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教育学的概念范文

批判教育学的概念篇1

关键词：教育理论 教育研究 教育批判 教育实践 多维综合

中国分类号：C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3）02－0002－09

值新世纪之际，反思教育理论，洞见教育理论研究的明天，日益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每一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思考着教育理论的未来形态及教育理论研究的走向。对世纪的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会体现出什么样的特征？它应该关注什么？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下文展示的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

一、走向教育理论自身的批判

着眼于批判，于理论自身的反思与评判中增强理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和活力。

（一）批判之必要

人们常说，中国正处于一种社会转型期。所谓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转变到现代社会。既然转型意味着对传统社会路向的偏离，那么在整个转型的过程中，就应该一刻也不放松对旧有传统的批判。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就是文化更新的过程，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改造，转型的过程便永远不会完成，现代社会也永远不会到来。教育理论研究也是如此。如果不能以一种冷峻的目光审视已有的教育理论研究，正视教育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弊端，那么，教育理论自身就不能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自身也就少了一份更新的基础，少了重新建构的可能性。

从理论的一般发展逻辑上看，批判也是理论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比如，没有德国古典哲学自康德以来所倡导的批判精神，哲学本身的发展就会大受制约。这里说的批判精神，就是对过去各个范畴重新衡量和估价，也就是对那些未经追究的范畴进行考核，探讨这些范畴在什么限度内具有价值与效用。批判是不接受未经考察的前提的，它具有反对盲从、反对迷信、提倡独立思考的意义。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学者开启了批判精神的先河，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权威是宗教、自然观、社会还是国家制度，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这种批判精神给予理论研究以很大影响，催生着新理论的萌生。

教育理论研究少批判之风，少反思之风，已成为大家公认的事实。它既没有文学的唇枪舌剑，也没有哲学的究根追底；既没有科学的反求诸己，也没有文化学、社会学的自我批判。它常常是以一种波澜不惊、四平八稳的形态向前运行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点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教育自身往往倾向于构成一种保守、封闭的体系，作为以教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育研究者，也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这种保守、封闭的罗网，而无开放的胸怀，也就少自身的深刻反思与探究，拒斥彻底的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批判对理论的研究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一是监督，通过透视教育理论研究的运行情况，提示着理论研究依循原有预定的路向前进，使理论发挥其自身应有的功能；二是规范，及时捕捉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使研究过程、研究方式甚至理论成果的表达形式规范化；三是引导，通过对理论研究的评析，辨识研究的未来发展前景及形态，使研究适时转型、变化；四是重构，“不破不立”，批判所担负的并不仅仅是解构的功能，而且也承担着重新去“结构”的角色，正是在批判之中，理论的新形态得以生成。教育理论研究中少了批判，多了“共鸣”；少了彼此间的对立，多了一团和气和自说自话，其后果是许多研究陷于低水平的重复，理论上一片沉寂，缺少新的生长点，同时研究缺少应有的规范。

（二）批判之含义

这里我们要认识到批判绝不仅限于否定、批评，它是与分析、评判、甄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批判既有反思的意味，也有建构的功用。理论在着眼于自身批判的同时，也正是于深刻的自我反思中寻求着建构的路径。就此而言，批判至少意味着下列几个方面：

批判意味着距离：对这样的距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第一，从批判的立场上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与批判对象的不一致，如果两者完全趋同了，也就没有了批判存留的必要与可能；第二，从批判所处的角度来看，批判总意味着中立与客观，站在一定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分析被批判对象，角色的任意调整，都有可能使批判的立场颠倒或转换。正是由于这种距离，使得批判显得冷峻与不尽“人情”。就拿教育政策的批判来说，它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领域，在这种批判中，教育研究者既要看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又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政策与教育理论研究之间存在的张力。这种张力既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独立性，也体现了教育理论研究的独到价值。换句话说，教育理论研究之所以对教育政策、决策有所助益，正是在于你首先是一个研究者，你的立场、观点、角度是与决策者不同的，你的价值也正体现在这儿。没有认识到这点，你的研究也就在决策者心目中失去了光彩。

批判意味着究本溯源：批判不是在表面上看问题，不是认同和首肯所呈现的种种结论，而是对各种各样的事物做前提上的探寻与思索，分析其前提存在的合理性及依据的确当性。它常常表现出一种穷追不舍的态度与精神，有一种“吹尽黄沙” 的执着。正是这种追本溯源，使得研究更具理性，认识日趋合理。

批判意味着重新衡量和估价：批判常是与对历史的反思、对既有事物的重新甄别和评判结合在一起的。它对那些既定的标准进行再审视，为事物的分析提供新的坐标与标尺；为历史的演进进行“盘点”，对历史作出重新的梳理与评定。正是这种重新衡量和估价，使得批判常常与重新的建构结合在一起。正所谓“不破不立”。

批判意味着独立：批判应该有一种不强人从己，也不强己从人的洒脱，它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为特征，不盲从，不轻信。以批判为己任的研究者，有时嬉笑怒骂，有时坦诚直言，表现得特立独行。正是这种独立，使得教育理论研究意识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注意到自身的运行与发展。

批判意味着质疑和否定：批判既然总是与分析、评判、批评等结盟，也就常表现出对既有结论和认识的质疑与否定。质询某一认识是否合理，重新审视某一结论是否正确，这些最终达成的往往是否定。好在正如霍葆奎教授所言的：“只有一种观点的学术，是窒息了的学术；没有争论的学术，是死亡了的学术。”正是这种质疑和否定，才使得理论繁荣，认识日益趋向于真理。

（三）批判之指向

教育理论研究的批判可以指向许多方面，大凡其中诸多事物，如研究方法、研究现状、研究群体，都可以置于批判的视野中加以审视和打量。这里着重分析对研究前提、概念与命题的批判。之所以对这些内容进行批判，是由教育理论前提的不确定性、概念的歧义性和命题逻辑证明的非终极性等因素所决定的。

在教育学的每一具体理论中，都有其确定的理论前提，但每一前提不仅是解释某种理论的出发点，而且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理论的层次是无限的，不存在确定不变的终极前提。任何理论前提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总是依靠某一或某些条件而存在的，因而需要寻根究底的考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教育理论与其前提的关系有着两重性：一方面前提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是理论各环节的出发点；另一方面前提又不完全在教育理论之中；因此，对教育理论前提的批判反思，不能完全在教育学自身内部进行，否则就变成了用教育学自身理论说明前提，即用此前提说明此前提，用此推论说明此推论的循环论证。而就教育学中存在的若干概念、术语来讲，无一没有歧义。因为概念总是从教育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在实践领域甚至是理论领域，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操作情景来界定概念，选择概念某一方面的含义。这种以多样性为前提所进行的选择，就造成了教育上的概念、术语的多样的可能性。①此外，以概念为基础的命题的逻辑说明，也不存在同一的、终极的层次。在每一命题的逻辑论证中，每一说明层次当中都含有一个自身尚待说明的问题。教育理论自身的这些特征，要求在教育学的发展历程中，不断地向理论的根本点发问，在宏观的理论背景下对它进行哲学层次上的批判反思。

对教育理论中的理论前提、概念术语、命题所作的反思，是在四个依次展开的层面上展开的：一是对规范性的批判反思；二是对合规则性的批判反思；三是对真实性、可行性或者说合理性的批判反思；四是对有效性的批判反思。

第一种反思是考察、追究概念、术语、命题等“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是与不是”以及“针对什么或相对什么而言”等等，也就是要追究、考察规范和标准。

第二种反思是在确定是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判定它们是否合乎逻辑等方面的规则。合乎规则的思维，是产生和形成正确命题、概念的条件之一。对于判定理论观念来说，合规则性是从形式上进行的判定，或者说只是形式上的要求。只有这些尚且不够，因为符合规则的思维也只是一种可能的思维，其真实性、可行性即合理性还需要从事实方面去追究。这就需要第三种反思──考察分析它在实践上真实程度如何，在什么情况下才会真的这样；它是否可行，可行与不可行的条件和根据怎么样。由于“真实”就是能被实际从事的相应活动所实际地把握，“可行”就是能成为实际进行的活动，因此，真实性是可行性的前提，可行性是真实性的验证。

第四种对有效性的反思，就是考察、追究其“作用”、“影响”、“价值”或“意义”，分析其预期效果、潜在意义，质询如果这种思想观念成立且可行，意味着什么，会引起什么后果，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一般来说，对于教育学中的任何命题、概念等，都可以从上述四个方面进行反思。例如，对“课程是学生在学校情境中获得的全部经验”这一命题，就可以首先弄清什么是“经验”，什么是“学校情境”等；把“课程”归属于“经验”在逻辑上是否相悖；这种课程界说在实际中能否把握，运用它可否分析学校中的有关现象；它与教育学中其它相关概念关系如何；它在整个教育理论中居何地位，有何作用及意义等。

应该指出，在批判中既要反思旧的观念和做法，对研究传统进行梳理，同样也需要甄别新的认识和行为。新的并不见得是对的、好的，旧的也并不意味着就是落后的、不好的。任何一种新思想、新潮流，不论是好是坏，在尚未深入研究前，不少人就一窝蜂地赶时髦。推其学理上的原因，主要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给中国思想界和教育界带来的消极影响，以及受其支配的“新”与“旧”的观念，总是觉得“新的总比旧的好”，“越彻底越好”这样一来，谈论旧的就被视为保守，批评新的就被视为顽固。

二、走向丰富的教育实践

着眼于中国丰富的教育实践，于理论与实践的两相融合中寻求教育理论的生长点。

（一）理论需要借助于实践才能得到发展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教育理论界一直论争不下的一个命题。理论与实践的对立是理论与实践关系中的题中应有之意，例如，理论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理性，而实践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感性。理性与感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前者能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深入本质，后者则囿于现象世界，囿于直观世界。任何事物、任何实践活动都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或形式，它们与事物内在的本质并不是等同的，马克思也曾针对这一问题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但理论毕竟需要直面实践，在实践中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理论归根结底是来于实践，又归根结底是要指导实践的。这句话也可以这样理解，理论是需要以实践为土壤的，正如迪尔登在《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中所讲的：“教育理论是一种独特努力的产物，这种努力是要去获得教育实践的理智而深沉的理解；这种理解涉及到的方方面面，既有课程的，也有制度的；既有经验的，也有评价的。但是实践并不一定借助于理论来进行。赖尔在《心的概念》中指出，从历史的观点看，实践先于理论；即便是在今天，也有很多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理智的实践。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教育理论发展的必由之路。

（二）教育理论的性质决定了实践视野的重要

教育学从根本上讲，是应用的学问。

理论有两种基本的指向，一是解释或预测，二是规定或建议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与这两种指向相对应，可以将理论分成解释理论和实用（应用）理论。解释理论告诉人们世界是什么，实用理论则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也就是说，实用理论是关于如何进行改进的建议或规定，其主要功能在于指导实践。从教育理论的功能来看，教育理论主要在于指导教育实践，在于对教育实践提出处方或建议，因而主要归属为实用理论。当然这一结论并不排除教育理论中有解释理论的因素，但这些因素主要是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是给定的。比如说，在关于教育与人的发展理论中，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划分是从生理学和心理学中引进的。教育学意义上的理论，则是针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和建议人们怎么做。

（三）教育理论总体上是落后于教育实践的

表现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不能对教育实践行为作出合理的解释与说明。实践工作者大多是借助于自身的经验而不是理论来观照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形成自身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参照体系。迄今为止，教育理论工作者对包括课堂教学在内的学校教育活动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更缺乏深入的探究与说明，以至于支配教师实践行为的不是理论，而是积习已久的教育上的惯性行为。

第二，不能对教育实践的发展作出预测与评判。描述、解释、评判、预测，是任何一种理论对相应的实践行为应该发挥的四种作用，也是理论功能的有效体现方式。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状况来看，教育理论由于自身解释功能的降低以及对实践行为的“规避”，使得

自身无法对实践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对实践的评判也常常显得缺乏应有的针对性。

第三，用超乎教育现象的理想化认识来指导实践。由于这种理想是在摆脱对教育现实的真切感受的状态下提出的，因而指导意义有限。这样还会产生的一个副产品是，久而久之，实践界会对理论生厌，说不定哪天还会“揭竿而起”。教育学不是玄学，不是闭门造车的学问，这点是每个教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记取的。

批判教育学的概念篇2

关键词：数学慢教育；情意目标；社会属性；上位原则

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7）01A-0069-04

文献检索与课堂观察显示，“教”与“学”范畴三维目标（认知层面、过程层面、情感层面）呈现辩证型折线走势。认知技能目标实现了指标化研究形态，认知过程目标取向于实证化研究形态，但带有一定社会性特征的情意目标，在课堂研究领域“悬置”倾向严重，造成课堂教育社会观缺失。作为教育目标学系统中的教师、学生、教材和环境等多因素相互作用，构成复杂的社会关系，情感价值观目标自然带有社会性“人”的功能特征。基于社会学研究视角，情意目标的达成正是“让学生拥有‘带得走的能力’”[1]的行为表现，即社会力原则的集中表现。为此，就数学慢教育[2]课堂，对慢教育目标的社会性（利他性、服从性、依赖性、自觉性等）原则进行理论与实践层面的“合法”检视，是有必要的。

本研究从系统主义社会性、决策主义社会性、人学主义社会性以及文化主义社会性四个维度，投射数学慢教育目标研制的社会性原则的“合目的”性，试图通过慢教育目标策略的实施，调试教育学领域教学目标的“跑偏”形态，以实现大课程论“教育性”的正向变迁。

一、系统主义社会性原则

系统主义社会性原则属于数学慢教育目标本体论范畴。按照钱学森的系统说，系统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方式联结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整体属性是系统最基本的特征，整体思维是系统运动的基本单位，整体观念是系统的核心思想。教学目标作为数学课堂慢教育系统的核心要素，应该具有多重塑造社会人的整体特征，不止于认知技能、思想经验，更在于积极的情感、高尚的信念和审美的态度。而情感、信念、态度等非认知目标因素在塑造整体社会人的作用层面具有不可替代性。问卷测量学属性检验的有关结果表明，包括动机、情绪情感、态度、意志、性格5个维度的“高中生数学学习非智力特征调查问卷”结构合理，并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与稳定性，可以作为高中生数学学习非智力特征调查与评测的工具使用。[3]这就在实证层面说明情感、态度等社会性教育目标在教学系统的作用不容忽视和不可取代。事实上，慢教育目标就是突出情意信念等非智力因素在数学学习中的正向作用，突出“无为无不为而有为”的教育价值取向，终于慢教育目标本体价值思想的现。

博比特（Bobbitt）、查特斯（Charters）等人强调，教学系统要先设定特定的学习结果即教学目标，明确指出学习后儿童能知道什么，能感觉到什么，能做什么，然后依据教学目标设计教学过程，以便将这些教学行为“复制”出来。[4]这里3个整体意义的“什么”的设问和反问，就是系统主义社会性原则的具体化行为，尤其是“做什么”的预设，带有强烈的社会性特征，反映目标指导下集体人的社会行为和变换角度看问题的能力。

数学慢教育研究组在设计“一元二次方程”起始课时，确定的教育目标是：（1）经历由实际问题抽象出一元二次方程的过程，发展学生的模型意识；（2）通过观察，归纳一元二次方程的概念。这里的“模型思想”“观察动作”“归纳行为”都带有社会性思维形态特征，一方面反射定向把握“一元二次方程概念”的过程行为；另一方面突出目标学系统思想的整体性。即把主概念（一元二次方程）放在“章”层面，让学生经历概念的来龙去脉，到达知其所以然的所以然境界。事实上，观察、归纳、建模行为本身就是架构认知目标的外驱行为，是情感价值依附的动作载体，有利于人的社会行事观的正向建立。这就突出情感价值系统论的本体意义，反映实现慢教育目标的社会性原则。当然，系统主义目标，还需要整体观念下的教学设计来承载，方能让目标适合不同人的教育性。正像章建跃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数学课堂教学目标应遵循具体化、可操作、可监测的原则，经过课堂教学能看得见学生的变化。[5]

二、决策主义社会性原则

决策主义社会性原则属于数学慢教育目标主体论范畴。目前，自我决策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在教育目标学领域得到很好的发展。该理论探讨了人的行为在多大的尺度上是自主的、自己决策的，以及影响自我决策的机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等内容。其中基本心理需求是社会因素的主概念，包括胜任（competence）需求（个体与环境互动中体验到希望的结果）、关联（relatedness）需求（基于社会情境，被他人接受的心理需求）和自主（autonomy）需求（个体作为自己行为主人的选择性活动需求）三个维度，反映客观心理环境因素对主体人的社会行为的聚焦影响。在教育学视域内，决策主义社会性是借助决策理论的社会因素，即心理需求概念解释教学目标“合目的”社会性意义，反映情感教育目标对人的指导作用。数学慢教育目标学在决策理论思想统领下，得到针对性发展，反映决策主义社会性的原则。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课时目标揭示非认知因素的个性化心理需求作用；二是章节目标强调社会人的主观能动性，既开放又带有适度的弹性心理特征；三是预期目标突出可操作的心理需求特征，观照情绪信念在问题解决中的社会性影响（行事观）。

泰勒（Tyler）认为，若要把目标陈述清晰到足以用来指导学习经验和设计教学活动的程度，就既要指出使学生养成哪种行为，又要指出这种行为能在其中运用的内容领域或生活领域。[6]我们在研究“一元二次方程概念”时，作为课时目标只需要经历概念的生成过程，即由特例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特征并进行正反例类化行为，还原概念的过程就是胜任心理需求发挥作用的过程。作为章概念则还需要在“用数学”意识中检验结果的合理性。比如设置“任写一个简单的一元二次方程并赋予合理的实际情景”的问题，编制该命题的过程就是对学生关联心理需求施加作用的过程。而作为预期目标还应在问题解决中让学生经历问题环境变化维度，感受方程建模的本体意义。比如，让学生自主选择解决正方形桌面问题、花园围栏问题、梯子靠墙问题等概念行为，反映决策主义自主需求的社会意义。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称“后课程标准”）开宗明义指出，数学作为对于客观现象抽象概括而逐渐形成的科学语言与工具，不仅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基础，而且在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研究者认为“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表征情感、态度、价值目标的“决策事件”，强调非智力因素在课堂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是我们教师在设计教学时，为什么总是要呈现“培养应用意识”“树立学好数学的信心”“感受数学的价值”等情感层面目标的根据。课程目标强调数学思考、问题解决、情感态度的发展离不开知识技能的学习，知识技能的学习必须有利于其他三个目标的实现。知识技能来自于社会实践，因而与生俱来就带有社会性特征；而数学思考、问题解决及其上位的情感态度都在社会情绪层面突出自我决策力。这就从三维目标社会关系层面揭示发展情感目标的重大意义，实现了由过去“我被学”的知识技能目标，转向“我决策”的多元目标教育意识的变迁，终于决策社会观教育价值。

三、人学主义社会性原则

人学主义社会性原则属于数学慢教育目标实体伦范畴。人学论的发展经历了自然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三个阶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劳动实践。这和后来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于此可见，人学是以自由实践和社会关系为核心思想的大概念。古希腊“认识你自己”的箴言就是对人学主义社会原则的揭示。数学慢教育目标学领域，人学主义是指借助阶层目标，激发每一个人获得良好的数学教育，让不同的人经历这次课的学习都能获得应知、应会、应能的发展。数学慢教育课堂人学主义的社会性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目标层面：一是知识技能目标体现自由实践意识；二是思想经验目标反映社会关系意识特征；三是情感态度目标反射“自我”社会意识。施良方认为，如果目标都以行为方式来界定，那么，课程就会趋于强调那些可以明确识别的要素，而那些很难测评，很难转化为行为的内容就会从课程中消失。[7]研究者认为这里的“难以测评要素”就是情感价值领域的目标内容，关乎人学主义、关乎思想意识，更关乎社会学原则，只有将这些形而上的观念融进教学目标体系，方能实现教育精神的实体意义。

“后课程标准”在课程性质中强调，义务教育数学课程能为学生未来生活、工作和学习奠定重要的基础，使学生获得必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培养学生的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层面的发展。这就从人学社会学层面说明课程教育目标不在于“明确识别的要素”而在于“难以转化的要素”。换句话说，就是数学教育目标的真正目的落脚于人学主义意识的发展，不是以领悟“纯数学”为目标导向。杜威指出，也许当今教学上最大的失败是仅在特定时间内教给学生特定的东西。[8]这里“特定的东西”就是缺乏生命力的纯数学知识。实际来说，学在于用、用在于思、思在于行，因此数学慢教育目标以“用”和“行”来突出其社会性特征。

比如，慢教育课题组在研究基本事实“三边分别相等的两个三角形全等”时。设计如下活动：在学具箱中，（1）取一根与三角形纸板的一边相等的木棒，再取两根与纸板另两边不等的木棒搭建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与三角形纸板能重合吗？（2）取两根与三角形纸板的两边对应相等的木棒，再取一根与三角形纸板的另一边不相等的木棒搭建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与三角形纸板能重合吗？（3）取三根与三角形纸板三边对应相等的木棒搭建一个三角形，这个三角形能与三角形纸板能重合吗？这里借助数学实验的方式验证基本数学事实（三角形全等的条件“SSS”）。就人学主义来说，验证的过程既是一种自由实践的表现，又是思想经验的具体化，还是“自我意识”能力的外显。这就使得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在各自思维层面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同时，“搭建三角形”是做笛У耐庠诒硐郑“判断能否重合”是用数学的内在行为动作，而同一款式的“服装设计与制造”“三明治的烘焙”等社会性“行数学”的行为，则是人学主义目标的表现与审美理性的外化。

四、批判主义社会性原则

批判主义社会性原则属于数学慢教育目标客体论范畴。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是思维过程中洞察、分析和评估的过程。包括为了得到肯定的判断所进行的可能为有形的或者无形的思维反映过程，并使科学的根据与日常常识相一致。在现代教育社会，批判思维被普遍确立为教育目标之一。其基本要素是断言（claims）、论题（issues）和论证（argu-ments）。识别、分析和评价这些构成要素是批判性思维的关键。数学慢教育目标课堂的批判主义是以批判性思维为突出特征，使得目标明确，问题清楚，思想澄明；批判主义社会性原则是以发现和提出问题为活动对象（断言行为），以分析和解决问题为研究项目（论题行为），突出经验思想的社会学视角（论证行为），终于数学概念图（概念题图或构图）的社会化能力。

数学慢教育目标的批判主义社会性原则具体包括以下方面：一是让学生在“我”做中选择并发现问题；二是让学生在“我们”研讨中批判并提出问题；三是让学生在“你、我、他”审美中思量并权衡问题。比如，课题研究组在探索“二次函数图像的性质”时，基于探索发现目标指向，创设以下问题：（1）任写一个一次函数和反比例函数解析式，画出它们的图像并指出其性质；（2）写出一个顶点在原点的二次函数解析式，画出它的图像并指出其性质；（3）在几何画板中画函数y=x2、y=-x2、y=- x2的图像，描述自己画图的步骤及其新的发现，并在平台上判断谁的图像画得较好？为什么？（4）借助上述活动经验编制一道函数问题并给出解答方案。这里的问题（1）作为发现问题的先行组织行为，反映个体“做的情绪”，带有社会性选择特征；问题（2）作为批判问题的前概念行为，反映我们的公共经验水平，带有共同体审美批判的社会性质；问题（3）作为批判思维的活动主题，学生的画图、辨析、断言、表征等运动行为，带有经验考量的社会情感特征，反映我们大家的客观体验和社会意识；问题（4）则是权衡问题的具体表现，反映共同体的经验思想的变迁能力，是批判力由内而外社会性表现。事实上，任何一个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行为离不开人的社会观念的参与，包括社会学范畴的师生及课堂。

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有意识地依照自觉设定的目标所进行的对象性活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9]数学慢教育目标的社会性原则是以社会性活动为目标载体，以情感价值为社会取向，以还原数学概念为逻辑的慢教育形态，反映课堂教育目标的“非认知”的认知倾向，揭示课堂即社会的教育意义，实现慢教育的社会性目标。

参考文献：

[1]顾云辉，倪潜梅.让学生拥有“带得走的能力”[J].上海教育科研，2015（10）.

[2]朱桂凤，孙朝仁.初中数学慢教育的理论与实践[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1-4.

[3]王光明，宋金锦，王兆云.高中生数学学习非智力特征调查问卷的编制[J].数学教育学报，2015（3）.

[4]欧用生.课程发展的基本原理[M].台北：复文图书出版社，1985：27.

[5]章建跃.数学教学目标再思考[J].中国数学教育，2012（9）.

[6][美]拉尔夫・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37.

[7]施良方.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85-86.

[8]Dewey，J. Experience and Education[M].New York，1938：48.

批判教育学的概念篇3

关键词：生物教学；概念图；自主学习；批判思维

现代的高中生物教学应紧抓学科性质，结合学生和教学的实际情况，做出最合理的教学安排。只有在科学的教学安排下，学生才能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对所学知识才能真正掌握。对于高中生物的教学实践，应将以下理念贯穿于教学活动中，以求最佳效果。

一、将概念图作为高中生物教学的指导

概念教学在高中生物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目前高中生物老师对概念图的认识仍不够全面，不能物尽其用，使其发挥最大的效能。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应透彻理解概念图教学方法，主动归纳总结出简便易理解且适合学生的概念图，使概念图为学生的知识理解提供更为清晰的思维脉络，促进其学习活动。同时也应鼓励学生主动建立自己的概念图，以自身的思维建立出的概念图对学生来讲，更能理解并记忆。教师应清楚认识到概念图给学生的学习带来的帮助，并在教学实践中积极贯彻，达到最佳的学习状态。

二、在实践中积极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观念与评判思维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使自身的学生观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意识到学生身心的发展性，进而积极挖掘学生的潜能，营造适合生物教学的氛围，将学生最初的兴趣转变为进一步学习的动力。生物的教学活动具有实验性。例如在讲解生长激素这一章节时，应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及实验操作能力，让学生自主选择实验的植物，查阅此实验植物的有关生物学特性，设计实验以及完成实验操作。这样的一整套学习活动，能使学生深切感受到生物学的奥妙，积极地动手活动更能使他们保持学习的乐趣，由此不仅能学来知识，更会培养他们的探究精神，甚至养成终身自主学习的好习惯。自主学习还能使学生在最需要复习的时候进行知识的重新梳理，扎实地掌握所学知识，建立自己的记忆曲线与知识框架，而不是教师进行整体学生的，不能做到因人而异的复习教学。高中的生物知识理论多需要自己的领悟，通过长时间的自主学习培养，学生能很明确地知道自己的知识薄弱点所在，并采取最适合的方式进行查漏补缺。在这样的学习状态下，学生能达到最高效的学习效率，完成老师的教学任务，同时培养了正确的学习方法。

心理学家布鲁纳曾认为：思维是学习的最好状态，而在学习中应保持持续的批判精神。对于高中生物的学习也应如此，教师的教学活动应将建立学生的批判思维作为一大教学目标，而教师则应努力在教学中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批判思维的建立需要不断地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在课堂讲授中，教学者不能一味地传授知识，而应使学生自主进行思考，不断地对知识点进行质疑，进而采取实验验证，尽自己所能发现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对老师传授的知识进行主动思考，变被动学习为主动探究。

高中的生物教学，应时刻联系学生的学习现状，采用先进的教学方式，积极实践，建立最合适于学生的教学模式体系。也应注意培养学生的个人学习能力，使其能够自主地带有批判地学习，而教学实践活动的目的则是有效促进此能力的发展，使其不断完善，只有这样才能高效地完成教学目标，并使真正领悟所学知识。

参考文献：

[1]吴剑，罗晓琴.探究主动学习教育，培养主动学习素质[J].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04）.

[2]陈长飞.主动学习教学模式的实践与思考[J].教育探索， 2012（01）.

批判教育学的概念篇4

对于初中语文这么一门课程，许多人对它的理解就是识字断句。在他们看来，中学语文课堂教学实质上就是以教师为主、学生为辅的单向知识传输，而且语文的作用就是教学生认识基本的字词，就算达到目的了。事实上，这种看法严重忽视了母语学科教学的重要地位，语文教学不仅承担着教会学生识字断句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在这一点上，传统的语文教学往往侧重于理论而轻视了实践，而媒介素养教育的引入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网络、电视、报刊以及杂志等各种媒介为语文教学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能够让学生更好去印证课堂教学中的理论。

二、如何开展初中语文媒介素养教育

1.深化研究

就目前我国的教育现状来讲，媒介素养教育还没有普及开来，而处于研究阶段。因此，想要在以后能够顺利推广，就必须深化前期的研究工作。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仅要研究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教训，更要研究我们国内的实际情况，决不能完全照搬国外的教育模式，必须结合当前我国的教育现状制定出符合实际情况的媒介素养教育方法。

2.顺势而为

语文媒介素养教育的推广需要广泛的社会基础，只有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实施媒介素养教育。同时，媒介素养教育的推广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挑战，因为社会媒介舆论的发展具有许多不确定性，教师在引入媒介素养教育时一定要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万万不能不切实际、盲目行动。

3.区分概念

由于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新概念，因此在语文教学过程中要严格区分，防止出现概念混淆。如媒介素养教育与信息技术操作素养概念的区分，很多人都容易把信息技术与媒介素养教育混淆，这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需要广大的信息资料作支撑，但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强调的是对信息的应用，而信息技术操作强调的是对信息的加工。

4.把握重点

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在准确理解媒介素养教育内容的同时要把握其中的重点内容。如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语文媒介素养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教师在具体开展教学活动时要引入批判性思维,让学生养成用批判的眼光看问题的习惯。同时，还要把握好度，不能让学生由批判的态度转变为事事怀疑。

三、小结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媒介素养教育主要还是在国外流行，特别是在一些发达国家。在我国目前还仅仅处于探索阶段，至于后续的发展，仍需广大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

批判教育学的概念篇5

现代的法律教育，在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愈发凸显其价值的同时，也逐步坠入单向度的技术理性训练的窠臼，学院式教育日益被市场主义和操作主义支配。在概念主义法律教育观宰制下，法律条文的生硬识记成为常规内容，甚至是唯一目标。理论思维、学术想象力和创造力，将被导致逐步地丧失、萎缩。这种法律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多是卖弄法律语词的、拙劣的“刀笔吏”，或者异变为弃置正义理念的法律“工匠”。越来越丧失了对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所必需的想象力和批判力，更缺乏对生活本身意义的理解。如何变革？应当回复于对理论思维能力、想象能力与批判精神的培育道路。因此，对“经典”文本的批判性阅读和研习就成为必要路径。 一、理性的力量：世界是用理论来表达的 对处于我们身外的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人类如何去实现思想上的把握和理解？又如何在这种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来实现人类自身的设想和想象，使外在世界成为内聚着人类的存在意义的属人的世界？外在的世界惟有在人类能够予以理解的前提下，才具有其价值和意义。在文化知识史上，人类创造了多种多样的理解和把握外部世界的方式。神话与宗教、常识、科学与哲学，都是人类用以解释和试图赋予外部世界以意义的方式①。每一种理解的方式，又都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成为或仍然是主导性的基本解释形式。其中，不同的解释形式之间又存在着基于解释力的强弱、解说的合理性与真理性方面的竞争。并且，在人类还无法达致对外部世界完全理性的把握之前，每一种解释方式就都有其存在的空间和相对的存在意义与解说的价值。因为，人类自身的理性能力存在着一个物种学意义上的限度。正如康德所言，理性是人类拥有的一种限度的能力。但是，随着知识的增长与进步，科学和哲学的理性思维逐步取代了神话、宗教和经验常识，成为支配性的用来表述外部世界的、理论化了的知识形态。罗素指出了这种知识发展的趋向，“神学带来了一种武断的信念，对于宇宙产生了一种狂妄的傲慢”②。科学理性每前进一步，宗教就退后一步。这就是思想与理性的力量！哲学和科学的理论形式取得解释和表述世界的支配性地位，源于其特有的概念、概念框架和分析解释模式。世界是通过理论得到系统的表述和表达的。黑格尔曾言，世界是思想中把握的实在。每一种理论体系，都由作为基点和原点意义的概念构成，由此来构成解释世界的解说框架结构层次。不同的框架层次之间又以逻辑来连接，作为解释力量的根基和保障。思想的力量，来源于理性和逻辑的力量，这是人类作为理性存在的特质。有了理性和逻辑作为基石，人类才能够形成对外部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的有效、合理的解释。从而，人类才能够在合理解释世界的同时，更有能力去实现和创造属人的意义世界。对此，马克思豪迈地宣告，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并且在批判此前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时指出，理论的指向在于改变世界③。阐明了理论和思想具有的实践功能和变革现实世界的力量的道理。 二、法律教育中理论思维与批判精神的培育 法律教育的宗旨，在于培育对法律具有深厚的理论理解和系统的法律知识体系，站在法律的立场上，通过展现法律的理论力量，在法律的概念框架里去解释并变革现实的生活世界。法律的学科建制和学院式教育，应当通过特殊的学术训练，建构起从法律理念、价值追求到具体的法律知识、实践操作技艺的完整知识体系。法律科学既是实践理性，用以定纷止争、裁判利益冲突以维护秩序与安全；更是理论理性，包含着法的形而上理念和终极价值追求。法律本身内在地凝聚着价值，并且是分配价值的权威性规则体系。同时，法律并非仅仅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更体现为人类的一种信仰，即对法律的正义理想的信念。也就是说，法律是实然性与应然性内在一体化的知识。有如拉德布鲁赫所言：“三种对法律可能的思考向我们表明：涉及价值的思考，是作为文化事实的法律思考———它构成了法律科学的本质；评判价值的思考，是作为文化价值的法律思考———法哲学通过它得以体系；最后，超越价值的法律思考，是本质的或者无本质的空洞性思考，这是法律宗教哲学的一项任务。”④法律本身不是既定不变的知识，不是固定的结论，也不是枯燥的条文，而是包含着价值、认知、评判和信仰，并且还要追求生活的意义，追问并探寻理想生活的真善美。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孜孜不倦地求索生活的意义，“自古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思想家们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套观念可被用于进行证明或批评个人行为和生活以及社会习俗和制度，还可为人们提供一个进行个人道德思想和社会政治思考的框架”⑤。在法律教育中，既要进行对实然意义上的具体法律知识（即部门法学）的传授，更要注重在更为宏大的理论理性的视野中思考法律的意义和目的、价值与理想。唯有从理论思维的高度出发，才能真正地建构出对法律的根本性理解。并且，通过理论理性的培育，逐步发展起学术的想象力、确立尊重法律的信仰和以法律为武器去反思批判社会陋弊、变革现实社会。若仅视法律为以强制力为基点的“裁判术”，这种工具主义和操作主义的态度，必将导致法律理想和精神的衰落。失去了法律正义理念的生活世界，又将退回至通行“丛林法则”的前文明时代。如何在法律教育中进行对理论理性思维、想象力和批判精神的培育？以大学的学院制度为基础，应当注重对“经典”文献的细致化研究和分析性解读。因为大学制度本身就决定了（限定了）与现实具体的社会生活的“距离”，法律教育的学院制（或称学园式，而非学徒制）性质，也就规定了必须通过广泛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知识来拉近与社会生活的“距离”。在阅读中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并最终引领法律的实践理性，实现法律承载的价值理想。如何理解法律？黑格尔深刻地指出：“法的理念是自由，为了得到真正的理解，必须在法的概念及其定在中来认识法。”⑥理论的东西本质上就是实践的，并且越是理论的，就越是实践的，在理论世界中去审视现实生活，通过现实生活世界来检验和发展理论理性。 #p#分页标题#e# 三、阅读“经典”：精神价值与时代意义 培育理论思维能力，应当通过阅读和分析“经典”作品来实现。什么是“经典”，“经典”作品具有何种价值，阅读的意义在哪里？自人类社会文明开端，人类就在不断地思考外部世界、社会生活和人类自身。无数的思想家在苦苦求索中，留下来宝贵的精神财富。每个时代都曾经有杰出的思想家对人类知识的批判性增长做出过巨大贡献，都存在着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深刻思索。但凡能够历经“时间之尺度”检验的，都是后世应当虔敬对待、认真分析与解读的“经典”。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整个人类文明中最深刻、最诚挚的思想之源。每个时代都面对着不同的问题，但又都要共同面对相同或相似的问题。正是这种“问题或难题”的共同性即面对人的生活，决定了必须认真对待前代思想者做出的解答。并且，这些解答都彰显着其精神价值与时代意义。凡是无视或漠视人类思想遗产的，都将导致在谬误的认知中盲目或偏执地生活着、实践着。唯有认真对待、阅读和研习经典，才能在“思想巨人的肩膀上”舞动“精神巨人的思想之羽翼”，去追求我们的生活之真善美和生命的本真。并且，在阅读活动中，体味知识增进的愉悦和逐步完善健全的理智。法律教育的理论思维能力，必须在认真地阅读经典文献的过程中逐步积累和培养。在思想史上，无数卓越的思想家都在思考着人本身的价值、人类社会的秩序和安全以及正义与自由，都进行过天才的想象和探索。在现实生活中探求人类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更应在理论理性高度的抽象层面上去思问。法律是由正义与自由理念支配而型构起来的知识体系，庞德曾言：“二千四百年来———从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思想家提出权利之正当性到底渊源于自然还是仅仅渊源于立法和惯例这样的疑问，到当代哲学家追求社会控制的目标、伦理基础和永恒真理———在所有关于人类制度的研究中，法哲学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⑦唯有在理论理性的视野中，通过阅读经典思想家的作品并与思想家共同思考，才能对人类社会的“善”进行最为彻底的审视并探究到其本意。 四、诠释“经典”：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的增长 法律教育中的学术训练和理论思维能力的涵养，实质上就是进行体系化的概念思考培育。这个世界是用理论来表达、思考和记录的。理论思维是用概念来思维，并在由概念建构起来的框架体系中逻辑地思维。概念是认识事物的最基本单位，是对事物本质的抽象表达和概括。概念之间逻辑的关联，形成具有层次性的理论命题，包括核心命题和分支命题。正如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指出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研究纲领，都有其“硬核”作为中心命题以及用必要的“辅假说”构成核心命题的“保护带”⑧。凡是具有鲜明体系化性质的理论，都有其作为理论假定（或假设）基点的理念，并以此为出发点，通过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建立分析框架，形成具有内在统一性的理论命题。“作为一个体系，需要有一个原理被提出并且贯穿在特殊的东西里面，”并且，“全部被认识的东西必须也是作为一种统一性、作为概念的一种有机组织而出现”⑨。每一种理论体系都在其由概念框架之内进行着对外部世界和人类自身的解释。概念框架本身也构成了理论体系的边界和限度，即在理论边界之内对事物的解释都能够形成逻辑自洽与解释的合理性。超越限度的解释则导致康德意义上的“独断谬误”，从而产生理性的僭越，即判断的失效。例如，作为科学知识的对立面，宗教一直主张其能够解释宇宙间的所有事物，但我们都清楚，能解说一切的不是真理。现代的科学理论，则明显地表达出了“理性的谦逊”。究其缘由，所有理论的解释力都存在着源自理论自身的边界和构成性限度以及特定时代的限度。 阅读经典的方法，首要的任务应当对作品做出基本的把握。作为分析和诠释的对象，从中析理出其基本假定、作为基点的理念和中心命题，以及论证的方法和逻辑关系。在进行对作品的阐释时，要有“问题意识”，即应当探清作者欲图说什么，其言说的社会和时代背景、运用的思想资源、所持有的价值立场以及归属的学术传统与学术流派。也就是说，在此阶段的工作是尽可能全面地“述”。描述意义上的“述”，是最基本的阅读形式，也构成了对其进一步进行“评”即批判性诠释的基础。对于如何阅读与诠释作品，休谟的命题提供了一个优越的方法论启示，即从“是”（tobe）到“应当”（oughttobe）。我们要在清楚地把握作品的事实概况的基础上，再去作评价、判断或批判。在对经典思想家的作品进行“述”的过程中，可以想象为行进在思想探险之旅，是在与其进行一场“思想对话”。通过“对话”，沿着思想家的思路来思考，学习其思考的路径、方法以及表述的风格。在这种“跟着思想家一同思考”中，进行理论思维的训练和学术想象力的渐进培养。这是我们阅读“经典思想家”的初始阶段。当然，阅读“经典”并非仅仅意味着只能在其思想范围之内来思考而不越雷池一步。真正有价值的阅读，是在“作者”、“作品”与“读者”之间形成一个诠释性的循环运动。任何“读者”都在阅读和诠释“作品”的过程中进行着“再建”或“重构”。在这里，“文本就不只是一个用以判断诠释合法性的工具，而是诠释着论证自己合法性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一个客体”⑩。因为作为知识发展的定律，没有批判就没有知识的增长。理论反思与批判，“它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整个的生活样式”?。康德极有教益地指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这同样也是我们批判性诠释“经典”的口号。阅读与诠释经典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思维训练价值和实践指向意义。因此，在法律教育中，如何进行理论思维、学术想象力和批判精神的培养与训练，应当成为新世纪大学制度中至为重要的教育常规。通过阅读与诠释“经典”，在传递人类历史上卓越思想家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必将丰富时代的精神气质、思想活力，促进知识的理性增长。#p#分页标题#e#

批判教育学的概念篇6

【内容摘要】 大众媒介传播的主要是大众文化，因而人们对大众媒介的态度取决于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识。从媒介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它先后经历了从批判范式、分析范式到表征范式的变迁，而影响这些媒介教育范式变迁的决定因素就是人们对大众文化观念的变化，且这些观念变化又与法兰克福学派、李维斯主义、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及符号学的产生联系在一起。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李维斯主义；批判范式；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分析范式；符号学；表征范式 自大众报刊的出现把人类导入到一个大众社会后，人们就从未停止对大众媒介的反思，其核心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大众媒介。我们知道，大众媒介所传播的主要是大众文化，因此，如何面对大众媒介的问题实际上主要取决于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由于20世纪大众媒介的迅猛发展，学校教育也无法忽视其所带来的挑战，于是在学校中对学生们进行关于媒介的教育也应运而生。媒介教育在其多年发展的历史中，产生过多种多样的实践，迄今都未能产生一个统一的定义，其实践性要大大强于理论性，但如果择要而言，我们可以说媒介教育目标在于“培养更主动和更有批判性的媒介使用者”。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媒介教育先后产生过几种不同的范式，而这几种范式都建立在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知态度上。本文所要探讨的就是对大众文化认知的发展如何导致了媒介教育范式的变迁。 一、法兰克福学派、李维斯主义与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 大众媒介传播的是大众文化，但何为大众文化，在此首先要做一界定。英语中的mass culture和popular culture都可以在汉语中译为大众文化，但严格来说，后者更准确的译法应为通俗文化，它强调的是为大多数民众共享的文化，是与少数上流社会所拥有的精英文化相对的概念。而大众文化则是大众社会的产物，是主要通过大众媒介来传播的文化。对于这二者的关系，有学者明确指出：“大众文化是通过大批量生产的工业技术制造出来的，为了牟利而向群体的公共消费者销售的通俗文化。”②由此不难看出，如果说大众文化仅仅是工业化大众社会的产物，那么通俗文化的历史要长得多，它自始至终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如果说大众文化是一种为了牟利目的而生产的消费产品，那么正如汉德林所指出，通俗文化与民众所熟悉的日常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其文化创造者与消费者之间也存在着更和谐的关系。③然而，不容忽视的是，由于现代社会中通俗文化也多借助于大众媒介进行传播，这导致了通俗文化与大众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因而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这两个词几乎同义。④本文在讨论中采用这一扩展后的现代大众文化概念。 对于大众文化最早进行深入探讨的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20至30年代形成于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院，后来由于纳粹分子上台，在德国实施法西斯统治，为了躲避迫害，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不得不流亡美国，并把学院也移至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这段痛苦经历也使得他们对极权统治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同时由于对纳粹政权操纵大众媒介进行宣传和愚弄民众有着切身的体会，因而对大众媒介的消极作用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到了美国后，他们进一步把政治批判扩展为社会批判，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在该派学者看来，大众文化是以大批量复制技术为基础的、通过大众传媒来进行传播的工业化产品，这种文化重复雷同，缺乏原创性，以盈利为目的，把文化变成了消费商品，缺乏启蒙与自主性的反思，把人变成了一种没有思考能力的“单向度的人”。同时，在更深一层，大众文化虽然也能满足民众的某些需要，但它却阻碍了他们更为根本的愿望的形成，文化工业扼杀了政治的想象力。⑤这样一来，无论是从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大众文化的负面效应都是巨大的，对大众文化批判也成了一种必要的新的启蒙。 与法兰克福学派遥相呼应，在欧洲本土主要是在英国，同样也兴起了一股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潮流，但其切入点却与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这批学者关注的是大众文化对人类真正的文化（事实上是他们眼中的精英文化）所造成的危害，其代表性人物是英国文学批评家李维斯（F.F.Leavis），由于其影响广泛，这股思潮日后也被称为李维斯主义（Leavisism）。李维斯本人受艾略特影响很大，他也同样对文化发展的近代历程持一种悲观态度，并且把这种文化的衰落归因于工业化。作为一名文学批评家，李维斯认为文学承载着“生活”的价值，因而文学不单单是众多知识学科中的一门，而更是捍卫人类价值的集合点，是“对我们文明的意识（和良心）的中心”。⑥作为一名精英文化尤其是英国文学的坚定捍卫者，李维斯同样对大众文化的流行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他认为这种文化是一种“标准化的与向低水平看齐的文化”，从而对人类的文化遗产造成危害，因而应该“训练公民去区分与抵制”。⑦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李维斯主义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但其同法兰克福学派却有着重要的区别，李维斯主义认为大众文化会损害真正的文化，从而对社会权威造成危害，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的重点则是社会权威如何利用大众文化来操纵民众；李维斯主义认为大众文化盛行会导致一种混乱的无序状态，而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大众文化能够维持社会权威，他们看到的是这二者中的一种和谐。 不管怎么说，无论从什么角度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都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作为大众文化载体的大众媒介的看法，由此也影响到媒介教育范式的形成。由于最早的媒介教育实践主要是在英国，因而受李维斯主义的影响最为直接。李维斯和他的学生汤普森早在1933年就出版了一本名为《文化与环境》的著作，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在学校教授大众媒介的建议，并在书中采用了一些从新闻、广告方面选取的材料。⑧他们的目的是通过教授学生一些大众文化来培养他们“区分与抵制”的能力，使学生能够自觉接受那些有益的文学遗产。他们相信，只要大众文化的粗制滥造与虚伪煽情被揭露出来，学生就会自觉地去抵制它们。这本书以后被修订和重印了很多次。从这种观点出发的媒介教育认为，以大众报刊为代表的大众媒介提供的是一种伪文化，它损害了真正的文化，而媒介教育的核心就是如何保护孩子们免受媒介内容的污染。这样，当时的媒介教育采取的是一种批判范式，其核心内容是反对大众媒介及其所传播的大众文化，媒介教师在课堂上教育学生们不要受大众媒介的不良影响，他们只在课堂上讲授很少的媒介内容，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批判，因而这就像著名学者马斯特曼（Len Masterman）所说，这种媒介教育事实上是一种反对媒介的教育。⑨由于这种媒介教育在本质上把媒介几乎视同一种疾病，因此认为学生接受媒介教育就像打预防针进行免疫一样，因此这种范式也被形象地称之为“免疫范式”（inoculative paradigm）。⑩ 虽然说李维斯本人在开创这种批判范式的媒介教育时与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当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产生巨大影响后，却对这种媒介教育批判范式的后续发展起了强大的支持与促进作用，其关于文化工业的深刻而全面的论述为批判大众媒介提供了强大的火力，揭露大众媒介对民众操纵与愚弄已经成了后来大众媒介批判的主要内容。就算是在今天，虽然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总的来说已不是主流，但其局部影响却时时可见，比如在广告课上许多教师不是教授如何制作广告或分析广告在大众媒介中的作用，而是关注于批判广告的意识形态导向及其牟利本质。 二、英国文化研究学派与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 媒介教育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出现了一种重要的转折，这次转折的基础依然是对大众文化的新观念的产生，具体来说体现在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主张中。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正式发端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其代表人物多是一些左派知识分子，主要领袖有威廉斯、霍加特及霍尔等人。其早期领袖霍加特与威廉斯都具有工人阶级的背景，他们从文学批评阵营中脱胎而出转入文化批评，因而其研究事实上也是对文学批评中的政治危机的一种反应。对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原因，西方学者认为，这与英国知识分子对费边主义不再抱幻想并越来越被更具有实践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吸引有关，此外，工党政府的失败、越战及法国风潮等事件也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这批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他们“精神劳动”的状况与报酬和那些体力劳动相近似，这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感到自己是工人阶级的一员。⑾ 从学术成就来看威廉斯对该学派的影响最为巨大，他对文化概念的反思及重新界定为以后该学派的诸多研究开辟了道路。在传统观念中，文化一般是指那些为上流阶层所拥有的高等文化，而下层民众往往被视为没有文化的群体。而对文化研究学派来说，文化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事物，从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及网络这多种多样的媒介，到衣服、食物这样的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多种多样的制度、风俗、习惯，它们都是文化，正是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文化研究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斯就明确指出：“对于文化这个概念，困难之处在于我们不得不持续地扩展它的意义，直到它几乎等同于我们的整个日常生活。”⑿既然文化意味着整个生活方式，那么大众文化作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其存在的合理性不言而喻，它和精英文化一样具有自身的价值。 文化研究学派还进一步指出，所有的文化实践无不打下了权力的烙印，而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揭示文化的政治及社会语境，使在该语境中的文化自身凸显出来，并且最终让人们尤其是工人阶级能够认识并改变那种无所而不在的统治结构，进而实现其社会变革的目的。这样一来，大众传播对于该学派而言是尤为重要的，因为他们把媒介视为潜在的“意识培养”的工具，而揭示大众媒介中大众文化的权力本质，使工人阶级意识到自身的真正处境并进而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就成了该派学者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学术抱负。也由此，该派学者对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对文化与权力之间关系的揭示，而这种权力关系可以体现在阶级、种族、性别等诸多方面。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这种反对传统精英文化的立场，把文化不再视为上流阶层的特权，而是“全部的生活方式”的具有人类学意义的文化观念，赋予了大众文化全新的意义，人们必须重视审视大众文化，也必须重新确定对待大众文化的载体大众媒介的态度，由此，在学校中针对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的媒介教育也同样产生了新范式。这种范式不再强调高等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区分，而着眼于利用学生对媒介的日常文化体验来进行教育。学生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拒绝媒介，而是区分媒介上的内容，知道什么是优秀的通俗文化作品，什么是伪劣的作品，并且承认通俗文化中也同样可以产生一些具有自身完整性的优秀作品。这种范式可以称为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由于当时霍尔等人所写的《通俗艺术》一书为教授媒介提供了广泛的建议，因而这种范式也被称作“通俗艺术”范式。⒀这一范式的形成除了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在理论上的贡献，新一代的教师的成长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批教师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大多受到过大众文化尤其是电影的影响，因而他们很难接受过去那种完全拒绝大众媒介的批判范式，在实践中他们乐于采纳较为客观的分析范式。 如果我们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以上两种范式，我们不难发现媒介教育的批判范式其隐含的传播学前提是媒介的影响理论，它把受众视为一种完全被动的群体，他们容易为大众媒介所操纵和利用，并且大众媒介所产生的影响几乎也都是负面的，因而决定采用一种保护主义的立场。与之不同，媒介教育的分析范式更多地与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相吻合。它承认大众媒介在内容上的良莠不齐，但受众可以通过学习一定的技巧来加以分辨，受众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的，他们完全可以做到让大众媒介及大众文化为我所用，而不是全盘抵制和抛弃。媒介教育要培养的也正是这种具有主动性的受众。此外，通过对媒介内容的分析可以让受众进一步认识社会文化的权力本质，这也有助于提高人们的自觉意识。

转贴于 三、符号学的兴起与媒介教育的表征范式 符号学的兴起为重新审视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提供了一种新视野。符号学简单地说就是关于符号的学科或总体理论，它系统和全面地回答诸如什么是符号、为什么会有符号、符号有多少种类及其分类标准是什么、它们如何相互指代等等问题。⒁符号学有两大源头，一是瑞士语文学家索绪尔，另一是美国哲学家皮尔士，他们在独立的状况下分别提出了关于建立一门通过符号来研究事物的新学科的设想。虽然他们两人在具体主张上有所分歧，并且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以后欧陆与北美的不同的符号学传统，但在把符号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工具来进行意义的探究这一点上并无太大差异。符号学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门“帝国主义的”学科，因为它被运用到其他诸多领域中，有些学者甚至声称它将会成为一门主导性的学科，因为能用它来解释人类传播的方方面面。⒂ 符号学的核心概念是符号，那么什么是符号呢?简单地说，符号就是可以指代其他东西的事物。在各种各样的符号中，最重要的符号自然是文字，索绪尔进一步把这种作为符号的词语区分为表示音与形的能指（signifer）及表示其意义的所指（signified），它们合起来成为符号（sign）。自然，除了文字之外，图像也是符号，甚至在更广义上说，大多数东西都可以视为符号。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符号都能表达一定的意义，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看到的不是单个的符号，而是许多符号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个符号群，比如我们在书上所看到的一句话、一幅图片都是符号的组合，前者是由许多单个的词语符号按一定语法组织起来的，后者也是由颜色、图案等种种符号复合而成，这种按一定规则（convention）组合起来的特定形式的符号群，在符号学中我们称之为符码（codes）。⒃符码的概念对于媒介研究尤为重要，因为作为文本的媒介内容，无论其是文字、图像或二者兼备，它们都是符码，都是由生产者按一定的规则生产出来的，然后受众在读解媒介内容时，又按照一定的规则去理解其中的含义，这一过程正好与霍尔所说的制码（encoding）与解码（decoding）概念完全吻合。⒄ 借助于符号学，我们也不难理解媒介分析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表征”（representation）。我们知道，在媒介上出现的任何内容都是符号的一种建构，而不是事物本身。比如，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关于美国世贸大厦恐怖主义事件的报道，但无论是文字报道还是图片，我们所能看到的都只是一些符号，而不是事件本身，它是已经被媒介化了的（mediated）事件。媒介化（mediation）这一概念告诉我们，我们通常所接触到的媒介内容都只是一种表征，它们是加工过的、用符号构建的某种东西，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媒介表征来认知这个世界。这也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媒介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它所处理的任何事物。”⒅ 如果我们通过符号学的分析观念来透视大众文化，这同样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新的认识。我们知道，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都是通过一定的符号来表达特定的意义，但这种意义生产过程有时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在这方面巴尔特提供的“神话”概念起了关键的作用。我们知道，一个符号其意义往往并不是单一的，一个经典的例证就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束红玫瑰，我们知道它是一种红花、绿叶、带刺的植物，这个概念是它的本义（denotation），但我们也同样会立即联想到它代表着浪漫爱情，这就是它的引申义或转义（connotation）。事实上，这可以理解为两个层次的符号化过程，作为能指的玫瑰花与作为所指的概念构成了符号的第一层，而整个第一层又可以作为能指，而其所指则是爱情。有不少符号都具有这样两层含义。但问题在于，当这些符号的引申义已经深入人心，就像我们看到红玫瑰就会立即想到爱情一样，这时这种引申义在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本义，而巴尔特的神话概念指的就是这种被当作本义的引申义。⒆在红玫瑰代表爱情的神话中，爱情的含义事实上是我们人为赋予给红玫瑰的，但它看起来好像是自然的。我们在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大众文化中，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人们赋予某种物品以某种意义，并且利用这种意义来引导受众。比如，我们在电视广告中经常可以看到，说某种牌子的手表是成功人士的标志，这样就使手表作为计时工具的本义让位于它可以成为成功人士身份、地位象征的引申义，这也就是在通过制造一个神话来引导受众消费其产品。除了神话这一具体分析工具外，如果从总体来考察，那么在符号学的视野中，大众文化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商品，它是涉及到生产机构、文化产品及受众三方面的一个复杂的意义生产、传播与接受的过程，有的学者还进一步建立了一种通过符号学来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的模型，具体包括对生产者/使用者、使用者/物品、生产者/物品三方面的符号解析。⒇ 符号学的流行也直接影响了新的媒介教育范式的产生。这种新范式从符号和结构入手，把媒介教育的内容设立为以下几方面。首先，是把大众媒介中常用的制码与解码的规则教授给学生，从而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相关的媒介信息，并进一步告诉学生在生产意义与读解意义中所采用的那些规则都会受到文化的制约，这样一来，媒介产品的意义就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来孤立地理解；其次，让学生了解所有的媒介内容是通过符号建构出来的，是一种媒介象征，并不是原始的事实本身，但由于我们都通过媒介来认识与了解周围的世界，因而这种媒介在传播大众文化的过程中，经常通过利用一定的制码与解码的规则来制造神话，以及来操纵受众以达到其牟利目的或引导受众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导向。由上可知，这种媒介教育的主旨是教会学生对媒介表征的分析能力与批判能力，因而，这种媒介教育的范式被称作“表征范式”，这也是目前欧美媒介教育中的主流范式。 综上所述，欧美的媒介教育先后经历了“批判范式”、“分析范式”及“表征范式”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背后是人们对大众文化的认识与态度。今天，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已经成为欧美高校中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媒介教育也正在沿着“表征范式”的路径往纵深发展。欧美各国的媒介教育实践，尤其是统一在“媒介认知能力”（media literacy）这一术语下的美国的媒介教育的迅猛发展，(21)必将使全球的媒介教育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注释： ① Andrew Hart(ed)， Teaching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1998， p9 ② Dominic Strinati，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 Routledge， 1995， p10 ③ Oscar Handlin， ‘Comments on Mas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Norman Jacobs(ed) Mass Media in Modern Societ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2， p108 ④ Stan Le Roy Wilson， Mass Media/Mass Culture， 2nd edn， MaGraw-Hill， Inc， 1992， p5 ⑤ John Storey，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Theory & Popular Culture， 2nded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8，p106 ⑥ Andrew Miller，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UCL Press，1994，p35 ⑦ FRLeavis & Denys Thompson，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Greenwood Press，1977，pp3-5 ⑧ Ibid ⑨ Len Master man， ‘Foreword: Media Education Revolution’， in Andrew Hart（ed），Teaching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1998，viii ⑩ David Buckingham， ‘Media Educationin the UK: Moving Beyond Protectionis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Winter 1998，pp33-4 ⑾ SamuelL Becker， ‘Marxist Approaches to Media Studies: The British Experience’，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vol1，1984，pp66-80 ⑿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p256 ⒀ Stuart Hall & PWhannel， The Popular Arts， Hutchinson，1964 ⒁ Robert EInnis， ‘Introduction’， in Robert Einnis(ed) Semiotics: An Introductory Antholog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5，vii ⒂ Arthur Asa Berger，Signsin Contemporary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Semiotics， Longman，1984，ix ⒃ Graeme Burton， More Than Meets the Eye，2ndedn，Arnold，1997，p33 ⒄ Stuart Hall， ‘Encoding/Decoding’， in SHall， DHobson， Alowe & Pwillis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Hutchinson， 1980 ⒅ Graeme Burton，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2ndedn， Arnold， 1997， p64 ⒆ NickLacey， Image and Representation， StMartin's Press， 1998， p68 ⒇ M Gottdiener， ‘Hegemony and Mass Culture: A Semiotic Approcah’，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5， Volume 90， Number5 (21) William G Christ & W James Potter， ‘MediaLiteracy， Media Education， and the Academy’， Journal of Connunication， Winter 1998，pp5-15

批判教育学的概念篇7

关键词：概念图内科护理教学应用现状

中图分类号：G42文献标识码： A

前言：概念图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方法，培养了护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批判性思维，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护理人员的终身学习，实现由理论到实践的良好过渡。概念图还可与其他教学方法联合使用，共同促进内科护理教学的发展。但是，如何用最短的时间让护理学生真正掌握概念图，在以后的学习中有效应用概念图，以及如何在我国护理教育中更加广泛地应用概念图，是护理教育者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1概念图概述

1．1概念图概念及特点

概念图也叫概念树、网络教学、知识图、认知图、语义网等，主要由概念、连线和连接词组成。概念图作为有效组织和表征知识的工具，通常是。将某一主题的有关概念置于圆圈或方框之中，然后用连线将相关的概念或命题连接，连接上标明两个概念之间的意义关系。概念、命题、交叉连接和层级结构是概念图的4大图表特征。

1．2概念图分类及制作分类

①蜘蛛网图：围绕一个主题，将与之统一的因素向外延伸和扩展的组织构架。②层级图：最重要的信息优先置于图的顶端，次级概念按照重要性成瀑布式向图底部拓展。③流程图：信息以线性方式排列。④系统图：信息的排列类似流程图，包括输入信息、干预措施、输出信息、目的、结果等内容。概念图还有一些特殊形式，可根据学习者的需要构图。概念图的制作可通过手工或计算机软件制作，概念图制作的基本步骤包括明确知识范围、选择概念并分层、草拟概念图的层级布局、实施连接、反思交流与扩散完善。

1．3概念图的理论基础

概念图最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康奈尔大学诺瓦克教授等提出的，基于奥苏贝尔的有意义学习和同化理论，强调整合新的知识到已有知识，而不仅是不加理解地记忆或者重复。认知同化论认为，学习者头脑中必须具备一些早已习得的、以某种方式相互联系的信息。有意义的学习是产生一系列的整个认知结构变化、修改现有的概念并形成新的概念间的联系。因此，有意义的学习是持久的，优于易被遗忘的死记硬背。

2概念图在内科护理学中应用的必要性及护理师生对概念图教学的态度

2．1概念图在内科护理学中应用的必要性

学生通常被动地接受知识，习惯于依赖教材、参加定期的考试，并且通常不喜欢主动思考及参加讨论，习惯于以教师教授为中心的模式，很少强调批判性思维及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而当前内科护理中各单元病种多、牵涉的面广、内容复杂，要求师生具有良好的批判性思维及解决临床复杂问题的能力。概念图法已被证明有助于学习者学习、组织、分析和增强理解复杂信息。使用概念图可以通过确定因果关系、优先级和组织的概念，并显示其他有意义的想法模式，从而促进概念的理解，最终成为一个学习者的长期记忆，这对需要大量记忆的护理学生也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许多刚毕业的护士及护理学生在临床中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处理病人问题有困难，概念图则有助于他们整合病人复杂多变的信息，顺利将理论知识应用于临床实践。

2．2护理师生对概念图教学的态度

概念图应用于护理教学不过20多年，许多教师了解概念图，但在教学中很少用到概念图，护理学生对概念图的了解也有限，但随着国内外研究的深入，概念图逐渐被护理学师生所接受。研究结果如下表：

概念图研究人员 概念图研究的针对群体 该研究群体对概念图的评价

Laura 概念图应用于护理教学的6个研究 所有教师和学生对概念图的评价都是积极的

Nirmala 39名护理学生对概念图的态度 74．5％学生喜欢这种教学方法，97．0％学生认为能够容易地应用到护理程序中

研究员李莉 30名大学三年级护生护理病例教学中应用概念图 受学生欢迎程度为中等偏上

概念图是相关问卷 80名护生护理专业课中应用概念图教学研究 学生对该教学策略满意率达到92．4％

3概念图在护理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3．1概念图有助于培养护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护理教育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即使是在正式教育完成后也能通过自己继续获取知识。在学习和构建概念图过程中，学习者需要整合新的知识到已有知识，激发其主动寻求知识并以恰当的方式构建概念间的关系。在一个关于19个研究概念图与其他教学策略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比较的报告分析中，相关人员等发现概念图对学习者成绩和学习态度均有积极作用。概念图通过各种图形将枯燥的护理知识变得具体化，展示了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增进了对知识的理解，产生主动学习的态度和行为［1］。研究人员在对160名本科护生实习期间应用概念图教学，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让学生能够更直接地认识和了解疾病，对其中一些重要的概念通过图形的方式有利于学生对疾病的认知。

护理教育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即使是在正式教育完成后也能通过自己继续获取知识。在学习和构建概念图过程中，学习者需要整合新的知识到已有知识，激发其主动寻求知识并以恰当的方式构建概念间的关系。在一个关于19个研究概念图与其他教学策略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比较的报告分析中，研究人员在对160名本科护生实习期间应用概念图教学，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让学生能够更直接地认识和了解疾病，对其中一些重要的概念通过图形的方式有利于学生对疾病的认知。且各种图形将枯燥的护理知识变得具体化，展示了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增进了对知识的理解，产生主动学习的态度和行为。对学习者成绩和学习态度均有积极作用［1］。

3．2概念图有助于培养护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新世纪医学卫生人才培养报告中的教学改革也建议培养护理人员的批判性思维。概念图提供了合理地思考关于证据、概念及命题相互关系、概念性定义、方法和标准等问题的机会，经过一个或几个学期的学习达到提高学生评判性思维的能力。相关研究人员在护理计划教学中应用概念图，在实验前后应用加利福尼亚批判性思维测量评估，应用概念图组批判性思维能力优于传统护理计划教学。在病例分析中应用概念图教学，可促使学生积极查阅多种信息资源，激发了求知欲，以便能够确认有效信息并分类组织，锻炼了分析、系统化及寻求真相的能力。

3．3概念图有助于内科护理程设计概念图有助于护理教师组织整体的理论框架，为课程设计奠定基础。教师可以在概念图上使用图形把护理学相关交叉学科中的主要概念、主题及其关系表示出来。Jocelyne等在来自不同国家、两种语言的一所大学和两个社区学院发展一个新的护理合作课程时发现，应用概念图有助于不同背景的课程构建者分享和理解彼此的观点和价值，在形成详细策划前促进课程的发展。Hsin－YihShyu等应用概念图进行课程设计时发现，概念图可以清楚确定不同课程单元间的关系，帮助教师发现遗漏的单元或相关知识。

3．4概念图有助于护理教学评价概念图作为一种评价工具，评价学习者对相关知识的掌握和对知识间相互关系三维的理解，而不是传统的只考查学习者的离散知识。相关人员将概念图教学应用于专科护生护理程序中，教师能够及时发现学生错误理解和遗漏的知识，并及时纠正和补充。任务、反应方式、计分体系3个维度构成了概念图测试计分方法，考查对该领域的认知程度。概念图评价标准包括命题、层级结构、交叉连接及举例4部分。

4、概念图在内科护理学中的应用实例

针对已完成基础课程和主要专业课程的学习,即将进入临床实习阶段的学生，研究期间提供内科(糖尿病、脑血栓形成)的教学病例，实验组使用概念图法进行病例分析,所绘制的病例概念图使用自设的评价量规进行评分,并通过自行设计的概念图活动调查问卷。具体步骤:阅读和分析病例,将病人及主要的医疗诊断居于中间,为相关的信息留出空间；识别主要的护理问题,列出护理诊断；分类组织信息,将支持这些诊断的主客观评估资料如症状体征、实验室检查及治疗措施等,围绕着合适的护理诊断安排好其分布位置,并列出相应的干预措施。各类资料分别用不同颜色或形状的图形圈住,并在图的右下角标出图形代表的是什么；最重要、连接各。概念。,在所有相关的。概念。之间根据需要画上不同类型的连线,并写上连接词,解释。概念。间的关系,形成有意义的命题。连接词有:引起、导致、需要、包括及相关等；讨论、思考,修改完善概念图。运用概念图法进行内科护理教学对学生的寻求真相、分析能力、系统化能力、评判性思维、认知成熟度等方面的提高。学生最初绘制的概念图较为简单，她们在确定护理诊断、分类组织信息、建立连接和制定干预措施等方面都存在不足,经过教师的点评及反馈,师生相互的讨论交流后,学生在上述各个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后期绘制的病例概念图质量逐渐提高，第一幅概念图相对较为简单(见图一),但经过交流后接下来的图有了改善（如图二）。

图一

图二

结束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医疗护理都在不断的发展变更，在护理教学中概念图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在随后的几年里发展应用会更普遍，它的应用也为护理教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朱学庆．概念图的知识及其研究综述［J］．上海教育科研，2002，（10）：31－34．

批判教育学的概念篇8

关键词：社会理论；特殊教育学；实证主义；解释主义；批判主义

作者简介：邓猛，颜廷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100875)

一、特殊教育学的社会理论化趋向

对理论的建构与反思体现了整个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当某一学科在尝试建立元理论时，就是在反省与思索，并在其中隐藏着变革。对元理论的思考最终将使学科正视自己，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或是重新寻找今后的道路。[1]特殊教育学孕育并产生于伊塔德、蒙台梭利等先驱者的实践，探索出一系列最佳实践方式(bestpractice)，形成了特殊教育研究的实证主义风格与重视干预训练的传统。长期以来，特殊教育研究停留在操作与技术层面，缺乏进行形而上的理论反思，呈现出实践方式丰富而理论匮乏的局面。我国当前特殊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初看似乎是实践的问题，从根本上看反映的仍是理论研究的缺失；理论的缺乏必然导致实践方向的迷失，并最终影响实践的方式与效果。很多学者提出特殊教育学应以教育学、心理学、医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2][3]却往往停留于这一空洞叙述而很少真正落实；尤其缺乏对特殊教育与社会特别是社会科学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缺少对特殊教育哲学理论基础的深入探讨，更缺乏超越学科概念与逻辑结构的元理论分析。特殊教育学发展总体呈现出热情多于理性，鼓吹多于思考，修辞多于描述，总结多于实证，伦理多于科学的状态。这使特殊教育学研究创新不够，往往只是跟随普通教育的脚步，以致被遗忘在整个教育学研究的角落。

特殊教育理论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当某一社会对“残疾”“平等”等观念发生变化时，特殊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教育形式也会随之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民权运动和残疾人权力运动的兴起，传统“医学—心理学”的残疾模式日趋式微，以社会学为导向的残疾研究革故鼎新，为特殊教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学理论通过超越具体社会现象，为特殊教育研究提供解释社会体系运行的一般化和抽象化的概念、范式和命题陈述系统。[4]基于社会学理论的重新“洗礼”，特殊教育理论话语体系和制度性实践，诸如残疾、特殊教育需要、缺陷补偿等核心概念以及特殊学校体系、智力测量、鉴定与评估等实践方式被重新解读并赋予特定的社会学意蕴。

残疾与特定的社会文化紧密相关，其解释与应对需要社会文化的视角。社会理论孕育不同的理论范式，为我们重新审视特殊教育提供独特的理论视野。社会理论是描述、解释和分析社会现象时所使用的抽象的、复杂的理论框架，涉及一系列的系统思想，包括社会变革与发展、社会行动的阐释、权力和社会结构、性别和种族、现代和文明以及一些其他的概念和问题。[5]社会理论并不关注特定的情境、特定条件下人们的具体行动和互动，它超越于具体的情形和事件，寻求事物的一般属性和过程。[6]社会理论家基于各自不同的假设，提出了迥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理论体系，例如孔德的实证主义、涂尔干的功能主义、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米德的符号互动论、韦伯的冲突理论、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等等。这些不同的理论相互交织、对立与批判，形成了由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三大理论传统所构成的社会理论发展轨迹，交替掌控着社会学研究的话语，占据社会理论发展的制高点。

由于现代社会理论的综合性形态的发展，社会理论已经不再是社会学专业研究的“专利”，它已经超越于“社会学理论”的藩篱，关涉到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内容上涵盖和跨越社会学和社会哲学。[7]正如瑞泽尔所言，“现代社会理论的一个定义性特征就是：它是跨学科的”[8]。因此，社会理论能够从不同的视角为特殊教育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社会理论中的科学与建构、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冲突与交融不仅改变人们对于残疾的基本认识，也在现实意义上影响着特殊教育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式。特殊教育研究及其学科发展经历了的“医学—心理学”到“社会学”范式的变迁、从重视“缺陷”到强调“特殊教育需要”概念的演变；特殊教育实践则从“特殊学校教育”向“融合教育”转变等。这些都深深地打上了不同社会理论的烙印。尽管社会理论在特殊教育研究中的运用并不直接为课堂教学或康复机构提供直接的教学技巧、课程材料和康复干预技术，但它却能够为特殊教育的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提供审视所有这些具体实践的批判性概念和工具，能够从社会体系运行的宏观角度和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微观角度揭开特殊教育的“神秘面纱”。

因此，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特殊教育学的发展与社会理论密不可分。特殊教育理论建设需要跳出特殊教育狭窄的领域和范畴，需要从人类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范式变迁的宏大背景出发，厘清特殊教育这一具体的学科领域背后所秉持的哲学范式、概念框架、价值理念、方法论以及实践模式的变化趋势。这有别于多数现有论者仅仅立足于人权、多元、社会公平正义等空洞的社会价值观念论述特殊教育的状况，有利于确立特殊教育学科与方法论基础；有助于我们理解特殊教育学科发展与社会思潮及相关理论范式变迁之间的关系。现有特殊教育研究多从心理学、医学、教育学等学科视角出发，关注残疾的病理学根源、行为特点、以及矫正补偿方法，以及相关的训练干预技术。从人类社会思想与理论发展、社会科学范式发展与变迁的角度对特殊教育的基本概念框架进行哲学反思与探索不够，对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等要素在特殊教育中的作用缺乏系统研究。本文通过探讨特殊教育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就特殊教育的理论基础与规律进行反思，对特殊教育学科的性质与概念框架进行初步的探索。

二、特殊教育学的社会理论分析

社会理论远远超出社会学理论的范畴，涵盖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等多方面理论以及这些理论的综合。从宏观层面上来看，社会理论包括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socialtheory)、实证的社会理论(positivesocialtheory)与阐释的社会理论(interpretivesocialtheory)三种基本类型。特殊教育理论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因社会观念及结构变化而改变；宏观社会理论范式的变迁必然导致特殊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改变。

(一)实证主义视角下特殊教育学的科学化

解释论取向的残疾研究认为残疾作为一种社会现实是由社会参与者共同创造出来的，关于残疾的范畴和专业知识是社会大众、专业人员与残疾人在相互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生产制造并经残疾人自身的内化而确立下来。因此，它十分关注现实环境下残疾人与普通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以及在此场景下的残疾体验，以及他们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解释和行动来阐释残疾世界。Nagi从社会学角色理论的概念讨论身心障碍的过程，认为残疾人与他人的互动过程可以了解社会对正常人的规范价值，因此残疾经验是因残疾人的能力无法符合或满足社会的角色期待，正是这种社会对角色能力的期待与残疾人角色功能无法发挥的限制构建出了个体的残疾。[17]Goffman从互动的角度提出了“污名理论”，指出：污名实质上是特质与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关系，是由社会定义的，并由于在社会交往中被不断识别和强化而成为一种污名；污名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种交往模式-排斥，以减少被污名者的生活机会；长期以往被污名者会形成对共同污名的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意识，并自行进行着不同层次的内群体和外群体的划分。[18]Scott将戈夫曼的污名理论应用到残疾领域中，研究了专业人员对残疾人的概念建构以及残疾人对这种概念的接纳与内化过程。[18]Bogdan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阐释残疾的意义：客体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它被赋予一定的意义；智力落后可以被看做是其他人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对个体的主观定义。[19]换而言之，智力落后并不是被定义者的身份特征，它反映的是定义者本人的价值取向。因此特殊教育研究更应该关注智力落后概念的定义者以及定义过程。

实证主义推动着人们从对残疾的迷信和愚昧认识到对残疾理性认识的转变，即科学残疾观的出现。孔德将人类的理智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人类对残疾的认识紧扣实证主义关于人类理智发展的三阶段，经历着从迷信、愚昧到理性的认识发展。神学阶段的古希腊与罗马人将残疾人看作厄运的携带者，将其视为魔鬼附身、上帝惩罚的结果，残疾人遭受到的更多的是遗弃和杀戮。形而上学阶段处于由神学阶段向实证阶段的过渡时期，抽象力量取代超自然存在成为解释世界万物起因和用途的依据。人们对残疾的认知出现了理性的萌芽，但依然残留着迷信与神话的烙印。例如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开始试图采用医学的手段治疗残疾人，并依据体液理论对残疾进行解释。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中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仍然诉诸于超自然存在和神秘力量这样的非科学概念。以实证/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医学和心理学为人们重新认识残疾提供科学的视角。系统的特殊教育就是14世纪以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导致的科技革命与理性时代的产物。心理学的诞生与发展为特殊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例如，20世纪初以智力测验为代表的标准化测量技术的应用使特殊教育走向了科学的发展道路，为特殊教育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认知发展理论、心理动力学、行为—生态学说、脑神经生理—心理学等不同的理论与假说不断被应用到残疾儿童的鉴定与干预中来。

长期以来人类对于残疾的研究以心理—医学为特点，关注残疾的病理学根源、行为特点以及矫正补偿的方法形成了特殊教育研究的实证主义风格与传统。这一范式从18世纪特殊教育诞生到20世纪中期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它重视发展客观测量工具(如智力量表等)来诊断残疾或障碍类型与程度，并据此发展相应的治疗方法以及具有医学特点的干预或训练手段。实证的方法、程序以及基于诊断、评估的干预与训练成为特殊教育学科专业人员广泛接受、共同遵守的规范与传统；经验研究、科学干预构成特殊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基础。[11]即便在今天，实证主义的思想影响仍然渗入于特殊教育的每一个层面，决定着特殊教育的发展导向。根植于实证主义方法论思维下的循证实践研究仍然是特殊教育研究的主流。循证实践强调通过多样化的、高质量的、实验的和准实验的(特别是单一被试)研究来证实某项实践对学生的有效性，从而探求有利于残疾儿童发展的最佳实践方式。例如，针对孤独症儿童的应用行为分析(ABA)、离散单元教学(DTT)、关键反应训练(PRT)等都是被循证研究证实为有效的干预方法之后才得以推广。

由实证主义发展而来的功能主义则基于社会秩序与社会平衡的考量，认为社会系统各部分之间存在相互关系或者相互依赖；任何部分所发生的变化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不平衡，进而导致其他部分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并最终导致整个系统发生一定程度的重组。功能主义社会理论十分重视实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现象与人的行为进行研究，重视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通过精密的观察、测量揭示某种预想(假设)的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此探察社会中的不稳定或异常因素，并及时采取措施来预测和控制社会生活。[12]这种以客观主义和实证为基础的功能主义范式一直以来是特殊教育的主要理论范式，并衍生出特殊教育研究的两种取向：一是基于实证主义的调查、实验及干预研究，调查分析残疾或特殊教育需要的状态与规律，从而准确地为残疾儿童提供必要的干预或服务。二是社会问题取向，基于社会平衡的考虑，将残疾儿童视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并寻求解决之道，残疾被看作社会问题，而不是“社会学问题”。特殊教育从表面上看主要是为了弥补和补救残疾儿童，然而在看似客观科学的评估与鉴定之下，实则暗含着他们会对正常社会秩序与稳定产生威胁的担忧。

(二)解释主义研究取向下特殊教育学的“人本化”

由齐美尔、韦伯、狄尔泰等人开创的解释主义社会学理论是在批判实证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强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本质性区别，反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自然科学化倾向，主张社会科学需要研究有意义的社会行动，而非社会现象。解释的社会理论将社会现实视作由日常社会互动中建构意义与创造诠释的人们所组成的实体。对社会行动的认识，不可能通过外部观察式的科学认知的方式来进行，而必须用解释学的“投入理解”的方法来把握。[13]而这种理解活动就是探寻人的存在本质。正如康德所言，人通过理解而存在；理解的过程就是对人类生存这个充满意义的文本的不断解释。[14]

相对于实证主义范式通过精密的观察、测量来揭示某种预想或假设因果关系的客观而精确的科学研究程序，解释主义理论主张“以小见大”，注重研究的深度而非数量；注重对个案的理解和解释，而不是对社会或群体普遍规律的归纳和概括[15]；立足于多元化的世界观和人性论，重点探究人类现象/行为的意义与价值等主观存在，提倡对话、理解、解释等人文体验。解释主义社会学拒绝使用实证主义的因果关系与分析模式，在对残疾的研究中，解释主义社会理论强调残疾自身的“叙事”，理解残疾在社会中的意义；在实践中鼓励研究者倾听残疾人自身发出的声音，而不是研究者或专业人员的代言。研究者需要悬置自身已有的假设和偏见，进入特殊学校、特殊班和训练康复机构等残疾人存在的现场，参与到残疾人群的实际生活中，倾听他们的人生故事，记录他们的现实生活，理解残疾人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生活方式，包括如何看待残疾、如何对待为他们提供的特殊教育支持与服务，对他们的过去和现在的经历经验以及未来进行思考、探索；在平等对话、交流互动中解读残疾人的内心世界与蕴含于故事之中的深刻意义与本质。[16]因此，解释主义社会理论下的特殊教育研究蕴含着浓厚的人文主义色彩，具有强烈的理论探索性质，追求对残疾人群体现象/行为进行解放性的意义解读与理解。

批判主义社会理论否定专门为残疾儿童设计的隔离式特殊教育体系，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特殊教育是制造社会不平等、社会地位再生产的工具和手段。文化资本理论认为，学生在学校中所接受的教育直接对应于相应的培养目标及其未来的职业与发展导向。教育成为社会阶级分层的客观工具与手段，特殊教育同样具备这一属性。作为社会阶级结构再生产的一种方式，特殊教育将学生分配到不同的教育途径，而使得他们在接受教育伊始就有了这种不均等的教育机会。[24]一旦被贴上特殊教育的标签，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往往被认为是能力低下的，所接受的教育和课程体系都是打折扣的、低层次的。特殊儿童在教育中更多地是接受职业教育、生活适应教育。他们较少有机会进入普通高中接受学术性普通教育，多数都是进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而这些学校中的职业教育不仅类别少，而且往往局限于计算机、按摩、针灸、纺织等面对低层次劳动市场的专业。[25]特殊教育作为社会地位固化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工具，使得残疾人在一开始接受教育之初就已经注定了未来。正如布迪厄所言，教育体系的功能就在于促使特定社会秩序的合法化和永久化。尽管教育是建立在看似外表公平的测验基础之上，然而在这一体系中，许多受教育者个体先天就不具有某些文化竞争力。从这种观点出发，毋庸置疑，残疾人在社会中将一直处于社会底层。

社会理论寻求对社会世界阐释意义，强调社会经验是在个体交流与互动中组织与建构起来的。既然残疾的污名与歧视产生于互动，那么它们也需在互动中才能消除，即通过残疾人与普通人之间的良性积极互动来创造接纳与包容残疾人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从解释主义社会理论的视角出发，融合教育更多地是作为实现残疾人社会平等、创建残健融合的社会文化的有力武器。融合教育能够给予所有儿童包括特殊儿童提供与同伴互相交往、学习的机会；这种机会能够让特殊与普通儿童在自然真实的环境中一起合作学习、体验游戏，学会理解、悦纳彼此的差异和多样性。

(三)批判主义视野下特殊教育学的“理想化”

批判主义的社会理论以马克思为奠基者，经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形成新马克思主义。批判主义的社会理论蕴含的浓厚理想主义精神是其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精神源泉、思想标准、终极目标和价值追求。[20]批判主义社会理论以其所欲达到的“完善的世界”为终极目标，强调对其所处的现实社会的否定。在这种社会理论看来，社会理论无论是实证还是解释，都无一例外的具有消极的性质，它们都以现有的社会事实具有合理性为其隐性的前提，都以维持现有的社会结构为根本目的，都把社会现象作为抽象孤立的事实来加以考察和分析。批判的社会理论主张对社会现实中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其目的就在于发现改变社会历史的方式、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以及压迫环境中人类的解放。[21]因此，批判主义是一种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否定，并且明确地以改变社会、把人从压迫性的社会现实中解放出来从而实现社会理想为理论宗旨的理论范式。无论是西方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还是后现代主义，都与批判的社会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批判主义社会理论以残疾人解放为理想目标，认为残疾是现实社会对残疾弱势群体压迫的结果。批判主义的残疾研究者首先区分了“正常”与“异常”、“损伤”与“残疾”的不同概念，以此出发重新定义了残疾。Barnes指出，损伤(Impairment)是指身体上的功能损伤或失调，而残疾则是指由于社会与环境所施加的障碍所导致的与其他普通人平等参与社会活动机会的丧失或者限制，因此残疾更准确的来说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非生物学术语。[22]在此基础上，社会建构主义阐释了残疾的社会建构过程。基于批判主义的社会理论认为，残疾的产生来源于社会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占主导地位的强势群体对与其不相符的弱势群体的行为和话语压迫。某种社会状态或社会现象从滋生到被视为“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建构过程。要确定一种社会现象或状态是否有“问题”，首先需要人们建构对于正常社会状态的界定和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正常”已不再是人类社会本质的一种特征，而成为了人类所建构的某些社会的一种特质。相对于机体有损伤的弱势群体而言，掌握话语霸权的正常人群从确定何为“社会问题”之初就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了强势群体。在不自觉的强权意识之下，有意无意地将身体或精神有损伤的弱势群体推向边缘化；通过宣传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将他们的行为准则、语言文化确立为社会的“正态”标准，而将有损伤的群体的语言、行为、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定义为不可接受的异常文化。通过人为地划分正常与异常的界限，将这些弱势群体界定为残疾群体，并将他们的行为与状态定义为社会问题，以此将他们排除于主流社会活动的完全参与之外。在此基础上，正常群体通过使用精致与完善的筛选工具来诊断一个假定的病症综合征的存在，而后对他们施以药物或者治疗学的干预手段。主观的建构披上客观科学的外衣，将弱势群体变为了正常群体的附属物，残疾人也就成为了“合理的”受压迫群体。[23]正是这种不平等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使有机体损伤的人变得残疾，简而言之，残疾主要是现实社会中政治与社会压迫的产物，是专业人员与其他人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事实。

由孔德和涂尔干开创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强调社会学理论与自然科学方法的一致性，认为依据科学方法论进行社会学经验研究，可以找到认识和控制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法则[9]，从而更加“真实地”解释社会世界。实证主义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科学的主导地位，控制着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为20世纪前半期的知识基础和认识框架提供了主流性的研究路径。[10]而特殊教育正是产生于实证主义的洪流之中并藉此走向科学化的道路。

第二，特殊教育评估与鉴定中的文化和种族偏见，导致对少数民族和社会下层弱势群体儿童的教育隔离。批判主义社会理论认为，在特殊教育的评估与鉴定中，某些特定性别和种族的学生更可能被鉴定为或不鉴定为某种残疾。西方有关种族和民族对精神病诊断影响的研究显示，有色人种的青少年比白种同龄人更有可能被鉴定为有破坏性行为障碍；贫穷男性和儿童更有可能被鉴定为行为障碍。[26]deValenzuela、Copeland和Cathy等人通过研究发现，美国当地印第安学生、非裔美国学生、西班牙裔学生等少数民族学生以及学习英语的其他外裔美国公民更容易被鉴定为残疾，安置到到隔离的特殊教育体系接受教育，从而形成另一种隐性的种族隔离。[27]对于少数民族学生接受特殊教育比例过高的问题，批判主义社会理论研究更加强调种族主义当中的文化偏见和种族竞争所引起的新的种族压迫。Shealey和Lue将美国黑人被鉴定为特殊儿童比例过高的问题归因于教育制度中的种族主义作祟，批判教育体制中缺乏多元文化的观点。[25]Eitle和Anyon指出，特殊教育中少数民族学生的比重过高是种族竞争的结果。[28]他们认为，随着少数民族学生越来越多地能够与白人学生一样接受普通教育，这带来了工作和教育中资源的竞争。为了获得足够的竞争优势，白人重新利用种族主义来制造新的优势，通过一系列看似科学客观的评估鉴定程序将作为弱势群体的少数民族学生更多地诊断为学习障碍、情绪与行为问题儿童，将他们分配到特殊教育班级中，并打上特殊儿童的标签和烙印。

第三，以残疾为研究领域的教育心理学以及对残疾儿童实施教育和干预的特殊教育，都是各种社会势力影响下的社会产物，反映了某种社会利益关系。批判主义特殊教育社会学的观点认为，特殊教育只是因为专业人员而存在。专业人员拥有决定某个人是否为残疾人以及需要如何对待他们的权力，由此形成专业权威并掌控社会资源，将“残疾”纳入到病理和缺陷的所谓科学道路之上，以此制造更多的专业需求并满足其特定的社会利益。[29]在特殊教育的转衔、评估、鉴定、治疗、教学与管理中的每一个专业人员都有自己特定的利益、有属于自己的权力范围。Archer指出，教育的结构是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博弈的结果。[30]特殊教育的发展和扩张正是教育领域内外特定群体利益博弈的产物：政府的利益在于实现对那些可能在毕业后会以各种方式(失业、犯罪)制造社会麻烦的学生的控制；普通教师的利益在于清除特殊儿童，以减少班级管理的问题；特殊学校教师的利益则在于接收特殊儿童以维持特殊学校的生存；优生学家的利益在于确定和隔离那些可能威胁优良人种的缺陷儿童；医学和心理学家则推崇评估和鉴定特殊儿童的工具，以获得自身的专业地位，扩张专业影响，并进而控制特殊教育体系。

基于对残疾是现实社会压迫与隔离本质的揭露，批判主义社会理论主张解放残疾群体、建立残疾群体与社会大众融合的理想社会。这一融合社会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跨越式的、突变的过程，而是一个对社会排斥持续进行挑战、对残疾压迫持续反抗的递进式的动态过程。[31]通过对排斥的挑战与压迫的反抗，批判主义社会理论的目标是废除导致残疾者全部或部分地被剥夺某些基本权利或被边缘化而处于不利地位的的社会制度及政策等因素的“硬环境”，以及消解社会大众由于对残疾群体歧视与偏见而产生的残疾污名的“软环境”。最终实现残疾群体在社会中的平等参与以及自由解放的理想。

三、社会理论视野下特殊教育学研究的理论框架

理论框架为研究者从事研究提供基本的逻辑起点、立场和角度，即分析的视角和工具。同样的现象，在不同学科的分析视角中，具有不同的意义；不同的学科正是借助于这些特定的分析视角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和问题。[32]如社会学研究中的结构和功能视角、均衡与冲突视角等，管理学中的人性假设、组织分析、权力等。同样，理论框架可以作为分析工具为研究者提供具体的分析手段，如图象模型、数学模型等，它们有助于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现象。常见的如经济学中的“供需曲线图象模型”。理论框架既可以是一个单独的理论，也可以是一系列内在关联的理论群。不同的理论通过一定的优化组合，形成了多样化的理论框架。理论框架能够在为研究者提供观察问题的视角、解剖问题的方法、分析问题的路径、研究问题的工具等方面发挥独特的作用制约、影响着研究的范围、方向和结论。

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特殊教育学同样需要建构系统的理论框架以指导学科发展中的具体研究与实践。特殊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紧扣西方社会理论中实证主义、解释主义与批判主义的对立与博弈，形成特殊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张力与外部动力。在特殊教育的长期实践中特殊教育专业人员虽然没有形成特殊教育学科独特的方法论，却较好地遵循了实证科学研究的精神与传统、社会科学共有的方法论、学术规范与具体的操作技术。[33]但作为“科学”社会学代名词的实证主义以自然科学的标准衡量、裁定社会科学，必然导致其极端的唯科学主义的科学观的出现。反映到特殊教育领域，则是由“科学”的残疾观、评估与鉴定程序以及相应的干预与治疗所导致的对残疾儿童的歧视、偏见与隔离，对残疾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规范的漠视。解释主义取向的社会理论转变研究范式，尝试通过行动研究、叙事研究和个案研究等质的方法来丰富特殊教育的研究，尝试从特定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寻求残疾意义的重新理解与建构。批判主义的社会理论则延续从对现实的否定中探寻事物的本质这一逻辑，从压迫、再生产与种族歧视的角度实现对现有特殊教育体系的否定性批判，促进了带有浓厚文化气息的特殊教育理论的发展。总之，社会理论的实证主义、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三种模式在对特殊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做出宏观层面的指导与统合。

在这三大理论传统之下，社会理论又囊括了诸多揭示社会生活现象的分支理论。从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发展的理论线索来看，社会冲突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以及理性选择理论等，基本上承接并扩展了西方社会理论的实证传统；认知社会学、社会生态、社会角色、符号互动理论等，延续并发展了西方社会理论的解释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如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论等，则是对马克思所开创的社会批判传统的发展。[13]风格各异、异彩纷呈的社会理论分支为特殊教育学提供具体的支撑与运用：社会资本理论对残疾人就业问题进行分析；社会网络理论涉及到残疾人群体的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社会认同理论涵盖了残疾对特定社会的归属与矛盾的问题；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理论则涉及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歧视以及与其相互融合的问题；社会角色理论可用来解释社会对于残疾人扮演的角色期望的问题；社会学习理论则在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的融合中有诸多体现；融合教育的发展则充分展现了文化移植与嫁接理论在该领域的应用。此外，历史的传承、社会背景、文化的属性和政治体制等社会发展的因素也相互作用，共同建立起特殊教育学研究的场域，对特殊教育相关问题的分析与思考都离不开此场域。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