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生态建设范文

科技创新生态建设篇1

关键词：农业生态文明；科技创新；作用；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3）16-13-02

农业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五位一体”建设中更加突出的地位，体现了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而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又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农业作为一个对自然环境依赖性最强的产业，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极大地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而建设农业生态文明需要加速农业科技创新。

1 科技创新促进了农业生态文明的发展

1.1 促进了农业生态功能的发挥 农业与其他产业不同，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农业生态功能。众所周知，农业的发展需要良好自然环境，如何改善和处理好农业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实现农业与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方面。因此，发挥农业生态功能必须依赖于科技创新，如农业投入品（肥料、农药、农膜）的研发创新、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新品种培育与应用等。科技创新就是为了发挥农业生态功能，体现农业环境和谐发展。不断探索有效的科技创新模式，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动农业生态文明建设，使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1.2 建设农业生态文明，创新发展农业经济新模式 近年来，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把农业循环经济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一种新模式，即“农业资源―农产品―再生利用”的反馈式的生产流程，简单地说就是一种农业生态经济，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实现农业资源节约，实现生态环境友好，建设生态文明的最佳选择。同时，也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及农业生产安全的重要措施和建设农业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在政府的有力推动下，倡导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如农业节水灌溉技术、节地技术、清洁生产技术、废弃物处理再生利用，逐步形成完备的技术应用体系，依靠农业科技进步，有力地促进农业生态文明的建设发展。

1.3 科技创新成为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 随着农业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农业生态化技术也逐步得到推广，就农业种植业方面有转基因工程技术、集成配套栽培技术、无公害标准化栽培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及农产品深加工与保鲜技术，都是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同时新材料节水设备（滴灌、喷灌）、农田园艺化及网络信息化均将成为农业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

2 科技创新取得的成效

近年来，当涂县黄池镇始终把农业科技创新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抓手，使农业科技成果迅速得到转化和应用，重点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建立农业科技创新机制；二是加快农业适用技术推广；三是实施农业科技教育培训。全面实施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及新模式“四新”技术工程，开展县、乡、村农技人员业务培训，强化农民教育培训，实施科技示范户、家庭农场及专业大户带头人等培训工程，为现代农业发展培育了一批高素质技术指导员及新型职业农民。一批具有推广价值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在农业生产上得到大面积推广应用。自2007年以来，推广优质高产高效超级稻品种达10多个，累计面积达1.67万hm2，平均增产870kg/hm2，新增产值1 625万元；推广“双低”优质油菜新品种达8个，累计推广面积1.47万hm2，平均增产210kg/hm2，新增产值1 267万元，实现了“双百”指标（粮食667m2增产50kg、667m2增收100元）。推广京华菜薹累计面积0.1万hm2，产值4.5万元/hm2；累计推广紫苏面积0.12万hm2，产值6.8万元/hm2；推广特色水产品养殖面积达0.67万hm2，产值6.75万元/hm2。在水产生态养殖上，推广“蟹塘鳢虾”混养模式，效益是常规养殖的3倍。同时，生态环境得到修复和改善，农业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测土配方施肥大面积推广，水稻示范片配方肥应用达100%；水稻机插育秧、水稻旱育稀植、水稻旱育抛秧、水稻免耕直播等累计推广面积3万hm2次；大面积推广油菜撒（直）播与机械收割综合配套应用技术，不仅转变了农业生产方式，而且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

3 当前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的问题

在推进农业科技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产生的负面影响。一些地方偏面追求增加农业产量，大量使用农业投入品，尤其是过量施用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不仅污染了水源，而且破坏了地力；又如地膜覆盖，长期使用固化土壤，不易分解；更有甚者，为了让动植物生长快，违规使用饲料添加剂与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水产养殖上，向养殖池塘大量投喂冰鱼、玉米、小麦等饲料，遇高温发酵腐烂，造成水体污染，如此等等，不仅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同时给农产品质量安全带来巨大隐患。与此同时，当涂县大公圩地区一批畜禽养殖小区发展迅猛，养殖粪污无治理措施或治理不到位不达标排放，造成污水横流，环境污染，从而影响水产品生态养殖，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十分突出。所有这些问题，必须通过科技创新，运用生态科技切实加以解决，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4 加快科技创新，促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与措施

建设农业生态文明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创新与支撑，根据当涂县黄池镇现代农业及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在今后的生态治理和生态保护方面，围绕农业科技创新要有新的举措和新的突破。

4.1 抓好农田水利设施建设 继续争取上级重视和项目支持，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完成“三星圩”地区沟塘清淤45km，新建机耕路80km，改造中低产田120hm2，力争“十二五”末耕地地力上一个新台阶，进一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优势农产品产量和品质，促进农民增收。

4.2 进一步搞好农村沼气综合利用 推广“猪―沼―菜”生态农业模式和“两菜一稻”种植模式，发挥劳动、尚兴、长福、杨桥、三里、福光等6村500口户用沼气池的作用，将猪粪便作为沼气发酵源料，通过无害化处理，沼渣、沼液作为蔬菜有机肥料，使无公害蔬菜种植面积扩大到800hm2，使生态农业面积进一步扩大。

4.3 推广农作物秸秆还田，解决秸秆焚烧污染问题 随着农业科技创新，农业装备水平的迅速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大幅度提升，农作物机收面积日益扩大，“十二五”期间农作物秸秆还田力争达到100%，从根本上杜绝农作物秸秆焚烧现象。

4.4 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创建标准化示范基地 抓好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和重要环节。要重点抓好农业部万亩优质粮油高产创建基地、万亩无公害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测土配方施肥示范基地、水产品生态标准化养殖基地、生猪标准化养殖基地、水稻示范区专业化统防统治基地及苗木花卉等基地建设。着力推广集成配套栽培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生物有机肥技术、微生物肥料技术），制定相关的生产技术规程，进一步推动节约型技术的应用和推广，通过科技创新，保护农业生态环境，从根本上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4.5 发展多元化农业 农业具有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功能，农业的内涵包括生态农业、特色农业、休闲农业、设施农业、绿色农业等新型产业的大农业范畴。黄池镇地理位置优越，青山河大桥、黄池大桥的相继建成贯通，芜申运河穿境而过，为现代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抓住土地整治项目，吸引工商资本，发展规模高效的设施农业，集种植、养殖、园林、休闲、餐饮服务一体化，促进多元化农业的发展。

4.6 继续实施森林增长工程项目 绿化造林是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农业生态的必要手段和首要任务，倡导全民义务植树，推进森林进镇、森林入村工程，突出河滩增绿、道路植树、村庄绿化等重点造林工程，力争到2016年全镇新增造林面积突破666.67hm2，森林覆盖率达到30%以上，着力发展特色经济林，实现林业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步增加。

4.7 建立健全农业生态文明的保护机制 除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外，应建立健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及监测、监督机制，确保我镇农业生产和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良性循环。

5 结语

农业生态文明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美好乡村的具体实践，我们必须树立全新的理念，强化措施，增加投入，加速科技创新步伐，依靠科技进步，转化科技成果，以适应农业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推动全镇农业转型发展、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凡.农业的生态功能及其农业现代化路径之关系[J].农村经济，2005（3）：96-99.

[2]黄德林，余韵.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促进生态文明建设[J].理论月刊，2008（6）：164-167.

科技创新生态建设篇2

关键词：乡村振兴；生态农业；科技创新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首要的是“产业兴旺”，这不仅因为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产业化是需要强化的重中之重，也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近年来，丽水把践行“两山”重要思想作为第一担当，在绿色发展实现机制、实现路径、典型案例挖掘等方面走在前列，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但要打造践行“两山”理论的全国标杆和“诗画浙江”鲜活样本，丽水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重要课题。要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走“生态农业之路”，而生态农业能否持续发展关键还要靠科技创新。为此，本文结合多年来从事农业科技工作的实践，提出丽水农业科技创新策略和方向，以期对丽水生态农业发展有所帮助。

一、丽水农业的自然优势

丽水位于浙江西南部，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常年平均气温16.9～18.5℃。年日照时数1700～1900小时，无霜期260天左右。大气环境质量PM2.5浓度平均为33微克/立方米，日空气质量（AQI）优良天数比90%以上，是全国空气质量十佳城市中唯一非沿海低海拔城市，称之“浙江绿谷”。丽水是浙江省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全市年平均降水1733毫米，水资源总量多年平均185亿立方米。丽水境内流域面积13082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72.8%。水体质量良好，95%的地面水符合国家Ⅰ、Ⅱ类水质标准。工业废水、废气和废物各类污染较轻，发展生态农业孕育着巨大的开发潜力，具有后发优势。全市土地面积占浙江省的1/6，境内森林覆盖率达到80%。动植物资源丰富，野生珍稀比例大。由于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西南部高东北部低，地势高低显著，气候垂直差异明显，形成丰富多样的独特的小气候类型。

二、丽水农业科技创新现状

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推行农业生产标准化。全市共制定农业地方标准124项，其中省级以上标准10项，市级农业标准12项、县级农业标准102项。同时，各类农产品生产经营组织共制定备案企业标准近300项。专利申请从1985年的15件发展到2019年全年专利申请量1万多件，每年有近30篇农业科技，全市已建成与农业科研开发相关的省级重点实验室7个、中试基地3个，使一批重点农业科研开发项目取得了突破。“十二五”以来全市安排国家和省级星火计划项目186项，全市9县市区全部参加国家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试点，大部分项目已取得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2018年丽水生态产品全产业链创新服务综合体和莲都区农业科技园区成功获批省级农业科技园区，为生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又搭建了省级平台，主要经济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80％以上，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持。围绕农业及生物技术领域建有9家省级企业研究院，3个省重大科技创新平台，31个市级院士工作站，7个省级院士工作站，聘请了12位院士。建有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1个，省级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5个，省级创新服务平台5家，市级创新服务平台8家。建有国家级星创天地项目“丽水山耕”梦工厂农业科技创客平台、“丽水山耕”生态精品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农业信息化及农产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等功能平台。

三、丽水农业科技创新存在问题

丽水农业科技创新还存在不足：一是产业层次低，产业链条短，缺少上规模、上档次、辐射带动力强的农业主体，科技成果储备严重不足。同时，农业科研与市场需求结合不够紧密，造成产研学用脱节，科技转化能力不足。二是缺少大型科技示范平台。要推动农业技术升级，增强竞争能力，就需要一个有试验示范作用的载体。三是农业科技水平低，实用人才短缺，在引进农业高新技术、自主开发农业新技术、农业开发科技等方面投入能力不足，制约了对高新农业技术的水平创新。另外，农村实用型人才“青黄不接”，高水平的具有创新能力的农业科技人才数量不足。

四、丽水生态农业科技创新对策

生态农业科技创新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很多技术领域。丽水生态农业科技创新必须先选择若干关键技术作为突破口，这不仅关系到丽水生态农业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展，也关系到丽水生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一）丽水生态农业技术创新路线1.开展新品种选育及配套技术研究。围绕丽水传统名特优的农产品，重点开展种质资源挖掘利用与优异育种材料创制、新品种选育及商业化育种模式、农业新品种选育资源数字化监管系统研究，努力选育一批高产、优质、多抗、低耗和广适性、专用性的新品种。开展高效模式栽培技术研究，以及种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新技术，经济作物提质增效技术，森林资源高效培育与精准提升技术，动植物种养殖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农林产品质量安全控制、品质维持、污染防控、追踪溯源、安全检测技术等配套技术研究。2.开展智慧农业技术装备研究。围绕高效、安全、集约的智慧农业，推动农业生产方式源头供给结构性调整。支持数字农业软硬件技术研发，农业专用传感与识别技术、农业智能化农业信息处理等重大共性关键技术与装备研究。支持设施种养殖、林特业中农业新材料、智能装备与配套机具研制，工厂化农业立体栽培技术和适用于丽水山地耕作模式的小型智能化的装备研究。3.加强现代食品制造技术研发。围绕农产品全质化加工利用和高端食品制造业发展的需求，支持食品生物工程技术，现代食品绿色加工与低碳制造技术，食品冷链物流过程中品质劣变控制、工艺与核心技术装备，功能性益生菌菌种筛选、利用和开发研究，营养强化等健康食品创制关键技术，新型健康食品的功能设计、生物产品精准制造技术研发。4.培育农业高新企业和示范基地。探索成立科技特派员建设具有显著示范带动作用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持续推进农业科技研发中心建设，打造一批研发机构完备、研发实力强、核心竞争力强的农业创新领军企业，创建重点农业企业研究院。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激发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活力。5.培育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中介。布局建设星创天地，打造集“科技示范、技术集成、创业孵化、平台服务”为一体的创业孵化载体，面向大学生、家庭农场主及专业合作社等主体创新创业，提供一站式科技创新创业服务。建设一批专业化、精细化和特色化的农业科技中介服务组织，培育集聚一批服务领域覆盖农业技术创新、知识产权、技术评估、农业监测、研发设计、专业培训、新品种评价的科技中介服务机构，构建一站式创新服务链。6.提升特色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围绕丽水地方特色农业，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与历史文化优势，进行品牌设计、包装，提高地方名优农产品的附加值，推动实现丽水特色农业所蕴含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

（二）生态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1.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整合全市技术创新资源，围绕新品种选育、农业种养技术、农产品精深加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资源无害化利用、农产品安全等重点领域，着力对丽水传统特色食品产业化技术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食品、特色动物资源食品、营养健康食品、非标生产线装备开发、基于“物联网+”的贮运手册等的研究，满足生态产品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大力开展农业科技园区、星创天地、省级农业科技企业和农业企业科技研发中心申报组织和认定工作，积极引导和支持农业科技创新载体培育。2.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引进创意策划、文创设计、认证咨询、产业辅导、检验检测、标准制定、技术转移和人员培训等领域的科技中介机构设立公共综合服务平台。充分挖掘丽水丰富的文化资源，运用到品牌培育，以及产品策划设计，推进“丽水山耕”等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增加生态产品的文化价值。3.品牌培育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区域公用——丽水山耕品牌建设，打造全域化、全品类、全产业链农产品大品牌。加大力度继续深化景宁惠明茶、庆元香菇、遂昌菊米、处州白莲等品牌培育，引导农民从追求产量效益转向追求量质并重，进军国际高端市场。4.成果转化体系建设。继续加强与丽水产业科技服务中心的大院名校和省内高校院所的科技合作，集聚产品研发、创意设计、转化交易相关的各类创新主体，强化产学研合作开展各类专项成果推介活动；依托大数据、云平台，积极推进丽水网上技术市场建设，引导转化生态产品培育成果，实现科技要素流动，为其研发能力提升提供服务保障，助力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的快速成长。5.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丽水生态产品信息服务系统建设，包含丽水生态产品大数据平台、电子商务平台、质量安全溯源平台、GS1统一编码系统和O2O电子商务等平台。实现种植、采收、加工、包装、储存、运输和销售全过程跟踪和追溯服务的一个数据标杆，确保产品“源头可溯、去向可追、问题可查、风险可控”信息化支撑。通过从环境、生产、销售各环节采集并上传数据留存，进行全产业链监管，确保农产品质量和安全，提高生态农业管理水平。6.人才培育体系建设。聚焦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重大科技需求，精准选派科技特派员，并鼓励科技特派员协办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同时，要充分发挥农科系统和科研院校人才和成果优势，加强对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带头人农业科技培训，并以推广项目引导他们在实施生产过程中学习新技术，培育一支新型的实用人才队伍。

五、结语

科技创新生态建设篇3

“生态文明正是基于系统内各要素有机作用、协同进化所取得的成果总和。它汇集了人们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优秀成果，以全面整合的方式展现了新型文明的特质、面貌与风采。生态文明是由生态系统生产成果的总和构成。任何社会都有与之相对应的生态文明。”[2]因此，我国“五位一体”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化的发展战略，是一种综合性、整体性现代文明，对生态文明地位和意义进行了深刻和精辟的阐释。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生态文明的内涵，突出了生态文明的重要地位，也系统地简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性，为建设美丽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科技创新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这是一项整体性工程，技术的发展即可以获取人类所需要的资源，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危机。科技创新需要以生态文明为导向，发挥科技创新在生态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2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关系的系统科学分析

文明本身是多元的，社会是多元文明的的复合体。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需要以生态文明为基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发展。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全球范围内的环境问题向人们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必须改变西方国家的老路，“五位一体”生态文明战略是我国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实践途径。从系统科学视角分析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系统科学的出现揭示了世界的全新图景，系统理论给我们提供了整体性的思维方式。现代科学的系统论是在20世纪40年代从生物学、通讯技术和控制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系统理论强调系统的整体性，随之发展起来的控制论和信息论研究系统的控制与反馈、信息的传递与转换；耗散结构论、协同学、混沌理论等系统自组织理论揭示系统的演化机制和规律。甚至人们把系统科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如：混沌理论、复杂性理论等看作是现代科学革命的先导。第一次技术革命和第二次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由此也影响到生态系统的变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科学技术的灵魂。科技创新也必然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体现。“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关系本身的变革，因为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3]

“现代科学技术在解决当前环境问题方面则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处理当前的复杂多变的环境问题，需要更多更好的新型技术。目前，国际国内广泛利用物理、化学、生物等多种科学技术进行固体、水、大气污染的治理。”[4]当今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各国都在争夺科技制高点。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还要依靠科技创新。随着经济全面化的深入发展，科技对促进人和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越来越表现它的不可替代性。“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的最高追求引导科技创新生态化的转型，以适应和推动自然、经济与社会复杂系统协同演进。人类社会整体化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进程，人类活动造成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在当代演化成为危及人类生存的现实因素。”[5]

“科技创新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解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指导下的科技观，更多包含了人与自然对抗的思想理念，自然在人类眼中是一个征服的对象，人们似乎忘了自身也是自然的一员，在不断的所谓的征服自然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大大地异化了。而在生态文明观指导下的科技创新则更多地蕴含了人、自然、社会和谐并进，共荣共生的思想，要求从自然中走出来的人类重新复归于自然，总之，以生态整体主义价值观为指导的科技创新是对工业文明的科技反思基础上的创新，更加注重环境友好技术的发展，注重环保与生态。”[6]系统的组织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它组织，系统需要通过外部的力量和因素组织自身，达到适应环境的目的；二是自组织，系统的发展演变都有其内因，内因就是自组织的因素、自组织机制，通过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系统达到有序运行。生态文明这一系统是两种组织形式的合成，既是自组织的结果，也有他组织的形式。科技创新是推动生态文明系统自组织的重要力量，必须充分发挥人们的创新能力，增强人们的创新意识，促进生态文明和科技创新之间的协调发展，使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建设共同进步。

“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经济社会向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转变。科技创新在相关产业上的应用所产生的前向、后向、旁侧的扩散和渗透效应，大大地促进了劳动分工，并改变劳动力就业结构，从而也使不同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出现差异。”[7]

3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动态过程。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各种自然资源是构成生态系统的重要内容，由此形成的生态系统要素的多样性特点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如果人类过度开发自然资源会导致生态系统的失衡。为了保护环境不去发展也可取，寻求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协调、有序发展对于建设创新性国家尤为重要。要实现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发展必须以科技创新的生态化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以自然资源为前提的，而自然界接受经济发展过程中向自然排放废弃物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生态化能协调经济增长与自然生态二者之间的矛盾。第一，可促进经济增长，并在不超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情况下，为经济系统提供发展的资源和能力。高新技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大力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和再生能源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航天航空技术、海洋技术等高新技术，使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现代高新技术，可解决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资源供应短缺的矛盾。第二，可促进经济系统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实现由粗放型、资源型、劳力型经济向集约型、生态型、知识型经济转化。我国落后的科技水平导致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从而造成“高消耗、高浪费、高污染”。实施技术创新生态化战略有助于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技术创新步伐，推进我国关键技术创新和信息化进程，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第三，可推进各地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大技术创新，依靠技术创新提升传统产业，优化生产中的工艺流程，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科学技术含量与竞争力，带动低碳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生态化不仅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同时还是推动生态文明社会更好更快建立的坚实有力的技术保障。”[8]

经济发展是实现科技创新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保障。党的十报告中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加强经济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实现经济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主要还是要依靠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推进生态文明的根本动力。只有经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只有经济发展才能为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提供动力；只有经济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生态良好；也只有经济发展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国际关系。[9]

科技创新生态建设篇4

创新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创新生态系统则是创新高效和可持续性的重要保障。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创新生态系统的建设受到极大的重视，其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方面发挥着引领和带动作用。长江三角洲是中国第一大经济区，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国际门户。创新生态系统建设能够实现构建服务体系完善、高端创新要素聚集、富有创新活力的长三角区域创新目标，对国家和社会的创新发展至关重要。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能够聚集国内外高端企业、创新要素、研发机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等资源，帮助长三角地区构筑自主创新高地，形成创新生态优化的发展系统。

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生态体系，有利于长三角地区在政策、特色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等方面形成良好发展。为此，本文提出了建设长三角地区创新生态体系运行机制和发展路径，以便推动长三角地区中各创新主体耦合互动、合作良好，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本研究还进一步拓展了国内外科技资源向长三角区域聚集的主要途径和渠道，为深化国内外科技合作，加快科技资源的聚集和落地转化，使得长三角地区在制度创新、产业发展、开放创新、转型升级等方面形成示范提供参考，并为高水平建设新型创新生态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1. 创新系统概念的提出及发展。创新系统很早就受到了关注。国家创新系统（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NIS）最早于1987年提出，主要由政府部门、大学、中介结构、企业和科研机构构成，是创造、散播、传递新技术和新知识的内部相互交流的网络系统。制度是影响国家创新系统发展的重要因素，应重点解决国家创新体系激励机制、企业、金融和财政制度安排。知识产权保护也可以有力地促进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和发展。20世纪80年代，主流经济学认为是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异同导致了各国保障技术进步的制度在变迁上产生了差别，从而使得各国经济的增速不一样。在此背景下，国家创新系统迅速扩散。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家创新系统对各国决策界和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2. 创新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cosystem）最初是由美国竞争力委员会于2004年提出。随着创新的发展，创新主体的创新模式和之间的互动都形成了新的竞合态势，创新生态系统从而也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

在市场环境多变和创新技术不断涌现的背景下，企业往往是创新最活跃的单元。大、小企业在创新生态环境中的作用和获利能力各不相同。West提出一套分析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框架体系，包括关注企业的动机、生态位、创新战略、成果等。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应不仅能够使企业获得和使用系统中的循环资源，还应该使企业自身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企业家的创业过程与企业生态系统的发展过程密不可分，企业家的创新意识、知识经验对实现企业创新有很重要的作用。

企业创新的实现，离不开与产业的互动。何向武（2015）分析了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内涵、特征、结构和功能。林婷婷（2012）探讨了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运行和演化。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联系、竞争与合作会形成一种创新文化，对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至关重要。企业从产业创新生态系统中获取政策、资金、教育和文化等支持，企业间的平衡决定了产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

国家创新生态系统不基于特定的研究对象，而是关注创新生态整体在保持国家创新能力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国家创新生态系统具有自组织性、多样性、平衡性等特征，其更注重宏观系统整体的栖息性、动态性和生长性。

从以往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创新系统和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大都聚焦的是从内涵、结构、特征、绩效和政策等方面探讨企业如何做大做强、产业如何发展等问题，在如何推动长江三角洲区域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建设方面研究很少，尤其是产业集群发展、开放创新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因此，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演绎、文献分析以及实地调研等途径，结合创新生态体系理论发展最新成果和长三角区域创新发展现状，提出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路径模式，保障其竞争能力的提升。

三、 长三角地区发展现状

长三角地区目前的发展现状中存在一些共性。首先，对于不同地域的企业地理布局，有些相对集中，有些相对分散，专门的管理委员会和专业管理人员还较为缺乏。其次，有些区域的产业特色较为集中和突出，但有些同产业下的各企业分布相对分散，使得同区域内的协同创新受到影响。再者，对于合作，企业与上下游产业链的互动多自发进行，缺乏深度和广度。此外，科技服务机构多处于独立提供服务的模式，应对这些孵化器和众创空间进行统一规划。最后，长三角地区创新发展战略目标较为宏观，还没有特别清晰详细的发展路径和运行机制。

为使长三角地区成为国际一流、竞合协同、开放自主、可持续的高科技生态区，应建设并完善创新生态体系，有针对性地出台创新激励政策与制度、构筑良好的创新环境，促进包含政府、企业、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科研创新服务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创新。

四、 创新生态系统发展路径与运行机制

长三角地区需创建国际一流、具备创新文化、多样共生、竞合协同、开放自主、可持续的高科技创新生态示范区，充分发挥标杆作用。其价值在于实现科技创新各主体竞合共生，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充分就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获得核心竞争优势。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发展战略地图。

首先应确定利益相关者及其职能。政府主管部门应利用自身与各方联系较为紧密的优势有效衔接产学研，为创新生态实施提供保障;高校科研机构应做好科研创新，提高与企业交流互通的能力;高科技企业应加强自身的科技创新与互动协调，保证创新生态化和创新产品持续涌现;科技服务机构应强化自身的服务性，保证科技创新的顺利进行，帮助办理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实施所需的各项手续;科技金融服务机构要扩宽科技创新的投融资渠道，保障科技创新的资金始终充足;服务社区则要起到辅助作用，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为创新科技人才提供舒适的办公环境，保障水、电、网、气等各项基础设施正常运营。

其次，要建立长三角区域创新生态系统阶段性发展目标，不能急于求成，应按照自然发展路径逐步建立完善创新生态體系。包括构建良好的内外部环境;升级能量流、整合资本、产生创新模范型企业;促进主体耦合、打造主导产业;促进区域耦合、打造区域性创新生态系统;形成自身不断演化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也就是发展路径"五步曲"。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发展主题。在第一阶段，构建良好的内外部环境，要重点围绕构建现代化创新治理体系、构建高校的创新服务平台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三个主题进行建设;在第二阶段，升级能量流、整合资本、产生创新模范型企业，要注重企业内外部关系的转变，合理配置创新资源，使创新环节分工更加专业化;在第三阶段，促进主体耦合、打造主导产业，要使相同产业内的企业竞争合作，聚集创新资源，联合创新，加强企业与环境互动协调，共同形成产业优势;在第四阶段，促进区域耦合、打造区域性创新生态系统，合理安排产业结构和布局，有机连接产业链和价值链，支撑区域创新生态体系发展;在第五阶段，形成自身不断演化完善的创新生态系统，企业、产业、区域各种群竞争共生、持续进化，整个区域生态体系协同互动、开放循环。

最后，要为目标的实现和发展路径的顺利实施提供支撑保障和促动因子。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在政策上创新，建立高效的领导班子，使得管理本身生态化，为长三角区域创新生态体系的建立保驾护航。同时，还要建立优秀企业、人才、项目引入机制、自主创新资源平台数据共享机制和利益激励创新动力机制“三维一体”的运营机制，不断促进和激励创新向着生态化演进。要引导和鼓励大型先进企业在区域内设立分公司、工厂或办事处。现有公司在区域内建分公司和子公司，政策要有一定的倾斜。充分加强产学研合作，将高校重点、优秀的项目引入区域，进行合理的投资运营。高校项目一般都有很强的技术研究作支撑，有很大的潜力。高校优秀项目的运营可以使其得以充分实践并发挥带动作用，引领行业一些技术的创新或更新。此外，鼓励大型领先型企业创新，利用现有机制加强创新。培育新的项目，要有一定时间和资金的投入，有一定的容忍度。鼓励研发新的产品线，充分利用已有成熟的管理体制来促进新项目的运营。制定完善的人才吸引政策措施。允许有意向社会人士入驻并给予一定的科技创新优惠和期限。应完善现有科技创新企业大数据库及相应的科技创新企业大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应设立专业的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部门和人员，使得该大数据库及数据信息共享平台能够规范化企业对相关科技创新数据的统一填报过程，并保证各数据收集部门所收集数据的一致性。科技创新具有投入高、风险大的特征。目前科技型中小企业都起步不久，对于市场风险的承担能力较弱，从而极大的制约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和科技创新的发展。应制定适合发展的创新风险分摊政策，保障企业大胆的进行科技创新。同时，应合理调整税收结构，对新兴战略性高科技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倾斜。

通过上述战略地图的布置，长三角区域的现状会从本质上开始转变，通过各利益相关者、各体制机制、各条件基础等共同作用，逐步在完成每一个阶段性目标基础上最终实现创新生态发展。

五、 结论与展望

科技创新生态建设篇5

以科技为核心，打造“两区四园”创新载体。开发区以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精密制造产业为定位，建设新兴产业的高地，跻身全省20强。高新区以发展新型医疗器械、电子信息、IT产业为目标，加强研发投入，建设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区。航空航天复合材料产业园，以碳纤维、玻纤材料为核心建设10平方公里产业基地。航空航天高性能合金材料产业园，以高纯净镍基合金、钛合金、镁合金的新技术、新产品开发为重点，建设5平方公里产业基地。安全装备产业园，立足空气分离、安全救援、第三代消防车的新技术、新产品开发。滨江装备产业园，加快推进中佳高新技术轧辊、中冶东方重工新材料和天工高端模具钢等项目。

以人才为基础，构筑海归团队的智力支撑。“十二五”期间每年引进高层次人才团队10个以上，5年引进150名高层次海归人才。探索与国内外知名高校联合办学形式，建设开发区科技创业园、开发区科技大厦、高新区科技创业园、高新区软件园等科技孵化基地，建立高性能合金研究院、轨道交通国家工程技术中心丹阳分中心、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化服务平台、航空航天产业院士工作站等公共平台，在高新区核心区域建设科研院所一条街。建立多层次、复合型的人才建设体系，拓展人才创业舞台，以人才的力量创造更多的“第一”和“唯一”，构筑创新之城最可持久的发展优势。

以金融为引擎，探索“金三角”模式。以科技型企业、科研院所、风险投资机构三者强强联合的“金三角”模式为特色路径，打造“创新、载体、金融、服务”四大创新链条。开展科技金融改革探索，打造政府出资、社会筹资的科技型企业融资服务平台。试点设立科技小额贷款公司，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资金问题。推进科技投融资体制创新，设立科技风险平台和科技担保平台，加大对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金融支持。

以文化为支撑，建设江苏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挖掘丹阳独有的齐梁文化资源，以科技创新为依托，加快推进“江苏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江苏文化科技产业园建设。全面启动66平方公里范围内的道路、绿化、空间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产业发展的强大平台。大力推进“天地石刻园”项目，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打造一个独具魅力的石刻游园；启动尚阳立体影视产业园建设，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大屏幕立体影视技术、普通电影平面转立体技术为支撑，着力打造一个集科技研发、生产制作、影视展示和综合服务为一体的世界领先、亚洲一流的专业园区。加快推进战略合作，启动南朝陵墓石刻环境整治、温泉度假区、长溪谷养生社区、皇业寺和水晶山生态旅游区建设，发展文博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休闲文化和银发、金融衍生产业，创新文化产业发展新领域。

以低碳为追求，建设芬兰数字生态城。全面加强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努力打造江苏省新兴低碳城市。以芬兰数字生态城建设为重点，推广低碳、环保、节能的生产和生活模式。芬兰数字生态城是国家级的重点项目，该项目规划面积5平方公里，采用先进的规划设计、数字通讯、生态环保技术，集居民生活、工作、文化、休闲、服务为一体，预计3-5年建成。建成后，数字生态城将成为我市发展低碳经济的示范区，成为建设低碳城市的先行区。

科技创新生态建设篇6

关键词：黄河三角洲　高效生态经济区　高校角色定位

2009年11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关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实施，标志着黄河三角洲开发建设进入国家战略层面推动实施的新阶段。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下称“黄三角生态经济区”)建设对我国探索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双赢模式、促进资源型城市战略转型、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推动环渤海地区经济腾飞具有重大的战略和理论意义。区内高校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支撑及高素质人才的集散地，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高校在生态经济区的功能

随着高校与经济发展日益紧密结合，国内许多资金充足、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开始向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转型。他们紧跟高科技和前沿产业发展方向，不断研发创新，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研风格和科研领域，反过来促进了高新产业的发展升级。以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下称“石油大学”)为例，它地处黄河三角洲区域内，以油气及其附属产业为重点发展方向，全力打造油气加工、化学工程、机电一体等6个科技服务平台，为黄河三角洲乃至全国的石油勘探开采、机械化工制造输送了大量高素质人才，同时也解决了众多重大技术攻关难题，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高校是生态经济区的增长极

弗朗索瓦・佩鲁(FPerrour)提出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会以不同的强度出现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自身的渠道向外扩散，通过增长极地区优先发展带动邻近地区。高校及附属科研机构、科技园从创建之日起，就在一直发挥增长极的作用。生态经济区的发展离不开高科技产业支撑，而高科技产业是大学科技园的汇聚，它从企业及政府吸收了大量的资金，从高校及科研机构引进高新技术，从高校选拔优秀人才，通过不断向外输出新产品和衍生新企业，以强大的力量将高科技园区的产品、资本、技术、信息甚至观念向外辐射，空间扩散，加速了大学本身发展，也促进了地方经济腾飞。

(二)高校是生态经济区的创新极

高校已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先锋，承担着加强技术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使命。大学可以充分依靠学科创新优势，在技术开发、工程研究、成果转移等方面，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促进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如“两段提升管催化裂化新技术”可提高装置处理能力30％～40％，获3项国家专利和1项美国专利，现已应用于生产；2009年底，石油大学成立黄三角区域经济与文化研究中心，现已承担多项区域建设重要课题，为黄三角洲的战略开发提供理论支持。

(三)高校是高素质人才的集散地

舒尔茨认为，劳动力并非同质的生产要素，对劳动力追加资本投资，其质量会得到升华，从而产生出新的生产要素ak力资本，实质上是高素质的劳动力。目前，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就是教育投资，因此，高素质人才培养理所当然由高校来完成。生态经济与社会的建设呼唤着高素质人才，客观上对高校的人才培养和输送模式提出了要求。建校以来，石油大学已为石油石化工业和国民经济建设培养输送了近10万名毕业生，是石油、石化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被誉为“石油科技人才的摇篮”。

(四)高校是信息的前沿，政企决策的后方阵地

当今世界，把握信息就把握财富。高校书籍众多，校园信息系统健全，师生与校外院校、科研机构、企业等联系密切，交流便捷，信息传递更新迅速。站在信息的最前沿，紧跟潮流，把握经济的动向，这是高校的优势所在。发展战略，政企决策，离不开出谋划策之人，高校专家、学者云集，更能客观地评价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帮助政府制定区域发展战略，为企业提供决策支持，发挥智囊团作用。

二、高校在黄三角生态经济区的特色定位

高校作为地方区域中先进文化、浓厚创新意识的代表，是知识创新系统的核心，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随着黄三角生态经济区的建设，高校作为此区域发展的一部分，是创新知识和培育人才的沃土，必须植根于地方经济特色的需求来进行定位。

(一)校地合作

经济区内高校可以说是地方最大的知识产业集团，是地方知识积累、创造与传播的主体。地方高校要积极利用自己的人才、学科、信息资源优势，打破高校与地方的壁垒，主动参与到地方重大发展规划的研究中去。石油大学地处东营，拥有黄河三角洲主战场的地缘优势，可以直接参与到黄三角高效生态经济区的战略开发与建设中，结合该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的需求，科学预测区域今后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趋势，进行校地合作共建，为经济区提供先进技术，培养所需人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石油大学需要进一步加强与经济区内地方政府合作，在附近建立石油石化、机械化工、生物工程等产业的高新技术服务基地，为学生的创业创新教育以及就业提供学习和实践条件，也可解决当地复合实用性人才缺口，扩大高校在地方的技术影响力；继续加强与经济区内的企业合作，共同引进、开发新型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升级产品，形成新产业，促进以高校为技术支撑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崛起，加快粗放式企业向集约型迈进的步伐，使企业以资源优势迅速向产品优势甚至服务优势转变，切合生态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二)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向创新迈进

高校是知识汇集与创新的源头，是参与知识创新不可或缺的行为主体，高校需要通过对创新人才的培养和相关科学研究来实现知识创新角色。因此，必须建立独具特色的优势学科，通过优势学科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和创新。首先，高校丰富的教学资源和自由的学术氛围，是发展优势学科的保证。黄三角高效生态经济区内的高校在继续保持原有优势学科的基础上，发展新兴学科，建立多维方向的学科优势。其次，学科优势的保持和发挥应以创新为灵魂，只有不断掌握学科前沿动向，才能更好地实现创新。适度超前进行专业结构调整和课程体系改革，加大实践性教学环节的比重，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面向基层、面向实践的能力与本领。石油大学应根据黄三角生态经济区开发建设的需求，进一步调整学科设置尤其是非石油化工主干专业结构，加强此类学科的实践教学工作，建立与经济区发展相接轨的知识体系。另外，进行多学科知识融合创新，加强对黄三角高效生态经济的研究力量，建立以环境工程、生物化学、产业经济等学科为支撑，开放、交叉、综合型的高层次研究平台和国际合作研究中心。

(三)加快产学研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重点高校是解决区域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主力军。建立产学研联盟和创新合作平台、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决策咨询和科技服务，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支持。石油大学地处

油田腹地，邻近大型石油石化、机械加工企业众多，为学校的产学研结合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与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司合作在学校建立科研中心，政府、企业、高校紧密合作，均开创了油、地、校结合的成功范例。但石油大学还应加快构建以经济区建设和生态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以创新平台为基础、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加大对制约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开发建设的关键技术的研究、攻坚，承担黄河三角洲生态经济研究、高科技项目研发、节能减排等科研项目，努力成为紧系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智力源”、“思想库”、“发动机”，以便将高校的人才与科研优势迅速转化为区域的现实生产力优势。

(四)打造高校特色文化

高校植根于区域，具有浓烈的区域本土气息，与当地政治文化、文明道德、社会进步有着密切联系，是开创本土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新风尚的策源地，对地方精神文明建设有着良好的示范作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开发建设离不开生态文化、创新文化等先进文化的传播。石油大学本身拥有浓烈的石油文化气息，影响了一批又一批油田工人，使石油文化深入人心，但作为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一份子，也应致力于为孕育和传播生态文化服务。因此，学校应定位于“石油+生态”双特色文化的建设和宣传，加强与国际、国内其他地区及高校的文化交流，融合先进文化，努力成为经济区科研文化的传播中心；通过设立论坛、讲坛、开展宣讲报告和咨询服务、举办文艺表演、出版文化书籍等途径推动双特色文化传播；鼓励广大师生自觉践行先进的文化理念、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带动社会的文明进步，使学校成为引领区域文化发展的“辐射源”。

(五)再续大学科技园新特色

科技创新生态建设篇7

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第一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随后于2010年8月国家召开了第三次全国科技援疆工作会议，2012年7月召开了第四次全国援疆工作会议。科技援疆作为五大援疆机制之一，在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依托科技援疆提升新疆自主创新能力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面临制约因素。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后，新疆进入了大建设大开放大发展的新时期。自治区党委七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以科技、教育为支撑，加速“三化”进程的具体战略选择，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对科技兴新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如何抓住科技对口援疆的机遇，提升新疆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真正把科技作为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当前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科技援疆的实践与成效

自2010年新一轮科技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来，各援疆省市积极主动与受援地开展对接工作，编制了82个受援县市的科技需求方案，有80多个重大科技援疆项目达成合作意向并签订协议书，协议合作金额达55亿元；新疆与20多个省市共同实施科技援疆项目338项。科技援疆在促进新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提高科技创新能力，运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农业科技创新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优势特色产业发展

湖南省重点围绕吐鲁番地区“兴工”发展战略，与当地联合开展科技攻关。推动吐鲁番科技企业创业孵化中心建设、在三个县市分别建设一个科技综合服务中心，攻克一批特色产业关键技术，培养一批科技实用人才，落实一批重大科技专项，转化一批科技成果。重点支持吐鲁番地区实施设施农业技术集成、加碘茶和砖茶的规模化生产、吐鲁番国家材料大气自然环境腐蚀试验检验平台建设、无机盐化工、石油化工、矿渣及废弃物综合利用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提高吐鲁番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推进特色产业发展。运用科技成果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深圳市建设喀什——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重点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机械设备、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企业，将建立以自主开发为主导、研发与引进并重的技术开发体系，使之成为推动喀什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上海市把推进科技兴县作为科技援疆工作主要任务，投资2070万元在泽普县启动了“世博科技”专项援疆项目示范工程，目前示范点建设已完成，推广工作陆续开展。

（二）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助推民生工程建设

以民生优先为原则，各援疆省市启动了一批科技项目。山东省援建英吉沙县的“农业科技示范园建设”项目建设预算投资4000多万元，建成后将成为英吉沙县设施农业科技示范及养殖培训基地，同时辐射带动周边18000余座设施农业大棚发展。天津市援建于田县项目“津引薯8号”马铃薯繁种体系和生产基地建设的实施，使全县脱毒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1万亩，亩均产量达到2700公斤，比普通马铃薯每亩效益高300多元，进一步带动了于田县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黑龙江省支持阿勒泰地区实施的“畜牧饲草新品种种植示范”和“优质肉猪繁育体系建设及产业化示范”等项目，为当地产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浙江省投资1523万元在全地区建立核桃高产科技示范园，有力提升了核桃产业化水平，为核桃提质增效、农民增收提供保障；投资720万元建设的乌什县设施农业示范基地项目，为当地年供应蔬菜1300多吨，促进了乌什县蔬菜基地的快速发展，丰富了当地群众“菜篮子”。

（三）科技支撑引领 着力改善生态环境

对口援疆省市围绕新疆“环保优先、生态立区”以及“资源开发可持续、生态环境可持续”的发展战略，积极推动新疆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建设。

吉林省科技援疆注重生态环保项目。围绕种质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加工利用等领域开展科技攻关，重点支持和推广吉林省的高附加值林果新品种冰葡萄品种等科技成果，为阿勒泰地区特色林果产业发展提供关键技术支撑，促使当地农牧民依靠林业科技实现兴林富民。

深圳市运用先进的生物技术促进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为做好喀什市北部的防沙治沙工作，中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采用先进的生物防治技术种植和管护防沙林，保护了生态，绿化了环境。

浙江省投资3165万元建立农业高效节水滴灌项目，为阿克苏地区四县一市提供农田生态保护技术，不仅使当地农牧民增产增收，而且节约了宝贵的水资源。

（四）注重科技基础和创新基地建设，提升新疆科技创新能力

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实施以来，各对口援疆省市纷纷在疆构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和技术转移基地上海新疆科技合作基地，天津科技合作园，浙江、江苏、山东等省市在新疆建立的工业园区在科技项目支持、土地供应、孵化器建设等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

湖南将“援助科技事业发展”作为一项主要任务，提出支持科技企业孵化中心建设、园区公共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重点产业科技人才的培养、支持特色产业关键技术开发推广，使吐鲁番地区科技基础设施和科研条件显著改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河南省支援哈密地区科技创业孵化园项目建设，孵化园集成果转化、企业孵化、技术人才培训等功能于一体，自2012年投入使用以来，不到3个月时间，已有23家企业入驻。“目前入驻哈密科技创业孵化园的企业全是从事成果转化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孵化园区正在通过技术服务和政策扶持，帮助这些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科技创新生态建设篇8

关键词：中芬合作；智慧城市；双边外交；战略展望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5.05.014

一、引言

芬兰于1950年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经过60多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在经贸、文化和旅游等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从外交层面分析，自1990年以来（特别是2000年之后），建立了约23对友好省市，覆盖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等）、省域（江苏、海南、河南和黑龙江）和多个城市（东北、西南、华东、中部等）。合作的行业包括生物制药、创意设计、高端服务、清洁能源和节能环保等。2015年4月，芬兰大选结束，席比拉（Juha Sipila）成为新任芬兰总理，他指出要在未来10年内创造20万个新工作机会，振兴芬兰经济。2015年10月，中芬建交65周年，这将在中芬外交上产生深刻影响，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同期正在推进城市的绿色化发展，[1]它为中芬建设环境合作提升高度、整合力量和工作设计创造了条件。

二、芬兰在生态智慧新城建设方面的优势

（一）世界低碳生态智慧的城市发展理念的发源地

“生态城”（Ecocity）一词，最早由美国学者理查德・瑞杰斯特于1979年创立，而生态城概念最早起源于芬兰艾洛・帕罗海默教授，[2]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将生态城战略作为机构创新的关键领域，重点开展技术研发和应用。芬兰建有世界上首座建筑面积200万平方米的“生态城”。2009年，芬兰提出数字生态城的概念，它结合传统的城市功能与现代信息技术，以实现低碳生活方式和发展低碳经济为主，集生活、工作、休闲、生产等于一体。该规划建设模式在芬兰，特别是在赫尔辛基大都市的新城开发计划中被广泛应用。芬兰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赫尔辛基创业设计产业发达，被评为2012世界设计之都，被Monocle杂志评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的环境绩效指数，芬兰空气质量位于世界最清洁空气行业，位居欧洲第一。由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2014-2015年），芬兰位居第四（前三为瑞士、新加坡和美国）。

（二）以生态智慧为核心的清洁技术体系高度发达

芬兰传统的主导经济造纸工业、农林业和无线通讯正在衰退，以清洁技术为代表的绿色经济正在突起。芬兰从事清洁技术企业的数量超过2000家，年均产业增长速度超过15%，2014年总收入超过200亿欧元，芬兰上届政府规划到2020年，清洁技术行业收入达到500亿欧元。根据芬兰就业与劳动部的统计，2011年，芬兰经济贡献最大的是信息通信业，产值450亿欧元；其次是森林工业，产值217亿欧元；清洁技术产业位居第三，产值214亿欧元。2012年，芬兰的清洁技术产业迅速增长15%，产值达到246亿欧元，升至第二大产业，被世界自然基金会等机构列入全球清洁技术创新能力前五位（2012-2014年），属于第一梯队的“孕育创业型”国家；中国排名第19位（2013年），在规模化生产、创造就业和吸引投资以实现大规模市场应用方面做了很大投入，属于第二梯队“商业化型”的国家。芬兰的清洁技术领域包括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空气质量保护测算与净化、废弃物回收处理与利用、水资源管理与废水处理等，并形成了良好的产业链条。如瓦萨市，能源公司有140多家，每年产值约44亿欧元，其中80%出口，该市10%的人口在该行业工作（全市人口11万），有竞争力的产业包括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智能电网、智能电站、能源效率、节能建筑、海运能源效率。芬兰的清洁技术产业主要依靠出口拉动，清洁技术企业总收入的一半以上来自国外。2012～2014年间，该产业最主要的出口市场是德国、中国、瑞典、法国和俄罗斯。

三、中芬政府间生态智慧城市合作总体概况

（一）政策沿革

芬兰多个部委、局（未来委员会、环境部、就业和经济部、农林部和国家技术经济局等）、地方城市（赫尔辛基等）和行业（清洁技术、信息科技和创意设计等）均注重对华合作（表2）。自2007年，中国能源局与芬兰环境部确定在生态环境领域展开合作开始，围绕城市建设和应用科技创新主题，逐步细化到生态城市、技术（创新、贸易）、土壤修复、水利合作和建筑环境等，按时间顺序涉及到国家能源局、商务部、科技部、全国政协、水利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其中生态城市领域的合作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2009年商务部推进的中芬生态园区建设就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志的重视。科技部分别从2013年和2014年开始推进中芬纳米技术和清洁技术的实质性资助研究，并设立中芬中小企业清洁技术创新合作项目。

自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以来，新城开发和既有建筑改造保持高速增长，可持续城镇化和可持续城市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城市建设迫切需要新的模式。[3-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率先在全国推进低碳生态城镇建设，逐步发展绿色生态城区，[5]并与绿色建筑同步实施，且上升为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1号文件。2013年4月，芬兰总统尼尼斯特访华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达成的两国“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定位，在可持续城市规划、能效提高、建筑物节能等方面达成了合作意愿，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芬兰环境部于2014年5月签定了《关于建设环境合作谅解备忘录》，确定了五个重点合作领域，其中第一阶段工作于当年启动。

（二）城市试点

自2007年开始，芬兰就业和经济部等就和我国商务部在我国地方城市（天津、江西九江等）展开研讨并探索合作开展生态城试点示范建设的可能性。中芬政府间生态智慧交流活动，均围绕特大城市可持续发展主题展开，强调用先进技术整合方案来促进中国特大城市的环境改善，如2013年的“美丽北京”和2014年的“纯净芬兰”；同时生态环境技术贸易对接，在地方省市的促进下进行尝试，如张家港的技术转移大会；自《新型城镇化规划》颁布以来，特别是试点方案的，综合集成、综合的生态智慧解决方案成为城市建设的重点技术支撑，尝试整合中芬生态智慧建设的垂直要素，开展综合技术创新，首先从研讨开始尝试，如2015年1月由中国工程院主导，中科院院所和芬兰方面开展的绿色低碳城镇化研讨。通过交流互动，促进了中方对芬兰的清洁技术服务能力的深入了解，同时启发了中芬开展实质性项目合作和试点示范的思路。中芬政府间合作备忘录签定的同期，试点示范工作同步得到推进，并得到外交层面的支持。

2010年3月中芬建交60周年之际，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访问芬兰期间签署“中芬数字生态城（China-Finland Digitial Eco-city）”政府间合作项目。在中、芬科技合作联委会指导下，“数字生态城”项目在中国进行推广，芬兰国家技术委员会、就业和经济部、环境部、国家技术创新局、国家技术创新基金、农林部、欧洲事务和外贸部、投资贸易促进署、清洁技术委员会、芬兰环境科技中国项目委员会、芬兰贸易科技中心、中国芬兰创新中心、赫尔辛基市、芬兰设计师协会等单位与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科技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北京市、天津市和深圳市等均参与推进（表3）。

截止2014年底，中芬部际间生态智慧合作试点项目按照启动时间顺序共计4个：中芬合作共青数字生态城、中芬（丹阳）数字生态园区、中芬生态谷和中芬北京移动硅谷生态创新园。与此同时，还有两个地方性产业型合作项目，即中芬高新技术产业园（浙江杭州）和中芬绿色科技产业园（江苏常州），以及三个推动中的试点项目，即中芬可持续生态城（江苏苏州）、香港中芬生态城（辽宁大连）、中芬生态产业园（江苏扬州）。

四、中芬政府间生态智慧城市合作经验分析

与其他同领域国际合作相比，中芬政府间生态智慧城市合作经验主要体现在适应性技术应用、体制机制标准建设、顶层设计资金保障、产城融合和多部门协同等。

（一）突出合作型科技创新与技术集成示范

我国在清洁技术培育、孵化和应用方面需要通过国际合作加快发展步伐，[6-7]芬兰的城镇化建设质量和进程为我国城市提供了良好的参考和借鉴。从中芬合作型的技术科技创新入手，联合双方科技研发、工程建设和产业力量，围绕中国城市的实际难题（城市规划、人口布局、交通设施、产业发展和建筑节能等），结合芬兰在这些方面的经验，开发适宜性技术，并予以集中集成示范。如科技部推进的共青数字生态城和丹阳数字生态园区项目。与此同时，在片区开发中，充分引入外资、内资共同参与开发。

（二）强调机制标准建设专门设置资金保障

我国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新城建设基本在每个城市都在同步推进，截止2014年9月，全国至少有900座新城（城市规模平均在43平方公里）。[1，8]新城建设不仅要有低碳生态和智慧的理念，同时要致力于标准化和规范化。国际合作生态智慧试点项目，更需要强调机制保障和标准建设，为我国形成具有指导性强、操作性好的政策标准提供有效参考。如商务部，在推进中芬生态项目中，将其纳入国际合作生态园区总体框架下（包括中德青岛生态园、中国瑞士镇江生态产业园、中奥苏通生态园、中法合作沈阳生态园、中法成都生态园、中意海安生态园、中意宁波生态园和中芬北京生态园）运行，成立了联席会议机制，就是便于国际合作生态园之间开展进行交流，互促互动。与此同时，商务部专门设立节能环保专项资金，保障顶层设计运行有机构支持和专家智库支撑，并聚焦开发国际合作生态园工作指导性标准体系（于2014年制定《国家级经开区国际合作生态园工作参考指南》），结合中国国情，同时适度超前，引导好全国开发区的生态转型发展。

（三）试点示范注重产业导入以及部门协作

结合我国新城进程中的教训，城区或园区的开发务必要有产业的导入，即便是居住型的片区开发，更需要扭转传统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粗放思路，要从城市运营和服务出发，构建楼宇体系下的生态智慧服务产业体系。将芬兰具有国际竞争力且满足中国需要的高技术以及绿色科技产业引入到试点示范区，既符合城市产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能带动区域的成熟发展。如中芬高新技术产业园（浙江杭州）和中芬绿色科技产业园（江苏常州）。鉴于部门之间的行政职能划分和协调边际成本，国际合作在融合促进部门协作方面有先天优势，有些中芬项目从地级市上升到省一级，并得到国家重视，有助于部门之间统一认识，发挥先行先试的优势，如中芬生态谷（北京门口沟）和中芬（丹阳）数字生态园区（江苏镇江）等。

五、“十三五”中芬生态智慧合作战略的初步建议

2015年，是中芬建交65周年的重大外交契机，同时是我国“十三五”期间中芬合作的战略元年。中方充分引导芬兰大选之后的芬兰政府企业力量深度参与到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化发展，从部际间的政府合作入手，结合已有的经验，提出下一个五年中芬生态智慧合作的初步建议。考虑在不同建筑气候区、不同城市规模（特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同片区类型（新城、改造）和不同城市区位（内陆、滨水、交通枢纽）等，开展生态智慧应用技术研发和试点示范工作。

（一）智慧共享，部际协作

上一个五年，通过自上至下的中芬生态智慧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结合我国推进智慧城市的发展战略，应加强既有数据的集成共享，建立有效的知识学习、经验总结和模式开发的工作机制，特别是要加强部际间协作。城市片区级试点示范，融合多个职能部门，在部际层面形成协作机制，有助于推进地方的试点工作。当前，商务部、科技部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委均在中芬合作中推进经贸往来、技术创新和建筑环境改善等。而这些方面在片区开发中，均是试点示范的重点，通过部际协作，解决或有效处置接口的问题，对于试点示范创新改革有重大的政策启示，对于地方城市获取国际合作价值有良好的渠道契机。

（二）资源整合，方案开发

芬兰对华合作，自上至下全面展开，有各级政府间、企业间、高校间和社会行业组织间等，如中芬（金桥）创新中心体系等，它们是推进中芬合作的关键性主体单元。在实现智慧共享的同时，解决信息不对称，也是当前面临的关键性症结，资源整合难度大。因此，应注重信息公开和资源整合，让更多的主体能够低综合成本地参与到中芬合作之中。针对政府投资性项目，将可以对外开放的领域和项目，向相关平台，支持和鼓励中芬各方和合作方共同参与开发。与此同时，试点示范区的开发，需要集成性的有效方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芬兰系技术推介和产品营销，应当通过中芬咨询力量形成有效的综合解决方案，服务于试点示范区域，并针对不同开发主体的需要，设计不同深度和广度的综合方案（包括规划设计、施工运营、投资模式和收益分配等），有效地考虑技术经济成本，构建有弹性和风险可控的一揽子决策工具。

（三）金融创新，实施有效

现阶段，依托国际合作争取国外直接资金支持，比较困难。我国的总体经济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从与OECD等国家的外交思路上分析，改革开发后的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的模式，基本被当前普遍的合作性技术输出和能力建设所替代。但是，试点示范区域的开发，从部委到地方城市，仍对融资有期待，中芬国际合作同样如此。因此，金融创新是必要的，特别是在项目启动的前期，更需要公共资金的注入，以此来带动私有资本的参与。中芬金融创新应从公私合营模式出发，这符合我国当前的金融政策，至少可以为保障顶层设计的执行提供最基础的保障。与此同时，在项目建设层面，挖掘公私合营的项目空间，挖掘市场参与的力度。“一带一路”，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推进国际间合作的区域战略，国家层面正在积极推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丝路基金和海上丝绸之路银行等融资性平台，这是继2010年倡导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后的更为多元化的创新性举措。2015年3月，芬兰正式宣布申请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为中芬在基础设施领域的金融创新提供了融资窗口。在中国开展的中芬生态智慧试点示范，应坚持考虑引入国家性投资支持，将项目设计为符合“一带一路”战略内涵、融资效益前景良好的适宜性投资项目。

（四）合作开发，互惠互利

中国现在正处于城镇化的稳步增长通道中，进程将持续10～20年。从建设领域来看，我国每年新建建筑超过20亿平方米，既有建筑改造4～5亿平方米。中国是芬兰开展生态智慧城市级项目最适合的合作伙伴。按照传统粗放的建设方式和节能标准，完成新型城镇化的既定目标，能耗缺口是2013年总能耗的1.36倍，建筑不节能导致的碳排放费用超过1300亿元。这些都是中国城市与建筑面临的严峻挑战，特别是在世界发达国家能源消费转型的背景下，挑战将比预想来临得更早。面对如此大体量的城市建设和严峻的资源环境经济挑战，坚持合作开发，双向投入，芬兰参与中国建设的积极性和对市场的理解水平将会极大地提升，并最终实现互惠互利。常规经验表明，在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初期存在较高的技术成本，伴随市场化之后，边际成本下降。如果在开发初期，就确立适宜性技术示范和量产扩散孵化的思路与计划，应用符合中国市场需要和接受能力的生态智慧技术，可以缩短边际成本降低的周期，快速实现互惠互利。

（五）产城联动，市场接受

我国现有的国际生态城项目，普遍发现增量成本较高，部分生态智慧技术应用后续运营困难，收益回收期漫长。与此同时，部分新城产业支撑不足，居住性地产开发倾向显著，导致入住率不高、片区综合发展滞后等严重问题。因此，中芬生态智慧合作，应坚持产城融合的思路，产业和居住应联动起来，规划编制中应做好前期研究，设计有效的产业导入；与此同时，发挥中芬合作的优势，着力从商贸合作和投资项目出发，在试点示范区域引进或合资建设中芬企业群、孵化器和综合服务设施，还必须有良好的产业配套，才可能长期争取到芬兰政企的持续性关注和扶持，将项目试点做成多期，不断孵化培育，最终争取成为有效的国际合作样板。与此同时，试点示范开发应坚持技术经济分析，从片区总体把握增量成本和适宜技术的应用，建立增量成本可控、经济性、宜居宜业性统一的示范区，并致力于构建市场层面可持续的复制模式、成本层面业主接受的销售模式。2014年11月，由深圳市工业设计行业协会和芬兰设计师协会主导，在深圳福田保税区内建设深圳中芬设计园，这是我国首个由中外合作、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专业化运营的设计文化基地，共同打造、建立的国际合作交流平台。

（六）共对挑战，持续创新

全球城市面临的挑战日趋深刻。中国城市问题突出表现在水资源短缺、空气质量下降、交通拥堵严重、能源供给转型、生态环境脆弱、公共卫生负担沉重和建筑更新等，[9-11]特别是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宏观背景下，城市的外部性问题的处置更为困难。芬兰也面临欧洲经济危机和本国经济下滑的现状，芬兰要在未来10年内创造20万个新工作机会，以扭转衰退的芬兰经济，而且芬兰国内也在广泛开展城市建设实践来应对挑战。随着城市文明的兴起，农业的健康可持续越来越面临风险。2014年9月，芬兰农林部和中国农业部在河北张家口研究“中芬示范农场项目”，论证在燕麦、奶业、农机等领域，特别是燕麦品种引进、试验、推广、农机的耕种以及加工等的合作可能性。因此，建立共对挑战的战略思维与机制，在中芬试点示范中不断坚持规划、建设、运营和投资创新，有助于为世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综合解决方案。

六、结语

中芬政府间生态智慧城市合作是引导我国城市规划建设向低碳可持续转型的重要实验场，国内新城和既有城区改造，[12]迫切需要遵循引入、适应和集成创新等全生命周期的路径，将芬兰的先进生产力在中国城区建设中进行转化。在中国建设有世界影响力、极具推广性的中芬城市模式，于双边合作具有广泛潜力和生命力。自2009年，中国开始推进低碳生态城市转型，超过98.2%的城市政府正式将生态城市建设作为城市战略（截止2012年底）；自2011年智慧城市被引入到中国，截止2015年4月，国家批准的智慧试点示范城市（区）超过200座。[13]芬兰参与到中国的生态和智慧城市建设有坚实的基础。面向下一个五年，坚持六大策略方向，中芬政府间生态智慧城市合作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双边共同繁荣。

参考文献：

[1]徐振强.我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化顶层设计――兼论省级以上地方政府发展绿色生态示范城区的政策特征与深化建议[J].建设科技，2015（7）：14-20.

[2]徐振强.服务新型城镇化探讨我国城市科学学科（群）的发展演进（1984-2014）[J].中国名城，2014（10）：20-24.

[3]仇保兴.智慧地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J].城市发展研究，2013（5）：1-12.

[4]仇保兴.新型城镇化：从概念到行动[J].行政管理改革，2012（11）：11-18.

[5]仇保兴.我国低碳生态城市建设的形势与任务[J].城市规划，2012（12）：9-18.

[6]徐振强.“十三五”时期深化我国城市新能源试点示范的规划思考[J].城市管理与科技，2015（1）：31-33.

[7]杨学军，徐振强.智慧城市背景下推进智慧环保战略及其顶层设计路径的探讨[J].城市发展研究，2014（6）：22-25.

[8]徐振强，杨光.我国城市能源利用的中长期对策建议（2020-2050）[J].中国名城，2014（2）：35-38，46.

[9]徐振强，杨光，王凤.基于PM_2.5防控理念的特大城市清洁空气改善战略研究[J].建设科技，2013（18）：23-30.

[10]徐振强，李爱民，尤志斌，冯晓星.基于法的效力保障低碳生态城持续性发展――《无锡市太湖新城生态城条例》的评析与建议[J].建设科技，2013（16）：46-50.

[11]徐振强.中国特色海绵城市试点示范绩效评价概念模型的建立与应用――兼论我国海绵城市创新体系平台的建设[J]. 中国名城，2015（5）：16-25.

[12]徐振强，张帆，姜雨晨.论我国城市更新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中国名城，2014（4）：4-13.