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理论论文范文

批判理论论文篇1

（一）大众文化的概念一般而言，所谓的“大众文化”指的是共同的文化，也就是在一定时期大部分人们共同拥有的一些行为和生活方式，比如说日常生活中的狂欢、聚会以及娱乐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大众文化的界定相当于我们说的“民间文化”。它源于日常生活，是依据文化传统而形成的文化。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大众文化被当作是工业、媒体、消费、娱乐等加以理解，这种占据主导地位的大众文化概念理解与其对文化工业的理解基本上是一致的。“文化工业”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的观点，指的是科学技术大规模的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它以大规模机械的生产单一性、标准化的大众文化产品为手段，通过新兴传播媒介将文化产品传达给消费者，从而获取高额利润，这种借助大众传媒而流行于大众间的虚假文化，满足了人们文化需要。从这个角度看，法兰克福学派所论述的大众文化就是这种与民间流传的大众文化不同的文化，是一种以文化工业为基础，以大众传媒为媒介形成的，供大众消费的商品性文化。

（二）大众文化批判的内容马克思指出，在技术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的产品具有商品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区分。人们不再是关注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而是重点注重商品的交换价值，这样，商品本身的性质和质量被忽略，取而代之的是商品的数量以及商品所带来的商业利润。在这种演变中，商品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本质，失去了产品和人之间的人性化沟通，成为单纯获得利润的物件，这种现象也体现在大众文化上，大众文化因此成为商品性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直接而肯定的论述，大众文化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是商品性的存在。马尔库塞也指出：“在这个世界上，艺术作品，同反艺术一样，即成为交换价值，成为商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商品而存在的大众文化，它的交换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使用价值，文化自身的本质属性在社会中被忽略，“纯粹的使用价值，肯定已经被完全的交换价值所取代。”这样来说，阿多尔诺仿佛取消了大众文化的使用价值而完全肯定了其交换价值。阿多尔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论断，因为，在他看来，大众文化真正价值的实现应该在于其满足人的文化审美的需要。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文化所激发的人类对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财富的需要不是对人的积极肯定，一个具有自身创造性以及积极性的人是不需要这些的。所以说，这种文化使用价值不是对人的本质的积极的肯定，而是对人的本质的创造性、积极性、本质的否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完全否定了人的本质，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商品，而是完完全全地沦为商品，因此，大众文化的这种商品性就有了批判的必要。大众文化的这种商品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体现在方方面面：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文化成为纯粹的利润工具，利润成为大众文化生产的首要考虑因素，对一件文化的商品的衡量标准完全取决于获取金钱的数量多少。大众文化和社会上所有的盈利物品一样，不具有任何区别意义，只要是盈利的物品在一定程度上的价值是和文化一致的。这样，文化自身的本质创造性和积极性被泯灭。大众把文化作为一般消费品的这种行为，使得文化的自身价值遭到了否定，文化在社会中的这种特殊型产品的属性也被否定。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和这些产品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文化和所有的产品都被看成是人类为自身价值追求和金钱追求的过程中的一种承担物，它们都是单纯的商品。文化已经失去了自身具有的高压性和神圣性，失去了对自身精神的提升作用，成为仅仅是给人类带来短暂兴奋的商品。文化作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不仅仅在自身的活动中发挥自身作用，还在其传播的过程中对周围的事物进行渗透。不仅仅单纯的文化产品成为文化工业赚钱的工具，其附带的相关产业也成为社会牟取暴利的媒介。不仅仅是电影、小说等文化产品成为获取利润的物件，其相关的印刷品、无线电视等大众媒介也成为牟取相关利润的手段。文化的商品性逐渐渗透到了人们的一切娱乐活动中，大众文化体系成为无处不在的盈利工具。

在整个文化体系中，人们对文化的追求不是对其内在价值的肯定，而是成为对效率的追求。人们关心的是产品能不能为自己获取利益和社会地位，不再问其是什么，而是关注其能够交换什么。人们关心的只是商品的交换价值，这种对文化自身使用价值的否定，使得大众文化完全成为商品性的产品，失去了自身的文化内涵。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评析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当今社会大众文化仍然占据着大众娱乐的主导地位，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文化的商品化和标准化仍然存在，甚至说更加深入，大众文化在生产和传播中要严格地遵守着市场规律和商业操作，所以当今社会的部分文化同样存在着商品化程度高、艺术性较差的特点，单纯地追求文化的娱乐性，因此单一化、批量化的大众文化仍充斥于市场中，大众文化的消极影响还是随时可见的。这种文化性和大众性同时存在的文化现状，使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问题，明确这种代价的不可避免性，参考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理论，尽最大的可能性降低这种代价的程度。在对中国大众文化现代性建构上，要明确社会基本状况和需要，创造出既能满足大众需求又有创造性的文化产品，使我国的文化发展之路独具中国特色。

（二）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限度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生产的批判入木三分，但任何一种理论都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在实际社会中仍存在很多弊端。法兰克福在大众文化批判过程中一直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丧失，人类本质的异化，人在大众文化发展下完全成为受制者，成为单纯的接受者，文化产品的性质直接决定了人类接受文化的水平，人完全丧志了自身的选择能力，丧失了自身的审美和辨别是非能力，自己的主观意识完全被忽略。这种大众文化负面影响的过分夸大，对人面对文化产品时的无能为力，严重忽视了大众的主体性和主观意识的选择性，全盘否定了大众文化的积极影响，把大众单纯地想象为被动的客体，低估了大众自身的主体作用。法兰克福学派夸大了文化的控制力，对大众的反抗性认识不到位。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具有可适性，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加强对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认识，了解其存在的历史背景、理论依据、具体内容，学会辩证地看待法兰克福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主旨思想，合理学习借鉴。对于日益深入我们日常生活文化的方方面面，加强对其的研究。参考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特征的研究，结合现代实际，尽量减少文化商业化对我们的意识瓦解，关注大众的精神建设，法兰克福的大众批判理论有助于我们提前认识到大众文化的缺陷和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对于我们当今社会的文化发展有积极的现实理论意义。

批判理论论文篇2

媒介批评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选用什么样的角度，确立何种标准等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鲜有共识。不是偏执于意识形态判断，而疏离其他价值关怀；就是局限于具体、个案的文本解读、视像分析，因表层的议论而放弃对媒介本质的探究。在这一情境下，重读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与这一理论血脉同源的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于当今的媒介批判而言，或许能提供一些新的思索视角及理论支撑。

一、“异化/物化理论”与媒介批判

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的命题。马克思指出：在对象化的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确证；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和消解。马克思还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或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则更深入剖析了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与物化。他的贡献在于将物化同近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理性特别是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的视角揭示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并且深刻地指出这种“物化”正在内化，从而成为“物化意识”——这是对异化更深层的揭示。法兰克福学派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解读方面都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一切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力量或物化力量都是他们批判的对象：“我们自己创造出的物和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我们的主人，这是马克思所未能预见到的；可是没有什么比下述事实更加突出地证明了他的预见了，在今天全人类都成为他自己创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心惊胆跳的人类正焦急地盼望知道是否能从自己所创造的物的力量中拯救出来……”（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7-6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他们以一种人本主义的精神，通过对异化力量的彻底批判，追求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今天，异化现象更加突出，成了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以后，异化对人的统治已从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特别是随着技术革命带来的大众传播的全面繁荣，媒介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异化”的帮凶——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媒介来了解外界，媒介营造的“仿真环境”成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新的异化力量，“媒介真实”代替了“社会真实”，生存在“媒介环境”中的当代人，变得远离“真实”生活，失去批判精神与超越维度。媒介及其产品制约着人的主体性的发展，支离破碎的媒介信息与五颜六色的媒介产品渐渐迷惑了现代人的“双眼”，他们习惯于轻软的“表层娱乐”，而不再追问“深层意义”。媒介在其间一方面“异化”着他者，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经历着“自我异化”。正是因为媒介在当今社会异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这种多重角色，使得研究媒介，不能不关注媒介的“异化”与“自我异化”。而进行媒介批判就必须从“扬弃异化”的立场开始。媒介批判的目的，也正是要找到媒介“异化”他者的方面以及媒介“自我异化”的表现等，以此作为“扬弃异化”的突破口。

二、媒介的“异化”问题及媒介批判的内容

异化与异化的扬弃不是一次完成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对此，马尔库塞具体从对象化活动的特征入手加以分析，认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即通过废除他的外化和从他的异化中复归，他才能达到一种普遍的和自由的现实。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只要有媒介活动存在，就有因此而生的媒介异化现象；而对于这些异化现象的“扬弃”与“批判”又不是一次性能够完成的。随着媒介不断地发展，新的媒介活动、媒介现象产生，媒介异化会有新的内容及新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媒介批判本身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渐进的、长期的、不断更新的进程。依据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异化的四种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媒介异化也可以分为“媒介产品的异化”、“媒介活动本身的异化”、“媒介组织与媒介从业者的异化”、“媒介组织与其他参照物之间的异化”。这些都应是媒介批判的主要内容。

（一）媒介产品的异化

媒介产品通常是指媒介制造出来供人们消费的文化产品。媒介产品的异化，指媒介产品在传者制造过程中或受者使用过程中，背离了初衷，偏离了方向或走向了对立面的状况与情形。媒介产品，这里我们以新闻作品为例——人们对于新闻的要求是“真实地报道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现实中，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常有这样或那样的“假新闻”出现，有的是在传者制造过程中，为了追求新闻的“新奇性”而有意制造的；有的是在受众解读过程中，由于受到不同的受传情境及心境的影响，从而影响了受众自身对新闻的准确理解。媒介产品的这种异化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新闻永远只能摹写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传者——传播渠道——受者——环境”都直接影响着“新闻”（信息）本身的建构与解构模式，可以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改变“新闻（信息）”本身的走向，这其间就存在着新闻（信息）走向异化的可能。其他媒介产品也具有相同的规律，比如媒介娱乐产品、媒介教育产品等，媒介在提供一种娱乐形式，灌输一种教育宗旨时，也意味着剥夺另一种娱乐途径，削弱另一类教育主张。而这种“剥夺”与“削弱”并不总能够接近合理。

（二）媒介活动本身的异化

刘建明教授在其专著《媒介批评通论》中曾将媒介批评定义为“对新闻作品及新闻活动的评价”。（注：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介活动是媒介批判的一个基本范畴。媒介活动，粗略地定义为媒介从事的各类活动——具体来讲，主要是指身兼“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二重使命的媒介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及“社会活动（主要是宣传工作）”。媒介活动的异化，就是指媒介在从事“经济活动”以及“社会活动（主要是宣传工作）”过程中，由于媒介自身及外界原因，使这些活动脱离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种否定、消极甚至是破坏性的负面力量。媒介经济活动的异化，较常见的有，具有企业属性与市场要求的媒介组织进行“经济活动”时一味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市场屈服，致使媒介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过份“亲近”市场利益而受到削弱，从而使媒介陷入世俗化的境遇。媒介社会活动（这里主要是指宣传报道）异化较突出的有“宣传报道的泛意识形态化”及“宣传模式的齐一化处理”等——在传播过程中，一味地夸大阶级倾向；一味地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一味地阻挡多元信息输入，采取“单面灌输”的宣传模式等，这样做往往更容易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对媒介的宣传“充耳不闻”，甚至故意曲解误读。媒介的宣传效果因此大打折扣，媒介活动也因此走向了异化的彼岸。

（三）媒介组织与媒介从业者的异化

依照哈贝马斯的理想，应当有一个“公共领域”作为公众表达民声民意的场所，但是，这一“公共领域”在当今却面临着一次新的结构转型。对此，哈贝马斯指出：“媒介最初的功能都局限于新闻交流与新闻监督。但是，报刊一旦从新闻报道发展成为思想传播时，当个体文人的新闻写作相互产生竞争时，一种新的因素——广义上的政治因素——就与原来的经济因素结合起来了。对于这样一个发展大势，毕希尔用这样一段话加以概括：

报纸从纯粹消息的机制变成公众舆论的载体和主导，变成政党相互斗争的工具。这就引起报纸行业内部组织的变化……对于报纸发行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从一个贩卖消息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公众舆论的掮客。”（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19页，学林出版社。）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介组织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已越来越多地背离媒介最初的功能。它在与政治及市场的妥协与同流过程中，不断走向异化，这种异化过程有时甚至影响了媒介真实消息的原生功能。

媒介从业者的异化，表现在他们背离“把关人”的传统职责，或为经济利益，或为政治目的，在新闻的选择取舍时背离新闻标准与新闻价值。比较典型的“有偿新闻”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对事实的知晓权被剥夺，新闻的价值让位于新闻的使用价值——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媒介从业者的信用及“把关人”的权威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丧失。此外，媒介从业者的异化，还表现在媒介人员“角色扮演”上的错位，最为典型的就是媒介人的“光环效应”——即“一些知名主持人因职业原因，长期生活在镁光灯下，从而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角色错位”——这里媒介职业本身成为媒介人的一种异化力量，媒介从业者在这种异化状态下，逐渐迷失自我，失去了应有的批判精神与警醒意识。

（四）媒介与其他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

文化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技术力量等共同构成了媒介的参照背景。媒介与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表现在多个方面。这里仅举两例：

一例为“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异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大众文化为大众媒介提供了丰富的传播内容；与此同时，大众媒介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他们二者的共生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走向异化：一方面，大众媒介为了取悦受众，取悦市场，大量地传播媚俗文化，迎合受众喜好，从而导致大众文化品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长此以往，这种“低品质”大众文化的大量传播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受众的品味与旨趣，进而影响和制约着大众媒介品质的提高。

媒介与其他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媒介的“越权”行为。最常见的莫过于“媒介执法者”现象。当今社会，随着大众传播日益发达，社会各方对大众媒介的依赖因而逐渐加强。媒介获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权力”——与“司法”“立法”“执法”三种权力并行，被称为“第四权力”。其实，如果按照媒介权力的最初规定性，这一权力应该主要集中在“监测环境”，作为第三方，促进公共信息的顺畅流动，及社会意义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并没有“裁判是非”“公论对错”，甚至“现身执法”的权力。但是，这种“越权行为”正在成长为新的异化力量，不但对于媒介自身、其他社会组织，甚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负面的、否定的因素。媒介在实现“执法”功能方面颇多参与，造成了人们对于媒介角色的一种“变形”期待——此时，媒介在公众眼中已是直接左右事件的权力机构了。这种现象客观上促进了公众打官司首选媒体而不是法院的不合理状况，越来越多的案件将会“缠”上媒体，媒介因自己的“越权”行为，将面临许多不必要的负荷。媒介的这种“越权行为”一方面打破了公众对于媒介的“正常期待”；一方面影响了其他社会机构组织功能的正常实现。在任何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社会组织都应该“自行其职”，媒介“越权”行为除了破坏社会的合理分工及整体运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越权”使得媒介自身角色混乱，社会含义模糊起来，媒介的社会定位及存在意义因此将受到质疑与挑战。

实质上，异化理论为媒介批判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思维与立体的视角，媒介批判因此而得以脱离平面化的“意识形态判断”及单纯性“文本解读”的境遇；此外，异化理论还为媒介批判提供了批判方向：媒介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媒介在当今社会中的异化表现，从异化现象出发，找寻“扬弃异化”的方法与途径。我以为，媒介批判就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加“关怀的胸襟”，在批判与超越中使人们逐渐摆脱被自己创造物“奴役”的状况，从而实现社会个体与社会整体的自由发展与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

②孙伯睽《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

③郑一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想研究》，重庆出版社。

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⑤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⑥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

⑦马尔库塞《与文明》，重庆出版社。

⑧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重庆出版社。

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学林出版社。

⑩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马恩选集》第1卷。

（11）孙伯睽《走进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

批判理论论文篇3

人们认为美国传播学具有经验主义或行为主义的特征，而形成这样的传统有两方面的历史原因。

第一，它是在20世纪初美国五大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人类学）形成强势的背景下，汲取它们的研究成果而逐渐形成的学科。这些美国的社会科学倾向于主要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手段进行研究，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科学，较多地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解释社会现象的有效性，要求把科学知识与关于对科学知识的道德评价区分开来，以便对社会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客观的研究。美国早期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经验的、量化的、以实际结果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对于后来传播学研究影响很大。

第二，美国传播学形成的过程中，较多地得到各种基金会、财团和私人的捐款，因而多少要反映这些投资者的投资要求和意图，当然会更多地体现出实用性。特别在媒介市场和广告方面，传播学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精确性和预见性，大受欢迎，以致一些研究机构成为这些领域的必要附属机构。

概括地说，经验主义传播学建立在以下三个哲学基点上：量化的归纳主义、因果决定论、诉诸持续的量化分析、统计实验的观念。不少赞同这些哲学基点的学者认为，统计实验是检验理论假设的唯一方法。他们较少关注各种权力组织或媒介组织结构带来的控制问题，较少从传播工具的历史和现代角度分析工具的社会意义。

二，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主要集中在美国，所以有"欧洲批判学派"之说，这是由于批判学派的思想来源，主要在西欧。第一次两个学派（这只是从现在使用这两个概念的意义上）的冲突，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流亡美国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学者，通过论证意识形态霸权的美国形式──大众文化，开始与萌芽时期的经验主义传播学对立。这些受到法西斯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学者，其哲学思辨的传统与美国社会科学中反思辨的倾向发生冲突。出于对本土法西斯统治的憎恨，以及学术传统的延续性，他们较多地注意到美国与纳粹德国的联系和相似性，美国给他们提供了一种不尽相同的研究题材和契机。对法西斯的批判并没有导致简单地认同美国文化，他们认为这都是权威主义，只是形式不同，美国不是用恐怖和高压统治，而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众传媒为途径的大众文化，来实现"权威主义"。所以他们倾向于使用批判的、较为极端的词句来谈论美国的大众社会和大众传播媒介。

他们大多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影响不大，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欧洲（例如阿多诺，Adorno,T.）。但是他们在美国还是培养或影响了一批新的批判学派学者，使得连续出现关于美国媒介文化研究的著作，主要讨论大众传播的"内容"在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效果"，进而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当今娱乐与新闻已经不可分离，特别在电视中，只有娱乐节目才能使新闻得到销售。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早期的例如C.米尔斯（Mills,代表作《权力精英》thepowerelite,1956）、B.罗森伯格（Rosenberg）、D.布尔斯廷（Boorstin）等等。他们注重大众传播的"内容"对"效果"问题的研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传播效果而阐述了媒介如何发生作用，如何影响受众的思想。

70-80年代从各方面审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学派代表中，较为激进的如J.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而最为"激进"的是H.席勒（Schiller）的一系列著作，他提出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代表作是《大众传播和美国帝国》，其他著作还有《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霸权》（1976）等。其他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H.甘斯（Gans,代表作《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what''''snews,1979）、J.凯里（Carey）、T.吉特林（Gitlin）、M.里尔（Real）、L.格罗斯堡（Grossberg）等等。[page_break]

60年代，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McLuhan,M）从媒介技术和文化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果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他不同于美国的经验主义学派，但与批判学派的观点差距也很大。批判学派是从大众媒介的内容及其控制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着手进行研究的；麦氏是从大众媒介工具本身、尤其是广播电视等电子传播工具对人的认识及人类的社会作用，着手进行研究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早在40年代L.林德就对经验主义的研究偏向提出了问题："坚持它的人通常将自己置于现行的体制之中，暂时接受它的价值和目标，从事收集数据和描述趋势这些工作……时间是漫长的、数据总是不会完整，形势不断在变化，当''''客观的''''分析家在情况中发现更多的应记录东西时，他就会被更深地拉进假设的网络中，从这种假设出发，他正在研究的体制假装在运转。"（殷晓蓉，1999:29）当经验主义传播学深入证明一些假设的时候，例如色情和暴力的电视镜头是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这样的研究项目，批判学派的观点不在于证明是或否，而认为即使数据证明无害也无意义，因为这是要靠价值观来解决的。数据在这里无能为力，科学的数据只能客观地发现存在什么，但不能表示应该存在什么。

三，欧洲批判学派的理论、理论来源和代表人物

欧洲学者的研究涉及到大众传播的，有一部分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的学者，例如英国的R.威廉斯（Williams，著有《传播学》）、S.豪（Hall，著有《制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N.加恩哈姆（Garnham，发表过论文《关于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贡献》ForaContributionofPoliticalEconomyofMassCommunication）等。

另一部分人不是专门研究大众传播媒介的，而主要是研究社会学、符号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文艺理论等等方面的。他们较少同美国的经验主义传播学观点直接对立，各研究各的，但是若分析各自的观点，从研究方法、切入的视角到结论，差异确实较大。例如J.哈贝马斯（Habermas，著有多卷本《交往行动理论》thetheoryofcommunicationaction）、M.福柯（Foucault）、P.布尔迪厄（Bourdieu，著有《关于电视》SurlaTelevision）、R.巴尔特（Barthes，著有《神话──一大众文化诠释》Mythologies）、T.凡迪克（vanDijk，著有《作为话语的新闻》NewsasDiscourse）等等。

他们的著作自成体系，相当艰深，从不同视角对当代传媒的权力体系和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倾向进行了分析性的批判。如果一定要再划分一下，可以有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学派、法国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地中海沿岸学派等等，但是界线划分得并不十分清晰。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传播学欧洲批判学派的主要学理基础之一，当代还有一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补充、修正的"后马克思主义"，观点较为纷繁。以下是批判学派的几个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

1，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来说明大众传播的性质，着重指出了媒介工业如何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各种权力，从媒介所有权、经济结构探讨各种媒介现象。这一点是欧洲批判学派的要点，如凯.米勒所说："对批判学派的学者而言，再没有比权力更重要的概念了。权力控制及支配等问题是所有批判理论──不论是有关经济的、社会的还是传播的理论──的中心。"（米勒，2000:101）

2，文化工业论和非真实意识论（culturalindustrytheoryandfalseconsciousnesstheory）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认为，媒介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受众观念的作用，以文化工业的形式出现的媒介，往往掩盖了它们这方面的本质。人们很难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正在奴役自己，偶有反抗，也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压抑。如一些批判学派的学者所说，意识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态度或信仰，它还"构建我们的思想，控制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是存在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可能的。（米勒，2000:105）[page_break]

3，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想说明：大众传播如何以间接的、无意识的方式，透过传播结构、专业理念或例行业务，不断复制着主流意识，从而成为统治者统治的一个环节。

4，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反映意识形态的流通符号，进行内在涵义的分析。研究者认为，统治的权力结构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或意识形态领域，也存在于日常流通的生活符号中。权力的存在是多面向的，各种符号的涵义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探讨日常生活情境、媒介使用和意义建构之间的联系。

给批判学派提供相对具体的理论基础的主要人物，首推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葛兰西（Gramsci,A.1891-1937），他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逮捕，判刑20年，在狱中写作了长达4000页的笔记手稿，对以往革命活动进行了总结和反省。其中，他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对于后人分析社会，提供了一种宏观的基本认识的切入口。

当代为批判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的学者中，下面的几位较为著名：

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阿尔都塞（Althusser,L.1918-1990），他的研究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功能、扮演何种角色。他关于意识形态建构主体功能的论证，认为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的，并且在不同的类别、领域和实际仪式等意识形态中生活、变动和存在着。这对于传播学批判学派中的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英国文化学家S.豪（1931年出生于牙买加）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又一个当论来源。1985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批判学派的主要发言人就是豪，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他从宏观文化学角度，提出了媒介建构社会知识、形成规范和反应价值、塑造共识和提供"合法性"，从而扮演意识形态的连构（articulation）角色。这对于批判学派的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思路。

法国当代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广义文化符号分析方法，对于从本文分析角度入手研究大众传播，影响巨大。他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的实例，实际上认为权力广泛分布于知识、交往词汇之中。意识形态泛化，并且形成"权力/知识"的对应。由于权力潜在于知识中，因而当人们更了解自己和控制自己时，也更被了解和控制。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29-）属于第三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理论大家，著作等身。他提出的合理的交往的理念，以及质疑媒介商业化、从而提出的"公共领域"的概念，对于批判学派分析、区分媒介发挥作用的领域，提供了启示性的思路。

四，近年批判学派的主要代表作

近年世界各地以批判的或非经验主义的方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不少，试举例如下：

──英国学者默利（Morley,D）的《电视、受众和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ralstudies,1992），作为文化学派的研究者，他对电视观众构筑过程进行了研究；

──以色列学者戴岩（Daniel,D）、凯茨（Katz,E）的《媒介事件：历史的实况转播》（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1992），他们以文化批判的取向，对电视同步转播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研究；

──澳大利亚学者费斯科（Fiske,J）的《理解流行文化》（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1989），对流行文化进行了本文分析和意识形态解读；

──美国学者巴格迪肯（Bagdikian,B）的《媒介垄断》（theMediaMonopo-ly,1992），对各种控制媒介的隐蔽权力进行了揭露和分析；

──美国学者吉特林（Gitilin,T）的《内在的黄金时段》（insideprimetime,1994），对媒介生产、传播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的《获取信息：新闻、真理与权力》（gettingthemessage:news,truthandpower,1993），以本文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论证了媒介与权力的关系；[page_break]

──英国学者戈丁（Golding,P）的《媒介的政治经济学》（thepoliticaleconomyofthemedia,1997），从政治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传播产业中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以色列学者李伯斯（Liebes,T）和凯茨的《意义的外销》（theexportofmeaming,1993），研究了人的文化积淀如何影响接受信息意义的构成问题；

──美国学者麦克马内斯（McManus,J）的《市场驾驭新闻学》（marketdrivenjournalism,1994），研究了市场机制在媒介生产过程中的体现；

──英国女学者莉文斯通（Livingstone,S）的《感受电视：受众解读心理学》（makingsenseoftelevision:thepsychologyofaudienceinterpretation,1990），采用解读本文、构造意义的理论分析了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

──美国女学者格雷厄姆（Graham,L.）的《在Subaru-Isuzu线上》（OntheLIneatSubaru-Isuzu,1995），研究了组织传播中的"团队"，如何通过协调控制实现组织霸权，等等。

这些研究本身不一定是针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传统的，但是从另外的研究视角平衡着传播学研究的天平。

五，我们如何评价批判学派

不论是美国的还是欧洲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他们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角度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英国不少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美国当代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多地渗入了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

传播学批判学派，特别是美国国内的的一些这方面的著作，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传播业中的缺陷，在表现自由的环境中，提出的批判是深刻的和尖锐的，其中有些观点特别激进，带有相当的乌托邦特征。但是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

对美国而言的欧洲以其他学科研究为主的大家（例如现在较著名的福柯、哈贝马斯、布尔迪厄等等），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视角，对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缺陷，在学术上恰恰给予了相对应的补充，并且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使得现在的主流传播学，不知不觉地借鉴了不少批判学派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我们可以较多地借鉴批判学派的研究方法、研究视角，其中很多严肃的科学方法也是我们所缺乏的。但是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介的主流，这是经验主义传播学能够得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不宜在缺乏市场经济因素之时过分强调批判学派的批判观点，但要有意识地适当引进批判学派认识问题的视角和研究方法，因为造成一种学术平衡是必须的；这对于提醒人们尽可能避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曾经出现的问题，也是及时和有益的。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中已经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些可能是难以完全避免的，但是有些则是由于我们没有或很少引进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造成的，对于应该知道的东西无知，把人家已经经历过的教训还在当作正面的新鲜经验。在这个意义上，目前需要较集中地引进一些批判学派的经典著作，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采用他们的切入视角，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众传播。

36×196=7056

参考论著：

贝尔（1989）：《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中文版

巴特（1999）：《神话──大众文化诠释》，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布尔迪厄、哈克（1996）：《自由交流》，三联书店中文版。[page_break]

包亚明主编（1997）：《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包亚明主编（1997）：《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米勒（2000）：《组织传播：入门与程序》，华夏出版社中文版。

刘北成编著（1997）：《福柯思想肖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版。

阮新邦（1999）：《批评诠释与知识重建──哈伯马斯视野下的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

张锦华（1994）：《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版。

陈学明等编（1998）：《阿多诺、马尔库塞、本杰明论大众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陈学明等编（1998）：《哈贝马斯论交往》，云南人民出版社版。

林丽云（1999）：《一个英国传播研究左派重镇的崛起》，《传播研究简讯》20期。

哈贝马斯（1995）：《交往行动理论》第一、二卷，重庆出版社中文版。

席勒（1996）：《思想管理者》，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中文版。

殷晓蓉（1999）：《论战后美国传播学的理论发展》，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论文。

奥斯维特（1999）：《哈贝马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赛弗林、坦卡德（2000）：《传播理论的起源、方法和应用》，华夏出版社中文版。

批判理论论文篇4

[关键词]DV，边缘化，民间化，主流意识形态，理想行为

Abstract:DVistheembodimentoffreedom.it

acquiretherightofaccessesmainstreammediawiththedignityof“verge”and“civilian”，andgosharestherightofsayingwiththegestureofstrivingagainsthegemonic.Formoreharmonizewithmainstreamideologyinexistingvideo

communicationsystem,DVcommunicationershouldattempttomodulatetheirbehaviortypemode,fromthetypeofindividualpersonconcerneddemandto

idealbehavior——individualpersonconcerneddemandandsocietalruleandtheactofintercommunitymeaningself-identity.Ofcourse,wemustensuretheindependenceofDVvideo,preventitfrombecomingdependencyofmediavideo.

Keywords:DV,margin,civilian，mainstreamideology，idealconduct

科技发展影响大众传播，进而深刻地影响人类社会。正因为此，传播研究历来十分关注新科技对人类传播的影响。解答新科技，包括DV技术将对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课题已经成为21世纪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历史使命。本文拟就DV传播的特质及其发展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DV现象探析

在20世纪80年代，DV传播实际上已经在中国出现，只不过那时科技还不够成熟和完善，经济的发达程度也还不能使大众在解决温饱之后顾及更高层次的信息需求和精神享受，DV只是少数富人手中的、专业人士的高档设备。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受众文化水平不断提高，“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DV迅速一种昂贵的电影电视从业人员专业器材，而迅速成为普通人有能力购买和使用的摄像工具。其个性化传播的特征顺应了人们在这越来越不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的需求而迅速兴起。

DV从它诞生的那刻起似乎就带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它似乎是人所周知的，但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大多数人往往只知道DV是DigitalVideo的缩写，指的是数码摄像机。如今我们所讨论的DV，更多意义上是指一个在内涵上呈现出思想的异质性和艺术的前卫性的意识精神领域的名词。在这一层面上，“DV是一种生存状态，是对生活原生态接近真实的记录，DV让人们找回对生活久违了的天真和热情，让人们换一个视角去观察习以为常的一切；DV是一种权力，是将用影像表达自己的权力从少数垄断者手中归还给大众的一把利器……”[1]

当下的DV作品大部分都是集中在有着浓郁的现实主义的记录片的形式上，并且有越来越多的所谓“私DV创作”开始涉及到一些非常个人化的题材，出现了明显的边缘化、民间化倾向。出现这种边缘化、民间化倾向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艾尔德在归纳生命研究范式中提出的四个最核心原理的第一个就是“一定时空中的生活”（livesintimeandplace），他在这个原理中指出：人在哪一年出生和人属于哪一个同龄群体基本上将人与某种历史力量联系起来。在经受巨大变迁的社会中，对于出生在不同时代的人来说，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社会景观是不一样的，因而个体所拥有的社会机会和个体所受到的社会限制也是不一样的。当社会变化对一代又一代的同龄群体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时，生命轨迹的历史效应就会以“同龄群体效应”（cohorteffect）表现出来。最早一批成名的DV制作人如拍摄《流浪北京》的吴文光，拍《八廊南街16号》的段锦川等人都是属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一群人，他们现在的年龄大多已是在30岁以上。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的使得社会对这代处于巨大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人产生了相对于其之前之后的两代人之间截然不同的“同龄群体效应”。在他们之前，是轰轰烈烈带有强烈理想主义色彩的前辈。在他们之后，是干净彻底以全新的知识和意识武装起来的新新人类。他们有的，只是“”后期一些推来搡去的政治斗争尾声的散碎残片，以及有关物质困窘时代特有的贫困回忆。这种异质性的“同龄群体效应”使得这样年龄的人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就像进化到一半的蛹，落得个虫也不是，蝶也不是的尴尬局面。这种无所皈依的尴尬心态，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则更多的是灰色、彷徨、颓唐乃至自我放逐。从1996年以来的DV代表作中，我们能看到这种沉重的气息。对生命的沉重感和现实的无助感的追逐可能会是他们永恒的话题，他们试图从平庸的现实生活中，提炼出不平常的东西来，于是，他们将触角，伸向了更偏更奇的另类人群当中，试图以他们拍摄对象的奇特，来吸引更多的人的关注。因而，才有女、二奶、吸毒者、绝症患者、残疾侏儒、摇滚青年、先锋艺术家、精神病人、同性恋或问题等“以奇取胜”的DV作品的出现。例如以王芬的《不快乐的不止一个》、唐丹鸿的《夜莺的歌喉》和杨荔娜的《家庭录像带》基本上都是以家庭的创伤或者个人的情感隐私为题材。[2]

DV是自由的化身

DV是一种新的传播自由的化身。它之所以会吸引我们，是因为DV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自由，一种思想和创作的自由。DV具有配合先进的剪辑器材进行非线性剪辑的优点，并且采用了数码信号的方式，在现有的电视系统中，其播放质量达到了专业摄像机拍摄的图像质量，并且还统一了视频格式，省却了选购时的麻烦。制作一部DV作品，只需借助一台小小的数码影像机，轻巧的机身在拍摄时又不易觉察，这就使得表达个体心智、揭露腐败黑暗、记录社会低层的民间影像运动，如同奔流的地火呼之而出。不但记录，而且可以把作品传输到网上，让全世界的人与你一同分享DV创作的快乐。也许，这种相对粗糙的影像制作和交流方式不能真正取代电影院的存在，但至少我们可以宣布：个人影像传播时代到来了。没有商业票房的压力，DV业余导演和演员们尽可以从容自由的尝试他们的拍摄实验。就像世界著名的纽约电影节，干脆不设任何奖项，为的就是让从组办人、导演到观众都彻底地放松心情，展示和欣赏电影的魅力，展现真实的个性。凤凰卫视中文台《DV新时代》自开播以来，已经展映了140多部作品。这些每部长约11分半的作品，倾泻了DV爱好者对社会变迁的认知与感悟、对身边人物的审视与理解、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同情，引起了社会的震撼。

作为一种个人化传播，DV传播在突破原有传播技术瓶颈的同时，也超越了传统媒介体制。在传统媒介体制内，传播者个人的思想很自然地要与媒介宗旨相一致，并且影像作品总是因为经济成本的原因不断地被裁减以适应有限的播出时间。这些都限制了个人想要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思考的愿望。技术门槛的降低和操作的私人化，DV为突破传统媒介体制的梦想提供了某种实现的可能性。[3]DV不是作为一种国家和政治的工具，而是作为一种游戏和批判的工具，往往脱离的官方发行渠道、审查程序的约束，“自由”（自由或许是一种逃避）地选择拍摄对象，用简朴的语言构造现实日常生活，用非“革命式”的语言进行着“个人化”的表达。由于现代社会个人的价值观出现了多样化趋势，特定的某些社会的主导价值凌驾于各种亚文化群体或集团之上的绝对地位正在逐渐动摇，对于越来越多的行为主体来说，他的小群体内共有的意义认同可能成为他最珍重的“价值”。对DV人而言，这种“价值”往往应该定义为“具有满足主体需求的客体的性能”[4]，而不是与具有很强附着于某种主导权力下取得的正当性的传统的价值含义。DV人的“价值”多多少少排除原本的话语背后附着的权力指标与意识形态意义，也没有认同主流社会所承认的伦理的审美的宗教的绝对价值，而是较多地包含了非主流社会中得到甚至未被得到广泛认可的DV小群体内共有的意义认同。DV作品不仅仅代表着一种“业余影像”的色彩，更重要的是，它所关注的题材：日常化的生活图景，已经由“革命”与“历史”的官方大叙事转变成坦率的个人化的语言（显然，比栏目化的电视记录片走得更远更彻底）。[5]

DV传播导致了影像传播方面的革命，使大众传播传受失衡的状况得到很好的改变。在大众传媒完全主导信息的生产、经营甚至接受的情况下，广大受众所能做的只是打开开关，等待信息的涌入，或消极地选看哪些不十分讨厌的内容。由于DV使用便利和经济上廉价的优点，打破了传统媒介那种进入媒介的技术障碍和经济障碍。原先的受众也可以拿起DV，像传播者一样，记录和传播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在传媒产品(报纸和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周期越来越短的背景下，某些“着眼于经济效益的媒介，它们日益重视的是具有巨大市场价值的共同信息”[6]，往往乐衷于采集、传播那些“引人瞩目”的事件的共同信息，来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不愿深入挖掘社会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和社会背景。DV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市场的取向，将自己的话语空间放置在中国的“城市”，通过时间与时代的流逝展现一个个普通个体遭遇到的生存的压力、危机和困境，流露出命运的脆弱、无奈和不适应感，进而呈现一种摄制者对于历史与时代的理解。如在《铁路沿线》中，作者杜海滨深入到铁路涵洞里的乞丐生活中，录下了他们南腔北调的歌声，而胡庶的《我不要你管》则是和几个女一起生活了数月，拍下的她们令人揪心的堕落。虽然，大多数DV人没有多少DV的专业知识，也没有掌握了多少DV的拍摄技术，但是他们是一群绝对有思想的人，他们对现实生活有着很多的思考和想法，用热情和真诚创作着生活、创造着独有的DV文化。他们不为名利而创作，不为赶潮流、追时尚而拍摄，只为自己的思想开创释放的天地，只为生活找到一片更加纯净的沃土。他们是现实中一群真正懂得生活的人，也是一群最快最敏锐地体察到生活丝毫、点滴变化的人。DV对于DV这个热

[page_break]爱文化的群体是一个真正体验生活的过程。DV人把对生活的观察、体验和感受用DV真实的表达出来，也用DV让更多的人可以读到他们的感受、他们的语言。我国的DV人已经深深地卷入了和技术的发展保持对话，并且探讨中国式的语言风格的道路，进而进入对于新媒体艺术的全球化现象的思考。可以说，DV传播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大众传播中真相信息匮乏的状况，成为当下传播中异质而闪亮的一道风景。

DV传播的批判性思考

在当下这个多元文化的时代，DV作为艺术的一种形式，理所当然的进入了我们的生活，但当生活被DV人作为艺术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又是那么出乎我们的意料，甚至远远超越了我们对常态生活的理解，猛烈的撞击着我们感官和精神的承受极限。DV人用艺术方式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追问：我们是谁？我们在干吗？我们要往何处去？

DV影像本身的精英化表达与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工具所要求的主流文化不太一致是作为个人创作的DV作品无法获得合法的身份的根本原因。虽然，从现在DV片子的内容以及表达上来看，经过几十年的“统一”（宏大的话语叙事）的叙述之后，逃脱坚冰的DV人所愿意做的只是淡化或避开意识形态进行自由的私人表达，或者准确地说，DV人的理想根本不是“反专制的斗士”，而更想做中国“作者电影”的践行者，DV人拍摄的影片本身很少涉及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而更多地是一种私人化和个性化的表达（逃避宏大话语的欢畅）。[7]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现实，就是作为一种边缘的、民间的文化，中国的DV作品在国际上获奖却往往是政治因素大于艺术因素，被存在于西方与中国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差异所利用而成为反抗政治背景与意识形态的镜框的合法标识。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DV文化“边缘”、“民间”的修辞背后似乎还隐含着作为“边缘群体”或者说“少数群体”的指称（身份），在这里，阶级的隐喻似乎换成了“多数”与“少数”的力量对比。而“处在后冷战思维的夹缝或语境中，这种‘边缘’和‘民间’的身份更容易取得国外的认同，成为文化输出或跨国资本支持的对象”。这不能不说是DV传播的悲哀。如何在现有的影像传播的体制内与主流意识形态协调好关系，在弘扬主旋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相矛盾是所有DV影像传播者所要思考的问题。而正确认识“边缘-中心”和“民间-官方”的关系，对于处理好这个问题具有较为关键的意义。

边缘相对于中心而言，民间相对于官方而言。90年代之后，退居边缘或是民间越来越成为一种“自由”、“独立”的代名词，仿佛坚守“边缘”或说“民间”的位置就具有不受“官方”约束或逃离“官方”的独立姿态。但DV文化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拥有一种“自由”和“独立”的空间。因为如果从90年代整个文化背景来考察，“边缘-中心”和“民间-官方”的对立的张力背后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一种市场化或商业化的松弛带来的缝隙而已。市场经济的结果使人们在离开“单位制”的组织模式之后，可以找到另一种能够生存的方式或空间或立场，也就是使DV制作的“自由人”的存在成为可能，这本身可以看作一种社会分化的宽容以及多元化的呈现。而在“边缘”和“民间”的指称中它们固然以区别于“中心”和“官方”的姿态而获取某种合法的存在，却无法逃脱对市场的屈从；或者说这种官方“容忍”的存在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正如“边缘”、“民间”并不是被主流媒体所抛弃，反而因为成其为“边缘”、“民间”的身份而获得了进入主流媒体的权利，也就是说它们是同一结构中的正反两面，彼此拥有着相互依附或依存的关系，如果说“官方”代表着意识形态或话语霸权，那么“民间”不是不代表意识形态，而是替换成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或以反抗霸权的姿态来分享话语权力。[8]

相对于现代大众媒介的大众化，DV应该是小众的，具有类似精英文化的味道。DV的小众，是因为DV主体行为类型模式上主要是个体主观要求指向型的，这种在个体强烈的认知不和谐的状态下产生的类型模式导致了其作品也只能被具有相同心向的少部分个体接受，而非社会的绝大多数。但大众化与小众化之间又有着微妙的关系。DV知识需要大众媒介进行传播，DV文化也需要大众媒介来推波助澜，但是如果DV过分的“大众化”，则必然会在“经济——市场”的导向中，使DV人原有的创作激情和理想的消退，使DV作品的整体精神发生蜕变与分化。DV文化需要与大众文化寻找一个完美的平衡，必须防止由于大众化的加剧而失去使它保持活力的原始性和冲动性，防止失去它本质的独立制作的原创精神而在市场化运作中被复制和模式化。应该看到，在电视媒体对记录片日益增长的需求下，很多纪实的DV作品事实上已经不可避免地滑向猎奇的险境，DV作品“边缘性”的题材正在被作为留住读者窥视般的眼神、提高电视收视率的工具。真正的DV人，应该坚守精英文化的DV道路，抵制商业社会大众文化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侵蚀，执着于“独异个性”的创作激情。在这里，DV人应该尝试进行行为类型模式的调整，从主要是个体主观要求指向型行为转向理想行为——个体主观要求和规矩及共有意义认同指向型的行为。当一个为了满足个人的主观要求的行动，应用或者遵循了某种被社会承认的具体行为方式或规定即规矩，而这种行为方式或规定背后有某种行为者自己也认识到并共有的意义认同时，这种行为即可视为理想行为，也就是个体主观要求和规矩及共有意义认同指向型的行为。在这个开放、开明的历史时期，社会为DV人准备了使之得以实现自由传播的相应的制度性安排，其中包括关于拍摄、传播、技术的规定等一系列规矩。作为这一系列制度安排受惠者群体中的一员，有些DV人深谙并共有着这种制度所包含的意义认同。因此他们努力进行符合这些规定程序的行为，使个体主观要求和规矩、共有意义认同的指向相一致。理想行为类型的增加将关系到更为理想的社会实现进程的。[9]DV人必须考虑一个关系DV传播命运的问题：DV发展到现在，该怎样拍？拍什么？如何在DV的运用及其传播中充分考虑到现代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做好“以人为本”？

拥有了DV，也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具备了涉足影像传播业的充分条件。这里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对DV语言语法的掌握，二是对传统影像传播的伦理道德的遵循。我们应该冷静的意识到：当下的很多的DV作品并没有注入摄制者的思想，许多DV人在他们的影像中仅仅传达了一种“呈现”，而不是“表达”，似乎他们还满足于好奇或初拿起摄影机的兴奋状态，如孩子般对周围生活摇摆着可以充当玩具的摄影机，在DV拍摄中不时地表现出他们的急躁或稚嫩，造成对现实生活的简单复制。脱离这种初级阶段，DV语言的语法学习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学习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机器，时间，良好的学习环境，大量的练习以及高明的指点等），通过相对说来比较艰苦的学习来掌握，而并不是一个能够仅仅凭借天才就能完成的过程。现在流传的许多所谓的“私DV创作”在组织故事的时候都明显表现出它们缺乏足够的调度能力，它无法像电影一样可以在繁杂的构架中进行，缺乏故事性。这就较多地暴露了这些创作者在DV语言语法学习上的匮乏和紧迫。再就是关于DV传播的伦理道德问题。创作者必须在DV传播过程中遵循传统的记录原则与伦理，特别是对他人隐私的尊重。传统的记录片都是针对公众媒体身份而约定俗成的，对于现在这种利用DV进行贴身拍摄的记录方式来说，可能并不存在这种道德困境问题。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继续坚持这些基本的传统纪录片伦理，否则DV记录的意义就很容易被扭曲，最后成为一种只是为了表现勇气和无所顾忌的行为艺术。用DV去记录生活，我们必须保持对基本记录原则的敬畏。我们应该将记录作为一种自己思考和表达的手段，而不能为了记录而记录。既然是一种表达的手段，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在这个过程中不去伤害别人，特别是那些在拍摄过程中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特别不可忽视的是影像的私密性问题，如果忽视了影像的这种特性，结果就是损害了那些我们正在努力维护的东西——让平民百姓能够不受伤害的去自由思想。[10]

DV促进了人们以其独特的视角观察和思考社会、生活、生命的影像思维，因而其作品也在这个注意力稀缺的时代很好地吸引了大众的眼球。“媒介就是讯息”（麦克卢汉语），让我们用DV记录社会的变迁，关注DV传播革命导致的社会变革！

注释：

[1]章曦元，《DV传播：开启个人影像时代的“金钥匙”》，《中国传媒报告》2002年第2期，页124-125

[2]

《DV与行为艺术》，

[3]张勇，《<百年不化·现场>导演手记》，

[4]田宗介，《价值意识的理论——欲望之道德的社会学》，日本，弘文堂1966年，页14-23

[5]鱼爱源，《关于中国当下记录片》，

[6]邵培仁，《传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页116

[7]

《突围·逃离·落网：“贾樟柯作品”片论》，

[8]鱼爱源，《关于中国当下记录片》，

[9]郑菁，《社会变迁比较研究中的主体行为分析》，《社学学研究》2000年第2期，页91-96

批判理论论文篇5

关键词：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批判性研究

一、文化工业的含义与特征

“文化工业”一词最早出现于1947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中，而后，为了明确区分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避免人们对他们的批判造成误解，又在1963年的《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采用“文化工业”一词，并对其进行了具体了论述。

阿多诺将文化工业定义为：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的娱乐工业体系，它产生于一些较发达的工业国家，是制作和传播大众文化的手段和载体，它以独特的大众宣传媒介，如电影、电视、收音机、报刊杂志等，操纵了非自发性的、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成为束缚意识的工具、独裁主义的帮凶，并以较以前更为巧妙的方法即通过娱乐来欺骗大众、奴役人，从而显示了启蒙向意识形态的倒退，进入大众欺骗的阶段。

也就是说，文化工业通过工业化和商业化方式进行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生产、再生产、供应和传播，是高度技术化的产物，是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文化的批量生产，是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控制大众意识、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工具。铺天盖地而来的大众文化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它的生产机构就是以技术为坚强后盾的文化工业。

文化工业的三大特征：

（1）商品化。商业关心的是利益，商人盘算的只是金钱。文化工业提供给大众的是虚假的艺术、包装的艺术、拷贝的艺术。文化工业以迎合大众为己任，他竭力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并且受制于这一需求，为此，文化工业生产的首要标准是：公众的鉴赏力和品味。

（2）技术化。由启蒙精神及其运动催生和奠定的技术理性几乎要伸手任何领域，文化工业更不例外，因为，文化工业本身就是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产物。

（3）标准化。机械复制的文化产品目的是用来交换，几乎是千人一面，缺乏真正的灵性和个性。

面对文化工业献媚和炫耀的姿态，阿多诺冷眼相对，并嗤之以鼻。文化工业表面的粉脂，暂时掩饰了它所生产文化的干枯，华贵的外衣包裹着程序化的模件和功利的动机，它既讨好大众，又最无视大众。

二、 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的批判性的实质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它内在地包含了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的批判。

第一，文化工业批判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启蒙辩证法》表达了由启蒙精神而来的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文化工业的诞生是技术工具理性向文化领域渗透的结果。所以，阿多诺批判文化工业的用意在于从根本上批判技术理性，这是针对科学技术、科技理性的负面作用而做出的批判。在工业社会时代，个人不得不从属于机器运转的逻辑，个人在整个机器系统之中变得无足轻重。阿多诺继承了尼采、韦伯、卢卡奇等人对工业化的悲观情绪和批判态度，以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这一历史现象作为切入点，来批判由启蒙精神造成的技术工具理性。

第二，文化工业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阿多诺在进行文化工业批判过程中，揭露了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现实生活中人的异化处境；人的自由创造受到压抑，人面临着被机器控制的威胁等等社会问题。文化工业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事件，所以，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第三，文化工业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生产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无疑，它要按照经济运行的模式进行文化商品的生产、流通等，虽然阿多诺的矛头主要指向资本主义的“文化”领域，但是，既然是“工业生产”，就离不开经济活动及其运行规律，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包含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等活动的批判，同时也表明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的相互渗透。资本主义社会以经济的巨大发展为显著标志，经济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彰显出来。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重点不在经济领域，但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显然己经踏进了工业经济、商业运转等经济模式之中，哪怕是作为一个连带问题，也在客观上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批判，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第四，文化工业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有两个维度，一是美学维度，二是政治意识形态维度。从第一个维度来看，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伪个性进行了批判。阿多诺十分推崇勋伯格的无调音乐，认为它是不协和音的解放。阿多诺一生对艺术特别感兴趣，但十分不满艺术的现实状况。真正的艺术与创造、自由、非功利性等有关。然而，文化工业生产从属于商业的逻辑，主要是为了功利目的，没有真正的自由创造精神，缺乏艺术的锤炼。从文化工业批判的第二个维度看，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行使了意识形态控制功能。阿多诺等人从马克思早期的意识形态观念中受到启发，认为文化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文化工业主要传播了主导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剥夺了大众选择自由的意识，弱化了人们的反抗意识，表面上花样繁多的文化产品传达了统治合理性的信息。资本主义文化的实质在于宣传统治的合理性，行使意识形态控制功能。阿多诺对文化工业意识形态控制功能的批判，主要是针对法西斯的极权统治而发。

第五，文化工业批判是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阿多诺站在精英文化的立场，反对大众文化，并对大众文化表现出强烈的悲观主义论调，认为大众文化尽是一些轻松、娱乐等属于感性层面的东西，大众文化的主要目的是消费，而不是创造性的艺术，缺乏应有的文化底蕴和终极关怀。

参考文献：

[1]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世纪出版社，2006

[2][德]哈贝马斯著.《现代性的地平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陈燕.《阿多诺意识形态理论探析》[J].《求索》，2007（2）

批判理论论文篇6

[内容提要]：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关于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区分是正确的，但他提出的“物权行为”这一概念则是逻辑错误的产物，由此导致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倾斜。正是因为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中科学和错误的成分并存，才导致了物权行为理论争论百年而终无定论的尴尬局面。绝对物权行为理论吸收了萨维尼物权行为理论中的科学成分，同时克服了其理论中的错误因素，其不仅在逻辑上可以成立，而且根据这个理论构建的物权变动模式可以充分体现交易过程的自由、公正和安全价值。我国不仅应当在民法中确立绝对物权行为的地位，而且应当在物权立法中采用“绝对物权行为”这种物权变动模式。 [关键词]：物权行为 绝对物权行为 物权变动模式 德国法学巨匠萨维尼提出物权行为理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立法者、法官和学者对物权行为理论的态度往往千差万别甚至针锋相对。时至今日，既有学者视之为解决物权变动领域内一切问题的尚方宝剑，也有学者视之为唾弃之物。这种对物权行为理论天壤之别的态度和百家争鸣的壮丽景象，实在是法学界的一大奇观。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学术论著已有不少，但这决非意味着这场争论已经尘埃落定，相反，双方的争论似乎仍然未能跳出“留学德国的学者对物权行为理论多持赞同说，留学英美和日本的学者多持否定说”这一定式。目前，赞成物权行为理论的学者无法利用现有的理论体系清晰地回答反对者的合理质疑，反对者也无法将物权行为理论彻底击溃。在物权行为理论的发源地德国，根本不存在关于思维方式的差异问题，但关于物权行为理论的争论同样十分激烈，这就表明争论的根源仍来自于物权行为理论自身。中国物权立法中是否应采用物权行为理论，不仅关系整个物权立法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而且涉及当事人之切身利益，对法律行为理论、物权变动模式和法学思考方法均有重大影响，可谓是物权法的核心和焦点问题。在经过长期的思考后，笔者对物权行为理论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构，提出绝对物权行为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目的在于维持物权行为理论的科学成分并克服其理论缺陷。 一、对物权行为理论的质疑 “物权行为”概念的诞生是整个物权行为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整个物权行为理论的基石，因此，对物权行为概念的研究就成为我们对整个物权行为理论进行分析检讨的关键环节。 民事权利有绝对权与相对权之分，民事法律关系有绝对法律关系和相对法律关系之别，问题是：如果一个绝对法律关系是基于法律行为而引起变动的，那么在这个法律行为中作出意思表示的主体应该是谁？由于绝对权的权利主体是特定的权利人，义务主体是一切不特定义务人，与之相适应，绝对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特定权利人和一切不特定义务人。基于私权自治原则，对于因法律行为而引起的绝对权变动，法律关系的主体就应当是法律行为中作出意思表示的民事主体。自然而然的逻辑结论就是：如果一项绝对权的变动是基于法律行为而引起的，那么在这种法律行为中作出意思表示的主体理所当然就应当是特定的权利人和不特定的一切义务人！ 让我们再转而分析一下物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主体。资料表明，所有学者无一例外地将物权行为中意思表示的主体认定为特定人：（1）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一文中他写道：“交付是一个真正的契约，因为它具备契约概念的全部特征：它包括双方当事人对占有物和所有权转移的意思表示”[①] 根据萨维尼的论述，在物权行为中作出意思表示的仅仅是债权行为的双方当事人。（2）王泽鉴先生认为，物权发生变动之意思表示，在观念上虽有独立存在之价值，但可纳入债权行为之中，与成立债之关系之意思表示一并表示之，不必加以独立化而自成一个法律行为。[②]（3）德国学者费里德利希-克瓦克认为，物权合意可以与原因行为（债权行为）同时为意思表示。[③]既然物权意思可以与债权意思同时为意思表示，那么可以理解为物权意思表示的主体与债权意思表示的主体是相同的，否则不可能有同时进行意思表示的可能性。（4）孙宪忠先生认为，所谓物权契约就是双方法律行为，而且不动产登记是物权契约的外在形式。[④]（5）梁慧星先生认为，双方法律行为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上称为契约，财产契约包括债权契约、物权契约和准物权契约。[⑤]（6）张俊浩先生认为物权合同是双方行为。[⑥]（7）胡长青先生认为，法律行为可以分为单独行为、契约（又称为双方行为）及共同行为。物权行为有为单独行为者，有为契约者，其契约则称为物权契约。[⑦]（8）梅仲协先生认为，法律行为，具有二人以上互相合意之意思表示，而始成立者，谓之双方行为，亦即契约是已。契约 ，不以债之关系为限，其关于物权者，曰物权契约。[⑧]（9）田士永先生认为，物权行为可按照不同标准进行分类。以当事人是一方还是多方，物权行为可以分为单方行为与双方行为，前者如所有权抛弃，后者如所有权让与。物权行为中的双方行为，又可称为物权契约或者物权合同。[⑨] 论述至此，一个矛盾的现象开始凸显：一方面，不特定义务人是物权法律关系的当然主体，但在基于物权行为而引起的物权变动中，不特定义务人却没有作出任何意思表示。另一方面，物权与债权在主体、效力上的本质差别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为何物权行为中作出意思表示的主体却可以和债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主体完全重合？显然，物权行为理论认识了相对权与绝对权之间的本质差异，但是物权行为理论没有将这种区分原则贯彻到法律行为领域，最终导致了其在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差异中陷入了逻辑思维的混乱。由此可见，萨维尼从物权和债权的区别入手研讨物权变动是科学的，但是，萨维尼所提出的物权行为概念本身却是逻辑思维错误的产物。由于“物权行为”这一概念是萨维尼整个物权行为理论的基石，这就难免导致物权行为理论成为倾斜的金字塔。 二、“绝对物权行为”概念的提出 （一）是否存在绝对物权行为？ 在买卖中，如果出卖人为真正的所有权人，且无第三人可以提出任何权利主张，那么出卖人如何处分自己之所有物，应任其自便，交易之外的不特定人只需根据权利的不同归属，向不同的权利人承担不作为之义务，这种变动对不特定人并无任何实质性利害关系，因此他们也没有进行意思表示的必要。然而，上述命题中却存在一个假设的危险前提，那就是：出卖人是拥有合法处分权的真正权利人，而且不特定人与交易也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实际上这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想命题。在未经证实是否存在真正权利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情况下进行交易，这也就意味着买卖合同可能侵害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在以下几个案例下，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就无法获得充分的救济，其制度设计的缺陷至为明显。 案例一：甲有一套房产，因登记机关的错误登记为乙所有。乙明知甲在发现登记错误后会办理更正登记，乙为了获得这笔财产，便决定将房屋出售变现，当乙与丙通过买卖合同登记转让之际，甲作为真正的权利人，根本无法获得乙与丙交易的信息，法律也没有给予甲任何救济的手段。当甲获悉丙已经取得所有权时，此时根据公示公信原则，丙已经取得了完满的所有权。 案例二：甲有一套房屋，乙和丙为其子女，甲年老，首先于1999年通过公证遗嘱指定其全部房产由乙单独继承，后来又改变注意，于2000年重新立下了一个新的公证遗嘱，将全部房产指定由丙单独继承。2001年甲病故，但乙立即根据自己的公证遗嘱抢先向登记机关办理了继承登记。当丙申请登记时，才获悉乙就该笔房产已经办理了继承登记，并由乙再次转让给善意之丁。 案例三：张三为房屋所有权人，李四为房屋承租人，在承租过程中乙了解到张三的身份证信息。随后，李四伪造了张三的身份证，向王五谎称自己名叫张三，是房屋的所有人，因急需现金被迫将房屋卖掉，王五信以为真，订立了买卖合同。李四利用伪造的身份证申请办理登记，结果登记手续顺利完成。王五在付清房价并住进房屋以后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张三要求王五立即搬出房屋，而此时李四已经携款潜逃。 在上述案例中，真正权利人均处在交易以外，虽然交易损害了他的权利，但法律上却将其视为不特定义务人。这充分表明，如果制度设计上不给予不特定人进行意思表示的空间，那么真正权利人将没有提出权利主张的机会，而物权一旦发生变动，真正权利人往往无法恢复其物权，这对真正权利人明显不利。由此观之，在绝对权的变动中，如果不特定人没有进行意思表示的空间，仅凭特定人的意思就可以产生对不特定人具有约束力之法律关系，不仅从逻辑上讲难谓周全合理，而且在现实制度设计中的缺陷也十分明显。行文至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创造一个全新的法律概念：绝对物权行为。所谓绝对物权行为，就是特定权利人和全体不特定义务人之间关于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行为。是否考虑不特定人的意思表示，这是“绝对物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重大区别。 （二）绝对物权行为具有可操作性 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在绝对物权行为中特定人和不特定人之间如何进行意思表示？尤其是，这种逻辑上可以存在的绝对物权行为，其能否变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答案是肯定的，绝对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在现实生活中是可以操作的，其主要是通过公告、异议和沉默的方式来 完成的。 （1）公告。在绝对权变动的过程中，如果有真正权利人，那么他也存在于为数众多的不特定人之中，我们根本无法辨别谁与交易具有利害关系。基于这些特点，如果在制度设计上要求物权变动前向所有不特定人逐一地作出意思表示，无疑会影响交易的效率，增加交易的成本，而且也不没有可行性。现实的方式就是在绝对权发生变动以前向不特定人公告，目的在于征求不特定人之异议。公告是特定当事人向不特定人发出意思表示的特殊方式。 （2）异议。在公告期内，真正权利人可以对物权的变动提出异议。只要有人提出异议且异议可以成立，这就表明绝对权的排他性不能合法产生，物权变动也就不能发生。 （3）沉默。如果公告期限届满而始终无人提出异议，一切不特定人均保持沉默，或者虽有异议但不能成立，则可以合理地推定：所有权人和全体不特定人之间已经就物权变动达成合意，绝对物权行为成立。 事实上，这种绝对物权行为不仅在逻辑上可以存在，而且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在处分人存在权利瑕疵的情况下尤其重要。绝对物权行为的积极作用就在于：在物权变动发生前，给予不特定人进行意思表示的机会，从而使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可以通过阻止物权变动的方式获得预先保护，而不仅仅是在丧失物权以后获得并不充分的救济。 三、 绝对物权行为的成立 法律行为都有其成立和生效，绝对物权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一种，自然也不能例外。鉴于物权变动的复杂性，为了便于论述，本文讨论的物权变动以不动产买卖为中心。在所有权发生转移以前，A是所有权人，B1、B2、B3…Bn是不特定义务人，B1为不特定义务人中的潜在买受人，其法律关系如下图所示（见图一）。至于动产的物权变动，详容后述。 图一：A和B1之间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前的物权法律关系 假设A和 B1订立了买卖合同并最终完成了所有权的转移，那么所有权变动会带来两个方面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A丧失所有权而成为不特定义务人中的一员，而B1则由原来的一名义务人转变成为所有权人，这个变化最为我们所关注。第二个变化就是B2、B3…Bn 向原所有权人A承担的义务在所有权转移后消失，他们转而要向新所有权人B1承担不作为之义务（见图二）。 图二：A和B1之间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后的物权法律关系 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法律行为导致了所有权的变动？乍一看来，是买卖合同。但细思而明辩之，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觉。买卖合同只能对A和B1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不能约束B2、B3、B4…Bn，而事实上B2、B3、B4…Bn所承担的法律义务的确发生了变动，如果认为引起所有权变动的原因就是买卖合同，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从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的奇怪现象，即：买卖合同不仅可以对A和B1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而且对合同外的不特定人也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由此观之，如果认为买卖合同就足以引起物权的变动，那无异于在法律上认可了特定人有特权为不特定人设定法律上的义务（尽管是不作为的义务）。这就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 （一）当事人身份在债权法律关系和物权法律关系中的区分 在不动产买卖中，对于当事人的身份，应当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中进行区分。在债权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身份是出卖人和买受人。在物权法律关系中，他们的身份则是所有权人和一个不特定义务人（全体不特定义务人中的一员）。这样，当事人的身份实际上是双重的，在不同的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就有不同的身份，债权法律关系中的出卖人，其实就是所有权法律关系中的所有权人；债权法律关系中买受人，其实就是物权法律关系中不特定义务人中的一个义务人。 （二）意思表示在债权行为和绝对物权行为中的区分 当事人的身份具有双重性，与之相适应，当事人关于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也具有双重性。对于买卖双方关于转移所有权的合意，从债权行为角度观察，其属于债权行为中的意思合意，它存在于出卖人和买受人之间。如果从绝对物权行为的角度观察，转移所有权的合意也可以属于绝对物权行为中的意思合意，它存在于所有权人与一个不特定义务人（不是全体不特定人）之间。必须注意的是，由于绝对物权行为是特定权利人和全体不特定义务人之间的法律行为，所以当所有权人仅仅与某一个不特定义务人（不是全体不特定人）之间达成物权变动的合意时，绝对物权行为并没有成立，自然也不能引起物权变动。[⑩]下面我们将继续分析绝对物权行为的成立。 （三）绝对物权行为的 成立 认识了当事人身份的双重性和意思表示的双重性，就为我们进一步明确绝对物权行为的成立找到了一把金钥匙！ 债权行为和绝对物权行为在成立和生效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由于债权具有相对性，所以当出卖人和买受人就所有权的转移达成债权性质的合意以后，债权行为就可以成立，它使出卖人向买受人承担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违约责任。但绝对物权行为则不同，由于绝对物权行为是特定权利人和全体不特定义务人之间的法律行为，所以当A和B1达成物权变动的合意时，绝对物权行为并不能成立，因为A还没有与B2、B3、B4……Bn达成关于绝对权变动的合意。从具体操作层面上来看，绝对物权行为的成立需要通过两个以下步骤才可以完成。 第一个步骤：A和B1达成关于所有权转移的合意。买卖合同的订立，实际上就表明所有权人A和不特定人中的一员B1（买受人）已经就转移所有权达成合意，无需赘述。 买卖合同中的物权变动合意 图三：A和不特定人B1达成所有权转让的合意 第二个步骤：A和B2、B3、B4……Bn达成关于所有权转移的合意。这个意思表示是通过公告、异议和沉默的方式完成的。在公告期内，如果有人提出异议且异议可以成立，这就表明物权变动中存在法律上的瑕疵，物权变动也就不能够进行。如果公告期限届满而无人提出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则可以合理地推出结论：所有权人A和不特定人B2、B3、B4……Bn之间已经就绝对权之变动达成合意。 公告异议程序中的物权变动合意 图四：A和不特定人B2、B3……Bn达成所有权转让的合意 通过以上两个步骤，在这两个合意均已成立的基础上，就可以认为所有权人A和全部不特定人之间达成所有权转让的合意，这表明关于所有权转移的绝对物权行为已经成立。（见图三）。 图五：A和全体不特定义务人达成所有权转让的合意，绝对物权行为成立 （四）绝对物权行为客观存在的例证 虽然目前司法界和理论界尚没有关于绝对物权行为的论述，但已经不自觉地在绝对权变动的立法中予以使用，只不过往往会把它忽略。绝对物权行为的存在之所以被我们长期忽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绝对物权行为往往有国家公权力机关的参与，因此我们往往把它视为纯粹是公法上的行为，而忽略了私法行为的存在。以台湾土地登记规则为例，对于土地总登记、土地所有权第一次登记、建物所有权第一次登记、时效取得登记，登记机关接收申请登记案件后，应即依法审查，经审查无误者，依法应予公告，在公告期间内土地权利关系人如有异议，可以向登记机关书面提出。对于异议，首先由登记机关予以调处，不服调处者，应向司法机关诉请处理。公告没有异议的，可以办理登记。 土地登记机关公告中的意思表示具有公法（行政法）和私法（民法）的双重效果，一方面公告是登记机关的意思表示，它是国家就该物权登记申请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这种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法的范畴；另一方面，公告又是由物权登记申请人作出的民法上的意思表示，它表明物权登记申请人向不特定人发出了取得物权的意思表示，这个意思表示正是绝对法律行为中的意思表示。必须注意的是，这个民法上的意思表示是通过行政机关间接作出的，也可以说，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意思表示是通过“一明一暗”的方式完成的，其中既有行政机关直接作出的行政法上意义上的意思表示（具体行政行为中的意思表示），也有通过登记机关间接作出的民法意义上的意思表示（绝对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这两种不同的意思表示在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时就明显地显示出来。针对登记机关的公告所提出的异议被清晰地区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针对具体行政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所提出的异议。假如法律规定不动产总登记的公告期限不得少于15日，而登记机关实际上只公告了10天，这时利害关系人可以就登记机关规定的期限违反法律的规定提出异议。必须注意的是，这个异议所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登记申请人是否可以享有物权。第二种情况，针对登记申请人试图取得物权的意思表示所提出的异议。如果利害关系人认为登记申请人根本不符合享有物权的条件，他可以就登记申请人试图享有物权的意思表示提出异议。在这种情况下不特定人所提出的异议并 不是针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是指向申请人试图取得绝对权的意思表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告实际上就是当事人在行政机关的监管下所发出的民法意义上的意思表示。尽管这个意思表示是通过行政机关间接作出的，但它是客观存在的。 四、绝对物权行为的生效 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有一般生效要件和特别生效要件之分。其中一般生效要件是指为使法律行为发生完全效力所需具备的普遍性的法律条件。这种一般生效要件规则在法律行为效力规则体系中，乃至整个法律行为制度中均居于核心地位。而特别生效要件则是指法律对某些行为发生效力所附加的特殊条件，它实际上仅为法律行为效力的条件限制问题。在多数情况下，法律行为只要具备了一般生效要件，即可引起行为人预期的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完全的法律效力。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法律行为在已经成立并具备一般生效要件后并不立即发生行为人预期的效力，欲使此效力发生仍须具备特定的条件。[12]行文至此，我们将转而继续讨论绝对物权行为的生效问题。 绝对物权行为的生效必须要具备特定的条件，那就是要经过国家公权力机关的确认，这个确认程序主要是通过国家机关的登记完成的。不动产物权变动，由于其涉及广大不特定人之利益，国家公权力必须介入物权变动，以维护交易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如果不动产物权变动脱离国家的监管，只要具备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就可以生效，那么就无法有效消除物权变动中侵害真正权利人的风险，也就无法实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交易公正的目的。如果张三的房屋被错误地登记为李四所有，李四试图恶意转让，我们很难想象李四会主动向不特定人充分公告征求异议，更大的可能是李四企图掩盖事实真相，尽量减少知情人，甚至在有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也会尽量向登记机关和买受人隐瞒实情，以求蒙混过关。由于国家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职能，所以这个任务理应由国家来承担。这就要求国家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要予以适度的介入，其途径就是：在绝对法律行为成立以后，必须经由国家公权力机关审查确认以后，绝对法律行为才可以生效。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国家机关的确认行为是分几个步骤来完成的： （一）对债权行为中物权变动合意的审查 债权行为是推动物权变动的原始动力，因此在物权变动中首当其冲是就是要审查债权行为。如果买卖合同不成立、无效或者可撤销，这表明物权的排他性效力根本无法产生，国家登记机关无需公告就可以直接拒绝当事人的物权变动申请。相反，如果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从物权法律关系的角度观察，这就可以认为所有权人A和不特定人B1之间成立了关于所有权转让的合意，这表明物权变动具有合法变动的可能性。 （二）对公告异议程序中物权变动合意的审查 债权行为合法有效表明物权变动已经具备了原始动力，据此国家登记机关可以启动公告异议程序，将当事人之间关于物权变动的意思向其他不特定人B2、B3……Bn公开，征求异议。如果在公告期间有人提出异议且异议可以成立，则登记机关可以认定物权的排它效力不能依法产生，国家登记机关可以拒绝办理所有权转移的转让登记手续。如果公告期间届满而无人提出异议，或异议被驳回，据此登记机关就可以作出合理的推定：所有权人A和不特定人B2、B3……Bn之间已经达成关于所有权转让的物权合意。 （三）登记：绝对物权行为的生效要件 通过买卖合同A和B1达成所有权转移的合意，通过公告异议程序A又和B2、B3……Bn达成所有权转移的合意，这两个合意的结合就表明所有权人A和全体不特定人已经达成关于物权变动的合意，据此登记机关就可以认为绝对物权行为已经成立，此时登记机关已经具备了对物权变动予以确认的前提。 在法律上，对特定事项的确认包括行政确认、司法确认、中介机构的确认（如律师见证）以及民间团体的确认（如仲裁确认）等形式，行政确认只是法律上确认的形式之一。由于我国登记机关属于行政机关，所以我们重点探讨行政确认。行政确认，就是是指行政主体根据相对人的申请，依法对某一特定的法律事实、法律资格或权利义务关系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确定、认可和证明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确认通常包括行政登记、鉴定、认定和证明等形式，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且适用范围极为广泛的就是行政登记。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国家登记机关对物权变动的登记正是属于行政确认登记的一种形态。行政确认行为具有以下法律特征：第一、行政确认行为通常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凡法律法规规定必须予以确认的事项，应首先由行政相对 人提出申请，行政主体才能对申请事项进行确认；第二、行政确认行为是一种外部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行为作用的对象，可以把行政行为分为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为对其内部事务实施管理所作的行政行为，如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决定；外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主体之外的被管理的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所作的行政行为。行政确认行为显然属于外部具体行政行为，它由申请、受理、审查、确认等一系列程序性要素组合而成，并由此构成一个完整的行政确认行为；第三、行政确认行为是一种要式行政行为。行政主体作出确认行为时必须以书面形式为之，并要符合一定的技术要求；第四、行政确认行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行政确认行为的法律效力具体体现为证明力、确定力和执行力，即经过行政确认，行政相对人便取得了关于特定法律事实、法律资格和权利义务的合法证明，而且，凡经行政主体予以确认的事项、权利、资格和义务，均具有不可撤销的法律效力，任何机关、组织或个人，非经法定程序并符合法定条件不得随意撤销或变更经行政确认的事项，否则将会损害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的信赖。[13] 如果审查查明绝对物权行为可以依法成立，那么登记机关据此就可以对所有权的转移进行作出行政确认并予以办理登记。必须强调指出的是，尽管登记确认行为对民事权利的产生、变更、移转、废止具有直接的影响力，但登记并非民法上的民事法律行为，而是具有国家意志性的公法行为，准确地说，登记行为是公法上的行政确认行为！笔者认为，行政确认行为是外部具体行政行为，而登记正是外部行政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基于绝对法律行为要经过国家确认后才可以生效的理论预设，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尽管登记并不是民法上的法律行为，但是登记是国家机关已经作出行政确认的直接证明，所以登记被视为绝对物权行为的生效要件，也就是说，当自登记时起绝对物权行为开始生效，不动产物权发生变动之效力，原所有权法律关系消灭，新所有权法律关系成立，至此物权变动的整个过程全部完成。[14] 五、“绝对物权行为”变动模式中的有因性和无因性 鉴于绝对物权行为是引起物权变动的原因，我们把这种物权变动模式称为是“绝对物权行为”变动模式。由于这个物权变动模式是由债权行为、绝对物权行为和国家确认行为三个阶段完成的，因此必然要涉及到这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下面我们继续探讨债权行为、绝对物权行为和国家确认行为之间的有因性和无因性。 （一） 债权行为与绝对物权行为之间的有因性和无因性 所谓债权行为与绝对物权行为之间的有因性，是指债权行为的效力直接影响绝对物权行为的效力，如果债权行为无效，则必然导致绝对物权行为无效。所谓债权行为与绝对物权行为之间的无因性，是指绝对物权行为的效力对债权行为的效力不生影响，绝对物权行为无效，债权行为并不必然无效，债权行为的效力由其本身来确定。 1、有因性 绝对物权行为中的意思表示是通过两种合意共同构成的。一种是根据买卖合同产生的所有权人A和不特定人B1之间关于所有权转移的物权合意，另一种是通过公告异议程序推定出来的所有权人A和不特定人B2、B3、B4……Bn之间关于所有权转移的物权合意，只有这两个合意的结合才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物权变动合意，绝对物权行为才可以成立。由此可见，债权行为中关于物权变动的合意实际上是绝对物权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债权行为如果无效或不成立，这就表明物权的排它性效力无法产生，那么绝对物权行为必然无法成立或生效。 2、无因性 不动产买卖合同订立后，在公告期间如果有真正权利人提出了异议，这表明绝对物权行为不能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对买卖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这是一个关于出卖人无权处分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于买卖合同（债权行为）和绝对物权行为之间是否具有无因性的问题。对此比较有代表性的立法例有三种：无效说、有效说和效力待定说。 根据无效说，只要出卖的是他人之物，该买卖合同就为无效；而根据效力待定说，如果权利人事后对买卖合同予以追认或者出卖人取得了标的物的处分权，那么买卖合同就有效，反之，如果权利人不追认并且出卖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买卖合同就无效。无论是无效说还是效力待定说，其立法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真正权利人之利益。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立法者的这种制度设计究竟在多大的范围内具有保护真正权利人之功能？事实上，真正权利人的利益是否可以得到维 护，关键问题并非取决于该买卖合同之效力，而是取决于买受人是否可以根据公示公信原则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尽管出卖人对他人之物进行了无权处分，如果买受人可以根据公示公信原则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真正权利人势必会丧失所有权，即使我们认定该买卖合同无效也无法使真正权利人的所有权得以恢复；相反，如果买受人不能根据公示公信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那么真正权利人就仍为买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其自然可以基于所有权而获得保护，即使我们认定该买卖合同有效也并不会当然导致真正权利人丧失其所有权。据此我们可以知道，真正权利人是否可以得到保护实际上和买卖合同的效力并无关系。如果试图通过规制买卖合同的效力来达到保护真正权利人之目的，这无异于隔靴搔痒。与之相反，买卖合同是否有效对买受人却至关重要。假设在合同订立后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第一，买卖合同履行后，买受人发现不动产的质量不符合合同之约定，遂根据买卖合同向出卖人要求减价或支付约定的违约金，出卖人表示同意；第二，在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担心履行买卖合同会受到真正权利人的追诉，经犹豫再三，决定不予履行，但出卖人同意依约支付违约金；第三，在合同履行前，买受人得知出卖人因真正权利人提出异议而不能办理登记转让手续，于是主动要求以出卖人拥有所有权的的另一宗不动产代替履行，出卖人欣然答应。我们不难发现，如果认定该买卖合同有效，上述问题均可以迎刃而解，相反，如果认定买卖合同无效，这些问题就会陷入“没有合同依据”的境地。显然，如果按有效合同处理，则善意买受人就会享有较大的灵活性，买方既可以要求替代履行，也可以决定给予卖方宽限期以促使出卖人力争继续履行，当然买方也可以解除合同并追究卖方的违约责任。在追究违约责任时，由于违约赔偿之范围以及赔偿金额之计算方法也有明确的合同依据。反之，如果按无效合同或效力待定合同来进行处理，反而使善良之买方丧失根据自己的利益作出灵活选择之机会，所受之损害也无法获得有效补救，其向卖方索赔也就丧失明晰的合同基础而代之以赔偿范围模糊不清的缔约过失责任。由此可见，将买卖合同视为完全无效或效力待定，并不一定能切合善意买受人之利益，而按照有效合同处理显然更为合理。 总而言之，出卖人无权处分他人之物就是典型的债权行为有效成立而绝对物权行为不成立的情形。债权行为之效力，其成立与生效依据合同法来确定，不受绝对物权行为之影响。纵使因真正权利人提出异议而使绝对物权行为不能成立，该债权行为仍为有效，不能因绝对物权行为不成立而认定债权行为无效。一句话，债权行为和绝对物权行为之间具有无因性。 （二）民事法律行为与国家确认行为之间的有因性和无因性 本部分将讨论民事法律行为（债权行为和绝对物权行为）和国家确认行为之间的有因性和无因性问题。所谓民事法律行为（债权行为和绝对物权行为）和国家确认行为之间的有因性，是指债权行为、绝对物权行为的有效是国家确认行为的前提，如果债权行为和/或绝对物权行为无效，则国家确认行为将丧失确认的依据和基础。所谓民事法律行为（债权行为和绝对物权行为）和国家确认行为之间的无因性，是指国家在作出确认行为以后，即使事后发现债权行为、绝对物权行为中因存在瑕疵而被认定为无效，但国家确认行为的效力并不因此而受影响。 1，有因性 国家登记机关在作出登记与否之际，其决断的依据是什么？显然，债权行为和绝对物权行为的合法性是决定是否予以登记确认的关键因素，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在对物权变动进行登记确认之前，必须对债权行为和绝对物权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只有债权行为和绝对物权行为均合法成立的前提下，登记机关才可以予以登记确认，这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和国家确认行为之间的有因性。 2、无因性 在国家确认并办理登记后，如果发现债权行为或绝对物权行为中有瑕疵，那么国家确认行为的效力是否会因此而受影响？这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债权行为、绝对法律行为）与国家确认行为之间的无因性问题。笔者认为，物权变动经过国家确认并予以登记后，无论是债权行为还是绝对物权行为中存在瑕疵，如果不动产已经转移给善意受让人，任何人不得主张登记无效，登记的效力不受债权行为和绝对物权行为的影响，这就是民事法律行为与国家确认行为之间的无因性。这种制度设计的目的何在？保护善意受让人和交易秩序！那么无因性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那就是行政确认行为的确定力和证明力！[15] （三）无因性的有效射程 法律制度设计的目的就在于尽可能满足彼此冲突的 利益，同时将牺牲和摩擦降低到最小的限度。物权变动中的无因性并不意味着这些法律行为之间没有关系，而是立法者为了保护一个更大的价值目标而在制度设计中人为地予以分离。当这种无因性超出了合理的范围，立法者就应当对无因性的有效射程予以限定。在下列两种情形下，就应当限制无因性的适用。 1. 直接交易当事人 在不动产买卖办理完依转登记后，但在买方转移给下一个交易的善意第三人之前，如果发现债权行为中存在瑕疵（例如买方对卖方实施了欺诈），登记的效力如何确定？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绝对没有让买受人取得所有权之道理。如果受让人在办理登记后尚未将不动产转让给第三人，则出让人有权主张债权行为无效并继续享有物权，进而提出物权请求权。为救济债权合同的出卖人，法律应当授予出卖人阻止买受人将物权转让给善意第三人，尽量避免出卖人和善意第三人权利冲突的情形，有效的措施就是物权的异议登记，此时物权变动在债权合同直接当事人之间不具有无因性。 2. 恶意受让人 假如甲有一宗房地产，被登记机关错误登记为乙所有，登记人员丙发现了登记错误，遂以较低价格与乙恶意达成买卖协议并尽快办理了登记手续。此后甲发现了登记错误并向丙主张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有两个问题必须解决，第一，丙能否主张登记有效并进而拒绝甲的追夺；第二，如果丙将所有权返还给甲，丙能否主张买卖合同有效并追究甲的违约责任。在物权变动中，立法者确立公示公信原则，以牺牲真正权利人的利益为代价而偏重保护善意买受人之利益。其之所以将保护的天平倾向于善意的买受人，目的在于维护交易秩序之安全，杜绝善意买受人在市场交易中的顾虑心理，借以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功能。但这种立法选择并不意味着各方的利益均得到均衡的保护。实际上，对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只是在立法者彼此相互冲突的利益无法得到全部满足时所做出的相对合理的理性选择，它绝对不是一个双赢的方案，至多只是一个忍痛割爱的结果。它本身就蕴涵着对善意第三人的厚爱和对真正权利人的不公。在这种情形下，假如出卖人无权处分，而买受人对此又明确地知道，但双方仍恶意串通办理转让。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所应保护的无疑应该是真正的权利人，而不应当是恶意买受人。不仅双方的买卖合同无效，即使已经办理了登记，也不能发生物权变动之效力，只要买受人尚未将不动产处分给善意第三人，真正权利人都可以追夺。 六、绝对物权行为是否适用于动产？ 与不动产比较而言，动产种类繁多，价值大小不一，而且因其具有“能动”之特点，异地甚至跨国交易均十分频繁，因此对于动产的物权变动，如果以登记为其公示方式，不仅成本巨大，而且难以凑效，因此这就决定了动产不可能以登记作为公示方式，只能以移转占有（交付）为其公示方法，使交易的对方当事人凭借占有之外观判断其物权之归属。占有是透明的、无色的。之所以说占有是透明的，是因为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动产是实际管领这一客观状态判断动产的占有人；之所以说占有是无色的，那是因为任何人仅仅根据动产的占有状态根本就无法判断该动产上的权利状态和权利归属。如果张三手里推着一辆自行车，仅仅根据这个占有的外观，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这辆自行车的所有权归属，这辆自行车可能归张三本人所有，可能是张三非法偷窃得来的，有可能是张三借用他人的，也有可能是张三通过租赁合同租来的。基于动产本身的特点，如果我们购买一个纽扣、钢笔也要通过公告、异议来排除权利瑕疵，那么这种交易将几乎没有任何效率可言。为了维护动产交易的安全快捷，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必须对占有这种“无色”状态进行“染色”，所谓的“染色”就是将占有人推定为权利人。正如《法国民法典》第2230条所规定：“在任何情况下，均推定占有人系以所有权人之身份进行自主占有，但是能够证明占有人开始占有就是为他人占有者除外。” 《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的规定更为精辟：“对于动产，占有具有与权利证书相等的效力。”既然动产的占有具有与权利证书相等的效力，占有状态又推定为所有权人自主占有，那么绝对物权行为理论中的公告、异议、沉默、确认等制度设计原则上不适用于动产领域，这主要是因为占有保护制度已经通过推定方式解决了动产交易中的权利瑕疵这一症结。不过绝对物权行为理论也并非没有任何适用之余地。如果出卖人在尚未取得和平占有的情况下进行交付，按照绝对物权行为理论，这就应当解释为有不特定人对出卖人的所有权提出异议，买受人就不能主张自己的所有权应受法律保护。 七、结语：“绝对物权行为”模式是我国物权立法的 理性选择 中国物权立法中是否应采用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不仅关系整个物权立法的理论基础和基本框架，而且涉及当事人之切身利益，对法律行为理论、物权变动模式和法学思考方法均有重大影响，可谓是物权法的核心和焦点问题。分析表明，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中包含了科学的成分，其关于绝对权和相对权的区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提出的“物权行为”这一概念则是逻辑错误的产物，由此导致了物权行为理论的倾斜。正是因为萨维尼的物权行为理论中科学和错误的成分并存，才导致了长期争鸣而终无定论的尴尬局面。绝对法律行为理论吸收了萨维尼物权行为理论中的科学成分，同时克服了其理论中的错误因素，其不仅在逻辑上可以成立，而且根据这个理论构建的制度具有积极的应用价值。根据绝对物权行为设计的物权变动模式，可以充分体现交易过程的自由、公正和安全价值。具体而言，交易当事人利益之保护主要是通过债权行为来实现的，目的在于维护交易的自由；真正权利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之保护主要通过绝对物权行为来完成，目的在于维护交易之公正；善意第三人利益之保护主要是通过国家确认行为来完成的，目的在于保护交易的安全。“绝对物权行为”模式是一种科学的物权变动模式，尤其在不动产的物权变动中，这种模式的积极作用至为明显。对于土地总登记、土地所有权第一次登记、建物所有权第一次登记、时效取得登记等，如果给予不特定人意思表示的空间，允许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这种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而其对对维护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又大有裨益，因此在不动产交易中这种物权变动模式就十分必要和可行，我国不仅应当在民法中确立绝对物权行为的地位，而且应当在物权立法中采用“绝对物权行为”这种物权变动模式。 （原载于《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 本文是于海涌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02CFX010）的结项成果的核心内容。 注释： [①] 参见[德国]K-茨威格特与H-克茨《比较法总论》第15章《抽象物权契约理论——德意志法系的特征》，孙宪忠译：《外国法译评》，1995年第2期。 [②]王泽鉴：《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检讨》，载于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291页。 [③]费里德利希-克瓦克：《德国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合意与登记》，转引自孙宪忠：《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02页。 [④] 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31页。 [⑤] 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页。 [⑥] 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⑦] 胡长青：《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以下。 [⑧] 梅仲协：《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⑨] 田士永著：《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 [⑩]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如果当事人已经达成合意，往往就意味着法律行为的成立，在双方法律行为中尤其突出。但是达成合意并不当然表明法律行为必然成立。对于一个存在三方当事人的合同而言，如果其中的两方经过协商达成合意，此时毫无疑问已经存在了一个合意，但法律行为并没有成立。 参见台湾《土地登记规则》第53条和《土地法》第55条。 [12] 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合同、遗嘱和婚姻行为的一般规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7页以下。 [13] 姜明安著：《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杨海坤主编：《中国行政法基础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83页以下；程华、徐明江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159页以下。 [14]从买卖合同的角度观察，登记则表明出卖人向买受人履行了买卖合同中转移所有权义务。 [15] 真正权利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在公告期间内没有提出异议，如果在登记完成以后主张其权利并申请办理更正登记，在这种绝对物权行为存在瑕疵的情形下，我们必须对真正权利人和买受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进行衡量。考虑到买卖合同的受让人为善意，而且法律 制度设计也通过公告异议程序已经给予真正权利人以救济的机会，基于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应当维持登记之效力，如果一味保护真正权利人的利益，那么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将永远处于动摇不定之中。相对与真正权利人而言，买卖合同的受让人实际上也是善意受让人。物权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应当具有无因性，不能因绝对物权行为中存在瑕疵而否定登记的效力。

批判理论论文篇7

【关键词】拜物教；三个组成部分

一、拜物教内涵

关于拜物教的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而在狭义的拜物教中，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在不同阶段其含义的侧重点也有不同。

广义上的拜物教，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对物的崇拜，主要凸显的是在蒙昧状态之下，人们的雏形。狭义上的拜物教，绝大多数学者采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把这叫作拜物教。”狭义上的拜物教，从商品交换开始萌芽，在以大量商品堆积的资本主义社会得到蓬勃发展。当然，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也提供了拜物教发展的土壤，也是我们研究拜物教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政治经济学角度剖析

“商品拜物教的物……不仅包含了一般与个别、具体与抽象的辩证方法，而且通过商品交换的抽象形式，生发出了辩证法的独特意蕴，即形式相对于内容的独特关系和地位。马克思正是通过揭示这种抽象的交换形式，得以透视资本运作的秘密，进而发现剩余价值规律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成了可感觉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商品交换背后隐藏的是劳动者之间劳动的交换，实质上是一种人与人或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商品的“可感觉性”在于它的使用价值，它是由具体劳动创造，是财富的象征，是拜物教的基础与物质条件。商品的超感觉性在于其价值，由抽象劳动所创造，是迷惑交换本质的主要原因，让人们看不到商品交换背后劳动的交换。商品的这两种属性都促使了拜物教的滋生。抽象劳动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这一枢纽打开了剩余价值，也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局。

如同绝大多数学者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以及商品交换的角度分析拜物教的成因一般，他们也把这种假象归结为马克思说描述的“异化”现象，这里不再一一赘述这些学者的姓名。马克思揭示拜物教首先是一种异化现象，即对象由主体创造产生，而后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不可回归的状态。假如我们研发了一种智能机器人，它们走路、说话甚至思考，进一步脱离了人类，并意图统治整个地球，这就是机器人的异化。异化强调客体对主体的不可回归性。同样，作为商品的物，都是由人类创造，是人手赋予了它们价值，而现在，它们成为人类所追求的东西，仿佛这种价值是商品与生俱来的，成为了一种独立个体。

问题在于，我们既然知道拜物教是一种异化的假象，为什么还对它趋之若鹜？我们既然知道了商品交换形式背后的本质，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仍然盛行拜物教？但是，“在今天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的拜物教化不是消失了，而是愈演愈烈。”这就涉及到了物象化，人不能直接表现自己，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也不能直接表现，只能依托一定的中介来完成。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表现为大量的商品堆积，人与人的关系只能靠商品、货币或资本来体现。这就滋生了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仅仅用异化理论也不能正确把握拜物教盛行的深层次原因。能把拜物教的原因归于物象化的学者占少数，其中以韩立新为代表。笔者也赞同韩立新的观点，该理论也是拜物教批判理论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三、从哲学角度剖析

相对与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解析拜物教的时间久远，对马克思的拜物教哲学批判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主要集中于近几年。这些文献主要集中于从唯物主义中的“物”与拜物教中的“物”的区别以及从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出发，指出拜物教的批判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学中，而且对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彻底颠覆了旧唯物主义，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从哲学领域解放出来。在这个角度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主要是李惠斌。

“物神秘化”，是一切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正如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时所言：“从前的一切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也就是说，旧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仅仅能够被我们直观地反映的，我们不能参与其中，而是处于任何客体之外，是一个旁观者。这就不可避免地把“物神秘化”。马克思通过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把实践引入了新唯物主义，强调人是现实的、有血有肉的人，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和改变世界的，而非消极地去反映世界，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这就切断了拜物教的哲学可能性，揭开了物的神秘面纱：物是可以为人所认识和改造的，物是人创造的，它们没有任何神秘和不可认识之处。并且，在马克思分析作为商品的物与物的交换中，实际上提出了商品的价值等于劳动这一哲学假设，这就进一步远离了拜物教的陷阱，也更加科学化。

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把物神秘化，是否强调实践的重要作用，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哲学，还是一种消极被动直观的哲学。这如所说，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必须亲自尝一尝。从这个意义上讲，拜物教批判理论颠覆了一切旧唯物主义，揭开了物的神秘性，使之变为积极主动的哲学体系，也奠定了拜物教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马克思的论断，指出了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是给人们提供顺应世界、服从现状还是改变世界、改革现实的理论，二者的差别是消极、保守还是能动、革命的差别而不是知与行、是否知道运用理论于实践的差别。马克思提供了关于人的彻底解放、自由全面发展的真正科学的理论，这是马克思全部哲学的实质。”

从该角度出发，李惠斌提出了从物质决定意识这一世界观并不能得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法论，原因在于我们受苏联教科书影响深重，二者之间根本无关联，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世界观指导应该是实践以及发挥主观能动性。笔者非常赞同这种说法，且物质与意识何者第一性的争论之是服务于世界的起源以及二者谁产生了谁，物质与意识的第一性，只在世界的“大本大原”的背景上有效，第一性不代表第一重要。

四、关于从科学社会主义剖析拜物教的综述

广义上的拜物教，从商品交换就开始潜滋暗长，拜物教同商品生产密不可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作为财富的象征无限堆积，拜物教在资本主义追求财富和金钱的土地上疯狂生长。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追求利益与金钱的社会，商品作为财富，且商品的价值只有靠交换才能实现，那么这种迷惑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即成为一种永恒的主题，自然备受追捧，三大拜物教合乎情理地大肆扩张。

“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作为资本拥有者的资本家，他不关心生产什么，只关心利润的牵引。这就决定了第1部类和第2部类的生产冲突，生产与消费不平衡，产品相对过剩，引发或刺激经济危机。资本家竭尽所能投资以获取剩余价值，最终却沦为了金钱的奴隶。只有他们的掘墓人资本主义，资本家才能摆脱作为金钱的奴隶的命运，拜物教也才能真正消亡。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孔明安.论商品拜物教中的辩证法意蕴[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2）.

[3]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夏莹.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双重内涵及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演化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2）.

[5] 李惠斌.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对旧唯物论的颠覆及其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2）.

[6] 张广照.“改变世界”哲学与“解释世界”哲学的根本对立――马克思“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论断新解[J].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1（4）.

批判理论论文篇8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大众文化； 后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4－0089－005

佩里·安德森在《文化转向》中这样评价詹明信：詹明信的著作，犹如夜晚天空中升起的镁光照明弹，照亮了后现代被遮蔽的风景。詹明信被认为是二战以来美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一方面他接受了鲍德里亚、利奥塔、哈贝马斯等后现代学者的理论观点，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阐释后现代主义。他认为从文化层面看，后现代社会是大众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大众文化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资本向文化领域的全面渗透，是对以往以现代主义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颠覆。在《单一的现代性·前言》中詹明信指出：后现代性是在一种倾向于更完善的现代化的境遇中获得的东西，可以概括为农业的工业化和无意识的商业化，而后者即大众文化。一般认为詹明信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对后现代主义的首次比较详尽的分析体现在《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一文中，而他的全面思考则体现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实质上，对大众文化的批评是贯穿他思想的主符码。

一、基于文化分期的后现代主义

詹明信将文学按照时代和精神特质划分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类。他所关注的三种文学类型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某一阶段的文学问题，也是某一阶段的文化风格，代表某一阶段的文化逻辑，是某一阶段广义文化的核心。

从来源上看，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主要是继承了恩内斯特·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关于资本主义发展三阶段的观点。他也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市场资本主义，也就是古典时期，马克思《资本论》中描写的情况基本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二是列宁提出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也就是帝国主义时期；三是“二战”后出现的多国化的资本主义，当然关于这个阶段有各种不同的称呼：晚期资本主义、后工业化资本主义、消费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等。三个阶段中每一个阶段都是对前一个阶段的辩证发展。对应于三阶段的文化逻辑分别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詹明信指出，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这个新动向息息相关。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的扩张和渗透是无形的。西方有些学者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第三个阶段，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型，是以科学技术和信息为基础的，旧有意义上的阶级已经不存在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消失了，因此，马克思主义也不适用了，新的多国化的资本主义不再是经典的资本主义。对此，詹明信予以驳斥，认为马克思所指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在全球的劳动力都转化为商品时才会出现，而晚期资本主义恰是这种情况，所以，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是比以前任何一个阶段都更加纯粹的资本主义形式。

正如《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文的标题所显示，他的后现代主义也是基于对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的思考提出来的。詹明信认为谈后现代主义首先要同意一个假设，即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之间，我们的文化发生了剧变，使我们和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是建立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的特意反动。詹明信以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一书为例，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辩证地联系起来，他认为现实主义是“规范解体”的时代，也就是摧毁一切神圣的残余，把世界从错误和迷信中拯救出来；现代主义是“规范重建”的时代，规范解体后人们已无法返回到过去的整体社会体制中，却越来越无法忍受生活在一个不断向外延伸的灰色世界里，于是开始寻求新的、补偿的途径，力图恢复那具有鲜明个人性质和主观色彩的领地；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要求回归到原始时代的理想，因为规范束缚着人，有些人立意要消灭所有的规范，再次恢复一切规范和科学产生之前的原始时代。詹明信说：“德勒兹和瓜塔里把这些人称作患精神分裂的人、‘欲望的真正英雄’、反叛一切社会形态的极端分子、否定一切的人。他们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尼采式的超人。你们会感到，这正是本世纪60 年代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我倾向于认为，《反俄狄浦斯》在某种程度上最确切的，最全面地表述了那个时代己经消逝的时期。但是，我不想在这里继续探讨这一观点，只是想扼要地说明这种新的神话在我的分期理论中所起的作用。” ［1］282三个阶段的划分对于詹明信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要强调说明，这个极端的抽象的模式对我来说很有价值，它包含着相当具体的文学内容和文化内容。”［1］287

不可否认，三种不同的文化逻辑确实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标志着社会性质的一定改变，但是这只是局部的，而不是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变，也就是说不是社会的质变。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也只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是主导文化形式，而不是唯一的文化形式。除了主导文化，后现代社会亦呈现出多样的文化景观，詹明信并没有认为今天所有的文化生产都可以用“后现代”来概括，但是只有透过“主导文化”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个时期的总体文化特质，把非主导的、从属的文化面貌聚合起来，在一个兼容并收的架构内讨论问题。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詹明信立足于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分析，从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角度准确地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即后现代主义是分化分期思考的结果。在他那里，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特定的文化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形式的大众文化的特点，“后现代主义是当代多民族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和活力偏离中心在文化上的一个投影” ［1］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