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发展史范文

世界文化发展史篇1

《历史课程标准》体现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和全球史观，近几年中考历史体现以上三种史观，而且考点的重点就在于这种新史观。所以在初三历史复习中要把握新课程内容，认真领会新课标要求，用新史观来整合历史知识，用比较方法提高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

第一，采用现代化史观整合与比较历史知识。

现代化史观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观，它是以工业化为核心，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动态发展过程，引发了人们生活方式、心理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生产力 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代表整个社会的变革，如法制化、民主化、都市化、理性化、科学化、大众化、通俗化、世俗化。

我们在新课程历史复习教学中，可以用现代化史观论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展。帮助学生整合与比较历史史实，建构历史知识体系。

川教版世界近代史可以这样整合与比较：

第一阶段：时间是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17-18世纪启蒙思维传播，为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提供思想条件。事件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在英国、法国、美国确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市场出现。当时中国是典型农业国，处于农业文明，与世界现代文明无关，经济处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封建经济，中华文明遭到猛烈冲击，被西方列强强行拉入现代化文明进程之中。

第二阶段：时间是18世纪至20世纪初，两次工业革命，俄国、日本通过改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美国通过南北战争进一步巩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形成。

比较中国历史近现代化历程是：由科学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而世界历史近现代化历史是由思想文化到政治制度，再到科学技术。两种不同历程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认识世界观念及水平相关。

第二、采用文明史观整合与比较历史知识。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基本内容是人类创造文明成果的过程，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表现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新课程复习教学中应把握人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历史线索和历史规律。全面把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演进的历史线索与规律。从教材分析中得出：政治文明演进是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主权在君（王）到主权在民，物质文明演进是从低级到高级，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精神文明演进是从愚味落后迷信到科学。

教学中可用对同一地区文明进行比较整合。如中国历史政治文明发展进程是，夏商周早期政治制度--以血缘为纽带，政治制度已形成，如分封制。但不巩固。秦汉唐元明清时期是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如皇帝制度、中央集权制等。民国时期是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新中国成立时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

总结过程是从专制到民主，从治到法治，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同理世界历史政治文明发展过程是：原始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制度约定为准，封建社会是专制集权加强，英国、俄国、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美国、法国建立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

教学中也可以把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进行整合与比较。比如中国唐朝政治文明：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物质文明：农业、商业城市；精神文明：思想、文化、艺术。比如英国：政治文明是君主立宪制（《权利结案》）；物质文明是工业革命，精神文明是文艺复兴时期创造的思想文化艺术。

在教学中也可以把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文明比较。从而更好学习理解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比如比较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不同，西方政治文明是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中国政治文明是君主专制制度。西方物质文明是工业革命，中国物质文明是传统自然经济。西方精神文明是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国近代全面落后于西方，表现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方面。

第三，采用全球化史观整合与比较历史知识。

我认为，全球化史观兴起与经济全球化相关。全球化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历程就是整过世界的形成过程，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全部，是世界各地区、各种文明在各自发展和互相融合中，逐步打破了孤立、分散状态，逐渐融合成密切联系的全球统一体，全球化进程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世界历史不仅是国家地区民族和文化总和，而且是人类和全球是一个整体，要求我们从全球化的大视角整体去研究世界历史。要求我们在历史教学中要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来学习历史，考查分析历史，全面探讨世界历史各时期的时代特征、发展主流和总体趋势，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

世界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近现代史都可以放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分析。

教学中，我们可以用全球化史观，对世界近代史做整合与比较。

第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我们认为全球一体化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后出现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在世界近代史上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思想、资产阶级革命、科技革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一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相关的知识包括文艺复兴、启蒙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改革以及调整、深化；二是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形成，相关知识包括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和争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及世界殖民体系形成；三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统一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广泛经济联系，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强行把落后地区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第二，从全球化中认识世界现代史的发展。世界现代史全球化趋势更加强化。全球性国际组织不断出现，如国联、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等的建立，区域性集团不断形成和不断完善，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建立，世界各国经济往来和交流更加密切，充满了竞争性和依赖性。如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经济援助，二战后第三世界加强交流和合作，如亚非会议召开、不结盟运动。

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与区域集团化。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区域集团化。当今世界形成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区域性集团组织。历史知识整合与比较，如分析经济集团形成原因、背景、目的、经过、特点、影响、评价等。

世界文化发展史篇2

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伴随着这样的史实：统一时期，生产发展、社会稳定、文化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分裂时期，则战争不断、生产停滞、社会动荡、文化衰退、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基于历史，中国逐渐形成了“和合”文化，“和合”思想逐渐成为帝王将相、诸子百家和黎民百姓共同认可的社会主流价值观，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中国的“和合”文化产生于春秋战国。当时的中国，各诸侯国之间及诸侯国内部的诸侯和卿大夫之间为己之私相互征战，形成了当时的“国际社会”，诸子百家为解决当时混乱的局势，提出了“和合”思想作为回应[1]9-10。和、合二字最早都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中，起初并没有联用，到春秋时期才形成一个概念，见之于《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2]472。”意思是商契能把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教加以和合使百姓安身立命[2]474。还记述了史伯的和同观：“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也[2]477。”在这里，史伯把“和”与“同”做了明确的区分。“和”是多样性的统一，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与“同”存在本质差别。只有存在多样性的统一，才能不断产生新事物，事物也才能不断向前发展。儒家、道家、墨家在这一时期，都提出了“和”或“和合”思想，“作为回应和化解天与人、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人自身心灵以及东西南北中不同文化、文明冲突的最佳方式”，“和合”成为当时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1]10。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合有符合、结合之义。古代所谓合一，与现代语言中所谓统一可以说是同义语。‘合’并不否认区别，‘合一’是指对立的双方彼此又有密切相联不可分离的关系[3]1。”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原本存在着差异，只有求同存异，才能实现“和”，有了“和”，事物之间才能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如果压抑个性而求共性，或者强调个性而放弃共性，则会阻碍事物的发展。中国的“和合”观强调内在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重视利用内在矛盾，追寻是与非、得与失、长远与眼前等对立事物的内在张力，力求在互利共赢中寻求发展，是辩证思维观。“和合”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成为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渗透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处理人与人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中国人注重相互尊重，实现各方利益的协调。作为古代强大的帝国，中国没有殖民地，而是建立起独具特色的封贡体系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火药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但是中国人却没有把火药用来制作武器；与西方城堡强大的防御能力相比，中国的万里长城是扁平的，是用来防御的；在与境内各少数民族的交往中，汉民族没有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他们，而是注意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形成了处理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关系的土司制度；在认识事物和人格培养中，中国人善于从变化中思考得失，强调“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重视“大气”“大智慧”“大智若愚”，从大处着眼，目光长远，不拘小节。“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至今仍被中国人奉为至理名言，体现着“和合”文化的意蕴。因此，“和合”文化是中国人从长期实践经验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智慧结晶与理论精华，是被实践证明了行之有效的个人之间与民族之间的相处之道。

二、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和合”意蕴

近代以来，随着欧洲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西方殖民者开始了全球侵略与扩张，打破了以往各民族孤立、分散的状态，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加深，形成了真正的世界历史。这一进程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产生了“合”的思想，形成了“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历史”作为一个思辨概念始于黑格尔，他用“世界历史”的概念指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历史。黑格尔眼中的世界历史，不是史学意义的历史，而是哲学范畴上的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发展不过是绝对精神发展的过程，“世界历史在一般上说来，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发展一样”[4]75。“世界历史是专门从事于表现‘精神’怎样逐渐地达到自觉和‘真理’的欲望；它本身中的黎明来了，它开始发现要点，最后它达到了完全的意识”[4]56。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在绝对精神主宰下发生的一个合理的过程。“举凡一切在天上或地上发生的——永恒地发生的——上帝的生活以及一切在时间之内的事物，都只是力求精神认识其自身，使自己成为自己的对象，发现自己，达到自为，自己与自己相结合。精神自己二元化自己，自己乖离自己，但却是为了能够发现自己，为了能够回复自己[5]。”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是绝对精神回归到自身的过程，是合理的正当的，他指出，“从对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质永远是同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4]10。由此可以看出，黑格尔赞成“统一”，把“统一”置于很高的位置，带有了“合”文化的意蕴。基于对“合”的合理性的认识与赞同，黑格尔高度赞扬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认为法国大革命有“一种精神的热诚震撼着整个世界，仿佛‘神圣的东西’和‘世界’的调和现在首次完成”[4]459。称拿破仑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我看见拿破仑，这个世界精神，在巡视全城。当我看见这样一个伟大人物时，真令我发生一种奇异的感觉。他骑在马背上，他在这里，集中在这一点上他要达到全世界、统治全世界”[6]3。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是辨证思维观，具有系统性、辨证性与过程性的特点。他认为，世界历史是各个“世界历史民族”前后相继不断推动的结果，他所说的“世界历史民族”是指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民族，“它具有绝对的权力成为世界历史目前阶段研究的担当者”[7]354。这些民族在地理上是多元的，但在历史上是一元的。他们的民族文化是平行的，彼此之间存在着交流，但并不能改变民族文化的本质。每一个世界历史民族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其自身也都有生长、繁荣和衰亡3个时期。因此，世界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整体、一个系统。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可以说是‘精神’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身本身‘精神’的表现。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4]18。这一全体历史发展依次经历了3个阶段：东方民族、古希腊罗马民族、日尔曼民族，他把这称之为“转化的辩证法”或“过渡的辩证法”。因此，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中的各个民族，既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和贯通，各民族文化相互吸收和借鉴，共同推动历史的发展。世界历史是多元的，而不是只有一个中心，他用辩证的、系统的观点看待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不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的国家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个体”[7]347。黑格尔世界历史观中的辩证思维特征与中国“和合”文化中的辩证观达到了一定程度的统一，有许多暗合之处。虽然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蕴含“和合”文化的思维，带有辩证思维的特征，但是，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精神性存在”，“绝对精神”所体现的民族国家和法律也是高高在上的，而作为“物质性存在”的特殊性个体“是世界精神的实体性事业的活的工具，所以是直接跟这种事业同一的，但是这种事业又躲避着他们，所以它不可能是他们的客体和目的”[8]。所谓“理性的狡计”体现为国家与个人的分离，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因此，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中虽然具有辨证思维特征，但是他的辩证法仍然带有旧思维方式的痕迹。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9]。而“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0]。

三、马克思对世界性“和合”历史形成的认同

马克思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观。他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的观点，认为在世界历史的时代，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整体性。表现在经济上，就是在世界历史的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超出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形成世界范围内的矛盾运动；表现在政治上，就是逐渐形成了世界政治格局，各国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政治运动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在《从美国革命到1801年合并的爱尔兰》一文中，马克思谈到取消爱尔兰的独立对英国人民说来也是不幸的，因为爱尔兰起义的被镇压和英爱议会的合并不仅巩固了英国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对爱尔兰的统治，而且也巩固了他们对英国人民的统治，并且强调爱尔兰问题“对英国工人阶级和整个工人运动的重大意义”[11]10。因此，马克思主张突破国内的局限而投入世界历史的眼光，从整体上把握世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伴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历史，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最初他主要关注世界历史的普遍性和一体化问题，晚期他更加注重于世界历史中各个民族的个别性、特殊性和多样性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他对世界历史的形成有一句经典描述，“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1]51。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及其人类交往的普遍性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源。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完善以及人类交往的普遍性，是带有进步意义的。因此，虽然世界历史的形成伴随着血腥的屠杀和疯狂的掠夺，但是马克思在强烈谴责列强血腥屠杀和疯狂掠夺的同时，还是从历史进步的角度谈到了侵略带来的“世界历史”意义。首先，马克思把帝国主义的侵略看作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敲门砖，“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12]111-112。殖民侵略的过程，正是世界历史形成的过程。其次，他将侵略看作是社会生产力导致交往发展的必然阶段，将其看作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指出“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12]149。从先进性的角度谈征服，蕴含着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必然性的肯定，对于世界性“合”历史形成的认同。随着“世界历史”的延伸和民族民主运动的不断发展，晚年马克思的学术兴趣产生了重要转移，他借助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把研究目标指向各民族多样性、特殊性的研究。19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预言“世界历史”会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落后国家要卷入“世界历史”进程中。这一历史进程，一方面加深了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相互借鉴、吸收、融合的“统一”历史进程；另一方面，世界各民族并没有出现全盘西化，相反，各个民族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特征日趋明显，各民族文化自觉意识觉醒并作为一种逆潮流涌入西方。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多样性的发展对于“世界历史”统一性的影响，越来越关注世界历史中各民族应该有的地位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他放下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把几乎全部精力用于人类学研究，写下了阅读摩尔根、梅恩、柯瓦列夫斯基、拉伯克等人著作的大量笔记。马克思重视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对柯瓦列夫斯基的著作作了纠正、发挥和补充，显示出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进程辩证的深刻理解。“马克思反对柯瓦列夫斯基把亚、非、美洲各古老民族的社会历史的演变同西欧作机械类比的做法”[13]Ⅲ，强调民族发展历史中的多样性，同时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打着“经济进步”的幌子，对于殖民地原有的经济基础进行破坏的行径，“殖民当局的这些做法，不会给殖民地社会带来任何进步，而只能使它陷入深重的苦难”[13]Ⅲ。马克思还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史前社会的结构以及东方农村公社作了比较研究，揭示了世界历史背景下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可能的发展新道路，强调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多样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否认西方化是各民族发展的唯一路径。

四、“和合”的“世界历史”对于构建和谐世界的意义

在国家和民族交往程度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造成的民族间的误会、分歧乃至矛盾、冲突不断发生，加上一些国家和民族把自己的观念和价值标榜为“普世价值”，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衡量和评价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行为，加剧了民族间理解和认同的难度，成为国际冲突的根源。“和合”之道为恰当解决中国历史发展中出现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与国及其人自身内部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支持，“和合”的“世界历史”为解决当今世界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提供了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实现世界和谐与共同繁荣提供理论指导和思想支持。第一，“和合”的“世界历史”为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辩证的思维看世界，把世界上具有不同文化特征的民族看作是世界发展的推动力量。各个国家和民族有其独特的历史，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呈现不同的文化特点，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整个世界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相互交往中，相互借鉴，相互启发，共同推动整个世界的繁荣。但是以“分”为特征的个体意识和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在一些国家仍然发挥作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是这种思维的体现。美国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冲突的政策和态度跟亨廷顿的理论不谋而合，它把建立“新罗马帝国”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在对待其他国家和民族尤其是非西方国家和民族时，坚持二元思维，采取“文化保守”甚至是“文化偏执”的对外政策，总是用西方价值观以怀疑和不信任的目光审视其他国家，对与自己政治制度、文化不同的国家进行指责或采取惩罚、限制措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导致局部战争与世界局势的动荡。人类历史发展证明，那些能够吸收和借鉴其他文化因素的国家和民族，能够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那些排斥拒绝其他文化的国家和民族，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甚至走向灭亡。因此，辨证地看待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摒弃以对抗为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和合”的“世界历史”观为指导处理国家间的关系，对于构建和谐世界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和合”的“世界历史”指明了构建和谐世界应该遵循的原则。当今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和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在世界体系中处于不同的位置，他们看待世界历史进程的视角有所不同，对每个民族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也有不同的看法。“依附论”“经典现代化理论”就是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于当今世界历史进程做出不同解释的两种理论。解释理论的不同，反映出各国对世界历史进程认识的不同，各民族在应该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上存在差异。因此，在一个庞大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成为能否实现世界和谐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强调指出，要“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11]14。这一论断为如何处理好国际关系指明了方向，也是“和合”的世界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合”之道，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也是世界历史理论题中之义。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要承认各国存在的矛盾和差异，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存在的各种矛盾；面对矛盾和差异，采取合作的态度，用协商的方法解决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这是“和合”的世界历史理论所要求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对这一要求的概括和总结，应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第三，“和合”的“世界历史”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参考系。全球化进程增强了世界内部的联系和发展，世界生产力对于国际经济、政治结构的整体性、有序性、协调性等提出了质的要求，国际经济协调和国际政治合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全球文化联系的纵深发展也深刻改变着由历史延续而来的传统习惯和价值标准，发展怎样的“世界意识”对于人类社会最终走向和平统一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合”文化是中国千年历史文化的思想结晶，也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程辩证思考的结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走向世界的历程中，必然会给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新鲜动力。“经典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论”“历史终结论”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是唯一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这一价值观念基础上。在这一价值观的指导下，各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地位，都以他们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为评价标准，这显然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史实不符，是“欧洲中心论”的反映。“和合”的“世界历史”理论倡导世界多样性发展，充分尊重每一民族的文化特点与发展道路选择，肯定各种文化为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这种价值观念超越了以往以西方文化作为价值参考系的做法，为我们正确处理国际问题，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一个新的价值参考系。

世界文化发展史篇3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一定时代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孕育于时代土壤之中。15世纪，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欧洲和美洲相继建立了民族国家，从此，资本主义的http://战车奔跑于世界各地，在不公正、不平等的“血与火”的交往中，把亚洲和非洲的落后国家纳入了世界体系。而正如列宁所说的:“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民族是它的‘器官’。” [1]于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主客观条件都成熟的基础上应运而生。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条件

世界一体化是时代发展的趋势，而能否洞察这种大势并科学的加以阐述，则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可以说，世界历史理论的诞生是其主客观条件共同发展成熟的产物。客观条件表现在：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形成的物质力量；交往的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中介；世界市场是世界历史形成的基础；资产阶级是世界历史的开创者。当然，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探索也不能离开文明发展的大道，还有其思想来源。在黑格尔之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探讨还处于萌芽状态。而黑格尔则将世界历史理论发展到最高峰，他运用自己的辩证方法，对世界历史作了总体的研究，从而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思想:(l)第一个自觉地把世界历史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把握。 (2)既然作为“自由概念”的世界历史要扬弃偶然性，那么各民族不论现状如何，都必然要走上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 (3)深刻地指出推动世界历史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内部的矛盾性。

二、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理论的变革

在黑格尔“世界历史”思想中，他突破了以往历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民族地域性，深刻地洞察近代以来世界发展一体化的趋势，他的哲学到处贯穿着一种宏观历史感，成为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前提。而他在“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则从反面启发了善于思考的马克思，使之能够成功地绕过理论探索中的暗礁和旋涡，创立唯物史观。马克思科学的世界历史观的形成，实现了世界历史理论的革命变革。这种革命变革在于:首先，马克思从生产力和分工发展出发，对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了唯物主义的再颠倒；其次，马克思指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运动过程，而是一个民族区域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第三，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的阶级自我中心主义，对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中的作用作出了客观评价，从而打破了黑格尔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设置终点的形而上学观点；第四，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民族”的思想，说明了“世界历史”本质上是与“欧洲中心论”格格不入的。

三、世界历史理论在当代的表现：全球化

关于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我们应该以世界历史理论为武器，客观认识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面对的问题，以一种更加积极开放的心态从容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1、理论层面—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客观看待全球化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普遍而又理解各异、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考察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也就是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用唯物史观来分析和研究当今的全球化。对于全球化我们应该有以下正确认识：全球化不是从来就存在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当今的全球化也是现代世界发展的结果；当今全球化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全球化按其本质来说是共产主义的。

2、实践层面—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我们既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尽快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又要对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向各领域的渗透保持清醒的认识。首先，积极参与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世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世界的发展进步也需要中国的积极参与。江泽民同志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2]其次，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全面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邓小平谈到“现代化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所以，中国要作世界公民。”[3]最后，坚决抵制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对我国的思想文化侵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科技、政治和军事实力，使强大的西方传媒舆论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他国家和地区，通过文化霸权主义，使得不发达国家在精神文化上也完全依附于它，泯灭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因此，我们要清醒地认识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全球化的消极后果,思考中国如何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做到趋利避害、更好更快地发展自己，更正确地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世界文化发展史篇4

关键词：现代化；教学；世界史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7—0174—02

现代化是地理大发现后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主线之一，它贯穿了历史前进的所有细节和事件，所以，它是研究世界历史的重要线索。二战后，西方尤其是美国已经开始注意并在教学实践中突出“现代化”的意义，而我国的世界史教学在这方面则滞后多年，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涉足这一问题，因而，在今后的世界史教学中提升现代化问题的地位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世界从15、16世纪起就已跨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以世界历史为研究对象的这门学科，也要相应地跨入一个新的阶段[1]。

一、国外世界历史教学中的现代化问题

二战后，美国历史学界开始尝试以现代化作为主线，对世界历史进行重新解读，美国历史学者认为，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人类历史，实际上是现代化产生、发展并向全球扩散的过程。将现代化作为史学主线，可以给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自身的演变过程，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更好地把握世界历史的规律及未来趋势。

用现代化作为主线解构世界史，美国史学界受到了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十月革命后，为抗衡苏联现代化模式的影响，现代化理论在美国悄然兴起，并很快被借用到其他科学领域，影响极大，尼尔斯·吉尔曼甚至声称“现代化”是美国知识发展史的最高阶段。受影响者当然也包括历史学，特别是二战后，现代化成为美国的主流史观之一。

在美国的世界历史教学中，“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地位，其特点如下。

首先，它与全球史观、文明史观一道成为美国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主流史学观点，美国世界历史教学和研究经历了从世界通史—西方文明史再到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的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一批以现代化为视角研究世界史的学者和著作，如布莱克及其《现代化的动力》和《日本与俄国的近代化，一种比较研究》，巴林顿·穆尔的《独裁与民主的社会根源》等。

其次，现代化的研究范围比较均衡，着重让学生领悟，虽然现代化启动时间不一，但各个地区和国家都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二战前，美国世界史研究相对偏重西方国家。二战后，对世界各个地区都选取了代表性国家进行研究。并让学生思考和比较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差异及其原因，从而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世界意识和整体观念。

第三，在世界历史教学过程中，力图使学生明白，影响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因素有很多，因而必须重视其他相关因素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因为现代化涉及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各个阶层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这场重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

最后，极力宣扬美国现代化经验的优越性和普世性，向学生灌输“美国优越论”，这也是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在世界史教学领域的体现，而且它的方式十分巧妙，目的在于为美国培养对外进行文化渗透的人才。

二、史学主题的变迁与中国世界史教学

建国以后，中国的史学主题或主流史观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世界史教学与研究工作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偏重于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这直接导致对历史学的其他领域和方法重视程度不够，从而把世界史教学研究限制在一个相对狭小的领域内，对世界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也不能培养学生从宽广的领域来认识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

冷战结束后，随着大环境的变化和对世界历史研究工作的深入，现代化等史学观点开始受到更多重视。国内最早以现代化为视角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首推罗荣渠先生，早在80年代初，罗荣渠先生即开始从事现代化研究工作，他指出现代化是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具体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大变革。之后，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又进一步提出“现代化是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主线”，在国内引起了较大反响。随着对世界及世界历史认识的深入，现代化逐步被史学界接纳，今天它已成为世界历史研究的主流观点之一。

目前，在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工作中，现代化理论已经得到一定的认可，它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出现了大批以现代化为理论指导研究世界历史的著作。其中，首推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化新论续篇》、《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等。其他还包括钱乘旦教授的《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世界现代化进程》等。董正华教授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

其二，提出了自己的现代化观点，向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发起了挑战。例如，罗荣渠先生认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共有三次浪潮，分别发生在18世纪后期、20世纪前后和20世纪下半叶。罗先生“运用新的发展观，探索了两个世纪以来现代化的全球发展趋势；特别是把中国的现代化放在世界大变革的背景中进行了新的研究，对旧的理论、方法与结论都有所突破”[2]。董正华教授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而是外部力量影响的结果，而且现代化也不等同于工业化。

其三，将中国的现代化放到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动力、特点、影响因素及未来趋势等，对于认识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性，以及对中国现在发展阶段的认识方面都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性突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一大成绩。

三、现代化史观与中国的世界史教学

世界文化发展史篇5

其一，基本上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锁定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及其手稿、《历史学笔记》《俄国和东方社会道路笔记》五大文本中，并试图分析和探讨这五大文本关于马克思阐述世界历史思想的内在联系，旨在建构科学合理、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体系。［2］21其二，把“世界历史”概念理解为两重含义，即:一是相对于国别史和民族史而言的作为历史学科一般意义的“世界史”，二是指植根于西方现代性的全球扩张所引起的整个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和整体互动的作为哲学意义的“世界史”［3］16。其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其思想的发展演变来看，经历了一个由形成到深化和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4］9其四，把古典经济学的世界市场理论、殖民理论和现代国家的合法化理论、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当时流行的各种世界主义思潮看做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来源。［3］7其五，世界文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结果，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世界历史的深入发展将使人摆脱异化，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世界历史的发展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了世界性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3］10其六，通过揭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价值，在实践上是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的新问题以及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问题提供方法论指导，在理论上是为回答全球化基础理论问题、应对全球化各种观点的挑战、建立当代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提供理论基础。［4］9这些成果是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努力钻研、孜孜以求的结果。这些成果十分珍贵，它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学界长期以来在全球化问题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和缺陷

然而，虽然学界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近20年的研究中的确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但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和缺陷。这些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挖掘还不够。人们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却很少涉及其他文本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相关文章、《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历史学笔记》《人类学笔记》以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手稿。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他的世界历史理论同样也是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之中的。因此，仅仅通过很少的几部文献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资源是远远不够的。二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把握还不到位。主要表现在:其一，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的把握还不够深入和具体;其二，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与人的发展、共产主义和世界文化的关系的理解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现象;其三，缺乏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整体的考察，未充分地融入马克思的思想史中去对其进行系统考察和充分论证。三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与全球化问题研究相对脱节。虽然很多学者和专家都是通过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去把握和理解当代全球化的，但是有的学者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贯穿于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始终，而不是根据其问题的性质、实质及其所产生的背景的不同而对其作具体的解答，也有的学者由于难于把握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弃之一旁，但他忘记了全球化问题所产生的根本和实质是资本的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尤其是他的整个学说的核心。鉴于以上几点启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时，就应该从多个维度去对它进行考察、研究和把握，尤其是要紧扣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脉搏，通过全球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去更好地把握和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那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资源的深入挖掘，对于人们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当代全球化的各种问题将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新起点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是其探索人类社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艰辛成果，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鉴于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研究已取得的成果与存在的不足、缺陷，我们很有必要进一步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和系统考察，重点是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人们理解和研究当代全球化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论资源。一是走向马克思文本的深处，深入发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源。我们知道，马克思的著作是“一块艺术的整钢”，马克思的著作是我们探究其思想的主要根据，离开了他的著作来机械地谈论其思想是空洞的。正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学界的不足不在于离开文本来空谈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而是过多地拘泥于把某几部著作作为其探究此思想的主要根据，而不是把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放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去进行探究和考察，这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对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思想阐发的完整性理解。鉴于此，笔者建议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考察不能再拘泥于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应该把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包括其书信集作为探究和考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文本根据。二是结合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史，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融涵于其整个思想学说中，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探究和考察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形成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个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活跃时期。同时，究其思想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发展与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以及其整个思想学说的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包括其中年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与晚年对人类社会早期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鉴于此，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入研究，就必须紧密地结合马克思的整个思想发展史。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一个完备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三是充分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的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全球化的实践必然要求全球化的理论与之相对应。我们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最终目的，都是旨在构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力在为解决全球化问题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而服务。根据这个理论旨趣，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不是一种纯粹抽象的理论思辨，究其现实意义来看，是旨在挖掘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方法论资源。与之相应地，国内外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些成果对我们今天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个理论意义在客观上要求我们:一方面，既不能排斥当代全球化的理论成果，搞关门主义和保守主义;另一方面，也不能沉浸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思辨。总之一句话，我们应当站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基地上，充分借鉴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把正在发展的实际作为理论研究的生长点，来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

四、结语

综上，实践发展永远没有终点，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结合时代的发展来挖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资源仍然是我们的理论诉求和实践诉求。

世界文化发展史篇6

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全球化？英语中“globalization”意指“全球化”或“全球性”，它由形容词“global”（全球的，全世界的）派生而来，而“global”又来自拉丁语中的“地球”观念。全球化概念最早应用于国际经济学，它由“一体化”转变而来。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欧洲统一的现实所触发，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一体化”(economicintegration)理论，如巴拉萨(B·Balassa)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对经济一体化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体化既是一种进程，又是一种状态”，“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政府的任何限制。”（注：B.Balassa:TheTheory&EconomicIntgration,1962,P101.）到60年代，世界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特别是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的全球因素成为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焦点，全球化概念不仅在国际经济学，而且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学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国际政治学主要是以“相互依存”的含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评述说：“相互依存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全球性体系中各种关系的特点。根据这一概念，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首次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时采用‘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注：〔美〕詹姆斯·多尔蒂、罗伯特·普法格茨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47-148页。）全球化概念在国际文化学上的应用，是与关于“世界文化”的理论紧密相关的。国际文化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全球交流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冲击，它逐渐通过并在这种冲击中进行跨国综合或全球综合。可以看到，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20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描述时代性的概念。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100多年。从10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之后，于50、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以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第三阶段滥觞于7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它是在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这股浪潮方兴未艾，其影响空前广泛而深刻。

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正是世界经济结构包括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经营方式、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当前全球化发展呈现四大特征：

由特殊趋向一般，即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然而，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越来越社会化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

由单向转向双向，即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早期全球化的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迫使乡村服从城市，东方服从西方的过程。西方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摧毁了东方的万里长城，不仅向东方大肆掠夺原料和倾销工业产品，而且用宗教、办学等形式广泛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然而全球化也为东方民族和国家较快获得工业化的技术手段、管理方式，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机遇。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国家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从欧洲——环大西洋地区向亚洲——环太平洋地区转移，尽管前几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但很快得到恢复，目前又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亚洲价值观对西方的影响日益广泛。东方的快速发展，宣告了“欧美中心论”的破产。全球化≠西方化，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由单极趋向多极。从主导力量看全球化进程，可以归纳为单极的形成和更替、两极的对峙和多极的兴起这样三个阶段。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欧洲势力的控制范围之中，西方中心得以确立，而大英帝国以其庞大的殖民地成为中心的中心。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转变，二战把美国推上了世界霸权的地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式的经济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全球泛滥。战后，美国中心地位受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以及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的挑战，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两者都竭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军事体系和思想体系。80年代后期集团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总体格局中明显下降，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在全球范围及其国内受到了批判和抵制，而许多被压制的力量和新兴力量纷纷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参与权利，形成经济多极、政治多极、文化多极的局面。单一中心主导或两极分立的全球化让位于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

由经济层面向文化、政治层面整体推进。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化。为协调世界范围的生产和流通，优化资源配置，避免经济冲突和经济危机，不仅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加强经济协作，而且也需要加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协作，于是通过联合国等组织形式，各种关于人权、人口、环境、发展等方面的协议或宣言以及防止核扩散、禁止化学武器等协议和宣言相继制订，各国家在国际义务和权利上日益达成共识，传统的政府间关系正在向现代政府间关系转化。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各种民族的文明、文化的交往和交流以及冲突和竞争成为世界突出的问题，各种“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间主义”、“跨文化主义”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为90年代的一种显学。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

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渐次推进、整体互动的过程已成为当今全球化的十分突出的趋向。甚至可以说，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价值的冲突已触及到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人是全球化的主体，人的观念主导着全球化进程的取向，而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也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全球化演变的关键。全球化进程中经济转型、政治改革以及社会协调发展，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导向、创新、整合的功能。有学者在研究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生原因时，发现亚洲近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存在问题与东方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东方民族特有的重整体、重道德和节俭等价值观念，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能成功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发展民族经济，把稳定与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而这些国家在维护民族价值观念中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不够，封建主义的根基未得到较彻底的清理，就为日后在金融全球化中出现危机留下隐患。以个性发育不充分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压抑了民主的发展，导致了政府、金融、企业结为一体，容易造成特权和腐败；以法制精神发展不足为基础的大家族主义，妨碍了金融运作的规范，造成了大量无人负责的呆帐、坏帐；以理性精神不完善的东方权威主义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有助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但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引发社会大动荡和经济大倒退。可见，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各民族、国家、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进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能否尽可能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又尽可能有效地减少其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修养、理性思维、心理素质的状况。100多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驱动的全球化的发展，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人改造自然的范围和能力，但同时又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滥过度的开发，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全球化迅速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加速了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但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并不自然而然地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和和谐，反而造成人的关系的冷漠化，导致人的安全感、满足感的失落；全球化带来了财富的涌现和流动，然而它又造成了社会分化和人的心理的失衡，造成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压抑；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然而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的存在又给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合作带来新的障碍和矛盾，甚至从价值、宗教矛盾发展到军事冲突。因此，不研究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问题，我们就难以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变化中把握其深层次的动因，难以合理地解释和说明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和矛盾，科学和文化的使命要为全球化从自发向自觉的提升，从矛盾冲突向整合协调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罗伯逊在其1992年出版的《全球化》一书中针对沃勤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经济主义”，即忽视文化的倾向，强调提出全球化是主体辨认自己与全球人类情景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式进行互动，认识世界，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同时又确认自己的身份。不应该孤立地讨论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要分析全球文化的独立动力以及“文化因素”在目前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费金斯通大力主张从文化角度研究全球化。他在《理论、文化和社会——社会批判理论的探索》杂志1990年《全球文化》专刊中指出，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经典社会学和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诠释新现象、新问题。经典社会学观点由于把社会等同全世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文化体现者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认为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状态的发展也是全球化进程，而且强调文化发展对全球化的能动作用，还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作了后现代主义方法的研究。

二、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方法论

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时代特征、一般规律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确实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全球化，或者说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分前后期，在前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同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的观点有三个方面：

1.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他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133页。）“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2.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精神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它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文明是指资本主义文明——作者注），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农业民族服从于工业民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辟市场，到处安家落户，把生产和消费日甚一日地变成全球化的。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农业社会的狭隘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地域藩篱被打破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日益打破其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3.全球化是人的发展过程。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8页。）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个人及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莫斯科英文版，第27卷，第49页。）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然而，“历史向世界转变的过程”既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过程和力量与人相对立。“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世界历史”就在这种普遍性的生产、交往与普遍性的个人的互动中，在人的主体化和异化的互动中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迈进。

马克思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一般过程的阐述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作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分析，而且作了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且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生动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逻辑的。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找出贯穿在这个理论的基本方法论，这些基本方法论构成了他的全球化理论的活的灵魂。

1.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方法。历史尺度，就是社会客观规律的尺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不断运动变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合理与否、作用大小都视其是否适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基本的标准。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形形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马克思又认为，历史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自觉创造的，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价值尺度，就是反映人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尺度，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其他形而上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在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普遍化，促进交往关系和精神生产的普遍化的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时代的贡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279页。）资本主义仿佛魔术般地把无尽的财富从地下召唤出来，它在100多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根本矛盾不可克服并日益扩大，使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日益社会化普遍化的同时暴露了它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它在消灭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交往、文化的世界化反面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贸易和交换自由反而剥夺了人的人格自由。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用历史尺度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了无情地批判，而且运用价值尺度对这个“世界历史”形成的野蛮的、血淋淋的一面作愤怒的揭露，彻底抹去了罩在资本主义文明上的灵光。

2.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但承认人类历史发展是由普遍性的规律所支配，而且承认这种普遍规律是通过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主体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发生作用的。历史辩证法的使命就在于从历史的特殊性中探索出历史的普遍性，又以这种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的特殊性，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原理，正是马克思把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辩证分析考察“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逻辑结果。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阐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性。从《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从手工业作坊生产方式向社会化大工业转变，自然分工向国际分工转变，地域性的交换形式向世界市场转变，自然联系的人向世界普遍交往的人的转变，充分论证了人类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是“世界历史”的开端，标志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其次，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揭示“世界历史”的一般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把个人、民族的特殊的形态，亦即狭隘的、封闭的、自在的形式转变为普遍的形式，也就是世界性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以及自主性的人的状态，取得对封建制度的彻底的胜利，取得了统治的地位。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特殊形态中抽象出普遍的生产、交换、消费和交往关系，普遍的人，并把这种普遍性的产生、发展看作是“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要求，“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普遍性不断超越特殊性的过程。以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的性质和产生为起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结构及其内在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特性，必然容纳不了在其自身生长起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和普遍发展的人，这就必然要打破资本主义这种特殊形态，这是“世界历史”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共产主义，由于它适应生产力和人的世界性普遍性的发展，从而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共产主义的合理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就是个人的存在直接同世界历史相联系。“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40页。）共产主义以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否则，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现象存在，处于一种“落后的、家庭式的笼罩着神秘气氛”的状态，这种共产主义必定随着交往的扩大而瓦解。在马克思看来，随着“世界历史”发展，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然而共产主义也不是终极状态，相对于“世界历史”的无限发展，它也只不过是“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一个环节。“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131页。）历史的普遍性对历史特殊性的超越，造成了历史的不断进步。然而，历史普遍性并不能脱离特殊性。历史普遍性的日益扩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正如它导致资本主义一样，但是由于各民族、各国的具体实际不一样，历史普遍规律的实现方式，实现途径也会不一样。马克思晚年十分注重研究东方民族的特殊性，指出东方民族在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存在着特殊性和多样性。可见，由于把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地结合起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和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世界文化发展史篇7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述评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较为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视程度还很不够，挖掘和整理工作还很不细致、系统，特别是在马克思一生的著作文本中梳理其世界历史理论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的开展，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更深刻地理解现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及如何应对全球化，都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较晚，在这一理论深入研究过程中，争论较多，从总体上讲还是分歧大于共识。本文把之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并给予评析。

一、关于世界历史范畴的界定

世界历史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范畴，理清世界历史范畴的实质含义是研究马克恿世界历史理论不可绕过的环节。由于出发点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解不同，人们对这一范畴的解释分歧颇大。

卞玉玲老师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而是指各民族和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是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其形成取决于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发展。何颖指出，马克思对世界历史概念的界定有三层含义：生产力的世界化，生产、交往活动空间范围的扩大，各民族之间相互依赖性增强。于炳贵先生则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同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二者的范畴和意义不同。叶险明教授则将世界历史范畴加上了第四层含义：特指共产主义的最终结果。

关于世界历史的范畴，学术界目前普遍达成共识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而是特指16世纪以来，各民族、国家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普遍交往，打破民族封闭状态，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一体化以来的历史。其共同的特点是：把资本主义大工业开辟世界市场以来，世界日趋一体化的历史当作马克思世界历史范畴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内涵。把各民族和国家看作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或要素。

二、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内容的研究

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作了论述，任吉刚老师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叶险明教授则认为：马克思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论述是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刘刚老师认为：普遍交往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梁树发教授从世界历史产生、发展的历程出发认为：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

总之，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为世界历史的形成创造了物质基础。其次，交往的发展强有力地推动了各地区各民族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联系，直接导致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三、学术界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指导意义的研究

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从人类物质实践出发，以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来审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深刻地揭示了世界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创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今天科学分析和正确把握全球化的实质、应对各种挑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武器。当前，全球化已经渗透到全球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就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我们今天认识全球化的实质，把握全球化研究的方向和意义而言，学术界在以下两点基本达成了共识。

第一，全球化的产生、出现和发展印证了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实质，预言了全球化的趋势。

第二，要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精髓为指导，认识全球化的实质与发展方向。资本主义建立了世界市场，开创了世界历史，而经济全球化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而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难以克服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它不能实现人的真正解放，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只能是共产主义。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的问题。理论界主要的分歧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否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预测。蓝江老师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吴仁平老师认为，尽管当前的全球化和马克思所预测的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全球化”趋势有很多不同，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对经济全球化的预测。㈣宋士昌、李荣海也认为，马克思以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全球化的特点和本质，解释了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

本人认为：不能把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的相关论述看成是对当前经济全球化的预测，马克思只是对未来社会发展趋势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与当前的全球化趋势相吻合，但我们可以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呈现的方法论来指导今天的全球化实践。

总之，通过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情况的综合论述，弄清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内涵、基本内容和指导意义，有利于我们树立科学的世界历史观。

参考文献：

[1]卞玉玲，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到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J]，周口师专学报，2002，(1)。

[2]何颖，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田，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2)。

[3]于炳贵，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J]，理论学刊，1995，(6)。

[4]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代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

[5]任吉刚，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当代意义[J]，山东师大学报，1995，(5)。

[6]叶险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1)。

[7]刘刚，马克思普遍交往观的阐释视角及现代启示[J]，广州大学学，2003，(10)。

[8]梁树发，从源头上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J]浙江学刊，2003，(1)。

[9]蓝江，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四重性[J]，马列主义研究，2003，(11)。

[10]吴仁平，论邓小平的全球化视野及其在21世纪的历史地位[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0，(5)。

世界文化发展史篇8

 

一、“欧洲中心论”的定义

 

“欧洲中心论”，也称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出现于18世纪中后期，在19世纪得以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为一种人文科学领域的教育思想偏见。欧洲中心论由于其视角上的偏狭性，近年来在学理上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由于“欧洲中心论”并不是一套完整而固定不变的原则体系，而是由各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呈现出松散的观念系列，因此对于“欧洲中心论”并没有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相关研究和评论在这一问题上显示出纷繁混乱的局面。因此，在对“欧洲中心论”展开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对“欧洲中心论”的内涵做出界定，否则这场讨论将无法展开。

 

当代美国学者J·M·布劳特的说法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在其近著《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基本上指出这一信仰的概念，指的是欧洲文明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优越性，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的或者精神上的特质，这一特质是欧洲人群在所有历史时代直至当今时代，永远比其他人群优越[1]。从上述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中心主义，或者叫种族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也叫种族中心主义，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常有的一种倾向，即易与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是优于其他人的。这种文化中心主义自古就有，可以说世界各族群文化相处上文明发展处于先对先进位置的民族常有的状态。

 

春秋时居民中有华夏和戎、狄、蛮、夷的区分，各诸侯国经济文化上较先进而自称华夏，他们把较为落后的小国或部称之为戎、狄、蛮、夷。而欧洲中心论则把文化中心主义的精神发展到了极致，并利用强大的历史哲学和理论、方法将“欧洲中心”变成一种信仰，以最不易于察觉的方式向世界扩张。欧洲中心论，作为一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对世界的影响是多层面的：让欧洲以及非欧洲世界无视历史真相的存在，也忽视其他地区的文明贡献，因而导致欧洲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理解，而非西方世界学者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最终造成整个世界，包含学术界在内，长久以来都是以西方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现象。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拟分析这种文化中心主义——“欧洲中心论”和世界史体系之间的关系。

 

二、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学的影响

 

欧洲中心论对于世界史学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既有赤裸裸的显示，又有温情的，不易察觉的影响。因此，我们将“欧洲中心论”对世界史学的影响分为以下两个层面。

 

1.显性的影响。表现在世界通史编纂的内容比重和世界史体系方面。表现在以往编纂的世界通史的欧洲的内容比例过重，世界史成了以欧洲式为主轴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我国学界早有察觉。早在1928年，雷海宗先生在评论韦尔斯所著的《世界史纲》时，就提出该书作者在谋篇布局、篇幅比例方面存在着问题。吴齐本《世界史》是一本整体史观指导下的开创之作，但在近代史编纂的比例上，仍存在严重的不平衡问题。该书的近代史编上下两卷共6章24节中910页，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合在一起大约只占21%的篇幅，其中79%的是关于欧洲和北美的内容，因此，认为该著作仍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例如早期对世界历史的分期问题，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世界由多个文明中心组成，每个文明的发展过程有早有晚，有急有缓，世界历史进行统一的分期是没有意义的。

 

2.隐性的影响。表现在世界史的逻辑前提和研究方法上。这一切要归功于西方强大的历史哲学。西方学者从宗教、种族的、环境、文化的维度来阐释欧洲文明的优越，并把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设为世界历史的前提假定，由于宗教、种族的、环境、文化是变化较慢的因素，因此欧洲的先进是永恒的。认为欧洲的道路具有普遍性，把其他一切文明的欧洲化是说成具有绝对的“世界意义”。此外，还表现在创造了一系列基于欧洲自身的发展经验的概念。这导致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在承认西方的先进性的同时，对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进行分析时，往往以西方为标准，非西方世界对世界历史的阐释都以西方确定的标准为圭臬。西方文明成了参照体系，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往往被机械地表述为对西方历史和发展道路的模仿和赶超。

 

三、对“欧洲中心论”的反思、批判和超越

 

“欧洲中心论”的危害是巨大的，如果我们不对此警惕，我们的历史叙事将会被同质化，而一个无法真正了解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对此我们要反思、批判和超越。反思是批判的前提，批判又是超越的前提。反思什么?为何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已持续有年，为何仍不能走出这种文化中心论的影子?

 

(1)欧洲中心论史观在意识形态上对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学术研究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短时间内是难以清除的。这是这种文化中心主义长期浸淫的结果。在西方的世界史编纂方面，以反欧洲中心论为根基的世界历史的解释，具体表现形式为以全球史观，人类中心史观和多中心史观。

 

例如威廉·莫克尼尔通过考察和对比通讯和运输网络，认为欧洲的先进与它得天独厚的位置密切相关，这与黑格尔的“地理决定论”有异曲同工之处。人类中心的史观代表认为是贡德·弗兰克和巴里·吉尔斯，他们主张以涵盖面较广的世界人类中心论来代替欧洲中心论，认为以人类为中心的历史能够也必然会超越意识形态上的文化自我肯定，通过多样性认识到我们历史的整体性和时代的统一性。关注人与资源和环境为核心，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对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关系，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史。

 

多中心史观则走得更为极端，如萨米尔·阿明的东地中海沿岸理论和以及非裔美国学者提出的“非洲中心论”。强调非洲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以及非裔美国人对美国的贡献。前者故意回避“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这个问题，后者则是用另外一种文化中心主义来代替“欧洲中心论”，而且其论据的落脚点仍落在西方文明上，强调非洲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从而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中心。

 

(2)世界学术格局严重失衡。在学科、理论方法以及在知识贡献上，西方世界建树颇丰，非西方世界在批判欧洲中心论时，知识储备则显得单薄，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J·M·布劳特在其《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列举了八位对欧洲中心论有重大贡献的学者，他们各自从不同的维度论证了欧洲文化的先进地位和优越性，这其中包括文化决定论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林恩·怀特的《中世纪的技术和社会变化》，认为欧洲人有着举世无双的发明才智和伟大科学技术，等等。而与此相对的非西方世界的学者，则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显得不足。

 

在我国，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理论和方法大多是由衷的崇拜，他们引进多元化的理论，用以解释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绝大多数中国学者模仿现代西方的模式构建了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叙事，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欧洲中心论，这种局面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学的编纂和叙事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知识分子对“欧洲中心论”批判意识增强，甚至一度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局面，但在批判的理论和方法储备上则显得薄弱。由此可见，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那么怎样批判“欧洲中心论”呢?其内涵是复杂的、多层次的，不可以对其全盘否定。对此，马世力将“欧洲中心论”的合理部分和不合理部分剥离开来，将“欧洲中心论”分为“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

 

(1)二者的内涵不同。马世力认为，“欧洲中心论”在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展的中心的这个层面是合理的[2]。怎样理解“欧洲中心论”的“欧洲是世界近现展的中心”这个层面呢?马世力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有中心的，这里的发展中心定义是“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的先进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示范作用以及地位”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来证明中心存在的合理性，“中心的存在恰恰是历史发展不平衡的必然产物和表现形式”，只有历史发展还不能消除不平衡性，也就不能没有历史发展的中心，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一种发展形态的示范作用，并比较二者的区别：承认欧洲是世界近现代中的中心，建立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方面，这种“中心”具有暂时性和阶段性，而“欧洲中心论”则是建立在地理决定论和种族优越论基础上，因此具有永恒性，因此是不合理的，要坚决批判的。

 

(2)在研究方法上。“承认欧洲曾经是世界近现代史的中心”是遵循了从个别到一般的思维方法。西欧或者欧洲，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因此，它才能起到示范作用，在一定时间内占有中心地位。而“欧洲中心论”者使用的则是以个别代替一般的方法，认为西欧或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就是整个世界的历史，完全否认和抹杀了非欧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发展与贡献。

 

(3)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欧洲”内容的界定的不同。这里的“欧洲”包括欧洲各民族、各进步阶层，尤其是无产阶级，而不仅仅是欧洲的资产阶级。

 

反思和批判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超越。但超越“欧洲中心论”是一个重要而艰难的命题，实现也绝非易事。对于如何实现超越，各学术大家提出诸多良策，但关键的一条是不要犯非此即彼的错误，在批判和超越之间建立起对话和沟通的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