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体制范文

世界经济体制篇1

关键词：世界经济；一体化；研究

在20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令人瞩目的是超越国界的市场体系、生产体系和金融体系的形成，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也正是在这个世纪，人类社会被推入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变革和重新积聚的动荡之中，出现了诸如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裂变和重构，社会主义实践的“新纪元”和发展性危机，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和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殖民体系的瓦解和民族主义浪潮的高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和南北的两极分化等等特有的“世纪”现象。无论20世纪的辉煌还是它所发生的“世纪”现象，都将作为遗产对21世纪的世界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甚至会对人类提出严峻挑战。

一体化的发展过程在20世纪并没有完成，也并不是一个直接的过程。一体化真正推进主要是后半个世纪的历史，甚至在后半个世纪中也出现过各种曲折。然而，半个世纪的重要性在于，它从反面给人类社会一个忠告：当自发的国际经济联系已经发展到如此密切的时候，消除人为障碍、创造合作条件已经变得何等重要。国际社会正是从前半个世界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吸取了教训，而在后半个世纪中推进了一体化的。

一、21世纪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

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最初的人类和地球资源环境层面上的经济联系并不具备世界经济的意义，只有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纳入全球经济轨道的时候，世界经济体系才形成了。

1．在21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继续保持主导地位。全球性的信息联系是世界经济体系形成的基本前提，而工业革命是世界经济体系形成的主要动力，随着各国工业革命的完成，世界各国的生产都被吸引到国际分工的体系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了普遍的胜利。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由此形成。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否在21世纪继续保持其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关键取决于科技革命的进程、世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制以及生产关系的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变革能力。20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欧洲经济的兴衰、日本经济的腾飞和停滞等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在不断变革中得到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表率和示范效应，并在构建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制定新的世界经济规则、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更为有效的促进作用。

现代化是一定时期经济发展的水准和标志，一方面体现了在此之前经济发展的成果与水平，另一方面也是许多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追求目标。20世纪已经有64个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进入现代化发展阶段，还有150多个国家正在进行工业化。进入21世纪，占世界70％的发展中国家中绝大多数将完成工业化，步入现代化，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届时，这批世界经济的新生力量将在世界经济体系构成新的重要的利益主体，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从而促使世界经济逐步走向公平、规范的轨道。

2．21世纪的经济发展体系将更体现以整个人类为主体。地球是世界经济的基本平台，世界未来的发展也将依赖于地球。随着人类的进步，21世纪人们在增强生产能力的同时，也在改变利用地球资源的方式。

人类是发展的主体，资源是惹乱子发展的物质基础，生态环境是发展的外部条件，这三者构成世界经济三要素。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经济是以人类为主体，以地球资源和环境为背景，以世界市场为枢纽，以生产、贸易、分配和消费为基本内容，以经济发展为基本动力和基本目标的经济发展体系。

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于人口、资源、环境的长期平衡。人类既是它的环境的创造物，又是它的环境的塑造者，环境给予人以维持生存的东西，并给他提供了智力、道德、社会和精神等方面获得发展的机会。20世纪，科技使人类经济活动的速度不断加快，在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也使人类在较短的时间里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时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大量增加，传统工业化导致资源过渡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污染。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忽略人口与资源问题，但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人类必须重新考虑经济增长与地球资源环境的关系。21世纪，人类将在世界经济范围内，构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的良性系统链，合理利用资源，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注意保护环境，在提高收入的同时，提高环境质量。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由于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增长机制不同，经济发展政策和发展模式也各不相同，但可持续发展模式将会被更多的国家所选择。

全球性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共同选择，也会促使不同利益国家在维护生存这一基本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形成更多领域、更广范围、更为密切的国际性合作，因此，也会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3．经济变革和政策变革将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本国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各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仍然是在国家经济范畴内制定和实施的。历史表明，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落后国家可以取得更快的经济进步。它也迫使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去理解推动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并使其发挥作用。

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市场和政府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市场竞争无疑可以提高效率，政府的发展规划与战略、宏观经济政策、社会保障和环境竞争同样是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在各种经济政策中，经济增长是经济法制建设的关键，而选择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并加以推进，是保证经济发展的重要思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乃至全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至关重要的是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人们在20世纪已经找到了提高效率的几种途径：其一是提高制度效率，以包括竞争、完善法律和机构促进企业和生产发展的制度环境来实现创新，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提高结构效率，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在不得的结构转换中获得结构效率和结构性增长。其三是技术效率，技术创新能够带来更高的生产晓葵，既能推动原有产业的进步，又开辟了新产业领域，带来生产进步。其四是外部效率，当一个国家不具备创造制度效率、结构效率和技术效率的条件时，可以通过世界市场引入外部资源，利用国际分工的外部效率，带来经济效率。因此，经济开放度高的国家要比开放度低的国家经济增长快一些。加入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于那些落后的中小国家尤其重要。

20世纪初期和中期，一大批国家转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80年代开始计划经济国家又向市场经济回归，这些变革是基于形态结构的变革。从18世纪开始到现在，各国的社会经济形态结构都在经历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再向服务经济的转变。技术层面的转变则往往是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不断进行着，20世纪90年代全球信息网络技术的传播和普及，推动了传统物质经济向信息、知识经济的转变。积极参与并适应这些变革的国家成为富裕的发达地区，而没有参与或缺少变革的国家则落后了。

21世纪，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发展意味着不得的探求和变革。经济发展不仅涉及产出的增加，而且包括结构的改变、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上的变革。无论是国家经济或是世界经济都将积极探索这种变革。

二、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特性

一体化是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商品交换的联系，资本、技术、劳动等一切生产要素的联系，生产过程的联系等先后发展起来以后，各国经济运行过程的联系乃至经济调节政策的联系开始发展起来。尽管世界经济已经走向从交换分工、要素流动直到运行机制和宏观经济协调机制等全面经济联系的一体化经济，但各国不同的经济状况、对合作所能产生的利益的不同，都使一体化只能逐步推进，而不可能一步到位。从全球一体化趋势角度，分析和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21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将呈现以下三种特性：

1．发展过程的动态性、多元性。经济发展是贯穿人类活动的始终，是一个长期的、积累的过程，是人类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内的活动。因此，全球性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多维、立体、可持续发展的结构。经济增长是单纯的经济总量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是生活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主导程度和社会发展一般是正相关的函数关系，经济的增长往往带来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但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赖以存在的自然环境之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却往往是负相关的函数关系。20世纪，现代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成果和目标，但传统意义的现代化是以工业化为主的单一经济维度。

世界经济是一个综合的、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丰富和提高，现代化的内涵将逐步向社会、经济、环境多维度扩展，将会有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走上工业化、信息化并举的新型现代化之路。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将促使各国在谋求本国经济高度发展战略时，更多地考虑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多维性趋势，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减少经济发展畸形化带来的消极后果和巨大代价，保障人类与地球、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使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转向以提高生活质量为基本目的的新的增长轨道。

21世纪全球经济将会受到多极因素的干扰而更显现出运行的多元性，即国家、各种区域或国家性组织、跨国公司等几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经济，但是国家作为经济基本单元的现状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国家仍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主角，是世界经济的宏观主体。由于国民经济上的差异性，一方面各国经济在参与经济一体化中获取利益，另一方面又要维护本国利益和经济安全而采取干预和抵制。总之，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国将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发生变革，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中。而国家之间、地区范围的各种联合体、国际经济组织将会愈加发展，形成自身的运行机制，从而影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运行。跨国公司作为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主体，对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2．融合程度的立体性、时空性。随着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各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已是不可逆转。但由于各国经济实力、发展战略等各方面因素之间的差别，参与世界经济运行的程度是深浅不一的，经济一体化对其影响是不同的，而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是不同的。21世纪，各国商品、技术、资本各方面市场的国际化将继续发展，众多生产方式、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经济活动会联结得更加紧密，形成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结合体。

在时空概念上，世界经济是不仅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而且是一个最广的经济范畴。全球一体化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经济空间形态，扩大了每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半径。在不同的时期，同一国家会参与不同的区域组织或国际组织而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即使在同一时期，同一国家也会以各种身份同时参与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国际性组织。由此构成，各国融入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时空性，即根据本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及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选择融入的程度及范围。这一特性将在21世纪表现得更为突出，成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重要表现。

3．经济行为的整体性、趋同性。商品经济特性是世界经济活动的轴心，商品经济的统一性创造了更完整意义上的世界经济。世界经济自20世纪初正式形成以来上百年发展历程是一个逐步走向一个整体的演进过程，它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以经济为纽带把各国、各地区联结为一个互相依赖、相互矛盾的经济体系。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趋势有所增强，但这并不是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对立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讲，20世纪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的必要阶段。从大趋势来看，它有利于推动世界贸易自由化和国与国之间经济合作、相互往来的加深，因而必将推动世界经济向着一个高度融合的有机整体不断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的曲折性并不阻碍一体化的发展。21世纪，随着世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新的有组织、可协调、高效率运转的国际经济体系将逐渐形成，并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展现一体化趋势，使世界经济走向全球一体化的新时代。

在微观层面上，企业经营国际化更加发展，跨国公司在内部分工、跨国经营的基础上，将实现公司内全部再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和一体化。在中观层面上，经济区域集团内部的国家经济边界日趋模糊，大有取代国家间经济关系的趋向，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呈现“洲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趋势，为实现全球一体化创造了条件。在宏观层面上，世界经济的宏观管理体制、调节机制、运行机制、行为规则和准则在不断调整、创新和统一，世界经济将逐步进入有序状态。尽管全球层面的宏观协调机制还比较弱，但对调整国际经济秩序起到积极作用。实际上，视角经济的协调过程也是一体化发展的过程。

三、21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走势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反映了一体化不断向前发展过程中与既存制度或现实之间的诸多矛盾。人类社会就是在矛盾中发展，在矛盾中前进。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内容将更丰富、更深刻。

1．在自由贸易体制的基础上，将形成一个世界贸易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良性循环机制。在20世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充满了一体化趋势与民族经济保护状态的矛盾。进入21世纪，这一矛盾在某些领域、某种程度上会有所减缓，但不会完全消失。因为出于各种民族国家的利益考虑，一国总是需要保护本国的某一部分市场的。在没有一体化推进的条件下，这些往往被视为自然。但当世界经济出现一体化趋势时，这种民族保护状态一方面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又不时地阻碍着一体化的演进。如美欧摩擦在于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影响了美国利益，而美日贸易摩擦则起因于美对日贸易巨额逆差。由此可见，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正冲击着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疆界，而渗透到全球的每个角落。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中，贸易自由化程度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标志着一个规范化、一体化的世界市场形成。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职能不是建立一个自由贸易体制，而是要确立一个制度化和规范化的体制，建立一种良性循环机制，确定一个通向自由贸易的道路，从而解决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的共同愿望与贸易保护主义现实之间的矛盾，也更有利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

2．构建世界金融服务领域自由化的体制，将是世纪性课题。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依次在不同时期成为全球关注的主要经济问题，由个别国家的局部危机转化为多个国家同步发生的全球危机，金融国际化进程带来了金融高度风险。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国际资本大幅度流动而发生的货币危机以及由货币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尤其是东亚金融危机不仅使亚洲地区经济遭到重创，也使整个世界经济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命脉，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放弃对其的控制，对金融国际化进程往往采取比较谨慎的政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更不可能一下子开放其金融市场。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因其国内经济条件的差异而对金融国际化持有不同的态度，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实现制度性金融一体化的难度。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中，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将进一步表现为国际性金融的深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与协调将是今后主要趋势。金融服务自由化是通向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重要一步，也是金融国际化更高水平上的发展趋向。多边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达成，意味着全球90％的金融市场将开放，一个国际金融服务领域自由化的体制即将建立。随着国际金融业务的自由化发展，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将是一个世纪性的课题。

3．世界生产体系的形成将加强国际社会制度性一体化进程，而一体化与国家经济控制权的冲突需要更为健全完善的国际协调机制。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大发展的主体力量，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同时作用于“母国经济”和“东道国经济”。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与东道国发展战略之间因生产一体化而产生矛盾，跨国公司给东道国带来资金、技术、管理和就业机会的同时，也转移了低值高耗产业，甚至控制了该国市场乃至国民经济关键部门，影响到东道国的安全和经济稳定。东道国要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好国家之间各种各样的经济关系，还要处理好同跨国公司的复杂关系。东道国尤其是后进的东道国，只能是在本国经济最大承受力的基础上寻找高度开放的引进外资的政策和方式，并在接受生产功能一体化的同时，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制度性一体化的进程。

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导致经济、文化、政治全球性的交流、冲突、竞争、互动、融合，网络超越时空，国界屏障弱化，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内涵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许多领域传统国家在越来越被国际社会共享，突出表现是国际性组织和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强化，国际经济和甚至国内事务越来越多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国际干预力度强化。经济贸易区域化对于国家经济的侵蚀，在各种侵蚀行为中是最明显、最全面也是程度最高的一种，欧洲联盟自1958年至今的历程就非常典型而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点。全球一体化在一定范围超越了国家，同国家发生矛盾。

由于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深，一国在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时，不仅会影响到本国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会对它国产生影响。同样，他国制订某种经济政策也会产生类似的双重效应。所以各国之间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着利害关系，它们在进行某一经济决策时，不能不考虑到彼此的反应。尽管各国间存在利害冲突，但任何寄希望于他损的企图，只会导致共同的更大损失。所以各国可能会尽量避免选择引起与他国冲突的决策，从而走向合作与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中，一体化与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权的冲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合作的障碍，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识形态障碍等等，都会使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步履艰难。要实现一体化发展中的利益共享，国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但前提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共同利益是国际协调的基础，也是国际协调的保证。不过，各国对共同利益认识不一定一致和准确反映客观实际，对同一事物不同观点，还要非经济因素的存在，为国际协调带来障碍。

各国参与国际协调的目的是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因此，国际协调必须是互利的，基于各国共同利益的存在，参与国付出的协调成本小于获得的利益，各国所获得的利益尽可能均等。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当代国际协调机制还存在许多缺陷，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制定出各国共同遵守的国际规则，使世界各国从利益相互冲突走向协调，以保证世界经济一体化秩序和顺利发展。

4．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扩展和加快必将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20世纪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几乎波及整个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参加了某一区域一体化计划或组织，甚至一些国家参与多项一体化安排或组织。随着区域一体化推进，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将为几大区域经济所取代，必然大大减少全球一体化的困难，推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

区域一体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阶段性探索，是经济一体化的局部实践。区域经济一体化从来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展的，其成果总是以全球角度的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生产一体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总是与世界市场联系，与跨国公司在区域内的融合而相互依存。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阶段，它的发展必然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5．构筑国际经济新秩序将成为解决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矛盾尖锐化的重要制度保障。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从总体上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从19世纪到20世纪末的200年间，人均总产值年增长提高到1．17％，是前500年的23．4倍。最近十几年提高到3．1％，是过去200年2．7倍。但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造就富国的同时也造就着穷国。在20世纪，全球在减少贫困和提高福利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从目前发展趋势看，全球收入水平在迅速提高的同时，其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世界经济一体化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其发展受市场力量、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支配，按实力分配经济成果是市场经济一条铁的规律。虽然说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国际利益关系不是“零和”关系，由于发展中国家从整体上看经济实力相对弱小，参与国际市场程度、市场竞争力、市场风险抵御能力都远不如发达国家，从而在一体化中获得利益的机会和可能远不如发达国家。在当代世界经济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占主体、支配地位的参加者和最大受益者。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一体化，并非通向世界各国共同富裕之路。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落后既有历史原因，又有国内体制、管理等原因，但就国际环境而言，现行的经济秩序确实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受到较大抑制。由于发展中国家总体占世界经济体系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发达国家的潜在经济增长也必然受到影响。所以在走向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如何进一步推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非依存与合作，从而实现世界经济总体上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构筑国际经济新秩序，形成国家之间的经济行为准则。但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创建却是相当复杂的事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法律制度、没有全球“政府”，没有强力机构，全球性经济秩序创建变得十分困难。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是推进全球一体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同时它也会向经济一体化一样，并不能保证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能如愿以偿。但是一个好的世界经济秩序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发展，而每个国家都会在未来的世界经济一体化中获益。

6．世界各国将联手共同行动解决环境、资源、人口问题。世界经济的增长正在发生在一个资源和空间有限的星球上，伴随世界人口、工业化进程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强的需求与地球资源环境的冲突也越来越大。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依赖于世界经济可持续的发展，而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则取决于资源、环境等重大因素的制约条件。摆在人们面前的矛盾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引起环境、资源、人口等全球性问题，而环境、资源、人口等问题的全球化又影响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办法就是，世界各国在一体化的进程中共同行动，联合起来向科技进军，合理使用自然资源、积极保护世界环境，保持人口与经济的均衡增长，使世界经济健康地运行和发展。

世界经济体制篇2

当前,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并已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国际货币体系急需重新构建;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之一的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这不但有利于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稳定,也有利于维护中国的财富安全,促进中国经济的自主、稳定发展。

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

货币作为财富的通用标价物,其发行基础是实体经济中以各种形式存在的财富。随着货币的流通,就产生了一个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的规模,即货币的发行数量,应该受实体经济的约束,两者间必须协调。否则,虚拟经济规模(相对实体经济)过度就形成通货膨胀;反之,则形成通货紧缩。两者都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发展。当一国的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时候,该国货币的币值将受到质疑,国际公信力将降低。

“二战”后产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颠覆了以往的以英镑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这是因为欧洲受到“二战”的重创,美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强的经济体:1945年,其GDP占发达国家的60%,工业产值为世界的三分之一。但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西欧经济的复兴,日本经济、“亚洲四小龙”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先后崛起,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有份额减少,实体经济地位相对下降。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正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份额减少、美元公信力下降的体现。

2007年以来,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导致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剧烈动荡,进一步侵蚀了美元的公信力。金融危机之所以产生,其症结在于:作为国际货币,美元的发行缺乏约束机制。美国滥用铸币权、过度举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其实体经济已不足以支撑美元所占有的国际货币地位。美元的严重过剩不仅影响到美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并通过逆差向国际输出大量美元,引发全球性通胀,威胁到其他经济体的发展和财富安全;与此同时,其他重要经济体的货币却没有取得相应的国际地位。

当前世界实体经济格局正在呈现多极化趋势,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美欧日等经济体的地位逐渐下降。实体经济的格局变化,使当前国际虚拟经济格局已经出现明显的失衡。而在重新平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过程当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当属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

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

当前,重新平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改变美元主导世界货币体系的格局,积极推动世界货币体系走向多极化,并加强对世界储备货币发行的监管,按新金本位重构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第一,建立世界货币组织,实施金本位,发行世界公币。世界各国可自由选择是否加入世界货币组织,成为世界货币组织会员国。各会员国依照经济实力向世界货币组织认缴黄金,世界货币组织据此作为储备基准,以金本位方式,发行世界公币。各国按其经济地位向世界货币组织认缴黄金份额,并相应获取其发行的世界公币。世界公币主要用于世界货币组织与各国中央银行,以及各国中央银行之间的买卖和国际收支清算。

第二,国际货币由世界主要经济体发行。世界各国可自主选择实施原有的货币制度,或者实施局部的准金本位制。一国选择实施局部金本位制度,是指将其发行的国际货币与世界公币或黄金挂钩,并用于国际结算;在国际结算中,只需支付黄金的净差额;国内货币的发行流通机制由其自行决定。实施对外支付部分的局部金本位制度,而不是全局金本位制度,既能使国际货币体系稳定运行,也能使现有国际黄金储量足以保证国际货币的发行量满足需求。

第三,缔结国际公约,世界公币和国际货币的发行,受国际公约约束,接受世界货币组织监管。世界货币组织定期对国际货币的发行进行评估和监控,并建立各国之间的收支清算系统,必要时应对国际收支出现困难的国家进行救济。

依据上述构想,重建的国际货币体系具有三层式的结构:第一层次,为世界公币――以各国认缴的黄金为基准,由世界货币组织发行,由各国的中央银行认购;第二层次,为主要国际货币――以世界主要经济体发行的美元、欧元、国际化了的人民币、日元等为主要国际货币,与黄金或世界公币挂钩,具一定的含金量;第三层次,为其他较活跃的、有一定影响力的经济体所发行的货币,即一般国际货币。各国可以选择或者与主要的国际货币挂钩,或者自行制定货币发行。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以黄金为基准,以世界公币为发行基础,国际货币与世界公币挂钩发行的新型局部金本位货币体系,具有多元化、多层次、多极化的特点。

重构的世界货币体系采用新金本位制,与传统的金本位制相比,它具有不同的运作方式。

世界货币组织以各国认缴的黄金作为储备资产,发行一定数量的世界公币。世界公币相应地为各黄金认缴国家的中央银行持有,每单位的世界公币具有稳定的含金量,一般用于各国的货币发行储备,以及中央银行层面上的清算支付。

各国中央银行可自主选择货币制度:全面金本位、局部金本位,或者保持现有模式不与黄金挂钩。如果一国实施全面金本位制度,那么其货币发行应以央行持有的世界公币和货币性黄金储备为基础,同时用于国内流通和国际流通;如果实施局部金本位制度,那么应以央行所持有的世界公币和货币性黄金储备为基础,发行用于国际流通支付部分的货币,而国内流通的货币由该国的经济发展自行决定,不受世界公币和黄金储量的约束;如果一国选择实施原有的货币模式,则用于国内流通和国际流通支付货币的发行,将均不受到世界公币和黄金持有量的约束。

一国选择实施新型的局部金本位制度,其货币发行能够获得诸多优点。如果一国实施金本位(包括局部金本位和全面金本位),则该国货币由于具有较为稳定的含金量支撑,能够在国际上获得良好的声誉,保持币值的坚挺。在实施金本位的同时,如果该国的经济体具备一定的规模,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往,那么该国的货币就能够逐步提高,或稳固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被其他国家储备持有,从而成为流通范围广、币值坚挺的国际货币。

全面的金本位制度是币值最为坚挺的一种货币制度,但可能面临黄金储备不足而制约货币发行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问题。局部金本位的制度安排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局部金本位制度下,一国受到黄金储备量约束的货币仅限于国际流通部分的货币,这样就兼顾了国内货币发行的自由和国际流通货币币值坚挺两方面的好处。进一步,在新金本位制度下,用于国际流通支付的货币以世界公币和货币性黄金储备,以及该国的财富实力为储备基础,可按一定的准备比率发行。这样更加节约了黄金储备量,使新金本位制下的货币发行能够有效满足需求。

建立新监督机制

解决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一方面,应该建立多极化的货币体系;另一方面,也应建立对国际货币发行的监督机制: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中,世界货币组织在体系的平稳运行和世界公币的发行过程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性金融货币组织,具备执行世界货币组织在重构国际货币体系进程中的职能。通过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组,构建与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对应的世界货币组织(WMO)。WMO致力于协调国际间的货币金融问题,推动世界范围内的货币体系的建立。世界各国自主选择加入WMO,并接受WMO对其在国际货币发行、交易及管理方面的监管。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组的WMO,应该在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构建当中行使多项监督管理职能,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世界货币组织应加强对国际货币发行的监管,提高透明度。世界货币组织应敦促和监督各货币发行国,对其中央银行的世界公币持有量、货币性黄金储备量,以及主要国内经济发展指标进行定期披露。各国对于其本国货币发行的调控,包括货币政策的变更,公开市场业务的进行等,应及时向世界货币组织报告备案。世界货币组织参照各国的货币发行量及其调控变动,应定期公开各国的货币发行量与货币发行基础的状况。

二、世界货币组织应定期对国际货币的含金量和汇率进行评估、。世界货币组织通过建立分析模型,定期对各国货币发行的储备基础进行评估,结合该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和货币发行量,可以对各种国际货币的含金量进行评估,并据此估算各国的汇率指导价格。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应围绕它们之间的内在价值比率,按市场供求行为,自行波动。世界货币组织应定期公布此项评估结果。

三、世界货币组织应建立国际间的清算中心,便利国与国之间的支付结算。国与国之间的支付差额最终将通过黄金进行结算。世界货币组织接受各国认缴的黄金,可以据此建立国际黄金清算中心,各国可通过世界公币支付的形式进行清算,也即进行了黄金的清算。

四、世界货币组织还有义务对会员国提供贷款,进行救助,稳定经济。当会员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严重逆差,可能会引起该国货币发行量的急剧萎缩或者货币急剧贬值,这将对该国本身以及相关的经济体产生负面的冲击。世界货币组织此时有义务以其建立的国际金库,并发起协调主要会员国对该国进行救助,提供黄金贷款,稳定该国的货币体系。

依据上述的方式重构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对于稳定当前国际金融形势、促进世界经济增长都将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应建二元货币体系

在重构国际货币体系的过程中,中国应发挥与自身经济地位相符的作用。当前,中国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与国家真实财富以及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极不相称。中国坐拥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资产,经济总量居全球前四位(这仅仅是用贬值后的美元作为标价,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很可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位)。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和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

从1997年金融危机和当前金融危机的经验来看,中国没有受到较大冲击的原因就在于保持了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所以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过程中,中国还应该坚持稳妥原则,尽量保证国内经济的自主、稳定发展。

根据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积极、稳妥原则,中国应该改革币制,推行新金本位,建立二元货币体系。

一、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市场上,以基准货币――黄金为基础,发行黄金券,借助黄金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黄金券实质上就是国际版的人民币,主要执行对外支付功能,进入国际市场流通。在发行黄金券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稳固黄金券的发行基础,逐步增加黄金的储备比例。

二、在国内,仍以人民币为惟一的法定货币,按现行体制运行。

黄金券与人民币之间可以互相兑换,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黄金券与外汇也可以互相兑换,实行自由汇率。外汇与人民币之间不能直接互换,必须按上述机制,经黄金券中转兑换。这样,黄金券就成为构筑在人民币与外币之间的一道防波堤。通过对外汇―黄金券―人民币之间的汇率――这一“闸门”的调控,可以抵御国际经济的冲击,化解境外金融风险,解决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难题――

一、实施二元货币制度,外汇收入不再直接影响人民币的发行量,从而摆脱“创汇过多”之虞,中国经济将获得更大的持续稳定的发展空间。

二、二元货币制度规定,国际资本不能直接兑换人民币,这将有效解决“热钱”流入、人民币被动投放问题,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确保人民币发行的主动权。

三、增加黄金储备,将减少美元储备过高的汇率风险,有利于维护国家财富安全。

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改革中国货币体系,推行新金本位制,实施二元货币制度,既有利于经济更自主、稳定、健康地发展,又有利于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世界经济体制篇3

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着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着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着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着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着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着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着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着:“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世界经济体制篇4

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是由日内瓦大学教授施瓦布先生于1971年在瑞士创立的非盈利国际组织，原名欧洲管理论坛European Management Forum。

它将企业界、政界、学术界和媒体结成伙伴关系，以促进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的改善。论坛自成立开始每年初在瑞士滑雪胜地达沃斯小城召开年会。因论坛的影响在全球逐年扩大，1976年改为会员制组织，1987年更名为世界经济论坛。

现在达沃斯年会已成为各国政要、企业界领袖和国际组织官员共同探讨国际大事并制定未来一年全球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年会帮助领袖们在飞速发展的今天确立一个对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变化的长远眼光。

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暨中国企业高峰会

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暨中国企业高峰会于2003年11月6日-7日珠海和北京同时召开。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席在珠海的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互利合作加快发展共创辉煌》的主旨演讲。开幕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会组委会主席成思危主持。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上，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以及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及国际经济组织代表、工商界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将共同探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问题，以及如何在平等、诚信、合作、发展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这次大会还了《世界经济发展宣言》。

与此同时，由世界经济论坛和中国企业联合会(CEC)联合举办的"2003年中国企业高峰会"也于2003年11月6日－7日在北京举行。本次峰会的主题是：新一代领导集体下的中国。黄菊副总理出席"2003中国企业高峰会暨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并作了讲话。来自各国政界要人、国外200余家最大企业的高级执行官、国际组织（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专门委员会等）首脑、中国国家领导人及相关部委负责人、国外政要、著名专家学者和中国200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领导人届时将出席本次峰会。国资委予以特别指导。中外诸多新闻媒体全力关注，记者云集。

《世界经济发展宣言》

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当今世界的主题。和平是发展的基础，发展促进和平。以“平等、诚信、合作、发展”为基本准则，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为了推动建立平等互惠、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实现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确定的千年发展目标，我们，"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国际组织代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企业的领导人以及关心、支持和平与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发表《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珠海宣言)。

一、相互依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各国和经济体之间相互进行商品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而封闭的国家和经济体不能有效地参与世界经济，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要根据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规则，实现所有国家和经济体之间相互开放，相互依存，共同发展。

二、科技进步。

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应该有利于建立高效、合理的经济体制，推进科技进步并合理利用科技成果，促进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三、有效利用资源。

根据科学规律，有效利用有限的各种自然资源(包括空气、水、人力、能源、原材料等)，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全球经济资源。

四、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为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保持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五、分配。

日益增长的收入和财富应该在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公正地分配。消除贫困是达到收入公正分配的重要步骤。发展中国家要进行经济改革，提高其国民创造财富的能力，发达国家要以援助和减免债务等切实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以利于消除贫困，改善南北关系，造福于世界全体人民(不论其性别、种族、文化及)。

六、竞争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经济和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

诚信与法制是竞争的基础和保障。鼓励世界各国以及社会生产部门之间开展公平、合理的竞争，反对阻碍贸易和机会均等的垄断，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七、经济发展的资金为便利资金流通，必须建立支持世界经济发展的更加公正合理的金融体制，提高各国及市场之间资金流动的透明度，以保持稳定的经济环境，使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成果服务于世界各国。

八、经济发展与教育促进世界全体人民(不论国家、地区、种族、性别和贫富)的教育和技能发展，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培育人力资源，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九、经济发展中人的因素。

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一切经济活动都应当为人类造福，为人类摆脱贫困服务。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推动生产者向全人类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实现所有人的长远福利，并将之视为一切行动的永恒准则。

世界经济体制篇5

【关键词】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关系；影响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经济保持着长期较快增长的速度，在世界经济中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目前，世界经济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依旧处于一个调整的时期，旧的经济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经济问题又出现，世界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另外，世界经济的复杂性也让国际经济政策更加难以协调，全球经济更加难以治理。

近些年来，中国经济以明显高于世界平均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着，GDP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样的，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会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影响，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之间关系匪浅，联系也日益紧密。为了促进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有必要研究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

从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相互关联、互动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影响，有助于更辩证更客观地研究出中国经济所受到的影响。先研究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再研究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影响，让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进行一体化的、互动的发展，从而帮助中国经济取得良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健康运行。

二、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关系

中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的繁荣也离不开中国经济。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匪浅。

（一）世界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中国通过近些年的努力，已经成为位列世界第二的经济体，这不仅得益于中国政府所做的一系列努力，也因为全球化趋势以及世界经济这一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

世界经济通过若干因素来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第一，世界经济全球化推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促使中国深化对外开放程度，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机遇。第二，世界经济所带来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建立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动力。经济改革使得中国融入世界，在国际秩序和规则准许的情况下，中国可以进行一系列经济改革，以此来促进中国经济健康的发展。第三，高科技革命促使中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引进了一系列先进的技术来发展经济，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中国也拥有了进入很多高科技领域的契机。第四，国际上的资本流动为中国提供更多资源。中国可利用国际资本流动，扩大投资规模，提高外资利用水平。第五，开放型经济促进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开放发展的大趋势下，中国的区域经济也会取得相应的发展。

世界经济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空间以及国际贸易空间，也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相关的经验以及先进的理念。世界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

（二）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经济经过近些年来不断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中国经济还会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中国经济进行了创新驱动的转变和开放升级，很可能会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经济发展的轨道。中国经济在将来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也在世界消费市场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中国一直以来的经济政策使中国成为经济危机的主要对抗者，中国还将改变全球的金融格局，甚至引领国际经济体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将会给全球的人力资源带来新的红利，甚至中国将成为世界产业创新创造中心。中国，是大国经济以及发展中国家经济进行创新发展取得成功的范例。

（三）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以一体化的、互动的方式发展着

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剥离的一部分，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融合成紧密的整体，以一w化的、互动的方式发展着。为了进一步加深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都需要适当的变革与发展。

首先，市场化、全球化以及信息化促进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市场化、全球化以及信息化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时让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实现互动。其次，中国经济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是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经济需要加强法制建设，使中国经济走上规范化的道路，真正融入全球化，从而影响甚至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最后，经济的平衡与修复机制是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一体化的保障。建立有效的平衡与修复机制，不是世界经济或者中国经济单方面可以完成的事情，而是需要双方都做出一定的努力，一起探索方能达成。

总之，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世界经济离不开中国经济，中国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为实现世界经济中各个国家之间的共赢做努力。中国经济也离不开世界经济，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将会深刻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发展。

三、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因此世界经济的发展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世界经济对中国的影响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风险加剧

世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但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依然困难重重。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国际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迈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进入了很多外国市场，同样的，很多外国企业也进入了中国市场，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发展。但是，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并不是均衡的，是一把双刃剑，在一定程度上会使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容易遭受到金融风险甚至经济危机，中国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二）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依然存在困难

世界经济的发展为很多国家提供了处理地区事务的平台，但是中国想与其他国家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依然存在难度。世界经济的发展促使部分地区实现了区域济一体化，导致有些地区增加了贸易保护，限制了其他国家的出口贸易，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失去优势，在国际合作中的有利地位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的难度。

（三）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

世界经济的一个发展趋势是金融的自由化，金融的自由化有利于中国引进资金，但是国家资本的流动也会冲击中国的金融市场。金融的自由化致使资本的流动性增强，短期投机行为增加，中国是未来非常好的一个国际资本投资目标。但也正因为金融自由化，导致各国对资金的争夺增加，而资本的流动性会冲击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威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也就是说，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市场有不利的影响。

（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

世界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竞争的加剧，使得各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以期取得更好的发展。中国，可以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经济结构的升级，在产品结构、公司结构、企业结构等方面都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整，尤其是要对知识经济给予足够重视。知识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目前各国对知识经济的认识不一，有一些国家还没有对知识经济给予足够重视。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时候，要意识到知识经济的重要性，进行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让中国经济发展更加稳健。

（五）中国积极开放国外市场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促使中国抓住机会，积极开放国外市场，形成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模式，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经济已经转变为市场经济，完成经济开放的变革。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还有所欠缺。所以，中国经济要塑造开放型经济，加深经济开放程度，积极参加国际经济活动，以此来加强国际竞争力，谋求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另外，中国经济不仅要积极开放国外市场，还要有效的利用国外资源，弥补中国国内资源的不足，为中国经济发展增加动力。

四、总结

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密不可分，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关系是：世界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以一体化的、互动的方式发展着。

在这样的关系下，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世界经济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风险加剧；中国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依然存在困难；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冲击；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积极开放国外市场；中国的经济安全机制较为稳健。

本文对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索，中国相关部门可以参考本文的成果，制定出更为适宜的经济发展政策，从而促进中国经济更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经济的良好运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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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甄炳禧.世界经济走势与中国的政策选择[J].国际问题研究，2015，1

世界经济体制篇6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政府职能；中国

一、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内涵

早在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就预见性地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的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A.麦格鲁对全球化的特征做了这样的描述：全球化是指超越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的复杂多样的相互联系和结合。目前国际上公认的经济全球化的简单定义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空间超越国家版图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全方位的沟通、互动和合作，并日益加强的客观历史进程及趋势。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全球化，是指二战以后全球的由物资、劳务、资本和技术构成的国际市场的融合。

随着以信息革命为特点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经济全球化以势不可挡的气魄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品质，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全球经济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是在资本主义主导之下进行的，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进一步延伸；对发达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目前，在180多个国家中，绝大多数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市场化。因此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

（2）国际经济活动活跃。目前的国际经济活动实质上是资本、技术、通讯、管理以及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劳动力之间的自由结合，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上各国、各社会之间多方位互相联系而形成了现代世界系统。首先，国际资本市场有了空前的发展，在金融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在贸易领域，人们预测，到2005年，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将占世界生产的28%.此外，国际经济活动不仅在数量上不断扩展，而且在质量上也在日益提升。

（3）国际经济组织作用显著。国际经济组织主要是通过实施组织管理和制定规章制度作用于经济全球化活动。1995年WTO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经合组织等构成的全球经济的宏观制度和调控体系已经基本构筑完成。同时，世界经济规则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世界市场的运行秩序。

（4）国际信息网络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和多媒体技术的普及使规模空前的资金流动成为可能，使经济信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享，使资源和财富的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促使世界市场联系日益紧密。

（5）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核心，领导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跨国公司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集中体现形式，它直接组织公司内部的全球生产配置和贸易交换。跨国公司本身也在迅速地全球化，即它们在海外的利益正在超过其母国的利益，甚至将其重心和总部移到母国以外的地区。

经济全球化整合了世界的资源和财富，实现了资本、技术、管理、信息和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为世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由于世界市场的高度关联性而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的危险也越来越大。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至今影响尤存，“9.11”事件的冲击遍布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但是，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已经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发展潮流，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回避或抗拒。因此，任何一个不想被世界抛弃的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使本国的经济融入到世界经济中，勇敢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制定正确的应对策略和发展战略，最终达到壮大自己的目的。

二、政府职能概述

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说的那样：“在世界各地，政府正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全球经济具有深远意义的发展使我们再次思考关于政府的一些基本问题：它的作用应该是什么，它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好这些事情。”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什么，是政府职能的问题；政府如何做好这些事情，是政府管理方式的问题。政府职能是根据社会需求，政府在国家和社会管理中承担的职责和功能。政府管理方式主要是政府实现其管理职能的手段和方法，通过管理方式政府职能由理想变为现实。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政府职能，它主要强调市场优先，政府职能主要是弥补市场不足。如美国学者安德森提出，政府应该有七项基本职能：提供经济基础；提供各种公共商品和服务；协调与解决团体冲突；维护竞争；保护自然资源；为个人提供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最低条件；保持经济稳定。萨缪尔森指出：在一个现代的混合经济中，政府执行的经济职能主要有四种：确立法律体制、决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影响资源配置以提高经济效率，建立影响分配收入的方案。

凯恩斯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后深刻反思了政府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得出了私人经济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的著名论断，即：当经济面临某种外部冲击时，市场力量并不足以使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水平，经济将面临一个痛苦而缓慢的调整过程，主张通过政府干预防止国家经济的崩溃。但针对经济全球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看法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经济管理的全球化和主导政治与社会管理的民族国家之间将发生分裂，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导致民族国家逐渐失去权力。他们认为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化，主张在世界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终导致国家政府管理的弱化，以至终结。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抛弃。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日益增强、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市场全球化、地区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加强及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等并未真正损害政府的权力，政府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并未减少，这些因素反过来强化了政府管理，促进了政府作用加强。实践证明，经济与社会生活越复杂，越需要加大政府的调节力度。

三、我国政府管理的思考与对策

经济全球化要求确立政府职能市场化的地位。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有这样一段话“有效地政府———而不是小政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这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政府的作用是补充市场，而不是代替市场。”根据WTO的要求，对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就是如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是“放松管制，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

中国政府职能的重构具体表现为：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由单元取向向多元取向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由功能性向结构性的转变；政府职能的创新———建构与再造。政府职能结构性的转变意味着政府职能要从传统的、单一的、整体的政府职能向分散的、多元的政府职能转化，打破政治与经济、国家与社会的一元结构模式。

第一，要建立责任型政府。各级政府必须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和理解在参与国际竞争中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全球大环境下的经济变化都会对一国经济产生影响，这就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维护经济安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加强对于金融风险和冲击的防范和抵御。贸易和投资市场准入的扩大要求政府相关的管理权限和管理方式要相应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制度传递效应也要求政府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改革。因此，政府要致力于经济发展，准确运用其对公共权力的垄断地位，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进行扬弃，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实施政策，确定经济增长的切入点，促进本国发展战略的完成。

第二，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在美国，政府为企业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建设，给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降低企业社会成本，使企业低成本扩张，刺激经济发展。在我国，最紧迫的任务是政府充分认识自己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中承担职能的时机、领域、方式，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认识清晰，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由命令式管理向协调、监督与服务方面转变，有效解决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快速形成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市场环境。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搞好宏观调控，培育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有效率的市场，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为内资和外资企业、为不同所有制的经济成分发展创造良好、平等的政策环境；正确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保证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化解经济与社会矛盾，维护经济与社会稳定，为企业发展提供社会保障，扶植民族企业发展壮大；为社会提供应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高政府的行政运转效率。

第三，建立法制型政府。政府应在经济全球化中建立约束自己行为的机制，在治理国内市场失灵和世界市场失灵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克服自身的“政府失灵”，最大限度地兴利除弊。这就要求首先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主体、市场经济客体和市场经济载体的法律法规，兑现开放市场对现行涉外法律、规章与政策提出改革的承诺与时间表，努力构建并实施符合国际规则，透明、统一、公正的法律体系。建立与开放型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法律体系，依据市场竞争的法制体系，培育和发展有序竞争的市场。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执法权限，建立相互协调的有权威的执法机构，严格执法，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第四，建立科技型政府。重视、鼓励、支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建立风险投资机制，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长久活力。培养和稳定人才队伍，发挥人才作用，留住人才，引进人才。在政府机构中培养一支精干高效、具有高素质的专业化的公务员队伍。

第五，建立开放型政府。制定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对外经济贸易法律法规，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合作，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的开放原则，政府和企业联手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开拓海外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政府应坚定地扮演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忠实代表，规避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寻租”行为。

总之，在立足中国国情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发达国家政府改革的有益成果，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契机，推进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力争全面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从“细职能、大政府”向“宽职能、小政府”转变，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最终建立一个决策科学、行政规范、政策灵活、行为自律、施政高效的权威政府，使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能够尽快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强力政府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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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体制篇7

旧哲学对世界的理解是抽象的。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了以物质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世界的实在性。这不仅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哲学观，也是确立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这种全新的哲学观和思维方式，马克思超越了旧哲学对世界的抽象理解，真正将哲学理性思维与人类的现实生活联系了起来。将理性思维的真理性建立于实践的基础之上，将实践理解为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客观活动，意味着对哲学功能的全新理解。在这种理解中，现实的生活世界不再以抽象的形式呈现，哲学理论也不再玄远。因此，在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的变革中，哲学功能的转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不解释世界，关键在于怎样解释世界，在于为什么要解释世界，而这恰恰取决于这种哲学对哲学功能的预设。马克思之前的一切哲学都无例外地将哲学仅仅视为穷究世界之理的学问，无论它们对世界是“从客观的形式去理解”还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都不可能不陷于对世界的抽象解释。现实的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历史地发展着的，而单纯的解释就是说明和分析，是不可能以活体为对象的，因此，对于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来说现实的生活世界在其视野之外。旧哲学之所以不能理解“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这样做，在于它们对哲学功能单纯的解释性预设。旧哲学只是想解释世界，因此，它就只是把自然看作僵死的解释对象，而把人看作是独立于自然存在的解释者。在这样一种视域中，人和自然是相互分离的存在。由于作为主观者的人站在作为客观者的世界之外，世界也就只能以两种可能的方式获得理解：一种是纯客观方式的理解，即“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种是纯主观方式的理解，即从人“抽象的”、“能动的方面”去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毫无疑问，只要哲学没有打算在头脑之外说明头脑，它就不可能不受到头脑的束缚。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们相信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时才起飞，相信只有当对象成为一种客观性存在时才能为哲学所把握，因此，旧哲学也就不可能在建构生活世界中发挥作用。马克思哲学观中的革命因素首先在于它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预设，在于它不满足于哲学解释世界的功能，因此，它必然将哲学理解为照亮人间未来之路的普罗米修斯之火。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马克思自己对哲学所作的说明，即哲学只有通过改变世界的活动才能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和存在的价值，才能证明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其实包含了马克思对哲学功能的预设，并且其哲学观的确立也有赖于这一预设。马克思并不是为了比前人更好地解释世界而进行哲学变革的，从一开始，他就将变革哲学的目的与改造世界的目的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这一点，使他能够撇开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而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寻找思维的此岸性，使他能够看到以往的哲学家们所无法看到的实践的价值。马克思从来反对将哲学理解为一种建构抽象世界观的活动，在他看来，哲学如果不为解除人间的饥饿而发挥作用，它就不可能是什么科学的世界观。可以设想，如果马克思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活动与火热的现实生活相联系，他就不可能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而实现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哲学观的科学性、真理性和生命力，就在于它为自己所设定的改造人类生活世界的革命性目标。这决定了它不仅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概括与反思而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对现实生活世界不断地批判而建构作为现实世界否定形态的理想世界。马克思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48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将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里，“实践的”一词的基本含义在于强调了他的现代唯物主义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非其他。由此可见，马克思哲学观的确立与他对哲学功能的革命性理解是分不开的。

理论之所以能够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首先在于它将生活世界作为批判的对象看待，对其持批判的态度；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亦在于它关怀时代的命运，以建构理想的生活世界为己任。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在他的原始文本中系统地阐明过自己的哲学观，他的哲学观是在对现实生活世界从未终止过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因此，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论“回到马克思”还是“重读马克思”，都不仅是为了更准确地解释其原始的文本，而且是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功能，是为了重新找回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精神。生活世界是变动不居的，今天的生活世界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生活世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承马克思，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都不等于具体的批判本身。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具体批判可能会过时，可通过那些具体的批判而体现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功能却不会过时，只要它借以建立的现实生活世界尚存。所以，人们是否可以在今天坚持马克思哲学观的关键，必将通过对如下问题的回答而显示结论：19世纪的马克思所批判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存在?即作为批判对象的这一现实生活世界是否依然是现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多重批判纬度

勿庸置疑，马克思毕生都在致力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他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没有看到20世纪之后市场经济所经历的一系列改变。因此，我们必须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全面看待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并认真地从其具体批判中探讨他哲学的批判功能和批判精神。

以今天的立场看，马克思在19世纪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其实是对早期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总体上说，这是一个由多重纬度、多种批判共同构成的总体性批判。在这一批判中，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虽然影响深远，却也只是整个批判中最为外显的部分；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虽是最深刻的内容，却也只是整个批判的一个深度切口；而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总体性的社会批判才具有更为深远的内在意蕴。当年马克思针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所作出的有些具体结论可能的确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现实，因为市场经济社会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而这意味着作为批判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的巨大改变。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并非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单一政治批判，亦非对这种经济制度的单一经济批判，而是包含着多重纬度的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而这一点恰恰就是奠立在实践观的基础之上，并包含了对现实世界和人的存在方式的全新理解的哲学批判。换言之，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是他对生活世界的总批判，因而是以哲学的方式而不是以具体科学的方式批判现实的世界。不理解马克思哲学观与现实生活世界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观的独特性和它所具有的独特价值；不理解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的批判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判，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哲学观实践转向的真实含义。

马克思政治批判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制度。这一批判显示了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具有强烈阶级对抗性质的现实政治生活之本质的揭示、反思和改变的诉求。借此批判，马克思所要达到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促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只有把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当作精神武器，才能改变现实的生活世界，从而实现其自身和一切人的解放；同时，哲学也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成为起到促进人的解放作用的真正现实的哲学。正因为马克思把哲学活动看作是一种现实的批判活动，他的哲学观与他的政治批判之间的联系也是现实的。他说：“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应当说，和马克思的其他批判目标相比，其政治批判目标是最为具体的，是对实践活动最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批判。一方面，在这一批判中，作为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是一种最为现实的社会主体条件，它的存在第一次使历史主体的活动和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在早期市场经济社会中，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最为现实的客观条件，它的存在以及它所导致的尖锐阶级对抗将历史主体与历史发展之间的互动变成了现实的历史运动。因此，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成为他所有批判中最为尖锐、最为直接、最具穿透力和最具实践价值的批判；而且，人们往往也最容易将这一批判看作是马克思对现实生活世界进行批判的标志，最容易从这一批判出发理解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批判。

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相比，他对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所作的经济批判更为深刻，也更具有持久的价值。直到今天，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剩余价值等理论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但这里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是否可以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相剥离?即在理论分析的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统治所作的政治批判是否可以与对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批判相剥离?对于意识形态化的思维模式来说，这种分析本身无疑就是用超阶级的原则取代了阶级分析的标准，因而是不可取的。可是，当与意识形态对垒的坚冰被逐渐打破之后，当多种模式的市场经济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现实的今天，我们将必须直面这种分析。当然，对于我们所作的这一剥离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个显见的驳难：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经济批判之上的，因此将两者剥离开来必然会导致对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割裂。对此，我们可以找到历史的和理论的例证为自己辩护。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定的经济结构并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后果一样，在理论上一种特定的经济分析也不绝对地导致唯一的政治理论。例如，在历史上，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产生过英国的立体，也产生过法国的共和政体；在理论上，从自由市场的经济理论中既可以推断出洛克式的市民社会模式，也可以推断出孟德斯鸠式的市民社会模式。同样的道理，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他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分析中推断出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结论无疑具有其合理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市场经济社会发展唯一可能的道路，也不意味着马克思对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作的经济批判只能得出政治革命的结论，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所作出的不同论述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将马克思的经济批判同政治批判剥离开来，并不是想要说明马克思经济批判的超历史性，而是为了强调它作为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在这里，我们更是为了强调，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因此，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整个社会批判所指向的生活世界依然存在。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所作的政治批判和他对市场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是具体的，它们分别代表了马克思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这些批判只是他对作为总体的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历史批判的不同侧面。只有当我们从马克思对整个市场经济社会的总体性批判中，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克思理论中所透射出的历史感和哲学批判精神。

三、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之维

作为特殊形式的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本身就要求以之为对象的理论批判的具体性，可是，具体的理论批判也总是因其具体性而具有较强的历史性。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社会所作的社会批判，是一种以现实的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纬度并不以特定历史时期内的阶级关系为分析基础，而是以人的整个活动以及活动的历史变化为分析基础，因而并不直接指向特定的阶级对立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向一般的人类活动方式的转向所造就的现实生活世界——市场化进程所导致的整个社会生活状况。这一社会批判也不同于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所作的经济批判，它不仅仅局限于对市场交往关系的分析，而是要通过这一分析考察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及其克服途径。如果说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因其依据于早期市场经济的经验而遭到一些当代西方学者的质疑和冷落的话，他的社会批判则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直到今天仍然被广泛地关注和尊崇。当然，无论冷落还是关注都只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这一表象背后的深刻原因是，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是以更为全整的人类生活世界为批判对象的，是建立在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基础之上的，因而也蕴含着更为深远、更为本真的哲学批判精神。马克思对早期市场经济所作的经济分析和对早期资本主义制度所作的政治分析中的许多具体结论已经成为思想史，但是，他对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活世界所进行的批判却仍然在书写着未来的思想史。

马克思哲学观中的社会批判纬度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还有其客观的原因。与19世纪相比，当今市场经济的经济体系和以之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和竞争的有序化和理性化大大增强，政治和统治的民主化和透明化日益明显。这意味着，作为马克思经济批判和政治批判的批判对象的生活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可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当今时代，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形态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状况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还在不断以新的形式继续扭曲着人类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说，作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对象的生活世界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愈来愈以更加真切的方式成为这一批判对象。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变化的具体内容却大不相同，因而，马克思的不同批判与不同生活领域之间的契合性关系也不完全一样，必须加以具体分析。从经济领域看，20世纪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施行高福利政策和国家干预政策，逐步将早期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无序竞争引向了国家控制之下的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虽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垄断不断增强，贫富差距依然在拉大，但由于有强有力的政治国家干预的存在，就可以利用所得税、遗产税等手段对之加以制约，使经济上的不平等维持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同时，在这样一个改良了的经济运行体系中，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更多社会成员以持有股份的方式拥有了对企业的抽象所有权，从而改变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关系结构。从政治领域看，上述经济关系的改变实际上就意味着阶级关系的改变，这种改变导致阶级对立的弱化。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传统的产业工人不再是社会的主要阶级，以白领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工业无产阶级在逐渐地消失。当代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显然是马克思的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所没有涉及到的。可是，如果把市场经济社会看作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和领域合一的完整社会形态，同时把马克思对市场经济的批判看作是一种社会历史批判的话，我们就会对近代以来的人类生活世界和马克思对这一生活世界的哲学关怀产生一个全然不同的认识。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确突破了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的经济和政治危机，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可是，从社会的宏观层面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却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单纯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而是综合的社会问题。在当今的西方社会，福利国家的政策和国家干预主义已经使政治国家成为一架高度官僚化的机器，它按照一整套工具合理性的原则将社会生活整合起来，压抑人们对内心自由的向往，抑制个人对生存意义的渴求，制造出一个庞大而又不断增长着的“利维坦”。这并不仅仅是经济效率的降低和官僚体系的膨胀，而且是整个生活世界的异化和人类文明的危机。这是一个关乎到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世界的存在状态的根本性问题。19世纪的马克思正是从对人的自由问题的关怀出发，对他所处的生活世界进行社会批判和历史批判的。

世界经济体制篇8

“这四个准确把握的提法是比较新的，在我印象中出现在正式的文件报告中，这是第一次系统全面的提出，表明了中央根据世界经济新变化，提出的应对战略，需要高度重视。”张宇燕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中国在E11国际新平台中的作用

关于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等热点话题，张宇燕提出了新兴经济体11国构成世界治理新平台(下称“E11”：即阿根廷、巴西、中国、印度、印尼、韩国、墨西哥、俄罗斯、沙特、南非和土耳其)的理论，而中国在其中能发挥怎样的作用，也将至关重要。

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格局

在谈到未来世界经济格局发展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时，张宇燕指出，2009年全球经济经历了“二战”后首次产出负增长后。2010年世界经济开始步入复苏期。尽管可能性不大，但在2011年出现另一次衰退的可能性还不能完全排除。从中期来看，世界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持续多年的不平衡的低速增长时期。可以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是新兴经济体实力相对上升，发达经济体实力相对下降目前来看，发达经济体复苏较为迟缓。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者、投资者信心未完全恢复，虽然美联储继续推出了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但是有可能陷入流动性陷阱；受欧洲债务危机扩散风险影响，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出现不稳定性；而日本经济仍未从长期的通缩阴影中走出；与发达经济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兴经济体经济复苏较为强劲。IFM预测2010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将达到7.1％，2011年将增长6.4％，特别是“金砖四国”增长更为强劲。

二是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虽然受到一定影响，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忧，但是全球化进程没有打断，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趋势。

三是多极化趋势明显在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未来全球将形成多极博弈，即美欧亚三极结构，北美、欧洲、亚洲三种区域一体化路线图呈现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四是全球治理的任务越来越迫切例如：气候、全球金融监管等问题。

中国是E11中举足轻重的新兴力量

在回答中国在新兴经济体中所处的地位和角色时，张宇燕强调，当前世界经济治理机制正在进入变革期。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经济体相对快速的复苏与发展受到世界瞩目，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相应提升。其中一个突出的标志是，由新兴经济体和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G20)取代了以前的七国集团(G7)或八国集团(G8)，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金融危机推动全球治理进入了新阶段，主要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危机凸显了原有治理体制的缺陷，变革呼声随之高涨；二是各国携手克服危机的努力和对危机成因的深刻反思，为构建新的全球治理框架提供了关键契机。

张宇燕表示，G20地位的提升凸显出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其经济实力及地位的相对提高以及在全球经济事务中作用的日益增加。在这次危机前，新兴经济体高于发达经济体的速度增长就已经作为一种长期趋势存在，危机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来自IMF的数据显示，1991-1998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为2.5％，新兴经济体为3.3％；1999-2006年，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为2.7％，新兴经济体为5.2％。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追赶发达经济体，而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话语权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变化。

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未来经济增长率仍然强劲；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出台了积极的经济政策，率先从金融危机中复苏，受到各方好评。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规模的壮大，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对于全球事务，如经济复苏、气候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期中，应当积极参与，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个例子是，新兴经济体在IMF中的份额与投票权的增加幅度为6％，经过调整，中国在IMF的份额由3.72％上升到6.39％，投票权也将从3.65％上升到6.07％，成为仅次于日本的第三投票权拥有国。虽然这一调整并未撼动美国和欧盟在IFM决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然而这种变化为IMF未来的改革以及其他全球治理机构决策程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针对记者提出的如何处理G20与E11的关系的问题，张宇燕认为，G20地位的提升符合E11的根本利益，E11应该立足该平台创造积极有利的发展环境。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是E11在G20框架下处理与发达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当今世界是高度相互依赖，而且依赖程度仍在不断加深的世界。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互动并非零和博弈，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但是，新兴经济体毕竟都还处于发展过程中，与发达经济体存在较大的差距，虽然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也认识到应该更多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但在责任的分担上理应与发达国家有所差别。

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不仅将长期存在，其重要性还将不断提高，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其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还没有另外的机制可以取代。同时，E11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相当的系统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具有广泛代表性。这两点决定了E11内部合作的深化和推广拥有巨大的空间。

鉴于G20将长期扮演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商全球重大事务国际平台这一角色，所以积极推动E11内部的合作明显有助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互利共赢。总体上E11的合作宜循序渐进，可以先仿效G7或G8，建立G20峰会前E11部长级会议制度，加强重大问题上相互间立场的协调一致。

建立E11国际新平台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谈到建立E11国际新平台，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时，张宇燕说，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第一。全球经济实力对比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尽管E11作为一个整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然而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并未根本改变，而且仍然在通过G8会议加强内部政策协调，为其在G20峰会上取得更大的收获做好充足准备。

第二，尽管G20已出现机制化的趋势，但领导人之前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达成广泛共识尚有一定难度达成共识后，G20成员如何将这些共识转化成具体的国内政策，以及如何确保这些政策得到有效实施，这两方面的不确定性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