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对土地的感受范文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1

随着农村社会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的乡村已经从传统的乡土社会逐渐过渡到了“后乡土社会”：中国传统农村由不流动演变为了流动的村庄，乡村结构的也呈现了分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农村空间的公共性也愈强;与此同时，由于农村中家庭农业、村落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熟识关系，使得后乡村社会仍留部分“乡土性”。在这种背景下，村民的政治认同感也呈现出新的特质。

 

一、“乡土型”向“后乡土型”的过渡

 

传统的乡土中国社会存在着三个特征：生活环境的固定性、群体内部的沟通性和社会关系的伸缩性。陆益龙指出：“乡土中国在经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之后，乡土性特征已经发生变化，然而乡村社会的实体结构及部分乡土文化依然存续，由此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后乡土性特征。” 〔1〕这些“后乡土社会”的特征主要包括：生活环境的流动性、社会个人的独立性、社会制度的相对公平性。

 

首先，“乡土社会”生活环境的固定性向“后乡土社会”流动性的过渡。在乡土社会中，出生在农村的人有着一种自然的“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认识，随之形成了安土重迁的社会风气。这种人不离土地的状态与农耕文明和农村生产方式息息相关，地域性明显，人们“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3〕随着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到来，农村人口开始向城市集聚，农民不得不逐渐地走出原本的圈子，提升自己的技能，抛弃自己的土地，融入一个全新的时代。因此，安土重迁的传统社会在经济基础的改变下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农村人的生活环境也开始改变，表现出了流动性。

 

其次，“乡土社会”的群体内部沟通性向“后乡土社会”社会个人独立性的过渡。在乡土社会的面对面社群中，彼此的熟悉简化了沟通交流的过程，使得文字的重要不那么重要。乡土的“不流动”，使得人们很少接触到新事物以及获得新的经验，更多地是依靠人际之间的亲密互动和代际之间的传承。相比之下，在一个呼唤“常回家看看”的“后乡土社会”，个人独立性逐渐凸显出来，群体内部的沟通性逐渐淡化。同时，随着网络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村民的交往途径反而更加多样，人们可以通过更多“非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交流，而人与人之间信任却越来越少。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村民的视野和获取资讯的渠道愈发宽阔，这是知识爆炸对农村生活的深刻影响。与此同时，村民间的沟通也变得“快餐化”了。

 

最后，“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伸缩性向“后乡土社会”社会制度相对公平性的过渡。费孝通曾经用《红楼梦》贾府的家族和亲族变迁来说明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4〕应该说，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的伸缩性看起来有些不近人情和势力，但很多时候确实如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翻脸比翻书还快。后乡土社会则更加注重公平和公正，良好的竞争意识的建立表明了以往的人情社会在不断瓦解。当然，人情社会的现象在当下的农村社会依然存在，并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发挥着不好的影响，但随着农村法治化的深入，有了明显的弱化。

 

二、“后乡土”村民政治认同感现状及原因分析

 

何为政治认同?方旭光认为，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现存政治系统、政治运作的同向性情感、态度和相应的政治行为。〔5〕大致而言，政治认同可以细化为组织认同、思想认同、政策认同和施政认同等。应该说，党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地体现出来了，新农村建设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极大地提升了村民们的政治认同感，但仍存在一定问题：在组织认同方面，村民对党和政府的态度总体认同，但对腐败以及脱离群众、为官不为等现象仍有不满;在思想认同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但少数人仍对“大锅饭”和平均主义有所怀念，宗教和民间信仰在村民中有一定市场，对村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政策认同方面，取消农业税、建设新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待遇提升等利好政策极大改变了农民的生存现状，受到了村民的普遍欢迎，但距离城乡均等的预期还有一定的差距;在施政认同方面，村民对基层行政人员、村两委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和效率是总体满意的，但认为工作流程中还存在类似暗箱操作等内容。

 

之所以会产生以上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

 

1.土地问题突出。在后乡土社会背景下，土地问题成为农村最为突出的问题。农村的土地承包现象、宅基地处置使用权、土地污染、土地利用率低等问题突出。对于村民来说，土地是他们“吃饭”的本钱，土地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本。农村土地因为各种原因被企业或者政府占用后，农民只能依靠社会保障或者通过私营企业和个体企业存于其他附加值极低的生产劳动。村民在失去稳定的经济来源的情况下不容易产生赞许性的政治认同感。

 

2.基层管理监督弱化。基层干部队伍的松散，制度建立和监督管理缺失也是农村的现状之一。少数基层干部并没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甚至想要捞村民的“油水”。如市县政府要给予失地农民补偿，但是一些政府却克扣原本属于失地农民的补偿金，私吞或者挪为它用。制度体系的建立落后和行政管理透明度低，使农民无法进行有效地监督，这必然会使村民的政治认同感下降。

 

3.村民参与度以及权力意识淡薄。从整体上看，村民群体普遍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因此他们对拥有的权力和如何行使权力的途径并不清楚，也就无从谈起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了。这造成了村民群体对基层干部工作不了解，陷于“有话没地儿说”和“有话不知如何说”的窘境。村民群体不能真切地感受到政治对他们生活的影响，自然不能培养出较高的政治认同感。

 

4.社会保障机制不完善。社会的保障是务农群体的定心丸，只有社会保障好了，才能切实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现在的社会保障机制存在着保障范围不全面和保障力度不大两大缺陷。村民群体感受到社会保障制度缺失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政治认同的培养。

 

5.多头管理，九龙治水。在农村经常出现资源整合低下，行政效率低，村干部或者个部门在问责时互相推诿扯皮等现象，这些现象是诱发村民对基层管理质疑和怨怼的最直接的原因。这些现象归根究底是政府部门之间没有理顺权责关系造成的。政府行政效果欠佳和行政效率低小极容易让村民产生不信任感，这不利于村民的政治认同感的培养。

 

6.农村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到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政治喉舌的功能和作用，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减少政府和村民之间沟通的障碍，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农村，村干部常常忽视农村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认为宣传思想工作浪费时间和经历，殊不知，为了贪图在工作开展前的顺利和省心，是要后面工作的正式开展和实施遇到更大的麻烦作为代价的。如果宣传工作没有做好，村民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大政方针和政府的决策，就不能很好地配合政府工作的开展，更不能在心里产生对政府工作的认同和认可。

 

三、“后乡土社会”的村民政治认同感培养途径

 

“后乡土社会”的村民的政治认同感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的，大体要经历利益认同、制度优化和情感内化三个阶段：

 

一是利益认同。对利益的追求是推动人们前行的永恒主题。要培养起务农群体的政治认同感，政府首先要保障村民的利益，保障村民稳健的生活来源，并建立起适应社会现实的保障体系。因此，利益认同是培养村民政治认同感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政府一定要把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利益放在心上。政府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政府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原则是对人民负责。政府如果能够从农民的角度出发，为其谋取利益。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政治认同感休戚相关。这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政府要做好再分配工作。社会资源犹如一个大蛋糕，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作用下力争把社会大蛋糕做大，同时政府更要注重社会再分配的公平的问题。因此，政府要为农民拓宽创收渠道，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

 

二是制度优化。制度为社会制定了行为标准和规范，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和强制性。制度就像一个笼子，告诉生活在社会当中的人行为的界限，以保障社会的稳定。制度对政府职能的监督以及人民利益的保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一个漏洞百出的制度，极可能制约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要求政府从村民的切身利益出发将制度进行优化，竭力为农民群体服务，从而优化政府的各项职能，树立“服务型”政府形象。具体而言，可以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如同一把保护伞，是人们生活的最低保障系统。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与否直接影响着政治社会的稳定状况。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农村，必定不能给村民以安全感和幸福感。因此，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优化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第二，完善基层自治制度。建立良好和高效的政府管理机制，是缓解人才匮乏的好方式。村级干部依章办事，依规办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明晰工作内容和工作权限。但基层管理和村民自治制度也不能一成不变，还须与时代和社会情况相结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在后乡土社会环境下，灵活地处理好农村复杂的社会事务。

 

第三，完善群众监督制度。权力要在阳光下运行，不管是哪一级的政府部门或者村级自治组织，都要做到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人民有权力了解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的工作计划和工作安排。在农村，监督的主力军应该是村民。但是在许多村民并不在监督体系之内，“暗箱操作”使得村民被排除在管理村级事务之外。让务农群体参与农村的管理事务，发挥主人翁精神，建立公众透明的群众监督制度是树立政治认同感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是情感内化。这一阶段的农民群体的政治认同主要表现在他们对政府、国家和社会发自内心的认同和赞许的心理状态。农村从思想上自愿接受政府的决策和管理，并且能为保障自己的权力发生，懂得如何有序和理性地参与民主管理、决策、监督、选举等政治活动。情感内化是村民政治认同感培养的最高阶段。人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当村民的政治认同上升为一种情感体验时，表明政府和村民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处于一种和谐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农民群体乐于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和政治生活，并为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建言献策。应该说，情感内化作为政治认同感培养的最高阶段，是人们对政治运行程序和官员政治作风的认同从理性到感性的转变和升级，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建立起了信任的桥梁。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2

关键词：失地农民；生活风险；社会保障；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5-0153-05

一、失地农民生活风险的界定

生活是指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的总称，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是指人们在生存期间为了维生、繁衍和发展所必需从事的不可或缺的生计活动，即衣食住行等活动；精神生活是指人们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还有追求精神满足和寄托的心理需要及活动，如社会交往、社会认可、心理认同等。

失地农民在向市民的转化或等待转化过程中，除了最初得到一些经济补偿外，没有得到新的可靠的生产资料和经济来源，生活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加，再加上陌生的生活环境，他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与风险。失地农民生活风险是指所涉及其生存和发展的有关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所面临的可能性危害及其给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带来的可能性后果。

二、失地农民生活风险的表现

具体来讲，失地农民生活风险主要有基本生存风险、教育与发展风险、社会交往困境与风险和心理失衡风险四大类。

（一）基本生存风险

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基本生存风险有：收入风险和消费风险。

1　收入风险。土地是农民得以生存的唯一要素，失去了土地，农民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而新的经济来源极不稳定。据对武汉市10个社区20多个村144个农民的抽样调查，在单位上班的有23人，占16％；打零工的有24人，占16.7％；无工作的有73人，占50.7％，实际上反映出有67.4％的人是无工作或者无稳定的工作，处于流动性生产工作状态。工作不稳定和收入不稳定是失地农民生活中最担心的问题，并且我国失地农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上呈下降趋势。浙江省的抽样调查显示，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28.18％，在500至599元的占21.55％，在800至999元的占19.34％，在1000元以上的占16.57％。中国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西南某省20％的失地农民仅靠土地征用补偿金生活，25.6％的失地农户最急需解决的是吃饭问题，24.8％的失地农户人均年纯收入低于625元，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2　消费风险。一是消费支出剧增，面临“收入无源，支出无底”的巨大风险。失地农民在城市里的生活，“要锅上买到锅下”，即什么都要买。除此之外，还要考虑日后子女读书、医疗，时常感到有“坐吃山空”的恐惧。二是消费观巨变的风险。土地被征用后，失地农民的消费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出现了享受型消费、攀比型消费行为。一些农民得到土地征用款后，缺少合理规划，没有把有限的资金投入生产和今后的发展之中，而是用在盲目消费上，攀比畸形消费。《黑龙江晨报》2012年4月8日报道了被征地农民的城市生活：男买车女买貂孩子成贵族。西安城郊麻家什字村失地农民得到一次性补偿款后，纷纷盖起了新房，却为米面发愁，出现了守着“豪宅”愁生路的尴尬局面。这些非理性的消费观缺乏持续的物质基础支持，给失地农民的生存带来致命的打击。

（二）教育与发展风险

1　职业困境。新职业的开辟与获得既是收入来源的保障，又是社会认可、人生价值的体现。但是，由于失地农民自身文化素质低，造成就业空间狭小。即使通过非正规渠道得到就业的失地农民大多在个体私营业、民营企业里，职业风险大、低报酬无保险、不稳定性，而且经常超时、超强度劳动。透支体力的劳动、低工资和冷漠的劳资关系使他们缺乏归属感和成就感。因此，常常出现“失地又失业”、“有就业、无职业”和“有职业、无事业”的局面。

2　教育困境与风险。一是教育支出面临困境。城里上学费用对失地农民讲是一笔不菲的开支。一方面，由于实际收入能力的低下，无法支撑其子女在城里上学的费用；另一方面，由于对于未来预期的悲观，意愿教育支出不足，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用土地补偿金供养孩子上学，“风险”实在太大。二是城里复杂环境严重阻碍了失地农民子女的健康成长。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巨变给失地农民子女带来巨大的诱惑。逃课上网、痴迷电游等现象层出不穷，极大地影响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三是政府、社会和社区对于失地农民子女这一特殊群体缺乏相关的扶持政策和经费保障，失地农民子女面临教育融入的藩篱与“玻璃门”，阻碍了其教育环境的适应与发展，也严重阻碍了个体社会化进程。四是教育上学困境的综合结果就是失地农民子女大量的失学和辍学，这就直接导致“失地农二代”的产生。

（三）社会交往困境与风险

1　社会交往认知调整的困境。失地农民在被动城市化过程中，其社会交往认知变迁滞后，不能适应城市社会交往规则。虽然失地农民在身份、居住方式、职业等众多客观方面实现了变迁，但社会交往方面，失地农民社会交往认知仍然呈现出传统社会的特征。

2　新的社会交往圈的构建困境。随着失地农民原有的地缘、亲缘关系的逐渐割裂，而新的业缘关系迟迟没有建立起来，缺乏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社会支持系统——社会交往及其对象。在人际交往方面，目前失地农民的人际交往仍以地缘、亲缘关系为纽带。据调查，“你平时通常与谁交往”的答案是，有71.4％的人主要与本村人交往；19.3％的人与城市居民交往，其中：52.8％的人是与在城市的亲戚、朋友交往，23.2％的人与单位同事交往，20.3％主要与服务对象交往，另有9.3％的主要与外地人交往。城市社会交往圈的迟迟难以建立，使得失地农民很难适应新的环境，缺乏归属感和被他人认同感，常常游离于社会边缘。当弱势的失地农民在城中生活得不到政府援助、法律救助和社会同情时，大家就“抱团取暖”、铤而走险，可能为黑社会组织的产生孕育土壤或被黑社会所利用。

（四）心理失衡风险

1　身份认同危机。尽管失地农民“身子”被移进了城里，但是由于享受不到对应的市民待遇，处于一种“不城不乡”的尴尬境地。他们角色适应困难、自我认同感低，心态、价值观受到很大冲击，怀念旧生活，处于“进城无望、回乡无路”的迷茫中。根据有关身份的一项调查：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占被调查总数的24.5％；认为自己已经是“城市居民”的占30.6％；“说不清”的占44.9％。

2　心理失衡风险。失地农民除了得到一定数额的经济补偿之外，绝大多数在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融入城市生活等方面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或多或少受到歧视，进而在心理上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政府“低征高卖”的征地模式，失地农民深切感受到被欺骗、被愚弄，利益受损和不平衡感明显。失地农民微薄的工资收入只能满足最低的生活需要，他们无法享受市民的各种娱乐休闲方式，市民“令人眼红的优越生活”使他们感到强烈自卑。底层社会的怨恨和对立情绪越来越严重。

3　忧虑感、社会焦虑加剧及其带来的心理失衡风险。失地农民面临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生活环境，无所适从，忧虑感明显。绝大多数面临此类问题：生存的无着（对以后的生活心中没底的占50％）；子女的教育（对子女教育支出感到压力很大的占67％，失地前希望子女上重点大学的占83％，失地后只有33％），最大的忧虑在于如何开源节流。失地农民个人忧虑感的社会表现是整个社会逐渐弥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社会焦虑极易转化为狂热的冲动情绪，且极易受情绪感染，从而致使社会成员产生非理，形成连锁反应，演化为社会危机，引发社会动荡。

三、解决失地农民生活风险的框架及对策

我们从主体视角来划分，失地农民生活风险的成因有失地农民自身、社会和政府三个因素，具体表现如图1所示。因此，失地农民生活风险的防范和治理是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从政府、社

会和失地农民自身三方面共同努力，形成有效合力，图1失地农民生活风险“成因一表现一治理”框架图从生活风险的表现和成因人手，构建一个相互关联、相互反馈的综合治理系统，确保失地农民：失地不失“利”、失地不失“收”、失地不失“身”、失地不失“望”和失地不失“保”，这样才能有效化解失地农民的生活危机及社会风险。

（一）改革和完善法律制度，确保失地农民的权利和利益

1　改革土地政策和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从源头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失地农民的贫穷根源于土地权利的贫穷，现有的土地政策对农民权利的保护是极不利的。为此，需要首先从法律上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做出明确规定，如可在《物权法》规定：在承包期内，不经过农民个体同意，不得随便征用农地。在土地政策先天缺陷的条件下，只有规范征地制度，确保征地过程的合法性和公平性。坚决禁止各种违法“圈地”行为、从法律上明确征地范围、加强征地过程中农民参与、摒弃不合理的补偿标准等等。通过此类法律法规保证农民的权益不受损害，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

2　创新土地收益分配机制，这是确保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的治本之策。目前失地农民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中一个最大的不公是忽视了土地潜在的巨大收入，即失地农民对土地的增值收益没有分配权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这就要求政府必须改进和完善这项土地收益分配制度，明确界定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和土地收益权，以土地市场价格为基础，科学合理地确定土地补偿费和安里补助费的标准，以提高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

3　完善补偿与安置政策，维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与根本利益。补偿安置关系到失地农民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做好这项工作是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单一的货币安置方式不利于农民的长远生计，应努力细化补偿项目，扩大补偿范围，探索多种补偿方式，如征地入股分红、土地有偿租赁使用、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以及领取养老保险金等，解除失地农民后顾之忧，确保长远生计。

（二）开辟多元化的收入渠道，确保失地农民失地不失“收”

失地农民的收入“断流”风险是引发其生活危机的根源。为此，需要为失地农民开辟多元化的收入渠道，这是有效解决失地农民生活风险的关键所在。

1　加大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其自身素质和劳动力价值，使其能获得更多的工资性收入。根据马克思和舒尔茨的基本观点：教育培训投资是个体增加劳动力价值和工资收入的关键。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普及农村义务教育、鼓励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从源头上普遍提高失地农民的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使其具有较高的素质和劳动力价值。另一方面，要建立以政府为培训主体的、以专业技术和岗位技能为重点的、培训对象层次化和培训方式多元化的就业培训体系，提高失地农民尤其是失地青壮年农民的就业能力。

2　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增加其资产性收入，这是解决失地农民生活问题的有益补充。俗话说：有恒产者，有恒心。资产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既可增加实质性收入、预防失地农民贫困，又能减少家庭不安全感和稳定人心。因此，引导和帮助失地农民积累资产，既是改善他们生计的一种速效、实惠、一举多得的好办法，也是帮助他们规避各种生活风险的重要的安全网之一。农民的基本资产就是土地、房屋和集体经济，应该从这三者人手：首先，合理处置土地资产。土地征用切忌一次性征光，应在留出一定数量土地返回给村集体，用于安置失地农民。其次，合理利用和增值房产价值。既要考虑确保他们乐有所居，也要方便他们能从房屋资产中形成长效受益机制。最后，探索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机制。如合肥市长淮街道对社居委集体企业改制，让失地农民变身为股东，可以从根本上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为失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又一条新的保障线。

3　鼓励失地农民创业和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提高其经营收入。目前，家庭经营性收入尽管比重不高，但却是农民收入的主体，占到农民收入的53％左右，因此，解决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的关键环节是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和鼓励创业，实现农民失地不失“益”。具体说来：首先，要加大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的政策力度，鼓励失地农民以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方式从事非农经营与管理。其次，加大资金和技术上的政策扶持。一些农民想发展养殖业、经营第三产业，但缺少资金、技术，希望给予扶持帮助。如发放优惠贷款，政府部门给一些优惠政策，免费技术指导等。最后，切实帮助失地农民再就业。建议政府多下乡调研，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有招工指标要对失地农民倾斜。

（三）构建社会支持系统，助推失地农民市民化，使其失地而不失“身”

失地农民市民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单凭失地农民个体很难完成这一过程，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如企业、社区、非政府组织、城市土著居民和文化融合等功能的发挥来助推失地农民市民化。

1　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消除对失地农民的社会性歧视，给予其精神动力支持。由于失地农民的特殊性，城市的一些单位、职工和市民对他们普遍存在歧视心理和歧视行为，这种歧视往往给失地农民的精神和心理造成伤害。因此，社会舆论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失地农民问题，切实消除对失地农民的社会歧视，给予失地农民精神鼓励、情感安慰、心理救助。主要做法有：一是应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加强舆论宣传，引导市民尊重失地农民、平等对待失地农民，给失地农民创造一种宽松、平等的社会生活环境，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精神支持。二是鼓励并支持社会工作者和专家介入“失意、失常”失地农民的城市生活，帮助其克服焦虑、恐慌、消极厌生等心理问题。

2　完善“农转居”社区治理，发挥社区服务支持功能，让失地农民尽快实现从“村民”到“居民”的转变。“农转居”社区是不仅是失地农民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而且社区内居民具有一种地缘上的归属感和心理、文化上的认同感，并产生某些共同的行为规范和社区意识。社区作为失地农民通向和融入城市社会的平台，向失地农民传递着城市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可改变了失地农民头脑中固有的传统价值观，促进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通过现代社区的建立和社区文化建设及治理机制的完善支持和帮助改善失地农民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

3　调动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支持失地农民的城市融入。企业单位是失地农民在城市社会生存的土壤，是吸纳失地农民就业的载体和中心环节，解决失地农民融入城市既是其自身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做好表率作用履行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事业单位是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它们的产品都是公共产品，具有公益性和均等性，负有服务失地农民融入城市生活和支持失地农民子女教育的义务和责任。因此，要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产品性质，将失地农民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服务对象之一，使失地农民同等享受无差别的公共文化服务。

4　建立文化融合机制，增加失地农民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加速其向现代市民转变。政府不仅要将失地农民身体转移到城市中去，还要使其思想、文化融入到城市中去。主要做法：首先，需要政府发挥引导作用，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人们，使新、旧市民之间能够在文化上和谐和融合；其次，政府相关部门要提供机会和创造平台，加强城乡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如组织文化部门定期下乡演出或邀请乡里文化剧组到城里演出等活动，构建城乡文化沟通与对话的平台；再次，相关媒体可通过舆论宣传在文化对话上发挥桥梁和引导作用，消除城乡文化的分歧和误解，并营造一种积极向上、宽容、开放的文化氛围，增强文化的包容性。总之，要强化文化的引领、导向和整合功能，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拓宽失地农民与市民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渠道，引导农民自觉适应城市文化，促进城市文化和自我身份的认同，加速“乡村人”向“都市人”的转变。

（四）改革和完善现行的教育体制保障失地农民子女教育，使其失地而不失“望”

子女是失地农民的寄托和未来，保障失地农民子女教育不仅可以给予失地农民以希望，而且影响着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和祖国的发展与稳定。

1　敦促地方政府全面落实义务教育，确保失地农民子女能入学。政府负有为失地农民子女提供免费教育的义务。失地农民子女进城求学中，政府应制订保障失地农民子女就学的专项政策，确保他们能就近入学，且100％入学。

2　学校要更新教育观念和创新工作方法，确保失地农民子女愿上学和上好学。失地农民子女的学习背景、学习心态、学习习惯及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明显不同于市民子女，这就需要学校制定倾斜政策来适应失地农民子女教育问题。首先，在学校形成比较好的氛围，欢迎和帮助失地农民子女求学。其次，学校要主动协调好学校与家庭、社区之间的关系，以形成最大的合力，尽快提高失地农民子女的基础文化素质。最后，要协同相关专家做好失地农民子女教育的专题研究，制订专项教育政策。

（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失地农民失地不失“保”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其生活、医疗和养老保障的重要依托失去土地后的农民必须寻找和构建新的社会保障方案。

1　建立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体系，增加其就业机会。在保障对象上，失地农民中“40、50”群体是就业困难群体，需要政府着重考虑，实行“帮扶带”的方式妥善安排。在培训内容上也要根据失地农民自身情况，结合企业用工实际和市场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易掌握的、实用性强的、技术含量高的培训内容。对不同年龄段的、不同类型的失地农民形成不同层次的就业培训体系。

2　建立完善失地农民养老、医疗保障体系，为失地农民的生活构筑安全阀。积极探索、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离不开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是在“城保”和“镇保”的选择问题上，遵循什么原则与标准？或如何从“镇保”向“城保”顺利转变？等等问题等待探究。总之，失地农民进城后应享受到与市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水平，政府应该为失地农民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运营和管理，为失地农民构筑巩固、严密的社会安全网。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3

“泥土味”内容应追求实用性。作为市、县级电视台记者到农村采访是经常的事，但往往是到乡镇找书记问干部的多，真正到村到组和农民面对面了解情况的少。农村到底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农民现在想什么、盼什么，记者知道的并不多，写出来的新闻往往是空话、套话和枯燥的数据，这样就免不了有高高在上的说教味。所以记者要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农户家中，和他们一起感受生活的点滴变化，思索农村的新情况、新问题，然后从农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广泛收集典型故事，从中创作出扎根于乡土的“三农”新闻。当前新农村建设方兴未艾，新土地上的新农业、新农村中的新产业、新形势下的新农民、新环境下的新生活和新农村的文化新生态等内容都为“三农”报道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市、县级电视台的“三农”新闻要提高节目内容的针对性、有效性，就要将报道视角更多地关注乡土情结，反映农民的衣食住行，展现农民的喜怒哀乐，探究农民的内心世界，真实反映农民朋友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还可以介绍致富的故事人物和农村生活中小窍门等。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给农民朋友提供实在的帮助，让他们感到贴心的温暖。

“泥土味”语言应追求通俗性。农民相对来说文化程度较低，接受新鲜事物较慢，“三农”报道在语言选择上要多用农民常用的、充满“泥土味”的俗语、歌谣、快板等方言土语，尽量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去表达，如反映农民缺信息的苦恼：“我们做梦都想富，可就是没门路”、“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一人生病千家帮，一年二十保健康”这样带有“泥土味”的话语就言简意赅地反映了实施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给农民带来的深刻变化。同时可以多引用他们的原话，对那些生动的细节和感人的场面还可以多采用“跟随，跟随，再跟随”的白描手法记录下来，直接在新闻中呈现，这种让农民再熟悉不过的语气和腔调能让他们感到可亲可信。

“泥土味”画面和音效应追求亲切感。“三农”报道要有泥土味，这似乎是一个没有什么争议的话题。但事实上，由于记者没有深入农村、走进田野，很多新闻说的是“三农”的事，但画面中却只看见美丽的城镇和各级领导，没有农民，不见农田，更没有表现壮美秀丽的田园风光和古老村寨的淳朴民风等够“土”的画面。部分记者在对新农村的认识上还存在不少误区，片面追求漂亮的新房、成片的蔬菜大棚、大型的农业机械，偏离了现实农村的状况。因此摄像镜头要对准农村和农民，结合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农作物、农业生产工具、农民的穿着打扮和生产动作、农村的地貌和景致这些“三农”元素来进行构图，充分表现农民劳作的辛劳，收获的喜悦，进城创业的艰苦，交通、水利等方面的巨大变化等情况。同时，摄像时要注意收录现场音效，如农村的鸡鸣狗跳、农机的隆隆作响、丰收时的爽朗笑声等原音，这些原汁原味的现场声会让画面更有层次感和立体感。还可以收录那些聊天式的口语和具体生活环境中的原生态式的人物对话，把人物性格、现场氛围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这些农民再熟悉不过的画面和声音在“三农”新闻中呈现出来,具有一定的亲切感，能让人眼前一亮。

（作者单位：南昌县广播电视台南昌电视台）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4

每当我看到那路边的泥土，便总有一种上去嗅它的清香的冲动。不为别的，就为感受它的淳朴。说起淳朴，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故乡的亲人--朴实的农民。

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村人，但是幸运的是我有机会来城里读书。当我进城那一刻，我就知道，这与农村不一样，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到处充满了繁华与忙碌。上学的第一天，看着这些城里的孩子，我的心被刺痛了。我便开始不愿说话，默默坚守那所谓的"自尊"。

但那件事改变了我。有一天爸爸喝醉酒回家，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囡囡，自从到城里后，你变了。我知道你开始看不起农民，开始……但是我要跟你说，咱们祖上世世代代都是农民，你要记住，这些城里人与咱们没什么不同，谁敢说他的祖上不是农民？你爸爸我也是个农民，但是我不甘心，我努力地学习技术，就是为了改变命运。你也一样，当农民没有什么可耻。相反，你要为咱农民争一口气。咱们农民手脏，心不脏，知道吗？"听了这段话，我的心中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巨浪，我懂了……

看着这些泥土，我仿佛看见了在家乡土地上奋斗不息的父老乡亲，仿佛看见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仿佛看见了他们朴实的笑容和如太阳般的热情的眼神。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5

【关键词】城市工业化 失地农民 社会保障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相关概念

失地农民。目前，在城市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失地农民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文章所指的失地农民主要是在城市工业化进程中，因为城市的非农业建设而被征收了土地使用权并未能被纳入到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农民。

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主要是指：因为公共利益的实现而使得该地区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为了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维护失地农民的根本利益，制定出的一系列国民收入再分配方案的保障政策。

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缺乏统一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部分地方政府私自截留土地征收补偿款，并挪为它用，致使失地农民的实际补偿金额非常低。其次，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而且多数农村地区的工业化水平不高，使得农民在很长时间内都无法适应失地后的生活，进而导致其在生活和工作上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并且对未来生活充满担忧。再次，由于部分地区的保障制度不够完善，使得当地的社会保障部门不知道如何对失地农民的身份进行定位，从而也就无法给予其相应的社会保障。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原因分析。第一，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合理性造成失地农民的利益补偿不足。计划经济时代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政策造成了我国独特的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尽管改革开放之后大量的农民进城打工，有效地提高了经济收入，但是并没有引起城乡二元结构的实质性改变。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完善，其资金是来自于城市周边农村地区的土地征收增加值，真正是“农村无回报地支援着城市建设”。一直以来，在粗放型经济发展进程中，政府出台的各类政策始终都无法让农民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即使现在的农民工福利待遇得到了明显改善，但始终无法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而失地农民的权利获得则更为艰难，其心中的不满情绪会加剧堆积。

第二，土地产权制度有待健全。第三次中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指明了农民拥有承包土地的使用权。但是，由于制度编写的不够清晰，农民的使用权、收益权以及处分权等权利界定较为模糊，以至于在政府对农民土地强制征用时，农民无法借助土地产权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成为失地农民。具体而言，其一，农民在土地的使用权交易上，只能选择转让、出租等有限的流转方式，在形势多变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方式已经无法为农民的合法权益提供有效保障。其二，我国法律对土地的承包期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人口的不断变化，导致土地使用者的频繁更换，承包期限变得越来越短。加之当地政府可以对土地的承包制度以及经营方式进行随意更换，使得农民在土地使用权上缺乏权属感。其三，由于基层政府掌握着土地的流转权，其在利益的驱动下，往往不顾农民的合法利益，强制进行农村土地流转，使得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严重侵犯。其四，由于土地流转的程序并不规范，所以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经常因为补偿标准不统一或者缺乏维权依据，使得失地农民的利益再次受损。

第三，土地征用制度缺乏完善性。首先，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必然引发征地行为发生，而制定规范的征用制度则是确保征地行为合法化的重要前提。在我国的《土地管理法》中，尽管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给出了说明，但是，却有些“空隙”可钻。而这些“空隙”则成为地方政府将“经济活动”转变成“公共利益”的重要依据，巨大的利益使得部分地方政府越发地热衷于土地征用。其次，“经济杠杆”在土地征用中的“灵活”运用，使得部分地方政府，随意进行非农业性“征地”。在地方政府获取大量利益时，农民并没有得到公平对待，其补偿款数额根本就是征地利益总量的“九牛一毛”。造成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土地管理法》以及《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在失地补偿和补偿救济标准制定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农民可以对土地补偿标准提出反对意见，并向县级以上政府申请进行协调，但是审批部门恰恰就是征地的“当事人”，如何能够协调成功。如果在协调不成功之后，农民还可以向更高级别的政府，甚至国务院申请裁决，可是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其难度可想而知。再次，土地征用程序缺乏合理性。近年来，我国推行的土地征地听证制度，使原本的征地程序在某种程度得以完善。但是，在实际的征地过程中，缺乏法律保障的失地农民很难获得必要的知情权、参与权，甚至上诉权。尽管国家规定了征地需要按照公告要求执行，但是，地方政府却很少会告知农民其中的征地细节，仅仅是例行通知农民征地的范围和补偿标准。在政府同开发商进行协商时，农民只能是接受者，无法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当农民对补偿价格存在异议时，由于土地征用制度与其他法律法规存在诸多脱节的地方，司法部门无法参与其中，而行政复议作为唯一途径，则是在执行程序上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最后，因为地方政府有权强制性地低价征收大量土地，并转手卖给建设开发商。所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部分地方政府对这类行政活动非常“热心”，并付诸实际行动，这也导致了失地农民数量的猛增。

第四，征地补偿方式不够合理。一方面，一次性补偿方式不利于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在征地补偿方面，多采用一次性补偿政策。农民获取的补偿款最高标准也仅仅是原土地用途的年产值30倍，看似很多，但是对于普通的农民家庭来说，也仅仅是维持原生活水平七年而已。如果将失地农民的补偿款用于社保投资，获取的养老金不过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33%。而土地一旦被用于非农业生产，其产生的经济价值则是无法估量的。失地农民的补偿方式严重地偏离了市场经济规律，不仅如此，一次性的补偿方式，无法解决失地农民的现实就业问题，更无法给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益。可以说，农民用可持续的土地资源换取了廉价的“生活费”。另一方面，受文化制约，失地农民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城乡二元结构带给农民的不良影响不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更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上。农村的民风、民俗使得农民的人生观以及价值观都与城市居民差距甚远。社会制度变迁过程中，文化的滞后性让农民在短时期内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理念。在失去土地之后，农民在面临就业、社会保障以及失地补偿等问题的同时，还要面临如何融入城市生活的难题。所以，很多农民在失去土地后，感到迷茫和不知所属。

第五，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不够健全。一方面，在失去能够为自身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土地之后，很多农民得到了城市户口。但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很多失地农民却没有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而同时，其也失去了作为农民所享有的保障。另一方面，通常情况下，失地农民享有的社保水平普遍偏低，并且内容上多是养老和最低生活保障。多数地区都没有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培训或者扶持措施。以至于常常出现失地农民“就业难，看病难”问题。并且，由于各地发展的不均衡，失地农民的保障标准无法实现统一，更是加剧了各地的贫富差距；社会保障能够保障失地农民的生活问题。但是，就目前来看，因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和土地带来的基础保障水平相比差距明显，并且，多数农民对社会保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所以失地农民的参保意识不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的唯一来源就是土地征收、转让过程中产生的增加值，这部分资金不会积累，更不会得到后续的填补。那么，其也就不具备可持续发展特征。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如果再将失地农民纳入其中，则很容易造成系统“崩溃”，所以，只能另寻解决方案。但是，目前尚没有较为合理的解决措施；部分地区政府在失地农民的补偿款中，抽取一部分作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该措施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由于农民对该基金不甚了解，而且，社会保障基金本身的运作以及构成仍存在一定的问题，以至于这种做法并没有真正地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反倒因为其运作中的各种“”问题引起了失地农民的强烈不满。

第六，失地农民自身素质偏差。一方面，尽管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相对于几十年前已经明显提高。但是，相对于城市居民还是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距的。文化以及价值观的差距，导致农民在就业能力以及竞争能力等方面处于弱势，所以，其进入城市之后，多是从事非技术性的体力劳动，而这奠定了其势必将处于社会经济水平的底层。另一方面，“逆来顺受”的思想观念，使得农民在土地征收时，自觉占到了被动的接受位置。加之缺乏相关的法律常识，其在权利受到侵犯的时候，很少会意识到依靠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对谈判结果产生异议的，但是，其往往是选择偏激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最后反而因不恰当的行为使得自己更加被动。另外，在诸多不良因素的影响下，很多农民并不愿意将征地补偿款用于购买社会保障，而且很多年轻人在得到补偿款后，不但不缴纳社保，还肆意挥霍、贪图享乐，从而使自己未来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措施

加强“以人为本”理念，深化土地制度改革。首先，对农民土地产权制度完善途径进行强化。完善的农地产权结构主要包括：土地占有权、承包权、分配权、所有权以及处分权等多项产权，但是，现有农民享有的仅仅是经营使用权以及有限的处置权等。所以，要对现有的农地产权结构进行完善。其次，对现有农民享有的产权界限进一步明确，明确区分不同权能的不同职能。最后，结合农村的发展，加强对农村地区的集体建设用地的使用权界定的完善。

其次，理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断对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进行完善。第一，对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范围进一步明确，有效地解决主体虚位问题。同时，将物权化体现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中，因为，其本身就是一类用益物权，理应发挥出应有的物权作用。第二，从法律层面上将“长久不变”的土地经营权划归给农民，保障农民的根本利益不受侵犯。第三，从法律层面上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进行细化，保证土地流转规范化和法制化，有效避免各类流转纠纷；允许土地在一定的法律范围内可以自由流转。第四，对农村土地的征用制度加以健全，尤其是土地补偿机制。务必明确土地征用的公共目的，坚决抵制任何非公共目的的征地行为。第五，对农民的户籍制度进行完善，一旦农民失去土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及时提供相对应的社会保障权益，并加强对其就业能力的培训力度，使其不再重返贫困。

最后，对土地征用手续和程序进行优化。第一，强化法律程序。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土地的征用手续以及程序进行科学编修。而且，在征地过程中，必须做到公开、透明，积极听取征地农民的意见，在合理的范围内满足农民的利益。第二，对土地征用听证会制度加以完善。充分保证农民的申诉权，并且，确保失地农民对征地的每一个环节都清楚，对征地公示制度进行强化。第三，对征地程序进行完善。制定出适用于征地工作的征地补偿和安置方案，并借助司法仲裁以及调解协商功能，确保征地的有效开展。并且，在实施的过程中，务必要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确保国家和农民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

设置可持续发展的失地农民补偿机制。第一，有效实现失地农民的身份更换。从失地农民的管理机构方面来看，应该将原来的村民自治组织转换成为社区管理模式，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彻底解决失地农民身份模糊问题。同时，我国政府也应该付出更多的努力，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好的可持续性社会保障服务。

第二，为失地农民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就业渠道。失地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是维持生活的能力，所以，要想真正地提高失地农民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就必须帮助其拓宽自己的就业渠道，使其就业能力显著提高，进而有效地改善自身的生活质量，从而为自己解决后顾之忧。首先，推动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开拓农民的就业空间。乡镇企业的大力发展，不仅能够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能够有效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阻止大量的劳动力涌向城市，从而确保当地的生活结构更加和谐、合理。其次，加强农村专业合作社模式。农村专业合作模式是当前农村地区广泛推行的互经济组织。其能够有效地改善当地农村的经营体制，加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从而使得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更加优化，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更快。最后，促进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按照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性有机结合的原则，明确不同区域的地域优势、特征、发展定位，发展符合地方实际需要的第三产业或第三产业群。完善发展农村第三产业的利益协调机制，优化农村第三产业的空间布局，建立农村第三产业空间集群，引导城市中第三产业不断向农村渗透、辐射和扩散。

第三，创造条件，扩大失地农民的财政性收入。首先，征地过程中，让失去土地的农民能够获得一份土地增值收益，成为土地价值升值的利益相关者。根据农地流转的具体用途和收益来补偿农民，可以使农民获得一份由于土地用途变更而产生的溢值。其次，实行土地入股制度，让失地农民可以获得一定的可预期收入。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和预期收益为股份入股，成为股东，农民增加了所持的股票、股份份额以及红利等财产性收入。最后，鼓励农民理性投资，失地农民通过自主经营或者理财等方式，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国家可以对有条件的失地农民进行理财宣传和培训，改变失地农民保守、落后的理财观念，拓宽居民投资渠道，丰富居民的理财方式，实现财产增值，最终使失地农民完全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结构之中。

第四，提升能力，增强失地农民的适应性。一方面，对失地农民进行必要的就业能力培训，帮助农民实现就业理念的有效转变，加强自身就业的主动意识。主动地参与到就业市场的竞争环境。在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培训过程中，要注重结合当地的实际就业需求，以及农民自身的认知结构，切忌将就业能力培训形式化，要发挥出就业能力培训的实际作用。

另一方面，注重失地农民的创业能力培养，促进农民主动参与市场，实现自主创业。结合实际情况，对失地农民在创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纳，并制定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对策，从而为失地农民自主创业提供各项扶持政策。

（作者为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6

1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类型

(1)坚决持有型。这类农户没有土地流转的意愿,满足于在自家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在农户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必须看到,这类农户行为选择的背后,一是不想“流”。农民存在恋土情结,具有“土地就是命根子”的观念,小农意识比较严重,投资兴业怕担风险,务工经商怕丢地权,满足于守土经营现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覆盖农村社区和农民群体,认为“家中有地,心里不慌”。其实,土地保障功能弱化并不意味着功能消失;二是不敢“流”。土地流转的内涵与实质没有搞清,农民心存疑虑,担心土地流转变成土地流失。许多农民因农业税的取消以及政府惠农政策的实施而觉得种地有利可图,再加上金融危机使返乡农民工剧增的现实,坚定了持有土地的决心。三是不能“流”。经营土地,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农民的各项权利与拥有的土地有关,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获得诸多权利的机会。

(2)观望徘徊型。这类农户有一定的土地流转意愿,但意愿与实际选择之间有一定的差距,一直在土地“流”与“不流”之间徘徊。这类农户占绝大比重。这种选择主要是基于以下考量:一是期待土地升值。随着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出台,农户感觉到土地升值的潜力,对土地升值预期导致了农民惜售心理,希望通过观望、等待在未来获得更大收益。二是规避非农风险。主要担心城市就业压力大,难以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顾虑土地转让后收不回来、合同不能兑现,因而采取兼业经营,将土地作为最后的保障,以化解生存、失业、疾病等风险,使自己在城乡之间有回旋的余地。三是流转收益低。土地流转过程是农村社会利益再分配过程,现阶段土地流转收益低。土地流转带来的增值收益难以惠及农户,如不另辟门路,根本无法提高生活水平。而不转让土地,采取兼业经营方式,即使土地不升值,也不需要交税,还有各种补贴,对农户来说百利而无害,导致农户流转土地动力不足。四是现有制度约束。由于乡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农户在转出农地时,首先考虑转让给亲朋好友或同村人,土地流转对象“人格化”、“情感化”倾向比较强烈。同时我国现行立法也对受让主体作出了严格限制,土地经营和使用权转移有一定限制,有受让意愿的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难以获得土地。现行土地制度分户承包,基于公平原则,在土地承包中基本采取田块好坏搭配的办法,使得农户土地零碎和分散,不利于规模经营,无形中也加大了土地流转难度,增加了交易的成本。

(3)创新流转型。这类农户具有强烈的土地流转意愿,大都具有较强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把土地转入或转出看作是自身发展的机遇。一是面对一家一户土地承包经营的规模小、收益低、风险大的弊端,农户希望通过土地转入,实施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经营,实现增效、增收。二是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和农业比较效益低的背景下,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度下降,通过土地转出,盘活土地资源,使低效率的土地流动起来,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发展,农户在获得稳定土地收益的同时,也找到了非农就业、多元创收的渠道。三是农户考量自身的客观条件与土地制度改革趋势,采取“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使得土地流转形式呈现多样性态势,如转让式、代耕式、互换式、租赁式、入股式、承包式、合作社式等,并进一步探索适合本地区的农地流转之路。

2保障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措施

(1)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拓宽农民就业渠道和门路,在农村从事二三产业或在城镇务工经商,通过“人动”带动“地动”,使得一些农民工转出土地的使用权或经营权。随着职业的稳定、收入的提高,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农民工会逐步完全脱离土地,成为城市市民,真正促进农民与农村的分离。

(2)建立健全农村保障制度。为农民提供长期而有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已成为土地流转的基本条件。眼下,尤其要解决好没有精力和能力经营好承包地的老人和妇女的生活保障问题,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确保土地流转到一批有文化、懂技术的种粮大户、生产能手和农业企业中,提高农业效率。

(3)有效落实土地流转的相关制度。深入宣传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政策,使农民了解土地流转的实质与内涵,理性地选择土地“流”与“不流”的行为。切实实施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确保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不受侵害,在流转中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保证流转规范有序进行,依法保护流转双方的合法权益。■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7

一、全力以赴参加《若干意见》宣传月活动，努力营造苏区经济振兴发展的浓厚氛围。8月份，县委组织部、“三送”办决定在全县“三送”干部中开展《若干意见》宣传月活动。我工作队迅速行动以来，进村入户与广大群众面对面宣传，当好宣传员和讲解员，宣传《若干意见》政策精神，让广大农户真切感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感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重视，坚定广大农户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信心，汇聚强大的民心民力。同时通过座谈宣传，通过召开村组党员等各个层面的代表进行座谈，对《若干意见》作深刻的解读，鼓励他们参加到宣传活动中来，努力营造苏区经济振兴的氛围。

二、认真协助做好土坯房改造工作。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是贯彻落实《若干意见》，解决突出民生问题的重大民生工程涉及千家万户，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程。按照市、县要求，我工作队把“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工作与农村土坯房改造工作结合起来，把老百姓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情来关心。一方面切实抓好土坯房调查摸底工作，我们工作队队员和村干部，下到各个自然村逐村逐户的登记造册，把房产证，土地使用证收上来逐户核实登记，真正做到对农村危旧土坯房农户全覆盖，不留死角。经过调查统计，我们所驻小洋村有土坯房25263.08㎡，住户211户，蜀田村危旧土坯房12938.64㎡，住户91户。另一方面，做好土坯房的宣传工作。除召开村党员大会外，我们工作队队员和村干部在调查摸底土坯房中，逐户面对面的宣传有关土坯房改造的相关政策，宣传政府帮扶政策的同时，充分调动农民的主动性，让农民成为主体，以“符合农民意愿，得到农民拥护，激发农民热情，带给农民实惠”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有效激发群众参与农村危旧土坯房改造的积极性。

三、“送政策、送温暖、送服务”日常工作耐心细致地开展。

我们工作队按照要求，吃住在所驻村，保证足够的工作时间。8月份开展《若干意见》宣传月活动，土坯房改造工作事情纷繁复杂，我们工作队在队员的带领下，耐心细致地做好各项日常工作。8月1日，迎来建军85周年，我们工作队员共同参加退伍军人座谈会，通过座谈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使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本月8日，根据国家防总和省、市、县要求，把防御11号台风“海葵”工作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我们和村干部一起上门入户做好宣传预警工作，全力做好查险除险和避险工作，确保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工作队还参加了县派“三送”工作队的培训，同时还集中学习了《若干意见》，增强了政策业务水平。利用工作之余我们工作队记好各自的民情日记并发表在民情网上。

8月份，我们工作队按照上级要求，在“三送”工作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农村危旧土干坯房改造中缺乏可操作的成功经验，工作进展较慢，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解决。

农民对土地的感受篇8

我校是一所农村学校，周边蕴涵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这里有农村独特而富有优势的教育资源——农耕文化，有徐家湾新石器时代人类繁衍生息的图景，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村庙会，有唐代著名高僧鉴真大师第六次扬帆东渡的印记……构成了悠久的乡土文化历史。这些都是我校文化的根，成为学校“传承千年乡土文化，构建礼善和谐校园”的特色之源。实践中，我们通过开展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因地制宜，让农耕文化提高礼善素质

我校有着独特的教学环境和教育对象，在校学生大都为农村孩子。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农业生产在孩子的心中已经渐渐淡化。我们搞农耕教育，不是为了培养学生当农民，更不是培养学生使用农具，而是要让学生真正感受到农民劳作的艰辛，学习农民身上的厚重、大气、善良、纯正、勤劳……使他们具有超然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急功近利、尔虞我诈等。为此，我们带领学生走进毗邻学校的苏州江南农耕文化园，通过活动与探究，了解农业工具和劳作方式，从而熟悉父辈们的农耕生活。学校邀请了老农民伯伯到校，为学生讲述农作物栽培、管理、收获的经验与感受，体会农业耕作的艰辛，感受世界万物生命的辉煌。我们在学校专门开辟了农植园，组织学生进行蔬菜种植，让学生接触最原生态的农耕文化，拓展学生发展的生态空间。在对学生的社会实践调查中，有的家长给学校留言：“刚开始活动时，我很担心影响孩子的学习，可现在，我发现孩子变了，变得不懒散了，做事也有责任心了，在学习上也更勤奋了。”“我是一个农业承包大户，通过你们学校组织开展的实践活动，现在我和孩子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如今，孩子不仅对我的工作越来越关心，而且乐意帮我们做事了！”

二、因时制宜，让乡土书香溢满礼善校园

我校多年来一直倡导书香校园建设，开展“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等活动。开展书香校园建设，对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和能力，感受乡土文化的魅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校本研讨活动的基础上，我们依托本地地域文化资源，组织老师多次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东渡苑、金村古村等地，通过查阅各种资料书籍，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能力差异，编写了融历史性、人文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校本乡土阅读教材《新绿轻黄》。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充分利用晨读、阅读课、班团活动课、中午自习、学生课余等不同时段，坚持渗透乡土文化教育和“明礼向善”核心价值观教育，开展了行之有效的书香校园诵读活动。“鉴真盲目航东海，一片精诚照太清。舍己为人传道艺，唐风洋溢奈良城”（郭沫若）。“马队文人集，中行旧德多。客寻朱扈渡，我敬老乌窠。占毕家家墨，机丝处处梭。侧闻苦早潦，生计近如何”（翁同龢）。在朗朗的诵读声中，让学生感受到了鉴真东渡的矢志不渝，感悟到了金村古村的善德遗风。

三、因课制宜，让乡土文化拓展学科课程

学科课程的拓展是完整的课程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课程理念给予了学校课程建设很大的改革与发展空间。在课堂教学中，适时地补充乡土文化教育，紧密联系学生生活经验和个体差异，做到照顾众多学习者的认知情景及学习特点，有利于学生了解当地社会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学生掌握本领与知识的能力。而教师积极地参与并投身乡土文化的传承与校本教材的开发研究之中，更使学校教育不断适应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要求。

我校的劳技课充分利用“针织之乡”的优势，发挥部分老师针织和编织特长，以教师的劳动技能引领学生在动手实践中熟悉本地的传统行业。数学课上，教师在讲述《对图形的认识》时，带来了学生熟悉的生活用品：竹制衣架、搪瓷杯子、自制扫把等实物，让学生在这些生活用品中寻找三角形、平行四边形、圆形等。在政治课上，教师组织学生调查家庭收入情况与针织之间的内在联系等，体会父母劳动的艰辛，感受祖国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这些，恰恰是在教科书中无法深刻体会到的。

四、因人制宜，让乡风民俗传递民族精神

素质教育一直强调以学生为本，究其原因是每个学生都是活生生的人，具有与众不同的个性和天性。因此教育就是一个适应和引领学生个性和天性得到更好的发展的过程。

生活在农村土地上的孩子，经过多年乡风民俗的熏陶，他们具备了朴实、善良、勤劳、勇敢的精神。面对这样一批孩子，我们利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村庙会强化学生的民族精神意识。庙会是农耕文化遗留下来的文化载体和文化空间。先民们在“生命与健康”、“倡孝扬善、祛灾避凶”等观念的支配下，善待一切，关爱一切，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心向善。通过庙会，人们在缅怀先贤的过程中，受到民族精神的熏陶。我们通过实地走访、参观调查、座谈讲座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乡风民俗的宣传，使学生了解金村庙会的起源、内容过程和意义，这对于当前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精神追求多样化的背景下，引导学生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培养了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