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范文

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篇1

一、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含义和产生的背景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观念逐渐形成的发展历程，是促使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社会思潮。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以中华民族为主语的新的社会思潮，是一种健全的民族主义。它不能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等同，也不能用《辞海》中民族主义的解释来看待。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于鸦片战争时期。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迫使中国打开了国门。为抗击侵略者，挽救国家和民族于危亡，中国人强烈地意识到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患难与共的共同体。为此，孙中山先生把民族主义纳入三民主义的体系中，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进行反对殖民主义反封建主义的救国探索。中国共产党人也多次申明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号召共产党人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了克服抗战困难，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其理论依据之一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正是在这种意义的民族主义指引下，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达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伟大目标，使全世界对中华民族刮目相看。

二、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的作用

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对历史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它是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前提，并且它还推动了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

首先，近代民族主义促进了中国爱国精神的觉醒。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激起了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使国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一个虎门销烟向全世界表明了反抗外国侵略的决心，弘扬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其次，近代民族主义促进了中国改革精神的觉醒。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面对这种剧变，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目标，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进行了不懈的救国救亡探索，不断地从各个方面向西方学习，改变老祖宗传下来的制度、礼教。

第三，近代民族主义促进了中国革命精神的觉醒。辛亥革命中，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先进的中国人从民族主义出发，投身于近代具有完全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中。他们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大张旗鼓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把中国的救国方向由改良救国转向了革命救国。这是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飞跃，这次飞跃所释放的能量对后世影响极大，它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实现民主、共和不懈奋斗。

第四，近代民族主义促进了中国启蒙精神的觉醒，而这主要体现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新文化运动中，先进的中国人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要求平等和自由；在思想上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要求个性解放。而“五四”运动作为反帝爱国的救亡运动，赋予民主、科学以新的历史意义，使爱国、反帝、民主科学有机地结为一体。

三、对近代民族主义的认识

要完成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导。如果没有全民族的觉醒和奋起，那中国就只能“束手以待列强之烹制”，中华民族也就永远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动员、鼓舞和激励全民族包括社会各个阶层以及各种人物以不同方式献身“振兴中华”宏伟大业的巨大精神力量。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之所以深刻地影响和推动了历史，还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曾经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中国沦为半殖民国家后，巨大的反差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这正是民族主义空前活跃的土壤，这一点连美国政要布热津斯基都清楚地看到了。

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篇2

关键词：大学外语教师；跨文化理解能力；养成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2）04-0071-05

收稿日期：2012-06-14

基金项目:2011年湖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科研项目“基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衡阳旅游资料翻译理论与实证研究”（11C1119）；2010年衡阳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跨文化传播视角下的衡阳旅游资料翻译研究”（20101D038）。

作者简介：陈艳君（1978—），女，湖南益阳人，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英语课程与教学论、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一、引言

大学外语教师（下称外语教师）是大学外语教育的保障，培养外语教师跨文化理解能力既是全球化语境下外语教育的需要又是大学外语课程改革的要求。同时，外语教师是沟通学生本土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桥梁，其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强弱将从根本上直接影响学生的文化素质及其最终的文化习得及运用。但是由于长期受传统外语教育思想观念的影响，我国外语教师普遍存在知识面过窄、功利导向过重、人文陶冶和跨文化理解能力过弱等缺点[1],外语教师惯于侧重词汇语法等纯语言能力的培养而忽略了语言中所蕴涵的丰富社会文化因素。这既不利于学生对目标语文化的习得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不利于建构既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之长又以开放的心态接受目标语文化的价值体系。因此，对大学外语教师进行跨文化理解能力培养势在必行。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人们对跨文化理解能力特别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研究已经作出了一些开拓性的努力，但是对跨文化理解在外语教学中的价值研究仍显不够，对外语教师的跨文化理解能力及其养成的研究更加缺乏。首先，理论上我国学者在多元文化之间有“重存异轻求同”的倾向，没有充分意识到两种甚至是多种文化之间的相同相似点对成功地跨文化交际和理解更具指导意义，更少有学者将本土语文化从全球化视野下去加以考察并将其纳入跨文化研究范畴[2]。没有了本土语文化的研究何以称得上跨文化研究？这种重灌输目标语文化轻融合本土语文化的倾向应当警惕。其次，受由研究“教”向研究“学”重心改变的影响，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显得十分薄弱。具体到跨文化研究领域，很多学者将更多探讨焦点定格在学习者跨文化交际与理解能力的培养上，而对外语教师跨文化交际与理解能力的研究则相对薄弱。

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将文化觉醒与文化自觉概念引入外语教学，结合我国外语教师跨文化理解能力现状，对大学外语教师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养成路径进行系统研究。从研究者所使用的概念术语来看，学者们采用得多的是“跨文化交际、跨文化传播、跨文化理解、跨文化教育、跨文化意识”等。笔者则采用外延更广的“跨文化理解能力”作为关键术语，指外语教师在文化觉醒与自觉基础上通过对外语教学中两种文化（或曰“跨文化”，即本土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异同性的认识和辨析，将其活化于具体外语教学过程中以达到外语教学目的而形成的对两种语言文化的关系和差异的认识，最终达成两种语言及其所承载的文化间的交流、融通以及把握其本质规律的意识和能力。

二、文化觉醒：外语教师跨文化理解能力的基础

“文化觉醒”一词源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在一次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的讲话。他认为，“文化觉醒”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首要阶段[3]。“文化觉醒”是指文化主体对自身文化进行理性反思并使其成为一种自觉的内在需求，形成文化主体的自我文化意识[4]。文化觉醒包含“知、能、情”三位一体的素养结构。“知”即知识，包括世俗文化知识、自我与他者的文化知识；“能”意指能力，辐射文化察觉力、文化诠释力、文化回应力；“情”意为情感，涵盖信心、谦恭、希望等正面情感因素。文化觉醒意识的获得产生文化自觉活动。“文化自觉”是主体的文化觉醒意识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是一种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思维活动。其意义是指生活在特定文化历史圈的人（民族以及作为民族成员的个体）自觉地认知、理解和诠释自我民族文化历史，了解、尊重并吸收他种文化的经验和长处，并与他种文化共同建构新型文化的意识和能力。换言之，“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对自我民族文化和他民族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是为了应对人类文化全球一体化提出的解决人与人、民族与民族、文化与文化关系尤其是同质文化与异质文化关系的意识和能力。

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篇3

论文关键词：民族自觉，民族自省，认同感

 

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清帝国已摇摇欲坠，面对“文明”的入侵，“落后就要挨打”使中国的民族自觉意识开始萌生、发展。冯小宁的“战争三部曲”（《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分别以青藏高原、黄河、大兴安岭为背景或战场，演绎了中华民族在列强入侵下泣血的悲壮。三部电影充斥着两种对立，一是文明与落后；二是认同与征服。两种对立促成了民族的自觉与自省。

民族的自觉首先有赖于民族的归属感。“1903年，梁启超把伯伦知理的民族概念引入中国：‘民族最要之特质有八：（一）其始也同居一地。（二）其始也同其血统。（三）同其支体形状。（四）同其语言。（五）同其文字。（六）同其宗教。（七）同其风俗。（八）同其生计。’”[①]侵略意味着领土丢失、种族被奴役或消灭，固有的生活方式、经济形式，甚至共同的语言、文化都将遭到破坏。没有了族群，共同体被瓦解，民族的归属感也就荡然无存。《红河谷》里罗克曼打着“文明”的旗号，带着大炮、机枪侵入西藏，试图劝降头人却遭到拒绝。撕破了“文明”的幌子，剩下的便只是对族群的野蛮屠杀与对土地的强力占有。片中有这样几组对话：

罗克曼：你们西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代本（翻译官）：请问先生是英国什么地方的人？

罗克曼：苏格兰爱丁堡人。

代本：为什么英格兰不独立成一个国家呢？据我所知，贵国也由苏格兰、爱尔兰、英格兰组成论文提纲格式。

……

罗克曼：你和他们不一样，你是文明人。

代本：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藏族人。

……

罗克曼：我们认为西藏应该获得独立和自由。

头人：（伸出五个手指头）藏族是这个，汉族是这个，回族是这个文学艺术论文，蒙族是这个，还有满族、维族……许许多多的族。既然我们的祖先把我们结成一个家，家里的事就不用你来管了。

代本的驳斥，头人的严词拒绝，不仅有对本民族的归属感，更有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共同的民族意识形态、共同的生存危机催生了高度的民族凝聚力，强烈的民族归属感使大家团结一致、殊死抵抗。战争异常惨烈，最后连喇嘛也参与了保卫战，面对先进的大炮、机枪，每一个藏民视死如归，为保卫家园流尽最后一滴血，正如头人对罗克曼说的：“只要这里还有一个活着的藏族人，这场战争就不会真正结束。”曾傲慢、任性的头人女儿丹珠被罗克曼抓住，以此要挟藏民们投降，丹珠唱起了歌谣，战场上所有的藏族人都跟着和歌，歌声以另一种方式表述着对侵略的抗争与民族的不屈。透过歌声，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藏民们强烈的民族自觉意识。响彻高原的歌声也让所有的入侵者为之一震。热情好客的康巴汉子格桑是最后一个活着的守卫古堡的人，带着仇恨与绝望，他拒绝了罗克曼的救助，将象征着文明与友谊的打火机抛向了罗克曼这个往日被视为朋友的人，打火机微小的火苗点燃了罗克曼脚下的酥油，瞬间，整个古堡一片火海。战争结束了，但没有胜负。一切恢复平静了，苍鹰飞过山头，却带着几分悲壮。

民族的自觉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对所在民族的愚昧、落后进行反叛而趋向文明的觉醒，也有对自身蒙昧的觉醒。

《红河谷》中雪儿达娃的哥哥最初从黄河边的祭台上救下即将被扔进黄河作祭品的妹妹，这是对民族落后、愚昧习俗的醒悟与反叛。当他第二次在西藏头人的庆典上出场时，辫子已经剪掉，并成为一个贩卖枪火给内地“乱党”、反抗清政府的通缉要犯，这是作为一个中国国民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觉醒，面对英军的入侵，他加入了藏民们的家园保卫战，这是为民族的危亡而觉醒。《紫日》里的杨玉福是个忠厚老实的农民，当日本人将他和母亲绑在柱子上当人肉靶子时，杨玉福还惶恐而纯真的问到：“我们啥都没干，干嘛把我们绑起来啊？”直到眼睁睁看着日本人把刺刀捅进他母亲的胸膛时，才方然大悟，嘶声力竭地冲着日本兵狂吼。接着，他又目睹同胞一个个被杀文学艺术论文，日本兵活活烧死未断气的村民，无法言表的愤怒使民族觉醒意识在他心里渐渐升腾。苏联红军的及时到来，让杨玉福侥幸获救。在与苏联军医娜佳、日本女孩秋叶子逃亡的过程中，杨玉福由一个地道单纯的农民成为一个为民族为正义而战的勇士。他的善恶分明与民族觉醒意识，使他在面对垂死挣扎的日本残兵时显出了异样的勇气，他会打枪了，会朝着困兽犹斗的日本兵疯狂扫射，为死去的母亲、同胞，为那个被日本法西斯无辜杀害的日本女孩而战。

自省即自我反思，是个人乃至整个民族成长、强大的必备素质。民族自省是民族前进的重要因素。“落后就要挨打”，战争不同情弱者，战场的强者永远不会跟弱者真正讲和。

与《红河谷》里的头人自始自终坚决抵抗不同，《黄河绝恋》中的神泉寨寨主也有拼死抵抗过日军的入侵，可敌人如此强大，他失去了大量的村民，包括他的妻子。为保存寨子，他选择了苟且偷生，并与日军合作。只有得知自己的女儿遭受了日军的侮辱后，他才最终觉醒、悔悟，毅然放下与黑子的世代家仇，决定送欧文过黄河。寨主的转变是一种民族的自省，这种自省在他答应送欧文过黄河之前就开始萌生了。黑子找寨主谈判前，影片里不断闪现出寨主埋在心里的痛苦往事：与日军搏斗，村民们遭屠杀、妻子被杀。还有在女儿安洁作为八路军回到家中时，寨主高声说到：“我从来没有为日本人做过事。”这不仅是为自己辩驳，更是一种悔恨与无奈。黄河边上，日军封锁了整个岸口。见计划失败，寨主面带笑容镇定自如地走近跟他握手的日军头目，瞬间拔出尖刀刺进了对方胸膛，涌动在刀尖的不仅是血，更是积蓄已久的刻骨仇恨与愤怒。寨主被乱枪扫射，倒地那一刻，他回头看了一眼早已吓成一团的三炮。三炮是个老光棍，因为黑子的家族失去了男儿身，誓杀黑子报仇。面对日军、汉奸，一向唯唯诺诺的他读懂了寨主的最后一个目光，在草屋里点起了火，熊熊的火光向即将来到黄河的黑子等人发起了警示。三炮被活埋了，在土坑里还一直唱着他的情歌，直到泥土没过头顶。以生命为代价，三炮重塑了自己西北汉子的男儿形象文学艺术论文，一切个人恩怨均在民族大义面前化为乌有论文提纲格式。寨主与三炮也都在最后的自省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属。

“战争三部曲”除反映被侵略民族的民族自觉与自省外，也有表现入侵者的民族自省。

《红河谷》里年轻的探险家琼斯怀着对东方古老文化的好奇心跟着英军少校罗克曼来到向往已久的西藏（探险），作为“文明使者”的象征，与罗克曼一起被格桑救下的琼斯被神秘的雪域高原深深折服，与这块神奇的土地结下了难解的情缘，以及由此带来的强烈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使琼斯在第二次随罗克曼进西藏（征服）时陷入了极度的痛苦。英军的枪炮在宁静的高原响起，第一次交战结束了，已变成英国远征军随军记者的琼斯拖着沉重的步子自语：

父亲，我们只用15分钟，杀了1500个藏民，战场上一片寂静，没有人欢呼这个胜利，罗克曼说只有刺刀才能开辟通往拉萨的路，但我只感到厌恶，我们的军靴沾满了鲜血，很多很多的鲜血，我面前日不落帝国的太阳正在下沉，就要到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了，那里有优美的牧歌，蓝天和白云，飘着酥油和牛粪的气味，有格桑、雪儿达娃、老阿妈、嘎嘎，还有丹珠……

琼斯含着泪，本民族“文明”的野蛮征服第一次无情践踏了他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感。可是，他还要陪同罗克曼继续执行征服这片土地的命令。在“文明”的枪炮下，没有先进的武器，只能靠猎枪、弓箭、石头反击的藏民，命如草芥、尸横遍野。琼斯怒斥：“这不是战争！这是屠杀！”罗克曼却说：“文明就是驯服野蛮之火的大海。”丹珠死了，在琼斯心里她是女神。悲痛的琼斯面对罗克曼的野蛮征服，扪心自问：

父亲，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用我们的文明去破坏他们的文明？为什么要用我们的世界去改变他们的世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永不屈服永不消亡的民族，在她身后还有着一块更辽阔的土地，那是我们永远也无法征服的东方！

琼斯对西藏民族及其地域文化虽然有认同感和崇敬之心。但他一开始并未真正了解为征服他族的战争与屠杀绝无二致，因此，他接受自己成为随军记者。只有炮声响起，血染军靴，他才一点点意识到自己也成为了一个征服者、一个屠杀者。随着战事发展，琼斯有多痛苦文学艺术论文，他的反省就有多深刻。战争快结束了，罗克曼让琼斯带着几个士兵与一尊大炮去高地发起总攻。藏族小男孩嘎嘎把琼斯引入了沼泽，眼看着后面的士兵陷入沼泽，琼斯带着怒气，颤抖着双手把枪口对准了嘎嘎，随即又缓缓放下，最后屈膝跪地，痛苦地掩面嚎叫。

入侵者的民族反省也体现在《紫日》里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秋叶子身上。逃亡之初，秋叶子一心要将杨玉福等人置于死地。共同经历了几次险境后，秋叶子渐渐回归到一个少女应有的纯真，作为人应有的明辨是非之心。面对杨玉福的质问，她能说出：“他们叫我们杀人杀人，然后所有人来杀我们”的话，看到日本残兵败将集体自杀，她冒着生命危险去阻止，最后却死在了他们的枪下。秋叶子人性的回归，也是一种民族的自省。

“战争三部曲”选取了三个不同时间、地点的战争背景，同性质，不同内容的题材，弘扬了中华民族面对外来入侵至死不屈的抗争精神，也反映了“文明”的散播无不借助暴力的手段，唯有民族的自觉、自省才能让一个民族独立、自由，走出愚昧、落后，走向真正的文明。

参考文献：

[1]单正平.晚清民族主义与文学转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2]单正平.民族主义简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史论之一（上）[J].海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3]单正平.民族主义简论——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史论之一（下）[J].海南：海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4]高翠莲.中华民族自觉的最初形态与步骤探析[J].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

[5]鲁萍.简论清末道德视野下的群与个人[J].四川：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2期）

 

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篇4

关键词：新媒体； 高校文化； 传承创新； 途径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2－0017－04

2011年10月18日，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会议研究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人类的历史是文化传承创新的历史，高等教育则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高等教育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它既是历史文化的传递活动，又是历史文化的创新活动，它既执行文化的社会遗传功能，又执行文化的时代变革功能。高校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前沿阵地，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

一、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和现代大学的历史使命

1．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1］高校是培育新知识、孕育新思想、产生新观念的摇篮和理论创新的重要阵地，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中肩负着重要的使命，高校应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强对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理论研究，为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主动适应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切实发挥思想引领作用。高校通过文化传承创新，可以加快培养更多高层次、高质量的文化领军人物和高素质文化人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与此同时，高校要切实增强科学研究能力，推出更多具有世界影响、代表国家标准、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优秀文化成果，为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应有的贡献。

2．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是促进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精神家园；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社会进步的根本。中国百年沧桑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其在保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建设现代新文化方面，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必须大力增强科学研究能力，必须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2］高校肩负着文化传承创新的神圣使命，已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也是党和国家对高校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大学文化软实力就是大学的竞争力，高校通过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充分发挥高校文化的育人功能，培养更多受大学文化熏陶、思想活跃、富有创新精神的高质量人才，使培养出来的青年大学生不仅有智商而且要有智慧，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从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推进高等教育又好又快发展，进一步增强高校竞争力。

3．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实践

创建现代大学文化，只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大学精神中，结合学校历史和传统文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3］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举措，也是一项紧迫的工作任务，而高校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前沿阵地，不仅在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更是各种新思想和新文化产生的摇篮，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肩负着义不容辞的重要使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目标在本质上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4］高校通过文化传承创新，将传承、创新和交流统一起来，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培育大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的思想观念，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高校文化有机结合，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师生的思想，帮助师生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青年大学生全面自由的发展，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强大力量，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牢牢扎根于师生心灵深处。

4．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是提升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旨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战略命题，也是我党一贯重视文化建设的思想在新世纪、新阶段、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高等教育是社会文明的载体、科学发展的动力、社会和谐的基础，传承文化、创新文化、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是其主要职责和使命之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高等教育责无旁贷。［5］高校文化建设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才成长的摇篮和传承文化创新的薪火，高校在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高校是不断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优秀人才的重要阵地，文化传承是高校的一个基本职能，创新文化精神是高校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高校通过培养突出人才、传承优秀文化和创新文化精神进一步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国际竞争力。

二、推进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必须树立四种意识

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高等教育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6］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必须牢固树立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信意识、文化自强意识和文化自醒意识。哲学上形容意识是思维主体对信息进行处理后的产物，没有思维主体及思维活动就不可能产生意识。高校校园文化传承作为时展的一种产物，具有鲜明的意识性和时代性。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所树立的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信意识、文化自强意识和文化自醒意识具有紧密的联系。文化自醒意识是对高校文化传承重要性的一种警醒，能够自觉的面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的压力和挑战，从而坚定高校文化发展的特质和方向，遵循其发展的规律，形成具有独具特色的高校文化发展理念。文化自醒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是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前提，要将其升华到一定的境界和效果就必须不断推进高校文化的前进，而前进的动力则源自于文化自信意识的支撑，文化自信意识为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进则后而稳，退则理而深”，高校文化涵养的丰润升华，文化理论体系的塑形转化必将带动文化自强意识的不断演进，从而促进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更加深入发展。

1．文化自觉意识

文化自觉，主要指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在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作用的深刻认识，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觉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是对文明进步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先决条件。从哲学角度考虑，文化自觉意识培养要建立在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要具体到我国文化建设的国情的认识上来，要发现优势，也要发现劣势和缺陷。高校在文化传承创新过程中，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深刻认知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和作用，自觉地承担起传承、创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责任以培养具有坚定政治信仰、厚重人文精神、广博专业素质、崇高道德情怀的复合型人才为己任，全面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有效发挥高校文化的育人功能。

2．文化自信意识

文化自信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信意识的培养的对象不是部分或者局部人，而是整个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形成。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已经形成，这就为文化自信意识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前，世界形势瞬息万变，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每时每刻都会产生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充斥在高校的每个角落，要求我们以更加理性、科学的态度去审视、去研判。面对当前新的形势，高校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既要正确看待自己的先进文化，并将自己的先进文化进行宣扬和推广，也要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容并蓄。

3．文化自强意识

随着社会形态的多元化发展，文化影响力已经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集体发展程度的重要因素，而且逐渐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某一层面看，文化力的强弱也反映了一个整体的多方面因素。文化自强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表现，是秉承文化兼收并蓄传统的历史使命，是文化发展壮大的客观要求，是凝聚人心，增强团结的有力保障。高校文化传承与创新是文化自强的必要方式和有效途径，通过高校文化建设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可以不断加强对学生文化自强意识的培养，使大学生坚定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责任意识，从而对于弘扬优秀文化精神和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

4．文化自醒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要经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阶段，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文化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发展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无论何种文化，其本质性的、深刻的内涵是哲学，是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生存思想与方法的各方面体现。目前，我国正着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必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培育和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全社会表现出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出现多层次、多方位、多品种的现象。高校文化是经过长时期的积累和沉淀孕育形成的，是不断发展的文化，是社会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高校文化就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文化自醒，与时代相适应，与社会相融合，与实际相匹配。

三、推进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途径探析

1．增强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自觉意识，切实提高新媒体信息素养

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我们进入了以网络为平台，以数字化为基础的新媒体时代，也为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开辟了媒体传播途径。目前以Web2.0、P2P、SNS、微博客等网络新技术应用为基础的新媒体资源丰富、信息传播迅捷，日益成为广大高校师生学习和交流的新平台；［7］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为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各种不良信息也通过新媒体混杂而入，一些低级、媚俗的信息、图片和视频以及国内外大肆向青年学生传播国家、民族的仇恨思想，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在没有过滤的情况下，就直接传播到青年大学生当中，这就必将在青年大学生对民族认同感和道德品质的形成造成不良的影响。要实现高校文化传承的创新，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就要正确认识新媒体技术对不良信息的无障碍传播，分析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切实发挥高校文化传承创新在人才培养中的积极作用；就是要引导大学生树立自觉意识，在利用新媒体技术进行文化交流和传播时，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基本的行为规范，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传入，培养独立思考的判断能力，以形成良好的媒介素养。

2．增强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自信意识，全面彰显传统文化魅力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文化交流活跃，文化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根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表现。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道德境界，“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理想追求。这些精神追求都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是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文化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创新文化是现代大学的崇高使命。高校要积极主动地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各项教学工作中，要充分发挥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为培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能力和科学技术能力的文化人才作贡献。文化的广泛交流是世界性的发展趋势，文化的多元化和文化的相互交融充满着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我们要着力提高高校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培养高校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他们养成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国外优秀文化的自觉性。同时高校还应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来强化对全体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他国文化，使他们能够在跨文化交际中树立爱国主义精神，激发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彰显传统文化魅力，增强高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自信意识是一个系统的、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与现实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和各个层面来充分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化建设领域所实现的新发展、取得的新成就；同时，高校还需要发挥其文化交流的平台作用，进一步加强对当代中国文化标志性事物的研究和宣传，以中国的价值自信支撑文化自信，在文化交流争锋中凸显文化自信，从而彰显传统文化永久的魅力和勃勃的生机。

3．增强高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自强意识，努力强化四个高度认同

2009年8月25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察时强调：“要深入宣传新疆的历史，包括民族发展和宗教演变的历史，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8］“四个认同”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的具体体现。大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担负着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重任，他们对“四个认同”的程度如何，将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兴衰。对大学生开展“四个认同”教育过程，是统一思想、改造思想的完整过程，对每一个大学生而言，是知行一致的要求。任何民族的繁荣、任何国家的富强，都离不开爱国主义的巨大力量，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凝聚人民的重要精神纽带和鼓舞人们团结奋斗的光辉旗帜。［9］在新的历史时期，增强高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自强意识，就是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就是要坚持传承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在文化传承创新中增强认同感，使青年大学生自觉将文化传承创新内化为他们成长成才的动力源泉；就是要教育广大青年大学生勇于发扬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通过引入加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的教育，引起他们的思想共鸣，以高度的文化认同增强文化传承创新的自强意识；就是要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为重点教育、激发青年大学生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自信心，帮助大学生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刻苦钻研科学文化知识，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自由发展，从而实现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高度认同。

4．增强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自醒意识，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能

文化自醒是文化自觉的前提，增强文化传承创新的自醒意识，重点在于发挥大学校园的文化育人功能。大学校园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在大学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事业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又在集成和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社会文化事业中承担着重要使命［10］。校园文化在育人过程中具有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效果，对于活跃校园氛围，实现文化有效传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高校处于当前国民教育的高端层面，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阵地，伴随着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高校已逐渐从社会边缘走向了中心，与社会的交流范围越来越广，交流层次越来越深入，高校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突出，而高校文化传承创新的自醒意识逐步深入。

教书育人是高校的首要任务，不仅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还包括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人格魅力的提升，在育人的过程中，注重育人理念的提炼、育人内容的设计、育人载体的优化，将校园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的融合，使学生在对校园文化认同的同时能够形成自我认同，并将其转化为自觉追求，形成强大的精神动力，可以更好的促进自我价值的实现。增强文化传承的自醒意识，就是要在高校文化传播过程中，积极弘扬正气，抵制歪风邪气，使高校文化传承创新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校园文化育人功用，打造文化传播育人环境，突出文化传承本质理念，在文化自醒意识中实现校园文化在育人功能上的有效的探索。

参考文献

［1］　赵　君，肖　祥.制度创新：广西文化力提升的路径选择［J］.社会科学家，2011（07）：155－157.

［2］　曹国永.文化传承与创新：大学的责任与使命［J］.高校理论战线，2011（03）：39－41.

［3］　何慧星.大学文化的当代使命［J］.中国高等教育，2012（01）：20－22.

［4］　陆　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多元文化的整合功能［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1（05）：8－11.

［5］　冯　刚.加强高校文化建设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J］.湖南社会科学，2011（5）：192－194.

［6］　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4-24（01）.

［7］　张　瑞，邱　杰.新媒体视域下的高校辅导员执行力提升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126－128.

［8］　邱　杰.基于“四个认同”教育视角的辅导员能力结构优化对策［J］.高教论坛，20110（6）：17－19.

［9］　吴潜涛，杨峻岭.全面理解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J］.高校理论战线，2011（10）：16－18.

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篇5

以奥运为代表的两方体育竞技一直占据着中国体育的主流舞台。从奥运的比赛项目和历来奥运的金牌榜上看，中同是体育大国，但断不敢称体育强国。因为，在这场“奥运游戏”中，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去“玩自己的体育”，在很多国际赛事中还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众所周知，南美洲的巴西、欧洲的意大利和英国等都是足球的国度，他们在踢球中享受快乐，强壮了一代代的孩童，足球赛场上的胜负成为国家的荣誉。他们是足球的民族，足球是维持其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阵地之一。此外，像韩国的跆拳道、印度的瑜伽等由于其强身保健的功效，迎合了当今追求健康生活的时尚潮流而受世界流行。

奥运亦然。2008年北京奥运，无疑是民族的奥运，激励着中华民族的无数儿女。但奥运是世界的，百年奥运终将在半个月的灿烂上演后，移师它地。奥运走后，就需要我们由“民族的奥运”向“奥运的民族”嬗变，这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用奥运精神和现实性的体育渴求，在奥运中查找体育事业的缺憾，重塑我们的体育精神，从而让自己自觉地从民族办奥运的呐喊中，成为奥运民族中的一员。

(戈止)

让少数民族成为保护民族文化的主体

少数民族在标签中区分，这标签不是一个空洞的符号，其背后有国家为弥合民族关系，而推行的涉及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让少数民族更热衷于民族认同。而那些民族交界的模糊地带的边缘人群，对于自身的风俗、文化等方面的民族特色的表征，更加刻意保护。哪怕这只是形式，至少可以让他们找到一种归属感。

看起来少数民族文化也在族群中延续，但保留的却只是一种外在形式，其精髓已不复存在。一如北京高楼环伺之下的四合院。可我们没有理由来谴责他们的做法。毕竟，他们也有生存权和发展权。

我们必须做的，更多的是给少数民族以发展的机会，让这些民族在经济地位上平等，进而推动他们在民族意识上的觉醒，认识到自身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再去思考核如何保护的问题。

即民族文化的保护，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是少数民族自我觉醒的过程，而非外力的一厢情愿；基次，这应当是民族觉醒之后，本民族自上而下的保护，而非出于生存保留的一点文化的外衣。当然，在民族觉醒之前，则需要注意，发展不应以民族文化的消亡为代价，也不能对这个民族存在的社会环境造成重创。这样，才有复原的基。

在今天，阿米绪人对近代文叫的成果依旧排斥，却仍能够在保守中，游走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而不消亡。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索，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却不用为生计而忧心。这也许是一种参照。

(谭大朝)

社会合作与社会团结，从何而来?

在一系列社会泄愤事件背后，其实质是社会群体的诉求。非直接利益相关群体的大规模卷入，说明借助现代传播渠道，人们对“命运共同体下”各自社会境遇、遭遇的“共感”与“通感”日渐增强。民众在偶然事件中的“借题发挥”，恰恰在昭示着民众的主要心理诉求，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召唤。群体性泄愤事件之发生，与分配失衡等社会不公，以及公权异化等权力腐败现象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有关，也与长期以来，政府对民众的利益和权利诉求没有作出很好的回应有关。及至当下，对待从宏观到具体的社会问题，社会群体正在形成区别于官方的认知，甚至在危机爆发时，民众对官方做出的各种解释都持怀疑的态度，而执著寻求早已先假定于内心的“真相”。社会认同与政治认同在分化，社会合作与社会团结的基础在流失。

而中国目前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政治体制，显然无法应对日趋复杂的社会危机处理。此种自上而下的增压体制，虽在应对大型自然灾害面前。有利于体系和体系内资源的快速激活、迅速动员、高效整合，但在平时却“重上轻下”，惯于控制而不善引导，在社会危机爆发时，对来自社会的任何异动都表现为恐惧与习惯性的打压，明显地表现出与民间平等互动的陌生。

为维持良好的社会合作秩序，提升并改善政府的管治力实属必要。但怎样使单个官员在危机中提升的公共沟通技巧，体现在持续性的制度转变和从政者为政理念和作风的改变上，却不是朝夕间的事项。当务之急是，建立常态的、制度化的、便利的利益和权利诉求通道，给民众的悲情一个合法的、可控的出口，也可对为政者起到督导作用；更要紧的是，守卫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底线，无论是立法、行政还是司法上，都应让人们看到对社会公平与正义诉求的切实回应，社会合作与社会团结，始于政府对公平与正义底线的坚守，其增量系于各权利与利益主体间的积极、正向与常态的呼与应。

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篇6

一、政治的觉醒与版画的本体超越

“如果中国艺术家想要重新考虑中国艺术的未来，恐怕得先承认文化政治与现代性的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3]这就是说对引起艺术变革的因素的考察并不是只能单一地从西方的文化引进来探讨，艺术风格的变迁往往在于文化政治话语的建构，两者的互动才带来艺术的擅变。而透过政治现代性话语的迷雾，我们也许更能认识到20世纪早期广东现代版画在以西方话语为始的艺术之路上，如何坚守传统，并不断转型的复杂历程。

在近代中国，人们是先有政治觉醒，然后才有文化觉醒。近代中国人的政治觉醒是在民族危机和国内政治危机的双重压迫下开始的。政治的觉醒主要是针对政治制度改革。而文化觉醒则是基于对人自身价值的体认，个人自由意志的确立。“历史事实说明，政治觉醒或政治变革可以带动文化的变动;反过来，文化觉醒或文化运动也可以给政治带来某些重大的影响。但由于近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人所面对的历史抉择，使政治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和超越其他问题的紧迫性。它对各阶级、各阶层、各群体都是生死枚关的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得不到妥适的解决”。[4]“五四”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及社会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科学启蒙也开始向审美启蒙、思想启蒙迅速转换。“在‘唤醒中国’的过程中，图像的社会功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兴工商实业’之动机所触发的美术运动越来越向社会变革的方向倾斜。工业生产所急需的是精确的、科学的制图术，与此同时，那些矢志于革命事业的仁人志士也急于利用图像唤起民众的革命意识。这样一种变化构成了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基本‘格调’，它决定了中国美术的功能、题材和风格的取舍，规定了中国现代美术的基本走向。来自西方的写实主义艺术，无形中成为整个社会变革和视觉启蒙运动的最有效工具，在此基础上展开的所有艺术改革运动也就有了最合理的解释”。ts]中国的创作版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实践活动，浸透了时代背景中图，张望《负伤的头》，934年木版的各种社会状况，影响版画创作的各种社会状况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政治”。中国的创作版画是在抗日救亡的革命浪潮和轰轰烈烈的左翼文化运动中兴起的，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与社会需求，使其一兴起便承担起改造社会的历史重任，成为社会与文化变革运动的组成部分。与平和温文、具有宗教色彩与市俗气息的古代复制木刻不同，其价值取向表现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与明确的社会目的。左翼文艺关注的是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版画家们从描绘他们的遭遇到歌颂他们的政治觉醒，用自己的作品激发人们一起去反抗。因而，这一时期的广东版画对艺术语言的探索都是围绕着政治意识展开的，也就是说它的成功意义在于对本体性的超越，它没有仅仅局限于形式技巧，而是如艺术家自己所说的:“‘为艺术’的艺术变了而成为‘为社会’的艺术了”。[6]

事实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无法割断也无须割断的关系。首先，政治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普通的现象，几乎每一个人的生活、心理构成、生存环境等都与政治有直接或间接关系。一个有责任的对人类命运有强烈关怀的艺术家，就不可能不关注政治，他的创作也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现象作出自己的回应。20世纪早期广东现代版画艺术有许多著名作品都是有强烈政治意识、政治倾向、政治效果的，因此有的画家被捕人狱。但他们作品中的政治意识不仅没有使其贬值，反而是其创作的重要特征和价值的重要保证，表现出对版画本体的超越与提升。所以一开始，广东版画就出于个人的激情与认识及鲁迅的影响，选择了表现主义的表现手法。但一旦艺术的目标越来越接近大众的时候，当“读懂”成为艺术的必需要素时，艺术风格向写实的转型就成为了必然趋势—这也是艺术家的使命所赋予的。

另外，广东美术与政治的关系早已形成历史的传统。如在岭南画派创始人那里，政治革命与艺术革命有一种因果纽带。政治革命的意识源自民族觉醒后的危机感，同时“二高一陈”也以其亲身投入于政治事务而获得非一般艺术家所能获得的资历，名望地位更是构成了他们在政治与艺术关系中的双重身份。李公明指出:“与政治叙事有密切关系的是地方叙事，因为后者不仅指地方的文化传统，也包含有与政治叙事的实现相关的地方政治传统模式和地方权力网络。”[7]其实，无论是政治叙事还是地方文化叙事，都是一种以转型为中心、以现实批判的维度展开的艺术，所关联的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艺术价值与社会建构的关系问题。

二、主体精神及文化立场

20世纪作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决定了艺术的演进历程必然要受到社会大背景的作用与影响。而转型时期最突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手段的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更直接点说，是关于绘画评价的标准问题。现代版画运动，由于始终没有失落存身立命的艺术自我性，他们摒弃了前辈画家那种基于士大夫立场的主体精神，树立了绘画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功名事业以及创作服务于需求的新型取向，从服务于大众的视角，以大众化的社会角色意识实现自我价值的务实精神，并将主体精神与社会政治相对应，深化个性自由和人文关怀的精神情感倾向，使民族主义思潮在现代版画领域中高涨起来，在文化政治和现实政治交互的场域保持精神文化实践或文化政治实践的主体性。

艺术家不管是以社会现实作为创作的契机，还是以自身的观念与思考作为契机，不管是以人文性的隔世想象作为创作的终极，还是以现实的某个角落或局部作为创作观照的对象，主体的人文精神与生命关怀必须是作为艺术创作的根本支撑所在。在《近代的超克》一书中，日本学者竹内好通过对落后的中国面对20世纪初西洋军事、经济和文化的人侵，所采取的抵抗的态度的分析认为中国是具有抵抗的品格的，并通过抵抗维持了自己的主体性。他指出鲁迅认识到西洋和中国相遇时，如果摒弃传统学习西洋，那将面临丧失自我的危险;如果固守自己的传统完全拒绝西洋，那又将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正因为鲁迅和中国具有抵抗的品格，中国才能够在近代化之路中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实现自我的不断更新。竹内好意义上的主体性主要是在精神文化的层面上，落实到现实问题则是文化政治的层面上的主体性。然而许多时候，文化政治和现实政治是分不开的。于是，要在文化政治层面保持主体性就会遇到现实的困境。[8]据现代版画会骨干成员之一的陈仲纲老人说，李桦最初转而搞木刻的一个客观原因是，1933年，李桦的妻子生下女儿之后竟不幸去世了，令他很悲痛，于是他开始专注地刻木刻借以忘却悲伤。[9]也许正是将个人的悲剧与时下社会悲剧的联结，将个人主体性与国家民族的主体性结合起来，才产生了创作版画的转向。

汪晖认为“中国现代思想中的‘主体性转向’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尼采、柏格森等等)，但在中国的语境中，问题仍然首先与文化问题相关。东西文化论战所显示的是:中国现代思想中的所谓‘主体性转向’，并不仅仅是从对客观世界(自然和社会)的认识转向对个体的内在世界的体察，而且是一种文化的转向，即以反思西方现代性为契机，重新发现中国文化的价值与意义。主体性问题在这里决不仅仅是个人主体性的问题，而且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的问题”。[10]并指出:“正由于此，‘主体性转向’在中国的思想语境中一方面具有深刻的文化民族主义内涵，另一方面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又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在中国的独特的一种文化表现罢了，它承续了欧洲现代性的一系列理论的和实践的前提”。[ll]其实，当时的美学及艺术和其他从西方借鉴而来的技术及其他社会科学理论一样，都被视为挽救文化危机的选择之一。并从一开始，就以美学话语对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个人的处境进行了自我观照，因此，意识形态与政治就成了它的基础。而作为中国版画导师的鲁迅虽表达过对文学艺术无功利本质的赞赏，但艺术与政治的距离也没能让他放弃版画是投枪是武器的观点。因为他认为“文学以对抗政治的方式而提升文明水平;政治则往往以压迫文学而对抗文明进步，或是在消极意义上被迫接纳文明进步”，并认为“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对抗所有的外界”。[12]

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中，作为文化实践的具体性事件的广东早期现代版画运动，其开始阶段就面临主体性问题，如何应对当代的社会境况与政治环境，如何应对自我在学习西方现代艺术时的价值，如何应对艺术与传统的关系，如何应对艺术与大众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成了广东版画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他们的“政治觉醒”与“文化自觉”才造就了后来的成就。他们的文化立场自然与他们的主体精神相一致。如赖少其在《木刻界》创刊号上就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木刻艺术的生命与大众的关系是必须联结起来，木刻的功能是唤醒和提升大众的意识，发挥战斗作用。事实上，从他们的作品也能看到这种以刻刀当武器唤醒民众和进行战斗的巨大热情和努力”。[113]从作品来看，广东版画家在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化立场下，创作了大量暴露当时社会黑暗，反映现实人生的作品，赖少其的《饿》、刘仑的《土劣》、唐英伟的《被捕》等等;也在国家民族的主体性精神下，参考《十竹斋书画谱》等传统艺术资料，探索中国的民族化风格，如李桦的((怒吼吧，中国》、陈仲纲的《不幸者》;更在政治觉醒的背景下，以反抗的主体意识，创作了唤起大众反抗精神的作品，如李桦的《是谁给予的命运?》、赖少其的《认识了民族的敌人》、刘仑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因而，可以说无论是积极地借用表现主义，还是努力地探索民族形式，无论是单纯的对社会现象的描绘，还是积极地介入政治生活、表现反抗的场面，无论是为艺术，还是为社会，个体的主体性精神符合了整个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要求，就能使艺术创造历史。这正是竹内好所说的“它是个体、国族以强烈的自我意识对他者进行抵抗从而进人历史的方式。置身于历史之外、丧失自我，而后者则创造了历史、坚持自我。这正是主体性的意义之所在。”[14]

三、图像中的身体隐喻与情绪凸显

综观现代版画会的作品，身体语言是其中较为突出的特色。那些作品图像中的身体姿态凸示的是那个时代身体被规训的结果。如李桦的版画以某种“中国特征”为基础，既创造性地发挥中国身份，也将中国人的病态与身体所蕴藏的反抗的力量充分揭示出来。一个被蒙住眼睛、绑在柱子上的人扭动身躯发出了最尖利的呐喊，李桦的这幅作品通过比喻反映了艺术家因中国所面临的严峻现实而产生的压抑感。然而同时李桦仍旧希望画中的主角(暗喻所有的中国人)能够坚持呐喊奋力挣扎并最终获得自由。李桦一方面通过塑造主角的扭曲的身体和脸部表情去强调了中国人民的苦难(如作品《怒吼吧!中国》)。在另一方面，他鼓动大众继续反抗。作品《起来》中民众的身体被表现得充满力量与激情，有力的形象与强烈的吼叫、指向前方的动态，反抗成了表现的主题。在这些图像中，身体作为一种实存就是个体身份及其思想、观念、立场的显在化，也就是说，它并非仅仅只是普适层面上的身体本身，而是艺术家主体精神的化身，是民族主体力量的凝聚。“按照这个逻辑，身体与国家的关系事实上是身体所蕴籍着的个体身份及其思想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身体在此只是作为其内在复杂性的一个表征”。[15]

有学者将人类的政治兴趣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对外部的，它指向的是宇宙及其代表着的“客观”世界，这个世界是身外的;一是指向自我的，这个对象就是身体。人类的政治就是对“身外”和“身内”进行划分、勘查和诊疗。不能否认，始原意义上的政治首先是指向身体的，孔子、老子对世界外部问题的政治学兴趣主要是来自于对身体的“切身”体验和观察。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我们似乎从来没有发展出对于身体的纯粹的科学主义的兴趣，中国人对身体从来就是用文化的态度、政治的态度来审视的。[l6]实际上，这个思路在五四革命者那里也是一样的，鲁迅放弃医学专业选择文学、政论，就是出于这个看法。“在鲁迅看来，中国人的身体疾病不可能通过医学来铲除，而必须通过一切彻底的政治革命来铲除。鲁迅认为一把医生的手术刀显然对于中国(民众)的病体已经毫无意义，鲁迅要拿起的是政治的手术刀，他要把身体问题当作政治问题来对待”。〔17]在鲁迅的意识中身体和政治紧密地结合着，它是政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的目标，同时也是政治的结果。鲁迅对于中国人身体的认识基于这样的看法:“病态，鲁迅将他对中国人身体的观察上升到‘国民性’理论的高度。鲁迅始终关注着这样的身体状况:病态残缺”。[l8]如他的笔下许多人物都是身体残弱的(如狂人和阿Q等)，这些人的精神症候都具有一种病态意识。在这里，“鲁迅不仅关心身体政治的外在表层，反对政治反对身体的压抑与铭刻，更注重的是身体政治的隐性层面，反对政治对身体的民族志式‘书写”’。[l9]鲁迅渴望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激情的、冲动的、粗暴的、的身体美学”。[20]在鲁迅的思维中，中国人的身体和中国这个国家的文化机体是互文的。艺术也不再被视为游戏或者炫耀，而是针对具体那些昏睡中的身体的“呐喊”。鲁迅的身体观也许正是解读广东早期版画的政治意涵的有效视角。广东早期创作版画在形成伊始，人物形象大多如唐英伟的《何处是家?》李桦的《失业者》、《老渔夫》中表现的，整体上传达一种“病态”或“东亚病夫”的联想，一幅幅被现实压垮的图像。随着现实政治的急剧变化，艺术家开始认识到只有反抗才能获得新生，图像中的身体开始出现鲁迅希望的“个人主义的、激情的、冲动的、粗暴的、的身体美学”。“病态”的身体变为反抗的身体。如前面提到的李桦作品《怒吼吧!中国》，还有张望的作品《负伤的头》都是这种美学的有力实践。张望的《负伤的头》中抽缩的肌肉和下沉的嘴角，令人联想到内心仇恨的情绪，圆睁的二目更表现出反抗的决心。

正如学者王斑所说:“在中国语境下，身体的话语帮助了人们展望超越身体的可能。它是隐喻，是对“身体”与精神健康以及文化活力的巨大关注”。[21]冲华民族的集体身体被看作“东亚病夫”的耻辱形象，而重振民族赢弱的躯体所迫切需要的素质正是健康、力量、活力与勇敢。肉体与精神力量为中兴民族病体，塑造强健的主体性，这一需要受到了现实的政治目标的驱动。[22]我们从李桦画中所表现的身体，可以看出，它不仅仅是一个有着生理特征和需求的血肉之躯，而更是一个完整的“自我”形象，通过这一形象表现某种隐喻性，让广大观众认识到自己当下所处的生存环境。李桦在画中不仅建立了一种理想化、政治化的身体形象，同时也凸显了自我内心的革命激情。“这种以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作为身体开发的依据，虽然是一个十分时代性的结果，却也造成中国的身体自此步上一个与国家命运联系发展的状态……在1910和1930年代间的大放异彩，但整体而言，将身体的存在与国家的存亡作一因果关联还是这个时代的主流”。[23]从深受鲁迅影响的广东早期版画家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自我”身体形象的重构与艺术家情绪的凸显会形成一个深受各方关注的政治或社会文化空间，在特定的时代可以使得一个日常的空间变成一个极具政治张力的地带。20世纪广东版画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篇7

关键词：唤醒教育；语文新课程

Abstract: The awakening education is an educational process which makes a person totally awake so as to realize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their own life freely and is based on the idea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The awakening education is characterized with life， meaning， multi-dimension and process，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ew Chinese curriculum. In the reform of Chinese curriculum， it is urgent to awake the awareness of educating people， culture awareness， life awareness and classroom affection， to construct a totally new outlook of value， culture， ecology and learning in Chinese curriculum， which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carry out the learning-based educational idea.

Key words: awakening education; new curriculum of Chinese

一、教育的唤醒本质

我国古代对“教育”一词的解释为：教者，上所施，下所效，先觉觉后觉也；育者，生育、培养、培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也。《中庸》解释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即着眼于人之本性，启发自觉之心，遵循儒家天人合一基础之上的“以人为本”的内在觉醒与完美。“教育”在英语中的表述是education，源自拉丁语的educoatus，有“引导、抚育、自身生成”的含义；德语中是erziehung，有“引导、唤醒”的意思。现代教育学认为，教育就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的活动。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和唤醒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教育本身即是对人的本性、潜能的引导、唤醒并对人的身心施加影响使之臻于完美的过程。

德国著名文化教育学家斯普朗格说：“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一直到精神生活之根。”①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传授或接纳某种外在的、具体的知识、技能，而是要从人的生命深处唤起他沉睡的自我意识、生命意识，促使其价值观、生命感、创造力的觉醒，以实现自我生命意义的自由自觉的建构。也就是说，教育的过程不仅是要从外部解放成长者，而且要唤醒成长者的人格和心灵，解放成长者的内部创造力。可见，斯普朗格强调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本体的总体生成，实施人本体结构的唤醒，使文化价值与本体生命融合，使人获得人生意蕴的全面体验。因此，从本体论上讲，教育的本质就是一种对人的唤醒的过程。

二、对唤醒教育的当代审视

当代教育挣脱了知识本体和智力本体的束缚，重新回归到人性本体上来，确立了以“人之生成”为主题的教育理念，指出“教育即自由”。[1]唤醒教育正是建立在“以人为本”基础上的，它着力于对人性的全面唤醒，从而实现自我生命自由自觉建构的过程。在当前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浪潮中，唤醒教育作为一种新型教育理念，具有更深广的内在意蕴与价值。

首先，教育的过程是受教育者内在心灵觉醒的过程。斯普朗格把教育看成是人文陶冶、人格养成的过程，看成是使人从依循本能的自然人蜕变成文化人的过程，即所谓“人文化成”。笔者认为，教育绝非单纯的知识传递和能力训练，它还是教师、学生、文本之间的生命对话，借助这种对话，学生领悟到自身的存在和内在心灵的需要，在成长的过程中发展自己、完成自己，不断地丰富自己作为“人”的内涵。总之，唤醒教育就是对人性的唤醒、充盈与放飞。

其次，唤醒教育是一种围绕“意义”所进行的全面的、立体的唤醒。一方面，从关系论角度说，在唤醒教育理念下，教师、学生、文本三者之间所发生的一切关联和交流，都是围绕着“意义”进行的，唤醒的本质就是让学生领悟“意义”。这种“意义”并不是指知识本身的意义，而是指人的精神的领悟和发现，即生命或人生的意义。当教师、学生、文本三者之间发生真正的生命对话时，这种由意义而引起的共鸣会使师生双方惊喜地感受到一种跳动的活力、一份探索的愉悦、一股难以遏止的激情与冲动，而在这个意义生成的瞬间，师生共同获得一种生命的唤醒，文本也因意义的昭示而最终得以完成。因此，唤醒教育是一种以意义为媒介，以唤醒学生为目的的包括教师和文本在内的全方位的唤醒。另一方面，从个人全面发展角度说，唤醒教育是对受教育者综合素养的全面唤醒，也就是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所主张的培养“全人”，即着眼于学生个体的内在潜能，给予充分的引导、激励、唤醒和鼓舞，使之得到全面而和谐的发展。以人为本，注重全面发展的育人思想在我国古代就已经萌芽。大教育家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既重德性，又重技艺；既重陶冶情性，又重启迪智慧。又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只有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内在心灵的启发与唤醒，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心有所动，教师的引导才具有更大的效力。

再次，唤醒教育是一个永无终结的自我生成与建构的过程。斯普朗格提出教育的人格生成说，强调教育对人格的作用是以生命为中心不断发展的。人的生命成长是一个不断被唤醒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现主要依赖教育。受教育者在一次又一次的觉醒与领悟的过程中，一次比一次更加真切地认识了自我，发现了自我，从而逐渐地根据真实的自我来自由自觉地建构与完善自我。人的一生永远处在动态的自我觉醒、理解、生成与建构的过程中，处在由种生命（自然生命）向类生命（自为生命）的永恒超越与趋向之中。

三、在语文新课程中实施唤醒教育

唤醒教育的生命性、意义性、立体性、过程性与语文课程的性质和特点是紧密相连的。语文新课程标准对语文的定义是：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作为一种文化的构成、文化的存在，它与人的生活与生命形态有着内在同构性。语文新课程实施的过程就是对人的自我意识、文化意识、生命感、价值观进行全面唤醒的过程；学生学习语文，接触大量语文材料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建构的过程。如何在语文新课程改革中实施唤醒教育呢？

（一）唤醒树人意识，构建全人发展的新课程价值观

关注人的成长和发展是本次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斯普朗格所谓的“一直到精神生活之根”，也就是要使每个学生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将他作为人的本质的创造精神引发出来，使他成为自主自觉、全面发展的人，成为心怀他人、心怀社会的具有类意识的健全的个人。这是教育追求的最高目标，也是唤醒教育的最终目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应该使每个人尤其借助于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能够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以便由他自己确定在人生的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2]这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自主发展的教育思想。

语文教育是一种完整性教育，指向人的完整性建构。传统的灌输式教育往往把受教育者当成装载知识的容器，学生被作为“标准件”加工出来，以备社会某一职位和角色之需，这就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和人格完善，造成了人的片面和畸形发展。唤醒教育则挣脱传统教育的知识论藩篱，着眼于学生主体的心灵世界和精神生活，关注有关生命成长、精神发展、人格完善等价值领域的问题，致力于人的完整性建构，为当前的语文教育教学打开了一扇理论与实践的窗口。叶圣陶说：“请老师们时刻想到，学生跟种子一个样，有自己的生命力，老师能做到的，只是供给他们适当的条件和照料，让他们自己成长。如果把他们当做工业原料，按照规定的工艺流程，硬要把他们制造成一色一样的成品，那是肯定要失败的。”[3]这就是要提倡尊重学生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尊重学生的成长规律。因此，首先要唤醒广大语文教师的树人意识，着眼于学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树立培养全人观念，以学为主，促进学生的全面、整体发展。

（二）唤醒文化意识，构建科学与人文整合的新课程文化观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据此，提出“三个维度”的课程目标与要求，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课程文化特征。斯普朗格批判“教育是知识获得过程”的说法，把教育当作是通过“摄取吸收文化价值，体验陶冶多维的人，促进生命个体总体生成”的文化过程。唤醒教育将教育、文化、人三者连接起来，融为一体，把教育看作是一个人生完成、文化建构的永恒过程，注重教育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提升，表现出对人文教育的高度重视。

人文性即语文的文化内涵。语文负载着文化，传承着文化，是一种文化的构成与存在。首先，汉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构成，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形象与意义的世界，一个情感与审美的空间，每个汉字都是一首诗，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其次，从汉语言文字构成的作品来看，凡是经典作品，都是优秀文化的结晶。再次，民族语言积淀着民族的行为方式、民族文化、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汉民族语言是汉民族的文化存在方式，蕴含汉民族文化的精神与闪光点。因此，语文教育应该体现文化性，通过分析、阐释、体验文本丰富的文化内涵，唤醒受教育者的文化意识，使其产生自觉的文化追求。20世纪以来，我国课程重科学主义、轻人文精神所造成的弊端已日益显露，因此，在语文教育中唤醒文化意识，提倡科学与人文整合的新课程文化观，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三）唤醒生命意识，构建回归生活的新课程生态观

所谓生命意识，就是为了满足生命存在和发展的需要，依据自身的潜能，加上后天的教化而形成的对于外在世界和自我具有认知、理解、建构和创造能力的潜在灵智和欲求。但它潜藏于人的意识深处，有待于教育的唤醒。回归生活的课程生态观，意味着学校课程突破学科疆域的束缚，向自然回归、向生活回归、向社会回归、向人自身回归，因为只有感性的、生动的、丰富的生活世界，才能满足人在理智、情感、意志等多方面发展的基本需要，生活世界唤醒了人之为“人”所应具备的生命意识，“只有将生活世界作为人的价值的存在基础，那一度失落的人的意义才能重新复归”。[4]人总是有着一种生命的创造冲动，教育应该呵护、关怀、唤醒并张扬人的这种生命冲动意识，使之能够在已有的现实规定中奋然而起，大胆地去追寻自我、张扬个性，实现自我充分、全面的发展。

语文教育的工具是语言，使用的主要材料是文学作品。它们饱含着文化智慧和生命热力。语言和文学独具的文化、审美特征使得语文课程具有动态生成性和多元开放性，这种类似于生命系统的动态过程要求“回归性反思”，即“通过与环境、与他人、与文化的反思性相互作用形成自我感”，它体现了人类的自觉性，生命感、创造力由此而生。[5]因此，语文教学不能刻意追求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要打破学科界限，提倡开放、灵活的学习方式，让学生在学习语言文化的过程中，感悟自身与世界的存在，获得生活与生命的体验，形成“自我感”，实现自我超越。

（四）唤醒课堂情绪，构建自主建构的新课程学习观

创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课堂生活是新课程改革的落脚点。美国学者梅里尔·哈明指出，鼓舞人心的课堂辉映着学生最健康、最富有成效的五种品质：尊严、活力、自我管理、集体感和意识。[6]在这样的课堂里，学习不再是一种异己的外在的控制力量，而是一种发自内在的精神解放运动──学生心灵得到解放，主体意识得到唤醒，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被激发出来。唤醒课堂情绪，就是要使教学过程成为触及学生灵魂的过程，成为贯穿学生生命体验的过程，成为解放学生内部力量的过程，改变以往那种他主性、被动性的学习，使学习成为学生内在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被不断唤醒、生成、张扬和提升的过程。这种被唤醒的建立在生命层次上的课堂，是师生展开对话的平台，是意义生成的重要场所，也是激发生命成长、进行自主建构性学习的空间。

语文教学丰富的情感性与跃动的生命化特征往往极易激发学生的课堂情绪。因此，要提高语文课堂的文化品位，让语文课堂充满诗意，关注学生所关注的，进行师生间的多边对话，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在语文课堂中，师生之间真诚的对话伴随着师生双方内心世界的敞开，是对对方真诚的倾诉和接纳，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精神的相遇、生命的唤醒与融合，这正是语文课堂教学所要追求的理想境界。

① 转引自邹进《斯普朗格文化教育学思想概览》，载《外国教育》1988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王啸. 教育人学──当代教育学的人学路向［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420.

［2］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85.

［3］叶至善. 父亲的希望［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69.

［4］王岳川. 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33.

［5］〔美〕小威廉姆 E 多尔. 后现代课程观［M］. 王红宇，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253.

民族意识觉醒的表现篇8

关键词: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反思;中国的思想启蒙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0-0070-02

中国本土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这始终是我们心中的遗憾。作为一名中文系的学生,我对文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们有着属于自己的无奈与期盼。面对这种情况,也许我们会说是老外不懂我们的文化,也许我们会说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文学是充分具有民族特色的,有着我们自己的本性,有着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底蕴,不是西方国家能够读懂的,也许你会说我们不在乎,只要我们知道自己好就足够了。因此,在本文中,我主要想就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期待中国文学的现状来谈一谈自己对中国的思想启蒙的理解与认识。

一、反思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之路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科学家叫做诺贝尔,这位科学家很有钱,他在去世之后就把他的钱全部交给了一个基金,说要办奖,这个奖叫做诺贝尔奖。这个奖项的颁发始于1901年,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中国本土仍旧没有人得到过该奖项,我不想谈论物理化学等学科,我只想谈谈我们的文学,谈谈我们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之路。我们中国人曾在文学上取得的成就是为世界所瞩目的,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到鲁迅等人,他们都是为世界所承认的作家、文学家。同样,在诺贝尔文学奖上,我们熟知的老舍先生就曾获得这一奖项的提名,但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不得已老舍的资格被取消了,这是老舍的遗憾,也是我们中国的遗憾,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遗憾。但在我们之后的文学道路上,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也没有了“这样的遗憾”,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家,我们也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却再也没能成功的敲响诺奖的门呢?我们的心是期盼诺贝尔文学奖的,因此每年的诺贝尔奖颁奖礼都会在我国引起一系列的讨论,并且每一次我们都是满心期待。在2000年,因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著作,法国籍华人高行健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作家,本以为会有喝彩的声音,因为他是华人,但高行健在中国得到的却是一片喝倒彩的声音,不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胸怀接纳又一个华人获得了此奖项,而是我们真的不能理解我们的本土有很多比他好的作家,为什么却没有得到呢?我们有我们的不平与气愤,但是静下心来我们仔细思考:诺贝尔文学奖,我们中国本土真的就没有办法冲击下来吗?究竟是他人对我们太苛刻,还是我们真的没有达到要求。在中国文学家向诺贝尔文学奖冲刺的一次次失败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作家的悲哀,不是得不到“诺奖”的悲哀,中国作家的悲哀是缺乏自我审视和自我价值的客观评判,明知差距而又不承认差距的虚伪做法,摆大师的架子却又身体虚浮吃不住劲的无奈。因此,当我们再次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应保持足够的冷静,我们中国文人是时候应该好好审视自己了。我们可以潇洒地说自己不在乎,但是真的可以吗?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的文学吗?我们真的可以将我们前辈的成果就这样弃之不顾,不加以发扬吗?我想我们不可以,我们需要做的是深刻的反思与重鼓斗志。

二、反思中国的思想启蒙之路

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中国文学界无法超越诺贝尔文学奖这一高峰的时候,也有更多的人同时提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思想启蒙问题。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就从未有过纯粹的思想开化时期,越来越多的人倡导要重视我们的启蒙之路,提出要重新启蒙,因为这无论对于文学创作还是中国的发展都是很有益处的。众所周知,文学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的自由思维的广度,而决定一个民族思想自由的便是这个民族的思想启蒙程度,但是我们的启蒙到底是怎样的,我们的民族到底觉醒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中国最早的启蒙可以说是在1846年的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者大炮将中国封闭了多年的大门打开,自此,中国便告别了闭关锁国的状态,开始融入到世界的潮流中来。我不是在为侵略者摇旗呐喊,只是在文化与启蒙这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在中国的思想启蒙上,几次侵略战争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国人中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开始了中国的思想启蒙之路。

中国思想启蒙里程碑――辛亥革命。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伴随着政治救亡和思想启蒙不断深化,积蓄到辛亥革命,终于促发了民族意识的大觉醒。首先,辛亥革命把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反对封建主义的压迫结合起来,厘清了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关系,揭示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两大主题,把反对外来侵略同反对本国的反动统治结合起来,同时也就把争取民族独立与实现民主自由统一起来,明确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这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进程中是一个重大飞跃。在辛亥革命时期,中国人已经由过去的被动挨打转变为主动迎战,中国人也开始意识到了封建社会的弊端,意识到了思想启蒙的重要。在这个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西方先进文化的不断传入,中国的一部分先进人士已经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但辛亥革命只是表面层次的启蒙运动,因为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敏锐地觉察到,中国虽然成立了民国,但并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于君主专制;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袁世凯复辟帝制后,他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认为民国之所以徒有其名,是因为辛亥革命对封建主义批判的力度不够,没能从观念上彻底清除纲常名教对人们的束缚,致使大多数国民缺乏自由民主的觉悟和国家主人翁的意识。陈独秀认为要实现国民的真正觉悟,必须经过三步。第一步是学术觉悟,即输入西洋文明,这一步已经实现。第二步是政治觉悟,即国民关心政治,弃专制政治为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国民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以生命保护宪法之自由权利。第三步是伦理觉悟,即废儒家之三纲,倡自由、平等、独立之说。虽然只取得了小范围的成功,但这时的小成功对于中国的历史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大步,是不容忽视的关键一步,因为这是一个里程碑,是一个民族觉醒的起点。

中国人自觉的启蒙活动――“五四”运动。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中国人自觉地担负起了思想启蒙的重任,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青年与知识分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五四”启蒙运动是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标志。既是对传统的背叛,又是一个思想原点。作为政治和文化上的觉醒,“五四”负担了太多的历史使命。理性、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等等,诸多现代性诉求需要通过“五四”这一火山发出来。“五四”时期,启蒙被赋予了太多的涵义,使之充满了价值选择和思想走向的复杂性。它虽然没有为所面临的问题给出清晰的解决途径,但是,却储备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理想目标。想走出“怪圈”,就必须回归“五四”。“五四”是我们思想启蒙中的第一次自觉、主动地运动,是值得我们借鉴与发扬的。而在清朝末年,社会急剧变化,思想空前活跃,各种社会思潮起伏激荡,有革新与复古,也有改良与革命。和自立军起义,促使了仁人志士思想觉醒。他们痛感民族危机,甚至有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振兴祖国,苦思冥想,尝试各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碰到无数次的艰难险阻,经历无数次的挫折失败,使他们吸取教训,寻求新的出路。这一次改良同样以失败告终,但我们国人的思想觉悟却得到了质的升华。那么究竟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让我们来看看西方的思想启蒙。

西方思想史上一共有三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性质的运动,这三次运动及时一脉相承又是相互渗透与影响的。智者运动将人类的思维打开,为思想启蒙开了先河,起到了里程碑似的作用,文艺复兴则是让人们真正的意识到人类作为主体的作用与地位将人性的潜能发挥到最大,给人类带来了思想与身体的双重解放,而思想启蒙运动则是将人类的思想解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层次。经过这三次运动的洗礼,整个西方社会已经形成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景象,人的思想一定得到了最大化的自由,人们的活动与行为已经可以称为是纯粹的自愿行为,尤其是人的文学创作,真的是有感而发并非无病,这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是截然不同的,正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缺乏这样的启蒙机会,我们的文学创作才会逐渐的走向今天的道路。

三、行动的声音最响亮

西方的思想启蒙包括社会思想也包括科学思想,使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同时发展,从而产生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是密切相连的,而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成功也决定了我们的文学革命。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与否仅仅是对我们的文学的一个衡量,并不能代表全部,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它带给我们的思考与对我们文学界的冲击,但在反思文学的原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国家的思想启蒙问题不仅仅是靠文学就可以解决得了的,它是科学、技术与经济等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要想改变中国文学的命运,就必须从多方面下手。

首先,是思想道德层面。道德水平是一个人作为人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只要你有一颗善良、慈爱、宽容的心,你就可以成为道德上的巨人,只要你能够保持人最初的本善,你就值得大家尊重。因此,文学界的相关人士就更应该加强这个层面的修养与素质的提高,都说文如其人,只有你的道德水平受到了肯定,你的文章才能够真正的抒发出本真的情感,你的文学素养才会得到提高。

其次,视野的扩大。虽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是在这么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发现,只有你本民族的能够与世界达到共同认知,你才能够有能力让自己民族的文化为他人所接受,所认可,所学习。因此,不论是在哪个方面的发展中,我们都应该明确这样一种观点:要融入世界,取其精华为我所用。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大国情怀,大民族胸怀。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能够真正的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最后,综合国力的提升。前面我们所谈的都是软实力方面,而综合国力则是必不可少的硬实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我们能够吃饱穿暖了。有了国际地位了,我们衣食无忧了,我们才有心情,有资格去追求精神享受。这既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一个理想问题,不容我们忽视。我相信当我们的国人不会再为了名利做一些互相伤害的事情了,也就能够真正的开始考虑竭尽自己所能的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了,那时我们的文学也就会真的回归到其本应具有的层面上了。

参考文献:

[1]中国作家:谁有资格问鼎诺贝尔文学奖.[EB/OL ].[2009-10-08].

[2]丁国强.启蒙死了、启蒙万岁[J].社会科学论坛,2008(3).

[3]刘世华,谷雨.辛亥革命与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启蒙[N].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