、民主问题和人类思想观念上的再定位。然而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层面对低碳经济进行考察都不能脱离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主线。

关键词：低碳经济 概念 内涵 研究难点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自1988成立以来，在其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4次评估报告中先后指出：近百年全球平均地面气温升高了0.3℃-0.6℃；当前出现的全球变暖不太可能全部是自然界内部造成的，如果不对温室气体排放加以限制，2100年全球气温将上升1℃- 3.5℃；从1861年开始，地球气温的变化趋势变暖，平均气温大约上升了 0.6℃。在全球范围内20世纪90年代是最热的十年，原因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目前地球上产生的温室效应气体比过去一万年中任何一段时间都高，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比过去 6.5 万年中任何时间都高，比工业化革命前高 35%。温室效应使地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暖。过去100年（1906-2005年）中全球平均气温升高 0.74℃；过去50年中，平均气温是过去500年和1300年中的最高值。对于过去50年来的全球暖化现象，90%的可能性是人类活动引起的。并由此初步得出：人类活动引起了气候变化，人类活动中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气候变暖。

气候变暖将导致海平面上升、与温暖气候相关的疾病蔓延以及极端气候等灾难性影响，其变化会严重影响到人类生存的环境和日常生活。基于IPCC报告中的结论，为避免气候变暖给人类带来的危害。1992年5月巴西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简称《框架公约》） ，其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稳定在一定浓度水平上。在1997年12月于日本京都召开的《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简称《京都议定书》）， 为各缔约方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化减排和限排指标。在2009年12月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上形成了“哥本哈根协议”，尽管协议没有在所有缔约方中达成一致，但在发达国家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行动上取得了新的进展，在长期目标、资金和行动透明度问题上达成重要共识。在人类温室效应及由此产生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人们日益认识到要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必须改变目前高碳经济模式。由此，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热点。本文试图从为什么要发展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是什么、涉及哪些问题和如何评判等方面对低碳经济进行介绍、分析，为理解低碳经济提供帮助。

低碳经济的概念

英国政府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Our energy future -creating a low carbon economy）中首先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英国政府提出低碳经济是指通过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在更低的资源消耗和污染的情况下获得更多产出）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尽管英国政府的能源白皮书的主旨是降低碳排放量和保障其能源安全，但其对低碳经济的定义显然并没有仅局限于这一目标。

国内学者庄贵阳（2005）认为低碳经济就是以较少的能源消耗实现同样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付允等认为低碳经济是指在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从而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清洁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鲍健强等指出以低能耗、低物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方式。金涌等（2008）认为全球性化石能源短缺和气候变化促使低碳经济成为重要的焦点，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生态经济。刘传江（2009）等指出低碳经济是发达国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提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强调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的经济产出。冯之浚（2009）等指出低碳经济是低碳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一类经济形态的总称，其基本特征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是为了应对碳基能源对于气候变暖影响，其基本目的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段红霞（2010）认为低碳经济在狭义上可以理解为以消耗低碳燃料为主，追求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最小化排放的发展，是一种高能效、低资源消耗和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模式。

在上述阐释基础上，本文认为低碳经济的概念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低碳经济是指低投入、高产出经济发展方式，其目标是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狭义的低碳经济是指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从而产生较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其目标是应对当前气候变暖问题。这两个概念的共同之处在于低碳经济的目标是为了解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其不同之处在于狭义的概念集中于“碳”本身，广义的概念则考虑的是经济发展中所有资源的有效利用；狭义低碳经济要实现的目标是短期目标，广义的则是长远目标。某种程度上，狭义的低碳经济是广义低碳经济中最迫切实现的部分目标。

低碳经济的本质和内涵

第一，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从低碳经济狭义的概念看：低碳经济的实质就是不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提下，从能源使用入手，从高碳能源时代向低碳能源时代演化，建立一种较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应对地球继续变暖现象，从而避免人类遭受由此带来的各种自然灾害。这就要求各国致力于如何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减少高碳能源，扩大低碳能源的使用，促进产品的低碳生产开发和消费、控制全球的碳排放量。从广义的低碳经济来看，其要求是利用更高的投入产出比减低资源的消耗，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就是推动低能耗产业发展，限制、缩减高能耗产业的规模，同时促进高能耗产业向低能耗产业转型，关键在于技术创新。

第二，低碳经济是经济制度变革的方向。需要在经济生活的各方面“应该考虑制定相应的政策，减少燃烧的副产物向大气中排放”。这涉及到建立各种能耗要求标准和减排规章制度（如对于汽车排放进行限制的“欧3、欧4”标准）、有利于低碳经济的税收和财政政策（如国内对符合低排放标准的减免消费税规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如英国的能源白皮书）和国家间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和政策（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其关键是制度创新。

第三，低碳经济是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面对地球环境的恶化，在更深层面上，人类应该如何应对。不仅要从人与自然、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基本权利角度资源利用问题，还要将个人自身世界观、价值观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再调适，为低碳经济建立意识形态上的基础。人与自然是一个共同体，是和谐共生的关系，人类有责任、有义务、也有能力自觉、理性地调节和控制自己对待自然的态度、行为和关系，这是可持续发展对人类的一种前瞻性和预警性的要求。不同的国家和个人间资源利用的权力问题，不仅是如何处理全球范围内的负外部性问题，触及到民主、公平与正义等人类最根本的诉求，包括对民主的重新认识和包括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正义问题以及不同国家和人之间的公平生存与发展权。如果世界观、价值观不能与低碳经济的发展相协调，就不能建立起相应的意识形态，也就难以进行有效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能够在制度和技术上有所创新，新的制度和技术在实际运行中的成本也会大幅升高，难以获得理想的绩效。

低碳经济的研究难点

以现代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社会发展，作为人类主动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追求财富与效率的活动，极大地促进了人从自然规定性中的解放和主体性的提升。但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进行，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却再次面临着来自自然的严峻困境与挑战。地球存在几十亿年以来，其气候环境也经历了漫长复杂的演变，但真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甚至消失的是其上的物种而不是地球。今天的低碳经济出现不是要拯救地球，而是要拯救人类。如果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没有遇到来自自然的威胁，低碳经济也不会面对如此迫切的需求。低碳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是人类面对自然对自身生存与发展问题的一种解答，其理论体系也应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和自然相协调的目标，如果背离了这一基本目标，低碳经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发展的基础。低碳经济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现有自然资源能够在当代和未来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跨代选择。

如何处理人类的生存发展问题和自然的关系无疑贯穿于低碳经济的始终，对低碳经济选择和评判的基础也是生存发展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但目前对于生存与发展问题还缺乏一个统一、完整、可量化的理论体系。首先，对于生存和发展根本的价值判断就存在不同看法。其次，对于自然环境中人类生存问题主要考察内容自然资源承载力问题仍不成熟，作为研究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基础，还有待探讨。资源承载力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该空间内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的支撑力，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承载力作为一种描述人与环境或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度量工具，在长期的争论中，已经对唤醒人类环境意识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从总体上看，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计算，资源承载力研究都不够系统和深入，尚未形成从基本概念到量化方法的完善的理论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于承载力的概念和内涵尚未形成共识，以及能够准确描述人与环境或物种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定量化方法较为缺乏。时至今日，这些基本理论的不完善意味着关于低碳经济有大量的基础工作亟待深入，其发展面临长期和艰巨的任务。

结论

在现有的技术条件和资源禀赋下，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影响低碳经济的因素不仅局限于经济一个范畴，在涉及到政治、外交、哲学、历史、法律等社会科学的同时，还依赖于物理、地理、工程等诸多自然科学的支持和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同时其自身的演进也有待于跨学科研究的融合与碰撞。但目前人类生存的环境仅限于地球，就此而言，低碳经济的发展在面对任重道远的现实的同时也具有紧迫性。但无论怎样，发展低碳经济都是人类发展历程中必须迈出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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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传江，冯碧梅.低碳经济对武汉城市圈建设“两型社会”的启示[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5）

11.冯之浚，周荣，张倩.低碳经济的若干思考[J].中国软科学，2009（12）

12.段红霞.低碳经济发展的驱动机制探析[J].当代经济研究，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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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王建华.理性调适人与自然关系―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新理念[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1（10）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5

吉林省的关于水文水资源系统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水流量平衡所受的影响有哪些；第二，我省的供水量和需水量有哪些变化；第三，气候变化对水质的影响有哪些；第四，干旱频繁是否源于气候的变化。下面，将进行详细分析。研究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系统的相关影响，可以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分析和评估，例如气候变化对我省降水、水流蒸发的影响有哪些等等。

此外，研究估计所达到的效果很重要。因此，我省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要注意研究结果，由于每一个省份的气候不同，水文水资源也并不一样。因此，一定要建立适合我省情况的气候变化指标体系，准确分析出气候变化对我省水资源的影响。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例如GIS技术和计算机模拟技术，对我省的水资源现状进行分析。此外，我省的相关部门一定要对水资源的开发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合理开发和管理我省的水资源系统。

2吉林省水文水资源系统的研究方法

2.1水文水资源研究步骤

到目前为止，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方法是采用What-if方法，意思就是：（if）气候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那么水文水资源又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what），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影响方法。通过影响方法对我省水文水资源进行评估，可以有着很好的辩证效果。因此，应该准确的按照相关步骤进行评估，一般分为5个步骤：1）气象部门要对我省的气候变化进行相关的定义；2）要建立我省的具体的水文模型，并进行相关的验证；3）通过切入气候变化情景，结合建立的水文模型进行电脑分析，模拟分析出水文循环和水文变化的过程；4）根据分析得出水文水资源受气候变化的影响；5）根据水文水资源的影响程度，找出相关的措施实施环境的保护。

2.2水文模拟技术

我省在选择模型的时候，主要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模型的精准度如何，评估的资料是否齐全；模型的参数变化和适用性如何。目前针对水文水资源的变化的主要评估模型有三种：1）概念性模型所谓的概念性模型是以水文变化过程为准则的模型。概念性模型可以分析气候的变化对径流的影响，以及对水资源所需要的气候条件进行研究。这种模型最先应用到美国旱地的水资源研究上；2）经验统计模型通过获取经验进行统计，我们称之为经验统计模型。这种模型主要是通过获取该地区的水流、气候、降水、气温等资料。通过资料的统计和分析，得出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变化影响；3）分布水文模型由于区域的每一处地形和土壤的水分都不一样。关于这方面可以运用分布式进行，在不同的区域进行划分，并在每一个单元设立参数，对该部分的水特征进行记录。

3我省水文水资源研究工作的相关建议

3.1我省要对水文水资源的研究工作高度重视我国对于水文水资源的研究工作设立明确的纲要规定，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当中规定，要将能源和环境的建设作为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先项目。在《中国对应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当中，我国明确提出了要积极应对气候的变化，要求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在这种氛围之下，吉林省的相关部门一定要对此高度重视，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投身于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影响的研究工作当中。政府也要不断的实施相关政策，通过政策的鼓励，激发吉林省的相关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到水文水资源的研究热情，积极投身于研究当中。同时，有关宣传部门应该加强宣传力度，与各界进行沟通，为科研工作创造更好的平台。

3.2我省的科研部门要与国外加强交流合作对于一些国外的先进技术，我们要积极的进行学习和吸收。这就要求我们要积极与国际的相关科研小组进行交流和合作，不断提高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另一方面，我省要积极与别的气候部门相合作，例如水利部门、气象研究部门等。通过合作研究，给水文水资源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技术保障。

3.3建立相关的体系和评价针对气候对水文水资源方面的研究，我省要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准确的评价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相关影响。通过GIS技术和计算机模拟，研发出符合我省对水文水资源的预测和管理模型。（上接第145页）

4结论

全球的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问题很重要。它将是21实际水文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因此，我省应该大力地加强水文专家与其他部门的专家进行不断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研究工作，为创造适宜的生活环境而不懈努力。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6

【关键词】多尺度；水资源；脆弱性评价；函数法

自从全球进行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活动范围就在逐渐的加大，这导致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到大自然中，而全世界各国目前都注意到了温室气体对于全球变暖所带来的直接影响。全球变暖之后导致气候变化的进程不断加剧，而气候在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加速了对降水、蒸发、径流排放的整个循环过程，同时也对自然灾害带来了催化作用。下文主要针对多尺度水资源的脆弱性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探讨。

1、水资源脆弱性概念与内涵

水资源脆性主要就是形容人类活动以及气候变化等各个不同方面的因素对于系统所带来的影响大小。以往传统的水资源脆性研究工作都是对大量地下水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在社会逐渐发展，科技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的情况下，人们开始了解到水资源的脆性和整个水资源循环系统有着直接的联系，再加上水资源工作研究过程中涉及到了低于分异规律、问题复杂性等多个方面因素，并且不同区域所研究的对象和问题之间同样也存在着差异性，所以到目前位置，学界对于水资源脆弱性的内涵理解还没有一个统一定义。

在经过大量深入的研究之后，本篇文章找出了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也就是IPCC针对水资源脆弱性所提出的定义，该定义是通过报告的形式来展示的，在实际报告中，直接将水资源的脆弱性和暴露度这两个方面的因素联系了起来，并且认为脆弱性主要就是形容环境服务、生计、人员、基础资源、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文化资产等多个不同方面的因素都有可能会遭受到大量不利因素的影响，即便是其实际的发展趋势，也会在这一过程中受到影响。

而在对大量研究成果进行综合研究之后，本篇文章明确认为水资源的脆弱性主要是遭受到了人类活动、气候剧变、极端事件等各个方的影响，并且水资源系统在遭受到破坏之后还会导致整个发展趋势不断的恶化。水资源脆弱性主要的内涵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

（1）水资源脆弱性是水资源系统的内在属性，其内部结构和特征是脆弱性的决定因素；

（2）水资源脆弱性包括水资源系统对外来影响（尤其是不利影响） 的敏感性和适应性；

（3）从影响因素看，水资源脆弱性可分为自然环境脆弱性和社会经济脆弱性两方面；

（4）各种影响因素对不同尺度、空间分布的水资源系统的影响程度不同，使水资源脆弱性表现出尺度和空间分布的特征。

2、研究方法

在对水资源脆弱性进行评价的过程中，可以将这一方面的评价体系划分为定量评价以及定性评价这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使用定性评价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水资源自身的水资源因素进行实际性质的定性分析，并且从多个方面的因素中找出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以此来使得水资源脆弱性的情况能够得到良好的改善。而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评价方法便是定量评价，该方式还可以根据算法的不同来界定成为函数法和指标法两种。而多数研究工作中使用最为频繁的一个方式就是指标法，指标法在实际计算的过程中，其计算步骤则是先建立起精确的脆弱性指标，之后再针对指标来赋予其相应的权重，最终通过计算方式来获得极为准确的水资源脆弱性结果。而目前部分水资源脆弱性研究工作中还引入了大量的分形理论、模糊数学方法、层次分析法等等，这些计算方式应用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确定指标权重。有的学者从水资源脆弱性的概念出发，使用函数法进行水资源脆弱评价。

指标法具有体系清晰、构建灵活、考虑全面、易于操作、结果易于解释等优点，但同时也有缺乏系统性、指标间作用机制不明、区域性明显、结果难以比较、不易与气候变化相联系等缺点。函数法具有系统性，物理机制明晰，易于在地区间比较，能与气候变化相联系，易于操作，但也存在指标选取困难、不够灵活、对数学水平要求较高、因素难以考虑全面、结果不易解释等缺点。

已有研究大多针对同一尺度的评价单元，较少考虑评价方法在多个尺度上的适用性。

少数研究虽然涉及多个尺度的水资源脆弱性评价，但在研究中并未说明所用方法是否适用于这些尺度。Perveen和James针对多尺度水资源脆弱性评价，从指标的空间入手探讨了适用于多尺度情况下的水资源脆弱性评价方法。根据空间特性，可以把评价使用的指标分为“可缩放”和“不可缩放”两类。可缩放指标的数值随空间尺度的增加而有减少的趋势，例如人均水资源、人口密度；不可缩放指标的数值随空间尺度的增加而有增加的趋势，例如水资源量、用水量。当不可缩放指标比上与面积相关的指标，则生成的新指标对尺度的依赖性就此消失，而成为空间上可缩放的指标。这就意味着两个与尺度有关、随尺度变化显著的指标可以生成与空间尺度无关的新指标，例如水资源量与人口数生成的Falkenmark指数和用水量与水资源生成的水紧缺率。

该研究表明，在给定流域内，在某一尺度使用人均水资源量、水资源开发利用率这样的新指标所计算的水资源脆弱性可应用于其它尺度。该研究所使用的评价单元是根据经纬度划分的0.5°、1°、5°网格，已经失去了物理意义上的流域概念，同时人均水资源量、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已经广泛用于我国各级水资源分区、行政分区的水资源评价和水资源规划。因此本文认为这类指标同样适用于各级水资源分区、行政分区的水资源脆弱性评价。

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旱灾害频繁，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分布不均，使我国多数地区都面临或轻或重的水资源短缺，水资源供需矛盾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必须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精确的评价之后，再对相关问题加以解决。

3、结论

综上所述，本篇文章主要针对多尺度水资源的脆弱性进行了全面详细的探讨，明确阐述了人力活动对于水资源循环系统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以及这其中所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而要切实有效的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就应当充分的对各个行政区域的多尺度水资源脆弱性进行评价，确保评价体系的精确性，从而实依据评价来采取各方面不同的解决对策，最大限度的提升水资源利用率，达到建立节约型用水社会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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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郑菲，孙诚，李建平.从气候变化的新视角理解灾害风险、暴露度、脆弱性和恢复力[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2（02）

作者简介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7

关键词：气候变暖；过激行为；情绪；辩证

一、引言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世界是一直运动变化着的，气候也是一样。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开发、掠夺自然的能力也越发提高，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更进一步增大，然而，自然资源毕竟是有限的，这使得工业文明无限的发展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形成了必然的矛盾，这种矛盾即人与自然的冲突。进一步，自然更大程度的被破坏、被污染，这使得人与自然关系进一步恶化。目前，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了世界环境十大问题之首，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曾指出：每年因为气候变暖而死亡的人数超过了10万人，如果没有有力的措施来缓解气候变暖，那么到2030年，全球每年将会有30万人死于气候变暖。

正如古人所说的“天人相应”，作为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改变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极端天气的增多，人们的行为也随着气候的变化走向极端化。过激行为是指“过分”、“过头”、“超越理智”、“不当”的有违传统道德和公共规范的一种丧失理智的行为。过激行为一般都是因为某种特殊环境和事件的强烈刺激而引起，人们有可能因情绪上的不稳和过于激动而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从而影响社会的秩序。

二、气候变暖与人类的过激行为

（一）气候变暖是人类情绪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

气候不仅仅是影响着人类的生理健康，对人类情绪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早在古代，人们已经发现了天气和情绪之间的关系，正如杜甫在《夏夜叹》中所述：“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所表达的意思是在夏日高温的蒸烤下，人就会变得烦躁不安，心情不畅快。日常生活中，人们对气候变化的体会也相当深刻，每到三伏天，人们就会感到心烦意乱，脾气暴躁，缺乏耐心。这很大程度上都是“三伏天”惹的祸。就全世界的范围来说，热带地区的人们，性情较寒冷地区的人们更加喜怒无常，生活在海边的人们，因为海边的气候比较湿润，人们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敏感，造就了他们多愁善感的性格。而住在山区的人们，长期生活在山高地广的环境里，造就了他们洪亮的嗓门和直爽的性格。所以，气候和人们的情绪和性格有着紧密的关系。

一些专家学者针对气候与人的情绪的关系展开了相应的研究。 “冬季抑郁症”就是一种与寒冬相关的精神障碍。当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人们情绪就比较低落，无精打采。当湿度随温度上升而增高，人体会缺乏自控力，显得烦燥不安[2]。相关研究表明，当气温在11℃到25℃的时候，人的情绪最稳定，心情最舒畅。

现代医疗气象学研究结果证实，天气状况之所以能影响到一个人的情绪状态，这是由于人体内有一种名叫松果腺体的物质也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导致人体内的甲状腺素和肾上腺素分泌情况的变化，以致引发人的情绪状态变化[3]。随着气候变暖，人体的新陈代谢进入旺盛期，体内环境和内分泌受到影响，使人的情绪波动比较大。显然，气候变暖是影响人类情绪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二）气候变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情绪作为人的主观体验，会反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之中，比如人悲伤的时候会痛哭流涕，激动的时候会手舞足蹈，高兴的时候会开怀大笑，情绪所伴随出现的这些相应的身体姿态和面部表情，就是情绪的外部行为。

气候变暖导致的持续高温使很多人不仅出现了头晕、乏力、胸闷、发热等症状，也使人们心烦意乱、情绪暴躁，甚至与别人发生口角。研究表明，当环境温度超过34℃时，人不仅会大汗淋漓，而且心虚气短、情绪不稳、心情烦躁，比较容易产生过激的行为，精神病发病率也大大增加。

“路怒症”就是目前人们在社会中受情绪波动的影响，产生过激行为的一种症状。在现代社会中，人们面对不同的社会压力，普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炎热的天气加快了人体的血液循环，使人变得烦躁不安，容易触发人的过激行为。有学者研究表明，愤怒情绪状态下，驾驶员驾驶的平均速度相比于平静状态时有显著增加，最大差值为 1547 km/h，最小偏差为 5.16 km/h[4]。愤怒的情绪会导致车速的增加，车速的增加又是车祸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研究还表明人们在愤怒情绪状态下，驾驶员按喇叭鸣笛的频次相比平常状态有显著增加（最大倍数为 2.41，最小倍数为 1.90）[4]。驾驶员在烦躁情绪的影响下，容易对外界做出过激的行为。鸣笛不仅增加了城市的噪音污染，也严重危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 愤怒情绪使斑马线减速让行的次数相比于平常状态显著下降，是交通运输安全的不利因素之一[4]。

高温引起的坏情绪不仅会影响整个社会秩序，还容易转移到家庭中，以抱怨、责备甚至暴力方式释放，影响家庭和睦。所以，气候变暖催生的过激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是不容小觑的。如何缓解气候变暖，如何减少气候变暖对我们人类的行为的影响成了我们必须要研究的问题。

三、对策

（一）低碳生活模式

低碳消费模式着力于解决人类生存环境危机，其实质是以“低碳”为导向的一种共生型消费模式，使人类社会在环境系统工程的单元中能够和谐共生、共同发展，实现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的消费方式[5]。我国目前实行的以电气代替煤炭的消费模式，就能够减少煤炭的使用，降低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既能够保护环境，也为后人留了资源，维系了代际公平。

低碳的消费模式首先要求我们戒除以高耗能源为代价的消费嗜好。一些学者研究表明，目前超市里面大约有70%的电用于冷柜的使用，相较于玻璃门式的冰柜，敞开式的冰柜要多消耗约20%的电，也就相当于每年要多消耗4.8万度的电，相当于19吨的煤。所以说如果大家能够减少敞开式的冰柜的使用，而多采用玻璃门式的冰柜，毫无疑问能够减少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其二，提高环保节能意识，少用一次性用品。例如目前我国的限塑令就很好的规范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其三，戒除“奢侈消费”、“面子消耗”此类以大量耗费能源排放温室气体为代价的嗜好。比如减少一些豪华车的使用，我们应该尽量使用小排量的汽车。低碳生活模式促进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走向科学化、合理化和理性化，它以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态化消费方式为基础，使人们的物质消费、精神消费和生态消费进一步走向均衡。

（二）重视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研究

《宪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很显然，植树造林，保护林木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体系虽然已经初步形成，可是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制度。制度的建设是战略实施的保证。我国虽然制定了部分法律以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还需要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其次，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较轻。《可再生能源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第十四条规定，电网企业未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造成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并由国家电力监管机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经济损失额一倍以下的罚款”。这类处罚措施明显较轻，实践中可能会不予执行或懈怠执行。

我国应对全球变暖存在立法不足的原因主要是全球变暖危机意识和法治意识不强。法律是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表现，只有国家有关部门引起高度重视，应对全球变暖自然才会反映在法律当中。

同时诸多问题的解决都没有相关的立法保障。增强行为主体法治意识，让“依法办事”成为生活习惯，真正做到依法办事。

（三）加强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

意识对人们的行为具有能动作用，为了提高全民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利用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各种手段，开展了大量应对气候变化宣传活动，增进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了解和认识，提高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转变意识形态，改变消费方式。人们在在生产生活中适度消费，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以利用加大奢侈品消费成本，重点投资城市公共交通建设，设立轿车环境污染税等，间接地促进气候变暖减缓。

（四）转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人类中心主义在韦伯氏辞典中的解释：认识宇宙的中心；认识一切事物的尺度；根据人类价值和经验解释或认知世界。它的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者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6]。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中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的、使用与被使用、征服与被征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在这种价值观下人们对自然的观念是政府征服和控制。也是在这种观念下，工业文明的发展以破坏消耗自然为代价。

然而人和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人是生活在自然里的人。马克思认为，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物，超越了生物性而具有社会属性。这使得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带有社会属性，人类从认识到实践，从生活到生产，都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周围的社会关系。人是社会关系之总和，这些社会关系也是存在于自然之中的。在环境问题严峻的今天，将社会与自然、自然与人的活动决然分开来对待的思维方式己经不适用于目前的情况。人即主体，自然即客体的单一思维模式应当被人是自然的人，是整体中一部分的整体性思维方式所代。

四、结语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7]。全球气候变暖与人类的过激行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积极改变自身的行为方式缓解气候变暖带来的影响，不仅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同时也需要整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支持。气候变暖和人类的过激行为相呼应，人类应该理性的看待这个问题，寻求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著作专题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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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志宏.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诘问及反思[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版），2006（8），167

研究气候变化的目的和意义篇8

“证素”是“证候要素”的简称，由病性和病位两大部分构成，从“证素”研究成果和中医基础理论来看，“证素”即是“证候元素”，是构成病机和病名的组成部分，由于研究对象不同，所占的地位可能不相同。“证素”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存在差别，侧重点不同，前者重在辨证体系的完善，后者重“证素”在临床各方面研究中的运用和结合。文章总结了近年来证素研究的主要内容，并进行评述，提出个人见解。

【关键词】 证候 病机 证素

中医学所说的“证”是一个非线性的开放复杂系统，中医的“辨证”属于认知科学、思维科学，在揭示辨证原理与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是完善辨证方法、提高辨证水平的需要和有效途径。

朱文锋［1］在建立辨证新体系时引入“证素”的概念，初步制订了病位类约30项，病性类约60项，阐述了他们的特点和意义。王永炎等［2］也提出证素和证素靶位的提取具有重要的意义。张启明等［3］认为证候要素具有以下3方面的特性：组成证候的最小单元；每一证候要素都有不同于其他要素的特异性症状；临床所见的所有证候都可由证候要素组合而成。

“证素”是“证候要素”的简称，是证候辨识的病变本质，主要指辨证所确定的病性与病位，在文献中还有一个概念是辨证要素，是指确定某一证型或者“证素”的主要证候，两者存在差别，前者更具备元素的性质，在不同的研究对象中可能具有相对重要的“证素”，但“证素”的原始研究不应该具有轻重之分，因此称其为“证候元素”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其中病性与病位一起构成病机，也可以直接代表病机，与病位相比，病性更加复杂，在临床组合中，病位与病位，病位与病性之间有“1+1=2”可能，但病性之间的复杂关系采用线性理论往往不易解决。

“证素”的研究目前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经验。

1 临床研究

马斌等［4，5］对中风恢复期和发病后7 d与14 d的中医“证素”研究采用因子分析，主成分提取法简化辨证要素后，再采用分别聚类的方法获得不同阶段疾病的主要病机要素和病机转化特点。“证素”研究结果表明疾病存在疾病病机（血淤）和病情病机（恢复期以气虚、阴虚为主，急性期以痰热为主）的差异。谢颖祯等［6］对发病72 h内入院的中经络与中脏腑患者进行证候动态多时点回顾性评价，结果风、火、痰、瘀是中风急性期主要证候要素，中风病始发风证突出，中经络兼瘀，中脏腑兼痰兼火，3～7 d之内达到高峰，风证在3～ 7d、痰火证在7～14 d逐渐减少，第7～14天以痰瘀证为主，中经络者瘀证明显，认为中风病急性期证候要素组合及演变与疾病严重程度及转归密切相关。王忆勤等［7］临床调查患者证候，根据专家评分意见得到具有辨证意义的主要症状，进行“证素”分析，得到病性要素5类和病位要素3类，聚类分析得到病位要素3类，与人工分类相同，虚性证候3类分别为全身、虚寒、舌象，实性证候3类分别为湿、热、气机不利，进一步进行主成分分析，20个主成分与脾胃湿热和脾虚湿阻两型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建立回归方程，预测正确率分别为91.5%和75.4%。

2 文献研究

李志更等［8，9］通过慢性肾功能衰竭文献3272篇总结中医证型495个，进行归类后为148个，“证素”37个，病位类证候要素频数排前3位的是肾、脾、肝，所占频率分别为16.74%，12.43%，5.35%，病机、病性类证候要素频数排前3位的是湿、阴虚、阳虚，占频率分别为13.13%，12.64%，10.83%，在所有证候要素中频数排前3位的是肾、湿、阴虚。主要症状172个，舌象11个，脉象18个，与一般症状相比，舌脉相对统一，淡白舌占舌色总频数的50. 4%，胖大舌占舌形舌态总频数的40.8%，腻苔占舌苔总频数的26.2%，细脉占脉象的33.22%。病性类证候要素与文献中出现的症状进行回归分析，频数居前4位的证候要素（湿、阴虚、阳虚、气虚）的主要症状与主观判断相似。“证素”的研究使证候简单化，但对于一种疾病较少的“证素”不能涵盖全部病机。赵燕等［10］通过研究抑郁症文献65篇获得疾病的主要证型75个，肝气郁结、心脾两虚、肝郁脾虚、肝肾阴虚占前四位，共计72次，提取“证素”33个，病位类10个，肝、脾、心、肾，占总频次的92.1%，病性类22个，气滞、气虚、阴虚、血虚，占总频次64.1%。与慢性肾衰的研究相比，这一结果稳定性好，与疾病本身特点和病机变化的复杂程度有关。衷敬柏等［11］对冠心病心绞痛2689例文献研究结果7个实性证候要素和3个虚性证候要素涵盖全部病例，实以血瘀、痰浊、气滞为主，虚以气虚、阴虚及阳虚为主，与传统理论吻合，采用不同“证素”组合可以得到疾病的具体证型，但不能概括临床全部证型，体现出“证素”组合的复杂性，组合过程中遇到的非相加关系可能导致理论研究和临床不一致。郭蕾等［12］从相关文献中总结证4232个，Logistic逐步回归方法筛选变量(证候因素)，获得变量出现的频率和百分比，具有统计学意义的29个证候要素归属于6大类，可以涵盖大部分的病例。外感六淫出现频率为30%，内生五气为36.3%，毒痰水合计20.6%，三类合计为86.9%，其中与气、血、阴阳相关的证候占总数的78.6%，此三者可以作为与证候高度相关的因素。这就表明了病性要素在日常辨证中的重要性和普遍性，是由于病性辨证决定了疾病的基本病机和临床用药的根本原则。尹英杰等［13］通过整理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文献274篇，得到116个证候，前9位分别是肝郁脾虚、肝肾阴虚、脾肾阳虚、中焦湿热、瘀血阻络、肝胆湿热、湿热蕴结、肝气郁结、气滞血瘀。这9个证候的累积频率为61. 57%。拆分证候得出14个证候要素，其中5个病位肝、脾、肾、胃、胆，9个病性气虚、阴虚、阳虚、气郁(气滞)、血瘀、血虚、血热、湿、热。张启明等［3］研究宋、元、明、清及近代的156名中医临床名家专著，得到病因共计12个，采用非条件Logistic多元逐步回归，以某一外感病因为对象，817个常见临床症状为候选症状，统计筛选出诊断该病因的主要症状和特异性症状，分别建立12个外感病因的判别方程，结合临床意义和预测准确率认为风邪、寒邪、热邪、湿邪、燥邪、疠气、外毒、疟邪和内伏风邪是外感病因的证候要素。

3 相关关系研究

蔡秋梅等［14］以加权求和浮动阈值运算的方法进行辨证积分计算及分组处理，对阴虚、阳虚证与血尿酸的相关性做了分析，阴虚证与血尿酸有相关性，阴虚和阳虚证无病变组与病变组血尿酸有显著差异，但阈值范围重叠较大，不具有临床诊断价值，轻度病变组与其他两组血尿酸无显著差异。王玲等［15］对肝硬化的形态学变化与中医证候要素的研究显示瘀、郁证与肝硬化确诊有明显的关系，而湿、热要素与疾病的进展有关，为辅助该病的诊断和中医治疗提供帮助。吴同玉等［16］观察272例健康体检者，采用“证素”辨证，分析各个“证素”积分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与西医肝功能的相关性，发现肝（病位）与血虚、阴虚、气虚、阳虚、气滞、血淤、湿、热显著正相关，肝与肾、目正相关，与脾正相关，与胃、心正相关，中医的肝与西医肝功能各项指标均无明显相关性，说明中医学所指的肝更注重功能，与机体的气、血、阴、阳以及脏腑官窍等联系密切，体现整体性和联系性，而与西医肝功能的各项指标关系则不明显，其中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前两者相比，吴氏的研究结果可能与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健康人群有关，另外在相关性研究的过程中，“证素”选取的是否恰当、准确可能直接影响其与现代医学指标的相关关系。

4 数学模型研究

刘延华采用决策树的方法获得2型糖尿病中医“证素”及其下属症状的模型，得出各“证素”的下属症状及其对该“证素”的贡献度，糖尿病病性“证素”主要有气虚、阴虚、阳虚、热盛、血淤、湿及湿热等；病位“证素”主要有脾、肾、肝，决策树方法运用于2型糖尿病“证素”的研究，简化了糖尿病气虚和燥热的现行诊断标准［17］。贝叶斯网络可根据先验知识和现有的统计数据，用概率的方法对未知事件进行预测，它以直观的图型方法描述数据间的相互关系，用概率测度的权重表达多个变量间的时序关系、相关关系或因果关系等多种依赖关系。朱文锋等［18］采用贝叶斯网络以中医肺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证候-证素-证名的诊断模型，结果与专家预测诊断具有良好的一致性，提出该方法是通过“证素”辨证完善临床辨证体系的有效途径。

5 展望

“证素”的研究在中医证候学研究的领域还是刚刚起步，应将证候学的研究从“证素”的角度深入开展下去。针对一种疾病还是某一阶段进行“证素”研究主要取决于疾病病机的复杂程度和临床特点，建立在临床经验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之上，积极引进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理念和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证素”辨证的复杂性机制和规律，更易获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目前关于中医辨证的专著和国家行业标准已经逐步制定，但有关“证素”研究还是初级阶段，临床科研人员需要结合临床实际开展不同病种的“证素”特征研究，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则需要总结和提炼临床研究的成果，逐步形成“证素”辨证的标准、量表和专著，为临床科研和治疗提供依据。

符合某一“证素”的症状很多，作为“证素”的诊断体系应有“最低标准”，也就是开展较少症状甚至单一症状“证素”诊断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研究的过程中要注意借鉴成熟的“证素”研究成果，如血瘀证、湿证、热证，中风病的痰证、风证等，探讨证素在不同疾病中的动态组合规律，研究证候与疾病关系，研究成果对于指导临床开展个体化的治疗，提高诊治水平具有重要价值。

“证素”的研究是临床和文献中复杂无序的证候学资料的高度概括和精炼，可以实现“基本病机”和“证候病机”的比较研究，“证素”的研究很可能成为临床证候现代机理和微观化研究的有效方法之一，但是否将理化指标纳入“证素”的范畴目前还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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