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概况范文

世界经济概况篇1

关键词：世界经济；课堂教学；改革探索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8-0258-02

一、《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特点

众所周知，人类从地理大发现开始逐渐步入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世界各国都深深地卷入了世界市场，各国在科学、技术为先导，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逐渐走向一体化进程。在此过程中，世界资源的争夺和矛盾日益突出和激烈，包括人口、粮食、能源、水资源、生态环境等全球性经济问题。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世界经济中心不断转移，格局不断变化，跨国公司、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加剧了这种动荡。中国虽然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时间不长，但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还要明确很多意识和思想，因此普及相关的知识是尤为重要的。

《世界经济概论》是经济类专业课程的基础课，作为经济学门类学生的必修课之一对于学生的知识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向学生展示了世界经济的整体脉络和走向，客观而辩证地透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世界经济发展框架，明确世界经济运行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知悉各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形成原因，为以后其他各专业课的学习奠定了基础。

为提高学生学习本门课程的积极性，应当对教学的形式进行改革。传统地按照教材从理论观点到数据图表演示的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在学生学习知识的要求了。比如在介绍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时，如果仅是单纯从观点上去说教，学生是很难深刻领会的。所以一般要把历史的一些经典情况进行还原和说明，再结合有关国家的发展史来说明每一个历史阶段上所发生的事件。有时许多经济事件的发生与政治、军事行为密不可分，这时也要简要地向学生介绍相关国家当时的状况和事情的来龙去脉。例如在讲授廉价石油时代结束这部分内容时，要向学生交代清楚石油危机一共有几次，每次的起因，持续的时间和最终的结果。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对于所要学习的知识有一个全面认知，也才能更好地掌握将要学习的知识点。当然这种改革还不应局限于教学内容的补充，还应该包括教学方法的创新，终极目标的核心是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喜欢这门课，并通过这门课夯实经济学基础知识，提高能力。

二、《世界经济概论》现有的教学方法和特点

教学方法对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具有重大意义。当确定了教学目的，并有了相应的教学内容之后，就必须有富有成效的教学法。否则，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的就要落空。就一定意义来说是关系着教学成败的重要问题。

目前《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开设虽然在国内比较晚，但发展比较快，例如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和仰恩大学都比较重视该课程的建设，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也做了不少有效的改革和尝试，使得目前该门课程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已经比较完善了。如仰恩大学的刘政永主张以“把握最新发展趋势，紧密联系中国实际，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特征的教学改革思路，进行了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范，还重点对教学方法和手段作了改革和探索。武汉大学已经将本门课程建设为国家级精品课。

总体上看，《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培养目标多以提高学生的洞察力和思考力为主；二是授课以多媒体方式进行，以便对资料和数据进行演示；三是考核方式摆脱了以考定成绩的做法，选择能考评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方式，如通过课堂讨论、小论文写作等给出成绩。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和体现了本门课程的特点和要求。

三、《世界经济概论》的教学改革思路探索

（一）课程内容体系扩展动态化

《世界经济概论》的授课内容包括世界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一个大跨度时间段内的问题，所以基础性的内容主要是涉及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状况，前沿性的内容是目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之道以及相关的争论。又由于世界经济涵盖了众多的领域，随着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些事情都在不停地发展变化着，因此只讲历史是不完整的，只讲问题也是不全面的，只有三者都结合了才是完美的。

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我们以池元吉主编的《世界经济概论》为蓝本，协调其他专业课程的授课内容的基础上，编排教学内容。不断地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问题，不断地补充新的教学内容。介绍前沿问题时，博采众长，不只讲一家之言，应该让同学能了解不同人的不同思想，自己进行评判。允许解放思想，各持己见。

对于某些课堂上涉猎而不能一一介绍的内容给学生列明书目或是直接提供电子版的阅读、视听材料，提倡学生自己赏析。

（二）教学方法灵活化，手段多样化

教师的教法制约着学生的学法，同时对学生智力的发展、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教学生，就会把学生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例如教师的在教学中经常采用注入式的教学方法，老师给出知识点，学生先记笔记后背诵。这样老师讲授，学生听受，不给学生以独立思考与独立活动的机会，学生就会缺乏主动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就很难培养出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人才。因此，好的教学方法就应“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所获得的知识要经过“深思熟虑，融会贯通”，使学生成为具有聪明才智、科学头脑的合格人才。好的教学方法至少应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教学气氛轻松；二是知识掌握牢固；三是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必要的能力。

为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1.教学核心以引发思考，培养思想为重。丁学良教授在北大的《何谓一流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在21世纪，一个中等规模以上的国家，如果不拥有世界水平的大学，那么它就永远只能充当国际分工的小配角，拣人家的残余，当‘大脑国家’的‘手脚’。要看21世纪究竟是谁的世纪，不看别的，就看谁拥有更多世界水平的大学。”由此可见，大学是培养思想家和创新人才的摇篮，学生到大学里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拥有一个更智慧和更会思想的头脑。世界经济的历史已经不能重演，我们只能从过去得到一些经验和教训，为未来的发展作好准备，因此了解世界经济的过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所以《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教学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经济思想，养成思考的习惯和爱好，在不同的经济条件下去认知、分析和解决问题。

2.授课方式的选择应视授课内容而定。《世界经济概论》的授课内容有这样三部分构成：对历史的评述，对现状的分析和对未来的探讨。由于历史上东西现在的人基本已经有定论了，所以可以采取讲授式的教学方法，辅之以数据和视频材料，就可以让学生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对于现在出现的问题就应在介绍和了解时事的基础上，让同学们讨论，甚至是争论来得出结论，主要是分析这种局势的影响，然后找到对策。对于学术前沿的难点问题和热点问题，应介绍学术大家的经典文章或是组织同学们收听、收看其学术讲座来掌握学术动态，之后可以用提交论文或讨论的方式促使学生思考并拿出个人的观点。这样就可以使学生对世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全貌有一个完整而清晰的认识，又可以充分关注和参与具体问题，对其发表个人见解，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适当填充影音资料，增加感性认识。经济学的许多问题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有一些因素在教材或是学术文章中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概述，无法详细说明当时的实际背景。如果只是单纯讲授，学生没有实地调研，很难理解或是形成感性认识，因此有一些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可以通过填充影音资料来帮助学生提高认知度。例如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大国崛起》、《货币战争》、凤凰卫视的《经济制高点》等都是极佳的辅助材料，可以提供给学生供其在课后观看。对于比较热点的问题还可以通过给学生提供专家学者们的讲座或是演讲视频来开拓学生的视野，提高认知水平。

4.在校内网站上建立交流学习互动平台。为了方便学生在课下学习和复习，可以向学生提供一些公共资源，通过下载可以使用，例如课件、资料、电子书籍等。随着网络的普及化，学生上网的便利性增加，在课下复习和自主学习的过程中，如果能看到上课用的课件和其他辅材料，将极大地提高授课效果。上课时间有限的条件下，增加学生课外阅读量，扩展知识储备，还可以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一对一的问答和讨论。尤其是对于当前的热点问题，可以设定题目，让学生通过留言的形式展开讨论，学生可以将自己思考成熟的观点提交上去，没有课堂上面对面讨论的拘谨，可以畅所欲言，既能加强师生之间的学术交流，又提高了学生的思考表达能力，教学效果将得到较好的提升。

（三）考评能力化

《世界经济概论》课程的成绩考评如果采用传统做法是很难考出学生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水平的。对此也有一些成熟的解决办法。结合教务管理部门的要求，我们将考评成绩划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布置作业作为期末成绩的10％；布置一次学习论文作为期末成绩的10％；平时签到作为期末成绩10％；期末考试成绩为70％。实践证明这种考核方式较为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知之者不如乐之者”，考评方式的改革有利地增强了学生的思考意识和习惯，有助于教学目标的实现。

《世界经济概论》对授课教师的要求较高，要求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有较好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将知识点讲透并结合实际进行有力地分析。再进一步结合灵活有效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喻教于乐，从喜欢学到乐于思考，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1]池元吉.世界经济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刘烨.如何提高大学生学习兴趣――浅谈《世界经济概论》的教学思路[J].科技资讯，2008，(21)：172-173.

世界经济概况篇2

［关键词］ 人权 概念 本质

人权（Human right），作为当今全球最流行的政治法律名词，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中心议题。科学界定人权概念，对于正确理解当前世界性人权斗争与冲突的实质，促进我国人权理论的发展，推进我国人权事业的进步均有重要意义。

一、界定人权概念的科学方法

要界定人权概念，首先要理解“概念”一词。作为哲学意义上的概念（concept），是指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这是逻辑思维的最基本单元和形式。概念的辩证法是指概念的形成、变化和发展以及概念间的联系和转化的辩证关系。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形成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的真理性又要返回实践中接受检验。如此循环往复，就形成了人的认识日益接近于客观现实的一般途径。科学认识的主要成果就是形成和发展概念，概念是对事物的本质概括，概念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由此，人权的概念至少应包含以下要素：人权的概念应是对人权本质的认识；人权的概念来源于客观世界；人权的概念的形成过程不可避免带有主观因素。据此，我们认为，界定人权概念的科学方法是分析人权的产生和现实，把握人权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抽象出人权的本质，从而科学界定人权的概念。

二、科学界定人权概念

1、人权的产生。

作为上层建筑，人权思想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是人权产生的根本原因。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①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是人权意识的萌芽和积累阶段，主要体现在人生命权的保障和低限度财产权的保护，此时还不是真正的法律意义上的人权。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确立，产生了近代人权概念。西方近代人权理论的提出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的。恩格斯指出：“由于人们不再生活在像罗马帝国那样的帝国中，而是生活在那些相互平等交往并且处在差不多相同资产阶级的独立国家所组成的体系中，所以这种要求就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平等也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②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天赋人权”、“社会契约”及法治等理论成为人权理论的主要内容。人权内容此时侧重政治权利，强调自由平等，保障私有财产权。由于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人权开始由一种意识和观念上的权利转变为真正法律意义上的权利。由于资本的扩张性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人权理论逐步在世界各国传播。人权包含的权利内容也由人身权、政治权、财产权逐步扩大为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权利。

人权作为上层建筑，有其独立性。注意不到人权作为上层建筑的独立性，将使我们陷入形而上学的错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权的独立性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有明显的表现。比如，美国1776年通过的《独立宣言》所规定的人权远比英国当时对人权的规定更彻底，但当时英国生产力水平远高于美国；又比如，日本明治维新时，生产力水平也低于中国，但日本在当时改革中对人权的保护水平也高于中国。人权的独立性还表现在，虽然人权状况最终决定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但现实中人权状况却受传统道德、思想观念、权力结构、利益分配机制等条件的影响。以当前伊拉克和阿富汗人民的人权状况为例，我们发现，导致两国人民人权受到侵犯的不是两国生产力水平因素，而是外来势力，是利益冲突的结果。不可否认，社会相关因素将影响人权的发展。

2、人权的本质。

从人权产生的生产力因素和人权发展的独立性入手，我们发现人权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社会一定生产方式的产物，是社会一定经济关系在制度上、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人权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的进步和发展。人的进步和发展在法律上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利益的保护。人权本质上应是一种利益。其它权利本质也是利益，人权与其它权利有什么区别呢？关键在于人权的落脚点在于人，人是人权的依归。人权观念从其产生那天起，强调的就是人作为人的最基本条件，是根本利益。因此，人权的本质是“人作为人的根本利益”。

3、人权概念的界定。

分析了人权的产生过程，确定了人权的本质后，我们认为，人权是指人为了保障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必须由法律来规定和保障的根本利益。

人权概念具有开放性，是一个动态概念。归根结底，人权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决定的。生产力是不断进步和变化的，所以人权的概念也应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任何时代的人权概念和人权理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一是人权的主体是变化的。什么人享有人权，人权的主体是变化的。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法律上确立人权至今，至少在形式上人权的主体范围不断在扩大。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后，在形式上将人权的主体扩大到了全世界公民。但在实际法律生活中，各国人权的主体都是不一致的，各国对人权主体的理解也是不一致的。但大体上来说，人权主体的变化还是遵从了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扩大的规律。二是人权的内容是变化的。考察人权的产生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人权的内容是变化的。古代社会强调的是人的生命权，封建社会发展为强调人身权和低限度的财产权，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则强调人的私有财产权神圣和政治权利，突出自由和平等。发展到今天，多数学者认为人权的内容大致包括生存权利、人身人格权利，政治权利和自由，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三大类。这与《世界人权宣言》中的内容大体一致。大体说来，人权内容的变化也遵从了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拓宽和深化的规律。

人权概念具有主观性，是一个带有价值取向的概念。分析古今中外的人权概念，我们发现人权概念至今未能形成世界各国认可的、比较统一的界定，这应该从世界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人权概念的阶级性、发展性和现实性中去寻找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说，不同人与群体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各个阶层、阶级或集团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和对立，是导致得出不同的甚至差异很大的人权概念的根本原因。③任何人的人权概念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和自身的价值取向。

三、人权概念科学性分析

1、抓住了人权的本质。

人权归根结底要保障的是“人作为人的根本利益”，体现了生产力的最终决定力量。人权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自身能力提高的结果，是人自身得到解放和发展的结果。人的解放和发展，实质是利益的保护。将人权的本质界定为“人作为人的根本利益”也是由人自身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决定的。西方人权思想的人性论基础是主张“人性恶”，中国传统思想的人性论基础是“人性善”，其实人应是“善”与“恶”的综合体，人的自然属性必然使人有求生存、自私利已的一面，但人作为类的存在，人的社会属性必然使人对自己的“恶”的一面有所克制，以期在类的生存和发展中保证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但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个人利益的支撑，他也不可能在世界上生存。承认和保护个人根本利益，就是重视人的主体性，是社会发展的必需和内在动力。

2、界定了人权的基本属性。

首先是人权的普遍性。人权普遍性的根源是生产力发展，是所有人都有得到解放和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权观念形成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世界的扩张而得到传播。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人权观念更是成为世界性的主题。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要求世界各国上层建筑中的人权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最障标准。这是经济发展中市场对人的要求，绝对的否定人权就是拒绝经济发展，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也是无法承受的。当然人权的普遍性也是基于人的尊严与价值，基于人类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道德，基于人类通过不断对话来达成一个共同的人权标准，使得人权是一种普遍权利。④

其次是人权的特殊性。人权的特殊性是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的。“人类在步入文明时代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与之伴随的身份特权，财产特权和精神特权甚至直接的暴力统治，就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常态。”⑤经济基础、社会道德、价值观念、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必然导致人权的多样性。西方国家在各地推销和贩卖“人权”，是由其经济发展的内在利益驱动的。发展中国家主张符合自己国家要求的人权，强调，强调人权的特殊性，实质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利益抗争。

第三是人权的法律性。人权的法律属性根源于人权的独立性。人权是由法律规定和保障的，体现了国家意志性，国家意志的形成是各种力量搏弈的结果。没有经过国家法律确认的“人作为人”的根本利益是得不到保障的。法律中的权利义务实质就是一种利益调整和分配机制，人权作为人的根本性利益也是各种利益平衡的结果，说明了人权是人类争取来的，不是天赋的，也不是社会给予的。人权的法律属性指出了人权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人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权思想的提出和制度的实践本身就带有主观目的性。

3、做到了客观与主观的统一、稳定与发展的统一、意志与规律的统一。

将人权概念界定为人为了保障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必须由法律来规定和保障的根本利益做到了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因为我们强调了人权的客观属性，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重视人权是一种法律权利，体现人的主观能力性。承认人权是一个动态概念，做到了稳定性与发展性的统一。概念中隐含的人权的普遍性、特殊性和法律性三个属性又体现了意志性与规律性的统一。

注 释：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12月版，第145、146页。

③④关今华、李佳：《人权概念的复杂性探析》，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36、40页。

世界经济概况篇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教学改革 专题教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是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四门必修课之一，是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但从目前高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的总体情况来看，该课程的教学实效性普遍不高。因此，应当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教学改革。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设置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伴随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设置变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也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4年。这一阶段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思想品德课》。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是以《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的面貌展现的。第二阶段是1985年～1992年。根据1985年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课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通知》（简称85方案），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了调整。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为四门：《中国革命史》《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原理》《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在这个阶段称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第三阶段是1993年～1998年。1998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普通高等学校“两课”课程设置的规定及其实施工作意见》（简称98方案），将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设置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形式与政策》。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的内容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课程设置。第四阶段是1998年至今。2004年，中共中央印发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将98方案中的部分课程进行整合。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将《思想概论》和《邓小平理论概论》整合为《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将《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整合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另外开设了《中国近代史纲要》，原来的《形式与政策》和《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作为选修课。2005年秋季率先在部分院校试点，该方案简称05方案。当前全国各高校所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就是05方案后课程设置的名称。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改革的总体方向

2005年12月23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的[2005]64号文件《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反映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真理。它既应该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更应该进行整体性研究，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这个“更应该”为05方案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所有课程指明了改革方向，即要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根据05方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门课程整合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进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要坚持整体性原则。这种整体性原则在教学内容的设置过程中体现为以下三点：其一，是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内容与其他三门课程内容的衔接上。为了实现现有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整体性，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教学部门宏观对四门课程的内容进行整体协调。对于各门课程的重复内容，可以在课程开始前的备课过程中，进行合理分配和设置，以避免教学内容重复引起的教学实效性不高的情况出现。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自身教学内容整体性的实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的教学内容设置好专题，要使专题内容自成系列。具体专题内容的设置可以不囿于教材的先后顺序，但是各个专题之间要有一定的逻辑线索。其三，是每一个专题的具体内容的教学要体现整体性，通过对本专题内容的合理安排，使得各专题的内容具有逻辑自洽性，才能在讲授过程中真正让学生信服。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改革的具体方案

在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改革总体方向的基础上，我们在此对我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专题式教学改革加以介绍，以期抛砖引玉，为其他院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一些参考。

我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共计54学时，其中理论课时为42学时，实践课时为12学时。理论课采取专题教学的形式进行讲授，分为九个专题。各专题内容和学时安排如下：专题一：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信仰（2学时）；专题二：探寻世界的本原（4学时）；专题三：世界的存在状态（6学时）；专题四：认识世界的形式和尺度（6学时）；专题五：人类历史之谜（6学时）；专题六：无可逾越的卡夫丁峡谷（10学时）；专题七：历史的终结还是过渡（4学时）；专题八：苏联的经验教训与中国的发展（2学时）；专题九：最崇高的社会理想（2学时）。实践课按照实践课教学计划，结合理论课的某些教学专题，采取多样化的形式开展。专题一安排4学时的实践课，教学主题为“理论实践相结合”，实践教学内容为“大学生信仰、消费、婚恋观等状况调查”，实践形式为“进行调查并撰写报告”；专题二安排2学时的实践课，教学主题为“腹有诗书气自华”，实践教学内容为“阅读经典作家原著”，实践形式为“撰写读书笔记、读后观”；专题五安排2学时的实践课，教学主题为“天下兴亡为己任”，实践教学内容为“当年社会热点问题”，实践形式为“课堂讨论或课堂辩论”；专题六安排2学时的实践课，教学主题为“枪炮与玫瑰”，实践教学内容为“资本主义新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实践形式为“讲座”；专题八安排2学时的实践课，教学主题为“执政党兴衰史鉴”，实践教学内容为“日本自民党、苏联共产党败亡的录像”，实践形式为“观后观、心得体会等”。通过以上的教学设计，使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内容重点突出，问题意识鲜明，并且具有贯通的理论逻辑，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参考文献：

[1]朱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教育与职业，2013，（5）.

世界经济概况篇4

关键词：欧洲中心论；世界史；普遍规律；封建；唯物史观；比较；开创

中图分类号：K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20X（2016）35-0051-02 收稿日期：2016-09-23

作者简介：朱晓静（1978―），女，山东济南人， 山东艺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副教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和西方文化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战争造成的经济凋敝、生灵涂炭的局面使部分欧洲人开始反思自己的文明，对普及于20世纪的“欧洲中心论”提出质疑。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三世界国家逐渐崛起，现实的变化为进一步打破“欧洲中心论”，平等看待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提出了要求，也准备了条件。世界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应时而生并不断发展。世界各国学者努力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各有其局限。马克先生认为各国学者的著作虽然都试图以非欧洲中心论的观点看待人类历史，但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欧洲中心论的倾向，或者说无法完全摆脱西方史学模式。[1]

很明显，欧洲中心论是阻碍世界史学科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许是最难克服的因素。但在困难重重的局面下，全世界的历史学者并未放弃努力，也已经取得了很多可喜的成果。其中马克先生对封建社会历史的研究，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篇幅所限，本文将集中讨论《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以下简称“《形态研究》”）在世界封建社会历史研究中的意义。首先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形态研究》出版于1985年，我们必须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讨论；第二，承接第一个原则，马先生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治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因此本文将主要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作品的开创性意义。

上文已经提及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发展的危害，具体言之，目前历史研究的话语体系充斥着以欧洲（主要是西欧）为模板总结出的概念、规律、分期体系等，如果直接用来研究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就有可能造成概念与史料不符的混乱局面，“封建”概念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何为“封建”？以中国和西欧为例，中文的“封建”一词最早出现在《诗・商颂・殷武》中：“命于下国，封建阙福”；随后出现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2]简而言之，就是指中国发源于商周时期的一种政治制度。而英文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封建主义（feudalism）等术语最早出自18、19世纪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等人的著作和其他历史文献，是启蒙思想家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研究结晶。两者原本没有任何联系，只是在近代才通过翻译这一途径彼此对应了起来。1903年严复用“封建”对译“feudalism”，并将之与周代的封建制度进行比较，[3]从而将中国周代的政治制度与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造成了长期的混乱。

封建概念的不统一造成很多问题。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出于关注亚、非、拉历史的实际需要，中国史学界又兴起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再次引发讨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问题。笔者窃以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么长”这一问题的提出需要一个理论前提，即史学界需要对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基本概念达成共识。如果双方的封建概念所指不同，何以比较？简单地将苏联根据欧洲历史总结的五种社会经济形态套用到中国历史上，很容易看到，大体从公元前475年到1840年的中国社会（此处采用郭沫若的观点[4]），奴隶基本不存在了，资本主义显然尚未发展，那就只能是封建社会了，从而得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很长的结论。这实际是尝试用西欧的封建概念来衡量中国历史，这恐怕是不妥的，也不一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自己有关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论断乃是从西欧历史发展道路归纳出的结论，只适用于西欧”。[5]

正是面对上述问题，马克先生用他的《形态研究》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从而寻找共识的开创性一步。他在《形态研究》的序言部分明确指出：20世纪60年代重又兴起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讨论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规律做再认识，根据世界主要国家、民族的历史，综合比较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征，真正体现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性”。[6]

《形态研究》的视角在当时可以说是崭新的：中国人用唯物史观考察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自然不同于西方学者（无论其是否持唯物史观），也不同于苏联学者――他们或者难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有意无意地忽视欧洲以外地区，或者因为语言限制等原因，缺乏对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深入了解，都无法像马先生一样，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中西两方的资源，建立更加普适性的理论体系。

笔者以为，马先生最具开创性、最有意义的贡献就是他正确运用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对西欧的封建化进程做了重新推演。

正如《形态研究》中指出并整理澄清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长期以来从法律规定、政治制度方面研究封建主义，忽视经济内容，因此他们将西欧的封建化过程大体等同于封臣制、封土制的形成和结合过程，即从西罗马帝国灭亡至查理曼帝国瓦解这400年。苏联史学家根据唯物史观，正确地解决了封建主义的定义问题，但在探讨封建化问题时，也没能以经济基础为主要判断标准，与西方学者的结论相同。[7]

马先生克服了上述两者的不足之处，牢牢把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开创性地从经济基础出发，首先将西欧封建化的开端定为二世纪末或三世纪，因为“封建经济因素在罗马帝国内部已有长足的发展，三世纪的罗马社其主导的生产关系已可说是封建性的”。[8]第二步，马先生认为日耳曼国家的建立标志着西欧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结束，西欧从此进入封建社会，因为根据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的转变包含着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两部分，虽然三世纪时西欧的经济革命（即经济基础的转变）已经大部分完成，但政治革命（即上层建筑的变革）却等到日耳曼人到来后才完成。此处马先生成功地摆脱了盛行已久的西方标准，真正运用唯物史观对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时间做出了重新界定。第三步，马先生指出，日耳曼帝国建立之后，西欧的封建化进程还在继续，因为封建经济成分需要消除前一阶段的残余成分，巩固、发展自己，使自己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针对这部分内容，马先生进行了多方面的梳理和分析。例如，本书第一章指出，日耳曼新兴封建国家建立后，日耳曼贵族在罗马封建经济的基础上转化为封建贵族，采取了一些客观上有助于封建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两项分别涉及“罗马人与日耳曼人间的土地分割”和“奴隶和隶农的地位”。[9]第二章则吸取前人研究成果，总结了前封建社会的残余成分在西欧消失的时期，大致肯定“奴隶制在西欧于10―11世纪时彻底消失了。不仅从经济地位上看已不复存在奴隶，而且法律概念上也起了变化”。[10]总之，马先生对西欧封建化进程的重新推演是别开生面、有坚固的理论支撑和丰富的史料支持的。这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都具有巨大的创新意义。

马先生注重历史实际，结合农奴的经济地位和法律身份得出中古西欧农奴的概念：农奴是西欧封建社会的独立小生产者，从经济地位的角度说，与其他农民并无原则不同；从法律上说，却是一个不自由人，但这种不自由已经不同于罗马法规定之奴隶的不自由，因为受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中世纪的农奴“已不是主人之物，而是主人之人。”“所以我们可以把农奴制看成是一种减轻了的奴隶制。”[11]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因此张云鹤先生说：“作者给西欧农奴下的十分完整而全面的定义就是前所未有的”[12]R先生对中世纪西欧城市的定性也是富于新意的。之前有不少中西学者将西方城市看作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认为城市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13]马先生则明确指出：“西欧中世纪的城市，称为自由城市，这是就它的法律地位而言的。”城市的确享有一些自由权利，“这确实是西欧城市的一种特殊性。但是这种特殊性是由西欧封建社会的特性决定的，是完全符合西欧社会当时的情况的。”“这种城市的独立性完全是封建性的。”马先生进而给出了几条论据：在法国，一度把得到公社权的城市也当作负有军役义务的封臣；一些城市还需向封建主纳协助金，而且其条件和封臣向封君纳协助金的条件一样；还有一些城市公社向封建主宣誓效忠。[14]马先生在这里仍然注意了实际的经济、政治情况和法律形式的结合与区分。

总之，作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欧封建经济的第一部专著，《形态研究》以崭新的视角，迈出了整合中西封建研究，打破“欧洲中心论”，从而寻找世界史意义上的封建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开创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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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概况篇5

〔关键词〕依附论；资本主义世界化；中心―边缘结构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5-0091-09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重大基础研究计划“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去完善社会治理体系”（12XNL003）

〔作者简介〕张康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桐，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2。中心―边缘的思想是普雷维什在分析拉美经济如何受到外部影响时提出来的，普雷维什提出的这一思想事实上成了他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的指导思想，拉美经委会为拉美经济的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政策建议都是在中心―边缘思想的指导下作出的，从而使拉美经济和社会发展在20世纪有一段时间内充分地考虑到了国际因素的影响。就理论的发展而言，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被其后产生的依附论学派所继承和发展，并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而加以使用。表面看来，依附论学派对普雷维什作出了诸多批评，也对拉美经委会所提出的诸多政策建议表示质疑，但对普雷维什提出的“中心―边缘”概念，依附论学派却从未表达过不同意见，而且对中心―边缘概念的解释功能作了更为充分的挖掘。可能是由于依附论对中心―边缘概念的阐释和发挥反过来对普雷维什产生了影响，使普雷维什在遭到依附论学派的批判时不仅不以依附论学派为敌，反而自觉地转向了依附论学派。普雷维什在晚年实际上已经完全转变成为依附论学派中的一员了。当然，普雷维什一直表现出他是一位善于从现实出发去修正自己的理论和思想的学者，也总是表现出乐意于从其他理论中学习和借鉴的品质。正是这些理论和学术品质决定了普雷维什能够从善如流，愿意接受依附论学派的批评。尽管如此，依附论学派的兴起无疑是20世纪的一项重大的理论事件，它从普雷维什那里引用过来并加以发展的中心―边缘概念和视角在今天依然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总是激励着人们去探讨打破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产生的这一结构的方法，总是激励着人们建立一个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的平等社会关系的追求。从依附论学派对普雷维什的批评中，我们发现，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策略并没能打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因而需要寻求新的出路。

一、在对普雷维什的批评中形成依附论

依附论大致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是从拉美国家产生并迅速扩散开来而深深地影响了西方学术界的一个能够对既存国际关系进行有效地批判性解释的理论框架。依附论所使用的核心概念是中心―边缘结构，而这个概念是直接来自于普雷维什的。就此而言，依附论与50年代一度风行的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从学缘关系看，依附论学派似乎与拉美经委会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继承关系，相反，依附论学派是在对拉美经委会的激烈批评中成长起来的，而且，依附论的兴起也恰恰是拉美经委会受到冷落甚至走向衰落之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依附论又可以看作是对普雷维什思想的进一步阐释。依附论学派从普雷维什那里借用了中心―边缘的概念。正是得力于这个概念，使依附论成为一个走出了拉美而有着世界影响的理论学派。在某种意义上，普雷维什还应当感谢依附论学派，正是因为依附论学派赋予了中心―边缘的概念以更浓厚的理论色彩，才使普雷维什有了更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人们经常提起的一位拉美学者。

在拉美经委会为拉美经济的发展出谋划策时，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发挥了理论前提的作用，拉美经委会所提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策略都是建立在关于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认识基础上的，或者说，是因为认识到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而试图用这些策略去打破或抵销这一结构。对于拉美各国而言，可以说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作出了积极贡献，使拉美各国在60年代呈现出了经济繁荣的景象。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拉美经济虽然收获了稳定增长的业绩，但在其深层，却存在着劳动生产 率低等方面的隐忧。一方面，基于抵销中心国家影响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使拉美国家趋向于封闭，大量生产出来的工业品在拉美内部无法得到有效的消化；另一方面，由于缺乏激烈的外部竞争而让制造业消耗大量资源却生产出质量低劣的产品。其实，对于拉美这些边缘国家而言，进口替代工业化是没有能力实现经济发展上的独立自主的。所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仅仅是实现了进口结构上的变化，而对中心国家的依赖程度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得到了增强。由于进口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对中心国家资本的依赖程度增强了，使中心国家更加能够利用汇率等手段而实现对拉美国家的控制。拉美国家传统的优势是农业，而在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的实施过程中，农业却受到了忽视，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而工业又无法充分地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人口，也导致了就业方面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拉美的一些国家开始在工业保护、制成品出口、外资管理等方面进行政策调整，并于70年代开始逐步放弃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而7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却再一次让拉美经济陷入了所谓的“拉美陷阱”中，以至于人们也把80年代称作为拉美“失去的十年”。显然，此时的危机部分地“来自进口替代导致的异常严重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使该地区无法抵御来自外部的冲击”。〔1〕当人们形成了这一认识时，也就让拉美经委会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冷落，而依附论则在这一过程中兴起了。这就是约瑟夫・洛夫（Joseph L. Love）所说的，20世纪的这两次土生土长的拉美思想是“同经济运行的可察觉的失败是相适应的”，两次“失败”分别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本土化理论的产生：“首先是以出口带动的增长的失败”促成了普雷维什及其领导的拉美经委会理论在50年代的兴盛，“其次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2〕所催生出来的依附论。

不过，在我们看来，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的“失败”只是拉美经委会衰落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围绕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而开展的争论可能对拉美经委会造成了更为直接的打击。本来，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在经济学上就是反传统的，而且普雷维什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对传统经济学主张的激烈批判。所以，当普雷维什及其领导下的拉美经委会提出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时，所面对的是传统经济学的语境，这就意味着它们之间所开展的争论是无法回避的。在20世纪早期，拉美国家所面对的主要是“出口带动增长”策略的失败，普雷维什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就是针对这一失败而提出的方案，因而得到了人们的接受，并显现出了战胜传统经济学的态势。到了六七十年代，随着进口替代战略的缺陷不断显现，对进口替论的批评与攻击也就进入了新的阶段。约翰・鲍尔（John Power）在1966年就指出，虽然拉美经委会自身也开始了政策调整，即从进口替代的第一阶段进入进口替代与鼓励出口相结合的第二阶段，但“在进口替代战略的第一阶段确立的保护政策及其所鼓励的经济结构将成为随后阶段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3〕197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中也指出，“这些国家和地区现在达到了这一阶段，促进进口替代遵循的政策证明对他们的经济发展是有害的”。〔4〕正是这样，对进口替代策略的批判纷至沓来，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该政策以及理论的提出者，从而导致了拉美经委会的衰落。应当说，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在理论上并无大的缺陷，但进口替代策略在实践中引发的问题却又是客观事实，以至于在当时拉美经济不振的情况下人们很难将现实与曾经指导这一现实的理论区分开来，致使对进口替代的全部批判都指向了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

应当看到，进口替代策略提出后并没有定于一格，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一直是根据其现实表现而对它进行修正的。早在1959年，普雷维什就曾指出，“由于这种工业化所采取的形式，更发达的拉美国家可能具有更大的外部脆弱性（与20世纪前的出口导向型发展相比）”。〔5〕从普雷维什的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对拉美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是有着自己的判断的，而且这一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是说并不是进口替代策略本身存在着问题，而是存在于拉美经济中的根深蒂固的依附性和脆弱性决定了拉美经济出现了问题。1961年，拉美经委会也根据普雷维什的这一判断而对进口替代策略作出了反思，认为在进口替代策略的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工业发展的内向性”、“选择工业部门的随意性”以及“外部脆弱性”。因而，拉美经委会提出了对自己的进口替代进行修订的方案，并敦促拉美各国鼓励工业品的出口，以补充进口替代。这样一来，工业品的出口也就遇到了开拓市场的问题，而这种市场必然是由两个方面构成的：一个是与发达国家开展贸易；另一个就是在拉美各国间开展工业品的互换。与向发达国家出口工业品相比，拉美各国间的贸易将更加容易和方便， 而且，不会出现贸易壁垒的问题。所以，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更倾向于鼓励拉美各国间的贸易，从而提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这就是普雷维什“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笼的背景和原因。

除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理论，普雷维什的“贸易条件恶化论”等理论也自产生之日起就遭遇了各方批评，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围绕着普雷维什的一系列理论而开展的争论促成了依附论学派的产生。我们可以把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失败”看作是边缘国家谋求自身发展的一场徒劳无益的挣扎，所以，它投射给拉美经委会内部以及外部许多拉美学者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情绪。除了经济上的不顺，拉美国家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自由派观念的上升等更加助长了这种悲观情绪。除了拉美经济发展中的这些问题外，“越战”也对拉美民众的神经造成了巨大刺激，在反越战的舆论声浪中，依附论找到了自己的坚实民众基础。很显然，美国对越南的持久入侵让同为边缘国的拉美看到了自己的某种可能的未来，如果说经济依附充其量只会让拉美经济下滑，那么军事入侵的后果则是难以估量的。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担心多米尼加的内乱会导致第二个古巴的出现，因而悍然派兵干预，这一行为更让拉美民众再次感到中心国的军事威胁离自己更近了。“对越南战争的反对同许多国家常常由学生领导的针对现行体制的抗议相互影响，并在1968-1970年游行示威和镇压中达到顶峰”。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不仅在早期结构主义者的心中“引起了失望情绪”，而且也在更大范围内“为人们接受依附论准备了条件”。〔6〕正是在这一条件下，一些后来被命名为“依附论”的学者们开始去理解边缘国家持久性落后的原因，他们对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失望，对国内政局与社会的不满，对国际社会的担忧甚至恐惧…… 更让他们的理论分析显得非常犀利，甚至有时显得非常激进。

二、依附论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观

虽然依附论是在对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的批判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依附论却从普雷维什那里借用了中心―边缘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个基本分析框架而加以运用。所以，应当说普雷维什是依附论的思想来源。当然，除了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的早期理论之外，依附论还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思想指导，特别是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去寻求启发。本来，普雷维什就一直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求理论支持的。当然，由于普雷维什思想来源较为广泛，从而表现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各家思想融合的倾向，处处寻求折衷，以至于他的作品中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马克思主义特点。依附论学者却有着明显不同的表现，即更多地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的色彩，而且也在理论上显得更加激进一些，并使中心―边缘概念的批判性色彩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尽管普雷维什也认为边缘国的贫困和落后状态是由中心国造成的，而依附论则进一步指出，这是由中心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是一种具有客观性的必然结果。所以说依附论更多地是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中去把握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关系的，它认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扩张造成了中心―边缘结构。也就是说，国家间不平等的世界中心―边缘关系正是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就的客观结果。

如果说普雷维什是从反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尤其是比较优势论）出发去展开他的论述的，那么，依附论学者则常常是从反对现代化理论而开始他们的阐述的。我们看到，依附论的许多观点是在批判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中得到阐释的。

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是美国重要的经济史学家，同时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影响者，他的现代化理论――尤其是经济发展阶段论――是美国对越战争的重要理论基础，因此，罗斯托也被称为越战的“主要设计师”〔7〕。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的副标题是“非共产党宣言”，从这个题目中就可以明显发现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根据罗斯托的观点，经济发展的道路只有一种，那就是按照他所给出的六个阶段而从传统走向发达。罗斯托认为，贫穷国家和那些已经发展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国家一样，都必须走过同样的道路才能走向发达。而发达国家则应“帮助”他们实现这一进程。所以，罗斯托积极鼓吹的主张就是，要求美国对落后国家进行干预和援助，认为美国有着帮助落后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责任，而越战就是这样一种思维的产物。

在国际社会反对美国越战的背景下，拉美的依附论学者在考察中心与边缘的分化历史时便将矛头指向了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尤其是对他所编制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神话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弗兰克激烈地批判了罗斯托的所谓发展阶段的谬 误，弗兰克对“一国内部的发展”问题与“国际关系中的发达”问题做了区分。根据弗兰克的意见，在资本主义世界化以前，资本主义国家自身无论是处在“发展”还是“未发展”状态，都属于一国内部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或者说是由一国自身的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该国自身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特点或结构的产物或反映”。然而，在实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化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而这一中心―边缘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压迫机制，它使边缘国家的发达与否不可能仅仅由自身的国内因素来决定，而是深深受制于整个世界体系，是受到国际关系的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的，从而表现为“不发达的卫星国和现在发达的宗主国之间过去和当前经济等关系的历史产物”。〔8〕所以，不发达国家的现况是由于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决定了不发达国家的现实，是来自于世界中心国家的压迫而把边缘国家置于不发达的状态之中。罗斯托所说的发达国家责任在实际上恰恰是一种辩护词，是对中心国家压迫和剥削边缘国家的行为提供合法性证明的做法，是为了掩盖边缘国家不发达的原因。

也就是说，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生成之后，也就不再有独立的国家发展问题，也就不再存在罗斯托所说的那种独立自为的发展“六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的干涉在性质上属于压迫和掠夺，而不是帮助，即使打着帮助的名义，所行的也是掠夺之实。所以，在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就的世界体系中，一些国家的不发达是由中心―边缘结构决定的，或者说，之所以世界上存在着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是由这个中心―边缘结构决定的，正是因为形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使一些国家在压迫和掠夺另一些国家的进程中成为发达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则被打入了边缘国家的行列。弗兰克对此作出了总结，并给出了一个精辟的结论：“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个历史进程”。〔9〕从这里不难看出，依附论学派所拥有的是一种世界视野，它把一个国家的发达与不发达放入世界体系中去加以考察和认识，所看到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就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于其中所发挥的作用，资本主义在近代的发展过程一方面把一些国家造就为发达，与此同时，却使另一些国家成为不发达。随着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稳固化，随着世界中心―边缘成为国际关系和国家活动的基本框架，边缘国家再也不可能像罗斯托所说的那样循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步步升级而走向发达，至于发达国家“帮助”不发达国家走向发达，也被证明是一种谎言。事实情况是，中心国家曾经拥有的成为发达国家的那些自主性条件在边缘国那里都不再具备，边缘国时时处在一种必须应对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的状态中。

上述可见，依附论学派对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原因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即不是从一国自身的发展中去理解发达或不发达的原因，而是在国际关系的体系中去加以认识和分析。依附论学派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一新颖的认识成果，是与它从普雷维什那里接受了中心―边缘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中心―边缘概念使依附论学派得到了武装，能够在关于国家发展的问题上去提出全新的见解，使以往一切替发达国家国际干预进行辩护的理论都以谎言的形式暴露了出来。不过，早在1957年，美国学者巴兰（Paul Baran）在驳斥罗斯托的发展阶段论时也形成了大致相同的认识，尽管巴兰尚未使用（也许他不知晓）“中心―边缘”的概念。在发表于1957年《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巴兰系统地阐述了他关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但巴兰在分析不发达国家不发达原因时，却与普雷维什以及依附论学派形成了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发达国家恰恰是不发达国家不发达的原因所在。其实，在巴兰的一系列分析中，我们也看到，虽然他没有使用“中心―边缘”的概念，而这一概念所反映的思想却已经形成，比如，当巴兰指出落后国家“始终代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不可缺少的穷乡僻壤”〔10〕时，显然已经表达了中心―边缘的思想。也许正是因为巴兰的分析中已经包含了中心―边缘思想，人们才把他作为依附论学派的另一个思想来源对待，似乎把他看作是为依附论学派提供中心―边缘观念的另一个“普雷维什”。

在考察依附论学派的理论形成和发展时，我们看到，巴兰的理论阐述确实为依附论学派的讨论划定了议题范围，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家霍华德（M.C. Howard）的看法，巴兰为依附论学派“提供了最重要的概念和主要的思想，并 为其他理论家进行新的思考留下了足够的空间”〔11〕。在依附论学派的许多作品中，我们也发现他们大量地借鉴了巴兰的思想观点，甚至一些依附论学者把巴兰看作是依附论的创始人。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于依附论而言，具有标识意义的是它从普雷维什那里移植过来的“中心―边缘”概念，而巴兰在他的那部被人们认为是依附论学派奠基性文献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却没有使用过“中心―边缘”的概念。当然，在1957年的时候，也就是巴兰发表他的《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时，普雷维什等人的思想――尤其是他的“中心―边缘”概念――在美国还未得到广泛传播，也许巴兰这个时候并未注意到普雷维什及其追随者的观点。与之相比，紧随其后的依附论学者由于受到了普雷维什等人的影响而运用了中心―边缘的概念去分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关系，从而显示出了比巴兰的理论叙述更为清晰的思想线条和逻辑感染力。随着中心―边缘概念在依附论学派中的不断发酵，一些学者逐渐发现中心―边缘概念与发达、不发达的认识角度间是冲突的，因而反对使用发达、不发达的概念来解释和描述不同国家的状况。其中，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就是这一学术主张的激烈倡导者，他明确反对使用“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这类传统的称呼。因此，如果我们以“中心―边缘”概念的使用作为判断一个学者是否属于依附论学派的标准的话，由于巴兰在其著作中处处使用的是“发达”与“不发达”的概念而没有使用中心―边缘的概念，所以，他应当是被排除在依附论学派之外的。〔12〕

弗兰克被学者们认为是依附论学派的代表人物，的确，与巴兰不同，弗兰克在地缘、学缘等方面都要复杂和丰富得多。弗兰克出生于德国、成长在美国，在60年代，有着在拉美工作的十年经历，一度在拉美经委会工作过，因而，虽然不能以此来判定他是普雷维什的追随者，但说他非常熟悉普雷维什的思想和观点是不为过的。显而易见，普雷维什对弗兰克的思想和理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因为，在弗兰克的理论叙述中，能够更加灵活地运用不同的表述方式去表达中心―边缘的思想。比如，他经常使用“宗主―卫星”（metropolis-satellite）的表达式来区分中心与边缘，从而赋予中心―边缘结构的形式以某些实质性的内涵，进而扩大了中心―边缘概念的解释空间，也提高了中心―边缘概念的解释力。这可以看作是对普雷维什的超越。在普雷维什那里，“中心―边缘”概念主要局限于对国际经济中不平等关系的分析，而弗兰克等依附论者将其扩展到了一国内部。也许弗兰克正是为了显示他与普雷维什等人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而创造性地使用了“宗主―卫星”的概念。其实，从加尔通那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了早已存在的“中心―边缘”概念，像弗兰克那样再发明“宗主―卫星”概念其实已经没有了必要，因为加尔通运用了中心―边缘的概念就足以准确地表达了弗兰克等人所希望表达的思想，甚至更加合乎辩证法的要求。

加尔通在阐述中心―边缘结构时，是从道家的“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思想中获得了启发，从而指出了中心国中有边缘和边缘国中有中心。其实，依附论学派早已直接地表达了这一思想，那就是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就的国际“中心―边缘”结构也同时渗透到了边缘国家内部，使中心国家能够有效地实现对边缘国家的中心的拉拢，让边缘国家的中心成为把边缘国家的剩余高效地转移到中心国那里去的工具。这说明，依附论学派已经看到了中心―边缘结构的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普雷维什的发现，那就是在世界上存在着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所构成的中心―边缘结构，而第二个层面则是在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也都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对这两个层面的中心―边缘结构作出区分，是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是把边缘国家的经济剩余输向中心国家的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部分，而且也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过程中同时生成的，即弗兰克所说的，一些国家的发达与另一些国家的不发达属于“同一个历史进程”。所以，这两个层面的发现并不是要把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与国内的中心―边缘割裂起来而分别认识，而是为了更加精确地揭示中心国家实现对边缘国家剥削和掠夺的秘密。

三、为何无法打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

被依附论作为一个观察视角和研究框架的中心―边缘概念虽然是直接来自于普雷维什的，但是，与普雷维什相比，依附论对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显然有着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如果说普雷维什的思想更多地停留在关于国家间关系的形式方面，即在形式的意义上去获得中心―边缘结构的理解，那么，依附论则把中心―边缘结构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性质联系在一起，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而且边缘国家的不发达状态恰恰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决 定了边缘国家的边缘地位。另一方面，如果说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概念仅仅被用于分析国家间的关系的话，那么，依附论则把中心―边缘的概念推广到对一国内部结构的把握，恰恰是通过对一国内部结构的这种把握，才弄清了边缘国家是如何被迫接受中心国家的剥削和掠夺的。再者，如果说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是从属于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理解的话，那么，依附论则把中心―边缘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更为广泛的领域，即扩展到了对政治、社会等每一个层面的分析之中。不过，就对实践的影响而言，依附论却远不如普雷维什，这也是社会科学中常见的一个现象，那就是，理论越完善，对实践的影响度可能越低，反而，理论越是不成熟，对实践的影响可能会越大。普雷维什对20世纪中期的拉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许多思想都直接地转化成了实践策略，而依附论虽然在理论界引起了巨大轰动，却没有能够作用于实践。

当然，对于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这一问题，迄今为止，并没有解决之良策。总体看来，无论是普雷维什还是依附论学派以及后来的加尔通，在使用中心―边缘结构这一概念的时候，都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我们所在世界的不平等，即让人们认识到我们所在世界的真实面目。但是，在如何改变这个世界的问题上，普雷维什的策略仅仅能够解决一些表面问题，而且在解决这些表面问题的时候也只能收得一时之效。随着依附论学派以及加尔通对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的认识和把握更深一层后，反而在打破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方面变得束手无策了，即使提出了一些设想，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底气不足。所以，到目前为止，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概念及其视角都更多地呈现给我们一种理论批判的功能，而不是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方案。如果说能够在认识到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的前提下而发现打破这一结构的实践方案的话，也许只有在全球化条件下才能够发现希望。而全球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一场新的历史运动，普雷维什、依附论学派以及加尔通都没有遇到这样的机遇。也就是说，之所以从普雷维什到依附论学派再到加尔通都没有找到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出路，本身也是由于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所决定的。因为，人们认识到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却又深陷于这一结构之中，总是在中心与边缘两极对立的思维取向中去寻找方案，从而表现出了徒劳无功的状况。应当承认，在对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认识和分析方面，依附论已经实现了充分而深刻的科学认识，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进程中生成的这一客观结构已经变得如此稳固，特别是国家间的中心―边缘结构与国内不同阶层间的中心―边缘结构交织在了一起，而且，由于中心―边缘结构已经渗透到了几乎每一个生活和生产场所，成为人们开展一切活动的框架，以至于从解决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出发去寻求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努力都无法取得成效。

对于提出中心―边缘概念的普雷维什而言，其全部理论和实践努力都是出于打破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目的。对于他这样一位拉美学者而言，是不可能寄希望于中心国家放弃其中心地位的，也就是说，不可能希望中心国家不在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去开展活动，所以，只能要求拉美国家通过行动去尽可能抵销其边缘国家地位的影响。为此，普雷维什为拉美国家提出的策略包括“进口替代工业化”、“调整产业结构”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但是，这些策略在给予了人们一时之希望后都暴露出了问题，而且使拉美国家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到了晚年，当依附论指出国内也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时，普雷维什才恍然大悟，他一直在国际关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去追寻解决方案的做法实际上忽略了国内的中心―边缘结构，因而无法收到成效。所以，他在晚年的著作中感叹道：“我们不应把属于本身的责任推给别人。中心的责任是很大的，的责任也不小”。〔13〕在边缘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固然会遭遇来自中心国家的各种各样的障碍，边缘国家的任何一项试图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做法，都会被中心国家所警觉，而且总会受到中心国家的干预。但是，在边缘国家内部，真正在“中心―边缘”中感受到了地位不平等的人是其国内的边缘。正是国内的边缘人群，承受着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产生出来的一切压迫和灾难，而处在国内中心的人群却处在与其国内的边缘直接对立的位置上，他们在向中心国家输送利益的同时总能获得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如果他们不扮演和承担起向中心国家输送利益的角色，反而会处在内外夹攻的危机之中。所以，国内的中心也会极力维护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而且这种做法会被视作为理性的和塑造民族国家良好形象的举措。在某种意义上，普雷维什所提出的那些试图拯救拉美的策略之所以失败了，除了这些方案的科学性值得怀疑之外，它还遭遇了拉美各国上层人士的阳奉阴违。也就是说，拉美各国内部实 际上缺乏愿意领导其国家通过发展经济而摆脱困境的力量，相反，却存在着愿意忠诚不二地向中心国家输送利益的领导力量。当然，从现实来看，如果拉美的某个国家出现了领导本国人民向中心国家挑战的人的话，也会受到中心国家的直接干预，甚至采用过谋杀等手段。可以说，正是因为美国曾经在拉美采取了那些果断干脆的行动，才使此后几乎所有边缘国家的领导人都在穿着民族主义外衣的同时全心全意地效忠于它，直到今天，这一情况都没有发生改变。

从拉美的情况看，无论20世纪初期的初级产品出口，还是普雷维什所谋划出来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都面对着国内分配的巨大不平衡。就普雷维什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的实施来看，恰恰促进了国内分配的不平衡，使贫富差异迅速扩大。本来，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是出于打破国际关系的中心―边缘结构的目的，而在实施过程中却在国内激化了中心与边缘间的矛盾，使国内经济发展的成果集中在了少数上层人士手中，而国内的边缘区域和边缘人群却陷入了更加贫困的生活状态之中，“甚至连中产阶级也陷入贫困境地”〔14〕。这引发了一种恶性循环，那就是，上层人士获得的收入并没有用于国内的投资，他们更倾向于将其存入更加安全的国外银行中，以至于要继续维持拉美国家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就需要继续依靠国外资本的支持，即呈现出了越来越饥渴的外资需求。如此一来，在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初期，由于经济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发展所得尚可用来偿还外国债务，但在经济呈现下行趋势时，就会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出口降低和贷款利率的不断攀升，拉美国家就只能用新的贷款来偿还既有债务，此时的政府也就只有通过削减财政支出而将代价转移到民众身上。拉美在20世纪的经历其实是所有边缘国家的共同经验，那就是总也无法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也许会出现某个国家因为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向中心跃进的情况，但那往往是以一种假象而呈现给我们的。因为，在这种虚假表现的背后，是它的更多剩余被其国内的中心输送到了中心国家，而不是用来发展本国的经济，至于经济的持续发展，除了需要不断扩大引进外资的规模之外，是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路径的。如果在引进外资方面不能持续扩大，其经济立马就会呈现出衰退的迹象，特别是当中心国家扼住了这个跃进到中心地带的边缘国家引进外资的咽喉时，这个向中心跃进的国家就立即被打入到边缘地位上了，甚至会陷入全面危机的状态，更有甚者，会使这个国家从地球上消失。

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论是以剩余价值还是以利润的形式出现的剩余都包含着两个重要的方面：其一是剩余的规模；其二是剩余的使用方式。在中心―边缘结构之中，边缘国在剩余的这两个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也就是说，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决定了剩余在国家间的不平等分配后而使边缘国家的剩余规模变得很小，而中心国家却从边缘国那里获取了大量剩余；边缘国家内部的“中心―边缘”结构决定了边缘国家的中心将其国家的剩余中的绝大部分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在实现了这种控制之后，并不像中心国家那样用于投资，而是用来维护自己的穷奢极欲，用于巩固自己的特权地位，用于维护稳定等对付边缘反抗的暴力威慑方面……因而，边缘国家在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的比较劣势只能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即越来越深地陷入到更加贫困的状态之中。阿明在分析边缘国家剩余的使用时指出，边缘国家的“剩余的形式及其用途取决于形态的性质，取决于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机制”。〔15〕边缘国家被拉入到中心―边缘结构中的程度越深，就越容易从中心国家获取用于生产的投资，就越会把自己的剩余用于非生产的方面，就越倾向于浪费自己的剩余。其结果也就是让中心国家获得了控制它的能力，在任何必要的时候，中心国都可以实施对它的控制，而且，它也不得不听命于它所属的中心国家。

梳理拉美国家的发展史，可以看到，在其追求现代化的早期，上层人士更多地表现出了对中心国家的一种盲从，他们渴望过上发达国家那般舒适的物质生活，希望通过模仿来实现本国的发展。事实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发达工业国家的经济危机在中心―边缘结构中转移到了边缘国家而让边缘国家陷入危机之中时，开始让人们认识到了中心国与边缘国之间的支配与依附关系，特别是当普雷维什提出了中心―边缘思想之后，才让拉美清晰地看到了世界的不平等图谱。这个时候，虽然许多人意识到拉美人不应“忘记现代化的另一面”，却没有人打算改变这一点。所以，拉美上层人士的所有活动几乎都是在继续促进着拉美国家的边缘化，并越来越深地依附于中心国家。拉美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依附论学派正是在拉美的教训中成长起来的。然而，依附论学派却无力改变世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拉美的话剧每日每时都在上演。这是因为，每一个边缘 国家的中心都像拉美国家的上层人士一样，都热衷于追求中心国那样的物质享受，都强烈地希望模仿中心国的发展模式，都热心于通过到中心国家去旅游这一方式去亲身体验发达的气氛。在这个过程中，都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向中心国家输送利益，通过向中心国家输送利益而去获得自己的那一份利益，同时也在向中心国家输送利益的过程中谋求来自于中心国家的庇护以及各种各样的“许诺”（例如实现中心国那般现代化的“许诺”）。

在边缘国家进一步边缘化的过程中，其知识分子往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般说来，边缘国家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最早一批认识和了解了那些处于中心的所谓发达国家的人群，他们通过阅读而了解了那些已经成为中心国家的历史，陶醉于西方近代早期因为自由主义而带来的资本主义文明，因而，也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够走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并能尽快地赶超发达国家。这种对富裕生活的原始冲动是值得理解的，也是值得尊重的，或者说，我们并不能因为这种幻想的幼稚而表达对这个人群的轻蔑。因为，他们一般说来都是有理想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只不过他们属于一群比文盲还要无知的知识分子而已。虽然他们无知，但是值得尊重，因为他们完全不同于这些边缘国家发展过程中再生出来的知识分子。我们发现，在每一个边缘国家中，其发展过程中再生出来的知识分子都不再处于无知的状态中，反而非常清楚和明了中心国家发展以及发展模式所存在着的那些弊端，特别是在中心―边缘的概念被提出来并得到了广泛传播后，知识分子也更加明白自己的国家是如何受到了中心国家的压迫和掠夺，但他们学着早期的知识分子的腔调说话，即要求按照西方中心国家的发展模式去推动自己国家的发展，积极地向其政府献计献策。如果说其早期的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一种“无知的幼稚”的话，那么，再生出来的这些知识分子则用同样的腔调掩藏了他们的极度精明，他们倡导学习和借鉴中心国家的发展模式，其目的不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反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谋划。也就是说，他们的全部目的是要让自己挤进边缘国家的中心。哪怕这个国家迅速地朝着更加边缘的方向移动，只要他挤进了这个国家的中心，那么，他的一切利益也都能够得到实现。即使在他尚未挤进边缘的中心的时候他的国家就崩溃或破产了，他也会因为曾经做过中心国家的吹鼓手而较为容易地得到中心国家的收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认为，这些再生出来的知识分子虽然是精明的，却不像早期的那些无知的知识分子一样值得尊重。所以，普雷维什在其晚年更多地面对的是这样一批努力向中心国话语靠拢的知识分子，他们积极地向边缘国内推荐中心国家的各种理论，试图在中心国家话语霸权的荫蔽下获得尊荣。

普雷维什在《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一书中指出，当时一些学者提出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的概念实质上是以新名称之虚而行资本主义之实，而“这是我们这些国家中居统治地位的智力依附现象的新证据”〔16〕。“智力依附”一词所揭示的正是知识分子出于个人利益而向中心国献媚的一种行为方式和普遍现象。可以断言，任何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不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边缘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方面并不比中心国家的知识分子逊色多少。比如，普雷维什就属于边缘国家的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但他的理论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他用一个中心―边缘的概念揭示了世界的本质。但是，个人的利益追求却让许多边缘国家的知识分子不愿意像普雷维什那样去思考。在边缘国家中，特别是处在迅速发展状态的那些边缘国家中，知识分子的利益驱动让他们显得无比浮躁，他们表现出一种急切地向其社会中心移动的强烈愿望，一种强烈的追名逐利要求驱使他们作出了投靠中心国家话语霸 权的选择，事实上，这也正是他们获取功名利益的快车道。由于边缘国家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作出了这一选择，所以，边缘国家在整体上形成了对中心国家的“智力依附”。这样一来，掌握了信息、知识以及话语的知识分子与掌握了政治、经济权力的上层人士结合在一起的时候，维护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力量也就显得无比强大。或者说，在边缘国家形成了一个既有智力支持又有权力依靠的中心群体，他们学会了利用中心国家的力量来增强自己的力量，也学会了用一切巧妙的方式去讨伐和镇压国内的边缘反抗力量。所以，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都显现出边缘国家的中心无比卖力地维护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的状况。在边缘国家，政治和经济精英需要知识分子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提供智力支持，某种话语往往能为某项政策的实施扫清不少障碍，甚至能够提前限定人们的思考范围和营造适合某项政策的思想氛围。知识分子在向政治和经济精英的靠拢中也能够从那里获得诸多好处，他们用对中心国家的“智力依附”去与当局交换，往往换来了社会地位的提升，实现了在边缘国家向其中心跃进的目的。这样一来，在知识分子达成自我的目的时，就巩固了其国内的“中心―边缘”结构；而在知识分子对中心国家的“智力依附”中，则强化了中心国家的话语霸权，也就进一步强化了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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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董国辉.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3，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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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M〕.高晋元，等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454.

〔13〕〔16〕〔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M〕.苏振兴，袁兴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98.

〔14〕〔美〕E. 布拉德福德・伯恩斯，朱莉・阿・查利普.简明拉丁美洲史〔M〕.王宁坤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299.

〔15〕〔埃及〕萨米尔・阿明.世界规模的积累〔M〕.杨明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8.

世界经济概况篇6

[关键词]大分流；明清时期；现代性；文明史观

一、问题的背景

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其《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中提出：“欧洲的核心区和世界其他一些地方(显然主要是东亚，但或许还有其他地方)的核心区之间经济命运的大分流在18世纪相当晚的时候才出现。”[1](序言，P1)这项结论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极其丰富和富有启发力的一系列分析自发表以来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和美国学术界都参照这一成果重新思考中国16世纪以来的历史过程与比较视野下的欧洲历史过程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思考无疑为解释中国16世纪以来的历史宏观运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本文意在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大分流”说进行一些粗略的探讨，其核心观点是，这种解释模式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许多解释模式一样，既深化丁关于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同时也制造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为了使讨论稍微具体，这里先提出一个看去似乎是与“大分流”概念针锋相对的说法，即：在由西欧率先发动起来的工业化发展起来以前，中国与西欧的历史，或者社会体系，或者文明运动从来也没有“合流”，因而其后的“分流”是并不存在的；反倒是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化在内的西欧的世界性扩张导致了19世纪以来欧洲与中国社会体制趋同的倾向；这种趋向使中国的社会历史运动、社会组织体系乃至文明形态与西欧具有了巨大的相似性和可融和性。但并没有使之同一化。说这“似乎”是一个反命题，是因为这里的讨论和许多看去是针锋相对的辩论一样，只是部分上在讨论同一个问题，“大分流”说是以经济命运为核心尺度展开的，本文则采用了文明史的概念和视角。这种概念方面的局部的差异并不抹杀两个命题的相关性，因为双方都不限于几个核心概念的定义，都构成对更宏观的也是更具有同一性的历史现象的解释。而且，正是文明史的视角方便了我们对“大分流”说某些局限的分析。

在直接讨论“大分流”说之前，有必要就稍早出现的几个相关的框架做简要的回顾。这些理论各自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设，但都包含了对16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大趋势与西欧历史的关系做出说明的倾向。

上一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围绕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进行了长期的讨论。这次讨论大体上是一个“求证”的过程。问题本身的前提假设夸大了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严格统一性，更具体地说是夸大了五种社会形态依次递进的普遍性和严格性①。因为要论证一种没有历史地发生的现象之发生的必然性，这种讨论陷于实证和逻辑的双重困境。在具体的方面，经常可以看到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作为普遍趋势的资本主义过于紧密地联系到一起的情况。但是在这场长期的讨论中，明清时代甚至更早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观念的许多具体特征却得到了相当充分的研究，从而为后来其他理论的提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争鸣时期，不承认中国受到近代西方冲击以前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意味着认为中国历史是“停滞”的，或者是某种“古代东方”式的，同时意味着在哲学上采取了一种“外因论”；承认在西方人冲击中国之前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就要在中国的经济现象中找出符合西方资本主义概念的要素来，同时要解释这种萌芽为什么没有成长起来。这一方面从一开始就落人了西方中心论．另一方面始终没有达到经验证据充分的程度。这种困境使许多历史研究者在立足于资本主义萌芽说来描绘和解释明清时代中国历史的大趋势时，左右无法摆脱中国历史的“非正常”发展的阴影。

如果说资本主义萌芽说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阴影，战后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开山者费正清教授在上一世纪50年代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则包含着更强烈的西方中心论色彩②。根据这一模式，在西方直接对中国社会形成猛烈冲击之前，中国社会内部基本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归结为“发展”的；而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参照西方的“冲击”，在反应中被动地形成的。在这一框架下，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在与日本比较中显示为极其迟缓和被动的状况。而这种被动性的原因主要被归结为中国文化的特质。美国学者柯文在80年代对这个模式的以西方中心论为核心的问题进行了批评，主张从中国自身的角度而不是西方人自我为中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在中国发现历史”③。在柯文提出批评之后，“冲击一一反应”模式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从一定意义上说，“大分流”说是柯文提倡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一项有成效的尝试。不过，“冲击——反应”模式并不是一个完全“错误”的框架，更不是毫无认识能力的方法。无论如何，1840年以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强有力的冲击，中国在此后发生的许多大的变化的确是在这种冲击的震撼下，参照西欧的全球扩张展开的，因而那个时期的中国历史运动大大加快了节奏。剔除了欧洲中心主义以后的“冲击——反应”模式在社会、文明历史考察中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

华裔美国历史学家黄宗智先生提出的“内卷”化的理论在提出的顺序角度可以被看作是个承前启后的体系④。它已经在尽力摆脱欧洲中心的假设而在中国历史本身中找寻其宏观运动的线索。根据这一理论，17世纪前后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和农业土地资源的缺乏导致了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通过过密的劳动投入造成的经济增长并不带来人均生产价值的增加，因而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这种经济模式的形成导致了中国经济长期的困境和不发展。并直接成为19世纪中国与西方关系格局的背景。这一理论虽然在许多概念上与属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范畴的“资本主义萌芽”说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还是构成了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共同问题的解释⑤。“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主要围绕生产关系，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来考察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内卷化理论则以增长能力为要素的经济体制类型为核心来考察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对资源与人口的关系给予了比以往更充分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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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五种社会形态次递进的理论是斯大林提出的。有关其提出的源流及其与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关系，参看赵轶峰、杜文君“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图式探源”，《时代论评》，1989：1；以及赵轶峰等著《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第一部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费正清阐述和运用这一模式的主要著作是他与邓嗣禹合作编写的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East Asi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等。

③ 柯文的主要著作是在198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④ 黄宗智的有关著述，参看他的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以及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两部著作都由中华书局于2000年出版了中译本。

⑤ 马克·埃尔文(Mark Elvin)的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中有100多页的内容讨论“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挤发展”(页203-319)。虽然使用的概念不同，但在问题结构和基本观点上与黄宗智先生的理论有相似处。

1998年，德裔加拿大学者贡德．弗兰克出版了他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作为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弗兰克提出了更为彻底的非西方中心论主张。他认为从1400年到1800年间，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而且中国在19世纪40年代的衰落也是暂时的，“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2](前言，P19，20，21)。这里无法对这部相当富有启发意义的著作做充分的评论，只是需要指出三点：第一，弗兰克已经把对于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推到了“反其意而用之”的程度，这直接影响了彭慕兰的方法论；第二，弗兰克的论述包含强烈的“中国”、“东方”、“欧洲”、“西方”等区域单位竞争的观念。这种冲突概念的使用覆盖了从15世纪直到今天的历史，从而使19、20世纪世界格局变动中的融和与全球化趋势问题实际被取消了；第三，弗兰克对于最近的世界经济趋势的观察强烈地影响着他对于过去几个世纪世界历史的分析。

“大分流”说是在弗兰克等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很大程度上针对黄宗智的“内卷化”理论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提出使美国加洲大学尔湾分校学者为主流的“加洲学派”俨然成为当今主流学派之一。

二、“大分流”说的意义与盲点

意义和盲点需要结合在一起来讨论，原因是在许多情况下同一认识既是有意义的同时也会造成一些盲点。

“大分流”说肯定地将对以欧洲中心论为基点的历史观的批评推到了更彻底的程度。它在研究的方法上主张进行交互的比较．从而把问题颠倒了过来：“问的是为什么欧洲不是中国，而不只是为什么中国不是欧洲。”[1](序言，p2)根据这一理论，在现代欧洲取得突破性的成就之前，世界上有许多地方，包括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是繁荣的；“内卷”说所指出的那种与人口密集相关的中国的生态学灾难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发生；而欧洲的突发的现代性就如同突然出现在房间里的一只大象，是偶然的结果，其关键性的促成因素是获得海外的资源和在利用地下能源方面取得了成就，而后者部分上依赖于欧洲地理上的好运气；英国没有发生后来长江三角洲一样的劳动密集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其“原有的道路发生了重要的断裂”，断裂的基础是发生了对矿物燃料的利用和出现了新大陆的资源；1500年到1800年间东亚人口的增长是一个可以与工业化媲美的奇迹。而不是“发展”的病态。这些以前也曾经有人分别提出的看法以及“大分流”理论中其他一些有关的看法在经这个理论整合以后对作为整体历史观的欧洲中心论的缺点构成了颠覆性的批判。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就“中心”问题再做进一步的思考了。从弗兰克到彭慕兰，虽然都小心地回避了“中国中心论”，但都采取了一种把问题“颠倒”过来的提问方式。他们都大量依赖先前经济史家的成果，但却认为以前关于世界经济的总认识出现了颠倒性的错误。对这样的理论，无论如何需要持谨慎的态度。

“大分流”说提出了比较研究中的区域研究与可比性问题。它认为江南而不是整个中国是英格兰(或者英格兰加上尼德兰)的合理的比较对象，也就是说，它主张以经济发展的“核心区”为单位进行比较，而不是比较两个大洲，或者用中国与欧洲相比较。正是在这样的比较视野下，“大分流”说得出19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核心区与欧洲的经济核心区在发展水平上并没有大的差别的结论。自此说出，学术界对这种对比方式持相当一致的肯定意见，但是这个方法其实大有问题。中国史学界此前的确出现过大量将中国与欧洲或者西欧作为比较两极的研究。其中大多缺乏对比较对称性的谨慎考究。欧洲或者西欧，如彭慕兰教授指出的那样，有极大的内部差异，而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单位，也有极大的区域性差异。况且，欧洲包含许多国家，用之与中国一个国家比较，等于假定欧洲会像一个国家一样发生整体的运动，这是简率的。但是用经济最发达的两个核心区来比较只是弱化了比较不对称性问题，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英国是欧洲一个大洲的核心区，而江南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核心区；英国无论如何具有国家的整体行为能力，江南却是个自然形成的经济区，连与地方行政区也没有严格重合，何况地方行政区也没有独立的经济行为权利，如不能制定赋税和海外移民政策等，而且其大量资源要服从中央政府的调配。如果从静态的发展水平状态角度对这两个单位进行比较是可行的，两者的动态发展趋势却根本没有可比性。况且，对核心区的比较只能说明核心区之间的关系，而“大分流”说实际上毕竟还是以中国与西欧的历史道路问题为基本参照系的。这又造成了以局部解释整体的问题。

与“内卷”说一样，“大分流”说是以经济学为基础来分析历史现象的研究。这与现代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结合的许多研究一样，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诸多十分有用的分析概念，却也同时强化了使历史服从于理论的倾向。这些社会科学比历史学更倾向于演绎的逻辑，更普遍地从核心概念的定义开始展开分析，对于历史现象中的历时性的注重远不如历史学本身。韦伯的“理想化”方法，即将研究的问题经过逻辑的处理达到一种比较理想的类似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室状态的方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偏重纯经济学的考察方法可能需要假定国家体制、文化观念等对经济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使对问题的讨论保持集中而不必关照太多的复杂的相关因素。但是其结果可能与历史的实际差距极大。“大分流”说的一个核心概念是GDP，以“持续的人均增长”为中心来判断经济体系的性质，进而来概括历史的趋势。GDP相当于一种“经济后果”[1](序言，P3)。不同的经济体制可能导致相似的GDP或者“繁荣”程度“后果”，尤其是将考察的区域限在较小范围时更是这样。而基于不同经济条件而形成的类似的“经济后果”的经济前景会有很大的差异。17到19世纪中国江南地区的繁荣与同一时期英国的繁荣就是在不同的经济条件，包括体制条件和资源条件下出现的，其前景也大不相同。如果用南宋江南地区的繁荣程度、GDP与15到18世纪的英国比较，前者的“发展水平”也不会低到哪里去，但其前景却显然和工业资本主义或者“现代性”没有关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经济不是单独运行的，工业资本主义也不单单是一个纯经济体系。加洲学派学者大多倾向于不把工业资本主义看作是由西欧的内生因素造成的。这仍然是出发于避免欧洲中心论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们普遍忽视欧洲历史的连续性和经济以外因素在欧洲近代以来发展中的角色。在同类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对于区域化的经济类型的详细比较，但是无论这些类型如何相似或者不同，都不足以解释16到19世纪西欧和中国历史命运的差异，因为财富的积累并不会自动导致“工业化一一资本主义”之类的“现代性”，历史趋势并不是从某一时期的经济状况中自然生长起来的。

“大分流”说主张注重海外资源对西欧经济现代性的突发形成的意义，反对过分地把这种转变的原因内在化。这不仅具有启发意义，而且对于承认西方模式以外其他发展模式的可能性与合理性更是重要的。但是，西欧海外资源的获得是海外殖民运动的结果，而这场运动显然是自15世纪就开始的一个自觉的过程而不是突然爆发的。那么，19世纪以前300多年的殖民地经营带来的至关重要的海外资源与作为其结果的西方工业化的“突发”性说法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其实，愈是强调海外资源的意义，就愈是使西欧资本主义化或者工业化的发生学问题成为一个历时性的问题。与这个历时性问题相关的是依附论学者早就提出的工业化的欧洲对殖民地的剥削作为其发展的条件的问题。如果海外殖民是当时濒临了困境的欧洲突发性地形成经济现代性的条件之一[1](p10)，那么，逻辑上我们就不能回避这样一个老问题：同一时期早就具备了技术条件的中国为什么缺乏海外殖民的动机和动力?或者用“大分流”说使用的方式把问题倒过来：为什么偏偏是西欧要进行海外殖民?从两面提出的问题都要求更长时段的历史关照。我们讨论的是长时段的大历史现象．而虽然偶然性常常发生作用，但迄今为止已经发生的大历史现象的成因都不是微妙的。

“大分流”说的认识价值和局限都不限于此。但是就明清时期的历史趋势而盲，经济学或者其他单一的学科都会遇到解释中的困难。我们不妨从另一端，就是把问题放到很大。尝试用文明史的观念来进行解释，看一看可能会提出一些怎样的命题。

三、文明史观下的明清时期历史趋势问题

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到“大分流”说，把这种种各自有特殊的关注要点的理论联系到一起的核心问题还是如何理解和描述明清时期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对于这样一个历时长久的大历史现象可以提出许多种解释，从文明史研究的立场提出的看法可以是其中之一。

文明作为一个概念已经有太多的定义，为了不纠缠于语言上的分歧．这里先简单地做出一个大致的约定：一个文明是指一个具有独特文化精神，并完成了复杂的精神和物质文化创造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中持续存在的，具有较大规模的人类社会共同体。基于这种定义，每一个文明都是独特的。在世界文明史的层面，在特定的时期和范围之内，某些文明拥有主导性的地位，比如中国文明长期影响了周边的国家、民族和地区；西欧文明在殖民化时代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但是在历史上并没有哪一种文明占据着永恒的实力中心或者价值中心。因而，无论是欧洲中心论还是中国中心论，都是不符合文明历史实际的。从这个立场出发，西欧文明与中国文明在形成持续性的直接接触和相互影响之前，具体地说在19世纪之前，包括在它们某些区域的GDP水平接近的时候，相当完整地保持着各自的价值、信仰、国家和社会组织体系，以及差异极大的文化特色．它们不曾“合流”。进而，虽然它们在19世纪出现了不同的经济处境和趋势，但是它们却真正开始了直接的接触和相互作用，接下来无可否认地出现了中国参照西方来改造自己从精神世界到物质世界的自觉运动，两者的差异在直接接触的情况下成了一定程度的趋同过程的推动力。中国在这个长期过程的大部分时间中处于被动的地位是一个无须回避的事实。承认这样的事实，并不需要抹杀中国历史自身的内在活力和发展，只是中国的活力和整体状况曾经并不适应当时的国际竞争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1840年并非如“大分流”说所断定的那样“极为不重要”[1](序言．P6)，而是极为重要。因为它先是“突发”性地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接下来使中国发生急速的贫困化，同时激发起了中国基于内部条件并参照外部的条件进行自我改造的能力，终于走向形成一种非西方的现代文明模式的过程。

在1840年以后的中国具有了日益增多的“现代性”的意义上说，中国与西欧可以说在那以后是在逐渐走向“合流”。当然从中国最发达的“核心区”的GDP与英国的GDP比较的角度说，这场“合流”的开始发生要晚得多，其先有差距扩大的很长一个时期。其实被翻译成“分流”的英文原文“Divergence”语意是“分歧”，强调状态的差异，没有中文“流”字可能暗示的动态趋势连续性的意思。所以这个理论说明趋势的意向可能在中文表达中被扩大了。GDP这种可量化的指标之间可以达到同一水平，但那并不意味着经济状况是同一性的，更不意味着社会组织、文化精神是同一的。因而在中国历史上，无论与欧洲的“分流”还是“合流”，都至多是局部的。

一个文明的变化总是带有整体的性质，两个文明的关系更是整体性的。因此，从文明史的角度看，与“大分流”说的主张相反，对经济最发达的“核心区”之间的比较意义不大。这就涉及了比较研究中的单位问题。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就16至19世纪这个特定的时期而言。把西欧文明与中国文明比较是适宜的。西欧虽然包含诸多民族国家，但是却在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价值体系、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方式、文化特征，以及自我认同方面构成了共同的和其他地区的区别，在国际关系中也具有行为方式上的同一性。中国是一个单一的国家，但是在以上的几个要素方面自成体系，也与其他地区构成明显和持续性的差别。两者都具有内部的差异性，因而内部的差异性并不构成比较根本不成立的基础。经济以及其他领域的大范围的和持续性的发展，在文明史上一定是某种长期运动的结果。比如中国江南18世纪的繁荣既继承了唐、宋、元、明时期的基础，也与清朝前期的国家制度以及清朝统治造成的全国整体稳定局面有密切的关系．把宗教和一般思想意识等比较微妙的因素放到一边，人们的经济思想、消费观念肯定都是经济现象的条件之一。只要承认经济状况要受经济结构的外部环境的制约，那么。关于经济运动的解释就必须是以该经济体系的大生态环境为参照的，这个大环境在我们讨论的话题中，应该是文明而不仅是资源。中国的任何区域，尤其是其“核心”区域的经济命运是和中国的国家命运密不可分而且一致的。

文明也有其大环境，这就是它的外部限制。像在对一个经济体系的考察中不能不考虑到其地理和资源的极限一样，文明活动的外部极限，也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地理大发现”突然扩大了西方人的视野和活动空间之后，人类文明活动迅速达到了其空间极限，因为在有限空间内活动，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拥有“现代性”的西欧文明在扩张中显示出相对于其他文明和地区的巨大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其他文明失去了按照自己的方式发展的外部条件，生存竞争的压力使处于被动的非西方文明不得不采用诸多西方的方式，这就进一步同时是永久性地改变了它们自己。正是这种现象使现代人产生了“现代性”等于“西方的”的观念。于是，原生的“现代”西方文明是在放大了的空间和增长了的资源的条件下发展的；而次生的“现代”非西方文明则大都在缩小了的空间和减少了的资源条件下挣扎；可能仅有的例外是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和在西方冲击下突如其来地崛起的岛国日本。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要伴随着民族国家的重新定义的原因，在这一点上俄国和日本也不例外。这种外部空间关系变化因为已经触及了空间的极限，所以具有不可重复性。也就是说，最先取得了优势地位的文明的主导地位是很难被取代的。所以次生性的“现代”文明会长期缺乏原发性的“现代”文明那种主动地位。现代文明历史上的中国属于这种次生的形态。它在全球文明关系格局中的被动地位正是在被看作“大分流”前夕的16到18世纪形成的。19世纪中国与西方直接接触时的被动局面已经是带有强烈必然性的结果了。

“大分流”说认为：1800年以前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没有一个经济中心，西方并没有任何明显的、完全为西方自己独有的内生优势；只是在19世纪欧洲工业化重新发展以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西欧中心才具有了实际意义。无论这个说法怎样会使反对西欧中心论的读者在心理上觉得安慰，从文明史观的角度看，这是含糊不清和割断历史的。这个世界至今是多元的，还没有哪个文明的主导地位达到了把所有其他文明的独立性都淘汰的程度；但是就一个文明的内在成分所造成的全球影响程度和范围而言，西欧和稍后的美国组成的西方文明还是在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当然如弗兰克所说，欧洲在某个时期的主导地位应该被看作是暂时的。1800年以前的西欧已经占据了南美洲、北美洲、印度次大陆、太平洋上的大批岛屿，扩大了非洲人口的奴隶化，压制住了阿拉伯地区，促使俄国进行改革，除了鞭长莫及的东亚以外，已经没有什么人口密集的地区没有按照西欧的方式重新改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体系了。那时的西欧的确不是全世界的经济中心．因为东亚还没有被纳入它的经济体系，也因为西欧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岛屿上推行不同于在本国的政策，还因为西欧国家之间存在强烈的竞争。但是西欧主导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经济和社会命运的局面已经形成，西欧以外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按照西欧的面貌重新塑造这个世界。按照“繁荣”程度来衡量，西方不是世界上唯一繁荣的地方，但是它的“内生”的优势和来自海外的优势一起还是构成了总体的优势。而这一切都是16世纪以来长期积累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与西欧GDP水平相同的一个或者几个地区能说明什么呢?在这个意义上，18世纪的中国江南地区和当时的英国相比，“分歧”是巨大和显而易见的。从后来的历史去反省，中国人在17、18世纪没有对西欧的动向给予充分的关注是一个巨大的失误。但当时中国对其他的如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的情况，乃至俄国和日本的情况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却并不构成巨大的失误，现代历史学家也不觉得需要追问其原因。这是因为。西欧以外的其他那几个文明和中国没有根本的“分歧”，而西欧则凭借着和中国的“分歧”正在向中国走来。

因为西欧长期地主导了这个世界，现代史学家都把中国与西欧的比较看作最有意义和最自然不过的工作。但是在世界文明史的研究中，中国与其他非西方文明的比较同样重要。比如在大致同一时期，阿拉伯世界为什么会失去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印度为什么会迅速地成为西欧国家的殖民地?18世纪日本的繁荣与中国、英国的繁荣的经济内涵各有什么区别?彼得大帝时期俄国的强大与西欧的强大有什么区别?以及其他许多可以关照这一时期中国的情况来思考的其他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助于理解16到19世纪西欧经济发展现象和其他地区的经济“繁荣”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质。在本质上说，18世纪，世界上没有哪个其他的经济体系和西欧的是同一性质的。

14世纪中叶建立起来的明朝面临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当时的较大规模的国际性联系都还是区域性的。中国与欧洲的联系主要经过阿拉伯世界的民间贸易活动间接地来进行。美洲广大地区与欧亚大陆和非洲的文明没有接触。中国15世纪举行的从东亚到非洲东海岸的多次对于当时说来极为遥远的探险．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这个世界上存在任何严重的。即使是潜在性的。挑战的印象。这使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已经在管理着巨大地理空间的中国政府更加倾向于保持传统的内向的、关注生存的方针。接下来便有16世纪的带有区域不平衡性的繁荣。在这种繁荣中，明朝国家正在遵循以往的周期性规律失去行政有效性。在稍后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精英群体总体上忽略了西方文明崛起的国际竞争含义。17世纪的自然灾害、战争、改朝换代吸引了中国人的主要注意力。18世纪的中国则完成了中华文明地理空间与行政版图的重合，这个成就和15世纪的远洋探险一样带来的是新的安全感和对更大外部世界的忽略。经济的恢复和进一步繁荣增强了这种心理倾向。与西方局部接触的中断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19世纪的中国又开始了国家行政效率严重降低的危机，而国际贸易带来收益的局面和周边地区的相对安宁使正在失去活力的中国精英阶层对国际上发生的事情更为麻痹。正在这个时候，爆发了鸦片战争和接踵而来的民族危机和在民族危机刺激下更尖锐起来的国内矛盾。这时候中国人除了学习西方别无选择。在学习西方，改造自己的过程中，中国人传统的生存方式中的民族、国家意识发生了突出的作用，大体上是在重新组织国家体系方面倾注了最大的力量。清朝的结束也是中国文明．现代性”的一次嬗变。中国虽然失去了按照自己的传统逻辑存在和发展的可能，使那种前景的具体情状成为了永远的迷。但是还是保持了较多的往日的遗产和民族的特色。当中国的经济再次出现持续性的繁荣的时候，人们才开始严肃地思考，西方的模式是不是发展的惟一道路。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江南从来没有独自的危机和独自的前途．因而。把这个“核心区”的发展与英国的相比只有纯经济学的理论意义，没有历史理解方面的意义。

从“内卷”说到“大分流”说，都是以“发展”为核心概念的。这种发展都是从经济技术角度着眼的，因而可以用增长指数来衡量，其中包含了经济发展带动社会发展的假设，又因为经济发展是具有规律性的。所以可能作为参照的前景仍然是欧洲式的经济—社会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理论忽略了对与“现代化”理论相联系的发展观的检讨，虽然采取了“颠倒”提问的方式，归根结底还是没有走出欧洲中心论。文明史视野下关于发展的观念更多地、保持不变地涉及价值，它与经济学的决定论的发展观念有所不同．这个在更根本的层面与“大分流”等理论有关的问题有待将来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美]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2][加]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Great Divergence” or “Great Mergence”:

a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Studies

on the Historical Trend of China during the Ming—Qing Period

Abstract: American scholar Kenneth Pomeranz’s “Great Divergence" theory provided an attractive economic perspective on Chinese history. In terms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however， it is narrow and problematical. Before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itialed by the Western Europe， the historical trends， social systems， and civilization movement of China and thorn of the Western Europe had never reached a non- pided point；therefore， the so called “great pergence”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Europe in the 19th century did not ever exist. Rather， It was the worldwide expans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 which included but not limited to industrialization， forced the Chinese to change their own social systems largely based upon the pattern of Western Europe. This trend made China’s historical changes， social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even cultural character- istics demonstrated greater similarity and compatibility to that of the West. In dealing with the relevance of the 16 to 19 - cen- tury Chinese history with the histories of the other pare of the world，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studies is with undeniable usage.

世界经济概况篇7

报告将探讨公司打入国际市场营销的环境分析，顾客调查的分析、营销组合策略三方面。涉及香水在市场上的总体概况、局部市场机会，产品趋势以及市场的发展概况以及打入日本亚洲地区的主要机会和挑战。

一、 日本的总体环境分析1.1日本政治环境分析 日本为君主立宪国，宪法订明“主权在民”，而天皇则为“日本国及人民团结的象征”。日本政治体制三权分立：立法权归两院制国会；司法权归裁判所，即法院；行政权归内阁、地方公共团体及中央省厅。国家宪法：日本国宪法。国家结构形式：单一制。国家政权：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君主立宪制、议会民主制

从1955年起，原称保守合同的自由民主党（自民党）一直长期执政，只是曾在1993年至1996年间短暂被对手替代执政，1996年后就一直执政到今天。其余在野政党包括日本民主党、日本社会民主党、日本共产党等。现时日本自由民主党及公明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执政。

1.2 日本经济法律分析 日本经济高度发达，总人口为127,767,944（世界第10名）。国民拥有很高的生活水平，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gdp方面，XX年，按照国际汇率计算的话，日本国内生产总值4.844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占世界gdp的比例为8.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4326美元，是世界第19位。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3位（次于美国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世界第16位。此外，日本还是世界第二大的债权国。

政府以资本扶持工业与企业、强大的劳动力、高科技的发展以及较低的军事预算比例（占gdp的1%），帮助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并成为当今仅次于美国的科技强国及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系。日本的经济特点是生产商、供应商和经销商的紧密结合、强大的企业联盟、紧密的团队合作、年功序列制、终身雇用制等 。

日本近年以来振兴服务贸易为目标，对传统的贸易政策进行了重大改革。具体包括把发挥金融大国主导作用作为日本的长期战略；把建立亚洲自由贸易区作为日本的区域战略；把寻求享受双边自由贸易的互惠待遇作为弥补现实商品贸易利益损失的一种策略。

1.3日本社会文化分析 日本社会的公开转型让外界产生了一个表面印象：所有一切都发生变化，但是，真正的日本社会转型后面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价值体系，从日本社会的发展中体现出来，其中包括日本人的同质性，因为日本主要是由日籍血统的人控制着；在日本社会存在着内部和外部的概念，主要目标是针对集团之内，符合社会期望和道德准则；日本人的独特性，拥有社会等级和社会地位之分；集体的重要性，日本社会鼓励和重视团队建设；日本人还注重外在形象和商业交流的方式。

世界经济概况篇8

[关键词]资本 人力资本 理论动机 马克思 舒尔茨

资本概念像个魔盒,不同学者说到它时它都有着不同的尺寸,里边放置的东西随着时间推移和人们认识与信仰的改变也在发生着变化。

一、资本概念沿革

人力资本从字面上理解即为人力构成的资本或者与人力有某种关联的资本,但能否这样望文生义呢?笔者认为有必要先理解资本的含义。为了弄清这一点,看看资本一词的产生和演变应当是必要的。法国历史学家F・布罗代尔作过详细的考察,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也做过系统分析。根据他们的研究,英语中的资本(capital)来自拉丁语中的caput一词。该词出现于12至13世纪的意大利,有“资金”、“存货”、“款项”和“生息本金”等含义,用来表示贷款的本金,与利息相对。后来该词由意大利传播到德意志、尼德兰和法国。

十九世纪末,围绕“资本”一词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应该为何,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众多的解释并进行了长期的论战,“资本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理论家们争论的根源了”。按照庞氏的考证,几乎每一年都要出现一些新的尝试试图澄清争论的概念。最初“资本”一词使用其日常用语的含义,即与“生息金额”同义。当时发生过贷款利息是否具有合法性的争论,从争论中人们逐渐明白货币的生息能力实际上源自货币所代表的财货,而货币不过是财货――这种生产能力的外衣而已。于是,资本概念的含义发生了第一次变化。据考证,完成资本概念由最初日常用语的通俗含义向经济学术语转变的经济学家是法国学者A・R・J・杜尔哥,杜氏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中提出以各种形式保存、积蓄起来的财货就是资本。杜尔哥给出的是资本概念历史进程中的第二个解释。

然而,杜氏用“财货”取代“货币”来表示资本,意味着抛弃了“资本具有产生利息能力”这个特征,为此他受到了其他学者的责难。亚当・斯密改变并修改了杜氏对资本的定义。斯密给出了资本概念的第三个解释。斯密在《国富论》第2篇第1章关于《论资财的划分》中把一个人所有的资财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作目前的直接消费,即消费财货,它不产生任何收入或利润,另一部分是个人希望从中取得收入的部分,即生息财货,称为资本。在斯密看来,只有用来投入生产并能给投资者提供收入和利润的财货才是资本。从内涵和外延角度来解读斯密对资本的定义,内涵上,他认为作为资本的财货应具备两种本质特征,一是已生产出来的并将用于生产用途,二是可以获利。外延上,斯密并未列出他所定义的资本中究竟包括了现实中哪些对象。根据庞氏的分析,斯密在无意间把两个本属于不同领域(应用也应有所区别)的概念粗略地合二为一了。其中一个概念的内涵属于经济范畴与生产有关,其外延是物质的“生产资料”;另一个概念的内涵属于历史法律范畴与收入分配有关,其外延是“法权”――资本资产。正是由于斯密给出的定义是模糊的,这使得后来人产生了一种有偏差的认识,即认为资本从事生产也产生利息,于是就得到一个结论:资本产生利息是由于它能生产。这种认识偏差对后来的理论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们不仅没有摆脱他在资本概念上留下来的混乱”,相反地,他们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的模糊。之后陆续出现了众多对资本概念的定义和解释,具有代表性并对后来有影响的就有八种,算上前三种就达十一种之多,这还并未算上这些定义衍生出来的各种组合式的定义。这些定义都根植于斯密定义中所留下的模糊余地,有的包括所有的获利手段和所有的生产手段,而有的只包括其中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又按照理论家的偏好,“可以大些或小些,有时不大不小,有时却很小,凡逻辑上和数学上可以想象得到的组合,都可以在当时经济学著作里找到”。不过若总结一下,在这场概念混战中,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资本外延的理解还是有共识之处的,即他们认为有形的生产资料(如:机器设备、原材料、生产用建筑物、生产用动物、货币)属于资本。也即对于有形的、物质的、用于生产的事物被定义为资本没有异议。分歧之处在于无形的、非物质的事物应否定义为资本,比如国家、法律、品德、关系、活动、个人能力、人本身。

马克思从另外的角度给出了资本概念的定义。他认为资本的现象(或载体)是物,它首先以一定的货币形式来到人间,接下来表现为机器、厂房和生产材料等,但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在1849年4月7日《新莱茵报》第266号发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一文中指出“生产手段与工具”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才会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就不是资本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的本质做了分析。他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社会历史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生产资料并非天然就是资本”。也即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概念的内涵只有一个,那就是特定历史阶段当中的一种社会关系,即剥削关系。而生产资料与资本也是两个不等同的概念,只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特定历史时期,两者外延才一致。与斯密给出的资本定义相比,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一个“纯”历史法律范畴,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剥削关系,而马克思资本概念的外延,即(资本主义时期的)生产资料(的外延)也就成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从而,根据斯密模糊定义而得出的“资本产生利息是由于它能生产”,按照马克思资本定义就表述为,生产资料从事生产,资本家通过资本(资本主义社会法权)占有剩余价值。因此利息不是资本产生的,只是由资本占有而已。于是,资本具有生息的特性,这一后世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建构理论的基石垮塌了。

二、人力资本一个“翻新”的旧概念

让我们再回到人力资本的讨论中来。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一词最早可能是出自1912年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工业教育委员会发表的一份题为《我们的人力资本》的报告。在现代人力资本概念的产生过程中美国经济学家I・费雪起过重要的作用。1906年他在其《资本的性质与收入》一文中对资本概念进行了扩展,认为任何可以带来收入的财产和收入都是资本。然而,当时费雪对资本概念的扩展并未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同,正如A・马歇尔所评价的那样“从抽象的角度看无可争辩,但没有现实的必要性”。到了20世纪60年代,T・W・舒尔茨在1960年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上作了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他认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舒氏对人力资本的解释是,人力资本是“人民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能力”,“人力资本是由人们通过对自身的投资所获得的有用的能力所组成的”、“人力资本,即知识和技能”。“我们之所以称这种资本为人力的,是由于它已经成为人的一个部分,又因为它可以带来未来的满足或收入,所以将其称为资本”。

然而舒氏的人力资本是个新概念吗?回顾资本概念的演变历史不难发现,他的人力资本概念其实并没有新意,19世纪末关于资本定义的那场论战中就早已有过这种思路。当时,一部分经济学家将亚当・斯密的资本定义中的获利性进行扩展,“把一切获利手段――不仅包括物质的,而且也包括人的,都放在资本这个名称里去。在不同的名称下,它也将劳力当作资本。许多的概念以为工人的工作是资本;另一些人以为工人的劳动能力是资本;还有一些人则以为整个的工人这个人是资本”。这些学者就包括著名的亚当・斯密、萨伊等。与舒氏人力资本概念最近似的例子是“魏斯・达尔贡和奥夫纳几乎同时,且几乎以同样的词句告诉我们,每个工人都代表等于他的教养费的一笔资金――比方说,不熟练的工人是一千‘泰勒’,或者熟练的工人是三千‘泰勒’”。这些观点在19世纪末不但遭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批判,而且也与我国部分学者所称的马克思所拥有的“人力资本”理念不是一回事。

先来看奥国学派的庞巴维克的评论。“如果有人突然把劳力称作资本,结果又会怎样呢?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它将是一个无可取的,名词上的改变。如果整个世界适应了这种改变,并且十分清楚,这仅仅是名词上的改变,那么,很明显,把劳力放进一向叫做资本的这个概念中去,劳力和资本之间的差别在同一个名称下,依然是无法调和的。和以前一样,每个人都会注意到这个区别,并且毫无偏见地去处理由它们所引起的社会问题,经济学理论除了由于探讨的主要对象没有名称而感到不方便外,不会遭受实质上的损害”。

再来看国内一些学者声称的马克思“人力资本”理念。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人力资本概念,没有系统论述,但在劳动价值论和劳动力概念的解释和使用上、在关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论述等方面体现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思想,舒尔茨眼中的人力资本就是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力。然而,马克思关于劳动力成为资本的理解是这样吗?马克思讲:“如果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及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么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资本。” “工人,即劳动力的卖者,以工资的形式取得劳动力的价值。在工人手里劳动力仅仅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他就是靠出卖这种商品为生的,因此,这种商品就是他收入的唯一源泉。劳动力只有在它的买者资本家手中,才执行可变资本的职能”。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对于工人和资本家来说职能是不同的,只有对于资本家来说,劳动力才可称为“人力资本”,因为资本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对于工人来说,劳动力只能称为“商品”,若也称为“资本”,在马克思理论的逻辑中,就得意读为工人自己剥削自己。这显然是荒谬的。所以,舒尔茨把劳动力不论对于谁都定义为人力资本是与马克思理论体系不相容的。

三、将人力概念放入资本概念的动机分析

至此我们知道了现代人力资本概念不能算作创新,最多只能称为复兴。我们不禁会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既然西方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不主张将劳动力简单地等同于资本,那么西方经济学家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目的或动机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疑问,笔者认为还是要从19世纪末经济学者将劳动力概念放入资本概念(简称为折中定义)的动机是什么谈起。当时的学者提出人力资本的动机正像庞巴维克所分析的那样,“名称和流行语经常对我们产生莫大的影响。”“难道有人会放过资本一词的新意义所提供的迷人机会么?以前,资本和劳力两个词,照过去那样使用时,其间存在着不和、对比和冲突。现在,一个简单而巧妙的词,要把所有的对立结合起来;我们认为对立的东西实际上是一致的;劳力即资本,工资和利息事实上是一回事”这“是为了阶级的调和。在工资铁则(它使工人除了最低生活费以外,没有挣得多一些的希望)和社会主义理论(它把什么都许给工人,而不给有产阶级任何东西)之间,它采取了中间路线。它把竞争得来的利息留给物质资本的所有者,但要他分出一部分给人这种资本的所有者。这样,根据这种理论,工人合伙资本主义,变成了调和和人道的黄金果所应遵循的魔术般的公式了。”

回到现代,舒尔茨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动机又是什么呢?先来看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出现的社会背景,该理论再度复兴的时间起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正处于二战结束之后,科技日新月异。无论是前苏联、西欧,还是美国都注重本国科学技术队伍的建设和人才培养,试图以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新成就来带动起经济的增长。到了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标志着苏联的空间技术和电子技术、材料科学和制造技术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这极大地刺激了美国的政界和学界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当时美国政府对该国未来的军事优势和科学技术水平的前景十分忧虑,甚至感到美国的科学技术是否已开始落后于苏联,于是招徕学者全面研究美国和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科技发展状况,分析美国科技,至少是空间技术落后于苏联的原因。当时美国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投入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特别注重研究对科技发展影响的研究,探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教育投资的问题。在这项研究中,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奠定者,G・S・贝克尔于1960年发表了《高等教育的投资不足》,指出美国教育落后的原因不是院校的校舍场所短缺,而是教育投资不足。同年舒尔茨发表了《由教育引起的资本形成》,1963年他又出版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可见,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强调教育对美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并呼吁美国政府加强教育投入以应对来自前苏联的竞争。其次,正像所有经济学理论一样,人力资本理论不可能是纯粹的就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的学问,它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舒尔茨在其著作中的一些观点显然是针对马克思的,如“物质资本也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是决定性的历史因素”,“劳动者变成资本家并非传说中因为公司股份所有权扩散所致,而是由于他们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的结果”,“由于拥有其本身的人力资本价值,劳动者已经变成了‘资本家’”7/11。可见,复兴人力资本概念的另一目的是针对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体系而为西方阵营提出一项思想理论工具。

到这里对于为什么19世纪末曾遭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摒弃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大举复兴我们应该有答案了。若还不是很清晰,或许马歇尔对I・费雪关于资本定义的评价无意间帮我们揭示了西方经济学界转变态度的真正原因。他说:“从抽象的角度看无可争辩,但没有现实的必要性”。请注意,马歇尔说这句话时是在1890年,也就是说当时在没有社会主义现实的压力下,将劳动力放入资本是没有现实必要性的,而20世纪60年代在前苏联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下,这种折中就变得有必要起来了。

可见,现代人力资本理论实质上是19世纪末资本“折中”定义的一个翻版,其实质动机并未发生改变,即为调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的各种实际方法找到一种理论支持。

四、当代中国人力资本研究简况

目前,国内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从中国权威学术期刊网站中国知网中检索主题为人力资本的论文就可以检索到3万余条。人力资本概念在中国也似乎成了某种时髦的名词,用百度搜索“人力资本”关键词就可得到上千万条的结果。各种以人力资本为研究对象的机构、论坛、著作也在蓬勃发展。通过检阅相关文献,客观的读者就会发现,其中的绝大部分学者不但全盘接受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人力资本定义,而且还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众多研究分支。

若说普通媒体撰稿人和一般大众凭借对人力资本一词字面上的理解就发表观点还情有可原的话,以严谨为原则的学界在没有彻底剖析该概念本质的情况下就以此作为理论基础而大做文章就未免令人遗憾了。因为后者往往是前者在思想上的引领者,在客观上起着大众意识导向的作用。这就不得不令人疑惑,究竟是中国经济学界被西方经济学界忽悠了,还是中国经济学界愿意被忽悠并再进一步忽悠中国大众。

中国经济学界部分学术文章沿用的人力资本概念,其逻辑让我们再重述一遍,即资本具备产生收入的属性且人力也具备这一属性,故人力也是种资本,又因资本能够参与剩余分配,故人力资本也应参与剩余分配。说白了,中国经济学界部分学者倡导人力资本理论的意义在于试图从理论上说明人力应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除了从理论层面上说明人力作为资本应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以外,学者们还试图通过研制定价模型找到量化的方法以确定出具体应该分多少。

五、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力资本概念不单是一个不严格的概念,而且具有极大的误导性,其刻意模糊资本的社会关系属性的隐含意图应当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警醒。劳动作为生产的三要素(劳动、资本、土地)之一是社会财富产生的源泉之一,这个道理世所公认(但是否是唯一源泉,各方观点不同)。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拥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凭借其贡献的劳动获取收入也正是基于前面的公理而具有法律基础。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三要素的所有者各自分得的社会财富的比例会因彼此“势力”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主张劳动者获得其合理(所谓的合理,会因立场不同而不同)收入的理论研究,既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让劳动能力披上资本的外衣,不论这种劳动能力是所谓的高级还是低级。劳动与资本的矛盾,不会因为名词上的统一而消失,只会因为理论家对术语的刻意合并而暂时令人们忽视。劳动者也不会因为其能力“被资本化”后而改变受雇佣的地位。我们应正视矛盾的存在并合理地加以平衡,将作为学术研究理论基础的人力资本概念还原回劳动能力这个本意上来,重点研究劳动者劳动能力提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并为加强劳动者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势力”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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