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债务法律规定范文

共同债务法律规定篇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出台，为法院审理各类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提供了更加完备的法律依据，同时，从全国法院审理各类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情况来看，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离婚诉讼中当事人虚构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日益增多”既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的出现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不无关系。本文试就《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立法缺陷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力图从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角度出发，提出解决适用该法条之困境的办法。

[关键词]

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个人债务 日常家事权 表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的出台，为法院审理各类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提供了更加完备的法律依据，同时，从全国法院审理各类婚姻家庭纠纷案件的情况来看，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离婚诉讼中当事人虚构夫妻共同债务的情形日益增多”既是其中之一。这个问题的出现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不无关系。《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这种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首先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做法显然着眼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考虑，防止夫妻借离婚逃避债务，以致削弱债权人债权实现的可能性。但该解释片面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忽视了对婚姻关系中无辜一方的保护，肆意扩大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加重了夫妻关系中非借债一方的举证责任，违背了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存在立法缺陷。

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立法缺陷

1、《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与其他法律规定存在立法冲突。

《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以下简称《财产分割的若干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

（1）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但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除外。

（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好友所负的债务。

（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

（4）其他应由个人承担的债务。

由以上规定可以看出无论是《婚姻法》还是《财产分割的若干意见》都将夫妻共同债务定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是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核心特征，而按《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则无论是否为夫妻共同生活所需，只要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借，哪怕是举债一方的违法行为所致，或是个人生活享乐行为所致，甚至是一方离婚时为侵吞另一方财产恶意虚构的债务，只要配偶他方无法举证证明存在“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之情形，则一律推定为共同债务。我们以一方违法行为所负债务（如借钱）为例，无论按照《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还是《财产分割的若干意见》第十七条，都应该认定为个人债务，而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则要推定为共同债务。同一笔债务，依据不同的法律却被界定为两种对立的性质，难免会让人感到法律适用上的无所适从。

2、《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忽视了夫妻在婚姻关系中的人格独立地位。

夫妻双方在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表现形式是非常复杂的。基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本质要求，夫妻对外民事法律行为常常具有如下特征：（1）主体的一致性。夫、妻在对外进行法律行为时是作为一方当事人——复合主体而存在的； （2）以家庭事务为目的。夫妻对外民事法律行为以处理家庭事务为目的，这是由夫妻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决定的；（3）意思表示的一致性。夫妻对外民事法律行为主观上的构成要素为夫妻之间的合意，即体现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4）效力归属的同一性。夫妻对外民事法律行为基于其主体和意思表示的一致性，决定了其法律效力归属上的一致性，即所产生的权利义务由夫妻双方共同享有和承担。

但是，夫妻在婚姻生活中又是彼此保持独立人格的。夫妻地位的立法例经历了由“夫妻一体主义”到“夫妻别体主义”的转变，现代各国的立法无不确立了夫妻在婚姻中的独立地位。我国《婚姻法》亦规定了“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婚姻法》第二条第一款）“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第十三条）以及关于夫妻个人财产制等规定都是夫妻彼此人格独立的体现。因此，夫妻在对外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不可能都为夫妻双方共同的行为，也有可能是一方出于个人目的的个人行为。即使在处理夫妻财产（包括积极财产和消极财产，如债务）方面亦是如此。《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不区分夫妻对外举债的性质一律简单推定为共同债务，忽视了夫妻一方以独立主体资格参与民事法律关系的情形。

3、《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忽视了对当事人利益的均衡保护，无法体现公平与正义。

当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时，一方面要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债权人利益，防止夫妻借离婚逃避共同债务，另一方面又要注重保护非举债配偶一方的利益，防止配偶他方恶意举债。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除非举债配偶一方能举证证明存在两种“例外情形”。很显然，这样的规定是片面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那么是否债权人比非举债配偶一方更需要保护呢？笔者并不这样认为。首先，从规避风险的角度看，债权人在与债务人交易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他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交易以及选择预期清偿能力强的债务人为交易对象，甚至还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以保全债权实现；而夫妻中非举债一方却无法预知另一方何时举债，举债数额，无法控制其举债用途，尤其在另一方恶意举债时更是如此。所以，债权人比非举债配偶一方更容易规避风险。其次，从权利救济手段看，即使债务被认定为个人债务，债权人仍有承担债务的义务主体，他仍可以采用各种法律手段促使债权得以实现；而夫妻中非举债一方如不能证明存在两种“例外情形”就不得不承担连带责任，虽然理论上其对外承担责任以后还可以向配偶他方追偿，但往往举债人已将财产消耗殆尽，被侵害的权益难以得到救济。再次，从举证能力的角度看，由于第二十四条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债权人无需承担举证责任；而非举债配偶方要想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无疑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一方举债往往具有隐蔽性，恶意举债时更不会让对方知晓。若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即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第三人知道该约定）更为困难，因为首先我国约定夫妻财产分别所有的家庭少之又少，即使有此约定，如何证明第三人知道该约定对非举债配偶来讲也是很困难的。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债权人与非举债配偶相比，后者其实处于弱势地位，更需要法律的保护。那么立法过程中，立法者面对需要保护的两种 利益就要进行仔细衡量，做好价值判断，以彰显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而二十四条之规定使利益的天平过分倾向债权人一边，不仅不利于对非举债配偶一方的保护，更易诱发道德风险，夫妻离婚时恶意举债现象越来越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问题的解决

司法实践中，如果仅按字面意思生搬硬套《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之规定审理夫妻债务案件，容易造成结果上的不正义、不公平，相信这也不符合立法者的本意。因此，要解决适用第二十四条的困境，则需正本清源，以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为切入点，区分各种情况，最终找到适用二十四条时应把握的原则。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

生活中，夫妻举债的情形是异常复杂的，是否认定为共同债务通常要考虑以下因素：

1、借债时间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二十三条规定：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这说明夫妻婚前所负债务应认定为个人债务，除非存在例外情形。

2、借债目的为夫妻或家庭共同生活所需或夫妻共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前者如为家庭共同生活需要、为履行法定的抚养、赡养义务或一方因治疗疾病所负的债务；后者如因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无论一方经营还是双方共同经营，其收入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或一方婚前举债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情形。

3、夫妻双方合意。即无论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只要当事人双方合意举债，均可以认定为共同债务。

4、夫妻一方行使日常家事权所负债务。我国婚姻法虽未直接规定日常家事权制度，但《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之规定可以看做是此制度的体现。该条规定“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这里的“财产”应该即包含积极财产又包含消极财产（如债务）。因此夫妻以一方名义在“日常家事”范畴内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共同债务。

5、夫妻一方超越日常家事权范畴构成表见所负债务。即夫妻一方超越“日常家事”范围举债，而第三人善意且有理由相信其是在“日常家事”范围内行事或认为该债务为夫妻双方合意，则出于保护第三人利益，法律规定夫妻双方应承担连带责任。

（二）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应把握的原则

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依二十四条之规定“婚后夫妻以一方名义举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推定为“共同债务”？且此种推定不违背我们上述关于共同债务的界定。既然第二十四条设置的适用条件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故在此我们只需讨论上述第2、4、5种情形。而4、5两种情形下所负债务法律已明确规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双方承担连带责任，根本无需推定。因此笔者认为，若要推定为共同债务必须符合上述第3种情形的要求，即推定的前提是此债务“为夫妻共同生活所需或双方共享了债务带来的利益”。这样推定的优点是：

其一，实现了对当事人利益的均衡保护。夫妻婚后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首先推定为共同债务，免除了债权人的举证责任，是为对债权人利益的考虑，而推定的前提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所需”，可以有效防止夫妻一方恶意举债的现象发生，避免了对无辜一方利益的侵害；

其二，实现了我们对法律概念理解的统一。即“夫妻共同债务”无论在哪个法律条文中出现，我们对其理解都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程新文、吴晓芳：《当前婚姻家庭案件中的若干新情况新问题》，载《法律适用》，20__（8），第56页.

[2] 曹诗权、陈苇：《婚姻家庭继承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__，第338页.

共同债务法律规定篇2

关键词：夫妻共同债务 立法缺陷 司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3-070-03

一、立法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

关于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的分配，依据《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即债权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如果夫妻另一方不能依据两个“除外”规定，举证证明这一债务是夫妻个人的单方债务则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此规定可见，夫妻另一方（指非举债方）存在两种证明责任：一是能够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指实际举债方）已经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二是能够举证证明夫妻双方采取的是约定财产制，且还能证明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所以，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对夫妻一方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的证明责任，实际上强加给了夫妻另一方即非举债一方。

二、立法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缺陷

从理论上来说，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是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容易产生错误的利益衡量。公平正义原则是分配举证责任的最高法律原则，它是分配举证责任最初的起点和检验分配是否适当的最后工具。{1}依据婚姻法解释中关于举证原则的规定，实际上是免除了债权人证明债务为夫妻共同责任强加给了债务人的配偶，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公平的，但是，从深层次上看，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1）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担原则，债权人主张权利，仍应就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自己权利产生的事实、理由承担举证责任，并且有实际举证的能力。因为债权人在债务发生过程中，掌握了选择、决定是否与债务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动权，并且可以在债务发生前采取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或者要求债务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等一系列措施，以保证债务实现，减轻风险，也有为以后发生纠纷时准备充分证据的能力。所以，按照公平原则及有关举证责任的一般法理，债权人都应当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2）在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问题上，夫妻一方与债权人约定的个人债务发生纠纷后，这个债务的性质就成为夫妻另一方与债权人争辩的焦点。根据推定规则，债权人无须证明，而债务人配偶却要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在争议之前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书面约定，但如果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不承认的情况下这种证明很难，也很不现实的；并且很多人在离婚时，为了达到多分财产的目的，想尽办法故意伪造债务，就算是之前有约定，债务人肯定也不会承认了，而债权人为了自己利益，为了更有利于债权的实现，也不会实事求是地承认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3）在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财产为各自所有”的问题上，债务纠纷发生后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的事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债权人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实情，要想证明债权人明知的主观想法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债务人的配偶想证明的是与自己利益完全对立、冲突的相对人的主观想法，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综上所述，推定规则将举证责任强行分配给债务人的配偶是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也是极不合理的。

三、立法缺陷引发的实践问题

现代社会，夫妻财产关系日趋多元化，立法对举证责任规定的不足越发显现出来，导致在离婚案件中，出现了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难度大、举证难、取证难的问题。实践中举证难主要表现及原因如下：

1.受害人法律意识淡薄，怠于收集证据。正常情形下，夫妻双方因为感情融洽，相互信任，一般都不会想到离婚，对离婚时的债务分担问题缺乏危机感。并且中国的家庭现实是婚姻当事人一旦结婚，一切以“家”为主导，忽视了个体利益和保护意识。因此，在主观上不会保持警惕意识，在客观上也不会收集和保存一些证据，一旦夫妻关系恶化，另一方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否认应当承担的债务，甚至伪造债务，企图侵吞夫妻共同财产。因此，受害方“举证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害方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更为典型的是，很多受害人甚至在受到侵害之后，还不会意识到要收集相关证据，而是以道德观念认为事实本身如此就是最好的证明，无论跟谁理论，都是不会改变的事实，不需要书面证据。因而导致在一方或者债权人提讼后，往往因无法向法庭提供有效的证据而导致败诉，承担不利后果，后悔晚矣。

2.夫妻一方因个人原因擅自举债，另一方举证困难。1993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2）一方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3）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从此条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夫妻一方因个人原因擅自举债，属于个人债务，不纳入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在实践中，尽管有司法解释为依据，却没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此规定对弱者的权利起不到根本保护的作用。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一般情形下，一方从事经营，另一方不参与或很少参与对方的生产经营活动，对对方的财产状况了解甚少，在主观上也不会意识到在貌似正常的家庭氛围背后存在夫妻财产纠纷的隐患，直到夫妻离婚时债务承担对自己不利，才恍然大悟，却已无能为力，只能迫于没有掌握证据得不到法院支持而承受不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因此，在债务纠纷出现时或离婚时要举证证明经营一方是“擅自举债”、且“用于个人需要”是很困难的事情。

3.对债权人是否和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也很难举证。随着夫妻独立性增强，在很多时候，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发生举债行为，仅仅是举债方的个人私事，另一方并不知情更无法控制，出现纠纷时，根本没办法证明他们约定为个人债务了。据统计，每年各地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占很大的比例，而原告撤诉的占很大一部分。据法官分析，撤诉案件大多数是因为证据不足，拿不出证据，其权利就无法得到保护。所以，一旦发生纠纷，该项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夫妻个人债务一般很难认定，未参与举债一方也很难拿出证据证明债务人的借款为个人债务。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则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4.经营性债务难以举证。随着经济发展，夫妻双方或单方举债进行经营活动的情况大量增加。大多情况下，夫妻间参与经营的只是夫妻一方，另一方并不参加。而且，因经营所形成的债务，即便一方独自以其个人财产进行经营而且收入归己没有与家庭发生任何关联而形成债务，夫妻另一方一般很难举证所经营的资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而且也没办法约束经营一方的经营行为和非经营行为。而根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未经营一方须承担举证责任，在未参加经营的情况下，却要承担举证经营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且经营收入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违反了消极事实无法举证的原理，有失公平。

从以上对举证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实中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是十分复杂的，简单地说由主张个人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或由主张共同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其实都是不科学的。总结起来，笔者认为：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分配举证责任，在以夫妻名义共同举债的情形下，要求主张是个人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若不能举证，则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在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情况下，要尽量保护举债方配偶的利益，要求举债一方举证，否则就认定为举债人的个人债务。这样综合考量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才是比较合理的、公平的。

四、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1.设立夫妻大额债务共同签字制度。在离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对方财产的现象成为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中的难点，且这种现象在缺少法律规制的情形下越来越严重。

推定规则容易助长夫妻一方恶意举债的故意，容易引发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的危机。此类债务纠纷大多发生在婚姻走到尽头之时，感情一旦不存在，夫妻间的财产争夺战就显得冷酷而残忍。{2}为了获取更多了利益，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常常不惜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欺骗法院和其配偶，从而达到其想要获取更多的财产、取得更多的非法利益的目的。为防止一方恶意举债而引发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之争，立法应当对夫妻单方大额举债行为进行规范。因此笔者建议立法规定：大额举债要经过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后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否则，夫妻任何一方单独举债的，可以推定为其与债权人已约定为其个人债务，除非有证据证明该项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夫妻另一方事后予以追认的，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一般而言，大额债务是应当排除在日常家事范围之外的。债权人作为善意交易人应持谨慎交易的态度，其在出借大额款项或进行大额交易时，应当征询债务人配偶的意见，否则可推定其认可该债务为个人债务。对债权人为追求高利贷利益而盲目借款或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不谨慎交易的行为，其自身本来就存在过失，所以应承当风险。

2.完善离婚案件中夫妻债务处理的规则。

（1）废除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而这一推定规则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存在严重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的可能性，并导致了当今诉讼欺诈现象的日益泛滥。而且，从理论上说，其一，“家”不是一个民事主体，夫妻个人举债即使用于家庭共同生活，也不能说是“家”与债权人有债之关系。{3}家庭成员有其独立性，每个个体仍为私法上最基本的行为主体，毕竟个人责任自负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每个人得根据自身意思自我负责地形成其社会经济生活，此为私法自治的集中体现。人们在从事经济交易、进行社会往来时，关注更多的是交易对象自身的信誉和资质，而非其配偶如何、背景怎样。{4}其二，在交易之初，由于债权人拥有交易选择权，他完全可以通过让夫妻另一方对债务进行确认来规避这种交易风险。这种规避交易风险行为的成本，比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强加给夫妻另一方所导致的反驳成本要小得多。{5}

我国法律规定离婚时分割财产的基本原则是适当照顾女方、子女以及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公平处理共同财产及债务。但司法实践中，往往是法律无法保护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无过错方以及子女的权益，反而为他们增加了不合理的债务负担。因此，应当废除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当然，废除该推定规则，可能会出现客观真实上系夫妻共同债务，但债权人因无法获得夫妻之间内部信息而举证不能，导致案件事实与客观真实不符。但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其他方面的途径加以补救，力求平衡婚姻关系双方及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各方的合法利益。

（2）充分运用法官的个人经验法则，灵活适用法律，平衡各方利益。目前“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己成为全国各地法院审理夫妻共同债务案件普遍适用的规则，在立法上还没有对其完善的情况下，法官应充分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对夫妻个人利益和债权人利益进行充分比较权衡，并灵活适用法律，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首先，应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对《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适用范围作限制性理解。体系解释也称逻辑解释、系统解释，是指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中，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6}其目的是为了全面、完整地把握立法精神和法律含义，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失却法律原意。《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是对现行婚姻法的解释，其应忠实于现行婚姻法，并限制在现行婚姻法的框架内，不能超出立法本意。其次，充分运用法官的个人经验法则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法官审理案件时，应在兼听双方当事人述辩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利用自己的经验法则，选择适用法律规则，对具体案件作出合理公正的判断，这样的判决结果会更符合客观事实，更趋向于实质正义。最后，变通适用日常家事权制度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日常家事权制度的关键在于“日常家事范围内”，但因为婚姻法相关解释缺失对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的规定，加之我国又没有对日常家事权作明确规定，法官若直接适用该制度易引起当事人的非议。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可采用两个判断标准：一是夫妻双方是否存在共同举债的合意，二是夫妻双方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7}尽管这两个标准表述不是很科学，但我国实务界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此标准已居主流地位，可将之与日常家事联系起来分析，日常家事范围内的个人负债可推定为夫妻合意，认定为共同债务。而对于一些争议较大明显超出日常家事范围的巨额债务，则应从严审查，不可轻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3.明确夫妻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之争的举证责任。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使得很多情形下明知是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当事人却无法维护自身的权益，给法院裁判及当事人利益都带来很多困扰。如前所述，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夫妻一方要举证证明另一方个人举债非夫妻共同债务难度极大，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情况下根本无法举证，依据法律规定却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按照我国的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以及社会的传统观念，法律侧重于惩罚婚姻的过错方，但事实上过错方往往是事先有所准备并刻意隐瞒其所作所为，甚至故意制造假象蒙蔽法院，蒙蔽配偶他方，其主动坦白过错的情形是很罕见的。正是由于无过错方在诉讼中的举证不能，使得本该胜诉的受害方往往难以提出有利证据得到法院的支持，亦使得法律保护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难以实现。因此，我国《婚姻法》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上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实行夫妻债务认定举证倒置规则，由夫妻参与举债一方当事人证明所举债务确实是夫妻共同决定，或确实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需要的，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按举债一方个人债务处理。这种举证规则比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在诉讼中将举证责任强加给夫妻另一方的成本要小得多，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4.增补日常家事权制度。在婚姻生活中，日常事务琐碎繁多，夫妻确有相互的需要，这种日常家事权是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推定，同时也符合婚姻当事人的本人利益，这一制度有利于维护简单民事交易的安全，方便日常生活。这一制度早己成为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制度，英美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虽然只是对夫妻互有日常家事权予以间接承认，这已经是对原有婚姻法理论的重大突破。{8}但直至今日日常家事权并没有得到立法上的明确规定，因此建议在婚姻法中引进日常家事权制度，并且明确限定日常家庭事务的合理范围，这对于维护家庭生活的稳定和民事交易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日常家事权的范围应严格把握，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不宜扩大。完善我国的日常家事制度首先要将日常家事权的权限和范围规定清楚。如史尚宽先生所说，“就家事之规模及其外部的生活样式”确定家事权的范围。因为“日常家务之范围，依各夫妻共同生活之情事及因为其行为之目的而有不同，由外部正确判定，甚为困难。然如依内部情事而定其范围，不独有害于第三人，结果反有碍夫妻共同生活之经营。”{9}即有了生活样式外观的日常家事权，可以类推适用表见的规定。

日常家事权的权限和范围清楚之后，对于非属于日常家事事项的处分就应当征得夫妻双方的同意和确认。笔者认为应规定为：一方若设置不属于日常家事范围内的债务，须经另一方的同意和确认，否则应当视为个人债务，由举债方自行承担债务后果。但该债务负担若符合民法表见的外观而使债权人有理由相信的，不足以对抗债权人。

注释：

{1}丁巧仁.民商事案件裁判方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103.

{2}唐雨虹.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缺陷及重构[J].法学论坛，2008（5）：110.

{3}杨斯空.论我国法定财产制下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J].法制与社会，2007（4）

{4}郑磊.王海栗.夫妻共同债务认定[J].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3）

{5}唐雨虹.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缺陷及其重构[J].行政与法2008（7）

{6}曾宪义等.国家司法考试辅导用书[G].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1.

{7}夏侩军主编.婚姻家庭审判实务与典型案例评析.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240.

{8}占清.夫妻债务制度研究.陈苇主编.家事法研究[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59.

{9}史尚宽.亲属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318.

参考文献：

1.伍蓉玲（导师：梁立霞）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研究.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11.1

共同债务法律规定篇3

摘要：我国现行《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存在不少缺陷和漏洞，为当事人逃避法律责任、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为妥善公正地解决夫妻共同债务纠纷，我国夫妻共同债务制度亟待完善。本文对现行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规定的弊端进行简要梳理，提出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策略。 

关键词：夫妻 共同债务 婚姻法 

 

夫妻共同债务作为消极夫妻共同财产，其理论基础在于婚姻的契约性和伦理性。基于夫妻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夫妻双方互享家事权，家事权制度也成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重要理论渊源。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不仅关系到婚姻当事人的财产利益，而且涉及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因此，在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处理时，必须始终贯彻私法自治原则、保护交易安全原则、保护弱势群体原则，恰当地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尽可能地实现实质公平。我国现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弊端。基于此，当前对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行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规定的弊端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约定为夫妻分别财产制，以及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该规定对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并非完美无遵循现行法律规定，即使夫妻一方恶意举债，只要夫妻双方未约定实行夫妻共同分别财产制，未举债一方也不能证明恶意方债权人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恶意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均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非举债的无辜一方在未享受负债利益，甚至不知悉所负债务的情况下，仍应对另一方所负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这种判决结果将给夫妻中的非举债一方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害和感情伤害，甚至给社会带来惧怕婚姻的不良现象。显然，这样的处理方法和处理结果与婚姻家庭法的立法精神也是相违背的。可以说，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做法虽易操作，但也存在天然缺陷，关键在于相关配套制度未能合理地兼顾到夫妻双方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对于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两种例外情形，以下分别讨论： 

第一种情形：第三人知道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前面已经分析过，夫妻双方对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以第三人知道与否为判断标准，凡第三人事先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第三人事先不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仍为夫妻共同债务。这对限制夫妻双方滥用权利、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十分有利。但由于夫妻财产契约属于内部契约，具有较强的隐秘性，而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的约定仅要求夫妻双方采用书面形式，不要求履行公示程序，通常情况下第三人无从知晓。况且，司法解释还把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约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非举债的夫妻一方，非举债方如果不能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对婚后所得实行分别财产制，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就一律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这对婚姻关系中的无辜者实属不利，只会纵容恶意夫妻一方擅自举债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还应优先于债务人的利益，因为就权益受害者的防范成本来看，债权人方法风险的成本小于婚姻当事人。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债权人处于优势地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交易，而且完全能够通过选择实力强信誉好的交易对象；但生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配偶一方则不一样，其已经被束缚在婚姻之中，无法再行选择。因此，从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在保护第三人交易安全的同时，法律制度的设计也应该对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予以关注和保护。 

第二种情形：非举债一方能够证明举债方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可否认，其立法的本意在于尊重交易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此制度设计缺乏生存土壤。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往往是以一方个人名义进行的，对于夫妻任何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另一方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负债一方与债权人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约定，都必须按照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共同债务法律规定篇4

论文关键词：夫妻 共同债务 婚姻法

夫妻共同债务作为消极夫妻共同财产，其理论基础在于婚姻的契约性和伦理性。基于夫妻之间的特殊身份关系，夫妻双方互享家事权，家事权制度也成为夫妻共同债务的重要理论渊源。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不仅关系到婚姻当事人的财产利益，而且涉及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因此，在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处理时，必须始终贯彻私法自治原则、保护交易安全原则、保护弱势群体原则，恰当地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尽可能地实现实质公平。我国现行《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弊端。基于此，当前对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进行探讨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行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规定的弊端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约定为夫妻分别财产制，以及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该规定对维护交易安全、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过，任何法律制度的设计并非完美无遵循现行法律规定，即使夫妻一方恶意举债，只要夫妻双方未约定实行夫妻共同分别财产制，未举债一方也不能证明恶意方债权人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恶意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均为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连带责任。非举债的无辜一方在未享受负债利益，甚至不知悉所负债务的情况下，仍应对另一方所负债务承担偿还责任。这种判决结果将给夫妻中的非举债一方带来巨大的利益损害和感情伤害，甚至给社会带来惧怕婚姻的不良现象。显然，这样的处理方法和处理结果与婚姻家庭法的立法精神也是相违背的。可以说，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做法虽易操作，但也存在天然缺陷，关键在于相关配套制度未能合理地兼顾到夫妻双方以及第三人的利益。对于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两种例外情形，以下分别讨论：

第一种情形：第三人知道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前面已经分析过，夫妻双方对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以第三人知道与否为判断标准，凡第三人事先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第三人事先不知道该约定的，所发生的债务仍为夫妻共同债务。这对限制夫妻双方滥用权利、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十分有利。但由于夫妻财产契约属于内部契约，具有较强的隐秘性，而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的约定仅要求夫妻双方采用书面形式，不要求履行公示程序，通常情况下第三人无从知晓。况且，司法解释还把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实行分别财产制约定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非举债的夫妻一方，非举债方如果不能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对婚后所得实行分别财产制，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就一律纳入夫妻共同债务。这对婚姻关系中的无辜者实属不利，只会纵容恶意夫妻一方擅自举债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实际上，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还应优先于债务人的利益，因为就权益受害者的防范成本来看，债权人方法风险的成本小于婚姻当事人。在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中，债权人处于优势地位，可以自由决定是否交易，而且完全能够通过选择实力强信誉好的交易对象；但生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配偶一方则不一样，其已经被束缚在婚姻之中，无法再行选择。因此，从平衡各方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在保护第三人交易安全的同时，法律制度的设计也应该对婚姻关系中无辜方的利益予以关注和保护。

第二种情形：非举债一方能够证明举债方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不可否认，其立法的本意在于尊重交易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此制度设计缺乏生存土壤。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债务，往往是以一方个人名义进行的，对于夫妻任何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另一方如果不能提供证据证明负债一方与债权人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约定，都必须按照夫妻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夫或妻一方在未经另一方同意向外负债时，很少有人会明确约定所负债务为夫妻个人债务，即使夫妻一方想约定，与之交易的债权人一般也不会同意。根据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人具有完全的理性，都会做出让自己利益最大化的选择。在现实交易中债权人为了增加自己的债权担保，一般都不会与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假使夫妻一方的确与第三人约定为夫妻个人债务，要求未参与交易的夫妻一方对“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进行证明，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有违举证责任分配时应遵循的公平、合理、诚实信用原则。因为将某一案件事实的证明责任加在远离证据材料又缺乏必要的收集证据的条件与手段的当事人身上，而占有或者接近证据材料、有条件有能力收集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反倒不负举证责任，势必造成不公平。其后果是，一方假借夫妻之名，行个人事务之实，以期行为的后果由夫妻共同来承担，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利益。

总之，婚姻法进行利益衡量和制度安排时，表现出了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和对配偶的不信任。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表现为，只要借钱给已婚的债务人，不论其用途，不论恶意善意，只要没有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声明对债务人夫妻分别财产制的约定一无所知，法院均奉送法定连带保证人一名；对配偶的不信任表现为，推定夫妻为利益共同体，一方对外负债而另一方必将受益，即使喊冤说确不知情或确未受益，均视为狡辩或推定为借钱不还之同谋。

二、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策略

（一）确认家事权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之间家事权的行使是夫妻共同债务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夫妻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十分频繁，为保护夫妻双方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和交易安全，国外许多国家立法明文规定夫妻互有家事权，我国现行婚姻法没有规定夫妻日常家事权，导致夫妻共同债务缺乏有力的制度支撑。故笔者建议在婚姻法必要明确规定日常家事权，包括家事权的范围、权利行使的方法和限制、对夫妻及第三人的效力等。法律设立日常家事权，一方面也是为了有利于对夫妻行为进行界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负担奠定基础，另一方面是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降低其债权落空的交易风险。

（二）明确界定夫妻共同债务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者夫妻双方为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夫妻共同财产是维护夫妻共同生活的基础，而夫妻共同债务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减损，在本质上为消极夫妻共同债务。在婚姻生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从夫妻共同债务的特点来看，必须符合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对此，债权人负有举证责任。但是，如果非举债方可提出相反的抗辩来否认，即夫妻另一方所负债务非为夫妻共同意思表示，且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则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除此以外，如果夫妻双方明确认可夫妻一方所负个人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有共同财产的，共同财产应优先清偿夫妻共同债务，共同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夫妻双方以其个人财产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要求夫妻任何一方清偿全部债务。夫妻内部份额的分担由夫妻双方协议或法院判决承担责任的份额的，不能对抗债权人，夫妻双方对清偿共同债务达成的协议和法院对夫妻双方共同债务所作的承担份额的判决，其效力不及于债权人，即夫妻离婚后债权人仍有权向原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完全债权，任何一方有有完全清偿义务，以使夫妻双方对清偿共同债务永远承担连带责任。

（三）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公示制度

夫妻共同债务作为消极夫妻共同财产，与夫妻财产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来说，夫妻共同财产所产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相反，夫妻个人财产所引起的债务则为个人债务。我国《婚姻法》采用了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并存的夫妻财产制立法模式，并且规定如果非举债方有证据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得，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通常情况下，第三人对夫妻财产制的约定难以知晓，要求债权人对此予以证明更是强人所难。解决此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对夫妻约定财产制进行公示，这也是目前国外立法中普遍采取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法国，夫妻在对财产进行约定时，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形式要件，不仅需要采用书面形式，而且还需经公证人进行公正，在完成公证手续后，还必须履行登记手续才能对抗第三人。《法国民法典》第1394条规定：“夫妻间有关财产的约定不仅需要采用书面的行使，而且应在公证人面前订立；订立协议时，夫妻双方以及有关的当事人，如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监护人等，或者其委托的人必须在场，并作出同意的意思表示。财产协议做成后，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同时免费向各当事人提交一份未印花的白纸制作的证书。”纵观各国的立法，公示程序分为登记和公正两种。采取登记程序的有德国、日本、韩国及我国澳门、台湾地区；要求双方在办理婚姻登记时一并办理财产契约登记。采取公正程序的有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要求夫妻财产契约须以书面形式订立并经过公证。根据我国的国情，笔者建议对夫妻共同债务的约定采用登记的形式，以便对第三人产生公信力，也从而也相应地减轻了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同理，我国还可以尝试设立夫妻债务登记制度，尤其对经营性债务，应当事先进行登记，以避免在发生债务纠纷时，出现夫妻对债务履行的不公平、不公正，甚至还会避免逃避债务的情形。

（四）夫妻共同债务认可制度

共同债务法律规定篇5

一、连带责任的分类

对连带责任进行分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标准将连带责任进行分类。旨在帮助我们加深对连带责任的认识深度，从不同侧面把握连带责任的特征、性质及其构成要件，正确地界定民事责任。

（一）、法定连带责任和约定连带责任

依连带责任产生之原因不同，可以将连带责任划分为法定连带责任和约定连带责任。连带责任虽对债权人有利，但对债务人，无疑是一种加重责任。所以《民法通则》规定，承担连带责任，须由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可见，在一般情况下，多数人之债务是以按份责任为基本清偿原则的。

约定连带责任是依照当事人之间事先的相互约定而产生的连带责任。法定连带责任是指根据法律规定而产生的连带责任。由于债务人约定加重自己的责任的情形毕竟不多，故连带责任的承担大多数来自法律的规定。法定连带责任与约定连带责任除了产生的原因不同外，还有连带责任人主观因素的区别。法定连带责任均为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如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而损害被人利益的，由于该人和第三人主观上都有过错，所以《民法通则》第66条第二款规定了两者应承担的连带责任。约定连带责任的承担不一定要求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仅以事先约定为准。如保证人为被保证人就主合同提供担保，保证人主观上并无过错，只是基于保证合同中的约定而承担连带责任。

（二）、违约连带责任与侵权连带责任

依连带责任内容之不同，又可将连带责任划分为违约连带责任与侵权连带责任。违约连带责任即指当事人共同违反合同规定而产生的连带责任，侵权连带责任即指当事人共同侵权行为造成损害发生而产生的连带责任。

区分以上两者的法律意义在于：1、构成违约连带责任只须具备当事人有共同违约行为和主观上有共同过错，不论是否致他人损害。而构成侵权连带责任必须具备共同侵权行为，当事人在主观上有共同过错，客观上存在损害事实，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四个要件。至于无过错责任，则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适用。2、违约连带责任的承担除继续履行合同与支付违约金等方式外，在造成损失并超过违约金的情况下，还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而侵权连带责任的承担，仅限于赔偿损失的承担方式。

（三）、有效合同连带责任与无效合同连带责任

依产生连带责任的合同效力的不同，可将连带责任分为有效合同连带责任和无效合同连带责任。有效合同连带责任的前提是有效合同。在合同成立之时，当事人各方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所订合同的内容和形式都符合法律规定，当事人主观上没有过错，客观上没有违约行为。因此，或是主合同或是从合同皆为有效合同。只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或多方违约才产生了连带责任。无效合同连带责任产生的前提是无效合同。或是主合同无效，或是从合同无效。由于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客观上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因此，合同在成立时就无效。合同无效并不能免除当事人的连带责任，这种连带责任即为无效合同连带责任。

区分有效合同连带责任与无效合同连带责任的法律意义在于，有效合同连带责任的承担有继续履行合同、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方式；而无效合同连带责任的承担有返还原物、赔偿损失、追缴财产收归国有等方式。

（四）、一般连带责任与补充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确定后，依债务人承担责任的先后顺序不同，可将连带责任划分为一般连带责任与补充连带责任。一般连带责任的各债务人之间不分主次，对整个债务无条件地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不分顺序地要求任何一个债务人清偿全部债务。如合伙、半紧密型联营、关系等。补充连带责任须以连带责任中的主债务人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为前提，从债务人只在第二顺序上或者与责任总额不一定相等的情况下承担连带责任。如保证人在被保证人不能偿还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连带责任。倘若被保证人只能承担60%的债务，那么保证人只能承担另40%的责任。

区分一般连带责任与补充连带责任在民事诉讼中有其一定的意义。对一般连带责任，可按债权人的意愿处理，如只其中一方债务人，则无需把其余债务人都追加为被告。对补充连带责任，法院应将其他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二、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

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连带责任是连带债务关系中数个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因此，连带责任需具备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连带责任人主观上须有过错；行为须具有违法性；须造成损害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须存在因果关系。但是，由于民事立法上允许连带责任无因设置，即当事人自行约定，所以连带责任的构成又有例外。比如担保合同中的保证人，其主观上虽无过错，也未实施违法行为，但其仍应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连带责任的构成还有其自身的条件和特点。

（一）、连带责任人必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连带之债是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连带之债是指以同一给付为标的，各债权人或各债务人之间有连带关系的多数人之债，其中数个债务人连带承担以同一给付为标的的债务，称为连带债务。显而易见，连带责任的责任人须为两人或两人以上，连带责任人作为多数主体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般连带责任的各债务人，诸如合伙内的各合伙人，共同侵权的各侵权人等，另一种是补充连带责任中的主债务人和从债务人，如保证合同中 的主债务人和保证人。

（二）、连带责任人与债权人之间须存在着债的关系，且为不可分之债

连带责任是以债的关系为前提的，没有债的关系，就无民事责任可言，更谈不上承担连带责任。在关系中，某两方当事人共同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由此便与受害人之间形成了债的关系。如在人与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人利益的情况下，人是对其进行活动中的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失向被人承担责任，第三人也不是代人受过，而是对自己的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害向被人承担责任，人与第三人在意思上的联系和行为上的配合，使得他们处于共同债务人的地位。另外，在保证关系中，保证人与债权人所形成的同样是债的关系，此债是以主债务的存在为前提，为从债，也即保证之债。

连带责任所指向的债必须不可分。不可分有性质不可分和意思不可分，性质不可分是指给付在性质上不可分割，如分割就会损害其价值；意思不可分是指给付在性质上虽属可分，但依当事人意思而定为不可分。我们这里所述的不可分显然是指意思不可分。民法上所说的“连带”是指“共同的、一致的、不可分的”意思。但“共同的、一致的”是指几个责任人共同对某一特定主体承担义务：“不可分的”则强调了这些责任人对共负的债务必须不分份额地承担清偿义务。这种共同债务的不可分割决定了各连带责任人在履行义务时，首先就应无条件地承担全部责任，其后才在内部关系中体现按份责任。因此，共同的不可分割性是连带责任的重要构成要件。

当然，连带债务的不可侵害性也不是绝对的。债务不可侵害性是对责任人而言，对责任人具有约束力，而债权人不受这种约束。当债权人允许责任人分担债务时，这种不可分割性便不起作用。

（三）、连带责任的客体必须是种类物

连带责任的主体是指连带民事责任人承担义务的对象。该客体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相比，其外延显得单一。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一般是指物、行为、智力成果和其他一些权益。作为民事法律关系最普遍的客体物又分为种类物和特定物。而连带责任的客体则只能是其中的种类物，这是由连带责任的性质所决定的。其一是，连带责任是一种财产责任，所以其客体必须是物。其二，由于所履行债务的责任是连带责任，因而这种客体在客观上是可分别承担的，而不应是特定的。特定物不能作为连带责任的客体，因其具有不可替代之特征，其他连带责任人无法承担连带责任。

（四）、连带责任的承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或者当事人明确约定

该问题在连带责任分类中已作初步分析，在下文中将进一步阐述，在此从略。

三、连带责任的承担

《民法通则》规定，连带债务人都有义务向债权人清偿债务。也就是说，债权人可同时或先后要求连带债务人全体或部分或一人履行全部或部分义务，被请求之债务人不得以超出自己应付份额为由，提出抗辩。只要债务没有全部清偿完毕，每个连带债务人不论他是否应债权人请求清偿过债务，对没有清偿的债务部分，都有清偿的义务。

连带债务人在外部关系上即各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中按连带责任处理，而在内部关系上，即各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上则一般依按份责任处理。也即连带债务的债务人各自应承担的债务份额，法律规定的，依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应依当事人的约定，既无法律规定，又无约定的，应平均承担。司法实践中，往往在处理连带债务人内部关系时忽略了对外债务的连带清偿问题。比如在处理合伙、联营等纠纷时，仅对内部的债权债务直接分摊或分割至各合伙人、联营方连带责任承担之请求权，给外部关系中的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构成了危害，这显然是错误的。

连带责任对每个具体债务人来说，意味着责任的加重，它使债务人间的内部关系中形成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力量，并促使债务人共同防止和消除违法行为，保证债权人的债权得以顺利实现。确定连带责任承担的原则和依据是：

（一）连带责任法定原则。连带责任产生的法律上的依据主要有：1、《民法通则》规定，这是连带责任产生的基本依据。主要有：第35条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第52条因联营而承担连带民事责任；第66条、第67条中因授权不明、人与第三人串通、无权或利用关系进行违法活动而产生连带责任的承担；2、《合同法》、《担保法》的有关规定，为《担保法》关于保证责任的祥尽规定；3、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如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11条、第148条，《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73条，《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条、第10条，《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9条等，均有连带责任承担的规定。4、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如《广告法实施细则》规定广告虚假而承担连带责任等。

（二）连带责任约定原则。即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自愿约定而确定连带责任的承担。约定承担连带责任多见于担保合同中。

（三）连带过错原则。即根据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过错大小来确定连带的承担。包括两种情况：一种依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本应负连带责任的一方当事人由于其主观上无过错，因而在一定条件下（并非所有无过错均不承担连带责任）不承担连带责任。比如与主合同当事人双方串通、骗取保证人提供保证，主合同债权人采取欺诈、协迫手段，使保证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保证之情形的，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即连带责任）。又如合伙中的一方当事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形成的债务，另一方当事人便不承担连带责任。另一种是依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一方当事人虽负有连带责任，但由于损害后果的造成非其一人过错所致，而是因债权人、债务人等均有过错所致，所以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方当事人也因此承担部分连带赔偿责任。比如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连带责任的承担方式，主要是清偿债务和赔偿损失，即依连带责任承担的债务范围和方式不同，法律中具体又有连带清偿责任和连带责任之分。此外，在特定条件下还有支付违约金，返还财产，上交款物收归国有等特殊方式。法律上对连带清偿责任和连带赔偿责任未作明确界定，依笔者之见，两者应当有所区别。一般连带责任的范围包括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那么，连带责任的范围一般仅指债权和利息的清偿，不涉及赔偿问题；而连带赔偿责任的范围则一般特指因违约或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赔偿，故有的情况下还一并包括债权及利息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此时的责任范围及于一般连带责任的范围。连带赔偿责任多见于有效合同及发生违约赔偿中。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存单持有人以金融机构开具的、未有实际存款或与实际存款不符的存单进行无效质押的，开具存单的金融机构因其过错致他人财产权受损；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还有在保证关系中，主合同债务人秘保证人共同欺骗主合同债权人，造成主合同及保证合同无效，或主合同及担保合同均无效的，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等等。

根据连带责任的过错原则，连带责任的承担可按因侵权或违约所造成的损失的一定比例进行划分和判定，既可承担全部损失的赔偿责任，也可承担部分损失的赔偿责任。例如《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第四项规定，金融机构因其帮助出资人和用资人进行违法借贷的过错，应当对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但不超过偿还本金的百分之二十。此外，还可确定补充赔偿责任。例如《若干规定》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出资人未将资金交付给金融机构，而是依照金融机构的指定将资金直接转给用资人，金融机构对用资人不能偿还出资人本金及利息部分承担补充赔偿。

四、连带责任的追偿问题

《民法通则》第87条规定，债务人一方人数为二人以上的，负有连带义务的每个债务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义务，履行义务的人，有权要求其他负连带义务的人偿付他应当承担的份额。《民法通则》第89条和《担保法》第三十一条均规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上述法律规定表明，连带责任人承担了连带债务后，依法可以向其他负有连带责任的人追随偿。

但有人认为，《民法通则》第87条关于连带责任的规定，只适用于合伙、联营合同引起的，债务人明显有二人以上负连带责任的案件，至于租赁、承包合同引起和因行为造成以及上级 主管部门负连带责任的案件，实际债务人只有一个，不适用《民法通则》第87条的规定，因而连带责任的追偿无法律依据。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偏颇的。首先，如前所述，共同债务人的形成，除了合伙、联营由数人约定外，还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司法解释的设定，如《民法通则》第67条的规定。人知道被委托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活动的，或者对被人的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人和人负连带责任，这就明确了他们的债务是共同的。对于因承包、租赁及因上级主管部门过错而负连带责任的，最高法院在有关司法解释中也明文规定应列为共同被告。其次，如果法律不赋予承担连带责任人的追随偿权利，就等于放纵了真正的债务人，这显然违背了公平的原则，对维护整个社会经济循序都是不利的。

连带责任人的追偿权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须履行了义务。这里的履行义务，不应限于实际履行的行为，凡能因该债务人财产利益的减少而达到债履行效果的行为，例如提存、抵销等，均应包括在内。第二，须其他连带责任人共同免去履行责任，即因该连带责任人的履行行为，使主体债务人的债务全部或部分消灭。第三，须该连带责任人履行义务超过其应当分担的部分，未超过的，不能行使追偿权。连带责任人有权要求其他债务人偿付超过的部分，其他债务人每人应偿付的部分应按自己应承担的份额的比例确定。倘若其中某一债务人没有偿还能力，对该债务人不能偿还的部分，按照公平原则，可由追偿权人和其他债务人按照各自应承担的份额的比例分担。

一般来说，连带责任人所承担的不论是连带清偿责任，还是连带赔偿责任，或是补充连带赔偿责任，连带责任人均可行使追偿权。连带责任的追偿权可分完全追偿权和部分追偿权。完全追偿权是指连带人履行义务后可向其他债务人要求偿还其所付出的全部费用。比如保证合同中的保证人可拥有完全追偿权，还有承包合同中的发包人、租赁合同中的租赁人以及上级主管部门等均有可能拥有完全追偿权。部分追偿权是指连带责任人履行义务后只可向其他人要求偿付一定份额的费用，剩余份额的费用应当由其自己承担。比如合伙和联营中的共同债务人、侵权赔偿中的共同侵权人。

共同债务法律规定篇6

【关键词】 融资性担保公司； 担保风险； 法律制度； 风险分担

2010年3月之后，我国的担保公司依据其业务特点的不同，有了融资性与非融资性之划分，这种划分的目的主要是基于整顿当时担保业乱象以及企图从制度上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至此，非融资性担保公司不再有资格从事融资担保业务，而只有融资性担保公司才有资格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债权人约定依法承担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但实践中这种制度的特定性却不仅使融资性担保公司要面对来自“担保业”固有的高风险，而且还使其面临着信用普遍不足的中小企业经营风险的双重挤压。而目前对融资性担保公司风险问题的研究，更多的是从一般经济理论方面对担保风险产生的机理及预防和控制风险的发生等问题的研究，专门从法律的视角对风险发生后怎么分担化解却显不足。因此，有必要从法律制度方面对目前我国的融资性担保公司风险分担问题进行探究和剖析，从而构建适合我国融资性担保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风险保全制度。

根据现行法律及有关制度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风险分担是可以通过保证方式选择、反担保的设定、联保及再担保的运用进行构建。本文将针对以上几方面从法律的视角对我国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风险分担问题作一简单探讨。

一、保证方式选择的法律问题

经营风险是担保公司的基本特征。一般对于风险的处置是预防、控制和分担，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风险处置也不例外。考虑到融资性担保公司业务的特定性，应该首要的是保证方式的选择，不同的保证方式对融资性担保公司风险分担有着不同的影响。

目前，适应融资性担保公司业务发展的权威制度是2010年3月银监会等七部委颁布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暂行条例》，其条例并未对融资性担保公司保证方式选择做专门性规定，这样实务中依照《担保法》的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有两种保证方式可供选择：一是一般责任保证；二是连带责任保证。一般责任保证按《担保法》的规定，是由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且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即债权人请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应当证明主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事实，且还需证明自己已经就主债务人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无法完全受偿的事实，如果不能证明将无法获得裁判机关的支持。但是，若融资性担保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则保证人是不能享有先诉抗辩权的。按《担保法》第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保证人与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即在连带责任保证下，只要主债务人到期不履行债务，主债权人即可要求保证人承担责任，这无疑增加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风险承担机率。当然，选择何种保证方式应是民事主体的自愿行为，由它们在合同中予以约定。但是在实务中多数银行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要求融资性担保公司选用连带责任保证，以确保他们的利益诉求，而这么做的结果却会使融资性担保公司利益受损。目前，我国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慎监管，其盈利空间缩小，却不相称地承担着相当的政策性业务。生存一逐利，艰难的前行使它们屈服于银行的霸王要求，所以对融资性担保公司来讲，合同约定怎样的保证方式并不能完全体现它的意思表达。

此外，《担保法》还规定，如果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未进行约定或约定不清楚的，即推定为连带责任保证方式，使担保公司失去了一般保证方式下的先诉抗辩权。目前我国担保法对保证方式的推定是有悖法理的，国外民法中明确规定，一般保证为基本保证类型，而连带责任保证是特殊保证类型，只有在保证人与债权人约定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的，才属于连带责任保证，若无约定，则属一般保证。所以，在推定保证方式时，应遵循基本法理，将一般保证确定为一般情形下适用的保证方式，而不是将特殊的保证方式放在一般情形下适用。我国将连带责任保证确定为保证的基本方式在逻辑上是混乱的，加大了担保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风险，也不能衡平由于担保合同的单务性所决定的保证人在担保中的不利地位。

二、反担保设置的法律问题

我国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核心主业是融资性担保业务，即通过银担合作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融资性担保公司深知被担保对象（中小企业）的资力状况，一般会要求被担保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也称求偿担保，是债务人应担保机构的要求为担保机构提供的担保。其设置主要是为了遏制主债务人（受保企业）恶意拖欠债务，客观上又能对它形成压力，促使其努力经营，小心应对风险。所以设置反担保不仅能够从根本上预防求偿问题的发生，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担保人的风险、弥补担保人的损失，对担保环境的良性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反担保是与本担保相对而言的一种担保，以本担保为基础，本质上与本担保并无差别。但反担保以追偿权而非主债权为担保对象，即反担保的求偿性决定了本担保为留置和定金的不适用反担保。根据《担保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反担保方式可以是债务人提供的抵押或者质押，也可以是其他人提供的保证、抵押或者质押。所以，反担保方式只有保证、抵押和质押，且债务人只能以抵押和质押方式提供，而不能以保证方式提供，只有债务人之外其他人才可以抵押、质押、保证三种方式提供。

实物中融资性担保机构一般倾向于被担保人（中小企业）以抵押和质押方式提供反担保。但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债务人以抵押和质押方式向债权人即担保人（反担保以求偿权而非主债权为担保对象，这里的债权人是担保人）提供反担保有无实际意义？若这样，债务人为何不直接以自己的抵押物、质物直接向银行抵押、质押，还要花费成本寻找担保机构担保取得银行贷款呢？实务中大多数中小企业所提供的抵押物、质物一般都不符合银行的条件，或是银行不愿接受的物品。何况，即使银行能接受，还存在着抵押物、质物登记、运输、保管、贬值的风险。第二，若能够是债务人之外的第三人以物权的方式提供反担保，也许有可能克服主债务人抵押物、质物价值不稳定的问题，但对于信用和实力有瑕疵的中小企业来说是不现实的。因此对于担保机构来说，其在反担保中设定的抵押权、质权更多的是为了追求抵押物、质物对债务人形成的压力，而非物品本身的价值。反担保设定的法律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虽然理论上通常认为物保更有利于债权人，但是针对融资性担保业务的特点，更适合以保证方式提供反担保。在保证反担保中，担保机构为债权人，保证反担保人为债务人。保证反担保中最关键的是保证人的资格和能力。我国《担保法》第七条规定，“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它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为保证人。”但并不是说具有代为清偿能力的法人、其它组织或者公民一定就可以作为保证反担保人。像国家机关、公益法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等职能部门，它们都具备代偿能力但却不能作为保证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有代偿能力的公民是否可以作为反担保人呢？担保法未做此规定。因保证反担保合同为单务合同，从实质看，这种合同对保证反担保人有害无利，结合《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即使有足够的代偿能力，也不宜当保证反担保人。

那么没有代偿能力而充当了保证人法律怎么确定？担保法并没有明示。但不宜从《担保法》第七条反推出“没有代为清偿能力不得为保证人”的结论。因为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律不禁止的即为允许。订立合同的目的主要是合同能够产生效力，虽然在法理上保证反担保合同的成立与否不会因保证反担保人的代偿能力问题而受影响，但担保机构却不能因此放松对反担保人资格和实力的审查，否则，即使合同成立也违背了担保人要求债务人设立反担保的初衷，它希望分担风险的意图就会落空。

三、联合担保的法律问题

联合担保又称联保、共同担保，是两个以上的担保机构对同一债权提供担保，相当于我国担保法中的共同保证。由于数个担保机构共同对某项债权提供担保，能够在各担保机构之间分担风险、减少独立担保的自身损失，所以，共同保证被认为是担保机构转移和分散风险的有效方式。但它与只有一个担保人的担保相比，法律关系较为复杂，有多少个担保机构就有多少数量的法律关系，且在这众多法律关系中，不仅存在着众多共同担保机构作为一个整体在代偿责任发生时的责任共担问题，也存在众多担保机构间的责任划分问题。所以，把联合担保作为担保风险分担的有效方式时，有两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好：一是共同保证成立的效力问题。共同保证是普通保证的特殊形式，适合普通保证的法律规定自然也适合它。那么在相互知情的情况下，数个人就同一债务同时或分别提供保证，共同保证肯定成立；但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数个人就同一债务同时或分别提供保证，共同保证是否成立呢？这种情况德、日法律明确规定共同保证成立；英、法虽未有明确的法律明示，但理论与实务中都认定共同保证成立，只有前苏联认为不构成共同保证。我国法律并未做明确规定，若构成共同保证，则涉及到保证人的追偿权能否实现问题。依据《担保法》第十二条“如果债务人到期不能履行债务，共同保证人按照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份额，承担保证责任”。但共同保证人没有按保证合同与债权人约定保证份额，根据《担保法解释》第十七条将其认定为连带共同保证。“连带共同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任何一个保证人承担全部责任。”（《担保法解释》第二十条）。这时的主债务人一般都不具备资力，主债权人会选择共同保证中的某一保证人承担全部代偿责任。代偿后怎么追偿？虽然《担保法解释》第二十条规定得也很明确，“向债务人不能追偿的部分，由各连带保证人按其内部约定的比例分担。没有约定的，平均分担。”由于债务人一般不具备资力，只有向其他共同保证人追偿，但问题是共同保证人依前所述相互并不知情，其他共同保证人是否具备偿债的资力，而已全部担负了清偿债务的保证人无从知晓，这样将有可能对它的个体利益造成损失，企图通过共同保证在各担保人之间分担风险、减少单个担保机构风险承担责任的意图就会落空。所以，我国共同保证的成立问题法律规定略显粗略。二是保证人求偿权的行使问题。对于因共同保证涉及的各方当事人，我国采取保证连带（保证人与主债务人的关系）和连带责任保证（各保证人间的关系）的立法政策，实务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保证人的双重求偿权且均可得以实现的情形。但两权共存，如何行使？我国《担保法》第十二条规定：“已经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或者要求承担连带责任的其它保证人清偿其应当承担的份额”，即权利人可以选择行使，这对于已承担了清偿责任的保证人来讲，无论选择其中哪一方，都可能会因它资力不足，使利益受损，从而保证人通过设立共同保证分担担保风险的意图就落空了。而英国、香港等地区规定权利人可以于诉讼中同时行使（若是主债务人有资力），以减少其它保证人的诉累，平衡保证人的利益，值得借鉴。

四、再担保的法律问题

我国当前立法未对再担保进行规定，导致理论和实务上对再担保的认知存在分歧，从而使对再担保是否能分散融资性担保公司的风险存在歧义。理论界认为，从法理上讲，再担保是担保的特殊形式，遵守担保法的一般原理，是原担保机构不履行或不能独立履行担保责任时，由再担保机构按合同约定比例向债权人履行或承担全部或剩余的清偿责任。再担保的目的是保障债权的实现，其作用不在于责任分担，是为了保护担保机构的清偿力。再担保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是主债权人与再担保人，即再担保机构直接向主债权人承担责任。而且再担保合同是从属合同，再担保与原担保有委托再担保关系。实务上再担保是遵守原经贸委《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主合同履约不能，担保机构代偿后，再担保机构按约定比例承担相应责任”，与前述最大的不同在于原担保机构已经履行了代偿责任而不是（不履行或不能独立履行）没有承担代偿责任。可以理解为原担保与再担保机构签订再担保合同，是为了将原担保人已经承担的担保风险按照一定比例再次担保。若发生赔付（主合同履约不能），原担保机构履行保证责任后，再由再担保机构按照与其约定的方式和承担再担保责任的比例予以赔付，以分散和转移已承担的风险。所以依此规定，再担保实际是原担保人向债权人承担担保责任后再由再担保机构与其分担一定比例的责任。法律关系当事人并非主债权人与再担保人，而是原担保人与再担保人，它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担保一般特征。但它的政策意图非常明确，通过再担保的杠杆作用引导信用担保机构扩大面向中小企业的担保规模。如江苏模式，项目发生代偿，先由承办担保公司办理全额代偿，然后以取得银行代偿证明文件为依据向省级再担保机构申请代偿补偿，经省级再担保公司核实后按5∶5承担再担保责任。所以，在目前立法尚未对再担保规定的情况下，考虑到融资性担保公司承担大量政策性业务的特点，原经贸委的《意见》有关再担保的规定，对提升担保机构的融资信用能力和分散转移并控制其经营风险均有价值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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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桂菊平.共同保证的几个理论问题[J].法学研究，1997（6）：9.

[4] 陈文晖.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国际比较[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共同债务法律规定篇7

论文摘要：保护夫妻合法财产权益与维护第三人合法利益是体现现代婚姻家庭法兼顾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必然要求。实践中，怎样妥善处理夫妻与第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就涉及到对这两种利益的平衡问题。为了更好地处理好这个问题，本文将通过对司法实践中夫妻与第三人之间常见的纠纷类型进行区分，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能有助于立法的完善和司法的公正处理。

财产共有制度并不只是夫妻之间所独有的，但是夫妻财产制度的特殊性使得将其从众多的共有财产制度中分离出来单独进行研究成为必要。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实践中的实例，夫妻财产制度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夫妻人身关系的亲密，使得法律赋予双方在一定事务范围内可以相互，即日常家事权制度；二，夫妻可通过极具隐密性的约定排除对法定财产制的适用，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夫妻可通过约定财产所有权排除对法定财产制的适用；三，在涉及到第三人时，其间的纠纷解决不仅关系夫妻双方财产保护、第三人合法利益的保护和交易安全问题，还关系到夫妻双方的身份关系能否存续等问题。婚姻家庭所具有的双重属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要求立法必须兼顾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任何偏废都将不利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健康发展。正是因为这些特殊性的存在，使得实践中的纠纷比较复杂，在处理时也需要平衡多方利益。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本文拟将夫妻财产共有制度从其他共有制度中分离出来，单独进行分析。

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我国夫妻财产制度包括法定财产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和约定财产制两种。如果夫妻双方对财产有合法约定，则优先适用约定财产制。这种制度设计，其进步意义在于充分尊重了夫妻双方的自由意志和婚姻关系中个人的独立地位。但是，它又使得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复杂化，尤其是在涉及到交易第三方时更是如此。加上当今夫妻关系的相对不稳定和复杂性，使得夫妻财产常受到侵害，由此引发的纠纷也难于解决。

反映到现实生活中，夫妻共有财产不仅可能受到夫妻双方之外的第三人的侵害，也会受到夫妻一方的侵害。同样，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也可能受到夫妻一方或双方的侵害。对此，法律既要保护夫妻双方的整体权利，又要保护夫妻各自的权利，还要保护第三人的权利，维护交易安全和经济关系的稳定。就如耶林所说，“法律的目标是在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之间形成一种平衡”，在解决夫妻与第三人的财产纠纷时有必要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

具体来说，夫妻之间、夫妻与第三人之间的财产关系一般有下列三大类情况较难处理：夫妻双方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共同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利益；夫妻一方通过与善意第三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利益。下面分别对这三大类情况进行分析，并基于前面论及的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理念提出相关的立法或司法建议。

一、夫妻双方损害第三人合法利益

这种情况主要是在夫妻作为债务人与第三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时，夫妻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损害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这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即立法的不完善、不明确使得在实际民事交往中夫妻共同债务和夫妻一方个人债务难以区分。长期以来，我国婚姻法立法注重对财产的静态权属的确认和保护，忽视对夫妻财产制实务的调整，较少考虑夫妻财产关系的实际运作，并且法律规定过于简略、概括，对法律适用考虑不周实际上。只要债务的性质明确下来，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我这里说的立法不完善、不明确主要是指我国没有明确规定夫妻问的日常家事权。日常家事权指夫妻一方因日常事务在与第三人进行民事交往时所为法律行为，视为夫妻共同的意思表示，配偶他方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日常家事权制度，只要夫妻一方以自己名义进行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因日常家务而与第三人进行的。由此而生的债务就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7条规定：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决定权。这里的问题在于：一，没有在《婚姻法》中明确规定日常家事权，法律的效力位阶不高；二，没有对“日常生活”做出比较具体的界定。我认为，在我国准备制定的民法典中。应该仿效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将这一制度规定下来。另外，对“日常生活”应做出比较具体、可操作的界定。法律不具有可操作性就落实不了，形同虚设。

但是，时代的变化、家庭生活水平的不同等因素往往会对“日常生活”的界定带来不少困难。正如史尚宽先生所说，日常家务之范围，依各夫妻共同生活之情事及因为其行为之目的而有不同，由外部正确判定，甚为困难。然如依内部情事而定其范围，不独有害于第三人，结果反有碍夫妻共同生活之经营，故应就家事之规模及其外部的生活样式，以定其范围。其生活状态之外表，虽与其收人之现实不符，第三人应就此外观而受庇护，从而类推适用表见之规定，对于信其在日常家事范围以内而并无过失之第三人，应予以保护闱。据此，我国可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考虑从第三人的角度对日常家事做出一般性的规定，并授权各地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按照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等因素制定相关法规、规章，具体指导法院对日常家事进行判断。为更好的判断一项事务是否为日常家事，立法还应做出例外规定，比如股票交易行为、以分期付款的形式购买不动产和大额动产的行为等一般就不能界定为家事行为。因为这些行为往往使得债权债务关系持续时间很长、总标的额比较大，一旦夫妻关系变化，其间的关系就会更为复杂，不利于第三人债权的实现。

一项事务属于日常家事并不必然导致日常家事权的适用。当判定一项事务属于日常家事后，是否适用日常家事权制度还需考虑以下例外情况：夫妻另一方事先明确告知第三人不承担行为后果；夫妻书面约定一方进行法律行为，不管该法律行为是因日常家事还是非日常家事，由此而生的债务归该人负责，且第三人知道该约定；进行法律行为的该当事人与债权人明确约定该债务为个人债务，仅由本人承担行为后果。

经过上述分析，夫妻双方与第三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就可以比较明了地区分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和夫妻双方共同债务了：适用日常家事权制度的行为所引起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夫妻共同债务由夫妻共同偿还，夫妻一方个人债务由该个人以个人财产偿还。基本原则如此，在实践中，还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当夫妻一方承担个人债务时，夫妻通过协议将本属于债务人个人所有财产或者夫妻共有财产约定为夫妻另一方的个人财产或者通过离婚协议、离婚判决转移个人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该债权人可以根据《合同法》第74条的规定以其债权为限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权人转移财产的行为。夫妻双方处分身份关系的行为，债权人当然无权撤销，但当债务人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有害于债权实现时，债权人则可通过行使撤销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当夫妻一方承担个人债务时，未经债权人同意，将其债务转移给夫妻另一方，该行为对债权人没有约束力，债权人仍可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债务人也有义务承担清偿责任。《合同法》第84条规定，债权人将合同的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当夫妻一方作为债务人，夫妻另一方作为第三人时同样适用。这样规定，也就在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避免因恶意转移债务而难于实现债权。

(三)当夫妻承担共同债务时，夫妻以各种方式和手段将一方财产转移给另一方，并不会给债权人带来影响。原因在于，只要该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那么夫妻双方就对该债务负有无限连带责任。夫妻之间不管通过何种方式转移财产，只要是在夫妻之间移转，就不会对债权人造成损害，他可以向夫妻中任何一人或者夫妻双方主张其权利，夫妻任何一方都有义务全额清偿。也就是说，夫妻之间的协议只对夫妻二人产生效力，对第三人不具任何法律效力。即使离婚后，债权人仍可向夫妻双方主张权利，其合法权益并不因夫妻之间的约定受到损害。夫妻之间的订约权是法律赋予婚姻当事人以契约方式约定其财产关系的权利，法院应当依法保障其行使权利的自由。

由此可见，在夫妻与第三人发生债权债务纠纷时，只要妥善解决了该债务的性质问题，确定清偿主体就很简单了。这也说明，在立法上明确规定日常家事权制度的重要性。

二、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共同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利益

在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是夫妻一方通过与第三人伪造债务等侵占夫妻另一方财产。在这种情形中，夫妻双方与第三人实际上并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是因为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伪造了相关的证据，比如欠条，证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第三人负有债务，而此时夫妻另一方大多无法证明该欠条是伪造的或者该笔借款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而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这种问题的出现，一方面在于法律关系当事人违背诚实信用原则；另一方面也在于法律对其规制不严。为尽量减少此类事件的发生，尽量维护善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有必要规定，当夫妻濒临离婚尤其是已经离婚或者确实长期分居的情况下，债权人持有夫妻一方签字的欠条前来向夫妻另一方索债时，法律应该赋予该夫妻另一方这样的权利：要求签字的夫妻一方举证证明该借款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当然，当第三人有证据证明该款实际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亦可。另外，立法也可考虑当夫妻一方代表夫妻双方进行标的达到一定标准的法律行为时，要求必须有夫妻双方的签字，否则一律归为夫妻一方个人债务，且善意第三人享有撤销权。这实际上也是适用日常家事制度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有时候，尽管夫妻一方所为的行为属于日常家事的范围，但是该款或者用于该借款一方个人挥霍或者用于他(她)-W婚姻第三者之间的生活。这样显然损害了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再要让其承担清偿债务的义务显然不公。所以，法律做出严密的规定是有必要的。

三、夫妻一方与善意第三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利益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共有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夫妻双方出卖、赠与属于夫妻共有的财产，应取得一致的意见[句。所谓处分权，就是所有人对财产(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进行消费和转让的权利。这里就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夫妻一方对夫妻共有财产进行消费的处分行为，即事实上的处分行为；另一种是夫妻一方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转让的处分行为，即法律上的处分行为。

(一)事实上的处分行为

对于事实上的处分行为，学者们一般认为不需经夫妻另一方同意即可做出。但实际上，这种行为超出日常生活需要构成恶意高消费时就会对夫妻另一方造成损害。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所以，法律也应将这种行为纳入其关注的视野，进行合理的规范和调整。

这里所说的一方恶意高消费，在婚姻关系一直持续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很多非法律手段来解决，就算不解决，也因为双方的亲密关系和感情而不觉不公平。但一旦一方提出离婚，不公平现象就出现了。而我国《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从该条文可看出，我国的离婚赔偿制度只维护婚姻当事人的人身、精神权益，而对合法的财产权利未提供充分的保护。随着法制的发展，法律保护的权利层次越来越高，宪法也从单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发展到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如卢梭所言：“财产是市民社会的真实基础，是公民事业的实际保证；如果财产与个人行为相脱节，那么就没有什么比逃避责任和蔑视法律更容易的东西了”。由此，在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应该加强对公民合法财产的保护。夫妻一方通过恶意高消费侵犯夫妻共同财产时，应赋予夫妻另一方一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二)法律上的处分行为

对于夫妻一方擅自转让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婚姻法》并未给出明确、直接的规定。但根据共同共有理论，对共有财产的处分。必须征得全体共有人的同意。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应认定为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

由此。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一般会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善意第三人取得该财产，擅自处分人赔偿另一方损失；该行为无效，返还财产。

1．第三人善意取得

善意取得，又称为即时取得，是指动产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的动产，如果他将该动产转让给第三人，受让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则受让人将依法即时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翩。物权法颁布之后，对善意取得制度进一步拓宽到不动产。《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当夫妻一方擅自转让夫妻共同财产，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只要符合物权法第106条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三个条件，第三人即可取得所有权。这时的问题就在于怎样保护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利。现行的《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此都没有明确、直接的规定。为保障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在以后的民法典中应该按照擅自处分共同共有财产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由擅自处分人赔偿另一方损失。而为使该项赔偿能得以实际实现，法律还应赋予损害赔偿请求权人请求法院判决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然后由擅自处分人从分割后属于自己所有的财产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赔偿金。

一般来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任何一方都无权请求分割共有财产。但是，在一方擅自处分共同财产损害其利益时，为了保护善意共有人的合法利益，法律应给予与其这样的权利。对此，有人提出赋予夫妻一方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会影响夫妻感情。其实不然。如果夫妻感情很好，一方一般不会擅自处分共同财产，即使擅自处分了共同财产，另一方也会原谅而不会要求赔偿。也就是说，赋予受损害方损害赔偿请求权和分割共同财产请求权只是给善良婚姻当事人提供了一种选择，当他觉得无法原谅擅自处分人时有获得救济的权利。一个理智的当事人，他会在维持夫妻感情和维护自己财产权利之间做出自己认为合理的选择。毕竟，现实生活中情况多样，法律并不能事事为当事人考虑周到。这时，法律给当事人自主选择权就好。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当事人提供充分有效的保护。

2．转让行为无效，双方返还财产

当擅自处分人所做的转让行为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该行为无效。根据《物权法》第106条的相关规定，使用善意取得制度要满足三个条件，只要其中有一个条件不存在，善意取得制度就不能适用。现实中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形就是，夫妻一方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给婚姻第三者。这种情况下，赠与是无偿的，所以无法满足第二个条件，另外，受让人也往往是出于恶意，所以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根据法律对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无效民事行为的当事人应当返还财产。当然，当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登记或者没有交付时，就直接确认无效即可。在这种情况下，夫妻另一方的合法利益并未受到损失。法律也就不必做出特殊的规定。需要考虑的倒是善意第三人权益保护问题。擅自处分人转让夫妻共同财产，第三人若是善意且有合理对价，但因为缺少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的登记或交付条件而使该转让行为无效，第三人可以根据缔约过失责任向擅自处分人请求赔偿损失。该赔偿责任一般属于擅自处分人的个人债务，夫妻另一方无需履行赔偿义务。当然，如果是夫妻双方串通共同损害第三人的利益，该赔偿责任即夫妻共同责任，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以全面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共同债务法律规定篇8

关键词：代位权诉讼，当事人，管辖，诉讼标的，既判力

作为一种有效的债的保全措施，1999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第73条规定了代位权制度，即：“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依照这一规定，债权人行使其代位权，应当通过法院予以主张，也即应当通过诉讼方式进行，这就是所谓的代位权诉讼。由于代位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方式来进行，因而必然会涉及到当事人、管辖、诉讼标的、判决的效力等一系列的诉讼法上之法律问题。为了更好地指导诉讼实践及协调代位权诉讼与民事诉讼理论的关系，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并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文简称《合同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之得失加以评析。

一、代位权诉讼之当事人问题

（一）债权人代位起诉与当事人适格理论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适格系指就具体的诉讼而言，得以自己名义为原告或者被告，从而受本案判决之权能或资格，这种权能在诉讼理论上称为“诉讼实施权”或“诉讼行为权”。[1] 具有这种权能，才能成为适格的当事人，也即才能成为正当的当事人。[2] 否则，法院可能因当事人不适格而以诉不合法为由裁定驳回原告之诉，或以诉无理由为据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3] 一般来说，诉讼标的之权利或法律关系之主体（权利人及义务人），通常就该权利或法律关系，有诉讼实施权，而有当事人适格。但在特殊情况下，有时由第三人替代通常情况的实质性利益归属人或与他们并列而具有当事人适格，这种承认第三人具有为他人的利益而作为当事人进行诉讼的现象，称为诉讼担当。[4] 根据诉讼担当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还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不同，可将其分为法定的诉讼担当和任意的诉讼担当，前者例如，破产管理人（在我国一般称为破产清算组），遗嘱执行人，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等为他人的利益而享有诉讼实施权，后者例如，代表人诉讼制度。就本文所讨论的代位权诉讼而言，债权人之所以具有当事人适格，在诉讼理论上可认为是一种法定的诉讼担当[5] ，但它与其它类型的诉讼担当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从民事法律关系上来说，债权人只是与债务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法律关系，如果因该法律关系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可提起诉讼而具有原告适格，对方则具有被告适格。但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与次债务人（即债务人的债务人，又称为第三债务人。《合同法解释》将其称为“次债务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因而他们之间也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基于此，如果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一）项所规定的原告适格条件，即“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则很难对代位权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因为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只是一种间接的利害关系，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然而，民法在设置债的制度时，为了保全债权的实现，赋予了债权人代位权。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即可代位向次债务人行使债务人的权利，从而使债权人获得诉讼实施权而具有当事人适格。显然，债权人之诉讼实施权的取得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即法律规定其享有代位权），因而，代位权诉讼实质上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法定的诉讼担当，即债权人担当债务人的地位而诉求次债务人履行债务。之所以说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诉讼担当，是因为它与其他类型的法定的诉讼担当有着很多不同之处：（1）破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等作为诉讼担当人进行诉讼时，其目的在于维护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代位权诉讼中的债权人进行诉讼时，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对于其他类型的诉讼担当，按照当事人适格的一般理论，原则上第三人拥有诉讼实施权时，他所保护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主体即丧失诉讼实施权，同时，判决的既判力也应当及于该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拥有诉讼实施权时，对于债务人是否丧失诉讼实施权以及既判力是否及于该债务人之问题，在理论上则有着不同的看法。[6]（3）对于其他类型的诉讼担当，其诉讼标的一般是明确的、单一的；而对于代位权诉讼，关于其诉讼标的是单一的还是非单一的问题则存在着争论。[7]（4）对于其他类型的诉讼担当，诉讼担当人与被担当的主体没有利害对立的关系，诉讼担当人获胜诉判决时，是与被担当的主体的利益相一致的；而对于代位权诉讼，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却存在利害对立的关系，债权人获胜诉判决时，表面上看对债务人并无不利，但若深入观察，却可能对债务人不利，因为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获胜诉判决，是以承认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有债务且已有迟延作为该判决的前提的。由于存在上述一系列区别，因而，在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等担当诉讼的场合，可称为是吸收型的诉讼担当，而对于代位权诉讼，则可称为是对立型的诉讼担当。

上述讨论表明，债权人代位起诉，是一种法定的诉讼担当，债权人所享有的诉讼实施权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那么，从诉讼理论上来讲，债权人之诉讼实施权的基础是什么？或者说债权人之当事人适格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传统的诉讼理论一般认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是当事人对作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所具有的管理权或处分权，或称管理处分权。[8]但管理权理论并不适用于确认之诉，对形成之诉也难以作出完满的解释。因而，将管理权作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并不能普遍地适用于各种类型的诉讼。所以，有学者提出管理权并非是诉讼实施权的直接基础，诉讼实施权的直接基础是主体的“诉的利益”。[9]对于代位权诉讼而言，笔者认为，以“诉的利益”作为债权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较之管理权处分说更为妥当。理由在于，之所以承认债权人可以向次债务人直接提起诉讼，并不是因为债权人对代位债权有管理处分权，而是因为如果不承认债权人可以向次债务人直接起诉，则债权人的权益就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而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并给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就存在一种“诉的利益”，这种“诉的利益”经法律所明确规定即成为法定的诉的利益。正是由于这种法定的诉的利益的存在，债权人才相应地具有诉讼实施权，故而能以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

（二）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之诉讼地位

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次债务人处于被告的诉讼地位，对此，诉讼理论上并不存在争论，《合同法解释》也是予以确认的。而对于债务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则是众说纷纭，颇有争论。笔者认为，债务人于代位权诉讼中的诉讼地位之界定，不仅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债权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债务人的程序保障问题，故确有讨论的必要。

在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债务人之诉讼地位的确定问题，常常与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及判决的既判力范围之讨论联系在一起。在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若债务人否认债权人之代位权，则可以就第三债务人为诉讼参加而成为被告之参加人；[10] 但不能就债权人为诉讼参加而成为原告之参加人，因为对于代位权之存否问题，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利害互相对立。债权人亦可以在起诉时，因债务人否认其代位权而直接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如果债权人代位起诉后，因第三债务人否认债务人对其有权利，则此时债权人可以告之债务人，使债务人对第三债务人提起诉讼；债务人亦可以在代位诉讼系属后，自己对次债务人起诉，于此种情况下，法院应驳回代位权诉讼（此时，债务人的诉讼地位实际上已经不是代位权诉讼中的诉讼地位，而是另一诉讼中的原告-笔者注。）[11] （2）债权人对第三债务人起诉后，不论第三债务人有无否认债权人之权利，债务人都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指台湾民事诉讼法-笔者注），参加诉讼。至于是辅助债权人，还是辅助第三债务人，则因原被告的主张不同而有异。而债权人或第三债务人亦可以依据第65条（指台湾民事诉讼法-笔者注）关于告知参加的规定，通知债务人参加诉讼。[12] （3）可考虑采取当事人主导的引进权制度，即在债权人代位债务人向第三债务人提起代位诉讼时，应承认第三债务人可以声请法院命债务人为原告，而成为共同诉讼人。这样既能给债务人提供较为充分的程序保障，也能有助于解决关于代位诉讼判决之效力应否及于债务人的争论。[13]

从台湾学者的讨论来看，对于代位权诉讼，依据诉讼参加的规定，原则上债务人可参加诉讼，或者由当事人告知其参加，但对于是否仅限于对被告（次债务人）为参加的问题则存在着争论，此其一。其二，由于代位权诉讼涉及到债权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三方的利益关系，因而基于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提供程序保障、统一解决纠纷、确定既判力范围等方面的考虑，出现了应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将其引进为原告等各种不同的观点。

《合同法》颁布之后，大陆地区的学者们对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的诉讼地位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应将债务人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14]（2）债务人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15]（3）应当将债务人列为共同原告。[16]（4）在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只能充当证人。[17]（5）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的地位可因案而异，但并非当然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债务人如果参加诉讼，其诉讼地位可能包括以下情形：A、为原告；B、为被告；C、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D、为证人。[18]（6）应当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区别不同案情，确立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的地位。包括以下几种情形：A、应当列债务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B、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C、列债权人、债务人为共同原告；D、充当证人。[19] 《合同法解释》第16条第一款则规定：“债权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

上述六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二种较为可取，其他几种观点则有失偏颇，甚至与诉讼法理相悖。而《合同法解释》第16条第一款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仍有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就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的诉讼地位之合理定位而言，主要涉及下列问题：（1）债务人是否必须参加代位权诉讼？（2）如果债务人参加代位权诉讼，其具体的诉讼地位如何？（3）如果债务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其具体的形态如何？（4）如果债务人不知道债权人已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如何为其提供必要的程序保障？（5）如果债务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现将这些问题分述如下，并对上述几种观点及《合同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予以评析。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债务人可以参加代位权诉讼，但不是必须要参加诉讼。理由在于：代位权诉讼是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一种诉讼，债务人并非是这种诉讼的狭义的当事人（即原告与被告），因而没有必要规定债务人必须参加代位权诉讼，此其一。其二，代位权诉讼的结果虽然与债务人有利害关系，但这种利害关系主要涉及债务人的权利是否受到损害的问题，而关于债务人权利的问题，当然应当适用处分原则，故而应当由债务人自己决定是否参加诉讼。[20] 从《合同法解释》第16条第一款的规定来看，债权人在起诉时可以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人民法院也可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21] 但债务人最终是否参加诉讼，应当理解为取决于债务人的自愿。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债务人是否可以主动申请参加诉讼的问题，《合同法解释》却未予以规定，笔者认为，债务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56 条第二款之规定主动申请参加代位权诉讼。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如果债务人参加诉讼，其具体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之问题，笔者认为，债务人如果参加代位权诉讼，其诉讼地位应当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非原告、被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证人。理由如下：首先，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的诉讼实施权应当受到限制，债务人原则上不得对次债务人提起同一诉讼请求的诉讼，因而债务人不应与债权人一起作为共同原告。另一方面，就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们并不具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因而将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缺乏必要的实体法基础。其次，在代位权诉讼中，将债务人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显然与法律规定不符，也缺乏理论上的根据。众所周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一款的规定，所谓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全部或部分的独立的请求权，而以起诉的方式参加到诉讼中来的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本诉中的原、被告双方对立，他既不同意本诉中原告的主张，也不同意被告的主张，认为不论是原告胜诉，还是被告胜诉，都将损害他的民事权益。实际上，他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以独立的实体权利人的资格提起了一个新的诉讼。显而易见，对于代位权诉讼，债务人并不具备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之构成要件，因为代位权是法律赋予债权人的一项权利，债权人在法定条件下代位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提起诉讼有着正当的法律根据，并不存在债务人对该诉讼标的有所谓独立请求权问题。再次，认为债务人处于证人的诉讼地位也非合理，因为债务人与代位权诉讼的结果有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且要受到判决效力的约束，这一点与证人有着显著的不同。最后，笔者认为，代位权诉讼中的债务人之诉讼地位是与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基本特征相符合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二款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审理结果同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的人。就代位权诉讼而言，债权人向次债务人主张的是债务人的权利，因而不管是债权人胜诉还是次债务人胜诉，该裁判结果都与债务人有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对于第三个问题，笔者认为，债务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时，在具体形态上，可能是参加原告一方，主张代位债权（即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的存在；也可能是参加被告（次债务人）一方，主张代位权不存在或者不成立；还可能是既不参加原告一方，也不参加被告一方，而是具有独特地位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这里的第三种情况似乎令人费解，但在实践中可能确实存在，例如，债务人否认他与原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者认为行使代位权的要件不具备，但同时主张自己对被告的债权是存在的，而被告却承认原告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对该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关心，只是否认自己对债务人负有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人的主张既不同于原告，也不同于被告，因而无法参加到任何一方，而是具有独特地位的第三人。

对于第四个问题，即如果债务人不知道债权人已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如何为其提供必要的程序保障之问题，笔者认为，可确立诉讼告知制度予以解决，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书面方式并严格按照送达的规定向债务人告知关于债权人已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情况，并说明债务人可以申请参加诉讼，以及不参加诉讼时的法律后果。确立诉讼告知制度，不仅有利于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对于解决后文将要讨论的既判力范围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债务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时，是否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当明确规定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因为，就代位权诉讼而言，虽然是债权人对次债务人提起诉讼，但债务人实际上却是所裁判的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债务人有着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果让债务人受代位权诉讼之裁判的约束但却不赋予其当事人之诉讼权利义务，则显然不利于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从程序上来说对其也是极不公正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合同法解释》对债务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而民事诉讼法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诉讼权利义务所作的相关规定又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这种立法规定上的罅漏对于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之合法权益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申言之，《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此款中的第三人专指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笔者注），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66条规定：“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二者之间的抵触是显而易见的。[22]在此情况下，如果适用《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二款的规定，显然不能为债务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如果适用《适用意见》第66条的规定（尽管这一规定无论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从诉讼实践来看都较之《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二款之规定更具有合理性），则在法律适用和选择等方面缺乏正当性的基础。因此，从保护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观察，《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二款确有修正的必要；退一步说，作为权宜之计，《合同法解释》也本应当作出一条与之相“抵触”的规定，即“债务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时，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但令人遗憾的是，《合同法解释》对此问题却未予规定。

（三）多数债权人之代位权诉讼问题

《合同法解释》第16条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这种情况，我们可称之为“多数债权人之代位权诉讼”。对于这种诉讼，下列问题有必要加以探讨。

1、多数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时，其相互间的关系问题。多个债权人对同一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时，债权人之间是一种必要的共同诉讼人之关系，还是一种普通的共同诉讼人之关系呢？对此，笔者认为，多数债权人所提起的代位权诉讼应当是一种必要的共同诉讼，但它与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其他类型的必要共同诉讼又有着一些区别。因为，对于后者，共同诉讼人之间具有共同的诉讼权利义务，而对于多数债权人之代位权诉讼，债权人之间只是就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共同的诉讼权利义务，至于各个债权人是否对债务人享有代位权的问题，债权人之间则不具有共同的诉讼权利义务。故此，可以认为多数债权人之代位权诉讼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必要的共同诉讼。与此相联系，多数债权人之间实际上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即共同原告）之关系。由于存在这种特殊的关系，因而在诉讼过程中，就各个债权人是否具有代位权而言，共同原告中一人之行为或者被告（次债务人）对于共同原告中一人之行为，其效力应不及于其他共同原告；就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共同原告中一人之行为或者被告对于共同原告中一人之行为，其效力应当及于其他共同原告。

2、多数债权人分别起诉时，后诉是否应当禁止？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台湾学者杨建华主张，多数债权人分别起诉时，应当认定后诉违反更行起诉之规定而予禁止。[23]考虑到大陆之合同法与台湾民法对代位权所作的下述之不同规定，笔者认为，债权人分别起诉时，后诉不应禁止，但应合并审理和裁判。依照台湾民法规定和学理解释，“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所生私法上之效力，直接归属于债务人。债权人代债务人所受领之给付，其标的物仍为一般债权人之共同担保物，行使代位权者不得直接以之充清偿。故债权人为欲满足自己之债权，应另采取强制执行之方法。”[24]于此种条件下，在多数债权人分别起诉时，即使禁止后诉的提起，往往也并不会影响后诉原告合法权益的实现。而根据大陆《合同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法院对代位权诉讼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则应当由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禁止后诉，则后诉之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

3、对于多数债权人之代位权诉讼，人民法院是“可以”合并审理，还是“应当”合并审理之问题。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理由在于，该多数债权人都是代债务人之位而向次债务人主张同一权利，为了统一解决纠纷和避免矛盾判决，应当予以合并审理。显然，《合同法解释》第20条中的“可以合并审理”之规定并不合理。

二、代位权诉讼之管辖

对于代位权诉讼的管辖问题，《合同法解释》第14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理解这一管辖条款。结合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的规定，笔者认为，以下两个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合同法解释》第14条之规定是一般地域管辖还是特殊地域管辖，抑或是专属地域管辖之规定的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地域管辖有一般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专属地域管辖（即专属管辖）之分。一般地域管辖系指以当事人的住所地与法院的隶属关系来确定管辖，原则上由被告所在地（即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特殊地域管辖是指以被告住所地、诉讼标的或法律事实所在地为标准来确定管辖法院；而专属管辖则是指法律规定某些案件只能由特定的法院管辖，具有排他性。对具体案件来说，应当优先适用专属管辖之规定，其次是特殊地域管辖（有协议管辖时则应后于协议管辖），最后是一般地域管辖。这些皆为民事诉讼法学的一般性常识。就代位权诉讼而言，《合同法解释》第14条规定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那么，这一规定应当属于上述哪种形态之地域管辖呢？显然，如果理解上有所歧义，则在适用效果上就会迥然不同。例如，若认为它是与民事诉讼法第22条之规定相一致的一般地域管辖，则在适用时应当优先考虑专属管辖和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如果认为它是一种特殊地域管辖，那么在适用时即可排除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其它特殊地域管辖，但不能排除专属管辖的适用；倘认为它是专属管辖，则应当排除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各种地域管辖。由此看来，恰当而合理地理解上述管辖条款，对于确定代位权诉讼之管辖法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