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的来源范文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篇1

摘 要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云南省西北部，该自然保护区东面与贡山县的茨开、捧打、丙中洛乡相连，西至独龙江与缅甸接壤，北与接壤，南与福贡县毗邻，为目前云南省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之一。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地域辽阔，自然地理位置特殊，分布着各种珍稀动植物和特有的原始森林植被类型，生态系统独特，具有很高的自然保护和科学研究价值。本文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现状为研究对象，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中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以期促进云南高黎贡山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关键词 高黎贡山地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物资源管理体系

一、高黎贡山地区生物多样性的现状

高黎贡山素来享有“世界基因宝库”、“自然博物馆”的美誉，分布于怒江以西，与怒山山脉夹峙形成世界闻名的第二大峡谷――怒江大峡谷。由于地形复杂，海拔高差较大，气候变化多样，使得这里生存着种类繁多的奇花异木和珍稀动物，有人说，高黎贡山就象一个双面书架，由上而下清清楚楚地陈列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生物种类，具有丰富全面的物种多样性，其生物多样性在中国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众多的自然保护区中被优先重点保护。高黎贡山1958年就被规划为自然保护区，1986年国务院更将其认定为森林与野生动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高黎贡山被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WWF）列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的A级保护区。1997年，中国“人与生物圈”组织将其认定为生物圈保护要意义的A级保护区。1997年，中国“人与生物圈”组织将其认定为生物圈保护区。1998年，云南省政府将其确定为云南省科学普及教育基地。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属于森林生态及野生动物保护区，主要植被类型为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硬叶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阔混交林、温(暖) 性针叶林、簇生竹林，以亚高山温凉、寒、温性针叶林为主的森林生态垂直景观和森林生态系统为主要的保护对象。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区，立体气候明显，拥有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凉温带、亚寒带及寒带七个类型后气候区，几乎包含了云南不同水热状况的气候区，同时还是云南雨量最富裕地区和云、雾、雨日最多的地段。目前已知的种子植物有163科764 属2686种；哺乳动物有8目25科74属192种；鸟类有269种；昆虫1690种, 隶属20目167科。其中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云南红豆杉、南方红豆杉、红花木莲、光叶珙桐4种；二级保护物种有胡黄连、冬虫夏草、桫椤(树蕨) 、松茸、贡山三尖杉、福建柏、油麦吊云杉、云南榧木、秃杉、领春木、凹叶厚朴、水青树、董棕、胡黄连等15种。扭角羚、赤斑羚、戴帽叶猴等列入国家重点Ⅰ类保护动物的有18种、Ⅱ类保护动物44种。该保护区内特有种极为丰富，植物中有着贡山三尖杉、贡山木姜子、独龙江木姜子、常春木、独龙五叶参、贡山秋海棠、贡山竹、贡山杜鹃等239种特有种，隶属103科14属。特有野生动物种有白眉长臂猿、赤斑羚、贡山麂、怒江裂腹鱼、三尾褐凤蝶、棕尾虹雉等17种，是中国野生动植物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被誉为“动植物基因库”和具有野生动植物多样性最关键地区之一。该区内分布着茂密的原始森林、高差殊异的垂直景观、丰富多彩的生物群落，为我国目前常绿阔叶林保存最完整、森林组合最丰富、结构和功能最稳定的地区之一。高黎贡山地区还生长繁衍着汉、傣、僳傈、回、白、苗、彝、壮、怒等13个民族，这些民族世代开发和利用着高黎贡山生物物种和生物遗传资源，并且形成了大量的传统知识。

二、高黎贡山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利用中存在的主要法律问题分析

1.缺少专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的法律法规。虽然云南省已经颁布了一些有关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例如《云南省珍贵树种保护条例》、《云南省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云南省森林条例》、《云南省珍稀濒危植物保护管理暂行规定》、《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云南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细则》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公布了《云南省第一批省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云南省珍稀保护动物名录》、《云南省珍贵树种名录（第一批）》等一批名录等，对生物资源的收集、保存、交换和开发利用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现有的生物资源管理规定内容很不完善，也不具体，尤其是在生物遗传资源的取得、惠益分享和专利制度方面基本上是空白，使很多想通过合法途径获取生物遗传资源的外国公司感到无所适从，而有些外国公司却通过合作研究或共同建立数据库等方式，无偿窃取遗传资源。

2.生物资源管理体制不完善或存在漏洞。生物资源管理部门分工不明确，缺乏有效监督，缺乏统一牵头的主管部门，没有生物遗传资源输入、输出的专门管理机构，没有统一的法定程序和渠道，造成输入、输出渠道混乱不堪的局面。由于制度和管理不善，而国际间又缺少关于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的统一制度，导致了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的生物遗传资源大量流失，发达国家的机构及个人通过考察、索取、合作研究，甚至走私、掠夺等手段从该自然保护区攫取了一些生物遗传资源，而没有给拥有生物遗传资源的当地居民和社区群体任何的利益回报。没有明确的国家级、省级及地区级的牵头主管部门及专门管理机构，政出多头，各部门缺乏有机配合。

3.是过度开发利用，非法的贸易及走私，生物多样性遭到严重破坏。在高黎贡山地区，由于长期的盲目的开发和垦荒，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周边地区的生物遗传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分布区日益缩小，遗传资源急剧消失。另外，非法的贸易及走私，使一些不法之徒为了巨额的非法利益而铤而走险。据保山市森林公安局介绍，20多年以来，森林公安们为保护国家的森林资源安全，维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不受侵害一直在努力。据统计，保山市森林公安共查获各类案件24688起，共收缴野生动物18698只，蛇类22460公斤，野生动植物制品14680多公斤，毛皮2478张；还收缴孟加拉虎皮23张，金钱豹皮37张，象牙20多只，象牙床2副，桫椤380多株，野生石斛3000多公斤，红豆杉树皮1000多公斤，共为国家、集体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上亿元，有力地打击了各种破坏森林资源及其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

4.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执法部门--森林公安困难重重。

森林公安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中存在以下问题：（1）警力不足。保山市森林公安局的民警们，人均管辖森林面积14万亩，有的分局甚至人均管辖森林面积达到40万亩，警力的严重不足，导致野生动植物走私泛滥，流失严重。（2）资金缺乏。高黎贡山地区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造成对保护区的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缺乏必要的资金。首先，保护资金的来源渠道较为单一，目前主要是政府投入。国家虽有一定的资助，但是用于发展和维护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还存在很大的缺口，直接影响了原著居民对当地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积极性。其次，国家拨付的专项资金在下拨环节“跑、冒、滴、漏”，很难得到落实。（3）执法环境复杂化，法制建设薄弱。为了更好地对高黎贡山地区的生物遗传资源进行保护和开发，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是必要的。

三、高黎贡山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对策建议

1.加大云南地方立法建设，完善高黎贡山生物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由于我国现行的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不能有效保护云南省的生物遗传资源，也不能适应国际规则以及国际社会和国家间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的需要，再加之云南省特殊的地理环境因素，在保护生物遗传资源任务坚巨的今天，在认真执行关于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国家宪法、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还应该加大地方生物遗传资源的立法，以完善云南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法律体系。

2.建立综合管理、协调分工的生物多样性管理体制。生物多样性保护法律制度构建时必须解决现有的保护部门管理不统一、管理混乱的局面，应建立相应的配套机构，形成以专门机构为主导，多部门联合工作，中央到地方统一行动的管理机构体系，应对现有的关于管理部门的规定重新整合，查缺补漏，解决目前管理部门实践中管理和操作的弊端，实现真正有效的管理。

3.加强和落实高黎贡山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补偿制度。生物多样保护的国家补偿制度，主要是为了该地区更好地保护生物资源，当保护与开发矛盾时，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付出代价的地区可以获得国家补偿的制度。生物多样保护的国家补偿应该坚持保护优先，对于国家补偿款的使用也应该给予一定的限制，保证补偿款项真正用于生物遗传资源的实际保护工作中，应该本着损失与补偿对应的原则，谁的利益受损就补偿谁。生物多样保护的国家补偿资源的国家补偿可以采取多种方式。首先是货币方式，这是一种最为简单易行的方式。国家可以专门拨款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补偿，专款专用；其次是技术补偿方式，可以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受损的地区获得其他地区或者国外在技术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最后是知识产权方式，对于利用生物遗传资源所在地区的资源开发出来的科研成果，该地区有权分享。只有这样，才能够调动起人们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积极性，也才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 。

4.建立生物物种资源出入境查验制度。生物物种资源流入外国，大多都是通过非正常的途径流出的，除外国人员和国外机构的非法搜集、走私、剽窃等之外，还包括邮寄、出境携带及对外研究合作带出等方式，可见，我国对于生物物种资源的出入境查验制度的不完善是导致我国大量物种资源外流，我国在关于生物物种资源出入境管理方面尚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并且在查验的技术手段方面也存在缺陷，所以《全国生物物种资源保护与利用规划纲要》将生物物种资源出入境查验体系的建设列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强调要加强相关部门的进出境查验作用，确保做到对于出入境的生物物种资源进行全面查验，防止我国生物物种资源的外流，和尽量避免国外危险物种入侵给我国物种资源带来的损害，做到风险预防。云南生物物种资源丰富，处于我国西南边陲，边界线长，很容易导致生物物种资源的外流，所以建立物种资源出入境查验制度是有很大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孙昊亮.西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的利益补偿.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7(第35卷第4期).

[2]王鑫海.中国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个别流失及其法律对策.环境保护.2001.11:11-13.

[3]寸瑞红.高黎贡山生物圈保护区的综合管理初探.西南林学院学报.2001(4).

[4]赵晓东.试论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持续发展.林业经济.1999(1).

[5]陶宏.高黎贡山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和谐发展的实践与思考.知识产权.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篇2

关键词　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市场化机制；国际制度

1 前言

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利用植物遗传资源有目的地改良植物的性状与品质，为人类解决粮食、健康和环境等 21 世纪重大问题提供了诱人的前景。长期以来，人们对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主要作为技术、生态和伦理问题而得到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有关经济政策与制度方面的探讨则至今仍相当滞后。随着植物物种资源的不断减少和因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对遗传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作为“人类自然遗产”的植物遗传资源已逐步由公共物品转变为稀缺物品。与此同时，由于植物遗传资源分布和生物技术开发与应用水平存在明显的国际差异，尤其是缺少相应的市场化机制以及现有国际多边体系的失效，以致使物种资源相对贫乏的西方发达国家使用了地球上大部分植物遗传资源，而植物遗传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却受技术、资金等制约大都仍处于植物基因材料无偿提供者的位置。在此背景下，如何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所确立的遗传资源效益公平分享为目标，利用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建立公正、有效的国际多边体系与制度，提高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以保证全球植物物种资源的安全，实现人类对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近年来已引起有关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本文在探讨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的基础上，以现有国际多边体系为出发点，提出未来国际制度安排的可能选择。

2 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市场化机制

2.1 经济价值概念与市场化界限

遗传多样性作为生物多样性的核心部分，是物种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重要来源与基础。与一般物品不同，植物遗传资源作为一种经济资源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它不仅具有遗传信息的多样性和代际共存性，而且以其稀缺性和功能不可替代性为主要特征。但人们在认识与确定植物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时，所涉及的概念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遗传信息的多样性”，而是“遗传信息的功能和稀缺性”。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遗传信息的功能很少体现在某一单一基因，而是大多表现为含有多基因组合的遗传功能，所以“遗传编码功能 "(genetically coded function) 被经济学家认为是评价植物遗传资源经济价值和研究其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的基础[1]。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植物遗传资源对当今药业工业和从长远来看对农业更有实际意义的将是“遗传编码信息 "（genetically coded information，下简称 gci）[2]。虽然植物遗传资源对解决农业、健康和环境等问题将起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人类目前认识上的局限，尤其依靠现有的基因辨认与测序技术，一种植物物种及其遗传编码信息的经济价值又是很难明确量化的。根据 munasinghe[3] 和 von braun[2]等人的研究，植物物种与遗传资源的理论经济价值可借助下图（资料来源：文献 2 和 3）所示来分类与评价。

图 1 植物物种与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及其分类

 fig.1 economic value of plant-genetic resources and its classification

值得注意的是，图 1 在构划出植物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及其细分的同时，也显示出植物遗传资源作为经济资源的市场化可能与界限。如果将市场化机制作为植物遗传资源分配的手段，其作用与意义在图中将从左到右递减（参见文献 2）。同时，植物遗传资源的缩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在上图中所示的“可利用价值”与“不可利用价值”之间的冲突，如果植物遗传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对后者产生负面效应。这种效应不仅关系到遗传编码信息市场化交换方案的设计，而且涉及到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后将可能对资源保护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如何消除因遗传资源市场化对保护在经济上没有利用价值的植物遗传资源的不利影响，将是制度安排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2.2 供求趋势与保护效应内部化

从全球范围内看，植物遗传资源与遗传编码信息的供给，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保存在各国及国际农业与生物研究机构的

基因库里的“离位”样本材料 (ex-situ accessions)；二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原产地栽培植物及其野生近缘，即所谓的“原位”样本材料 (in-situ accessions)。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至 1996 年，全世界保存在基因库内的植物遗传资源共达 200 多万样本材料，其中大约有 60 万样本材料属于国际农业研究机构并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监管之下[4]。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植物遗传资源和 gci“原位”样本材料的供给因野生植物和原产地栽培作物的不断破坏而明显减少，而其原因又是十分复杂的。除了自然力的影响和人类活动的干扰，长期以来植物遗传资源被视为可自由获取、非排它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没有形成相应的市场化体系和与此相联系的保护制度与组织的失效，从而造成植物遗传资源利用上的掠夺性行为和保护上的积极性下降[5]。

在植物遗传资源供给减少的同时，随着生物技术尤其是基因辨认与测序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信息体系的日趋完善，将使 gci 获取与保存的边际成本不断下降，其结果是部分地减轻了因物种多样性破坏而引起的 gci 供给短缺程度。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交换价格的上升幅度可能比预计的要小。另一方面，植物遗传资源的需求却因生物工程技术在农业、医药、环境等领域应用的进一步扩大将呈急增的趋势。可以预见，在短期内，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植物遗传资源的经济价值将因多样化需求而提高。但从长远看，尤其随着转基因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将有可能使原生植物物种对植物与农作物育种的重要性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

由于世界各国拥有的植物遗传资源的数量与保护程度以及生物技术水平的不同，以致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成本和效用也具有明显的国际差异，并由此进一步形成因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或破坏而产生的外部效应[6]。如果从一个国家范围内考察，该国的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会形成社会（或私人）成本和与此相应的社会（或私人）效用。如果该国拥有的植物遗传资源被其它国家的科研机构或生物技术企业无偿地获得并用于农业、药业等领域的开发与应用，那么这个国家所保护的植物遗传资源还具有国际效用。在一个国家内，私人投资于植物遗传资源保护而产生的效用与该国的社会效用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为，私人投资的目标大多并不在于促进植物遗传资源在非直接利用价值方面的保护。因此，如果从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所产生的社会效用来看，私人投资则是次优化的。与此同时，如果一个国家所保护的植物遗传资源具有国际效用，并且其保护行为没有得到任何补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会诱发该国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的下降。对此，一个典型例证就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际上建立了一些在国际农业研究顾问委员会 (cgiar) 监管下、作为“准公共物品”的植物遗传资源基因库。

从经济学意义上分析，若一个国家的植物遗传资源同时具有国内效用和国际效用，则在该国遗传资源保护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之间将可能出现 3 种不同的理论均衡：国内私人均衡、国内社会均衡和国际均衡（参见图 2，作者根据文献 2 更改）。这 3 种不同的均衡状态反映了该国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程度的差异性。

图 2 不同均衡状态下植物遗传资源的优化保护水平

 fig.2 optimal protection levels of plant-genetic resources under different equilibrium situations

从图 2 可以看出，如果这个国家对植物遗传资源采取有关保护政策与措施，在以期实现资源保护量为 qns 的同时，还要达到国际优化水平 qg，则需要国际社会或有关资源受益机构采取相应的经济支持行动，因为在大于资源保护量 qns 点时，该国资源保护的边际社会成本已超过边际社会效用。为了使该国的资源保护量达到国际优化水平 qg，国际社会或资源受益机构所采取的措施应该是，要么使该国植物遗传资源保护者或机构有权参与其资源利用效益的分配，向该国转移一部分因利用其遗传资源产生的国际效用，实现遗传资源保护效应的“内部化”；要么向该国提供至少相当于图中面积为 bce 的补偿资金，在经济上对该国的植物遗传资源保护行为进行补偿。只有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效应实现内部化或得到补偿的情况下，该国的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水平达到 qg 在经济上才是合理的，并有助于保持或提高该国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因此，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效应的“内部化”或“补偿”机制应该成为探索公正、有效的国际保护与利用制度，实现全球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

3 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国际多边体系与制度创新

3.1 完善国际多边体系——制度创新的出发点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际上在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方面已形成两种基本制度：一是对基因尚未改良的植物物种资源如野生品种和农民种植的原生植物作为可自由获取物品来处理；二是对作物新品种承认育种者权利的“知识产权制度”。例如，1961 年制订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国际协定》(upov) 就是以保护植物育种者权利为目标，规范新品种交易行为的国际性文件。此后，有关植物新品种的专利权制度得到确立并逐步扩大品种范围。这种专利权制度甚至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框架文件之一《知识产权贸易》(trips) 中也可找到有关条文。1992 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至今已有 175 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是一部对生物多样性和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性文件，它在主张各国承担保护生物多样性国际义务的同时，强调了所谓的“遗传资源效益的公平分享”

原则[7]。1993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制定的《粮农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承诺》提出的“农民权”概念[8]，则在肯定农民对“保护、改善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所作贡献的同时，主张农民也应该有权利获得一部分的“资源保护效益”。1996 年在德国莱比锡有 150 多个国家参与、以植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的“世界行动计划”，已视为各国承认原产植物品种价值和承担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义务的开始。为全面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有关法律的文字与精神，1999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了有数十个国家参加的有关植物遗传资源共享的国际会议。该次会议制定的《关于遗传资源取得和利益分享的植物园共同政策准则》，提出尊重各国对其遗传资源的主权，维护资源原产国和其他各级各类资源托管者的利益，并强调建立和完善遗传资源效益的分享机制，为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植物遗传资源提供鼓励和帮助[9]。在这些国际多边协议与文件中，植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在政策和制度方面还存在以下 4 个主要问题：①植物遗传资源的国家所有权；②植物遗传资源的获取方式与条件；③植物遗传资源效益在“遗传资源所有者”与“遗传资源使用者”之间的公平分享；④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护植物遗传资源提供国际资金支持。

如何完善已有、但在内容上又未能充分体现经济激励机制和在法律上还未具有真正约束力的国际多边协议，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种挑战，也是全球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在未来的国际多边体系中，必须明确地承认植物遗传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关注各资源所有国和有关机构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尤其是按照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所确立的“遗传资源效益的公平分享”原则，处理好资源所有国与资源利用者之间的资源效益分配问题。在此，要充分体现出全部参与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国家或机构都应是受益者的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者之间在利益分配上是均等的。所以，以何种方式实现遗传资源效益的公正、合理分配将是完善国际多边体系的中心议题。如果在协议中未对利益分配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及时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纠纷，则会容易导致国际多边体系的失效或解体。此外，在制定与实施国际多边协议时，应考虑植物遗传资源利用部门如农业与医药工业之间存在的产业差异性，尤其是植物育种企业从事其产业活动的特殊性。植物育种企业应该与生物技术工业企业有不同的制度性环境，生物技术企业可以在竞争条件下与资源拥有国政府或机构达成获取、利用与开发植物遗传资源的双边协议。

3.2 制度创新的可能选择

在完善现有国际多边体系的基础上，按照遗传资源效益的公平分享原则，国际社会应该考虑建立国际植物遗传资源“交易所”，从而为体现资源所有权和实现资源保护效应的“内部化”提供必要的制度性条件。植物遗传资源“交易所”应设计为资源供给者与需求者实现资源交换的中介机构，它提供有关来自原产地国家的特殊植物遗传材料的种类和数量以及需求等技术经济信息。“交易所”的服务要以植物遗传资源供求双方在资金补偿、技术合作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达成双边协议为目标，充分考虑到以不同资源开发为目标的供求双方之间的交易成本与效益，以降低正处于培育中的植物遗传资源市场的不确定性。但是，应该指出的是，植物遗传资源“交易所”的建立与发展必须以资源所有权得到充分保护、以 gci 为基础的遗传资源功能价值得到明确确认为基本条件，同时又有赖于资源使用者的生物技术进步和最终产品市场的发展，以及必须避免因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交易使物种资源的长期、潜在的经济价值转化为短期的商业利益。

值得指出的是，在目前尚缺乏国际植物遗传资源市场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利用《生物多样性公约》履约金建立的“生物多样性基金”，不仅可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植物遗传资源提

供特别项目资助，在经济上对遗传资源保护国进行一定的补偿，而且还可以起到“风险资本金”的作用，促进有关机构对植物遗传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和开发利用的投资。因此，“生物多样性基金”的这种基本功能最终将有助于遗传资源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的形成。但是，考虑到全球植物遗传资源保护问题的复杂性，国际基金机制应该有一明确、公开的评价方法和控制计划，以便在实施中充分发挥国际基金的使用效果。

对在经济利用价值上尚未明确的植物遗传资源，可通过“生物多样性合作社”的方式，以建立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补偿机制。与农业合作社类似，“生物多样性合作社”可以设想为植物遗传资源效益与谈判主体相结合的一种垂直型联合组织。在这种合作方式中，资源所有者向资源利用者提供遗传材料，并对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的最终产品的经济收入拥有一定的比例，实现遗传资源效益的补偿。补偿标准可根据植物遗传资源的数量、意义、濒临灭绝程度和保存与开发价值，以及原产国的经济收入水平等方面协商加以确定。随着这种合作方式的逐步制度化，将可使之逐步培育发展成为“低级的遗传资源市场”。

4 结束语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篇3

一、现代营林技术的重要性

现代营林技术在我国林业的发展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一般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营林技术本身作为林业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提升林业经营的整体效益，对经济树种进行布局，以此来使植物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另外通过对营林植物种类的丰富，能够保护生态的平衡，从而保证陆地生物的多样性；在实践方面，营林技术能够保护植物的多样性，使那些濒临灭绝的植物得到保护，并且有效减少由于植物多样性的减少而带来的生态损害。

二、现代营林技术中的植物多样性保护问题

在现代的营林技术当中，为了有效提高植物的多样性，在技术实施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技术难题和实施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需要林业工作者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以此来提高营林技术的整体水平，一般情况下，常见的营林技术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植物的病、虫害问题

有史以来，植物的病虫害问题一直是影响植物多样性发展的首要因素，造成其产生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首先是植物的种植阶段，对植物的管理与规划不够规范，使其给病虫害的产生予以可乘之机。其次是生长环境的影响，个不同种类的植物生长特性有着一定的差异，需在相对良好的生长环境中才能够具有一定的抵抗力，而在不符合其生长特性的生长环境中，则在极大程度上降低了其病虫害抵抗性，这便成为植物产生病虫害不容忽视的主要原因之一。再次是自然环境变化对植物的影响，自然环境的变化包含了多个因素，其中主要因素以天气状况、地理环境及温度等为主，若其环境影响达到植物最大承受临界值，则植物便会在短期内产生严重的病态。最后是人为因素影响，该因素包含了环境污染、人为破坏及虫害入侵而导致生态环境失衡等，对植物的影响较大，同时具有较强的感染性。

林业工作者应该结合林场植物的实际情况，掌握产生的主要病虫害类型，并且定期进行相关的巡视，一旦发现植物出现相应的病虫害症状，及时进行上报和处理；另外需要做好病虫害的预防工作，从病虫害发生的源头来对其进行相应的预防，而不是等到病虫害发生之后，再被动地进行相关的处理。

2.炼山营林

炼山营林在我国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并且形成了一种习惯，人们用火来对林地进行清理，然后在被清理的空地上进行植树造林，但是从现代营林技术的角度上来看，这种炼山造林能够引起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生存环境，是一种极为不科学的营林方式。另外，采取炼山营林会造成山林中稀有物种的消失，造成林场周围生态的不平衡，从而影响林场的长期发展。这种营林技术违背了现代营林的目的，破坏了植物的多样性，这种方式会对地表的保护造成一定的影响，在遇到大雨天气的时候，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所以说，在进行林场营林的过程中，需要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考虑林场原有的生态平衡，这样才能达到现代营林技术的原有目的。

3.缺少对营林造林的保护

营林造林是提高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保障林业资源数量有着重要意义。但部分在林业资源的利用过程中，忽视了营林造林问题，导致其林业资源储备量逐年下降，植物种类随之减少，至此便对林业植物多样化发展构成较为严重的威胁。

三、现代营林技术中植物多样性保护的具体措施

1.加强对病虫害的防治

病虫害对林业的危害程度较大，所以说，林业工作者需要根据林场植物种类和病虫害的实际情况，来采取合理的病虫害防治方法，以此来保证营林植物的成活率和多样性，一般情况下，其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林业工作者应该结合林场植物的实际情况，掌握产生的主要病虫害类型，并且定期进行相关的巡视，一旦发现植物出现相应的病虫害症状，及时进行上报和处理；另外需要做好病虫害的预防工作，从病虫害发生的源头来对其进行相应的预防，而不是等到病虫害发生之后，再被动地进行相关的处理；在对病虫害进行防治的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化学药物，需要定期对植物展开检验检疫工作，以此来保证苗木的正常生长。

2.根据当地条件，展开混交营林

现代营林技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植物的多样性，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根据当地环境的实际情况，科学地进行混交营林，这样可以提高林场空问的整体利用率，降低由于病虫害而带来的损失，同时还能够丰富林场植物的种类。在进行混交营林的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种类植物的不同特点，对林场的空间和地势进行合理安排，另外根据林地条件，对混交林的面积不断扩大，以此来丰富植物的整体种类，促进混交林的生长发育周期，以此来提高林场的整体经济效益。

3.加强营林过后的植物保护

在进行大范围的营林之后，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对植物的后续保护工作，保护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植物本身的成活率进行保护，定期对植物进行观察，以此来增强对林场植物的保护；其次，要加强对林场周围的巡视，严禁砍伐树木，另外要禁止大型家畜的放牧活动，以此来保护林场的植被不受破坏，保持植物的生态平衡。

4.适当封山育林

为了提高林场植物的整体成活率，加强对植物多样性的保护，还要根据林场植物的整体生长情况，进行适当地封山育林，这样，可以降低人和动物对林场植物多样性的危害；另外，封山育林需要有计划地进行，一般是在植物的生长关键期来进行，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植物的整体成活率。

四、结语

现阶段，林业资源多样性发展问题尤为严重，究其原因是林业资源利用率过高，使其在植物的生长于保护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因而及时有效解决以上问题，便成为维护我国林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及提高林业资源多样性的重要举措。营林造林作为提高林业资源保有量的有效措施，不仅要在目前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提高营林技术，同时在林业资源的保护方面也需做好相关工作，以此推动我国林业资源的多样化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篇4

1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的研究现状

从研究层次看，农业生物多样性可划分为遗传多样性（品种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农地景观多样性。在遗传多样性方面，多数的研究集中在农作物品种多样性的研究和保护。作物品种多样性的研究多集中在栽培作物上，特别是对农户生计具有重要作用的物种，如稻、玉米、菜豆、辣椒等，因此导致研究的作物种类相对狭小。作物遗传多样性的方法可以采用农户问卷调查，也可以采用基因组学的方法和田野作物性状调查的方法，后两种调查的方法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成本较高。作物遗传多样性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它是国家种质资源调查的重要对象，农业生产中保留的种质资源不必然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由此可以认为农业文化遗产的生物多样性评价不用过多追求传统种质资源种植的面积和均匀度。国内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评估多集中在农业物种多样性。但是，不同于自然生态系统，农业物种多样性的调查具有较高的难度。在类型上，遗产地的农业物种多样性可能包含了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等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也包含了草本、灌木、乔木等不同植被类型，农田生态系统按照作物的种类也可以分为瓜菜种植系统、果园生态系统、稻田生态系统、茶园生态系统、林下作物种植系统等等，因此增加了农业物种多样性调查的难度。另外，农业景观的斑块性特征使得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调查方法不再适用。这些复杂性造成了迄今还没有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的标准。对农业物种进行调查，常见的有按照生物类群进行研究；按照用途进行研究；按照社会组织单元进行研究等。典型的做法是把农业生物多样性按用途划分为粮食作物、蔬菜、果品类、畜牧业养殖类、水产养殖类、药用类、观赏类和用材类，在该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还有森林子系统、村落子系统、梯田子系统和溪流子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在每一子系统中又区分了动物多样性、植物多样性和微生物多样性。此种方法的优点是比较简便地了解到系统存在的物种类型，但是由于农业物种多样性是由农业物种种类的数量以及均匀度决定的，物种数不能反映农业物种多样性的大小。另外，这种调查方法不能评价特有种、濒危种等农业生物类型。长期以来农业生物的栽培和管理都在农民自己的土地上进行，相关的农业生物资源也掌握在农户手中。农户之间的经济状况、生产管理方式和农业生产技术差别导致了农户管理的物种多样性的差异较大。农户管理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社区、一个地区和国家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可以认为，农户水平的物种多样性是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和就地保护的基本单元。农田生态系统的管理强度较大，人为影响很大，采用户级水平的生物多样性评价的方法效果更好[1]。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和保护中，进行的多是户级水平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调查技术包括农户选择，样地选择，实地调查。对于物种多样性核心资料的搜集有直接关系的用词包括：土地利用阶段、土地田野类型、样区、样方、镶嵌样地、单一物种的数量、物种丰富度己取样频率。资料分析上最有关联的用词包括均匀度，物种多样性，以及相似度指数。资料分析的方法包括土地利用类型物种下相似度分析和管理多样性分析[1]。从定性到定量化的研究过程中，农业生物多样性的计算基本都是按照自然群落植被生物多样性的计算方法，考虑自然植被群落的丰富度、均匀度和生物多样性，出现了10多种评估群落物种多样性的指标：Margalef指数、Gleason指数、Pielou指数、PIE指数、Audair和Goff指数、Simpson指数、Shannon-Wiener指数等。也有一些以指标赋权的方式把这些指数综合起来形成了物种多样性综合指数[2]。农业景观中，农田及周边的沟渠林路、灌丛、荒草地、果园、庭院等半自然生境构成的复合景观维系了全球约50%的野生濒危物种[3]。但是，国内对农田边界景观生态功能的研究还比较少。在农业文化遗产筛选标准中，农业景观的价值已经得到充分的阐释。但在农业文化遗产申报中，农业景观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农业景观被认为是农业美学景观的现象依然存在。实际上，农业景观多样性具有多种功能，景观中的自然和半自然生境的多样性有利于保护害虫天敌、促进病虫害的综合防治；传统农业景观，由森林、草地、水域等组成自然和半自然生境所占面积高，并与农田构成复合的农业景观，为生物提供更多的栖息地类型，使生境专一种和生境泛化种都能占有合适的生态位；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能够提升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和提高作物产量。不同的生境类型维系了不同生物群落类型，并且生境多样性的测量方法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参照对非自然生境生物多样性的研究，可将农业景观分为点要素、线要素与面状要素。按照这种分类标准，农业生态系统中点状要素包括池塘与其他公共基础设施等；现状要素包括道路、树篱、墙壁等；面状要素包括草地、水域、灌木林、自然林等。郭辉军等[1]把农田复杂景观的调查建立在不同土地利用阶段内进行，样地面积的确定可以综合采用最小面积法、权属边界法和标准样地面积法等。郭辉军[1]认为户级水平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评价通过归纳和总结，可以形成景观水平和社区水平的农业生物多样评价结果。实际上，农业物种多样性和景观多样性是不同的概念，景观多样性不是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生物多样性的简单集合，尤其是在调查和评价方法的选择上，户级水平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和景观多样性调查具有明显的区别。

2影响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因素

在多样的生态条件下，经过自然或人工选择，农业文化遗产地形成了丰富而稳定的适应性农业生物种质资源。这些农业资源与人类生产活动的关系密切，易受人类文化、民族习俗、耕作方式和经济方式等变化的冲击。在一些地区，育成品种或杂交品种不能完全适应当地的多种生态条件，原有的传统农业生物资源因此被保留下来。但在粮食需求的压力下，现代育成品种被广泛种植，传统遗传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冲击。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快速减少与农村文化多样性的丢失有关，传统作物也会因文化的传承而被保留下来，如在云南当地的节庆和婚丧嫁娶惯用老品种祭祀和庆祝。在农业多样性形成的过程中，农户是管理的基本单位，也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改造者，他们的文化特色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地景观和农业生态系统。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农田生态系统或农业景观中的生物多样性降低都和农业集约化的种植方式以及传统农业管理技术的消失有关。一方面，农田农地的过度开发、田块的规模化经营、乡村沟渠路面的过度硬化导致了农业半自然生境的减少或消失，世界范围内45%的稀树草原都转化为农业用地，70%的草地以及森林被开垦成农田。另一方面，农业集约化管理过程中对高产和稳产的过度追求，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导致农业景观均质化、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减低；集约化的农事管理中大量使用的农药、化肥造成农业环境质量急剧降低，直接导致农业生物多样性减少[4]。农业的集约化经营通常导致自然生境破碎化，使得农田和般自然生境、自然生境变成相对离散化分布状态，减少了农业景观的复杂性。破碎化的自然生境不仅减少了某些物种的丰度，还会影响物种之间的关系及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稳定性。农用土地向低级、简单的生态系统退化，空间异质性减少。另外，农用地闲置或撂荒均会导致某些生境类型的消失，进而会威胁生物多样性。

3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的是保证我们现在以及将来能够获得和应用这些农业生物多样性资源和相关的技术。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多，对其进行保护就比自然生物多样性保护要艰难得多。对于农业遗传生物资源，我国很多科研单位进行了作物遗传资源的收集、保存和迁地保护等工作，但是这些工作多为种质资源的搜集和保存，而且局限于少数农作物的种类和品种，对半栽培、采集利用的野生物种开展的保护工作相对较少。动态保护的理念下，农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措施还是强调就地保护。就地保护是由农户以储存的种子或繁殖材料为基础进行农业生产和管理的一个过程。目前在大部分地区，就地保护对多数传统品种、野生近缘种来说仍然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我国建立了野生植物原生境保护点，通过这种自然保护的形式对野生植物进行保护。但也存在缺点：第一，保护的目标物种较为单一，保护的投入相对较大；第二，除了对少数野生近缘种有效外，对栽培品种、半驯化品种等农业生态系统的多数物种是无效的。就地保护的另一种措施就是扩大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景观多样性被认为是一种很好的提高农业生物多样性的手段，例如庭园系统可以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蔬菜、观赏、药用、材用植物，被认为是野生植物的避难所，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基因库，也是野生植物向栽培植物进化的重要试验地。庭院管理者会从周边野生环境中引入半栽培植物，以较小的管理强度保护了很多的生物多样性。非作物生境或半自然生境类型，如林地、田块边缘区、草地、灌木篱墙等，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异质化空间，这些非作物生境可以作为捕食性昆虫、传粉昆虫等动物的避难所，有利于它们迁入邻近的作物生境中对害虫起到调节和控制作用[5]。因此，对农业景观重构和提质，不仅可以提升农业天敌害虫调控、水土涵养、授粉等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还可以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增加粮食产量的目标。国外已经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来保护农田边界,欧美国家就采取了很多农业景观保护的具体措施，如将少部分农田建设为保留地，用于小片林地、坑塘湿地；鼓励种植作物的多样化和种植模式的多样化，鼓励间作套种、发展农林复合经营；建立农田边界缓冲带种植；保护传粉动物、害虫天敌的栖息地和生境。2005年欧盟就开始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增加生态补贴，以生物多样性为保护目标的高价值农田占到农用地的20%。虽然我国在退耕还林还草、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开发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进展，但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面进展缓慢。在我国有一些支持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如鼓励立体种植、间套作、野生动物廊道建设、防护林建设等，但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其他方面，如缓冲带建设、带状耕作、保护性耕作、植物篱种植、植被屏障建设、农田边界建设、农田植被提升、河流缓冲带、农地灌丛管理等，还没有产生综合的农业景观保护政策。

4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建议

就农业遗传多样性和农业物种多样而言，对其就地保护最基本的动力来自自我消费价值和市场价值。就经济价值而言，如果传统作物的产量及价格得到提高，市场价值通过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增值作用而提高，那么受到直接利益驱动下农民会主动种植传统作物。因此，允许对传统品种、半栽培种、采集和管理物种进行提高品质和产量，可能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一定的作用[6]。结合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对调查出来的物种及相关的传统技术，可进行有规划地开发利用，通过建立规划区和博物馆等，发展生态旅游业，提高相关传统资源的利用，以便扩大传统农业生物资源的市场效益。就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而言，农业文化遗产地可以借助遗产的申报和保护工作开展以下保护措施：(1)开展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监测和评价。需要建立综合评估农业文化遗产生物多样性特征的方法，识别农业文化遗产系统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完善现有的农业文化遗产监测体系，定期获取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和保护发展措施的影响；探索结合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和属性数据变化形成预警机制。(2)开展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建设技术示范区。在农业文化遗产的申报过程中，强调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并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系统的重要标准。鼓励对遗产地居民维持、保存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的原因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对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要鼓励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包括与生物多样性紧密相关的社会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研究。对于景观生物多样性较高的地区，可以在研究其维持的机制的基础上形成示范。(3)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开展生态补贴，提高管理者、农户对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和功能的认识。探索不同管理情景下农业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推动基于农业生物多样性长期价值的深入研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重点研究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发展经济之间的协同，使利益相关者都能够从农业景观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受益。另外，积极探索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市场化机制。

5结束语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篇5

1　各缔约方对2020年目标的谈判立场

《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制订201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战略。在工作组会议上，各缔约方对战略计划草案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随后工作组主席成立了接触小组，对战略计划草案进行磋商。各方分歧主要在于国家对生物资源的主权权利、2020年目标、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纳入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体系、保护区面积覆盖率、遗传多样性保护、支持战略计划实施的机制等方面。

1.1　2050年远景目标

远景目标指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保护、恢复和合理利用生物多样性。欧盟国家等认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资产，在远景目标中把生物多样性称为“我们的自然资产”；而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大部分国家认为，应坚持《公约》中国家对其生物资源拥有主权权利的精神，反对使用“我们的”这样的用词。经磋商，决议中删除了“我们的自然资产”这样的表述。2050年远景目标是一个“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世界，“到2050年，生物多样性受到重视，得到保护、恢复及合理利用，维持生态系统服务，创建一个可持续的健康的地球，所有人都能共享重要惠益”。

1.2　2020年目标

挪威及欧盟国家等认为，最迟于2020年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而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认为，这一提议不现实，应降低目标。经磋商，各方认为“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应是一个长远目标，到2020年应维持生态系统的弹性，使其继续提供必要的服务，从而确保地球上多样化的生命，为人类福祉和扶贫做出贡献。最后通过的2020年目标为：“采取有效和紧急的行动以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并确保到2020年生态系统有复原能力并继续提供主要服务，从而保障地球生命的多样性，为改善人类福祉和消除贫困做出贡献……”。

1.3　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纳入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体系

挪威、巴西及欧盟国家等要求，最迟到2020年把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纳入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体系，而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反对这一提议。经协商，决议要求在可能的情况下，把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纳入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体系。

1.4　保护区面积覆盖率

挪威、巴西、哥伦比亚及欧盟国家等要求到2020年陆地和内陆水域的保护区面积占该类区域总面积的比例达到20%，而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及非洲国家等坚持15%；对于海洋和海岸，欧盟国家及挪威坚持到2020年保护区面积覆盖率为20%，印度、马来西亚及非洲国家等坚持6%，其他国家认为10%可接受。经磋商，决议要求到2020年，陆地和内陆水域保护区面积覆盖率为17%，海洋和海岸保护区面积覆盖率为10%。

1.5　遗传多样性保护

挪威及欧盟国家等要求，到2020年阻止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及其野生近缘种的遗传多样性丧失，而巴西、墨西哥、印度及非洲国家等则不同意这一提议。经磋商，决议要求维持遗传多样性。

1.6　支持战略计划实施的机制

在会议讨论文件中，支持战略计划实施的机制十分薄弱，对发达国家出资和提供技术援助没有提出具体要求。发展中国家呼吁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可预测和及时的资金，并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同时强调，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有效履行《公约》义务的程度，取决于发达国家缔约方有效履行其根据《公约》就财政资源和技术转让作出的承诺。但瑞士、欧盟国家等反对这一提议。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欧盟等做出退让，同意发展中国家的要求。

各方围绕战略计划开展了异常艰难的谈判，到会议最后一天才达成协议，通过了《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11-2020年)。

2　2020年目标的内涵

战略计划由2050年远景目标、2020年目标、5个战略目标和20个具体目标组成[7-8]。

2.1　战略目标A：通过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整个政府和社会的主流地位，解决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问题

内涵：这一战略目标要求从根本上消除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因素，完善相关政策，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及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这需要开展公众宣传教育，制定适当的经济政策和鼓励措施，实行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等制度。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消费者和公众也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做出贡献。

目标1：最迟到2020年，人们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价值以及他们能够采取哪些措施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

内涵：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认知，对于实施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和其他保护措施是至关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包括生物多样性的科学涵义、现状与变化趋势、价值和作用、保护与持续利用技术等。这里的价值包括生物多样性的内在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等。提高人们对生物多样性各种价值的理解和认知程度，有利于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使人们投身于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活动中。

目标2：最迟到2020年，生物多样性的价值已被纳入国家和地方的发展与扶贫战略及规划进程，并正在被酌情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报告系统。

内涵：把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和核算体系，能使决策者正确认识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理解生物多样性丧失导致的严重后果，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生物多样性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主流化途径包括科学的空间规划、系统保护规划[9]、战 略环境影响评价、生态补偿机制等。目前已有一些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的方法和工具，但实际应用还存在一定的困难，需要加强这一领域的研究和探索。

目标3：最迟到2020年，消除、淘汰或改革危害生物多样性的鼓励措施(包括补贴)，以尽量减少或避免消极影响，制定和执行有助于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积极鼓励措施，并遵照《公约》和其他相关国际义务，顾及国家社会经济条件。

内涵：一些行业的鼓励措施或补贴政策已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巨大丧失。终止或改革这些补贴政策，是实施该战略计划的关键之一，同时也能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但补贴政策改革是一项敏感的议题，关系到各国和不同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实现这一目标将十分艰巨。

目标4：最迟到2020年，所有级别的政府、商业和利益攸关方都已采取措施，实现或执行了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计划，并将利用自然资源造成的影响控制在安全的生态阈值范围内。

内涵：把自然资源控制在安全的生态阈值范围内，是战略计划的核心之一。降低资源总需求，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将有利于实现这一目标。这需要识别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的部门和活动，定义保持自然资源安全的生态阈值，评价自然资源利用的影响，分析政府、商业和利益攸关方在自然资源生产和消费中的作用与影响，提出改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政策和措施。

2.2　战略目标B：减少生物多样性的直接压力和促进可持续利用

内涵：只有减少或消除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力和压力，才有可能降低或阻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由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和生活条件的改善，生物资源的需求在增加，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压力将越来越大。因此，应提升科学技术水平，提高土地、海洋和生物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

目标5：到2020年，使所有自然生境(包括森林)的丧失速度至少降低一半，并在可行情况下降低到接近零，同时大幅度减少生境退化和破碎化程度。

内涵：生境丧失和退化是造成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因素。这一目标强调的是防止具有高生物多样性价值的生境，如原始森林和湿地等的丧失。提高生产效率，改进土地利用规划，提升生态系统的连通性和自然资源管理水平，有助于减缓生境的退化和丧失。这里需要明确自然生境及其退化的涵义。

目标6：到2020年，所有鱼群和无脊椎动物种群及水生植物都以可持续和合法的方式进行管理和捕捞，并采用基于生态系统的方式，以避免过度捕捞，同时对所有枯竭物种制定恢复计划和措施，使渔业对受威胁鱼群和脆弱生态系统不产生有害影响，将渔业对种群、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控制在安全的生态阈值范围内。

内涵：过度捕捞是造成全球渔业资源枯竭的主要原因。应改进渔业资源管理，减少捕捞量，保证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监测这一目标的实施进展，需要海洋生态系统健康方面的指标，如生态系统功能、已开发目标物种和副渔获物的状况等数据。

目标7：到2020年，农业、水产养殖业及林业用地实现可持续管理，确保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护。

内涵：生物多样性对农林和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生产系统本身及其管理方式对生物多样性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林业部门已制定并实施了很多可持续森林管理的标准，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也在大力推广良好的农林和水产养殖业操作规范。但由于生产和环境条件的不同，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可持续认可认证标准。

目标8：到2020年，污染，包括营养物过剩造成的污染被控制在不对生态系统功能和生物多样性构成危害的范围内。

内涵：污染越来越成为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功能失调的主要原因。更好地控制污染源，提高化肥和畜禽粪便的使用效率，可以使生态系统的营养物质控制在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的水平。监测这一目标需要掌握输入生态系统的污染物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安全阈值。

目标9：到2020年，查明外来入侵物种及其入侵路径并确定其优先次序，优先物种得到控制或根除，并制定措施对入侵路径加以管理，以防止外来入侵物种的引进和种群建立。

内涵：外来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造成了巨大危害。随着贸易和旅游等的发展，这种危害还在加大。外来入侵物种的入侵路径包括引种，随交通工具、货物、物品等传入，随船只压舱水带入，自然扩散等。通过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加强边境控制和检疫措施，可管理外来入侵物种的入侵路径。监测这一目标需要掌握压力、响应和现状等方面的信息，特别是重要外来入侵物种的种类、分布和影响等数据。

目标10：到2015年，尽可能减少由气候变化或海洋酸化对珊瑚礁和其他脆弱生态系统的多重人为压力，维护它们的完整性和功能。

内涵：这一目标考虑污染、过度捕捞等人为压力与气候变化和海洋酸化共同对生物多样性造成的影响。虽然气候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所有生态系统，需要对受影响的生态系统进行排序。目前珊瑚礁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其他生态系统如北极圈、山地森林和湿地也比较脆弱，需要进行监测。

2.3　战略目标C：通过保护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改善生物多样性的状况

内涵：建设和管理保护区，实施物种恢复和引进计划，改进土地利用规划，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建设种质资源库和基因库，合理开展物种迁地保护，有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关键的生态系统。

目标11：到2020年，至少有17%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10%的海岸和海洋区域，尤其是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区域，通过建立有效而公平管理的、生态上有代表性和连通性好的保护区系统和其他基于区域的有效保护措施而得到保护，并被纳入更广泛的陆地景观和海洋景观。

内涵：目前全世界约有13%的陆地和5%的海岸受到保护，而公海很少得到保护。这一目标要求适度增加陆地保护区的面积，重点扩大海洋保护区的面积，关键是提高保护区的生态代表性、管理有效性和连通性，建设生态网络。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应在当地社区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并在充分参与的前提下进行。其他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是一个宽广的概念，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影响的活动如果采取了一定的限制措施，属于这一范畴，如休渔期、休渔区制度。

目标12：到2020年，防止已知受威胁物种遭受灭绝，且其保护状况(尤其是其中减少最严重的物种的保护状况)得到改善和维持。

内涵：减少物种灭 绝的风险，需要消除导致物种濒危的直接和间接压力。保护受威胁物种的分布地，实施物种恢复、引进和保护等工程，可以避免已知受威胁物种的灭绝。由于灭绝的不可逆性，灭绝风险是一个基本的测度。但这一测度对时间不敏感，空间分辨率较低(仅有国家层次的数据)。

目标13：到2020年，保持栽培植物、养殖和驯养动物及野生近缘物种，包括其他社会经济以及文化上宝贵的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同时制定并执行减少遗传侵蚀和保护其遗传多样性的战略。

内涵：遗传资源保护的主要措施是建设种质资源库、基因库和实施原生境保护，其主要障碍是缺乏遗传多样性方面的知识，包括其分布地点、范围和丧失情况等。普遍认为，栽培植物和家畜的遗传多样性正在大幅度减少。虽然通过建设种质资源库、基因库等形式，对很多品种资源实行了保护，但原生境保护进展缓慢，是今后的优先重点保护对象。

2.4　战略目标D：增进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给人类带来的惠益

内涵：人类在改变生态系统并使其为人类生产更多产品时，往往会损害其提供其他服务的能力。生态系统有效管理的目的是确保其长期提供各种服务。该战略目标旨在通过改进对生态系统多种服务的管理、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来提高生态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其重点是维持和尽可能恢复陆地、内陆水域和海洋生态系统，确保生态系统提供各种重要的服务，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目标14：到2020年，提供重要服务(包括与水相关的服务)，使有助于健康、生计和福祉的生态系统得到恢复和保障，同时顾及妇女、土著和地方社区以及贫穷和弱势群体的需要。

内涵：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提供产品、调节、支持和文化服务等功能，不同行业对生态系统服务有不同的诉求，需要在生态系统的不同功能之间进行权衡和协调。一些生态系统对于妇女、地方社区、贫穷和弱势群体的生活特别重要，因此，应优先保护和恢复这些生态系统。应通过参与方式，识别提供基本服务且对当地生活起关键作用的生态系统。在监测这一目标时，应同时考虑生态系统服务的均衡性和针对目标群体的公平性。

目标15：到2020年，通过养护和恢复行动，生态系统的复原力以及生物多样性对碳储存的贡献得到加强，包括恢复至少15%的退化生态系统，从而有助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及防止荒漠化。

内涵：复原力是指生态系统忍受变化而不失去其基本功能的一种能力。恢复森林、其他陆地和海洋景观，提高生态系统的复原力，有利于适应气候变化，给人类，特别是土著和地方社区及农村贫困人口带来惠益。适当的鼓励措施能减少甚至扭转不利的土地利用结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地方社区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这里15%指的是退化生态系统的面积。

目标16：到2015年，《关于获取遗传资源以及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以下简称《名古屋议定书》)已经根据国家立法生效并实施。

内涵：《公约》的第三大目标是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2010年10月在日本召开的《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次会议上通过了《名古屋议定书》。该议定书于2011年底生效，同时制定了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的国际制度，各国应根据国际义务加强国内立法。

2.5　战略目标E：通过参与性规划、知识管理和能力建设，加强《公约》的执行

内涵：很多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是在国家和地方层次上进行的。应根据这一战略计划，制定和更新国家战略和目标，动员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中去。这需要提高、推广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知识，增强各级政府、地方社区和公众的能力。

目标17：到2015年，各缔约方已经制定、作为政策工具通过和开始执行一项有效的、参与性的最新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

内涵：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是把《公约》义务和缔约方大会决定转化为国家行动的主要工具。在制定和实施战略与行动计划时，要有广泛的参与性，把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国家、地方和部门的发展规划，创新和落实资金机制，调动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同时，战略与行动计划应根据新形势、新情况及时更新和修订。

目标18：到2020年，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有关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以及他们对生物资源的习惯性利用得到尊重，并纳入和反映到《公约》的执行中，这些应与国家立法和国际义务相一致，并有土著和地方社区在各级层次的充分和有效参与。

内涵：根据《公约》第8(j)条，传统知识、创新和做法应得到尊重、保护和维持，并在相关地方社区的准许下应用于当地生态系统管理。根据《公约》第10(c)条，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生物资源习惯利用方式应得到保护和鼓励。目标18与目标16是紧密联系的，《名古屋议定书》对传统知识的保护、获取与惠益分享作了一定的阐述。

目标19：到2020年，已经提高、广泛分享和转让并应用与生物多样性及其价值、功能、状况和变化趋势，以及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带来的后果有关的知识、科学基础和技术。

内涵：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和技能，分析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威胁，提出保护与利用的优先事项。应鼓励开展创新研究，开发和应用新技术，改进监测体系。对于已有的知识，应加强相应的知识培训、推广和宣传。发达国家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专门知识，开展人员培训，以优惠条件转让适用技术。

目标20：最迟到2020年，依照“资源动员战略”中综合和商定的进程，用于有效执行《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2011-2020年)而从各种渠道筹集的财务资源将较目前水平有大幅提高。这一目标将视各缔约方制定和报告的资源需求评估而发生变化。

内涵：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缺少执行《公约》的专门人才和资金，应进一步提升各级政府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能力。为此，应大幅度增加用于执行战略计划的资金。这里的资金来源包括官方发展援助、国内各级政府的资金和其他来源的资金。根据《公约》第20条的规定，发达国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可预测和及时的资金。但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开展资金需求评估，明确资金用途和数量。《公约》第X/3号决定规定了“资源动员战略”的考核指标，并将在以后的缔约方大会上制定具体的目标。

3　2020年目标的 评估指标

2020年目标中的各战略目标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战略目标B主要关注生物多样性面临的压力，战略目标C主要关注生物多样性的状况，战略目标D主要关注生物多样性的惠益，战略目标A和E主要关注响应措施。因此，可采用“压力—状况—惠益—响应”这一模型，设计一个统一的用以评估战略计划实施进展的指标体系。2020年目标的实施进展可采用反映目标的指标来评估[10]。缔约方大会确定了遴选指标的原则：(1)政策相关性；(2)科学性；(3)认同程度；(4)低成本。《公约》秘书处于2011年6月20-24日在英国伦敦召开了战略计划有关指标问题特设技术专家组(AGTEG)会议[11-12]。特设专家组认为，指标体系应回答以下4个管理问题：(1)生物多样性的状况是否有所改变？(2)生物多样性为什么会丧失？(3)生物多样性的意义是什么？(4)我们如何应对？这4个问题所对应的指标分别为状况指标、压力指标、惠益指标和响应指标。每个问题下设若干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划分为3种类型：(A)具有全球重要性，应立即使用；(B)在全球层次上优先发展；(C)在全球层次可能不适用，但可在全球以下层次应用(表1)。这些指标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筛选，特别是国家层次指标体系的研究还十分缺乏。

二级指标划可分为3种类型：(A)具有全球重要性，应立即使用；(B)在全球层次上优先发展；(C)在全球层次可能不适用，但可在全球以下层次应用。

4　建议

4.1　高度重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和2020年目标

高度重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和2020年目标，提高对实现2020年目标的认识，以实现这些目标为契机，大力推进《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的实施。

4.2　把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评价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评价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工作和重要手段。通过监测和评价，能了解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动态变化和面临的威胁，分析保护措施的有效性，制定适宜的管理措施。要了解2020年目标和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的实施状况，必须加强生物多样性监测和评价工作，把它作为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并在经费上予以保证。

4.3　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评价指标的研究和应用

指标具有多重目的：(1)改进决策的方式，少量易于理解、影响重大的指标能对决策产生关键影响；(2)评估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的进展；(3)作为不同国际进程、机构和部门之间沟通与交流的工具。2020年目标十分复杂，涉及面广，制定评估指标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根据《公约》第X/2号决定，缔约方应于2014年3月前提交第5次国家报告。我国已在指标体系开发与应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10，13]。但现有指标远不能满足2020年目标评估的需要，尚需开发大量新的指标，特别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物种丰度的指标。应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指标体系研究，为完成第5次国家报告和监测评估国家战略与行动计划奠定科学基础。

4.4　把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建立科学的标准体系和监测网络，开展生物多样性长期监测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篇6

关键词:植物遗传资源;保存;利用

植物遗传资源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球上极为重要的财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作物遗传资源也称种质资源,是具有特定种质或基因,可用于栽培、育种和生物学研究的各种生物类型的总称。长期以来,人类对作物遗传资源的保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遗传资源流失加速,遗传多样性减少和一致性增强,其后果是导致作物遗传脆弱性和病虫害的暴发而造成农业损失,并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植物遗传资源保存的紧迫性

1.1人类活动的加剧,加速了植物遗传资源的流失

随着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人口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增多,特别是对资源不合理的过度开发与利用,加速了作物遗传资源的流失。N.Meuers(1988)估计在过去2亿年间,大约每27年有一种高等植物灭绝,而现在的灭绝速度是自然灭绝速度的1000倍(E.O.Wilson 1988)。我国云南景洪原有野生稻分布点26个(1968年),现仅剩1处;江西东乡原有野生稻分布点7～8个(1978年),现仅有2处。这些种质的消失,是难以用任何现代生物技术重新创造的。

1.2遗传多样性的减少,导致遗传脆弱性和病虫害的暴发造成农业损失

20世纪以来,随着新品种的大量推广,少数品种成为优质品种,品种遗传的多样性减少,遗传基础越来越狭窄,现代品种基因的等位性变异愈来愈少。建国初期,我国有1万个小麦品种(主要是农家品种)在种植使用,到20世纪70年代仅存1000个品种。我国育成的小麦品种数百个,其亲本大都离不开14个骨干亲本。贾继增等用分子检测方法证明现代选育品种遗传多样性最差,地方品种较好,野生种遗传多样性最丰富。用RFLP标记在14个普通小麦品种各条染色体的472个位点进行遗传多样性检测,发现283个位点有多态性,其中硬粒小麦与粗山羊草杂交后染色体加倍育成的Synthetic持有等位变异175个,10个品种间杂交育成的品种只有0～7个。美国在过去100年间,玉米品种丧失91%,西红柿品种丧失81%。作物品种单一化和遗传基础狭窄,增加了作物对病虫害抵抗能力的遗传脆弱性。19世纪40年代,爱尔兰马铃薯晚疫病流行,造成200万人移居美国,50万人死亡。

1.3作物遗传资源的保存,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农业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植物遗传资源在农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洲际引种开创了高产作物引种,使农业总产量提高1倍;石油农业虽使作物产量进一步提高,但也带来了环境污染、作物倒伏等问题的出现。1960年左右小麦、水稻等矮秆基因的开发和利用,标志着第三次农业发展“绿色革命”开始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发明的“水稻野败型雄性不育株转育成不育系”,开创了我国“三系”配套杂交水稻生产的新局面。农业未来的发展取决于人类对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和广泛利用,用一种生产效益型、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食物安全型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方式代替传统的农业运作方式。

1.4遗传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应进行科学分析和客观评价

对植物遗传资源的科学分析和评价是推广利用的前提,特别是利用现代生物技术从分子水平上研究遗传多样性。随着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品种的要求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多,而任何一个品种和类型都不可能具有与社会发展需要完全相适应的性状(基因),必须通过育种途径来实现这一需要。育种工作就是要按人类的意图对植物遗传资源进行加工、改造、选择和培育出符合人类需要的品种,遗传资源为人类提供食品、药品,并为人类构建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2.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方法

保存就是人类利用生物圈(即全部生物)的管理,使其能给人最大的持久利益,并保持其潜力以满足后代人的需要和愿望。植物遗传资源的保存是以天然或人工创造的适宜环境保持样本一定数量和原有生活力及遗传性,使生物个体的遗传物质具有完整性,并能通过繁殖将其遗传物质传递下去,减少繁殖过程中的遗传漂变。保存可采用自然(原生境)和基因库(非原生境保存)相结合的方法。

2.1原生境保存

原生境保存是指在原有生态环境中,就地进行繁殖保存。可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或天然公园等途径来保护野生及近缘植物物种。据国家林业局保护司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底,我国现有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共有1999处,面积为14398万km2,占国土总面积14%左右。建有3个国家级珍稀野生植物保护区:广东高州和江西东乡的野生稻保护区,山东垦利野生大豆保护区,我国卧龙山、长白山和鼎湖山三处被列为国际生物圈保护区。

2.2非原生境保存

非原生境保存是指将植物遗传资源迁出植物原有生态环境以外的地方进行保存的方式。

2.2.1植株保存。可采用种质圃、植物园等保存植物遗传资源的种子或无性繁殖器官的生活力。该保存方法为使植物遗传资源保持一定数量,必须隔一定年限(1～5年)种植繁殖一次。特别适合于产生顽拗型种子的植物(如槭树、七叶树等)。这种种子在干燥(种子水分低于12%),低温(10～15℃)的条件下迅速失去活力。

2.2.2种子保存。主要通过保存种子的种质库来完成。根据库温、保存年限、相对湿度可分为:(1)短期库:库温10～15℃,相对湿度60%,种子含水量为8%左右。主要是临时贮存应用材料,并分发供种子研究、鉴定、利用。种子存放于布袋或纸袋,可保存2～5年。(2)中期库:库温0～10℃,相对湿度<60%,种子含水量为7%左右。以中期贮存为目的。种子存放于玻璃瓶或纸袋,可保存15年以上。(3)长期库:库温为-18℃或-20℃,相对湿度<50%,种子含水量为5～7%。为种子长期贮存,为保证遗传完整性,一般不分发种子。种子存放于种子盒或小铝盒,可保存50年或更长。

2.2.3离体保存。主要是利用细胞具有全能性的特点,采用试管保存细胞培养物质或组织和超低温保存。陈振光于1985年将柑橘试管苗培养在20℃、12h光照条件下,不做转移继代培养保存长达13年。我国建立的马铃薯和甘薯试管苗种质库保存900份和1600份。

超低温保存是利用超低温冰箱(-80℃)、干冰(-79℃)、液态氮(-196℃)、气态氮(-140℃)保存细胞或组织。目前,豌豆和苹果茎尖在液态氮中贮藏时间最长,1～2年后仍有60%以上培养物分化植株。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篇7

    人类可以从野生种质资源中选择目标类型扩大繁殖、推广利用而直接形成品种,或者通过杂交和转基因等方法把目标基因引入作物品种,以改变原品种的某些弱点。例如,朱之悌院士从我国选择1000多株毛白杨(Populustomentosa)优树建立无性系而选育出优良无性系品种[4]。相反,遗传多样性丧失,易出现因环境剧烈变化或某些病虫害爆发而导致物种绝灭的危险。例如,由“单一克隆”起源的小叶榆木(Ulmusprocera)于20世纪60年代在英国乡村常见种植,后来由一种病原菌Ophiostomaulmi引起的病害而毁灭。“单一克隆”是一个极端现象,当今大面积推广种植的某些农作物品种(小麦、玉米、水稻等)显然不是单一克隆,但是群体遗传基础较窄,因病虫害或气候原因导致严重减产甚至绝收的例子也有不少报道。一般而言,即使一个自然分布区狭窄的物种,其分布区内也会存在一定的环境差异,因而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种内遗传分化,即遗传多样性。一个物种能够适应千万年的自然选择而繁衍至今,就说明该群体中存在适应不同环境的基因型。遗传多样性是种群发展和繁衍的物质基础,一个野生植物种,即使种群数量较少,也一定具有较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将种质资源留在野生状态下保存比人工集中保存更能维持其种内遗传多样性。地理分布的不均衡性不同植物种的地理分布特点各异,但也不是随机任意分布,即每种植物都有其独特的地理分布区,而且分布区的面积和位置总在发生着变化。虽然由于种族的繁衍,分布区会逐渐扩大,但是每个物种都以其不能生长的环境限制因子为其分布的边界[5]。我国云南、广东等地热区属于热带北缘向北延伸的部分,由于山脉走向和海拔高度等地理因素的影响,向北延伸的程度参差不齐。我国的热区基本可以按地理位置分为东西两大区域:东区包括海南岛、广东西南部湛江和茂名一带、福建南部漳州、广西南部地区,其中,海南岛主要位于北纬20°以南,雨量充沛,热量充足,是我国热区土地的主要集中点;西区主要包括云南西南部和南部地区、云贵川的干热河谷和热区飞地,以及西藏东南部察隅和墨脱的部分地区,其中,云南西南部热区分布最集中。虽然东西两区都属热区,栽培的诸多热带作物都可以相互引种种植,但是两地自然环境存在着一定差异,同一区域内也存在不同的小环境、小气候,云南哀牢山以东的红河、文山一带的寒害类型与广东湛江和茂名一带的相似,而与哀牢山以西的西双版纳和德宏一带的差异较大。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分布受植物地理起源和扩散能力的共同影响,今天的分布格局是地理气候变迁和植物进化的结果。地理分布的不均衡性表现为不同地域间科属等类群、自然种、种内遗传变异等几个层次的差异。从地域上看,不同省或省内不同县,甚至距离极近的两个小流域之间物种组成和种内遗传变异都相差较大,特别是云南山高谷深小气候多样的自然环境下表现明显。例如,云南野生油料树种琴叶风吹楠(Horsfieldiapan-durifolia)在西双版纳各小流域内的种群,其种子含油率、脂肪酸成份、种子和果实形态特征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自然环境的良好适应性自然环境的良好适应性源自于种内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所谓良好的环境适应性是针对群体,而不是针对个体。例如,爱尔兰普遍种植的马铃薯(Solanumtuberosum)从1845年开始因Phytophtho-rainfestans致病而大量死亡,导致大面积饥荒,后来是从野生型马铃薯中寻找到抗病的变异类型而得到挽救[6]。针对某一个种子植物,其天然群体由多个个体组成,如果遇到恶劣天气或严重病虫害等自然灾害,一部分个体死了,另一部分个体存活下来,继续繁衍。物种分布区的各个小居群间一般都存在环境差异,各个“小种群”进行各自的适应性进化,久而久之,居群间就产生了较大的遗传差异;一般情况,相同的自然灾害不会同时降临于所有的小居群,假设某个小居群灾害严重,只有极少数个体存活下来,其后代群体的基因只来源于这几个“幸存者”,那么“受灾居群”的遗传基础就会变窄(长时间的突变或基因流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群体遗传水平),相应的抗性基因的频率就会增加。来源于不同环境条件的个体具有不同的环境适应性和抗逆性,这是适应性进化的结果。生态环境多样性、种内遗传多样性和环境适应多态性三者相辅相成,或者说是侧重点不同的三种表现形式。

    原境保存与异境保存对种质资源遗传多样性的影响

    所谓原境保存是指在生境不受到破坏的条件下进行保存,例如自然保护区;异境保存则是指在与原有生境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保存,可能是迁移到其它地方,也可能就在原地,但生境已受到破坏。保存种质资源最理想的方法是原境保存,划定自然保护区,不加以干涉,保持原有的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如果原始生境遭到破坏或者分布区破碎而不能实现原境保存时只有进行异境保存(可以原地保存或迁地保存),或者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而引入资源圃集中保存。异境保存将会降低群体的遗传多样性。首先,不可能将野生群体中所有的个体都进行迁移,丢失了部分基因型;其次,由于工作者的喜好或经济性状等因素的驱使,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取样,基因频率和基因型频率定向偏移;另外,最重要的方面,也是人力不可阻挡的方面,即新环境下新的自然选择压。在新环境下,适应能力强的变异类型被保留下来,适应能力差的变异类型则会被淘汰。种质资源迁地保存后,其群体受到人为选择和自然选择的双重作用,遗传多样性大大降低,所以最好不要远距离迁移,尽可能降低新的自然选择压。

    关于保护野生植物种质资源的几点建议

生物多样性的来源篇8

关键词：生物多样性 原因 可持续利用 保护对策

引言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基础，也是当今国际社会环境和发展的研究 热点问题之一。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家之一，它有的生物物种数量约占全球的十分之一，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地区。 但是由于自然、人为及制度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正遭受着严重的损失和破坏，保护生物多样性已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急中之急、重中之重的事情。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原因的分析，提出建设性意见，以资探讨。

1.生物多样性概述

1.1 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含义

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二条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解释：

所有来源的形形生物体，这些来源除其他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

1994年我国政府制订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概念：

所谓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构成的综合体。

但上述对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缺乏全面性、准确性和简练性，故本文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反映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境和所包含的组成部分的综合体。

生物多样性包含三层含义，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遗传多样性是指某个物种内个体的变异性；物种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命有机体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态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内生境差异、生态过程变化的多样性。三者之中生态系统多样性是基础，而物种多样性是关键，遗传多样性含有的潜在价值最大。

1.2 生物多样性的意义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个层次生物多样性的都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意义。物种的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大量野生和养殖的植物、鱼类及动物产品；遗传多样性则对培育新品种、改良老品种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人们可利用一些农作物的原始种群、野生亲远种和地方品种培育高产、优质和抗病的作物。在生态系统中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维持生态平衡。因此生物多样性不仅能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满足人类社会对食品、药物、能源、工业原料、旅游、娱乐、科学研究、教育等的直接需求，而且能维持生态系统的功能、调节气候、保持土壤肥力、净化空气和水，从而支持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其它活动。此外生物多样性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多样性.

1.3 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

我国在1987年公布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一期中，公布的濒危种类有121种，受威胁的158种，稀有的110种，共计389种，其中一类保护植物8种、二类的157种、三类的22种。另据中国红皮书的估计显示，超过1/10即500多种脊椎动物物种和15%~20%即400~500种高等植物已经受到威胁。而我国对境内的物种及其数量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尤其对濒危物种的调查尚不全面。出现的问题是有些国家未列入濒危物种名录的物种面临生存威胁，有的甚至濒临灭绝，而另一些则由于人为的保护、繁育、利用而使种群数量有所增减，因而有必要调整其保护级别或划出、划入保护之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药用动植物，如黄草，急待保护。

此外，近年来野生生物贸易已经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粮食、中医药、服装等对野生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野生动植物的非法交易也急剧增长，对几种濒危动植物物种以及一些没有列入国家保护名单之内的动植物物种数量已经构成威胁。如：藏羚羊。

2.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既有自然发生的，也有因自然发生的，但就目前而言，人类活动（特别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无疑是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则是引起损失的另一主要原因。

2.1 自然原因

一是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其一是物种的形成与灭绝是一种自然过程，化石记录表明，多数物种的限定寿命平均为100~1000万年。其二是物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或变异性、适应性比较差，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难以适应，因此而面临灭绝的危险。如大熊猫，其濒危的原因除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以外，与其本身食性狭窄、生殖能力低等身体特征有关。二是环境突变（天灾），如地震、水灾、火灾、暴风雪、干旱等自然灾害。

2.2 人为原因

由于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同时又过多的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淡薄，从而导致生境破坏时有发生；对生物资源开发过度，有些甚至是掠夺式的开发；环境污染严重；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重视不够以及制度的不健全，这些都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

2.2.1 生境的丧失、片断化、退化

栖息地破坏和片段化已成为我国一些兽类数量减少、分布区缩小和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伐木和占地是中国生境被破坏的两大主要原因。天然林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威胁到从苔藓、地衣到高等物种的生存。此外伐木也是导致森林火灾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在过去25年内因森林火灾共损失了860万公顷的森林。以农业和建设为目的的占用森林、湿地和草原则是生境破坏的另一个原因。据估计，中国目前农田的1/3本来是处女林，这一问题在中国热带地区尤为严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沿海湿地的一半左右已经发生改变,高原湖泊周围的湿地也损失严重。另外，1950~1980年间中国湖泊面积减少1/10。

生境的片断化是指一个面积大而连续的生境被分割成两个或更多小块残片并逐渐缩小的过程。多种人类活动都可能导致生境的片断化。如铁路、公路、水沟、电话网络、农田以及其他可能限制--生物自由活动的分隔物，和自然保护区内修筑公路等人为设施。特别是由于这些人为设施的建立，使得动物的活动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其觅食、迁徙和繁殖，而且植物的花粉和种子的散布也会受到影响。因而引起动植物种群数量下降并引起局部灭绝。同时由于生境的片断化，阳光、温度、湿度及风的变化，也会导致一些物种濒危、甚至灭绝。另外生境的片断化有助于外来物种的入侵，进而威胁到原由物种的生存。

生境退化则是生境部分的失去原有功能，如由于经济发展、过度放牧等原因，使得草场退化严重，引起草原生物生理机能衰退，从而对其生存构成威胁。

草原的退化。

2.2.2 掠夺式的过度开发

许多生物资源对人类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商业化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人类对之的需求随之迅速上升，其结果导致对这些资源的过度开发并使生物多样性下降。

而当商业市场对某种野生生物资源有较大需求，通常会导致对该种生物的过度开发。典型的实例是人类对海洋鲸类的猎捕活动与鲸类数量的消长之间的关系。我国许多药用植物，如人参、天麻、砂仁、七叶一枝花、黄草、罗汉果等，野生的植株都已经很有限了，如果仍不加限制必然导致灭绝。其中偷猎、滥挖走私野生动物行为对生物的多样性威胁最严重。

2.2.3 环境污染

2.2.3.1 水体污染

水体污染能够对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生命周期的任何发展阶段，产生亚致死或致死作用，影响他们的捕食、寻食和繁殖。其中亚致死的水体污染对水体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更为突出、普遍、久远。在这种环境中的生物繁殖能力下降、生长缓慢或者死于环境胁迫有关的疾病。而水体富营养化能使水体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昆明滇池即是一例。

2.2.3.2 土壤污染

土壤污染通常会使当地植被退化，甚至变成不毛之地，同时土壤动物也会变的稀少甚至绝迹，其生物多样性比未受污染区显著下降。如矿区、尾矿堆积地一、矿区废弃地以及垃圾填埋废弃地都少有树木生长。

2.2.3.3 空气污染

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均能对生物体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失，并对生态系统构成危害。经各种途径进入空气的二氧化硫、氨、臭氧等能直接杀死生物。来自冶炼厂废气中的有毒金属能直接毒害植物。而由于臭氧空洞、酸雨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所引发的温室效应等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害、减少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 ，特别是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和酸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2.2.4 外来物种入侵

外来物种入侵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很大威胁。其入侵方式有三种：一是由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城市公园和绿化、景观美化、观赏等目的的有意引进或改进，如在滇池泛滥的水葫芦、转基因生物；二是随贸易运输旅游等活动传入的物种，即无意引进，如因船舶压仓水、土等带来得新物种；三是靠自身传播能力或借助自然力而传入，即自然入侵，如在西南地区危害深广的紫茎泽兰、飞机草。在全球濒危物种植物名录中，大约有35% ~46%是部分或完全有外来物种入侵引起的。2002年来自南美洲亚马逊河的食人鱼又名食人鲳在我国掀起轩然大波。其一旦流入某一水域达到一定规模时，可能会大量屠杀其他鱼类，给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危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2.3 制度原因

虽然我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生物多样性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主要表现在：虽然国家已把环境保护的成效纳入政绩考核之中，但有些地方政府并未把此真正纳入工作计划；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等）对此重视够，缺少相关具体实施细则、行动及专业人员。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物种及其生境的有效方法，我国已建立数目众多的保护区，但相对与国土总面积而言是不够的，而且部分保护区管理混乱、土地权属不清等也需要完善。在法律制度方面，虽已实施《自然保护区条例》多年，但毕竟在法律效力上位阶较低，调整面窄，处罚力度不够，故需要进行新的立法以保护自然保护区、物种及其生境。而在外来生物入侵问题上，虽有一些法规涉及，如《进出境动物检疫法》但没有专门法规对此做相应调整，法律漏洞较大。

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新的城镇、水坝、水库、矿区的开发、建设；旅游活动以及国际合作不充分也会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

3.保护对策

保护生物样多性不仅需要加快治理环境污染，把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重要的是在生态系统水平上采取保护措施，传统的做法主要是建立自然保护，通过排除或减少人为干扰来保护生态脆弱区，在一般情况下，确是保护某些物种或生态系统的有效途径。但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加以完善，有必要通过立法的途径解决，主要是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立法。鉴于外来物种对生物样多性的影响日益严重，而我国却没有专门立法保护措施，故建议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而且随着人口和用地的不断增长，被动的保护已很难真正达到保护的目的，为此提出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同时生物多样性对全人类都有着深远的意义，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参与，故特别强调国际合作和加强国民教育。

3.1 建立、完善自然保护区和制定《自然保护区立法》

自然保护区是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双重性质，并且是一定的空间范围的区域。在我国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惜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和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地的陆地水域和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据《世界资源》1997年的统计，全世界已建立较大面积的保护区1.04万个多，其无论在保有物种、遗传、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还是在保护物种生境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各国也意识到，由于缺法相关法律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混乱，保护区内开发与保护矛盾突出，乱砍、滥挖偷猎行为时有不断，造成一些自然保护区破坏严重。

因此，许多国家对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进行了专门立法。如，英国《国家公园和乡土利用法》，日本的《自然公园法〉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与野生生物保护法》 加拿大的《国家公园法》，韩国的《自然公园法》 等。另外，一些国家制定了自然保护区或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综合性法律，并将自然保护区纳入其中。例如，日本的《自然保全法》、新西兰的《自然保护法》、韩国的《自然环境保护法》等。这些法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取得很大成效。

所以无论是按国际通行做法还是从我国国情出发，都有必要抓紧制定一部《自然保护区法》，对由于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开发和利用而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建议在原有法规中法律制度：如审批制度、分级分区制度、管理制度、检查应急制度的基础上，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如分类性保护和管理制度、监督管理体制、投入保障制度，借鉴国外相关先进经验，创设新的法律制度，如功能区划制度和社会影响评价制度。

3.2 防止外来物种和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

外来物种入侵不仅对当地生物构成威胁，同时对经济和人体健康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立法。如美国先后颁布或制修订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外来物种预防和执行法》、《国家入侵生物法》、《外来有害生物预防和控制法》、《联邦有害杂草法》等；新西兰《生物安全法》等。

我国虽有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外来物种管理，如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农业 和林业局分别建立了水生和陆生野生动物引进审批制度；《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和《植物检疫条例》。但是目前尚无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门法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涉及到 外来入侵物种物种，但未制定专门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行动计划，所以中国急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确保生态安全和保护本国生物多样性。如设立引种许可证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外来物种入侵预警机制。

另外，对外来物种进行普查和有计划清除，也很有必要。

3.3 在保护中持续利用生物资源

虽然全世界已建立众多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多形式保护方法方式，但相对于地球生物圈而言，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是有限的。因此人们认识到，有效和长期可信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指对生物资源的利用应以使生物多样性在所有层次上得以保护、再生和发展。对保护而言，没有合理利用也就没有保护。利用自然保护和发展旅游业就是一例。不但有经济效益，实际上也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本身就是社会效益的体现，也是自然保护的价值体现。

另外建议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并将其纳入他们的生产计划中，鼓励生物的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包括根据当地资源的实际情况实施传统的农业和林业措施；推进科研与教育；采取必要的办法使保护区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和进行迁地保护。

3.4 国家合作与行动

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共识是生物多样性问题不是局部的、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有关组织、世界科学界和各国政府部门认为国际合作是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的参与国际合作加入协定，联合打击跨国非法贸易与捕猎。加强科研协作，但要注意与产权问题。

我国已加入的公约协定有《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国际捕鲸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热带木材协定》、《关于保护特别水禽的重要湿地公约》等等，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应积极的开展国际合作，并制定相关的实施计划与细则，在必要的情况下制定相关行政法规或法律。

3.5 加强环保教育

从整体和局部看，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好坏，大量资料表明，凡是受环保教育程度越低的国家和地区，通常生态环境破坏频率越高、程度越深、问题也越多。而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社会问题来说，除发展外，更多的应加强民众教育，广泛、通俗、持之以恒地开展与环境相关的文化教育、法律宣传，培育本地化的亲生态人口。特别值得重视和提倡的是利用当地文化、习俗、传统、信仰、宗教和习惯中的环保意识和思想，如民族地区的龙山、凤水，进行宣传教育。另建议在中小学中专门开设环境课程或在自然、化学、生物、地理及中进行环保教育，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课外活动。

此外，加快对全国生物多样性的清查；根据实际情况变更动植物保护级别；恢复破坏的生态系统；及对一些重点珍稀濒危物种进行人工繁育和扩群工作，也很有必要。总之，一个物种的消亡往往不是单个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是一件综合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参与，不仅需要政府，更需要民众；不仅需要单个学科，更需要多学科；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全球的共同参与与合作。 参考文献：

[1] 王羲 国际环境法 法律出版社 1998

[2] 韩德培主编 环境保护法教程 法律出版社 1998

[3] 曹志平 生态环境可持续管理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1

[4] 毛文永、刘剑平全球环境问题与对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3

[5] 伊武军 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海洋出版社 2001

[6] 熊治延 环境生物学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7] 中国外来物种黑名单 科学生活 2004（3）

[8] 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2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