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范文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1

关键词：巨灾保险；国情；体系

中图分类号：F84文献标识码：A

一、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急迫性

2008年我国遭受了两次巨灾，其涉及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2008年1月中旬以来，冰冻雨雪灾害突袭我国南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16.5亿元，造成107人死亡。于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地震灾害造成工业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2，000亿元，死亡人数截至6月9日达69，142人。

面对这样的灾害，政府及时拨款700多亿元，社会踊跃捐了300多亿元，而保险公司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在这两次灾害中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2月25日，我国保险业共接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保险报案95.3万件，各商业保险公司赔款已经超过16亿元。但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1，516.5亿元的经济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所占比例约为1%。而对于发生在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截至6月5日，保险业共接到地震相关保险报案24.9万件，已付赔款2.8亿元，与所估计的地震灾害造成的2，000亿元的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0.14%。

保险公司的赔付和实际巨灾损失之间的强烈的落差是有原因的，我国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目前还没有正式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内。商业保险公司对于诸如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采取“谨慎”的承保态度，多数自然灾害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不得作为主线单独承保。一旦巨灾风险发生，保险公司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大部分人员和财产损失只能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

二、国外巨灾保险体制比较分析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模式，也就是政府直接提供巨灾保险；二是市场主导模式，也就是由市场自我调节，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为局外人；三是协作模式，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巨灾保险，政府作为协作者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下面分析各种模式的代表国家：

（一）政府主导模式。在美国的洪水保险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地震保险中，所有业务和品种都由政府提供，保险公司并不开展保险业务。在美国全国洪水保险计划中，保险公司并不参与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保险公司在巨灾保险中主要是协助政府销售巨灾保险保单，从而取得相当于保费32.5%的佣金收入。政府承担着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美国政府以其在1973年颁布的洪水保险法将洪水保险界定为强制性保险范畴，并以此法为依据，设立了洪水保险基金，并设立联邦保险和减灾局负责经营和管理巨灾保险。

（二）市场主导模式。英国的洪水保险提供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也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保险需求与资源的配置由保险市场决定。投保人在市场的作用下自愿地选择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英国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其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并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

（三）协作模式。日本经历了1964年新泻地震后，颁布了《地震保险法》，逐步建立由政府财政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其做法是首先由原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出售地震保险保单，然后由日本再保险公司对原保险人承保的所有地震风险提供再保险。地震再保险公司再将所有保险公司购买的地震再保险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反向各普通保险公司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二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三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保留。这样，一个风险巨大的地震保险最终由各保险公司、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和日本政府三方来分担。

综上所述，这三种巨灾保险模式各有特点，英国模式因为其保险市场发达，人们的保险意识高，且英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完全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把风险分散出去。

三、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

由于我国现阶段既没有英国发展完善的保险行业协会和再保险市场，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强力后盾，加上我国保险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投保意识不强，大多数都依赖于政府救济，可以结合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分配统筹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特点，所以我国适用于政策上政府指引，政府、保险公司和社会共同协作，各地方政府参与的巨灾保险机制。

（一）建立一个巨灾管理委员会。防灾委员会的成员设置可以参照土耳其的TCPI管理机构模式，以国家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构成。

防灾委员会应该起着一个统筹规划的作用，其主要职责应为：1、重视事前防范，开发和修建防灾的公共产品。吸纳优秀人才，完善我国巨灾方面的研究技术和数据收集。2、管理巨灾风险基金。该基金由投保人缴费、政府补贴。3、成立巨灾测评专项小组，对不同地方的风险进行测探，然后根据费率公平原则，设立各地的标准费率指标，并随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修正和更改费率。同时，帮助保险公司制定费率和开发产品。4、制定巨灾保险法，规定提供巨灾保险的保险公司的资格要求，对有能力和意愿经营巨灾保险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和政策优惠。

（二）对于灾害发生可能性比较强的地区强制投保，并限额承保。设置免赔额上限和下限，一方面可以减轻受灾以后的赔偿负担，也降低了保费，扩大保险范围；另一方面也督促公众做好防灾防损工作，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

（三）一帮一制度与半强制购买的巨灾债券。根据我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与同舟共济的民族文化，为顺应和体现儒家的互助思想，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必要建立一种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共同合作，巨灾保险和巨灾债券相结合的保险机制，其主要措施为：建立全国范围的一帮一制度，各省两两配对，在保险基金上互相支持，在基金的建立上由保险公司保险基金、政府补助和巨灾债券募集基金三者相结合。具体的操作步骤是：首先，精算师与灾害研究人员通过对数据研究总结和实地考察，对每个省潜在发生的灾害（包括海啸、洪水、地震）进行估计和测度，精算师分别就不同类别的巨灾险根据不同的区域、土地和建筑物结构的风险类别制定出不同的费率，划分出一些区域，如高风险区、较高风险区、低风险区等，对高风险区实行强制保险。保费的收取由当地保险公司经过核保后收取。根据不同地方的收入水平，只对其居民以一定的比例征收。

（四）寻求国际合作，向国际再保险市场转移风险。巨灾管理委员会可以将巨灾基金的一部分向国际再保险市场购买再保险，以达到转移风险的目的，并且应和国外知名再保险机构共同合作制定费率，来不断地发展我国巨灾研究技术，完善巨灾方面的统计数据，提高巨灾保险精算的能力。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2

内容提要：2008年年初的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和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一年之内发生在我国的这样两次巨灾，造成了惨痛的人员伤亡和重大的财产损失，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国巨灾风险形势十分严峻，迫切需要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巨灾保险体系。该文通过分析美、日及欧盟主要成员国等的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并从承保主体和范围、巨灾风险控制和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几种模式的比较，从而得出对我国发展巨灾保险的一些有益启示。关键词：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启示一、问题的提出1.巨灾对全球的影响。巨灾通常是指由于自然灾害或人为事故引起的大面积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事件。虽然目前各国和一些研究机构对巨灾尚未确立统一的认识、规范及衡量标准，但不难看出，巨灾一般都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具有一系列导致财产损失和人员生命伤亡的风险事件；发生频率低于一般的灾害事故；灾害的精准预测比较困难；引起的损失十分巨大。据Sigma研究报告统计数据显示，自1970年以来，全球巨灾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呈上升趋势，保险损失偿付也日益增加。仅2006年1年，全世界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导致的经济损失就约为400亿美元，其中地震、严寒、风暴以及航运事故导致多人成为受害者，总共约有30000人在各种灾害中丧生，保险业为此支付了150亿美元。随着全球性的气候变异加之各种恐怖、暴动、骚乱等灾难性事件的威胁，巨灾发生的频率将会继续增加，造成的损失也会持续扩大。因此，加强和完善巨灾风险应急管理已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2.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呈明显上升趋势，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根据民政部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近10年来我国每年因灾难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基本维持在2000亿元左右。2006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4109.1万公顷，比上年增加5.9%。其中，绝收面积540.9万公顷，比上年增加17.7%；因灾死亡3186人，比上年增长28.7%；倒塌房屋193.3万间，比上年减少33.1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28.1亿元，比上年增加23.8%，是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以来的第二个重灾年。而2008年年初的一场特大雨雪冰冻灾害就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达1500多亿元，据中国保险监管委员会的数字显示，截至2008年3月1日，我国各保险公司共接到报案101.1万件，已付赔款19.74亿元，预计保险公司全国赔款数字将在40亿元左右。尽管保险业积极主动赔付，但保险赔付金额尚不足损失总额的3%，低于全球平均水平36%。就在雨雪冰冻灾害之后的短短几个月，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强地震，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无疑是雪上加霜。此次大地震中，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涉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等省市。截止6月9日，地震已造成69142人遇难，直接受灾人口达1000多万人。受灾地区交通、电力、通讯、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均受损毁，损失惨重，而且仍不断有次生灾害的发生。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披露，仅四川一省工业企业的直接损失已达670亿元，汶川大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雪灾。中国保监会要求“特事特办”，各保险公司纷纷建立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处理灾区保险理赔事宜，但参与赔付的保险公司多是寿险公司，它们将会对地震造成的人身意外进行正常赔付，然而由于地震在大多数财险险种中属于免责范围，企业财产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通常不对地震进行赔付，即使运用通融赔付原则，赔偿金额也是杯水车薪。由此可见，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而保险业所承载的损失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尚未充分发挥，进一步凸显了加快发展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迫切性。目前，美国、日本以及欧盟的主要成员国等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其巨灾保险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可供借鉴。二、国外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及其比较1.美国模式。美国面对巨灾风险主要建立了政府主导推出巨灾保险计划和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相结合两种方式。(1)政府主导推出巨灾保险计划。美国具有和中国类似的自然环境状况，而且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常遭受着人为巨灾方面的威胁，因此，对于巨灾损失的分担，政府往往采取积极的态度，就主要自然灾害和人为巨灾推出各种保险计划。一是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FIP)。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并据此法令创设了联邦洪水保险制度。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全国洪水保险法》，为落实该法案，又制定了《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FIP)，建立了国家洪水保险基金。1973年颁布的《洪水灾害保护法案》以及在1994年和2004年两次出台的《洪水保险改革法案》，分别促进了洪水保险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为了推动国家洪水保险计划，还专门成立了洪水保险经营和管理的联邦机构——联邦保险管理局，该局在“9.11”后与其他部门合并为联邦保险和减灾局，并直接隶属于国土安全部。在美国的洪水保险体系中，国家认定的洪水风险区域的社区必须要参加NFIP，否则，将受到联邦政府的惩罚。在洪水保险销售方面，由于美国的洪水保险是由政府直接经营和管理，而政府的销售网络较少，于是政府推出了保险公司协助销售的WYO计划。根据该计划，保险公司与联邦洪水保险管理机构签署协议成为WYO公司。WYO公司主要职责是帮助联邦政府销售洪水保险，并在洪灾发生时及时办理有关赔偿手续和垫付赔偿资金，而由政府承担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NFIP由于受到联邦财政政策的支持，享受联邦政府的免税待遇，所以具备较强的灾后偿付能力。NFIP不仅没有给商业保险增加负担，又通过WYO计划使得商业保险公司能够参与其中且不承担风险，从而提高了NFIP对投保人的服务质量。此外，NFIP还鼓励社区和个人的减灾行为；对实施特定减灾措施的社区提供财政援助。二是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MPCI)。美国农业也易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为了减少巨灾风险，1938年美国建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FCIC)。根据1980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案》，美国建立了新的联邦多险种农作物保险计划(MPCI)。联邦农作物保险也是通过商业保险公司的销售系统进行销售，并主要作为商业保险公司销售农作物保险的附属。FCIC的MPCI为由自然情况引发的但超过农场主控制能力的全部损失提供保障。1994年10月，该计划作了新的变动，它要求凡是参加美国农业部各种支持计划的农场主都必须签订强制性MPCI保险，否则将丧失未来的援助。三是人为巨灾保险计划。在人为巨灾保险计划中，美国政府主要推出了核责任保险和公众担保保险计划等。其中公众担保保险计划是强制性的半社会保险计划，主要与持有大众资产的金融机构相关，例如为存款者承保商业银行倒闭导致的损失风险。(2)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相结合。巨灾保险比普通保险的风险大得多，一般可以通过再保险把巨灾保险风险分散出去。然而，在美国巨灾再保险供给不足，而市场需求不断提高，导致价格急剧上升，于是保险公司开始借助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分散巨灾风险。1992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首次发行了巨灾期权。随后，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保险衍生商品，如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互换等。一种新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即巨灾风险证券化形成了，该机制将保险市场的巨灾风险打包转化为能在资本市场上流通的金融工具，在资本市场上筹集保险资本，解决巨灾发生时保险市场上资金不足的难题。在美国，这种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的结合，不仅将保险市场上的风险向资本市场转移，同时也融通了资金，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2.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巨灾保险体系。欧盟各主要成员国的保险政策不尽相同，面对巨灾风险主要建立了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种巨灾保险体系。(1)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欧盟现有的27个成员国中，法国、挪威、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5国建立了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通过立法手段要求符合某类条件的投保人必须购买。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的国家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都是以法律的形式来明确巨灾保险的强制性；对巨灾保险责任进行严格界定；通过扩展基本险保险责任的方式销售；通过建立巨灾保险基金进行多渠道风险分散。(2)非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以英国为代表其他国家大都实行非强制性巨灾保险，即市场上销售的商业保险的保险责任中已经涵盖了巨灾风险责任，投保人可自行选择时机购买。英国具备发达的保险市场，以洪水保险为例来看其如何通过保险有效地分担巨灾损失。英国的洪水保险不同于美国的模式，其保险的供给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业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业主可以自愿在市场上选择保险公司投保。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并向保险公司提供洪灾风险评估、灾害预警、气象研究资料等相关公共品。只有在政府履行了这些职责的地区，保险公司才提供巨灾保险。英国政府与私营保险业的这种建设关系，使得洪水风险在英国具有可保性。同时，英国政府还特别注意加强与保险行业协会的合作。此外，电于英国再保险市场是世界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所以政府并不对巨灾保险提供再保险方面的支持，而是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直接通过再保险市场将风险分散出去。因此，尽管近几年英国洪水发生的频率和损失都在增加，一些地区的保费水平也随之上升，但是英国家庭财产保险市场仍然保持了高度的竞争性，对消费者而言依然是成本较低的，2002年的洪水保险参保率已达到80%左右，这正是英国洪水保险体制的最大成功之处。3.日本模式。日本是个地震频发的国家，而且人多地少，所以日本的巨灾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地震和农业巨灾损失分担方面，并且形成了独特的巨灾保险发展模式。(1)地震保险。日本地震保险体制源自1966年通过的《地震保险法》，该法律规定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建立地震保险体系。日本地震保险将企业财产与家庭财产分开，对前者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在承保限额内由商业保险公司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对后者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在规定限额内由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承担赔偿责任。[1][2][][]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超额再保险方式承保：初级巨灾损失(750亿日元以下)100%由参与该保险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中级巨灾损失(750亿-10774亿日元)由参与该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50%，政府承担50%；高级巨灾损失(10774亿-41000亿日元)由政府承担95%，被保险人承担5%。如果单个地震巨灾造成的损失超过了规定的总限额，巨灾保险可以按照总限额与实际应付赔款总额之比进行比例赔付。在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方面，日本创造了一种由政府和民间再保险公司共同分担的二级再保险模式，即保险公司在收取保险费后，向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全额投保(“A特别签约”)，日本再保险公司再将部分再保险分出，向各保险公司购买的再再保险叫“B特别签约”，向政府购买的再再保险叫“C特别签约”。日本地震险的成功之处在于将地震险的普及率由2.9%提升到20%，而大部分非寿险公司经营该项保险产品的保费收入也保持双倍增长趋势。(2)农业保险。日本农业建立在分散的、个体农户小规模经营的基础之上，农业保险是日本政府为了应付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后果，以保障农业再生产的经营稳定，使之适应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而采取的一种重要的支持形式。日本现行的农业保险始于1948年《农业灾害补偿法》，由此开辟了依法强制参加农业保险和以合作组织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农业保险制度的先河。日本农业保险的组织架构很有特色，分为三个层次：村一级农业共济组合(theagriculturalmutualreliefassociation)，府、县一级农业共济组织联合会(thefederationsmutualreliefassociation)，设在农林水产省的农业共济再保险特别会计处(thefederationsmutualreliefreinsurancespecialaccount)。除了这三个层次外，还建立了农业共济基金会(thefederationsmutualrelieffund)，作为联合会贷款的机构。日本依托这种农业共济组织选择了以政策性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农户参加保险，仅承担很小部分保费，大部分由政府承担，政府用于农业保险的财政支出占农林水产省总支出的4%-6%，保费补贴比例依费率不同而高低有别，通常将保费补贴与农业信贷、价格保护、农业灾害救济、生产调整等捆绑起来实施，以增强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日本这种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政府补贴和再保险相扶持的模式在世界农业保险模式中可谓独树一帜，别具一格。4.几种模式的比较分析。上述国外巨灾保险的几种发展模式都是依据各自国情建立的，在承保主体和承保范围、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以及巨灾保险中的制度保障等方面，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1)承保主体和承保范围。美国和欧盟内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的国家在以政府为主导推出的各种巨灾保险计划中，承保主体基本都是政府，由政府承担保险责任，凡是国家认定的巨灾风险区域的社区一般都在其承保范围内。欧盟内实行非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的国家，其承保主体和承保范围与美国模式大不相同。以英国为例，承保主体是商业保险公司，政府并不参与其中，但需要建立有效防洪体系和提供与巨灾风险相关的公共晶，只有某地区有达到特定标准的防御工程措施或积极推进防御工程改进计划，各商业保险公司才会在该地区的家庭财产保险和小企业保单中包含洪水保障。日本在承保方面则采用的是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合作、民间经营与政府补贴相扶持的方式。(2)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对于巨灾保险的顺利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风险控制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投资建立防灾防损工程体系；二是利用再保险市场分散风险。美国的巨灾保险一般由政府提供，而没有设立专门的再保险公司，所以巨灾保险的风险基本上全部由政府承担。根据美国相关法案，当国家洪水保险基金不足的时候，可以要求国家财政拨款。然而，随着巨灾频率的增加、损失的增大，巨灾保险的风险也在加剧，为了更好地控制风险，美国开始利用强大的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在资本市场上推出了一系列诸如巨灾期权、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互换等的保险衍生商品，形成了新的巨灾保险风险控制方式——巨灾风险证券化。而日本、欧盟的一些主要成员国更多是依靠其发达的再保险市场来分散巨灾风险。不过，根据Sigma的最新研究报告，2007年欧洲的财产保险损失最为严重。因此，最近欧洲保险业发起了建立欧洲灾害损失风险指数的倡议，旨在美国境外研发具透明度的指数，实现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的目标。(3)巨灾保险中的制度保障。美国、日本和欧盟内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的国家，为了推动本国巨灾保险的发展，均适时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加以明确其强制性和规范其经营管理。英国则依靠其发达的保险市场，在建立非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过程中，更强调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保险行业协会作为民间机构，与政府签订洪水保险方面的合作协议，以此明确双方的职责与义务，为本国巨灾保险的成功运行提供保证。通过几种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巨灾风险的特殊性，这些国家的政府都有直接介人或间接支持，积极发挥国家的信用作用，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重视工程性防损减灾措施的实施。各国都是立足本国国情，针对主要的巨灾风险进行单独的有效经营管理，注重传统和新型的巨灾风险控制手段的运用，构建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保障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和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现在各国都逐渐把本国的巨灾损失通过跨国的(再)保险公司和全球的资本市场转移出国门，在国际范围进行损失的分担，从而减轻本国的财政和经济压力。综上所述，国外在发展巨灾保险的过程中，政府、保险业、民间相关机构和资本市场都在不同层次、不同力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建立满足本国巨灾风险需求的巨灾保险体系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三、对我国发展巨灾保险的几点启示我国的巨灾保险才刚刚起步，规模较小、保障面窄，而且社会对巨灾保险的认知程度不高。透过南方发生的冰冻雪灾和汶川大地震可以看出，保险业在我国巨灾风险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比较有限，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国外巨灾保险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对我国研究巨灾风险的损失分担机制、构建和谐社会的巨灾保险体系不无有益的启示。1.合理定位政府角色，重视市场力量。2007年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我国将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并鼓励单位和公民参加保险。可见，政府财政支持将是我国巨灾保险的基本特征。所以，借鉴国外经验，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至关重要。政府必须慎重控制其承担巨灾风险的程度，避免在重灾年份由于大量救济而严重削弱国民经济。我国政府的支持作用更多地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程性防灾防损措施等公共品的提供工作；对遭受特大灾害的社会成员以无偿援助形式提供必要的、适当的、部分的救济；对部分巨灾风险如洪水、地震等实行强制性保险，或由政府充当再保险人，商业保险公司具体承保；建立并公布自然灾害风险景气指数，指导保险公司科学承保；利用国家财税优惠政策鼓励投保、奖励防灾，提高公众的保险意识等。在积极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更要重视市场的力量，尤其是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在巨灾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商业保险公司是市场的主体，为了提高其承保巨灾风险的积极性，政府可以和保险公司合作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并指定专门机构进行保值、增值运作，以应对巨灾风险带来的巨额赔付，增强保险公司和国家共同分担巨灾风险损失的能力。2.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重点发展再保险市场。从国外巨灾保险的实践经验来看，风险分散机制是整个保险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环，除了投资防灾工程和再保险等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外，发达国家出现了巨灾风险证券化的趋势，利用其成熟的资本市场开发了一系列保险衍生产品，增强了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因此，我国也必将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和金融改革的深化，建立起多层次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然而现阶段，入世的“过渡期”刚刚结束，我国再保险的法定分保比例自2003年起逐年递减5%，已降至到零，而国际知名的瑞士再保险公司、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等也已纷纷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中国再保险公司面临机遇和挑战。可见，在尚未建立起多层次的风险分散机制之前，有必要先重点发展我国的再保险市场，扩大国内再保险规模，培育再保险联合体，鼓励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在更大的范围内分散巨灾风险。3.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增强保险技术支撑。我国发展巨灾保险还需要相关的保险技术作支撑，合理地制定巨灾保险的费率。从国外巨灾保险衍生晶的发展演变来看，一个公正客观的巨灾损失指数可以成为开发出标准化巨灾保险产品的数理基础。但目前在没有足够的历史数据，又缺乏足够精算人才的情况下，要想精确制定我国巨灾保险费率比较困难，如地震保险主要由于地震精算技术有限以及保险公司的费率制定权限不够，无法对风险较高的地震险种制定和执行合理费率，所以大多数公司没有将其列入承保的基本责任范围。因此，今后一方面需要和相关机构调查、搜集全国各地各种巨灾的发生频率、密度、历年财产损失及分布情况，建立各种自然灾害的巨灾数据库；另一方面需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学习国外先进的产品开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入专业的保险公司参与到我国巨灾保险体系建设中来，如地震模型管理公司、农业保险公司、再保险经纪公司等。4.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提高公众认知程度。从国外的发展模式来看，相关法律法规是发展巨灾保险的重要制度保障，因此，我国也应尽快制定与各种巨灾风险有关的保险法律法规，以保证我国巨灾保险的顺利开展。在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的同时，还应借两次巨灾过后重建的契机，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来提高公众对巨灾保险的认知程度，调动公众投保的积极性，扩大保险的覆盖面。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3

关键词　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借鉴

一、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发生频率高、分布地域广、造成损失大。根据民政部的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近十年来我国每年因灾难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基本维持在2000亿元左右。2006年，全国农作物受灾面积达到4109.1万公顷，比上年增加5.9％。其中，绝收面积540.9万公顷，比上年增加17.7％；因灾死亡3186人，比上年增长28.7％；倒塌房屋193.3万间，比上年减少33.1万间；直接经济损失2528.1亿元，比上年增加23.8％，是1998年特大洪涝灾害以来的第二个重灾年。而2008年无疑是继2006年后的又一个重灾年，年初的一场特大雨雪冰冻灾害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达1516.5亿元。据中国保险监管委员会的最新数字显示，目前保险公司支付赔款47.6亿元，尽管保险业积极主动赔付，但赔偿金额尚不足损失总额的4％，低于全球平均水平36％。就在雨雪冰冻灾害之后的短短几个月，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8.0级特大强地震。此次大地震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灾难，其地震强度和烈度超过19r76年的唐山大地震，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主要涉及四川、甘肃、陕西、重庆等省市。截止5月25日，汶川大地震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已超过雪灾，仅四川一省的经济损失已超过2000亿元，甘肃、陕西的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为500亿元和62亿元。截至6月2日，地震已致69019人遇难，373573人受伤，18627人失踪，累计受灾人数4555.2965万人。受灾地区交通、电力、通讯、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均受损毁，损失惨重，而且仍不断有次生灾害的发生。中国保监会要求“特事特办”，各保险公司纷纷建立绿色通道，第一时间处理灾区保险理赔事宜，但参与赔付的保险公司多是寿险公司，它们将会对地震造成的人身意外进行正常赔付，然而由于地震在大多数财险险种中属于除外责任，企业财产保险和家庭财产保险通常不对地震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即使运用通融赔付原则，赔偿金额相对巨额损失仍是十分有限。

由此可见，我国巨灾风险形势严峻，而保险业所承载的损失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尚未充分发挥，进一步凸显了加快发展我国巨灾保险制度的迫切性。目前，美国、日本、新西兰以及欧盟的主要成员国等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巨灾保险制度，其巨灾保险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可供借鉴。

二、国外巨灾保险发展模式及其比较

(一)美国模式

1　政府主导推出巨灾保险计划。美国具有和中国类似的自然环境状况，而且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常遭受着人为巨灾方面的威胁，因此，对于巨灾损失的分担，政府往往采取积极的态度，就主要自然灾害和人为巨灾推出各种保险计划。

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洪水保险法》，并据此法令创设了联邦洪水保险制度。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全国洪水保险法》，为落实该法案，又制定了《国家洪水保险计划》(NFIP)，建立了国家洪水保险基金。1973年颁布的《洪水灾害保护法案》以及在1994年和2004年两次出台的《洪水保险改革法案》，分别促进了洪水保险的进一步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为了推动国家洪水保险计划，还专门成立了洪水保险经营和管理的联邦机构――联邦保险管理局，该局在“9.11”后与其他部门合并为联邦保险和减灾局并直接隶属于国土安全部。

在美国的洪水保险体系中，国家认定的洪水风险区域的社区必须要参加NFIP，否则，将受到联邦政府的惩罚。在洪水保险销售方面，由于美国的洪水保险是由政府直接经营和管理，而政府的销售网络较少，于是政府推出了保险公司协助销售的WYO计划。根据该计划，保险公司与联邦洪水保险管理机构签署协议成为WYO公司。WYO公司主要职责是帮助联邦政府销售洪水保险，并在洪灾发生时及时办理有关赔偿手续和垫付赔偿资金，而政府承担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NFIP由于受到联邦财政政策的支持，享受联邦政府的免税待遇，所以具备较强的灾后偿付能力。NFIP不仅没有给商业保险增加负担，又通过WYO计划使得商业保险公司能够参与其中且不承担风险，从而提高了NFIP对投保人的服务质量。此外，NFIP还鼓励社区和个人的减灾行为；对实施特定减灾措施的社区提供财政援助。

2　验生活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相结合。巨灾保险比普通保险的风险大得多，一般可以通过再保险把巨灾保险风险分散出去。然而，在美国巨灾再保险供给不足，而市场需求不断提高，导致价格急剧上升的情况下，于是保险公司开始借助美国强大的资本市场分散巨灾风险。1992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首次发行了巨灾期权。随后，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保险衍生商品，如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互换等。一种新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即巨灾风险证券化形成了，该机制将保险市场的巨灾风险打包转化为能在资本市场上流通的金融工具，在资本市场上筹集保险资本，解决巨灾发生时保险市场上资金不足的难题。在美国，这种巨灾风险与资本市场的结合，不仅将保险市场上的风险向资本市场转移，同时也融通了资金，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

(二)欧盟主要成员国的巨灾保险体系

欧盟各主要成员国的保险政策不尽相同，面对巨灾风险主要建立了强制性和非强制性两种巨灾保险体系。

1，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欧盟现有的27个成员国中，法国、挪威、西班牙、瑞典和土耳其五国建立了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通过立法手段要求符合某类条件的投保人必须购买。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的国家具有共同的一些特点：(1)都是以法律的形式来明确巨灾保险的强制性；(2)对巨灾保险责任进行严格界定；(3)通过扩展基本险保险责任的方式销售；(4)通过建立巨灾保险基金进行多渠道风险分散。

2　验生活非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以英国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大都实行非强制性巨灾保险，即市场上销售的商业保险的保险责任中已经涵盖了巨灾风险责任，投保人可自行选择时机购买。英国具备发达的保险市场，以洪水保险为例来看其如何通过保险有效地分担巨灾损失。

英国的洪水保险不同于美国的模式，其保险的供给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业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业主可以自愿在市场上选择保险公司投保。而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并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并向保险公司提供洪灾风险评估、灾害预警、气象研究资料等相关公共品。只有在政

府履行了这些职责的地区，保险公司才提供巨灾保险。英国政府与私营保险业的这种建设关系，使得洪水风险在英国具有可保性。同时，英国政府还特别注意加强与保险行业协会的合作。此外，由于英国再保险市场是世界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所以政府并不对巨灾保险提供再保险方面的支持，而是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直接通过再保险市场将风险分散出去。因此，尽管近几年英国洪水发生的频率和损失都在增加，一些地区的保费水平也随之上升，但是英国家庭财产保险市场仍然保持了高度的竞争性，对消费者而言依然是成本较低的，2002年的洪水保险参保率已达到80％左右，这正是英国洪水保险体制的最大成功之处。

(三)日本模式

日本是个地震频发的国家，而且人多地少，所以日本的巨灾保险研究主要集中在地震和农业巨灾损失分担方面，并且形成了独特的巨灾保险发展模式。

1　地震保险。日本地震保险体制源自1966年通过的《地震保险法》，该法律规定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建立地震保险体系。日本地震保险将企业财产与家庭财产分开，对前者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在承保限额内由商业保险公司单独承担赔偿责任；对后者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在规定限额内由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超额再保险方式承保：初级巨灾损失(750亿日元以下)100％由参与该保险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中级巨灾损失(750亿～10774亿日元)由参与该机制的保险人与再保险人承担50％，政府承担50％；高级巨灾损失(10774亿～41000亿日元)由政府承担95％，被保险人承担5％。如果单个地震巨灾造成的损失超过了规定的总限额，巨灾保险可以按照总限额与实际应付赔款总额之比进行比例赔付。

在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方面，日本创造了一种由政府和民间再保险公司共同分担的二级再保险模式，即保险公司在收取保险费后，向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全额投保(“A特别签约”)，日本再保险公司再将部分再保险分出，向各保险公司购买的再再保险叫“B特别签约”，向政府购买的再再保险叫“C特别签约”。

2　农业保险。日本农业建立在分散的、个体农户小规模经营的基础之上，农业保险是日本政府为了应付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的后果，以保障农业再生产的经营稳定，使之适应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而采取的一种重要的支持形式。日本现行的农业保险始于1948年《农业灾害补偿法》，由此开辟了依法强制参加农业保险和以合作组织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农业保险制度的先河。

日本农业保险的组织架构很有特色，分为三个层次：村一级农业共济组合(the agricultural mutual relief association)，府、县一级农业共济组织联合会(the fed－emtiom mutual relief association)，设在农林水产省的农业共济再保险特别会计处(the federations mutual relief reinsurance special account)。除了这三个层次外，还建立了农业共济基金会(the federations mutual relief fund)，作为联合会贷款的机构。日本依托这种农业共济组织选择了以政策性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农户参加保险，仅承担很小部分保费，大部分由政府承担，政府用于农业保险的财政支出占农林水产省总支出的4％～6％，保费补贴比例依费率不同而高低有别，通常将保费补贴与农业信贷、价格保护、农业灾害救济、生产调整等捆绑起来实施，以增强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日本这种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政府补贴和再保险相扶持的模式在世界农业保险模式中可谓独树一帜，别具一格。

(四)新西兰模式

新西兰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也是地震多发国家，平均每年发生地震近3000次。为了帮助人们在巨灾过后能够顺利重建家园、恢复生产，新西兰成功建立了地震保险制度。

新西兰地震巨灾险主要提供包括地震、山体塌方、火山爆发、海啸和地热活动等承保责任范围。巨灾风险的应对体系由地震委员会、保险公司和保险协会等三方组成。其中地震委员会由国家财政部全资组建，现已积累近50亿新元的巨灾风险基金。基金主要源自强制性保费及其在市场投资中所获的收益。居民向保险公司购买房屋或房内财产保险时，会被强制征收地震巨灾险和火灾险保费。一旦灾害发生，地震委员会将负责法定保险的损失赔偿；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合同负责超出法定保险责任部分的赔偿；而保险协会则负责启动应急计划。

新西兰地震委员会为了控制分散巨灾风险，主要是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进行分保。当巨灾损失金额超过一定额度或标准时，将启动再保险方案，而再保险方案又作了分层安排。政府将发挥托底的作用，在最后一层承担无限赔偿责任，地震委员会每年则须向政府支付一定的保证金。

(五)几种模式的比较分析

上述国外巨灾保险的几种发展模式都是依据各自国情建立的，在承保主体和承保范围、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以及巨灾保险中的制度保障等方面既有不同点又有相同点。

1　承保主体和承保范围。美国、新西兰和欧盟内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的国家在以政府为主导推出的各种巨灾保险计划中，承保主体基本都是政府，由政府机构建立巨灾保险基金，承担保险法定责任，凡是国家认定的巨灾风险区域的社区一般都在其承保范围内。欧盟内实行非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的国家，其承保主体和承保范围与美国模式大不相同。以英国为例，承保主体是商业保险公司，政府并不参与其中，但需要建立有效防洪体系和提供与巨灾风险相关的公共品，只有某地区有达到特定标准的防御工程措施或积极推进防御工程改进计划，各商业保险公司才会在该地区的家庭财产保险和小企业保单中包含洪水保障。日本在承保方面则采用的是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合作、民间经营与政府补贴相扶持的方式。

2　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巨灾保险的风险控制对于巨灾保险的顺利实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风险控制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投资建立防灾防损工程体系；二是利用再保险市场分散风险。

美国的巨灾保险一般由政府提供，而没有设立专门的再保险公司，所以巨灾保险的风险基本上全部由政府承担。根据美国相关法案，当国家洪水保险基金不足的时候，可以要求国家财政拨款。然而，随着巨灾频率的增加、损失的增大，巨灾保险的风险也在加剧，为了更好地控制风险，美国开始利用强大的资本市场来分散风险，在资本市场上推出了一系列诸如巨灾期权、巨灾债券、巨灾期货、巨灾互换等的保险衍生商品，形成了新的巨灾保险风险控制方式――巨灾风险证券化。而日本、新西兰、欧盟的一些主要成员国更多是依靠其发达的再保险市场来分散巨灾风险。不过，根据sigma的最新研究报告，2007年欧洲的财产保险损失最为严重。因此，最近欧洲保险业发起了建立欧洲灾害损失风险指数的倡议，旨在美国境外研发具透明度的指数，实现将巨灾风险转移到资本市场的目标。

3　巨灾保险中的制度保障。美国、日本、新西兰和欧盟内实行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的国家为了推动本国巨灾保险的发展，均适时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加以明确其强制性和规范其经营管理。英国则依靠其发达的保险市场，在建立非强制性巨灾保险体系过程中，更强调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作用。保险行业协会作为民间机构，与政府签订洪水保险方面的合作协议，以此明确双方的职责与义务，为本国巨灾保险的成功运行提供保证。值得一提的是，新西兰的巨灾保险体系虽然是强制性的，但仍十分注重发挥保险行业协会的应急辅助职能。

通过几种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巨灾风险的特殊性，这些国家的政府都直接介入或间接支持，积极发挥国家的信用作用，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重视工程性防损减灾措施的实施。各国都是立足本国国情，针对主要的巨灾风险进行单独的有效经营管理，注重传统和新型的巨灾风险控制手段的运用，构建全国性或区域性的保障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金融市场一体化和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现在各国都逐渐把本国的巨灾损失通过跨国的(再)保险公司和全球的资本市场转移出国门，在国际范围进行损失的分担，从而减轻本国的财政和经济压力。

综上所述，国外在发展巨灾保险的过程中，政府、保险业、民间相关机构和资本市场都在不同层次、不同力度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建立满足本国巨灾风险需求的巨灾保险体系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三、借鉴国外经验。构建我国和谐社会下的巨灾保险体系

我国的巨灾保险才刚刚起步，规模较小、保障面窄，而且社会对巨灾保险的认知程度不高。透过南方发生的冰冻雪灾和汶川大地震可以看出，保险业在我国巨灾风险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比较有限，远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借鉴国外巨灾保险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研究我国巨灾风险的损失分担机制、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巨灾保险体系迫在眉睫。

(一)合理定位政府角色，重视市场力量

2007年8月30日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我国将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并鼓励单位和公民参加保险。政府财政支持将是我国巨灾保险的基本特征。所以，借鉴国外经验，合理定位政府角色至关重要。政府必须慎重控制其承担巨灾风险的程度，避免在重灾年份由于大量救济而严重削弱国民经济。我国政府的支持作用更多地应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程性防灾防损措施等公共品的提供工作；对遭受特大灾害的社会成员以无偿援助形式提供必要的、适当的、部分的救济；对部分巨灾风险如洪水、地震等实行强制性保险，或由政府充当再保险人，商业保险公司具体承保；建立并公布自然灾害风险景气指数，指导保险公司科学承保；利用国家财税优惠政策鼓励投保、奖励防灾，提高公众的保险意识等。在积极发挥政府作用的同时，更要重视市场的力量，尤其是资本市场与保险市场在巨灾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商业保险公司是市场的主体，为了提高其承保巨灾风险的积极性，政府可以和保险公司合作建立巨灾保险基金，并指定专门机构进行保值、增值运作，以应对巨灾风险带来的巨额赔付，增强保险公司和国家共同分担巨灾风险损失的能力。

(二)建立巨灾风险分散机制，重点发展再保险市场

从国外巨灾保险的实践经验来看，风险分散机制是整个保险体系中不容忽视的一环，除了投资防灾工程和再保险等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外，发达国家出现了巨灾风险证券化的趋势，利用其成熟的资本市场开发了一系列保险衍生产品，增强了保险公司的风险管理能力。因此，我国也必将随着资本市场的完善和金融改革的深化，建立起多层次的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然而现阶段，入世的“过渡期”刚刚结束，我国再保险的法定分保比例自2003年起逐年递减5％，已降至到零，而国际知名的瑞士再保险公司、慕尼黑再保险公司等也已纷纷进入中国保险市场，中国再保险公司面临机遇和挑战。在尚未建立起多层次的风险分散机制之前，有必要先重点发展我国的再保险市场，扩大国内再保险规模，培育再保险联合体，鼓励利用国际再保险市场在更大的范围内分散巨灾风险。

(三)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增强保险技术支撑

我国发展巨灾保险还需要相关的保险技术作支撑，合理地制定巨灾保险的费率。从国外巨灾保险衍生品的发展演变来看，一个公正客观的巨灾损失指数可以成为开发出标准化巨灾保险产品的数理基础。但目前在没有足够的历史数据，又缺乏足够精算人才的情况下，要想精确制定我国巨灾保险费率比较困难，如地震保险主要由于地震精算技术有限以及保险公司的费率制定权限不够，无法对风险较高的地震险种制定和执行合理费率，所以大多数财险公司没有将其列入承保的基本责任范围。因此，今后一方面需要和相关机构调查、搜集全国各地各种巨灾的发生频率、密度、历年财产损失及分布情况，建立各种自然灾害的巨灾数据库；另一方面需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学习国外先进的产品开发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入专业的保险公司参与到我国巨灾保险体系建设中来，如地震模型管理公司、农业保险公司、再保险经纪公司等。

(四)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提高公众认知程度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4

[关键词]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基金;巨灾风险管理;运行机制

理论上讲,由于巨灾的准公共性质,如果政府拥有足够的财力,那么政府理应风险自留,为巨灾损失买单。但是这一理论在实际中对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理由是这些国家吸收巨灾损失的能力相当有限。地处飓风和地震频发的加勒比海地区的三十多个小型岛屿国家正是如此。由于经济规模甚小且外债沉重,它们无力购买保险,而不得不依赖国际捐赠来筹集救灾资金。但是由于捐赠通常不能及时到位,这些国家在一场巨灾之后往往缺乏资金立即进行赈灾,甚至无法维系政府的正常运转。在世界银行的支持下,加勒比共同体各国于2007年6月成立了加勒比巨灾风险保险基金(Caribbean Catastrophe Risk Insurance Facility,以下简称CCRIF)。在当今世界上十多个巨灾保险基金中,该基金颇具特色,在多方面进行了创新。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为灾后政府迅速提供流动性支持的政府性质的救灾保险基金;是世界上第一个多国参与的区域性巨灾共同体;是世界上第一个选取参数指数为触发条件的共保体。

学术界对巨灾保险基金的研究刚开始起步。卓志和王琪(2008)从巨灾风险融资体系的视角提出了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基金的构想;谢世清(2009)对国际巨灾保险基金模式进行了梳理探析。但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有关CCRIF的研究论文。本文在介绍CCRIF产生的背景、组织结构和优点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CCRIF的运行机制和风险转移安排,以寻求对我国如何建立自然灾害救济基金提供新的思路。

一、CCRIF概述

(一)成立背景

长期以来,自然灾害给加勒比地区的各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严重威胁其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勒比地区每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平均损失已经超过当地每年GDP的2%。1979―2005年,飓风给加勒比国家造成了总计为166亿美元的损失,年平均损失6.13亿美元。而仅2004年4次大飓风(Charley、Frances、Ivan和Jeanne)给加勒比地区造成多达40亿美元的巨额损失,其中飓风Ivan给格林纳达所造成的损失为8亿美元,是该国GDP的两倍。

多方面的原因使得一般的风险转移方法对这些岛屿国家都不适用。首先,由于岛屿国家有限的财政预算,单个国家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来应对灾难;其次,它们的经济特性限制了各岛屿国家之间进行灾后重建的互助互补行动;第三,大部分国家过高的负债水平限制了灾后有效进行信用融资;第四,如果单个国家购买的保险交易金额太小,交易成本太高,很难进入国际(再)保险市场。

鉴于以上原因,在经历了2004年飓风Ivan袭击之后,加勒比共同体国家决定请求世界银行提供巨灾保险援助。经过加勒比地区各国政府、主要捐款国和来自世界银行专家两年的协调协商之后, 2007年6月CCRIF正式成立了。其目的是为使加勒比地区国家在已经非常紧张的财政预算限制的情况下,以一种政府可以负担得起的、相对优惠的保险费率购买巨灾保险,使其能够在灾后及时得到赔付资金来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

(二)组织结构

CCRIF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特殊目的的保险公司,由参与国和捐赠国所任命的董事会所控制,但其运营管理则是通过董事会监督下的一些保险经理来具体操作执行。CCRIF包括董事会和运营部门。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一名来自于加勒比共同体,代表参与国家;另一名来自于加勒比开发银行,代表捐赠国家;还包括一名财务专家和一名保险专家等。运营部门的负责人包括基金监管人、内部经理人、资产经理人和再保险经纪人。

董事会的职责包括制定和审核CCRIF政策;发展并完善战略计划;通过可行的财政支持维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机构的长远规划。基金监管人对所有前台运营负责,包括建模、风险转移、定价、动态财务分析、制定目标和市场营销等;内部经理人对所有的后台运营负责,包括办公、会计、审计管理和监管联络等;资产经理人负责将资金按照CCRIF投资指导的要求进行投资;再保险经纪人负责落实执行由基金监管人所指定的风险转移战略。

(三)主要优点

1.风险分散效果明显。加勒比地区包含有30多个岛屿国家,面积广阔。由于灾害在各岛屿之间发生并非完全相关,单个飓风或者地震灾害同时袭击所有岛屿的可能性极低。因此CCRIF的集合风险相对于单个国家所单独面临的风险来说要稳定得多,有利于分散风险。CCRIF所需的风险资本远远小于单个国家分别为各自损失所储备的风险资本总额。如图1所示,对150年一遇的巨灾来说,CCRIF集合地震和飓风期望损失分别只相当于所有国家总损失额的1/3和1/4。

2.保费极为优惠。CCRIF的保费只相当于公开市场上同类保险价格的一半左右。除了上述把各国的个体风险集合成一个多元化的风险组合极大地分散风险外,CCRIF机构非常精简,所需的人力成本较低。此外,把个体风险集合所产生的经济规模效应也使得统一再保险价格大为下降。最后,由日本政府提供种子基金,捐赠国支持,世界银行协调使得它不需要收取更高的保费来填补其项目启动的费用。

3.参数指数启赔机制确保理赔迅速。首先,保险合同的参数指数促发机制是事先约定的自然灾害事件本身的参数如飓风风速和半径、地震的等级等,而不是保险公估人对灾害所造成实际损失的评估。其次,申请赔付的文字工作也被降低到了最低程度。这种参数理赔制度能够更客观迅速地获得理赔,当灾难发生时,CCRIF可以为参与国在短期内提供迅速的现金赔付。

4.财务可持续性能力强。动态财务分析显示,CCRIF在未来10年的生存概率是99.86%,意味着在10年内所进行10000次模拟测试中,只有14次CCRIF会出现破产。CCRIF的财务抗风险能力远高于当今世界上其他类似的巨灾保险基金。中国台湾地区地震保险基金和土耳其地震保险基 金分别能够经受住未来10年中发生一次240年一遇和150年一遇的巨灾冲击,但CCRIF却能够经受住发生一次1500年一遇的特大自然灾害的冲击。

二、CCRIF的运行机制

CCRIF的运作机制极类似于一个被各参与国控制的、具有保险功能的联合储备基金(见图2)。CCRIF资金来源于参与国所缴纳的保费和国际捐赠两部分,实行分权管理。参与国保费作为储备金的一部分,其运作由董事会监控。国际捐赠形成一个多方捐赠信托基金,它同CCRIF的关系由一个专门的协议所界定,财政支出依据相应的程序来执行。世界银行定期向捐赠者报告基金的使用情况。

(一)多国捐赠基金

原始捐赠金合在一起形成多方捐赠信托基金,并由世界银行对所有报批的开销实行报账制式的财务管理。多方捐赠基金有两个用途:一是支持CCRIF日常运营支出,包括支付各经理人的薪水、再保险的费用支出、保险赔偿和用于审计的费用;二是形成部分补充储备金。迄今 为止,该基金一共从世界银行、日本和法国获得了5千万美元的捐赠。

(二)储备金

储备金由四部分组成:(1)参与国的保费;(2)多方捐赠信托基金用于运营支出之外的部分;(3)储备金的利息收入;(4)储备金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获得的资本利得。信托基金和储备金之间既互相关联,又互相独立。其关联性体现在信托基金在结构上归属于储备金,部分可以直接用于风险赔付支出;其独立性又在于信托基金有专门的多方捐赠信托基金来对其进行经营和监督。这种方案既有利于各捐赠国对CCRIF的监督,也有利于CCRIF从各捐赠国得到更多的援助。

(三)再保险/ART

为了增加其赔付能力,CCRIF还大量在国际再保险市场上购买再保险。2007-2008年度的超额再保险的总额度是1.1亿美元,与CCRIF承保的巨灾保险总额度相匹配。其中,慕尼黑再保险占据这些传统再保险交易份额中的绝大多数,其他参与者还包括巴黎再保险和Hiscox以及伦敦的劳合社。CCRIF为了进一步分散风险,还采用了另类风险转移方法(ART),与世界银行签订了3千万美元的风险互换协约。

(四)保费

CCRIF提供针对较为罕见的飓风和地震两种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其赔付起点较高,飓风是15年一遇的损失,地震是20年一遇的损失。保费以保单的纯风险年度为基础计算。保单的理赔范围针对赔付短期收入损失而设计,而非为了赔付基础建设等其他间接社会费用。参与国自己决定自己的保额,这取决于他们对风险承受的能力和支付能力,他们支付的保费从20万到200万美元不等,分别对应保额1千万到5千万美元。

(五)运营支出

CCRIF的运营开支由四部分组成:(1)支付给再保险经纪人、资产管理经理、保险业务经理及其员工的薪水与福利;(2)定期交纳一定的再保险保费;(3)如果合同规定的灾害事件的参数指标满足触发条件,则需向参与国进行理赔;(4)还需要支付审计公司等中介机构的服务费用。

自2007年6月成立以来,CCRIF实际运行情况良好。所有受巨灾影响国家在24小时内得到巨灾损失通知,并在巨灾过后四个星期内得到实际赔付。2007年11月29号,在东加勒比地区爆发了50年一遇的里氏7.4级的地震,这是CCRIF成立以来第一起赔付事件,赔付给圣卢西亚和多米尼加两国总额达到100万美元。2008年9月,4级飓风艾克袭击了加勒比南部岛屿国家大特克,CCRIF根据合约赔付了该国630万美金。这是CCRIF成立以来第一起飓风赔付。

三、CCRIF风险转移安排

2007年6月CCRIF成立之初共有16个参与国认购了共29份保单,包括16份飓风保单和13份地震保单。值得注意的是,CCRIF保单的保额设计一般只为实际巨灾损失的20%,这一比例被认为受灾国可以在其他国际援助到来之前满足自身采取灾后救济行动对流动性资金的需求。CCRIF还对保单的总的风险敞口作了限制。2008年机构对飓风和地震的总保额分别为3.65亿美元和1.3亿美元。

(一)超额损失曲线

CCRIF每年平均的巨灾损失额为780万美元,但这一风险度量只能部分地说明CCRIF的风险暴露,因为它没有反映出在平均值上下的波动幅度,为此,可以用CCRIF组合风险的损失超越曲线(Loss Exceedance Curve, LEC)来反映机构的最大损失波动情况(见图3)。LEC是一组针对不同事件频率下的最大可能损失组合组成的曲线。可以看出,对于100年一遇的巨灾来说,最大损失将超过7100万美元,而对于1000年发生一次的灾害来说,最大损失会超过1.2亿美元(World Bank, 2008)。

(二)风险转移结构

CCRIF的财务战略是要使其最大赔付能力达到1.45亿美元,能够对1500年一遇的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进行赔付。其风险转移结构由以下四个层次所组成:(1)第一层次CCRIF风险自留为1250万美元,应对的年平均损失是410万美元;(2)第二层次由再保险承担超出第一层次以上的1250万美元的损失;(3)第三层次是由再保险承担超出第一第二层次之上的3000万美元的损失;(4)最后一个层次共有9000万美元,包括6000万美元的再保险和3000万美元的掉期。2008年,CCRIF共购买了总保额为1.325亿美元的再保险,再保险费率为7%,共支付保费930万美元,是年均损失550万的1.69倍。

其中,世界银行与CCRIF签订了一笔保额为3000万美元掉期协约,与此同时又与慕尼黑再保险签订了一份同样的掉期协约,抵消了世行自身的风险暴露。这样,CCRIF通过世界银行成功地把巨灾风险转移到国际资本市场。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使用巨灾衍生工具把巨灾风险转移到国际资本市场。这种风险安排进一步使得CCRIF的外在风险资本多元化,从而减少了对潜在的再保险价格周期的风险暴露。

(三)财务安全性

CCRIF的财务安全性极强,出现破产的概率极低。主要原因有:第一,CCRIF由各种复杂的风险损失模型支撑,使其风险转移方案满足各种不同条件下的赔付需求;第二,CCRIF保费包括期望损失、运营成本和储备增长能够充分满足一般赔付的设计要求;第三,CCRIF并不会随时间而分红,这样,CCRIF就可以降低来自购买再保险的保费份额,从而降低其对再保险市场的依赖,增强自己的财务可持续能力。

随着年限的不断增长,CCRIF资本金的规模发展迅速,其保费与纯风险(年总损失)比率也在下降。CCRIF资本金从最初的5500万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8000万美元,到2010年达到最高值9000万美元,随后下降稳定在8000万美元左右。目前CCRIF的年保费收入约2千 2百万美元,为每个参与国的年总损失的2.25倍。CCRIF计划在2至3年内把保费比率降低到比较稳定的水平(大约1.5至1.75倍)。这样,资本金继续累积直至保费可以降低至可足以维持CCRIF的长期运作的水平。

四、CCRIF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以参数指数为理赔机制、多国参与的区域性共保体,CCRIF成功地吸引到了众多的会员和大量资金,并把巨灾风险转移到国际再保险和资本市场,它向加勒比各国政府提供了保费低廉的保险项目。CCRIF还在不断改进之中,以便提供更多的保险品种,保障更多的国家。CCRIF的诸多创新和成功运作为中国建立巨灾保险基金提供了新的可行思路,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地震、洪水和台风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特别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和南方雨雪冰冻灾害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巨大损失,同时也给中央和省级的公共财政带来严重的冲击。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制度已是刻不容缓。国际经验表明,巨灾保险基金是巨灾保险制度的核心与关键,能够在巨灾风险管理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我国应借鉴CCRIF的成功经验,在更新、更高的起点上尽快建立我国的巨灾保险基金。具体启示如下:

1.建立“中国自然灾害救济基金(China Disaster Relief Fund, CDRF)"(简称“救灾基金"),其主要目的是给各受灾省份的省级政府提供流动性支持,用于灾后的应急救济工作,如搭建帐篷和临时避难所。而这种巨灾保险的设立目的是为各省级政府提供财政资金,并非像其他的巨灾保险基金是为了对巨灾保险公司的巨灾保单提供分保,以保障保险公司的赔偿能力。由各省政府财政厅按照自身在基金赔偿中所占的比例缴纳保费。

2.设立区域性的子基金。为了进一步分散在不同区域内的不同类型的自然灾害风险,“救灾基金"旗下可设立三个区域性的子基金,包括东南沿海地区的台风基金、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洪水基金,以及西部地震带地区的地震基金。每一个区域性的子基金由几个容易遭受相同自然灾害袭击的省份所组成。例如,台风基金由福建、广东、深圳等南部沿海省份组成;地震基金由四川、陕西、甘肃等省份组成;洪水基金由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和江苏等省份组成。每个区域性子基金的运作方式可以类似于CCRIF。

3.采取参数指数为触发机制。参数指数机制的启赔方式可以为基金在国际再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分散风险提供有利条件,也能避免核定损失的繁琐程序,有效地减少一般理赔所需的冗长时间,满足对救灾资金的即时需求。我国可以设立类似CCRIF的参数指数,按照中国地震局和气象局的相关天气指数进行设定,从而增加赔付的速度、可靠性、透明性和公正性。

4.充分利用国际再保险进行风险转移。CCRIF的显著特征就是通过风险集合降低统一再保险的保费费率,并且大量利用国际再保险以增加其赔付能力和财务安全性。由于中国人口稠密、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救灾基金"的需求量较大,需要通过国际再保险来进一步分散风险。一方面,三个区域性的不同灾害类型的子基金的风险分担能够把风险在广阔的地域内分散;另一方面,与CCRIF相似,“救灾基金”由于规模较大使其更容易在国际再保险市场上获得优惠的保费费率。

5.利用资本市场实现保险风险证券化。可以通过发行巨灾债券、签订巨灾互换协议等保险风险证券化方式,进一步将保险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上去。由于成立的“救灾基金”采取参数指数机制启赔方式,它容易在国际市场上发行巨灾保险连接证券,从而将巨灾保险风险进一步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分散和转移。

主要参考文献:

[1]卓 志,王 琪.中国巨灾保险基金的构建与模式探索:基于巨灾风险融资体系的视角[C].巨灾风险管理与保险国际研讨会文集,2008年9月, 第72-82页.

[2]谢世清.建立我国巨灾保险基金的思考[J].上海金融,2009(4).

[3]Ghesquiere, Francis et al (2008), "The Caribbean Catastrophe Risk Insurance Facility: Providing Immediate Funding after Nature Disasters", Operational Innovations in Latin America and Caribbean, March, World Bank Press.

[4]Young, Simon and Milo Pearson (2008), "The Caribbean Catastrophe Risk Insurance Facility as a Technical Model." Natural Catastrophe Risk Insurance Mechanism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Nov.

[5]World Bank (2007), Results of Preparation Work on the Design of a Caribbean Catastrophe Risk Insurance Facility. World Bank Press.

[6]World Bank (2008), Caribbean Catastrophe Risk Insurance Facility:A solution to the short-term liquidity needs of small island states in the aftermath of natural disasters. World Bank Press.

[7]Simmons, David (2008), 加勒比海巨灾风险共保体介绍, 国际巨灾保险基金管理研讨会。

Operation and Lessons of Caribbean Catastrophe Risk Insurance Fund

Xie Shiqing

Abstract: Caribbean Catastrophe Risk Insurance Fund (CCRIF) has

quite innovative

characteristics. It is the world's first disaster insurance fund by and for gov ernments to provide rapid short-term liquidity; the world's first multi-regional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5

关键词：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特征；启示

中图分类号：F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5-0034-05

学界对农业保险模式这一概念有广、中、狭义三种不同理解。广义上是指有关农业保险的组织与运作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在统一的观念和制度体系；中义上是指有关农业保险的组织与运作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在统一的制度体系；狭义上仅指有关农业保险组织构建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内在统一的制度体系。本文作广义的理解，认为农业保险模式应包含观念和制度两大要素，并包括农业保险发展理念、农业保险体制和农业保险运行机制三个层面的内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单靠一种或几种模式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故需要变革的不断推进。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较为成功，其做法具有全球性的借鉴意义。相比较而言，我国虽然自上世纪80年代初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以来，也对农业保险模式进行了数轮规模较大的变革，但尚未形成自己理想的模式，如在2004年新一轮改革试点中还是存在着效率和公平的关系难以理顺等问题。因此，科学总结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特征，深入挖掘其所遵循的基本规律，敏锐预测其未来走向，并在此基础上，深刻揭示其对我们的启示意义，是引导和推动我国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现实需要。

一、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主要特征

(一)类型选择：由单一性走向多样性和特色化

发达国家早期的农业保险模式类型都很单一，农业保险完全由民间的商业保险公司或互助合作保险组织经营，保险标的物仅限于少数种类的农作物，保险责任为单一险，并且实行投保自愿原则。此后，这些国家致力于制度创新，使农业保险模式的类型趋于多样化。从保险组织角度看，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先后出现过政府主办且经营、政府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政府政策强力支持下的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等模式，欧洲发达国家则实行政府政策优惠下的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或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及公私合股股份公司混合经营等多种模式。从保险标的物角度看。在法国，其范围从种植业扩大到养殖业甚至到其他农村财产和人身，使农业保险从种养两业保险发展到大农险。从保险责任角度看，除德国等一些西欧国家外，其他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经历了从承保单一风险到综合风险甚至一切风险的过渡。从保险实施方式角度看，美国、瑞典、法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已由纯粹的自愿保险发展到附限制条件的自愿保险、由自愿保险发展到强制保险或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

与此同时，许多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的类型日益特色化。一国农业保险模式的改革主要受该国农业生产方式、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和管理能力等动态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各国本来就不尽相同并且变化不均，这就决定了在一国行之有效的农业保险模式并不一定适宜于他国，也可能使原本相同或类似农业保险模式的国家改用其他模式，因而体现出不同特色。如，同为欧洲国家并推行政府政策优惠下的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意大利和西班牙，两者模式并不完全相同，前者的农业原保险实行各私营商业保险公司分别独立经营的模式，后者的农业原保险则实行共保模式，由多家商业保险公司投资入股组建了具有共保组织性质的西班牙农业保险集团公司。

(二)价值取向：由偏重公平转向重视公平与效率两者的结合

从历史上考察，农业保险最早产生于实行市场经济的欧美发达国家，出于农业生产者分散经营风险以及保险公司追逐利润的需要，一些商业性保险公司尝试开办农业保险，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在这种情况下，受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或福利经济学的影响，这些国家相继对农业保险进行了干预，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强调公平，而较少关注效率。在北美，美、加两国相继确立了政府主办且经营的模式，这种模式实质上就是将农业保险交由政府包办，以保证公平。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和亚洲的日本则主要通过建立政府政策优惠下或政府政策强力支持下的、以非营利性的互助合作组织经营的模式来实现公平。其中以加拿大最为典型，该国在1959年立法时，为了反映农业保险计划的福利性、普遍性和公平性，确定的保险标的相当广泛，保障水平很高，政府支持力度很大。

这种模式的农业保险运行成本过高。在对个体保险的产量等历史纪录进行整理和理赔及其判断单个农户产量的程度等环节，会产生很高的交易成本。因此，重公平轻效率的价值取向极易给财政带来较大压力，也使政府的这部分财政支出难以创造最大保险效益，最终可能有损农业保险长远的健康发展。于是，向来较为重视经济效率的美国从1980年代开始，率先对其原本低效的农业保险模式进行深刻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将政府主办且经营的模式改为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以把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这种政府支持下的商业保险公司办理农业保险的模式充满活力，它在许多国家得到了推广和使用。具体而言，公平与效率取向的有机结合体现为：

1．追求工农关系和农业保险关系更大程度的公平性。鉴于农业保险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途径之一，也是政府间、政府同保险公司和农户间、保险公司同农户间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独特而重要的机制，所有发达国家都将其纳入公共政策的范畴，由政府进行干预以保证工农关系和农业保险关系的公平性。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它们纷纷加大了对农业保险在财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以使上述两种关系更趋公平。以美国为例，1981～2003年，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计划的总成本超过了260亿美元。其中，1981～1993年对农户的保费补贴年均1.3亿美元，1994～2003年保费补贴年均增加到12.29亿美元；1981～2003年，美国政府对保险公司的全部补贴支出达到93.44亿美元。

2．日益重视农业保险关系的效率性。农业保险的效率取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未像公平取向那样引起发达国家的应有关注，直到近30年来在美国所进行的几场轰轰烈烈的农业保险模式改革的巨大影

响下，该取向才日益受到重视。从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发展实践看，效率取向主要体现在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商业化经营、银行的参与、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和保险实施方式的强制性变革等方面。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将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仅从1997～2004年就总计发行了184.03亿美元的农业巨灾债券，极大提高了农业巨灾风险基金建设的效率。

(三)变革重点：由农业保险体制变革扩展到农业保险运行机制变革

农业保险模式的变革通常都是围绕着对农业保险的组织与运作制度的立、改、废来进行的。其中，农业保险体制的发展和创新，因其意义重要且任务艰难而一直为发达国家变革所格外重视。从目前全球范围内具代表性的四种变革范式来看，美、加、法、日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核心目标分别在于合理构建私营保险机构经营全部原保险而由政府保险机构经营大部分再保险、政府保险机构垄断经营原保险和再保险、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和公私联办的农作物保险集团及农业合作保险组织等共同经营原保险和再保险、农业共济组合经营原保险而由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与农林水产省经营局保险课共同经营再保险的农业保险体制，可见，它们均无一例外地对农业保险领域里这一重点难点问题予以了特别关注。

但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所关注的重点早已超出农业保险体制范围，而扩及农业保险运行机制领域。首先，这些国家农业保险政策目标出现了重大调整，即由当初的促进农业稳定发展转变为保障农民福利乃至国民福利，同时兼顾农业发展。这样，怎样合理提高农业保险补贴额和优化农业保险补贴方式，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重中之重。其次，随着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改革的价值取向由偏重公平转向重视公平与效率两者的结合，农业巨灾风险的证券化做法便应运而生，并迅速成为各国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这种做法除了具有前述的效率效应外，还因成功地实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资金的社会共担，而具有一定的公平效应。最后，农业保险中道德风险和逆选择的防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选择互助合作制的保险组织形式或构建以互助合作制为基础的保险体制难以取得成功。于是，保险实施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变革成为了一些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如美国农业保险原则上实行自愿保险，但因1994年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改革法》明确规定，不参加政府农作物保险计划的农民不能得到农产品贷款计划等政府其他福利计划的资助，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事实上的强制保险。

(四)市场空间：由封闭式经营转向寻求国际合作

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发达国家农业保险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各国地域为界实行封闭式经营，资金、人才、技术的跨国流动并不多见。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大量新的农业普查勘测技术和农业保险经营技术等的开发和运用，该领域的国际合作才日趋活跃起来，从而使这些国家农业保险市场的开放性得到了增强。发达国家农业保险国际合作的现行形式主要有：(1)引进外资。即采取政策措施，在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吸引外资入境开办独资或合资的农业原保险组织。如西班牙政府鼓励外国公司入境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如果是欧盟国家，可以随时到西班牙成立农业保险公司，其他国家则需要在西班牙的保险公司注册机构申报，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举办。(2)参与国际再保险。又可细分为向国际再保险市场分出农业再保险业务和从国际再保险市场分入农业再保险业务两种形式。美国、法国、西班牙等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用此做法，通过分出业务将国内农业保险风险化解于国际农业再保险市场或从分入业务中获取直接经济利益。前种情况如西班牙农业保险集团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将其商业再保险业务在国际再保险市场进行分保；后种情况如以欧洲再保险人为主的国际再保险人从智利的国民保险集团手里分人大部分农业再保险业务，尽管第一年发生了大的损失，但国际再保险人愿意向智利的农业保险计划继续提供再保险，它们普遍认为智利的计划管理水平较高，可望在未来年份内平衡损失。笔者认为，随着发达国家农业保险市场未来对外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形式必将更趋规范化和多样化。

二、对我国农业保险模式改革的若干启示

(一)合理选择基本类型，突出农业保险模式的中国特色

在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的类型日益走向多样性和特色化的国际时代潮流下，我国农业保险模式在基本类型选择上也不应忽视自己的个性。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农业保险对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潜在保障作用不可低估。同时，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农业生产条件千差万别，因而农户对保险产品的品种需求和付费能力差异极大，影响农业保险发展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并存。这些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应带有较强的政策性，并且不可能完全依靠某种单一的模式便能取得成功。

鉴此，我们应根据国情合理选择农业保险模式的基本类型，实行政府主导下的农业保险多样化发展策略。在实行该策略时，应尽量避免照搬照抄外国模式。如我国与日本的农业同属小农户经济主导型，但不能因此套用日本所用的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全部原保险和部分再保险而以政府为主提供再保险的农业保险模式。又如我国与斯里兰卡同为发展中国家，但不能因此照搬它的政府机构主办并经营及在全国范围内开办一切险的农业保险模式，而应在借鉴其经验的同时，力求有所创新和发展，甚至实现重大突破。其实，我国第三轮农业保险试点所采用的混合发展模式最类似于法国的复合模式，但与后者仍有较大区别。区别之一是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和投保农户享有的政策优惠较少，而法国农业保险的保险人和投保人则享有较多的政策优惠；另一区别是我国仍以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直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在法国，互助合作保险组织为其农业保险组织的基本形式，不但经营原保险，而且经营再保险。可见，我国现行农业保险模式具有较鲜明的中国特色，但其政策性不足的缺陷有待弥补。

(二)合理选择价值取向，优化农业保险的资源配置

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实践表明，价值取向的选择是否合理，直接决定农业保险资源配置的优劣，而农业保险资源配置的状况又直接影响到农业保险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我国作为一个整体国民经济实力快速上升的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家，虽农业保险起步较晚，但工业反哺农业的条件业已成熟，同时，还有一定的后发优势，特别是有外国的相关经验可资借鉴。不过，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供分配的农业保险资源十分有限。于此情形，我国应因势利导，在未来农业保险模式变革中，妥善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辩证关

系，以实现农业保险资源的有效配置。对此，有学者曾分析指出，在农民收入和国家财力支持有限的约束下，选择一套具有较高保障能力和运转效率的农业保险模式，对农业保险业务的扩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政府是公平的支点，而市场是效率的主要支点。为此，我国有必要整合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力量来推动农业保险的发展。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组建、各级财政对农业保险的适度投入和农业保险实施方式的强制性变革，使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得到具体体现。市场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农业保险业务总体上的商业化经营，使农业保险的经营方式始终保持灵活高效。

(三)科学构建农业保险体制，以此为核心全面重构农业保险关系主体制度

如前所述，农业保险体制历来为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的重点。经过不断改革，这些国家无论采取何种模式开展农业保险，其经营组织形式通常多种多样。相比较而言，我国自1980年代恢复开办农业保险业务以来，除了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两家商业保险公司一直坚持经营农业原保险业务以外，很少有其他保险组织经营农业原保险业务，特别是农业再保险业务的经营仍无人问津，可见农业保险体制极不健全。因此，我国也应通过变革积极发展和创新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科学构建起多元化的农业保险体制。

但我国学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内农业保险到底由哪些主体经营众说纷纭，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中国保监会第三轮混合模式试点所确定的农业保险体制也有相互重叠和疏漏之处，重叠之处在于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本身属于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部分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又属于商业保险公司。疏漏之处则在于在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经营完全排除在外，也未明确规定政府与保险组织的联合共保及多家保险组织投资入股组建共保体的经营方式。因此，应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原保险、以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再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体制。

从更深的意义上来说，在我国建立多元化的农业保险体制，是因为农业保险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必将大大缓解我国农业保险供给能力长期受制于少数经营主体的状况。同时，在国家给足农业保险保护政策特别是在加大财税支持力度的前提下，多种形式的经营主体之间还可形成有效竞争，增加农业保险供给。这样，就能将农业风险在广泛的主体范围内分散开来，从而有力保证农业保险关系公平性与效率性的统一。

需指出的是，鉴于农业保险体制构成农业保险关系主体制度的核心内容，我国有必要在农业保险模式改革中，围绕该核心环节的建设，全面重构农业保险关系主体制度。具体包括重构农业保险组织的体系、资本和内部治理等方面的制度，创设农业保险人等农业保险中介人方面的制度，创设农户投保农业保险的资格和条件等方面的制度，重构农业保险补贴供给的政府主体制度，重构农业保险监管主体制度等。

(四)加强农业保险国际合作，以推动农业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开放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农业保险市场的开放是大势所趋，这已被发达国家农业保险模式变革实践所证明。2001年，我国已加入WTO，并拟于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而使我国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进而使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开放具备了一定的时代必要性和现实条件。2000年3月，法国安盟首次向中国保监会提出了营业许可申请，并在2001年11月与中国保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决定共同研究我国农业保险问题，经过三年的调研与努力，安盟终于在2003年6月领到了在西部经营农业财险业务的许可证，成为首家进入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2005年。上海安信投保于香港一国际再保险公司，支付保费200万元却得到了再保险摊回赔款2000万元。占当年农业赔付总额的1／4。可见，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开放已初见端倪。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6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省政府决定，做好2009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建立健全我区农业抗风险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浙政发〔2009〕26号）精神，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实施区委“构建黄金主轴，推进富民强区”的战略部署，以保护农户灾后恢复生产能力为出发点，以保大灾、保大户、保主要品种为重点，以“共保经营”为主要方式，坚持政府推动、农户自愿、市场运作的机制，逐步扩大参保品种、参保对象和保险责任范围，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构建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不断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通过几年的努力，力争使全区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品种大户参保率70%以上，自选品种参保率60%以上，参保品种农业增加值占全区农业增加值的60%以上，为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创业致富提供有力保障。

二、保险的品种、范围

1、参保品种：根据省政府关于保险品种的选择规定，结合我区农业产业风险防范的实际，2009年我区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品种分别是能繁母猪、生猪、水稻、油菜。

2、参保范围：能繁母猪全区统保，存栏生猪50头以上或年出栏生猪200头以上的农户，水稻全区统保，油菜5亩以上农户。鼓励农业龙头企业为自建基地或与农户紧密联结的生产基地实行统一投保，鼓励农民业专业合作社为社员统一投保。

三、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

（一）加大保费补贴力度。中央、省和区财政将安排专项资金，对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保费补贴。

1、水稻、油菜保费财政补贴90%。由中央、省、区财政分别承担35%、45%、10%。

2、生猪保费财政补贴65%。由省、区财政分别承担39%、26%。

3、能繁母猪保费财政补贴80%。由省、区财政分别承担60%、20%。

（二）完善风险分担机制。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巨灾责任5倍封顶方案。全省农业保险赔款在当年农业保险保费2倍（含）以内的，由共保体承担全部赔付责任；赔款在当年农业保险保费2—3倍（含3倍）的部分，由共保体与政府按1∶1比例承担；赔款在当年农业保险保费3—5倍（含5倍）的部分，由共保体与政府按1∶2比例承担。政府承担的超赔责任由省与区财政按比例分担。农业保险赔款总额超过当年农业保险保费5倍的情况下，实行先预摊、再年度结算，其中政府承担的预摊超赔责任，由省与区财政按二八比例执行。在保险年度末统计全省全年总赔款后，再按全省范围内5倍封顶的要求，实行封顶系数（全省农业总保费×5/全省总赔款）转换后统一结算。

四、切实加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组织领导

1、加强组织领导。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提高农业防范和抵御风险能力，事关农业稳定发展，事关农民切身利益。各镇乡（街道）要高度重视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新农村建设考核内容。各镇乡（街道）和有关部门要建立定损理赔小组，由分管领导和保险企业业务人员分别担任正副组长，相关业务人员和协会代表为成员，共同做好责任界定、现场查勘和定损工作。如定损理赔产生争议难以统一意见，由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指派专家组调处和仲裁。

2、加强部门协调。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发改、财政、农林、保险等单位，以及镇乡（街道）应加强沟通、协调，相互配合，通力协作，确保政策性农业保险抓出实效。各镇乡（街道）要重点做好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调动农户的参保积极性；保险公司要加强人员力量配置，做好参保业务指导培训、业务接单与灾害的定损理赔工作；财政部门要编制保费补助和风险责任承担的财政预算方案，将资金落实到位并强化监管；发改、农林部门也要认真履行职责，合力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7

我国地形起伏大，地貌单元多，地质结构复杂，是一个地震灾害多发且所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的国家。日本等国地震保险的实践证明，建立有政府作为承保人参与其中的地震保险制度，是地震多发国家应对地震灾害风险的合理的制度选择。本文力图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日本国家地震保险制度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我国国家地震保险制度的总体构想。

一、地震风险的性质与地震保险的承保主体

按照风险管理与保险的理论，商业性完全可保风险至少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是在一定时期内事故的发生要有相当的数量，从而有足够的经验数据可以为保险费率的厘订提供客观依据；二是每次事故造成巨大损失的概率较小，从而使保险人按照所厘订的费率收取的保险费在通常情况下足以抵补保险赔偿和费用支出，且有剩余以使保险经营主体能够有利润可图；三是众多有地震风险的财产所有者有能力并愿意按照保险人所规定的保险费率支付保险费，从而既使保险的总保险费收入达到必要的规模，又可以使风险高度分散。然而，一定地域空间内破坏性地震即使在较长的时期也很少发生，而一旦发生作为风险载体的财产极易普遍严重受损，从而使保险人所面临的赔偿责任很可能远远超过其保险费收入。尤其是居民家庭受其对保险费的经济负担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的限制，地震保险的保险费率很难达到使保险人所收取的保险费足以抵补保险赔偿和费用支出且有剩余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风险不是完全的商业性可保风险。

正因为如此，日本的地震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与企业财产的地震保险严格区分开来，前者实际上被定性为商业性与政策性相结合的混合型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共同承担保险责任；而后者则被定性为商业性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独立经营和自负盈亏。这样，可以集中商业性保险公司和政府两个方面的资金和力量，保障居民家庭在巨灾损失发生后的基本生活需要，有利于维护受灾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日本相比，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政府所能拿出的财政性保险补偿资金是很有限的，居民家庭对保险费的经济负担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则更为有限。这就决定了我国更不具备将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作为纯粹政策性保险，由国家单独承担保险责任的条件，也更不具备将其作为纯粹的商业性保险，由居民家庭按照能够保证保险人不亏损且有适当利润的费率交纳保险费的条件。我们只能像日本那样，将居民家庭财产保险定性为具有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双重因素的混合型保险，从而由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共同充当承保主体。企业财产的地震保险则作为商业性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单独承担保险责任。

二、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承保限额与保险责任划分的方式

严重的地震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为了控制自己的赔偿责任，保险人通常都要对其承保金额作出限制性规定。在日本，政府以承保人的身份参与的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保险金额，被限定为家庭财产保险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一般是30％-50％）。超过这一比例的部分可以办理商业性保险，政府不再承担保险责任。这种做法有利于保障多数居民家庭在地震损失发生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又与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对严重地震损失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因而是合理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考虑到我国目前政府所能拿出的财政性巨灾补偿资金极为有限，及由于居民家庭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异从而在财产占有上的差异巨大，且多数居民家庭尚未投保一般家庭财产保险的实际情况，为了保障多数居民家庭在地震灾害损失发生后的基本生活需要，我国的居民家庭地震保险不宜采用日本的将一般家庭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作为其最高承保限额的做法，而是直接规定同一的绝对额作为居民家庭财产的最高承保限额更为合适。对于财产价值超过这个绝对限额的部分，居民家庭可向商业保险公司办理普通商业性地震保险。当然，不同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和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财产价值不同，在承保限额上，可以从实际情况出发有一定的差别。

政府以承保主体的身份参与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目的是为了承担大的地震灾害一旦发生超过商业保险公司正常偿付能力的损失的赔偿责任。因此，政府应当以再保险人的身份参与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在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业务先由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然后再全部分给由日本各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参股成立的地震再保险公司。后者根据将保险金额换算成可能发生的赔款金额，并以超额赔款再保险的方式将该赔款金额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按各商业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回分给各商业保险公司；一部分自留；超过二者之和以上的部分分给政府，直至规划最高赔偿限额。地震损失发生后，首先由商业保险公司在其赔偿限额以内进行赔偿，超过商业保险公司赔偿限额的部分由地震再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超过地震再保险公司赔偿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政府负责赔偿。为了防止在严重的地震灾害发生后商业保险公司在理赔时损害再保险公司和政府的利益，商业保险公司要按照事先约定的共同保险条款，要对超过其最高承保限额以上至再保险公司最高限额的赔款部分负责其中的一定比例（目前是50％），对超过再保险公司最高限额至政府最高承保限额的赔款部分再负责其中的一部分（目前是5％）。

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责任划分的方式构思精巧，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在展业中的技术与人才优势，而且还可以通过共同条款将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促使商业保险公司谨慎理赔，从而既可避免或减少政府的不合理赔款支出，又可降低政府的监督成本。我们可以将日本的这一方式移植过来，并加以适当改造，使之成为我国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制度的各承保主体间责任划分的基本模式。

为了平衡各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的地震保险业务规模，合理划分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的保险责任，有必要设立我国的专业地震再保险公司。居民家庭地震保险业务的直接承保、责任划分和损失赔偿的流程可与日本的做法大体相同。当然，保险责任在不同承保主体之间划分的比例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以确定。可以考虑使我国专业地震再保险公司成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实体（要使专业地震再保险公司能够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其起码就一个较长的时期而言有合理利润。只要其自负责任限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个前提条件是可以得到满足的），而不只是一个在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间划分地震保险责任的机构。其资本来源在初期可以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为主，但从长期看不应只限于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可以吸纳更多的国内其他资本和外国资本。这样，一方面可以极大地增强其承担地震风险责任的能力，提高地震损失的保险赔付率，并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通过国际再保险的方式向国外分散地震风险责任。

三、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险种设计

日本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通常是作为财产保险的附加险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承保的，即居民家庭只有投保了一般家庭财产保险，才能在此基础上附加投保地震保险。由于日本多数居民家庭都投保一般家庭财产保险，将地震保险作为一般财产的附加险并与前者同时投保，可以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减少承保主体的费用支出，因而是合适的。但对日本合适的做法对我国则未必合适。我国尤其是目前地震多发地区相当多数的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对保险费的经济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加之缺乏风险与保险意识，多数居民家庭没有投保财产保险。鉴于此种情况，为了扩大地震保险的投保比例，使更多的居民家庭都能获得地震保险保障，同时又不增加居民家庭的保险费支出负担，有必要采取与日本不同的做法，对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设立独立的险种，在既定承保限额内单独承保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风险。居民家庭可以不必投一般家庭财产保险，即可直接投保地震保险。考虑到一些特别贫困的居民家庭尤其是落后地区特别贫困的居民家庭交付保险费的困难，中央政府可以从财政地震保险专项基金中划出一块来用于这些家庭地震保险费的减免。

四、家庭财产地震保险费率的计算方法，水平和差别费率

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保险费率由损害保险费率算定会（中立性费率算定机构）负责厘订。它由纯费率和附加费率两部分构成。纯费率由损害保险费率算定会根据地震的特点，参考长期积累的有关数据，在听取地震学、地震工学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计算出来。

一定区域内破坏性地震发生的周期通常都要比较长，因此，在厘订地震保险费率时需要使用长期的和大范围的经验数据。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保险费率，在计算时先参考过去502年间发生的372次有损地震的基础数据，估算出预想损失额，再以该损失额除以年数计算出平均损失额，最后以年均损害额除以现有保险金额求出平均纯费率。附加费率则是用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加查损、定损等费用，再除以现有保险金额计算出来的。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地震保险费率的厘订方法，尽可能使用我国较长时期的地震及其损失的资料，并根据我国不同地区地震灾害的变化趋势计算出纯费率，并加上合理费用率得出商业性毛费率，然后再考虑居民家庭和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两个因素对其进行调整，确定出实际执行的费率。

基于多数居民家庭对保险费的承受能力较低和保险意识不强这一现状的综合考虑，我国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费率水平应尽可能定得低些，以吸引更多的居民家庭购买家庭财产地震保险。这样，不仅可以扩大国家地震保险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居民家庭从这一保险中获得保障，而且也有利于增加地震保险的保费收入总量，提高地震风险的分散程度。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风险区域的地震风险程度差异较大，对不同风险区域应实行不同的费率，即实行差别费率制度。这样，可以更好地体现公平原则，有利于调动不同地区居民家庭投保地震保险的积极性，收到增加地震保险保费收入总量和提高风险分散程度双重功效。

要建立有差别的地震保险费率体系，有必要组织地质、地理、测绘、灾害学和保险学界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作地震风险区划图，确定不同地区的风险等级和与风险等级相适应的基准保险费率。对于已经确定的费率总体水平及其地区差距，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逐渐进行修正和调整。

五、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基金的来源与管理

政府作为承保主体参与居民家庭的财产保险，必然要对已经投保地震险的居民家庭财产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政府用于赔偿的资金来自何处呢？在日本，政府的财政地震损失补偿基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政府作为再保险人所取得的再保险费收入：二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资金。鉴于我国财政灾害补偿基金独立运行必然带来的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居民家庭对地方政府的依赖心理，夸大损失数量和层层讨价还价所造成的财政补偿基金分配的不合理，以及获得的无偿性所导致的财政补偿基金使用的低效率，有必要将中央政府财政补偿基金纳入保险补偿基金的渠道，并按保险的原则和方式加以运用。这部分资金与政府作为再保险人分人的保险费，以及运用这些资金所获取的收入，共同构成政府的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基金。

政府要设立专项再保险会计账户，对政府地震风险准备金的提存和使用实行特别管理。由于政府承担的家庭财产地震保险业务的规模涉及到在地震发生后政府的赔偿责任，尤其是大的地震所引起的政府的赔偿责任很可能会大大超过其提存的地震风险准备金的规模，所以政府的赔偿责任也要有限额。这个限额可以由财政部组织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有关技术管理部门、财政部门、保险和灾害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结合地震灾害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财政可能拨付的地震保险专项基金的规模等因素进行论证。然后，按照这个限额的一定比例确定由中央财政拨付的地震保险专项基金的数量。政府承担的家庭财产地震保险责任限额和按照这个限额需要中央财政拨付的地震保险专项基金的计划，每年都要提交全国人大特别委员会审议。经批准由中央财政拨付的地震保险专项基金，连同其所分人的再保险费支付保险赔偿金后的剩余部分一起，要作为政府的地震风险准备金积累起来，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为了使商业保险公司更好地履行其赔偿责任，其地震保险费收入扣除所支付的保险金和经营费用后尚有剩余，也要以保险公司地震风险准备金的名义全部提存，不准挪作他用。为了保证地震风险准备金的安全和具有很好的流动性，使地震发生后能够对受损居民家庭及时提供补偿，地震风险准备金在投资运用范围上应严格限制于购买政府债券。

六、政府对企业财产地震保险的监管

共同保险与再保险的区别篇8

农业保险是管理农业风险的一种有效手段，在现代保险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烟叶种植者经济承受力较弱，一旦遭遇旱灾、洪灾、雹灾、虫灾等人类难以驾驭的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巨大，农民种植积极性严重受挫。因此，借鉴外国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构建科学的中国烟叶保险框架，对于防范烟叶种植风险，降低灾害损失，确保烟叶基地生产的稳定和烟草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烟叶种植者生活的安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1中国农业保险

1.1农业保险发展概况

国务院发展研究金融所的张玉台等[1]调查研究显示，我国农业保险业务恢复试办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政策支持的乏力和体制配套的欠缺，导致在其后的近20年中，除有2年实现微利外，其余18年均为亏损，平均综合赔付率达到120%，保险公司不得不黯然退出，农业保险业务归于沉寂。2004年，“三农”问题得到重视，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均得到发展。农房保险、农作物大棚保险、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保险等农民财产保险方兴未艾，农民工意外伤害保险、农村主要劳动力意外伤害保险、农村学生平安保险等产品悄然推广[1]。据瑞士再保险公司统计，2008年底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6亿美元，约占全球农险保费收入的10%，规模排名全球第2位，亚洲第1位[1]。2010年，中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35.7亿元，农业保险提供风险保障3943亿元，覆盖农户1.4亿户次，同比增长5%，为2066万户次的受灾农户支付赔款100.69亿元[2]。

1.2农业保险发展滞后的原因

农业保险蓬勃发展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享有财政补贴的农业保险业务保费收入为131.73亿元，占总保费收入的97.09%[2]。而没有财政补贴的保费在总保费中所占比例仅有2.91%，由于国家补贴的项目范围有限，真正受惠于农业保险的项目少之又少。我国对农业灾害的损失补偿水平明显过低，其主要表现为：补偿手段单一；农业保险覆盖面不高；农业保险的连年亏损使农业保险的发展明显滞后[2]。中国农业保险发展滞后，朱敏[3]归纳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保险制度不健全，缺乏立法支持。我国法律尚未明确规定政府在农业保险中的职能和作用，造成了我国农业保险的随意性，农保处于自主经营状态。二是缺乏高效运营农保的商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严重亏损和农业风险分散机制缺位导致保险公司经营风险日趋增大，倘若没有政府扶持，商业保险公司不愿意涉足农业保险业务。欧美的做法是通过再保险或农业风险基金等形式来分散农业保险经营者的风险。但至目前为止，在我国基本没有农业保险再保险制度与相应的再保险机构。三是农民投保的意愿低。保险市场的成熟程度随各地农业发展的不平衡而变化。在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如沿海、临河和荒漠等，农户投保者相对较多；而自然灾害风险较低的地区，如中原地带，农户预期损失概率小于投保费率，因而投保意愿很低。四是轻视赔付，重视承保[4]。保险条款规定了赔付方案的唯一性，而行政干预却制定了几套赔付方案，且需要层层审批，手续繁杂，影响投保户的利益。

2外国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起源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目前遍布欧洲、亚洲、美洲、非洲等地。一方面，由于环境污染的加剧，导致破坏农作物生产的天气事故日趋频繁；另一方面，WTO监管规则推动了政府对农业保险保费提供补贴，收入保险和指数保险等创新型保险应运而生。因此，全球对农业保险的需求旺盛。2001年，全球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约为65亿美元，2005年达到80亿美元左右，2008年则提高为185亿美元[1]。而在全球农业保险中，种植业保险占据绝对地位。2008年，种植业保险占全球农业保险保费收入的比例接近90%[1]。全球各地的主导农险产品各有侧重。欧洲以冰雹为主要风险，而美国和加拿大流行多风险产品，日本和美国还存在以全部天气灾害为承保对象的整农庄保险，部分发达地区及个别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出现了新兴的指数保险。

2.1美国农业保险概要

美国联邦农作物保险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包括宏观层面的法律法规、组织体系和农业保险政策的研究等，微观层面的保险产品（险种）的设计，产品各个环节（销售、定损、测算）资料的收集以及农业保险的市场运作（广告、宣传、推广、培训）等都非常完善，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联邦农作物保险的运作由3个层次组成：第1层次为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5]，也称风险管理局，负责全国农作物保险的经营和管理。风险管理局除了对农险的管理进行监督外，还用来协调立法机关，以及与民众沟通。第2层为有经营农险资格的私营保险公司[5]。私营保险公司先向风险管理局提出申请，获批后才能经营政府推行并予补贴的农险业务。同时，私营保险公司与风险管理局签署协议，承诺执行风险管理局的各项规定。第3层为农险人和农险查勘核损人[5]。农险人即是销售员，大部分为独立人，为多家保险公司业务。有的私营保险公司自设少量人，只为本公司服务。至于农险查勘核损人员则要经过风险管理局历时2年的严格培训，通过考核取得资格后方能从业。美国联邦政府大力支持农业保险[5]，对参加保险的农场主给予纯保费53%的补贴；对参加巨灾保险的农场主补贴全部保费；给私人保险公司20%~25%的业务费用补贴。

2.2日本农业保险概要

朱伟明[6]研究表明，日本的农业保险制度采取的是政府支持下的互助会社模式，即日本政府不直接经营农业保险，而是对该制度的运行给予资金和政策上的支持，是国家实施农业灾害对策上采取的经济政策保险。该制度采取3级运营模式：最基层的是市、町、村一级的农业共济组合（农业保险合作社），农民加入农业保险合作社叫做“加入共济”；第2级是都、道、府、县为一级的农业共济联合会（合作社联合会），其接受辖区内的农业保险合作社的保险业务，并将其中的一定比例向农林水产省的农业共济再保险会计处进行再保险，并接受农林水产省的指导和监督；第3级也就是最高的一级是设在农林水产省的农业共济再保险会计处。此外，还设有农业共济基金。日本农业保险形式灵活，采取强制性保险和资源保险相结合的方式[6]：国家以立法形式对主要农作物和牲畜实现法定保险。一旦生产数量超过规定数额，农户必须参加保险。而除了生产作物以外的农机、农房及家庭财产等实行自愿保险。值得一提的是，不论强制保险或自愿保险都可享受政府的补贴。标准保险费率由正常保险费率、异常保险费率和超常保险费率3个部分组成，三者之间的界限是通过标准损失率和异常标准损失率来确定的。在超常保险费率中，超过正常保险费率的那部分，全部由政府支付。在异常保险费率中，超过正常保险费率部分的1/2，由政府支付。另外，正常保险费率中也有一部分是由政府补贴的。政府接受共济联合会的再保险，以保证农险的顺利实施。通过再保险机制，赔偿的责任由农业保险3级组织共同分担，保额比例分别为[6]：共济组合10%~20%，联合会20%~30%，政府50%~70%。如果遇到特大灾害，政府则承担80%~100%的保险赔款。

2.3法国农业保险概要

法国农业保险主要由商业保险、郭嘉农业灾害保证基金和法国国家再保险公司3个部分构成。法国商业保险公司承保农业风险中的可报风险。而对于不可保风险带来的损失，则由国家农业灾害保证基金进行补偿。此外，法国国家再保险公司对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支持，具体提供比例再保险和溢额再保险2类保险。比例再保险是保险公司将其保费的一定比例分保给法国国家再保险公司，后者再按比例承担相应的风险。溢额再保险是保险公司自留风险不放，但当超过一定数额时，风险由法国国家再保险公司承担。法国以经济作物烟叶的互助保险最为成功[7]。法国政府立法保障农业保险，强制保险主要农作物和饲养动物；以国营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农民自发建立农业合作保险组织；实行免税赋、低费率和高补贴政策，保险费补贴比例高达50%~80%。另外，设立农业巨灾保障基金，大灾发生时，同时提供止损再保险。

2.4加拿大农业保险概要

加拿大通过3方缔约（联邦、省、农民）来实施农作物保险[7]。政府制定政策、参与管理，补贴纯保费的25%、管理费的50%和再保险保费；各省设立本省的农业保险公司，承担纯保费的25%、管理费的50%和再保险保费；农民仅支付纯保费的50%。

2.5芬兰农业保险概要

关于保费，通行的做法是，政府对农业保险进行政策补贴。芬兰等北欧国家政府按土地补贴50%，另外的1/2由农场主和个人承担30%，余下的70%再由政府补贴90%[7]。

2.6巴西烟草保险概要

烟草在巴西农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巴西的烟叶生产组织管理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烟草公司为中心来运作，政府不直接参与。巴西烟农协会[8]在烟叶生产组织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是烟农自发组织的民间团体，代表烟农的利益，目前参加协会的烟农达85%。巴西烟农协会代表烟农同政府及烟草公司谈判烟叶价格，监督扶持资金的到位情况；更为烟农承担大风、大雨、冰雹以及火灾的保险，这就使其具有保险公司的职能，保险率一般为5.0%、5.5%、6.0%。其保险储备金，近年基本来源于烟农投保。

2.7西班牙烟草保险概要

西班牙于1978年颁布《农业保险法》[9]，这是政府参与农业保险的标志。政府不仅对私人保险公司提供再保险，而且对参保农民的保费给予补贴。至于不参保者，灾后得不到任何补贴。西班牙的农险涉及所有农业领域，包括烟草种植业。政府起着杠杆作用，巧妙地利用补贴标准和保险费率的变化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投保主体不同，得到的保费补助标准亦有不同：相较兼业农民，全职农民的补助标准高出5%~14%；女性农民高于男性农民；集体高于个人等。此外，不同农作物的保费补贴标准亦不同，相较一般作物，稀有珍贵作物补贴标准要高20%左右。同时，投保标的不同，亦实行不同的保险费率。

3外国农业保险对中国烟叶保险建设的启示

外国农业保险有多种成功运行的发展模式，其特点是因地制宜，进行商业化运作。同时，政府积极参与，提供对农业保险的立法或政策支持。至于经营模式，则涉及不同的技术问题。我国烟叶保险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必要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烟叶保险，遵循探索、保障、自愿、灵活的原则，保障烟叶基地的可持续发展。

3.1建立和完善烟叶保险法律体制

建立烟区基层保险合作社，坚持自主自愿原则，加大烟叶保险的宣传力度，使种烟户充分了解农业保险的性质、特点和赔付方法等，运用典型保险理赔和给付案例，宣传保险的功能作用，提高农民的投保参保意识。同时，积极开发农业保险新产品，为农民提供一揽子保险保障计划[10]。农业保险的准公共产品特性，令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有责任发挥主导作用，运用政府职能推动现代农业保险立法工作。在全国性的农业保险法尚未面世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可制订农业保险的地方性法规，用法律法规的形式将财政补贴、免税优惠等优惠政策固定下来，将保费降至大部分烟叶种植户可以接受的水平，让参保者得到风险保障。

3.2烟叶保险为政策性保险，必须由政府主导

农业保险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导致经营的高费率。中国的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依赖性大，且灾害频发，造成农业保险经营面临着高风险。因此，利润率很低乃至亏损。此外，中国农业的规模化程度较低，农业生产季节性强，理赔定损工作时间集中，开展农业保险工作量大，成本提高。一般农业保险产品具有效用上的不可分割性[11]、生产经营的规模性（这是经营农业保险的必然要求）、取得方式上的非竞争性、成本和利益的外部性、利益计算的模糊性和消费的排他性等属性。因此，农业保险产品属于准公共物品的范畴。而作为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只能由政府主导提供。如果完全按照商业保险费率缴纳，低收入的烟叶种植户难以承受；而按烟叶种植户能接受的费率缴纳又会加重保险公司理赔风险和负担。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之一就是财政补贴，烟叶保险的保费可以由当地财政部门、龙头企业和参保烟农共同负担。而烟草工业龙头企业的参与更是工业反哺农业的必然要求。

3.3建立规范的定损理赔联动机制，切实维护参保烟叶种植户权益

烟叶生产的分散性、风险勘查的复杂性，导致保险公司难以独自完成准确评估灾害带来的损失。建议市、县、镇组成相对稳定的勘察定损工作机构。该机构由农业、气象、统计、保险等部门专业人员参加，建立县、镇、村3级联动的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12]，并构建科学的定损评价体系，当场定损或限时办结。

3.4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保险是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必然之路[11]

辽阔的中国地域复杂，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短时期内经营模式多种多样，以适应不同地区的需求。但用发展的眼光看，政府支持下的商业保险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和工作效率大为提高，农业保险将因此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保险具有很大的优势，在制度建设上，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和适应市场规律的科学管理制度；在组织机构上，拥有保险技术专业人才，能大量节省制度建立和机构建立的成本；在经营诚信上，商业保险公司信誉好，从制度到技术都相对规范；在政策支持上，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无论补贴保险公司还是补贴农民，都使得保险公司能够规避经营农业保险的亏损。一旦商业保险公司代办烟叶保险，政府则可以集中精力进行农业保险制度的建设和管理，要做的只是宏观上的监管工作，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3.5建立巨灾风险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