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5 17:21:03
碳交易，全称“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目的是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简单地说，就是多排放二氧化碳的企业从少排的企业那里购买配额。碳交易与碳税等行政减排手段相比，具有减排效果确定、更能针对特定行业、灵活性更强、更有利于激发企业减排积极性等特点。
碳交易必须由第三方进行认证，只有经过认证后，二氧化碳才能真正成为商品进行买卖。以清洁发展机制为例，必须在联合国执行理事会向实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企业颁发温室气体减排量核证之后，交易才能进行。
我国继深圳首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启动后，近期北京、上海、广东“碳”市场也有望开闸。无意中掘来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第一桶金”的福建小水电人，谋势而动，酝酿抱团抢滩“碳”市场，以期获得额外的收益。
掘来“第一桶金”
福建是水电大省，水能资源相当丰富，居华东之首，被誉为“全国小水电摇篮”。
到2012年年底，福建省建成小水电站（单站装机容量5万千瓦以下）近7000座，总装机容量达704万千瓦，占全省已开发水电的62.6%。福建省小水电行业协会秘书长陈立言说：“目前，全省小水电年上缴税金达6亿多元；小水电形成固定资产，市值在1000亿元左右；全省小水电多年平均年发电量达280亿千瓦时，可代替煤炭1120万吨，可减少排放二氧化碳2791.6万吨，减少排放二氧化硫84万吨，减少排放炭粉尘761.6万吨。仅一年减少排放二氧化碳一项，社会每年至少可获得生态效益35亿元。”绿色、清洁、可再生能源的小水电为福建省节能减排作出了巨大贡献。
“虽说如此，我省小水电站普遍感到生存困难。”陈立言说，主要表现在小水电上网电价长期偏低，效益低下。在诸多不利因素制约下，点多面广的小水电行业在利益博弈中显得势单力薄，也造成近些年来，小水电新增装机几乎没有增长。
但大多数小水电业主仍选择了坚守，等待好时机的到来。
机会终于悄悄来临。作为国际上公认的清洁可再生能源，福建小水电行业积极介入国际碳排放交易（CDM），以期获得额外“收入”。CDM，即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境外减排机制中发展中国家能参与的好机会。发达国家为达到《京都议定书》限定的量化减排指标，可以与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进行环保合作，通过提供技术和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后，发达国家可获得等量排放权。
福建省小水电行业协会副会长、闽侯县兴源水力发电有限公司（下称“兴源水电”）董事长李弥余，是业内较早试水CDM的小水电业主。
“2002年公司投资2.3亿元建设了20兆瓦旺源水电站，由于上网电价偏低，造成入不敷出的状况。正在彷徨之际，刚好参加了一个省水电会议，在会上得知小水电站所产生的碳减排量，可进行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经多方寻找买主，终于在2007年11月23日，兴源水电与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碳减排量购买协议。”李弥余说。
从那以后，兴源水电开始向联合国有关部门及国家发改委申请、核查，经过漫长的等待，终于成为国家发改委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于2010年6月获联合国CDM理事会注册。
“2010年6月10日至2011年6月24日，碳减排交易量约8.57万吨，每吨10.3美元――这是与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交的第一笔交易，收到碳减排收益款500万元。这也是福建省小水电站碳排放交易的第一笔收入。”李弥余说。
此后，福建省不少小水电站也进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3年3月，福建省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共有113个，其中水电项目就有近60个，购买方多为德国、英国、瑞士等发达国家的企业。
“不过，受欧债危机影响，近两年来，全球‘碳’价低迷。目前，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报价每吨成交额约5欧元，与第一笔相比相当于‘斩腰价’。若按此价出售，扣掉相关税费，赚不到什么钱。所以，2012年以来公司未再出售碳排放权，而是一直囤在手里观望，等待市场回暖。”李弥余坦言。
碳减排量年值16亿元
“眼下，虽然国际碳价‘跌跌不休’，但国内碳市场交易却是一天比一天火热。”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自2011年11月开始启动，确定了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省和深圳市等7个省市作为试点地区。2013年6月，深圳碳排放权交易所率先上线交易。据报道，自2013年6月18日启动以来，该所交易量超过12万吨，交易金额逾800万元，近期稳定在80元/吨。而上海、北京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也于2013年11月26日、28日相继启动交易。
同时，福建省也在酝酿建立碳交易所。据了解，日前海峡现代农业研究院与联合碳资产公司、厦门赫仕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已签约，三方共同建设厦门碳交易所。根据协议，投资三方将先期设立厦门碳交所筹建办公室，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有关碳汇经济项目和成立碳交所的扶持政策。联合碳资产公司在海峡现代农业研究院设立办事处，争取联系超过100家大中型企业加入厦门碳交所的自愿减排协议。
据有关机构预计，如果碳交易在我国全面展开，我国每年对碳减排量的需求量将在6亿～7亿吨，碳市场规模将超过澳大利亚、韩国，并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碳交易市场。
关键词：碳汇 机制 法律 政策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X3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2-078-02
一、研究意义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煤炭在一次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为70％左右，比国际水平的27％高43个百分点。尽管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期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强制性的减排任务，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节能减排的压力很大。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将继续增加；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制约作用凸显。
到目前为止，我国在提交CDM项目数量、预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以及已产生的碳信用数量等方面所占的市场份额几乎是全球的一半，已成为最重要的CDM项目东道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也对CDM项目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从中选择出政府感兴趣的项目，开展与国际间的碳项目合作，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提高清洁生产能力。然而在我国推进发展CDM项目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碳汇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碳汇市场运行机制不成熟、碳汇市场价格机制不健全。这些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CDM在我国的顺利开展。本研究报告分析了国际碳汇市场的形式，对我国进行CDM项目研究的相关法律政策以及碳汇市场补偿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预测了CDM项目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希望为进一步了解完善我国的碳汇市场和开发商进入碳汇市场有所帮助。
二、CDM项目相关政策法规
（一）我国CDM项目相关政策法规
首先，为促进CDM项目活动的有效开展，国家林业局在2003年底成立了碳汇管理办公室，具体负责林业碳汇工作的协调和管理。2005年10月12日，国家发改委颁布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初步规定了CDM 项目管理的相关制度和基本原则。
第二，2006年12月，国家林业局碳汇管理办公室制定了《关于开展清洁发展机制下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的指导意见》，积极推进CDM再造林项目的实施，并确定了我国开展CDM再造林项目的优先区域。2008年《国家林业局植树造林司关于加强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及碳汇管理工作的通知》，强调林业部门应该进一步通过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等措施积极增加碳汇。
第三，我国于2007年6月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了到2010年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关于林业碳汇方面，该方案规定要加快林业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和清理工作。同年7月国家林业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及中国绿化基金会等联合发起建立中国绿色碳基金。
第四，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09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建设现代林业，发展山区林特产品、生态旅游业和碳汇林业”，将碳汇林业建设作为现代林业的重要内容提到了新的高度。
碳汇林业属于公益林业建设范畴，国家将其纳入社会公益性事业进行管理，执行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同时国家也出台了一些优惠政策，参与企业可以获得由政府主管部门签发的、经过计量、核查、登记的碳汇信用指标。政府可以设计统一的标识，允许企业在其产品上加以标注，类似绿色产品、绿色电力一样，可以设置为“碳中性”，“碳补偿”等，可享受捐赠部分所得税全免的优惠政策。
（二）国外碳汇相关政策法规
国际上除我国参加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波恩政治协议》、《马拉喀什协定》等国际公约外，各主要国家也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机制，并取得了很大成效。
美国1977年通过并于1990年修改的《清洁空气法》中鼓励公司参与市场买卖污染权。为了贯彻这一法律建立了排污权交易制度，并首先在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方面实施排污权交易，取得了成功。通过这种容许排出量系统的设置和不断完善，使各企业在最大范围内有效控制二氧化硫的排出量，取得了成效。
《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于2009年6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涉及方面极其广泛，几乎涵盖了碳排放的所有行业，甚至对快餐业的保温柜和服务业的可移动SPA设施都加以规制。该法案要求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
2003年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过了温室气体排放许可交易制度，即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欧盟ETS运行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制定了涵盖广泛而且全面的法律文件，对碳排放的管理、交易等各方面进行规范。这些法律文件对配额的分配、执行机制、跟踪监督到处罚措施都有详尽的规定，这为碳减排提供了依据，也为碳交易拓展了广阔空间。
（三）如何开展我国碳汇法制建设
比较国内外碳汇相关法律政策后，可以明显得出我国碳汇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与亟待健全的现状。分析其中原因，固然有我国目前属于发展中国家而尚未被《京都议定书》所设定强制减排目标这一原因，但更多的原因是在于我国政府尚未对未来可能到来的强制性限制作出应有的警惕和防范。一旦我国面临强制减排任务，而国内无应对措施，可能导致一系列的诸如减排任务无法完成、对外贸易面临贸易壁垒的严重问题。我国应在国际协定对我国进行强制性限制之前加快完善我国的碳汇法律。
1.确认排放减少量或排放减少信用。政府首先应通过立法确定我国的减排目标，确定我国的碳排放行政许可制度，即只有获得行政许可的企业才可能进行二氧化碳排放。制定标准，确定选定企业的范围，应当包括炼油、能源、冶炼、钢铁、水泥、陶瓷、玻璃与造纸等重工业重污染的行业；将我国自行确定的减排目标95%免费合理的分配给各企业，各企业分配碳汇多少应当以企业自身状况为基础，以免出现减排任务过高而无法完成的情况，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革，节能减排。
2.确立抵消政策。所谓抵消政策，是指以一处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削减量来抵消另一处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增加量或新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量，或者指允许新建、改建的污染源单位通过购买足够的“排放减少信用”，以抵消其增加的排污量。将其引入碳汇机制之中，出于碳排量总体的控制，对于碳排放企业的扩建与新建应当严格控制，只有在企业购买足够碳汇，或生产足够碳汇以抵消投产后可能带来的碳排放以及扩建过程中带来的碳排放，才能许可其生产。
3.建立健全对相关利益主体保障补偿制度。碳汇林业属于公益林业建设范畴，国家将其纳入社会公益性事业进行管理，执行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在不依赖CDM的非京都市场内，目前相关法律对各相关主体的补偿还很弱，亟待加强。
三、碳汇市场运行机制研究
（一）国际碳汇市场的主要补偿标准
1.清洁发展机制(CDM)。CDM是《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双赢的一种合作机制，既能够帮助发达国家实现减排和冲抵CO2量的义务，又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环境双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CDM-AR标准是目前能确保项目“碳补偿”额外性的较为理想的标准。
2.黄金标准(Gs)"J。“黄金标准：清洁发展机制和联合履约项目的质量标准”为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约(JI)之下的减排项目，提供了第一个独立的、最佳的实施标准。这一标准，可作为项目实施者的工具，用以保证项目的环境效益，并给予东道国和公众一种坚信：这些项目相当于对可持续能源服务的新增投资。
3.自愿碳信用标准(VCS 2007)。碳信用（carbon credit）：又称碳权，指在经过联合国或联合国认可的减排组织认证的条件下，国家或企业以增加能源使用效率、减少污染或减少开发等方式减少碳排放，因此得到可以进入碳交易市场的碳排放计量单位。
4.核实减排量的健全标准(VER+标准)。可以用于买卖的减排量即为需要核准的减排量。VER+标准由TtiV StiD于2007年开发而来。TiiV SiiD作为一个指定经营实体(DOE)，有资格确认拟议的CDM项目的合格性，并核实和核证温室气体源人为减排量。
5.气候、社区和生物多样性标准(简称CCBS)。该标准是由气候、社区和生物多样性联盟制定的碳汇项目，它的确立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同时也需要权衡各方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CCBS就是为了确保在碳汇项目建立的过程中，能够保障社会和经济效益。
6.生存计划方案(Plan Vivo)。生存计划方案是与农村社区相关的一种小型的碳补偿标准组织，于1994年由爱丁堡碳管理中心制定。
（二）CDM机制在中国实行出现的问题
1.CDM项目申请屡遭拒绝。上海联交所近日公告，福建两风电公司股权挂牌转让。业内分析指出，在风电场运营经济效益欠佳，及国内电价补贴“不给力”情况下，CDM补贴收入一直是国内特别是中小型风电场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近年来频发的国内风电CDM项目申请被拒的现象表明，这项收入的获得将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在此背景下，将加剧国内中小型风电项目的经营难度。在上海联交所的公告特别指出，根据联合国EB的规则，CDM项目是基于经济分析发现该项目收益率低于行业基准才能获得注册。如果实际电量超出可研预计发电量过多，将可能无法获得CDM收入。中国74个CDM项目正面临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这些来自中国的CDM项目将被区别对待，面临比正常审批流程更复杂的审查程序。据了解，这些项目被特别审查的理由是，“怀疑这些项目上报的数据”。
由于期待中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并没有形成任何实质性的决议,即将于两年后到期的《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协议面临着无路可走、无法可依的状况,而众多指望着新减排协议的各方都在犹豫是否要持续,国际整体环境不稳定,除非未来有新的减排协议出炉, 否则对于这些CDM项目各方来说这两年将是最黑暗的时刻，CDM前途未卜。
2.CDM项目申请中介报酬率大。对于申报企业来说,一旦通过联合国CDM理事会注册,意味着项目的减排量可以拿去国际市场交易,这是一笔相当丰厚的收入。目前碳信用额价格约为10~15美元/吨,假设一个项目二氧化碳年减排量为10万吨,一旦进行国际碳交易,项目方每年至少有100万美元的收益。
贵州弘丰清洁发展机制(CDM)咨询公司表示,该公司的申请模式分两期:一是项目开发期,即只申报到国家发改委;二是发改委到联合国注册成功后,一旦项目方选择两期都由中介公司,那么中介公司要求收取一定的碳交易提成。此举是因为前期的风险都由中介公司在承担。但对于提成比例,有知情人士透露“每家企业不同,提成比例在5%~50%之间”。如按此种提成比例,那么中介公司每个成功通过联合国注册的项目至少有5万美元的收入。岚县丰达焦化冶炼公司,也同样印证了CDM咨询机构在推动项目申报的猜测。
（三）CDM机制需要改革
CDM机制改革的压力正变得越来越大,一方面CDM执行理事会（EB）遭到广泛的缺乏效率的抱怨,另一方面指定经营实体（DOEs）的表现也并非尽如人意。
VVM在2008年11月开始执行,规定了DOE应该如何开展审定和核准；CDM鉴定标准在2009年7月采用,包括所有CDM鉴定要求；违反义务则在2009年5月开始执行,包括一整套持续监督DOE行动的规定框架,但是至今此项政策并未具有完全的可操作性。所以，增加DOE在审核以及从注册到签发过程的透明度也是紧要之急。
中国CDM面临两种可能改革方式。一种是“小步改革”，即基本发展机制不变，但是交易的方式、途径等细节不断完善。如果未来的减排需求不高，比如如果欧盟只减排20%(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20%)，那么很可能就是这种方式。增加本土DOE数量和质量，提高认证能力，保证碳汇交易顺利进行。虽然国外机构的间接阻拦认证是一方面原因，但是我国要做到EB找不到借口的地步，就可以提高认证率了。除此之外还要增加审核以及从注册到签发过程的透明度。
但是，另一种改革（改革幅度更大），比如如果欧盟要减到30%(2020年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少30%)甚至更高，美国可以通过更广泛的渠道购买发展中国家的CDM项目，也就是未来的CDM有一个大规模的需求市场的话，那么“现行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绝对是没办法满足需求的”。
四、前景展望
低碳经济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经济，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是应对气候变化、引领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选择。哥本哈根会议将是低碳经济最重要的基础，是即将可能产生的一个新的交易市场，全球将会出现更大的、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建立国际碳交易市场，对世界经济整体、以及各国国内经济完成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至关重要，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碳交易市场近年来的每年交易金额都以翻倍的速度增长，2008年的市场价值是600亿欧元，2012年有望达到1500亿美元。后《京都议定书》的市场价值将会更大。参与国际碳汇市场的交易活动，不仅要引进新观念和新机制，还要从更高层次上将我国林业建设纳入缓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行动中，促使我们站在全球高度，重新审视我国林业发展的重大意义，进一步深化我国碳汇市场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基金项目：太原科技大学UIT（XJ2010051）；山西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201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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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景铖，太原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经济学学士。张，硕士，太原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产业经济。 山西太原 030024）
作者：韩阳 张虹敏 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
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
随着各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在各个国家内部以及在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经济增长与低碳路径选择的矛盾，这也为各个国家的微观经济主体在低碳经济的实现过程中带来了困惑。就此，一些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国际性公约、文件、宣言等的签署为各个国家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制度性保障和标准体系，也就此形成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以及哥本哈根宣言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5月9日在纽约通过，并于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供与会各国签署。其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具备法律约束力。公约的目的在于控制大气中CO2、CH4和其他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将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不破坏气候系统的水平上。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有所区别。公约要求发达国家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已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义务，制订并执行含有关于温室气体源与汇方面措施的方案，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公约建立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使其能够履行公约义务的资金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害，减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国大会通过，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做出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具体实施规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环保协议。其宗旨在于通过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保护环境，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在议定书中根据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规定，38个工业发达国家在2008年到2012年的承诺期内，把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排放水平平均降低大约5．2％，并对各个国家规定了具体的减排任务。由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美国一直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而《京都议定书》又必须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后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所以直至2005年2月16日，才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人类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首次出现。巴厘岛路线图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会议第13次会议上，经过两周的激烈交锋，最终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确立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的双轨并进的谈判安排。其主要包括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时，个缔约方还通过了《巴厘岛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公约》的发达国家缔约方依据各自的国情，承担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或行动；同时计划还要求发展中国开展温室气体减缓行动，发展中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在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国内减缓排放行动，由发达国提供支持。各缔约方通过了《巴厘岛行动计划》（BaliActionPlan），同意在《公约》之下启动旨在加强《公约》实施的谈判进程。哥本哈根宣言哥本哈根会议的目的是为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然而在此次会议最终，仅出台了一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声明即《哥本哈根协议》。但是该协议依然在指导各国的减排工作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根据UNFCCC官方网站的信息，在各国向联合国递交减排承诺的最后期限2010年1月31日之前，共计65个国家和地区向联合国递交了减排承诺。这些国家的排放总量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8％，主要排放国都承诺了各自的减排量和减排方式。欧美国家的承诺减排幅度在18．9％到24．7之间。按照各国提交的减排承诺，36个欧美国家到2020年，总计减排33．6亿到43．8亿吨二氧化碳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18．9％到24．7％。
我国面临的压力和应对措施
欧美国家的减排目标几乎都附带了条件，主要是两个，一是要形成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全球减排协议；二是主要排放国要承诺绝对减排量。这两条实际上都是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尤其是中国。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排放国之一，而且排放量增长迅速，发达国家对我国可能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1）在各种国际场合制造舆论，要求我国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2）要求我国海外企业遵守所在国的碳排放限额，进行碳披露；（3）要求我国出口商品进行碳披露，对没有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商品征收碳关税，或者禁止进口；（4）要求在我国的外资企业减少或不采购未进行碳披露的中国产品，要求我国按普遍的标准和方式在企业之间分配放额度，并敦促企业遵守排放限额，进行碳披露；等等。国内资源禀赋的压力即便不考虑来自国际上的压力，仅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继续增加碳排放量也不是长久之计。碳排放量的增长，不仅意味着能源消耗的不断增加，同时还意味着对其他地球资源的巨大消耗，包括石油、粮食、铁矿石和淡水资源等。中国的巨大产能必然需要有充足的基础资源作为支撑，资源价格节节攀高已经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众所周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其实质相当于所有我们的出口贸易对象国在瓜分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这必将为我们的后裔子孙带来祸患无穷。我国的应对措施面对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压力，我国一定要掌握“碳排放”标准的话语权。面对低碳发展所引起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我国应选择适当的时间承诺减排限额，参与世界低碳发展，一方面打掉职责、赢得舆论，占领国际道德高地，相应的要求发达国家承诺更多的减排份额；另外一方面，可以获得各类低碳经济游戏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进而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赢得时间。事实上，无论我国是否对减排限额做出承诺，我国都会选择低排放、低污染和低能耗的发展之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资源禀赋的压力已经在说明走低碳发展之路刻不容缓。鉴于此，笔者给出如下建议。首先，从宏观层面上要从国家发展战略上着手，制定低碳发展的国家战略。具体规划上，可以从产业结构调整、财政政策倾斜等方面来落实。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低碳产业发展，同时，可以采取征收碳税等形式提高那些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进入壁垒，做到奖惩并用，以达到抑制二氧化碳排放、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的目的。其次，从微观层面上，鼓励企业开发适合低碳发展的先进技术、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再次，可以鼓励商业银行为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目标的企业创造融资便利，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出面做担保或是给与一定的贴息补贴等。最后，政府要积极发展我国的碳金融市场，通过鼓励商业银行碳金融产品创新，指导构建恰当的碳金融市场结构，制定合理的碳金融市场监督机制，旨在达到利用市场手段降低碳排放的目的。
一、部分国家的碳交易市场支持森林生态补偿的制度设计
(一)新西兰:林业直接参与碳市场交易不设上限获取碳配额的补偿模式新西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称《议定书》)的缔约方，应对气候变化一贯较活跃。为实现减排承诺，同时推进国内企业清洁低碳发展，新西兰建立了碳市场。新西兰林业在促进国家完成《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任务方面具有重要地位*，为此，林业是首个加入碳市场获得交易和补偿的行业。1.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基础:《议定书》+碳配额制度。理解碳交易市场对林业的生态补偿，首先必须理解该市场对林业进行生态补偿的“合法性”基础或者是补偿的法律依据。具体到新西兰，有两个层面:一是《议定书》，二是碳排放配额。按照《议定书》规则，允许新西兰根据缔约方会议制定的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LULUCF)引起的碳排放和汇清除相关的方式、规则和指南，用1990年以来人为直接的造林、再造林和毁林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源排放和汇清除的净变化，来抵消其在《议定书》所承诺的温室气体减限排指标。根据这一规定，新西兰把碳市场管控行业分为三类:一是“汇清除”行业，即1989年后的森林，特点是碳汇贡献大、经济影响大，任务是增加符合《议定书》规则的碳汇，碳市场鼓励通过造林活动获得配额，鼓励国家增强碳汇能力和就业能力;二是“纯排放”行业，即液态化石燃料和固定能源行业，特点是排放大、经济影响小，按照《议定书》，要降低它们的排放，为此，碳市场规定这些部门需全额上交与其排放对等的配额;三是“基础性”行业，即1989年前森林、农业、渔业和工业生产过程，特点是排放大、经济影响大，为避免强制减排产生负面经济影响或为鼓励这些行业不改变土地用途，碳市场对其发放免费配额。基于以上三类行业的不同特点，新西兰设计了针对性的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法律基础是其2002年气候变化法及2008年修正案)。该制度有两大特点:一是“无上限、买配额”的以配额为主线的基本原则;二是基于上述三类行业不同特点，设计不同的配额管控原则。关于第一方面，“无上限”指的是新西兰碳市场与欧盟碳市场相比，有一个特点，即都属于“限量与贸易”模式，但没有具体上限。新西兰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须将温室气体排放量控制在1990年水平，即3566万吨CO2当量，这是“国家总量目标”，但并没有对碳市场本身设定需要完成的具体减排目标，即没有“市场总量目标”，碳市场只是完成《议定书》下规定的减排任务的方式之一。“买配额”指的是，新西兰碳市场虽没有上限，但却采取发放免费配额，超过配额自行购买的模式。关于第二个方面，“汇清除”行业可以直接入市获取配额。“纯排放”行业直接入市购买配额，“基础性”行业获得一部分免费分配的配额，其超额排放部分需购买配额。根据以上划分，可以看出，新西兰碳配额制度在设计之初就按照“谁排放、谁付费，谁吸收、谁受益”的原则安排。其“纯排放”行业就是完全付费行业，“汇清除”行业是受补偿行业，“基础性”行业介于二者之间。2.制度设计的关键运行基石:行业覆盖+配额管理+遵约机制+交易机制。解决了碳市场补偿林业的合法性基础后，制度设计还需要解决补偿的连续性(可持续性)、补偿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市场交易效率问题。新西兰在这方面，有4个方面创新:“行业分类覆盖、稳定市场运行”，确保补偿制度可持续发展，即覆盖足够的行业，确保市场有足够的参与者，不因参与人少而市场萎缩。为稳定运行，市场对覆盖行业有两个管理特点:一是分类管理将行业分为受援助行业和不受援助行业，划分原则是行业是否可转移定价。受援助行业(不可转移定价)包括1989年前森林、渔业、(工业中的)排放密集和贸易暴露产业*，以及农业。不受援助行业(可转移定价)包括但不限于电力、石油、废弃物部门。受援助行业可以领取免费配额，但领取的免费配额低于该部门排放。这样做避免受到冲击影响市场基础。二是行业管理以林业为首要循序渐进推进。这样做，是基于各行业减排成本对生产生活的影响评估后，采取先易后难的做法。新西兰计划2008—2015年分步将国内所有部门全部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覆盖范围由最初的林业(2008年1月)扩展到常规能源、交通燃料、工业气体(2010年7月)以及废弃资源处理(2013年1月)。农牧业将于2015年最后一个加入。农牧业是新西兰的支柱产业，又是温室气体排放最大的部门，2009年其排放量占全国46.5%。为避免减排对农牧经济的可能影响，故最后加入。“免费、购买和抵消”三种混合的配额管理模式并存，灵活实施“污染者付费”的补偿制度。在立法基础上，针对各行业不同的任务和特点，确定其配额管理模式后，碳市场在配额发放方式上，对不同行业和各行业内部均制定了相应的分配方式和分配额度。对于不同行业配额发放的确定主要基于两方面:(1)部门所占经济总量和排放总量比重的高低;(2)行业是否面临较大的国际竞争力。以林业部门为例，由于其在国内经济所占权重较高并且是新西兰减缓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可以“免费”进行配额补偿(1989年前森林)、也可“抵消”工业排放(1989年后森林)。即林业是“免费”和“抵消”制度同时并存的受偿主体。“权利义务对等”的遵约机制，确保补偿制度的公平运行。在碳市场中，受补偿的林主，其权利主要是根据碳汇增加可获得配额进行碳交易，市场确保林主的自愿参与权、交易权、获利权、公平获取交易信息权，以及农林部提供的(林地制图、碳汇计量等)专家免费服务的权利。同时，碳市场也明确了受偿主体林主的义务＊＊。他需要对排放情况报表(在颁发配额之前或之后)进行履约审计。因碳储量净减少，有义务上额的林主，通常必须在提交其排放情况报表后20个工作日内交出。碳市场公布未达到排放标准的林主，每公吨课征30～60新元的惩罚(而购买配额遵约的成本是每公吨12.5新元)，或者缴纳两倍拖欠配额。“确保交易发生和平稳运行的交易机制”:(1)建立统一的交易单位，即新西兰单位;(2)明确补偿主客体要通过中央注册系统申报、登记、注册等规范程序;(3)对交易全过程跟踪记录，确保有效监管;(4)必须如实上报温室气体减排情况或森林增汇情况，森林碳汇必须按照农林部制定的技术指南和相应规则进行测算;(5)产生排放必须上缴相应新西兰单位，产生碳汇可以获得相应新西兰单位补偿，新西兰单位可在市场主体之间进行买卖。3.制度设计的特色补偿政策:“非抵消机制+一次性补偿”的双轨模式。目前，国际上很多森林碳交易都以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形式开展，获取的碳汇经第三方核证后获得核证减排量(CER)，以抵消工业排放，这种模式一般被称为抵消机制。并且许多市场对这种机制一般都有上限控制，如不超过控排企业许可减排范围的5%。新西兰在碳市场补偿林业生态建设上作出了“非抵消机制+一次性补偿”的双轨模式创新。“非抵消机制补偿”(或直接入市交易补偿)针对1989年后的森林，主要有两项补偿政策措施:(1)对新增林采取直接入市交易获取配额补偿，而非通过抵消机制间接交易补偿。碳市场对1989年后的森林即新增林，由立法赋予直接入市交易获取配额的权利，这样做的目的有两方面:首先，森林碳汇具有抵消其国家排放25%的强大功能，碳市场理应直接纳入，并且这种做法也符合《议定书》3.3和3.4的规则要求，属于有效交易;其次，是为了在碳市场初运行阶段执行“广覆盖、循序渐进、稳定市场”的思路。完全依靠配额强制管理工业、能源等排放，而把农业、林业等排除在外或仅以间接抵消机制参与，既减少参与方波及市场稳定，也减少工业、能源的选择，影响到配额的功能，或会出现配额过多或价格过高的现象，影响市场运行。(2)对林业参与碳市场获取配额不设上限。不管是已有林或新增林，碳市场对决定加入的林主，不设置其参与碳市场通过碳交易获取新西兰单位的具体上限。这样做，主要基于3点:首先，激励林主长期加强森林增汇措施;其次，便于把林业参与者通过中间集团交易商的模式组织起来，开展大规模造林、生物多样性增汇活动;再次，丰富市场参与者的主体形式和组织形式，维护和稳定市场运行。“一次性补偿”针对1989年前森林，即赋予已有林一次性补偿的权利。碳市场对1989年前森林给予一次性补偿，即免费分配5500万个新西兰单位(折合13.75亿新元)，补偿的法律依据是《议定书》，通过补偿已有林林主的机会成本，减少毁林，减少国家排放。补偿标准是已有林产权状态和林主已持有森林的年限，具体制度规定:第一，合格的1989年前森林，并且自2002年10月31日并没有改变所有权安排的，每公顷将获得60个新西兰单位;第二，合格的1989年前森林，但于2002年11月1日当天及之后转让给持有人，可以获得每公顷39个新西兰单位;第三，已在2008年1月1日当天(或以后)通过怀唐伊定居点条约*(TreatyofWait-angi)转让给(毛利人)部落的皇室森林，可以获得每公顷18个新西兰单位。新西兰碳市场的经验，可以说“摸着石头过河”，其对林业的生态补偿和碳市场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碳市场尽力给予林业创造最大的增汇、生物多样性的环境效益空间;另一方面，林业参与补偿过程，林主获得了长期参与碳市场的信心，也丰富了林业组织形式，从而长期稳定国家碳市场的运行。
(二)澳大利亚:单独立法支持林业碳汇以“抵消机制”间接参与碳市场的补偿模式澳大利亚2012年7月1日开始实施固定碳价碳市场(即碳税)，原定于2015年过渡为浮动碳价碳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但2013年政府已决定提前于2014年启动国家碳市场。1.制度设计的合法性基础:《2011清洁能源法》+《2011碳信用(低碳农业倡议)法案》。澳林业碳汇参与国家碳交易主要是在2011年《清洁能源法》(CELP)的基础上，单独立法，形成《2011碳信用(低碳农业倡议)法案》(CarbonCredits(Car-bonFarmingInitiative)Act2011)。该法案就碳汇项目合格标准、方法学、审查等进行单独规定，方便开展碳汇项目，林业碳汇以项目形式获取澳大利亚碳信用单位(ACCUs)，再进行交易。这种单独立法模式，增强了碳汇的竞争力，但是根据法案，碳汇抵扣工业减排不能超过5%上限。2.制度设计的关键运行基石:控排行业+许可证管理+遵约机制。澳大利亚于2012年开始实施固定碳价的碳市场，当时的初衷是促进工业、能源实质性减排，间接对碳汇小规模补偿的思路。这可以从以下3点反映出来:(1)碳税覆盖国家重要的“控排行业”。覆盖能源、交通、工业加工、非传统废弃物和排放物(这些行业占国家排放的70%以上)。CO2年直接排放量达到2.5万吨以上的企业被征收碳税，覆盖国内约500家大型污染企业。(2)每个企业按照“排放许可证”支付碳税。政府对企业发放排放许可，每个许可代表1吨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碳税政策期间，可按固定价格从政府购买碳排放许可，每个企业有购买上限，最大购买量为其在每一合规年度的排放量。(3)减排企业可以获得援助，或可以用农林业碳汇项目的AC-CUs抵偿，但这两种方式都有限制。第一种，援助范围和资金有限，第二种，抵扣限制必须小于5%。固定价碳市场政策促进了电力、工业实质性减排，获取了较好的国际形象，但是，这种模式产生了负面影响。澳在实施固定价碳市场阶段，过快收紧排放许可证的口子，一方面购买许可证有严格上限，另一方面，购买碳汇抵偿也有严格上限，导致排放源转移定价间接推高物价。目前澳物价高，尤其电价全球最高，家庭生活成本超过香港、东京和伦敦，民众不满意，澳大利亚碳市场一方面是树立了“减排形象”，而另一方面却损害了“国内民意”。3.制度设计的特色补偿政策:阻止“许可证收紧过快补偿责任转嫁”林业碳汇补偿突破5%限制。澳碳市场对林业生态补偿的政策完善，是在“配额收紧过快补偿责任转嫁”这一过程中，及时调整实现的。鉴于碳价过高，澳大利亚政府决定提前一年实施碳排放交易，计划于2014年7月1日正式启动碳市场，旨在将2014年7月碳排放的成本从预计每吨25.4澳元(22.4美元)降到每吨6澳元。澳大利亚政府在2013年7月的《清洁能源立法修正案》中，针对2014年即将推出的碳市场对林业补偿及相关制度作出了调整:(1)农林业碳汇项目挣取ACCUs的上限突破了5%限制，可达无限。根据新规定，减排企业可以突破目前5%的限制，使用通过低碳农业倡议(CFI)获得的ACCUs来抵消其碳排放。在旧的模式下，电力、工业部门的减排选择十分有限，新的市场模式下，这些部门可以采购更多的林业碳汇，以低成本减排，减少对民众的负担。(2)增加国际碳汇项目履约的灵活性。超排企业可以利用国际市场获取的碳单位履约，增加了其清偿碳负债的灵活性，但有使用限制:利用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的碳单位不能超过其清偿的年度碳负债总量的50%，京都机制碳单位不能超过6.25%(2015年7月1日可以提高为12.5%)。(3)允许存入和透支。新的交易形式还允许企业存入和提前透支碳汇项目的ACCUs，但是提前透支有上限，如透支2015—2016年度的碳单位抵偿2014—2015年度的碳负债，不能超过其2014—2015年碳负债的5%。以上分析表明，推进实质性减排并非“一蹴而就”，增加对林业碳汇的补偿有助于碳市场循序渐进，澳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及时调整，赋予林业碳汇更多的抵扣空间，给予实质性减排部门更多的选择，也就给予民众更多的民生实惠，反过来才能保障碳市场长期运行。
二、部分国家林业参与碳交易及生态补偿的模式与我国的比较分析
(一)我国碳交易试点省份碳市场补偿林业的主要制度安排我国碳市场建设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制度设计还在摸索阶段，特别是关于碳市场补偿林业生态建设的制度设计还在研究和尝试。我国碳市场的主要模式和要素，是采取总量限额下的碳配额分配交易管理模式。目前，试点6省份碳交易都采取总量限额的配额管理模式，交易气体都是CO2，交易主体略有不同，有的为年排放2万吨CO2及以上的单位(如广东)，有的为1万吨及以上的单位(如上海)。从参与数量看，各地略有差异，北京约覆盖200家，上海约190家，广东约覆盖442家。市场交易标的为CO2直接排放权和间接排放权和由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产生的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市场都主要以配额为主线，通过配额分配和管理，对企业排放进行管理。分配根据行业基准水平、减排潜力和企业历史排放水平，采用基准线法、历史排放法等方法确定。在前两年一般采取免费分配，以后逐步增加拍卖分配的数量。管理主要是排放单位超出配额许可范围进行排放的，相关部门可根据违规碳排放量，按照市场均价的3～5倍予以处罚。我国试点碳市场补偿林业生态建设的模式，都采取基线信用抵消间接机制。6省份的碳市场纳入林业的唯一接口是，允许碳汇项目通过核证后获得的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入市交易。但一般都有上限，北京是5%，广东是10%，上海为5%，同时，北京规定5%中本市辖区内项目获得的核证自愿减排量须达50%以上，广东规定10%中的70%需来自本省核证项目。林业纳入碳市场的法律依据是《中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管理办法》。
(二)部分国家林业参与碳交易及生态补偿的模式与我国的比较分析1.比较分析。本文从适用条件、优劣之处两方面(见表2)比较分析新西兰、澳大利亚与中国在林业参与碳交易及生态补偿的制度设计上的差异。———适用条件比较。新西兰采取林业“直接入市参与碳交易，直接获取碳配额”的制度模式，主要基于4个条件:(1)《议定书》约束下的国家立法。根据该法规，1990年后森林碳汇可直接抵减工业排放。(2)森林覆盖率较高，人工林较多碳汇潜力较大。新西兰森林覆盖约为30%，人工林达到176万公顷，占其森林面积的22%，近80年来一直处于增长趋势。新西兰制度模式正是基于其人工林较大的碳汇基础。(3)农林业是国家主要的排放源和碳汇。2010年新西兰农业排放约为国家总排放的47%，是主要的排放源，而其林业部门约抵消了农业、能源、工业加工和废弃物排放总和的28%，是主要的汇清除部门。基于这种排放结构，市场设计采取了直接纳入林业给予资金补偿的方式。(4)林业经济地位较重要。新西兰林业对GDP的贡献率为3%～4%，其林产品贸易额占世界林产品总贸易额的1%，林业吸纳其就业人口的10.5%。基于林业的这种重要地位，采取直接将其纳入碳市场获取交易补偿的支持模式。澳大利亚采取“碳抵消模式间接参与碳交易”的制度模式，主要基于4个条件:(1)林业是排放源部门。2010年，澳大利亚CO2排放4.39亿吨，农林业为排放源，排放达到3376万吨。基于农林业属于排放源，不具有直接入市抵减工业排放的功能，因此采取“间接模式”补偿林业。(2)能源是主要排放部门。2010年，能源CO2排放占国家CO2排放的87.5%。基于这种结构，亟需推进能源实质性减排，为此没有把林业直接纳入碳市场获取经济补偿。(3)森林覆盖率较低，人工林较少，碳汇潜力较低。澳大利亚森林覆盖率约为20%，人工林较少，仅占其森林面积的1%左右。与新西兰相比，其造林增汇基础和潜力较弱。(4)澳大利亚林业经济地位没有新西兰林业重要。澳大利亚林业对GDP的贡献约为0.6%。中国适用条件与上述两国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差异:与新西兰相似的是我国林业是汇吸收部门、林业经济地位重要，与澳大利亚相似的是我国排放结构以能源为主。
———优劣之处比较。新西兰模式的优势包括:第一，纳入约2000家林业主体，活跃了碳市场。第二，林业直接参与碳市场降低了工业减排成本，为工业提供了有效的减排选择。如2011年6月25日至2012年6月20日，工业等部门产生了总碳排放为3180.3万吨CO2，其中依靠林业和其他部门直接提供了1492万吨CO2碳清除，抵减比例达到了46.9%，几乎一半。第三，生态效益突出。根据新西兰原农林部的《2009毁林情况报告》，如果新西兰未将林业直接纳入碳市场，则估计2009年的毁林面积为7000公顷，而由于直接纳入，实际毁林面积下降到3500公顷。第四，通过直接入市交易，增加了农民收入。其劣势在于，过多依靠林业碳汇抵减，降低了工业通过技术改造实质性减排的动力。澳大利亚模式的优势是林业间接交易，促进了能源部门实质性减排。但是其劣势在于间接模式下林业进入碳市场的接口小，规定了5%的限制，导致碳市场促进生态效益成效不显著。同时，农民受益有限，收入增加不多。为了减少这种劣势，澳适度调整，一方面针对间接交易单独立法，另一方面突破了5%限制，希望碳市场在促进工业能源实质性减排和林业生态效益、农民增收方面取得平衡。我国目前采取的模式类似于澳大利亚，优势也是促进实质性减排。但劣势相对来讲，比澳大利亚突出，这种模式下，由于接口小、再加上5%的限制，导致我国世界第一人工林大国的碳汇优势很难发挥出来，生态效益低。林业未直接入市，导致林业参与主体少，农民受益面窄，增收带动不强。2.结论。根据对国外碳交易补偿林业与我国试点的比较，结合我国林业情况，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从适用条件看，我国应该两国模式都适度借鉴。根据前述比较，我国条件与两国都有重叠，对于如何借鉴，需要弄清3个选择前提:首先，全球气候协议的走势。新西兰林业可直接入市获取碳配额进行交易，根本原因在于其林业碳汇强大的抵扣功能，且符合《议定书》规则，帮助国家完成减排任务，也是政府预期林业碳汇功能更加受到“后京都协议”认可。目前，事关2020年后的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尚未明确，《议定书》3.3和3.4条款如何改变尚不可知。林业碳汇既有增强抵扣工业排放的可能性，也有进一步萎缩的可能性。但我国目前实施的试点，采取类似于CDM的场外项目级参与单一模式管理林业碳汇交易，实际上是按照后一种可能性进行管理的，这就丧失掉前一种可能性发生时的减排机遇。为此，我国应结合新西兰“直接入市”和澳大利亚“间接抵消”两种模式。其次，是以促进工业、能源“实质性减排”为主，还是以促进生态效益、农民增收为主。笔者认为，应两方面兼顾。我国尚未承担强制减排任务，且实质性减排步伐过快容易导致前述澳大利亚的减排成本过快转嫁到居民头上的风险。通过林业直接入市和间接抵消，可以在两方面都较好兼顾。再次，碳市场稳定运行才能保障长期性的生态补偿和建设。碳市场供需平衡不利，影响林业的交易补偿。我国试点碳市场，其市场结构有四方:需求方、碳配额结余的需求方(又作为供给方存在)、CCER供给方以及回购或发放配额的政府。这种四方市场结构，行政色彩较浓，特别是供给方缺乏，不利于市场平衡。综上所述，从促进林业碳汇减排贡献的角度看，我国应效仿新西兰模式，把林业直接入市参碳交易，直接获取碳配额。从促进能源部门实质性减排来说，我国应效仿澳大利亚模式，采取碳抵消模式。综合这两个方面来看，我国应两种模式都适度借鉴，在促进林业碳汇和林业经济贡献，促进实质性减排两个层面都协同推进。具体作法是，在目前间接抵消基础上再给予林业一定的碳配额指标，坚持“两条腿”走路，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2)从优劣势比较看，我国目前的间接抵消模式劣势较明显应及时调整。根据前述比较分析，碳交易促进森林生态补偿，需要同时促进能源部门实质性减排和林业生态效益、农民增收等方面，而我国试点碳市场对林业参与的接口，主要是碳抵消机制，且有上限限制，存在碳交易对林业生态补偿“接口单一和上限控制”的双重限制。这种模式，虽然促进了能源部门直接减排，但是不利于通过碳汇直接入市，增加控排企业的灵活履约选择，不利于激发林业生态效益。澳大利亚碳排放与我国基本相同，以石油、电力、工业、能源等为主，但它在碳交易管理纳入林业方面已作出转变，原因在于既要实质性减排也要尽可能增加生态效益、减少民众负担，为此，其突破5%限制提高林业碳汇补偿空间。这种“兼顾实质性减排和促进生态效益、减少居民承担转嫁减排成本”的作法值得我国借鉴。新西兰人工林较多，国家为鼓励符合京都规则增汇，对1989年后森林不设交易上限，直接可获取新西兰单位增加林农收入。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工林大国，新西兰的这种交易模式，有利于促进我国人工林碳汇生态贡献和吸纳大量就业，也值得我国把新造林直接纳入碳市场，并减少交易限制。(3)从特色补偿措施看，我国试点碳市场缺乏对已有林的一次性机会成本补偿。森林既是碳汇，也是碳源。阻止森林排放，需要防火、防虫，需要科学经营，这些都需要大量投入。新西兰认识到这一点，对林主的碳汇保护行为付出的机会成本给予不同等级的补偿(见表2)，起到了通过碳市场实现大量减排的效果。因此，我国碳市场需要对已有林保护行为返还一定比例的资金给予支持。(4)从两国管理碳汇交易的经验看，森林碳抵消补偿机制是充分考虑碳市场对人民生活的影响、帮助实现配额管理“由松渐紧”这一国际共同趋势，以及优化碳排放配额管理、活跃市场交易的重要保证。碳排放配额数量的宽松管理会导致市场上缺乏买方需求，交易清淡;管理过紧又会迫使价格过高，增加消费者负担。在碳交易试点初期，企业往往不太适应碳排放配额方面的约束，可能因成本问题增加抵制情绪。澳大利亚在碳市场初期就收紧了排放许可证，产生对居民日常生活成本上涨的不利影响，后通过提高转移支付能力、减税和提高碳汇抵消机制上限额度等方式减少由于碳配额收紧的影响，该举措获得群众支持。我国在建立碳市场后，碳减排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最后势必会转嫁到终端消费者，这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居民生活费用支出。所以，需探索有效方式尽量减少碳市场对居民生活的影响，以减小碳市场发展的阻力。如果在收紧配额的同时，向控排企业提供灵活的森林碳抵消机制，能实现双赢:既增加碳排放配额市场上的买方需求，活跃了市场;又通过灵活的碳抵消机制帮助企业减少减排成本。加快推动碳抵消机制设计，在碳排放配额管理方面就可能具备条件收紧配额，市场活跃程度就可能会表现得更好。
三、政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建议:(1)建议修订排放权交易试点实施方案，分配有上限的配额指标允许造林等活动直接入市交易，直接补偿新增林业碳汇。(2)林业碳汇的碳抵消补偿为控排企业提供灵活的履约方式，稳定了市场，应突破5%的限制。(3)尝试由国家财政对参与碳市场抵消机制下的林业碳汇项目进行补偿。抵消机制下的林业碳汇项目实施成本和难度高于其他同类项目，实施期限也较长，这决定了其贡献大、符合京都规则，但是付出的机会成本很高，而这部分项目往往从碳市场的获益较低。为此，部分国家由财政出资对这部分项目进行补偿。(4)增加国家财政(如碳税或配额拍卖收入返还)对已有林保护付出机会成本的补偿。(5)借鉴澳大利亚《2011碳信用法案》精神，对林业参与碳市场的项目单独立法，界定其独立的方法学、审查方法等，基于单独立法建设独立的中国森林碳抵消机制，建立和推广“中国标准”品牌。(6)完善森林生态补偿法律政策，在“生态效益补偿”基础上增加森林碳汇补偿政策。
内容摘要：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碳交易把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减少碳排放这一技术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这个经济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科学、技术、经济综合问题。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
关键词： 碳交易 低碳经济 《京都议定书》 科斯定理
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通过艰难谈判，于1992年5月9日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简称《公约》）。1997年12月于日本京都通过了《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议，即《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
碳交易简介
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碳交易基本原理是，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的目标。在6种被要求排减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CO2）为最大宗，所以这种交易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为计算单位，所以通称为“碳交易”。其交易市场称为碳市场。
在碳市场的构成要素中，规则是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核心要素。有的规则具有强制性，如《议定书》便是碳市场的最重要强制性规则之一，《议定书》规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其他规则从《议定书》中衍生，如《议定书》规定欧盟的集体减排目标为到2012年，比1990 年排放水平降低8%，欧盟从中再分配给各成员国，并于2005年设立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确立交易规则。当然也有的规则是自愿性的，没有国际、国家政策或法律强制约束，由区域、企业或个人自愿发起，以履行环保责任。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
碳交易产生的根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碳交易遵循了科斯定理，即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需要治理，而治理温室气体则会给企业造成成本差异；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换可看作是一种权利（产权）交换，那么温室气体排放权也可进行交换；由此，借助碳权交易便成为市场经济框架下解决污染问题的最有效率方式。这样，碳交易把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减少碳排放这一技术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这个经济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科学、技术、经济综合问题。
需要指出，碳交易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它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中国碳交易短期受挫在环境合理容量的前提下，政治家们人为规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碳资产的推动者，是《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100个成员国及《京都议定书》签署国。这种逐渐稀缺的资产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前提下，出现了流动的可能。由于发达国家有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因此产生了碳资产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不同。另一方面，减排的实质是能源问题，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国进一步减排的成本极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高价差。发达国家需求很大，发展中国家供应能力也很大，国际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碳交易和低碳经济的关系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技术，优化产业结构，根本上改变人类生存发展的观念。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之后得到了联合国的大力支持。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将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奥巴马上台之后把清洁能源经济列为振兴美国经济，提升美国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9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该法案的核心有两个：一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二是建立起温室气体排放贸易系统，发展出新型的碳金融市场，这一市场的规模可与石油期货市场相媲美。
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碳市场从资本的层面入手，通过划分环境容量，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
碳交易把原本一直游离在资产负债表外的气候变化因素纳入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改变了企业的收支结构。而碳交易市场的存在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本质上，碳交易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它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碳交易将金融资本和实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规定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买家在“限量与贸易”体制下购买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买主向可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
国外碳交易的发展状况分析
清洁发展机制双赢机制的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碳交易市场。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6月11日，全球共有696个CDM项目成功获得在UNFCCC执行理事会（EB）注册，预期可产生的年均减排量可达到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印度、巴西、中国和墨西哥是全球CDM项目注册数目最多的4个国家，占据了全球CDM项目总数的75%。从项目的年均减排量来看，中国每年可以产生647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总额的44%。
到2008年，活跃在CDM交易市场的买家主要来自欧洲和日本、加拿大。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在CDM交易市场的买家类型分布中，基金占34%、私营企业占58%、政府占8%。市场上最活跃的买家来自英国，他们大部分属于私营的金融机构；其次是意大利，主要是意大利电力公司。
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已通过碳交易取得了显著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如英国通过“以激励机制促进低碳发展”的气候政策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德国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做到了经济与环境双赢；美国堪萨斯州农民通过农田碳交易，获得了新的农业收入来源；日本则把碳排放权交易看作是“21世纪第一个巨大商机”，通过在世界各地大量购买和销售碳排放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入。此外，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看到了全球变暖带来的商机，陆续进入全球碳交易市场“淘金”。
中国碳交易的发展状况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虽然没有减排约束，但中国被许多国家看作是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截止到2008年，中国提供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积极参与碳交易。2005年10月，中国最大的氟利昂制造公司山东省东岳化工集团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和三菱商事合作，展开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业务。估计到2012年年底，这两家公司将获得55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此项目涉及温室气体排放权的规模每年将达到1000万吨，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项目。
2005年12月19日，江苏梅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世界银行伞型碳基金签订了总额达7.75亿欧元（折合9.3亿美元）的碳减排购买协议。这笔创纪录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能帮助这两家中国企业在未来七年中每年减少19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
自2006年10月19日起，一场“碳风暴”在北京、成都、重庆等地刮起。掀起这场“碳风暴”的是由l5家英国碳基金公司和服务机构组成的、有史以来最大的求购二氧化碳排放权的英国气候经济代表团。这些手握数十亿美元采购二氧化碳减排权的国际买家，所到之处均引起了众多中国工业企业的关注。
2009年8月5日，中国第一个碳中和企业诞生。2009年8月5日，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全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成为第一家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量实现碳中和的中国企业。
结论
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经过多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和财务复杂度也不可同日而语。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2012年后的国际碳交易体系也值得期待。碳交易成为世界最大宗商品势不可挡，而碳交易标的的标价货币绑定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货币职能将对打破单边美元霸权促使国际货币格局多元化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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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吕学都，刘德顺.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众多专家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到底为何物，对重庆有什么重要意义，重庆发展低碳经济从何入手？
■ 全球聚焦低碳经济
所谓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特征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构筑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体系，包括低碳能源系统、低碳技术和低碳产业体系。
低碳经济的概念源于英国。2003年，英国发表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提出要用低碳基能源、低二氧化碳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替代化石能源发展模式。2007年，联合国制定2012年开始的后京都行动方案，促进了低碳经济概念在世界上的传播。
低碳经济的提出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目前，人类面临的气候问题非常严重，空气中二氧化碳的当量浓度达到400PPM（百万分之一），如果到了450PPM，全球温度会上升2，北冰洋的冰层都会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解决之道就是发展低碳经济，用市场化的办法，使高碳经济为低碳经济买单。
目前全球已经形成共识，就是2050年二氧化碳排放要减少50%―80%。《京都议定书》规定发达国家2012年要比1990年减少排放5.6%。
虽然《京都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强制排放要求，但如果不减排，一旦美国开始强制减排后，将形成一整套低碳经济的标准，如配额、排放权交易、排放抵扣、清洁能源、建筑节能标准等。美国一旦开征碳关税，就会打击中国的制造业和高碳经济。
为发展低碳经济，我国已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2010年要比2005年减少20%的单位GDP能耗，减少排污10%。
■ 低碳经济助推重庆跨越
重庆对低碳经济并不陌生。
2005年，碳排放交易在我国兴起，意识超前的乌江电力集团闻风而动，首批向联合国寻求碳排放认证。去年，乌江电力旗下的四个小水电站均成功进入国际碳交易市场，整个集团卖碳排放指标“干捡”了2000多万元。今年我市南桐煤矿、乌江电力、重钢等企业靠卖碳排放指标就能稳稳收进1300万美元。
从战略高度来看，低碳经济对重庆有四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重庆实现国家战略意图。今年国务院3号文件出台，将重庆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并提出重庆要“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要完成中央赋予的目标任务，重庆必须跳出先行地区曾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转而寻求既能实现追赶跨越，又能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新路。而发展低碳经济有可能成为重庆抢占区域经济制高点，实现新一轮“率先”和“加快”发展的突破口。
二是有利于重庆转变发展方式。作为全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重庆传统产业，特别是高碳排放的重化工比重大，工业污染源面广量大，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粗放型特征。国家下达我市“十一五”SO2和COD（化学需氧量）的减排任务是11.9%和11.2%，2009年SO2、COD分别还要减排4.0%、2.0%，任务艰巨。而低碳经济把节能降耗、清洁生产、新能源开发和高科技、现代服务等低能耗产业作为主题，这对于重庆转变发展方式是一个重要契机。
三是有利于促进重庆对外开放。低碳经济不仅是一种政府行为，更是一种以碳排放指标为交易对象的市场交易机制，即清洁发展机制。按联合国相关规定，需义务减排二氧化碳的发达国家，可用与发展中国家进行节能项目合作的方式，获得更多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以抵消其超标减排义务。对重庆来说，这是一个增补生态环保要素市场空白和获得外来节能项目投资，拓宽开放领域的重要机会。
四是有利于推动“宜居重庆”建设。随着重庆经济不断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诉求将日益突出，通过建筑节能管理和控制生产生活污染源从而营造适合居住的低碳环境，符合全体市民的根本利益。
■ 低碳经济的重庆路径
重庆发展低碳经济的基本路径，主要是围绕“降低全市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这个关键，抓住“低碳产业化”和“低碳城市化”两条主线，制定完善重庆低碳经济发展规划体系、政策法规体系和科技支撑体系，通过“行业、区县、园区和社区”四大支点，调动全市各界参与低碳经济发展。
笔者有以下具体建议：
一是完善发展低碳经济考核指标。在目前分区域考核的指标体系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分类指导，提高区县万元GDP能耗、化学需氧量和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指标权重。探索包括低碳经济活动统计在内的绿色经济核算制度，启动经济社会发展碳排放强度评价，建立低碳产业和低碳城市发展指标测算体系，将节能减排的各项目标措施纳入低碳经济体系。把低碳经济发展督促指标单列，增补进全市涉及生态环保和循环经济发展的文件之中。
二是尽快研究建立市场化的补偿机制。借鉴《京都协议书》中排放指标市场化做法，核定各区县节能降耗指标，并允许通过市场手段调节指标。学习武汉和长株潭城市圈“两型”社会及天津滨海新区综改试验经验，把组建重庆碳交易所和排污权交易市场与申报重庆OTC市场、农畜产品远期交易所置于同等重要的战略位置来抓。这既可实现企业之间因减少碳排放而自主形成必要的补偿机制，更可弥补要素市场“缺环”，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三是进行低碳经济发展行业试点。在冶金、化工、交通、电力、建筑等高能耗、重污染行业试点，选择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重点企业进行降碳管理试点，以此带动各领域低碳经济的发展。
四是进行低碳经济发展区县试点。在区域限批制度基础上，选择生态条件较好、产业选择符合低碳排放要求的区县先行试点。集中已经出台的各类生态环保、循环经济、清洁能源布局、节能产业发展、城市集约建设等方面的政策和项目，打捆支持这些试点区县。
五是率先在西部建成低碳产业园区。该园区仿照市里支持北部新区和特色工业园区以及都市楼宇工业的优惠政策执行，吸引高端低碳技术的研发和产品生产。同时利用园区集聚优势，选择一些具备引领潜力的降碳项目，集中研发攻关，并率先在园区转化成果，打造重庆乃至西部地区低碳产业发展示范区。
六是进行低碳经济社区建设试点。选择有条件的城乡社区(小区)进行低碳生活示范区试点，在园林绿化、燃煤使用、油污减排、垃圾处置、资源再生、环保志愿者服务等方面率先试点让低碳理念融入生活。
七是出台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激励约束措施。把低碳产业规划、低碳建设项目纳入市里鼓励类产业目录和自主创新支持范畴，给予项目审批简化、税费减免返还、固定资产折旧摊销抵扣和专项融资支持。定期审查公共活动可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与通过低碳技术实现的减排量，对采用清洁生产工艺企业给予财税信贷优惠，逐步提高超标排污费，实现“污染付费”、“减污受益”。
关键词：低碳经济； 碳金融机制； 经济主体
一、引 言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粗放式的特点，对能源和资源依赖度较高，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能源消费和由其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净增长趋势显示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是不断增长的，能源的高能耗势必带来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而且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中国更不愿意以降低人均收入或减缓经济增长来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从而使二氧化碳减排任务变得更加艰巨。中国要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需要发达国家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同时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在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存在争议。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减排承诺、资金、技术转让等具体问题展开了博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谈判中的博弈直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经济的进程和途径，进而影响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国内外有关国际气候谈判问题的理论研究很少涉及。如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气候谈判博弈，国内政府与企业，尤其是高能耗企业间的博弈等，这些低碳经济参与主体之间在节能减排上存在着决策上的冲突和矛盾。本文拟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变动趋势及其成因。
二、我国低碳经济不同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
（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谈判博弈
该博弈树相关均衡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议定书时期采取高减排策略，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时期更倾向于采取高减排策略，在长久时期等概率的选择低减排和高减排策略。这一均衡结果符合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和哥本哈根时期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要求。在京都议定书时期发达国家处于重工业化时期，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占有很大比重，因此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都要不同程度地削减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到了哥本哈根协议时期，一些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快速工业化进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消费大量能源和资源，这些国家的未来经济发展需要较大的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空间。而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能源消耗回落，温室气体排放也相应减少，发达国家以国家的排放总量为标准，要求处于工业化进程中高排放的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排放责任，而没有考虑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情况和当前及未来发展需求，同时发展中国家从人均排放量和历史排放责任出发，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排放责任，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金和技术支持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实现低碳经济。
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要发展低碳经济就需要进一步开展和加强国际合作，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坚持共同但区别的责任，呼吁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排放责任，考虑人均排放量和各国的发展水平，率先大幅量化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从上节的分析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减排态度和努力程度直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低碳经济发展，发达国家通过气候谈判对我国实现低碳经济施加了减排压力。除了来自国际上的压力外，在我国国内，政府与企业，尤其是高能耗企业作为低碳经济的参与主体，由于各自的利益不同，在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问题上也存在着决策上的冲突和矛盾。
1. 政府建立激励机制促进企业减排
政府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推动者，也是低碳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企业尤其是高能耗企业则是实现低碳经济的直接行动者。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否则就会失去竞争力没有办法生存，而节能减排或者开发新能源都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拥有发展低碳经济政策的完全信息，但是缺乏节能减排的激励机制，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企业往往会采取逆向选择。政府如何通过政策引导，采取鼓励性手段让绿色企业能够在行业中更好发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2. 企业夸大减排量以获取高补贴
在政府提供减排补贴的激励下，企业会更加积极地进行节能减排，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政府并不能观察到企业的真实减排情况，只能通过企业呈递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来判断企业是否进行了节能减排，同基准期相比的减排量是多少，而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往往会呈递虚假减排报告，夸大减排量，甚至并未采取任何减排措施却伪造减排报告来谋取减排补贴。对此情况，政府会选择对企业呈递的减排报告进行审核，以获知其是否与该企业的真实减排情况相符，或者选择不审核，完全根据企业减排报告中的减排量给予减排补贴。鉴于传统经济模式下国有企业行为目标选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有必要对国有企业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目标作出适应时展需要的选择。
在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作为影响较大的微观经济主体――国有企业，其行为目标既应与宏观经济目标协调一致，还应体现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长期价值导向。即经济主体行为目标的选择应既是自利的，又是利他的。基于此，我国国有企业这一类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目标应界定为：价值的可持续增长。
三、政策建议
本文结合中国能源结构现状和前文中对我国低碳经济不同主体间行为的博弈分析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为中国走低碳经济道路选择合理的途径：
1.鼓励低碳消费，根据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制定节能减排规划，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并借鉴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积极倡导提高碳汇技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以降低对石油、煤炭的过度依赖。由于煤炭在很长时间内或者说很大程度上还是我国能源一个主要支柱，因此开发清洁煤对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来说尤为重要。
2.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法规，形成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效机制与我国低碳经济不同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措施，为企业发展低碳经济创造政策和市场环境；在政策、信贷、税收等方面，建立支持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支持和鼓励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提高能效；同时要建立完善的能源消费和碳减排统计数据库，完善以目标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低碳经济统计、监测、评价和考核体系，以了解企业的真实减排情况。
3.企业要积极响应政府关于节能减排的政策规定，从产品设计、生产到回收的各个环节加强监控，提高能效、降低碳排放，并加大低碳技术的开发投入力度，开发和掌握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能源技术，建立低碳技术创新体系，同时增加科研经费投入，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加大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技术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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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谢淑萍（1968-），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商业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数量经济学博士，管理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产业经济，金融学
基金项目：
[关键词]过渡期 碳交易 发展路径
一、过度期的界定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越来越突出。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过度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产生大量温室气体(GHG)。GHG大量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单靠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不可能解决的。国际间已经开始在这个方向上寻求解决途径,从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到每年举行的公约缔约方大会,国际气候谈判已经推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政治、经济、环境等多个层面向纵深发展。
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件一所列缔约方规定了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即在2008到2012年的第一个减排期内,发达国家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国家减少8%,日本减少6%,俄罗斯维持在1990年排放水平。
2008-2012年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第一个减排期,无论2012年中国是否强制减排,这个时期对于中国都是碳交易市场制度构建与完善的难得的缓冲期。南京林业大学的付玉在《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2007年6月)中将2008-2012年这个阶段作为中国碳交易市场成熟之前的过渡期来研究,初步讨论了过渡期的一些政策安排与企业策略。本文采用这一说法,将2008-2012年作为一个过渡期,初步地研究过渡期内中国碳交易市场建立路径。
二、中国碳交易市场现状
为了帮助发达国家完成减排任务,降低减排成本,《京都议定书》规定了三种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 JI)和排放权贸易机制(Emission Trade, ET),其中CDM与发展中国家联系最为紧密。 中国目前的碳交易主要局限于CDM碳交易领域。
从2005年中国开始CDM项目以来,数据显示,截止到2008年2月,我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获得联合国“核证减排量(CERs)”达3600多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居世界第一位,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但是在基于清洁发展机制的碳市场发展过程中,通过对数据的深入分析与研究,发现目前市场存在的很多问题。
第一,CDM项目结构严重不合理,没有达到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推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CDM Bazaar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CERs绝大部分来自非二氧化碳、非甲烷气体减排项目占项目总数的57%,大大高于印度的34%;而来自提高能源效率、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回收利用甲烷和煤层气项目的CERs相当少。实施非二氧化碳、非甲烷气体减排项目只能带来减排量上的收益,很难引入先进的技术,对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不明显。CDM碳市场的急功近利行为阻碍了一些资金密集型、减排量较少的能效项目、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发展。
第二,从涉及的部门来看,目前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针对家庭终端用能、交通用能和建筑用能等对象的CDM项目,尽管其总体减排潜力巨大,但因为其活动高度分散,单项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有限,在正规的CDM制度框架下项目交易费用较高,导致此类项目难以开发。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问题,目前平均一个CDM项目的前期费用都在10万美元以上,CDM项目主要集中在城市或者较发达地区,而真正惠及贫穷地区的项目较少,对就业的促进也不是很大。
第三,从交易方式来看,按现行规定,发展中国家不能直接将配额出售到西方市场,这些企业卖出的减排额主要由一些国际碳基金和公司,或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后才能进入国际市场,这些投资于“减排权”转让的公司或基金可以从中赚取利润差价。我们没有定价权。碳交易价格一直是由发达国家的中间商和购买减排份额的企业所主导。国际市场上碳排放交易价格一般在每吨17欧元左右,而国内的交易价格在8至10欧元左右。市场混乱,主体分散,议价能力弱,中国碳交易市场与国际市场相比差距不小。而建中国的碳交易市场平台,整合各种资源与信息,形成合理价格,则被认为是一个更有利参与国际市场的途径。因为,建立碳交易市场,不仅有利于减少买卖双方寻找项目的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还将增强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定价方面的话语权。
以上这些问题,实际上最根本之处就在于目前没有一套合适的碳交易制度安排,碳排放权交易渠道比较单一,没有通过市场去配置碳排放权。通过建立碳排放权的交易市场, 将有利于碳排放权交易的规模化发展, 同时也将促进碳排放配额的出让方以更加低的处理成本和更成熟的污染处理技术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有利于环境容量资源使用的最大化。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的经验, 在发展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为代表的基于项目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同时,应积极准备成立基于配额交易的主体市场的建设, 利用市场化的手段配置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
三、过渡期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路径选择--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到2020年左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到达顶峰。在2020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之前,做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承诺是非常困难的。哥本哈根会议上,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77国集团认为减排应该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与现实义务,坚决反对发展中国家过早地强制减排。这就决定了要解决中国碳交易市场目前存在的问题,中国必须走自愿减排之路,力争在2012年之前建立起自己的自愿减排碳交易市场体系,促使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碳排放市场中,逐步增强国际市场中中国的声音,为以后中国减排期到来做好细致周到的准备。我国企业没有强制减排的义务,所以类似欧盟的ETS体系很难建立,但是这却有利于我国自愿减排市场的形成。
笔者认为要采取如下措施促进碳交易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建立全国统一的环境能源交易所。
全国范围内交易市场的形成对于目前还处在启蒙阶段的碳交易最直接的意义是,提高中国作为卖方信息披露的能力,使得中国的卖方企业更多的了解国际市场的规则和国际买方。同时,也告诉国际买方中国的项目的位置和价值。从而降低交易双发信息不对称以及所带来的成本。尽早建立国内统一的碳交易市场,为全面参与到全球市场做好准备,避免重蹈我国由于没有石油期货市场从而丧失国际石油定价权的覆辙。
第二,建立与完善与碳交易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保障交易的顺利实施。
在《京都议定书》框架内,我国并没有明确的减排义务。这意味着,国内企业在理论上并不需要通过购买排放权指标来补偿自身的碳排放。在我国减排目标确定后,如何将数量极其庞大的所有企业囊括在一个统一的减排指标内,其操作难度不言而喻。此外,即便有部分企业愿意以自愿的方式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减排联盟”,确定自愿的减排指标,并在此约束上进行排放额度的交易,但这其中谁来监督企业的实际减排效果,以及企业减排量的起始标准,还需要明确的制度安排。政府应尽快推动碳交易机制的设计,完善交易场所、交易平台和交易产品等,理顺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的关系,并且针对未来碳交易形势的发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机制的安排。
参考文献:
[1]《京都议定书》全文. 省略
[2]十七大报告.省略
[3]碳交易催建市场平台.上海国资,2008年07月16日省略
[4]魏一鸣. 中国能源报告(2008):碳排放研究 :P165-167
[5]苏伟.规划方案下的清洁发展机制. 2008年5月: P2-3
[6] 碳交易催建市场平台.上海国资. 2008年07月16日省略
[7]杨志,郭兆晖. 中小企业如何分羹碳交易. 证券日报 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