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的特征范文

自然经济的特征篇1

现在，无论我们是打开电视、电脑、手机等电子媒介，还是心无杂念地走在街上，坐在咖啡厅里，甚或背包行走乡间，都可能会有各种自然人形象代言的广告充斥眼球。哪怕闭上眼睛，也有名人熟悉的声音向你介绍或夸赞某个产品。我们已经无从考究到底谁是第一位为产品代言的明星，但我们清楚地感受到明星代言广告无孔不入地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再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这类广告使我们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实质上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为代言产品的明星形象掏出钱包。形象代言可以快速将消费者对代言人的认知度和识别性转移到被代言的产品上，以影响消费选择，增加销售额度。换言之，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可以产生经济利益。一方面是根据知名度不同，明星通过代言广告获得高额的代言费，另一方面是大量商家未经允许擅自使用名人形象为其产品代言后，遭受的高额诉讼赔偿。名人的肖像作为传统人格权保护的内容，在坚持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分理论的我国民法中，人格权保护精神利益，财产权保护财产利益，那么高额形象代言费的民法正当性基础何在？商家未经允许擅自使用形象为产品代言后应支付的高额财产损害赔偿的民法请求权基础又何在？对这一问题，我国司法实践基本上进入承认并保护此种财产利益但说不清楚为什么的状态，我国学术界虽然也有近二十年的研究，但在基本术语选择上都未达成一致。对于自然人表现于外的，具有识别性价值，并能将消费者对自然人的认知度转移到产品上的外在形象，究竟用怎样的术语概括，民法学界众说纷纭。在基本术语选择上的分歧体现了对形象代言这一法律现象之民法学本质认识不清。术语选择这基础问题没有解决之前，难以实现制度的合理建构。对自然人表现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外在形象，民法学界在术语选择上有以下两种思路：其一为“旧瓶装新酒”的思路，以民法理论中旧有概念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和经济价值的外在形象。如，人格权、人格要素；其二为“新瓶装新酒”的方式，创设民法理论还没有的新概念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和经济价值的外在形象。如，使用形象、人格标识、人格标志、人格符号。

（一）以“人格权”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外在形象

使用人格权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外在形象的代表作是程合红2000年在政法论坛上发表的文章《商事人格权——人格权的商业利用与保护》，该文是对以自然人形象为产品做宣传广告的社会现象提供的法律解决路径，全文举例说明了人格特征商业利用现象，但没有交代为何使用“人格权商业利用”这一术语，也没有界定术语的含义。但人格权作为传统民法理论中固有的术语，尤其特定含义。人格权始于财产权相对的，用以保护人与生俱来的精神利益的权利。人格权是一种内向性的非财产权利，显然与承载财产利益的自然人外在形象不同。更何况，将人格权作为商业利用的对象除了在动宾搭配上存在基本语法错误外，也显露出将精神性权利与商业化利用联系起来的内在逻辑矛盾。因此，用人格权这一术语来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不合理。

（二）以“人格要素”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外在形象

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李建伟和郑其斌的《论人格信息财产权——附着于人格要素的经济利益的定位与保护》一文，文章以人格要素概括这种现象的目的在于标明其与主体本身的天然联系，以确定所产生经济利益的权利归属。但是人格要素在民法学中一般是作为人格权保护的客体来使用，既包括肖像、姓名等外在人格表征也包括身体健康、自由等内在人格需求，而且以其上所承载的精神利益为观察对象。因此，人格要素这一术语虽然可以拉近代言所产生的经济利益与人格利益之间的距离，有助于认识此种经济利益产生的本质和权利归属，但借用人格权保护客体这一术语，容易使人格权本来就不十分清晰的权利体系更加混乱。同时，以人格要素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很难体现其外在可识别性的本质特征。

（三）以“形象”一词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

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是《名人形象的商业化利用及其权利保护严格—形象权的历史解读》和《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前文中的形象一词特指自然人形象，后文中的形象既包括自然人形象也包括角色形象。形象这一术语关注外在表征，也符合日常用语习惯。但“形象”一词一般指一个人的外表和容貌，是个人的实体性表征，而不是以载体展现出来的个人具有可识别性的特征。现实生活中被用作商业利用的是个人实体形象以一定载体（照片、录像等）体现出来的可识别性特征。因此，形象一词的使用容易在进一步对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特征上承载的财产利益和利用方式进行分析时产生阻碍。

（四）以“人格符号”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

此种观点的代表是《人格符号的利益扩张与衡平》，使用这一术语是在充分认识到：此种财产利益之所以会产生是源于人类是符号的动物，一种可识别性的符号即意味着经济利益。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符号有两类含义，一是指记号、标记，二是指佩戴在身上表明职别、身份的标志。无论哪种定义，都是一种外在于人的中立的术语。此一种术语的使用容易使人割裂自然人可识别性形象上的财产利益与其人格利益之间的联系。

（五）以“人格标志”或“人格标识”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

标识和标志在汉语里面是可以通用的词语，其含义相同。因此，此处做统一考察。此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人格标志上经济利益的民法保护——学说考察与理论探讨》和《论人格标识商品化及其民法保护》，前文作者对人格标识的含义做了基本介绍，认为人格标志是“对姓名、肖像、声音等可以供以识别自然人的标记的统一称谓”。后文作者将人格标识定义为：“人格标识是民事主体标表其个性特征的人身识别因素，如自然人的肖像、姓名、形象、声音，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名称等。”他们都充分认识到了可识别性这一本质属性，也认识到这种可识别性与人格之间的天然联系。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标志（或标识）标明特征的记号，相比较特征而言是更的概念。综上，如果把人格标识（或人格标志）略作修正，以人格特征一词概括自然人表现于外并具有可识别性的形象最为恰当。特征一词可以作为“事物特点（特点是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的征象和标志”，而且习惯用语中也有将其与人的外在形象相连的用法，如相貌特征。人格特征相较人格标志（或人格标识）而言，在汉语语义上更靠近人本身，容易兼顾其内在的精神利益和外在的财产利益，同时又不失其可识别性内涵。因此，本文提出以人格特征一词概括自然人形象代言的社会现象。

二、人格特征的界定与发展

（一）人格特征的内涵

人格特征是表现于外具有可识别性并可用作商业利用的自然人形象。人格特征至少有以下四个本质性特点：

1.人格特征与自然人人格具有天然联系。人格特征与自然人人格的天然联系最显著的表现在于未经同意擅自使用他人人格特征可能给人格特征权利人造成精神损害的情形，如，未经林心如同意将其形象用作处女膜修复广告，并在广告中暗含林心如接受过此种治疗并表示支持的态度。这样的广告所反应的信息之所以会对林心如造成精神伤害，让她看到广告时有很不舒服的内心体验，原因在于：这些信息就像我们喜欢看什么样的书，喜欢什么牌子的衣服等信息一样反映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或希望自己变成什么样的人。积极参与禁烟公益活动的明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烟草形象代言人；捐助留守儿童的明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使用童工的厂商的形象代言人；皈依佛门的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啤酒代言人，这一类广告会给代言人造成的损害归根结底是对其人格的损害，是一种精神利益的损害。其次，人格特征与自然人人格的天然联系隐形地表现于授权商业利用的人格特征一直伴随着尊重自然人人格权这一权利限制。如，成龙代言霸王洗发水、王力宏代言哇哈哈矿泉水，产品生产者或销售者支付代言费获得的对价也仅限于在特定范围和期限内以特定方式使用，并不得歪曲宣传形象，不得任意授权第三人使用。

2.自然人人格特征是表现于外的形象。标明自然人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的综合因素很多，大致可以分为内在的思想、情感、学识、修养等人文素质与外在的样貌、穿着、言行举止等发乎内形于外的体貌特征。人格特征具有外在性，但这种外在性既与内在息息相关又可通过它反观一个人的内在人格，这也是人格特征与内在人格具有天然联系的原因。

3.自然人人格特征具有可识别性。可识别性是人格特征的根本性特点，也是商业利用价值和经济利益的载体。可识别性是相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的，即通过其人格特征能识别出自然人本人。判断是否具有可识别性的标准以一般公众的一般人之为准。

4.自然人人格特征是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共同的载体。基于上述三点的分析，人格特征商业利用是源于人寄于物的广告方式，以人格特征为载体，将公众对自然人内在人格和外在形象的认同感嫁接于产品。因此，人格特征也是同时承载人格利益并体现经济利益的载体。

（二）人格特征的外延及其扩张趋势

人格特征的主体是自然人，既包括名人也包括非名人。虽然因为名人人格特征的可识别性价值更大，是我们常见的商业利用对象，但非名人的人格特征同样具有可识别性价值，只是比名人的可识别性较小，而且一旦非名人的人格特征被商业利用则其上的财产利益也随之显现。换言之，名人人格特征的商业利用价值和经济利益是显性的，非名人人格特征的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是隐性的。如，在广州市越秀区东山美心心联谊服务中心与杜秋霞肖像权纠纷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穗中法民一终字第3657号民事判决）中，联谊服务中心将其客户杜秋霞与外籍人士成功结合的案例和他们的结婚照用作报纸网站上的宣传广告，即将非名人人格特征之商业利用价值和经济利益显性化。人格特征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肖像、姓名、声音。其中肖像是最常见的商业利用对象。肖像的载体可以是照片、画像或视频。肖像不仅包括人的脸部形象，还包括其他身体特征，如形体特征、侧影或背影，也可以是与某人酷似的形象。判断是否商业利用了某自然人的肖像，以一般公众能否从其利用中识别出该自然人为标准，即可识别性标准。姓名也包括真实姓名、艺名、笔名、绰号、艺术签名等所有可以代表某自然人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因此，当我们以可识别性标准判定是否属于自然人人格特征时，人格特征的外延是具有相对开放性的，并不能列举穷尽。同时，可识别性也是商家商业利用的价值和底线所在，是联系至自然人本人的纽带。但从人格特征的发展趋势来看，已经呈现出从可识别性向可联想性扩张的趋势。该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能联想至自然人的整体形象、风格或习惯用语也作为人格特征。如刘翔诉《精品购物》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8）一中民终字第499号民事判决）中，法院将经过改动的能使公众联想至刘翔的人物肖像也视为刘翔的人格特征。二是将与自然人具有联想关系的物品也视为自然人人格特征的一部分，如赛车选手惯用的赛车配上特定场景可以使人联想到是该选手在做广告的，也被认为使用了该赛车选手的人格特征。判断人格特征的标准从可识别性到可联想性的发展无疑扩张了人格特征的范围，同时限制了合理使用他人人格特征的范围。这种扩张是否合理还有待在考察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衡平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

三、人格特征商业利用类型化分析及其民法意义

人格特征代言是人格特征商业利用的最主要方式，也是人格特征财产利益的集中体现，下述对人格特征商业利用的类型划分围绕以人格特征代言产品广告的方式展开。对人格特征商业利用及其类型化的分析将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人格特征的本质。第一，以是否征得了代言人的同意，获得代言人授权为标准，自然人人格特征代言可以划分为经授权的代言和未经授权的擅自使用。经授权的代言如成龙代言霸王洗发水、汤唯代言德芙巧克力、汪涵代言统一老坛酸菜牛肉面等等，举不胜举。明星的授权代言期限一般为两年，两年授权代言所获得的代言费用依据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大小而不同，知名度越高其代言费用越高。未经授权的擅自使用也是随处可见，比如林心如自爆“被代言”处女膜修复广告，马伊琍被代言减肥产品，潘石屹成了“男科专家”、林志玲惨变“色情女郎”、嗓音动人的费玉清“顺理成章”变成护嗓保健品代言人等等。日益“雷人”的代言广告让“躺着也中枪”的明星苦不堪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有名人到法院提讼，要求禁止经营者未经同意对其形象的商业利用并赔偿损失。近年来，明星被代言至法院的案件更以高额赔偿费的诉求著称。这种分类的民法学意义在于：在坚持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分理论的民法体系下，经授权的代言其代言费用的民法正当性基础何在？即所涉及财产利益的事前积极保护。未经授权擅自使用中被侵害利益时候救济的请求权基础何在？即事后消极保护问题。第二，以人格特征知名度为标准，自然人人格代言可以分为名人人格特征代言和非名人人格特征代言。名人人格特征代言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代言方式，不再赘述。至于非名人人格特征代言因为并不常见，常被忽略，以至于到法院时难以获得经济赔偿。诚然，非名人因为其人格特征的可识别性相对较小，宣传作用比名人小很多。但如果某一品牌使用非名人的人格特征为产品作宣传，本身就可以说明该人格特征对产品具有宣传价值，宣传价值自然带来经济利益。此种分类的民法学意义在于：名人因为常以产品代言为谋利手段，因此其具有知名度的人格特征所承载的财产利益是显性的，容易确定的。非名人不具有知名度的人格特征所承载的财产利益则是隐性的，不易确定的。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人格特征上承载的财产利益大小的区别，不是有无的区别。第三，是否体现代言人对产品的推荐、支持态度为标准，可以将代言分为支持性代言和非支持性代言。支持性代言体现代言人对产品的支持、推荐等意思表示。非支持性代言没有任何支持意味，只是简单地将产品与自然人人格特征联系在一起吸引消费者注意。此种分类的民法学意义在于：支持性代言所反映的代言者与产品之间的关系更紧密，而且体现代言者的意思表示。非支持性代言反映的代言者与产品之间的联系更松散。这种分类在判断是否构成虚假宣传时具有实质性意义。第四，以代言广告所涉及代言人的民法利益为标准可以分为：（1）同时涉及代言人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代言广告，如未经林心如同意以其人格特征为处女膜修复术做广告；（2）只涉及代言人财产利益的代言广告，如成龙代言霸王洗发水；（3）只涉及被代言人人格利益的代言广告，如根本不愿意将其人格特征与商业广告相连的艺术家形象被用于广告。这种分类的民法学意义在于：在坚持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分理论的民法权利体系下，有助于我们认识人格特征上承载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利益——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利益应分别适用不同的民法制度。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第二种只涉及代言人财产利益的代言广告中是否不存在人格利益是有争议的，如美国法院认为强制名人代言某种产品是一种强制言论的利益损害。

总之，现实生活中，名人因代言产品广告以获得高额广告代言费或因“被代言”某产品而法院索赔巨额经济赔偿的现象屡见不鲜。此种与产品宣传相连而产生财产利益者，即人格特征。人格特征是指自然人表现于外具有可识别性的个体性标志，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肖像、声音。一方面是自然人人格特征财产利益凸显后对民法保护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是人格特征财产利益因处于人格权(保护人格利益)与财产权(保护财产利益)二分的中间灰色地带而产生的定位尴尬。在澄清人格特征基本术语的基础上，在现行人格权与财产权二分理论的民法框架内，寻求人格特征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的协调与保护是十分迫切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自然经济的特征篇2

关键词：数字经济；中小企业；信用风险

一、数字经济与信用风险的关系

(一)数字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1.数字经济的内涵

“数字经济”这一术语最早是在1996年DonTapscott撰写的《数字经济：智力互联时代的希望与风险》中出现的；是在1998年美国商务部了《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将“数字经济”的提法正式成型；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成熟及经济社会数字化程度不断提升，“数字经济”的内涵和范畴进一步扩大，2016年G20杭州峰会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给出了一个权威的定义，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是G20对数字经济的界定，得到了各方广泛认同。数字经济时代，运算速度快，存储量大，也会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虚拟空间，也会因人类过度依赖技术的发展而给自身安全造成极大的风险。这是数字经济相比传统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真正内涵体现。

2.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

不同经济术语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相对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当下迅速发展的“数字经济”，体现出主要特征如下。第一，快速迅捷性。数字经济是在互联网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互联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互联网的发展推进，无线网络、云计算、云储存等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和推广，使得整个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各种经济活动信息可以快速地呈现于线上，缩短了距离，节约了时间，加快了速度。第二，强力渗透性。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数字经济依赖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数字经济”OFLiaoningEconomyVocationalandTechnicalCollege有着极高的渗透性，使得信息服务业迅速地向农业、工业扩张，出现了三大产业之间界限模糊、相互融合的趋势。第三，生产消费直接性。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经营者与消费者在经营循环链条上的位点不同，具有不同层次构造。而网络的发展，使得处于网络端点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直接联系，从而降低了传统的中间商层次存在的必要性，节省了时间，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第四，经济可持续性。数字经济离不开网络的发展，通过网络，供需双方能方便合理分析市场，发现什么方面短缺，什么方面过剩，什么方面影响生态环境，选择必要的经营方向，合理消耗有形资源，降低加工成本，降低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的整治成本，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信用风险的内涵与特征

1.信用风险的内涵

信用风险又称违约风险，是指借款人、证券发行人或交易对方因种种原因，不愿或无力履行合同条件而构成违约，致使银行、投资者或交易对方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此概念反映的信用人(受信者)比较广泛，不局限于金融机构借贷中形成的信用人，符合了本文涉及的中小企业的概念范围。企业发展中面临许多风险，其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风险就是信用风险，如企业可能因经营管理不善而亏损、因市场变化出现产品滞销、因资金周转不灵不能按期还本付息等种种原因，导致到期不能偿还债务。信用风险的发生严重一点可能直接会断送企业的发展，是企业发展中不可以忽视的风险。信用风险，对于大企业和中小企业都存在，是他们的共性。但是由于中小企业存在灵活性、随意性、目标不准确性、规模小无力性、道德偏差性等原因，会加大信用风险。在如今“数字经济”时代，加大信用风险的这些原因还会存在，信用风险亦然潜在。

2.信用风险的基本特征

企业在经营中会遇到很多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及其他风险。信用风险是最重要的一种风险，是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投资者首要参考的目标，也是企业交易资金顺畅流转的重要保证。企业信用风险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客观存在性。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由于人的思维与行为的不确定性，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必然导致违约即信用风险的存在，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能消除。二是实体间的传染性。经济的发展在实体之间具有链条性。实体一方出现信用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下一个或几个实体的经营困难或破产，从而导致信用链条的中断和整个信用秩序的紊乱。三是管理者与信用风险具有相关性。中小企业主要的一个特点是由投资者即所有者自主决策与管理，企业所有者的话语权在日常经营和重大决策中占最重要的地位。这是自主灵活的一面。不利的一面，这种管理方式缺乏必要的制约和规范机制，企业管理者个人的信用观念和信用行为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信用，企业的信用风险与管理者个人素质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四是信用风险具有可控性。有经营就必然蕴涵信用风险，信用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可能消除的，但并不意味信用风险不可控制，该风险可以通过控制降到最低。信用风险是可以控制的，企业应该去探索研究风险的可控性，为企业后续长久发展规避风险。

(三)数字经济与信用风险的关系

“数字经济”是一个时代、是一个平台，是一个舞台。这个舞台上，演绎万象。数字经济本身与信用风险不是因果关系，信用风险在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就已经存在。而数字经济作为一个经济时代，在发展中，信用风险依然存在，只是会变因演绎，演绎的手段可能不同、演绎的多少不同而已，就需要法律手段要更新了。

二、数字经济背景下基于中小企业特征分析

信用风险经济发展中，各类企业并存。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大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石，有着不同于大企业的特征，潜伏着一定的信用风险。特征之一，资产规模小，资金薄弱。这是中小企业的本质特征，是企业类型划分作为中小企业应具备的根本标准。“资产规模小，资金薄弱”特征，是中小企业不利的一面，意味着生产经营规模不大，经济业务品种少，经济能力不强，抗风险能力差，存在潜在的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尽管处于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依赖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迅速发展，具有强力渗透性，会助推经济，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信用风险。但是作为信用风险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能消除。特征之二，员工人数较少，组织结构简单。这个特征，从有利的一面看，便于人力资源管理，对员工进行有效的激励，具有决策与执行的快速性，及时抢占经济的有利点。有利有弊，决策与执行的快速性，意味着实现的是少数人的意志，意味着考虑得不周全，意味着潜藏着信用风险。人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生产力，优秀的规模队伍才是维护最佳信用的基础与动力。数字经济的发展，固然能提高员工的生产力，但只要有人在，就有信用风险，人员越少，信用风险越大。特征之三，经营决策灵活，市场反应灵敏。中小企业资产规模小，人员少，自然具备着在经营决策上有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能较快地调整经营方向、调整产品结构，收效较快，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会助推决策灵活性与市场反应灵敏性。从另一角度看，中小企业的决策亦然依赖于少数决策者的判断能力，存在着决策失误的风险，也就自然存在着信用风险。特征之四，更多关注细微市场，专营某细小方面。中小企业由于自身规模小，人、财、物等资源相对有限，无法与大企业竞争。因而，其往往会关注于那些被大企业所忽略的细微产品市场，专营于某一细小方面。这个细微方面，在数字经济时代下会更容易分析发现。不利的一面是细微产品经营取向的选择仍然取决于人的意志，细小方面的市场仍然具有竞争性，细小方面选择的决策依然存在取向失误的风险，存在着信用风险。特征之五，科技创新较快，生产取向小型化、分散化。科技创新，是指工业企业用于科技创新和技术开发方面的具体活动。现代科技在工业技术装备和产品发展上有两大发展方向，一是向着大型化、集中化发展，二是向着小型化、分散化发展。产品生产小型化、分散化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利的一面，科技创新伴随着一系列原因形成的信用风险，系列原因包括人才问题、技术应用问题、资金问题、市场问题等等，都会导致信用风险的潜在性。

三、中小企业经营过程中潜在的信用风险应对的措施

自然经济的特征篇3

关键词 城市公用事业 政府规制 边界

〔中图分类号〕F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4-0052-06

城市公用事业是政府规制的一个传统领域。随着市场需求与规模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城市公用事业和政府都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新环境，因此，不存在没有变化的规制过程及相关的规制制度安排。实际上，随着制度变革的深化进行，制度深化、技术变迁必然加快城市公用事业自然垄断边界的变化过程，因此，政府规制边界也要加快调整。

一、城市公用事业的“自然”边界

城市公用事业基本上属于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产业范畴。从经济特征的角度看，沃特森（Waterson）认为，自然垄断是指由一家企业向市场提品和服务能比两家或多家企业更有效率。 Kenneth W. Clarkson, Roger Leroy Mille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eory, Evidence, and Public Policy,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2, p.119.韦尔（Ware）则以社会剩余最大化而不以成本最小化来定义自然垄断，社会剩余最大化，则自然垄断存在。夏基（Sharkey）和鲍莫尔（Baumol）则把成本函数的弱增性作为自然垄断最显著的特征。 William W.Sharkey, The Theory of Natural Monopol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4-5; W. J. Baumol, “On the Proper Cost Tests for Natural Monopoly in a Multiproduct Indus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7.

就技术而言，城市公用事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网络性，即必须借助网络管道才能完成生产经营，因此其自然垄断特征明显：首先，城市公用事业生产的主要环节高度垂直相关，如电力的生产、供应、高压输电、低电配电，主要产品结合紧密，又具有明显的范围经济性。其次，管网建设是城市公用事业固定成本的主要部分，其基本设施一旦建成，即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就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性，即如沃特森所言的，少数企业能够比多数企业更有效率地向市场提品和服务。 邹东涛、秦虹：《社会公用事业改革攻坚》，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第4页。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共同决定了城市公用事业的成本弱增性。此外，城市公用事业的管网系统所传输的产品和服务是特定的，因此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

城市公用事业自然垄断的经济特征最终收敛于技术因素，技术进步可以使生产者的边际成本呈下降趋势。当出现替代原有城市公用事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不受规制的新产品或服务时，或者当技术得到不断更新和换代时，都会影响和改变原有城市公用事业的平均成本、边际成本和投入要素的价格。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得城市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特征不再具备，至少不完全具备原有的自然垄断特征。

二、城市公用事业自然垄断动态边界：微观规制变革的基础

城市公用事业由于表现为显著的规模经济性、成本弱增性和资产专用性而被天然的认为属于自然垄断领域，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城市公用事业只能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垄断经营，否则，就会损失效率，增加成本，甚至会使企业不能维护简单再生产，产生“不可维持性”问题。但随着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场需求与规模的不断扩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克服了原有的技术控制，扩大了原有的市场范围，因而大大减弱了城市公用事业的自然垄断性，使原来属于自然垄断的业务演变为非自然垄断业务。

（一）技术革新：垄断边界变迁的内在推动力

Viscusi, Vernon和Harrington指出，“在我们技术进步的世界里，不应该假设今天是自然垄断的产业，明天还会是自然垄断产业。” Viscusi,W.K.,Vernon,J.M.,and Harrington,J.E, Economics of Regulation and Antitrust, Cambridge:MIT Press, 2000, p.492.技术发展将决定和影响着城市公用事业的边界变化。

1技术进步使城市公用事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发生改变

现实中，规模经济性、成本弱增性和资产专用性被视为自然垄断的固有特征，这些经济特征都与技术水平密切相关。

（1）规模经济效应递减

自然垄断的传统诠释以某一行业的规模经济，也就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存在为核心。严格地讲，是否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取决于厂商的生产技术。在生产要素价格不变的前提下，生产单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规模经济对厂商来说意味着平均成本随着产出的增加而下降。以传统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市场被认为具有自然垄断的特征，因为竞争在这样的市场是不可能的。但存在进入和退出成本时，自然垄断的问题就显得更加复杂，需要增加一个时间向量。由于技术进步，成本下降，企业就有进入市场的动机，城市公用事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就受到挑战，不再是铁板一块，自然垄断的各个环节出现分离，某些环节开始引入竞争机制。

（2）范围经济使成本降低

自然经济的特征篇4

关键词：农村 经济弱势群体 特殊性

所谓农村经济弱势群体，是指现阶段，我国城乡中那些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乃至被排除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之外的，不能平等享受或不能享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以致于缺乏必要的、稳定的经济来源而已经处于贫困状态、接近贫困状态和趋向贫困状态的具有农民身份的人群。与其他社会弱势群体相比，农村经济弱势群体除具有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差、社会地位低、承受能力差等一般特征之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地域分布特征

在地域分布上，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具有广泛性。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遍布于广大的乡村和各个城市，地域分布具有明显的广泛性。例如，占全国贫困残疾人总数的87.9%的农村贫困残疾人的约30%生活在固定贫困县，70%分布于广袤的农村地区，没有流动性；广大的贫困农民多是生活在那些自然条件差、农业科技力量薄弱、生活水平低的农村地区，流动性差；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阶层则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流动性很强。

就业产业特征

在就业产业上，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具有落后性。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往往处在传统产业之中，绝大多数成员从事传统的农业生产，属于相对简单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性劳动，技术含量低，收益低且不稳定；一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尽管进入到第二产业以及部分第三产业中去，但从事仍然是简单的体力劳动以及城里人不愿从事的脏活、累活、险活，收益相对较低且常常面临克扣、拖欠的风险；极少有人进入新兴产业或高科技产业中去。尽管他们在社会生产中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力，尽管他们在第一、第二产业以及部分第三产业中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自身素质和从事产业落后的障碍，使得在正常的社会安排中本不能处于弱势群体地位（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正常的劳动者应该获得足够生存及发展的基本资料）之中的他们却很难改变弱势的现实。

制度安排特征

在制度安排上，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具有边缘性。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农村经济弱势群体是一个处于无权状态的阶层。因为他们低下的经济地位直接导致了他们不会处在社会政治权利的中心和拥有表达自己利益的正常渠道，他们在制度安排上处于社会的边缘。目前的城镇人口（流动人口除外）享有防范贫困的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下岗人员生活费，第二道防线是失业保险，第三条防线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而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包括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则没有什么“防线”，被排除在制度保障之外。

经济状况特征

在经济现状上，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具有难扭转性。在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生活中，经济贫困人口高度集中于农村且高度集中于农村的少数地区，是中国贫困问题的显著特征。同时，农村经济弱势群体高度集中于少数地区，主要是集中于西部喀斯特地区、北部黄土高原、蒙古高原等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而这则意味着生活在自然条件恶劣、技术条件落后、生产资本短缺的地区的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很难摆脱困境。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贫困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大幅度下降，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也在稳步提高，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的贫困状况持续恶化，为进一步缓解农村经济弱势群体的贫困增加了困难。

文化生活特征

在文化生活上，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具有贫瘠性。在我国现阶段的文化生活中，科技突飞猛进，教育日新月异，信息广泛传播，生活丰富多彩，而农村经济弱势群体却与以现代化为标志的文化生活相去甚远，并且与现代化文化生活的差距有逐渐扩大的趋势。思想文化上的“弱势”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弱势群体的最大缺陷，成为他们摆脱“弱势”的最大障碍，也是他们与其他弱势群体相比而具有的典型特征。这些是中国农村的现实，也是农村经济弱势群体的现实：贫困导致文盲，文盲加剧贫困，恶性循环。在贫困的经济生活和落后的教育水平下，农村经济弱势群体的文化生活必然是贫瘠的，象农村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主要以情感交流为主，并且交流对象范围还极其狭窄，主要是家庭内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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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的特征篇5

【关键词】实用新型；保护客体；植物；自然生长

0 引言

自1985年我国专利法制度建立，我国实用新型制度运行已经近30年，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量及授权量一直以迅猛的速度在增长，表明其在中国专利保护制度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实用新型专利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已经成为带动经济发展和产生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

现行的专利法中，实用新型保护具有一定技术方案的发明创造，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仅仅限于产品的形状、构造或其结合有关的设计或改进，其必须是一种产品；而在IPC分类中农业领域有一部分的专利申请涉及以自然生长的植物形成一实体产品，在审查实践中其是否属于实用新型的保护客体，经常出现审查结论不一致的情形，这会导致申请人、人及社会公众对专利审查标准与审查结论的困惑与质疑，本文将通过几件案例对上述审查标准进行分析与探讨。

1 案例分析

案例一

实用新型名称：生态植物窗帘。

权利要求书内容：1.一种生态植物窗帘，包括窗帘体和窗户，其特征在于：由窗户顶部的雾喷窗帘盒（1）和移动系统组成；定植在窗帘盒中的绿色藤蔓植物（13）作为窗帘体，雾喷窗帘盒设有定植孔（2），顶部设有封盖（19），底边向上20mm为封闭式储液槽（3），储液槽（3）以上部分为镂空式，镂空部分设有纱网（4）；窗帘盒通过雾喷孔（7）雾喷根部；窗帘体用引蔓绳（9）和植物夹（14）引蔓。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采用生态植物窗帘释放氧气改善阅览室的生态环境，防止阅览室和信息共享空间污染引起的各种不适和疾病。其技术方案中虽然也包括了一些形状构造特征，例如雾喷窗帘盒、移动系统等，但是其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是窗帘体，本实用新型中生态植物窗帘体选用绿色植物，有垂钓式和移动式，绿色植物有气生藤蔓植物、中华常春藤、爬山虎、大叶吊兰等藤蔓植物，移动式植物窗帘选用竹子、散尾葵、虎属兰、万年青等。气生藤蔓植物直接固定垂下即可。该技术方案将自然生长的绿色藤蔓植物的形状作为该产品窗帘体的形状特征，其最终所形成的窗帘体是一种不确定的形状，不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不属于实用新型的保护客体。

案例二

实用新型名称：一种植物花瓶。

权利要求书的内容：一种植物花瓶，包括多株紫薇树（1）、骨架和绳子（3），其特征在于，所述紫薇树（1）环形设置，相邻的紫薇树（1）相互交叉，形成网状结构，所述绳子（3）与网状结构的每一个结点相固定，所述骨架由上部环形骨架（21）、中部环形骨架（22）和下部环形骨架（23）组成，上部环形骨架（21）与每一株紫薇树（1）的上部依次相连，中部环形骨架（22）与每一株紫薇树（1）的中部依次相连，下部环形骨架（23）与紫薇树（1）的下部依次相连。

本实用新型解决现有技术中一般植物景观没有有效解决成本高和生存能力弱的问题，提供一种植物花瓶，通过紫薇树、骨架和绳子的结合创新，实现该植物花瓶具有成本低，强度好，成活率高，生存能力强，观赏价值高，能够净化空气的特点。其技术方案中虽然包括了自然生长的紫薇树，但是通过骨架和绳子将环形布置种植的紫薇树按照一定规律引导紫薇的生长，直至形成花瓶的结构；最后在该花瓶景观的制作过程中和成型后，不断修剪紫薇的多余分枝。本实用新型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整体上是把自然生长的植物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使其最终形成了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有确定空间形状的一种产品，解决了技术问题，可以达到一定的有益效果，因此本实用新型属于专利法所规定的保护客体。

案例三

实用新型名称：一种植物屏风和植物墙。

权利要求书的内容为：1.一种植物屏风，包括种植槽、种植槽内的泥土以及植物，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沿种植槽上沿的围栏；所述植物为具有高密度枝叶的植物。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植物屏风和植物墙，用于填补街道上树冠之下的空白，以最大程度减少街道上机动车的噪声污染，而且可根据需要设置或移动，使用灵活。技术方案中包括种植槽、种植槽内的泥土以及植物，还包括沿种植槽上沿的围栏，如沿种植槽上面设置的长方形金属网架，用于防止植物倾斜或伏倒，防止植物随风大幅摇摆或长到道路上，或是让藤类植物攀爬。其中，植物为具有高密度枝叶的植物，如藤类植物、芦苇类植物、灌木类植物、竹类或低矮松柏类植物等，虽然本实用新型中也包括自然生长的植物，但是其是作为具有确定形状的产品―植物屏风的一部分，它的自然生长的状态并不影响实用新型所要求保护的产品整体形状的确定性，因此其符合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

案例四

实用新型名称：一种植物篱系统。

权利要求书的内容为：①一种植物篱系统，包括灌溉设备和配置植物（2），其特征在于：所述植物篱系统位于干旱河谷地带，所述配置植物（2）包括番麻（21）。

②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植物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干旱河谷地带是高山峡谷地区海拔约1300m～2000m的干旱河谷地带。

③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植物篱系统，其特征在于：位于坡度25°～45°的斜坡上。

④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植物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灌溉设备包括蓄水设备（11）和滴灌设备（12），所述蓄水设备（11）位于斜坡上部。

⑤根据权利要求1或4所述的植物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番麻（21）配置在约4m×3m的网格结点上。

⑥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植物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配置植物（2）还包括适地宜生的经济树种（22）。

⑦配置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植物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经济树种（22）配置在约4m×3m的网格结点上，并与番麻（21）间行错位配置，即每四株相邻番麻（21）围成的空间内配置一株经济树种（22）。

⑧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植物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经济树种（22）为多种经济树种中的一种或几种。

⑨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植物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经济树种（22）为花椒或核桃或沙棘。

⑩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植物篱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配置植物（2）位于原生灌丛中。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就是针对现有技术中植被恢复措施和技术生态效果有限的不足，提供一种建造方便、特别适应当地生态环境条件，又能够产生持续的旱坡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植物篱系统。其技术方案中选用已知的番麻作为主要材料，配合合理的空间结构参数特征，充分利用了番麻在生长发育和形态学方面的植物学特性，建成后具有明显的生态和经济效益，能够适用于干旱河谷地区的生态环境建议和经济发展的需求。本实用新型的技术特征虽然包括自然生长的番麻和经济树种，但是其所要求保护的重点在于植物篱系统本身结构形状、配置植物之间的位置关系，作为自然物的番麻，其本身的形状特征并不影响本技术方案的实施，因此属于实用新型的保护客体。

2 小结与建议

对于实用新型的审查呈现出“短、平、快”的审查特点，为了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后的专利稳定性更高，这就要求不论是专利申请人、人在构思撰写过程中，还是专利审查员在审查过程中，对于专利法中实用新型保护客体的理解要更加准确、全面。根据专利法第二条第三款的规定，专利法所称实用新型，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的适于实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实用新型专利只保护产品。所述产品应当是经过产业方法制造的，有确定形状、构造且占据一定空间的实体。

产品的形状是指产品所具有的、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确定的空间形状。

产品的构造是指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组织和相互关系。

技术方案，是指对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所采取的利用了自然规律的技术手段的集合。

其中应当注意的是：不能以生物的或者自然形成的形状作为产品的形状特征。例如，不能以植物盆景中植物生长所形成的形状作为产品的形状特征，也不能以自然形成的假山形状作为产品的形状特征。

本文案例一的技术方案中解决技术问题的窗帘体是由自然生长的绿色藤蔓植物形成，其最终要求保护的生态植物窗帘由于其植物生长的任意性而不具有确定的形状特征，不属于实用新型的保护客体；而案例二中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使得紫薇树最终形成了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有确定空间形状的植物花瓶，因此属于专利法所规定的保护客体；案例三中自然生长的植物是作为植物屏风的一部分，它的自然生长的状态并不影响产品整体形状的确定性，因此属于专利法所规定的保护客体；最后案例四中技术方案重点在于植物篱系统本身的构造、配置植物之间的位置关系，作为自然物的番麻，其本身的形状特征并不影响整体技术方案的实施，植物篱系统属于专利法所规定的保护客体。

通过上文所述，对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中技术特征涉及自然生长的植物时，应当从以下几点考虑其是否属于实用新型的保护客体：

1）首先，整体判断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其所要求保护的是否由自然生长的植物最终确定的形状；

2）其次，判断自然生长的植物最终形成的形状是否具有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确定形状；

3）最后，判断自然生长的植物形状对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所要求保护的形状确定性整体上是否有影响。

自然经济的特征篇6

关键词：国际投资　灾害风险　风险防范

近年来，日本海啸等世界范围内重大自然灾害日益频发，对当地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影响巨大，同时也重创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部门，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2011年自然灾害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800亿美元，其中因灾导致的国际投资损失超过2300亿美元。因此，如何有效防范灾害风险已成为国际投资环境风险评估中的重要内容。

一、国际投资灾害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

灾害经济影响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加大了国际投资风险评估的难度，但是，如果按照灾害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两方面进行了充分调研，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调查资料，通过进行综合评估将灾害风险控制在有效范围之内。首先，需要确定投资国所处的自然地理、资源禀赋方面的条件特征，大致确定可能发生的灾害种类、发生频率与周期；其次，根据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类型、技术特征，评估灾害损失分布范围。最后，将灾害的自然特征、地理分布、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影响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评定未来若干年内灾害对所在国家投资产业、环境的影响程度和范围，采取有效的金融、技术、政策应对性措施，从而大大降低灾害发生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二、影响国际投资的主要灾害类型

国际投资必须综合考虑所在国的具体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此确定可能面临的灾害种类。综合来看，按照致灾因子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世界范围内的灾害现象划分为自然灾害、人为灾害。自然灾害与地球及其各圈层运动变化规律存在着必然联系，即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等相互对应不同类型的灾害现象，主要包括地质灾害、生物灾害、气候灾害、水文灾害、海洋灾害等。人为灾害是指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由于人类社会活动引起的自然变异所造成的灾害，主要包括：破坏水土生态环境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盐渍化等；过量开发水资源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地面沉降、塌陷、地裂缝、海水入侵等；因物理、化学、生物污染环境引起的灾害，如赤潮、酸雨、大气污染等；采矿引发的自然灾害，例如岩浆、突水、瓦斯爆炸等；工程与生产活动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滑坡、塌方、水库诱发地震等；人类过失行为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森林大火等。

三、灾害风险防范评估的主要因素

在国际投资环境分析中，灾害经济影响具有不确定、不可控、动态变化的特征，因此，灾害风险评估必须结合具体灾害的类型、地点、时间、物理化学特征以及发生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

（一）灾害类型

按照气候地质条件与水文方面的特征，我们将灾害区分为气候水文性灾害与地理性灾害。前者指洪涝、干旱、飓风与风暴潮等灾害现象，后者指地震、泥石流等地质构造类灾害现象。

一般来说，气候性灾害对经济的影响范围要大于地理性灾害。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农业部门遭受洪涝、干旱等气候性灾害影响的可能性最大，对于那些以传统农业作为支柱产业的中小国家来说，气候性灾害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往往造成全面深重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地理面积狭小的岛屿型国家或地区来说，飓风、热带风暴等灾害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过量降水与降水稀少导致的洪涝、干旱都会对农业生产形成不良影响。干旱持续时间长，分布地区广，对农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影响是广泛的，有时若干个国家同时遭受干旱的影响，如非洲撒哈拉地区曾出现过连续几年的持续性干旱，东南部非洲地区的干季和湿季持续时间有时能达到10年以上。台风（飓风）等热带风暴性灾害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区域性的，但是对于斐济、多米尼加这些岛屿型国家的影响则是毁灭性。这些周期或半周期性气候性灾害不但对农业造成直接危害，而且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毁坏，降低社会总产出水平。相对于洪涝、干旱等气候性灾害，地震性灾害的影响面积较小，但是，它们对有形物质财产、社会基础设施、工农业生产设备等破坏性较大，且发生不确定，较短时间内自然变异力量集中爆发，产生极强的破坏力，特别是对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大城市。

另外，不同灾害类型所具有的风险发生形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台风、飓风等气候性灾害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和周期性，这将使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的适应性。同时其具有的持续性、周期性特征，也有利于人们掌握灾害发生周期、风险分布状况，将这些因素作为大规模商业性投资决策风险的评估因素。相比之下，从公共性和私人性投资决策角度，地理性灾害发生规律则不易掌握，特别是一些极端性地理性灾害事件发生不确定性更高，不利于积累灾害影响的历史资料，因而地理性灾害较之气候性灾害对国际投资的影响也最大。

（二）自然地理条件与资源禀赋

灾害现象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与时间性，一些特定类型的自然灾害只发生在特定地理位置、地形、气候与水文条件之下。例如，台风（飓风）等热带风暴生成的前提是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定海洋低压气旋以及大洋环流，这些特定的地理气候条件只存在于东亚太平洋沿海地区和北美洲南部大西洋地带。同样，日本多地震、火山灾害是和日本列岛位于太平洋板块与亚欧板块交接地带的环太平洋地震带有关。因此，灾害类型、自然特征与灾害发生地区的生态环境、地理特征密切相关，多样的生态环境与复杂的地理特征影响到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性。在通常意义上，生态系统中凡处于两种以上的物质体系、能量体系、结构体系和功能体系之间所形成的界面以及围绕该界面向外延伸的过渡地带或边缘地带统称为生态环境脆弱带。在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下，某一地区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状况往往决定着区域内人口密度、产业类型与分布、生产技术等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这也是我们评估国际投资风险的重要内容。人口越密集，工业越发达，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就越高，而且各种人为性灾害发生更为频繁，因此，国际投资必须综合考虑投资项目的产业类型、资源储备、技术特征、空间布局，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不必要的灾害性损失。

（三）社会经济结构

社会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构成情况、工业部门构成以及区域经济分工、地区工业布局。

经济结构作为影响灾害影响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体现在产业关联性、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农业生产部门对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影响可能性大，因此，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经济结构易受气候性灾害影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部门，这又可能要影响到农业关联部门，如食品、服装等行业。在区域经济联系方面，根据刘易斯模型传统经济在不同地区之间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距，地区之间经济协作性、互动性不强，所以农业部门或农村地区遭受到自然灾害影响，但也仅限于对某一产业的影响，通过产业之间与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渠道扩散灾害经济影响的可能性低，表现为一个由强到弱逐渐扩散、递减的影响传播过程。相反，对于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其分工专业程度高，地区经济布局合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很高，灾害不但对农业等基础性产业部门产生影响，还能扩散波及到制造加工业、金融、运输、通讯等产业部门，通过产业部门之间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而扩散传播起来，各产业、地区经济影响系数越高，影响波及效果越明显，则灾害经济易损性程度就趋高。例如，2003年，横扫美国南部地区的“阿卡里娜”飓风灾害对当地社会经济的最大影响不在于物质财富损失，而是间接导致的国内汽油价格的上涨，影响到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石油期货甚至联邦基准利率，从而引起美国国内不同部门与地区之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在1400多亿美元的全部经济损失中间接损失就达到860多亿美元。

参考文献：

①吴定富. 中国风险管理报告2010[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②刘新立. 风险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③邹铭，范一大等．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警体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④杜玉平. 跨国信贷业务中的国家风险评估[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4）

⑤徐丽娜，王新新．浅谈跨国并购中的国家风险评价[J]. 上海会计，2006（1）

⑥王红蕾，吴晶妹．国家风险测评方法研究[J]．经济经纬，2008（3）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贯彻科学发展观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项目编号：（07AJL012）阶段性成果〕

自然经济的特征篇7

[论文摘要]生态经济作为21世纪人们提出的重要经济理念，反映了人们对生态和经济发展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但发展生态经济，必须了解生态经济的特征，并为其选择合乎客观规律的路径，只有这样，生态经济才能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生态与经济是一对相关概念，而且这种相关是正相关，也就是说，生态制约着经济，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生态具有了一定的区域性，同一区域内的生态组成要素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且互相交叉，这种状况的存在就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众所周知，我们的经济发展最初是粗放型的，也就是不能充分利用资源，还产生了若干环境问题，进而形成了生态问题，由此我们的经济增长也受到了很大的约束。所以构建生态经济发展的一定路径也就成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一、生态经济的特征

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组成，生态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不可跨越的两大环节，其组合自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特征。

第一，系统性特征。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但在这众多要素之中，生物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这种系统性是以生物为中心的，没有生物的存在就不存在生态系统，而生物与环境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它们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某些信息流使得生物得以跟环境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开放系统。这种开发系统的存在，使整个自然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而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正常循环，否则经济的发展就会产生诸多难以解决的后患问题。再者，生态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其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必须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只有这样，生态经济的系统性特征才能凸显出来。

第二，协调性特征。协调是一种普遍规律，无论在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社会，都起着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存在协调，才可以表现出整体效应，才能反映出1+1>2，但协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不仅要懂得正反馈还要懂得负反馈，既要懂得加也要懂得减，因为在一个系统里只有有加有减才能保证它是最稳定的，才能得到良性循环。如一个地方若鸟很多，那就会使虫很少，而虫一少，树就长的好，进而就为鸟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有一个负那就是虫少了。假如虫多了，那就会使树少，鸟也就没了生存条件，那这个系统里就不稳定了。

第三,循环性特征。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循环，而这种循环也是其靠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的，在这一点上，外力的作用很是有限，但人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干预这种循环的进行，由此也才形成了“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的概念。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惟独生态没有形成循环。而生态经济则要求必须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因为如果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就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而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此外，生态经济还具有一定的新的价值特征。生态经济在考虑自然时，已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仅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生态经济这些特征的存在，就要求人类在采取经济发展手段时，必须在此基础上选取合适的路径，进而实现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生态经济的路径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步，但是这两个化带来了突出的生态矛盾问题。如工业化与环境污染，由于我们以前的发展是粗放型的，工业化越发达，生态破坏越严重，突出表现在大气上，如说大气里面二氧化硫超标会引起酸雨，2003年浙江的酸雨率是84%，珠江是50%，江苏是30%。现在我们沿海地区的电子工业很发达，它使用了高分子的化学物和重金属材料，造成了电子垃圾和含有剧毒的持久性的有毒物质。一台电脑需要700多个化学原料，其中50%以上对人体有害。那些地区的大批农民从事于电子产品的测检工作，引起了大量环境污染，更大的危害就是重金属通过土壤到生物再污染到人体。如有些地区的重金属超标在水稻上占80%，蔬菜上占60%，我们知道，重金属的土壤污染，菜园土大于水稻土，水稻土大于果园土，果园土大于旱地土，为什么菜园土最严重呢？就是因为城市垃圾在菜园土里的利用，还有农药的残留也引起了毒害。我们很久以前就禁止使用农药DDT，然而最近我们在人奶里发现了DDT，其含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对我国的评估结果，他们认为中国大气跟水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应该占全部GDP的3％～5%，当然这一数字的准确度有待考证，但这种状况也的确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即单纯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治理支出的话，那国民经济的增长是不实在的。所以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生态，要把产业调整到良性循环方向来发展，从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以提高资源效率、生产效率与经济的总体增长竞争力，因此考虑生态经济的路径选择也就成为我们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首先，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自然观路径。大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物质基础，即不是救世主，一切依赖与大自然的恩赐；又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源泉。人定胜天，毫无节制地去索取、征服和对抗大自然；而应善待大自然，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科学地改造和利用大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用新的自然观改变传统的依赖与对抗大自然的观点，规范人类的行为方式，合理开发和利用大自然，使环境资源为人类生存已发展所永续利用。其次，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路径。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到底为了什么？可持续发展的实质目的，是通过在发展的过程中切实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充分地满足当代和后代人的需求，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正如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所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了，而环境污染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了，这不符合我们党的宗旨，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防止和克服与之相反的种种发展观，和行为方式，这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根本目的。

第三，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路径。他的基本内涵，是要求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与同步建设（以下称“三同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以下称“三个效益”）的统一。再计算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时，不仅要看经济发展本身的增长率，而且要看经济发展给社会尤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经过对比，扣除其外部的不经济因素，才是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和质量。这是我国正在强调的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也是一些国际组织所强调的绿色GDP的基本要求。我们按绿色GDP的计算公式，对我国近几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中的外部不经济因素进行了测算，以年均增长率7％～8％为基点，分别测算出我国经济增长率中的外部不经济因素为12%、8%、4%。显然前两个概算的数据是不客观的，但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十一五规划”编制时，不能不承认后一个概算数据的事实。这种事倍功半状态的出现，是单纯经济效益价值观指导下，实施不规范行为方式的必然结果。实践证明，只有树立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价值观，坚持“三同步”和“三个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才能提高经济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跟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

我国的资源人均占有量较低，如果不对生态进行强有力保护，那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更大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树立生态价值论的观点，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生态资源的稀缺性、有用性，实行的是成品高价、半成品低价、资源无价的定价制度”，这种思维模式的存在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发展速度过于依赖于生态的供给乃至破坏，但生态也是无情的，你向它索取了多少，它也要向你索取同等的数量，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资源破坏、人与生态关系失调，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因此只有运用全面的观点来分析经济与生态的问题，才能从理论上、体制上和政策上真正解决生态保护问题，进而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

三、结论

任何事物都是相联系的，生态与经济也是如此，所以找到适合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遵循一定的规律来安排经济的发展是实现二者共赢的重要方法。如今，工业现代化与城市生态化正融为一体，21世纪的世界，依赖城市化使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大多数国家进入了工业化过程，使人类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但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严重，进而造成生态状况的恶化，这种情况反过来又索取了人们以前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当人们认识到这一问题后，便开始考虑如何协调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共处，只有实现了这一突破，人类才能幸福地生活，社会也才能健康地运行。

参考文献：

[1]王军: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

[2]: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4]编写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

自然经济的特征篇8

[关键词] 经济周期；税收收入；波动周期性

doi ： 10 . 3969 / j . issn . 1673 - 0194 . 2014 . 23. 048

[中图分类号] F8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194（2014）23- 0085- 03

税收既是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调节器”，同时还是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参与者。因此，安体富（2010）认为税收波动既关系到财政收入水平，又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结构、质量变化，关系到百姓收入和消费水平，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1]。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表现在其运行中的忽而扩张与忽而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波动规律，从而导致税收收入的周期性波动，并对经济政策调整和税收征管制度改革产生新的需求。

1 经济循环周期对税收收入波动性的影响

众所周知，国民经济决定税收。由于经济发展不能滞停在一条“水平线”上，每个发展周期内经济运行速度、规模、质量的循环变化，必然造成税收收入的波动。假设税收收入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具有波动性特征，税收收入会随着经济运行和结构调整周期完成而表现出波动变化幅度高低不同的周期性分布，并具有税收入库和财政考核要求不达标的可能性，即出现税收收入风险。这就是我国税收收入波动的“周期性特征”。该特征可以通过HP滤波法和滚动时窗法进行描述和验证。

1.1 经济循环周期内税收收入波动性表现

按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年鉴和财政部每年的财政决算报告，整理出1994-2013年GDP和税收收入数据，并分别测算出税收收入增长率、税收收入占GDP比例等指标值（见表1）。

为将税收收入年度内波动的周期性和短期性质突出地体现出来，可采用HP滤波法对税收收入进行描述：运用Eviews 6.0软件对我国1994-2012年的税收收入季度数据进行HP滤波法分析，并分解出趋势因素和周期性因素。按《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提供的数据，运用普雷斯科特滤波器（λ=1 600），绘出这20年各季度实际税收收入和实际税收收入增长率的变化轨迹，如图1、图2所示。

图1显示，1994年我国产品税改征增值税，并同步开展了消费税，进入到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探索过渡期，税收收入平稳增长。到2000年，市场经济发育比较成熟，以房地产业和进出口贸易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点出现，加之国内汽车、家电和IT制造行业突飞猛进发展，促使国家税收出现新的“拐点”，实际税收收入开始快速增长。因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并逐步升级为“金融风暴”和“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持续造成影响，加之实施结构性减税和推行“消费型增值税”使进项税抵扣额大幅提高，故从2009年起我国税收收入整体呈现下滑趋势。

图2是实际税收收入增长率曲线，增长率是用某季度对照上季度的增长率环比计算得出的。可以看出，实际税收收入的增长率趋势保持在8%左右，而且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周期性异常明显地呈现N形曲线型。而从2003年开始，税收收入的季度波动周期性的N形抖动明显加强，普遍地表现为“一低二高三降四升”的规律性特征，即国家税收收入第一季度普遍较低，第二季度则一路攀升到全年至高点，第三季度又回落下降，第四季度再次回升。

1.2 税收收入波动的周期性特征

税收收入有规律性的波动周期特征形成原因多种多样，概括如下。

（1）首季度经济发展平稳，税收征收任务放缓。第一季度期间，虽然有春节前销售的小高潮会带来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收入增加，但本季度恰逢学校寒假，“教育经济”进入萧条期，两者相抵后寻不见税收净增长点；而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假期比较集中，企业员工假日停薪将直接导致工薪所得税降低，加之春节后消费遇冷，制造业、流通业和相关服务业销售产值都难以提升，流转税及地方附加税费自然降低。同时，在国家实行财政收入需求控制下的税收指标分配征收模式下，各级税务机关按照下发的收入任务指标组织收入，税务机关也是按照半年度任务完成情况考核业绩。这样，税务部门对上下两个半年任务的首季度都是按常规征收，第二季度则为达到和超过考核指标而积极催收甚至加征。所以，处在每半年征收任务指标首期的第一、三季度的税收收入偏低，而处于税收征收任务指标紧张完成期的第二、四季度税收收入偏高，成为我国税收波动周期性的固定规律。

（2）二季度经济增长点显现，征收任务收口抓紧。第二季度税收入库金额偏高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是4月份是基本建设开工高峰期，而且天气变暖，商品流通业和服务业异常活跃，出现季节性的消费经济增长点，流转税收及附加随之增高；二是前述税务征收任务过度集中在“完成期”的主观因素影响，税务机关内部考核要求“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在每年6月和12月都是税务管理员精神最紧张、征讨税款最忙的月份；三是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在5月31日结束，5月份成为部分企业所得税补缴入库高峰期，加之绝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上年度奖金都在4月份前后兑现，个人所得税增加；四是“教育经济”回升，特别是高校较为集中的城市经济会得到全面拉动。所以，该季度税收收入向上波动具有必然性。

（3）第四季度是年末且临近春节，企事业单位将发放“年终加薪”和兑现奖金，使个人所得税收入集中增长，虽然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比重小而对整体税收收入增长态势影响不大，但也不能忽略；春节前无比活跃的商品流通和旅游经济必然刺激税收收入增长，税收收入呈向上波动趋势。

2 经济周期与税收收入波动周期的关联性

2.1 GDP增长率和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条件波动性

为描述税收收入增长率时间序列轨迹的波动性，可利用滚动标准差代表税收收入变化过程中的波动性，其中选取滚动时窗长度为4个季度。利用SPSS软件具体计算GDP增长率和实际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条件波动性，参见图3。

GDP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总的来说较为平稳，但GDP增长率的条件波动性也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并稳定收敛于某一水平。这表明税收收入增长率在1995-1999年之间的波动性远远大于GDP增长率，但是在2000年之后，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波动性逐步收敛于GDP的增长率的波动性。从2005年以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的波动性与税收收入的波动程度基本类似，体现出近年来GDP变化和税收变化的双重稳定，但GDP的条件波动性水平高于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波动性。

2.2 经济周期与税收收入波动周期的相关性

研究表明，我国GDP增长率同税收收入增长率之间始终存在条件波动性，即GDP增长率和税收收入增长率相关，并互为波动条件，表现出一定规律的周期性。

（1）从1994 年开始，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滚动标准差逐渐减小至2000年末，这期间虽然税收增长率滚动标准差一路下跌，但其波动性始终高于GDP增长率滚动标准差。主要是因为国家配合市场经济试行而进行新税制改革，统一了内资企业所得税和内外籍人员个人所得税，全面推行增值税和开征消费税，大量的增值税优惠、出口退税和适度降低的企业所得税率以及2000年开始个人独资和合伙企业改征个人所得税等政策，刺激了国内经济全面发展，税收总量和结构性增长速度都低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说明在特定背景下，税收的适度紧缩让步，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为满足经济结构调整和规模扩张需求而恰当地运用税收政策手段是必要的，主动性的税收收入短期波动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从2001至2003年上半年，税收增长率标准差经历了一波三折的陡升陡降过程。主要原因是2001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内经济发展速度调低，带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出口）“两降一稳”，前进乏力，当年资本总额对GDP增长贡献率仅54.2%，净出口-5.8%，分别比上年下降0.6%和13.7%；仅消费达到51.6%，比上年增加了14.3%，致使2001年GDP增长7.4%，税收收入仅为15 165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2 988亿元，增幅为19.7%。2002经济放缓，税收收入总额实现17 004亿元，2003年上半年遭遇“非典”，使国内经济受到全面打击，原本产生于经济的税收任务已经受挫，被迫还需要对出租等行业采取暂免税政策，因此，尽管税收波动性巨大，但始终位于GDP增长率波动水平之下；同时，由于强化税收征管削弱了企业递延纳税使季度的波动性程度降低，严格清理欠税确保税收收入任务完成，使税收波动性再度显著。表明在经济发展受挫时期，保持清醒的经济税收思想，不贪图过高征税而保持经济稳定是国家税收的明智选择。

（3）自2003年3季度至2004年末，世界经济回暖，我国财政政策累积得到释放，信贷投放加大，出口路径拓宽，使2003年GDP增长率走势呈“V”形，一季度高开达9.9%，二季度因“非典”冲击而回落到6.7%，三季度非典疫情逐步消退在度回升到9.6%，四季度再步攀升到9.9%；伴随着GDP增长，全国财政税收收入也快速提升，当年增加到20 462亿元，增幅达20.3%；2003年经济持续增长，全年GDP达到136 515亿元，跃居世界第六。2004年经济总量在世界位次上前移一位，上升至第六， 2004年我国GDP达到159 878亿元，增长率达到10.1%，税收收入也进一步增加到25 718亿元，增幅达到25.7%，税收收入增长率相当于GDP增长率的2.5倍。从而，使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波动性逐步收敛于GDP的增长率的波动性。

（4）从2005年至今，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条件波动性始终稳定在0.15上下的水平，而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十分严重的2008-2010年，GDP大幅回落，但税收增长率却持续走高，两度接近0.2的水平，意味着税收收入周期性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经济波动周期，表明税收增长主要依靠税收征管力度和对企业的日常纳税行为监控趋于强化，税收成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恰与企业频繁遭遇纳税检查和税务“清欠”的客观实际相吻合。2011年以来，国家陆续实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性减税政策，2012年对部分农产品加工业收购农产品实行核定抵扣进项税额政策和在上海试行营改增办法，2013年全国试行营改增政策，在促进经济持续稳步发展的同时，也同步推动了税源培育和税收实际收入增长。所以，2005年至今的税收收入增长率波动性始终平稳地收敛于经济增长率。

（5）国内税收普遍不景气的根源在于经济环境，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税收收入的增长率往往都会下降。研究结果表明，GDP增长在9%的时候，税收收入的速度会以20%～30%的速度增长，当GDP增速降到9%以下的时候，税收收入增速就会迅速回落。GDP增速下降水平越大，税收增幅越小甚至出现负增长。由于税收收入增幅的波动性非常大，当GDP的波动振幅在1～2个百分点时，税收收入的波动振幅就会相应的在10～20个百分点。

2.3 基于经济周期的税收收入波动性调整

税收作为政府聚财工具，其收入在经济发展中应该保持中性，不应过多地作为宏观调控手段干预经济；况且，税收直接调节经济功用很有限，若收入波动性过大必然隐藏一定风险。如2002-2007年上半年，GDP和税收收入条件波动性极大，如2005年1月24日国家为刺激股市而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2‰下调为1‰[2]；当股市逐步走高后政府突然在2007年5月30日0时起偷偷将之由1‰猛增到3‰，使沪深股市早盘大跌并从此一蹶不振。因此，本文主张循序渐进地对税收收入周期性和波动性予以调整。

（1）逐步缩小间接税，适度扩大直接税。一般而言，税制结构中直接税所占的比重越大，税收制度的自动稳定功能就越强；反之，间接税所占的比重越大，其自动稳定功能就越弱。因此，为减弱经济周期对税收收入的波动性影响，今后国家应逐步提高直接税所占比重。从税制改革方向上，全面推行“营改增”并适当降低产品制造和商品流通两大生产经营领域的增值税率，适度提高企业所得税率，加快个人所得税分类与综合征税相结合的征管体制，适时开征遗产税和环境保护税。

（2）突出税收“固定性”特征。要减少政策调整频率以增强税法要素内容的固定性，如进出口关税就应充分结合我国实际，更加突出体现“保护性关税”指导思想，针对与不同国家、地区和组织的贸易关系和关税协定，作为调节进出口结构和总量的重要工具，但也要遵循“税率随贸易关系波动，征税范围和计税标准不变”的原则；而对增值税等的出口退税率，更应该结合出口产品特征和性质加以固定。这样，可有效降低税收收入波动性及其与经济波动周期的偏离幅度，减少纳税人的税收政策风险。

（3）端正税收征管态度和作风。各级税务机关要正确认识“强化税收征管”的双重寓意，不能将其误解为单纯地对纳税人“下狠手”，还要规范地方政府的税收征管行为，文明征税、理性征税、科学征税，将发展经济培植税源作为税收征管工作的重要抓手，建立健全纳税服务制度，提升纳税服务质量，帮助企业规避纳税风险，降低因为税收征管因素而导致的税收收入的季度周期性和波动性。

总之，国民经济发展决定税收水平和结构。分析表明，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率的波动性显示出由高到低直至稳定在较低水平的趋势，表明这种税收波动现象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有紧密的关联性。同时，税收作为经济调节器，其增长不可能完全与GDP增长同步。相反，国家实行停征税种、下调税率、增加减免税等优惠政策时，必然刺激国民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大力提升，经济结构也会得到更加合理的调整。但在这一时期，税收收入却会不增反降。当然，从长远看，税收总量必然受到巨大推动而增长，税收结构将得到进一步改善。所以，这是税源培植效应。

主要参考文献

[1]安体富.中国中长期税制改革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0（46）：3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