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范文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篇1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着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着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 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 闷坡卣秸土酱问澜绱笳酵瓿?/P>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篇2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一）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力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无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动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问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干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经济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问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离不开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间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 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经济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刀世纪挺进，自然引起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全球贸易自由化，无疑将给经济实力最强大的美国提供更多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在因经济全球化而迅速推进的国际金融（包括国际货币体制与国际投资规则等）和国际贸易制度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存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总统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问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乙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困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通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人“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问。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以及潜在的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篇3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经济格局；经济发展；战略布局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24.126

[中图分类号]F113；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24-0-01

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水平正在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稳步提高着。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身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这个经济格局全球化的趋势中应如何应对可能遭受的挫折和发展契机，如何保持自身实力的稳步提高，值得深思。为此，本文将深入剖析后危机时代中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战略布局。

1 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的地位

1.1 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经济经历了飞速增长的时期，近年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稳定的保持在50%左右，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由一个毫无分量的国家一跃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也跻身世界大国之列。

1.2 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世界经济格局归根到底是由各个国家或集团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规模大小以及经济发展潜力决定的。由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是不断变动的，所以世界经济格局也将会是复杂多变的。现在中国经济已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中，世界经济格局的好坏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发展。世界经济格局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密切联系，二者相互缠绕、相互促进和掣肘的关系使得中国和别国的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2 世界经济格局给中国带来的压力和危机

2.1 经济危机传导的压力

在当今的社会发展中，中国的GDP位居全世界第二。但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当然，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单单靠GDP远远不够。不过，在经济发展和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中，中国是不输给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但因为全球经济捆绑在一起，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那么中国必将受到牵连。正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袭卷了整个美国，导致美国经济迅速衰退15%，而身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金融危机下的中国经济也很难独善其身。从另一方面来讲，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演变格局也将给中国带来货币危机。最近，中国人民币遭遇贬值，同时国内出现通货膨胀。这种情况说明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人民币国内价值的持续下降。

2.2 资源性商品交易的危机

经济离不开商品交易，而国家之间的交易更多的却是能源、矿石等不可再生的资源交易。交易过程中损失不可避免，比如给本国环境造成污染。面对这样的问题，谁去承担后果呢？答案当然是开采者自己。于是国际贸易当中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用资金去购买自己发展所需要的不可再生资源或稀有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开采资源后卖给发达国家以换取资金。长此以往，最终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不可再生资源匮乏而不得不以高价在发展中国家买回并且承担着环境污染的后果，最后得不偿失。经济全球化下的贸易局固然会变，但目前来说发展中国家还是面临许多不公平待遇。为了保证中国能在这个危机时代中发展并壮大起来，国家必须制定一些长远的发展政策，这是保证中国适应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的根本保证。

3 中国的发展路径战略规划

3.1 整合国内宏观、微观政策

一直以来，中国一直奉行改革开放的原则，努力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好的建设方针并应用于我国的建设中。后危机时代之所以称之为后危机时代，是因为现在经济格局在遭受了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后，对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虽然危机已过，但根本原因依旧存在。面对如此情况，政府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就显得极为重要。郎咸平在《整合》一书中曾提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更离不开企业的微观调控。国家与企业之间的配合，合作，共进退是关键之一。在经济这片巨大海洋中，中国就像一艘承载着巨大财富的商船，国家承担着船长一职，在客观的高度进行着宏观调控，制定战略方针，在收放自如中适度掌握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避免一些危机，并针对某些不可抗拒力而适时采取有效措施将损失缩减到最低。企业则承担着副手的职责，在船长的大方针下针对一些突发小问题进行处理和解决，及时应对及时调控，和船长相互配合。

3.2 充分利用经济一体化中外资对中国发展的推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使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取得了万众瞩目的辉煌成绩。虽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却是世界经济组成的重要部分。当今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自然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反之中国也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中国的经济增长吸引着外资源源不断的投入中国市场，因为中国人口众多，不但劳动力充足，而且消费基数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达国家纷纷瞄准了中国市场并在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在外资引入中国市场的同时，很多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也随之一同进入中国市场，这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充分利用好外部资源可为中国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4 结 语

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整合国内宏观、微观政策，充分利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外部资源是使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演变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关键。

主要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篇4

关键词：战略机遇期； 经济格局； 小康目标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1-0001-03

党的十报告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综合国力竞争空前激烈，我们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发展步伐，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坚定不移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离不开深刻变化、风云变幻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新世纪头二十年是我们党所面临的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其实是“和平建设发展时期”，它是相对战时而言的，因此，战略机遇期是动态的、变化的。第一个十年已经过去，我们抓住了诸多机遇，实现了大发展、科学发展。在未来十年里，我们还要把握我国所面临的新的战略机遇期，认识其本质和走势，变机遇为现实、变机遇为发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以顺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一、世界经济格局剧变并进入低速期，决定我国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变化”，事实的确如此。2003年到2007年，世界经济格局处于“黄金增长期”，据统计，这期间年均增速4.6%。到2008年世界经济格局突变，如党的十报告所说：“2008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遇到严重困难。”[2]世界经济格局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剧烈变动，经济发展速度急速下滑，欧洲经济受到致命打击。我国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使经济下行。尽管经过一个阶段的努力，世界经济开始出现缓慢复苏、低速增长，但从现在看，经济下行可能呈现一种“长态”，我国经济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高增长的状态，据最新统计，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幅达到7.8%，但也无法达到前些年的两位数，导致世界各国在国际市场上激烈争夺，对国内市场大力保护，贸易战、保护主义、汇率战全面升级，全球贸易也面临下行的巨大风险，使全球经济格局进入相对低速增长期。

拉动经济发展要靠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的推动。多年来，我国经济主要是由出口拉动的，2004年、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10.1%和10.4%。2006年和2007年，也保持两位数的高增长。到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口推动战略失灵，使我国经济受到极大影响。所以，中央在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通过“主线”来实现“主题”。党的十报告进一步要求，“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加快建立扩大消费需求长效机制，释放居民消费潜力，保持投资合理增长，扩大国内市场规模”[3]。这是我们党依据世界经济格局新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这完全符合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实际。

二、世界经济格局进入调整期，决定我国把解决“主题”和“主线”作为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

党的十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4]世界经济发展处于低速期，也是一个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期，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都抓住这个时期，为争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制高点，广泛深入地进行以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管理优化为中心的新一轮竞争，以迎接未来新一轮的经济发展。现在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第二的经济大国，在发展中结构性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更多的是沟通和经常性的对话，2013年阿富汗问题是一个好的起点，中美两国在稳定中实现各自的发展，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各自的贡献。

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结构大调整、技术大创新、竞争高度激烈化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抓住“主题”、围绕“主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我国的现实看，我们党多年以前就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七大报告把经济增长方式改为发展方式，实则并不理想。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我们又拿出四万亿元，尽管达到了稳增长的目的，但也造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滞后。对此，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要做到“四个着力”、“五个更多”。[5]特别要做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道路。这里重要的是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多次指出我国未来发展的潜力是城镇化，以城镇化带动经济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与世界发展大势接轨。

三、全球经济发展进入生态资源约束期，决定我国必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独立的章节，并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内容之一。党的十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重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6]这既是对世界经济发展过程及工业化曲折道路的总结，更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经济快速增长而出现，并已成为我国基本国情的人均占有资源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脆弱等问题的理性总结。我国目前面临严峻的现实，生态资源环境约束的日益深化，内在地要求我国把资源环境压力转化为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动力，构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以实现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和科学发展。

党的十报告如此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

其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五位一体”总布局的需要。“五位一体”总布局即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是最新提出和形成的，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和理性把握，显示了我们党高超的执政能力。

其二，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需要。发达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大都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我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决不能走发达国家的老路。

其三，是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的需要。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做出贡献，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四、世界大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战略调整期，决定我国必须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

党的十报告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7]这是面对世界大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调整做出的战略抉择。目前，美国大选结束，上一届总统奥巴马获得连任，这使其政策会有更多的连续性，美国现在继续实施以发展高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同时，还深入推进以“亚太再平衡”为主调的全球战略调整。与此同时，普京再次出任俄罗斯总统，强调俄罗斯到2020年经济总量进入世界五强目标，并积极推进“欧亚联盟”建设。目前，欧盟各国为应对欧债危机，大力推进一体化建设，同时，积极谋划“新工业革命”，制定长远发展战略，以最终战胜金融危机实现经济回暖。

面对这样的大背景，我们要立足国情，应对新一轮更高形态的世界经济竞争，以融进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平台。我国经济发展与前些年相比，改革开放的传统成本优势不再明显。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显著弱化，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在减弱，东部沿海发达省市正在发生趋势性转变，加上资源性产品的国际价格进入上升通道，我国经济发展成本大幅度的上升，严重制约了投资效益的提高。对此，林毅夫对我国未来发展做了预测，中国未来保持7%～8%的经济增长势头是可能的。居民收入增长促进消费、投资持续，高储蓄有助于维持较高的增长。未来10年至20年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这两方面我国还有后发优势。为此，党的十报告提出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以此来拓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空间，构建新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总之，只要我们靠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靠改革进一步激发人民群众就业、创业的活力，调动各种所有制企业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进一步发掘和释放“改革红利”，就能在推动“四化”良性互动、同步发展过程中，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特别要解决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实现我国由人口红利向改革红利的转变，利用改革开放的根本发展动力，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实现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五、世界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决定我国必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和平发展道路是由我国的国情和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二战后形成的世界雅尔塔格局，随着剧变而瓦解，使世界政治格局进入了“一超多强”的新阶段。“一超”即美国，“多强”是指中国、日本、欧盟、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这种格局导致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局部的冲突和对抗并没有停止。如，近年来，亚太形势并不乐观，南海争端源于民族主义和资源利益争夺；在日本，右翼分子在复活，并开始左右社会政治发展和走势。

我国要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和世情，抓住有利时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对此，党的十报告指出：“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8]这是面对世情，特别是由世界“一超”、“多强”的多元化政治格局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织部分。

从历史上看，有些国家往往是逢强必霸、逢大必霸。但也有些是和平崛起的。如一战前的美国、二战后的日本。但有些“戴着有色眼镜”的国家无视客观现实，对我国的大发展、快发展进行打压，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牵制，出现了新的“焦虑症”，造出了各种各样的“中国”、“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中国必霸论”、“中国责任论”等等，其目的是想阻碍我国的和平发展，以延缓我国现代化的步伐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2013年1月28日，就走和平发展道路做了新的论述，明确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有的人说中国强硬起来，这是中国有理的表现，是一个大国的责任和选择。

其实，对我国所面临的世界新政治格局的新变化，党的十报告对我国的和平发展已做了科学的部署和阐释。在第十一部分明确了今后发展的“五个一”的和平发展道路，其内容是：一种精神，就是“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一面旗帜，就是“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一个战略，我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一个布局，就是“在和平发展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一个关系，就是“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9]以此来确保我国走中国特色和平发展之路。

总之，党的十报告对我国面对的新世纪重要战略机遇期及发展演变和内涵，做了科学的阐释和战略性的分析，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战略举措，完全符合历史唯物理论和世界发展大趋势。为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党的十报告，立足当前的世情、国情和党情，密切把握世界发展大局、大势及新变化，冷静深思和研判世界大国经济、文化、科技和政治形势走向与发展趋势，不断提高科学应对能力和执政能力，在变化中保持我们的理性和清醒，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符合世界发展大势。这要求我们党和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方法、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对已经看清的发展大势和前景，深入研判、早做谋划、超前预测、从容应对，判定我国切实可行的战略和措施选择，对暂时难以看清的问题和走势，密切跟踪、未雨绸缪、灵活应对，以牢牢抓住战略机遇期，掌握战略上的主动、对策上的可行、工作上的超前，把我国的事情办好，把中国梦变为实实在在的现实。

参考文献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篇5

问题，世界经济的失衡恰恰是中国这个后起之秀大幅提高国际影响力和改善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弱势地位的绝好机遇。要抓住这个机遇，关键是要充分学习和利用

国际上广泛接受的规则，在自然资源控制权和定价权、国际贸易自由化、发行人民币债券、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利用高额外汇储备等问题上制定出一系列系统的、专业化的、国际化的战略，从而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

世界经济在不均衡中高速发展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大势，不同的观察者基本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世界经济在不平衡中高速发展。

过去近十年来，世界经济的平均增速接近历史纪录。但是，高速增长的背后是世界经济的失衡。这种不平衡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甚至创纪录的贸易逆差，这实际上是得益于它们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因为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一定会带来国际收支的危机乃至金融危机；其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世界上平均收入相对较低的国家吸引了大量资金。正是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这样的基本格局，不仅带来了令人深思的世界经济道德问题，即穷人在补贴富人，中国在补贴美国，也带来了世界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发展的忧虑。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下中国处于弱势

中国作为一个赶超发达国家的后来者，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且在当前世界经济失衡的大势下表现尤其明显。这种弱势格局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以下三个方面尤为突出：

第一，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人均自然资源储量和产量高度稀缺(中国资源储量不稀缺的品种屈指可数，其中包括稀土矿)，日益依赖国际市场的供给，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资源进口大国。然而，中国不仅在国际上基本还没有成规模地获得矿产资源的所有权，也没有有效地获得以资源为价值基础的大公司的非控股股份，甚至在国际原材料市场上，中国公司的价格谈判权还很低。

第二，尽管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贸易顺差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和出口国之一，但是，中国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却常常处于被动为本国贸易迅速发展而辩解的状态。在WTO的多边谈判中，中国的声音非常微弱，甚至被印度这样的国际贸易地位远低于中国的国家所掩盖。

第三，尽管中国是当今世界一个主要的资金输出国和储蓄剩余国，中国经济的总体储蓄率和储蓄总量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中国经济整体对外的储蓄盈余和资本流出却以美元为主，辅之以欧元和日元，而不是以人民币为储蓄形式。这意味着，整个中国经济将承担巨大的汇率波动风险。这一问题的本质在于，尽管中国是储蓄大国，但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却是一个弱势国――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交易中顶多是一种地区化而非国际化的货币。所以，中国的对外储蓄只能以美元等外币计价。当美元汇率贬值的时候，美国的债务在缩水，这就是中国经济巨大的损失。

世界经济失衡就是中国改变弱势地位的最好机会

事实上，当任何一个后起经济大国面对这种经济实力日益上升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弱势地位不相称的局面时，她必须而且只能通过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来打破。

换言之，如果世界经济平稳发展，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既没有巨额的贸易逆差，也没有大量的资金流入，而中国经济也没有如此高的过剩储蓄和资金外流，那么，国际贸易体系、资源定价体系和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就没有任何理由改变，结果便是世界经济格局不会发生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今世界经济的失衡，恰恰是中国这个后起之秀大幅提高国际影响力和改善我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弱势地位的绝好机遇。

具体说来，正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资源进口大国，才使得中国有能力组织其资源进口企业与资源出口国进行集体谈判，提高我们的资源定价的谈判能力；正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和贸易顺差国之一，才使得中国在贸易谈判中有发言权，并起到独特的作用；正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十年中保持了贸易和资本项目的剩余，才使得中国有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从而有可能影响国际金融格局，才有可能逐步考虑在全球范围内获得部分资源的所有权、控制权，或者相关公司的部分股权；正是因为不断上升的贸易顺差使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才使得人民币有可能成为国际化的货币，从而打破国际金融和货币市场的基本格局。

在用好现行规则中改变格局

必须看到，以中国经济短期内作出牺牲的世界经济不平衡，只是为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提供了一种可能，这种可能要转化成现实，必须通过中国政府、企业、学界的共同努力，包括系统的、专业化的、国际化的一系列政策和战略的引导。这其中的主要原则有三条：

第一，要仔细研究世界经济中各主要运行机制的基本规律，包括资源所有权以及控制权的获得，资源产品的定价、贸易自由化的谈判和进程，国际金融与货币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律。只有真正搞清楚这些基本规律之后，中国经济才能够打破现有的格局，变被动为主动。

第二，要打破中国目前经济地位上的弱势，必须严格按照世界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运行规则和体制办事。原因很简单，由于中国是后来者，不可能要求、至少是不大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现行的规则。在现行规则中，中国尤其要研究基本的、短期内改变可能性很小的规则，包括资源定价的期货市场运作，国际贸易中基本合同和交易结算的原则，国际经济中发行证券的基本原则，各国中央银行的基本运行规则(包括外汇储备资产运用的规律)和相互的政策协调机制，国际贸易双边及多边谈判的基本规则，等等。

第三，也是更为重要的一条是，要充分利用国际上广泛接受的规则，利用当前的不平衡性，从战略的高度制定出一系列政策，来提升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从而占据更好的国际地位。

具体说来，中国政府与民间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仔细研究，认真论证，争取有所突破。

第一，在资源定价问题上，可以考虑要求中国主要的资源进口企业自发而非政府组织地建立自己的行业协会，同时建立相应的期货定价的基金，包括吸引一部分外资。在资本项目限制的情况下建立这种基金，有利于帮助中国的资源进口企业获得更好的定价权。同时研究世界资源性跨国公司运行的基本规律，可以考虑动用部分外汇储备，适当参股于此类公司，不仅对冲资源价格上涨的风险，而且通过进入此类公司的董事会近距离地观察和学习它们运行的经验，为中国未来建立跨国资源性大

企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二，在国际贸易问题上，要把握中国的根本利益，要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贸易体系进一步的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因为我们处在世界生产链的低端，在外资与外贸方面，我们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以此，中国应该成为一个独特的桥梁，扮演一个独特的角色，成为一个连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谈判桥梁，努力促成下一步国际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成功。在这样的谈判中，我们应该比以印度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在道德性宣传上定位更高，比以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更加务实。中国应该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第三极，超脱于他们之间的争议，成为世界独特的新的领导力量。

第三，特别重要的而且极具可操作性的，同时也是笔者近期反复讨论的：要利用好中国当前高额的官方外汇储备和人民币长期升值的压力，变坏事为好事，以这两项基本因素为后盾，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或大企业(如中石油)债券，从而推动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进入到国际主要金融机构的资产组合中，尤其是中央银行的资产组合中，在国际上培育人民币的二级市场，将以人民币升值投机为目标的短期资金引导到二级市场上去，从而避免资金冲击中国实体经济。这一做法最重要的目的是大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争取在10年内让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成为世界主要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交易金融工具，成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资产的标杆。如此，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打破国际金融市场上中国经济的弱势格局，才能一步步地使中国经济远离由国际收支危机所带来的金融危机。

第四，利用中国高额的外汇储备，在保证应付中国经济短期国际收支波动所产生的需要之外，集中进行管理。比如，可以鼓励中国企业在国际上集中购买一些核心技术的使用权，然后在国内逐步零售，以此避免国际上产生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的指责，也使中国在购买知识产权市场上有一定的讨价还价能力，而不是企业分头购买，丧失了议价能力。

总的说来，中国政府和经济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世界经济在不平衡中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不仅是对中国经济的挑战，而且是中国经济借此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大幅提升中国经济整体实力的绝好时机，是争取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繁荣发展的历史良机。在这种环境下，中国需要做的就是认真研究当今国际世界所运行的基本规则，利用好规则，在规则中改变格局。当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实力和影响力大幅上升之后，中国再提出改变世界经济运行规则也为时不晚。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篇6

关键词：马克思；布罗代尔；“中心－边缘”格局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5－0010－03

当今世界是一个分层划区的世界。在这种结构性分区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剥削。这种世界格局究竟是如何生成和发生作用的？在马克思和布罗代尔各自恢弘的资本主义理论体系中都有各具特色的理论解说。马克思从世界市场的生成机理和世界市场与“资本主义”的互动关系角度展开剖析。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其独具一格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洞见。布罗代尔则从总体历史考察的维度对世界市场问题及世界的“中心－边缘”格局进行历史描述和概括，并且以“经济世界”的独特界说展示出来，产生了巨大的理论影响。虽然它们是两种极不相同的理论解说，但是我们认为，对这两种理论作个梳理、比较、概括和整合会有益于我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透视和理解当今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一、马克思的看法：资本在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形成“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1．1资本自我增殖的本性驱使其必须开拓世界市场

马克思认为，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世界市场的完全依赖性。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单个人为转移。他指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这种趋势包括：不断扩大流通范围；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要求不断地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领域内部不断地扩大消费范围。这包括：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程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1]因此，一切部门的共同基础是普遍交换本身，是世界市场。这样，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进而铸成今天仍在继续深化的经济一体化、全球化态势。所以马克思认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这种具有远见卓识的洞见被后世的资本运动及其发展一一证实了。特别是他关于“资本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限制”的深邃洞见在信息化的今天得到了极其吻合的印证。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得出，马克思一开始就是从全球资本主义的层面对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进行考察的，他一开始就是一个跟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一样的世界体系论者。

马克思认为，在同一生产部门内和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的市场竞争驱使资本不断地向横向和纵向开拓市场。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些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转移到它的外部的普遍联系中去，这是资本的一种趋势。资本内在地包含着发现市场，创造市场的趋势。他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2]在马克思看来，市场自生自发地不断扩张的动力源泉就在于资本的“害了相思病似的”不断地保值、增值的本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

1．2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文明的全球扩张

资本不断地增殖自身的本性和为此而不断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趋势使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了文明中来”。这是通过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而披荆斩棘地实现的。“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3]这样一来，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就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我们认为，马克思的这些洞见对于透视当今世界炙手可热的“全球化”、“现代化”等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它也许是对“全球化”问题的一种很好说明。甚至我们认为，资本蕴涵着的发现市场、开拓市场的内在趋势是全球化的根本原因。同时，这或许也是对“世界体系如何形成”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解释。总的来说，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世界体系的形成是资本关系向纵深方向拓展的产物，并且“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4]的过程。而且，马克思指出，“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据此，我们是否可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今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文化认同”浪潮是不是根源于人们对资本文明扩张的一种强烈反抗。

1．3在资本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形成“中心－边缘”国际分工体系

马克思指出，在开拓世界市场过程中，“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在这个过程中，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产品便宜的价格摧毁了国外手工业产品的市场，迫使这些地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同时，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因此，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对这种状况，马克思从人道关怀的高度批评道：“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7]这是马克思的“中心－边缘”理论，是过去人们不太重视，而现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迈进，随着人们日益步入马克思的问题域，逐渐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可以被看作是对当今世界体系“中心－边缘”格局成因的一种具有深刻启发意义的洞见。并且，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看，我们似乎可以把当今时代对“差别文明”，“差别政治”的强调和诉求，看作是弱势群体、弱势民族反抗“资本”那势如破竹地推行其文明的“传布的趋势”的一种理论表现。

二、布罗代尔的解说：“经济世界”的结构分区和结构性剥削孕育和催生了“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与世界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布罗代尔与马克思的认识既有交叉之处，又有十分明显的分歧。交叉之处主要在于二者都确认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活动的不可或缺的舞台。分歧却在是“资本主义”催生世界市场还是世界市场孕育和催生“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上。由此，二者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也做出了不同的分析。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开拓世界市场的看法相反，在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理论视野中，世界市场早在“资本主义”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很发达。甚至，繁荣的世界市场还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充分地体现在他的经济世界理论上。“经济世界”是布罗代尔的术语，是他根据德语的“Weltwirtschaft”生造出来的，以区别于世界经济。他在长时段、总体历史的考察中发现，经济世界只涉及世界的一个局部，它在经济上独立，基本能自给自足，内部的联系和交流赋予它某种有机的整体性。它占有辽阔的地域，通常超越各帝国的疆界，超越经济、社会、政治、文明和文化等制度差别的界限，趋向整体经济和统一市场，是各具特色的经济空间和非经济空间的总和。

2．1经济世界必然存在中心区、半边缘区和边缘区的结构分区

布罗代尔认为，经济世界具有下述特征[8]：1、经济世界占据一定的地域，并有一定的界限，界限的变化相当缓慢，但毕竟有变化。每隔很长的时间，界限甚至必定被打破。一个经济世界与同类型的另一个经济世界分别位于一条边界或一个边缘区域的两侧，遥相呼应，除开个别例外，翻越边界从经济上看没有什么好处。两个经济世界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对对方都是“得不偿失”。因此，按照一般规律，经济世界的边界是些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犹如难以突破的、厚实的外壳，往往是“无人的陆地”、“无人的海域”这类天然屏障。2、经济世界总有一个中心或极点，这在过去是城邦，在今天则是都市（指经济都市，在美国是纽约，而不是华盛顿）。同一个经济世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有两个中心并存。然而，两个中心必然有一个要被淘汰。在每一个经济世界里，都有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城市作中心，这里是整个经济世界的商业活动的后勤中心。这个极点是这个经济世界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信息中心。每当中心城市崛起时，总有一串城市随后簇拥，形成“群岛式城市”。大城市总是“奴役小城市”。在外力和内力的作用下，中心会发生转移，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城市，不断地互相竞争和互相替代。3、任何经济世界都分层划区。腹心层是指中心四周的地区，随后是环绕腹心层的中间层。最后是广大的外层，在经济世界特有的分工中，外层处于从属、依附的地位，而不扮]伙伴角色。在这些边缘地区，人们往往过着炼狱般的生活。总的来说，边缘贫穷，中间层一般，唯独中心比较富裕。华贵、财富和幸福集中在经济世界的腹心。那里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有高价格、高工资、银行、高档商品、有利可图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农业；那里是长途贸易的起点和终点，也是贵金属、硬通货和金融期货的汇集处。那里有遥遥领先的现代化经济。尖端技术以及基础科学十分普及。与腹心地区相邻的中间地区是腹心地区的竞争对手，那里的生活水平降低了一级：自由农民和自由人的数量较少，交换尚有缺陷，银行货物金融组织不够完备，往往受外界控制，工业还停留于传统形式。边缘地区的情形最糟。广大的边缘地区人口稀少，保存着落后的古代形态，容易陷于被剥削的境地。

2．2中心区与边缘区、半边缘区的不平衡是无法弥合的鸿沟

布罗代尔认为，由此产生的不平衡以及压差是整个经济结构赖以运转的保证，并因此出现了“国际劳动分工”。针对这种分工，他赞同保尔・斯威泽的下述看法：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这种分工将“具体地表现为发达与不发达地域对立的模式，根据这个模式，人类将分为＇有＇和＇无＇两个对立的阵营，两个阵营之间的鸿沟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隔阂更加根深蒂固”。而且，他认为，“这不是一次＇新的＇分化，而是一种大概永远不能治愈的旧伤。早在马克思以前，这道伤口已经存在。”[9]只要从一个区域转入另一个区域，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和政治秩序势必跟着发现质的变化。我们认为，布罗代尔的后一个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前一个观点，对照前面的马克思“中心－边缘”理论中述及的关于“新的国际分工”的看法，我们认为则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马克思正是从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格局的形成和发展的。

2．3经济世界的中心区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

布罗代尔认为，“这些经济世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奥秘”，“这些典型的经济世界曾是欧洲资本主义以及后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母型。”[10]经济世界的中心区对半边缘区和边缘区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垄断，这种垄断使财富源源不断地从边缘区和半边缘区向中心区聚集。这里是资本主义活动最活跃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大本营。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性剥削。

布罗代尔认为，这样的经济世界是人类在漫长的、自生自发的贸易往来中形成和繁荣起来的。这是不可随意改变的历史遗产。他认为，“早在欧洲人认识整个世界以前，即在中世纪乃至古代，世界已经分成几个有结构的、有中心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分成几个共存的＇经济世界＇。”[11]他举例说，彼得大帝登基前的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上自给自足的经济世界；截止18世纪，土耳其帝国也是一个经济世界；早在哥伦布1492年的旅行前，欧洲加上地中海及其远东伸出的触角已经构成了一个以威尼斯为中心的经济世界。布罗代尔认为，在任何一个经济世界里面都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他以1650年的欧洲为例，指出，“作为经济世界，欧洲于1650年同时存在着多种社会形态，从荷兰的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农奴制社会，以及最低级的奴隶制社会。”“这种同时性或共时性构成所有问题的关键。”今天的资本主义也是如此。“从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观察，中心依靠的供应，但又屈从中心的需求。”[12]资本主义就是靠这种阶梯为生。正是在中心与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中资本积累得以可能。沃勒斯坦对布罗代尔的这种见解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这是布罗代尔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教益。

三、小结

马克思从资本自我增殖的内在本性出发，揭示了资本文明全球扩张的必然趋势。他为我们从资本运动轨迹的维度提供了一条理解和把握全球化进程及其社会变迁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理论路径。而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模型又从总体历史的大视野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具有厚重历史韵味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解释模式及“资本主义”活动场论。我们可以从这两种不同的解说中汲取丰富的理论资源来理解和把握当今的“中心－边缘”世界格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页．

[2] [3][5][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255，254，255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4页．

[8] [9] [法]布罗代尔著，顾良译，施康强校．对经济世界的三个特征的归纳参阅[A]．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3卷）[C]．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7－9页．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篇7

科学判断国际局势和世界潮流是正确制定内外政策的重要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同时，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这些对当今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潮流和趋势深刻的论述，既揭示了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又指出了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为我们制定各项内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变革大调整，无论是方兴未艾的新科技革命、广泛普及的信息化、日益深入的经济全球化，还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在加快人类文明的前进步伐，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组织形式、思维模式，加深各国相互依存，推动世界经济版图重塑，加剧综合国力竞争。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布局的大规模调整是其他领域深刻变革的根本基础和动力源泉，也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性机遇。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部分发展中国家利用成本优势吸纳发达国家外移产业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发挥后发优势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是，也要看到，发达国家仍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宰者和科技创新的主要源头，是产业转移、资本输出的主要来源，发达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局面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难以改观，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紧紧跟上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前进步伐的必要条件，世界格局变革调整的方向既显露出趋于普惠均衡的可喜苗头、也夹杂着分化加剧的隐忧。能否充分利用机遇、妥善应对挑战，对各国在未来世界的地位和命运至关重要。

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是我们党对世界格局演变走势的一个重要政治判断。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的演变方向成为各方争论和斗争的焦点。单极世界秩序不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多极化是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期待和努力方向。但是，在“一超多强”的现实面前，多极化同单极化的激烈较量不可避免，走向多极化势所必然。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这是深刻洞悉和综合评估冷战结束以来影响世界局势的各种因素、力量、趋势得出的重要结论，它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避免大国之间的全面对抗是有可能的，国际力量对比的演变有利于维护世界局势基本稳定。

世界仍然很不安宁是当前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人类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蔓延趋势仍未找到有效的遏制手段，环境污染、传染病等各种自然或人为的灾害仍然威胁着人类的共同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今天，一些国家依然残留冷战思维，企图通过加大军事投入、强化军事同盟来谋求单方面地缘优势和绝对安全，成为区域和全球安全稳定的主要威胁，成为各国携手共创美好世界的重要障碍。我们在看到世界多极化不可逆转的大局和根本走势的同时，也必须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难题有足够估计，对走向光明未来的艰难曲折有充分准备。

尽管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但从根本上说，世界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没有改变，国际局势总体稳定、局部动荡的基本态势也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已经成为时代潮流，这是对国际局势基本状况的总判断，是制定内外政策的总依据。维护和平，谋求发展，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促进合作是维护和平的需要，是谋求发展的需要，是解决人类面对的形形问题的需要，是在分歧和对立中走向互利共赢的需要。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判断之上，我们在国际上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世界经济格局；动态转换

[中图分类号] 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06-0001-05

“十二五”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从国际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孕育突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实力步入上升期，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如何把握大变局中的大趋势、应对大调整中的大挑战、抓住大变革中的大机遇，成为站在新起点上的中国必须深入思考和着力破解的重大课题。笔者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是世界各国间经济实力对比和经济影响强弱的一种结构性体系和势能状态，对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认识和判断需要深入到世界经济的各个领域，并从各大经济活动的主体、环境和运动方向上对其变化特征及其变化程度给予细致分析，才能有效把握主流趋势。

一、世界经济结构进行深刻调整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进而]变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结构进入新的调整时期。西方发达国家负债消费、新兴经济体出口拉动、资源输出国依赖资源出口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被打破，全球产业结构、需求结构、生产结构、贸易结构随之发生重大变化，处于深刻调整之中。

（一）全球产业结构开始新一轮调整升级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球经历了二战以来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把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低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海外。我国成为这轮国际产业转移的主战场并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大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第五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序幕已经拉开。[1]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将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发达国家进入一轮“再工业化”过程。金融危机可能会使发达国家服务业过于超前发展、工业发展相对薄弱的格局得到一定程度的回调，发达国家在高端消费品、投资品方面的生产能力将会增强，这对发达国家改善产业“空心化”现象以及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将起到积极作用，但在短期内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产生一定不利影响。二是产业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方向发展。产品内分工是指将一体化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独立生产工序，并安排在不同国家完成，形成全球生产网络。在产品内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际产业分工将进一步细化，一国可能仅负责一道生产工序；产业转移链条将向两端延伸，从传统生产环节转移转变为生产、流通、服务等多环节转移；产品生命周期急剧缩短，一开始就转移最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三是产业转移的服务化特征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服务业转移加快，目前服务业占跨国直接投资比重已超过制造业。随着新一轮全球产业结构调整，金融、电信等行业跨国并购正成为跨国投资的主要领域，汽车、电子、医药、化工等传统制造业的转移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二）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新的动向

世界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世界需求结构发生新变化。在2009年的世界经济增量中，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贡献超过50%，改写了发达国家主导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阶段，与发达经济体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恢复缓慢形成对照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长较快，进入新的需求高峰期。这不仅产生商品和服务需求，而且产生对投资和各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更大需求。比如，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不仅具备了海外投资的外汇资金实力，而且工程建设企业竞争力不断增强，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条件和优势。工程建设企业对外承包业务的发展，将带动出口贸易和实体投资的同步发展，成为我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合作的新纽带。

（三）全球生产供应链区位导向发生变化

金融危机后，从纠正世界经济失衡出发，一些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战略，不少国家限于就业压力，出台了一些不允许获补贴企业投资流出、承诺最低国内采购额度，或通过调整税收措施吸引本国企业投资回流和留住国际投资者的应急性投资保护政策。但跨国巨头们并未放弃全球生产网建设和全球价值链布局的整体战略。应急或暂时的收缩与回归发达地区的产业规模有限，从企业生存及赢利出发，将战略重心从传统市场转向新兴市场仍是大势所趋。[2]危机后全球生产网络呈现三大新趋势：一是行业重组引发全球跨境产业转移加速。危机中行业领先企业的能力削减为行业整合、形成新的行业领袖提供了市场契机，在本行业内寻求合适的并购对象，借势壮大成为重要的策略。二是区域性供应链地位上升。由于碳关税、物流、法规的变化和自贸区谈判的盛行，一些跨国公司更倾向于在区域上形成一个完整的供应链。比如，以往日本将欧美作为其主要海外市场，目前由于欧洲和北美市场的收益很不乐观，则加强在东南亚的区域整合。三是随着核心市场转移，相对于成本型供应链，目前市场导向型的供应链地位趋于上升。比如随着中国本土市场的发展，更多的跨国公司意识到中国同时作为其内销市场和出口平台的双重角色，大多对在华投资不减反增，与其在欧美市场撤资关厂的举动形成截然相反之势。新一轮全球生产网建设不仅带动全球制造重心向新兴国家转移，更将推动从设计、研发、物流运输直到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全球分工体系向新兴国家的加速布局。

（四）全球贸易结构逆全球化趋势凶猛

“北方”国家转向“南方”寻求贸易出路成为国际贸易格局变化的新特征。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全球贸易量减少了12.2%，是70年来下滑幅度最大的一次。危机中发达国家贸易下降尤为显著，与2008年的水平相比，2009年美国的出口缩减了17.9%，进口缩减了25.9%。相形之下，新兴和未来市场作用显著上升。1985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32.8%，占进口总额的34.5%。到2009年，发展中国家占美国出口总额的51.6%，占美国进口总额的59.8%。[3]新兴市场的崛起对美、欧、日市场主导全球贸易流向的传统格局形成显著影响和挑战。2003年~2008年的5年间，金砖四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比重从9.7%增长为14.5%，四国进口额占比从8.0%升至11.5%。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约占全世界出口额的10%；同时，中国还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商品进口国，进口额占全球的8%。正是在2009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巴西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印度商工部统计，2008~2009财年，印中贸易额达360亿美元，同比增长7%，而同期印美贸易额为340亿美元，同比下降7.5%；2009年，印中贸易额突破500亿美元，增长幅度更接近40%。[4]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和逆全球化的双边及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数目激增，从两个方向上改变着WTO倡导的多边自由化贸易体系。据世界银行统计，危机以来至2010年，G-20国家中有17个国家共出台了78项贸易保护措施，其中有47项已付诸实施。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联合报告则称，至2010年上半年已出台了250项具有贸易保护倾向的政策。日益盛行的双边和区域贸易谈判显然对推进多哈谈判具有反向作用。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协定各成一体，有的非常全面，不仅包括商品贸易，而且包括服务贸易、外国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劳动权利和环境保护；有的则范围有限，甚至把一些敏感部门（如农业贸易）排除在外；另一方面，这些协定采用不同的原产地规则，直接挑战WTO规则。

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艰难变革

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三大多边经济协调机构的缺陷和困境越加凸显，尤其是IMF未能有效预见和监管国际金融领域的失序与风险，WTO多哈回合谈判难达成果，令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分离思潮趋于上升。尽管发达国家仍把持全球治理主导权，却又担心传统多边协调机制因新兴大国另辟平台而被边缘化，比如新兴经济体，尤其是新兴亚洲各国依靠强大的外汇储备，抵御金融不稳定局面，而不再向IMF求助；发展中国家间探索出多种对外援助和捐款机制，而削弱了世界银行的传统角色；一些国家转向缔结双边或区域投资贸易协定，而不再热衷于加入WTO。危机后，相对于全球经济主体多元化，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崛起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发展格局，现行国际经济协调中的非多元化倾向和发达国家主导倾向遭遇严重挑战。[5]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着力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构建多层次世界经济治理架构和机制安排，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综合效用。一是全球多边层面的治理机制，如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等。二是同类国家、跨地区层面的治理机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西方七国（八国）首脑会议、“金砖国家”等。三是区域层面的治理机制，如欧盟、亚太经合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上海合作组织等。四是双边合作、协调的治理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平台和机制。在多层次的世界经济治理机制中，应着力推动二十国集团成为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主要平台，确保其在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同时处理好二十国集团机制同其他治理机制的关系，发挥各种机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的作用。②推动建立均衡、普惠、共赢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全球多边贸易机构，是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重要支柱之一，其框架内的多哈回合谈判即将进入密集谈判的关键期，当前应继续推动多哈回合谈判早日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同时，应坚定不移地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坚持平等对话协商，妥善应对和处理贸易摩擦与分歧，推动形成自由开放、公平公正的全球贸易环境和全球贸易体制。③推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经济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秩序。这就需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原则，继续深化改革，不断健全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组织机构，形成一个更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国际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在对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支柱所组成的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和改革的同时，将会以更加灵活和多元的机制进行框架外协调，这也将成为金融危机带给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变化。

三、科学技术创新孕育产业突破

每一轮科技革命催生的新产业都有生命周期，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也往往与产业缺乏进一步的创新、没有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及时跟上有关。现在，世界经济正在恢复增长，虽然复苏较为缓慢，但正在孕育的新的科技革命必将带来新的产业革命，进而推动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从20世纪中后期起，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新科技革命使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作用和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现代经济增长主要由科学技术的进步来推动，经济增长速度主要由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来决定。与此相关，科技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新科技革命的突破常常立即带来新产业革命，科技创新几乎与产业创新同时进行。因此，产业转型升级依赖于科技创新并以科技创新为先导，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结合。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一方面，科技创新是驱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体现了科技创新的方向。19世纪，电磁学发展成为电气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力、化工等工业部门得到迅猛发展。20世纪初，半导体物理和材料的发展、现代计算机理论和模型的突破等成为电子革命的知识基础，使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未来科技创新将为生产力发展打开新空间，引发新一轮产业变革，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主导和支柱产业，引领人类进入绿色、低碳、智能时代。由于新兴产业能够带动整个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因而一个国家和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关键在于有没有发展起在这个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目前，世界主要国家纷纷进行战略部署，推动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生物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努力抢占新一轮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十分强调新能源、航空航天、宽带网络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发展，积极推行“绿色经济复苏计划”，期待实现“绿色技术”革命；日本把重点放在信息技术应用、新型汽车、低碳产业、新能源（太阳能）等新兴行业；欧盟着力提高“绿色技术”和其他高技术水平，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在虚拟经济层面上爆发，但深层次问题还在实体经济层面，在新一代主导产业的选择上。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需要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通过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并以此来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四、新兴市场国家整体性崛起

整体性崛起壮大是发展中国家新一轮经济增长浪潮的标志性特征。所谓整体性是指新一轮浪潮涉及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覆盖了亚洲、拉美及非洲的大多数国家。“新兴市场”这一概念，代表了发达国家及其企业看待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光或者视角。当前我们所谈的新兴市场国家，是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兴起的一批国家，它们普遍具有经济增长速度快和市场潜力大的特点，而且正力图通过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逐步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群体，具体的数量有不同的说法。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除了“金砖国家”[6]合作机制内的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还有“新钻十一国”（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以及“展望五国”（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

新兴市场国家的鲜明特点，就是经济发展正在步入上升期。这种势头不仅表现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而且在危机之前就已初露端倪。首先，近20年来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又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其次，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率先复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达到7.1%，“金砖国家”的增长更为强劲，远高于发达国家。2010年，全球经济增速将超过4.5%，其中新兴市场国家的贡献达到60%左右。根据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CIGI的预测， 2025年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GDP的占比将从目前的11%提高到20%，其中巴西、南非、俄罗斯和墨西哥四国的占比保持在4%左右，而中国和印度将提高到14%。2050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50%。[7]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对比表明：国际经济力量正在调整和转移，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正在步入上升期，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源泉。

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不仅从经济总量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制度结构上对于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经济要素流动和经济存量的历史格局，给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注入了活力。[8]发达国家的一些传统产业面临来自新兴市场国家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受到挑战。为了应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达国家寄希望于充分利用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纳入一个符合西方利益的轨道和制度框架中，这样既可以分享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的方式和速度，从而达到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传统优势地位这一根本目的。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未来的发展而言，如何与发达国家以及由其掌控的全球经济体系形成良性互动，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成为现有国际格局调整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五、中国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政策建议

后危机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经济中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也随之更加突出。变革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外部压力，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我们要紧紧抓住世界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良好契机，不断解放思想，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争取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合作竞争中建立更大的比较优势，最终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1.努力增强参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能力

发达国家在自身实力遭国际金融危机重创、深陷经济衰退泥潭不可自拔之时，一方面要求我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希望我国拯救世界经济于水火之中；另一方面又不愿在全球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给予我国更多应得之权利。在此情形下，我们要坚持从国情实际出发，不承担于我无益的责任，不做超出自身能力的承诺，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总的来说，在新一轮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中，必须要消除原有发展模式下积累的矛盾，既要继续发挥全球化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出现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结果；既要继续保持国际分工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正面作用，又要避免需求失衡产生的负面影响；既要发挥金融市场便利资金流通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金融市场过度波动对世界经济造成冲击。

2.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孕育我国加速培育国内消费市场的新优势。立足于扩大内需，是我国适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长期战略方针。在扩大内需中，释放城乡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规模具有很大空间和潜力。2010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仅占全球消费市场的11%左右，而美国和欧元区的消费市场占全球消费的3/4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GDP将突破4,000美元，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条件日趋成熟。应加快把国内消费培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形成以国内市场为支撑的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

3.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