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防治的意义范文

土壤污染防治的意义篇1

关键词：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土壤污染问题；“土十条”；土壤污染防治法

中图分类号：X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22（2020）08-0050-04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党中央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文明建设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制度安排和改革举措。继开展以来的实践证明，不仅对突出的生态环境推动解决，也促进了地方发展新理念，对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作用[1]。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6月17日印刷发行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作为第一部法规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土壤，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监测土壤环境的主要内容。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水平的提高，能够切实改善土壤产品质量以及我国全体国民的身体健康状况。因此，在未来我国土壤环境问题呈逐渐恶化趋势的状态下，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机制成为落实土壤防治责任，是切实推动我国经济体制结构转型升级的原动力。

1推动土壤污染防治部署

1.1全面贯彻土壤污染防治

现如今我国人民群众对白己生活周围的环境问题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在人们的生活中指数逐渐上升。在第6次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中提出，要对大气污染，环境和土壤问题加强防治，集中力量优先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问题，着力推进重金属污染和土壤污染综合治理。同时，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也相继提出，对于土壤污染防治要加强。今年来有些地方频繁发生土壤污染事件，如“毒大米”“毒土地”等，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广发关注[3]。土壤污染已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大问题，党中央也高度重视，根据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要尽快建立。

1.2促进土壤防治立法

当前国家以群众身体健康为重点，对大气和土地污染应以预防为主，综合治理防治，在“十八大”报告中已明确提出，并研究制定土壤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等。2013年1月、3月研究起草土壤环境保护专门法律，要求完善政策法规；并在水和土壤污染严重区域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重点加以整治。也正因如此，促使党中央国务院、对环境保护的重要决策性部署，推动防治立法的具体行动，对综合治理和土壤保护做到最根本的保障。土壤环境是大事，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通过推动立法的落实，使各级管辖区和政府明确白己的分工以及環境保护、土壤修复的主要责任。在法律条款中将土壤污染防治撰写进去，保证治理资金；鼓励社会引入资金投入到土壤保护和治理。形成社会关系，调动各方积极性并明确责任，对土壤污染防治与保护工作开展了积极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局面。

2全面实施土壤防治立法

2.1加强土壤污染防治立法，遏制土壤污染

土壤、水、大气是生态系统的主要因素，是人们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当无法保证人民身体健康和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时，当生态环境质量没有及时得到整治和修复时，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当前国家经济发展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来提高产品总量，土地作为主要消纳地，由于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布局和结构不合理，该环境必然会受到污染[4]。我国目前在土壤防治方面期，有着具体对现有环境保护的条例和土壤污染的防治要求。这些对土壤质量的改善和防治，保护有限的土地资源，加快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对保障人民群众居住环境健康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2.2提高土壤环境保护意识

提高对日常生活环境的保护意识，平常听到环境保护，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水，空气。但是对于土壤方面的保护就有点陌生了。其原因是专门针对土壤环境保护的法律有待完善。使人们对土壤环境问题的隐蔽性和累积性产生的土地变化不易察觉[5]。所以导致环境土壤被污染的同时，人们还不懂得防治，对法律也不了解，更是缺少了这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对土壤环境的保护不够全面。

3全面执行土壤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土壤污染防治法》是在现在的法律上，与其相关的法律条款相结合制定摸索起草的。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抓紧编制下发国家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战略部署，应该全面行动。

3.1要确立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总体思路

在土壤污染严重，防治形势险峻的问题下，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应按照“一二三四”的总体思路来开展。如图1所示“一二三四”思路图；实现一个目标，突出二个重点，抓住三个环节，夯实四个基础，抓好土壤环境保护重点T作，共同推进土壤环境保护[6]。

3.2健全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

对生态系统的修复和防治工作，建议统筹联动机制，由一个部门管制保护与修复工作。根据三中全会中的所有相关要求，理清有关部门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职责和权限，抓住文明体制改革契机，完善监督管理条例，实现组织统一，环保部门统一，加强推动土壤防治，共同参与环境监督管理体系[7]。

4推动区域突出土壤污染问题逐步根本解决

保障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更多生态产品，加强土壤污染防治，优美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也是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重要任务。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由于一些企业的搬迁和改造，再加上人口比较密集和部分化工污染，导致有大量的土地被污染，一些重金属也对周边的农用耕地造成了污染。解决突出区域土壤污染问题，强化生态环境保护，让生活在周边的群众不在为其担忧。由于部分土壤被污染的原因比较复杂，而且问题严重，风险也极难管控。很多有色金属矿采选及冶炼等导致农用土地被污染的情况很大，尚有部分企业分布比较密集，另有些企业搬迁或关闭时，都会留下污染地。因此，需加大政府的监管度，引起高度重视，通过生态环境督察推动解决土壤环境问题，还可视情况开展专项督察[8]。如图2所示的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土壤污染防治的核心目标是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住的安心”，是对人民群众的保障。土壤环境监管的两个重点是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为保障农产品的质量和人民居住环境的安全，对工作推进缓慢的地区通过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尽快实施对污染土地的风险管控和治理修复。分析农业用地土壤污染的原因，并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完善建设用地的环境监管体系，对工厂企业的关闭搬迁，和密集人口区域划为重点，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强化监督，落实生态环境、工业和信息化严控污染地块环境风险，营造安全健康环境。

5土壤污染问题防治防护措施

5.1全面加强环境污染防治

对群众反映的水，空气和土壤的污染问题加以防治。对于部分重污染、高能耗、乱排放企业应予以重点关注，把防治计划有针对性地落实到这类企业的污染治理和排放工作中，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收集城镇的污染进行化验处理，给群众提供更好的优质水源。坚持“防、控、治”三位一体，对土壤污染详细调查，对于定点项目的防治和修复工作应予以充分重视。将建设用地和农业用地作为重点，实行分类管控，对建设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有积极推进的作用。

5.2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贯彻“山、水、林、草、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对自然系统的稳定性加以保护，对生态服务功能加以维护。对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加强管理，尽可能完善动态监测体系，保护生态体系，实现“天地一体化”。并对保护区定期监测与核查。实行多样性保护，深入实施行动计划与保护战略严加防控有害物种的入侵，加强相关传统知识保护与遗传资源保护。

6启示与建议

文章同时对西方发达国家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工作情况进行了分析，总结了表1所示的土壤污染防治技术体系的发展趋势。

6.1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建设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由国务院2016年5月28日印发并施行）可作为当今一个时期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行动纲领，为土壤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政策性指引[9]。由于土壤污染场地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可通过环境介质法律法规的分散式管理实现，但它的约束能力有限。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在污染防治过程中各部门职责与之间的协作机制、信息公开机制、土壤环境调查、责任追溯与市场融资和公众参与机制等。

6.2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技术标准体系

法律法规要做到有效落实，必须要有依法制定的标准、指南等技术规范，作为环境执法和管理的基本依據和主要工具。如果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作为全国通用标准，该标准覆盖范围小，污染物类型少。我国现行的土壤污染防治技术标准多数空白或滞后，无法满足当前土壤环境质量评价的现实需要。

6.3建立基于风险分类分级的可持续管理体系

根据土壤的多样性和污染的复杂性特点，有关部门制定了按污染程度和土地用途实施风险分类分级管理的基本决策。按照污染程度对农用地实施风险分级管控，控制农作物金属超标和农田污染情况。对应《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未污染和轻微污染类别具体表现如图3所示。

根据企业的生产状态分别对建设用地以安全再利用，清洁再生产，预防污染并防治污染扩散等作为重点分类管理。实行对建设用地的全程监控和可持续再利用的技术体系[10]。

7结语

文章主要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开展设计进行规划，并推动土壤污染防治技术体系建设，但是由于污染因素复杂，地域之间的差异导致土地污染防治形势依然严峻，并且城市人口密集，污染场地又多位于其中，导致环境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系也不够完善，技术标准配套落后及法律法规的缺少诸多问题，适当借鉴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管理经验，有助于我国对土壤污染防治技术体系的建立，作为土壤污染治理和土壤保护的长期目标。

土壤污染防治的意义篇2

论文摘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成为影响世界各国土壤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环境危机。我国土壤污染的形势也在不断恶化，影响了经济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基于土壤污染的急剧恶化，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刻不容缓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土壤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之一，为了缓解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我们必须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在法律方面有所突破，而我国至今没有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的单行法律，导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无法可循。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长期稳定的法律制度，使得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

1．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必要性

任何一项立法活动都离不开对其立法的必要性分析，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这是因为法律在调整社会时是会计算成本的，而并非其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成本是都是最低的，因此在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中，其经济成本是否最低便是其必要性所在。

1．1我国土壤污染问题的现状迫切需要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

我国土壤污染的形势相当严峻，土壤污染范围不断扩大，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不仅部分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城市和矿山的土壤污染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此外土壤污染类型也呈现多样性，既有重金属、农药、抗生素和持久性有毒有机物等污染，又有放射性、病原菌等污染类型。土壤污染负荷也在逐步加大，重金属和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在土壤中能长期累积，致使局部地区土壤污染负荷不断加大。由于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滞后性、不可逆性的特点，治理难度大、成本高、周期长，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土壤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群众身体健康、损害群众利益的重要因素。土壤污染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采取立法的方式，用法律制度来约束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予以预防、控制及解决各种污染土壤的问题。

1．2我国现行的法律无法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实际需要，而修改有关法律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已有--一些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地方一些法规中都有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涉及，但是这些法律法规的内容只涉及到农业、自然保护区及人文遗迹等方面的一些规定，其范围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在所涉及土壤污染防治问题的规定中，内容比较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而且土壤污染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采取相对独立的防治措施。如果对这些规定进行修改，要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会出现治标不治本，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并不合算，制定一部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是最经济的。因此，应当及时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专门的、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

2．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可行性

2．1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并非空白，并积累了一些经验

在上面所述已知我国在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涉及了关于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规定，虽然这些规定分散不系统并缺乏针对性，但是这些规定在现实的实行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就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经验。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中我们可以对以往的法律法规中与实际相符的规定保留下来并进行完善。

2．2我国具有多年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经验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已在积极开展，在土壤污染防治技术工作上积累了很多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我国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政策、办法及措施来解决土壤污染问题，有的地方还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中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做了规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两次土壤普查以及近年启动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都成为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践基础和科学依据。

2．3外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借鉴

由于土壤污染问题的严峻形势，很多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对土壤污染防治方面进行立法，目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以及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国家及国际组织都已制定和颁布了土壤污染防治防治方面的专门法律法规。各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视并作出立法和修改的经验都可以成为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良好借鉴。

2．4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重视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工作的艮好支撑条件

国家对土壤污染防治工作越来越重视，正积极采取措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起，就不断有代表提出保护农村环境的议案，强烈呼吁加强对农村土壤污染的防治，特别是加强对耕地污染的防治因此，全国人大环资委从1994年起开始关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问题。鉴于我国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根据全国人大代表多次建议，全国人大环资委在研究本届人大环境与资源立法规划时提出了抓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建议。

2．5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的关注

学术界对土壤污染防治给予了很大关注，逐步摸索出一整套防治土壤污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国内学者一方面通过对外国具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经验的国家进行研究找出一些有利于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对我国的土壤污染现状及我国的国情进行分析，进而对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行设想，这为制定法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立法模式

3．1《土壤污染防治法》应以基本法律为表现形式定位于土壤污染防治领域

法律作为法的一种表现形式，其地位和法律效力仅低于宪法，高于其他法，其所调整社会关系具有全面性、重要性。基于土壤污染工作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土壤污染给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危害，这就是使得土壤污染防治法必定要以”法律”的形式定位。再者，在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土壤污染防治法要始终作为土壤污染防治领域中的”龙头法”调整土壤污染防治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这有利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有利于约束那些破坏土壤污染的行为。

3．2制定一部”以活为主，防治结合”的《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包括预防和对已经污染的土壤进行整治两个部分。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到底是采用单一的土壤整治立法模式还是采用既包括预防，又包括整治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模式是其在立法中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采用”以整治为主，防治结合”的立法模式。这是因为土壤污染防治中，预防和整治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只是过于强调整治而忽略了对没有污染或面临污染的土壤污染的预防，将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土壤污染环境将永远无法消停。而我国土壤污染问题之所以这么严重，其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对土壤污染的预防问题因此，在现阶段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应兼顾土壤污染的预防与整治。

3-3土壤污染整治应注重效益

土壤污染的整治工作的晟终目的在于中心发挥土壤和土地的经济功能和生态功能，使得土壤和土地能够重新被利用。在土壤污染整治中存在着环境主导型与效益主导型两种模式。环境主导型模式主要是以”环境”为主，更加的注重把环境恢复到污染前的状态：效益主导型模式则将污染整治与环境再利用结合起来，更多的考虑社会整体性。笔者认为环境主导型模式耗资巨大，缺乏灵活性，与我国的土壤污染的现状并不适用。我国应采用效益主导型模式，将士壤污染的整治和土地的开发结合起来，根据土地的未来用途来确定土壤整治的目标，建立不同类型的土壤污染修复标准，有效地降低土壤整治费用。

4．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指导思想

4．1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

土壤污染不仅破坏了环境，更重要的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过多的重视了经济的硬性增长而忽视了环境的保护。通过新中国的两次土壤普查及近年来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以看出国家越来越重视土壤污染防治问题，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也正在进行中。我们国家现在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以人为本，促进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要以”以人为本”为指导思想，使其始终贯穿其中。

4．2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土壤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保障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达到人与土壤相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就是要保障土壤资源的永续、合理和健康的使用。因此，我们面对土壤污染的现状，我们应当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对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进行创新和完善，使得人们在面对土壤污染问题时做到有法可依，认识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真正意义所在。

5．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与法的衔接

面对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的法律法规并非空白，在我相关的法律法规已涉及到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所以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过程中要注意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

首先，《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基本法中，已经规定些抽象性、原则性的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应当遵守这些基本法律，在这些基本法律的前提下对其具体化、系统化，不能与之相违背。

其次，《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中也涉及到土壤污染防治的有关规定，其效力与即将进行的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项立法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在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过程中，要做到与这些同位法相协调，注意与这些同位法的衔接与交叉，避免与之相冲突，尽量地将这些成熟的法律即受到新制定的法律中来。

土壤污染防治的意义篇3

1 土地污染的成因、形式和我国现状

1.1 土壤污染的成因。

土壤的污染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形成，一个是人为因素，发生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如不当使用农药等、以及其他人类活动中如工业污水流经的土地引起的土壤污染等；另一个就是自然因素所造成的污染，自然因素造成的土壤污染其因果关系和机理较为复杂，就我国农业用地的污染主要来自不当的农业种植方式如滥用农药、化肥等和工业污染所带来的土壤重金属含量超过国家和世界标准许可的范围。

1.2 土壤污染的表现形式。

土壤污染也称作“看不见的污染”， 土壤污染主要分为土壤生态污染、重金属污染、农药污染等，在人们将注意力转向土壤污染时，关注农药、重金属、污水灌溉等造成的土壤污染，这本未可厚非，但是在土壤污染防治时应该着眼于更大范围，土壤污染、土地退化是土壤质量变化过程的不同方面，是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两个方面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有从大的视野考察问题才不可能陷入狭隘“就事论事”的局限。从目前大背景下分析，土壤污染是环境污染一个部分，而土壤污染由可分为在农业生产本身活动所引起的土壤污染和由其他原因产生的土壤污染如工业污水排放；土壤在生物圈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决定了土壤是最为容易受到污染的生态系统，现代意义上的环境污染是以人为因素为主，在我国的河流中，82%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我国的空气质量总体呈下降趋势，酸雨区范围不断扩大。从小区域上看，我国农村的小工厂、作坊和低水平的城镇化是土壤污染的直接原因之一。

1.3 土壤污染的直接危害。

简单的说，土壤污染有三个方面的直接危害，土壤污染主要分为土壤生态污染、重金属污染、农药污染等，农作物、食品被污染的消息经常见诸于媒体，土壤污染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国每年有大量的农产品出口到国外，而且大部分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防治土壤污染带来的危害方面有比较完整的法律、标准和检验手段，我国的农产品多次被检查不合格，客观上土壤污染是罪魁祸首。土壤生物污染，它可以将传染性病菌、病毒、虫卵带入土壤，危及植物和人类自身的安全，SARSE病毒和禽流感就可以通过这样的途径传播。土壤污染的另一个主要危害是对土壤本身，土壤污染导致土壤环境质量下降、土壤结构破坏、理化性质发生变异，其直接后果是农产品产量下降、农产品受到污染。土壤在受到污染后，即使在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土壤污染的恢复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周期，有的甚至无法恢复，恢复的经济代价远远大于采取防止措施的代价。

2 我国土壤污染防治

2.1 政府在土壤污染防治的职责

2.1.1 综合管理部门的职责。

我国环境污染防治一般按照专业和综合部门划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土壤污染防治主要由环境保护部门履行，属于综合部门管理，环境保护部门职责应该集中于外部因素所造成的土壤污染；我国《农业法》第66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督促有关单位进行治理，防治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对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排放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事故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给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造成损失的，有关责任者应当依法赔偿。”这一条规定应该成为政府履行其法定职责的依据，并可以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进一步细化。

2.1.2 农业管理部门的职责。

矫正不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减少土壤污染是农业管理部门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推广适合当地农业环境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模式才能根本上防止土壤，我国《农业法》第8章 “农业资源与农业环境保护” 共计10条从土地质量、转基因农作物、退耕还林、草原保护、小流域治理、环境污染防治、农药管理等方面有比较全面的规定。这些规定应该在土壤污染防治法中具体化、规范化，尤其是农业部门在土壤污染防治中职责与工作范围有待明确、确定。

2.2 利用市场机制整治土壤污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是整治土壤污染的基础性机制，将土壤污染治理与经济利益联系里起来，通过整治土壤污染并获取经济利益；将土地使用权或者承包经营权与经营者的经济利益和效益相与土壤污染的防治结合起来。

2.3 划定土壤污染的区域。

土壤污染一般表现为区域性的污染，确定农业土壤污染的区域范围，土壤污染整治才能作到有的放矢。我国人口密集、工业和农业相互交织在一起、同时也存在农业区域，划定区域、针对不同的农业区域、土壤内型和污染状况展开防止和整治是土壤污染防治的有效办法和步骤，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生态功能区划，土壤污染区域的确定应该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建立生态功能保护区一样，根据土壤污染区域的污染问题、生态环境敏感性、生态系统结构、过程、格局的关系，确定土壤污染的主导因素和污染范围，确定土壤污染的空间范围就成为土壤污染防治关键环节。

土壤污染防治的意义篇4

    【英文关键词】 Soil Pollution; Hazard; prevention and cure

    【正文】

    一、我国土壤污染现状及危害

    (一)我国土壤污染现状土壤污染大致可分为:重金属污染、农药和有机物污染、放射性污染、病原菌污染等多种类型。据报道,目前我国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12000万公顷,约占总耕地面积的1/5;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1000万公顷,污水灌溉的农田面积已达330多万公顷。 污水灌溉等废弃物对农田已造成大面积的土壤污染。如沈阳张士灌区用污水灌溉20多年后,污染耕地2500多公顷,造成了严重的镉污染,稻田含镉5-7mg/kg.天津近郊因污水灌溉导致2.3万公顷农田受到污染物。广州近郊因为污水灌溉而污染农田2700公顷,因施用含污染物的底泥造成1333公顷的土壤被污染,污染面积占郊区耕地面积的46%.80年代中期对北京某污灌区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大约60%的土壤和36%的糙米存在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全国有1300-1600万公顷耕地受到农药的污染。除耕地污染之外,我国的工矿区、城市也还存在土壤(或土地)污染问题。

    (二)土壤污染的危害 1.土壤污染导致严重的直接经济损失对于各种土壤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目前尚缺乏系统的调查资料。仅以土壤重金属污染为例,全国每年就因重金属污染而减产粮食1000多万t,另外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每年也多达1200万t,合计经济损失至少200亿元。对于农药和有机物污染、放射性污染、病原菌污染等其他类型的土壤污染所导致的经济损失,目前尚难以估计。 2.土壤污染导致食物品质不断下降我国大多数城市近郊土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有许多地方粮食、蔬菜、水果等食物中镉、铬、砷、铅等重金属含量超标或接近临界值。 3.土壤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会使污染物在植(作)物体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富集到人体和动物体中,危害人畜健康,引发癌症和其他疾病等。 4.土壤污染导致其他环境问题土地受到污染后,含重金属浓度较高的污染表土容易在风力和水力的作用下分别进入到大气和水体中,导致大气污染、地表水污染、地下水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等其他生态问题。

    二、土壤污染的特点土壤污染具有明显的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和不可逆转性等特点,土壤一旦受到污染,则需要很长的治理周期和较高的投资成本,造成的危害也比其他污染更难消除。 土地污染具有隐蔽性和滞后性。它往往要通过对土壤样品化验和农作物的残留检测,其严重后果仅能通过食物给动物和人类健康造成危害,因而不易被人们察觉;因此,从产生污染到出现问题通常会滞后很长的时间。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污染物质在土壤中不容易迁移、扩散和稀释,因此容易在土壤中不断积累而超标。土壤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许多有机化学物质的污染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降解;土壤污染很难治理,积累在污染土壤中的难降解污染物很难靠稀释作用和自净化作用来消除。因此,治理污染土壤通常成本较高、治理周期较长。

    三、我国现行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涉及土壤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刑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水土保持法》《土地复垦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法》《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及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另外,为了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防止土壤污染,保护生态环境,我国于1995年制定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 15618—1995)。尽管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少,但大多针对经济利用、土地管理和利用、土地规划及土地权属问题方面,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分散而不系统,缺乏具可操作性的细则和有威慑力的责任追究条款我国现有的土壤保护法律法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

    (一)《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法》罗列的污染种类的滞后性,该法第20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该法于1989年颁布,但是对于所处的社会发展状况而言,以上的罗列已经基本概括了所可能发生的污染种类,而这不发放置今日,就存在着些许的滞后性,无法穷尽污染种类,致使污染发生之时,无追究污染着责任的法律依据,其应当包括有放射性物质和化学物质的污染、乱堆放生产废物和消费废物,以及包括生物性污染在内的污染及其他可能造成土地退化的不良(有害)影响;

    (二)《土地管理法》 1.调整对象的局限性《土地管理法》的制定目的是为了加强土地管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对于防治土壤污染,该法也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即在第35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维护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防止土地荒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和污染土地。这条规定是在《土地管理法》第4章,耕地保护当中提出的,而并非在总则当中对此问题加以表述,这就导致了这部法在调整土壤污染问题时,调整对象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2.土壤污染防治意识的缺乏性该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字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除外。该法第36条规定: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可以看出的是,该法对于基本农田的用途有着严格的规定,对于其他耕地的利用范围则放宽限制,而兴建乡镇企业则又放宽了农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的条件,而乡镇企业产生排放的“三废”物质,则是导致农村土壤污染的最大元凶,而对于乡镇企业和基本农田土地布局和使用规划的缺失,又是导致乡镇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耕地污染严重的原因。

    (三)《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在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分别对土壤污染防治作了详细规定。第十九条:国家提倡和鼓励农业生产者对其经营的基本农田施用有机肥料,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利用基本农田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持和培肥地力。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逐步建立基本农田地力与施肥效益长期定位监测网点,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基本农田地力变化状况报告以及相应的地力保护措施,并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施肥指导服务。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基本农田环境污染进行监测和评价,并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环境质量与发展趋势的报告。第二十五条:向基本农田保护区提供肥料和作为肥料的城市垃圾、污泥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第二十六条: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然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基本农田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该法是针对于特定问题所指定的,所以同样面对着调整对象的局限性的问题。

土壤污染防治的意义篇5

关键词：土壤污染；新环保法；土壤污染防治

1土壤污染防治及其法律规制

1.1土壤污染概念的界定

对于什么是土壤污染，土壤污染的程度如何界定。这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于是，国家相关部门针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解释。所谓土壤污染，即是指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所产生的污染物，通过某种途径进入到土壤中，从而给土壤带来一定的影响，并引起土壤不同程度的恶化。在国外一些发达国家，早就开始注意土壤污染的问题。当我国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开始借鉴外国的经验，尤其是借鉴台湾保护土壤的经验。

1.2土壤污染的现状

现在，在我国土壤污染问题已经由以往的隐性问题转变成显性问题。正因为土壤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才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针对这一问题，早在2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研究，经过调查研究，专家发现长江以南的城市，土壤污染比较严重。就土壤污染严重的问题，国务院曾经两次派调查小组深入到农村进行调查，并对那些污染比较严重的土壤实行不耕种的政策。2014年，国家相关部门再次展开调查，并对外宣布我国的土地状况不乐观。总而言之，我国的土壤污染已经到了必须治理的地步了。

2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现状分析

2.1土壤污染预防规范性文件

就土壤污染的问题，我国的法律也早就明文规定，公民有权力维护土壤的安全性。《宪法》的第十条就做出明确的规定。之后，我国在1998年和2014年分别下达了土壤污染预防规范性文件。这一文件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土壤污染的程度，但是还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政府和老百姓都呼吁新的法律出台，以便能够从根本上维护土地的权益。

3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前景与展望

自1989年我国就颁布了《环境保护法》，同年开始实施。并于2012年进行修改，期间经过了四次大的审议会议，最终于2014年完成修订工作，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新环境保护法自实施以来，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3.1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功能定位

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目的就是要把“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改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前后语言就能够看出，后者的目的更注重社会的和谐发展。其实，国家实行环境保护法的最终目的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社会环境，从而达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纵观防治法，可以发现土壤防治是把防和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两个方面都不能放松，放松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土壤问题的严重。

3.2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在我国的新环保法中，如果要建设对于当前的环境有影响的项目或者建筑物，就必须要进行申请，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复之后才能够继续开展。如果在申请的过程中，得不到批复，就没有Y格开展项目。该条法律规范明确了环评是建设项目开展的必经程序。未来的土壤法应规定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对土壤环境的重大影响时，建设单位应对此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并提出预防或减轻土壤污染或土壤生态环境破坏的对策和措施，必要时做出土壤污染专项应急预案，同时应进行跟踪监测，尽量避免土壤的‘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

3.3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制度

要想治理好受污染的土壤，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进行保障。新环保法第43条提出了排污费、环境保护税，规定排污费必须专款专用，应全部专项用于环境污染防治。此二者可作为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的有效来源。它是以排污单位发生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标的保险。它是风险责任社会化的产物，当发生环境污染时，其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机制分摊风险，将修复被污染环境的资金分摊到排污单位。

3.4土壤污染信息公开制度

土壤污染信息是每个公民都很关注的问题，因此，一定要做到污染信息透明化。而新环保法也把老百姓对污染信息的知情权作为专门的一个条款来规定。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在对土壤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后，要及时的公布信息，让社会各界人士都知道土壤污染的程度。另外就是要大力宣传土壤污染信息公开化这一信息，让老百姓来监督政府部门的行为。以便让社会各界人士都能够保持对环境问题的敏感性。

4结语

土壤污染防治的意义篇6

一串串触目惊心的数字提醒着我们土地日益千疮百孔，当警钟已敲响，面对土地污染，我们该如何作为？

一张“病历”兜底不了耕地健康

邓海建（光明网评论员）：一方面是“镉米事件”阴魂不散，一方面又是外媒称中国移民体内重金属含量“夺冠”，这些偶发性的线索，让公众对耕地污染悬疑产生不尽联想。早在2009年，环保部就开始编制污染调查总报告和各专题报告，“完成12项试点工程、18份研究报告和7部污染土壤修复技术指南草案”。诡异的是，这项耗资高达10亿元的调查，却成了“国家秘密”，至今秘而不宣。

好在国土资源部说要“绘制土壤重金属污染图”，秘密总算要有解谜的一天，但担心仍客观存在：靠谱的标准何在？如何界定其“污染”与否的性质呢？即便在国际上，土地“风险”评估也是语出多门，譬如美国要求100万人中如果有一人可能致癌，土地就要修复，荷兰要求10万人中若有一人可能致癌，就得修复——那么，我们健康耕地的参数与指数在哪里？另外真相会不会继续掣肘于各方利益？2012年9月，《全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入立法阶段。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立法小组组长王树义曾表示，土壤污染数据一定要公布，这是每个公民都该有的知情权。但问题是，一旦公开各地土地污染实情，那么，依附于土地之上的农副产品必然会受影响，农林牧副渔等大农业、乃至食品加工等产业也会受影响，如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数据，谁来保障其必会公开呢？

眼下的问题是：防治土地污染、尤其是农业耕地污染，真的非要等一个皆大欢喜的权威图吗？

在没有这个图表之前，以下数据还不足以让防治行动有所作为吗？譬如国土资源部曾公开表示，中国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遭到重金属污染，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譬如新华社报道称，2009年到2012年，中国已有30多起重特大重金属污染事件；譬如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2010年的研究称，我国1/5的耕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又譬如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陈同斌估算，全国范围内受到重金属污染的耕地比例在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即便不从宏观上透视中国耕地的健康度，只要看看工业“三废”边上的粮食蔬菜产地，生活逻辑还不足以让人警醒吗？

绘图当然是有意义的，但防治耕地污染却不能、也不应坐等这张传说中的“病历图”。道理很简单：小小的镉米事件，半年过去，责任都快指到鼻尖上，有关方面却迟迟拿不出一个权威真相，那么，全国意义上的重金属土地“族谱”，又能寄望几何？

土壤治污立法宜单兵突进

陈志强（《法制日报》评论员）：土壤污染并非新问题，我国早在2006年就开始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与防治专项调查工作，但治理工作一直未见成效，土壤污染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近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推出了多个关于土壤防治的财政补助、补贴等扶持政策，但收效甚微。我们知道，地方政府对于“地方经营”的理念在现行GDP考核之下根深蒂固，如何将一项好的环保政策贯彻下去是最大的难点，地方领导一般在任三五年，“人走政息”的现象更是成为常态，很难保证治理款项真正用于治理土地污染，甚至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会暗保严重排污企业。

在缺乏土壤修复技术和工程经验的现状下，群众和政府部门指望在很短的时间内、花很少的成本就立竿见影地解决土壤污染问题，这些想法和期望都是不切实际的。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当前现状，土壤污染防治是一个缓慢的大工程，而终极的防治就是需要一个明确的立法。近年来，每年都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议要尽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土壤污染却一直没有明确的法规，只是在其他的一些法律中涉及到土壤环境保护条款。

据悉，由环保部牵头，国家发改委、国土部、工信部、农业部等八部委联合制定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初稿已经完成。但是即便乐观地估计，该法恐怕在短时期内出台也不容易。我们知道，治理土壤污染相当缓慢，成本相当高，立法抉择较难，但防范仅有执法成本，更容易实施。

因此，在完善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出台前，能否“治理暂缓，防范先行”，先行出台防范土地污染的单行法规，其内容可以包括：对土壤污染设立普遍性的监测制度、在土壤污染较为严重的地区建立土壤污染档案、进一步明确土壤污染的责任划分和问责制度、设立土壤污染信息公开制度等。从国外的例子来看，日本是最早在土壤保护方面立法的国家。2002年日本制定的《土壤污染对策法》，基于风险管理的土壤污染防治模式，对工业企业关停与转产以及进行土地再开发时产生的土壤污染进行了规定。

土壤污染信息应适度公开

潘洪其（《北京青年报》评论员）：2006年，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土资源部联手，对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展开调查，该项调查预算经费高达10亿元，但调查得出的数据和结论至今未向社会公布。土壤污染信息与公众的健康和生命息息相关，且是职能部门花费巨额财政资金调查采集而得来，6年来却一直封锁在“国家秘密”的暗室之中，普通公众不得与闻，从情理上说，这实在是让人无法接受的。

不过，环保部至今不公开全国土壤污染信息，从程序上看没有大的问题。我国《保密法》规定，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泄露后可能损害国家在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的七大类事项，应当确定为国家秘密，其中之一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同时规定，中央国家机关、省级机关及其授权的机关、单位可以确定绝密级、机密级和秘密级国家秘密。环保部如果认为，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事项，全国土壤污染信息如果公开，将可能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那么，他们就有权将其确定为国家秘密，并拒绝公开。

问题在于，土壤污染信息公开后到底会不会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要对此作出客观的判断和理性的确认，并非易事。一方面，土壤污染相比大气、水、垃圾等污染更具隐蔽性和深层危害性，土壤污染信息一旦公开，可能引起较大范围、较多人群的恐慌。另一方面，土壤污染信息如果长期秘而不宣，则可能使政府、企业和居民丧失对土壤污染的必要警惕，耽误、妨碍对土壤污染的防范与治理，影响公众在土壤污染环境中的自救避险行为。在前一方面，如果较大范围、较多人群的恐慌得不到有效控制，可能发展升级为严重混乱局面，从而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在后一方面，如果土壤治污问题得不到应有的警示和重视，公众对土壤污染状况知情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缺乏自救避险的警惕性和主动性，很可能使土壤污染愈演愈烈极度恶化，导致局面不可收拾，最终也将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土壤污染信息如此特殊而敏感，公开还是不公开，是公开的风险大，还是不公开的风险更大，成了一道令人万般纠结的难题。

当前，政府信息公开越来越多、“国家秘密”越来越少是大势所趋，一些最初看似属于国家秘密、政府可以不予公开的信息，后来都逐步揭开了神秘的面纱。10年前“非典”疫情肆虐，最初的信息不公开是祸首之一。一名一线医生认为，在大型疫情面前，保密制度很可能成为“要命制度”。“保密”压过“公开”每每带来祸患，从大型疫情到环境污染数据，再到关系国计民生的各种政府信息，该保守的秘密要保守，该公开的信息一定要公开，千万不能让不恰当的“保密”要了百姓的命！

有多少污染的土地就有多少“镉大米”

周云（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镉大米”事件呈发酵之势。广州市食药监局在舆论压力下，终于公布了镉超标大米的品牌。后又有消息称，佛山市早在3月份，也抽检到“镉大米”。而广州有两所高校食堂，也没逃过“镉大米”的侵袭……最新的消息则有点“罗生门”——在“镉大米”原产地湖南衡东、攸县等地，农户和加工户齐喊冤，都称合法生产，不知镉从哪里来，最后大家将问题归咎于不能说话的土地。

这件事情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疑问。广州药食监局在信息公开方面的问题不必再多言，现在的疑问是，大米中的镉果真来自土地？如果来自土地，土地中的镉又从哪里来？为什么2009年湖南衡东等地就查过镉大米，后来不了了之？

按照以往经验，如果真的是土地惹的祸，无非是以下这么几种情况。一是工业废水、废气污染。这既有可能是工厂超标排污，农户被动污染，也有可能农户是“共谋”。前不久不是有报道说河南农户用工业污水灌溉小麦，只卖不吃吗？二是农户过度使用化肥。笔者就此查了些文献，结果显示，无论是进口化肥，还是国产化肥，都有可能造成土地的镉污染。三是这里的土地“自古以来”就镉超标。

无论哪种原因，仔细想想，都相当令人恐怖。因为“自古以来”就有污染的土地，少之有少。而大面积土地污染，则已是公开的秘密。虽然没有找到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但从之前的一些报道中，我们还是能看出一些端倪，譬如广东珠三角近40%的农田菜地土壤遭重金属污染，其中10%属严重超标。而湖南媒体也曾报道，该省13%的土地被重金属污染。全国其他省市，也有过相关报道。全国上下都在为保卫18亿亩耕地红线而努力，但辛辛苦苦保留下来的土地却被污染了！

农田中有重金属，就意味着食品中有重金属，就意味着我们身体中有重金属。这也意味着，湖南的“镉大米”，只是冰山之一角。土地大面积污染，又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在全国大面积造就出名副其实的“铁人”“铅人”“镉人”。

重金属对人体有害，却不易引起人们的察觉。因为重金属对人体的损害，一般不会一下子就显现出来，而是在人体中滞留一定的时间，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会显现出来，真正是“杀人于无形”啊。或许也正是这种“时间差”，造成了官方对于土地污染问题的忽视。

土地之祸，其实就是人祸。四年前，湖南省就在衡东等地调查“镉大米”，但一直没有给公众一个明确的说法。现在，“镉大米”仍在广东各地横行。而我们也已无数次地听到过各地政府关于整治环境的承诺，但整治目标却迟迟难见实现。但愿此次“镉大米”事件，能够开启有关部门对土地污染的整治吧。

挤牙膏式信息令人诟病

陈飞（《健康报》记者）：在6月17日召开的第五届中国食品安全论坛上，“镉大米”事件再次被专家提起。他们谈论的不是含镉大米的健康危害，而是批评有关监管部门在处理该事件中的表现，认为这是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失败的典型案例。

5月16日，广州市食药监局公布餐饮环节一季度食品抽检数据，发现8个批次米及米制品产品中镉超标，但是并未公布不合格产品的品牌、生产厂家及销售单位名单。5月17日，有人向广州市食药监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当晚，该局公布了镉超标米及米制品的镉含量及4家使用单位，但仍没有公布相关产品品牌及生产厂家。5月18日晚，该局公布不合格米及米制品的生产厂家及品牌，但仍未公开产品流向及数量。

“公众的安全感来自于政府对科学的尊重，对民生的关切，和稀泥、不敢明确表态，顾左右而言他的外交辞令以及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多位专家认为，广州市食药监局对镉超标大米具体信息遮遮掩掩，导致公众对食品安全信任危机加剧。

“有效的风险交流是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重要基础，但令人失望的是，当前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很不顺畅。”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院长罗云波说，在公众眼中，新闻媒体是勇敢的真相披露者，专家是御用的胆小鬼，而政府相关部门固有的“维稳”思维定势，阻断了风险交流的预防、预警和教育功能的实现。罗云波认为，保证信息透明公开、坦荡和勇于担当，是政府最好的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和危机公关方式。

土壤污染防治的意义篇7

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土壤污染防治，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是构建国家生态安全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障。近年来，我国环保、国土等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土壤污染，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治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到2020年，建成国家土壤环境保护体系

2013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就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做出了安排。提出，力争到2020年，建成国家土壤环境保护体系，使全国土壤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

工作安排指出，到2015年，全面摸清中国土壤环境状况，建立严格的耕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土壤环境保护制度，初步遏制土壤污染上升势头，确保全国耕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点位达标率不低于80%。

建立土壤环境质量定期调查和例行监测制度，基本建成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对全国60%的耕地和服务人口50万以上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土壤环境开展例行监测。

全面提升土壤环境综合监管能力，初步控制被污染土地开发利用的环境风险，有序推进典型地区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工作，逐步健全土壤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

开展大规模的土壤污染现状调查

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从2006年到2010年，环保部门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了全国土壤污染情况调查和污染防治工作。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说：“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土壤污染现状调查，在中国尚属首次。”

此次土壤污染现状调查主要有以下内容：一是开展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与评价。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开展土壤环境现状调查，通过分析土壤中重金属、农药残留、有机污染物等项目的含量及土壤理化性质，结合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壤类型，开展基于土壤环境风险的土壤环境质量评价。二是开展全国土壤背景点环境质量调查与对比分析。分析二十年来中国土壤背景点环境质量变化情况，同时，完善和充实全国土壤环境背景点样品库。三是开展重点区域土壤污染风险评估与安全等级划分，在调查基础上开展污染土壤风险评估，确定土壤环境安全等级，建立污染土壤档案。四是设立污染土壤修复与综合治理试点。五是建设土壤环境质量监督管理体系。构建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框架；完善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络；建立土壤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实施土壤环境安全教育行动计划。

保护土壤，调动农民积极性是关键

保护土壤，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关键。农民与土地有着最天然、最亲密的联系，建立和实施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等制度，使耕地处于保护中，不仅要有政府这个责任人，国土部门这个管理人，土地督察这个守夜人，还要让农民这个数量庞大的耕地保护主体站到前台，成为耕地保护的主体力量。

从2007年开始，中央分成的新增费分配综合考虑了基本农田面积、灌溉水田面积和实际补充耕地等因素，资金向中西部保护耕地任务重的地区和粮食主产区倾斜，体现了对基本农田保护任务重地区的政策倾斜和经济补偿。

近年来，一些地方开展激励性保护，对耕地保护义务主体进行补偿。四川成都、广东佛山按照耕地保护任务，设立耕地保护专项资金，对农民给予每年每亩200到500元货币补偿，调动了农民保护耕地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湖北、广东、浙江等地给予耕地保护工作经费补助，对基层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补贴。

由农民自发组成的耕地保护协会则成为公众参与耕地保护的一股新力量。目前，湖南隆回县、汨罗市，湖北沙洋县、黄梅县，江苏金坛市，河南泌阳市，安徽省马鞍山市等地相继出现农村耕地保护协会，农民运用邻里监督、自发巡查、争端自我调解等方式主动守护耕地。

广东省率先实行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

我国探索多年的“激励性保护”模式在2012年也有了重大突破――广东省率先在全国建立了覆盖全省的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老百姓感叹，耕地保护从此不再只有义务，也终于有“利”可图了。

2012年9月27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国土资源厅财政厅关于建立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意见的通知》正式下发，明确从2012年起，在全省范围内建立和实施基本农田保护经济补偿制度，并对补贴对象、补贴标准、资金来源等做出明确规定。这是耕地保护补偿试点第一次从市县扩展到省级。当年12月28日，国土资源部办公厅转发这一通知，充分肯定广东省的做法“是建立完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长效机制的有益探索，将有利于更好地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并号召各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结合本地资源禀赋、财力状况、工作基础、群众意愿，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会同有关部门积极稳妥地推动这项工作有序开展。

八部委共同把脉，土壤污染立法提速

加快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是有效遏制土壤污染的必然要求。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土壤环境保护的专门立法，但这一空白有望被打破。据环保部有关负责人透露，环保部正在抓紧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的起草工作，这部法律由环保部牵头起草，参加的部委有八个之多。目前，土壤环境保护立法工作取得积极进展，《土壤环境保护法》（草案）已经初步形成。

正在进行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将立足我国国情，注重立法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充分利用现有研究成果和工作基础，借鉴国外经验，通过法律的制定出台，切实解决当前突出的土壤环境问题，建立起严格的土壤环境保护制度。

土壤污染防治的意义篇8

土壤污染具有极高的生态风险、安全风险和社会风险。

自然生态系统具有整体性、复杂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征，土壤污染的产生与治理都与被污染地块整体的环境状况密切相关。土壤污染具有累积性、复合性、外延性、难可逆性和隐蔽性等特征。首先，土壤污染是各种有毒、有害污染物在土壤中长期累积的结果。其次，土壤污染的产生与流经该地区的污染水体和该地区受污染的大气环境密切相关，污染水体中的污染物在流经土地的过程中滞留在土壤中，大气中的污染物也会伴随自然沉降和降雨等形式进入土壤环境中。同理，被污染土壤也会通过地表径流和自然挥发将土壤中的污染物带到该地区的河流和大气中。严重的土壤污染不仅反映了土壤遭受毒害的情况，通常也表明该地区的空气和水等污染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再次，土壤污染主要包括有机污染和无机污染。土壤中的许多有机污染物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降解，而重金属等无机污染物由于难以降解，一旦造成污染，其污染结果几乎是不可逆的。此外，由于土壤污染的机理复杂，污染物隐藏在土壤之中，不易被大众感知和理解，其危害因此常常被忽视或低估，这也使得土壤污染的风险具有了更大的隐蔽性，客观上给土壤污染的预防和治理增加了难度。

土壤污染危害大，影响深远，不仅直接威胁到生活在受污染土地上的人、牲畜、野生动植物的健康和生存状况，而且会对农副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产生重要影响，近年来我国频繁发生的各种食品安全事故很多都与种植农产品的土壤受到污染有关。此外，我国从建国之初开始的工业化建设，由于环境意识的缺失和技术水平的限制，给城市工业用地留下了大量污染。改革开放之后，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推动下，城市工业的迅猛发展和乡镇企业的疯狂扩张不仅使得工业开发的国土面积呈几何级数增长，严重挤压了自然生态空间，而且化工、煤炭、有色金属等产业对工厂所在地的土壤环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污染。近年来受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等政策因素的影响，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或停或搬，但其造成的土壤污染的安全隐患依然存在。很多基层政府在未进行有效土壤污染修复的情况下就将污染地块出让，目前全国各地城镇不少商品住宅、公共空间都建在这样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污染土地上，安全风险随时可能爆发。

随着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城乡人群健康受损等问题日益加剧，公众越来越清晰地感知到各种环境风险的威胁。学界和政府多年来对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理论和政策的宣传也初见成效，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得到普遍提升，越来越多的公众能够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各种环境风险的危害。此外，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持续推进也为公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捍卫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权益受损的行动提供了合法性支持。为了预防各种因环境污染引发的风险，应对环境污染对人们健康、财产和其他权益的侵害，近年来我国城乡频繁爆发了各种形式的环境抗争。环境抗争风起云涌，已经演化为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对我国固有的社会秩序和政府管理体制造成了一定冲击，并对社会结构产生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近期发生的常州毒地事件再次表明，中国的环境风险形势严峻，已经进入了持续高发阶段。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环境污染状况还在继续恶化，已经从水污染、大气污染为主要表征的污染发展到更具复合性特征的土壤污染；第二，污染的高危受害范围已经从农村蔓延到城市，受害的主体人群从传统意义上以农民为主的弱势群体扩散到城市中产阶级；第三，污染的后果已经从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发展到对社会安全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环境污染是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严重的环境风险对我国的自然生态、人民健康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了重大威胁，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尽管我国已经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之中，但是，由于环境污染的形成是我国长期粗放式发展的结果，环境污染的治理也必须要经历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环境风险的防控将一直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以常州毒土事件为例，土壤污染的一系列客观特征及其引发的复杂后果都表明，对环境风险的预防和治理必然是一项长期的、高难度的、复杂的技术和社会工程。

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是江苏省首批重点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心本着“致力于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等理论研究，服务江苏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宗旨，一直对我国、特别是江苏省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进行跟踪研究。为了更加深入理解土壤污染及其后果，更好地防控和治理土壤污染引发的生态风险、安全风险、社会风险等一系列环境风险，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在常州毒地事件爆发之后，中心主任王国聘教授第一时间组织中心的青年学者对事件进行了持续跟踪，从环境风险与治理的角度对此次事件展开了多维度的研究。

乔永平、郭辉在详细呈现常州毒地事件过程的基础上，从环境问题建构的角度对事件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在此基础上对环境问题建构的一般性模式和变量因素进行了总结。他们指出，环境问题作为社会问题，不仅表现为一种客观性事实，也是社会对其建构的结果。环境问题的建构通常分为矛盾冲突形成与升级阶段、媒体介入阶段、上级政府关注和环境危害（风险）“问题化”三个阶段。现阶段我国环境问题的建构正在由“政府主导型”模式向“多元主体共构型”模式转变，后者实际上反映了受害群体、政府、媒体、公众、民间环保组织和企业等不同参与主体之间复杂互动和相互博弈的结果。

杨振华强调了技术专家在环境风险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对技术专家在现实的环境风险治理中遭遇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并对如何更好地发挥技术专家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提出了建议。他指出，环境风险属于科技力量的非理性扩张带来的现代性风险。技术专家因其对技术的垄断获得了在环境风险治理中的权威地位，并因此承担相应的责任。环境风险客观上的不确定性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等现代风险治理难题，使得技术专家在现实的环境风险治理中常常陷入尴尬处境。“科技民主化和生态民主化”为环境风险的综合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专家主导下的科学决策体制与政府主导下的民主决策体制相结合的现代治理体系是管控环境风险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