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维度范文

民族文化的维度篇1

对“民族精神”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广义上的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其中既有正面的、积极的、有益的成分，也包括一些中性的、落后的成分；狭义上的民族精神是指反映大众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精粹思想、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多数学者认为“国民的劣根性”很难列入民族精神的范畴。因此，对于民族精神的内涵，一般应从狭义上理解。[1]民族精神是指用以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推动一个民族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柱。民族精神具有稳定性和广泛性。民族精神往往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凝练而成的，沉浸在民族意识的深处，不会轻易改变。民族精神对本民族的文化有广泛的影响力，扩散到民族意志、心理、思维等各层面。民族精神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因素，可以激发民族的进取心，引领民族前进的方向，是克服消极颓废、腐朽落后文化的依托。民族精神也需要总结和挖掘，不会自然生成。不过，此处所指的民族精神不同于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的“民族精神”。其实在萨维尼的论著中，并没有采用民族精神的概念，而是表述为“民族性”或者“民族个性”。本文中所指的民族精神则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与灵魂。萨维尼的民族个性显然在外延上要广泛得多，包括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语言、心理、行为和社会制度等多重内容。WWW.133229.COM所以，民族精神虽然与萨维尼的民族个性有密切的关联，但它是对民族个性的高度的概括，是在民族个性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思想。

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往往与民族精神有密切的关系。当民族精神得到较为充分的张扬，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充分显现时，就会像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样，在思维范式的形成和完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司法改革实际是民族文化变迁的组成部分，其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精神的深刻影响。用民族精神影响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克服司法改革中引进、吸收、创新等环节出现的困难，最终形成和完善司法的民族特色，这在世界各国的司法改革中不乏成功范例。

美国司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其民族精神的主导。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是美利坚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在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坚持真理和理想信念的思维范式得到坚持。个人权利本位根植于美国深厚的社会土壤之中，反对专制，主张分权制衡，时刻警惕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过度干预。在法律领域，自然正义和正当法律程序占据了思想的主流，分权制衡在司法制度内部结构上有鲜明的体现。在实用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形成兼收并蓄、避免盲从、不断创新的思维范式。美国没有完全受英美法系司法传统的束缚，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出发不断进行司法改革。例如，在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上，既积极借鉴大陆法系立法优势，投入到“法典化运动”之中，明确诉讼规则，保证司法的统一性。又不是简单的采取借鉴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态度。美国司法制度的构建和改革历程表明，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民族精神主导着其思维范式，以包容和持续创新的思路推进司法改革。既承认英国司法传统的知识主要来源地位，又不迷信权威和模式，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前提下拿来所有有用的司法理念和制度。

日本相对成功的司法改革，也得益于民族精神对思维范式的科学改造。强烈的危机意识、生存意识、进取精神，使日本民族逐渐形成善于学习、严谨精细、团结合作的民族精神。在严谨精细的民族精神影响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增添了精细化的特征，精心设置和完善自己的司法制度，非常讲究司法的精确性和效率，“精密司法”渐至成型。例如，在刑事诉讼中，偏重发现实体真实的诉讼目标，制定严格的起诉标准，注重周密侦查、慎重起诉、细致审判，致使刑事案件的有罪判决高达99%以上，并且错案率极低。[3]

综合美国、日本的司法制度构建和改革过程，能够清晰地看到民族精神在司法改革中的主导作用，民族精神不但主导司法理念和制度的改革，更在思维范式的形成和完善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使司法改革的思维范式成为锤炼司法理念、设计司法制度的良好基础，为司法改革提供合理的思路。

在中国司法改革中发挥支配作用的应当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在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逐步挖掘和总结出来的，它对我国社会变革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厚的影响力，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尽管很多专家对民族精神内涵的范围理解不太一致，但几乎都将“合和”精神列为最重要、最核心的民族精神。“合和”精神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系统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世界观具有整体统一的特点，从来不是孤立地、分割地看待世界。这种思维方式注重思维内容的统一性，不轻易将研究的对象排除在系统之外，更容易从宏观的、全局的角度审视问题。其次是协调性。《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反映对世界相互依存、协调共生的认识。在司法活动中追求国法、天理、人情的统一。可见，即使是在矛盾冲突中，追求协调，消解对立，也是处理问题的出发点。

“合和”的民族精神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坚持系统性和协调性，追求和谐共生，以包容的态度看待不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基本思维范式，即使在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最剧烈的时期，也仍然深受这种思维范式的影响。以往人们在谈到我国近代社会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时，多强调对西方文化排斥性的一面。事实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对西方文化虽然表现出较强的排斥性，但对其包容性的一面并没有完全被抹杀。清末司法的变革，使中国封建社会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宣告寿终正寝，向宪政之路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司法独立这一原则尽管更多地流于制度和形式，但毕竟一举奠定了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基础，拉开了司法现代化的序幕。[4]可见，系统性、协调性、包容性的思维尽管有时可能被对立性的思维范式所压制，但在民族精神的支撑下而得以延续。当中华民族精神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合”精神的科学性、进步性被人们所认识时，对立性的思维范式就逐渐丧失精神层面的基础，思维的理性精神就取得优势。

因此，通过对中华民族“和合”精神的挖掘与弘扬，推动司法改革思维范式的改造，消除司法改革中的不合理“信念”，构建科学的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完全是可行的。当下，将中西司法文化截然对立的思维范式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而改造这种不良思维范式的方向，就是在中华民族精神主导下构建“对话型”思维范式。

“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承认不同司法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但更强调不同司法文化的协调共生，注重不同司法文化在各自民族文化中的适宜性。从世界性的角度上看，当不同司法文化作为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存在时，维持系统完整性就是各个司法文化的一项重要功能。当这些司法文化之间出现差异和冲突时，不是一种司法文化对另一种司法文化简单地排斥、吞并，而是在确认司法文化之间平等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商讨性的交流。“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所具有的这些特质，正是中华民族“合和”精神的充分反映，是东方思想和智慧在社会转型中的合理运用。“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应是在“世界司法文化”的宏观视角下平等看待所有民族司法文化，即抛弃现在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反对以民族主义简单排斥西方文化。其实，将对话和交流作为一种基本思维模式，在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也有表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该理论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就是指交往、对话、理解、共识，生活世界就是交往主体共同拥有的世界，是主体交往的基础、前提和背景。[5]“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既立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厚根基，也是反思以往的对立性司法改革思维范式的结果，与当下影响越来越大的“世界主义”的潮流不能不说是一种契合。

“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不会自动产生，需要经过复杂的建构过程。要使其上升到人们信念的层面，成为社会主流的思维范式，并嵌入到社会个体的意识深层，必须在文化建设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既然与中华民族精神有内在的一致性，其范式的形成与民族精神的挖掘、建构、弘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人们认识到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动力，用民族精神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成为自己生活方向的主导时，民族精神就可以在形成和改造自己的思维范式中发挥主导作用，反思与民族精神不相容的现有思维范式，“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才有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俞祖华，赵慧峰，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3，12

[2]刘晴，段明学，日本精密司法述评[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5

[3]严晶，论清末前后的司法特征[j]，苏州大学学报，2006，4

民族文化的维度篇2

【关键词】 民族文化价值观； 中小企业； 汉族； 维吾尔族； 回族

中图分类号：F27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8-0063-04

一、引言

党的十以来，多次强调正确认识民族文化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民族传统文化作为治国理念的重要来源，成为了当前的理论热点。自2010年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在执行对口援疆战略过程中，许多内地企业开始向新疆增加投资项目并吸纳当地劳动力，这样领导者在面临管理更多持有不同价值观个人的同时，需要了解文化价值观对企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本文以提高关注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为重点，以加深对文化的了解为目的，主要考察民族文化价值观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工作满意度作为企业重点关注的非财务绩效指标，已成为了新兴市场无形资产的重要参数。如果员工绩效不能得到公正评价，会挫伤员工的积极性，降低其满意度，严重时还会导致人才流失[1]。至今工作满意度的研究领域只局限于研究某个特定企业甚至一个组织，或局限于研究员工特征即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对内在工作动机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目前这些研究主要报告了不同国家间工作满意度的差异，而这些报告大多数没有考虑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数据 [2]。本文以新疆地区中小企业汉族、维吾尔族和回族企业管理者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文化与民族文化价值观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民族文化价值观

文化被定义为感知环境的一种过滤器。它由各种因素构成，包括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模式。而文化价值观是文化中的价值观要素。关于民族文化价值观，Hofstede[3]的研究对跨文化管理的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采用因子分析法，将文化价值观界定为四个维度：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不确定规避、权力距离和阳刚。之后他在之前的四个度量方法基础上又增加了三个维度，分别为长期导向、纪念主义、纵情与克制。最近，在Hofstede的VSM2013的度量方法中只加入VSM2008度量方法的长期导向、纵情与克制两个维度 [3]。此外，还有其他研究人员也在Hofstede的四个量度基础上，提出民族文化价值观维度。如Trompenaars and Hampden-Turner [3]提出了民族文化价值观的七个维度，包括归属、情感、传流和外部控制等。本文采用Hofstede et al. [3]的度量方法分类量度民族文化价值观。hofstede的六个文化维度分类概念定义见表1。

（二）工作满意度

组织非财务绩效指标是用来评估一个组织非财务绩效方面的参数。非财务绩效指标是描述性的，因此，它是一套不能由财务系统衡量的变量，如客户满意度、员工满意度、管理控制系统等。

工作满意度的一个经典定义就是某个人对自己工作或工作经验的评价，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或是积极的情绪状态 [5]。关于工作满意度的预测值以工作与工作环境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五类：

1.组织形象。这个领域主要关注员工对组织的看法以及组织员工对品牌倡议的有效性。

2.组织愿景。主要关注组织文化/伦理方面、企业恰当做出决策的能力以及告知员工组织发展方向继而让员工了解组织发展状况。

3.上司。这个领域主要集中研究员工与经理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对管理者专业与领导能力的感知。

4.同事。主要关注同事之间关系、专业合作程度和社会归属感等社会环境。

5.工作环境。这个领域主要关注工作内容、工作物质环境、工作保障、薪酬和福利待遇等。换句话说，除了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外所有与工作有关的环境。

（三）工作满意度与民族文化

目前大多数组织案例中，研究结果只停留在各国工作满意度的不一中[2]。有一些研究已提出不同国家间存在工作满意度差异。但这是否真的意味着组织单位运作的不一或是民族文化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Eskildsen et al.[2]研究不同国家间工作满意度差异，发现越是阳刚气质与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越倾向于低工作满意度。根据以上分析，Hofstede这六个文化维度的差异有些可能是导致不同工作满意度水平的外源性因素。由此提出假设1。

H1：民族的工作满意度水平受到Hofstede的文化维度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和实证分析

（一）变量设计

1.民族文化价值观变量

学者们已提出大量的民族文化研究方法。本文采用Hofstede的民族文化维度分类，因为它已得到实证验证且最广泛地引用在企业会计研究领域上。

Hofstede et al. [3]民族文化价值观维度分类从七个分类变为六个文化维度，分别为个人主义/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雄心、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纵情与克制，共有24个项目 （个人信息例外）。问卷的衡量维度从个体层面相关性变为民族层面的相关性。这表示个体层面相关性产生人格维度，而民族层面相关性产生民族文化维度。可以说Values Survey Module中进一步达到了衡量民族文化维度的精确性水平。各维度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权力距离指数（PDI）=35（M07-M02）+25（M20-M23）+C1

个人主义指数（IDV）= 35（M04-M01）+35（M09-M06）+C2

雄心主义指数（MAS）=35（M05-M03）+35（M08-M10）+C3

不确定性规避指数（UAI）=40（M18-M15）+25（M21-

M24）+C4

长期导向指数（LTO）=40（M13-M14）+25（M19-M22）+C5

纵情与克制指数（IVR）=35（M12-M11）+40（M17-M16）+C6

根据Hofstede的计算方法，M表示该量表项目平均值。Hofstede[3]的上述设计中一个民族就是一个计算对象。本文借鉴国内计算民族文化价值观方法，分析民族文化价值观与管理控制方式的关系，所以以每个企业（也就是每份问卷）作为观测点，计算代表每个企业的个人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各个维度的值，所以Hofstede公式中M此时指的是该人对该项目的选择值[6]。本文问卷设计中民族文化价值观与管理控制方式设计在一个问卷中，所以每个企业只调查了一个民族并作为其观测点，计算每个企业文化价值观，并把这种计算结果作为观测点，进行统计分析。

各公式后面的常数项C是将计算的每一个指数转换为0―100间的一个数值。本文采用Hofsteded（2013）的计算指标公式并借鉴丁宏凯和郑石桥[6]的方法不直接确定C，而是对指标计算得分进行线性变换，计算方法如下：

各维度线性变换后的得分=（X-min）/（max-min）×100

2.员工满意度

企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员工满意度指标打分。问卷用7级里克特量表方法，由低到高排列员工满意度程度。1分表示员工满意度低，7分表示员工满意度高。

3.文化

文化指标是通过对民族文化价值观各六个维度进行因子分析得出分数。

4.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管理控制方式的影响，本文设计了如下控制变量：民族、学历、职务、行业、总资产、行业所处的竞争程度和环境不确定性等。其中竞争程度与环境不确定性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各指标的得分数。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收集

本项研究的问卷调查对象为新疆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市、库尔勒市、哈密市、阿克苏市、喀什市、和田市）中小企业的汉族、维吾尔族和回族企业各级领导人或财务人员。选择这些地区以新疆地区民族集中居住地为依据。问卷根据量表设计确定民族文化价值观与企业非财务绩效具体量表项目，问卷设计为7级里克特量表。问卷针对三个民族，每个民族共发出200份，收回441份（汉族158份、维吾尔族145份、回族138份）。

（三）实证结果

1.变量描述性统计

根据表2可知，员工满意度最大值为7，最小值为3，均值为5.06，表示员工满意度基本上处于中等水平。关于文化价值观维度，根据均值可知，各民族管理人员比较倾向高权力距离、表现出集体主义、倾向于雄心、高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克制的文化价值观。

2.假设分析与检验

本文从民族、民族文化价值观与文化角度出发，分别考虑它们对其员工满意度的影响。

（1）不同民族与员工满意度之间的差异分析

相应的差异显著性检验与民族间行为控制对比差异如表3与表4所示。

从工作满意度方差分析表知悉，就汉族、维吾尔族与回族三个因变量而言，整体检验的F值5.670（p=0.004

0.05）未达到显著水平，即回族与维吾尔族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2）民族文化价值观与工作满意度差异分析

本文针对所提出的文化价值观对工作满意度产生影响的假设进行逐步回归分析，从而检验文化价值观是否是导致工作满意度不一的外源性因素。

实证检验中，工作满意度JS作为因变量，环境不确定性、总资产、企业性质与教育程度为控制变量。本文设置虚拟变量Firmcharactor1表示中央企业的新疆分部，Firmcharator2表示新疆地方国有企业，Firmcharactor3表示私营企业，Firmcharactor4表示外商投资企业，Edu1表示教育程度高中以下，Edu2表示教育程度大专，Edu3表示教育程度本科，Edu4表示教育程度研究生及以上。根据以上变量设计，因变量的回归模型如下：

根据以上变量和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本研究采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法对民族文化价值观六个维度导致不同工作满意度进行实证检验。根据表5所示，六个预测变量中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预测力的变量有权力距离、雄心指数与长期导向。即对于一个特定的民族，雄心、高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导向能够对工作满意度起决定性作用。越是雄心，越倾向于长期导向、高不确定性规避的社会，越表现出低工作满意度。此实证结果与Eskildsen et al.[2]的实证结果不太相同，Eskildsen et al.实证结果发现雄心指数和权力距离有预测力。但本文发现，除了雄心指数和权力距离，长期导向对工作满意度也有决定性作用。

（3）文化与工作满意度差异分析

本文除了研究不同维度分类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对工作满意度产生的影响之外，还研究以这些文化维度为基础的总体文化指标对管理控制方式的影响。

根据以上变量和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根据表6，文化是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预测力的变量。文化与工作满意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文化对工作满意度起决定性作用。

四、讨论与总结

认识和了解民族文化差异如何反映在工作满意度上，对理论界和实务界具有重要意义。依据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就不同民族与工作满意度关系来说，三个民族都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汉族与维吾尔族的工作满意度均值大于中值，表现出较高的工作满意度，而回族次之。汉族与回族、汉族与维吾尔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回族与维吾尔族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二，六个预测变量中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预测力的变量有权力距离、雄心指数与长期导向。此实证结果与Eskildsen et al.[2]的实证结果不太相同，Eskildsen et al.实证结果发现雄心指数和权力距离有预测力。但本文发现，除了雄心指数和权力距离，长期导向对工作满意度也有决定性作用。

第三，就文化与工作满意度关系来说，文化是对工作满意度有显著预测力的变量。文化与工作满意度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文化对工作满意度起决定性作用。

第四，根据以上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并非所有的文化价值观都会影响其工作满意度。有些产生差别化影响，有些则不是。因此，企业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结合各自所具有的文化特色提高工作满意度水平，改进非财务绩效管理系统。

【参考文献】

[1] 耿云江，赵晓晓.大数据时代管理会计的机遇、挑战与应对[J].会计之友，2015（1）：11-14.

[2] ESKILDSEN J，KRISTENSEN K，HENRIK 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 satisfaction and national culture [J].The TQM Journal， 2010，22（4）：36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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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HARLES H，FONS T. Riding the Waves of Culture： Understanding Cultural Diversity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M]. McGraw-Hill， London，1997.

[5] LOCKE E A. The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job satisfaction，in Dunette， M.D.（Ed.），Handbook of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M]. Chicago：Rand-McNally，1976.

民族文化的维度篇3

在汉语水平上，将维吾尔族大学生分成三组进行研究：水平高组、水平中等组以及水平低三组。研究结果显示：汉语水平中等的学生在汉语普通话、维语的地位价值维度和亲和力维度上以及带口音汉语的地位价值维度上的评价最高；汉语水平低的学生则各项评价都较低。在汉语水平低的小组中，其对维语的亲和力评价远远低于对地位价值维度评价，地位价值维度的评价与平均值相差不大，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不同。在带有维语口音的汉语评价上，汉语水平低的学生对其亲和力维度评价较高，对其地位价值维度评价较低。在汉语水平因子上，汉语水平中等的学生在各项得分上都最高，主要是因为这些大学生对汉语掌握得不够，他们还处在探索汉语文化中，所以对汉语保持着较浓厚的兴趣。他们一方面认为汉语难学，一方面又认为学好汉语能欣赏汉语电影、文学作品等，所以尽管汉语难学，但仍保持着较积极的学习态度。对于汉语水平高的维吾尔族大学生而言，他们对汉语已没有了较高的学习兴趣和热情，而且，汉语的难学会使其对汉语产生一定的抵触等消极情绪，所以其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较低。对于汉语水平低的学生而言，带维语口音的汉语正是他们交际中用到的语言，所以会倍感亲切，故而亲和力评分较高。

二、民族认同感

对此问题，同样将学生分成三组，分成高、中、低三组。在这一因子的研究上发现，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越高，他们对汉语普通话的地位价值维度评价就越高；而在亲和力维度评价上，民族认同感中等的学生对汉语普通话的评分最高，民族认同感高的学生对汉语普通话评分最低。在维语评价上，地位价值维度和亲和力维度评价上最高的均为民族认同感中等的学生，接着就是民族认同感高等的学生。在带有维语口音的汉语上，三组学生给出的地位价值维度评价相差不大；在亲和力维度上，民族认同感高的学生给出的评价最高，其次就是民族认同感中等的学生。研究结果表明：维吾尔族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越高，其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就越低。汉语普通话作为我国的官方标准语言，是每一个维吾尔族大学生都需要掌握的语言，而带维语口音的汉语则成为汉语普通话与维语之间的缓冲点，这样就使得维吾尔族大学生较容易接受。虽然各组学生对维语的评价都高于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但总体上来说，学生对汉语普通话的评价也不低，这反映出维吾尔族大学生对汉语的一种矛盾心理，即既对母语持有较高的忠诚度，也认可汉语。

三、高校加强语文语言教学的建议

前已述及，不同的背景会使得维吾尔族大学生的语言态度产生截然不同的变化趋势。为减少新疆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文化冲突，促进各民族的大繁荣，促进新疆地区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在高校教育中，对维吾尔族学生应采用更加贴近其民族的教学方式，尽量满足维吾尔族学生的需求，灵活运用教学方法，考虑到学生的民族情感，利用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同时通过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主动学习汉语，培养学生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另外，在社会交往中开展汉语的学习，让学生感受到汉语交际的乐趣，让学生在体验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学习汉语，利用角色扮演、对话、情感交流、实地研究、文化分析等方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汉语能力。[3]最后，教师还要重视民族认同的引导工作，努力消除维吾尔族大学生对汉语的认同障碍，通过职业生涯规划、新生入学教育、校内活动、心理咨询室、民族文化解读等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并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其他民族文化，增强其对汉语的适应能力，提高汉语教学质量。

四、结语

总之，维吾尔族大学生对汉语、维语的认同问题需要认真对待，使维吾尔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加强其对汉语的认同度，提高汉语教学效果，促进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融化和交流，推动各民族共同进步。

民族文化的维度篇4

【关键词】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于田县

于田县群众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维吾尔族、汉族、回族等民族共同生活、信仰伊斯兰教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全县共有340千左右人口。信教群众占全人口的98%以上。他们大部分是维吾尔族，回族等民族。

一、基本县情

于田县位于昆仑山北方，塔克拉玛汗沙漠南缘，是分属于和田地区的一个行政县，距和田市180公里。全县面积3.95万平方千米，总人口21万人。主要由维吾尔族、汉族、回族等三个民族组成的，其中维吾尔族占91%，有的民族只有少数人，是一个以农为主、农牧结合的农业县，全县耕地面积38万亩，人均耕地1.73亩。近年来，党和国家的正确引导，对口援疆各省市的支持和扶助下，于田县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各族人民都能享受到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成果。但由于受自然、地理等因素和各种渗透思想的影响，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还保持缓慢状态，有些乡村农民还没脱贫，是南疆的部级贫困县之一。

二、加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主要做法

1、紧抓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

于田县是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全县98%是久居的维吾尔族，2%是汉族与其他的少数民族，做好于田县民族团结工作，事关全县社会稳定的大局，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局，事关全县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县委、县政府将民族事务科学管理、精心实施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并深入全县18个乡镇内，运用各种宣传媒体和下乡讲座等多种形式，向广大农民群众传达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面达95%以上。组织国家干部驻村工作组，县城直辖单位的部分干部驻村开展了“访民情 惠民生 聚民心”等系列活动，以便增强干部群众的关系，并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基层管理的民主化。

2、充分发挥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积极作用确保社会稳定

近年来，于田县贯彻党的自由政策，满足群众的宗教需求，争取民心，教育群众，抵制渗透，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做了大量工作。在“7.5”事件发生后，于田县及时成立了宗教法制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给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解释宗教和民族问题的本质，配合政府各部门深入全县18个乡镇开展社会主义法制宣传教育。对宗教场所加强管理和监督力度，在全县对各大小清真寺的“伊玛目”组织短期培训，提高了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发挥宗教界人士的桥梁作用，宣传党的自由政策，防范和抵制境内外分裂势力的渗透思想，积极引导信教群众保持理智和冷静，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宗教和谐、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

3、尊重和维护各民族的风俗习惯，统筹协调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大力宏扬传统民族文化

于田县各民族的民风民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尤其是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形式很独特的。文化产业也是于田县经济社会的重要支柱。因此，于田县各级部门将文化产业摆在重要位置，利用文化优势，大力挖掘传统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如;“太力拜克”和“派里间”是于田县维吾尔族的传统服饰文化。今年8月份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于田县新世纪文化街上，开设了“60太力拜克”夜市。这不仅展现了于田县维吾尔族的传统服饰文化，还增加了当地农民的经济收入，并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此外，县党委政府，结合该县实际，以举办各种文化节，努力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的了解、交流与合作。以村为单位组织村级农民运动会，丰富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世界，发扬特色的传统民族文化。

三、存在的问题

于田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中，在各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全县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奋斗，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一是由于于田县农业为主的贫困县，匮乏资金投入，少数民族地区有一些困难和问题，包括经济差距拉大，上学难、看病难等实际问题直接关系到加强和维护民族团结。二是于田县农业人口较多，农村群众科学文化基础薄弱，思想僵化，在宣传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时接受和理解能力有限，农民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不够，宗教气氛浓郁，这也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有消极作用。三是近年来，境内外的渗透思想和暴力恐怖活动也日益再现，混淆了信教群众的思想观念，破坏各民族间的大团结，影响到该县的社会稳定，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四、对策和建议

1、继续加大民族团结工作力度

于田县加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进步创建工作取得的成绩值得肯定，需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查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兴边富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反对和抵制渗透思想，统筹安排，同步推进。

2、继续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全县各乡镇、村组要充分认识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意识，把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摆上重要位置，切实抓紧抓好。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周密细致地做出安排，深入开展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热爱伟大祖国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宣传教育。努力使“三个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自觉地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3、加大扶贫力度和资金投入

贫穷落实，是影响于田县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因素。由于各种原因于田县比其他地方晚发展了十几年，各项事业的发展都需要给予大力支援。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大对于田县的帮扶力度，在资金投入上向民族地区倾斜，帮助村民脱贫致富。资金投入要重点解决道路交通、农村基层设施建设、民族文化开发保护、教育补贴等问题。具体需要各级各有关部门与于田县对接后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方案。

4、切实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

在民族工作中，要正确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保护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合法权益和扩展他们与党委、政府间的良性沟通渠道，是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有效办法。通过他们说团结话、办团结事，树立他们的威信，进而带动群众一心一意搞建设，为维护团结稳定的社会局面做贡献。

【参考文献】

[1] 杨敏.城市社区民族团结教育研究[J].鸡西大学学报，2013.2.48～49.

[2] 徐杰舜，磐石.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496.

【作者简介】

民族文化的维度篇5

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间文学、民俗学学科发轫以后，学者开始借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关注边疆问题和民族问题;对新疆民间文学的关注也就是在这时开始的。建国前，维吾尔民间文学工作者鲁•穆塔里甫搜集整理了《伊犁维吾尔民歌》，先后从书中精选了一部分翻译发表在《反帝战线》(1940年4月号)上;中国边疆学会编辑的《中国边疆》也曾刊载过《维吾尔民间歌谣辑译》(南京，1948年)。这些工作可以看作新疆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开始，同时也是当时学界试图通过边疆问题的研究来实现“经世致用”、实现“创化出现时代适应于中国的新风气”的目的的重要体现。建国后，新中国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促进了我们对新疆民间文学的了解。这些调查虽然不是专业的民间文学田野作业，但却为以后的深入调查提供了很多线索和第一手资料。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疆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近百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达斡尔族等十几个民族的民间文学资料集(含维文、哈文、汉文)。特别是“新疆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搜集整理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全面认识和研究新疆民间文学提供了比较翔实、客观的资料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从事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的专家。同时，学者深入新疆田野作业，进行了新疆各民族民间文学领域的深入学术研究，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著作和成果有郎樱对新疆民间文学(尤其是在史诗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深入研究，如《〈玛纳斯〉论析》、《中国少数民族英雄史诗———玛纳斯》、《〈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西北突厥民族的萨满教遗俗》等，毕桪的《哈萨克族民间文学概论》，李竟成、雷茂奎的《丝绸之路民间文学研究》，乌斯曼•斯马依编著的《民间文学概论》(维吾尔文，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和《维吾尔幻想故事研究》(维吾尔文，新疆大学出版社，2006年)，哈萨克族别克苏力坦主编的《哈萨克民间文学》(汉文，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郎樱、毕桪等学者把新疆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置于东西文化交流史的语境下研究，资料翔实，条分缕析;对深入研究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在新疆民间文学领域，英雄史诗的研究占有重要地位。郎樱、阿地里、那木吉拉等在该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新疆柯尔克孜族学者、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的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对英雄史诗《玛纳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那木吉拉的《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学习出版社，2010年)是全面展示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我们研究新疆各民族神话史诗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对新疆民间文学研究者来说，我们如何拓宽“史诗田野作业的纬度”、如何“对以往英雄史诗搜集整理工作”进行“反思和研究理论的反省与总结”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同时，如何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在多样化文化语境下对各民族史诗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也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新疆维吾尔族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与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水平。海热提江•乌斯曼在维吾尔古典文学研究上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对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极有热情，他参与搜集整理了《阿弗拉提可汗与九个女儿》、《传说(4篇)》、《四十条辫子》、《卜古可汗的传说(4篇)》等。他还对维吾尔族神话《乌古斯可汗的传说》给予了长期的关注和研究，发表了数篇研究“乌古斯”的论文;他还较早关注到了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中神话与传说的区分问题、民间文学作品中的吉数问题等。乌斯曼•斯马依在民间文学知识与理论普及等多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编著的维吾尔文《民间文学概论》侧重于民间文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介绍，并结合维吾尔民间文学文本进行分析研究，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的重要参考书，他还在“维吾尔幻想故事研究”、“维吾尔民间叙事诗(达斯坦)研究”、“维吾尔民间故事母题研究”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穆赫麦提•祖农和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合著的《维吾尔民间文学基础》是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理论著作。买买提江•沙迪克主编的《论维吾尔民间文学》也是研究维吾尔民间文学的重要参考。新世纪以来，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的热依拉•达吾提、周亚成是新疆民间文学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特别是热依拉•达吾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维吾尔族传统文化的保存、传承、发展与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维吾尔族非物质文化传承研究———以民间麦西来甫为例》和教育部留学基金项目《维吾尔族民间叙事诗保护传承研究》成为新世纪以来新疆维吾尔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典型代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民间文学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毕桪的《哈萨克民间文学概论》就是哈萨克族民间文学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毕桪把哈萨克族民间文学与哈萨克族的历史、相联系，将哈萨克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谜语以及叙事诗系统地进行了阐释，全书资料均翻译自哈萨克原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黄中祥在哈萨克、维吾尔等突厥语族的民间文学、语言、文化等方面著述颇丰，在哈萨克族民间文学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颇具开拓性的研究。此外，哈萨克族学者别克苏力坦主编的《哈萨克民间文学》也是哈萨克族民间文学基础研究的代表。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研究主要集中于英雄史诗《玛纳斯》，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但对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其他内容丰富的文本(叙事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歌、谚语等)关注太少，没有深入的研究成果。同样，在新疆蒙古族民间文学研究中，除了以英雄史诗《江格尔》、蒙古族长调等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成果外，在神话研究、民间传说研究、民间歌谣研究等方面虽也有一些开拓性的研究，但在对新疆蒙古族民间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和有代表性的深入个案研究等方面仍有待新疆本地学者努力。除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外，包括汉族、回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满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俄罗斯族在内的其他世居民族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相对薄弱，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个案研究。就国外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而言，国外学者直接介入新疆民间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英雄史诗和民间故事领域，特别是《玛纳斯》研究和《江格尔》研究早已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其他研究对新疆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历史学或人类学纬度上的中央与边疆治理问题，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和托马斯•巴菲尔德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这些研究对于突破固有成熟的“历史/政治”研究叙述模式具有重要价值，同时，也为研究者从跨学科角度考量多样化文化视野下的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提供了方法论思考。总体而言，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提供了原始资料和理论参考。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尤其是新疆本地学者仍应展开更加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

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

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

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四)运用人类学、民间文学田野作业的基本方法，对新疆世居各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新的、科学的田野作业调查，实现历史文献文本与田野资料的结合。

民族文化的维度篇6

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地域辽阔但是人口相对比较稀少，在我国属于经济落后、需要进行开发的地区。新疆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的区域，这使得民族文化相对比较集中。因为历史和环境的关系因素，维吾尔族慢慢形成了现在有着鲜明特色的习俗和风情。维吾尔族在生活上和汉族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语言文字、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属于自己的民族风格。我们要将地方课程的资源开发重视起来，特别是从小学开始，这样不但可以促进地区教育向素质教育靠近并同步，也可以发扬维吾尔族优秀的民族文化。

2.地方课程的开发原则

（1）地方课程是连接国家和地方学校的通道，在对地方课程进行开发的时候必须要明确国家、地方、学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往的国家课程所提倡的是一视同仁，忽视了地方课程进行自主开发的能力，一切规章制度都是向政府看齐，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对地方课程的开发及建设起着约束的作用。

（2）地方课程的重点就是地方性，不同地方课程的内容也仅限于当地的学生。地方课程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来制定的，其目的就是让学生和现实社会及社会发展加强联系。地方课程也属于对国家课程的充实和完善，侧重点在于民族自身的历史、文化、语言等。所以说，地方课程开发要以突出民族特色为基础，在最大程度上解决地方课程和国家课程脱离的弊端。

（3）地方课程和国家课程中有的学科不一样，地方课程并不是一味地学习知识的理论、实际操作，地方课程的主要内容是对学生讲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等。

（4）在对地方课程进行运用的过程中，要注意学生学习的方式，要从接受式教育转变为实践式教育，学生要形成自主、创造、开放性的学习方式。

3.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资源开发对课程教学的价值取向

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的开发一定要具有民族文化、传统等相关的价值取向，了解自己民族悠久的历史并为自己是维吾尔族引以为豪。丰富的民族文化经过历史的长河逐渐渗透到了维吾尔族生活的各个角落。从古至今民族文化的沉淀，让该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所以要把增强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的针对性放到首位，把现代化的教育和传统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文化资源都可以和现代的课程有效地融合在一起，课程内容中的民族文化资源不但要符合教育学的相关规定，而且还要让学生能够接受和适应。所以说，要以这两个元素为目标合理的对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资源进行开发。在地方课程资源课程的开发运用中，要有针对性地去选择一些关于本民族的历史、艺术、语言等精华的部分。比如维吾尔族的传统歌曲、民族舞蹈和音乐，还有本民族的文字和优秀的作品等，还可以开展一些有着民族特色的课外活动。对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要大力弘扬，让学生从小就开始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从而增强自身的民族意识，继续传承维吾尔族能歌善舞、热情好客的民族特色。

4.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资源开发所存在的问题

①在国家为一体的课程中对于少数民族的传统教育考虑甚少，从小学开始因为考试的压力，当地教师会将内地的课程模式生搬硬套的挪过来。而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风俗、宗教等相关内容涉及的很少；②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把自身存在的优势充分表现出来。学生对于本民族的了解还远远不够；③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的内容和学生的实际生活并没有紧密联系在一起；④因为对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的资源进行充分的挖掘，使得这些拥有着多彩的文化资源没有经过提炼就成为课程内容。

5.对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一些建议

①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资源开发要让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教育模式有效的合二为一；②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内容必须突出本民族的特色；③建立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的资源库，便于积极有效的进行地方课程资源地开发，让该地方的课程资源充分发挥其作用；④要对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资源进行科学化地管理，可以专门建立一支对地方课程资源进行开发和研究的队伍；⑤对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资源要融入多元化的教育以及跨文化的教育，让地方学生对多元化的社会有更多的了解；⑥教师要时常对在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进行开发和研究时得到的理论进行总结。⑦教师要制定一套完整的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的素质教育评估体系。

要不断地提高教师在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的探索开发能力，不能自始至终地依赖教学教材，教师还要根据本地学生的实际情况自主地去进行归纳和筛选，这是小学维吾尔语文地方课程开发最为根本和紧迫的工作内容。

民族文化的维度篇7

论文摘要： 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是矫正教育领域中的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别。近年来，我国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这不仅危害了社会治安秩序，而且危害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当然也给维吾尔族自身带来了灾难和不幸。本文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特点及其诱因都作了综合分析研究，分析了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心理特征，并且对症下药，从维吾尔族自身以及社会学等多方面探讨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矫治。

Key words： Correction Education Uygur Features Treatment response

Abstract：Uighur correction is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o correct a rather special category， in recent years， China's Uighurs upward trend in crimes not only harm the social order， but also against the country's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of course， to the Uighur brought their own family disaster and misfortune. In this paper， correction Uighur character education and the incentives have mad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and analysis of corrective education Uygur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bject， and the right remedy， from the Uighurs and so on their own and explore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Uygur correction targeted treatment.

近年，我国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率呈明显上升趋势，问题日益严重，危害越来越大，必会影响到边疆的社会稳定。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已经成为危害家庭和社会稳定的顽症，必须及早动手进行治理。关于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的各种调查和研究，虽然算不上够多，够成熟，但足够引起整个社会的警觉和关注。维吾尔族因民族地区经济、政治、生态等环境因素的影响，维吾尔族与汉族存在程度不等的文化差异，基于文化的差异，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存在自身的特质，进而影响到相应的矫治对策。本文通过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特点，寻求其根本的矫治对策。

一、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现状

研究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在当前和今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这是因为当前新疆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矫正教育对象已占全区矫正教育对象总数的58％，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又占全区少数民族矫正教育对象的66％[①]。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是新疆监所内矫正教育对象的主要构成，更是监所内少数民族矫正教育对象的大部。进20年来，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状况、趋势与全国的违法犯罪状况、趋势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从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主流看，他们是愿意接受改造、积极向善的。在监禁状态下，积极改造的占30.9％，改造态度比较端正的占55％，改造表现差的占10％，顽固的占4.1％。85.9％的矫正教育对象表示认罪服法，但悔罪程度差异较大，不认罪服法的不到5％。不论怎样还是有89％的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能够服从管理和改造，并有信心不在改造场所里重新犯罪[②]。总的发展趋势还是比较乐观的。总而言之，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主要呈现如下特征：违法犯罪率呈总体上升趋势，文化教育与违法犯罪相关系数大，违法犯罪主体中青壮年违法犯罪主体多、捕前身份系农牧民或者无业人员的多、女性违法犯罪呈现上升趋势，传统的自然犯比重大，新型违法犯罪不断增加。

二、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违法犯罪的原因

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的原因是一个包含环境与个体的系统。要想治理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改造矫正教育对象，就必须认识其违法犯罪的规律性和改造的规律性，就必须深入研究矫正教育对象的违法犯罪原因。

（一）客观因素

1.经济背景方面

生活贫困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市场经济的发展缓慢都是重要因素。维吾尔族民族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比较落后，基础差、底子薄，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有不少维吾尔族人通过辛勤的劳动解决了温饱甚至富裕起来，但是，由于受地区整体生产力水平低下的限制，加之个体的素质低，大多数维吾尔族农牧民都无法在短时间内以较快的速度富裕起来，城乡差别较大许多青年羡慕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城里人的富有，导致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产生非法致富的念头，以盗窃、抢劫等反社会行为来满足自己对财富的追求，最后陷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2.人文社会方面

文化教育落后、固有的不良文化、外来文化的侵蚀、传统习俗都是重要表现。维吾尔族地区的群众文化程度普遍是文盲半文盲，教育条件差，法制教育就更加薄弱。维吾尔族人法制观念淡薄，因不懂法而违法犯罪。他们仅能用本民族延续下来的某些道德规范来要求自己，甚至对法律的错误评价，导致难以接受违法犯罪后被惩处的现实。由此可见，教育的不力，文化水平低下，是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违法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

3.成长环境方面

家庭与学校教育的欠缺、社会控制机制弱化是两个重要因素。由于维吾尔族地区居住区域广阔，相对分散，多数又居住在偏远的山区、牧区，与外界接触甚少。居住环境相对封闭，导致法制建设和乡村基层政权建设较为薄弱，有的基层组织名存实亡，即使当地发生案件，谁也不想走很远的路到乡政府或县城去报案，有的甚至认为杀人不算犯罪。长此以往，正常的社会秩序被破坏，以致结下世代冤仇，留下隐患。办案人员的工作非但得不到支持，甚至还被阻挠刁难，使许多违法犯罪行为和违法犯罪人得不到及时的制止和惩罚，造成恶性循环。

（二）主观因素

个体因素可以从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来解释。一是生理需求，少数民族供需的不平衡能导致违法犯罪。人的生理需求包括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其他生理需求。物质需求包括衣、食、住、行。精神需求指对知识、成就、道德艺术、理想、信念等方面的追求。其他生理需求指对食品、水、空气、性生活等的需求。从上述分析，人的物质需求和其他生理需求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精神需要是更高一层的需要。人的物质需要要和自己的收入水平和能力相当。如果物质欲望无限膨胀，超过了自己的收入水平，就无法用合法的方式去满足，就会造成违法犯罪。性需求是生物体生理机能的本能反应，但性需求一旦变成违背道德和法律规定的性行为，就会违法犯罪。可见，从违法犯罪人需求分析，物质欲望的恶性膨胀和非法的占有行为，是维吾尔族人财产性违法犯罪和性犯罪主观上第一位的原因。二是心理需求。从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违法犯罪的种种表现看，不良性格、人生价值观扭曲、道德观念陈旧以及法律意识淡薄是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违法犯罪十分重要的原因。

三、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特点

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特点主要有：

（一）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思想和心理上的特点

1.民族凝聚力强，同民族个体间有较强的亲和心态

维吾尔族在不断的民族融合中保留了独特的民族特性，许多宗教信仰已演化为风俗习惯。有些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不是虔诚的教徒，但由于从小遵守民族禁忌，已形成心理定势，固定为行为习惯。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普遍对本民族的风俗习惯比较尊重，民俗意识强烈，在改造过程中，为了能很快适应改造环境，比较愿意和同民族矫正教育对象交往，以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和感情上的寄托。对违背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较为反感，对本民族矫正教育对象的事情比较关心，改造中能互相帮助。对于干警，如果缺乏民族政策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很容易导致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抵触情绪和抗改行为。

2.性格爽直而又偏执，认识偏激

一般来讲，多数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性格开朗、爽直、坦诚。但是在改造中有时也容易走向偏执的一面，并且一旦形成消极的思维定势，就会钻牛角尖、讲死理，听不进相反意见，固执己见，很难改变。一些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其认知能力、语言能力相应受到限制，他们一方面与干警和他犯交流时存在障碍，戒备心理严重，另一方面又爱认死理，对事物的某种看法就会形成盲目坚持，思想易结疙瘩，转化工作相对就会难做。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单靠一种方法是不能奏效的，干警必须耐心细致得做好思想工作，使矫正教育对象转变偏见，减少心理障碍，最终达到彻底转化的目的。

3.部分矫正教育对象宗教意识浓厚，改造情绪不稳

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宗教意识浓厚，但接受宗教知识不多，实施违法犯罪时并不考虑宗教戒律的约束，进入改造场所后也并不因为自己的行为违反教规而痛心、悔恨。他们在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影响下中毒很深，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心理。这种反社会心理带有原始的复仇性，行动的攻击性，侵害客体的广泛性，违法犯罪手段的残忍性和危害后果的严重性。

（二）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行为特点

1.容易冲动，好走极端

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普遍讲义气，遇事缺乏冷静思考，容易产生冲动情绪，常常被人利用或煽动闹事。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中械斗、伤害等违法犯罪案件大都是被人煽动或情绪冲动而酿成的，而且动起手来凶狠、残暴，后果严重。在改造中往往为一点小事或一句话就大发雷霆，破口大骂，继而发展到势不两立的地步，以致抗拒改造，发生事故。

2.善于揣摩，投机取巧

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常察言观色，捉摸管教干警的心理，阿谀奉承，投其所好；二是爱做表面文章，善于投机取巧，好说假话，不诚实改造；三是把社会上某些腐朽的观念和不良习气带进监区内，或自己出面，或教唆亲属，千方百计地拉拢、贿赂管教干警。

3.思想狭隘，易结团伙

伊斯兰教教义规定“天下穆斯林皆为兄弟”，因此，维吾尔族人较为团结，凝聚力强。监所内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易于结成团伙，寻找心灵上的慰藉和感情上的依托，他们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事情比较关心，改造中能互相帮助，维护其共同的利益和习俗，一旦出现违规现象，则相互包庇，对我们了解掌握犯情极为不利。

四、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矫治对策

我们通过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特点的研究，认识了其固有的矛盾性、规律性。又通过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违法　犯罪原因的研究，认识了维吾尔族人在从公民沦为矫正教育对象的过程中，存在于自身以及与外部联系上的矛盾性、规律性，在改造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策略上，具体的矫治对策有：

（一）大力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进行以扫盲为主的文化教育

面对维吾尔族地区的维吾尔族人生活质量较低，再加上居住地自然条件差，经济条件差及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影响，文化程度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差。一些家处边远山区的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进来时连汉语都听不懂，即使读过几年书的维吾尔族人仍是拿起报纸不会念，打开书本看不懂，见到数据不会算。这种状况造成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不仅难以适应改造和生产的需要，改造期满后也难适应社会的发展，更难保证改造后因找不到谋生途径而不重新违法犯罪。因此，文化教育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来说尤为重要，工作也有相当大的困难。

多年来教育改造实践证明，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进行文化知识教育，是一项十分有效而又有重大意义的基础工作，既有利于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提高文明程度，开阔眼界，吸收先进的思想、科技知识和成果，缩小与社会发展的距离；又有利于监所管理秩序的稳定。现阶段，可以在已有的工作基础上，把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文化教育上升到战略高度，坚持文化教育为基础的方针，建立健全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学籍管理，制定计划，严格要求，严格考核，特别是年轻矫正教育对象，要培养他们的学习兴趣，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不断提高。

（二）加强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思想教育

在文化教育的基础上，针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贪图享受，畸形的发财心理，开展通俗、浅显、直观的基础性教育，破除他们的败坏的道德观，启发他们从思想深处寻找违法犯罪的原因。并加强市场经济知识的教育，批判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损人利己、不劳而获的思想，促使其树立劳动致富的正确观念。

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法律意识淡薄、守法意识差，思想上任然沿用旧的行为规则——“习惯法”。加强对他们的法制教育，要根据认识能力，以法律常识的普及教育为重点，结合改造实际，逐步组织他们学习各种基本法律、法规的知识，矫正“习惯法”“族规”“家规”中非法落后的意识，以提高守法意识为目标，使他们认识违法犯罪的危害性，培养守法的思想观念。

（三）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进行技能教育，使其能自食其力

实践证明，技术教育对巩固改造成果具有一定的作用，对教育改造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更有着现实意义。许多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在违法前文化程度低，身无长处，因此，在对其进行技术教育时，本着学以致用的原则，注意教育内容的实用性。除实行在岗培训，干什么，学什么，适应监所生产之外，需面向农村和未来，可以举办专业技术学习班，如：科学种田、果树栽培、牲畜饲养、缝纫、家电维修等。教学中应以实际操作示范为主，理论教学为辅，把技能教育的内容与维吾尔族人改造前的情况结合起来，用劳动致富的观念激励他们，克服厌学情绪，刻苦学习，争取实现改造后有一技之长，自谋出路，自食其力，缩小与社会发展的距离。

（四）重视缓刑、假释等制度及社区矫正的实施

对于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应当更多地判处缓刑，更为宽泛地适用假释制度。因为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具有与汉族矫正教育对象不同的生理、心理特征，其违法更多的是由于经济落后、地域偏僻、文化不发达等因素，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监所管理不可能达到与汉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监所管理，更可能产生互相感染的现象。将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置于原居住环境进行社区矫正，能更为有效地惩治和预防维吾尔族违法犯罪。因此，可以考虑在符合法定条件的情况下，应当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缓刑、假释等条件适当从宽，同时加强对维吾尔族地区的帮教和扶助工作，利用民族地区的组织化力量，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进行有效的惩治。这应当是“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衍生含义。

（五）适应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特征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

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并不能一味从宽，应当是“法内从宽”，而非“法外从宽”，无原则的从宽。对于不符合缓刑的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应当依照法律判处实刑，并送入改造场所执行；对于不符合采取社区矫正的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不能因为少数民族的身份而突破法律底线将其纳入社区矫正的范围。因此，对必须在监所执行的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应当采取另外一套管理办法：

1.贯彻民族政策，强调区别对待

对于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虽不能实现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与汉族矫正教育对象的分别监管，但可以适应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生理、人格特征进行管理，把矫正教育对象管理的共性与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个性结合起来；

2.尊重宗教信仰，利用民族情感强化改造效果

调查中发现，很多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一般信仰某种宗教，改造中的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往往不能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起到良好效果，可以尝试在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制教育的同时，利用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心中的固有信仰，对其进行教育改造。

3.适应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语言与文化习惯，提供一个良好的改造环境

维吾尔族公民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拥有文化、风俗、语言等共同识别的特征，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在监所改造中容易形成团体，以他们自身的语言沟通，不能武断地一概判断为“黑话”和抗拒改造，监所管理部门应当允许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在遵守监所管理规定的前提下以民族语言进行交流，有条件的情况下应当组织各民族矫正教育对象进行民族娱乐活动，欢度民族节日。

（六）培养维吾尔族管理干部

维吾尔族的民族认同感使得民族矫正教育对象更倾向于认同维吾尔族干部，而且，维吾尔族管教干部因为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及本民族矫正教育对象的心理特征、思想状况、风俗习惯，易于与本民族矫正教育对象的沟通与了解，并及时和妥善处置各民族矫正教育对象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具有汉族管教干部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选拔一批具有法律意识的维吾尔族人员充实管教干警队伍是有必要的。

（七）提倡“九步工作法”和“五步综合效应法”[③]

在改造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反动思想上提倡“九步工作法”。即：行为控制——集体交流——个别摸底——侧面了解——日常观察——接触试探——求同存异——循循善诱——逐步转化。对“三种人”制造的群体闹事突发事件可采取带规律性的“五步综合效应法”。即：消除刺激——大力降温——端正舆论——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来解决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理智与消极情绪的心理冲突，引导他们用理智战胜冲动，不至于造成更严重的后果。用法律的、行政的、教育的不同手段对起了不同作用的参与者分别予以处理。特别要注意对那些没有卷入散乱事件或制止事件发生与蔓延中发挥了作用的改造积极分子，一定要及时奖励。

（八）对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奖惩要认真，工作要细

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思想保守、狭隘、偏执、好认死理，易激动。对他们进行百分考核奖惩应仔细认真，避免失

误。对确实表现好的应当及时表扬或奖励，充分调动其改造的积极性，对违规违纪的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要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给予处罚，同时做好思想工作，使其心服口服。

总之，在对待维吾尔族矫正教育对象的问题时，应当认清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的本质原因，积极采取一系列有效地措施降低维吾尔族地区维吾尔族人的违法犯罪率。违法犯罪率降低了，才有利于维吾尔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伴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维吾尔族地区群众心理失衡加剧，加之民族风俗民情多样化问题处置不当，旧社会遗留问题的存在和国外敌对势力的煽动，都可能引发新的民族矛盾，带来民族纠纷，产生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研究维吾尔族人违法犯罪问题及其矫治对策，正是西部开发政策，这对维吾尔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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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希.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社会控制[J].云南大学学报，2006.

[①]鲁加伦.《中国少数民族罪犯改造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4-125页。

[②]刘希.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犯罪的社会控制，《云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7页。

民族文化的维度篇8

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学生 英语学习 思维方式 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4（a）-0108-01

云南少数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是随着英语的广泛普及，云南少数民族的学生也需要进行英语的学习，然而由于每一种语言有自己的固定的思维模式，因此，少数民族的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存在一定的障碍。英语作为一种全新的语言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思维模式的改变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当前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思维模式存在差别，一些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往往先将少数民族语言换做汉语，再转化为英语思维模式。在今后的英语学习中少数民族学生需要进一步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式，提高英语学习水平。

1 云南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障碍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全省有2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语言的种类也十分丰富，由于民族种类多，方言复杂，加之山川阻隔，云南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工作难度就较大。据2004年公布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云南省能使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人口比例仅为37.84%，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少数民族的语言思维模式与英语的思维模式是不相同的，因此少数民族学生在进行英语学习时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严重影响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云南的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学习中不仅仅要学习本族语言，汉语还要学习英语，这对于学生的发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由于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还有英语的思维方式完全不一样，因此，学生在学习时难免会遇到一系列的问题。当前学生英语学习特别是大学生英语学习中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思维障碍，比如苗族的语言语法和汉语有很大的差别，苗族习惯将名词置于形容词之前，而汉语习惯将形容词置于名词之前，如“花红、纸白、瓜苦”等等。但是英语的思维方式与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都有不同之处，因此，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会受到多种语言思维的影响，导致英语的学习出现负迁移现象，严重影响学生英语学习水平的提高。

2 云南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对其思维模式的影响

云南少数民族学生在进行英语语言的学习过程中会出现一定的问题，英语的学习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语言思维方式会有一定的影响。这对于学生的思维的发展和改变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当前英语学习对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英语语言学习可以开阔学生的思维。

英语语言是多种文化的组合，在英语的学习中会体会到多种文化的丰富性。云南的少数民族学生在英语学习中首先会获得相关的西方文化知识，比如一些大学英语的教材中会涉及一些西方文化节日的由来，学生可以从中了解相关的历史，地理和人文知识，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了解和树立多种价值观念，这对于学生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教师在讲授英语知识时会将所涉及的相关的历史文化进行讲述，学生在掌握相关的英语知识时会了解到一些丰富的文化知识，这对于少数民族学生在看待一些问题时会有所改变，会参考一些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进行问题思考，使学生的思维更加开阔，提高学生思考问题的广度和深度。

（2）英语语言学习可以发展学生的多向思维。

英语文化十分丰富广泛，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生也会了解英语文化的丰富性。英语文化的丰富性对于学生思维的丰富和扩展有一定的作用。很多英语单词和句子都有自己固定的解释和意思，学生在英语学习过程中需要多加接触。英语单词中很多单词都有一定的意思，然而使用的场合却不相同，比如statesman和politician这两个单词都有政治家的意思，但是使用的场合是不同的，前者是指有威望的政府官员，后者则含有贬义色彩。这种例子在当前英语的学习中是十分常见的，这也增加了一些学生学习英语的难度。但是英语的多义性对于学生的思维的改变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经常遇见这种多义性的单词，学生的思维也会出现多向性的理解，久而久之学生在思考问题时也会向多方面进行思考，这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学生对待问题的看法和解决办法。

（3）英语语言学习可以促进学生的开放型思维发展。

当前语言中存在一种非线性规律，主要是语言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比如同样一句话对于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也存在非线性的因素，英语语言中也存在这种现象。当前英语中没有一个单词或者是句子存在固定的解释，由于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人表述导致所表达的意思不同。英语的学习由于不同的环境所需要表达的意思不同，因此，在学习英语语言时学生需要不同的环境进行不同的语义分析，长期以往学生的思维会受到这种方式的影响，学生的思维模式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少数民族学生原有的思维模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学生在英语学习中获得相关的经验，学生的思维会在不知不觉中向开放性思维转变。

英语作为一种全球性语言对于学生的发展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针对当前云南少数民族学生的英语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在今后的英语学习中应该进一步加强对英语学习的重视，这对于学生英语学习的发展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在今后的少数民族英语课程学习别是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课程学习中，教师需要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指导，对于学生英语学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细心的讲解。在英语学习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丰富多样的英语教学方式，教师在英语教学中需要加入英语文化知识的讲解，增加对于英语文化的了解，这样可以增加学生对于英语的认识，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师还可以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放映英语电影，为学生提供英语报刊等方式，帮助学生了解一些与当前社会相关的英语知识，促进学生的英语学习。

3 结语

英语作为一种语言与西方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每一种语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对于学生的思维方式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云南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遇到了众多的问题，但是英语的学习也会对少数民学生的思维方式产生相关的影响，对于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发散性思维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漆蜀兰.如何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J].时代教育，2012（15）：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